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規模分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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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投資規模分析范文

一、資本形成的總量變動特征

從1869年到1955年，美國國民經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1946―1955年與1869―1878年相比，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9倍以上。同期，美國固定資產投資水平也取得了相當可觀的增長。1946―1955年資本形成總額年均水平與1869―1888年期間相比，增長了8倍(即增長了約900%)。

從年均固定資產投資水平看，1869―1898年間，美國固定資產投資年均額（包括基建投資與生產設備投資兩部分）為9.6億美元（1929年不變價），1946―1955年達到113.6億美元（1929年不變價），增長了近11倍。將美國GNP的長期增速與固定資產投資的長期增速相比較，可以看出：從長期趨勢來看，美國固定資產投資基本保持了與國民經濟總量增速大體相當的增長速度。

從資本存量(固定資產加凈存貨)來看，1869年是450億美元（1929年價格），1955年達到11910億美元（1929年價格），增長了25倍多。由于美國總人口出現的大量增加，因此，人均資本存量增加幅度要小得多，但也增長5.4倍多。特別是從1869年到1929年，60年間人均資本存量翻了兩番多。

從資本形成率的變動情況看，從1869年到1928年，美國資本形成總額占GNP的比重基本在20―26%之間波動，其中，1894年達到最高值（26.2%）。而進入上世紀30年代后，由于正遇經濟大蕭條，美國資本形成率水平也跌至低谷（1934年僅有13.9%）。進入40年代，特別是二戰結束后，美國資本形成率水平又逐漸回升，1950年間達到18.8%

20世紀上半葉除去戰爭時期和大蕭條時期外，美國儲蓄率的水平大體在12―13%之間，私人儲蓄貢獻了其中的8.5―9.1個百分點，企業儲蓄貢獻了約3個百分點，而政府儲蓄貢獻了不到1個百分點。

我們將美國經濟增長與投資增長各自波動周期中的波峰年份與波谷年份相比較，可以發現，在20世紀年代以前，美國投資增長的周期對經濟增長的周期的影響在時間上有長達數年的時滯，投資增長的波動往往“先行”于經濟增長的波動，有時甚至像是逆經濟周期而波動，如1870年代中期在投資達到波峰時，經濟增長卻正處于周期的低谷，而在1880年代初期，經濟增長達到高點時，投資增長卻正陷于波谷。但在1920年代以后，兩者之間的波動則逐步趨于一致。

二、政府投資與私人投資的比例結構

1900―1919年其間，美國私營部門投資、地方政府投資、聯邦政府投資（不包括軍用固定資產）各自所占的份額變化不大，大體在92.5∶6.2∶1.3左右。從1920年開始直到二戰前這段時間，私人投資所占份額則持續下降，政府投資所占份額不斷上升。在此之后，私人投資與政府投資所占份額又出現了相反方向的變化調整，逐步恢復到1920年代的比例關系。

從政府投資內部結構看，聯邦政府投資在1930年代之前所占份額一直很小，但在1930年代出現明顯的增長，所占份額從20年代的0.6%上升到7.5%。二戰時期更是增長迅猛，其資本形成份額（不包括軍用固定資產）達到13.2%，超過了地方政府。但在戰后的1945―1955年時期，聯邦政府投資又回落到約3%的水平。因此，從和平年份看，美國政府投資主要是由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承擔的。

三、固定資產投資的行業結構

（一）按四大產業部門劃分的投資結構變動

1、農業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基本保持穩定

盡管美國農業產出量占四大部門總產出量的份額從1880年的35.8%下降到1948年的10%，同一時期美國農業部門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仍保持了相對的穩定。其資本形成額占四大部門的比重從1880―1890年的12%上升到1990―1922年的約17%，而后又下降到1922―1948年的12%。

2、采掘業投資先升后降，出現大起大落的趨勢

1880―1890年，采掘業凈資產形成額占四大部門資本形成總量的份額是6.5%，而后上升到1890―1922年的9.4%。因此，可以說，這兩段時期是美國采掘業投資高增長的時期，其結果是采掘業資產存量份額（占四大部門總的資本存量）從1880年的2%左右，上升到1922年的7%。但在1922―1948年期間，采掘業投資增長過于緩慢，凈資本形成額僅有0.6億美元，使得其資產存量份額又下降到5%左右。

3、制造業投資持續高增長

自1880年以來，美國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持續保持了高增長，其凈資產形成額占四大部門總量的份額不斷上升，結果是制造業建筑與設備的存量占四大部門總資產的份額從1880年的9.1%上升到1948年的33.5%。制造業投資與產出增長之間表現出很強的相關性。在從1880到1948年近70年間，美國制造業產出增長了近14倍，而制造業的總資產增長了約17倍。

4、公用事業投資份額穩步下降

1880年公用事業資產存量所占份額曾高達60%，但此后其資本形成額所占比重不斷下降，特別是1890―1922年期間，降幅較大，使其資產存量份額持續下降，至1848年下降到43.6%。而公用事業產出份額則從1880年的4.9%增加到1948年的15.4%，增加了2倍多。與其他三大部門資本―產出比率下降或上升的幅度較小的情況不同的是，公用事業的資本―產出比率出現了大幅的下降，從1880年的23.6下降到1948年的2.5。

（二）采掘業與制造業內部各分支行業的投資變動

1、采掘業各分支行業

在采掘業各分支行業中，石油天然氣開采業的固定資產投資一直保持高增長，其資本存量占采掘業資本總存量的份額從1870年的10%左右上升到1890年的26.8%，到1940年進一步上升到69.3%，其后基本保持不變（1953年為68.2%）。非金屬礦產開采業的資本存量自1890年之后，也是持續穩步增長，但增幅遠小于石油天然氣開采業。金屬、無煙煤、煙煤開采業的資本存量在1919之前均保持持續增長之勢，但在1919―1940年之間都出現了負增長。金屬和煙煤開采業的資本存量在1940年之后出現了小幅的回升，而無煙煤開采業的資本存量在1940―1953年間仍繼續負增長。

2、制造業各分支行業

1953年金屬及金屬制品業資本存量是其1880年的36倍（增長35倍）。其中，鋼鐵與有色金屬增長22倍多，機械制造業（除交通設備外）增長32倍多，交通設備制造業則增長了數百倍。但在1920年代及30年代上半期這段期間，除交通設備外，金屬及金屬制品業投資增長相對低迷。化工業資本存量從1880年到1919年，增長了12倍多，此后到1953年，又增長了349.6%。煉油業資本存量從1880年到1919年，增長了36倍多，此后至1953年期間，又增長了近8倍。

在其他行業中，建材業、橡膠制品業、造紙業的資本存量在整個時期內，也一直保持著長期平穩增長的勢頭。印刷業資本存量在1937年前一直穩定增長，但在37年后，增長停滯。皮革制品業資本存量在1919年增長平穩，但在此之后則長期增長遲緩，甚至出現負增長。紡織業和木材加工業在1919年前，一直保持較快的投資增長，但在此之后經歷了一定的下滑，但在1937年后，其資本存量又開始平穩上升。

從1953年各行業資本存量占制造業總資本存量的份額來看，美國制造業固定資產存量規模最大的幾個行業依次為：鋼鐵和有色金屬（占14%）、機械制造（13.9%）、食品飲料業（13.1%）、煉油業（12.5%）、化工（9.8%）、交通設備（9.4%）、紡織業（7.9%）。

四、住宅投資的發展趨勢

20世紀20年代及戰后經濟恢復時期（1946―1955年）是美國住宅投資高速增長的時期。美國新建城鎮住宅投資總額1921―1930年比1911―1920年增長了339%。但30年代大蕭條時期及二戰時期，美國住宅投資大幅回落，1931―1940年新建城鎮住宅投資總額僅是前一個10年的30%多點。與同時期美國資本形成總額相比，可以看出，美國住宅投資在經濟繁榮時期及經濟蕭條時期，其“漲幅”和“跌幅”都要明顯超過固定資產投資整體的漲跌幅。

同一時期，美國住宅建設與投資的發展發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如：單位住宅的建設成本明顯下降：從1889―1908年的5679美元（1929年不變價格）下降到1946―1955年的3894美元；固定資產折舊率明顯提高：從1889―1909年的37%上升到1941―1955年的44%；居民住房條件明顯改善：自有住宅比例從1900年37%提高到1950年的53%；一家一戶住宅比例從1930年代之前的不足2/3上升到1946年的87%。

從住宅投資的融資結構看，自20世紀初以來，以抵押貸款和預售款為主的企業外部資金渠道來源所占比例呈不斷提高之勢，從1911―1920年的48.5%逐步上升到1946―1955年的73.0%，而自有資金占比成不斷下降之勢，同期從51.5%下降到27.0%。

五、企業投資的資金來源結構

（一）企業投資的內部融資結構變動

19世紀末至20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企業資本折舊費與資本形成總額之間的比率、總自留資金與資本形成總額之間的比率呈長期上升的趨勢，但公司儲蓄在凈資本形成中的比重并未出現長期上升的趨勢。如果只考察沒有受到戰爭與經濟大蕭條影響的年代，即1987―1914年、1920―1929年和1946―1956年這三個時期，可以看到，美國企業資本折舊費與資本形成總額之間的比率從第一個時期的0.39上升到第二時期的0.56，而后又上到第三個時期的大約0.60。而同時期，美國企業總自留資金與資本形成總額之間的比率分別為0.72、0.84、0.81，也顯示了長期向上升的趨勢，雖然，這種向上的趨勢略有波動。但這三個時期，企業利潤留成(未分配凈利潤）占資本形成的比率分別是0.33、0.28、0.21，呈略有下降的趨勢。因此，可以判斷，內部資金來源渠道在美國企業資本形成中的比重上升主要是由資本折舊比率的上升造成的。

（二）企業投資的外部融資結構變動

1、股權融資比重

20世紀初以來，股票發行在美國企業外部融資中所占的份額并不穩定。如果只考察沒有受戰爭與大蕭條影響的幾個時期，可以看到，在20世紀初期（1900―1912年），股票融資的份額是0.31，而后在20年代上升到0.43，但在二戰后的十年中，下降到0.21。股票融資份額的變化，主要是有兩個因素造成的，一是長期外部資金來源在企業所有外部資金來源中的比重發生變化，二是股票在長期外部資金來源（還包括債券、抵押貸款等）中的重要性發生了變化。

根據相關數據測算，我們可以看到：該時期美國企業長期外部融資占所有外部融資份額的變動從與上述股票融資份額的變動趨勢，走向大體一致：在20世紀初期（1900―1912年）是0.82，20年代上升到0.93，二戰后又下降到0.63。其次，股票融資在企業長期外部融資中的比重呈長期向下波動之勢；同期，債券融資比重相對上升。

2、中長期借貸與短期借貸的比例

從幾個正常年代看,短期借貸占全部非金融企業外部融資額的比重：在1901―1912年期間是0.18，而后1923―1929年上升到0.09，而在1946―1955年升到0.37，可以看出有長期上升的趨勢。采掘業與制造業企業短期借貸的份額表現出了十分相似的變動軌跡：在1901―1912年期間是0.43，而后1923―1929年上升到0.02，而在1946―1955年升到0.66，因此，可以說，所有非金融企業短期借貸所占份額的這種上升趨勢，主要是由采掘與制造業企業引領的。

再比較中長期借貸與短期借貸在全部企業借貸融資中各自所占的比例：在1901―1912年兩者之間的比例關系是0.73比0.27；在1923―1929年是0.84比0.16，而在戰后十年，則是0.53比0.47。可以看出：相對于短期借貸比重在波動中有所上升，中長期借貸比重則呈現波動中向下降的趨勢。

3、金融機構融資份額及金融市場內部結構的變動趨勢

從金融機構融資份額來看：金融機構在商業企業外部融資及其全部融資中所占的份額在30年代前，基本比較穩定，而在二戰后，有明顯的上升勢頭。通過金融機構的間接融資在全部企業資金來源中的份額在1913―1922年間和1923―1929年間，均為16%，而在二戰后（1946―1955）上升到22%，上升了6個百分點。

根據不同金融機構資產份額的變化來考察美國同時期金融市場內部結構的變化，可以發現幾個顯著特點：

一是商業銀行、儲蓄銀行和個人信托部門的資產份額呈現出明顯下降的趨勢。由于商業銀行、儲蓄銀行份額的下降而導致了整個銀行業份額從20世紀頭20年的超過60%下降到二戰后的不到40%。

二是人壽保險公司、養老金基金、政府退休和社保基金的份額顯著上升，從而使整個保險業的份額從30年代前的15%左右上升到二戰后的接近40%。

三是各類政府金融機構的份額呈明顯上升之勢。聯邦儲備銀行、政府養老及社保基金和政府借貸機構加起來的份額從1901―1922年的7%，上升到1946―1955年的22%，增長了2倍多。政府金融機構份額的上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同時期美國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明顯增強。美國大企業的長足發展及其財力的顯著增強，累進收入稅使得高收入階層更傾向于將新增財富用于直接的股權投資，或許是造成銀行業重要性下降的一個主要因素。而隨著國民經濟發展階段的提高、收入分配格局更趨公平，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加對個人儲蓄“蓄水池”的貢獻度不斷提高，而這部分群體的特定儲蓄理財傾向，是人壽保險、養老和退休保險、儲蓄和貸款合作社等金融機構蓬勃發展的主要推動力。

六、幾點結論

從對美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量與結構變化趨勢的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簡要結論：

一是從美國經驗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與國民經濟總量增速具有很強的相關性。但投資增長的波動周期可能與經濟增長的波動周期不一致，因此，通過實證研究，找出我國投資增長波動與經濟增長波動之間的相互關系，對未來投資調控政策的研究與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是農業部門的投資應長期保持穩定的增長。制造業投資在幾大產業部門中，是屬于持續高增長的部門。其中，重化工業部門（包括冶金、石油化工、設備制造）等資本密集型產業又是引領制造業投資增長的主要引擎。

三是公用事業的資本―產出率隨著其產業規模及資本存量規模的不斷增大，下降幅度明顯，其變動軌跡明顯不同于其他產業部門；公用事業部門在發展的早期，資本密集型的特點更為明顯，更依賴于外部融資的支持。

四是住宅投資波動與經濟增長波動的相互關系十分密切。經濟繁榮期，住宅投資往往出現明顯快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高增長，而經濟蕭條時期，住宅投資的回落幅度又要大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回落幅度。

五是從美國這一時期企業投資資金來源結構看，內部資金來源的比重有逐步上升的勢頭。而在企業外部融資中，短期外部融資比重有逐步上升之勢，而在長期外部融資中，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渠道的重要性遠遠超過銀行信貸。在直接融資中，股票融資與債券融資相比，從長期看，其重要性則有所下降。這一特點，與我國企業外部融資過于依賴間接融資、直接融資過于依賴股票融資、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窄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照，或許預示著我國資本市場要實現多層次、多元化的健康發展，仍有相當大的改革空間。

第2篇：投資規模分析范文

關鍵詞：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出口規模；影響；建議

一、引言

有關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lnvestment，OFDl）對出口的影響，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即替代關系與互補關系。

一部分學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規模間存在替代關系。Munde提出的貿易與投資之間的替代模型。Hirsch（1976）通過建立模型來比較企業供應海外市場的三種方式：出口、OFDl和專利權轉讓，指出出口與OFDl是替代關系。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8）也指出，當企業面臨威脅時，會用OFDl替代出口。

另有一部分學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是互補關系。例如Rugman（1990）認為OFDl會促進母公司的出口。Mardusen（1995）也認為，公司通過海外生產增加了母國中間投入品的出口，提高了制成品的海外銷售額，并通過擴大海外需求促進了母國出口。

當然也有一部分學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既存在替代關系又存在互補關系，比如Head和Ries（2001）則認為，投資與貿易之間是替代關系還是互補關系，與投資方式為垂直還是水平有關。而國內學者對于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間關系的研究則大多集中表明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互補關系，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有著很大的拉動作用。例如王迎新（2003）、張如慶（2005）等均認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有促進作用。但也有一些人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問的關系并不顯著，在此不做贅述。

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關系也引起了一些學者的興趣，例如聶左玲（2010）利用1990-2007年山東省的經濟數據，對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關系做了實證分析，結果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互補關系，并提出山東省可以通過鼓勵對外直接投資來促進其出口貿易的增長。

然而已有的研究對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關系的實證分析僅限于對OFDl與出口兩個變量問的關系研究，并未考慮其他可能影響出口的變量，容易導致設定誤差。同時存在數據樣本時間段過早等問題。本文將建立一個出口模型，將OFDl作為一個影響變量，同時考慮OFDl的流量與存量問題，并加入GDP及外商直接投資兩個變量，綜合衡量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影響。

二、實證分析

1.模型構建

本文擬將山東省出口量作為被解釋變量，考慮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外商直接投資及生產總值對出口的綜合影響，總結出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問的關系，為以后的政策制定提供參考。運用Eviews軟件對五個變量進行回歸，模型如下：

其中，Exports表示出口量，OFDlf表示對外直接投資流量，OFDls表示對外直接投資存量，FDl表示外商直接投資，GDP表示生產總值，e即殘差項。

同時引入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目的在于考慮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短期以及長期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指當年發生的對外直接投資數額，而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指本年之前的對外直接投資累計總額。通過短期和長期效應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研究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間的關系。而引入FDl與GDP是因為我們知道外商直接投資與生產總值對出口有著顯而易見的影響，引入這兩個變量使得模型更加完整，更加綜合地考慮了其他因素對出口的影響。

2.數據來源

其中，山東省出口額、外商直接投資額與生產總值來源于《山東省統計年鑒2016》，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來源于《中國商務年鑒2016》。

特別注意的是，在用Eviews軟件對樣本數據進行實證研究之前，為了減少模型的異方差性，本文將EXP、OFDIf、OFDls、FDl和GDP五個變量取對數。因此模型更正為：

在具有很高的R^2值的情況下，所有的解釋變量系數都是不顯著的，因此推測很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我們檢查解釋變量兩兩簡單相關系數，結果如下：

此時，InOFDlf的系數在10%的顯著水平下是顯著的，InOFDIs與InFDI的系數在1%的顯著水平下是顯著的，證明此回歸模型是可信的。

4.實證結果分析

在回歸方程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系數為正，而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系數與外商直接投資系數均為負，可做如下解釋：

OFDI流量與出口規模為替代關系，在短期，對外直接投資對山東省出口規模的擴大略有不利。這與山東省對外投資結構息息相關。2015年山東省對外投資情況中，貿易性企業占152322萬美元，非貿易性企業占1407152萬美元，資源開發企業占342673萬美元。可見，山東省的對外投資結構在短期內對省內的出口并無促進作用。山東省的出口商品仍然以勞動密集型與資源密集型為主，近期山東省“走出去”的企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主要原因是近年來省內勞動成本的提高使得部分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將生產轉移到東南亞、非洲等勞動成本較低的國家，利用當地低廉且豐富的勞動力進行生產，是產品在國際上具有價格競爭力，再將這些產品在當地進行出口與銷售，對省內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產生擠出效應。

OFDI存量與出口規模為互補關系。長期來看，對外直接投資對山東省的出口仍有促進作用。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逐年增加，為適應經濟全球化與新常態的要求，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將尋求結構上的變化，從普通的加工成本替代與資源利用，轉向商品服務投資。通過在國外建設辦事處，可以對省內商品達到很好的宣傳作用，在采購原材料與產品時為省內產品提供機會，通過營銷網絡的構建，逐步擴大省內出口規模。同時跨國公司的組建也將對山東省的出口產生促進作用。跨國公司通過內部交易，在極大地節約成本的同時，海外子公司通過采購母公司的機器設備、中間產品與服務時，還帶動了省內的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OFDl存量的互補作用大于OFDl流量的替代作用，也就是說，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長期促進作用大于短期的擠出效應。因而山東省在長期內仍應堅持對外直接投資的策略。

三、政策建議

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對出口有替代作用，而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對出口則有互補作用，而且長期促進作用大于短期替代作用。這與以往的研究略有不同，但也有相似之處。但新常態經濟下，山東省仍然面臨著產業結構升級以求經濟轉型等一系列問題，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進行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

詼密集型產業附加值低，污染大，環境代價高。我們應該注意到，伴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走出去”，我們應該順應趨勢，將加工、組裝等需要大量勞動力的部門轉移到勞動成本更低的國家、地區。而在省內保留設計、研發、營銷等核心部門，這樣不但順應了可持續發展、經濟轉型趨勢，還提高了生產效益。

2.堅持對外直接投資，改善對外直接投資結構

政府應積極引導省內對外投資結構轉型，從過于依賴非貿易性企業與資源開發企業，到投資結構多元化、多樣化。引導加大投資貿易性企業，努力回饋本土企業。對“走出去”企業實行鼓勵原則，尤其是對帶動本省出口的企業實行鼓勵。只有改善了對外直接投資結構，才能為本省商品出口創造更大的機會。

3.抓住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大對教育、培訓等產業的投資，培養高新金屬人才，充分發揮人力資源。要強調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強調處理好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降低資源消耗，減少環境污染，提供強大的技術支撐。

第3篇：投資規模分析范文

關鍵詞：不完全信息 庫諾特模型 小微企業

一、關于小微企業投資博弈現象闡述

博弈思維在經濟學中廣泛運用。其中，銀行給予企業貸款中信息不對稱問題所產生的融資雙方博弈較多的受到人們的關注。企業在申請貸款的過程中以及在申請貸款之后，由于企業與銀行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造成往往會產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對此理論界分析較多，但事實上在申請貸款之前，企業之間往往也存在博弈現象，例如兩個產品相近的企業同時準備在同一地區進行投資，然而由于相互之間存在完全信息不對稱，對各自的投資規模得決定就必須在猜度對方的投資規模的基礎上進行，從而再決定貸款額度。本文就是旨在通過一個現實中實例分析來研究不完全信息下兩個小微企業靜態投資博弈的案例，最后從不同主體的角度出發，分析各主體的最優決策。

假設情況如下：某地方準備新建一知名大學的分校，同時學校決定為了豐富學生課余生活，在校內建立一個小型的臺球室。此臺球室共有qs個臺球桌，建立此臺球室的成本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可看作與投資規模正相關的部分，即可看作與臺球桌數量正相關的部分（比如購買臺球桌和臺球的費用，學校使用門面的機會成本等），將此部分設定為a*qs，（其中a>0，qs>0），第二部分的成本主要是與投資規模無關的部分，即可看作與臺球桌數量多少無關或者關系極少的部分（比如水電費，聘請管理人員的工資費用等），將此部分設定為bs，由此校內建立臺球室的成本cs=a*qs+bs ，假設a ，bs為共同知識。現有一投資者打算在學校周邊也投資一個門面做臺球室，假設兩個臺球室的臺球質量，租金等完全相同，不存在產品差異問題。同時假設該投資者將購買qm個臺球桌，建立此臺球室的成本也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可看作與投資規模正相關的部分，即可看作與臺球桌數量正相關的部分（比如購買臺球桌和臺球的費用，租用學校周圍門面所支付的租金等），將此部分設定為a*qm，（其中a>0①，qs>0），第二部分的成本主要是與投資規模無關的部分，即可看作與臺球桌數量多少無關或者關系極少的部分（比如水電費，其他相關費用等），將此部分設定為bm，由此該投資者投資臺球室的成本為cm=a*qm+bm 。現在學校不知道該投資者bm的具體情況，但是知道有u的可能性是成本較低，記作bLm，另有1-u的可能性是bHm，其中是a ，u，bLm以及bHm均為共同知識。（注意，這里的cs和cm均是指平均分攤到每個臺球桌上的“單位成本”）。

另外雖然雙方均可視為小微企業，但是學校周邊沒有其他的臺球室，因此雙方具有一定的壟斷性質，現設定整個市場的逆需求函數為P=W-qm-qs，其中P代表向進行臺球娛樂消費的學生群體征收的價格。那么，企業i的利潤函數即可表示如下：πi=qi*（P-ci），即πi=qi*（W-qm-qs-ci）。其中i=s，m。現在雙方便處在不完全信息下的博弈狀態，雙方根據對對方的猜測作出投資規模選擇即qm 和qs以爭取利潤或期望利潤最大化。

二、模型設定及計算

為了更加具體一些，我們進一步對上述的一些條件進行假定，假定W=40，a=3/2，u=1/2，bs=15，bLm=10，bHm=20。接下來運用不完全信息下的庫諾特模型，計算雙方博弈最終的貝葉斯均衡解。

首先來看投資者的選擇，由于投資者知道學校的成本，所以容易求出它選擇的投資規模對學校的決定的投資規模的反應函數。具體如下：投資者利潤函數為πm=qm*（W-qm-qs-cm），將cm=a*qm+bm，W=40，a=3/2，bLm=10，bHm=20。帶入該利潤函數，可以分為兩種情況：

第一，當投資者是第二部分成本較低的投資者，該投資者的利潤函數就是πm=qm*（40-qm-qs-3/2qm-10）

即πm（qm）=qm*（30-qs-5/2qm），對該利潤函數求一階導數，可以求得該類型的投資者的反應函數，記作qLm=6-qs/5。

第二種情況是投資者是第二部分成本較高的投資者，該投資者的利潤函數就是πm=qm*（40-qm-qs-3/2qm-20）

即πm（qm）=qm*（20-qs-5/2qm），對該利潤函數求一階導數，可以求得投資者的反應函數，記作qHm=4-qs/5。

這兩個反應函數說明投資者的最優投資規模不僅依賴學校的投資規模，也依賴于自己的成本類型。接下來分析學校的行為，由于信息是不完全的，學校不知道投資者的類型，但是學校知道投資者成本類型有u的可能性是bLm，有（1-u）的可能性是bHm。（現條件已假定u為1/2）。學校只能選擇使其期望利潤函數最大的投資規模。學校的期望利潤函數為：Eπs=1/2*qs*（W-qLm-qs-cs）+1/2*qs*（W-qHm-qs-cs），現將cs=a*qs+bs，W=40，a=3/2，qLm=6-qs/5，qHm=4-qs/5，bs=15帶入該利潤函數，可得出：

Eπs（qs）=20qs-23/10*qs2

對該利潤函數求一階導數，可以求得學校選擇的投資規模在貝葉斯均衡下的投資規模qs=100/23。帶入投資者的兩個反

應函數可得兩個反應函數的貝葉斯均衡解為：qLm=118/23，qHm=72/23。

所以這個不完全信息下的靜態博弈的貝葉斯均衡解即為qs=100/23， qLm=118/23，qHm=72/23。

三、不同條件下均衡結果對比及定性分析

現在來考察一下完全信息條件下的結果，并與剛才所得結果作對比。

情況一，若學校知道投資者類型為bLm，此時投資者的反應函數即為qLm=6-qs/5，學校的利潤函數為：πs（qs）=qs*（40-qLm-qs-3/2*qs-15），代入投資者的反應函數并求一階倒數，解得qs=95/23， qLm=119/23。

情況二，若學校知道投資者類型為bHm，此時投資者的反應函數即為qHm=4-qs/5，學校的利潤函數為：πs（qs）=qs*（40-qHm-qs-3/2*qs-15），代入投資者的反應函數并求一階倒數，解得qs=105/23，qHm=71/23。

這兩種情況下的均衡即為完全信息條件下的雙方靜態博弈的納什均衡解。

下面就這兩種均衡進行對比分析，很明顯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若投資者是低成本，即具有較強競爭能力的企業，它將會生產比完全信息情況下更低的投資規模（72/2395/23）。

（2）反之，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若投資者是高成本，即具有較弱競爭能力的企業，它將會生產比完全信息情況下更高的投資規模（72/23>71/23）。同時，此時學校由于不知道投資者類型，只能生產使自己預期利潤最大的投資規模，結果是投資規模會低于完全信息條件下面對低成本對手時所選擇的投資規模（100/23

由上述對比結論可以看出，在不完全信息情況下，投資者作為信息不完全的一方，當其由于生產成本小而處于強勢地位時，卻由于雙方信息不對稱，被迫接受較低的投資規模。而成本較高的投資者則可以利用其信息上的優勢獲得一相對較高的投資規模。學校會選擇一個較折中的投資規模，確保期望利潤的最大化。得出這些結論對于不同主體的決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

四、經濟社會中各主體最優決策及戰略選擇建議

現在我們已經通過上述案例了解到兩種處于不同信息地位的小微企業在不同條件的博弈最終均衡選擇策略，下面從經濟社會中各個不同主體的角度出發，考慮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各自該如何做出戰略決策，使得所得結果最優化。

實力相對較弱的處于信息優勢方的投資者。這里將成本較高類型的投資者稱之為實力相對較弱的投資者。對于這種類型的投資者來說，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比如本案例中，可能是學校周圍水電費相對較低的門面已被簽訂租約，亦或者選擇投資的時期正處于水電提價后的情況等），只能選擇不變成本相對較高的投資規模。通過上述對比可以發現，在不完全信息的條件下，這種類型的投資者由于存在信息優勢，可以利用這一優勢擴大比完全信息條件下的投資規模，獲利更多。因此不完全信息對它更有優勢，所以應該盡可能的保持這一信息優勢，不讓公共信息一方的投資者了解自己的類型，迫使對方顧忌自己對價格的影響能力。

實力相對較強的處于信息優勢方的投資者。與上述相對應的，將成本較低類型的投資者稱之為實力相對較強的投資者。這種類型的投資者也會由于各種必然或者偶然因素（本案例中，可能是較早與學校周圍水電費相對較低的門面已租約，亦或者選擇投資的時期正處于水電提價前的情況等），選擇不變成本相對較低的投資規模。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在不完全信息的條件下，這種類型的投資者的投資規模更低，利潤更少。這就表明在不完全信息下雖然它擁有信息優勢，但是卻因為學校不了解自己的類型，使對方低估了自己對價格的影響能力。造成了雙方“惡斗”的情況出現，雖然此時減少自身投資規模是有利的，但是畢竟降低了自己的投資規模和原來的利潤。在這種情況下信息完全對投資者反而是有利的，因而實力相對較強的投資者應該盡快使雙方的信息對稱，不僅應該公開自己的成本水平和競爭能力，還應該通過一些信息信號讓處于公共信息一方的投資者可以更好的甄別信息，確保自己的信息公開是真實信息，是可置信威脅。

處于公共信息地位的投資者。在本案例中，學校就是處于公共信息地位的投資者的代表。學校的所有信息都是共同知識，其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只能通過判斷對手類型選擇博弈戰略和決策。由于無法確定對手的情況，只能通過所獲得的信息選擇使自己期望利潤最大化的投資規模。從結果來看，其投資規模高于完全信息下對低成本對手的投資規模，低于完全信息下高成本競爭對手時的投資規模，這一結果表明，處于公共信息地位的投資者無法選擇最合理的投資規模，無法做到“欺軟怕硬”。應該對投資者的信息進行更全面的偵探和了解，只有更清楚的掌握對手的類型，才能選擇更合理的投資策略，無論對手是高成本還是低成本，信息公開都有助于處于公共信息地位的投資者提高投資效率，不至于出現投資過剩或者投資不足的現象發生。

整體社會投資規模。以上分析都是從當事人角度出發，下面就整個社會整體效應來看，當信息不完全，已確定一方投資者信息為公共信息的時候，雙方投資者的決策結果所產生的最終結果是：

1.另一方為弱勢低成本參與者時，雙方投資規模的總和為qs+qLm=218/23。

2.另一方為強勢高成本參與者時，雙方投資規模的總和為qs+qHm=172/23。

（218/23+172/23）÷2=195/20

完全信息條件下，雙方投資人的決策結果所產生的最終結果是：

3.另一方為弱勢低成本參與者時，雙方投資規模的總和為qs+qLm=214/23。

4.另一方為強勢高成本參與者時，雙方投資規模的總和為qs+qHm=176/23。

（214/23+176/23）÷2=195/20

計算結果表明當信息不完全的時候，信息優勢參與者為弱勢低成本類型時，雙方投資規模的總和要高于信息完全時的雙方投資規模的總和。而不完全信息下，信息優勢參與者為弱勢低成本類型時，雙方投資規模的總和要低于信息完全時的雙方投資規模的總和。平均效應卻相同。所以整個社會的投資規模完全取決與投資者的成本類型以及雙方信息是否對稱。雖然四種情況中，信息不完全條件下且信息優勢參與者為弱勢低成本類型時，雙方投資規模總和是最大的，但類型的選擇包含很多偶然因素。所以總體效應基本一致。此外社會考察標準也不完全是投資規模的大小，還要更多的關注社會效益，涉及因素更為復雜，考慮范圍應該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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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投資規模分析范文

[關鍵詞] 固定資產投資 適度規模 控制 模型 預測

一、引言

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與國民經濟增長的關系十分密切，一方面，經濟的發展程度直接制約著投資的數量;另一方面，投資規模的變動又會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為了保持經濟長期持續穩定協調的發展，固定資產總投資應當控制在適度的規模之內，探尋固定資產投資的適度規模對于城市經濟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本文結合西安市市情，對西安市固定資產投資適度規模進行分析和預測，旨在為城市管理者提供決策參考依據。

二、固定資產投資適度規模概述

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由于它向社會提供了生產能力、運輸能力、住宅和公共建筑物等社會供給能力和大量實物,增加了社會財富。雖然由于項目投資建設需要一定周期，這種社會供給能力不一定是即期(當年)的現實供給,而且可能存在滯后的現象,但它卻決定著擴大社會再生產有無后續能力和資源的問題，關系到國民經濟的發展前景，因此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不能過小,否則會影響和減少社會經濟發展的后勁，導致社會消費需求的不足。另一方面,固定資產投資本身又是巨大的有現實購買力的有效需求,是對社會經濟和物質資源的巨大消耗,這無形中就增加了社會的總需求能力，但同時也加大了社會總供給的壓力。因此固定資產投資總規模又不能過大，過大會使社會總供給能力承擔不了。

所以，固定資產投資的總規模，無論過大還是過小，對于經濟發展都是不利的，為了保持經濟長期持續穩定協調的發展，固定資產總投資應當控制在適度的規模之內。

三、西安市固定資產投資適度規模控制模型的建立

要達到適度的年度投資總規模，從定性上考慮應該滿足以下幾個條件：其一是投資的增加應該在國民生總值增長量所許可的范圍內，以使投資有物力基礎，不會過度增加社會總供給的壓力；二是投資規模的增長要以不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為準則；三是各年總投資規模既要能夠滿足當年新上項目的需要,又要保證有足夠資金滿足當年所有的在建項目繼續施工的資金投入需要,使其能在計劃工期內完工。

在上述投資規模合理性原則的定性分析基礎上,利用靜態的投入產出等經濟學理論,先在綜合平衡的基礎上確定一個合理的年度投資規模的大致范圍，在該范圍內進一步對投資規模進行優化,以確定出適度的年度投資總規模。筆者參考有關文獻，應用現代控制論理論,建立一個具有自適應和反饋調節功能的西安市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數學模型,用以確定適度的投資規模。在建模過程中,首先要選擇合適的狀態變量和控制變量，在對西安市投資體系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將年度國民收入作為狀態變量,將全社會年度固定資產投資總量(可看作是年度平均投資力度)作為控制變量；接著在目標函數的選擇上,為了使該模型能夠反映西安市國民經濟的發展戰略目標，將目標函數設計成為對各年國民收入標準輸出值的跟蹤。最終,建立如下的全社會年度固定資產投資總量宏觀經濟控制的數學模型。

其狀態方程為:

Y(k+1)=Q×Y(k)+V×I(k) k=0,1,2,3,…,n-1，①

目標函數為:

J=min[Y(k)-Y*(k)]2，②

約束條件為:Iak≤I(k)≤Ibk, ③

該模型中Y(k)表示第k年的國民收入,在此用第k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來代表;I(k)表示第k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量;V表示效率,即增加單位固定資產投資額所能帶來的國民收入增加額;Q表示國民收入的衰減系數:Y(k)表示第k年的國民收入標準輸出值;Iak表示第k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量的最低值;Ibk表示第K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量的最高值。

四、西安市固定資產適度投資規模控制及預測的實證研究

根據研究的需要和資料獲取程度，在該控制模型中筆者選取1996年～2005年10年作為分析區間。模型中其他指標的測算過程如下(由于篇幅原因,各指標的具體測算過程在本文中不予體現）：

①Iak與Ibk可以根據定性條件來進行測定。這里設定其最低值Iak為上一年固定資產投資的實際值，最高值設定為上一年國民生產總值；

②V值則可以通過計量經濟學方法,運用最小二乘估計來測定。經過多次回歸分析，得到的V值的測算結果為0.418。

③根據西安市市情，對Q值也進行了估算，取值為0.95；

④對于Y*(k),即第k年的國民收入標準輸出值,按如下方法計算:按實際的國民收入并綜合考慮西安市的發展規劃所確定的國民經濟發展速度,選取1997年～2005年西安市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速度13.36%為標準,以1996年的實際國民收入為初始條件, 分別得到各年國民收入標準輸出值為(單位:億元RMB）:457.68(1997年),514.73(1998年),578.90(1999年),651.06(2000年)，732.22(2001年),820.51(2002年),937.43(2003年)，1171.86(2004年),1267.14(2005年),1439.08（2006年），采用人機對話方式，利用Mathematica 4軟件進行優化模擬（計算程序略）得到西安市各年固定資產投資的最優值，詳見下表：

注:（以上各年實際投資額數據均來自西安市統計年鑒）

從上表可以看出，從1996年～2003年，西安市固定資產投資實際投資額與最優投資額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結合西安市具體市情分析，上述年份西安市固定資產投資力度確實存在相對不足的狀況。但是進入2004年以來，固定資產實際投資額與最優投資額之間的絕對差在逐漸縮小，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越來越向優化方向發展，充分解釋了國家的西部大開發的政策效應正在逐步體現出來，西安市投資環境發生較大改善，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效益在不斷增強。

在上述研究基礎上，考慮到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和投資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實施，以及西安市固定資產投資對國民經濟拉動作用的不斷增強等因素作用，在投資效益系數v=0.418不變的情況下，分別采用衰減系數Q=0.94和Q=0.93對西安市2007年～2012年的固定資產投資適度投資規模的合理區間進行分析和預測,得到結果如下表所示：

預測結果顯示，西安市固定資產適度投資規模在2007年～2012年間增長較快，城市管理者應注意投資從數量增加型向持續高效型的轉變，逐步提高適度投資規模效益，促使固定資產投資為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發揮強有力的支撐作用。

五、研究意義

通過對西安市1996年～2006年固定資產投資實際投資額與投資規模的最優值進行比較分析，并對該市2007年～2012年固定資產投資適度規模的最優值區間進行預測和分析,為西安市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優化提供了參考數據,也為城市管理者提供了決策依據,研究表明:固定資產投資額度的計劃編制和安排不再是盲目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將逐步向優化方向發展;運用科學的手段對固定資產適度投資規模進行合理的分析和預測，對深入研究固定資產投資與國民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以及城市的宏觀管理，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西安市統計局:2003年西安統計年鑒[M].北京:國家統計出版社,2003

[2]侯容華 汲鳳翔主編: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效益研究―理論、實證、案例[M].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02.6

第5篇：投資規模分析范文

關鍵詞：電網投資；投資規模確定原則；電網企業成本；經營效益

中圖分類號：F4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2374（2012）30-0003-04

電力已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社會對電力的需求量也越來越大。堅強可靠的電網對電力供應的保障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了更好地服務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應不斷加強電網建設和優化電網結構。然而，電網建設投資巨大，電網企業的投資決策對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帶來了較大影響，本文將論述電網企業投資對企業生產經營狀況的影響的分析方法，為電網企業確定投資規模決策提供參考。

1 電網投資的必要性

電網是支撐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電網投資對促進經濟增長、優化能源資源配置、提升電網企業電力供應能力和供電可靠性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

電網投資對于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的作用。電網建設產業鏈長、帶動能力大，可以拉動冶金、建材、電氣和機械制造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因用電環境改善，還可以帶動家電等相關產品的消費。針對我國電網建設中配電網相對薄弱，尤其是農村電網建設相對滯后的現象，從2010年開始，國家已經啟動新一輪的農網改造，對于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拉動內需發揮了重要作用。

電網投資對于優化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各地區能源資源稟賦有較大差別，尤其是一次能源分布與電力負荷分布不均衡現象在我國普遍存在，例如，吉林省西部地區風電資源較為豐富，然而，當地的用電負荷較小，難以消納大量的風電電力，這就需要加強吉林省西部電力的外送通道，將風電上網電力輸送到負荷較高的地區。另外，電網輸配能力的加強，可以在更大范圍內選擇污染小、能耗低的上網電量，從而降低電力生產的能耗水平，實現整個電網的經濟運行。

電網投資對于提升電網企業電力供應能力和供電可靠性方面的作用。電網是連接電源和電力用戶的電力輸送載體，電網的輸配能力決定了電力能否及時、安全地到達終端用戶。加強電網建設、優化電網結構可以擴大電網企業的供電能力，提高供電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2 電網投資規模的確定原則

2.1 電網投資應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原則

電網企業是關系國家能源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國有重要骨干企業，電網投資一方面要考慮電網企業自身的經濟效益，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增強國家經濟實力和產業競爭力；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電網企業社會責任，保障低負荷地區居民的可靠供電，這就導致電網企業投資決策并不能完全按照一般投資項目的經濟可行性進行判斷，也就是說會有部分電網投資項目的經濟性較差，而為保障低負荷地區供電也要進行投資的情況發生。

2.2 電網投資規模與企業實力相適應的原則

企業實力既是企業現有固定資產的實物存量和價值存量，又是債券、股票的價值，也是企業名稱、商標等各種無形資產價值的總量。企業現有固定資產的實物存量和價值存量是企業實力的硬性指標，它反映了企業投資規模存量；債券、股票等有價證券以及企業無形資產是企業實力的基本指標。在確定電網企業投資規模時，常常要考察這兩大系列指標，原則是電網企業投資規模的最大值不得超過上述企業實力值。

2.3 電網投資規模滿足規模經濟效益的原則

規模經濟效益是指企業經濟活動必須達到一定規模，才能取得相對較高的經濟效益。電網企業投資規模必須達到某種高限，投資才能有最好的效益。如果投資達不到這個界限，企業投資也有效益，不過，這種投資效益將小于投資達到那個高限時才有的投資效益。

2.4 電網投資規模符合企業發展戰略規劃的原則

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電力需求水平逐步攀升，各地方電網規劃中的電網建設水平應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電網投資規模必須要滿足電網企業的戰略目標的要求。一個地區的電網狀況有其自身的特點，針對不同地區的電源建設情況與電力負荷的增長和分布情況對電網有不同的要求。這就要求各地方在制定電網發展規劃時應結合當地實際情況進行，這就導致了各地區的電網發展規劃都具備很強的地方特色，電網投資規模應能夠滿足各地方中長期電網規劃的需要。

2.5 電網投資規模與企業資產償債能力相適應的原則

現代企業經營基本上是借債經營。企業為實現其發展目標，除了自有積累資金外，通常通過銀行貸款、企業內部籌資、發行公司債券等方法籌集資金。但是，企業投資規模不得超過企業資產償債能力。適當的企業債務可以使企業投資規模達到合適的范圍，降低企業投資成本，取得投資的規模效益，減小企業投資的風險，實現企業發展戰略目標。

3 電網投資對電網企業主要成本的影響

電網投資對公司經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固定資產增加帶來的折舊費用增加、融資產生的財務費用、增加固定資產所產生的新增運行維護費用等，這里就電網投資影響較為顯著的折舊費用和財務費用進行分析。

3.1 電網投資對電網企業折舊費用的影響

電網投資對于電網企業來講主要形成電網資產，使企業的固定資產規模增加，勢必影響電網企業的折舊水平，但是電網投資形成固定資產需要一段時間，即電網建設周期。也就是說當年安排的電網投資與當年的固定資產形成額并不相等，當年的電網投資對當年的折舊水平影響是有限的，往往影響以后年度的折舊水平。

電網投資規模的持續擴大將使未來年度的固定資產總額增加，從而增加折舊費用，在售電量沒有較大提升的情況下，容易造成電網企業的經營效果不佳甚至虧損的狀況，下面主要介紹電網年度折舊額的估算方法。

在掌握電網企業投資計劃的前提下，估算下一年度的折舊額。首先，要分析電網企業現有固定資產狀況，主要計算現有正在計提折舊的固定資產在下一年度折舊額，這個數據根據需要可以精確計算或估算，主要是統計本年度和下一年度已提足折舊固定資產的數量和金額，找出退出折舊的固定資產的數量、金額和時間，通過計算可以確定下一年度現有正在計提折舊固定資產的折舊額，一般可以分類精確計算，也可以利用電網企業的年度綜合折舊率估算。其次，預計本年度形成的新增固定資產的類別、數量和金額，這樣本年度年末需要折舊的固定資產種類、數量和總額就已經確定。可以分類詳細計算這部分固定資產在下一年度的折舊額，也可以利用電網企業的年度綜合折舊率估算。最后，根據投資計劃和項目進度的里程碑計劃，確定下一年度投產的固定資產金額和開始計提折舊的時間，從而可以確定下一年度新增固定資產的折舊額，再加上本年度末資產在下一年度的折舊額就可以確定下一年度公司折舊總額。

在掌握更長時期的投資計劃資料，例如公司的五年發展規劃，用同樣的方法可以估算更長時期各年度的折舊額，主要在于確定固定資產退出折舊的時間和金額，計算方法可以采用上述估算方式，當然也可以采用精確計算的方法，但是其精確度受投資估算的影響較大。

3.2 電網投資對電網企業財務費用的影響

電網投資項目一般按25%資本金比例投入自有資金，其他資金靠銀行貸款來籌集，貸款利息在建設期直接計入固定資產總額，而財務費用一般在固定資產投運后發生。同折舊額類似，某年度的投資計劃對本年度的財務費用影響是有限的，只有項目投產后才能體現。

財務費用的估算方法與折舊額估算類似，同樣需要統計年末貸款總額中對財務費用發生影響的貸款。利用統計結果估算這筆貸款下一年度產生的財務費用，再利用投資計劃預計下一年度項目投產時間，預計投資貸款在下一年度產生的財務費用。同樣的方法可以估算更長時期各年度財務費用。

4 電網投資對電網企業經營和效益的影響

電網投資對企業經營和效益的影響較大，而且一般都是長期性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影響，這里的分析以吉林省電力有限公司的現狀為基礎，對電網投資對企業經營和效益的影響進行說明。

4.1 電網投資對電網企業資產負債率的影響

電網投資一般采取貸款的方式籌集資金，電網公司一般項目的資本金比例為25%，對于這部分資產形成后的資產負債比率為75%左右。而吉林省電力有限公司現有資產負債率水平大大低于該數值，因此，大規模電網投資對于公司的資產負債率上升有拉升作用，又因為吉林省電力有限公司資產總額不大，

投資規模過大對于資產負債率的拉升效果較強。

4.2 電網投資對電網企業輸配電成本的影響

電網投資形成固定資產，對輸配電成本最直接的影響是形成折舊費用。目前吉林省電力有限公司折舊費用占輸配電成本的比重最高，其變化對輸配電成本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另外，電網投資形成固定資產后對其運行維護費用也隨之而來，人工、材料、保險等費用也相應增加。

4.3 電網投資對企業稅收等方面的影響

一方面，電網投資涉及稅收種類較多，主要是目前實施的購置固定資產的增值稅可作為進項稅額抵扣政策。購置增值稅抵扣政策是國家從刺激企業投資的角度考慮作出的政策安排。按照稅法的規定，電力產品的銷售需要交納增值稅，而增值稅交納按銷項稅額減進項稅額的方式交納，購置固定資產可以產生大量進項稅額，對于減輕公司稅賦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固定資產產生大量折舊費用可以在所得稅前扣除，而折舊費用是非付現成本，可以使大量留存企業資金避免交納所得稅。但目前吉林省電力有限公司的累計虧損還未彌補完成，各項抵扣所得稅的作用均顯示不出效果。

4.4 電網投資的資本金來源

企業進行電網投資需要支付項目資本金，而項目資本金的主要來源有凈利潤、國家補貼和折舊費用。雖然折舊是成本費用之一，但折舊作為非付現成本，折舊費用基本留存于企業，通常認為折舊費用是在將來用來更新固定資產使用的，這種認為是在企業連續生產的角度考慮的，有其合理性。但是折舊費用的實質是固定資產投資分期計入費用的做法，至于更新與否，還是投向其他項目企業應該有自。現在的電網投資基本包括了電力設備的更新和擴容改造，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理解，以折舊費用形式留在公司的資金投入電網建設都應該是合理的。

4.5 對公司經營效益的影響

在地區用電量高速增長、電力供需形勢緊張的情況下，增大電網投資規模，加快電網建設有助于提高電網企業的電力供應能力，一方面能夠更好地服務于地方經濟，另一方面也可以使電網企業的售電收入快速增長，增強電網企業的盈利水平。若在此時，電網供應能力不能滿足用電需求，一方面電力供應成為了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另一方面電網企業也損失了良好地增加售電收入的機會。在用電量增速緩慢、電力供應充裕的地區，售電收入的增長難以彌補大量的電網投資帶來的電力成本的增加，致使電網企業的經營效益下降。此時應縮小投資規模，提高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電網建設需要一定的周期，一般電網建設應先于電力需求的增長，電網投資規模相對于電力需求的增長又有一定的超前性。

目前，吉林省電力需求規模小，且增長緩慢，電力供應能力充足，大量的電網投資會帶來折舊費用的增加、財務費用的增加、運行維護成本的增加等，在售電量沒有較快增長的情況下，勢必會降低公司的盈利水平。然而過小的電網投資水平又不能滿足公司的長期發展規劃，一直影響公司未來的經營效益水平。因此，電網投資決策前應做好電力需求預測工作，既要確保近期電網投資的效益水平，又要考慮企業長遠的經營效益水平。

5 結語

通過上述分析，電網投資規模的確定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需要綜合考慮各個方面的因素來確定。電網投資既要考慮近期電網企業的經營狀況，又要考慮企業的長期發展規劃，同時還要考慮投資效益、社會責任、企業自身的經濟條件等因素。

電網投資對企業經營與發展影響深遠，恰當的電網投資規模和電網投資結構，形成合理的電網建設節奏，有利于提高電網企業經營效益和實現電網企業的長期發展目標；而過快或者過慢的電網建設速度都將影響到電網企業的經營效益，使電網企業的長期目標無法實現。

參考文獻

第6篇：投資規模分析范文

一、投資戰略的制訂

企業投資戰略作為企業發展戰略的一部分是和整體發展戰略相適應的，相應于企業的創新發展和穩定發展兩種基本戰略，投資戰略也有兩種基本戰略，即創新型投資戰略和穩定型投資戰略。企業選擇創新發展還是穩定發展，取決于企業自身發展的需要，取決于對市場前景和企業態勢的把握。而選擇投資戰略方向（產品－市場選擇）與確定投資戰略態勢（競爭分析）構成了企業發展戰略的核心，它們構成了企業投資戰略選擇的前提。在明確了企業發展戰略的基礎上，投資戰略的選擇包括投資戰略類型、投資時機選擇和投資項目的優化組合。

二、投資項目的選擇

企業投資項目的選擇決不是漫無目的的搜尋，而是應該根據企業既定的投資戰略，以企業自身投資能力為基礎，圍繞企業核心競爭力進行項目選擇。沒有方向性的項目選擇不但浪費大量的財力、物力，而且往往無法發現真正適合企業的項目，錯失良好的投機時機。

1、基于企業投資戰略的項目選擇

企業的投資戰略為項目的選擇指明了方向，穩定型投資戰略要求企業的投資圍繞企業現有業務領域、現有市場進行核心多元化或者至少是相關多元化投資。因此，企業在選擇投資項目時，必然會圍繞現有產品進行縱向或橫向的信息搜尋。所謂縱向是指向現有產品的上游或下游延伸，橫向是指豐富產品類型以覆蓋更多的細分市場。無論是縱向還是橫向都要求企業在自己熟悉的領域內搜尋項目信息；與此相對應，創新型投資戰略要求企業跳出現有的業務框架，開發全新的產品或拓展新的市場，甚至是在完全陌生的領域進行投資。但這種投資并不意味著四處開花，毫無方向，它必須以企業的投資能力為基礎，以企業核心競爭力為中心，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延伸。

2、基于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項目選擇

企業核心競爭力是企業生存的基礎，同時也決定了企業拓展的能力邊界。企業必須明確的知道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所在，是品牌影響力、管理能力、人才儲備、技術水平，抑或是規模實力。無論是穩定型投資戰略下的縱向、橫向擴張，還是創新性投資戰略下的完全多元化都不應該脫離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控制范圍。例如，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于品牌影響力，那么企業就應該在原有行業領域內，而不應該和原有業務脫離過大，否則品牌影響力就無法得到有效的延伸；如果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于人才儲備，則需要進一步明確人才結構，技術人才充足的企業顯然適合投資于產品的研發，而銷售人才充足的企業則適合新市場的開拓。由此可見，在企業投資戰略為項目選擇提供了基本的方向后，企業核心競爭力再次確立了信息搜尋的范圍及中心。

3、基于企業投資能力的項目選擇

企業投資能力是由企業資金實力、現金流狀況、籌資能力等因素共同決定的，投資能力決定了企業的投資規模，包括單個投資項目的規模和企業總體投資規模。投資項目規模的確定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投資能力決定了投資規模的可能性，就總體投資規模而言，企業投資能力決定了它的邊界，超越自身能力的投資規模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對于單個項目的投資規模，它必然是在總體投資規模內的，另外從分散風險的角度，企業不可能將所有的資源投資于某一個項目，這種項目風險將會是致命性的，一旦項目失敗將威脅到企業的存亡。因此，企業對單個項目投資規模的確定必須在投資能力的基礎上考慮風險分散的要求；其次，客觀條件決定了投資規模的可行性，這里的客觀條件包括物質技術條件、市場規模以及經濟效益等。物質技術條件決定了投資項目的性質，資本密集性、技術密集性和管理密集性行業所要求的投資規模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市場規模決定著項目發展的空間，進而決定了投資規模的邊界。經濟效益通過項目不同規模下的邊際收益率和企業資金成本間的比較，準確地界定了項目投資規模的臨界點。企業總體投資規模及單個項目投資規模的確定再次縮小了投資項目選擇的范圍，這不僅有助于企業提高項目選擇的效率，而且大大的節約了企業資源的耗費。

三、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是整個項目投資的核心部分，是項目決策的主要依據。因此，可行性研究的科學性和準確性直接關系著企業投資的成敗。一份良好的可行性研究報告應該做到對項目的前景和項目未來的運行軌跡作出精確的估算，從而保證項目決策的成功率。

可行性研究有三種類型：機會研究、初步可行性研究和技術科技可行性研究。機會研究的主要任務是為項目投資方向提出建議，即在一個確定的地區和行業內，以市場調查為基礎，選擇項目，尋找最有利的投資機會；初步可行性研究的主要任務是對機會研究認為可行的項目進行進一步論證，并據此作出是否投資的初步決定，是否進行下一步的技術經濟可行性研究。

機會研究和初步可行性研究更多的是對項目的風險、技術方案、經濟效益等要素給出粗略的評價，往往限于數據選擇的補充分，評價局限于定性的層次，無法精確的描述項目前景。而技術經濟可行性研究才是整個項目可行性研究的核心部分，它必須在收集大量數據的基礎上，對項目的各項要素給出完整的定量分析，用準確的數據對項目進行評價，它是項目決策科學化的重要手段，是項目或方案抉擇的主要依據之一。

技術經濟可行性研究包括項目前景預測、技術方案評價、財務評價、社會和環境評價等重要內容，每個部分都擁有許多成熟的行之有效的評價方法和工具，本文不欲對此做簡單的羅列，而將重點對企業實際操作過程中容易忽視的環節進行討論。

1、項目風險評價

一般而言，項目風險評價包括自然風險、政策風險、技術風險、市場風險、財務風險、管理風險等諸多方面。在進行風險評價時，我們往往采用單因素分析和多因素組合分析。這種分析方法可完整的給出各類風險對項目的影響，但往往忽略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從而影響了評價的準確性。首先，我們在利用單因素風險分析中所確定的相關性以及根據各風險因素的重要性所確定的權重進行多因素組合分析時，忽略了各風險因素之間的相關性，從而影響了整體風險評價的準確性。

其次，我們在風險評價時只局限于項目本身的風險分析，而忽視了企業同時投資的多項目之間，甚至是項目和企業自身所從事的業務之間的相關性。這關系到企業整體運行的穩定性和企業風險分散的有效性。

因此，我們在進行項目風險評價時，必須要對各項目風險之間的相關性進行合理的估算，以準確的分析項目風險的影響程度。同時，要對各項目之間以及與企業已有業務之間的風險相關性，從整體上提高企業抵御風險的能力。

2、項目能力分析

項目能力分析同樣是一項系統性的工作，它包括技術、管理、資金等各方面的因素。企業實際可行性研究中關注最多的往往是技術和資金能力的分析，因為這兩個方面是最為直觀，同時也是無法逾越的，但其它方面的因素同樣是不容忽視的。

管理能力在項目可行性研究中容易被忽視，一方面是因為管理能力本身就無法準確的度量。另一方面，項目本身對企業管理能力的要求更是一個模糊的概念。評價上的難度使得企業往往忽視這方面的考量，或者傾向于過度自信地評價自身的管理能力。這必須引起企業的足夠重視，對某些項目而言，管理能力往往比技術能力更為重要。這是因為管理也是生產力，管理決定著技術成果能否成功的實現商品化。

我們在進行資金能力分析時，注重的是企業的資金實力和籌資能力，這決定著企業能夠向項目投入的資金量。但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及的，在能夠提供項目所需資金量的同時還需考慮風險分散的要求。同時，企業自身不同的狀況也制約著項目資金的使用能力。對于自身業務現金流不充分的企業，如果新增投資項目有著同樣的狀況必然會進一步惡化企業現金流動性。而對于負債率過高的企業，不適合投資建設期長、資金回收慢的項目。

3、經濟效益評價

項目經濟分析是可行性研究的核心，這方面有著大量成熟的方法和工具。在現行的方法中，一般采用的是靜態和動態相結合，以動態分析為主的分析方法，采用了能夠反映項目整個計算期內經濟效益的內部收益率、凈現值等指標，并用這些指標作為判別項目取舍的依據。

凈現值法的特點是強調對投資運轉期間貨幣的時間價值和現金流量風險的考慮。其最常用同時也最完善的做法莫過于利用經過風險調整的現金流量和資金成本率計算凈現值。然而，在實際中，一項投資的實施除了能帶來一定的凈現金流量外，還會帶來其他無形的收益（資產）。因此，作為對傳統方法的補充和糾正，實物期權法在項目可行性研究中被越來越廣泛的采用。這種方法要求企業將項目的每一步投資看作一個期權，項目給企業帶來的除了直接的經濟收益外還包括對進一步投資或在新的領域發展的期權。例如，對一項新技術的投資，目前來看經濟效益不佳，但如果不投資，企業或許就永遠失去了在這一技術路線上的發展機會，因此這一項目的投資意味著企業購買了一份未來繼續投資的機會和權利。

四、投資項目的決策

投資項目的決策包括對單個項目的取舍和多個項目投資額度的確定和優先次序的選擇。

對于單個項目，企業需要考察的是項目內部收益率是否能夠達到要求，相對于企業籌資成本，能否取得正的凈現金值，項目投資所帶來的期權價值以及項目投資所帶來的項目風險和系統性風險。

第7篇：投資規模分析范文

[關鍵詞] 實物期權 數據模擬 最優投資規模

一、實物期權在房地產投資中的應用

最先把期權理論引入項目投資分析領域的是StewartMyers(1977年),他將投資機會看成是增長期權,認為管理柔性也具有價值,這種把金融期權思想應用于項目投資分析的方法就是實物期權方法。實物期權在房地產投資中的典型應用是B-S期權定價公式:

看漲期權定價公式:c=SN(d1)-Xe-r(T-t)N(d2)(1)

看跌期權定價公式:p=Xe-r(T-t)N(-d2)-SN(-d1) (2)

其中,,S:開發項目現行市場價值;X:開發成本;T-t:投資期限;r:無風險收益率;σ:開發項目價值波動率。

二、最優投資規模決策模型

傳統房地產開發項目評價中常以財務凈現值NPV>0、內部收益率i>i0作為判斷標準。本文在引入實物期權理論后,將Vk-Ik+Ck>0(Vk:第k期現金流入折現值,Ik:第k期現金流出折現值,Ck:第k期期權價值)作為房地產企業投資項目評價標準,并把Mk(第k期預期現金流入)、Uk(第k期預期現金流出,即第k期投資額)作為影響房地產投資的主要財務風險因素。當Vk-Ik+Ck≤0時,第k期不投資;當Vk-Ik+Ck>0時,第k期投資,所獲收益為凈現值與期權價值之和。

根據以上分析設計如下決策模型:

(3)

(4)

其中,Gk(Mk,Uk):第k期預期收益;NPVk:第k期凈現值;i:貼現率。模型建立后用數據模擬方法以Mk,Uk為參數對NPVk+Ck進行模擬,找到最大的NPVk+Ck值,與該值相對應的Uk即為所求的最優投資規模。下面用具體案例來說明。

三、案例分析

某房地產商擁有一塊地皮的開發權,其分期開發住宅小區的投資方案如下:整塊地皮分為三個區,期初投入1000萬元在1區開發住宅小區A,如果該樓房市場銷售不錯,再繼續在第8個月之前和第20個月之前分別投入資金1000萬元和2500萬元開發B、C兩小區,預計投資的總現金流量現值為4200萬元。下面用實物期權理論與數據模擬方法對該投資方案進行分析。

本例中,第二期開發B小區、第三期開發C小區可看成兩個看漲期權,在投資期初必須考慮期權價值。在這兩個期權里有兩個執行價格即投資額(1000萬元和2500萬元)和兩個到期日(第8個月和第20個月)。在第一個到期日,當期權價值C2+第2期預期現金流入折現值V2-第2期預期現金流出折現值I2>0時,行使期權,投入資金1000萬元開發B小區。否則,不投資。同樣,在第二個到期日也是如此。

1.用B-S公式對第一個期權定價

在以上案例中,取σ=30%,r=6%,月利率r1=6%/12=0.5%(行業平均數據),已知S=4200萬元,X2=1000萬元,T-t=8(月)。由d1、d2的計算公式得出d1=2.16,d2=1.31,將σ、r、S、X2、T-t、d1、d2代入公式(1)得出第一個看漲期權價值C2=3266萬元。根據該企業相關資料可知,此項目第二期預期現金流入為1400萬元,可得V2=1400/(1+i)8=607萬元,I2=1000/(1+i)8=434萬元,得出V2-I2+C2=3439萬元>0,因此該企業將在第8個月時進行二期投資。

2.用數據模擬確定最優投資規模

由企業內部資料可知:第二期預期現金流入M2的變化區間為(x1,x2)=(1000,1400)(萬元),第二期預期現金流出U2的變化區間為(x3,x4)=(800,1000)(萬元),利用Excel中的RAND函數,產生界于(0,1)之間的隨機數,即可在(x1,x2)、(x3,x4)中取出一組隨機變量值Mj、Uj,Mj∈(x1,x2)、Uj∈(x3,x4),Mj=x1+βj*(x2-x1),Uj=x3+βj*(x4-x3),其中j=1,2,…n(n≥50為模擬次數),βj∈(0,1)為隨機數。

由此得到第二期項目模擬凈現值NPVj=Mj/(1-j)8-uj/(1+i)8,模擬期權價值Cj=SN(d1)-Xe-r(T-t)N(d2)=4135.32-0.8694Uj,模擬預期收益Gj(Mj,Uj)=NPVj+Cj。

由模擬結果得到第二期最大投資收益NPV2+C2=3526.02萬元,對應最優投資規模U2=801.69萬元,現金流入M2=1003.39萬元。同法可得第三期最大投資收益NPV3+C3=2253.34萬元,對應最優投資規模U3=2497.21萬元,現金流入M3=1990.69萬元。

參考文獻:

[1]張昭雪:房地產投資決策中的實物期權方法[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4

第8篇：投資規模分析范文

[關鍵詞] 多元化投資風險 投資環境 投資規模 投資結構

一、概述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的建立和不斷完善，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有了相當自主的投資權，當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和規模時，要想保持或進一步提高競爭力，將面臨一個問題，是繼續在原業務領域內增加投入規模、鞏固市場地位，還是進行多元化投資、拓展新的業務領域、獲取更高的投資收益。多元化投資是指企業在投資過程中，投資方向超出了一個行業或一個產品品種的范圍，向幾個行業或多個產品品種的多種投資方向發展。一般來說，多元化投資可把企業可能承擔的風險分散于多個行業或多種產品，在一方面的損失可在其它方面得到彌補，從而降低了單方向投資所面臨的風險，增加了安全性，使企業投資效率得到提高。但實際上，多元化投資并不適用于每個企業，在為某些企業賺取利潤和分散風險的同時也給企業帶來了風險。據上述概念，本文就企業多元化投資風險進行定義，即企業在投資過程中，投資方向超出了一個行業或一個產品品種的范圍，向其他行業或產品品種的多種投資方向發展，但因環境等不確定因素影響，其最終收益與預期收益發生偏離而造成的損失。

二、企業多元化投資風險分析

1.企業多元化投資環境風險分析

投資環境就是能對人們的投資行為產生影響的各種社會因素的總和。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各種因素相互聯系和作用、相互促進和制約，形成一種綜合作用力，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投資的成敗。

(1)自然風險。由于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不同地區的自然環境各異，使得不同地域的投資面臨不同的風險因素，即使同一風險因素在不同地域的影響也相差懸殊。即風險具有明顯的地域性，條件優越的地理區位成為各類物質與信息的集散地。環顧全球知名企業，內存幾種乃至幾十種產業的經濟常會不約而同地坐落在沿海、沿湖、沿運河地區，且這些地區的產業投資部門結構不斷地擴大。世界主要國家的產業群落往往都集中在海運、河運、湖運等極為便利的地理區位，如美國的東西海岸、五大湖地區，日本的東海岸，歐洲的沿海以及中國的東海岸等。中國新的投資部門及其新產業也總是出現在沿海以及交通便利的大城市。

(2)國家宏觀政策風險。政策環境的特點是政府的可控性和可操作性，對企業具有高度的可變性。國家對不同地區不同程度的政策偏斜和扶持，對不同產業的優惠或制約，對有關產業的信貸利率、匯率以及稅收和進出口政策的任何變化都會對企業的投資生產活動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3)投資法制風險。有關投資的法律法規對投資主體及其地位、投資方式、投資范圍、投資者的權益等做出相應的規定。如果企業不了解和掌握這些法律法規，就可能會因投資方式不當、或超出法規允許的投資范圍等引發企業的投資風險。

(4)資產評估與審計中的風險。購并是最常用的多元化策略，對企業來說很難發現一個價格可以通過進入成本檢驗的合適公司。由于資產評估與審計機構的從業人員職業道德水準不一，暗箱操作較多，信譽程度較低，各種監督管理機制不完善，造成被評估方故意隱瞞債務情況，任意高估無形資產等，為投資企業留下風險隱患。

2.企業多元化投資規模風險分析

投資規模常指一定時期企業的項目投資總額。確定企業投資規模就是確定企業投資成本，投資規模的合理與否，直接關系到社會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的比例關系，并導致投資品成本和價格的波動，最終對國民經濟和企業的協調發展產生影響。

(1)投資總規模不當，結構易失調，綜合效益難實現。多元化投資往往是總體規模不小，但各領域不一定都能達到規模經濟，資源不足與資源浪費并存，很難合理發展。從投資結構與投資規模的關系來看，投資結構的調控受到投資規模的制約，投資規模突破合理界限會直接影響到投資結構均衡，產業組合不能發揮優勢互補，難以實現綜合效益。

(2)投資規模不足，缺乏競爭優勢。進入新領域，外部交易成本的轉移和內部管理成本的增加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資金不足將不能達到規模經濟，新產品成本高。再者，沒有足夠的經費用于研究、開發和引進先進的設備、工藝和技術，不能迅速推出新產品、提高投資項目的創意性，應用先進技術的范圍受到一定限制，影響產業發展，投資報酬率低，企業得以持續的抗風險能力變弱。世界500家大跨國公司依靠雄厚的資金擁有世界90%的生產技術和75%的技術貿易，這些跨國公司是技術研究開發、技術流通消費的發動機和航空母艦，是世界的技術源。

(3)投資規模過大，影響投資效率的提高。如果不考慮自身經濟實力，投資規模過大，易形成高負債，延長了投資回收期，加大了投資回收風險，企業將可能會因資金鏈斷裂造成運轉失靈，這對企業的影響將是深遠的。在投資決策中，投資項目的各期現金流量的合理預計與投資回收期限的衡量是投資項目可行性評價的重要依據，切忌樂觀估計。

3.企業多元化投資結構風險分析

企業多元化投資結構就是具有比例關系的資金在各投資項目上的分布，將有限的資金和資源進行合理而有效的分配是獲得高投資效益的保證。

(1)影響企業原主導產業的競爭地位和利潤。企業的資源是有限的，投資觸角過多，或不恰當地多元化投資，勢必導致有限的資源分散于每一個要發展的產業領域，這影響了原主導產業的技術創新，降低了其市場競爭地位和利潤，不利于企業穩定地發展。

(2)面臨管理失控的風險。多元化投資意味著企業規模擴大，經營地域分散，機構膨脹、管理幅度加大和管理層次增加，使企業的整體支配能力下降，信息處理失控，內部財務關系混亂，有些機構的運作變得無章可循。

(3)新產業進入壁壘。由于對目標市場了解不足，市場開拓能力不夠，會面臨新產品市場進入困難；其次，如果沒有相應的經營管理和各專業技術人才支撐，受到自身技術研發能力的約束，會產生技術風險。

(4)誤把品牌認知當作品牌忠誠帶來的投資風險。基于企業的相識性，許多企業認為主導產品的品牌被消費者所認知，生產同樣品牌的其它產品也會被消費者所接受，但實際的營銷情況往往并非如此。多種產品和業務聚集在同一企業下，容易模糊品牌個性，不利于形成特色經營和統一的企業形象，某一領域的失敗也可能累及其它業務。

(5)運作費用增加。多元化投資不是簡單的“買入”，進入新產業后還需不斷地注入后續資源，通過教訓、磨合來學習新領域的技術、生產、管理和銷售等相關知識，培養員工隊伍，塑造企業品牌，這都會增加學習費用和使顧客認識企業新領域的成本。

三、企業多元化投資風險防范模型

樹立風險意識，學會在新的競爭條件下判斷投資機會。多元化投資是為了獲取較好的投資收益，那么設定在某一理想的投資系統s*中，即理想的投資環境、投資規模和投資結構的相關樣本點為：（x1*, x2*,…, xm*），多元化投資會達到獲取一定理想收益的目標。再就企業欲投資產業實際所處投資環境、企業可提供的投資規模和多元化投資結構是否可協調、互補、資源共享程度等建立實際產業系統si（xi1, xi2,…,xim）。建立多屬性綜合評價數學模型：定義被評價的投資產業系統si（xi1,xi2,…,xim）與理想系統s*（x1*,x2*,…,xm*）之間的加權距離為

式（1）

式中wj為權重系數，為現實分量xij與理想相關樣本點xj*之間的某種距離。取加權距離，即取

式（2）

作為評價函數。按yi值（顯然yi的值越小越好，特別地，當yi=0時，si即達到或稱為理想點s*）的大小對各被評價的欲投資產業進行排序。如果被評價的投資產業系統與理想系統在某種意義下非常接近，則稱此投資產業是最優的。如果在yi的值較大時就不切實際地進行多元化投資，其結果只能是陷入困境。因此，企業應該認真分析自身的實力和其他相關內外部因素，決定是否可進行多元化投資，以及選擇何種產業進行投資可以最大限度的防范多元化投資風險。

參考文獻:

[1]張 鳴:投資管理.[M]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p16

第9篇：投資規模分析范文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fiscal revenue；regional economy

中圖分類號：F3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8）04-0032-03

0 引言

企業作為環境資源消耗的主體，在社會環境保護中占據重要的地位，企業進行環保投資，一方面增強企業環境責任意識，積極帶動地區其他企業的環保投資，為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另一方面改善環境質量，促進本地區經濟長遠發展，彌補市場機制下環境保護投資存在的缺陷。一直以來，企業的環保投?Y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促進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經濟的發展也為企業環保投資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目前已有的實證分析大部分都是研究環保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很少涉及在區域經濟增長的環境下，是否會對企業環保投資規模產生影響。基于此研究背景，本文則是主要研究東、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差異對企業環保投資的推動作用，并解釋結論中涉及企業的環境責任問題，提出實質意見。

1 文獻回顧

環保投資對經濟的影響一直被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雷社平和何音音（2010）實證得出環保投資對于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發揮著一定的作用，但不是主要的因素，在一定的政策下環保投資利用規模的擴大能促進經濟增長。就地區而言，王博和王棟（2015）認為西部地區的環保投資和經濟增長之間可形成良性互動的關系，所以西部地區應該堅持以環境保護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目標之一，堅持以經濟增長作為環境保護的基礎，從而促使西部地區的經濟可持續的增長，擺脫環境對經濟增長的瓶頸約束。影響環保投資的驅動力很多，董秀海，李萬新（2008）研究得出自身環境壓力、地方政府環境執政能力、企業界的環保能力、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都對地方的環保投入水平具有顯著的影響。對企業而言，李冰泉（2012）認為企業監督力度、政府扶持、企業戰略態度、領導層意識等都能影響企業的環保投資。

2 研究假設

國內生產總值是一項綜合反映經濟活動總成果的重要指標，通過分析不同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占全國生產總值的比重可以直觀地反映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程度。2011-2015年東部所占比重分別是西部的2.92倍、2.81倍、2.77倍、2.61倍、2.78倍。總體來看，東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差異較大，進一步研究發現，東西部企業環保投資額也存在差異。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披露，東、西部地區企業環保投資規模不同，西部地區企業環保投資普遍小于東部地區。

環保投資作為企業進行環境保護的物質基礎，其中財政支持將是企業進行環保工作的重要驅動力，包括專項基金、政府補貼等等。目前，我國環保投資總量增長較快，但環保投資需求與實際投入的資金缺口仍較大。由此可見，地區的財政收入越大，政府所持有的資金就越多，就越有可能將資金轉化為對環境保護的投入，其中一部分是以扶持企業進行環保投資的形式體現的。地方政府環保投資行為意愿最終表現為環保投資規模的大小，一定程度上體現在對企業環境保護增加專項基金、政府補貼的投入，由此提出假設1：

假設1：地區財政收入與上市公司環境保護投資規模正相關。

固定資產投資在企業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企業生產經營的必備基礎，同時也是企業環保投資的主要表現形式。早在2003年，國家環保總局對列入重點清理范圍的在建、擬建項目、擬建固定資產投資項目進行了環保清理檢查，發現地方政府利用行政管理程序和制度上存在的漏洞，拆分項目問題嚴重。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優化地區經濟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發展，同時固定資產投資對財政收入增長的拉動作用也十分顯著。根據企業環保投資的統計口徑，企業環保投入有很大一部分包括在固定資產投資中，因此在提高了企業經濟效益同時反過來促進企業的環保投入。本文認為隨著企業固定資產投入的增多，企業的經營績效上升，使得企業進行環保投資的資金增加。由此提出假設2。

假設2：地區固定資產投資與上市公司環境保護投資規模正相關。

一般來說，人均可支配收入與生活水平成正比，即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生活水平則越高，更加重視健康，重視生存環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們的環保意識。隨著地區經濟的發展，帶動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加上企業受到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各階層人員的環保責任意識不斷增強，有利于企業制定相關制度以關注環保方面的問題，促使企業增加環保投資。蔡惠光、李懷政（2009）研究認為，隨著經濟增長超越一定臨界值水平之后，人們對環境質量需求提高、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以及環保技術的采用等因素將導致經濟發展會有利于環境質量的改善。這表明經濟的發展促使人們對環境質量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業環保文化水平的提升。由此提出假設3。

假設3：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上市公司環境保護投資規模正相關。

3 研究設計

3.1 變量選取與定義

彭峰、李本東（2005）提到，企業環保投資是指企業從社會積累基金和各種補償基金中，用于防治環境污染、維護生態平衡及與其相關聯的經濟活動的金額，其目的是促進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使環境得到保護和改善。本文是基于經濟指標而對企業環保投資進行研究，借鑒前人研究成果將環保投資的數據范圍定為以下幾類：企業治理環境污染的投資、保護生態環境的投資、治理項目專項基金、清潔生產投資、排污費等環境稅費、企業環保部門自身建設的投資。為了量化上市公司環境保護投資規模，本文采用的數據為環境保護投資總額的自然對數。

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礎，本文則主要針對區域經濟指標中的影響企業環保行為的相關指標進行對環保投資的研究，包括財政收入，固定資產投資，人均可分配收入三大指標。同時，參考以往的研究成果，本文選取企業資產負債率、經營績效、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以及行業屬性作為控制變量進行考察。具體的變量定義見表1。

3.2 模型構建

在以上理論研究與變量設計的基礎上，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方法對本文的假設進行實證檢驗，采用企業環境保護投資規模（EPI）作為被解釋變量，建立如下多元回歸模型：

EPIi，t=α0+α1Revenuei，t+α2Investmenti，t+α3Incomei，t+μi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時間，Revenue表示地區的財政收入的自然對數；Investment表示各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額的自然對數；Income表示各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即家庭可支配收入除以家庭人口金額的自然對數，μi為方程擾動項。

3.3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1―2015年五年間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選取樣本并進行數據整理，并對樣本做如下篩選：①剔除了ST公司；②剔除了銀行等金融行業公司；③剔除部分相關財務數據缺失的公司。本文共搜集2011-2015年度有效數據樣本公司241份。

4 ??證分析與檢驗

4.1 描述性統計

通過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可以對東、西部地區數據的分布情況進行簡單分析，并觀察各變量的分布情況，比較兩大地區的差異，對實證檢驗起到一定的輔助作用，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表3所示。

觀察表2可知，東部地區上市公司EPI的極大值與極小值分別為12.8992和21.1702，方差較大，為1.772，說明東部地區企業環保投資規模有較大差異，分布不均勻。各地區企業的財政收入、固定資產投資、人均可支配收入極大值與極小值差異不大，方差較小，說明東部地區的解釋變量波動小。

觀察表3可知，西部地區企業EPI的極大值與極小值分別為12.8992和21.1702，方差為4.599，說西部地區企業環保投資規模分布不均勻，差異較大。被解釋變量財政收入、固定資產投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接近于極大值，方差較小，說明西部大部分地區的財政收入、固定資產投資、人均可支配收入較大。

比較分析得知，被解釋變量EPI的極大值、極小值、方差較大，表明東、西部地區各企業的環保投資規模有較大差異，分布不均勻，西部地區企業環保投資規模波動更為明顯。解釋變量財政收入和固定資產投資東部差異較小，說明東、西部地區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較均衡。總體來看，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東部均比西部高，表明東部地區經濟較為發達，且企業對環境保護的投資額度較大。

4.2 多元回歸分析

通過分析表4出以下回歸結果：模型的擬合優度也就是復相關系數R為0.511和0.416，調整R方為0.214和0.101，由于影響企業的環保投資的因素非常多，所以本文認為達到預期標準，因此模型的擬合度通過檢驗。模型的序列自相關檢驗結果Durbin-Watson值分別為1.841和1.852，均接近2說明方程在一定程度上整體效果顯著，模型具有統計學意義。

表5的結果表明，東部地區財政收入的相關系數為0.202，回歸系數為0.455，假設一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東部地區政府的財政收入并未有效促進地方企業進行環保投資，可能是政府對企業的財政支持力度以及環保補貼不足；固定資產投資的相關系數為0.024，回歸系數為0.787，說明在5%顯著性水平上與上市公司的環境保護投資規模正相關，假設二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關系數為0.054，回歸系數為1.185，說明其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與上市公司的環境保護投資規模正相關，假設三通過了顯著性實驗，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隨著東部人均收入的提高，人們更加關注健康，從而激起企業員工以及管理層對環境保護的意識。

表6的結果表明，西部地區財政收入的相關系數為0.07，回歸系數為-0.618，假設一通過顯著性檢驗，但呈現負相關；固定資產投資的相關系數為0.003，回歸系數為0.841，說明其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與上市公司的環境保護投資規模正相關，西部地區的固定資產有效促進企業進行環保投入，假設二通過顯著性檢驗；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關系數為0.015，回歸系數為2.575，說明其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與上市公司的環境保護投資規模正相關，假設三通過了顯著性實驗。

比較分析得知，東部地區財政收入未能有效地幫助地區企業加大環保投資的力度，但根據回歸結果為正向效應，而西部地區則相反，說明兩大地區的財政收入對地方企業的支持與補貼的效用不同，且財政環保投入落實的方面有差異，西部地區的財政收入未能對環保起到良好的效果，反而對地區環境的規制有反向作用；東西部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與人均收入均能對企業環保投資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與假設一致。

4.3 結論與建議

目前綠色理念的宣傳已遍布全國各地，各地區企業越來越重視對環境保護的投資，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逐步提高。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對東、西部地區經濟差異和企業環保投資進行研究。得出以下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