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生物技術的核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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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現在生物技術的核心范文

【關鍵詞】現代生物技術；生態環境；污染治理；應用

一、前言

作為一種實際應用效果良好的技術方法，現代生物技術在近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研究其在生態環境及污染治理中的應用，能夠更好地提升現代生物技術的應用水平，從而有效優化生態環境及污染治理的整體效果。

二、現代生物技術的優勢特點

生物技術在生態環境及污染治理中的運用不僅良好實現了對環境污染的治理，還有利于改善污染地的生態環境。這種新型的治理污染的方式，不僅污染小，其治理效果也比較明顯，還有利于恢復當地原有的生態環境。我國的科研工作者要不斷地對這一新技術進行研究與實踐，為我國進一步的生態環境治理提供更加科學合理的生物技術支持。

垃圾廢棄物是一種較為常見的污染物，我們利用生物技術對其進行處理，能夠讓其分子結構改變，生物能對發生降解的各種產物和副產物進行重新利用，從而使環境污染程度得到降低，同時也將這些廢棄物進行轉化，變為可利用資源。

在利用酶促反應處理污染物的過程中，用到的酶是一種活性蛋白質，在常溫常壓和中性條件下進行的，這就使得大多數的生物技術可以快速的在現場進行。它具有一定的優點：第一，操作比較簡單；第二，成本比較低；第三，發生反應的條件比較簡單；第四，反應過程較為穩定；第五，效果比較好。這些方面的優點使生物技術得以在生態環境及污染治理中進行普遍應用。

三、常用的幾種現代生物技術

1.核酸探針檢測技術

核酸探針檢測技術。利用能與特定核苷酸序列發生特異性互補的已知核苷酸片段作探針，分析DNA序列及片段長度多態性。被標記的探針直接用來探測溶液、細胞組織內或固定在膜上的同源核酸序列。它具有高度特異性和靈敏性，目前廣泛應用于對環境中微生物的檢測，定性、定量分析等研究中。

2.酶免疫測定技術

該技術是依據抗原和抗體之間的特異性吸附于固相載體表面，引入一種酶作為示蹤物，通過共價鍵與酶連接形成酶結合物，加入底物后，根據顏色變化判定是否有免疫反應的存在，具有選擇性好、靈敏度高、準確、實用性強等優點，廣泛應用于監測農藥、污染物殘留、生物污染物等領域。

3.免疫金標技術

免疫金標技術是將特異性的抗原（或抗體）固定于硝酸纖維素膜，通過毛細作用向前移動，通過目測的膠體金標記物觀察顯色結果。該技術具有特異性強、操作簡便、成本低廉、結果判斷明確、時間短等優點，廣泛應用于環境污染物的在線檢測。

4.PCR技術

PCR即聚合酶鏈式反應，是指在DNA聚合酶催化下，以特定引物為延伸起點，通過變性、退火、延伸等步驟，體外復制DNA的過程，是一項DNA體外合成放大技術，能快速特異地在體外擴增任何目的DNA。PCR技術具有靈敏度高、特異性強等優點，用于檢測大量平行的樣品，環境中的生物污染。

四、生物技術在環境污染治理中的應用

生物治理環境污染是我國新世紀面臨的新的重大課題。以環境污染的生物治理為主，開展環境微生物學的基礎、應用基礎和應用研究，為重金屬廢水、石油廢水、印染廢水、油脂廢水、農藥廢水以及城市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提供效果好、投資省、運行成本低的生物治理技術和設備，以此促進我國的環境工程建設。目前可提供的技術主要有：

1.城市有機垃圾處理技術

將城市垃圾通過分選后綜合治理。將可腐有機垃圾生產成優質有機粉肥或有機無機復混粒肥；將可燃有機垃圾采用氣化焚燒或生產成板材；無機垃圾用于填埋，處理過程中產生的廢氣、臭氣、粉塵集中處理，廢水循環使用，處理場地環境衛生達到國家標準，使垃圾達到無害化和更合理的資源化利用。

2.高新生物工程技術處理油脂化工廢水利用來自于自然界又經培養馴化的功能菌株，根據廢水和污水的不同性質、組成，配制不同菌株，通過發酵培養形成多功能復合型菌液（亦可制作成干性固體菌劑），用于油脂化工、化工有機廢水、食品、印染、生活污水等工業廢水處理。

3.生物曝氣濾池處理生活污水及資源化利用技術集生物處理和過濾兩種功能于一體，出水水質優良，是一種高效的新型生物反應器，極適用于生活污水和工業有機廢水的處理及資源化利用。

4.含油污泥高新生物處理技術對我國大中型油田、煉油廠、石化企業等行業中含油污泥、煉油浮渣等進行生物治理，通過生物處理達到回收石油資源和污泥達標排放。

5.油田、煉油廢水高新生物處理技術通過對大中型油田、煉油廠廢水石油污染物樣品采集、降解微生物菌株的分離、篩選，獲得石油降解優勢微生物，針對含油廢水的不同水質特征，選用不同的微生物菌劑處理，使其穩定達標排放。

五、生物技術的發展趨勢

1.生物技術在農業中的發展趨勢

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和特有的遺傳資源，分離克隆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基因和基因工程品種已刻不容緩，以期在以“基因”為核心的生物技術產業中取得主動。實現單基因生物抗逆向持久性抗逆、生物性抗逆向非生物性抗逆的轉移。重視轉基因植物的環境安全性評估，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防止轉基因植物危害的發生與蔓延。隨著基因組時代向后基因組時代的過渡，研究重心已經從揭示生命的所有遺傳信息轉移到整體水平上對生物功能的研究。因此，在整體水平上研究細胞內蛋白質的組成及其活動規律的蛋白質學的發展和成熟，必將與基因組研究互相補充，給農業生物技術帶來革命性改變。

2.生物技術在環境中的發展趨勢

在污染的處理過程中，傳統的物理或化學處理方法常伴隨二次污染，且運行費用高，處理問題單一而微生物對各類污染物均有較強、較快的適應性，并可將其作為代謝底物降解和轉化因此，生物處理具有效果好、運行費用低、無二次污染等優勢，是保障可持續發展的一項最有力的技術措施。生物技術的發展趨勢將朝著傳統技術的改良、與其他污染處理手段相結合和與現代高新技術相結合等方向發展，研究高效快速的工藝流程。

3.生物技術在工業中的發展趨勢

工業生物技術的新崛起有兩個巨大的推動力，即社會強烈需求和生物技術的進步。人類社會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資源、能源、人口、環境問題.隨著生物技術突破性進展，使得人類可以設計和構建新一代的工業生物技術，可高效快速地將各類可再生生物質資源轉化為新的資源和能源。工業生物技術在生物能源、生物材料以及生物質資源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中生物能源、生物材料、生物質資源化等都是現在以及將來發展的重中之重。

六、結束語

通過對現代生物技術在生態環境及污染治理中應用的相關研究，我們可以發現，該項技術的多項優勢特點決定了其在生態環境及污染治理中的應用地位，有關人員應該從其客觀實際需求出發，研究制定最為優化可行的實施策略。

參考文獻：

[1] 米紅霞.試析生物技術在生態環境及污染治理中的運用[J].資源節約與環保.2012（09）：139-140.

第2篇：現在生物技術的核心范文

1．個體網中異質性同質性（Homophily）最早由Lazarsfeld和Merton？（1954）提出［28］，起始于社會學研究，其指行動者之間某種屬性上的相似或相同。異質性和同質性的研究多聚焦于個體網層面，關注個體的異質性對個體間連接造成的影響，如性別、種族、年級等對友誼的影響［29，30］。研究結果表明相似的行動者之間更容易形成連接。不同原因會導致同質性的分類有所差別。如Kossinets和Watts（2009）針對大學郵件網形成的研究中［7］，將同質性分為結構同質性（StructuralHomophily）和個人同質性（Individ－ualhomophily）。前者用來解釋相同的選課、小組討論等結構性因素導致人與人之間建立聯系，后者則用來解釋因相同性別、種族等建立的連接。這種因相似而主動進行的選擇也可稱為選擇同質性（ChoiceHomophily）。隨著網絡理論的發展，逐漸有學者開始關注組織層面的異質性對連接的影響，而這些研究的背景往往并不盡相同，如組織間個人網絡形成的研究關注選擇同質性的作用［31］，但聯盟的研究則關注結構同質性的作用［32］。筆者研究的對象是集群內的技術結塊，技術之間也具有異質性。技術雖是由個體開發，屬于組織的，但并不能將其簡單的劃歸至個體網絡或組織網絡的研究之內，因此之前的研究結論并不能簡單的適用于技術網絡。2．異質性對技術結塊的作用產業集群的形成往往是因為組織地理上的鄰近能夠為其帶來信息和技術優勢，次級產業集群的形成的主要原因則有可能是組織在技術或產品上的鄰近性［9］。高技術企業結塊的重要原因在于彼此的知識溢出［33］，組織傾向于與擁有特定技術的其他組織在技術結構上進行聚集。那么，研究的問題實際上表達的是不同技術之間是如何形成聯系的。從網絡視角考察，研究的問題即是同質或異質屬性的點之間如何形成邊的問題。衡量技術網絡中的異質性需要確定不同技術之間的差異，這些差異影響著組織間的技術轉移和吸收［32］。筆者認為這種差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形式上的差異性，如專利申請人、技術的表現形式上的差異或基礎研究和理論研究的不同；二是實質差異，如技術實質內容和技術基礎的不同。現有的關于技術和知識異質性的研究主要關注技術間的實質差異。可以分為兩派，一派認為組織不會輕易讓同質性知識在組織間流動，因為這會削弱組織的競爭優勢［34］。而競爭異質性影響著組織間的知識和信息交換，因此異質性的知識因其互補的特性更容易產生創新的機會［24］，使網絡行動者獲得更好的績效［35，36］，組織更樂意與擁有異質性的組織進行技術和知識的交換。這意味著在技術網絡中，異質性技術間更容易形成連接。另外一派學者認為同質性知識更容易吸收和轉化，集群聚集就是因為企業在原件性知識上有著極高的相似性知識［37］，因而集群內企業可以更好的獲得技術溢出。因此，在技術網絡中，同質性技術間更容易形成連接。這些研究結論之所以不同，除了研究背景的差異外，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知識異質性的具體劃分不同，形式上具有同質性的技術間并不一定易于形成連接；第二，未考慮集群動態性的發展，如企業在初創期可能更傾向于吸收同質性的知識［36］，發展成熟期則可能更愿意吸收異質性的技術。因此，需要重點關注兩方面，其一是特定網絡可能需要不同的異質性分類，其二是異質性技術在集群發展不同階段的連接亦有可能有所不同。3．技術異質性和組織異質性在不同研究背景之下，同質性或異質性的分WANGLUOJINGJIYANJIU｜網絡經濟研究類一直是研究者需要首先關注的問題［27，28］。筆者認為，知識間的異質性在技術網絡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為內容方面的異質性，即技術的主題是不同的，如計算機技術和原子能技術具有內容異質性；另一個分類為形式方面的異質性，即技術的表現形式有差異，如理論研究和基礎研究。具體到生物技術產業集群，內容方面的異質性可以表示為技術間所屬次級分類的差異，稱之為技術異質性；形式方面的異質性則重點表現在技術是否更具應用性。一般認為，企業的技術更偏向于應用，科研機構的技術更偏于基礎理論，能夠得到更為廣泛的引用。集群發展的技術源一般為科研機構［38］，稱之為組織異質性。技術異質性差異較大的技術可能具有互補性，相互連接更有可能引發突破式的創新。因此，在創新對組織績效影響巨大的生物技術產業中［39］，組織更愿意引用技術異質性差異較大的技術。同時，生物技術產業依然處于發展階段，產業未完全細分，如診斷設備的專利多基于在先的診斷方法技術。這使前面的論斷得到加強。另一方面，技術異質性差異較小的技術之間的連接更易于產生漸進式創新，其技術主題相差不遠，因為相同的知識基礎集群內組織更容易從同質性技術間得到技術溢出。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兩個相反的論斷。論斷1在生物技術產業集群中，技術異質性差異較大的技術間更容易形成連接。論斷2在生物技術產業集群中，技術異質性差異較小的技術間更容易形成連接。在產業集群中，公共研究機構的重要作用在于輸出或溢出其基礎性知識［39］，企業亦愿意基于理論知識進行技術上的研發（有許多生物技術企業本就源自公共研究機構的衍生，即academicspin－offs）。而公共研究機構（大學和科研院所）的技術往往基于本身開發的前期技術或其他公共機構的在先技術，較少受到企業的技術反哺。醫院有的技術具備理論性，與公共研究機構技術的連接更多；有的具有實用性，與企業技術連接的較多。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三個論斷。論斷3在生物技術產業集群中，組織異質性差異較大的技術間更容易形成連接。。同時，生物技術的發展不過短短數十年，在發展初期，許多知識和技術是同質性的，但隨著科學的發展，異質性知識和技術逐漸增多，開始出現許多交叉領域［15］，如生物信息學等。因此，需要考慮到網絡的動態性。在集群發展初期，集群規模較小，組織的聚集往往是基于某一類技術，還未出現眾多差異化的技術。在集群發展后期，會有邊緣技術出現，一些邊緣技術也會逐漸變為核心技術［32］；研發人員的增多和流動帶來知識和技術交換，技術異質性差異大的技術間的連接逐漸增多。因此可得出如下推論。推論1在生物技術集群發展初期，技術異質性差異小的技術更容易形成連接。推論2在生物技術集群發展成熟期，技術異質性差異大的技術更容易形成連接。同理，在集群發展初期，許多生物技術企業來自于學術衍生，集群技術多來源于作為理論前沿陣地的公共研究機構。隨著集群發展，企業數量增多，規模增大，企業的研發能力增強，技術間的連接開始出現以企業技術為核的結塊。醫院在研究基礎理論的同時，也需要進行實踐活動，其技術部分處于基礎理論的研究和部分屬于應用技術的研究。因此得出如下推論。推論3在生物技術集群發展的初期，公共研究機構的技術多與組織異質性技術結塊。推論4在生物技術集群發展的成熟期，醫院的技術起到連接企業和公共研究機構的作用。推論5在生物技術集群發展的成熟期，公共研究機構和企業的技術皆多與組織異質性技術結塊。

二、方法與數據

1．數據來源集群內的知識交換可以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專利屬于顯性知識，專利中記載的信息量占所有技術信息量的90％以上［40］。生物技術多以專利進行保護，制藥業和儀器產業的專利數量在美國所有產業中位居前五［2］。專利引文可分為施引和被引（CitationMade和CitationReceived）兩種。引文數據基于以下原因可以較好的適用于研究主題：第一，專利數據具有地理邊界性，適合做產業集群的分析［41］；第二，引文數據適合進行動態性分析，數據信息完備，反映了一定時間跨度內的知識和技術的流動［41－43］；第三，專利引文既能夠反映企業之間的技術連接［44］，亦能夠反映企業間的知識流動，因此可以通過分析不同性質的技術之間的連接程度和方向等指標研究集群內再結塊現象；第四，專利數據適用于社會網絡分析（SocialNetworkAnalysis，SNA），SNA的方法可以從整體的角度探尋集群的技術結構變化［45］。2．樣本與數據整理選擇波士頓集群作為研究樣本。波士頓集群是全球最早出現的產業集群之一，集群的發展完全契合于生物技術及其產業的發展，發展歷程中帶有明顯的技術特征，其生物技術風險投資項目在全美位于前列［17］。波士頓集群擁有全球領先的生物技術企業，如Biogen、Genzyme、Am－gen、Genetics等，他們與科研院校，如哈佛、MIT、波士頓大學等一同支撐著集群的發展，集群內組織之間有著頻繁的知識和技術流動［46］。使用USPTO的專利引文數據［44］，數據中的專利授予時間從1976年至2006年，將專利區域限定在波士頓地區，專利分類限定在醫療領域，并將引文整理為矩陣格式。3．變量設計專利引文的遲滯性可能長達50年，但50％的專利被引發生在授予專利后的十年以內，在第5年的時候被引數量達到峰值［44］。因此，在分析子群體形成時，以5年為一個周期，這可以保證前一周期的最后一年的專利引文在新周期中能夠得到最大的體現，從而更好的觀察次級集群技術結構的變化，并保證研究的動態性。數據被劃分為5個周期。根據Chandler（2009）的研究［47］，將1976年至1993年劃歸集群發展初始期，1994年至2006年劃歸成熟期。技術異質性：生物技術可以再細分為多個子領域，同領域之間的技術在各方面都具有相似性。專利因技術相似性可以分為診斷方法、制藥、設備制造和純技術四個子領域［44］。在引文數據庫中，則將技術劃分為醫藥、設備、純技術和混合領域。因為研究的問題是技術異質性對連接形成的影響，除引文矩陣外，還需構造每個專利在技術差異上的屬性數據。參照Bell和Zaheer（2007）構建屬性數據的方法［5］，以五列向量分別表示五個時期的技術異質性。技術異質性屬于分類變量，如果該技術屬于醫藥類別，賦值為1，設備、純技術和混合領域的賦值分別為2、3、4。組織異質性：專利技術分別屬于企業、大學、研究機構和醫院，不同主體的技術在理論性和應用性上有不小的差異。同技術異質性一樣，五列向量構建組織異質性，用來測量技術在理論和應用上的差異。賦值1、2、3、4分別表示專利屬于企業、大學、研究機構和醫院。4．統計方法研究需要測量兩類關系：一類是技術分類（即技術異質性）對專利引文的形成是否存在影響；一類是組織分類（即組織異質性）對專利引文的形成是否存在影響。但變量并不是獨立抽樣，而是來自于同一個網絡內的關系數據，因此需要使用基于隨機置換的檢驗方法得到較為精確的結果［48］。對于技術異質性和組織異質性對結塊的影響，采用隨機置換關系列聯表（RelationalCon－tingency－Table）的檢驗方式，該方法能夠對矩陣與分組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自相關隨機檢驗［48］，從而估計是否異質性技術間更容易結塊。另外，用UCINET軟件［49］進行統計分析。

三、結果與討論

1．集群內的動態結塊正如產業集群一樣，次級集群也是不斷演化的。首先使用圖形和描述性統計的結果研究次級集群的結塊隨時間的變化，這能對次級集群的發展有一個直觀的認識。通過探索性的圖形分析，可一覽子群體是否因技術異質性而結塊。技術結構的繪制使用Pajek軟件［50］，采取Kamada和Kawai（1989）的繪制方法［51］，每個時期均將連通子圖（Component）獨立標明。在圖中，［1］表示專利屬于醫藥類（Drugs），為黑色；［2］表示其屬于診斷與醫療器械類（Surgery＆MedicalInstruments），為灰色；［3］為生物技術類（Biotechnology），為淺灰色；［4］為混合醫藥（Miscellaneous－Drug＆Med）；為深灰色。頂點越大，表示專利被引次數越高。每幅圖中存在數個連通子圖，這些連通子圖即是集群中的技術次級集群。從圖1至圖5中可以看出：最初的聯通子圖在發展中不斷加入新的專利，規模不斷擴大，這表明集群中技術的影響力存在“馬太效應”，即富者越富。要注意的是，這個效應并不是針對單個專利，而是針對單個次級集群的，這個現象產生的原因可能是高被引專利往往是技術先進、影響深遠的專利，因此后期專利不斷附加其上，新連接的形成遵循偏好連接的模式（PreferentialAttachment）［52］。初期聯系較緊密的四個專利形成的次級集群聯系依然很緊密，這四個專利皆是器械專利。隨著時間增長，出現了規模遠超其他群體的最大次級群體，如圖5所示，這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群的技術溢出非常有效，技術間的連接緊密。網絡在初期的技術流動局限在同質性圈子里，但在第三期（圖3），網絡開始出現比較明顯醫藥專利與器械專利的結塊，在后兩期中，異質性技術間的結塊進一步擴大。這意味著在波士頓集群中，初期同質性技術易聚集在一起，在后期才逐漸出現異質性技術的結塊現象，這可能是因為集群發展中逐漸出現了對互補性技術的需求。這直觀上證明了推論1和推論2。每一期的技術網絡結構指標數據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密度與網絡規模負相關，密度之間無法進行比較，但是點度可以進行比較，隨著時間的發展，平均點度逐漸降低后又再次升高。這表示初期和后期技術間的連接比較緊密，集群具有明顯的技術溢出效應。2．技術異質性對技術再結塊的影響本節分析在集群發展的不同時期，技術異質性如何對結塊產生影響，并對論斷1和2、推論1和2進行驗證。其影響如表2所示，對角線以灰色標出，表示技術組內連接數量。每組中連接頻數最大的格值以黑體標出。為了更方便直觀的對統計結果進行討論，將組內與組間連接頻率進行比較，如表3所示。從30年的區間考慮，醫藥的組內連接呈現增長的趨勢；器械的組內連接則越來越少，越到后期，與其他技術的聯系越緊密；混合技術則一直表現出非常低的組內連接，這也和其技術性質符合。因為1976－1981年的大部分格值的期望值都小于5，無法進行卡方檢驗［53］。但從圖1中可以看出，集群內僅有器械和混合兩類專利，而兩類專利的連接都僅存在同類之中。從表2中可以看到，四個周期的卡方檢驗都非常顯著，表示四個時期異質性差異大的技術間都形成了結塊，證實了論斷1，否定了論斷2。屬于集群發展初期的有三個時期（1976－1981，1976－1987，1976－1993）。圖1顯示了第一個時期的結塊狀況，結塊全部發生在同質性技術之間。但據表2，第二和第三時期的異質性技術之間已經存在結塊，在1976－1987年間，技術結塊是以器械技術為主的；而在1976－1993年間，技術結塊則是以醫藥技術為核心。這與推論1相反，意味著集群在發展初期即存在了異質性技術間的結塊，而技術間的連接往往以某種特定類型的技術為主。3．組織異質性對技術再結塊的影響本節分析在集群發展的不同時期，組織異質性如何影響結塊，并對論斷3、推論3、4、5進行驗證。如表4所示，對角線以灰色標出，表示相同組織類型技術的組內連接數量。每組中連接頻數最大的格值以黑體標出。同上一節一樣，將組內與組間連接頻率進行比較，制成表3。表3可以分析技術結塊的趨勢，大學和科研機構的技術的結塊90％左右發生在異質性技術之間，企業技術從同質性結塊為主逐漸變化為以異質性結塊為主，醫院則從異質性結塊為主轉變為既有同質性連接和異質性連接較為平衡，各占約50％。在集群發展初期，兩個時期（1976－1987）的卡方檢驗都不顯著，表示這10年集群技術間以組織同質性的技術連接為主，再增長5年后，卡方檢驗才顯著，意味著組織異質性的技術連接出現在發展初期的末端。這與論斷3不符。從表3可以看出，初期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技術連接以組間連接為主，證實了推論3。在集群發展成熟期，除醫院技術外，組織差異性大的技術間更容易形成連接。因此若將論斷3的時間限定在集群發展成熟期，則其成立。同時，企業、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技術皆多與醫院的技術形成連接，這意味著醫院技術起著連接兩種組織異質性技術的作用，推論4得到證實。根據表3，大學、研究機構和企業的技術結塊皆是以組間連接為主，證實了推論5。實際上，該結論再次表明了公共研究機構在集群中具有重要的知識溢出效應。

四、結論

第3篇：現在生物技術的核心范文

一、國外轉基因技術的應用與中國的對比

轉基因技術是指通過向受體轉入外源基因的方法，改變生物體性狀，以達到提高作物產量，改善作物抗逆性，或豐富營養等目的的一項技術。它的出現，似乎使世界饑餓、污染、營養不良等問題的解決曙光一現。有人將以轉基因技術的應用為核心的生物技術的巨大進步稱為“綠色革命”，認為這將深刻地改變我們原有的農業和產業。①因此，轉基因及其應用也成了各國重點研究與發展的對象，下面將通過對比，來認識轉基因技術層面上我國與國外的差距及可能帶來的后果。

(一)轉基因的產生與發展對比

從科學技術上說，轉基因技術和基因理論起源于美國，在1953年4月25日，英國的《自然》雜志刊登了美國科學家沃森(JamesDeweyWatson)和英國科學家克里克(FrancisCrick)的研究成果，確定了DNA雙螺旋結構的分子模型，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現，也是轉基因技術的理論基礎。1978年，限制性核酸內切酶在美國被發現，這種酶可以選擇性切開雙鏈DNA，②無疑這讓不同物種間基因的轉移成為了可能，也讓轉基因技術有了質的飛躍，發現者阿爾伯(WemerArber)、內森斯(DanienNathans)和史密斯(HamiltonO．Smith)3位博士榮獲了197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緊接著，美國人梅里菲爾德(BruceMerrifield)發明基因合成技術，獲得了1984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1993年美國科學家穆利斯(KaryMullis)發明DNA擴增技術(PCR技術)，并于該年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由此可見，幾乎每一項技術的實現都是突破性的發明，轉基因技術的實現，包含了很多諾貝爾獎級的發現，這些發現幾乎都發生在美國，美國是當之無愧的轉基因技術的開路者和領導者，美國的轉基因技術和理論上的遙遙領先地位，早在20世紀便已確立。1983年，美國研制成功第一例轉基因煙草，③同年，轉基因馬鈴薯也在美國問世。隨后，美國又研發了一系列轉基因產品比如轉基因耐儲存番茄、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轉基因油菜，等等。如今大規模種植的4大轉基因作物大豆、玉米、油菜、棉花中很多關鍵性技術都是由美國公司或科研機構發明實現的。我國轉基因科研開始較晚，但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總體進步較快。1985年，國家出臺“七五”規劃，該規劃的8大新技術中的1項就是生物技術，這是我國首次將生物技術列為重大戰略技術。隨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星火”計劃、“攀登”計劃、“973”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等相繼啟動。①中國政府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指出:“發揮我國特有的生物資源優勢和技術優勢，面向重大需求，實施生物產業專項工程，實現生物產業關鍵技術和重要產品研制的新突破。”②這一系列政策的提出和實施，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生物技術尤其是轉基因技術的發展。不可否認的是，現代生物技術一直以轉基因技術為核心，我國專門針對轉基因技術也制定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的重大專項”，專項投資100多億元。③在國家各方面的支持和科學家的不斷努力下，我國轉基因技術得到較大發展，中國科學家于1988年將人工合成的抗黃瓜花葉病毒導入到煙草系作物的細胞中，獲得了抗病毒能力很強的新品系。1989年，中國科學家將人類的生長激素基因導入到鯉魚受精卵中，成功培育出了轉基因鯉魚。轉基因鯉魚的生長速度大大加快。我國科學家自主研制的轉基因抗蟲棉更是處于世界領先地位。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了一份《基因組學與世界衛生》的報告，在該報告中，認為中國、巴西、印度、亞太地區是發展中國家的4個大力發展基因組學的典型，是具備世界級科研力量的地區，且突出強調了中國的作用，肯定了中國在基因組學和分子生物學方面做出的貢獻，尤其是在參與人類基因組測序方面所做的工作。該報告肯定了中國在科研方面的潛力，也贊揚了中國在科研方面做出的努力。④但是，我國在轉基因核心技術方面，與國外相比還是有較大的差距。這主要表現在核心技術的突破、已有技術專利數量和全社會對待生物技術的態度上。第一，現有核心技術產生于美國，美國早已在技術上領先于世界。美國杜邦公司現已開發出第二代轉基因技術，即通過表觀遺傳修飾的方法，實現對于生物性狀的改變，從而避免轉基因對于生物原有基因的破壞，也可以避免一些倫理爭議。⑤而國內對這方面的研究依然甚少，在學術搜索“第二代轉基因技術”時，相關科研性論文幾乎為零。可見，如今美國憑借著多年來的技術積累和全方位的科學優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第二，在基因技術專利方面，美國也走在了世界前列。以總部設在加利福尼亞圣地亞哥的Illumina公司為例，Illumina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主攻基因測序⑥的技術密集型公司，⑦通過一系列并購和專利措置，現在已經成為了基因測序的龍頭企業，截止到2013年，僅其一家公司便擁有專利1061件，⑧成為美國媒體評出的“2014年度全球創新企業50強”之首。⑨反觀我國，生物公司并沒有哪一家走到如此前列，更沒有哪一家公司擁有如此多的專利數量。我國生物技術公司或者一些生物科研單位會大量購買國外的儀器設備，建立所謂“最大”“最先進”的“中心”，這些“中心”實際上只是一副軀殼，其內部的設備、儀器均來源于國外。第三，我國與國外的差距還體現在全社會對于生物技術的態度上。我國的生物學科作為理科一直被邊緣化，被稱為“背多分”，即只要努力背就能考高分的學科。在就業方面，生物科學、生物技術、生物工程等專業也被亮起了就業紅牌，因為生物產業的技術密集性，生物相關學科就業往往需要較高學歷，學習生物的學生沒有專心于科研的決心，一心想著就業或發財致富，本科或研究生階段就紛紛轉向金融、管理這些市場需求量大的所謂“高薪”“速成”專業。而美國生物學的學生就業，一項很強大的支撐就是其發達的生物產業化系統。甚至一些科學家自主創業，創辦了一系列掌握核心技術的公司。

(二)轉基因商業化的差距

中國人口眾多，國土廣袤，解決14億人的吃飯和健康問題都需要生物技術。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術產品消費市場非中國莫屬。①現在獲得我國進口安全證書的只有轉基因大豆、轉基因棉花、轉基因油菜和轉基因玉米4種作物。其中只有轉基因棉花允許種植，其他3種轉基因作物只能作為加工原料，不能改變用途，進口的轉基因糧食作物在我國尚未得到種植的批準。②我國科學家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轉基因雜交水稻品系“華恢1號”和“Bt汕優63”獲得安全證書，即將邁入產業化應用的階段。③1994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FDA)允許轉基因番茄在市面銷售，這是美國第一次允許轉基因產品商業化。隨后，美國政府又批準了抗蟲玉米和棉花、抗除草劑大豆以及油菜等10多種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生產，并推向市場。④轉基因產品在美國市場上日漸豐富。出現。美國不僅是現代生物高新技術的發祥地，而且也是應用該技術研制新藥的首要國家，大多數的基因工程藥物都由美國首創。⑥1976年，DNA重組技術的發明人Boyer與投資者共同登記注冊了美國的第一個現代生物技術公司———Genentech有限公司，并于1978年利用轉基因技術研制出第一批基因工程藥物———人的胰島素和生長激素。Genentech也被認為是全球第一家現代生物技術公司。⑦轉基因在農業方面的應用美國也是占盡先機，1994年孟山都公司(Monsan-to)研制成功抗農達(Round－upReady)大豆(又稱轉基因大豆)。1995年孟山都公司擁有了這項世界上最大的轉基因大豆專利。⑧現如今，全球第一大種業公司———美國孟山都公司2013年銷售額達到103.37億美元，只低于我國和美國兩國的種業市場總額，超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種業市值。⑨孟山都公司又將銷售額和利潤額的一大部分投資于技術研發，其技術已經遠遠領先于其他國家和其他公司。加之美國對于轉基因產品采取“無罪推定”原則，即不能證明轉基因產品是不安全的，就可以認為它是安全的，美國的轉基因產品推廣和產業化、模式化已經達到了比較成熟的地步。2011年全球種子市場的銷售總額約為345億美元，而世界排名前兩位的美國跨國企業就占據了44%的市場份額，詳見表1。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轉基因技術實際上是一項“美國制造”“美國推廣”的技術，美國在科研方面早已占盡先機，我國雖然在轉基因棉花、轉基因水稻上略有優勢，但是總體起步晚，加之各種社會因素的干擾，我國科研總體水平依然遠遠落后于美國。這種落后不僅僅體現在科研成果方面，還體現在生物科研相關儀器、藥品制造方面，我國科學家使用的很多設備、儀器、試劑盒等多數都是國外生產的產品，這不僅浪費了資金，還限制了我國科學家的思維廣度。空喊著“增加科研投資”實際上就是多花錢在國外的設備和試劑上，有一些甚至是對外國科研成果的單純重復。國外公司尤其是孟山都等公司還有“專利戰略”，為每一項可能的技術甚至基因申請專利，我國想要進行科研，就必須向其支付高額的專利使用費。基因申請專利，已經成為了外國公司封鎖生物技術的一種強有力手段。但是，我國通過自主知識產權依然實現了某些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突破，并打破了美國的技術壟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轉基因抗蟲棉。在20世紀90年代，棉蟲災害席卷我國棉花產業，美國借機向我國推廣轉基因抗蟲棉，當時在國內“要不要發展國產轉基因抗蟲棉”甚至還引起了討論。最終，政府、科學家選擇一定要研制自主知識產權的轉基因抗蟲棉。在各方努力下，我國1999年實現了90%的國產轉基因抗蟲棉覆蓋率，并且，中國的抗蟲棉走出國門，面向國際市場來參與全球的競爭。目前，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正方興未艾。作為引領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之一，其年均增長率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10倍，技術的創新和突破也是一日千里，世界專利中有30%是生物技術專利。在制藥領域，20%的新藥屬于生物技術制藥，而80%以上的新藥都可以看到生物技術的影子。美國的生物技術公司有340家上市，總市值高達3300億美元。①21世紀是生物的世紀，生物技術開發與創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現在，我國與國外的技術差距仍然較大，這種差距不僅是生物技術上的差距，也是儀器制造、精密測量的差距，甚至是思維方式、創新意識的差距，加之外國的專利封鎖和技術壟斷的現狀，馬太效應可能讓這些差距不是在短期內能夠趕上的，所以基于這樣一種現狀，我國應該做的不僅僅是加大科研力度這么簡單，更應該在處于劣勢的情況下保護好自身種子安全、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抵制國外的轉基因入侵陰謀，這些政策的計劃和實施不僅僅是科學層面上的，更需要政府層面和人文角度的關注和思考，只有這樣才能讓我國在轉基因的機遇與挑戰中立于不敗之地。

二、基于產品而非技術的監管

一方面，轉基因技術的風險的確存在，而且隨著轉基因技術的發展，這種風險可能會越來越大，所以對于轉基因技術一定要有合適的監管措施;另一方面，監管制度有可能造成市場的緊縮，限制科學的發展。所以，我們應該通過一些可行的方式來正確監管轉基因技術。

(一)科學技術的不確定性

關于轉基因的爭論，來源于其技術上的不確定性。生物界經過千百萬年的進化，其復雜度和精密度往往超出人類的想象，所以基因科學認識的對象具有復雜性。在當下的科技條件下，基因結構的發現至今為止不過60年，分子生物學的研究也方興未艾，我們對于基因以及生物體的基因調控機制尚有很多不明確之處，現代基因科學不能解釋很多自然遺傳現象，所以基因認識的主體也就是科學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②這些都導致了科學在認知和某些現象解釋上的不確定性，也導致了技術在操作和改造的后果上的不可控性。這也是科學技術不確定性的來源，同時也是轉基因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之一。科學技術的不確定性是指在不知曉概率的情況下出現的，對于科學研究和技術應用后果出現的概率并不能被可靠地量化的一種現象。科學技術的不確定性伴隨著人類整個認知過程的始終，人類科學的進步就是一個消除原有不確定性又產生新的不確定性的過程。的確，在科學上，向生物體轉入基因，可能會破壞生物原有基因結構，干擾原有表達過程，改變原有代謝途徑，這些都可能導致某些嚴重的后果。比如轉入基因正好破壞了植物某些生存的必須基因，導致植物死亡;比如觸發了某些基因過度表達，使得某些成分在植物體內含量過高;比如產生某些原有植物體本身沒有但是卻能夠讓人產生過敏反應的蛋白質，甚至可能是通過人類未知的某些途徑對植物體或食用后的人體產生影響。在科學實驗過程中，每次向植物轉入基因的實驗都會使用上百份植物材料，因為是否能夠轉入基因是一個未知，轉入了基因之后是不是會死亡，會不會畸形是一個未知，是否能夠符合人們的要求又是一個未知。經過這3道篩選，能夠保留下的才是真正的轉基因成果。經過層層篩選之后實驗保留下來的轉入基因的植株的形態結構和成分可謂是“千變萬化”，一些生長周期發生變化，一些外形結構發生變化，不可否認，的確有一些可能會對人體產生危害，而且這種概率是不可預見的。科學的不確定性在轉基因問題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并且由于轉基因食品問題涉及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所以轉基因問題更是引發了廣大民眾激烈的討論，轉基因問題的研究，也會為日后科學技術的不確定性問題開辟了新的思路。隨著社會的進步，科學轉化為技術，技術轉化為產品的速度越來越快，全社會面臨的科學技術的不確定性問題會越來越多。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指出，現代社會實質上正在向一個“風險社會”邁進。在風險社會之中，不明和無法預料的后果將會變成歷史與社會的主導力量。①風險的來源并非基于無知和魯莽的行為，而是基于理性的判斷、區別、比較、分析、推論等認知能力。它不是對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對于自然的控制能日趨完美。②2005年，“風險社會”理論的創始人烏爾里希•貝克針對中國問題接受過一次訪談時就說道，“當代中國社會因巨大的變革轉型正在邁入風險社會甚至將可能步入高風險的社會”。③針對高風險，我們不僅需要科學理性，更需要社會理性來解決這些問題。

(二)科學、技術、產品的關系

科學和技術是有本質區別的。首先是目的上的區別，科學的最主要目的是探求自然的最終本質以及內在規律，回答“是什么”和“為什么”這樣本質的問題，目的是為了發現現今世界上已經存在的東西，表現為知識形態，所以科學是公共物品，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技術則不然，它是綜合利用知識來為人類提供服務，回答“做什么”和“怎么做”這樣實際操作上的問題，目的在于直接改造自然，發明世界上沒有的東西，表現為物化形態，因此可以帶來很多實際效益。基于此，私密是技術的一大屬性，而專利就是用來保護技術的私密不受侵犯的利器。技術可以直接提高生產力進而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而科學則不然，它若想推動經濟發展，必須通過技術來進行轉化。④技術與科學并不等同，比如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基因對于生物體性狀調節機制的發現、限制性核酸內切酶的發現、質粒的發現，都不等同于轉基因技術的出現，更不等同于轉基因產品的上市。但是科學卻能引領技術的發展，比如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作為主導技術的電氣和無線電技術，催生了電燈、汽船、電話、汽車、電報以及輸電網等新型傳輸技術等等一系列現實的產品，而這些技術都依賴于電磁感應現象和電磁學的確立。再比如，在表觀遺傳學方面的突破，催生了以表觀遺傳修飾為核心技術的第二代轉基因技術的出現，第二代轉基因技術不需要直接地改變生物體基因，只需要在基因表達過程中予以干涉，如此基因改良技術將使得轉基因作物性狀的產生更加精確、迅速、高效。⑤這種轉基因技術對于基因改變較小，同時也可以避免現存轉基因技術倫理上的爭議。現代社會，科學的進步是技術突破的前提和先導，只有科學上取得重大突破，再加以智慧的應用，技術才能水到渠成。科學技術進步的必要條件就是學術自由。某一權威的學術機構認為，學術自由應該體現在“學者有權探究知識，不管探索可能導向哪里，但同時又有責任完全地、準確地報告其研究成果”。⑥推動學術進步的主體一定是專心于它的專家學者們。學術自由，可以讓學者感到社會的尊重珍惜，有了這些專心致力于高深學問而寧可默默無聞的專家和教授們，那些看上去冷門實際上卻有可能推動整個人類進步的科學才不會消失殆盡，科學研究者不著眼于現在的得與失，而是為未來的突破創造可能性。投身科研本身就需要極大的熱情，專注科研需要極大的定力，在別人紛紛“往上爬”的時候踽踽獨行，在成果看不到應用希望的時候愿意默默去坐冷板凳。假如這樣的人我們的社會不珍惜，不給他們自由的保障，那誰來推動我們的未來?以3D打印技術為例，它被稱為“上上個世紀的思想，上個世紀的技術，這個世紀的市場”。⑦科學是技術的鋪路者，學術自由是保障鋪路者的“安全帽”。建立保障學術自由的良性機制與制度，切實讓學術自由成為一種實踐規范，⑧只有這樣才能提升學者的科研創新能力和科研水平，激發學者的思維和探索活力，從而推動科學的不斷進步提高，加快知識創新和人才培養的進程。技術與產品之間也是類似關系。產品是生產出來的物品，技術是產品的先決條件。但是產品與科學技術最大的不同，就是自由度的區別，產品中包含了太多社會價值和人文因素，它的風險的直接承擔者是消費者，而大多數消費者并不具有直接辨別產品安全性的能力，對于產品風險并沒有抵抗能力，因此產品相對于技術并沒有那么大的自由度，它必須對消費者，對整個社會負責任，產品是技術的結晶，不是技術的附庸，產品必須是被檢驗過的技術，是能夠完全造福人類的技術的推廣。真正好的產品，不僅需要核心技術作為支撐，更需要經過嚴格的檢測與把關。

(三)監管產品而不是技術

由前文的論述可知，科學、技術、產品3者雖然一脈相承，但是卻在人類社會中扮演著迥異的角色，科學是探路者，技術是中轉站，產品是最終目的。科學和技術的創新與研發存在的風險是微乎其微的，科學技術轉化為產品，風險的范圍就會由科學家及至普通民眾，才有可能引發大規模破壞性的后果，這才是政府作為社會理性代表監管的關鍵所在。以對于轉基因監管最為嚴格的歐盟為例。歐盟的轉基因管理實行的是“以技術為基礎”(technology—based)的管理模式，主要包括審批制度、標識制度、可追溯制度和共生管理等。①歐盟對于轉基因實驗的審批也很嚴格，即使是實驗性質的種植也要經過嚴格的審批。歐盟1998年曾經停止過15個成員國的轉基因食品的經營，1999年又曾經暫停過轉基因植物的種植。這些對于技術的限制導致了歐盟成員國轉基因技術的研發障礙，也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歐盟現今技術上遠遠落后于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為了保護自身農業免受沖擊，歐盟采取了對于轉基因極為嚴格的市場準入措施，即便是已經在歐盟境內獲得銷售許可的轉基因產品，也允許歐盟的各個成員國在一定的情況下，實行臨時限制或禁止其在境內銷售的辦法。②這導致了國外某些公司和政府的強烈不滿，2003年，被稱為“轉基因貿易問題第一案”的美國、加拿大、阿根廷3國與歐盟的貿易糾紛就是技術強國向技術弱國強推產品的一個典型例子。歐盟對于轉基因的限制措施使得以上3國尤其是美國轉基因產品出口受到重挫，這3個國家均向WTO提出申訴，認為歐盟這一行為嚴重違反了自由貿易原則，最終，2006年11月，專家小組做出了考察報告，認定歐盟對美國、加拿大和阿根廷3國對其出口的轉基因產品所實行的禁止或限制銷售措施違反了依據《衛生和動植物檢疫措施協議》(簡稱SPS協議)下其應當承擔的條約義務，構成了對美國、加拿大和阿根廷等方利益的損害，并要求其予以糾正。③由此可見，在現有國際秩序下，如果沒有自己的轉基因技術，國外的轉基因產品強勢入侵是不可避免的，轉基因不一定安全，但是別人的轉基因產品一定比自己的轉基因產品更不安全，因為可能涉及國家糧食安全命脈，決不可拱手讓人。所以，技術上的研發不能放松，畢竟轉基因推廣是大勢所趨，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得到了很多權威的認可。退一步講，轉基因即使是不安全的，但其也會是現代生物技術的開端，會引領更好的技術出現。我們要相信，誰引領了技術進步，誰就引領了“綠色革命”，誰就在未來的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對于技術的監管只會阻塞技術的突破，限制解決現有問題的新技術的出現。相比來講，對于產品的監管可行也可控得多。我們對于產品的嚴格監管，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幾點:第一，加強對質量安全檢測機構審核，以大學、科研所為依托，建立更加專業的轉基因檢測機構。對于檢測機構要建立更加嚴格的準入制度，對于機構與人員、質量體系、儀器設備等多方面進行更加嚴格的監管，④保證測試結果的公平、公正、公開，建立能夠專業、獨立對現有檢測技術進行改進的兼具科研的雙重檢測機構。第二，對于轉基因產品涉及的專利問題也要予以審查。基因專利本身在法律上也一直是一個待討論的話題。美國Myriad公司確定了人體BRCA基因(乳腺癌易感基因，具有這種基因的人會較容易患上乳腺癌)的位置，并將其從染色體中分離、測序，隨后，Myriad公司對BRCA基因及診斷測試方法提出專利申請，并最終獲得授權。這項專利的獲得，使得BRCA基因被該公司壟斷和“獨自享有”，其他人和其他機構不得侵權。⑤而該公司可以趁機抬高這項服務的價格，原本提供這項服務的機構———賓夕法尼亞大學和耶魯大學則不得再提供該基因的診斷測試服務。這一案例引起了美國社會乃至全世界對于基因專利的一場大討論，如果對于基因申請專利，那么是不是以后針對此基因的產品都要向該公司繳納專利使用費。后來一部分患者將Myriad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判定專利無效，但是Myriad公司提出上訴并最終勝訴。按照基因專利法規來講，只要個人或機構能夠分離、測序DNA并確定它在生物體內的功能，就能給基因申請專利。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國家早就開始了搶注發現的基因。而一旦獲取了基因專利，一條基因可以開發出一系列產品，繼而長期獲得高額利潤。①基因專利的受害者當然是轉基因產品的消費國，尤其是依賴于該類產品的國家。比如，因為美國孟山都公司的注冊專利和基因搶注行為，使得印度的棉花廠商因生產含有該專利的轉基因棉花而受到美國對其產品的抵制和限制，從而給印度的農民和商人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②“物美價廉”的轉基因產品上市尤其是轉基因種子上市，可能造成的是整個社會觀念和社會習慣的改變，是社會對于產品的依賴，如果人們離不開的產品的核心專利把握在別人手里，那么無疑我國的國家安全會受到極大威脅。現今一些大公司已經開始了“基因搶注”。2001年，美國孟山都公司對于發現于中國的野生大豆的一段序列一口氣提出了64項專利申請，這樣有可能導致的后果是，中國育種專家或者農民很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就侵犯了孟山都公司的專利權，進而面臨高額賠償。③所以上市的轉基因產品必須要對其涉及的技術專利和基因專利予以審核，對于那些涉及國外專利的產品的上市要持謹慎態度。

三、監管產品而不是技術的合理方法

(一)積極推動生物技術應用

以轉基因技術為核心的生物技術的應用是大勢所趨，轉基因的應用必將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21世紀是生物的世紀。一方面來說，只有一項技術真正被應用，才能更好地促進這項技術的發展。無論是軍事還是民用領域，生物技術的應用都會極大地推動生物科學的發展。以世界上最大的轉基因巨頭美國孟山都公司為例，該公司每年將其營業收入的10%用于科技攻關和技術研發，直接瞄準當今和未來國際生物技術的最前沿，該公司每天僅僅用于科研的投入就達到了260萬美元，④令其他公司乃至其他國家都無法望其項背。可見生物技術的產業化會使受益者投入更多的資金進入到這個領域，從而真正推動這個領域的進步。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會自動將更多的人才和資金吸引到這個前途無限的領域，也有望迅速改變我國生物技術落后的現狀。美國政府每年投入到生物技術和生物工程的費用達到幾十億美元，坐落在馬里蘭州的軍事醫學研究所，其實就是美國基因武器的研發中心。世界上已經有許多國家借助生物技術研發出了各種“生物武器”。⑤但是，生物技術具有研究和開發周期長、技術含量高、產品壽命周期長等特點，這由此決定了該產業是一個高風險、高投入、高收益、長周期的行業。⑥在項目的種子期、創業期、擴展期和成熟期，都需要大量的、持續的資金投入。僅靠政府投入難以滿足其需要，更無法使其緊跟世界先進水平，也會導致其與市場的脫節。針對我國目前現狀，國家應該盡快讓一些“檢定合格”的轉基因產品走出實驗室，讓轉基因技術真正造福于我國人民，促進我國生物科學的長足發展。在適度的監管環境下，通過推動技術密集型生物公司的成立和發展，進而推動生物技術的應用，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生物技術的應用，也會改變如今生物專業“冷門”的現狀，《2014年大學生就業報告》將生物工程專業列為“紅牌”警告的十大專業之一。⑦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國生物技術應用不夠造成的。應用不夠導致人才的缺失，然后導致科學技術整個的停滯不前，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只有推動生物技術的應用，才能吸引到更多人才投身于生物科技的研發，形成“科學—技術—產品—經濟—人才—科學”的良性循環。生物技術的興起和發展，既是機遇又是挑戰，把握機遇，迎接挑戰，我們才能真正實現我們的強國夢。

(二)在轉基因的應用過程中引入保險機制

既然要推動生物公司的建設，那么就必須要開創生物公司全新的盈利模式和風險監管體系。轉基因的應用實際上是一個“試錯”的過程，雖然以現在的知識和監管體系來講，試錯的風險并不高，但是試錯的代價卻是極其高昂的，它涉及千千萬萬人民的生命安全，不能有絲毫的馬虎。所以要通過一些措施防控這種風險，其中一種合適的方法就是在生物技術的應用過程中引入保險制度，為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駕護航。由國家授權第三方權威機關對生物產品進行評估，一旦發現高風險產品則不允許上市，一些鑒定為“安全”的產品則需要生物公司為其購買“保險”，這些產品進入市場以后，如果出現像“三鹿奶粉”那樣重大的食品安全問題，則由保險公司進行理賠。這樣做不僅僅是給生物技術公司創造了一種可行的盈利模式，更是給生物技術的應用提供了一條可能的道路，通過為轉基因產品買保險的方式，防控風險，監督風險，體現的是科技應用過程中的人文關懷與社會理性。保險的范疇要涵蓋轉基因生物風險的各個方面，現今公認的轉基因風險按照產品的風險，主要有食品安全方面的風險和生態安全方面的風險，所以針對轉基因產品的保險應該分為“食品安全”保險和“生態安全”保險。如果已經上市的轉基因產品出現了食用性問題，造成的經濟損失將由保險公司理賠。如果產生了對于周圍環境的破壞，或者造成生態圈的不良后果，也由保險公司理賠。這樣一來，無論是食用還是種植，都沒有了任何后顧之憂。保險所能起到的作用，不是讓人們接受轉基因食品，而是的的確確保障這種產品一旦出了問題，能夠及時籌措資金，保障受害者的利益，盡最大可能挽回損失。現有轉基因產品的風險并不高，全球迄今為止沒有出現過一例因為食用轉基因食品而出現嚴重后果的例子，也并沒有哪項被科學界權威認可的動物性實驗驗證了這一結論，所以轉基因產品的保險并不會增加多少生物公司的成本，政府也可以對生物公司的這部分成本進行補貼，以提高轉基因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四、結語

第4篇：現在生物技術的核心范文

現代生物技術是以DNA分子技術為基礎，包括微生物工程、細胞工程、酶工程、基因工程等一系列生物高新技術的總稱。現代生物技術在農作物改良、醫藥研究、食品工程、治理污染、環境生物監測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由于現代生物技術對解決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如：糧食、健康、環境和能源等將開辟廣闊的前景，因此越來越為各國政府和企業界所關注，與信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術并列成為影響國計民生的四大科學技術支柱，是21世紀高新技術產業的先導。

(一)遺傳工程

遺傳工程的研究發展，為器官移植提供了一個很有前途的新手段——利用動物的器官代替人的器官。科學研究表明人體異種器官移植，豬較為合適。首先豬器官的大小與人的相當，生理上也比較接近；其次豬在無病原體條件下比較容易飼養和容易保證無病的供體；此外豬的繁殖率高，每窩可產十幾只豬崽，存活率也較高。為了保證植入的器官不被排斥，生物學者正在培養具有人的基因的新型豬，這種豬叫轉基因豬。

在農業生物技術中，轉基因動植物的研究與開發最為突出。1983年轉基因植物問世，1986年被批準進入田間試驗，根據美國農業部動植物檢疫局(APHIS)的數據，截止1997年1月31日，美國已批準的轉基因植物田間試驗達2584例。近年來，抗除草劑的大豆、抗病毒病的甜椒、抗腐能力強、耐貯性高的番茄、具有高含量必須氨基酸的馬鈴薯等轉基因植物開始進入市場，成為農業生物技術的第一批成果；轉基因的瘦肉型豬、高產奶的奶牛和能從奶中提取藥物的轉基因羊等也將進入實用化階段。未來農業的模式將是：農業工廠化，按人類要求高水平的控制環境因素，實現規模化、機械化、自動化生產，產生質量穩定、供應穩定、價格穩定、營養豐富的農業產品；安全的轉基因動植物投放市場；具有營養保健、醫療功效的獵牛羊、蔬菜水果等轉基因食品大批走向餐桌。

農業生物技術的應用在我國也取得了豐碩成果，我國用花藥培養、染色體工程等育種技術培養出才稻、小麥、油菜、橡膠等一批作物新品種、新品系、新種質。其中較突出的有京花3號、小偃1o7號小麥和中花1o號水稻等新品種，具有優質高產、抗病、抗鹽堿等特性，已經在生產中推廣應用。我國轉基因技術在家畜及魚類育種上也初見成效，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世界上率先進行轉基因魚的研究''''成功地)將人生長激素基因、魚生長激素基因導入鯉魚，育成的當代轉基因魚生長速度比對照組快’并從子代測得生長激素基因的表達，為轉基因魚的實用化打下基礎。

(四)海洋生物技術

隨著海洋生物學的發展和海洋生物資源開發規模的擴大，海洋生物技術興起并成為一個新的研究開發領域。海洋生物技術的研究范圍廣泛，發展迅速。其中包括探索、開發和利用有價值海洋生物，優良養殖品種的培育和病害防治，海洋生物天然產物的利用，海洋特殊功能的闡明和利用，海洋生態系統的闡明和利用，海洋生物利用系統和輔助系統。海水養殖、海洋生物、天然產物開發和海洋環境保護的生物技術是三大研究熱點。

1996年，我國政府已將海洋生物技術列入863計劃，主要方向是大規模發展海水養殖。并已初見成效。海水養殖總產量、海藻、貝類等產量均居世界首位，對蝦產量也曾一度居世界首位；裙帶菜無性繁殖系、三倍體扇貝和牡蠣的培育，都已列入國家“攀登計劃”，正在組織實施；山東省海藻養殖和海藻化工已成為世界上該領域第一大產地。此外我國在世界上首次研究成功了海帶的單倍體育種技術、紫菜的體細胞育苗技術、對蝦的三倍體與四倍體育苗技術、對蝦精莢移植技術等；在海水魚、貝類的三倍體育苗技術和魚類性別控制技術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大進展。

二、信息技術

計算機技術與現代通信技術一起構成了信息技術的核心內容。信息技術主要是指利用電子計算機和現代通信手段實現獲取信息、傳遞信息、存儲信息、處理信息、顯示信息、分配信息等的相關技術。現代信息技術是以電子技術，尤其是微電子技術為基礎，以計算機技術(信息處理技術)為核心，以通信技術(信息傳遞技術)為支柱，以信息技術應用為目的的科學技術群。包括信息獲取技術、信息處理技術、信息傳遞技術、信息控制技術、信息存儲技術等內容。具體來講，信息技術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1．感測與識別技術。它的作用是擴展人獲取信息的感覺器官功能。它包括信息識別、信息提取、信息檢測等技術。這類技術的總稱是“傳感技術”。它幾乎可以擴展人類所有感覺器官的傳感功能。傳感技術、測量技術與通信技術相結合而產生的遙感技術，更使人感知信息的能力得到進一步的加強。

2．信息傳遞技術。它的主要功能是實現信息快速、可靠、安全的轉移。各種通信技術都屬于這個范疇。廣播技術也是一種傳遞信息的技術。由于存儲、記錄可以看成是從“現在”向“未來”或從“過去’向“現在”傳遞信息的一種活動，因而也可將它看作是信息傳遞技術的一種。

3．信息處理與再生技術。信息處理包括對信息的編碼、壓縮、加密等。在對信息進行處理的基礎上，還可形成一些新的更深層次的決策信息，這稱為信息的“再生"。信息的處理與再生都有賴于現代電子計算機的超凡功能。

4．信息施用技術。是信息過程的最后環節。它包括控制技術、顯示技術等。

傳感技術、通信技術、計算機技術和控制技術是信息技術的四大基本技術，其中現代計算機技術和通信技術是信息技術的兩大支柱。

三、新材料

新材料是指那些新出現或已在發展中的、具有傳統材料所不具備的優異性能和特殊功能的材料。新材料與傳統材料之間并沒有截然的分界，新材料在傳統材料基礎上發展而成，傳統材料經過組成、結構、設計和工藝上的改進從而提高材料性能或出現新的性能都可發展成為新材料。

新材料作為高新技術的基礎和先導，應用范圍極其廣泛，它同信息技術、生物技術一起成為21世紀最重要和最具發展潛力的領域。同傳統材料一樣，新材料可以從結構組成、功能和應用領域等多種不同角度對其進行分類，不同的分類之間相互交叉和嵌套，目前，一般按應用領域和當今的研究熱點把新材料分為以下的主要領域：電子信息材料、新能源材料、納米材料、先進復合材料、先進陶瓷材料、生態環境材料、新型功能材料(含高溫超導材料、磁性材料、金剛石薄膜、功能高分子材料等)、生物醫用材料、高性能結構材料、智能材料、新型建筑及化工材料等。在20世紀初，人們所指的建筑材料是木材、水泥和鋼鐵；二戰后出現了新三材，指的是人工合成的塑料、橡膠和纖維，而80年代以來大量高新材料紛紛涌現。高新材料從使用的角度說可分為傳遞、記錄或存儲的信息材料；耐高溫結構陶瓷、非晶態材料和超導材料的新能源材料，特別是超導材料80年代中期以來有突破性進展；高性能結構復合材料，高性能工程塑料和新型合金材料為主要內容的特殊結構材料和新功能材料，如高效能的陶瓷材料、有機氟材料、高功能的黏合劑等。從材料的構成來說可以分金屬材料、高分子材料及陶瓷材料三大門類。近些年來，出現了金屬材料、高分子材料、陶瓷材料及復合材料競相發展的趨勢。一些新興金屬材料在科技革命的大潮中應運而生。傳統鐵、鉛、鋅、鋁等金屬更新品種，與宇航、電子、原子能等高新技術聯系密切的金屬材料越來越受到重視。其他新型高性能金屬材料出現了如快速冷凝金屬的非晶體和微晶材料、納米金屬材料、有序金屬間化合物、定向凝固柱晶和單晶合金等。納米材料具有許多潛在的新用途，它是一門用單個原子和分子建造事物的科學，其最終目標是實現微型化。

四、新能源

新能源又稱非常規能源，是傳統能源之外的各種能源形式，指剛開始開發利用或正在積極研究、有待推廣的能源，如太陽能、地熱能、風能、海洋能、生物質能和核聚變能等。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把新能源分為以下三大類：大中型水電；新可再生能源，包括小水電、太陽能、風能、現代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新能源的各種形式都是直接或者間接地來自于太陽或地球內部發出所產生的熱能，包括各種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相對于傳統能源，新能源普遍具有污染少、儲量大的特點，對于解決當今世界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和資源(特別是化石能源)枯竭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由于很多新能源分布均勻，對于解決由能源引發的戰爭也有著重要意義。

能力提升練習

1．1856年，法國組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天氣服務系統，開展天氣預報服務。天氣預報的產生是源于()。

A．好奇

B．生產

C．生活

D．戰爭

2．具有高科技含量、高文化附加值的各類創新型產業所形成的經濟形態可以被稱作是()。

A．信息經濟

B．知識經濟

C．創意經濟

D．市場經濟

3．江西省、重慶市、貴州省、海南省、云南省的別稱依次分別是()。

A．贛、渝、瓊、滇、黔

B．贛、渝、黔、瓊、滇

C．贛、渝、蓉、瓊、黔

D．贛、渝、貴、瓊、云

4．現代信息社會的基礎設施是()。

A．電力網

B．電視網

C．交通網

D．電信網

5．以下各項中，屬于空間技術的是()。

A．探空氣球

B．人工降雨

C．衛星通訊

D．大氣環流探測

參考答案及解析

1．D【解析】1854年11月，克里米亞戰爭爆發，英法聯軍準備在黑海的巴拉克拉瓦港登陸。突如其來的暴風雨摧毀了一艘法國旗艦，聯軍幾乎全軍覆沒。法國國王拿破侖三世于是下令巴黎天文臺臺長勒弗里報告這場風暴的起因。1855年3月，勒弗里正式向法國科學院提出建議，由政府組織氣象觀測網，并將觀測資料集中起來進行分析，繪制天氣圖。1856年，法國組建了第一個現代天氣服務系統’用電報傳送各地當日的氣象觀測結果，開展天氣預報服務。

2．A【解析】信息經濟，是以現代信息技術等高科技為物質基礎，信息產業起主導作用的基于信息、知識、智力的一種新型經濟；“知識經濟”(TheKnowledgeEconomy)通俗地說就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TheKnowledge—basedEconomy)。這里的以知識為基礎，是相對于現行的“以物質為基礎的經濟”而言的；創意產業，又叫創意工業、創造性產業、創意經濟等。指那些從個人的創造力、技能和天分中獲取發展動力的企業，以及那些通過對知識產權的開發可創造潛在財富和就業機會的活動；市場經濟(又稱為自由市場經濟或自由企業經濟)是一種經濟體系，在這種體系下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及銷售完全由自由市場的自由價格機制所引導，而不是像計劃經濟一般由國家所引導。

3．B【解析】略

第5篇：現在生物技術的核心范文

歐盟發展生物技術產業的政策經驗

生物技術領域的一些重大創新發現多產生于歐洲，歐盟已占據了全球生物產業28%的份額，而且這一比例正在不斷增加。歐盟生物經濟的快速發展是與各國政府的推動分不開的［4］。重視生物技術發展戰略歐盟第6個科研計劃框架中，把“生命科學、有利于人類健康的基因組技術和生物技術”確定為7個優先發展領域之一，并放在首要位置。將45%的研發經費用于生物技術及相關領域。歐盟于2003年成立了生物技術委員會，并在《歐洲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產業發展戰略》別強調:“生物技術是下一個技術革命，是知識經濟和循環經濟的支柱”［5］。確定生物技術研發重點法國2004年啟動新的生物技術研究項目，主要針對重大疾病的生命科學研究、基因組學、癌癥的研究、傳染性疾病以及再生生理學的研究［7］。英國政府在《生物技術制勝2005年預案和發展展望》的報告中，將自己的目標確定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生物技術大國。英國生物技術研究的重點是后基因組學和蛋白質組學。德國的生物技術產業以工業生物技術最為著名，在分子生物、發酵工程、化工、植物基因學等學科占據世界領先地位，并且在生物技術向工業轉化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5］。政府高度重視基礎性研究英國在生物技術領域已經獲得了30多個諾貝爾獎。DNA結構及單克隆抗體構造的發現，DNA指紋印的發明以及抗體工程的進展等為產業的發展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英國生物技術的基礎性研究主要由政府機構、慈善機構和維爾康基金會(Well-comeTrust)資助。到2014年英國國家健康中心在健康領域的研發投入將占整個國家GDP的2．5%［8］。加大生物技術研究投資歐盟決定在2010年以前將科研方面的投入增加到3%，提供總額達87億歐元的投資，其中至少15%的投資將分配到中小型公司，22.5億歐元的投資被指定用于生物技術研究方面。在過去10年中，法國政府用于生物技術的資金增加了10倍［5］。安永國際會計咨詢公司2008年報告顯示，2007年歐洲生物制藥產業各類投資達到了45億英鎊。英國是歐洲各類投資最多的國家，在風險投資方面僅次于德國。風險投資目前是德國生物技術產業最大的資金來源，有超過1/3的德國生物技術公司接受過風險投資的資助。改革稅收制度英國為了進一步鼓勵風險投資，政府將對小型高技術企業的投資減免20%的公司稅。小公司的職員可以用稅前工資購買公司的股權，政府還將考慮簡化對知識產權的稅收管理。英國政府還將引入針對中小企業(年研究開發投入超過5萬英鎊以上)的研究開發稅務信貸，這些企業可以享受150%的研究開發費用免稅［8］。加強與高等教育機構緊密合作，促進生物技術人才的培養英國位于劍橋的桑格研究院(SangerInstitute)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技術研發中心之一，同時也是將基因研究轉化為商業用途的重要基地。牛津大學周邊集聚了60多家生物技術公司。英國政府將35歲以下的青年科技人員列為培訓重點，其中在牛津、劍橋大學設立功勞獎，以減少人才外流和強化工業培訓等措施，來加強對生物技術等高技術人才的培養。專利技術保護德國專利可為技術成果的產業化提供20年的法律保護。在專利有效期內，第三方可與專利所有者協商以許可證的形式使用發明成果。生物技術產業孵化器法國政府在31個高新技術產業孵化器中，利用10多個專門或部分孵化器致力于生物技術的研究開發。在巴黎以南30公里處創建的“基因谷”聚集著法國最有潛力的新興生物技術公司。德國巴伐利亞、科隆、漢堡等地區建立了生物技術示范區、挪威建立了挪瓦姆生醫學科技園以及萊因河上游生物谷等。

日本發展生物技術產業的政策經驗

日本生物技術產業現狀雖然日本在生物技術領域的起步晚于歐美國家，但通過政府的政策扶持和企業界的努力，日本的生物技術市場呈逐年增長態勢。日本的醫藥市場居世界第2位，日本擁有雄厚的專家技術資源，日本生物技術產業的科技文獻和專利申請量分別居全球第4位和第2位，說明日本在生物技術領域的科研實力已居世界領先地位［9］。與國外先進生物技術公司合作是日本生物技術產業增長的動因之一，也使得日本成為生物技術創新的國際中心。日本促進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的政策制定發展戰略，加強政策和計劃引導1973年科學技術署成立了生命科學發展促進辦公室，專門負責生命產業的發展。1982年日本國際貿易與產業部成立了生物產業辦公室。1999年1月，日本政府簽署了《開創生物技術產業的基本方針》，提出和確立了把“生物技術產業立國”戰略作為日本新的國家目標。為此日本政府成立了“生物技術戰略委員會”，并于2002年頒布《生物技術戰略大綱》。從財政和稅收方面給予支持日本政府從2002年開始逐步加強了生物技術方面的研究投入。2006年日本的生物研發經費為2萬億日元，比2002年增長4倍，重點放在加快生物基礎技術開發和人才培養以及產業化步伐等方面。另外還有多種信貸、稅收減免及折舊制度，大大調動各企業科技創新的積極性。促進研究機構和高校改革一系列有利于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的方針政策，給日本的國立高校和研究機構更多的競爭壓力，促使它們向自治、具有獨立管理權限機構的方向轉變［10］。立法上的支持日本于1998年8月通過了TLO法律，該政策允許學校建立自己的知識產權許可組織，進行專利的授權和市場化推廣，各學校從中受益匪淺。1999年的復興產業特別法，更是加強了TLO法律的作用。促進產官學合作日本政府于1986年制定了研究交流促進法，科技署連續制定了前沿研究制度、省際基本研究制度和地域流動研究制度。近年來，日本政府推出了產學合作的產業研發促進計劃、風險企業實驗室計劃和面向未來的研究計劃。日本科技預算用于產官學合作的資金大幅增加，近年來的國家級高新科技計劃大都采取了產官學聯合方式［10］。金融市場改革日本企業上市門檻較高，為了在公開市場創造更利于培育創業企業的環境，1995年日本開始了柜臺登記特股種制度，日本的風險投資市場方興未艾［11］。

其他國家促進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的政策經驗

印度印度是世界上首個成立“生物技術部”的國家，近年來印度生物產業迅速發展源于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①制訂生物技術發展規劃。印度生物技術部制訂了印度生物技術10年發展規劃———《印度生物技術十年展望》。此外，印度還建立了邦級生物技術協調委員會和區級生物技術委員會［12］。②稅收優惠政策。出口型企業享有優惠政策，其中包括可在國內保稅區內銷售其總產量25%的產品。③法律保障。印度政府對《專利法》做了新的修改，即對除有關人類基因的生物技術成果不授予專利權外，對一般轉基因動植物可給予專利權保護。④建立生物技術安全體系。為保證工作者在實驗室環境下的安全性，印度頒布了生物技術安全規則和關于遺傳工程生物及其制品的生產、進口、利用、研究、保存和分發的條例［12］。古巴19世紀90年代古巴實施“生物技術投資計劃”，投入10億美元發展生物技術產業，10年來已取得400多項專利，生物醫藥產品出口到英國等20多個國家，直接促進了古巴經濟的繁榮［4］。古巴由一個科技小國一躍成為生物技術大國，其成功經驗主要有以下幾點:①建立了完善的公共醫療衛生體系。②積極引入風險資金。古巴政府通過產品出口以及與外資合作研發等形式引入風險資金。③注重教育，培養高科技人才。古巴有3萬多科研人員在220個研究中心里工作，每1000名居民中有1．8名科學家，相當于歐盟的水平。④加強國際合作。古巴政府采用與國外企業合作的形式，共同開發、銷售產品［13］。

中國生物技術產業存在問題

我國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水平與國外相關產業相比，尚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①缺乏完整的產業發展戰略和部署。我國生物技術產業缺乏全局性的戰略部署和統籌規劃，以及完備的產業配套政策。企業間的無序競爭和生物技術產品的重復研發現象嚴重，創新源頭匱乏。②投入嚴重不足，且投入渠道單一。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的資本融通渠道只有創業者個人出資、上市公司、民營企業投資、政府的風險投資、國家科技部的中小企業擔保基金、中小企業科技創新基金。其中上市公司、民營企業的投資，由于我國缺乏對無形資產的認識和認可，只能通過提供有形資本來控股，嚴重地打擊了創業者的積極性。③生物技術成果產業化能力弱。我國生物技術成果產業化率普遍較低，研發往往以科研院所為主，企業自主研發能力較低;風險投資機制和市場機制不健全;科技中介機構不發達。④產業化人才匱乏。由于研究開發人員培養周期長，大量優秀的科研人員滯留在國外，國內缺乏優秀人才，尤其缺少技術兼經營型人才。此外我國現有生物技術人才偏重于理論研究，產業化人才相對缺乏。

第6篇：現在生物技術的核心范文

【關鍵詞】生物技術專業 醫學院校 課程體系

【中圖分類號】G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6）05C-0071-02

近些年，隨著科技的進步，生命科學飛速發展，生物技術在各領域展現出了無限潛力，社會關注度越來越高，被世界各國確定為21世紀科技發展的關鍵技術和新型產業。現代生物技術與其他學科相互交叉融合，逐步形成了農業生物技術、醫藥生物技術和工業生物技術三個應用領域，其中醫藥生物技術領域由于和人類的生命安全關系密切，成為現代生物技術中最實用、最具發展勢頭的領域之一。

一、生物技術專業人才需求及各院校招生情況

隨著生物醫藥產業健康快速發展，以及新的理論技術不斷涌現，具有扎實理論基礎、較強探索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醫藥生物技術人才的需求也與日俱增。生物技術相關專業人才的社會需求有增無減，尤其是醫藥行業生物技術人才需求快速增長。為了更好的適應社會對生物技術人才的需求，教育部于1998年正式將生物技術專業列入理學本科專業目錄，主要培養應用型的專業技術人才。之后，很多院校都相繼開設生物技術專業，中國前300名大學中，具有生物技術專業的大學占到了33.7%。通過對生物技術專業在這300所大學不同類別的分布分析可以發現，生物技術專業在綜合類、理工類、農林類和師范類高校中設置的頻率較高，分別占相應各類高校總數的70.6%、70.8%、82.6%、97.3%。而我們通過前期統計，全國90所醫學本科院校，開設生物技術及相關專業的僅有28所，占31.1%，不及全國的平均水平。醫藥行業生物技術人才的供給遠遠小于社會需求。

醫學院校生物技術專業與普通院校該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有所不同，其特點體現在醫學知識和藥學知識與生物技術的深度交叉融合，因此醫學院校生物技術專業開設的課程也要反映相應的醫藥特色。但是，由于生物技術專業在國內相關院校的開設主要集中在綜合類、理工類、農林類和師范類高校，在醫學院校開設的相對較少，必然會導致教學模式和內容偏向于工業生物技術和農業生物技術的教學。體現在人力資源市場上就是醫藥生物技術人才的相對缺乏。面對大好形勢，高等醫學院校作為醫藥生物技術人才培養的主體，如何有針對性地進行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和課程體系的建設，以培養與行業發展相適應的高素質專業人才，是關系到專業興衰成敗的關鍵課題。

目前，醫藥生物技術的教學模式還存在一些缺陷，針對性的醫藥生物技術人才培養機制尚屬于探索階段。如果照搬其他院校的人才培養方案，就會導致學生能力的同質化嚴重，不能很好的與醫藥行業的職業崗位需求相吻合，學生的核心競爭力不足，從而造成就業困難。所以，迫切需要建設適合醫藥生物技術專業人才培養的針對性課程體系及人才培養方案。另外，生物技術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實踐教學是夯實理論知識和培養科研思維必備的手段。因此，在教學體系設計及教學過程中必須重視實踐教學，這對學生創新思維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全國各高校生物技術專業開設課程分析

統計了全國21所高校生物技術專業所開設課程，其中包括4所醫學院校生物技術專業，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一）各校生物技術專業課程開設情況

從總體來看，各學校課程開設率較高的課程有細胞生物學、生物化學、醫學遺傳學，所統計所有學校均開設有以上三門課程；其次，開出率較高的課程有微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基因工程、醫學統計學、生物信息學、免疫學等，下圖為所統計各學校開出率前21位的課程。

（二）醫學與非醫學院校生物技術專業課程開設情況對比

與非醫學院校相比，醫科學校生物技術專業中，各學校課程開設率較高的課程同樣有細胞生物學、生物化學、醫學遺傳學，統計的所有學校均開設有以上三門課程；除此之外，醫學類學校基因工程、醫學統計學、生物信息學、免疫學、生物技術綜合性實驗、生理學、人體解剖學、藥理學、蛋白質工程等幾門課程開出率高。下圖為綜合所統計各醫科與非醫科學校課程開出率前20位的對比圖。從圖上可以看出細胞生物學、生物化學、醫學遺傳學、基因工程、醫學統計學等開出率兩類學校均較高，但是臨床醫學概論、病理學、藥理學、人體解剖學、生理學等醫學相關課程，非醫學院校均開設較少或未開設。

三、醫學院校生物技術專業課程體系建設思路

醫學院校生物技術專業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應注意醫學基礎知識與生物技術學科各課程間的交叉和滲透。所以在課程體系的建設上就應該與其他院校有所區別，具有自己的特色。除了生物技術專業必開的基礎課程及專業技術課程之外，具有醫學特色的相關課程也應該在課程體系的設計中，可以使學生將醫藥基礎知識更好地應用于醫學生物技術的實際工作中，更好地適應社會的需求，適應醫藥生物技術行業。因此，通過對其他醫學院校生物技術專業課程體系的學習以及近幾年的教學實踐探索，總結了一些本校生物技術專業課程體系建設的思路。

（一）合理選擇授課科目，突出醫學院校優勢

目標是培養出適合我國現階段實際需求，具備扎實醫藥生物技術理論基礎，熟練掌握各項實驗技能，能在醫藥、檢驗、食品等行業的企事業單位和行政管理部門從事與生物技術有關的科學研究、技術開發與服務等工作，以及在科研、營銷、第三方檢驗等領域從事研究助理、產品銷售、檢測試劑盒的設計開發與使用等工作的高級應用型專業人才。因此，我們的學生除了學習一般生物技術專業必須學習的理論知識，還要補充如臨床醫學概論、病理學、藥理學、人體解剖學、生理學、醫學遺傳學、醫學統計學等與醫藥生物技術相關的醫學類專業課，從而進一步提升醫學院校生物技術專業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

（二）調整實踐教學模式，開設專業綜合實訓

生物技術專業涉及到的五大工程技術之間彼此交叉滲透，互為基礎。因此，生物技術實驗課程的設置必須打破傳統上每門課程單獨設立實驗的傳統，將本專業主干課程實驗根據內在聯系進行整合，單獨成課，設立一些綜合性實驗、實訓，而非簡單的課程實驗。綜合性實驗要求學生具備一定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因此一般在第三到第四學年開展。另外，綜合性實驗內容的設置還要能反映多門課程的綜合知識，最終達到對學生實驗技能和方案進行綜合訓練的目的。例如，我校開設了生物技術綜合實訓，該實訓共安排8周時間，分兩學期上完，每學期安排4周時間，中間不再穿插理論課學習，給予學生充分的實踐機會。該綜合實訓涉及基因工程各個方面，以蛋白藥物開發作為主線，包括蛋白藥物的克隆、表達、檢驗、純化、藥物活性的檢測等一系列醫藥生物技術操作環節。該實踐環節與真正蛋白藥物的研發生產相一致，使學生能將理論知識與實踐充分結合，與社會、行業接軌。另外，根據專業生物技術專業醫藥特色，開設病理檢驗、實驗動物學、抗體制備、臨床分子診斷、動物細胞培養等實驗，這些實驗除了培養學生基礎生物技術技能之外，加入醫學相關內容，使學生掌握交叉學科知識及技能，更適應社會對醫藥生物技術專業人才培養的需要，培養出的學生更適于快速發展的醫藥生物技術行業。

（三）根據市場需求，合理整合教學內容

在生物技術專業課程的教學中發現許多知識點在不同課程中重復出現，造成教學資源的浪費。另外通過對學生實習企業的調查，我們發現企業最需要那些實踐能力強、具有自主學習能力的畢業生，而我們的某些授課內容缺乏縱深性，對知識點的講解并不系統，存在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現象。針對以上問題進行了教學內容的整合，減少理論教學時間，增加學生自主學習的比重，同時注重了某些理論知識與實踐的結合，有利于學生快速系統地建立知識體系。例如在“分子診斷學”授課中，增加遺傳病的介紹，如常見遺傳病的臨床特征、分子診斷手段以及基因治療等。除此之外，還可以在授課內容中加入臨床診斷試劑盒的研發、臨床生物技術檢測及基因診斷和基因治療方法等內容，以培養具有良好醫學基礎的生物技術專業人才，適應社會并服務于社會。

生物技術尤其是醫藥生物技術方向在醫學領域的應用可以說改變了現代醫學的發展，但是對于醫學院校生物技術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及課程體系的建設仍處于探索階段，因此目前對該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及課程體系通過思考后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探索，能夠培養出與社會及行業、企業需求相適應的高素質的專業人才。

【參考文獻】

[1]郭弘藝，張旭光，邵露等.生物技術專業現狀淺析[J].中國校外教育，2014（12）

[2]劉瑞珍，張蘭鳳，邱啟祥.醫學院校生物技術專業解剖學教學探究[J].四川解剖學雜志，2014，22（2）

第7篇：現在生物技術的核心范文

一、 生物技術專業教學改革的思路與目標

（一）開展專業現狀調研，找準各環節切入點

從生物技術專業定位現狀、培養方案開發現狀、課程建設現狀以及校企合作四方面展開調研，每項調查由專人負責，撰寫詳實的調查分析報告，找準每一環節的切入點和突破點（見圖 1）。

（二）確定專業教學改革思路 ，制定專業建設目標

建設思路：從生物技術及應用專業相關的職業崗位分析入手面向地方，立足學校資源優勢確定專業培養的崗位群及所需技能與職業標準確定專業所需知識技能模塊、職業素養模塊建立相應的課程體系，使教學內容與企業崗位需求對接。課程建設的設計體現教學內容以“工作過程”為導向，教學目標以專業需求和職業標準為依據，教學模式以行動為導向，學習情景以企業環境再現為基礎，課程考核以過程考核為主，突出多方評價。達到目標：以利用生物技術提升改良傳統畜牧養殖業為方向，校企共同開發與構建適于行業發展和企業需求的生物技術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創新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針對崗位技能與職業能力需求重組優化課程體系，以任務驅動、項目導向組織教學，構建“教學做”一體化教學模式，完善專業教學資源庫建設機制，構建多元化考核模式，以此推動實訓基地、教學團隊建設，將生物技術及應用專業建成辦學特色鮮明、師資力量雄厚、人才培養與企業崗位對接、教學質量高，在國內同類專業中具有較強輻射和示范作用的專業。

二、生物技術專業教學改革的實施過程

（一）專業定位與人才培養模式

1.確定專業定位

專業定位是專業建設的方向，定位的恰當與否，將直接影響該專業的生存與發展[6]。經過廣泛的專業調研，鄭州牧業工程高等專科學校生物技術與應用專業定位為：立足河南省畜牧業資源優勢，依托學校畜牧獸醫專業環境優勢，利用生物技術提升改良傳統畜牧養殖業，培養具有分離純化技術、動物細胞培養技術、動物生物制品生產技術、生物檢測技術等四大專業核心技術，能夠面向動物生物制品生產和動物疾病生物診斷等崗位生產一線就業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

2.構建“442”人才培養模式

人才培養模式是高職教育的基本問題，是在一定的先進教育思想指導下，為實現培養目標，而采取的培養過程的構造樣式和運行方式，目的是解決“培養什么樣的人才”與“怎樣培養人才”兩個根本性的問題[7]。按照學生認知規律、職業素養形成規律，融入“產業、行業、企業、職業、實踐”五要素，構建了“442”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第一個“4”是指四層接軌，即人才培養目標與職業崗位要求接軌、教學內容與典型工作任務接軌、技能培養與崗位標準接軌、素質培養與崗位素養要求接軌；第二個“4”是指品德培養四階遞進，圍繞學生職業能力培養從感恩教育、誠信與敬業教育、責任感教育、就業與創業教育四層次逐步展開；“2”是指雙向互動，校企互動、師生互動、家校互動（見圖 2）。

（二）專業人才培養方案

人才培養方案是高職院校人才培養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現代高職教育的基礎，是學校開展專業教學工作的指導性文件[8]。高職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以工作過程為導向，體現高職教育的實踐性、職業性、開放性。

1.崗位所需職業技能分析

基于調研的成果，分析專業就業崗位典型工作任務，剖析完成典型工作任務所需要的知識、能力、方法等信息；對所需知識進行優化、序化，確定專業崗位所需技能（見圖 3）。

2.課程體系的構建

課程是給學生傳授知識的具體載體。確定課程內容、研究課程結構是人才培養方案的關鍵[ 9 ]。以就業為導向、以品德培養為核心、以職業能力培養為目標，構建了以“公共基礎 + 專業基礎 + 專業能力 + 品德培養 + 能力拓展”五教育模塊課程體系（見表 1）。

（三）課程教學實施過程

課程建設是專業建設的核心與抓手，我們始終堅持以精品課程建設為龍頭，帶動相關課程的建設與發展，使課程體系趨于動態、多元。

1.開發課程教學內容

與企業合作，以工作過程系統化為基礎，構建課程學習情境，下設若干工作任務，圍繞崗位技能要求與職業資格標準規范，完成課程標準的制定與教學指導書的編寫。

2. 構建“教、學、做”一體化教學模式

課程的教學組織以工作過程為基礎，以“教、學、做一體化”為主導，一切教學內容與環節都圍繞“實踐”展開。引入企業培訓形式和競爭機制、模擬再現企業真實工作任務，學生以團隊形式開展探討、合作，共同完成工作任務；召開工作反饋會，進行小組間、成員間的自評與互評，形成競爭機制；以課程學習為主線，以強化學生的職業道德、提升學生的職業能力為目標，成立課程學習興趣小組，開展豐富多彩的第二課堂活動，融教學做于一體。

3. 建立服務于學生學習和就業的專業共享資源庫

建設了生物技術專業教學網站，包括專業的課程體系，主干課程的課程標準、教學內容，專業技能模塊，實踐知識問答，視頻、圖片資料及學習評價體系等方面內容；建設了學生自主學習系統；建設了“生物化學”和“微生物學”2 門國家級精品課程，“動物細胞培養技術”和“動物生物制品技術”2 門省級精品課程以及“免疫學技術”校級精品課程，形成了國家級、省級、校級三級精品課程建設體系；建設了畢業生資源庫，可以幫助生物技術及相近專業的學生在網上進行咨詢、交流；以建立學校合作發展聯盟為契機，加強行業企業資源庫建設，為充分利用校外辦學資源、加強產學合作提供信息保證，實現了技術教育的網絡互動。

4.建立多元化課程考核模式

科學的考核評價模式不僅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學生職業能力的載體，更是規范教學過程管理、提升教學質量的根本途徑。以就業為導向，把職業資格標準融入相應的課程體系，以學生獲取相應職業資格作為課程基本考核標準；以學生能力提升為本位，考核模式體現“四個結合”，即技能評價與品德評價相結合；過程評價與結果評價相結合；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相結合；學校評價與社會評價相結合。

（四）多元化校企合作模式的構建

校企合作是高等職業教育教學改革和發展的重要形式，是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實施的基礎和保障，是培養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的基本途徑[ 10]。在專業教學實踐中，我們以一切為了企業、一切服務企業、一切為了學生就業為理念，多元化開展校企合作，創新了校企合作新模式，主要體現在：第一，針對企業崗位技能需求，分別與華蘭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企業建立實質性訂單培養班，校企共同制定培養計劃、共同管理；合作開發課程、共同授課，有效破解了學生實習就業難題。第二，針對學生品德培養，與鄭州天宇飼料科技有限公司建立“天宇品德班”，創新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徑。第三，靈活調整教學時空，結合企業季節生產，給學生搭建生產實習鍛煉平臺，2009 年生物技術專業 110 名學生參與華蘭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為期 5 個月的甲流疫苗生產；同時與行業企業結合，針對專業技能與職業能力培養開展學生社會實踐活動或專題調研活動等。第四，學校教師為企業員工提供技術培訓，到企業開展技術服務，校企互聘互派，創建了穩定的學生實習實訓基地 12 個。第五，與鄭州天一高科、廣州瑞姆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合作建立動物疾病生物診斷實驗室，提升了專業社會服務能力。

三、生物技術專業教學改革的實踐效果

（一）形成了鮮明的專業特色

專業定位明晰，立足地方、依托校情，圍繞動物生物制品生產和動物疾病生物診斷展開教學改革，形成學校辦學集群優勢；把學生品德培養分層次、分階段納入專業培養計劃，彰顯專業品德培養特色；根據不同企業需求，開發差異化人才培養方案，構建了多元化校企合作模式，實現了教學內容與企業崗位需求的對接，彰顯專業職業特色。

（二）教學研究成果顯著

通過項目研究與實踐，“動物細胞培養技術”“動物生物制品技術”被確定為省級精品課程；開發了《生物檢測技術》《生物化學》《微生物學》《生物技術實訓教程》《動物生物制品技術》等校企合作教材 5 部；獲得廳級以上教學成果獎 7 項；發表教研論文 13 篇；2010 年，生物技術及應用專業教學團隊被遴選為國家級教學團隊。

（三）提高了學生的就業質量與層次

生物技術專業教學改革首先在生物技術及應用專業 06 級、07 級、08 級三屆 9 個班 516 名學生中試點，同時把形成的經驗及時在本專業 09 級、10 級、11 級學生中試推廣。實踐效果表明：不僅提高了學生主動學習的熱情，增強了課程教學的有效性，學生一次性對口就業率由 61.5%增至81.6%，訂單培養學生企業錄用率達 92.3%以上；企業對學生的滿意率由 72.8%增至 95.1%，實現了專業教學與企業需求的對接。

（四）成果的應用推廣

生物技術專業教學改革成果應邀先后在全國高職生物技術專業研討會、全國高職骨干教師培訓班等做專題報告，同時也應邀到部分兄弟院校開展成果經驗交流。此外，成果所形成的教研論文、校企合作教材、共享性教學資源，進一步擴展了應用的范圍，使該成果不僅在全國同類專業中起到了輻射和示范作用，而且對其他類專業建設具有一定的借鑒和推廣價值。

第8篇：現在生物技術的核心范文

生物工程技術是人們以現代生物科學為基礎，根據生物體的結構、特性和功能，運用工程技術的原理和方法，設計構建具有預期性狀的新物種或新品系，為社會提供商品和服務的一種綜合性技術體系。生物技術的研究領域十分廣泛，它包括所有對生物進行干預的技術手段：重組DNA技術、基因治療、生物制藥技術、克隆技術、基因芯片技術等。生物技術包含許多方面的內容,包括蛋白質工程、基因工程、酶工程和細胞工程。生物工程技術的興起為現代科學發展和工農業、醫藥衛生事業的進步提供了巨大的潛力，同時也給人類帶來的豐厚回報率，因此，生物工程技術已成為世界各國研究的重點和世界高科技競爭的焦點。

1 我國生物工程技術產業的現狀

1.1 制造生物活性蛋白 基因工程技術的發展在醫學上最重要的成就表現在治療用生物活性蛋白或疫苗的生產和使用，利用基因工程生產有藥用價值的蛋白質、多肽產品已成為當今世界一項重大產業，并將有望成為21世紀的支柱產業。2000年我國基因工程藥物和疫苗年銷售額已達近120億元人民幣[1]。現代生物技術制藥有別于傳統制藥方法，運用現代生物技術不僅可以開發更加精確有效、不良反應更小的新藥和新型疫苗,更重要的是可以預防和治療一些應用傳統治療方法無法克服的疾病。

1.2 醫學科學研究 1990年10月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啟動，我國科學家承擔了人類基因組1%的測序，是惟一加入該計劃的發展中國家。人類基因組計劃是現代生物技術在醫學領域的成功應用，隨著大量與人類健康有關的基因的定位、鑒定分離，遺傳診斷和基因治療都將成為現實，現代生物技術將使醫學領域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1.3 疾病診斷 人類絕大部分疾病都與基因密切相關，包括自身基因的變異與外源基因的入侵。因此，從基因水平探測和分析疾病的起因，從基因水平干涉和矯正疾病造成的紊亂，是近些年來基礎和臨床醫學新的研究方向。現代醫學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盡早檢測出在人、動物體內的病原性物質，做到早發現、早治療。基因芯片是生物芯片的一種，可一次性對樣品大量序列進行分析與檢測。目前科研人員已分析出各種遺傳病的基因序列，并根據其序列合成出基因探針，用于各種遺傳病的檢測以及優生優育，還可用于遺傳病的防治和治療，基因診斷可望成為臨床的一項常規的檢測診斷技術。

1.4 疾病治療 現代生物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使生物學和醫學研究進入了分子水平時代。目前，基因治療的關鍵技術實現了突破,ADA缺陷病、B型血友病、惡性腫瘤、梗塞性外周血管病等5種治療方案已進入臨床試驗。其中，應用移植造血干細胞來治療白血病和一些遺傳性血液病已較為普遍，另外干細胞在腫瘤和免疫系統疾病治療中也有很好的療效。器官移植是現代醫學的重要領域之一，但是目前供移植用的組織器官非常短缺，轉基因豬有望為人類提供移植所需的器官。此外，隨著轉基因和克隆技術的成熟，解決安全性和異源組織排異反應的問題成為可能，并且為防止新病原帶入移植器官或組織做出更大貢獻[2]。

1.5 預防醫學 預防醫學的一大領域是環境監測和環境凈化,現代生物工程技術在此領域的研究與應用已發揮了重大作用。基因跟蹤法鑒定帶菌者以預防流行病的蔓延，基因探針能快速靈敏地檢測水中病毒含量，生產生物農藥和生物肥以減少環境污染以及利用基因工程菌消除污染水面的石油以凈化環境等，生物技術在此領域顯示出了光明的前景，提高了環境質量。我國生物技術產業的總體水平已經在發展中國家處于領先地位，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未來的發展還存在著許多問題，主要表現在生物技術產業實力依然不強、技術轉化能力差、產業化規模小、產品少、支撐技術及生產裝備落后、研發與產業化脫節、缺乏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國際化大企業、產業發展的整體環境有待改善等方面。同時，我國生物產業內部創新能力嚴重不足，現有人力資源偏重于理論研究，實用型創新能力不足，缺乏創新創業型人才。

2 生物工程技術在醫學教育中的滲透及影響作用

生物工程技術是科學技術發展的一次飛躍，它不是單一的傳統化學、生物學、遺傳學、醫學、微電子學的交叉與融匯，關鍵是它的每一個具體的研究成果都有可能導致一種產品生產技術上的革命。

2.1 生物工程技術知識滲透到醫學學科知識體系中的必然性 生物工程技術的學科內容顯著不同于傳統學科，從本質上講，生物工程技術是人類對生命過程的觀察、研究和認識，然后將這些生命過程中所包含的一些非常微妙、精確、高級的反應用于制造出人們所需要的產物，創造出對人類有益的所需要的動植物新品種。醫學教育是培養掌握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的基本知識、基本理論和基本技能，而且能夠從事疾病的診治、醫學教育和科學研究的寬口徑醫學專門人才的一類專業。現代生物工程技術的發展已廣泛滲透到醫學各個領域，在今后10～20年里將使醫學領域的各個重要方面發生根本性變革，事實上當今從事醫學研究的各類科技人員都深感生物技術知識和手段對它們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從目前來看，許多醫療從業人員對生物學及相關學科的了解比較膚淺。原因是我國的醫學教育專業要求學生掌握以基礎醫學、臨床醫學為主干學科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技能，學習公共衛生及與醫學相關的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有關知識與方法，缺少與醫學相關的生物工程技術課程。著眼生物工程技術的發展趨勢，把生物技術知識滲透到醫學學科知識中，具有時代的緊迫性。知識的分化是為了更好地對某一領域進行研究，分科教學并不是目的，它只是讓人們具體地了解某些領域的知識，知識的綜合運用才是最終目的。淵博而豐富的跨學科知識教學能夠起到相互補充、相互啟發的作用，同時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創新動力。可以說學科內知識綜合轉化為學科間的知識，必將成為各學科教學發展的趨勢。

2.2 生物工程技術的發展對我國醫學教育課程設置的影響 盡管我國醫學教育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仍然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的進步、生物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衛生事業改革的需要。為此醫學教育課程設置必須進行改革，把生物學的主干學科，如分子生物學、遺傳學貫穿在整個醫學課程中。選修課程體系要以拓展知識結構，擴大知識面，加強前沿、新興、交叉學科知識為出發點，構建與素質教育相配套的選修課課程體系。適當減少必修課授課門數和學時，加強學生自學能力的培養。新型交叉學科：分子生物學、臨床遺傳學、分子病理學、流行病學和計算機科學至關重要，特別是由基因組學和信息學融合形成的新學科-生物信息學將開創整個生物醫學教育和研究的新時代。

2.3 構建與培養醫學人才綜合素質相適應的教學內容的時代緊迫性 構建以體現人文社會、自然科學類知識向醫學基礎知識，醫學基礎知識向臨床知識，臨床知識又向基礎前伸的滲透、互跨式整合課程。采用以學科為中心模式、以問題為中心模式和模整合課程混合型課程模式，最終達到專業基本教學內容的要求。在醫學教學中嘗試利用學科間橫向遷移、滲透，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引導學生運用生物工程技術知識和方法來解決醫學問題，同時，又運用生物工程技術知識去解釋醫學中難以解釋的現象，這樣可極大地鼓舞學生，又給學生提供更多的機會，讓他們主動去體驗、探索、研究，培養他們的創新意識和科研能力，對學生畢業后繼續醫學教育將產生積極的影響。總之，現代生物工程技術的發展，正在對醫學教育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其內容涉及到確立新的培養目標，醫學教育課程設置必須進行改革，構建醫學人才知識、能力、素質相結合的教學內容等。這些在國外已經引起教育工作者的廣泛關注，我們不能等閑視之。

參考文獻

第9篇：現在生物技術的核心范文

關鍵詞：生物安全；風險社會；社會公共利益；法律供給與需求

Abstract:Theconcernsofbio-safetyarousedbythedevelopmentofmodernbio-technologyareasophisticatedsignintheprocessofindividualizationinindustrialsociety,which,whileindicatingthesupremacyofhigh-technology,warnsusofthelurkingofsomeunpredictablerisks:thetraditionalmodernizationmaybeledtothe“reflexivemodernization,”andthusa“risksociety”maybeimminent.Consequently,safetyofeco-system,health,andsocialethics&orderisinmoreurgentneedofattentionintheneweraoftech-revolution.Theruleof“balanceofinterests”intraditionallawneedstobereplacedbyanewinterestcoordinationmechanism.Whilemakingbio-safetylaws,itisrequiredthatsocialpublicinterestbeascertainedandprotectedinthecourseofmodernbio-technologydevelopmentsoastorealizethegenuineharmonyofmanandnature.Whilepeoplearewonderingabouttheoutcomesofmodernbio-technology,thetraditional“legalmarket”isnomorepeaceful.Therequirementsofbio-safetylegislationwilldisturbthebalanceoftraditionalsupply&demandoflawandultimatelyconducetotheenactmentofbio-safetylaws.

KeyWords:bio-safety;risksociety;publicsocialinterest;supply&demandoflaw

一、現代社會對生物安全的立法訴求

（一）現代化的反身性及其風險預設

關于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沖突與協調是20世紀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核心論題。與“現代性終結”相抗衡的“第二現代性”或稱之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討在德國學者U.Beck的《風險社會》后變得更加引人注目。他從兩個角度對現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說明：一是“以財富和風險生產為例討論反身現代化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混雜”；二是“工業社會中蘊含的現代性和反現代性（modernityandcounter-modernity）的內在矛盾”［1］。Beck認為傳統的現代化和工業社會的現代化是有區別的，一種是古典的現代化（classical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紀反對封建社會、建立工業社會中發展起來的，而另一種是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業社會之中發展的。在工業社會之中，存在著現代性和反現代性之間的沖突，因此工業社會不是一個徹底的現代性社會，而是一個現代的封建社會。在這種半工業半封建社會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傳統的遺物，而是工業社會的產品和基礎［1］。

工業化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主要起因于工業化過程中個體化崇尚取向，主張個體理性的張揚，強調自我為中心的權利建構。在傳統的工業社會中，社會不平等模式是階級模式，即存在著權利的平等，每個市民社會成員作為個人都平等地擁有并享受著某些權利，這些權利的私有化屬性最終成就了工業化社會發展的快速化和社會變遷。但同時這些私有化權利以其自身擁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漸掩蓋著實質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將會主要體現在階級之間的不平等，體現為對不平等社會經濟現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

個體化趨勢沒有使得社會的不平等得到實質緩解，相反崇尚個體權益和理性的現代化社會結構和變遷在某種程度上正在加深這種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從而造成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社會之間，甚至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利益不均衡，從而加速了風險社會的產生。

風險社會理論認為，工業文明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風險社會理論本身作為一社會變遷理論而存在，但與傳統不同的是，風險社會挑戰既有工業社會的認知、發展基礎與典范，并企圖從此種就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所衍生的災難風險、自危急性來建構社會自我翻轉、變遷的功能［2］。

貝克在《風險社會》中指出，“風險是個指明自然終結和傳統終結的概念。或者換句話說:在自然和傳統失去它們的無限效力并依賴于人的決定的地方,才談得上風險。風險概念表明人們創造了一種文明,以便使自己的決定將會造成的不可預見的后果具備可預見性,從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過有意采取的預防性行動以及相應的制度化的措施戰勝種種(發展帶來的)副作用。”［3］

風險與工業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統一與連接，互為邏輯上的因果關系。工業社會中個體化浪潮促使以個體權益為中心的社會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發展，并以此為基礎不斷推進和張揚個人理性在社會工業化進程中的作用和角色。同時也正因為工業化社會對個體理性和權益的推崇，從而導致了工業化社會在發展過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實質上不平等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如企業的排污行為等。以個體利益促進為導向的工業社會市場經濟逐漸形成了自身的規則體系和秩序范圍，體現為建立以契約自由、所有權絕對、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并主導當今乃至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社會經濟秩序構建。這就是所謂“現代性”的表現。隨著市場經濟和社會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出現很多諸如經濟壟斷、信息不對稱、經濟尋租、外部性、環境污染、生物技術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實質上對社會公共利益構成重大危害的行為和秩序內容。按照Beck對現代性和風險社會的理解，這種在工業社會高度發展時期出現的實質不平等現象就是現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現代化在內容層次和范圍層次上更加突出，呈現出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二）現代生物科技與生物安全

現代生物技術的繁榮與發展，逐漸成為推動世界新技術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術的產業化也開始對人類社會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4］。然而，同其他科學技術成果一樣，現代生物技術也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它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社會經濟利益，讓人們仿佛看到了解決許多人類社會困境的希望之光，特別是看到了生物技術在解決人類社會糧食問題、人口問題、能源問題、健康問題和環境問題等方面的優勢和能力；另一方面現代生物技術也無法掩飾其內在和外在的負面效應，如在生物技術研究、發展以及產業化進程中無法保證人類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問題，無法保證生態安全問題以及可能存在的知情權問題、隱私權問題、基因歧視問題以及是否侵犯人類尊嚴問題等［5］。科學技術的社會經濟價值已經為廣大公眾所充分認知，它給人類的社會結構、生活及行為方式等帶來了舉足輕重的變化，但是科學技術現代化過程中所具有的“反身性”和“吊詭性”特征將我們引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風險社會”之中。

1.生態系統安全風險：生物技術的發展在不斷帶來社會經濟財富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并威脅著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生態系統安全，就是指從整個生態系統平衡、穩定的角度出發來判斷生物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潛在危險，主要體現在農田生態系統安全、自然生態系統安全兩個方面。生態系統是在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生物與生物之間、生物與非生物（如溫度、濕度、土壤、各種有機物和無機物等等）之間，通過不斷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個生態學功能單位［6］。按照貝塔朗菲對系統的認識，系統決不是數的簡單相加，相反則具有自身的規定性，它的整體性表現為時間維度上和空間維度上的內在穩定性、適應性、自我調整和內外環境的組織化。任何對系統本身的外在干預，都有可能破壞系統的穩定性和自我調整性。因此，生物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就是通過對生物體內控制其特定性狀的基因作為外源基因按照人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過程，轉入到另一種生物體內并使之表達。所以這種非自然的人為干預和創制行為是對生物本身內在環境以及生物與生物之間構成的相對穩定的生態系統的一種干預，那么這種干預本身可能會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它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或縮短自然生成的過程，也會在原有的生態系統內創制一種全新的物種，也可能造成物種與物種之間相互地影響，最終有可能破壞整個系統的內部運行規律，改變甚至消滅一個已有的生態系統。

2.人類健康安全風險：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滿足人類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特別是在食品和糧食供應、疾病診療等方面具有突出的價值和意義。但是生物技術的“雙重性”特征仍然不排除人們對于技術本身隱含風險的擔憂，尤其是在研究、試驗、釋放以及產品化過程中，生物技術對人類健康安全的潛在風險不能完全有效地被排除。這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一是生物技術對人類食物的影響進而引發食品安全問題；一是生物技術對生存環境的影響進而引發生活安全問題。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組為生物技術生產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國市場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國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學家ArpadPusztai就鄭重警告人們關注那些未被充分證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廣的轉基因食品（GMF），因為他們可能有潛在風險；美國得克薩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內布拉斯加州一塊約一英畝的田地里種植藥用胰島素轉基因玉米，在收獲中漏掉三株轉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種植普通大豆時，結果使100萬畝大豆受到藥用轉基因玉米的污染［7］。

3.社會秩序和倫理風險：現代生物技術對人類社會的影響還遠不止于生態系統、自然環境以及人類健康等方面的潛在風險，任何改變人類物理循環狀態、生育繁衍規律、人類社會關系的生物技術都將對人類社會秩序和倫理構成深遠的影響。克隆技術、器官再造技術、雜交技術將科技的概念引入至一個又一個不可思議的領域。

在現代生物技術發展的初期，很多現實性的社會秩序和倫理問題已經開始展現我們面前，人體器官移植、器官捐贈、買賣、代孕等已經將人體物化，而克隆人的設計、生產、銷售、儲藏和買賣，則將會根本改變人作為社會人的最為樸素的概念和意義，與此相關的社會問題將層出不窮，新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嚴等新的倫理道德問題，極可能造成新的社會倫理風險、經濟風險和社會動蕩［8］。

（三）現代生物科技的反身性解決之道

風險社會理論一改傳統社會理論對科技至上主義、理性至上主義以及現代性的崇尚和張揚，給繁榮的市場經濟和全球一體化認識提供了一個逆向思維模式，給我們對生物科技發展的負面性和不確定性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維范式，為我們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其重要意義在于：（1）風險社會理論為進一步廣泛討論生態危機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風險社會的概念雖然還不太成熟，它卻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與工業發展的積極作用的傳統思想意識,培養了人們的反思和自省意識,從而,使人類進入了一個反思的時代。通過對現代性反思至少使人們意識到科學必須理性地發展。（2）風險社會理論增加了人們的風險意識,將生態危機與科技發展帶來的風險突現出來。然而,它對未來風險的描述有些夸張傾向,既不可能被計算也不可能被預知,這樣會使人們陷入一種無奈的憂慮,滋生悲觀主義情緒。雖然Beck本人宣稱他不是悲觀主義者,但他的思想的傳播仍會使一部分人在風險面前顯得焦慮不堪。為此,威爾金森專門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風險與憂慮的關系問題,寫出《風險社會中的憂慮》一書。（3）風險社會理論在制度層面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風險社會中,舊工業社會體系已經過時,民族國家已經無力應對威脅整個人類的現代風險,這必然要求并引發社會結構深層的變化和政府制度的變革與角色的轉換。在全球風險社會里,建立全球風險防范體系,最終以承擔風險的基本單元為基礎形成全球公民社會,這是Beck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實現從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的轉型，如何實現生態民主與保持社會正義都還是擺在人類面前的難題。總之,風險社會理論的主要貢獻就是讓我們利用其關于風險、災害和社會思想的分析重建現代性理論［9］。

二、生物安全立法之社會公益論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革命的時代，相較于物理領域的科技革命，此種革命展現出一種全新的，或許還是極不尋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無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10］由生物技術引發的生物安全問題是當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風險之一，是工業化社會個體化進程發展的高級表現，在彰顯科技至上主義色彩的同時隱藏著不可預知的潛在風險。風險社會的反身現代性一方面追求個體理性和科學技術的無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過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規范體系達到對社會秩序的調整和規制。反身性的過程就是對現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過程。生物技術高度發展是現代化進程的顯著成果，但同時生物安全的擔憂和風險又凸顯了現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據上文對現代反身性立法訴求的論述，生物技術的風險回避就必須在法制目標上通過立法徑路予以完善。

對于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不同于傳統的，構成工業社會之規范基礎的，以個體利益為內核民商事法律規范。雖然這種傳統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體系成就了工業社會快速發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屬性也給現代社會秩序構成極大的風險，所以對現代化進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須在法律制度構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確立上有別于傳統的民商事法律，而轉向對集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維護。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須建立在對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謂公共利益，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國社會法學創始人羅科斯·龐德將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但他對公共利益的理解帶有明顯地政治國家色彩，即將公共利益視為涉及政治組織社會的生活并以政府名義提出的主張、要求和愿望［11］；傳統功利主義法學家杰里米·邊沁認為“公共利益是構成共同體眾多成員的利益的總和”，“社會公共利益只是一種抽象，它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12］。人們似乎自然而然地認為，公共利益在某種利益上講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總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來的問題，似乎又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13］。當前對社會公益的不同見解主要仍可歸因于思維的視角和切入點各異，即從不同的語境和研究背景下對社會公益的認識程度會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更為主要地集中在對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語境下探討社會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與國家利益相關聯；在經濟法語境下研究社會公共利益可能會指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樣包含國家的利益，因為它是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邏輯基礎上建構的法律秩序體系；對于環境法來說，特別是生物安全法，其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應當走出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性利益范疇，而轉向以全體社會成員利益為基準，人類利益關懷以及生態利益的實現和保護，所以這是更為寬泛范疇內的公益性釋解。鑒于此，生物安全的社會公益性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體性和普遍性。從公益性的利益范圍維度來考察，生物安全主體中所關注的是社會成員集體利益、人類利益以及生態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疇；（2）利益主體的廣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須跳出傳統以國家為界限的社會成員集合利益的藩籬，轉而充分關注個人主體之外的其他主體的利益，包括人類、國家以及生態系統（包括生物）等。狹隘的社會觀可能會使得我們對公共利益主體的理解囿于傳統的社會理論觀，但是正如學者在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否為社會關系時指出的那樣，“社會是人化的自然與自然化的人的綜合體，社會關系包括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14］。從這點來看，利益主體同樣也可以從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聯延伸至人與自然的利益關系，以及對整個生態利益的關愛。而且在生態倫理學中，生態利益是一個高于人類利益的上位概念，因為我們無法將人類與生態系統完全分割開來，否則將不存在實質性的人類利益，抑或社會成員的集合利益和個體利益。

（一）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轉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現代生物技術研究、開發、應用，特別是轉基因生物活體釋放到環境中以及進行跨國轉移，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產生潛在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1）轉基因生物的重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種的界限，進而打亂了生物進化的歷程；（2）改變了生物的多樣性和群落結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可能會遭到破壞；（3）轉基因生物回歸自然界后，會不會使種植區周圍生物受到危害，會不會影響生態系統中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4）重組微生物對某些化合物降解后產生的中間物或最終產物，有的又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組DNA進入水體、土壤后，將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們會不會與細菌雜交，出現對人類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現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萬年；（6）轉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對人體有害蛋白或過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過蜜蜂采集進入蜂蜜中，最后再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15］。轉基因生物的潛在風險首先突出地體現在通過對轉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轉變或修飾而對生物內部組成結構、生物特性、生物機能等諸多方面產生的根本性演變，進而影響該生物所賴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態環境，將其新產生的某種基因特性釋放到他原有的生態環境中去，構成對原生態環境的沖擊和影響，并在時間的長度上修飾和更改原有的生態系統，從而使得原有生態系統中的各自然生態要素的生存環境和能量交換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最終對人的生存健康產生重大的、不可預見的影響。由此可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風險的基礎上衍生和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強調對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風險性的充分認識基礎上展開對其公益性的影響研究和對策研究，具體探討生物安全公共影響的深度、廣度，以及針對轉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風險的防范對策、制度構建、規范設定性的研究。

從目前來看，轉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對轉基因生物的生態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性研究兩個方面。所謂生態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對任何以生態為單位的安全所構成風險的對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現為對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為核心的風險防范研究，從而確保生態環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安全”不是一個非常狹隘的概念詮釋，而是包括人類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內的，有關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種群的安全、生態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態系統的安全。所謂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轉基因生物技術的發展給人類健康所帶來的潛在威脅的對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類個體的生命健康、人類生活群體的健康安全、人類社會的健康安全，以及人類社會代際之間的平衡與安全。

（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社會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樣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資源的重要組成，也是人類生存與發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與資源。作為自然資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資源就是生物多樣性，或者簡稱為“生物資源”，也像任何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一樣，具有它自身的特征價值，主要體現為有限性、稀缺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區域性、可變性和計量的困難性［8］262。所謂有限性是指生物資源是有邊界條件的，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不能無限地供給；所謂稀缺性是指由于人類活動的廣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資源本身的邊界條件和有限性決定的資源稀缺性；所謂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資源及其以生物多樣性為骨架和主干組成的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與用途幾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資源搭配和能量循環中起著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謂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資源在自身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繁衍性、自我恢復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顯地邊界特性，因此受到資源有限性的約束，人類對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均不能超過資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謂區域性，是指生物資源和生物物種的分布帶有明顯的區域和地理位置特點，根據區域的水熱條件、氣候因素等，表現出突出的地帶性和區域性，在地理區域的共軛性與相似性的基礎上，又明顯地表現出區域分異規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顯著表征為異化現象［8］263；所謂可變性是指生物多樣性及其相應的生態系統在開放的不平衡條件下不斷地同外界交換物質與轉移能量，在不斷耗散的前提條件與進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組織的耗散結構，在相對的臨界平衡狀態或混沌狀態下不斷地推陳出新，辯證地前進，其結果可能表現為生物資源的再生、恢復、擴張、萎縮、衰減、退化或消失等；所謂計量的困難性是指生物資源的公共產品屬性、不確定性、條件參數的可變性決定了對其量化的困難性特征。

對生物多樣性的法律保護，其社會公共利益屬性重點體現在對人類社會共同體優良生存環境的保護和對生態系統保持平衡兩個方面：（1）生物多樣性是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基礎，人類的生命維持資源、生活資源、健康資源、財富資源等均來自生態環境，其多樣性決定了人類需求的多樣性，任何多樣性的喪失最終構成對人類生存的威脅；（2）生物多樣性是維持生態系統平衡和創造優良生存環境需求的基本要素；從局部看，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多樣性有利于涵養水源、鞏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蝕和退化等；從全局看，它有利于維持地球表層的水循環和調節全球氣候變化［16］，有利于維持生物與生物之間的能量循環和守恒，從而確保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性。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發展和質量保持將從根本上有利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生物多樣性的社會公共利益屬性在很大程度決定了，當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或削弱構成對社會公共利益危害時，法律的規制和救濟是非常必要的，這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生物多樣性立法供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三）防范外來物種入侵的社會共益性

相對于一個生態系統而言，外來物種入侵是指原來天然存在的區域性生態系統中并沒有某個物種存在，該物種借助于人類活動、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徑和因素越過不能逾越的空間障礙而進入新的生存環境和生態系統之中，從而給新的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響。人類歷史上發生的外來物種入侵現象主要是通過自然的傳播、人類攜帶、有意引進等多種方式進行，其造成的不利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即生態系統危害和人類健康危害，共同構成了對環境法學上“公共利益”的威脅與挑戰。

在生態系統方面，外來物種入侵給其他物種造成廣泛沖擊，入侵物種通過適應性進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競爭中奪取必要的營養和生存空間，創建了自身的競爭優勢，造成本地其他物種減少甚至滅絕；這種競爭一般稱之為“似然競爭”（apparentcompetition），包括占據生態位的競爭和威脅本土物種生存；另外入侵物種還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過向外釋放一些化學物質，影響、抑制或刺激臨近植物的生長與發育，從而對生物多樣性構成極大威脅；此外，入侵物種還會在物種遺傳方面造成物種侵蝕，使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喪失，出現某些物種的瀕危和滅絕。就中國而言，我們國家遭受的外來物種入侵威脅主要體現在：（1）生物多樣性喪失；（2）破壞景觀生態的自然性與完整性；（3）競爭并占本地物種生態為，使本地物種失去生存空間；（4）危害生物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17］。

在人類健康方面，外來物種入侵在給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同時，威脅到人類的健康和安全。從生態學的視角來看，人類作為生態系統的一個物種和要素，與其他物種之間長期形成一種較為穩定的系統環境，但外來物種的入侵給其他生物物種構成危害的同時，同樣也威脅到人類物種的健康與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遺傳多樣性的喪失直接給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環境構成極大影響；另一方面外來物種入侵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人類的生活領地和居住范圍，最近報道的紅蟻等外來物種已經嚴重侵害到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有的外來物種已經將原來居民的勞作場所侵占殆盡；第三，最為嚴重的是，外來物種群侵害會造成人類的疾病，使原來深藏于自然生態環境中幽秘之處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報復或侵襲人類，如“第Ⅳ級病毒”，特別是1976年在扎伊爾、蘇丹等地出現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惡劣的事例［17］132。除此以外，由動物傳給人類的疾病種類也很多，如擬桿菌屬和絲桿菌屬感染；炭疽；鼠疫、沙門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過對轉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樣性和外來物種入侵防護的公益性探討來看，其共同的目標都在于對生態系統安全、人類的生存健康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與一般的公益性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間增添了對生態利益、生態安全、生態正義等價值觀的考慮，豐富了公共利益的內涵，從而為生態安全法的邏輯基礎增加了更多的理論積淀，也為其價值目標的確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尋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三、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給與需求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有兩個市場組成，一個是經濟市場，另一個是政治市場。在經濟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消費者（需求者）和廠商（供給者），在政治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選民、利益集團（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員（供給者）。在經濟市場上，人們通過貨幣選票來選擇能給他帶來最大滿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場上，人們通過民主選票來選擇能給其帶來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18］。在社會的上層建筑中，同樣也存在著市場，以市場的秉性和模式運行。作為維護社會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當然也可以設定為像市場一樣的運行模式和理論，存在著供給和需求的變換統一。任何一種法律都依存于供求雙方的交換才得以成為法律產品［19］，因為它也具有社會有用性和使用價值，但同時由于法律的公共屬性，決定其在市場產品屬性上有別于經濟學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現公共產品的特點。除此以外，法律市場在主體和效率方面與一般的經濟市場存在明顯的差別和特性，法律市場的供給者主要為國家，其消費需求者體現為廣大民眾，法律市場的立法產品、執法產品、司法產品的主要生產者和供給者都是國家機關，國家機關因此享有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壟斷權；正是因為國家機關對法律市場的壟斷才造就了法律市場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場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變其與經濟市場在運行模式和構成要素上的統一性，即當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滿足社會穩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證廣大民眾的多數需求時，亦不能有效滿足國家機關的統治意愿和利益時，法律的需求應然而生，國家為了繼續穩固自身的統治地位和統治利益，保障社會整體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彌補法律供給之不足，通過立法等法律供給措施滿足社會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給中，法律生產要素資源的稀缺性，是制約供給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給能力的大小取決于法律生產要素的狀況和生產要素資源的配置及資源配置狀況兩個方面，其中法律技術、法律工作者素質的提高、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都會擴大法律的供給能力［19］207。

（一）供給需求理論的法律延伸

經濟學中的供給與需求理論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市場的運作原理，通過供給與需求的力量互補和相互作用，產生均衡的價格和均衡的數量，從而達成市場均衡。市場均衡發生在供給和需求力量達到平衡的價格和數量的點上［20］。任何市場的非均衡態都決定了供給和需求的重新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給，或減少需求。供給和需求的博弈永遠處在均衡的此消彼長過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給的非均衡決定了相應供給的增加。

在非經濟的法律市場中，同樣存在著供給需求的均衡解。當法律的供給成一定的穩定態勢時，即在現行法律規范體系較為穩定的狀態下，法律市場的均衡將主要取決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決定了法律供給和法律市場的發展狀況。但法律需求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方面的制約和約束。

第一，法律市場均衡與法律需求。所謂的法律市場，實際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場要素和運行規律所擬制出來的以法律作為交易客體和核心的市場環境和市場秩序。法律市場的基本構成及其變換趨勢同樣依賴于市場主體雙方的博弈，以及由此產生的價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給者之間因法律的供給和需求所產生的類市場環境。按照市場運行規律來看，相對穩定的市場在供給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場的均衡態就要求市場主體雙方在供給和需求上的相對均衡，任何一方發生變化，都會形成供給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從而引發市場波動，通過供給增加或需求削減的方式再次達到均衡。就法律市場而言，國家或政府作為法律供給方，應當及時對市場的法律需求狀態作出評估和回應，從而滿足法律市場的要求，達到法律供給需求狀態的均衡。法律的市場供給主要取決于法律制度約束、法律價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質技術等要素的影響，也就是說在現行憲法的規范范圍內，根據當前市場的守法成本和違法成本的差別比較，以及立法、執法和司法技術等相關因素，決定是否在現行法律體系范圍內增加或修訂法律，從而更大程度地滿足法律市場的需求。其中法律的價格因素客觀地體現為擬供給法律的效用范圍，如果其效用范圍廣，需求者的權益內容和范圍會基于該法律的供給得到更大程度的確認或保護，從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圍大于違法的潛在收益，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供給就成為必要。

第二，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與法律需求。所謂需求，主要有兩個方面構成，一是需求主體對某種客體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該主體具有購買產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產生同樣具有一般需求的內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體現為市場主體對國家機關法律活動的支付能力，執法、司法機關對立法活動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場主體的支付能力強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法律市場主體對自身權益、集體權益的認知程度，認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決定了相應法律供給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說，法律市場主體，特別是法律需求者對自身和集體權益保護的認識程度愈深，其相應的法律意識愈強，對能夠更大范圍內保障其權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給市場應運而生，從而相應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措施成為法律市場的必然。

第三，法律價值與法律需求。人們對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價值（秩序、自由、正義、效率），而法律的供給，僅僅是確立并實現法律的價值的過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給法律的價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過提供法律，通過提供立法、執法、司法活動來間接滿足人們的終極需求。法律的這種工具屬性，表明了國家機關僅能供給中間產品——法律，而不能供給最終產品——正義、效率等法律的價值和社會目標。在供給和需求之間探究立法的價值，就在于通過法律供給能否在法律的運作過程中實現對法律需求的滿足，確認、維護或保障應當保障的權益，防范或者遏制權益侵害、受損風險的產生。也就是說，立法的供給必須能夠明確確定擬供給法律的價值目標和立法宗旨，從價值目標上可以歸順法律供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場利益與法律需求。市場運作的機理在于交易雙方或供給雙方的利益交換或互補，法律需求的產生必然歸因于某種潛在利益的驅動，期望通過法律供給達到確認、維護和保障權益的目標。鑒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其供給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和意愿。當某一種利益目標變成大多數人的利益指向，相應保護該種權益的法律規范的需求就應運而生，這種法律需求會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場均衡，從而引發了法律市場的非均衡態，非均衡態向均衡態的發展就依靠保障該群體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給與以相對應，從而最終實現立法。

（二）生物安全法的供求邏輯

法律需求屬于制度需求的范疇，是一種將外部性內部化的制度設計，雖然其供求邏輯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下可以被解釋為一種供給和需求的邏輯發展體系，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不僅是一種非市場需求，而且是一種非物質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體對某種“潛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種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無法實現和獲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發于主體對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從當前的法律結構體系和制度體系來看，該種利益期盼是無法予以滿足的。

上述的制度經濟學的立法闡釋，至少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說明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邏輯：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廣泛。一般來說，法律需求的主體就是法律需要保護的利益主體，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場主體，也可能是國家政府，也可能是社會公眾。生物技術的發展所產生的轉基因安全風險、生物多樣喪失風險以及外來物種入侵風險等統一構成了生物安全法的風險體系和利益保護對象。在上述風險和利益保護的釋解當中，基于對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類世代延續的利益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主要體現為一般公眾；基于對整體社會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視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體又將體現為國家及其政府；基于對生態系統安全利益訴求的視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體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體觀念，轉而確認并保護動植物，乃至生態系統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潛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現實的規范體系中得以體現，其潛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現實法律制度所建構的利益體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為“潛在利益”的存在，構成了法律制度體系發展的牽動力，形成一個相對穩定，但又不斷地在“需求—供給”中發展的運動模式。

從生物安全本身來看，安全的主體范圍非常明確，一切可以歸屬為生物學中的生物范疇的主體都應當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體現，并由特定的“潛在利益”與之相對應。根據生物安全法律主體的廣泛性，需要通過法律保護的“潛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眾的生命健康利益，國家政府的安全與穩定利益，一切生物體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間均衡利益，以及生態系統本身的安全利益。

3.現實法律制度安排和規范體系尚無法滿足上述“潛在利益”。建立在傳統法律理論體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難對生物安全利益提供應有的風險防范機制和保護機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所帶來的風險只是在20世紀末期才真正被人們發現和認識，科技的兩面性和吊詭性只有在科學技術知識較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廣大公眾所知曉。科技發展所隱含的生物安全問題、生命健康問題、生態倫理問題等作為一種潛在的或現實的社會問題時，其重要性和緊迫性才真正上升為多數人的社會風險意識。風險是一個與利益相比對的概念，它意味著主體的某類利益正在或將要被侵蝕或剝奪，當一種風險演化為一種群體性、社會性的風險意識時，相關的風險防范措施必須在整體上予以采納或建構。法律作為一種規則和規范體系，預設人們的行為模式和行為結果，從而在制度層面上提供了一個可知悉、可預見、可防范、可制裁的規范模式，從而加快了主體的立法訴求，也推動了權力機關的立法供給。其次，現有的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對人類自身利益的確認和保護之上，法律主體的范圍也很難突破對自然人或法律擬制主體的傳統認知，相應地法律的利益主體和權利主體也很難突破傳統之囿。然而，就生態系統而言，彰顯人類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現代化正是成就當前生物乃至生態系統風險的主要因素，現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證了至高無上的人類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視性，也從風險的角度提出了將人類利益與生物利益、生態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規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規范體系和法律制度建設來看，生物安全法的利益譜系（包括人類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態利益）仍然任重道遠。

工業文明，特別是以生物技術發展為代表的人類第四次科技革命，在為人類創造了豐厚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足以使整個地球毀滅的風險，舊的工業社會體制與文化意識在所謂的現代化進程中已經凸現其內在的反身性和高風險性特征。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個人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地避開傳統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由此出現了以不確定性為基礎的風險社會與不確定性為基礎的現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間的內在緊張。不確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學技術本身隱含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必須在原有的法律秩序體系框架內重新建立并發展生物安全法律體系和由此產生的秩序體系。此外，生物安全法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取向分析認為，生物安全立法的邏輯基礎在于，生物安全的社會公共性強烈呼喚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譜系，將人類安全利益與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態安全利益聯系起來，從而將人類的發展與整個生態系統的安全相互聯結，在利益層面確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如果我們將法律規范體系和制度體系的確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給的辯證統一，以及由此產生的法律體系的均衡給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設定了經濟學意義上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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