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的意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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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聞傳播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 新聞傳播研究 康巴藏區 新聞實踐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作為中國新聞傳播研究框架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由于資料、語言等諸多方面的原因，對這一方面的研究一直未能廣泛地開展起來。進入新世紀的以來，隨著研究資料的增多、研究視角的擴展以及理論框架的建構，曾經被認為值得期待的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迅速展開，陸續出現一系列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專著。這些研究專著呈現出以下的特點：一個方面，作為比較薄弱的研究領域，研究者往往注重從歷史學的角度進行梳理，初步完成理論架構。 白潤生先生正是從史學的角度進行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他所著的《中國新聞通史綱要》，按照新聞事業發展的脈絡，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第一次按照歷史的沿革，系統地探討了社會主義制度先小數民族地區報刊的創辦和發展過程，對少數民族傳播內容進行論述。在《中國新聞事業史》中，白潤生負責撰寫《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事業的興起、發展與繁榮》。在他撰寫的這一部分中，他認為上個世紀初到30年代是中國少數民族的興起階段，從30～40年代到改革開放是發展階段，從改革開放至今是繁榮階段。2008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白潤生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在這部書中，白潤生對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事業進行了進一步的論述，這本書，除緒論外分四編：蹣跚學步（遠古～20世紀20年代）、崢嶸歲月（20世紀20年代～40年代末）、火紅年代（20世紀40年代末～70年代中葉）、滿園春色（20世紀70年代中葉～20世紀末），共計12章65節。周德倉著的《中國藏文報刊發展史》在歷史學的基礎上采用傳播學的研究方法，對藏文報刊發展、傳播規律進行梳理和總結，構建藏文報刊的發展脈絡，在周德倉的另一部專著《新聞傳播史》對從原始文明時代至公元2000年這一時期發生的新聞傳播進行史學架構。這本書還對對外新聞傳播、的電影傳播，新聞進行橫向論述。

另一方面，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教學活動在學院里迅速展開 。隨著新聞傳播專業的發展，許多高校開設了帶有“中國新聞事業史”字樣的課程，介紹中國新聞發展的知識、方法。在中國新聞史的框架下進行研究，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進行理論化、學院化。《中國新聞通史綱要》成為高等院校新聞史教材，《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事業的興起、發展與繁榮》是《中國新聞事業史》中的一個章節，《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成為精品教材立項項目。

因此，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才剛剛開始，需要做的工作還很多，特別是當真正面對具體的現實問題，它往往顯出力所不逮的疲態 。這種疲態表現在當下的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很難具體地指導少數民族區域性的新聞實踐。試以康巴藏區為例。

新聞學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理論、歷史、應用。新聞理論主要總結和闡明人類新聞活動的基本規律，它是從新聞實踐中來最終又指導新聞實踐；新聞歷史主要論述有史以來人類新聞活動的歷史，主要是新聞事業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而在應用方面一方面具體到新聞實踐又涉及到媒介的經營和管理。當涉及到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時，對研究內容的判定如果按照以往的路徑進行研究似乎行不通。葛兆光在《中國思想史》中提出的“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對于我們理解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有所裨益。葛兆光在《中國思想史》中說過的一段話：“似乎在精英和經典的思想與普通的社會和生活之間，還有一個‘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而這個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延續，也構成一個思想的歷史過程，因此它也應當在思想史的視野中”， 在葛兆光看來“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并不完全是小傳統，也不是民眾思想或者民間思想，而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識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對宇宙間現象與事物的解釋，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發，也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當然也不是最底層的無知識人的所謂“集體意識”，而是一種“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識和思想，作為一種普遍認可的知識與思想，這些知識與思想通過最基本的教育構成人們的文化底色，它一方面背靠人們不言而喻的終極的依據和假設，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著解釋與操作的作用，作為人們生活的規則和理由。” 這樣看來，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過程中，會不會對精英和經典的部分進行了過多的關注，而對“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的關注比較少？

新聞學的中心議題是：客觀社會的諸條件對人類新聞活動的決定、支配作用以及新聞活動對社會的反作用。 客觀社會不是一個冷冰冰的存在，也不像自然規律那樣靜止地等待人們去歸納和總結。社會是由人與人組成的，人與人之間的主體關系總是充滿了變數。因此可以說，社會與自然界的區別在于社會是由人自己創造的，并且人們每天都在創造和改變社會，而自然界卻不然。在這種關系中，人與人之間進行主體性的互動，就必然有一種普遍理解的知識作為基礎，這種普遍理解知識往往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知識，人們在使用這種知識時通常認為對方也擁有這種知識，就知識的類別而言，知識通常分為感知知識和理解的知識，感知的知識通常是指具體的、日常的知識，而理解的知識通常是抽象的知識。在新聞傳播的研究中通常是以具體的、日常的知識作為研究對象。正因為是這樣，對新聞傳播的研究就不能像研究自然科學那樣，也不能脫離人們進行主體性互動時所使用的普遍理解的知識。因為如果用專業性的、抽象的術語來代替那些具體的、日常的知識，就會使人與人之間的主體性互動的生活世界不復存在，剩下的知識一些概念和理論。因此新聞傳播研究在理論和應用上應當注重對主體間互動所使用的具體的、日常的知識的研究，首先試圖解釋這些具體的、日常的知識，這就要求研究者不僅僅簡單地靠新聞出版的成品來研究，更要深入到新聞傳播活動發生的日常生活中，觀察和理解主體間的互動，以此更具不同主體間互動來進行解釋的協調；其次當得到這些解釋后，把這些解釋放置在整個社會的背景下進行重新的建構。

對于康巴藏區新聞傳播的研究而言，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康巴藏區獨特的地理位置，“康”是一個地理概念，是指青藏高原東部的藏族聚集區，為我國三大藏區（衛康、安多、康）之一。“康巴”是一個族群概念，是對生活在藏區的操藏語康方言的藏族的稱呼。由于“康巴”生活在藏區，人們常常把“康巴”這一概念指代“康區”，因而，“康巴”既是一個族群概念，也是一個地域概念；當對這樣一個多民族的聚集區進行新聞傳播研究，就不得不考慮這些“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是什么？就不得不考慮這些具體的、日常的知識是什么，它們在主體間是怎樣互動的以及怎樣進行重新的建構？其次，康巴藏區所處的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文化上處于漢、藏等多種文化交匯的中間地帶。“我們以康定為中心向北向南大體劃出一條走廊。把這條走廊中一向存在的語文和歷史上的疑難問題，一旦串聯起來，有點像下圍棋，一子相聯，全盤皆活。這條走廊正處于彝藏之間，沉積著許多現在還活著的歷史遺留，應當是歷史與語言科學的一個寶貴園地。” 因此在對康巴藏區新聞傳播的研究中需要進行歷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多學科的角度；最后，康巴藏區新聞傳播研究還承擔著打擊分裂勢力以及西方敵對勢力的任務。正如康巴藏區的新聞傳播機構所承擔的政治任務一樣，在康巴藏區的新聞傳播研究中就不能忽視這一點。

本文為《康巴藏區報業發展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3SB0193

參考文獻

[1]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2] 周德倉.中國藏文報刊發展史[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3] 李良榮.新聞學概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4] .關于我國民族識別問題[J].中國社會科學，1980（1）.

[5] 方漢奇.中國新聞傳播史[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第2篇：新聞傳播的意義范文

（駐馬店廣播電視臺河南463000）

【摘要】社會進步催生產業發展，新聞媒體作為現代社會中新聞信息的傳播者，其對于信息的傳播在無形之中改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思維邏輯，甚至對人們的行為習慣也有較大的影響，對社會的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在該形勢下，需要新聞信息具有良好的質量，新聞傳播者的各項意識則直接影響到新聞信息的質量，應建立良好的現代意識才能使得新聞媒體能夠發揮出其正面的效應。本文簡單地分析了新聞傳播者的現代意識，包括責任意識、信息意識、求實意識等，為當代新聞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參考與借鑒。

關鍵詞 新聞媒體；新聞傳播者；信息意識；責任意識；求實意識；研究

前言

媒體是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與時俱進的產物，其發展壯大不僅僅與現代先進的信息技術及設備有著緊密的聯系，也與人們思維觀念的變化有著直接在不斷關系，也會對人們的思維觀念帶來較大影響。而社會形勢在不斷變化，媒體作為新聞信息傳播者，其需要有更高的素養，具備各項新時代意識及新聞職業技能，才能將新聞媒體的主要作用充分發揮出來，從而逐漸培養廣大受眾的現代公民意識。其不僅是新聞信息在傳播的過程中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現代社會的發展對新聞工作的主要要求，對該類課題進行深入的研究與探討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1．信息意識

1.1信息意識的基本概念

信息意識是指新聞傳播者面對社會的各項文化活動、經濟活動，能發現其中各類有新聞價值的信息，并對其進行辨別的能力。由于媒體工作的性質較為特殊，其主要工作是以傳播信息為核心，開展各項相關的活動，而新聞信息的傳播者需要具備強烈的信息意識，能夠在大量的信息中準確地定位信息、認識信息、迅速接受信息，并合理進行利用，即對信息的進行收集、整理、制作及傳播，并做好信息的處理工作，保障信息質量，并及時收集反饋信息，并妥善處理①。

1.2運用信息的方法

1.2.1構建信息網絡

構建信息網絡是為了挖掘信息源。社會生活中無時無刻不在產生著新聞信息，不僅信息量大，且具有極強的動態性，因此新聞傳播者需要貼近生活，并充分利用各項信息技術、網絡、設備等，了解社會各界的狀態，收集最新的信息，使得信息的來源更廣闊，并對各類信息進行深入挖掘，使之更有深度。

1.2.2信息的分析與開發

新聞傳播者需要根據信息的性質而優選、過濾，包括信息的價值、素材類型、輿論方向等，全面掌握信息的內容，并對其進行相應的處理、加工，對信息進行創作，不斷開發，形成新型信息。而這就要求新聞傳播者具有較強的前瞻能力，有效地預測即將出現的新聞事物，并巧妙的掌握新聞傳播成功的主要因素，掌握新聞消費市場的需求方向②。

1.2.3有效鑒別信息

傳播正確、新鮮的信息是新聞傳播者最為基本的要求，需要從多角度對信息進行深入的分析與研究，評估仔細、辨別真偽，傳播正確的、真實的信息才能有效地引導社會和受眾。現代媒體的競爭較為激烈，新聞競爭力主要表現在誰的新聞信息能在第一時間內被受眾所接受，誰就贏得了市場的主動權，且被受眾最先接受的往往是質量良好、時效性強的新聞信息。新聞的報道方式可以不拘泥于傳統的播報，可以綜合利用各種媒體消息、通訊、圖片、評論等進行報道，電臺、電視臺、網絡可以聯合運作等，將自己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快速進行立體式宣傳報道，強化報道深度、影響力及沖擊力。

2．責任意識

2.1當前大眾的價值觀狀態

新聞媒體的輿論引導作用是其主要的社會職能之一，代表著廣大受眾的利益，是一項重要的作用，也是現代新聞傳播活動的基本條件。新聞傳播者需要具有強烈的責任意識，才能保障輿論導向的正確性。我國社會的發展處于特殊階段，各種要素相互影響、滲透、作用，新型的體制處于建設之中，各種價值觀不斷地融合交織。新型價值觀對傳統價值觀產生了一定沖擊，但其也尚未達到完善的程度，社會并沒有完全接納，因此人們的價值觀沒有主導性，價值觀尚未穩定，人們在比較、選擇價值觀時存在一定難度，容易出現盲目、極端、迷惘的情況。新聞媒體作為一種文化制造與傳播的主體，需要以高度的責任感，對大眾進行正確的引導，從而構建健康、完整的價值觀，其直接關系到和諧社會的建設，意義重大。

2.2新聞傳播者責任意識的意義

新聞媒體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才能具有良好的品質及較高的文化品位。新聞媒體對大眾的文化引導，應從更有高度、更有品質、更有品位等方面著手，使得整個社會的文化品質得到較大提升。如果新聞媒體將重點集中于娛樂化、煽情化的信息，則會將浮躁、沒有內涵的文化灌輸給大眾，因此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十分重大。新聞媒體傳播者的價值觀與新聞信息的質量及水平有著極為緊密的聯系，也直接決定了性質及風格。新聞傳播者需要全面認識自身肩負的社會責任，接受公眾的監督，并做好自身的管理工作，提升品質，為大眾做出好的榜樣，發揮出良好的社會職能。

3．求實意識

3.1求實的意義

信息成為新聞需要具備兩個特點，首先就是真實，然后將其報道出來，新聞信息的傳播范圍極為廣闊，會對大眾的視聽及思維觀念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記者在采訪的過程中，先是對事物形成直觀、感性的認識，要求信息具有較高的真實性，然后再對事物進行理性的認識，要求其本質的真實性。其次就是新聞報道需要具有極高的真實性，其也是新聞的基本要求。但是現實的情況是，部分媒體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包括利益的驅使而出現新聞失真的情況，甚至報道假新聞，其也是現代新聞傳播中一個嚴重的問題，不僅混淆了大眾的視聽，使之無法分辨事物的真偽，也嚴重影響到了媒體的信譽及新聞工作者的形象。新聞信息要具有良好的真實性，它要求新聞工作者要樹立強烈的求實意識。

3.2保障新聞真實性的基本要求

求實求真，杜絕假新聞的出現與傳播是新聞工作者的基本職業道德。西方的新聞傳媒存在著配置新聞現場的現象，一些無法讓人實在感受到的無形事實，記者利用技術方式將其開發出來，成為事實載體，使之清晰地展現出來。加上導演新聞、制造新聞的界限很難把握，所以很多國內的新聞學界對其往往持否定態度。事實屬于客觀存在，新聞傳播者無法培植，記者只能展示事實，而不能創造新聞，不然則會造成惡劣的影響，因此記者需要不斷的提高認識，在客觀公正的原則下，深入實際地報道。忠實新聞信息的真實性，不僅能提升新聞媒體的形象，也能夠凈化社會風氣，帶來良好的社會效益，同時也更好地彰顯自身在和諧社會構建中的中堅力量。

第3篇：新聞傳播的意義范文

（一）在法制文明中的作用

社會公共利益是代表特定地區、特定時期的絕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公共利益觀在新聞傳播應用中，對我國的法制文明起著重要作用。以經濟法和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和聯系為例，社會公共利益的核心理念是經濟法，并通過它來保護。公共利益在法律概念上，其重心在于“公共”，強調的是整體的意義，而非個人。

（二）在網絡文明中的作用

現代網絡新聞傳播，已經成為時代的主流，是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重要環節。也是現代社會公共領域的可以表達自己意見的一個平臺。大眾要充分利用好網絡媒體，加強與政府間的雙向互動，尊重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建立一個更加有效的政府網絡機制。

二、基于公共利益觀的新聞傳播的利弊

（一）基于公共利益觀的新聞傳播優勢

公益廣告所包含的“正能量”給人積極向上的動力和希望，能鼓舞人不斷地去追求幸福生活。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公益廣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下面介紹公益廣告一般具備以下功能，即：教化和價值導向功能，它會讓人們在不注意的情況下就接受了公益廣告所要體現的內容，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正因為如此，它更容易滲透到人們的內心深處；視聽調節功能，制約商業廣告的發展，不讓人們過于注重金錢效益。公益廣告能夠代表全人類，以及一個集體的利益，它通過有寓意的表現方式，讓人深思給人啟迪，有教育和啟發的作用。據有關調查顯示：最受人們喜愛的廣告是公益廣告，其次是食品廣告、汽車廣告。據相關數據統計，有83%的人是喜歡廣告的，97%的人認為公益廣告對我們社會的發展有好處。從這些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公益廣告對我們社會的發展起著推動作用。

（二）基于公共利益觀的新聞傳播的弊端

個人利益一旦膨脹擴大，將本來于國于民的好事，變成了壞事。一些人通過權勢、金錢、假公濟私，使得公益性的新聞傳播變了“味道”。雖然“公共利益”本來意味著所有人的權利，但如果運用不當，用人不善，很可能會阻礙我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甚至由于競爭的壓力，媒體集團之間的分歧和幕后操控，將會嚴重損害人民的利益。

三、加強基于公共利益觀的新聞傳播的意義

（一）加強輿論監督

在傳統的新聞傳播理念中，民眾處于一種被動的局面，很大程度沒能發揮民眾的主觀能動性。針對基于公共利益觀的新聞傳播的弊端，我們應該加強輿論監督，充分調動人民大眾的能動性，使得公益性的新聞傳播推動我們社會的發展。

（二）加強網絡監管，完善網絡傳播的法律體系

建立健全網絡新聞傳播的法律體系，首先要重建網絡用戶間的誠信，然后可以在校園、網吧后臺等地方，實行實名制，來有效圈定了責任人的范圍。并且在技術層面上，也要加強管理，培訓出一批“特別”的網絡技術人員，實時監控網絡變化，消除惡意攻擊，維持網絡環境的和諧。

四、小結

第4篇：新聞傳播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仿擬；新聞傳播；受眾；傳播策略

[中圖分類號]H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18X(2012)03－0225－04

徐國珍(1955－)，女，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現代漢語修辭學、對外漢語教學。(浙江杭州　310008)

本文系杭州師范大學國學院專項課題、杭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常規性課題(項目編號：BllYY03)、浙江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研究課題(項目編號：2011267)的階段性成果。

新聞是人們認識世界的獨特窗口，是當代社會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內容。然而，在信息爆炸的當今時代，人們每天甚至每時每刻都被各種各樣的信息包圍。因此，“新聞報道只有先引起受眾的注意，并維持他們閱讀的興趣，才談得上讓受眾接受，而新聞報道在題材上的新穎，表達手法上的不落俗套，正是引起受眾注意的重要條件”。正是為了留住那些在各種媒體上匆匆瀏覽的目光，新聞工作者們在精心組織內容的同時，對言語表達也格外重視，雕詞琢句，匠心獨運。而以新穎獨特、幽默風趣為主要效果的仿擬也就成了他們手中一大法寶。

“仿擬”是一種“仿”照某現成的語言形式“擬”創出一個臨時性新說法的修辭方法。它在滿足廣大受眾的心理需求、實現新聞報道的相關目標方面具有十分明顯的效果。然而，縱覽當今國內新聞傳播中仿擬的使用情況，我們發現其中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因此，如何提高新聞傳播中仿擬應用的藝術，是一個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我們認為，在新聞傳播中運用仿擬辭格應力求實施“求同”“求異”“求簡”“求趣”四大策略。

一、求同法策略

所謂求同法策略，“即努力使仿體接近、類似本體，努力保持本體的基本面貌，以充分顯示本體和仿體之間依附與被依附的關系，使仿體能較快地被受眾辨認出來，并使人們能較容易地從本體身上推出仿體的含義”。如：

例1.消費者：從文盲、法盲到營養盲(《青年時訊》，2006－03－03)

例中的“營養盲”雖是一副“新面孔”，但由于它和本體“文盲”一詞具有明顯的趨同性，讀者只要借助對“文盲”一詞的認知，就能很快類推出“營養盲”的含義。

實施求同策略，一是可以提高受眾對仿體這個新言語形式的認知度，二是可以加強新聞語言的親和力，拉近新聞和受眾的心理距離，讓受眾產生一種熟悉感、親切感，甚至有一見如故之感，從而產生解讀的興趣和信心。

實施求同策略，主要可從以下兩方面著手：

(一)本體的求同——習見性

任何仿體都是依附于本體才得以“存身”的，它們的語義、語用乃至情感意義，都必須借助于本體的引導、提示才能得以實現。因此，本體越為人們所熟知、所習見，其仿體就越容易為人們所認知、所接受。如：

例2.《好馬也吃回頭草》(《中國教育報》，1994－07－18)

該例的本體“好馬不吃回頭草”是一則流傳已久、為人們所習見的俗語，因此，一看到仿句，人們自然就會聯系起本體，進而對其間巨大的語義反差產生強烈興趣。

當然，習見性并不一定就是指具有歷史淵源的詞句。且看下例：

例3.一捆廢紙引發的血案(《錢江晚報》，2006-03-01)

人們也許還記得，2005年末，胡戈將陳凱歌導演的電影《無極》剪輯制作了一個視頻幽默短片——《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一時間，“饅頭血案”在網絡上傳得沸沸揚揚，片名“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的知名度也借助網絡一路飆升，幾乎達到了無人(網民)不知的程度。于是，“一個XX引發的血案”也成了人們群起而仿之的本體，例3顯然正是其中之一。正是由于作者選擇了具有高度習見性的言語形式為本體，該新聞一刊出，就因標題沾了“饅頭”的光而吸引了不少受眾的眼球。

因此，新聞傳播者在運用仿擬辭格時，可盡量選擇一些“知名度”、流通度較高的言語形式來充當本體，如成語、熟語、經典名人名言、暢銷書書名、流行歌曲的歌名歌詞、電影片名、經典臺詞等，以獲取“名語效應”。

(二)仿體的求同——形式趨同

仿體的求同，主要指仿體的言語形式應盡量接近本體。新聞傳播是由新聞語言的編碼者和廣大解碼者兩極構成的言語交際過程，其傳播效果的好壞，應根據解碼者的接受反應來評判。仿體作為一種全新的言語現象，要想產生良好的表達效果，首先得讓接受者能很快辨識出本體，進而類推出仿體的含義。因此，應用仿擬手段時，編碼者應盡量接近本體的言語形式來進行代碼的排列組合，以避免產生傳而不通、讀而不解的現象。

仿體與本體的趨同，可以從聲音、意義、詞形等多種角度人手。一般說來，三音節的仿體與本體以一字之差為宜，四音節的仿體則可與本體有兩字之異。如：

例4.冠軍杯?冠軍悲?(《錢江晚報》，2006-03-10)

例4中的“冠軍悲”仿“冠軍杯”諧音而成，這種諧音仿現象，一方面以相同的“bei”之音勾連起本體與仿體，一方面又以“杯”“悲”的相異造成懸念，從而有效地調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

另外，也可根據本體的整體格局、氣勢或語調等來進行仿擬。如：

例5.忽如一夜春風來，大街小巷餅飄香。(《青年時訊》，2006-02-24)

第5篇：新聞傳播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文化帝國主義?搖 中國?搖 陰謀論與依附論

文化帝國主義與媒體帝國主義

在傳播學領域，可能沒有哪個理論能像文化帝國主義理論那樣被冠以如此多的稱號。翻閱一下國際傳播學領域的相關學術文獻，我們可以發現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曾經被稱為“文化同質論”、“電子殖民主義論”、“媒體帝國主義論”、“結構性帝國主義論”等。盡管稱謂不盡相同，但卻涵蓋了文化帝國主義論的要旨。

但Tomlinson的研究發現，大多數與文化帝國主義相關的研究把電視、電影、報紙和廣告等傳播媒體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①于是有學者把文化帝國主義等同于媒體帝國主義。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文化帝國主義與媒體帝國主義是不是同一概念？文化帝國主義的創始人Schiller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定義被廣泛地批評缺乏精確性。英國學者Boyd-Barrett把媒體帝國主義定義為“一個國家對其媒體的擁有，控制并且向其他國家傳遞其信息的過程，這一過程是一個單向式的行為”②。這個定義又被廣泛地解讀為內涵過于狹窄，忽略了對文化這一變量的考慮。而非者則認為當前的國際傳播不存在文化控制的問題，他們更愿意從媒體帝國主義的角度來分析問題。③在研究方法上，非學派傾向于運用量化的方法來考察媒體的效果。

美國的大眾傳播學界更傾向于用數量統計的方法研究國際傳播領域信息流動的不平等性，更多的學者否認文化帝國主義現象的存在。新學者在歐洲更具有影響。筆者認為，雖然媒體可以從文化中被萃取出來進行單獨的分析，但媒體本身并不存在于一個真空環境里，媒體的所有權、經營權和媒體產品的內容制作等無一不被打上文化的烙印。盡管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在美國傳播學界遭到批判，但筆者仍然認為這個理論有其合理性。本文擬從新聞傳播的角度來論證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內在的合理性。

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與爭論

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是一個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理論，它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70年代日益引起世人的關注。當時關注這個理論的學者主要來自拉丁美洲國家。他們認為文化帝國主義理論非常適合解釋美國對這一地區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國主義理論還為正在聯合國激辯的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的爭論提供了理論基礎。當時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建立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的陣營都認為公民對信息的使用與經濟增長成正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多種聲音，一個世界》文件表達了發展中國家希望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傳播秩序的強烈愿望。

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創始人是Herbert Schiller。Schiller在1976年出版的《傳播與文化控制》一書中給文化帝國主義下了一個內涵非常模糊的定義。Schiller認為文化帝國主義是“一個社會被卷入現代世界體系，并且這個社會的上層被這個現代世界體系所吸引、或者被壓迫并且有時被賄賂來改變自己的社會體系以便使自己的社會體系符合世界上占主流的世界體系觀念的需要”④。Schiller的定義由于內涵模糊并且廣泛而被學者賦予許多不同的解讀，并受到眾多學者的批判。相比之下，Beltran對文化帝國主義的界定更加簡單與明晰。他認為文化帝國主義是一個國家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或者生活方式強加給其他國家的一個可以證實的過程。⑤Beltran給文化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對推崇用量化手段研究文化帝國主義論的學者有很大的吸引力。

文化帝國主義的三個范式

美國巨型的媒體公司如美國廣播公司等本身已是美國重要國防產品生產與制造的承包商。Schiller相信，正是美國富有侵略性的帝國主義政策才促使美國衍生了這些壟斷性的傳媒財團，并且把觸角伸向世界。這些傳媒財團的海外擴張導致了全球廣播體系的商業化。Schiller在1976年的著作中更加強調，美國所有的傳播方式，從電視節目到媒體科技以至于教育類方案都是文化帝國主義的具體體現。Schiller后來又把文化帝國主義的內涵擴充，認為美國出口到全世界的主題公園、購物商場、快餐文化等都是文化帝國主義的具體表現形式。Schiller認為，美國的傳媒集團以及媒體政策正在陰謀實行對世界的文化控制，并使欠發達國家依附于美國壟斷財團。因此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實質是“陰謀論”，從目的上看是使第三世界國家依附于發達國家。

Schiller的“陰謀論”受到自由市場學派的挑戰。信奉自由市場機制的學者們認為，世界上文化產品的流動不平等更多的是市場規律的結果，而非Schiller所宣稱的“陰謀論”。自由市場派強調，媒體產品如果要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場，贏得受眾的青睞，其內容需要在最大程度上迎合受眾的需求，而美國的媒體產品恰恰做到了這一點。這一論斷的潛在邏輯是美國向全世界輸出的媒體產品的內容屬于中性，并且沒有意識形態上的傾向性。就其效果而言，自由市場學派認為，行銷全球的美國媒體產品與全球的受眾各得其所，實際上是一種雙贏的結局。如Read所言：“通過市場機制，美國的傳媒集團與世界消費美國媒體產品的消費者進行有效的溝通，雙方分別得到了不同的益處。”⑥

而特別強調受眾能動性的學者認為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根本不存在。這一學派的思想邏輯以傳播學的使用與滿足理論為基礎，認為受眾是一個能動性很強的群體。在欣賞媒體產品內容的同時，受眾也在根據自身的實際經驗對媒體的內容做出不同的解讀，這源于受眾內部巨大的差異性。能動受眾論學者熱衷于利用量化統計的方法來考察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是否存在。而眾多的量化研究也證明，美國的影視產品對海外受眾的價值觀影響極小，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是不存在的。

如前所述，媒體產品的生產并不存在于一個文化真空里，任何一種媒介產品的內容最終一定會反映一個社會、階級或者階層的價值觀念。McQuail認為：“盡管通過媒介所表現的文化貌似沒有價值觀的傾向，但西方的媒體產品均體現了許多西方資本主義所代表的價值觀念，包括個人主義與消費主義、享樂主義以及商業主義。”⑦而能動的受眾論也存在理論上的缺陷。如果過分地強調受眾的能動性，則會使我們對此問題的認識引入一個極端，即媒體不會對受眾產生任何效果。能動的受眾論的研究從研究方法上來說也存在缺陷。因為媒體對受眾價值觀的影響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能動的受眾學派僅僅從一次調查獲取的數據來研究媒體對受眾的影響顯然不能反映問題的全貌。Schiller認為：“我們幾乎不能從無所不在的媒體環境中抽取一個電視節目、一部電影或者一本書來考察這個（或者這些）媒體產品對受眾的影響。”⑧

從新聞傳播的角度看文化帝國主義

“新聞就是一種文化。”⑨二戰后第三世界國家對西方國家文化控制的強烈抨擊也與新聞的流動相關。但把新聞作為一種文化并納入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研究卻少之又少。Meyer是一位從新聞的流動視角來考察文化帝國主義現象的學者。Meyer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若干非洲國家與拉美國家的日報對國際時事的報道。Meyer發現這些非洲與拉美國家依然大量依賴西方的通訊機構提供的新聞信息作為各自媒體主要的信息來源。重要的是，Meyer發現這些非洲與拉美國家因為嚴重依賴西方通訊社提供的新聞信息而開始采用西方的新聞價值觀來對國內事件進行報道。但是Meyer的研究也有問題。Meyer做了一個比較研究發現，這些國家采用的不結盟國家通訊社提供的新聞則是更多地關注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因此，Meyer認為第三世界國家正在大規模地復制但并非完全采用西方的新聞價值觀，而且第三世界國家對西方通訊社的媒體依賴并未導致文化帝國主義現象的出現。⑩

Meyer的研究有兩個方面的缺陷。其一，Meyer的研究并未涉及西方傳媒大國的傳播政策層面，而恰恰是這些建立在政策基礎上的新聞流動政策可以最好地體現文化帝國主義“陰謀論”的實質；其二，Meyer所得出的結論過于簡單，因為他未考察第三世界國家過分依賴西方的新聞信息源而造成的“依附性”的后果，而這也恰恰是量化分析所難以進行實證的問題。本文在以下部分對這兩個問題做一個補充性的探討。

信息自由流動政策――“陰謀論”的體現。國際傳播領域的新聞貿易不可避免地與信息自由流動理論牽扯到一起。信息自由流動主義的鼻祖是現代自由民主理論的創始人米爾頓與密爾。自由民主理論認為對真理的追求只有在輿論市場中充分競爭才可以實現。因此，不受任何人為阻礙的信息流動以及言論自由是每個公民實現對真理的追求不可或缺的前提，而媒體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盡管自由民主理論是米爾頓與密爾針對當時英國國內的現實而提出的一種理論，但它的追隨者執著地認為這個理論可以推廣到國際傳播領域。他們認為，國際間的信息自由流動可以促使許多國家建立民主并且有效地消弭國家間的爭端。而戰后新的通信技術的發展也使這個理論的追隨者認為任何旨在妨礙信息自由流動的努力都是徒勞的。戰后著力推廣這一理論的始作俑者是美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推行這一理念的現實原因并非僅限于推廣民主與消除國際爭端，而是為自己的媒體巨頭獲取超額的利潤。時任國務次卿Benton宣稱：“美國國務院將盡其所能，用政治與外交途徑打破其他國家阻止美國的新聞通訊社、雜志、電影以及其他傳播媒體在國際市場上的擴張……促進信息自由是我們外交政策有機的一部分。”???

然而英美等傳媒大國的媒體與各自政府之間的關系遠非各自彼此獨立的關系。在一戰期間，英國的路透社就與英國當局簽署了某種形式的協議，路透社承諾在戰時提供有利于盟軍的新聞。美聯社與美國政府也保持著密切的關系。Jean-Luc Renaud的研究發現，美國政府與立法機構一直在以各種方式支持美國的媒體產業出口，這些支持包括各種各樣的立法與政府給予的商業與外交政策支持。???而美國的廣電媒體也一直與勢力龐大的軍事工業聯合體有密切的關系。這些事實說明，美國政府出于戰略上的考量，對媒體是不會采取一種放任自流的自由主義政策的。Schiller堅稱的“陰謀論”的確有很大的道理。

新聞制造的依附――“中國”。新聞對社會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或者集團擁有的權力與資源的多寡。Altschull把“資源”分為“有形資源”與“無形資源”。信息與進行信息傳播的能力屬于一個國家或者集團的無形資源。Altschull同時認為盡管媒體產品的生產是公開的，但它的控制者卻隱藏在幕后。無論權力是以何種方式存在，政府、政黨或者財團都想掩蓋這種控制性的關系。???

“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經典的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所認定的“陰謀論”。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是權力與媒體互動的產物。“中國”的產生不可避免地與美國國會中一個松散的政治聯盟有密切的關系。這些組織松散的成員雖多隱藏在幕后，但卻極力鼓動政府與軍方對華采取嚴厲的政策。而在公開場合，一些在政府中擔任要職的人物極力附和這一論調。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群勢力的發聲成功地設定了美國主流媒體的議事日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輿論。這是因為美國的主流媒體主要依賴這些為美國精英集團服務的公關人員提供新聞信息來源。有研究發現，盡管像《華盛頓郵報》與《紐約時報》這樣久負盛名的媒體各自維持著強大的人力資源進行調查性的新聞報道，但它們依然依靠精英集團的公關人員提供50%左右的新聞。???這一現實充分證明了文化帝國主義的“陰謀論”的存在。

“中國”的確產生了文化帝國主義論所宣稱的依附性的效果。“中國”嚴重地挑戰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并且抹黑了中國的國際形象。而良好的國家形象日益被認為是一個國家重要的戰略資產。國家形象有兩個貌似對立的特點：其一，國家形象具有很強的穩定性，一旦形成，則很難改變；其二，良好的國家形象的建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也極易遭受破壞。為了扭轉這一局面，中國政府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價來進行國際公關。另外，中國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外交資源與經濟資源來游說對中國心存不安的國家以使這些國家理解中國的行為。

結語

本文著重分析了文化帝國主義的內涵，并區分了文化帝國主義與媒體帝國主義兩個容易混淆的概念。本文還提出了與文化帝國主義相對立的兩種論點。筆者認為，雖然經典的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存在理論上的缺陷，但依然具有解釋一些當前國際傳播現象的力量。為了更好地論證筆者的觀點，筆者用美國支持信息自由流動的相關政策來印證文化帝國主義“陰謀論”的實質，用美國媒體炮制的“中國”來證實文化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的依附性的影響。筆者認為，二戰后雖然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都已經擺脫了西方的殖民統治，但國際傳播新秩序一直沒有建立起來。文化帝國主義理論仍然具有相當效力。

注釋：

①Tomlinson， J.(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②Boyd-Barrett， O.(1998). The Globalization of News. Sage Publications

③Lee， C.C.(1980).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The Homogenizing of Television Culture. Beverly Hills：Sage

④Schiller，H.I.(1976).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NY：International Arts & Sciences Press

⑤轉引自Elasmar， M.G.(2003).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A Paradigm Shift.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⑥轉引自Tomlinson， J. (1991)

⑦McQuail，D.(2000).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4th edition， Thousand Oaks： Sage

⑧Schiller， H. I. (1991). “Not yet the post-imperialist er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8， p13-28

⑨Schudson， M. (1997).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 In J. Curran.， & M. Gurevitch(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p141~159). New York， Arnold

⑩Meyer， W. H. (1989). “Global news flow： Dependency and neo-imperialism.”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2(3)， p243~264

???轉引自Schiller， H. I.(1976)

???Jean-Luc Renaud.(1985，Spring). US government assistance to AP's world-wide expansion. Journalism Quarterly， p10～16

???Altschull， H.(1995). Agents of Power： The Media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ition). NY： Longman

???Sigal， L.(1973).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 Lexington， MA： D.C.Heath

第6篇：新聞傳播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 媒介融合；新聞傳播；教育改革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712（2014）22-0046-03[ZW（N]

[作者簡介]肖飛（1979―），男，江西贛州人，碩士，廈門大學嘉庚學院新聞傳播系講師。

一如傳統媒體行業在新媒體時代里進行轉型那樣，新聞傳播教育在上述趨勢下進行的改革也持續了多年。值得注意的是，當這樣的改革持續到今天，新媒體本身為我們昭示了越來越明晰的“媒體融合”特征：在行業里，報紙媒體開始組建視頻部門，廣播電視媒體開始積極尋求與移動互聯平臺的合作；在傳播本質上，“圖文音畫”等傳播符號已經開始被整合在一條新聞內容當中。

當我們借助最為簡潔的拉斯韋爾傳播模式對上述趨勢進行分析的時候，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趨勢中，關于“新聞”和“傳播”的本質和內涵其實并沒有發生改變：一方面，新聞依舊是以“及時、顯著、接近”這樣的要素構成價值的傳播內容；另一方面，它依舊要進入社會化的傳播過程，依舊要重視受眾反映、重視社會效應。真正發生了改變并仍舊處在改變之中的，其實是受眾的媒介接觸習慣、閱讀習慣，以及與之契合和匹配的傳播渠道和傳播符號。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聞傳播教育的改革并不是根本性和革命性的，相反，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的途徑，必須順應新媒體發展和新聞傳播教育雙重的內在屬性。

一、應根據本身的學科現狀，選擇需要被保留的課程與教學內容

這是改革開始的第一步。需要被保留的通常包括傳播學、新聞學、新聞采寫等課程或與之相關的教學內容。上述內容實際上涉及構成傳媒行業最為根本的元素，即傳播媒介和傳播符號。保留這些課程既要體現上述元素質的飛躍，又要對上述元素重新整合與構建。美國南加大新聞系曾經對“新聞寫作”根據紙質、廣電和網絡媒體分別開設，形成了“紙質媒體新聞寫作”“廣電媒體新聞寫作”和“網絡媒體新聞寫作”三門平行的課程。但在隨后的教學實踐中發現，這樣的拆分并不成功，除了教學內容大量重復之外，有學者將其中更為重要的原因歸結為：針對三種媒體分開進行的教學實踐與融合新聞實質相違背[1]。

更多院校的教育者采用了更加貼合“媒介融合”本質的做法：在優勢課程的基礎上增加媒介融合的相關課程和內容。比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采取四學期制和五學期制的輪流教學課程，將媒介融合的理念和應用技術滲透于相關課程當中；復旦新聞學院則采用獨立教學的模式，增加“融合報道”和“融合采編技術”這兩門課程[2]。

二、應根據傳媒行業對專業人才的新需求，對現有課程體系進行增補

在專業上，不管是新聞學還是廣播電視新聞學都相對集中地針對報紙以及廣播電視這樣單一的媒體進行人才培養。但就業界趨勢而言，包括傳統互聯網在內，都在進行融合性質的跨媒體整合。于是，有了在本質上超越早期“手機報”的“報紙手機端”，有了手機電視和門戶網站的手機端。這些趨勢性的媒介形態，無不寄托了傳統媒體突破困局實現拓展的希望。這時候，它們對于人才的需求更加傾向于能夠駕馭多媒體平臺和整合全媒體符號的媒介融合人才。

以這一需求為培養目標，新聞傳播教育在優勢課程體系上增加了新媒體教育的內容，這些內容一方面可以突破原有的新聞傳播教育以單一媒體平臺作為培養目標的專業體系設置，更為重要的是，它在專業教育的本質上做到了跨媒體平臺和跨傳播符號的“全媒體融合傳播”。“媒介融合概論”“新媒體技術基礎”“手機傳播”“多媒體制作與編輯”等課程，開始作為傳播學相關專業共同學習的課程。同時在已有的針對傳統單一媒體進行專業培養的課程內加入了媒介融合的相關內容，比如有些院校開始將“網絡新聞寫作”“新聞網頁設計與編輯”等課程加入“新聞寫作”及“新聞編輯”等傳統課程中。

三、建設新聞傳播教育培養新模式

基于“融合”的命題開展新聞傳播教育對于學界和業界都尚且處于探索階段，在關于培養模式更大的范疇里，之前以各種辦法將業界流程化或者規范化的操作范式引入教學體系的培養模式在今天難以為繼。相反，當學界和業界都各自處于媒介融合的原點上的時候，雙方更需要發揮各自的優勢，以新的方式進行合作打破傳統的新聞傳播教育培養模式。

（一）“聯合+委托”模式

在人才培養和科研兩個層面，這個模式都可以發揮作用。在人才培養上，一方面，由專業的師資隊伍聯合企業的高級專業人才整合具有較高教學、實踐和研究水平的師資團隊，聯合對專業人才進行培養；另一方面，鑒于媒介融合人才本身的缺乏，企業或其他單位也可以將他們需要進行專業培養的相關人才，在一定的協議框架下，由高校利用其資源優勢，組織類似于管理學中的EDP或者EMBA，對其進行培養。事實上，日本的一些大學和企業就建立了這種合作，并稱其為“委托研究員制度”[3]，即是指企業的技術人員到高校接受指導，把握最新的研究動態，同時也能夠讓科研與切實的市場需求相結合。

此外，相對于企業來說，高校在某些方面具有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比如數據調查和數據分析等需使用較多人力資源和要有較高專業要求的領域。因此企業在與高校進行聯合科研之外，可以開展更為深入的委托科研，就像橫向課題一樣，在委托科研的框架下，企業或政府部門將某類型的科研項目委托給高校，并提供相關的研究經費。由此而產生的科研成果歸雙方共有，由科研成果而帶來的經濟效益根據協議進行分配。這相對于橫向課題更具有持續性，是校企關聯更為緊密的一種產學研合作模式。

（二）組建研究聯盟

相對于企業或者政府機構來說，高校在研究領域的資源整合方面更具優勢。我們可以利用現有的師資團隊進行相關研究領域的跨專業甚至是跨院系、跨高校的學術資源整合，服務于相關行業的某一類需求。比如，整合傳播學、社會心理學、符號學等學科的學術團隊，進行針對移動互聯媒介受眾的閱讀習慣、媒介接觸習慣甚至是消費習慣進行分析，定期研究報告；或者接受企業或政府機構的相關委托，進行更具針對性的受眾研究。德國知名的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正是整合了眾多領域的頂尖科學人才，具備了雄厚的研發科技積累和高水平的科研隊伍。合作方通過研究所的多學科合作，可直接、迅速地得到為其“量身定做”的解決方案和科研成果。除了創建學界的學術聯盟之外，業界的資深人才資源同樣可以聚合，形成業界聯盟。“One Show”廣告大賽相關方面就與國內很多高校的相關專業有過多年的合作。以上述廣告大賽的業界資源為依托，實現業界聯盟是可行的。

中肯地說，國內很多高校就現階段而言，即便采用研究聯盟的模式，也暫時難以達到弗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協會的規模和研究能力。但從現實出發，在需求極為旺盛的某些領域（輿論分析和受眾研究等），只要高校能夠依托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術或業界帶頭人，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研究聯盟是可行的。

（三）跨行業多元聯合

就媒介融合專門人才培養整個過程而言，將學術隊伍、研究資源和企業需求的整合主體放在高校身上，只能在某些領域發揮其作用，而且對高校的學術和研究號召力提出了比較高的要求。事實上，在上述過程中，可以有更多的主體參與，令研究力量和行業需求更為順暢地進行整合。韓國采用了一種可以借鑒的模式，即“政府―高校―企業”的多元聯合模式：政府劃出一定的區域并實施優惠政策，以大學作為基地、企業作為會員，集資建立中心。中心由大學和會員單位的研究實驗樓組成，雙方人員共享中心的實驗設備。這種緊密的合作方式充分利用了各自的優勢和資源，實現了效用的最大化。

上述模式的借鑒意義并不在于資金、設備等有形資源的整合，更為重要的是，政府具備相應的號召力和影響力，也具有資源整合的需求。比如，不少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建設“移動城市”的設想，推動電信網、互聯網和有線電視網的三網融合。在這個愿景下，企業、政府、民眾其實都是受益的個體，問題在于：這種融合應該如何進行？在制度層面、技術層面、應用與服務層面，有非常多值得研究的課題。在類似這樣的課題里，我們可以聯合政府相關機構，起一個平臺的作用，以政府研究課題的形式，前端整合企業需求，后端整合研究力量。

參考文獻：

[1]鄧建國.管窺美國新聞傳播院校媒介融合課程改革中的經驗與教訓[J].新聞大學，2009（1）.

第7篇：新聞傳播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藝術類博物館；文化傳播；途徑；創新

1、藝術類博物館概念的界定

博物館是由于人們對于物品的收藏而開始產生的。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王國的亞歷山大大帝在建立地跨歐、亞非帝國的行動中，將搜集和掠奪到的珍貴古物和藝術品都交給了她的老師亞里士多德進行整理和研究，而亞里士多德也正是利用了這些藝術文化遺產進行文化的教學和傳播工作。而在亞歷山大大帝仙逝之后，她的手下托勒密?索托建立了新的王朝，在亞歷山大大帝收藏品的基礎上進行了豐富，并在亞歷山大城創建了一座專用于收藏文化寶物的繆斯神廟，這也就是人們認為的世界上最原始的博物館。而博物館一詞，正是由希臘文的“繆斯”演變而來的。

藝術類博物館主要是通過對于一些藝術作品的藝術性的挖掘和展示，能夠系統地展現出藝術發展的脈絡和歷程，因此藝術類博物館的藏品首先以藝術為判斷的標準。

和一些其他的博物館相同，藝術類博物館有著最基本的構成要素，比如藏品以及受眾，而藝術類博物館的特別之處就在于把這些獨有的特征在藝術的語境中呈現出來。藝術類博物館指的是一個以藝術品為主要展品的，不追求贏利的、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向公眾永久性開放的機構，為研究、教育和欣賞的目的，對人類和人類環境的見證物進行搜集、保存、研究、傳播和展覽。

2、藝術類博物館具有文化傳播功能

藝術類博物館對于陳列、展示以及宣傳人類文化藝術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否認的，它肩負著保護人類豐富的藝術作品、弘揚藝術精神和思想、提升國民藝術文化素質的重任。藝術類博物館對于大眾來說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旅游景點，更是啟蒙人們對于審美和藝術的追求的重要場所，是人們回歸精神內心的家園。藝術類博物館具有收藏展品的集中性、藝術展品陳列的開放性和藝術文化傳播的豐富性和多樣性的特點，而這些特點都決定了藝術類博物館能夠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所以藝術類博物館又被成為“終生的學校”以及“藝術的殿堂”。藝術類博物館給予人們的不僅僅是對于美好的藝術作品的欣賞和向往，更有對于美的追求和審美的啟蒙，讓人們對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悠久歷史產生濃厚的興趣。

2.1文化傳播是藝術類博物館功能的具體表現

歷史是文明的淹沒者，而人類則是文明的保護者和再造者。雖然人類歷史上出現了輝煌而偉大的文明，但是隨著歷史車輪的滾滾前進，這些文明終將被歷史的塵埃所淹沒，沒有任何一種文明是可以得到永生的。但是值得慶幸的是，人類可以從這些文明的遺留中去尋求文明的真諦，也可以通過某一種途徑去探究文明的遺留，而這種遺留就是博物館。藝術類博物館作為博物館形式中的重要的一種，其幫助人們探究文明、認識文明、傳播文化的功能也是毋庸置疑的。

2.2藝術類博物館文化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傳播

與其他的文化傳播載體不同，藝術類博物館的文化傳播是帶有自身的獨特性的。藝術類博物館對于大眾的文化傳播并不是通過文字、圖片以及視頻等傳統的傳播手段，而是以藝術類博物館中的藝術類展品作為主要的傳播媒介的，而藝術類博物館正是依靠這些獨特的藝術展品，按照一定的順序和組合，將這些藝術品之后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傳播給帶參觀的大眾。同時，藝術類博物館還可以與現代化的展示方式相結合，利用電子多媒體的展示手法，把藝術品與現代科學技術相結合，讓大眾在藝術的熏陶中得到文化的傳播。

3、新媒體技術在藝術類博物館文化傳播中的應用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藝術的發展達到了一種更加快速的程度，科學技術為藝術的發展締造了更加廣闊和平穩的發展空間，也為藝術類博物館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除了運用傳統的文化傳播途徑進行文化傳播，藝術類博物館還開始和新媒體技術相結合，甚至以新媒體技術為傳播途徑的主流，向人們傳遞嶄新的藝術文化。新媒體出現的時間雖然短暫，但是無疑給我們帶來了一種新的文化保護和傳播的手段，也給藝術類博物館對于文化的展覽和傳播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平臺和方式。在藝術類博物館中，多媒體短信、APP客戶端、數字電視、桌面視窗、觸摸媒體等各種各樣的新媒體形式都被廣泛地運用到文化傳播的過程中去。新媒體的文化傳播方式不僅可以為藝術類博物館的文化傳播消除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讓文化的傳播更加方便快捷，更可以在讓更多人接受文化傳播的同時提升藝術類博物館的文化傳播效果，讓參與者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接收到來自藝術類博物館的文化洗禮。

在新媒體時代中，人們已經開始不滿足于僅僅在博物館的展品中獲得文化和藝術的熏陶，而新媒體的出現則剛好符合了這樣的需求。通過人們對于新媒體技術的運用和對藝術類博物館文化傳播工作的不懈努力，很多智能在藝術類博物館中才會出現的珍貴藝術文化作品和遺產得以跨越時間和空間的界限，得以展示在參與者的面前。新媒體的洪流是任何國家任何行業都無法拒絕的，目前世界各國的藝術類博物館都開始積極地對新媒體手段進行應用和融合，做到傳播的方便、快捷、高效，以及影響力的不斷拓展。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國內的大部分藝術類博物館都已經有了自己的網頁，不僅可以讓人們通過網頁對這些博物館的展品進行了解和欣賞，還可以通過網頁或者APP客戶端進行互動。

第8篇：新聞傳播的意義范文

1　認知建構主義和發現式教學的內涵

認知（cognition）是人最基本的心理活動，指通過心理活動（如形成概念、知覺、判斷或想象）獲取知識的過程。認知建構主義的學習觀首先是對環境的重視，即情境性：知識并不是脫離活動情境抽象地存在，知識只有通過實際情境中的應用活動才能真正被人理解；其次注重人與人之間的交互，即互動性：學習任務是通過各成員在學習過程中的溝通交流、共同分享學習資源完成的。同時建構主義學習觀強調對學生原有經驗的重視。學生并不是空著腦袋走進教室的，他們在日常生活、學習中，已經形成了豐富的經驗。所以，教學不能無視學生的這些經驗。

發現式教學的萌芽最早出現于19世紀中葉，當時德國著名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教育家，被譽為“德國教師的教師”的阿道爾夫·第斯多惠提出：“科學知識是不應該傳授給學生的，而應當引導學生去發現它們，獨立地掌握它們。”其后的英國教育家斯賓塞也有相同論斷，認為：“在教育中應該盡量鼓勵個人發展的過程，應該引導學生進行探討，自己去推論，給他們講的應該盡量少些，而引導他們去發現的應該盡量多些。”從理論角度詮釋，發現式教學的思想指導基于認知建構主義理論的發展。主動建構自身的學習和自身知識體系的過程，就是學習者以自身為主體，以自己原有的認知為基礎去探索外界知識，并伴隨著對原有知識體系的豐富和修正。而發現式教學模式從根本上就是強調的以學生為主，指引其積極主動“發現”新知識，感悟新理論。本文將從認知建構主義的視角下對新聞傳播專業發現式教學模式進行研究。

2　新聞傳播專業發現式教學模式探析

2.1　“情境”在發現式教學中的應用。認知建構主義教學觀認為認知行為都是在一定活動情境中進行的，無法脫離特定的學習環境和社會環境。發現式教學要求學生有充沛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那么，作為學習的引導者和指導者的學校和教師就要創造和學習有關的盡可能真實的學習情境，激發學生正確的探索性思想活動。

無論是實物、模型、音樂還是語言描述等情境模式，首要的是情境的輕松愉悅可接受性和真實性。這里的真實性并不一定指客觀實在，其真正內涵在于基于建構主義“圖示”概念，教育者所提供的“情境”能夠和受教育者已有的對事物的知覺理解和思維方式較為完美的契合，以助于學生對新知識、新刺激的同化，達到理解上的真實，而非左耳入右耳出。

新聞傳播專業教學中的“情境”，一種是存在于實踐性教學中，如新聞攝影中的實踐操作，報刊媒體和具體新聞的分析，自己動手撰寫新聞稿、編撰刊物等等。這些是從屬于新聞實務方面，但在提升學生的新聞傳播專業主義的理論素養方面，“情境”應用并不理想，仍存在“灌堂式”的行為主義學習。新聞傳播理論性課程并不枯燥，枯燥的只是教師營造出的并被學生所感觸的學習情境枯燥。一方面，教師要加強課前準備，借用超媒體、多媒體等手段營造直觀的情境，如用歷史事件的影音資料和解釋新聞理念的典型案例實物圖片加深思維刺激、加深印象、引發思考；用新聞理論的組織結構圖，給學生以思維的正確方向。另一方面，情境從來都是直觀手段和語言描繪相結合的，教師良好、恰當的語言描述能夠提升感知的效應。情境的好處在于形象、生動、便于理解，更在于知識的不僅僅存在于白紙黑字上面，而存在于鮮活的情境、事例上，讓學生自己于情境中總結經驗。這樣總結出來的傳播理念在舊有圖示的同化過程中更容易達到建構主義所描述的平衡狀態。

2.2　“互動”在發現式教學中的應用。

互動式教學，就是通過營造多邊互動的教學環境，在教學雙方平等交流探討的過程中，達到不同觀點碰撞交融，進而激發教學雙方的主動性和探索性，達成提高教學效果的一種教學方式。在新聞傳播發現式教學中，互動式教學可以采用換位的方法進行，即首先由學生根據已有的知識和方法（即建構主義中的舊有圖示），自己進行新知識、新理念的融合、同化，這個同化的時間不能過長，在學生已有大概新知識印象的前提下，在課堂上開展互動交流，讓不同的理解和理解方式進行碰撞，讓學生發現碰撞的異同點、優劣點并產生趨同一致的理念圖示。此過程要有教師的引導，避免誤入歧途。最終導向正確的課堂知識。

2.3　充分利用信息化社會中學生故有的新聞傳播經驗。在信息化高速發展的中國，學生，尤其是高等學府的學生對于網絡、媒體等傳播媒介具有豐富的社會經驗，潛移默化中就具有了自己在新聞傳播領域的圖示。僅以08年南京師范大學高山冰對江蘇數所高校大學生媒介現狀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的媒介接觸行為：“每天花在報紙雜志上的時間為42分鐘、廣播30分鐘、電視95分鐘、互聯網131分鐘。”這表明，一方面，高校新聞傳播專業的大學生在課程前就已經有了自己的豐富的媒介傳播經驗，甚至可以說通過網絡、手機等方式已經親身參與到了信息傳播過程當中。這在教學當中，其優勢是學生很容易聯系自己的經驗圖示和書本上的知識內容，更好的進行知識的發現之旅。

3　重視發現式教學中教師的作用

發現式教學強調以學生為主體進行自發式的知識探索。但我們要清醒的認識到，“自發”帶來的另一個定義，“盲目”。一千個觀眾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從認知理論上說，它反映了客觀的差異性。認知建構主義所揭示的學生在傳播學上的舊有圖示則加劇了這種差異性，因此，發現式教學中不能忽視教師的角色。根據建構主義觀點，師生之間是一種交往和共同創造意義的關系，是一種“你——我”關系。教師要積極創建平等、民主、和諧的課堂氛圍，并且作為學生的指導者、交流者和合作者，與學生共同探討問題，分享自己的感情和想法，啟迪學生的思維。在學習的初始階段加以引導，在學習的階段性時期加以解釋和拓展，在學習終了加以總結與評價。這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

綜上所述，認知建構主義視角下的發現式教學是要以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為前提，努力做好新舊經驗融合，建構新的傳播經驗的過程。這一過程要在恰當的、易于接受的學習情境中，通過開展獨立探討、知識的互助交流、互動式教學，產生知識的碰撞、融合，在教師角色的指引下，由學生自己建立起新的傳播經驗圖示，實現由抽象知識到科學概念的轉變。（說明：本論文為衡水學院教改課題成果論文之一，課題編號jg2010012）

參考文獻

1　姚勤華．溫特建構主義哲學觀解析.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0 （5）

2　溫彭年等．建構主義理論與教學改革.教育理論與實踐，2002（5）

3　魯鋒．淺談對“發現式教學法”的幾點思考.數學學習與研究：教研版，2010（17）

第9篇：新聞傳播的意義范文

一、關于網絡轉載的規定

網絡轉載是一種重要的使用作品的形式，是作者的一項重要的權利。但是，這項本來專屬作者行使的權利，卻由于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144次會議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受到不合法、不適當的限制。該“解釋”第三條規定“ 已在報刊上刊登或者網絡上傳播的作品，除著作權人聲明或者上載該作品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受著作權人的委托聲明不得轉載、摘編的以外，網站予以轉載、摘編并按有關規定支付報酬、注明出處的，不構成侵權。但網站轉載、摘編作品超過有關報刊轉載作品范圍的，應當認定為侵權。”該“解釋”超出了我國《著作權法》第 32條中關于轉載僅限于（傳統媒介的）報紙、期刊的范圍，沒有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釋”或許是考慮了網絡公司的發展，其用意或許不壞，但是，它卻忘記了司法機關在履行其職能時必須“依法辦事”、“維護法制統一”、“不得越權解釋”等基本司法原則，而且，網絡公司的發展絕不能以犧牲作者利益為代價。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釋”內容在全球建立了保護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國家中也難以找出先例。該“解釋”實施幾年來的后果是，一些網絡公司大肆轉載有版權作品，卻拒絕向權利人支付報酬，而權利人也難以依《著作權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的這個“解釋” 必須盡早廢除或者改正。為此，我建議將來在制訂“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時，有針對性地對網絡轉載做出規定，對最高人民法院的“越權解釋”予以糾正。具體建議是在“條例”中明確如下內容：

已在報刊上刊登或者網絡上發表的作品，著作權人有權決定是否許可其他網站進行轉載、摘編；未經權利人許可，擅自通過網絡轉載已在報刊上刊登或者網絡上發表的作品的網絡經營者，應當承擔侵權賠償責任。

二、關于要求購買侵權產品者承擔連帶法律責任的規定

針對現實當中一些網絡產品的使用單位、個人，明知網絡公司或網絡經營者所銷售的電子產品、電子數據庫等包含侵權內容，仍執意購買、傳播的行為，應當在制訂“條例”時，增加要求購買侵權產品者承擔連帶法律責任的規定。具體建議如下：

購買、使用、傳播明知包含侵權內容的電子產品、電子數據庫的單位、個人，應當承擔連帶侵權責任。

三、關于要求網絡公司提供有關經營信息的義務的規定

在最近的多起針對網絡公司的維權訴訟案件中，權利人取證面臨

諸多困難，而網絡公司在被起訴后，對有關在網絡上的侵權證據進行修改、刪除、隱藏等行為多有發生。針對這些情況，我建議，在制訂有關“條例”時，應當增加要求網絡公司或者網絡經營者提供有關經營信息的義務的規定。具體建議如下：

權利人可以為訴訟或者申請臨時措施目的，申請人民法院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供其與訴訟有關的自權利人提出保全證據請求之日起前6個月內的全部經網絡傳播的信息，以及提供其他有關信息。網絡服務提供者無正當理由而拒絕向人民法院提供或者虛假提供有關信息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責令其提供，并要求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