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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東京動漫節慶業產生的文化動因
一般意義而言,節慶是特定區域內在固定或不固定的時間、圍繞某一主題而自發或組織形成的文化活動,具有強烈的地域性、儀式性、周期性、娛樂性、參與性、暫時性、集中性等特點。現代節慶業的發展在傳承傳統節慶文化的同時,與現代城市文化產業及城市文化的發展緊密結合,在形式、內容及產生動因方面具有新的特質,成了一種快速發展的產業形態和文化形式。[1]東京動漫節慶產業在近些年取得了較大進展,形成了東京國際動漫節、日本動漫軟件展、東京電玩展、秋葉原娛樂節、同人志展銷節、動漫主題曲夏日演唱會、東京玩具節、東京玩具展、手辦模型展銷節、C3玩模展等十大動漫節慶活動,不僅成為了可獨立于動漫創意產業并與之互動的產業形式,也成為豐富東京城市文化內涵、提升東京城市文化影響力的有效途徑。
東京動漫節慶產業的產生,可以從以下兩個層面進行分析。一方面,從東京城市自身的文化產業形態看來,動漫節慶產業是動漫創意產業整個產業鏈條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伴隨著動漫創意產業的發展而發生。在這個層面來說,東京動漫創意產業是孕育動漫節慶產業生長的土壤。東京有著雄厚的動漫文化基礎和產業基礎,根據日本動畫協會公布的數據,2011年日本動漫產業制作企業收入為1581億日元,而整個動畫市場創造產值約為1兆3393億日元。[2]而東京則聚集了日本78.8%的動漫企業和92.1%的日本動漫公司總部,生產了世界上近60%以上的動漫產品,是名副其實的“動漫文化之都”。在形成的產業鏈條中,動漫節慶產業是下游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務于動漫產品的生產與制作,它的生長與形成適應的是東京動漫企業乃至世界動漫企業集體性展示、交易和交流的需要。也就是說,動漫節慶產業是創意產業為實現自身從產品生產到銷售過程必不可少的環節,作為整個動漫創意產業鏈自身完善和優化的重要內容,在產業發展中承擔著營銷和傳播動漫產品的重要職能。
另一方面,從東京城市文化發展這一層面來看,動漫節慶活動的開展是培育城市文化活力和提升城市文化影響力的有效途徑。日本在“二戰”之后將國際形象的塑造和提升視為城市文化發展的重要任務,并于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文化立國”的發展理念。2000年東京實施了“目前東京都的文化政策手段的轉換與著手”方案,將以充滿創造性和文化活力的世界文化都市作為東京的發展目標。基于城市的目標定位和城市的產業文化優勢,2002年日本經濟產業省、東京市政府和相關動漫企業在東京舉辦了首屆東京國際動漫節,并作為每年一屆的主題性文化活動,這標志著東京動漫文化成為東京走向世界和向世界傳播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橋梁、紐帶和平臺,動漫節慶產業和動漫節慶文化被納入到了東京世界城市文化體系的整體構建之中。2006年在東京政府頒布的《十年后的東京――東京在變化》中提出大力發展動漫文化和動漫產業,將其作為一種優勢文化來提升東京的城市魅力及國際影響力。 2007東京政府出臺的《東京都文化振興方針》作為一個規劃至2015年的發展方針,確立了要將文化魅力感受型、文化富裕型和具有豐厚文化創造底蘊的都市作為東京走向世界的主要文化特色。為進一步推動東京城市文化的發展,2011年在東京推出的《〈十年后東京〉2011行動計劃》中指出要將動漫文化和其相關的節慶、會展、觀光、旅游等行業作為提升東京的文化魅力和產業能力,促進東京城市文化軟實力發展和文化傳播的重要手段。因此,從東京作為世界城市的文化發展層面而言,東京動漫節慶產業順應了世界城市文化競爭的呼喚,不僅有利于激發城市文化活力,且作為一種具有產業優勢的文化,承擔著東京城市文化形象塑造和文化“走出去”的使命。
從整體而言,東京動漫節慶產業和節慶文化的發生與發展,融合了東京城市文化創意產業和城市文化發展的雙重因素。在產業經濟層面奠基于動漫創意產業的強大推動,是動漫創意產業在產業鏈下游的延伸與拓展,成為動漫產品從上游制作走向下游市場營銷的關鍵性環節。在城市文化的發展層面,推動著城市文化與經濟的融合,肩負了傳播東京城市文化形象和提升城市文化影響力的重任。尤其是在“大事件”策略日益成為當代城市形象塑造、傳播和營銷的有效途徑的背景之下,[3]東京的動漫節慶產業在東京邁向世界城市的文化經營和文化競爭中必將扮演著重要角色。王林生:動漫節慶產業對城市發展的文化意義
二、 東京動漫節慶產業的文化類型及組織形式
現代節慶產業具有極強的黏合性,尤其是在產業化的運作方式之下,作為一種新興的城市文化經濟活動,不僅體現出較強的文化經濟化,也表現出經濟文化化的時代表征。由于節慶業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中,最大限度地集中展示行業的發展成果,達到吸引投資、擴大影響的目的,為越來越多的城市和行業所重視。據統計,世界將近有40個國家和地區的城市舉辦不同文化主題的動漫節慶活動。依據目的和性質的不同,東京動漫節慶業在文化類型上可以大致劃分為展銷性、綜合型和專項綜合型三種。[4]
展銷型動漫節慶,以東京國際動漫節(TAF)為主。東京國際動漫節作為東京市政府和相關企業共同發起并主辦的國際動漫文化活動,自2002年舉辦首屆起至今共舉辦了11屆(2011年因日本東北部的大地震和核泄漏事故停辦)。這種類型的動漫節慶活動以產業導向為主,在組織形式上側重產業內部的對話,參與對話的雙方是動漫產品內容提供商和版權購買方,用以實現供、需雙方的順利銜接,從而保持動漫創意產業鏈的流暢和順利。如東京國際動漫節為動漫從業人員開辟專場,為其提供優良的展示平臺和貿易洽談場所,在展銷會開始的前兩天,只有動漫從業人員才能參加。同時為了吸引國外企業參展,動漫節有時還通過設置國家館的方式以方便某一國家的動漫企業集中展出。展銷型動漫節慶在動漫文化較為發達和產業鏈比較完善的國家較為常見,比如法國昂西動畫節。由于很多最新的產品和技術會選擇在展銷型動漫展會活動中,所以東京國際動漫節每年會吸引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動畫商,他們來這里采購節目,或者購買最前沿的技術設備,或者購買動漫周邊產品權等。
而隨著市場化運行的不斷規范,作為一種產業形態,節慶產業對其他行業和區域的“聯動效應”不斷增強,形成了以動漫節慶會展為核心,集旅游、培訓、休閑、娛樂、餐飲、住宿、交通、零售等為一體的產業鏈,并形成了以東京為核心、輻射周邊乃至整個日本且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文化業態。如東京國際動漫節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最權威的動漫展銷型主題展會。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動漫節慶產業以其多樣的文化形式和豐富的文化內容,為東京提供了富有特色的文化娛樂生活和文化服務,為動漫創意產業的進一步生長培育了市場空間。
第三,建設特色文化城市。特色文化城市是緩解城市發展中因工業生產而給城市帶來的資源緊張、空氣污染等“城市病”的有效手段,也是破解城市現代化進程中同質化現象的必由之路。在世界城市文化體系中,城市的文化特色以一種富有差異性的張力來體現城市文化的競爭力。動漫節慶作為東京構建特色文化城市的一種重要手段,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別致的可供觀賞和體驗的文化景觀,它最大限度地依托于東京固有的動漫文化基礎和產業基礎,形成了以動漫文化要素的產業轉化和塑造特色城市文化生活的基本架構。東京的動漫節慶產業培育了城市新的文化生活方式,激發了城市的文化活力和文化創造的氛圍,重塑了城市的文化地理和文化生態。如為了與秋葉原街區繁榮的動漫文化相一致,增添節慶期間及平時的動漫文化氛圍,為人們提供休閑的場所,一批以動漫為主題的咖啡屋紛紛出現,如COSPLAY動漫咖啡屋、EVA主題咖啡屋、奧特曼主題咖啡廳等。
同時,動漫節慶作為一種品牌文化成了“酷日本戰略”提升東京城市文化形象打造特色文化城市的重要內容和途徑。[9]動漫節慶產業在東京城市文化的建設中,還通過設置與城市相關的文化活動,彰顯動漫節慶與城市的互動交融關系。如在東京2010年的同人志展銷節中,設立了以“Comike城市振興”為主題的特別展覽,并規劃每五年舉辦一次。這一活動以動漫作品為載體,以節慶活動為傳播渠道,以動漫文化對東京城市文化的塑造、培育為旨歸,以一種創造性的文化生產來拓展東京文化的特色性建設,增強動漫文化在東京城市文化生活中的魅力,進一步彰顯了動漫文化在城市文化發展中的集聚和根植。
總體來看,動漫節慶產業在東京的發生與發展以及其所表現出的多種文化形態和類型,構成了東京城市文化外在顯現的重要表征,展示了東京城市文化的多樣性和國際前沿的文化視野。在市場化和產業化的運作下,動漫節慶產業形成了包蘊著巨大文化價值的文化活動。這種價值不僅體現在節慶產業所產生的節慶經濟對東京城市文化資源的轉化、開發、策劃和包裝等層面,還在于它通過一種文化表述參與東京城市文化的構建,將自身的文化生產植入到特色文化產業發展和特色文化城市建設中,使動漫節慶產業本身與城市文化發展之間具有了重要的關聯性、疊加性和溝通性,擁有了同步生長的文化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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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發揮文化這種“文以教化”的功能,現在人們經常談論城市文化建設問題。但是,往往把城市文化僅限于對傳統文化的概括,而且總用標語口號式的語言表達。這就提出個問題:城市文化究竟怎樣開發?我以為,很重要的是要研究“文”之意蘊、“化”之語境,當在這兩個方面下一番工夫。
一個城市文化的“文”之意蘊,除了在同中外城市文化的比較中汲取其合理精華外,更主要的挖掘、配置其特殊的個性文化資源。在我看來,這個個性文化資源應系統地著眼于三個維度的思考:一是挖掘優秀傳統文化資源。“一方文化培育一方人”。傳統文化是一個地域人的身份證,也是這個地域人生生不息的遺傳密碼。錢穆在《國史大綱》指出,對待歷史與文化應存“溫情與敬意”。一個城市文化的開發,必須用歷史的解剖刀、辯證法的認識工具,總結出這個城市圣賢名仕、豪杰名流、傳說典故、古跡勝景之中的文化瑰寶。描像出慰藉人的心靈,塑造人的氣質,涵養人的德行,提升人的精神的文化元素,繪制這個城市人綿延發展的“文化基因圖”。二是開發現代文化資源。“繼承不泥古”。后人繼承前人,但不是完全復制前人。如果認為城市文化的發掘,只是對傳統文化的開發,是有片面性的。一個城市文化名片的策劃,必須展示這個城市人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在打造恢弘事業中創新的文化內涵。這種文化內涵包括現代城市人以文字為載體的理念文化、以組織制度為載體的行為文化、以產業和產品為載體的商業文化、以建筑為載體的人文景觀文化、以環境為載體的自然景觀文化等。要認真提煉這方面除舊布新、雄圖大展的文化因素。三是著眼未來價值追求的文化資源。《論語》中有句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每個城市的世代人都有孜孜以求的價值追求,不懈地接力奮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皆有不同的價值追求,創造了具有不同歷史意義的歷史業績,它生動地折射了這個城市人特有的文化驅動力。這是城市文化內涵不可或缺的元素。
再談城市文化之“化”的語境。文化之表達要靠語言(文字也是語言,是不會發聲的語言),語言是“文以教化”的工具。挖掘“文”之意蘊,概括出來的語言,應當達到雅俗共賞、公眾認同、寓意深邃的境界,切忌“八股式”、口號式、干癟的語言表達。這里,借鑒不同城市文化乃至企業文化、校園文化的表述提出城市文化語境的思路。譬如,用城市“畫像”式的語言表述,聽到這樣的語言,使人有如臨其境的親切之感。杭州的城市文化概括為“精致和諧,大氣開放”,大連的城市文化概括為“創造、創業、創世”,重慶的形象文化概括為“世界的重慶,永遠的三峽”,福州的旅游文化概括為“福山福水福州游”。我們應從這些語境中受到啟迪。再如,用深厚人文底蘊式的語言表達方式,這樣的表達可以感悟一個城市高深的文化積淀。清華大學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它是對《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借鑒。復旦大學的校訓“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哈爾濱工程大學的校訓“大工至善、大學至真”、中國政法大學的校訓“厚德、明法、格物、致公”,都濃縮著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又如,用哲理式的語言表達。美國哈佛大學的校訓是“與柏拉圖為友,與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與真理為友”,不少企業文化提出“顧客是我們的上帝,品質是上帝的要求”,“態度決定行為,行為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都是這種語言的反映,它給人大智大慧的開發將是深遠的。還有,用老百姓口語式的語言表達。巴金曾給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提的校訓是“嚼得草根,做得大事”,一些企業支化提出的“留意多一點,問題少一點”、“找方法才能成功,找借口只會失敗”、“做好了,才算做了”,都通俗易懂,很好地引領人的行為。一個城市文化語言的表述可以擇其一種方式,也可以幾種方式兼而有之,倘若是后者,將是最高層次的語境了。
論文關鍵詞:城市,現代化,歷史文化遺產,保護
城市發生著急劇的變化,城市發展了,但我國原來非常富有特色的城市、具有悠久歷史的城市逐漸地失去了記憶,干百個城市差異越來越少,面貌卻越來越趨同。城市文化遺產是城市歷史發展的見證。是城市歷史研究的重要依據。建設現代化城市是當今城市發展普遍追求的目標。保護歷史的連續性,保留城市的記憶,保留可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是人類現代文明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具有歷史意義和戰略意義的重大問題。因此,保護城市優秀歷史文化遺產應是城市規劃的任務之一。
1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是建設現代化城市的重要內容
城市經濟越發達,社會文明程度和現代化水平越高,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就越顯重要。因為城市是文化的產物,又是文明的生成地。城市出現的時候,正是人類文明的曙光升起的時候。城市本身就是一件杰出的文化產品。城市科技的進步,經濟的繁榮離不開人文創新的引導,離不開文化繁榮。現代城市是現代文明和現代經濟的聚集地,它的本質即文化。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鑄在城市的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一個沒有文化的城市是一個沒有品位的城市,不可能生存發展和持久的。文化足進步的動力,是歷史的積淀。城市歷史文化遺產是通過漫長的歷史時期逐步形成和遺留下來的寶貴財富。文化遺產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見證,可以再現前人、前朝或遠古的民情風貌,是特定歷史時期的活化石,代表著一種獨特的藝術成就和獨特的自然風情。是在更高層面上展現出人類生活的文明,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
2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是建設現代特色城市的基礎
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而特色的基礎又在于文化。所謂特色,就是個性。城市特色,是指一座城市內涵和外在表現明顯區別于其他城市的個性特征。城市的危機在于趨同化,失去個性。城市歷史文化遺產是城市特色內涵的重要集中表現。可以表現獨特的城市民俗風情,傳統的文化痕跡,富有創造性的個性特征。是超越國界和民族的,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3城市優秀歷史文化遺產大致包括的幾個方面
法定的各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及雖未定級但確有價值的古建筑、紀念建筑物、民居、遺址遺跡以及反映城市發展階段的代表性建筑物、構筑物等;有歷史價值的風景名勝地;較完整地體現出某一歷史時期風貌特色的地段與街區;能夠體現歷史上城市規劃成就及反映城市發展歷史的規劃格局、風貌特色和空間秩序。除以上建筑實體性的歷史文化遺產外.文化傳統也是重要內容之一。傳統的戲劇、繪畫、音樂、手工工藝、民族風情、傳統物產等都屬于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之列。
4保護城市歷史文化遺產面臨的問題
隨著城市化進程和城市現代化建設的加速,近20多年來,我國城市有了巨大的發展和變化,成績是輝煌的,有目共睹。但是也要看到,不少城市和地區,只顧單純的經濟開發和規模的擴張,而忽視對歷史文化遺產、對城市特色的保護,破壞也是十分嚴重的,值得引起高度重視。帶有共性的問題包括:1)建設性的破壞。2)改善市民居住環境與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缺乏妥善協調。3)法制不全,執法不力。
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方法的特點是要從城市的經濟、社會、文化、城市規劃、文物保護、建筑設計等各方面統籌考慮,采取綜合的措施,把保護與建設協調起來,從城市是一個大系統的觀點出發,進行高層次的保護。
5城市規劃對于保護歷史文化名城應起到重要的作用
1)分析總結歷史文化名城的歷史發展和現狀特點,確定合理的城市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并通過城市規劃,在城市空間上給予落實。
2)確定合理的城市布局、用地發展方向和道路系統,力圖保護古城的規劃格局和歷史環境。
3)把文物古跡、園林名勝、遺跡遺址以及展示名城歷史文化的各類標志物在空間上組織起來,形成網絡體系,使人們便于感知和理解名城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
4)通過高水平的規劃設計處理好新建筑與古建筑的關系,使整體環境不失歷史文化名城的特色。
6保護城市歷史文化遺產的層次和基本要求
保護城市歷史文化遺產大體分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保護城市文物古跡。對古建筑、古墓葬、古遺址、石窟寺、石刻、近代有紀念意義的建筑物等,根據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定為各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對各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要經過整修公開展示,也有的在不妨礙保護的原則下,繼續合理使用。當前,不提倡恢復重建那些已完全不復存在的“文物古跡”,因為經過重建的已不再屬于文物,且不具有文物價值。
第二層次,保護有典型歷史風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地段。歷史地段的保護原則是保護整體的環境風貌,保護建筑物的外觀和道路、綠化等,建筑內部允許改造與更新。要特別強調與現代生活的結合,使這些地段為現代的社會生活繼續發揮作用。
第三層次,保護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文化名城不只是看城市的歷史長短,而在于承載的優秀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關鍵是要看其保存有豐富的有價值的歷史遺產多少。處理好保護和發展的關系,新建筑和老建筑的關系,新舊建筑之間在風格、色調上相協調,使整體格局達到和諧,不失文化名城的特色。要嚴格控制文化遺產保護區、歷史街區內的空間過量的不適當的經濟開發、旅游開發以及不相配的人工景點建設。
歷史文化名城,除了要保護有形的、實體的內容外,還要保護無形的、傳統的、原生態文化。所謂原生態文化是指由民眾創造并擁有的,在民眾中自然傳衍著的文化形態。也就是說,要繼承和發揚優秀的在特色地域中生長的歷史文化。
關鍵詞:農民工文化權益;保障體系;政府供給;政府職能
近年來,農民工問題日益成為人們所關注的焦點,其問題的方方面面幾乎都已被納入人們的視野之內,但對農民工文化權益的關注尚少。而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農民工群體作為聯結城市與鄉村的特殊群體,尊重和有效保障他們的文化權益,是一項關乎我國長治久安、持續發展的戰略舉措,對提高國民素質,推動現代化城鄉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一、農民工文化權益保障面臨的困難
農民工作為人類群體的一部分,對于文化需求的日益旺盛和社會文化供給相對匱乏之間的矛盾,就是現階段農民工文化生活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需要社會以及政府嚴肅的對待和合理的解決。
1.農民工文化生活單調貧乏
近年來農民工的文化需求來分析,就現階段單一枯燥的文化生活現狀已經無法滿足農民工對于文化生活的需要。據了解,大多數農民工在文化生活領域方面對政府和社會更有著很高的寄托,希望他們能夠獲得更多的業余休閑娛樂活動。在近年來對該地區農民工文化生活的調查中我們可以發現,大多數農民工不僅保持著對打牌、麻將、低價或免費文藝活動等消遣性、娛樂性強烈的需求之外,也保持著對參與比賽性活動、人力資源培訓等能夠實現自我價值、提升個人素質的文化生活方式的需求。
2.地區文化基礎設施薄弱
通過農民工對該地區社區環境、個別單位生活娛樂設施、商業配套等方面的主觀感受的咨詢和調查結果顯示,有66%的人表示并不知道或尚不了解自己的住處附近有向群眾公開的公園和公共健身設施,48.3%的人表示不認識或不熟悉所住地區的社區管理服務人員,60%的人反應不知道自己的住處附近有沒有供大家閱讀的報刊欄和公共信息服務欄。而還有將近50%的人表明他們并不知道自己所在的企業或公司是否向員工提供報刊、雜志、讀物等文化品。大多數的人表示現如今城市對農民工文化生活的供給達不到他們心目中的期待,還應該繼續提高,對如何提高這個問題,通過資料顯示現階段農民工期待多開設文化娛樂場所,例如網吧,圖書館等。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政府應向他們多開設專家教學講座,提高他們的思想水平和知識素養。
二、進一步保障城市農民工文化權益的對策
1.完善政府保障體制
政府應該積極發揮機關職能,建立起以政府主導、企業共建、社會參與的農民工保障機制。并在其基礎上不斷結合各地農民工對于文化的不同需要,及時完善農民工文化權益保障體制。農民工的文化工作與城市工人階級一樣,都屬于基本的公共服務范疇,而該服務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須依靠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的主導,形成權威性有效力的工作體系。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各級黨委、文化宣傳部門等機構應該積極加強對城市農民工群體文化服務工作的協調和統籌,在不斷地調查了解中搜集整合各類有關的資料和信息,通過一系列合理的手段保障農民工的基本文化服務。與此同時,各地企業和單位也要積極發揮自身在文化宣傳發展方面的作用,合理合法的維護每一個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在此基礎上,政府及其有關部門還應根據各地區不同情況強化立法的工作,用法律規范和提高全國各地企業對農民工服務的自覺性和質量水平。
2.加大政府和社會投入
加大政府和社會對于農民工文化建設的投入,這一舉措必須要建立在不同地區已經建立起“以政府投入為主、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的農民工文化工作經費保障機制”上,在日常生活中,加強各級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對于農民工文化工作日常經費納入常住地公共文化服務經費的通常考慮。不同地區,還應該理性客觀的結合農民工群體對于文化的不同需要來建立其文化生活建設的專項經費,提高對于該群體成員文化需求的滿足程度。與此同時,政府各大行政主管部門和文化宣傳部門等,還應當加強彼此之間工作和思想上的聯系,通過彼此協商討論,在合理合法的基礎上加大有關部門對于加強農民工文化生活建設經費的統籌和整合力度。有針對性的決策,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該專項資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這關乎到農民工文化權益保障是否能夠做到根本。
3.提高自我保障意識和能力
通過運用法律率對自己進行保護,政府在面對眾多農民工各類工作糾紛案件,應當建立一個更具有實際意義的咨詢機構來完善并保障農民工在勞務工作中對自身安全以及利益的維護,但卻在很大程度上眾多農民工在自身權益收到侵害時不會動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所以,提高農民工群體自我保障的意識和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主要分為政府幫助和農民工自主兩個途徑來完成,首先對于政府而言,可以積極的開展維權講座,公益展覽,或是借助報紙雜志電視等多種媒介為廣大農民工提供法律咨詢電話或參與活動,提高他們自我保障的意識。對于其自身而言,他們可以借助參與學習,閱讀報紙書籍和相關資料的方式完善自己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方面的意識缺失,從而真正的樹立起維權意識,為自己的文化權益負責。
從文化符號學的角度看,一座城市里的公共藝術,往往構成了這座城市最具顯性特征和最富魅力的文化符號。設置城市公共藝術,可以巧妙地將城市道路、邊界、區域、節點和標志物等意象元素予以強化和連接,從而促進城市意象的整體建構,使存活于主體心理中的個別意象凝練、提升為城市公眾意象,即城市大多數居民心中所擁有的共同印象。這種基于共同或相通的文化背景,源于對公共藝術產品的省察而與公眾深層心理產生情感共振的意象群體,使得那種變易、飄忽、動蕩、游離的隨性化城市意象變得凝聚、清晰、穩定而統一,人們通過公共藝術將直接觸碰、體驗到一座城市最核心的精神和文化氣質。
因此,公共藝術對城市文化而言具有顯著的隱喻功能。這種對城市文化的功能隱喻在三個層面上實現:與生活于斯的市民進行心靈交集,凝聚他們的集體記憶;完成特定的空間構造,彰顯場所精神;溝通城市發展的歷史、現在和未來,承載城市歷史文脈。也即在公共藝術這一城市文化符號載體中,完成了社會心理、城市空間和城市歷史的三維交集,從而構成了最具文化象征意義的城市意象。
一、凝聚市民集體記憶
作為荷載著一座城市內在氣質和精神的文化dna,公共藝術已深度介入到當代城市市政建設與社區環境改造的整體規劃之中本文由收集因為當代都市不僅僅是表面的各種設施的聚集體,諸如大量的鋼筋水泥建筑、平直的六車道公路、立交橋、地鐵等,也不是諸多行政管理和社會服務機構的隨意組合體,諸如法院、醫院、商場、學校、賓館以及各種社團機構等,而是與公眾生活的內在需求和精神理想密切關聯的。正如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帕克所言:“城市,它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各種禮俗和傳統構成的整體,是這些禮俗中所包含,并隨傳統而流傳的那些統一思想和感情所構成的整體……城市已同其居民們的各種重要活動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產物,而尤其是人類屬性的產物。”[1](p.1)
一座城市的興起和滄桑演變,無不銘記著它的居民們在悠長歲月中,在共同的經驗與交流中所達成共識的那些思想、習俗、情感,以及動人的事件和情節。而這些經驗均可以通過公共藝術鐫刻下來,凝固成城市居民對一座城市的視覺識別和情感記憶的重要部分。
從我國的公共藝術實踐來看,無論是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首都國際機場壁畫群,還是上海的黃浦公園的《浦江潮》、浦東世紀大道的景觀雕塑《東方之光——日晷》,廣州的越秀公園的《五羊石像》、《廣州解放紀念碑》,以及青島海濱的《五月的風》和香港特區的《永遠盛開的紫荊花》,這些大量涌現的城市公共藝術在其特定的城市空間中,銘刻、紀念、敘述著城市、社區的故事,歷史文脈和市民風情與社會理想。它們作為一座城市特有的氣質和市民大眾共同生息、奮斗、交流之歷程的伴生物和象征物,構成了城市公共空間中閃耀著人本主義光亮的溫馨回憶。這些公共藝術以藝術化的手法,將市民的公共意識、民眾的能動性、情感和創造性標立于世。它們在營造城市視覺形象和藝術氛圍的同時,也把城市的精彩、生動的社會活動與市民的城市生活經驗和情感予以交融,使得城市的優秀文化傳統和公共精神潛移默化為城市居民的自覺意識。
公共藝術創作過程中的公共性、參與性與分享性能喚起一座城市居民記憶深處的成長經歷、集體經驗。如日本神戶市海岸線城鐵的起點站“三宮站”(sannomiya),以新舊世紀之交在神戶市立醫院誕生的嬰孩的二千余張小手印和小腳印拓片將該市市民成長的集體記憶熔鑄在城鐵站里,與上班、上學、購物、旅游等活動構成的每日生活相互呼應,構成了人們對公共藝術的最佳期待。[2](p.169-170)再如《深圳人的一天》在充分了解民意的基礎上,以市民化、大眾化的標準去塑造十八個普通的深圳市民的日常生活,不但極具親和力,也體現了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和人口集散地的社會問題和文化狀態,具有很強的時代感,贏得了民意調查的90%滿意度。其成功之處也在于準確把握了深圳這座移民城市的市民文化心態和情感共振點。
二、彰顯特定場所精神
對公共藝術作品的欣賞和對場所的體驗有著密切的關系。公共藝術從來不處在真空里,它周遭的整體狀況會從各個方向觸及它。公共藝術介入城市某個空間不外乎三種結果:最糟糕的是公共藝術在基地上像個外來的、多余又不恰當的添加物;無關痛癢時它悄悄地融入周遭環境;最佳狀況是,公共藝術使周遭具體地凝聚成一個場所,將有關地方特性的線索集理、編織成視覺焦點,建構新的真實,能夠畫龍點睛地活化周圍的空間,讓市民體驗和環境融為一體的意味。
按照挪威建筑理論家克里斯汀·諾伯格·舒爾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的看法,場所就是人們生活與存在的特定空間。特定的地理條件和自然環境因素同特定的人造環境構成了場所的獨特性。[3](p.5)這種獨特性賦予場所一種總體的氣氛和性格,體現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狀態。這里的場所因此與物理意義上的空間和自然環境有本質上的區別,它是一種深藏在記憶和情感中的“家園”,并產生了精神上的歸屬感。因此,建筑、公共藝術等實體形式不但標示著場所的空間形態,而且還具有精神上的意義:以本真的方式反映人們的生活狀況,揭示人們存在的真理。
現代人文地理學派及現象主義景觀學派由此都強調人在場所中的體驗,強調普通人在普通的、日常的環境中的活動,強調場所的物理特征、人的活動以及含義的三位一體性。這里的物理特征包括場所的空間結構和所有具體的現象;這里的人則是一個景中的人而不是一個旁觀者;這里的含義是指人在具體做什么。因此,構成場所或景觀之一部分的公共藝術不是讓人參觀的、向人展示的,而是供人使用、讓人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場所、景觀離開了人的使用便失去了意義,成為失落的場所。優秀的公共藝術品都應該是有故事的,而且這些故事與這塊場所和這塊場所的使用者緊密相關。所有這些都構成了公共藝術品美的內容。公共藝術的美不僅僅屬于形式,而是從具體的生活體驗和人對城市的實際感受出發,研究人的行為心理、知覺經驗在公共藝術品空間和城市環境之間的聯系,強調以人為中心,以宜人的尺度構筑城市公共藝術品空間,強調公共藝術品空間和城市生活的融合。而且這些城市公共空間中的交流——人與人的交流、人與作品的交流乃至人與自然的交流,不斷強化了公共藝術品作為公眾中心的“場所”精神。
德國魯爾工業區的景觀改造和公共藝術形態在突顯場所精神上就極為成功:景區公園的創意和藝術設計充分利用廢舊鋼鐵的建筑、設備和材料,如廢舊鐵軌、路基、高爐、金屬澆鑄件、各種大型混凝土構筑物等現成品作為觀光和介入者進行游走、觀覽、觸摸體驗以及攀爬娛樂的設施構件和景觀內容,使之親身感受特殊景區的物質和精神意蘊。[4]我國在20世紀末隨著工業經濟向創意經濟轉型,北京、上海、杭州等經濟發達城市通過對廢棄工廠的藝術創意和改造,先后涌出了多個loft藝術區,比如北京的798藝術工場、藏庫新媒體空間,上海的蘇州河藝術倉庫區,杭州城北的杭印路49號等,都是極富場所精神的公共藝術實踐。
與之相反的是,如果公共藝術只是一味耽迷于藝術家個體的精英意識而罔顧與環境的協調,勢必引起公眾的強烈反彈。1981年,理查德·塞拉的極少主義雕塑《傾斜的弧》經聯邦服務總署的同意,被安置在聯邦廣場。但是,這件延伸達120英尺,高12英尺的作品卻招來了諸多抱怨。由于它阻礙了人們在聯邦廣場的行走路線并破壞了環境,許多人將這件作品戲稱為“生銹的鋼鐵屏障”。在隨后不到4年的時間里,聯邦服務總署共收到近4500封投訴信,要求拆除這件作品。最終經過聽證會投票表決于1989年3月將該作品拆除。[5]
需要指出的是,當代城市居民的場所感主要來自社區空間中的經驗。一定的社區必然有著其特殊的自然、人文環境,它們構成社區內人們從事各種活動的背景。社區、地域、環境構成了公共藝術的場所。因為團體生活主要在室外道路、場所上展開,沒有了開放空間,人們會覺得缺少社區感。這也是為什么社區需要公共空間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國的許多城市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由于現代工業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新的城區規劃、建筑式樣及住宅格局以及新的商業經濟競爭模式相繼出現,全面而迅速地影響著社區中人們的生存空間,生活方式和文化習俗。土地的高度商品化、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長、產業數量及技術的高速發展、生態環境的急劇變化、鄰里人際關系的變遷與冷漠等現象,使得現代都市人感嘆,現在的居住環境已經喪失了昔日的許多生活樂趣和情致。
而公共藝術正可發揮重建場所精神的重要作用。從理論上和已經證實的事實來看,當代公共藝術及其文化理念對社區的成功介入和整合,將會產生諸多良好的效應,如:激發居民對社區理念的認知;調動和培養居民平等參與社區公共活動的積極性;增進居民對所在社區存在和歸屬關系的認同感;促進社區居民間的相互協作和對話;益于社區居民審美文化修養的提升;帶動和整合社區環境及物質文明建設的公共事業;創造獨特的社區文化及視覺形象;促進社區自主建設、管理的組織機構和相應機制的建立和完善等。
三、承載城市歷史文脈
城市的歷史文脈是經歷了幾百、幾千年的積淀留給我們的寶貴的精神和物質遺產。“所謂城市的歷史文脈,就是城市中所有與歷史文化傳統有關的東西。”[6](p.132)城市的居民對歷史遺跡、歷史文化名人、歷史傳奇故事、歷史檔案都寄托著感情,感受其深厚的文化底蘊,追索其蘊涵著的城市的文化之根,而倍感到彌足珍貴。當然歷史不僅僅只出現在歷史遺跡和教科書中,更反映在有生命、有形體、有質感的城市景觀中。城市的歷史文脈構筑了一個生命體系,一旦破壞就將無法恢復,我們必須尊重和延續它。每一個城市的歷史文脈都是無法重復、無法拷貝的。更為重要的它是城市的景觀設計師所不能選擇的。延續城市的歷史文脈并賦予新的時代內容不僅是景觀設計師的設計之本也是城市每一個居民應該永遠堅持下去的事業。因為“一個失去歷史遺存和記憶的城市,是一個令人悲哀的城市。”[7]
一座城市的歷史文脈又是跟其人文內涵緊密相關的。人文景觀是人們在長期的歷史生活中形成的藝術文化成果,是人類對自身發展的肯定并通過景觀形態表現出來的。只有以人文精神為內在支柱,以城市人的發展需求為價值導向的城市景觀才能展露出城市景觀“人格化”的風韻。人文精神在本質上是關于人的存在和意義的形而上的思考,但在城市景觀中又表現為不同風貌、不同質的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上很多城市在形態上雷同。只有文化上特別是城市人文精神上的區別顯得尤為重要,更顯價值。在城市景觀的宏觀構架中人文精神是核心。富有個性、鮮明性和完善性的城市人文精神是整個城市景觀的靈魂和動力。
21世紀的城市把“人”的發展放在城市發展的首位,強調“人”的因素的核心是對人文精神的關注。表現市民的價值觀和主人翁的態度、開放的胸襟、積極進取的精神和追求發展的意識,這才是一個城市的精神。“城市精神是靈魂、是時代的追求、是族性與歷史的深層積淀、是城市人格價值訴求的內在向度。”[8](p.156)
成都為何選擇以熊貓作為形象標識的?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成都熊貓文化形成的原因
(一)現實原因
本文通過對100位游客的問卷調查,經過后期整理計算得出,本地游客占到43%,外地游客比例為57%。細分本地游客及外地游客后,對這兩部分人關于成都文化形象標識的印象做出分析。具體可見一下表格:
表1:您認為以下哪一項是成都特有的,并可以成為成都的標識?
本文例舉了成都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符號,分別是成都的老茶館、熊貓、美女、川菜及火鍋等。從表格中可以看到,在外地游客的眼中,成都的熊貓以39%的絕對優勢,居于領先地位, 其次是川菜。雖然在本地人的眼里,川菜的比例最高,然而要使一座城市成為國際旅游目的地,依靠食物是難以成為一個地方的文化形象標識的。而熊貓具有成為旅游形象標識的潛質,又得到了廣大外地游客的認同,基于這個現實原因,大熊貓是可以成為成都的文化形象標識的。
(二)歷史原因
大熊貓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迄今所發現的最古老大熊貓化石約為800萬年前中新世晚期。在長期嚴酷的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中,和它們同時代的很多動物都已滅絕,但大熊貓卻是強者,處于優勢,成為“活化石”保存到了今天。
大熊貓生活的6塊狹長地帶,棲息地面積達20000平方公里以上,其中80%以上分布于四川境內。自1860年代,法國傳教士戴維在四川雅安寶興縣發現了熊貓以后,引起了西方國家對四川大熊貓的關注,相繼吸引了西方各國來到四川等地,追尋大熊貓的足跡。
(三)社會原因
成都,是世界上離大熊貓核心棲息地最近(市中心距大熊貓棲息地僅70 余公里)、海拔落差最大,也是全球唯一一個既有圈養大熊貓又有野生大熊貓生活的特大城市,是名副其實的“熊貓之鄉”。
其次,2006年,在聯合國第30屆世界遺產大會正式審議通過了我國申報的“四川大熊貓棲息地”為世界自然遺產。從此,“四川大熊貓棲息地”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也標志著該區域范圍內的成都市青城山―都江堰、西嶺雪山、雞冠山―九龍溝和天臺山4個風景名勝區同時被列為“四川大熊貓棲息地”世界自然遺產。
(四)政治原因
大熊貓作為“中國國寶”,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形象大使,是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旗艦物種。從1957年到1982年的26年間,中國一共贈送給9個國家23只大熊貓,是中國在向境外贈送或租借大熊貓借以增進友好關系的外交方式。
而在08年的北京奧運會上,作為吉祥物的“福娃晶晶”,亦是一只大熊貓的原型,這只大熊貓原型則是一直生活在成都大熊貓繁殖基地。
以上所述的贈與國外及臺灣的大熊貓,大部分也是來自四川地區,這樣的一個政治目的的原因,也進一步讓國內外游客意識到四川是熊貓故鄉,而成都作為熊貓故鄉的省會,自然成為熊貓故鄉。
二、成都熊貓文化形象成功塑造的意義
(一)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知名度
由于熊貓的稀有度,作為中國的國寶,吸引著海內外的廣泛關注。四川作為大熊貓故鄉,省會成都自然借著這一名號也提升了不小的知名度。
借著“熊貓故鄉”這一文化符號,著重打造成都“熊貓故鄉”的文化形象,對外界以及本地一開始都造成視覺沖擊,久而久之在人們的心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印象,這將有利于提升成都的城市形象,因“熊貓城”提高城市知名度。
(二)旅游經濟收入的增加
隨著經濟的發展,旅游業越來越發達。對于成都來說,每年的游客也是逐年增加,因為“熊貓故鄉”來蓉的海外游客以及港澳臺同胞更是數不勝數,為成都或者說四川帶來了巨大的旅游經濟收入。
2014年,我省共實現旅游總收入4891.04億元,同比增長26.1%。其中入境旅游者240.17萬人次,同比增長14.6%,外匯收入8.58億美元,同比增長12.7%。
2015年1-11月,全省實現旅游總收入5957.54億元,同比增長27%。入境游客257.92萬人次,同比增長14.3%;實現旅游外匯收入9.03億美元,同比增長11.3%。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到,來川旅游的人數是逐年增加,尤其是入境游客,有很多國外游客都是為了來四川看大熊貓而來到四川。而成都大熊貓基地,在2015年國慶期間,由于人數太多,景區爆滿,已遠遠超過成都的其他景區,不得不實行限流政策,僅在國慶第三天,接待游客就達到了3.1萬。
三、相關熊貓經濟的產生
(一)直接收入
1982年之后,鑒于大熊貓生態環境惡化導致其數量急劇減少,中國停止了向外國贈送大熊貓的做法。1984年,隨著經濟改革開放,大熊貓與時俱進,摘下了“友好大使”的面具,戴上“商務參贊”的頭銜,投入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中,開啟了著名的“熊貓租借”方案。根據這個方案,中國短期內向外國動物園租借大熊貓,對方支付租金。一時間,大熊貓成了財大氣粗的創匯大戶,國內相關部門爭相出口,造成大量捕捉大熊貓,導致管理混亂失調,嚴重影響了大熊貓的保護。在國際環保組織和美國政府的壓力之下,中國后來停止了以商業目的租借大熊貓的做法,代之以“大熊貓合作繁殖”的名義。在這個名義下,向外國租借熊貓,通常為期十年,接收國向中國支付一千萬美元,平均每只熊貓每年的租金是五十萬美元。
(二)間接收入
成都大熊貓繁殖基地、雅安碧峰峽等都保持著高接待量。因為“熊貓故鄉”這一符號來到成都游客也為成都帶來了其他更多的收入,如餐飲、住宿等消費收入。
(三)其他收入
借助熊貓這一形象打造的各種品牌收入。如熊貓主題酒店、吉利熊貓車、功夫熊貓影片等。
不僅在成都,在成都周邊,涌現出各類以熊貓為主題的主題酒店,普通標間價格在200-300元左右,入住率到達90%以上。
熊貓形象2008年4月 賺足眼球吉利熊貓是全球繼大眾甲殼蟲后第二款以工程仿生設計的時尚小車。借助熊貓形象拍攝的《功夫熊貓》影片大獲成功,在全球收到6.5億的票房。
四、結論
(湖南城市學院文學院,湖南 益陽 413000)
【摘 要】城市文化遺產的傳承是現代城市建設和發展過程中所必然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在傳承城市文化遺產的過程中,運用網絡與現代媒體技術,可以有效地促進產業化的發展,以大手筆來做好這一工作。同時,網絡的運用還可以不斷充實城市文化遺產的內涵,完善城市文化遺產的傳承手段。因此,研究網絡技術在城市文化遺產保護中的獨特作用,有利于我們更好地完成這一歷史任務。
關鍵詞 網絡;媒體技術;城市文化遺產;產業化;創新
2014年3月16日,《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正式。《規劃》指出,要注重人文城市建設,發掘城市文化資源,強化文化傳承創新,把城市建設成為歷史底蘊厚重、時代特色鮮明的人文魅力空間。注重在舊城改造中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民族文化風格和傳統風貌,促進功能提升與文化文物保護相結合。注重在新城新區建設中融入傳統文化元素,與原有城市自然人文特征相協調。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地方特色文化發展,保存城市文化記憶。鼓勵城市文化多樣化發展,促進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交融,形成多元開放的現代城市文化。[1]
城市文化遺產的傳承具有自身的鮮明特點。隨著現代城市文化的差異性與多樣性的不斷形成,城市文化呈現出自身的鮮明主題和勃勃生機。在現代城市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城市文化遺產的世代傳承與永續利用成為了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必須要加以解決的問題,而文化遺產的傳承牽涉到諸多復雜的因素,也有著復雜的背景和自身的規律。充分利用現代網絡技術和各種各樣的新型媒體技術,是促進城市文化遺產得以傳承和不斷發展的行之有效的工具與手段。認真研究網絡與新媒體在城市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發展乃至于在現代城市文化發展中的作用,就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1 網絡與城市文化遺產的產業化傳承
目前國內外保護城市文化遺產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施救式保護,主要是由政府提供財政支持,采用文物保護的方式,保護原生態的城市文化遺產,對于那些面臨消亡危機的文化內容具有較強的針對性。二是開發式保護,具體體現在由政府主導、采用市場參與和產業化傳承的模式來對城市文化遺產提供保護。因此,產業化模式比較適用于對那些具有市場潛力和相應的規模化的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這是因為,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與經濟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我國有很多傳統的文化遺產,特別是一些能深刻地反映我們中華民族特點、具有鮮明的符號性特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果不加以搶救性保護,就會很快地失去傳承,最后面臨斷裂的危險。因此,發展現代城市文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要盡力挽救和傳承那些具有標志性、符號性特點的文化遺產。而要完成這一宏大工程,采用產業化的經營管理模式,就成為了比較有效的手段與方法。比如,在國內享有盛譽的天津楊柳青剪紙、山東濰坊的風箏、中國的四大名繡、菜系、中國武術、京劇、皮影戲等等,都需要站在市場化的角度,出臺相關的政策與措施來加以妥善的傳承與保護。只有這樣,中國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古老的文化遺產才不至于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失去傳承,中華民族的文脈才會不斷得以延續和發展。
在城市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過程中,充分利用現代網絡技術和現代科技手段,賦予城市物質文化遺產新的生命力,這是實現城市文化遺產產業化保護的重要基礎。200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伊斯坦布爾宣言》強調指出:“通過新信息和傳播技術的利用有利于無形文化遺產的傳播,同時新信息和傳播技術也創造了值得保護的數字化遺產。”所以,我國應該在保護城市文化遺產的過程中,應該盡可能地通過現代網絡技術和現代傳媒技術,來達到保護自己的城市文化遺產的目的。借助網絡,運用數字化信息與處理技術達到保護城市文化遺產的目的,是當前對城市文化遺產的一種新型保護模式。這種方法可以保證城市文化遺產以最為真實的形式保存下來。在這一點上,我國對京劇藝術的成功保護就是一個非常生動的實例。上世紀90年代,在政府的主導下,我們實施了京劇音配像的成功嘗試,使得一大批著名的唱段、唱腔、流派、以及在京劇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著名藝術家的音像資料通過網絡的手段成為了永久性保存。
城市文化遺產從它所具有的市場化屬性來說,基本上可以分為“可進入市場”和“不可進入市場”兩種類型。對于那些在長期的發展演變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帶有很強的職業性或手工化特點的東西,我們稱之為“可進入市場”的文化遺產。這部分遺產本身就帶有很強的市場性特征,采用產業化模式進行保護,不僅有利于對這類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還會更好地促進它們本身的發展和進步。而對于那些長期以來積淀形成的精神層面的城市文化遺產如一些傳統風俗、鄉規民風等,它們在傳承與延續的過程中,體現著自身非常鮮明的規律,在表現形式、存在的價值等方面都與其他的城市文化遺產有著較大的區別,因此,就不太可能采用產業化、市場化的模式去加以保護與利用。
2 網絡與城市文化遺產的創新性傳承
城市文化遺產是對記錄了城市發展的歷史過程,這些文化遺產既包括體現不同時期特有風貌的地上不可移動文物建筑,也包括遺留于地下反映不同時代人們生活足跡的遺跡和遺物。這些無所不在的歷史建筑和文物遺存以其獨特性、不可復制和不可再生性,往往成為一個城市獨一無二的發展見證,甚至成為一個城市及城市所在地區的重要象征和代名詞。[2]
城市文化遺產的傳承,是在不斷創新的觀念的引領下,通過引入活力之水,使之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成為城市生生不息的精神內核。城市文化遺產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城市所獨有的長久以來所積淀形成的生活方式與精神面貌。因此,它相對于那些有形的東西,它具有更為旺盛的生命活力,是有情感的東西。這種無形的城市文化遺產一旦消亡,就無法再生。而對于它們的有效保護,就體現在應該賦予它們與時俱進的生命活力。充分利用現代網絡技術,借助于各種各樣的現代新型媒體,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所有選擇中最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方法。
城市文化遺產從其內涵上說,包括了一座城市中具有保護意義與保護價值的文物單位,如古建筑、古墓葬、古遺址、石刻、名人故居和近現代有紀念意義的建筑物等,也包括了具有傳統風貌的歷史街區和歷史文化名城,更包括了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所不斷積淀下來的并且得到延續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思想方式、心理方式等等。所有這些,都共同構成了一座城市最有活力、最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內涵。它們體現在一座城市的一個表情、一個動作、一個神態之中,是融入到了我們每一個人骨頭里面的、甚至是與生俱來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說,對城市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就如同保護我們的靈魂那么重要。例如,名列我國民間三大剪紙藝術之一的“廣靈剪紙”,以其生動的構圖、傳神的表現力、細膩的刀法、考究的用料、精細的包裝制作工藝,被譽為“中華民間藝術一絕”,在中國剪紙中占有重要地位。2009年,廣靈剪紙作為中國剪紙的部分申報項目,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廣靈剪紙的成功,首先體現在它豐富的題材與內容。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十二生肖、梅蘭竹菊等傳統題材,無一不成為剪紙藝術中的主題與題材。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中的人物和故事,更是廣靈剪紙的重要內容。如《西游記》中的唐僧師徒、《紅樓夢》中的金陵十二釵、《三國演義》中的孫劉曹三方人物、《水滸傳》中的水泊梁山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漢等。凡是在網絡和媒體中能夠很方便地找到的主題和內容,都成為了表現的對象。其次,在藝術表現手法上,廣靈剪紙博采眾家之長,在傳統手法與技巧的基礎上,巧妙地將各種藝術手段和藝術元素融入其中,形成了自己不斷創新的藝術風格。廣靈剪紙大膽突破傳統的平面圖層,采用網絡中的三維立體技術,極大地拓展了剪紙藝術的表現空間,有極高的藝術感染力和觀賞性,體現了至臻的藝術品位、至佳的藝術境界、至上的藝術風格和至高的藝術價值。
在促進現代城市文化不斷創新的過程中,網絡與現代媒體技術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首先,網絡技術的普及與推廣,為文化的傳承尋找到了更多的文化資源,使傳統的城市文化融入了更多的文化元素。更為重要的是,網絡這一開放的、開闊的無限空間,使城市文化的傳承能夠視野更為開闊,能夠自覺地與世界上各種優秀的文化之間實現自由的、無障礙的交流,為文化活力的形成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不僅如此,網絡技術能夠促進各種相同類型的城市文化形態通過緊密的交流,在藝術表現的手法上互相取長補短,從而達到不斷進步的目的。當然,網絡作為一種非常簡便的宣傳與推廣的工具,它的群眾性、快捷性、深刻性、通俗性都是其他的媒體所無法替代的。世界各地、各個不同的民族之間,借助于網絡這種形式,可以自覺的學習、交流、傳播、領會,使得每一個人都能夠成為城市文化遺產的“資源包”、文化遺產的“名片”、文化交流與傳播的“使者”。
綜上所述,做好城市文化遺產的傳承、保護、交流、發展的工作,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責任,是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精神塑造的切入點,更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體現。做好文化遺產保護的工作,政府應該發力,社會應該認同,每一個個體都應該把它變成自覺的行為。充分運用網絡和現代媒體技術來對城市文化遺產進行傳承與保護,值得我們認真研究、不斷探索,不斷完善。
參考文獻
[1]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Z].2014-3-16.
1我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發展與現狀
國外關于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觀念由來已久,而從現代意義的文物保護并通過國家立法開始于19世紀。最有代表性的文件就是1964年制定的《威尼斯》,它是一部關于文物古跡保護及修復的國際。2005年10月在中國通過的《西安宣言》延續了《威尼斯》的文物古跡周邊環境的概念并加以擴展,是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體系的完善和發展。它把歷史建筑、古遺址和歷史地區的環境界定為:直接的和擴展的環境,即作為或構成其重要性和獨特性的組成部分。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我國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也日益得到重視,并且取得了較快的發展。近年來,全國各地出于振興地方經濟發展的目的,大力開發當地的歷史文化資源。這些開發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效益,但也出現了各種各樣不利于保護的問題。比如有些地方片面地認為保護的目的就是為了利用,急功近利,只重近期效益,竭澤而漁,過度開發,破壞了永續利用。還有些地方為了旅游效果,不顧歷史真實盲目復建,造假古董,仿古一條街方興未艾。這些做法不僅損害了歷史信息,損害了文物真實性和完整性,違反文物法原則,損害文物價值,也損害了國家和群眾的利益。
2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
位于山西的平遙古城,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歷史的文化名城,是中國目前保存最為完整的四座占城之一,也是目前我國唯一以整座古城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獲得成功的古縣城。平遙舊稱“古陶”,明朝初年,為防御外族南擾,始建城墻,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在舊墻垣基礎上重筑擴修,并全面包磚。以后景德、正德、嘉靖、隆慶和萬歷各代進行過十次補修和修葺,更新城樓,增設敵臺。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3年),因皇帝西巡路經平遙,而筑了四面大城樓,使城池更加壯觀。平遙城墻總周長6 163 m,墻高約12 m,把面積約2.25 km2的平遙縣城一隔為兩個風格迥異的世界。城墻以內街道、鋪面、市樓保留明清形制;城墻以外稱新城。這是一座古代與現代建筑各成一體、交相輝映、令人遐思不已的佳地。
平遙古城歷史悠久,文物古跡眾多。它完整地體現了17世紀一19世紀的歷史面貌,為明清建筑藝術的歷史博物館。其古建筑及文物古跡,在數量和品位上均屬國內罕見,對研究中國古代城市變遷、城市建筑、人類居住形式和傳統文化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這座堅實完整的磚石城池,數百年來在軍事防御和防洪擋險等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城內街道、古建衙門、市樓、商店、民居等還保留原有的明代形制,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7年12月3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平遙古城為世界文化遺產,列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平遙古城的評價是:“平遙古城是中國漢民族城市在明清時期的杰出范例,平遙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中為人們展示了一幅非同尋常的文化、社會、經濟及宗教發展的完整畫卷。”
3平遙古城的保護現狀和經驗
平遙被列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后,古城在一瞬間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了完整保存平遙古城,山西各級政府部門做了大量的工作。1998年,山西省人大常委會頒布了《平遙古城保護條例》,隨后平遙縣據此編制了《平遙古城基礎設施專項規劃》《平遙古城環城地帶修建性詳細規劃》等地方性保護辦法,對古城進行了全面綜合的環境治理工作。
為了改善環境質量,平遙縣開展了“藍天碧水”工程,從源頭上控制污染企業,不符合環保政策的企業一律不準審批,同時,對一些污染嚴重的企業進行取締;為改變古城內多年形成的基礎設施落后、環境臟亂差的狀況,當地政府先后投資數億元,對古城內10l?余條中小街巷進行了硬化改造,并完成了古城內主干街道的管線人地工程,改變了城內各種網線、電線桿如蜘蛛網密布的狀況;為了保持古城的原汁原味,當地政府開展了有序的移民行動。居民搬遷后,原與古城風貌不相協調的建筑被拆除,古文廟、城陛廟、清虛觀、日升昌票號等一系列具有文物價值的建筑和明清宅院相繼受到保護,得到應有的原貌恢復。為配合大規模居民搬遷,平遙縣在古城外建了幾個居民小區,同時推行集中供熱、集中供氣,使住在古城內取暖、用氣不便的居民自行逐漸搬遷。
另外,當地政府針對不同文化遺產的性質和特點制定相應的保護和開發措施,使古城在得到有效保護的前提下保持活力。比如為了保護性開發素有“古代中國華爾街”之稱的西大街,使其既保存街道的古樸風貌,又延續自身的商業價值。政府將其辟為步行街,對其實行封閉式管理,禁止一切機動車輛行駛。西大街被劃定為古城內的一級保護區,其街面建筑嚴格保持傳統建筑的群體布局、空間風貌、形體色彩和建筑材料等,在維護、修復、重建中也必須按原有風貌進行施工。如今,西大街不再擁有“華爾街”的地位,但卻給平遙老百姓帶來可觀的財富,成為保護和開發相得益彰的典范。
4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原則和方法
保護歷史文化遺產要遵循保護和發展兼得的原則。既要使歷史文化遺產得以保護,又要促進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改善城市基礎設施,實現城市現代化。積極利用歷史文化資源,促進各項事業發展。
保護歷史文化名城還要遵循一定的保護方法。從城市總體角度采取綜合措施,確定合理的城市發展戰略,積極利用歷史文化資源,促進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確定城市合理布局,開發新區,保護古城。分區控制建筑高度,保護古城空間秩序。做好城市設計,延續風貌特色。
另外,對于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要根據不同特點采取不同方式。對于文物保護單位,要遵循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保存歷史的原貌和真跡。對于代表城市傳統風貌的典型地段,要保存歷史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對于歷史文化名城,不僅要保護城市中的文物古跡和歷史地段,還要保護和延續古城的格局和歷史風貌。
這些原則和方法是平遙多年來在龐大細密的古城保護和發展的工作中總結出來的,具有非常現實的借鑒和推廣意義。筆者認為,其他城市和地區在學習的同時,應根據各自地域特征和具體情況,制定出相應的保護規劃,確定明確的保護目標,確定保護內容及重點,提出保護措施。
關鍵詞:公益廣告;城市;城市特色;城市文化
中圖分類號:J5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2)15-0255-02
公益廣告是一種以傳播健康理念為目的的廣告。從1986年電視公益廣告《節約用水》播出到現在,中國公益廣告事業已經走過了二十多年,取得了巨大的社會效益,這其中不乏好的公益廣告作品,正如央視的“廣而告之”已成為了一個家喻戶曉的公益廣告品牌。在被各種商業廣告充斥的今天,公益廣告像一股清新之風構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傳播的公益信息成為衡量我們道德和行為的標準。
在我國共有六百多個城市。宏觀來看,從建國初期30%的城市人口,到今天近一半的人生活在城市,城市逐漸成為了更多人賴以生存的環境;從微觀的角度看,每個城市有各自獨特的風貌和文化特點,是不同的個體。在“兩型”社會建設時期,政府更加強調資源的節約和人與自然和諧的社會形態,以致于社會向良性的方向發展,在這個時期公益廣告的作用則顯得更加突出。在本文中我將在兩型社會的建設背景下,對于如何設計出有城市特色的公益廣告談談一己見解。
一、在公益廣告選題中體現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是一個城市的生命和靈魂,從城市的建筑到居民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涵蓋在城市的文化中。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文化特點:北京是全國政治、文化中心;深圳被譽為“設計之都”;長沙是歷史文化名城,有著“惟楚有才,于斯為甚”的文化底蘊,張家界是“以旅游為核心的森林城市,這些都是各個城市的特色。
首先,在公益廣告的選題中突出城市文化有利于打造城市品牌。調查顯示,經濟發達地區的公益廣告水平較之不發達地區高,城市的公益廣告投放量比農村多。由此可見,公益廣告的水平可以從側面反映一個地區、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和經濟發展的水平。在“兩型”社會建設的背景下,制作精良、創意考究的公益廣告是城市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而在選題中凸顯城市文化特色的公益廣告更是打造城市文化品牌的亮點,例如,在長沙市岳麓區某商場外的巨幅電子屏幕上就有體現“長株潭”兩型社會城市建設特點的廣告標語:創建岳麓區“大河西”先導區。從選題上說,很好的體現了城市建設的特色,樹立城市形象,使城市外在形象和內涵文化和諧。
其次,在公益廣告選題中融入城市的文化有利于增加受眾的認同感。公益廣告除了傳遞公益信息還能提升公眾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度。有很多城市的公益廣告因為缺乏自身的城市的特點,和城市居民實際生活聯系不夠,導致在受眾心中“公益”只是一句口號,并沒有形成有效的認同,受眾和公益廣告之間存在溝通的障礙。湖南長株潭城市群作為全國“兩型社會”的試點城市,在城市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與之相關的公益廣告深入人心。
另外,在選題中融入城市特色有利于展現公益廣告創意的獨特性。好創意是產生一個好廣告的至要因素,公益廣告作為一種社會的教育力量、公眾的宣傳形式,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途徑,因而它的創意表現就顯得尤為重要。創意來源于生活,創意也需要獨特的視角。“兩型”社會的基本要求是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在這個大環境下,以城市獨特的文化視角創造的公益廣告也是獨特的。
二、把公益廣告融入城市環境
當公益廣告以戶外的形式越來越多的出現在城市的建筑墻、廣告位、大屏幕上的時候,公益廣告作為一種視覺符號已經悄然成為了構成城市公共環境的一個部分。
公益廣告的設計和設置的合適與否影響著城市的形象。一方面好的公益廣告在設計的視覺表現上要合理運用圖形和色彩等視覺元素,和周圍的環境協調,與環境格格不入的公益廣告不但會對城市的環境造成一定的視覺污染,影響城市的整體風貌,還會對受眾心理帶來負面的感受,影響傳播效果。另一方面,公益廣告的在投放設置時也應當考慮其合理性:與城市區域文化的契合,比如,出于對商業區和生活區,老街區和新城區差異性的考慮,在公益廣告放置上就不能一概而論;與城市空間結合,戶外公益廣告要因地制宜,應時應景。巧妙的融入城市環境的公益廣告能讓受眾感受驚喜,對于提升城市整體形象有很大幫助。
符號的存在必定包涵了所指和能指兩個層次,也就是符號的內涵和外在形式。筆者在前面提出公益廣告要在內容上體現出城市文化,是從符號的所指來闡述公益廣告和城市的和諧,在這一段主要從符號的能指說明公益廣告和城市環境的關系。
三、“兩型社會”時期公益廣告應加大表現力度
商業廣告的目的是決定購買行為,公益廣告的目的是規范道德行為。在“兩型”社會建設時期更注重資源的節約和對環境的保護,但多數時候公眾接受到公益信息之后,行動時卻大打折扣。筆者認為,公益廣告除了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受眾的觀念,還可以在傳播終端,也就是受眾實施行為的瞬間加強表現力度,從而更加有效達到勸阻和規范行為的作用。
第一,從表現形式看,打破城市中公益廣告表現形式的“靜態”。筆者這里所指的靜態是公益廣告和受眾之間沒有形成互動。在現代城市中我們經常能看到花園、草坪中的寫著:“請勿摘花!嚴禁踩草!”的小木牌;在公車上有著“尊老愛幼”的標語;在公共洗手間里掛著“節約用水”的宣傳畫,這些簡單的文字和圖形太生硬,不能和受眾進行真正的溝通。溝通是設計的核心,有效的溝通是公益信息傳遞的重中之重,是公益和受眾之間的對話,而在很多時候,這種對話帶有強制性,對話的雙方沒有交流。人的大腦接受信息有不同的層次,在主動或被動接受信息之后,會對信息進行篩選、消化、吸收、記憶,然后才對信息做出反應。由此可見,信息一旦傳遞不到位,就是無效溝通,公益廣告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義。
在兩型社會的背景下,充分發揮公益廣告的作用就要讓公益廣告“動”起來,讓受眾心動,并付諸行動。城市中的公益廣告主要以平面廣告的形式通過視覺傳播,太過簡單、直白的文字和圖形難以引起公眾的注意和共鳴,筆者認為,將簡單的文字附之圖形,用最直觀的語言說話;將直白的圖形變得生動,用深刻的內涵打動人;將純粹的視覺變得豐富,用不同的感觀來刺激受眾,有利于在公益廣告和受眾之間形成互動,建立有效的溝通。
第二,從傳播途徑來看,突破城市中公益廣告傳播途徑的單一。從廣告傳播過程的要素來看,公益廣告的傳播涉及廣告主、廣告商、廣告信息、廣告媒體、廣告受眾等諸環節,而公益廣告主作為廣告活動的發起者對整個廣告的傳播過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公益廣告主分為政府及媒體自身、公益社會團體、企業這三類,因為身份不同選擇的傳播途徑也有所不同。
筆者認為,城市作為公益廣告的載體,城市中的一磚一瓦都可以成為公益廣告的元素和傳播的途徑,而并非要通過固定的模式來傳播。以長株潭兩型社會建設為例,在長沙城區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相關宣傳“兩型社會”建設的公益廣告牌和電子屏幕,這是在政府號召下,媒體配合新聞等其他宣傳制作的一系列公益廣告,這是一種公益信息傳播方式;在株洲,城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建立,租賃站點分布在城區的居民小區、學校、商業區、機關、醫院等地,鼓勵公眾選擇自行車而放棄小轎車作為出行工具,可以減少碳排放,相當于建設綠地。政府此舉,不僅方便了市民健康出行,也和“兩型社會”倡導的環境保護不謀而合,騎著公共自行車在城市穿梭的人們把“公益“帶到了城市各個角落,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公益廣告。因此,公益廣告的傳播途徑可以是多樣化的,突破傳統的局限,讓“公益”真正深入人心。
四、小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