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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就帶大家一起去實驗室,看看考古學家在室內都做些什么吧!
考古學家在實驗室內通過對文化遺物的研究解決哪些問題呢?文化遺物能為我們提供哪些信息?考古學家能獲得什么樣的新發現呢?
一般來說,野外發掘的人類遺物都需要經過考古學家復雜而細致的整理之后再深入研究。其整理和研究一般包括室內清洗、加固保護,以及修復、加標簽、分類(分組與排序)等工作。有些物品需要制作卡片進行詳細的描述,然后進行其他科學分析。這些工作雖然是基礎性的,但都是必須進行的工作,而且非常耗時。這些工作聽起來非常簡單,但在實際操作中,每一項都必須由擁有專業技術的考古學家才能處理。
就說文物清洗吧,做這項工作,就要像媽媽洗衣服_樣,必須分類進行,否則清洗溶劑會破壞文物的內在結構,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
而在修復工作中,最有意思、也是花費時間最長的就是拼合研究。雖然聽起來很專業,但這項工作卻與我們經常玩的拼圖游戲非常相似。如果你足夠細心,就會在博物館中的一些陶器上發現裂紋或者白色的石膏,這就說明這一陶器是由考古學家用碎片重新拼合起來的古器物。(哈哈,現在多玩玩恐龍拼圖游戲,說不定將來能幫助你順利完成恐龍化石的拼裝呢!)
做完這些基礎工作以后,考古學家就要動用高科技的儀器,比如X射線分析儀、光譜分析儀、全自動粒度分析儀等做進一步的科學研究啦!考古學家需要解決文化遺物中可能存在的哪些問題呢?
首先是年代問題。在考古學誕生以后,考古學家們非常注重遺存的年代問題,由此產生了大量的年代分析方法。隨著20世紀50年代放射性碳十四(14
其次,考古學家就要對遺物、遺跡展開研究,解答更多我們關注的問題。
“古人”使用了哪些技術?
考古學家通過對人工遺物的研究發現古人類運用過的技術,如石器打制和磨制技術,陶器的輪制技術,青銅器熔鑄技術和鍛鑄技術,鐵器技術,以及房屋建筑(桿欄式、地面式、半地穴式等)、修河、筑城(版筑、夯筑)等技術。
“古人”吃什么?
這個問題一般通過自然遺物的研究來解答。自然遺物一般包括植物、動物等,其形態并不是人類行為直接造成的,更多的是人類生計的殘留物。對于考古學家來講,古食譜及其隨時間而發生的變化是重新認識古代社會和進化過程的關鍵。對植物遺存和動物遺存的研究可以挖掘出人與自然的關系的互動及人類對自然過程的干預等信息,為研究和了解農業的起源等提供更多幫助。食譜研究分析是目前考古學研究的前沿領域之一,其主要資料有植物遺存、動物遺存及人體遺骸等。
“古人”住在哪里,如何居住?
古人的聚落一般位于靠近河流的地方,如舊石器時代的人們一般選擇在現今河流的三級階地及更早的階地,新石器時代的人們一般選擇二級階地,而夏商時期一般選擇河流的一級階地。而如何居住則包括古人如何建造他們的房屋以及安排房屋之間的空間關系,如南方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史前時期就形成了木構桿欄式建筑,而北方地區則形成半地穴和地面方形或圓形的建筑結構。
“古人”來自哪里?
我們是誰,我們來自哪里?這個問題一直困擾我們的先哲屈原,當然也一直困擾著我們現代的很多人。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祖先創造了“女媧造人”的傳說,西方創造了“上帝造人”的神話。這是真的嗎?當然不是。據分子考古學研究,我們和非洲黑猩猩的基因相似程度達到98%,所以它是我們理所當然的“近親”。
開始準備吧!
體驗了考古學家的發現過去之旅,是不是覺得考古研究特別有趣且特別有意義呢?如果你想成為一名考古學家,現在就開始準備吧!
1.熟悉考古學的一個好辦法就是準備好記事本和照相機。在你去博物館、陳列館、遺址、考古現場參觀時,把感興趣的內容記畫在本子上,并附上照片。你也可以搜集報紙、雜志上有關考古新發現的報道。在賞析和品鑒文化的同時,也能學到很多的知識。
2.擁有強烈的好奇心和堅定不移的信念。涉足人類及其文明的探索往往是好奇心驅使的,但有些人淺嘗輒止,常與新發現失之交臂。考古學的探索是鮮艷的,是激動人心的,但過程也是漫長的,我們必須擁有堅定不移的信念才能走得更遠,看得更廣,取得更大的成績。
中國現階段提出的微痕考古,是把西方石器微痕分析技術(-use-wearanalysis)和埋藏學中的表面改造痕跡(surfacemodificationmarks)研究融合在一起,新形成的一個研究方向明確、研究內容較深、學術意義更強的特色研究領域,其對考古學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該論文還使用微痕考古的觀念,對中國史前人類人工痕跡現象進行了研究性總結,認為人類自古以來的行為痕跡可以分為經濟生產性痕跡和文化意識性痕跡兩大類。經濟生產性痕跡指人類制造和使用工具進行經濟生產時產生的各種痕跡,如制造石器時在石質原料表面產生的各種片疤和使用石器獲取肉食資源時在骨骼表面產生的砍砸、切割痕跡等;而文化意識性痕跡是指人類不是出于直接的經濟生產性目的,而是在體現思維、意識領域方面特殊行為過程意制造的痕跡。這類痕跡在經過人類初期對自身行為、工具、痕跡現象進行觀察和認識,并經過對生存環境、生活閱歷的提煉后,逐步萌生出記號、符號、圖畫、文字及其他藝術品等。按目前的考古發現,中國已知最早的經濟生產性痕跡距今約200萬年,如安徽繁昌人字洞發現的骨制品等。而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文化意識性痕跡,是在距今12萬年左右才產生,最早作品是重慶市奉節縣興隆洞遺址出土的在劍齒象門齒化石上出現的刻劃圖案。中國文化意識性痕跡的發展規律是:該類痕跡最早是通過線條刻劃來表現的,其刻劃內容主要是植物、動物等自然環境性主題。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除了刻劃類的文化意識性痕跡外,新出現了鉆孔和磨制類的文化意識性痕跡。新石器時代,在刻劃類痕跡基礎上衍生出描繪類痕跡。痕跡線條不再是以直線條為主,而是以多種寫生性和幾何形圖案為主,表現主題也演變為以人及與人相關的世界觀為主。新石器時代晚期,在刻劃記號、符號的基礎上,開始萌生最初的漢字初文。中國人類是由最初的簡單刻劃,開始逐步走向文字文明時代的。中國古人類從線條刻劃到創造出文字文明,這個時代大約經過了12萬年或更久。
正是在這種理念的基礎上,該團隊由武仙竹教授領銜,與國內其它同仁一起,通過微痕考古的新方法、新手段,在長江中上游區域考古,尤其是在位處重慶市、湖北省境內的三峽區域考古中,取得了較為重要的成果,出版了一批重要的關于三峽區域考古的學術著作,并在《科學通報》、《人類學學報》、《第四紀研究》等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一批頗具價值的學術論文。例如近期在《湖北鄖西黃龍洞更新世晚期古人類遺址》[2]中,他們利用微痕考古方法,分析了遺址出土石制品的制作、加工與使用痕跡,研究了該遺址的石器特征及其與中國傳統石器文化的關系,指出位處我國中、西部的秦巴山區,在距今約10萬年期間,生存著與現代人體質特征一樣的古人類,這些古人類的石器文化既有中國南方石器工業的特征,也有中國北方石器工業的特征,反映著當時中國境內古人類存在有較普遍的文化交流現象。在《鄖西人遺址洞穴發育與埋藏環境的初步觀察》[3]中,則從洞穴發育、地層堆積與人類遺跡等微觀現象方面,解釋了古人類遺址的古環境與埋藏過程。在《湖北官莊坪遺址動物遺骸研究報告》[4]中,根據墓葬中出土動物遺骸的生長特征與人工處理微痕,研究出三峽新石器時代晚期墓葬中隨葬有與人類親密接觸、具特殊關系的大熊貓。這一研究成果不僅顯示三峽地區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生存有大熊貓,為大熊貓演化和生存環境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同時也揭示了三峽古居民有使用大熊貓隨葬的現象,并指出這種葬俗目前在世界上還是唯一的。
通過大量的田野考古研究和科學實驗,該研究團隊除了在微痕考古的學科內涵、特點及其方法論上提出了自己的認識與看法,由此對該學科領域的內在規定性及學科理念進行了理論上有益的探索外,同時在微痕考古實踐中,無論在技術方法和研究結果方面,都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譬如,從遺址里發掘出土的骨化石表面痕跡中提取人類行為模式、埋藏學現象和其他動物對骨骼(化石)的利用等研究信息,是世界范圍內史前考古研究中的熱點。然而,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此領域的研究只能使用肉眼裸視觀察和光學顯微觀察等技術進行分析。這些分析方法在微痕性質和鑒定標準、微痕數據提取、研究結果交流等方面,均存在有很大限制性。面對這種國際考古界普遍感到困難的技術難題,該團隊探索研究出使用三維數字模型和正投影等值線分析技術,對骨化石表面痕跡現象進行分析研究的方法。該方法改變了以前只能對痕跡進行平面、靜態觀察分析的局限,能夠在立體、動態的角度觀察痕跡特征,并且能夠準確提取需要研究的各種痕跡數據,在研究結果的交流等方面也更加方便、準確。這一技術難關的突破,使微痕考古在研究技術和方法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該團隊也正是通過這種先進技術和方法的使用,在湖北省鄖西縣白龍洞古人類遺址骨化石表面痕跡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5]該項研究確認了白龍洞遺址骨化石表面保存有人工工具制造痕跡、屠宰切割痕跡、動物踩踏痕跡、食肉類和嚙齒類動物啃咬痕跡等。其中動物踩踏痕跡,是國內第一次對該類痕跡性質進行確認。它顯示當人類獵獲的動物骨骼曝露在洞穴地表面時,其他動物也曾經在洞穴內居住或活動過。古人類當時并沒有對白龍洞這一天然居址長期占有,從而對認識古人類對白龍洞洞穴居址的利用、古人類行為模式和遺址埋藏過程等提供了可靠證據。而對該遺址屠宰分割性痕跡研究中,則從動物肢梢骨的趾骨部位上,發現人類當時已掌握對捕獲動物從肢梢骨進行毛皮剝離的技術。這種技術以前最早發現在法國南部中更新世晚期的Lazaret遺址(距今約40-50萬年),而白龍洞遺址的發現,則反映中國古人類在中更新世早期(距今約70萬年)已掌握、使用了該門專業技術。中國古人類是在中更新世早期已采用了對動物肉食先剝皮、后食用的行為模式,白龍洞古人類是目前已知在世界上最早告別“茹毛飲血”(食用帶毛皮的肉類)生活方式的人類。長江三峽地區位于青藏高原東緣,山川瑰麗,自然環境優越,自古是多種野生動物麇集的地方。根據該地區動物遺存研究人類對動物資源的利用、人類與野生動物的關系等,是考古學界視為理想的地方。重慶師范大學科技微痕考古實驗室在該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較為滿意的成果。如在三峽南緣湖南花垣楊二洞考察中(與重慶秀山縣交界處),從洞穴里的微觀沉積現象中,發現了很多小哺乳動物化石,其中有小家鼠、褐家鼠兩種動物,時代屬于更新世晚期。小家鼠、褐家鼠是世界上現存分布最廣的鼠類,動物學界認為它們起源于中國,隨著人類活動逐步分布到世界各地(與人類伴棲)。現在它們與人類生活關系非常密切,其中科學實驗動物小白鼠、大白鼠,分別是小家鼠、褐家鼠的人工培育種。但是,這兩種動物到底在什么時候發源、從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遷徙、遷徙時代及路線如何,因材料較少,學術界此前一直沒有進行專門研究。該實驗室考古人員以楊二洞的發現材料為基礎,結合我國以前發現的所有相關材料,研究總結出小家鼠、褐家鼠[:請記住我站域名/]都是在中國中更新世晚期開始出現,其中小家鼠發源于我國東北,晚更新世開始繁盛起來,向華北和我國南方擴散;而褐家鼠也是在中更新世晚
期出現,但它是發源于長江下游,晚更新世開始繁盛后分別向華北、華南廣為擴散。[6]這一利用三峽小哺乳動物材料進行的研究,第一次在學術界公布了現今與人類關系最為密切的兩種鼠類的發源與演化過程。 重慶師范大學科技微痕考古研究團隊,在我國考古學前輩及同仁的幫助、支持下,站在學科前沿,探索使用先進研究技術和方法,在三峽區域動物及舊石器考古中,在微痕考古研究領域內,正不斷取得在該學科領域有重要影響的科研成果。我們殷切希望,通過不斷探索與努力,該研究團隊能在這一新興學術領城中取得更大成績。
一小群考古學家,不親自動手,而是使用谷歌地圖,進行發現工作。雖然考古學家使用衛星地圖已經有幾十年了,但是該項技術仍然是大多數研究人員力所不及的,因為需要高昂的成本和專業的技能來矯正原衛星圖像上因捕獲角度所帶來的失真。但是,谷歌地圖是一款免費的程序,可以從這一互聯網巨人的網站上進行下載,谷歌地圖讓具有寬帶連接的任何人都能夠得到地球大部分表面的高質量衛星圖像。考古學家現在采用了這一技術。
大衛?托馬斯是澳大利亞墨爾本市拉籌伯大學的一名研究生,他是某考古小組的成員,該小組去年啟動了一項名為“谷歌地圖中的阿富汗考古遺址”(ASAGE)的計劃,此計劃是在原賈穆宣禮塔附近的調查計劃,是因為該地區不斷的沖突而被放棄之后啟動的。托馬斯和他的同事決定使用電腦鼠標進行考察工作,而不是使用鐵鍬和泥鏟。
托馬斯說:“實際上,西方的野外考古學家不可能到那一地區去工作,未來20年也不可能。”但是他表示,研究谷歌地圖上的圖像“有可能大大地豐富我們對阿富汗考古遺跡的知識,特別是太大、太危險或太遙遠而難以從地面進行調查的地區。”
ASAGE計劃涉及了使用高分辨率的衛星圖像,對雷吉斯坦沙漠中463個以前未知遺址的詳情進行分類,包括稱為人工土丘的土墩(古代定居點的遺跡)、人工挖掘的水槽以及棄用的水壩和水庫。
關于這一地區的古代歷史,人們知道得不多,但是在河谷附近已經有人居住了幾百年甚至是幾千年。迦色尼在10世紀晚期到12世紀統治著一個很大的中亞帝國,他修建了復雜的灌溉系統,并且在他們的冬季首都巴斯特建造了宮殿、清真寺和有圍墻的花園,在赫爾曼德河東岸修建了拉什卡里巴扎爾周圍的定居點。
托馬斯的小組展示了他們7月份在都柏林世界考古學大會上的成果,他們生成了一些遺址的平面圖,例如中世紀的卡拉伊霍茲伊斯蘭堡壘,他們相信這是迦色尼的要員所使用的冬季住所。衛星圖像顯示了有建筑物的跡象,這些建筑物可能是用于捕獵瞪羚時的藏身處,還有可能是用于管理供水凸起的特征物。巴斯特的現有平面圖是由法國考古學家于20世紀70年代生成的,但是ASAG巨研究人員已經繪制了一份更詳細的平面,圖上顯示了住處、運河和有圍墻花園的位置。他們希望將所發現的結果提供給阿富汗的考古學家,以使阿富汗的考古學家保護其中的一些遺址。
雖然谷歌地圖可以幫助考古者進行遠程發現,但是其他考古學家只是將其用于考古工作的規劃階段,用于確定需要在地面上做進一步調查的地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尼科?特利普薩維奇博士使用這一軟件進行了黑曜巖的采石和貿易研究,黑曜巖是一種火山巖,早在一萬年以前,西班牙人以前的人就用這種巖石制造工具、武器和裝飾物。特利普薩維奇博士使用谷歌地圖發現了可能是用于駱駝商隊運輸巖石的道路,從秘魯南方海拔4600米高度的科爾卡峽谷的采石場向遠處延伸。諸如印加入的圍墻和道路等線性特征易于辨認,因為它們與天然特征截然相反。
繪制這些路線圖,已經幫助考古學家推想了生產和貿易的模式,因而推想了歐洲人到達之前數千年中該地區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關系。特利普薩維奇博士說:“在高海拔工作會使人筋疲力盡,所以在你開始行動之前,要想好到哪里去。谷歌地圖可以幫助你列出一個調查地點的簡短清單。”
20世紀初,瑞典學者安特生(圖1)主持發掘的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文化遺址(圖2),不僅翻開了中國考古學史的第一頁,拉開了探索中華文明的序幕,同時也揭開了中國史前陶器文化神秘的面紗。此后的幾十年里,特別是近三十年,隨著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的增多和考古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中國的考古工作者把雜亂無序、錯綜復雜的各地區史前遺址分為幾個大區系和幾十種文化,使中國史前陶器文化發展脈絡非常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江西省萬年縣大源鄉仙人洞遺址(圖3)地處贛東北萬年縣大源鄉的東南角,距長江南148公里,地質上屬于喀斯特地形,高低起伏的石灰巖峰巒環繞著一塊狹長的山間小盆地。仙人洞洞口呈外弧內凹狀,開闊并向前平鋪伸展,外高內底,入口處2米高,最寬2.5米,洞穴深40米,洞內面積較大,分成南北4個支穴。洞外郁郁蔥蔥的灌木林覆蓋了整個山體,洞穴周圍樹木林立,小河流淌,山清水秀,一片片隨風搖曳的油菜花在陽光的映照下,熠熠地閃爍著金色的光芒。很難想象20000年前我們的遠古先民就居住在這座洞穴里,那時這里還生長著茂密的森林,滿布湖泊、沼澤,他們主要靠漁獵為生,采集野生植物果實和螺蚌一類水生動物充饑。盡管居住環境十分險惡,生活非常艱辛,先民卻憑藉著粗笨的石器和棍棒,依靠群體的力量,堅忍不拔的毅力,英勇無畏的精神和智慧,同心協力,與大自然抗爭,頑強地在這座洞穴里生存了下來。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期考古人員就對遺址有過大規模的發掘,1993年、1995年、1999年和2000年由北京大學考古學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國安德沃考古基金會(AFAR)組成聯合考古隊先后進行了五次發掘,出土了大量陶片、石器、骨器、蚌器等人工制品和動物骨骼,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栽培稻植硅石標本就發現于此。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吳小紅教授、張弛教授、曲彤麗博士與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歐弗?巴爾?約瑟夫教授、美國波士頓大學考古學系的戈德伯格教授、戴維.科恩(David Cohen)博士等2009年在重新清理出來的考古地層剖面上采集了系列碳十四測年樣品和地層微結構樣品,確定碳十四測年樣品與陶片的地層等時關系,證實以前發掘的考古地層是人類活動形成的原生堆積,不存在自然過程或者后期活動的攪擾,所測定的碳十四年代代表了同層位陶器的年代。由此證實仙人洞遺址出土陶器的年代可以早到距今20000年,是目前世界上已發表陶器的最早年代(圖4),并將這一研究成果發表在2012年6月28日美國的《科學》雜志上,入選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發現(北京大學新聞網)。
經過對地處中國長江以南的江西仙人洞、吊桶環和湖南玉蟾巖早期陶器測年結果表明(圖5、圖6),其年代都不晚于公元前16000年,中國南方是世界上陶器出現最早的地區,并在冰期時才傳播到日本和遠東等鄰近地區。此后,陶器在中國一直延續使用發展到今天,始終就沒有中斷過。當仙人洞陶器制成時,地球正處于末次冰期的冰盛期,是最寒冷的時期,陶器是由采集狩獵者制造,最初可能是被用作炊煮器,因此,測定顛覆了陶器是在全新世大暖期來臨后才出現,并帶動了農業、家畜馴養以及磨制石器發展的觀點。那時顯然還沒有農業,人類應該處于狩獵或漁獵階段。所以,仙人洞陶器的發現在早期人類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為探討現代人應對環境變化的策略以及研究陶器在人類社會發展演化中的作用等問題提供了重要資料,同時也確立了中國史前陶器在人類陶器文化發展史上獨特的地位。
陶器是為了適應炊煮谷物性食物的需要和遠古先民穴居生活的需要而逐漸產生發展起來的,中國古代有“神農耕而作陶”或“神農作瓦器”、“女媧摶黃土做人”的動人故事。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從“攝取性經濟”過渡到“生產性經濟”,迎來了新石器時代的曙光。在太陽升起的東方,人們已積累了用火的經驗,他們從偶然的發現中認識了水、土、火相融的特點,又從葫蘆和枝條編成籃、筐的方法中獲得了靈感,用原始模制技術和泥片貼塑法、泥條疊筑法開始制陶,燒制出了大量造型各異、美觀實用、絢麗多姿、獨具東方韻味的生活器皿、工具、禮器、樂器、人物、動物、玩具等陶器。
從簡單到復雜,從幼稚到成熟,中國史前陶器經歷了長期探索、反復試驗、不斷改進、逐漸完善的漫漫歷程,延續發展了16000多年。
公元前18000~公元前6000年是中國史前陶器的早期――萌芽初始期。
屬于中國史前陶器早期的遺址有:地處長江流域的江西省萬年縣大源鄉仙人洞、吊桶環兩遺址和湖南省南部道縣玉蟾巖遺址、浙江上山遺址,北方地區的河北省徐水縣南莊頭遺址、陽原縣的泥河灣虎頭梁遺址,華南地區廣西桂林市南郊的甄皮巖遺址、大巖遺址、嶺南貝丘遺址,柳州大龍潭鋰魚嘴第一期文化,廣東翁源青塘幾處洞穴遺址、潮安石尾山等。而江西省萬年縣大源鄉仙人洞遺址出土的陶器,是人類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陶器。
震撼的古碼頭遺址
沉睡于古睢陽大地千年后的隋唐大運河通濟渠碼頭遺址隨著商丘考古工作者試發掘,于2009年1月初亮相于商丘古城南3公里處。
這段試挖掘的運河遺址碼頭在商丘市睢陽區古宋鄉武莊村。碼頭遺址北岸面積約24.5萬平方米,南岸面積約24.8萬平方米,總面積約49.3萬平方米。右上圖展現的是正在挖掘的北岸碼頭一部分,約7800平方米。考古工作者試挖掘了一個南北長30米,東西寬15米的探溝。2006年12月,文化部啟動隋唐大運河申請世界歷史遺產工作,開始在全國8個省、市對隋唐大運河進行考古發掘。根據商丘史料記載,大運河在商丘古城南五里,因此考古調查隊開始在睢陽區古宋鄉周邊地區進行考古鉆探,經過7個多月的努力,最終在古宋鄉武莊村附近發現了被掩埋一千多年的大運河古碼頭遺址。
近日,我們在現場采訪了商丘市博物館館長、文博研究員王良田。據他介紹,在發掘過程中,從探溝內發現了一枚“熙寧元寶”(熙寧系北宋神宗年號)銅幣,從而說明這里就是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段的遺址碼頭。同時他還補充說,隋唐大運河遺跡在商丘境內已發現多處,前幾午在永城市的河道遺址還發掘出整條大船。
據王良田介紹,這次探溝發掘出土了大量錢幣、船板、瓷器、陶器、木器等珍貴文物,隨著發掘工作的進一步深入,還出土了一個陶質臥姿小狗擺件,該擺件長約5厘米,毛發清晰,栩栩如生。經過考古人員清理鑒定,出土的瓷器幾乎涵蓋了北宋時期的定窯、耀州窯、磁州窯、吉州窯等多個窯口,除此之外,在已挖掘的遺跡、遺物中,還出現了兩處讓考古人員暫時無法解釋的遺物、遺跡,給古碼頭遺址增添了些許神秘。
隋唐大運河商丘段
考古勘探發現,運河故道下部為隋代和唐代堆積,上部為宋代堆積,宋代以后堆積和遺物基本不見。商丘虞城縣以西受黃河泛濫淤積影響較大,運河掩埋較深,保存非常完好,虞城縣以東受影響相對較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夏邑、永城境內運河故道還保存有高出地面2米多的河堤,后來沿運河南堤修建商丘至永城公路和永城至宿州公路,挖土修建路基時對部分河堤和河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壞。總的來說,隋唐大運河商丘段保存基本完好。
近年來,隋唐大運河商丘段出土唐宋貨船兩艘以及大量的隋唐至宋代的瓷器、陶器、三彩器、銅錢等遺物,尤其是瓷器數量眾多,來自十幾個不同的窯口。這些發現都為研究運河文化、展示運河文明以及探索唐宋時期的造船技術、瓷器制作技術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實物資料。
承載夢想
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說,商丘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近年來,商丘市委、市政府對文化遺產保護高度重視,主要體現在對歷史文化名城整體保護意識很強,不是分散的、點狀的或面狀的,而是把縱橫交織在商丘大地上的文物古跡作為一個網狀的結構立體地展示出來,對地上、地下的文物同時重視,并且加強了基礎的考古調查研究和基礎的歷史文獻研究,積攢了非常重要的資料。商丘是中原大地上難得的保留至今的、完整的、天地人和的歷史文化名城,對于它的價值我們要給予特別的重視和保護,同時在今后的建設中要逐漸恢復它的歷史面貌。
國家文物局古建專家組組長羅哲文說,二十年前他來過商丘,商丘的變化的確驚人,商丘古城保護得很好。商丘的歷史文化遺產非常豐富,很多東西我們過去沒有認識到,今后要進一步調查發掘,把它保護起來。除了物質文化遺產外,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很重要,很多物質文化遺產里面都包含了精神文化的內容,要在這兩方面繼續作調查。商丘的文化遺產很多,一定能對大運河申遺作出貢獻。
2006年5月,國務院將大運河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同時,全國政協文史委籌劃組織了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考察活動;同年12月,我國重新設定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各單》將大運河列入其中。
2007年7月,商丘市成立了隋唐大運河商丘段考古勘探調查指揮部,組織6個調查勘探隊開展了考古勘探調查,特邀河南省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技術人員參與調查,借助遙感、航拍等現代科技手段為考古調查工作提供技術支持。經過第一階段的考古勘探調查,基本上掌握了隋唐運河商丘段的位置及走向情況,探明運河商丘段的長度,部分了解了運河河堤的寬度以及河床的寬度、深度和坡度,征集到一大批有價值的文物,收集了一些與運河有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不僅為隋唐大運河申遺提供了基礎材料,而且為制定運河保護規劃提供了依據。
關鍵詞:岫巖玉;玉文化;考古
玉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其他世界古典文明的一個顯著區別與特色之處。所謂玉文化,從小的角度來看,是中華文明自誕生之日起綿延至今的對于玉石美德喜愛與追求,從大的角度來說,是中國人將自己的世界觀與價值觀與玉合而為一,成為了以玉為載體的中心文化。這種文化表現不勝枚舉,如“寧為玉碎”的愛國民族氣節;“化為玉帛”的團結友愛風尚;“潤澤以溫”的無私奉獻品德;“瑕不掩瑜”的清正廉潔氣魄。從某種角度上來說,玉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靈魂所在。
中國人喜歡玉,賦予玉種種特殊和美好的意義時間非常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成型的中國玉器就已經出現,這在考古上都有確鑿的發現,如遼寧省西部和內蒙古東部地區的紅山文化遺址和浙江地區的良渚文化遺址。在以后的數千年時間里,玉都伴隨著中華文明逐漸發展,并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岫巖玉是中國的四大名玉之一,在中國的玉文化史發展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種種原因,岫巖玉的文化價值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忽視掉了,在中國玉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僅僅是模糊,甚至可以說是被嚴重低估了,這對岫巖玉產業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損失。探索岫巖玉的文化價值,理清岫巖玉在中國玉文化史中的線索和脈絡,可以說對于岫巖玉產業人有重要的意義。
建國以來的考古發現中,岫巖玉的身影多次出現。1983年挖掘的遼寧省海城市小孤山仙人洞遺址中就已經出現了岫巖玉的身影,出土了兩件岫巖玉制成的砍斫器,顏色為暗綠色,不論是色澤還是硬度都和細玉溝所產的老玉相同,小孤山與細玉溝僅一嶺之隔,砍斫器的材料應當是產自岫巖無疑。在與岫巖較近的地理范圍內,除了海城小孤山遺址之外,還有大連地區的小珠山遺址,在小珠山遺址中出土了一把由岫巖玉制成的玉斧。這把玉斧表面非常光滑,應該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打磨技術。這把玉斧是我國迄今所知最早的岫巖玉產物,是研究岫巖玉的重要史料。岫巖玉在考古領域的大放異彩更直接得益于紅山文化的發掘,集中在今天遼寧省西部以及內蒙古東部地區的紅山文化,目前通過研究已經可以證明,包括玉豬龍在內的絕大部分紅山文化玉器,都是由岫巖玉制成。此時的岫巖玉已經有了非常系統的藝術審美和藝術訴求,脫離了先民的原始生產工具范疇,開始演變為珍貴的藝術品材料。岫巖玉在紅山文化中的應用十分廣泛,既包括生產工具和紡織用具,也包括佩飾、 裝飾品、 禮儀器和各類鳥獸藝術品。從內容題材上來看,既有現實主義的動物和植物形象,更有人腦虛幻出來的神靈和神獸形象,并且大量的以岫巖玉為原料的玉器被應用到了祭祀上。除了東北地區之外,岫巖玉在祖國其他地區也有大量的考古發現,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在浙江省的良渚文化玉器中,也發現大量玉器是由岫巖玉制成的,比如良渚文化中非常具有典型代表的玉琮。綜上所述,岫巖玉成為我國使用最為廣泛的玉種并不是近十幾年的事情,也不是建國之后的事情,而是自中華文明誕生之時就有的事情,可以說岫巖玉是與中華文明相伴最久,范圍最廣的玉種。
除了豐富的考古發掘,在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中,我們也不難發現岫巖先民利用岫巖玉的史料。明代科學家宋應星在他的中國古代科技史巨著《天工開物》中曾經記述道“朝鮮西北太尉山有千年璞, 牛藏羊脂玉, 與蔥嶺美者無殊異”,此處所說的千年璞,從地理方位上來講,應當是岫巖玉無疑。遼寧省地質局的資料也顯示,岫巖玉已經有了二千多年的開采史。這些材料都是岫巖玉悠久歷史的有力佐證。
【關鍵詞】公眾考古;研究現狀;調查問卷;訪談
中圖分類號:K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4)03-198-02
最近的十余年,中國的文化資源保護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社會對于考古學的發展也給予熱切的關注。但是,在國內公眾考古學還處于方興未艾的階段,還是一個亟待建設的系統,缺乏相應的理論體系和社會實踐經驗,公眾考古工作還很難進行。公眾考古學是一項復雜但是確實有重大社會意義的工程,不僅需要一段很長時間的探索,全民參與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環節。眾所周知,公眾考古的主體是公眾,考古發掘、博物館展示等資源對公眾起到的是引導作用,公眾對象的調查研究才是研究公眾考古學重中之重,公眾考古學的歸宿是公眾參與,如何做到“以公眾為本”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群眾,就需要我們對公眾考古中的公眾或是潛在公眾進行研究。
一、國內公眾考古學研究現狀
近十年來,國內學者主要圍繞公眾考古學的概念、理論、公眾考古學大眾化、公眾考古與傳媒、公眾考古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大討論。圍繞概念、理論的公眾考古學的定位問題一直是爭論不止,其探究主要原因是對“Public”一詞的理解。“Public”一詞在英語中可有兩種含義:一為“公共的,共同的”,一為“公眾的,與公眾有關的”。這里所謂的“公共”,即與國家、政府、公共機構相聯系,代表了社會大多數人利益的集合體,具有客觀性,共享性,整體性。由此可以看出公眾考古學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分。隨著公眾考古學的引進,國內諸多考古發掘現場已經開始對外開放并將行動付諸于實踐。國內學者則更側重對公眾考古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大討論、建言獻策。陳星燦先生在《公眾需要什么樣的考古》中從考古學的社會性質以及人民大眾的知識渴求度論述考古學與公眾存在一定的距離。所謂“公眾考古學”真正作為一種理念被介紹至中國是本世紀初以后的事情。2002年,宋豫秦發表《走向公眾的考古學》一文,指出了受傳統思維模式禁錮下的中國考古學所面臨的三個問題,即學科自身固步不前、學術成果對其他學科貢獻率低、公眾對考古學認可率認知率低等問題,呼吁考古工作者和考古學科的轉變,既面向學術又面向公眾事業方面;2003年9月,曹兵武在《中華讀書報》上發出了“中國亟須建構‘公眾考古學’”的呼吁;2005年8月,陳洪波在《中國文物報》發表《考古學和公眾的距離到底有多遠》對“公眾考古學”發展做了深入分析提出由于多種限制因素的存在,加之考古學的專業性質,考古學實際上距離大眾還是很遠,需要面對的一些問題進行進一步思考;2006年,郭立新、魏敏在《東南文化》發表《初論公眾考古學》,對西方公眾考古學理論進行了介紹,并對如何將興起于西方的公眾考古學與中國的社會現實結合起來,建立中國自己的公眾考古學進行了一些探索和思考;2007年,周暉、方輝譯校了美國公眾考古學研究者尼克?麥瑞曼在其主編的《公眾考古學》一書的序言――《公眾考古學的多樣性與非調和性》,將國外學者對公眾考古學的一系列較為成熟的認識,諸如公眾考古學的提出背景、內涵、研究目的、所需面對的問題等進行了介紹;青年考古學者范佳翎在各種場合積極宣傳推廣“公眾考古學”理念,并試圖說服一些地方考古研究機構開展向公眾開放考古現場的嘗試。同時,一些博士、碩士畢業論文開始將公共考古或公眾考古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一些大學和考古文物研究機構也陸續成立了公眾考古研究中心。
二、公眾的調查研究
為了更好地了解當今社會一般群眾對考古學的認識,2013年5月,本項目組成員5人于四川廣元市劍閣縣的聞溪鄉崖墓群周圍的居民點走訪調查。以調查問卷、訪談的形式對500名村民隨機進行采集樣本,其中有450份有效問卷。
通過初步統計與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問題。
第一個問題,人們對“考古學”的第一印象。主要集中在“古董”和“盜墓筆記等書籍”有68%的民眾。主要因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現今中國的“收藏熱”,日益高漲。這主要歸功于廣泛的媒體商業宣傳工作。如“尋寶”,“華豫之門”,“收藏馬未都”等電視節目的收拾了之日攀升,使民眾逐漸認識到“古董”等于“金錢”。而“古董”的來源大多數則來源于考古發現。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調查時選擇“盜墓筆記等書籍”選項的人群,幾乎全是青少年。他們對于考古學的第一認識全部來源于網絡小說。
當我們對第二個問題進行統計發現,民眾對于考古學家的工作主要認定為“挖墓”與“很神秘,以及“不知道”有85%的民眾。其原因通過第一的問題分析的結果,我們知道,錯誤的獲取知識的渠道是根本因素。媒體的商業宣傳,必然會涉及炒作問題,過分的推崇考古文物的經濟價值,使廣大的民眾片面的認為考古就是挖墓尋寶。還有另一部分人,受傳統思想的影響,認為考古就是挖死人的東西,總是避而遠之。對考古學感覺“很神秘,不知道”也是必然。
不過,感到慶幸的是,當地民眾的文物保護意識還是比較樂觀。通過問卷的問題的統計分析。當地民眾對于考古學家如何處理考古文物的態度,有37%的民眾認為應該交與博物館,22%的民眾認為交由考古單位做研究。還有對于考古發掘的主持者,有58%的民眾認為是考古學家,其次是政府人員。我們在與民眾交談中發現,當地文管所的文物保護宣傳工作開展的比較好。在“你知道離你最近的考古遺址嗎?”問題中有超過94%的民眾知道,他們附近正在發掘的文溪鄉崖墓群。
當問到“通過什么渠道了解考古”以及“對于你來說,你是如何了解考古學”時,59%民眾選擇了電視節目“鑒寶”和“華豫之門”,只有19%選擇了書籍,這說明現在民眾,尤其是青少年深受電視影響,閱讀能力弱化,喜歡以形象、直觀的方式接受知識。從另外一個方面,也反映出傳統的以書本獲取知識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在生活節奏逐漸加快的今天,民眾對知識的獲取也更加“快餐化”、“通俗化”和“圖像化”。更愿意把一切與經濟掛鉤。
在問到“你知道四川有哪些考古遺址嗎?”時有25%選擇金沙遺址,23%選擇三星堆遺址,45%選擇武侯祠博物館,7%是其他。這充分說明武侯祠博物館的宣傳營銷的成功。對于成都來說,武侯祠博物館已經成為了成都地標性文物單位。不僅是四川,在全國也是十分著名。
在問到“你會主動了解身邊的考古發掘和考古遺址嗎?”有95%以上的人,不會主動了解考古發掘和遺址。也有超過55%的人不愿意作考古發掘的志愿者。其原因我們了解到,普通民眾不明白考古的真正目的,他們只在意考古文物的經濟意義。但是不可否認,廣大民眾對考古學依然是興趣盎然,無論出于什么目的,經濟?好奇?探險?這是民眾了解考古學的第一步,對于未來還是充滿樂觀的。
三、公眾考古學發展的建議
(一)傳播途徑的改進和創新
眾所周知,博物館與考古學是相生相伴的機構,必然承擔考古資料的展示工作。所以加強對博物館的利用,以人為本,盡量用生動、形象的方式將各類文物系統化的展示出來。在展示過程中,增強趣味性、互動性,融入考古學的基礎知識和文物保護的理念,引導公眾形成正確觀念。其次,講座是一種非常好的普及考古學知識的方式,專業人員可通過講座向公眾傳遞正確、嚴謹的考古學知識,而且講座的舉辦相對比較容易,對于時間、空間的要求較小,且受眾面較大,所以應當努力發揮講座的集群效應,定期舉辦考古學講座,使講座內容系統化,擴大聽眾人數與范圍,以取得更廣泛的效果。為加強公眾對講座的積極性,可以考慮在不威脅文物安全、不影響工作秩序的前提下,定期開放考古發掘現場,組織公眾實地的了解考古發掘過程。還有,我們知道電視媒體是公眾了解考古學的最主要方式,是公眾考古工作中不可忽視的渠道。但在利用時應當注意:要選擇主流媒體,考慮考古節目或新聞報道的客觀性、真實性。對于如何將專業語言轉化為公眾語言,應必須有專業人士的參與,不可放任自流,任憑電視媒體以收視率為目的妄自加工考古資料。必須反對炒作,保持考古學的純潔性,要堅持嚴謹與科學,不能為了迎合公眾的喜好就放棄科學嚴謹,所有的科普釋讀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不能偏離考古學公眾化的初衷。再次,是數字化時代,網絡具有強大的傳播力,其受眾面極大,方便快捷,時效性極好,具有相當大的利用空間。我們必須加強對網絡的利用,創辦論壇、網站,考古信息與相關知識,同公眾進行互動,使公眾更廣泛的參與其中。但在利用網絡的同時要注意法律監督和道德輿論引導。最后,考古志愿者的選拔。選出一部分文化水平高、熱愛考古、樂于奉獻的公眾,以義工的形式,參與到考古工作中,了解考古工作,以其親身體驗,慢慢感染滲透其他公眾。
(二)文博學界觀念的轉變
學界掌握著最核心的資源,學界的態度決定了考古學能否公眾化。轉變觀念,學科發展與文物保護都離不開公眾。所以學界要加強考古發掘的整理和研究,把堆積如山的考古資料轉化為公眾能理解的語言和其他學科可以利用的知識,轉化為通俗易懂的普及性讀物,提高民眾的文物保護意識。學界應作為考古公眾化的主體,要發出有關公眾考古理念的更大的聲音,引起政府與社會更多的關注和重視,提供更多的政策、經濟支持和公眾的理解與參與。
(三)公眾心態的轉變
商周吉金與紀史新譚
商周蝸體獸紋銅器研究
磁村窯產品燒造技法初探
殷末十年征夷方取道濟水考
臺灣長濱文化及其來源探討
北阡新石器時代人類顱內模
福建舊石器時代考古初步研究
試論仰韶時代中期的社會分層
中國鼎鬲文化的形成與演進芻論
黃河流域史前人口年齡構成研究
山東史前雕刻藝術及相關問題
北阡遺址人類顱骨的形態學研究
增加高校博物館社會親和力的思考
大遺址保護與考古遺址公園建設
鑲嵌銅牌飾的寓意諸問題再研究
從圖像資料看北朝時期的明光鎧
漢魏洛陽西周城與西周洛邑探索
試論先秦時期的角形杯與兕觥
膠東半島區域視野下的北阡考古
代海墓地性別考古學的初步研究
考古所見“費”國及曾子里籍問題
長江下游地區崧澤文化圈的形成
東周時期的埶、(石至)與首飾掛架
山東即墨北阡遺址木炭遺存的初步分析
山東北阡遺址出土之大汶口時期人骨
論鹿邑太清宮長子口墓的隨葬青銅禮器
魯東南沿海地區考古調查發現石器研究
北阡遺址大汶口文化時期居民體質量初探
北阡遺址人和動物骨的C,N穩定同位素分析
北阡遺址史前陶器化學成分和物性特征分析
山東即墨北阡遺址出土磨盤、磨棒類工具研究
小珠山下層文化探源——兼論與周邊文化關系
大、小凌河流域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的初步認識
太子河上游地區洞穴墓葬的形制與分期研究
大溪遺址單人墓葬人口自然結構及相關問題研究
從磨溝組看甘青地區古代居民體質特征的演變
談關于“文化遺產保護”幾個基本問題的認識
山東萊州灣南岸鹽業文化遺產的現狀與保護
中國文化旅游與文化遺產的和諧可持續發展
《管子》“發、朝鮮之文皮”的考古學探索
河南許昌靈井舊石器遺址研究思路及最新進展
北阡遺址2009、2011年度出土動物遺存初步分析
山東即墨北阡遺址(2007)炭化種子果實遺存研究
山東即墨北阡遺址(2009)炭化種子果實遺存研究
韓國古代文化與樂浪文化的相互作用以及東亞細亞
山東省即墨北阡遺址出土大汶口文化人骨牙齒形態之研究
北阡所在青島丁字灣沿岸史前早期遺址的資源域調查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