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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獸醫學;隱性知識;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 S853-4;G6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2)11-0336-02
中獸醫學是我國傳統的獸醫技術,有著數千年的歷史,由于受到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影響,在教學過程中存在著大量的隱性知識。筆者從中獸醫學的特點出發,結合近年的教學實踐經驗,就如何認識中獸醫學的隱性知識及如何將其轉變為具體內容的途徑進行探討。
1 中獸醫學教學中的隱性知識
在中獸醫學教學中,既存在著大量有關具體內容的隱性知識,又存在著有關教師教授和學生學習行為的隱性知識。認識和理解教學中的隱性知識是整個中獸醫學教學目標得以真正實現的一個必要前提,是教師整個教學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進行中獸醫學教學改革、切實提高教學質量的一個重要條件。
1.1 有關中獸醫學教學內容的隱性知識
中獸醫學教學內容的隱性知識,主要是由中獸醫學理論知識的隱性知識所決定的。中獸醫學是從宏觀角度去研究畜體內在的動態聯系和辨證規律,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是中獸醫學的基本特點,這決定了中獸醫學在很多概念及內容上不同于西獸醫學。這些概念及內容對于主要接受自然科學教育的學生,就形成了學習中的隱性知識。如“證”不同于“癥”,它不只是對疾病癥狀的描述,而是疾病病因、病理、臨床癥狀和診斷的綜合概括,同時還提出了治療方向,因此“對證治療”也不同于“對癥治療”、“辨病治療”;又如臟腑,除了指解剖學上的實質臟器外,更重要的是對其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的概括,不僅僅是現代解剖學中內臟的概念,中獸醫所涉及的腎還應包括“下丘腦—垂體—性腺軸”的功能。
還有一些隱性知識則不能或很難以用語言、文字或符號來表示。比如經絡能運行氣血、溝通上下表里,像網絡一樣遍布全身,但既不是血管也不是神經,看不見、摸不著、挖不出;陰陽是對相互關聯的事物和現象對立雙方的隱性概括,而不代表任何具體的事物;五行以五為基數來解釋萬物的生克制化關系;氣是具有功能活動的精微物質,在生命活動中表現出多種功能,這些功能也無法直接展現在學生思維中。
1.2 有關教師教授的隱性知識
在中獸醫學教學過程中,教師往往都有這樣的體會,很多知識對其本身而言,都很好理解和掌握,而學生卻沒有足夠的接受能力和學習興趣。教師如果堅持那種滿堂灌和一堂言的習慣,往往使內容過于隱性,學生總是受隱性知識的影響,不易想象和理解,接受就更加困難。如:一味地只從文字或語言上去描述陰陽的內容、五行的生克制化關系,而缺乏圖形的形象說明和仿真模擬,往往容易造成學生思維障礙,使中獸醫學變得枯燥而乏味,缺乏實用性。
2 中獸醫學教學改革的基本途徑
2.1 調整教學次序,注重前后貫通
中獸醫學的內容包括理、法、方、藥四大部分。筆者認為,中獸醫學的教學雖然要給學生傳授具體的理論知識和專業技能,無可非厚,但更重要的是對學生思維方式和治學能力的培養[1],因此中獸醫學的教學應按先基礎理論(理),后辨證論治(法),再到方藥,后到疾病防治的次序,學生更易于接受。
首先,專業的技能是建立在基礎理論上的,在教學過程中要始終強化基礎理論知識,只有較好地掌握基礎理論之后,對辨證論治的學習才不會難以理解。其次,對辨證和方藥來說,應確立“方從法立,以法統方”的思想。中獸醫治病,是以辨證為前提,再立法、擬方、選藥,若倒行逆施,則使病情加重甚至造成畜禽死亡,且中獸醫學認為疾病的發生會因時、因地、因畜而不同,治療的用藥,亦貴在因時、因地、因畜不同,活潑斟情。
同時還應注意,中獸醫學的“理、法、方、藥”是一環緊連一環的,講解時不僅要分節分段講解,而且要前后呼應,互相連貫,這樣可以使學生加深理解。如在講解脾胃生理功能特點時,還應該和脾胃病理的辨證、立法、用藥治療聯系起來。以胃為例:基本功能之一:胃主和降,胃氣以下行為順;病理上:胃氣不降,則出現少食,胃脘脹滿或疼痛等;胃氣上逆則噯氣頻頻,嘔吐等;治法上:或消脹除滿,或降逆止嘔;用藥:多用和胃、降胃氣的藥物,如陳皮、萊菔子等。這種教學方法能使所學內容融會貫通,既清楚又方便記憶,在筆者的教學過程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2 改進教學手段和方法,變枯燥為活潑
中獸醫學是獸醫專業的必修課,基于其理論的隱性性,如果教師講課時,語言枯燥乏味,缺乏行之有效的教學手段和方法,就很難調動學生的聽課興趣,影響其探求知識的內在動力。筆者認為,可以通過以下手段提高教學質量。
【關鍵詞】面部防護罩;手術室;醫護人員;血源性感染
【中圖分類號】R61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4-7484(2014)01-0279-01
手術室醫護人員每天都在進行有創操作,工作中直接暴露于血源性物質中,加上工作緊張、時間長,注意力高度集中手術操作,常被血源性物質污染不易發現。這樣,極易感染血源性疾病的危險,因此,手術室醫護人員必須堅持配帶防護用具進行手術是預防血源性感染的關鍵。
1 血源性感染的危險性
1.1感染HIV的危險 我國疾病控制中心1988年檢測報告已證實,醫務人員由于職業暴露易被HIV感染,我區HIV感染者人數位列新疆第三位,近年來,HIV感染者有上升趨勢【1】。
1.2感染HBV的危險 據王蕾等人研究手術室醫護人員乙肝感染高于內外科醫護人員,感染率為30%【2】。我院手術室醫師感染率為35%。
1.3感染HCV的危險 有人報道保健工作者中HCV患病率與普通人群相似,血清陽性率1.7%以下。近年來,手術室醫護人員感染HCV的感染率有上升的趨勢。
2 血源性感染危險性的來源
2.1污染源 含有HBV、HCV、HIV的血液、體液。
2.2傳播途徑 主要是經眼結膜、口唇粘膜及破損皮膚接觸。
2.3感染的危險性 被HIV、HCV、HBV污染眼結膜、口唇粘膜及破損的皮膚其危險性取決于:①眼結膜、口唇粘膜接觸血液/體液量的多少;②接觸時間的長短;③所接觸病毒滴度的高低;④所接觸的醫護人員的免疫功能等【3】。
3 防護罩對血源性感染的預防
3.1提高防護意識 防止職業暴露的發生是減少血源性物質污染最積極、最有效且較容易實施的預防措施【4】。我院地處新疆偏遠地區,吸毒人員多,造成血源性疾病增多。加上基層醫院創傷急診手術較多,因為HIV血清檢查出結果時間較長,來不及等結果出來就需要手術,因此要樹立全面的預防觀念,無論病人是否患有經血液傳播的疾病,醫護人員都應采取適當的預防措施。
3.2隔離方法 手術操作前,常規先帶好膠質透明能把面部全部遮擋的防護罩,固定在一個舒服的位置,穿好無菌手術衣、帶好帽子、口罩及手套,雖然每個人都有帶口罩,但是口罩易被血源性液體透過而被污染,而眼睛更是無法遮擋,暴露于帶有血源性液體的手術野中,手術操作中醫務人員注意力非常集中,小動脈的射血常不被注意,易射入醫護人員的面部及眼睛,污染眼結膜及口唇粘膜。由于手術不能停止,常常不能及時清洗及消毒,因此帶上面部防護罩可避免血源性物質污染面部,如確定為血源性傳染病則帶雙層手套,腰部用塑料布保護好防止血液透過手術衣污染手術者。
3.3提高醫護人員的免疫力 HIV、HCV目前國內尚無疫苗。我國是乙肝高發區,職業性感染機率最大,因此醫務人員要積極接種乙肝疫苗。
4 面部防護罩對血源性污染的效果及作用
我院手術室一直以來各科手術醫師由于沒有意識做好面部防護工作,經常有醫師手術中被血源性物質污染眼結膜及口唇結膜,特別是創傷外科多次為吸毒病人做手術時,被小動脈血射入眼睛及口罩而污染眼結膜和口唇粘膜。手術后醫護人員要為自己抽血檢查HIV、HCV、HBV及注射免疫球蛋白,這樣對醫務人員身體上造成了痛苦、心理上的巨大壓力,經濟上給醫院造成損失。因此從2011年開始規定手術醫師一定要帶面部防護罩后,無一例手術醫師被血源性物質污染眼結膜及口唇粘膜,從而減少了醫務人員心理壓力,保障了醫務人員身心健康。減少了醫院不必要的經濟負擔,是手術室預防血源性感染的重要措施。
參考文獻:
[1] 張培.現代護理學[M].北京:北京醫科大學出版社,2008.191
[2] 王蕾,張克,姜莉莉,等.手術室護理人員獲得性乙型肝炎的調查[J].齊魯醫學雜志,2006;24(6):302
獸醫藥理學是學習獸藥及相關研究內容的一門學科。在教學中,結合獸醫臨床實踐,培養學生實驗、實踐的能力,為臨床學習和研究獸藥打下良好的基礎。但由于該門課程內容理論知識較為枯燥,常導致學生會出現厭學心理。結合多年的教學經驗,探討如何在此門課程的考核方式上進行細劃與調整。
獸醫藥理學考核方式策略獸 醫藥理學是學習獸藥及相關研究內容的一門學科,為臨床學生學習新獸藥及相關研究提供基本理論,也是基礎獸醫學與臨床獸醫學的橋梁。它是動物醫學專業的一門必修課。通過該門課程的學習,可使學生較系統地掌握獸藥的基礎理論、基本知識、基本研究方法與技能。
1考核形式
將考核分為兩種:形成性考核和終結性考試兩種形式。形成性考核成績占課程總成績的70%,終結性考試成績占課程總成績的30%。
1.1 形成性考核
目的是本著從課程的自身特點和培養應用型人才的實際需要出發,通過對學生學習過程的指導、考核和管理,及時了解、反饋學生學習信息,有利于提高課程的教學質量和學習效果,有利于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形成良好的學風考風,有利于培養學生綜合素質、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有利于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和個性發展。而再將形成性考核內容分成四步來進行。
1.1.1第一次形成性考核內容
課堂回答問題占20%。通過上課前提問記分,督促學生課下認真復習,每人至少采分2次,取其平均分記入成績。
1.1.3第三次形成性考核內容
撰寫論文或案例分析占20%。考察學生對該領域的理解和掌握情況,培養學生對問題的分析、總結和歸納的能力。
1.1.4第四次形成性考核內容
學習心得占20%。培養學生組織語言的能力、文字水準及學習收獲,考察學生一學期來對本門課程的體會及信息量的收集。
1.2終結性考試
2主講教師職責及要求
2.1主講教師要按本課程實施細則的要求布置形成性考核任務,并收回學生完成形成性考核任務的相關材料。
2.2主講教師需按時評閱學生完成形成性考核任務的相關材料,并要有批語、批注和成績評定,并及時反饋給學生本人。
2.3主講教師要針對學生學習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指導、答疑及討論。
2.4主講教師如發現有抄襲、代作、復制等非學生本人獨立完成的現象,學生的課程形成性考核成績可視情節輕重按0分或違紀處理。
2.5主講教師填寫完《形成性考核學生成績記錄表》,經簽字認定后,成績要上
交到教務管理部門。
2.6主講教師學期末要對形成性考核情況進行認真總結,若發現問題要及時提出整改意見,并及時反饋給教務管理部門或學生管理部門。
3成績記載與管理
本課程的綜合成績應采取以下方法記載:
3.1形成性考核成績由主講教師評定,要客觀、公正、準確。成績一經評定,不得隨意改動。
3.2各種形成性考核成績均按百分制記錄。
3.3形成性考核成績的計算方法要全統一,采取以下記算方式:
X=∑(xi×λi)
X——學生課程形成性考核的成績
xi——第i項形成性考核任務的成績
λi——第i項任務的考核成績占課程形成性考核成績的百分比。
3.4學生必須能獨立完成課程規定的教學實踐活動(如必做實驗等),成績及格后方可參加終結性考試。
許多人認為動物只有在實驗室才能為人類的醫療作出貢獻,但動物普同性醫學認為,人類和動物患病以及治療的機理都一樣。
電影《周漁的火車》里有一個片段。周漁在火車上暈倒了。同車的人讓張強給她看病,張強大聲說,“可我是獸醫啊!”在美國,獸醫圈子里流傳一個笑話,他們把醫生稱為“人醫”,所謂的人醫就是只給一種動物看病的獸醫。
在普通人眼中,給人看病的醫生知識更豐富,技巧更熟練,他們也往往更受尊重。但這種觀念正在受到挑戰。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心臟病學家芭芭拉·霍洛維茨決定推翻這一假設。她認為給人看病的醫生在很多方面需要向獸醫同行學習,不能再把人類醫學和動物醫學看做不同的領域。在洛杉磯動物園兼職期間,霍洛維茨注意到人和動物病癥之間的相似性,從此走上了將獸醫科學同人類醫療科學相結合的道路。
人類和動物會得同樣的病
霍洛維茨從事心臟病的治療和研究幾十年,但是對獸醫知識一點都不了解。像很多醫生一樣,霍洛維茨與獸醫的唯一交集就是自己的寵物得病的時候。但是在洛杉磯動物園的兼職工作讓她改變了從前的看法,開始關注獸醫的知識。
霍洛維茨發現從抑郁癥、性功能障礙到上癮,幾乎所有人類得的病動物都會得。動物會患乳腺癌、黑色素瘤、腦腫瘤、功能障礙和梅毒嗎?動物會得強迫癥、飲食失調,會自殺嗎?它們有性嗎?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會”。
于是霍洛維茨與美國科普作家凱瑟琳·鮑爾斯聯合創造了一個新詞“zoobiquity”(動物普同性),并且合作撰寫了一本書:《動物普同性:動物能教給我們有關健康和醫療的何種知識》,書中描寫了人類和動物所患疾病的驚人相似性。
許多人把癌癥與化學物質和現代生活方式聯系到一起,其實動物也會得癌癥,兩位作者指出,癌癥是動物和人類共患的最常見疾病之一。長期以來癌癥一直肆虐于動物界,其歷史可以追溯到恐龍時代。馬易患皮膚癌,大量海龜死于癌癥,甚至蟑螂和果蠅這樣微小的動物都會得癌癥。
動物也會患心臟病,也容易感冒,而且動物還會得我們原以為人類特有的病。魚會暈倒,土撥鼠會患肥胖癥。蜻蜒被譽為昆蟲世界的戰斗機,可是它們也會體重超標。陪伴著人類的貓和狗更深受肥胖癥的困擾,城市里的老鼠也越來越胖,一些寵物龜也是,胖得手腳都縮不進殼里。
而面對壓力、孤獨和厭倦的時候,所有的動物都會自我傷害。鳥類在落單的時候會咬羽毛;公馬在馬廄里感到孤獨時會啃咬本文由收集整理自己,而當它們與母馬一起被放到野外時,就不會這么做了。就像人類一樣,有些動物也會得神經失調的毛病,一些母豬會得厭食癥,餓著自己。面對壓力,貓會控制不住自己舔爪子,狗會咬尾巴根或者原地兜圈子,而馬會咬自己的肋骨。有些野生動物被捉住接受治療的時候,會因為精神緊張而猝死。
獸醫有時比醫生更高明
在《動物普同性》一書的開頭描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動物園里,霍洛維茨發現一只患有心臟病的金絲猴,其癥狀非常像一種新近才被人類醫學發現的心臟衰竭。隨著研究的深入,她發現兩者其實就是一種病。這種癥狀在獸醫領域幾十年前就發現了,而且找到了治療的方法,而醫生在2000年左右才在人類身上確認了這種病癥。
獸醫還熟悉動物的癌癥、行為障礙、傳染病和其他一些人類也會患的疾病的病理和病因。我們知道人類和動物在基因上高度相似,但是一直忽略人類和其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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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相似之本文由收集整理處。從動物身上了解這些疾病,可以讓人類想出更好的解決之道。
獸醫是真正的全科,涉及的領域包括哺乳動物、爬行動物和昆蟲。獸醫的診斷不像醫生一樣要利用一系列昂貴的測試儀器,而是通過古老的觀察法作出判斷。動物也不能像人類一樣可以描述自己的病情。獸醫必須自己觀察動物的體態、呼吸和習性變化再作出判斷。這些方法都是人醫需要學習的。
論文摘要:現代獸醫行業科學發展信息化產業化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們不僅追求物質生活的舒適安逸,更追求的是生活的高質量,追求的是安全與健康。因此,對肉、蛋、奶的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幾年來,禽流感在全球泛濫,口蹄疫在世界各地蔓延,甲型H1N1流感正橫掃五大洲,瘋牛病正在一步步入侵人們的腦細胞。除此之外,豬瘟、雞新城疫等古老的疫病又以新的流行方式威脅著畜禽,豬的藍耳病、圓環病毒病也正對養豬業造成巨大損失,給人們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人們越來越重視獸醫在保障人類健康方面的重要性。
中獸醫學是起源于中國古代,經過數千年的發展而形成的具有獨特理論體系和豐富診療手段的傳統獸醫學,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同動物疾病進行斗爭的經驗總結,主要包括基礎理論、診斷法、中藥、方劑、針灸和病癥防治等內容。受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中醫學的影響,中獸醫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逐漸形成并發展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指導思想,以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為特點的理論體系和以四診、辨證、方藥及針灸為主要手段的診療方法。在古代中獸醫為我國畜牧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但隨著社會發展,中獸醫只有調整適應當前形式才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我們需要意識到我國現代獸醫發展不僅起步晚,而且由于各種社會原因道路十分曲折,進步緩慢,盡管國家政府高度重視,但與世界先進水平仍有較大差距。獸醫行業如何在新時期更好地發展,以做好動物疫病防控工作,確保畜牧業健康發展,保障動物源性食品安全,是當代獸醫行業必須認真思考和深入探討的問題。以下是幾點建議,僅供參考:
1適應新形勢要求,信息化發展
信息化浪潮將現代人推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信息化時代。每個行業的發展也必須適應潮流,才能在發展中進步,在發展中提升。因此,獸醫行業也要樹立起與時俱進的觀念,在行業中推進信息化的進程。
所謂獸醫行業信息化,是指為全面提高獸醫行業經濟運行效率、獸醫行業勞動生產率、獸醫行業競爭力,在獸醫行業生產、管理、經營各領域不斷推廣和應用電腦、通信、網絡等信息技術和其他相關智能技術的動態發展過程。在整個獸醫行業信息化建設中,硬件(電腦、網絡等設備)是基礎,軟件(辦公軟件、各種應用軟件)是條件,信息資源(資料、消息的收集過程)則是重要的生產要素。
建立行業信息資源數據庫,完善網絡建設。數據庫是指在計算機存儲設備上的數據集合,內容豐富、真實有效的信息資源是獸醫行業信息技術的關鍵。根據不同用戶對信息需求多樣化的實際,加強信息采集、整理、分析加工工作。保障建立一個真實準確、及時有效的信息數據庫。這個信息庫集疫情預防、疾情治療、案例分析、技能提升、疑難問題等多方面的信息資源共享,同時將信息及時地向網絡傳送,全國各地的政府、研究所、大學、企業、防疫站等都可以隨時隨地查看到這些數據,以進行市場預測和生產決策,享受信息化的便捷。
同時加速推進獸醫行業信息網絡工程的建設,加強標準和技術平臺的建設,建立統一的網絡平臺,建立以各省獸醫行業信息中心為樞紐,上聯農業部,下通至全省各地市縣鄉的獸醫行業信息網絡體系,并使獸醫行業信息網絡與畜牧業科研機構實現計算機聯網。
完善獸醫行業信息網絡建設,首先要加強獸醫行業信息員隊伍的建設,開展獸醫行業信息員培訓,拓寬信息渠道,推廣信息來源,搞好信息采集工作,建立一支自上而下、高效靈活的獸醫行業信息采集、整理、隊伍;其次要不斷改進和完善網站中的欄目,增加一些對獸醫職業具有指導意義的信息欄目,例如“案例分享”、“疑難解答”等信息;最后,要加大網站的宣傳、推廣、普及,養殖戶是獸醫行業信息使用的主體,必須使他們學會在網上獲取信息、分析信息,使網站上的信息真正用于生產實際中,發揮出最大的效益,這也是建立網站的最終目的。
2營造集群效應,產業化經營
產業化發展是時展的必然趨勢,每個行業都概莫能外。因此,我們要積極研究獸醫行業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新趨勢、新變化、新特點,并用以指導生產和工作,加快產業配套建設,增強發展科學性,走產業化道路,實現行業的又好又快發展。
營造集群效應,加強群防群治,在當代是獸醫發展的趨向和機遇。過去群體防治一直被認為是中獸醫的弱項,未能引起人們的重視。但隨著人們對環保和自身健康的重視,用抗生素和化學藥品進行防治所引起的各種問題迫使人們尋求一種新的代替藥物。而中草藥源于天然,毒副作用小,無殘留的特點必然成為人們尋求的趨勢,這就為中獸醫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機遇,而通過群防群治形成產業化發展,則是獸醫業發展的必然之路。
首先要從根本上樹立產業化理念,具有超前意識,由“單打獨斗”向形成產業為主轉變。隨著畜產品短缺時代過去,以及經濟收入的增加,人們已經由吃飽向吃好轉變,對畜產品質量的要求不斷提高,對獸醫的行業要求也逐步提升。而小規模的發展,獨立的經營模式已不能適應全局統籌的大方向,“單打獨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必須產業化經營,規模化動作,才能提升全局的“戰斗力”,提升行業的整體素質;才能以集體的力量和智慧應對疫病的發生,也只有資源共享了,才能提升全隊的業務素質,這是必須也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確保獸醫職能的充分發揮,從而保障生畜及人身的健康安全。
其次要調整思路,加強政策引導,積極推廣產業鏈條延伸經驗。實行“政策引導,防疫站聯合,獸醫主動參與”的模式,從疫病預防、種畜禽檢疫、技術學習、經驗推廣,實現配套銜接,形成從源頭到結局的完整產業鏈條,不僅可以實現統籌兼顧,高強度防治疫病,而且能夠保證從業人員的素質水平基本趨于一致,從而根本性地保障畜禽的安全性,實現根源安全。總之,建立并完善獸醫行業產業鏈條,讓疫情預防、從業人員素質提升、整體行業素質改善等諸多相關環節融入到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條當中去,可以實現整體應對市場,增強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實現規模防治,有利于獸醫行業的長遠發展,全局發展。
3重視行業薄弱環節,提升應對能力
每個行業的自身發展都有缺陷和不足,在我國獸醫體制中也存在的一些問題,諸如機構不健全,管理體制不順、基層防疫工作不到位、缺乏專業人才與技術和沒有完善的法律體系保障等問題,影響了行業長遠發展和社會應對能力。因此,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要重視行業薄弱環節,可從幾下幾方面入手:
完善健全獸醫行業工作體系。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獸醫行政管理機構。中央一級獸醫行政管理機構列入農業部的內設機構。省以下獸醫行政管理機構由省級人民政府結合本地養殖業發展情況和獸醫工作需要確定,并按程序報批。上級獸醫行政管理機構對下級獸醫行政管理機構負有指導職責;各級獸醫行政管理機構對動物防疫、檢疫工作負有指導和監督職責。要加強獸醫醫政、藥政管理,實施官方獸醫制度。
加強基層防疫機構建設。根據經營和公益性職能分開的原則,積極推進鄉鎮畜牧獸醫站改革。由縣級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按鄉鎮或區域設立畜牧獸醫站,人員、業務、經費等由縣級獸醫行政主管部門統一管理,承擔動物防疫、檢疫和公益性技術推廣服務職能。要將原由鄉鎮畜牧獸醫站承擔的診療服務等經營性業務進行科學界定,并與公益性職能合理分離,使其走向市場。鼓勵和引導鄉鎮畜牧獸醫站分流人員創辦經營性獸醫服務實體。
加強鄉鎮獸醫從業人員技術培訓。如今的基層獸醫技術人員,不僅承擔了畜禽疾病診治任務,還肩負著新技術推廣、法律宣傳、疫情調查和向上級通報疫情的責任。由于獸醫社會地位偏低且專業性特強,難以從社會上吸納到所需要的優秀人才,不得不采取“近親繁殖”和“自我膨脹”的方式解決,“子承父業”、“半路出道”的現象比較多見。他們之中大部分沒有經過專業知識培訓,對新知識和新技能的吸納能力較差,不對其進行職業道德和專業技能的培訓,很難適應新時期動物防疫工作。因此必須加大鄉鎮獸醫和防疫人員的技術培訓力度,提高獸醫業務綜合素質,確保重大動物疫病防疫工作的質量。應該在行業中逐步推行官方獸醫制度,逐步實行執業獸醫制度。各地要通過成立獸醫行業協會等方式,實行行業自律,規范從業行為,提高服務水平。
切實加強獸醫行業工作能力建設。要重視和加強獸醫教育,保證人力資源儲備,提高從業人員素質。加強獸醫科學研究,完善動物疫病控制手段,建立健全風險評估機制,提高科學防治水平。加強對外交流與合作,積極參與國際獸醫事務,跟蹤研究國際動物衛生規則,及時調整和完善國內相關政策。
[關鍵詞] 豬 寄生蟲病 分析 危害性 防控措施
[中圖分類號] S858.2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1650(2016)10-0271-01
從獸醫學的角度針對豬的各種寄生蟲病進行研究,認識到豬被感染寄生蟲病主要是由于豬的身體抵抗力下降而導致的。一旦豬患有寄生蟲病,就必然并導致寄生蟲在豬的群體中廣泛傳播,各種傳染病也會隨之在豬圈中蔓延,使得豬的發病率不斷提高。要降低豬的寄生蟲病的發病率,就要充分認識到寄生蟲病的危害性,堅持以“預防為主,治療為輔”的原則,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
1 豬常見寄生蟲病的分析及危害
1.1 肉孢子蟲病
豬所患有的肉孢子蟲病屬于是寄生于豬的細胞內的原蟲,表現為在豬的心肌中或者橫紋肌中有包囊形成。當豬被感染上肉孢子蟲,初期沒有明顯的癥狀,隨著肉孢子蟲的數量越來越多,肌肉就會產生變形,豬肉的質量就會下降。如果人食用了患有肉孢子蟲病的豬肉,很有可能也會被感染病癥[1]。對于豬肉孢子蟲病并沒有特效藥可以治療,因此,要采取必要的預防措施,避免豬被感染肉孢子蟲病是非常必要的。
1.2 蛔蟲病
豬患有蛔蟲病,是由于豬的小腸內寄生有蛔蟲。如果豬已經長到成年,身體素質良好,對寄生蟲病就會有較強的抵抗力,因此并不會表現出明顯的癥狀。仔豬對疾病的抵抗力較差,如果小腸內長有蛔蟲,營養就會被蛔蟲所吸收而導致仔豬營養不良,伴隨的癥狀是宰豬的腹部疼痛,且出現貧血。如果豬感染了蛔蟲病且較為嚴重,很有可能會導致腸阻塞,甚至出現腸破裂的癥狀,由此而導致豬死亡。
1.3 弓形蟲病
豬所患有的弓形蟲病屬于是寄生于豬的細胞內的原蟲,表現為在豬的呼吸道和消化道被損傷,皮膚的黏膜出現損傷的病癥。如果將已經患有弓形蟲病的豬和健康地豬在同一個豬圈中飼養,就會導致健康的豬感染上弓形蟲病。如果豬患有急性的弓形蟲病,身體的溫度就會快速升高到超過40攝氏度,甚至會達到42攝氏度。此時,豬就會表現為厭食的狀態,即食量減少或者拒絕飲食,同時還會伴隨著呼吸明顯困難,而且還會伴隨有咳嗽、眼結膜呈充血的癥狀,一些病豬還會流鼻涕。如果觀察豬的皮膚,就會發現在豬的耳部、眼睛周圍和胸部會有淤斑,呈紫紅色,這些淤斑會逐漸向豬的全身蔓延。患有的弓形蟲病的豬會有腹瀉癥狀或者便秘的癥狀,糞便的顏色為暗紅色或者煤焦油的顏色。
1.4 疥螨病
豬所患有的疥螨病屬于是慢性病,多是在豬的體表所生長的寄生蟲。疥螨會在豬的表皮下挖鑿隧道并在隧道內生長、發育、繁殖,主要是依靠食用皮膚組織以及因此而滲出的淋巴液維持生命[2]。由于幼豬的疾病抵抗力較低,如果患有疥螨病,就會從頭部、面部以及眼窩處開始蔓延,逐漸地,豬的背部、身體的側面以及股內側都會患有病癥,主要表現為瘙癢癥狀而對豬的飲食造成影響,且因此而身體消瘦,生長速度減慢。患有疥螨病的豬會由于瘙癢而到處摩擦,甚至會導致皮膚被擦破而出血,患病之處會有毛脫落以及結痂的現象。
豬一旦患有疥螨病,疾病就會在豬群中快速傳播,采用隔離治療措施是非常必要的。豬活動的場所,包括豬圈,所使用的各種用具以及豬經常活動的場所都要使用殺螨藥進行消毒處理。
2 豬常見寄生蟲病的防控措施
2.1 要做好驅除寄生蟲的工作
春季和秋季是寄生蟲病的高發季節,所以在這兩個季節要做到驅蟲工作。仔豬由于身體抵抗力低,很容易被感染寄生蟲病,因此,在出生45天左右就進行一次驅蟲,之后就每間隔65天左右驅蟲一次。給豬驅蟲在藥物的選擇上要根據豬群的生活環境和感染的情況,最好是選擇低毒的驅蟲藥物,以確保驅蟲安全且能夠獲得良好的效果[3]。驅蟲可以在夜晚進行,通過對豬糞便的觀察而明確藥物療效。
2.2 要對豬舍進行消毒處理
病豬所排泄的糞便要及時清理。為將糞便中的蟲卵、幼蟲及成蟲等有效殺死,可以通過堆積發酵而進行消毒殺蟲。對豬圈室內要使用濃度為15%的石灰乳或者濃度為15%的漂白粉融合進行消除處理,包括地面和墻面以及豬的飼槽都要徹底消毒,以將寄生蟲的蟲卵徹底殺死[4]。夏季是蚊蠅滋生的季節,要力求豬所食用的飼料或者飲用水潔凈,以避免出現二次感染。豬舍要每隔7天通風一次,確保豬舍中空氣良好,使豬的養殖環境清潔衛生,對豬的身體健康并提高疾病抵抗力非常有利。
2.3 對患有寄生蟲病的病豬和死豬都要進行無害化處理
如果豬已經患有寄生蟲病,就要立即對這部分豬采取隔離措施,并對病豬進行治療,而健康的豬采取預防措施,由此而可以避免豬的寄生蟲并在豬群中快速蔓延。對于感染了寄生蟲病的病豬以及因此而導致死亡的豬,要采取無害化處理措施。特別是對死豬,要明確死亡的原因,在豬的活動區域的地方進行無害化處理。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豬寄生蟲病擴散。
總結
綜上所述,中國的農業經濟發展中,養豬是提高農民收入的主要途徑。目前的農業養豬已經打破了傳統的養豬模式而采用新型養豬模式,其突出的特點就是對豬的常見病癥采取了多種預防措施。但是,豬寄生蟲依然會通過各種途徑侵入到豬的身體。為了避免因此而損害養豬農戶的經濟利益,就要做好寄生蟲病的預防工作,還要針對已經患有寄生蟲病的豬采取必要的治療措施。
參考文獻
[1]葉德海,黃愛民,李麟,等.5種豬寄生蟲病感染情況調查及防治措施[J].江西畜牧獸醫雜志,2011,12(01):2―3.
[2]杜森有,朱景利,王文學.陜西省安塞縣豬瘟免疫情況調查及防治措施[J].畜牧與飼料科學.2013(04):67―68.
庫恩之后,科學研究的視角發生轉換:“我們都關心獲得知識的動態過程,更甚關心科學成品的邏輯結構”,“要分析科學知識的發展就必須考慮科學的實際活動方式”[1]。同時,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影響日盛,其“語言游戲”說強調,任何活動都植根于特定的語言游戲或生活形式,從而受制于社會的、歷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以此為背景,一場重估科學知識的形態的運動展開了,“作為實踐的科學”觀念開始取代“作為表象的科學”觀念:科學是一種介入性的實踐活動而不是對世界的表象。因此科學研究理應把科學活動本身作為對象,而對科學活動的考察本質上是經驗性的社會學研究。這種新的社會學不對科學做內在論考察,不局限于科學的獨特的理性品質、認識邏輯、觀念史。它也作為“科學知識社會學”(SSK)而區別于墨頓學派的科學社會學。墨頓學派的科學社會學預設了不受社會污染的純粹的知識過程和知識內容,把科學技術的內容排除在社會學研究之外,僅把社會因素作為促進或阻礙知識過程的外部因素;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取消了知識的內容和情境之間的區分,把社會因素作為知識的構成性因素,對知識的構造活動進行了廣泛的經驗研究,產生了大量富有啟發的成果。
但是,科學研究最近二十年的發展表明,“或者社會科學精致得足以解釋科學的內容但是整個社會的創制卻陷入一片漆黑,或者宏觀社會學恢復作用但是科學的細節消失在視界之外。”[2]以布盧爾和巴恩斯為代表的愛丁堡學派的利益分析保留了宏觀社會學和政治批判的旨趣,但是其對階級利益等宏觀社會變量的訴求并不能說明知識的微觀構造。而柯林斯的爭議分析、林奇的民族方法論等微觀研究盡管在揭示知識的微觀構造方面成果斐然,卻缺乏宏觀社會學的關注,不能宏觀地說明科學與社會的關系,而這樣的所謂社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內在論研究”[2]。拉圖爾采用的人類學考察方法似乎為打通宏、微觀研究提供了途徑。這種人類學考察把經驗的案例研究作為科學研究的基礎,強調對知識的生產現場、知識的生產過程進行實時實地的考察,不僅追蹤科學事實在實驗室中的微觀構造,而且還追蹤科學家在所謂實驗室外部的活動。拉圖爾采取的人類學方法首先要求通過參與式觀察取得科學活動的第一手資料;其次,運用“轉熟為生”的策略,懸置以往的有關科學的成見,保持對觀察對象的距離,單單從當下的科學活動本身出發構造對科學的理解;再次,這種人類學的方法還要求研究者對這種人類學構造保有反思性;最后,至關重要地是,要求追蹤正在創制之中的科學技術而不是既成的知識和技術制品,這一點成為他考察科學的第一原則:“我們研究行動中的科學而非既成的科學和技術;我們或者在事實和機器被黑箱化之前到達,或者追蹤重新開啟黑箱的[科學]爭議。”[3]我們不妨追隨拉圖爾,去考察科學活動本身,追蹤工作中的科學家和正在制作中的科學事實,看這種考察能獲得什么樣的結果。
二、構造自然:實驗室生活
實驗室是科學知識的典型的生產場所。拉圖爾首先把實驗室生活作為研究對象,考察實驗室日常的知識生產活動,是“實驗室研究”的開創者之一。不過,“實驗室”并不局限于通常的有圍墻的具體的實驗室,其擴展意義為“知識的生產場所”,強調對實際的科學活動進行實時實地的考察。相比之下,以往的科學研究都是事后考察,即在接受已確立的科學事實的前提下去重構科學的發現史、觀念史。實驗室研究也不同于對實驗的研究,因為實驗研究往往以提煉科學獨有的方法為目的,而實驗室研究則以科學事實的實際制作過程為目標,基本上是一種社會學考察。實驗室研究采用了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方法,這種方法適合于新視角下對科學活動本身的考察。拉圖爾從1975年進入薩爾克(Salk)研究所,做了近兩年的實地考察。
現在讓我們跟隨人類學家進入薩爾克研究所的實驗室。實驗室包括各種復雜的實驗儀器,實驗材料,實驗室人員,科學文本。實驗儀器構成一組組“銘寫裝置”(inscription devices),銘寫裝置把實驗材料轉化成可以直接用作科學爭論之證據的銘寫符號(inscriptions)(數字、圖表、圖像等可以呈現在文本中的符號)。典型的科學活動是,把實驗材料聯接或放入銘寫裝置,經過一系列規范的操作生成銘寫符號,再根據這些銘寫符號完成科學論文,提出科學命題或主張,參與科學爭論,再依據爭論的情況繼續做實驗,強化或修改命題或主張,直至特定的科學命題或主張變成事實。在上述觀察中,首要的是實驗室的物質環境。“這個實驗室的特別之處在于儀器——我們稱之為‘銘寫裝置’的特殊配置。這種物質安排的至關重要性在于,作為實驗室成員的談論‘對象’的任何現象并不能脫離這種物質安排而存在。比如,沒有生物測定,就不能說一種物質存在。生物測定不是簡單的獲得某種被獨立給予的實體的方式;生物測定構成了物質的構造。...不僅如此,現象完全由實驗室的物質環境所構成。人工實在——實驗室成員用客觀實體來描述——事實上為銘寫裝置所構造。借用Bachelard的‘現象技術’ (phenomenotechnique)這個術語,這樣一種實在經由物質技術的構造而呈現出現象的外觀。”[4]這表明,科學不單單是思維現象、語言現象或者對世界的理論解釋,它本質上是一種物質過程,是對不確定世界的物質性介入,而正是這種介入構造出科學對象。玻爾認為對量子現象的描述不能脫離對實驗環境的描述。實際上,這對十七世紀以來的實驗室科學是普遍適用的。
拉圖爾記錄了科學家在日常的科學活動中的言談并加以分析,對科學事實的微觀構造過程做了考察。科學家的日常言談表明,科學“證據”的接受很難說是邏輯上必然的推論,而是做出判斷的問題,同行間的協商問題。比如說某種肽的靜脈注射是否具有心理行為效應的問題是一個實踐問題,取決于注入量,取決于科學家把什么注入量作為標準。拉圖爾還發現,科學家對特定科學主張的評估往往不限于所謂純粹的科學內容,而是包括研究興趣上的側重、職業實踐的迫切需要、學科未來的發展方向、時間上的限制,乃至對科學從業人員的權威甚或人格的評價,如此等等。這些考慮直接影響到特定科學主張的接受和否定。“評估的豐富性使得這種構想——思維過程或推理程序同這些討論發生于其中的實際物質環境相隔絕——變得不可能。”[4]。拉圖爾從言談分析中得出結論:科學事實“完全是一種社會的構造”[4]。“社會的”在這里并具有其在墨頓或布魯爾那里的含義,只是表明區別于純粹邏輯推理過程的微觀構造過程。
拉圖爾還從人類學角度進行了歷史案例研究,描述了促甲狀腺素釋放因子(TRF(H))化學序列的確定過程,給我們呈現出科學事實的典型的構造過程。[①]1962年,“大腦控制促甲狀腺素的分泌”已成為神經內分泌學界的公認事實。吉爾曼(Guillemin)認定這種控制作用源自下丘腦的一種新因子,他將之命名為促甲狀腺因子(TRF),并認定它是一種肽,決定用化學分析方法確定其氨基酸序列。其時下丘腦因子的生理學研究頗有成果,卻沒有分析出下丘腦因子化學序列的先例;TRF的存在只是一種假定,很可能是其他已知因子在起著作用。因此,該決定并非唯一可能的研究路徑,沒有它神經內分泌學照樣會繼續發展。盡管如此,吉爾曼1963年提出了確定新釋放因子存在的14條嚴格標準,從而徹底地重塑了釋放因子的研究領域。以前有關新釋放因子存在的研究和主張都被取消了。可以說,在這套研究標準存在以前TRF并不存在。這些標準要求更精密而昂貴的實驗設備和技術。日本、英國的競爭者因此出局。1966年以前,研究工作主要是改進TRF的提純方法。把一種餾分認定為TRF的根據僅僅是它能在生物測定中穩定地產生出與基線峰值有顯著差異的曲線。到1966年,已能獲得相當純的所謂TRF。但是,此前所有的酶實驗都未能破壞TRF的生物活性,吉爾曼因此主張“TRF或許不是一種肽”。沙利(Schally)的團隊采用了與吉爾曼大致相同的研究路線,盡管他們認為這種新物質是一種激素即TRH。沙利在1966年發現TRF含有His、Pro、Glu三種氨基酸,不過只占TRF總質量的30%。盡管存在著其他解釋,由于沙利認可吉爾曼的權威,因此無視三種氨基酸的存在而得出結論:“TRF不是肽”。而這意味著研究方向將發生發生重大改變。其時,與TRF的生理學研究相比,TRF的化學分析無甚進展。美國全國衛生研究所準備召開一個針對該領域的評審會議,這將直接影響該領域的資金分配,進而決定著TRF化學分析的存亡。吉爾曼的團隊將會議拖延到1969年1月,在該會議上公布了他們獨自做出的發現:His、Pro、Glu三種氨基酸占TRF總質量的 80%;TRF是肽。分析工作進入最后階段。確定TRF序列并不直接分析天然的TRF,而是用上述三種氨基酸合成各種可能的序列,同天然TRF做比較,看兩者在銘寫裝置上產生的銘寫符號是否足夠相似。沙利的團隊使用薄層色譜儀來進行這項工作,并于1969年9月提出,TRF化學序列是Pyro-Glu-His-NH2.。吉爾曼的團隊認為兩種物質在薄層色譜儀上所產生的譜線的微小差異不可忽略,因此否定了沙利的結論。他們認為只有原子水平的質譜儀才能最終確定TRF的結構。1969年9月質譜儀終于產生出合成Pyro-Glu-His-NH2與天然TRF的幾乎完全相似的光譜。爭議停止了。此時,本體論轉換發生了:“TRF是Pyro-Glu-His-NH2”。吉爾曼和沙利都因TRF序列的“發現”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
上述過程表明TRF序列的確定不是單線的邏輯發現過程,而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和多種可能性的構造過程,而實驗設備對不確定世界的介入在整個構造過程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科學事實的“發現”不過是曲折的充滿爭議的構造過程的結果。只有在構造過程結束之后,科學事實的構造才變成“發現”,變成獨立于構造過程的外在事實,構造過程本身以及實驗室的物質環境被掩蓋了。當我們深入知識的實際生產過程,知識的品質立刻發生變化:與其說知識是靜態的表象,毋寧說知識是一個動態的構造過程;知識的力量不是表現為對外部世界的描摹,而是表現為對世界的型塑。就知識的靜態含義而言,它不過是對型塑過程及其結果的記錄,知識更多的是一種“know-how”而非“know-that”的知識。不妨給知識下個新的定義:何為知識,知識就是型塑世界的過程或能力。知識的力量的表現之一就是對“自然”的構造。TRF的構造史已經表明科學事實或者說“自然”是構造的結果,先在的“自然”并不能說明科學事實的生產。“由于爭論的解決是自然表象的原因而非其結果,因此我們決不能用這個結果——自然——來說明爭論如何以及為什么被解決了。”[3]
三、型塑社會:實驗室的擴張
上述考察的焦點是科學事實的微觀構造,問題是發端于“實驗室研究”的考察知識活動現場的人類學方法能擴展到“科學、技術與社會”(SST)水平上的宏觀研究嗎?我們把“實驗室”定義為“知識的生產場所”,而實際上知識生產活動并不局限于通常的圍墻內的實驗室,隨著知識活動的實際展開,“實驗室”的構造也隨之擴展。拉圖爾認為“實驗室‘內部’與‘外部’的區別、‘微觀’水平和‘宏觀’水平的區別恰恰是實驗室的建造要破除和取消的”[5]。“追蹤工作中的科學家和行動中的科學”的原則自然會導向宏觀層次的科學研究,導向對實驗室的擴展構造、實驗室在社會中的定位及其型塑社會的力量的考察。在這種追蹤中,總會發現有一部分科學家在所謂實驗室“外部”活動,同科學界、政府、生產部門、用戶、傳媒、公眾保持著聯系。一旦這些聯系中斷,實驗室內部的研究工作將陷入停頓。這表明,對實驗室內部和外部做出截然區分是成問題的。這種區分把實驗室想像為隔絕于社會的知識生產地,從中產生出純粹的自然知識,這種知識隨后毫無代價地擴散到實驗室之外。這種成見掩蓋了實驗室的構造及其在社會中的定位,進而使實驗室的力量神秘化。且來看個案例。[②]
19世紀末法國的農場發生炭疽疫情。巴斯德把瘟疫界定為細菌傳染病,而此前細菌學與炭疽病毫不相干。他在發生疫情的農場研究疫情,把獸醫學的用語轉譯成細菌學的術語,比如說把“疫情潛伏期”轉譯成“桿菌的孢子”,從而把細菌學同疫情聯系起來。其后,他排除了農場的其他復雜因素而把培養成的細菌病原體帶回巴黎高等師范學院的實驗室,他在這里可以任意地控制條件對桿菌做各種試驗。他向外界宣稱:“若想解決炭疽病疑難請到我的實驗室來。”經過無數次試錯,巴斯德偶然地發現了降低桿菌毒性的實驗室條件,制出了炭疽病疫苗。這種疫苗在實驗室中的小規模活牛實驗中獲得成功,如其所愿地引起了農場主、獸醫、衛生學家等利益團體的注意。但是這并不能讓這些群體完全相信巴斯德的實驗室能控制疫情,因為疫苗在錯綜復雜的農場中的成功并不能得到保證。因此,巴斯德需要在某個農場中演示其疫苗的有效性。實際上,有許多非控制的因素會導致失敗。因此巴斯德需要把關鍵的實驗室條件擴展到農場。巴斯德成功地與這些代表達成妥協,把農場變成了準實驗室,巴斯德的“預言”實現了,在外界看來,實驗獲得了“奇跡般的”成功。巴斯德實驗室的疫苗被廣泛地用于法國農場。由此,巴斯德實驗室成為相關利益群體的強制通行點,巴斯德名垂史冊,法國農業的面貌為之一新,獸醫職業和衛生學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巴斯德的細菌理論與實踐深刻地影響了法國的社會關系。當巴斯德和衛生學者提出細菌——傳染病的傳染源——的概念時,他們并沒有把社會看作是由窮人和富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組成的,而是由傳染病患者、健康的但是危險的細菌攜帶者、有免疫力的人、接種疫苗的人這樣的群體組成的。他們給這些群體的界定加入了非人的行動者:細菌——共同的敵人。共同的利益被制造出來,一種新的社會連帶類型產生了。以前因為階級對立而被視作階級壓制工具的衛生法令得以實施。
巴斯德的實驗室重塑了各類社會行動者,轉譯了他們的利益和社會關系,成了型塑社會的力量。我們可以從巴斯德的工作中提煉出許多有意義的結論。首先,“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學活動的結果。“在我們的現代社會中,大多數真正新的力量來自科學,而不是來自古典的政治過程。”[5]“既然[科學]爭議的解決是社會獲得穩定狀態的原因,我們不能用社會來解釋[科學]爭議如何和為什么被解決了。”[3]布魯爾的社會實在論用社會說明知識,其根源在于他仍局限于表象主義的窠臼,認為知識是以社會為中介的對客觀實在的表述。而我們通過對知識活動的考察已經發現,知識的生產過程就是實在的構造過程。“描述(account)和實在不存在先天的(a priori)區別;...描述就是實在。”[6]其次,我們發現了科學力量的源泉——實驗室。當巴斯德把病原體帶回巴黎的實驗室時,一個關鍵的轉換發生了:研究場所由有著無數不可控因素的大規模的農場變成條件可控制的實驗室,巴斯德可以在該實驗室中任意地對病原體做各種試驗。同時,實驗室成果的應用并不是簡單的傳播,而是把農場轉變成準實驗室。“既然科學的事實在實驗室里被制作出來,為了使它們擴散開來,你需要建構它們能在其中維持其脆弱效力的昂貴的網絡。如果這意味著把社會轉變成一個巨大的實驗室,那就這樣做吧。”[5]似乎可以說,科學通過把社會轉變成巨大的準實驗室而型塑社會。再次,我們發現,實驗室本身的構造也包含了農場主、農業協會、獸醫、衛生學家乃至普通公眾這些社會行動者。巴斯德始終在努力把這些行動者的利益同他的實驗室聯系起來,竭力讓他的實驗室成為這些行動者的強制通行點。可以想像,假如他的實驗室未能成功地維持這些行動者的興趣,或者他未能同他們達成把農場變成準實驗室的妥協,那么炭疽病疫苗的實驗室制作就不會成功。可見,知識的成功構造以成功轉譯相關社會行動者的利益并贏得其支持為前提,實驗室不是封閉的實驗室,實驗室的構造必須納入社會行動者。
四、科學自然社會的同時構造:走向行動者-網絡理論
前述對科學活動的人類學考察已經揭示,“自然”和“社會”都是在科學活動中得以塑造,都是科學爭議趨于穩定的結果。傳統的社會學分析框架不再有效了,因為這種分析框架有著預定的社會范疇和嚴格的社會/自然區分。以往的科學研究預設了“自然實在”或“社會實在”這兩極。要么用自然來說明知識和社會;要么用社會來說明知識和自然;要么用“自然”和“社會”的雜交來說明知識。以拉圖爾為代表的巴黎學派所倡導的新的社會學研究框架試圖顛倒說明方向,不再用預定的自然或社會來說明科學活動,而是考察科學活動如何重構著自然和社會。他們主張,如果不研究科學和技術作為其一部分的社會情境同時發生的重構,科學知識和技術系統的發展就無法被理解。只有同時追蹤創制中的科學和型塑中的社會才能把握知識活動的本質。“自然的”和“社會的”要素性質上不加區分的參與了知識的構造,同時作為結果被重塑。巴黎學派據此發展出所謂的“轉譯社會學”(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又名“行動者-網絡理論”。那么科學、自然和社會是如何構成無縫之網的呢?我們來看卡龍所做的著名的案例研究。[③]
1973年,EDF(Electricite de Erance)籌劃開發新型電車(VEL:electric vehicle),該計劃不僅規定了新型汽車純粹技術上的特征,而且界定了這種汽車在其中運營的社會場域。首先,EDF界定了新社會運動中的城市消費者。這場新社會運動把矛頭指向內燃汽車。內燃機是工業時代的產物,產生空氣污染和噪音等副產品;私車還是社會地位的標志,此乃受批判的工業社會的消費模式。新型電車能擁有更優的性能/價格比,進而成為普通消費品。它還能改善城市公交。EDF在提出計劃時已經考慮了開發電化學電池的技術可能性:首先,公交系統能裝配改進過的鉛蓄電池;其次,蓄電池和燃料電池能使電力汽車的時速達到90公里進而開拓更廣闊的私車市場。EDF不僅界定了后工業社會取代工業社會的社會史和技術史,而且也對制造商做了界定。在EDF的項目規劃里,雷諾汽車公司只負責裝配底盤并制造車身。而雷諾汽車公司一直雄心勃勃地想成為歐洲最大的汽車制造商。EDF還尋求政府各部門提供支持:制定有利于電車的法規,為對電車感興趣的市政當局提供資助。還要求公交公司同研究中心和科學家們合作。EDF的電車計劃還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蓄電池、燃料電池、電極、電子、催化劑和電解液等非人類實體,與人類實體同等重要。蓄電池開發的失敗同消費者的不合作一樣對于電車的存亡是決定性的。電車的構成實際上包括了電子、消費者、政府部門、雷諾汽車、鉛蓄電池、后工業社會等社會的和非社會的要素。該項目在最初幾年里并未受到挑戰,雷諾汽車公司似乎默認了這場新社會運動的不可阻擋性。但雷諾汽車在1976年對自己的利益做了新的定位,對開發高性能電池的可能性、消費者的需求做了新界定,挑戰EDF的安排。在1973年時,VEL存在,而到1976年就瓦解了。
EDF實際上在建構一個世界,卡龍稱之為“行動者-世界”或“行動者-網絡”。 所謂的技術對象VEL隸屬于EDF正在建構的行動者-世界,可以說,VEL本身的構造就是這個特定的行動者-世界的構造。“行動者-世界”的概念使得理解社會和技術對象如何同時被型塑成為可能。我們現在對行動者-世界做一說明。首先,行動者-世界的構成是異質的,既包括社會行動者,又包括非社會行動者。消費者、政府部門、制造商、蓄電池、電子等社會和非社會行動者共同構成了VEL,決定了它的技術內容。在卡龍看來,“不描述型塑技術對象的異質的和規模更大的行動者-世界就不可能描述技術對象。”[7]“社會的”不再意味著“外部的”,科學技術的內容滲透著社會因素,區分科學的內部與外部不再有意義。其次,行動者-世界是通過轉譯過程而被建構的。行動者-世界并非外部世界中的預定的行動者的簡單組合。這些行動者的利益、身份、角色、功能和位置都在新的行動者世界中加以重新界定。比如說,雷諾汽車公司在EDF構造的世界里不得不服從新社會運動而降格為制造底盤和車身的廠商。在轉譯過程中,“社會的”和“非社會的”要素都發生改變。不過轉譯的成功與否取決于轉譯者的轉譯能力和被轉譯者的抵抗力。在上述案例中,雷諾汽車公司不甘于它在EDF所構造的世界中的位置,它努力建構自己的行動者-世界,進而瓦解了EDF的行動者世界,VEL也隨之死亡了。技術對象的堅固性對應于行動者-世界的堅固性。再次,轉譯過程表明,科學技術的力量已體現在建構過程之中,因為科學技術的建構過程就是型塑社會和自然的過程,科學技術的成功建構就是社會和自然成功型塑。同時,行動者-世界囊括了眾多社會的和自然的要素,這些要素構成科學的力量源,足以解釋科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社會的準實驗室化”,科學的力量不再神秘。要言之,在科學活動的行動者-網絡中已區分不出純粹的“科學的”、“技術的”、“自然的”和“社會的”內容,因為科學活動本身已經把它們結成無縫之網,“自然”和“社會”在這張無縫之網中被共同建構。
五、結語
對知識的生產現場進行人類學考察,同時追蹤創制中的科學和型塑中的社會,結果發現,知識生產把各種社會的和非社會的因素納入其中,知識的生產過程就是型塑自然和社會的過程,知識不是對世界的表象而是型塑世界的過程和能力;科學在建構一張科學、技術、自然與社會構成的無縫之網,也在這張網中被建構。在這種考察中發展出了行動者-網絡理論。科學的浪潮把人類卷入知識社會,知識社會是高風險的社會,其風險很大程度上源自對知識的生產過程及力量機制的無知和失控。科學的人類學和行動者-網絡理論為考察知識的生產過程以及知識與社會的復雜關聯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論平臺,尋求在降低知識社會的風險方面發揮作用。我們需要做的是,對知識社會中的知識活動進行更廣泛和深入的經驗性研究。
注釋:
[1] 庫恩:《必要的張力·發現的邏輯還是研究的心理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65,p.267。
[2] B.Latour,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 in M.Biagioli (Eds.),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9,p.276-289。
[3] B.Latour,Science in Action,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p.258,p.99,p.144。
[4] B.Latour and S·Woolger,Laboratory Life: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64,p.159,p.144。
[5] B.Latour,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in Knorr-Cetina and Mulkay (eds.),Science Observed: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 Ltd., 1983,p.141-170。
[6] S.Woolgar,Critique and Criticism:Two Readings of Ethnomethodology,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11,1981,p.504-14。
[7] M.Callon.,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In Mechel Callon,John Law and Arie Rip(eds),Mapping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ondon:The Macmilian Press LTD,1986,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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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案例參見《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第三章“一個事實的構造:TRF(H)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