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傳播學的理解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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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對傳播學的理解范文

>> 維納控制論對傳播學的影響 文化研究對當代傳播學研究的影響 積極的受眾:人本主義心理學對傳播學研究的影響 從傳播學的視角看播客對傳統媒介的影響 信息技術革命對傳播學實踐應用的影響 川東北文化品牌的傳播學研究 “山寨”文化的傳播學解讀 英美文化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 談英美文化差異對于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 英美文化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分析 論英美文化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 探析數字出版物對高職大學生英美文化傳播的影響 傳播學視角下絲綢之路的跨文化傳播現象研究 英美文化的差異 淺議英美文化對閱讀教學的影響 英美文化對中職英語教學的影響 文化差異對英美文學的影響 英美文化對英語語言的影響 英美文化對閱讀教學的重要影響 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開啟傳播學研究的新視野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中國 > 藝術 > 英美文化研究對傳播學的影響 英美文化研究對傳播學的影響 雜志之家、寫作服務和雜志訂閱支持對公帳戶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劉雯?")

申明:本網站內容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告知我們，本站將立即刪除有關內容。 摘 要：本文基于五篇所選文獻，以二戰為時間出發點，就英國及美國文化研究對傳播學影響這一問題，從歷史、理論建構，以及到文獻所截止時期得到的一些結論的角度，進行簡單梳理。然后通過總結文化和傳播學的異同，來解答為什么要在傳播學中引入文化研究，這種引入具有怎樣可行性與適用性。并在確定其取得成就的同時，對所缺失的部分給予簡單的梳理。 關鍵詞：文化研究;當代傳播;美國;英國 中圖分類號：G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5）11-0151-02

一、歷史背景

二戰使得本來就已經在一戰中成為經濟大國的美國，又變成了政治大國。戰后，美國的社會科學又對歐洲的文化生活進行了空前的侵襲，在這種影響下，英國社會科學的優勢并沒有被反映出來[1]。就文章所總結，其原因主要有三點：首先，是馬歇爾計劃（進行經濟支援而不是采取武力或對其遭遇進行旁觀[2]）;其次，是隨之而來的單向的文化傳遞;最后，是英國主張恢復戰前傳統、現象學和新的思維體系[1]。而在傳播研究的方面，也存在著與社會科學一樣的境遇，它們都被貼上美國的標簽然后給予關注。而事實上歐洲在此方面發展所取得的進步則是被人誤解、忽視或者曲解[3]，此種問題被James W.Carey稱為“imbalance”。所以，雖然美國作為學術先鋒存在很多的學術成績，但就本文討論的文化研究和傳播學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和缺陷，筆者將主要采取理論和學者觀點匯總的形式，在下文中對它們進行解答。

二、文化研究與傳播學的共通點

第一，兩者的定義。傳播，即意義的構建，以及共享維持的過程[4]。而“文化研究”（俗稱為“文化”）被Graham Murdock解構為了兩個部分：1.它是“普遍的”，是所有群體在創造、重建意義系統和具體表達所述意義時的保障;2.它是忽視和懷疑其他文化的戰略選擇的產品，即對確定的東西進行判斷和選擇。而這兩部分又在結構過程中產生了兩個主要體系，分別是論證在環境形成的文化的復雜性和合理性，意義是如何通過傳播來得到傳遞的[5]。綜上，可以看出兩者都存在著“意義構建”和“意義傳遞”的過程。

第二，符號的使用。這在From Mass to Popular Culture：From Frankfurt to Birmingham一文中，有著詳細的解釋。伯明翰學派在CCCS進行文化研究時主要是對于三種理論進行了組合的使用，它們分別是巴特（RolandBarthes）的符號學，阿爾堵塞（Althusser）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機器與希洛夫（V.N.Volosinov）的與語言哲學[6]。使用這些概念的目的在于闡明文化符號和文本的多義性，但由于在文化形成中符號最基本的含義，確保了人們對于相同符號都具有基本相同的解釋。有了這個基礎的保證，就能把它帶入之前傳播學編碼/解碼的理論范疇中考慮，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么說編碼時的意義，會在被人接收后都會被再次附加意義，但是這種理解通常不會有太大的分歧（故意為之或含政治目的的解讀不在討論范圍）[7]。在確定了傳播學與文化研究擁有共通之處后，我們便確定擁有了一個可以把兩者聯系起來的平臺，那就是符號傳遞。

三、取得的成就

當學者開始對符號的多義性給予極大重視的時候，作為20世紀70年代最有影響力的亞文化研究出現了[6]。亞文化起著解決母體文化（parent culture）未能解決或遺留的問題的作用，在出現的一刻就一直追求屬于自己的風格（style）――打破符號的一般用法，將其重新安排成不同的符號學語境。就如任何客觀存在都有著與他相配的亞文化一樣[8]，人們意識形態開始變得多樣化，直到民族志被引入文化研究，國家文化的多樣性已經得到了官方的肯定[8]。而在這之后，對意識形態的批評理論衍生出來馬克思的“支配思想是統治階級的思想”的主張，隨著創造性的消費，支配的意識形態不再是“源于外部影響消極的主體，而是用同種觀點附加在人們身上，并把他們變成文化。”（Hall，1989，p 51）的論調開始普及。至此，文化領域就是變現權力和差異之間關系的領域。

所以，為了明確各種文化發展的趨勢和是否被這種支配所取代，文化研究開始步入了對于霸權的研究。Williams認為，霸權是強加給社會思想與行動一個邊界。它通過對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控制，占用社會其他下屬文化、政治要素，對它們進行多方的滲透。這也就是說沒有一種霸權力量是純粹的，它們或多或少都吸收了別的文化[10]。那么，霸權是否會使用其強大的影響力去除符號的多義性，使得它們變得統一起來？這種統一就如文化工業特征中齊一化、同質化與標準化的綜合。所以，我們可以把兩者結合起來討論。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符號的多義性是符號的固有屬性，它不可能被集中的文化工業所根除，商品化只能決定文化的生產和分布，但卻不能對這些文化所產生的意義產生任何影響，這種情況（符號的多義性被清除）即使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可能存在[9]。

四、缺失的部分

英美學者認為，文化研究不像科學研究，它既不需要一個中心論題，也不需要一個精確的目標，而是在具體研究時對于不同問題的區別對待。Alan O’Conner認為對于文化的研究應該要包括實際情況，習俗和文化形式這三個部分。就這一點而言，英國的文化研究有著較為優秀的傳承（即，有習俗組成，并伴隨著特殊的文化形式，去指導實踐），而美國的文化研究則多是借鑒了Grossberg的理論[10]。

美國的文化研究較為年輕，和主流傳播研究中的行為主義和實用主義范式相對應的文化研究傳統只存在了10到15年[11]。主要研究傳播的傳遞和運輸，James W.Carey把美國的這種傳播觀稱為傳遞觀（歐洲的稱為儀式觀）[11]，并把傳播形容成創造和分享文化的一部分。Newcomb也提出從文本角度理解電視或大眾媒體提供的大多數意見。兩人都把美國媒介理解成美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Grossberg則認為在敵對的社會群體中，傳播是一種符號的斗爭。學者們想要鏈接文化和社會進行研究，但是無論是Willian的“情感結構”、編碼/解碼理論、Hebdige關于青少年文化的研究都以失敗告終，包括Grossberg自己想要將流行和娛樂的編碼和亞文化聯系起來研究，也由于亞文化中“風格”（style）這一概念的完成，宣告破產。他提出沒什么能和文化、社會一樣。為了替代文化研究，Grossberg提出了后現代主義。于是在美國，文化研究成為了后現論的同義詞。促成這種發展趨勢的有兩點：第一，美國所接受的文化研究的理論多是以英國社會為例的。（在美國獲得關于文化研究的文章和書籍也是有一定困難的）;第二，美國在文化研究上的相對獨立性，左派傳統相對缺乏。所以，在后現代主義開始以后，本只是被忽視的，文化研究中應該包含實踐、習俗和文化等形式被美國自己遺失掉了[11]。同樣的，Graham Murdock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文化研究并不能建立傳播理論和現代性的雙向聯系。他認為，文化研究的傳統是多“意義建構”的研究，和意義如何通過特殊的表達形式產生，并從日常生活實踐中得到解構。缺陷在于，對于二元性關注不足，同時，也因為這種傳統只提供了對文化工業的分析，但是其作為工業到底是如何工作和制造意義的卻沒有提及。在這個過程中，霸權要求不斷通過社會活動建立權威，媒介則在組織和論述公共消費方面起著關鍵的作用。Graham Murdock還總結到：支配意識形態把媒介視為傳遞系統，從觀點的出發到接收這一過程中，論述被重組了。能區分這一進程的兩個基礎是，第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在支配論述中不論是作為附屬、或是相反的論調、或是一個被組織的角色，都可以加入支配論述的過程中;第二，通過文本提供觀眾有可信性的指導或平等卻具有開放性的選擇權。媒體應該把文化研究的多樣性作為自己的中心，努力去維護和發展其論述[12]。

五、總 結

就如筆者之前一直表達的那樣，傳播更像是一種手段，在承載著文化的同時，也在被文化所改變和影響著。現今的傳播學已經過了以往那種“皮下注射”的時代，人們不再會被媒介直接影響，而是開始因為個人境遇的不同，產生出各種各樣的不同的結果。就這個而言，對于具體問題給予不同的解決辦法是絕對有必要也是必須的，前面的文章中我寫到了關于美國文化研究步入后現代主義原因，其中很重的一點，就是沒有把目光放在自己所處和所要解決的問題上。這并不代表著我相信這文化相對主義，即，堅信只有文化主義才能理解本族的文化。美國的問題在于以社會為例子，然后去解決自己的文化問題。美國的文化研究之所以走不出自我，這主要與美國的國家歷史有關，作為一個移民國家，文化的歷史積淀沒有達到一定的深度，因為這樣的研究其本身就有缺陷，所以其研究成果也同樣不具有普遍意義。就如James Carey所說的，美國的傳播學主要是研究傳播的傳遞和運輸，這種相對微觀的研究[13]雖然對于傳播的關注更為精準，但不能解決實質問題。

在文化研究領域連接傳播理論和現代性，就必須關注和了解文化的多樣性和一個階段的文化思潮。每一種文化，或者說一個階段的文化思潮都有它產生的根源，它最好的體現就在于表現在媒體上，也就是符號的傳遞上。每個個體的人組成了這個社會，每個人的命運都與時代相連。個人既是符號的制造者，也是符號的研究者。

關于符號傳遞問題，筆者個人的理解是，符號和傳播一樣，是一種“工具”。兩者的區別在于，傳播是意義的構建，以及共享維持的過程[4]，而符號就負責承載這個意義。符號的具有多義性，且這種多義性不會被任何的霸權力量所清除，所以，人們可以使用自己想要的符號去表達自己的看法。這就加大了原本就復雜的傳播學的研究，因為想要研究傳播學就必須去注重受眾的改變，媒介強勢或受眾強勢的時期已經過去，現在越發復雜的技術手段和社會關系，使得傳播學的研究必須要符合社會的變遷，也就是研究不斷完善的過程。

參考文獻：

[1] James W.Care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an American view I，409.

[2]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History and Theories， p.9.

[3] James W.Care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an American view I ，410.

[4] James W.Care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an American view II ，412.

[5] Graham Murdock ，Cultural Studies：Missing Links， 436.

[6] From Mass to Popular Culture：From Frankfurt to Birmingham， Founding Cultural Studies I： 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 189―197.

[7] From Mass to Popular Culture：From Frankfurt to Birmingham， Founding Cultural Studies I： 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 202.

[8] Graham Hurdock ，Cultural Studies：Missing Links，438.

[9] From Mass to Popular Culture：From Frankfurt to Birmingham， Founding Cultural Studies I： 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 204.

[10] Alan O’Connor， The Problem of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p.405.

[11] James W.Carey，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an American view II.p 412.

第2篇：對傳播學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　傳播學理論 教學思考 優化與整合 學習激情

中圖分類號　G424　文獻標識碼　A

傳播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產生和形成于上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美國，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國。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的新聞傳播教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根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5年的統計數據，與傳媒行業相關的本科專業教育點從1998年的148個增長至2005年的661個，短短幾年間增長了4.47倍。特別是2000年，根據《國務院關于進一步調整國務院部門單位)所屬學校管理體制和布局結構的決定》，我國的新聞傳播教育從過去的“部門辦學”轉變為“中央與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為主”的發展模式。可以說，這一學校管理體制的調整在某種程度上有力地促進了傳媒相關專業教育新格局的形成。《傳播學》作為這些與傳媒相關專業的基礎課程相繼開設，一些工程技術類專業，同樣開設了傳播學原理方面的課程，這是與當今傳媒技術的發展，傳媒業的發達分不開的。現代社會，信息傳播的作用越來越大，現代社會成員應該掌握傳播學的基本知識，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然而，傳播學教育在中國雖然已經有近三十年的歷史，但傳播學課程理論教學依然存在一些問題，許多專家、學者都作了一些研究，如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段京肅教授發表的《傳播學教學的熱與難》，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王君超副教授發表的《新聞學：走出傳播學還是走出自己》等學術論文探討了傳播學教學存在的一些困境。傳播學作為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同樣無法繞過這些問題。筆者下面就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傳播學課程教學的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加強傳播學教學理念和學生對該課程教學的思想認識

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要求該專業學生主要學習基本原理和新聞學、廣播電視學、以及與廣播電視有關學科的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受到廣播電視新聞采訪、寫作、編導、播音、節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訓練，具有廣播電視節目策劃、編輯、采訪、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見，廣播電視新聞專業教育的本質在于引導學生了解媒體傳播的現象，掌握媒體傳播規律從而能熟練地把握媒體傳播。因此，傳播學理論課程的教學需要樹立具有強烈專業關切精神的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是教學效果的前提和基礎，是教學效果的重要保證。傳播學在廣播電視新聞學本科人才培養模式下，傳播學課程教學的專業針對性，就是要在教學過程中考慮媒體傳播作為一種傳播現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獨特性特征，處理好教學過程中傳播學理論的一般性和媒體傳播的專門性之間的關系。教師在傳播學過程中，需要進一步關注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需要，依據專業的特點強化教學理念，進行教學改革，提升教學效果。

教學過程包括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兩部分，在加強教學理念的同時，學生對學習傳播學的思想認識同樣重要。許多廣播電視新聞專業的學生對于《傳播學》課程的學習認識不夠，不太重視，完全區分傳播學與新聞學，認為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本身操作性、實踐性特別強，應該加強與廣播電視切合緊密的課程如《新聞學》、《節目制作》、《電視攝像》、《電視節目策劃》等課程的學習，完全沒有必要學習《傳播學》那些既枯燥又無用的理論知識。沒有充分認識到傳播學的理論知識對新聞傳播的指導作用。所以許多同學知道媒體傳播的一些傳播現象，卻并沒有將其進行歸納總結，上升到規律和理論的層面，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思考。寧樹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談到他的一個想法：“新聞學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以新聞傳播為研究對象而形成的，這可說是本來意義上的新聞學；一是以報紙等新聞媒介的活動為研究對象而形成起來的，無以名之。姑稱之為廣義新聞學。”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礎，失去前者就不成其為新聞學了。1998年，李良榮教授與李曉林也曾撰文呼吁：“新聞學需要轉向大眾傳播學”；“新聞學轉向大眾傳播學是必然趨勢，也是必由之路”；“新聞學轉向大眾傳播學是對傳統新聞學的一次改革”。

上述學者的觀點非常明確指出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學生們在學習傳播學的過程中，首先要認清傳播學與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之間的緊密關系，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學生們的學習態度，進而才有學習的激情和動力。

二、切合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特點優化整合教學內容

傳播學教學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專業的特殊性。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傳播學教學更要切合該專業特點進行教學內容的優化整合。不僅要用傳播學的基本理論知識分析媒體傳播現象，更要用傳播學的理論進行新聞傳播的實踐指導。依據專業特點優化整合教學內容才能真正達到學有所用，學以致用的教學目的。

據調查了解，目前，我國廣播電視新聞學的本科教學中，使用的傳播學理論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傳播類型研究，主要包括傳播者、傳播受眾、傳播媒介、傳播內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內容，而傳播效果又著重介紹四大宏觀社會效果，即議程設置、培養理論、知識溝假說及沉默的螺旋理論。這種安排基本上將西方傳播學主要是美國的經驗學派的研究成果介紹給中國學生，它為中國新聞傳播學類本科教學普遍采用。然而。教學過程中，只向學生純粹的介紹這些源于西方的傳播學理論，肯定得不到學生的歡迎，傳播學的知識體系往往游離于專業之外，并沒有和專業緊密地結合。傳播理論教學要以一般原理介紹作為重點，再結合實踐。使學生學有所用，學以致用。教學過程中，注意將抽象的傳播學理論與具體的新聞傳播現象結合，使抽象問題具體化、感性化。比如，在講解議程設置時，在學生們了解了它的本質是占統治地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勢力對輿論進行操作和控制的過程之后，結合新聞實例進行講解。例如，美國轟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本質也是利用媒體進行議程設置，擾亂視聽，推行其霸權政策。在講解人際傳播時。通過觀看記者和采訪對象的電視節目錄像進行探討分析，使同學們真正理解傳、受雙方之間的認知互動、情感互動，從而指導將來的新聞采訪工作，做出有創意和深度的新聞作品。

傳播學教學，就是要讓學生在體驗中理解、掌握，以及運用所學的知識，解釋新聞傳播現象，提高新聞傳播實踐能力。教學過程應該將新聞傳播現象與傳播理論緊密結合，從一般到特殊，從理論到實踐，充分優化整合教學內容，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從而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三、豐富教學方法，調動學生學習激情

傳播學本身理論性較強，多開于專業學習的較低年級，學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較有限，所以，在教學過程

中，教學方法的采用對于教學效果的體現是很有益的。傳播學教學必須要跳出理論型課程單向教學的傳統模式。不僅要將傳播學理論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紹給學生，還必須充分尊重傳播學自身學科性質，靈活運用多種教學方法，充分調動學生們參與思維，進行主動學習，從而提高教學效果。

經調查，教學內容枯燥、抽象、難于理解，是學生們對傳播學學習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學中可運用多媒體技術。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情境，產生多樣性的外部刺激，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其中，運用多媒體技術進行教學是方法之一。運用多媒體技術將一些抽象的過程、微觀的現象進行模擬，瞬間的現象進行定格，是教學內容變得具體、直觀、生動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體系統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諸多的教學信息，由不同媒體形式進行有機組合，將與某一教學內容相關的不同層面的資訊系統集成在一起，實現課堂教學信息組織表達的最優化。對于廣播電視新聞專業的同學來說，影像資料特別豐富，可以最大程度的發揮優勢，使抽象的教學內容形象化、簡單化。如，在講授人類傳播的符號和意義的內容時，播放對話、訪談類節目，借用影視的直接誘導，調動學生的參與熱情，使他們進入教學內容情境之中。通過這類節目的主持人、嘉賓的非語言符號，如面部神態特寫鏡頭，肢體動作細節描寫來反映其心理活動，并通過討論使學生掌握基本的知識點，同時對著名主持人的采訪技巧也有了直觀的認識。例如，筆者在教學過程中播放了湖南臺魯豫主持的欄目《說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巖松約會電視》這期節目，因為主持人和嘉賓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學們參與熱情非常高，討論非常熱烈，教學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學的參與熱情，還可以采取情境教學的方式，讓學生親身模擬，直接感受教學內容，加深體會和理解。這樣的教學方式不僅將同學從枯燥的被動接受的教學中解脫出來，同時可將理論直接付諸實踐，使同學們學得輕松，接受愉快。如講解傳播技巧和傳播效果的內容時，筆者讓同學上講臺模擬了“訴諸理性”和“訴諸感情”以及“警鐘效果”，使課堂氣氛變得輕松活潑，同學們對教學內容記憶深刻。大眾傳播的教學中，針對傳播熱點話題，組織學生跟蹤大眾傳媒的報道，要求學生對所收集到的材料進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課堂時間進行討論。這樣的互動安排，充分考慮到教學目的和學生的興趣，鼓勵學生學習積極性，一般都能達到預期效果。如筆者組織同學們就“3?14拉薩事件”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了討論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見，只要教師將傳播學的教學進行適當的處理，使之與新聞時事緊密結合，使同學深入教學內容情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傳播學教學過程就會變得輕松愉快，教學效果就會明顯提升。

四、與時俱進的探討新問題，培養學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類傳播的發展過程，是一部人類在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中不斷擴展自身的傳播能力、不斷發展和創造新的傳播媒介、不斷使社會信息傳播系統走向發達和完善的歷史。縱觀人類傳播發展歷程，先后經歷了口語傳播時代、文字傳播時代、印刷傳播時代、大眾傳播時代和網絡傳播時代。 加拿大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這本書中，提出了著名的論斷：“媒介即是訊息”，指出了媒介的決定性作用，特別是在電子化時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積極的能動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間事物的尺度變化和模式變化，媒介改變、塑造和控制人的組合方式和形態。20世紀80年代，社會形態、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使得人類社會出現全球化、信息化趨勢。網絡傳播已經成為信息社會傳播的基本形態。它突破了大眾傳播時代大眾化、非目標性、單向、區域傳播的障礙，使得傳播走向個人化、目標化、雙向和全球網絡傳播。

第3篇：對傳播學的理解范文

電子計算機技術與網絡的迅猛發展，使檔案館的功能發展變得更迅猛，與傳統的功能相比，它又延伸出另一些特有的功能。1.文件管理移交的功能，現在檔案館很多的資料都以電子形式保存，因此，這些資料能迅速的移交、共享、保存；2.中心管理功能，隨著科學技術的法展，檔案資料的整理變得容易很多，那么可以根據電子資料形成電子檔案館，它的功能日后會更多；3.檔案傳輸功能，隨著計算機和網絡的普及，檔案館可以用不同的渠道把資料傳播出去，滿足各個不同利用者的需要，它形成一個公共服務網，未來這項功能也有很大的發展前景。

二、傳播學引入對檔案館文化的重要意義

檔案館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上來說，具有很多功能，其中文化記憶、儲存、傳播、教育、發展、休閑六個功能為重點。而將傳播學引入到檔案文化中，則會給檔案館文化帶來更多重要的意義。

（一）傳播學對文獻編撰的影響

檔案文獻的編纂目的是為了使檔案的信息能夠記錄歷史、傳播知識、發展文化，引入廣播學的傳統效果，能使檔案文獻能增加傳播文化信息的注意力與影響力，減少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投入，檔案部門統過傳播學的系統，利用傳播學的媒介、方法，調動各種有利的社會因素，形成使檔案文獻信息傳遞的網絡，使檔案文獻受眾的范圍內增強，同時這種主動的服務也能使受眾愿意更加主動的接受傳播的信息。

（二）從信息的角度談，都是信息科學

傳播學與檔案館文化都是信息的科學，具有性質相同、傳遞過程相同的特點，從對檔案文獻的編纂學角度來說，可以借用傳播學的方式更迅速的收集與處理檔案，可以更精準的加工與傳遞檔案，可以更好的開發與利用檔案，傳播學的傳播方式能給檔案的編纂工作作出很好的示范作用，把傳播學引用到檔案文化中來，能使編纂學的發展更迅速，必要的資料也會更豐富。

（三）對檔案信息傳播作用

檔案信息的傳播是引入傳播學極其重要的一環向受誰傳播，如何傳播、傳播什么是決定檔案文化能否有效傳播出去的關鍵，根據傳播學本身的特點，可以把傳播者定義為普通傳播與專止傳播，普通勞動者的傳播可以見縫插針，不受任何約束的傳播，對傳播的時間沒有限制，而專職的傳播則要擔負起權力與義務，比如要在信息傳播中重視搜集權與編輯權，這些傳播者通過種種渠道將檔案館文化的內容根據需要擴散出去。

（四）對受眾的意義

檔案館文化的受眾必須要介入到傳播過程中，與傳播傳與內容都有一定的接觸才能稱得上受重，在引入傳播學后，受重不再是被動宣傳的對像，他們可以有選擇的接受檔案的信息，由于引入傳播學的概念，受眾在得到信息時立場、認知、經歷、教育、愛好都不相同，對同一個信息的判斷也會有不同的接受程度，甚至還會出現與傳播者本意完全不相符合的狀況，因此受眾也因為傳播學的介入受到影響。在傳播的過程里，傳播者與對象形成互動的關系，當傳播者傳遞給受眾信息的時候，如果不了解受眾的反饋，就很難理解受眾的需要、評價，就很難調節信息交流的方法，無法對傳遞的速度、文式做調節，累此反饋的信息也非常重要。只有做好反饋的工作，傳播的工作才能不斷修正，然后逐漸達到滿意的傳播結果。

三、如何運用傳播學的理念促進檔案館實現其文化功能

將傳播學引用到檔案館工作中，就必須注意傳播學本身的特點，運用一些規則、技巧取豪奪，把檔案館的信息與傳播學接合在一起。

（一）與媒體合作

與媒體合作才能將檔案館的資料更好的傳播出去，而要與媒體合作，則必須要了解各種媒體的特點，比如電臺、電視臺、展覽會等，每種媒介都有自己的方針、定位、受眾群，要與媒體合作，要根據自己要傳播的東西選擇合適的途徑；同時，要抓住一些歷史機遇，比如一些熱點話題出現時，用各種方式將檔案館里的資料適當傳播出去。

（二）運用多樣化的傳播手段

比如可以做好網絡化建設的發展，要作好檔案網站的建設；建立檔案聯合的網絡系統；建立網站的評測制度和管理制度；用社會效應帶動經濟效應，只有實現兩個效益共同提高，才符合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加強多種宣傳工作，讓公眾更加了解檔案館工作的意義。

（三）重視分眾傳播

只有了解受眾的需要，才能明白檔案館的工作能如何更好的進行，因此在檔案宣傳工作中要提高傳播的技巧，比如、針對受眾的喜好、選擇空間、目的進行宣傳，使各個不同階層的受眾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四）利用大眾傳媒提高全社會的檔案意識

第4篇：對傳播學的理解范文

如何能夠讓學生對于一門枯燥、深奧的理論性課程提起興趣并且理解它、學好它？傳統的灌輸式的教學已經難以滿足當代大學生的要求，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教學創新勢在必行，在教學實踐中，筆者累積了一定的經驗，在此談一點個人的體會。

第一、聯系當前實際，詮釋理論。理論，是指導實踐的依據。傳播學概論的基礎理論對于其他新聞業務課程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然而，傳播學中包含了許多難以理解的專業性理論，諸如議程設置理論，沉默的螺旋等。導致了學生們對于傳播學該如何學習無所適從。理論的詮釋方法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教材中的案例與解釋性資料往往已經過時，而且遠離學生學習生活，沒有時間上和地域上的接近性，讓學生難以接近，自然難以提起興趣。我們要改變這種傳統教學，建議聯系當前實際來詮釋理論。最新發生的重大新聞事件，當前的社會熱點，都可以成為傳播學理論的詮釋材料與案例。這樣，能夠提起學生的興趣，在有趣的案例中理解理論，能夠使得教學效果事半功倍。

第二、借助互聯網，進行傳播學理論的及時更新。理論是指導實踐的基石，同時理論也在實踐中不斷得到檢驗。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遷，理論也隨之而得到發展與更新。由于一方面傳播學來源于西方，另一方面傳播學傳入中國的時間比較晚，也就導致了我國傳播學教科書中的許多理論已經過時，沒有得到及時的更新，與時代存在脫節。這就要求我們教學工作者，要利用互聯網的便利性與時效性，進行傳播學理論的及時更新。在教學中，除了對教材的經典傳播學理論進行講解，還應包括傳播學理論的最新動態與走向，使得理論更加具有針對性和現實性。

第三、課堂形式的創新———提高互動性。營造生動活潑的課堂氣氛，也是發揮學生個性與獨特性的關鍵。傳統的灌輸方式是學生所厭惡的，難以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課堂教學，應積極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啟發他們的自我獨立思考。一、設置思考題。恰當的思考題設置能夠有效地引導學生的思考，問題設置的時候要注意問題要“小”，過大的題目讓人有畏難的情緒，難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思考。二、進行理論的討論。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會對理論有自己不同的看法與見解。可以通過討論的方式來充分發揮學生的創新性，加深學生的理解。討論式教學把教師與學生間單向的信息交流，轉變為雙向的信息交流方式，將學生被動的接受知識轉化為主動的汲取知識。理論的理解在討論的過程中逐步清晰起來。三、可以嘗試讓學生來講解理論，充分挖掘學生潛力。通過學生的講解實踐，可以充分挖掘學生的潛力，增加對理論的印象與理解能力。

第四、教學手段的創新———多媒體的運用。多媒體教學，已經普遍被高校運用。尤其運用到許多實踐性課程中。而理論課程同樣可以借助于多媒體。多媒體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圖片、視頻、音頻、FLASH 的插入，對于學生有著視覺和聽覺上的沖擊，在五彩繽紛的教學課件中學習理論，理解理論。在教學課件的制作中，要注意課件制作不是簡單的黑板板書的電子版而已，而要注意體現趣味性、美觀性、完整性。配合教師的講解，能夠有效的吸引學生。

第5篇：對傳播學的理解范文

    知識社會學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卡爾?曼海姆(KarlMannheim)認為,“知識社會學是社會學最年輕的一支;作為一種理論,它試圖分析知識與存在之間的關系,作為一種社會學研究,它試圖追溯這種關系在人類思想發展中所具有的表現形式。”[1]1924年,德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舍勒(MaxScheler)在《知識社會學的嘗試》一書中首次使用“知識社會學”的名稱。他是知識社會學的奠基者。其后,社會學家曼海姆對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代表性著作是1923年出版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他進一步指出:“知識社會學最重要的特點就在于將社會與知識放在一起考察,它是一種考慮社會結構中知識根源的嘗試。”[2]認識論是知識形成的一個重要工具。它被看成是社會存在的產物,是在特定歷史社會背景下既有知識的定向、認識者所處的地位及社會群體的需要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在認識論、認識的主要方式和一個時代的總的社會-思想狀況之間,就存在著一種根本的、雖然不很明顯的聯系。”[3]經驗主義就是在社會的個人主義階段興起的。隨著中世紀社會的瓦解,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開創了自由競爭的時代,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十分激進,經驗主義成為人們分析問題的框架。這個時期,資本主義社會[4]的知識分子忽視了社會秩序的關聯性,滿懷信心地提出了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知識和經驗。他們眼中的世界只是現實的片斷,這種片斷只涉及占統治地位的少數人,并以個人之間的競爭為特征。“潛伏于實證論之中的科學的理性概念,本身是植根于一定的世界觀之中的,而且其發展是和一定的政治利益密切聯系的。”換句話說,這種經驗主義認識論是資產階級所倡導的個人主義和自由競爭在精神生產領域的體現。[5]隨之形成的實證主義[6]研究范式一直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觀點保持著密切關系,而且還發展了它的精神。經驗主義認為人們經由觀察與歸納,就能夠建立知識的大廈。自然科學的解釋框架被應用到人類精神和社會領域。為了保證研究的準確性和客觀性,主體的體驗和社會背景被排除,外部因果性范疇的使用越來越多。20世紀初,由此產生的功能學派和行為學派在社會研究領域形成一股潮流,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都深受其影響。傳播學研究就是在經驗主義大行其道的歷史背景下開始的。

    二、傳播學的危機

    從傳播學本身來看,傳播學尚未形成整體的、一致的理論架構,它所依賴的理論資源絕大多數都來自其他學科。如果從知識社會學的視野來考察近幾年出版的傳播學史論的經典著作,就更加可以印證這一點。眾所周知,一門學科是否成熟,史論的發展水平是最重要的衡量標準。在傳播學史方面,埃弗里特?M.羅杰斯(Everettm.Rogers)的《傳播學史》廣受好評。對傳播學這樣一個學科邊界不清晰、理論線索復雜的學科,要給它寫史面臨的首要的問題是如何界定傳播學的研究領域,如何找到傳播學發展的主線。羅杰斯是如何避開這些難題的,答案就在《傳播學史》的副標題“一種傳記式的方法”。他通過尋找傳播學產生的三大源頭,描述傳播學四大先驅及其創立者施拉姆的生平故事和研究經歷,勾勒出了傳播學早期發展的輪廓。傳記式的手法雖然避開了傳播學學科發展脈絡不清楚的難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它的不成熟。我們再來分析另一本傳播學經典名著斯蒂芬?李特約翰(LittleJohn.S.W.)的《人類傳播理論》,自1978年第一版問世,迄今為止已經出到第九版。“對于傳播學這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新學科來說,一部理論著作能連續30年高居‘排行榜’,其地位與價值也就可想而知。”[7]本著作梳理了傳播理論的主題和七大理論傳統。以理論傳播為經,汲取了符號學、現象學、控制論、社會心理學、社會文化、批判和修辭學這七大傳統中的精華;以主題為緯,探討了傳播者、信息、談話、關系、群體、組織、媒介和文化/社會主題。這本書如社會科學理論的展覽館,琳瑯滿目,目不暇接。但是,我們稍做分析就會發現,主題之間,并無邏輯關系。只是將目前關于涉及傳播的主題羅列出來。因此,這本著作可以看成是傳播學研究的“理論匯編”,而不是學科意義上的理論建構。再來分析傳播學的第三本經典著作,斯坦利?巴蘭(StanleyJ.Baran)和丹尼斯?戴維斯著(DennisK.Davis)的《大眾傳播理論:基礎、爭鳴與未來》。從書名就可以看出來,這本著作把研究的范圍縮小到大眾傳播領域。我們知道,人類傳播活動千差萬別,研究范圍的縮小無疑降低了歸納理論的難度。相對而言,傳播學領域中關于大眾傳播研究的最多,發展脈絡比較清楚,研究范式比較成熟。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作者仍采用的是歷史的視角,概述了大眾傳播研究的幾個階段,而不是從邏輯層面構建大眾傳播的理論體系。這本書與其稱為大眾傳播理論,還不如稱為大眾傳播理論史更確切。從這三本傳播學史論的經典著作的內在邏輯可以看出,它們的經典之處就在于分別巧妙地繞開了傳播學本身的不足,剪裁得當,表現出了高超的寫作組織技巧。但是,這也從反面折射出傳播學的研究領域邊界不清、理論體系不嚴密的固有缺陷。國內外學者在這方面爭論很多,并且有專著專門探討傳播學的危機。陶鶴山在《傳播學的危機與重構》一文中指出,傳播學危機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研究對象不明確,理論體系不嚴密。他認為傳播學的危機“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傳播學教育、傳播學組織和傳播學本身。”[8]梅瓊林把胡翼青在其著作《傳播學:學科危機與范式革命》一書中提出的問題歸納為三個方面:缺乏系統性,沒有一個中心的理論;缺乏理論創新和應變性,沒有一個“理論場”;研究者本身缺乏危機感,學者們很少反思。[9]實際上,傳播學本身的危機才是根本,傳播學教育與傳播學組織的危機都是傳播學自身危機的表現。

    三、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探討

    傳播學危機的成因傳播學是在美國經驗主義研究的直接影響下成長起來的。雖然歐洲社會科學的奠基人馬克思、涂爾干(EmileDurkhe)、馬克斯?韋伯(MaxWeber)無一忽視傳媒問題,但因為兩次世界大戰的干擾和歐洲學界的悲觀主義等原因,“歐洲社會學奠基人的直覺努力無人立即繼承,未能被馬上寫入社會學研究的傳統。”[10]傳播學研究無意中落入了美國經驗主義的窠臼。曼海姆對經驗主義研究的闡釋同樣適用于傳播學研究。我們以此為參照,梳理傳播學研究的三個階段,探尋傳播學危機的根源。

    (一)一致性的打破經驗主義研究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論假設之上,根據這些假設去尋找事實、驗證結論。事實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因此,沒有人能夠否認經驗研究的可能性。但是,經驗研究是為了證實的目的求助于事實,這種求助本身帶有目的性和功利性,包括一定的價值判斷,以特定的概念體系作為背景。卡爾?曼海姆指出:“對頭腦而言,這些事實總是存在于思想的和社會的背景之中。它們能夠被理解和界定,就已經暗示著某種概念體系的存在。”[11]這種概念體系被告研究群體的成員認為是具有真理性的、不可動搖的。但這只是一種“夢幻般的肯定”。[12]在傳播學研究的中,有兩個轉折點,打破了其一致性。一次是強大效果論向有限效果論的轉折。在20世紀40年代,當強大效果論喧囂塵上之時,拉扎斯菲爾德開始了著名的“選民研究”,發現媒介對選民態度的改變微乎其微。經驗主義研究的結果越來越多,幾乎所有的結果都支持有限效果觀。媒介的有限效果觀在學術圈獲得越來越多的承認,形成新的概念體系。強大效果論的一致性被打破。另一次是有限效果論向適度效果論的轉折。從20世紀70年代起,為了打破傳播學研究的困境,彌補經驗主義研究的不足,不得不再次從社會學傳統中汲取營養,文化研究與社會研究興起。這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經驗研究整體觀缺乏的問題,把傳播活動放到整個社會和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拓寬了傳播學研究的視野。但是這仍然未能解決傳播學缺乏理論基礎和整體建構的問題。

第6篇：對傳播學的理解范文

索緒爾與結構主義符號學fSemiology)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創立的以符號分類的方式為特點的符號學是20世紀知識領域的學術高峰結構主義的源頭之一。早在1894年，索緒爾就提出了符號學概念，他的主要理論集中體現在他身后的學生根據課堂筆記于1916年整理出版的論著《普通語言學教程》中。需要強調的是，盡管同屬于現代符號理論，但比起繼承自皮爾斯，側重邏輯，帶有濃厚的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色彩的美國符號學，索緒爾的結構主義符號學更重視結構主義分析。

索緒爾提出：為什么在語言中，盡管說話人本身、表達方式、遣詞造句、觀點看法等各不相同，人們還是可以相互理解?語言中相互理解的基礎是什么?他首先指出了言語(speeeh)和語言(language)的差別。前者是符碼(code)，是實際說出來的那些話；后者是信息(message)，是語言系統，來自于使用這種語言的社會群體所擁有的可以使他們進行交流的知識。簡言之，言語是社會成員運用語言能力創造的具體產物；而語言是一種抽象系統，存在于集體心智之中，成為每個社會成員別無選擇的社會慣例。在索緒爾看來，語言和言語是相互依存的，語言既是言語的工具，又是言語的產物。

索緒爾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剖析了符號的結構。他將符號(sign)分為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兩部分。能指是符號的外形，可能是某種聲音、形象等。所指則屬于一個精神或心理的范圍，是關于一個事物的思想，構成了符號的思維方面。而實物叫做參照物freferent)。在結構主義符號學中，符號就是由能指和所指構成的一個雙面統一體，即符號不是實物。地圖不是地域。比如,我們說單詞“樹”的時候，實物可以使具體存在于現實當中的樹。而符號“樹”是由發出聲音的“樹”以及由此產生的心理痕跡伴隨腦海中的“樹”的精神意義構成的。索緒爾強調，能指和所指的鏈接基本上是人為的、武斷的或約定俗成的。

索緒爾的符號學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他的能指和所指分析多半限于語言符號，不能解釋繪畫、音樂和戲劇等表現當中的所指如何構成。后來，法國符號學家巴特和意大利符號學家埃柯把符號學研究轉化為研究傳播的大眾文化形式。盡管如此，沿著索緒爾的足跡，葉爾姆斯列夫、雅各布森以及語言學的布拉格學派對語言等符號體系做了進一步的研究，并與結構主義思潮相結合，對人文社會科學等諸多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包括英國的伯明翰學派。這對于傳播學研究而言意義重大。

皮爾斯與邏輯符號學(Semiltics)

在傳播學研究領域，符號學的另外一條學術演變軌跡就是發端于美國符號學家和數學家皮爾斯的符號學。盡管沒有留下一部完整的著作，但是皮爾斯在大量的論文中對符號進行了深入的剖析，給“符號”概念下了確切的定義，即“所謂符號，是某種對某人來說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種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東西”。

皮爾斯指出，人類的一切思想和經驗都是符號活動，因此符號是關于意識和經驗的理論。所有的思想靠符號，思想是對符號的操縱。所有的符號過程是三個部分的關系：符號自身、被表現的物體(Repre-sentamen]和闡釋義(Interpretant)。一個意義是符號、闡釋、對象三者之間的關系。任何事物只要它單獨存在，并和另一事物有聯系，而且可以被“解釋”，那么它的功能就是符號。沒有任何傳播是可以在符號系統之外進行的，我們總是將符號翻譯成其他符號。符號系統的陳規控制了產生意義的方法，也將意義范圍限制在我們所能利用的范圍。

按照皮爾斯的思路，同一對象可以有不同的再現和符號，這完全取決于主體的符號環境，如語言環境。在使用符號時，是主體將其與現實事物或者其他意義相聯系，并賦予符號以一定的意義。不同的主體對同一符號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和理解。這取決于主體對符號的經驗和解釋水平。正如魯迅對《紅樓夢》的評價：“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在符號傳播過程中，編碼者和解碼者都不能離開解釋這一中介要素。正因為如此，符號與外部世界之間的對應并非一次性的簡單關系，而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體現出人類認知活動的主體性。

相較于索緒爾的符號學，皮爾斯的符號學的積極意義在于，它沒有從先驗存在又能夠自我運轉的符號系統H{發，去肯定能指與所指的符號意義的穩定性和確定性，而是把意義建立在人類的感性基礎上。

皮爾斯認為。人類所有的經驗都組織在三個水平上，可以分別稱為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第一性指的是可以獨立的、不需要涉及他者而存在的實項；第二性指的是依靠同他者相互作用而獲得存在的實項；第三性指通過連接其他實項而獲得存在的實項。比如，男人、女人是第一性的，夫婦是第二性的，婚姻登記處就是第三性的。在關于意識和經驗的理論中，這三種水平分別對應感覺性、活動經驗以及符號。

在分析非語言符號和語言符號的關系和意義產生的過程中，皮爾斯提出符號和對象的關系如下：

第一，使聯系過程開始的東西如跡象(jndex)，是其所代表之物的原因或結果。跡象組成一個現象感覺得到的東西。如雪地上的腳印或火的灰燼。我們可以說，人的臉色蒼白暗淡是病態的跡象，揮動的拳頭是威脅的跡象，風向標是風的方向的跡象等。在所有這些例子中，跡象符號是那些被表明的事物的直接表達：他們或者是事物的一個片段或者切片。或者是從事物的相互反應中提取的。或者是由事物的原因所支配的機械效果。跡象符號的特點是與指涉對象之間沒有明顯的相似之處，缺乏對事物的再現。

第二，類像符號(icon)，類像的關系表明是通過類似或者是一種泛義上的類似來延續對象，但接觸被中斷了。例如，一幅素描、一張照片、一座雕塑等都是類像符號。一個與事物本身同質的符號是跡象，而一條對角線、一個圖表、一個路標、一個電影片段則是類像。類像的表象后面，是有動機和酷似原物的，但與原物沒有接近性，并不是事物現象本身內在的一部分。類像是對事物的增加和補充。而跡象是通過換喻式的脫離來對對象進行提取。類像符號通常指那些和對象有類似或者類像關系的符號，比如，充斥在我們日常生活

時空中的視聽傳播符號。

第三，象征符號(symbol)，是符號的符號。它與連續性和接近性都沒有關系，而是重新聚合了任意性的符號：大部分語言符號、交通符號、數理符號等。象征符號的標準在于它的歧視，與對象沒有自然的、必然的聯系，是完成意義表達的主要符號。和類像不同的是，象征符號是通過排他性來進行自我建構，同時是隱秘的和非連續性的。功能上，象征符號要在“是”與“不是”之間作出決斷，排除中間狀態。換言之，一個詞在場意味著所有其他的詞在同一位置的缺失。

按照皮爾斯的分析方法，信息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信息是跡象信息，是一個事物所留下來的能夠被感覺到的痕跡：第二類信息是類像信息，作為真實的表象：第三類信息是象征信息，是針對真實事物的話語。利用皮爾斯的符號學理論分析傳播現象。大眾媒介所負載的信息洪流更接近類像式的傳播，引導受眾和媒介建立一種依戀的、接觸的、想象的和信仰的關系。跡象符號和類像符號可能包含有對想象的暗示和指引，而象征符號則體現了主體思維。事實上，在所有的傳播形式中，是象征符號在一般意義上建立了傳播的秩序、穩定性和環境框架，可以說，是在原水平上發揮了傳播的組織作用。而在大眾傳播的層面上對符號的生產機制的闡釋，成為符號學不斷更新的出發點。

羅蘭?巴特與“神話”

符號學理論的主要創始人是索緒爾和皮爾斯，但把符號學作為一種分析工具的，當首推法國當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號學家羅蘭?巴特。他所說的符號包括影像、姿勢、音樂、物體、儀式、景觀，都有自己的意義系統，這其中的核心是符號。總的來看，巴特對符號學的建樹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基礎理論方面，二是實際應用方面。他在理論上的最大貢獻，是對符號內涵意義的分析，這是巴特符號學實踐的根本。他在應用上的最大成就是對許多時尚領域如服裝、飲食、廣告等所做的符號學分析。這些集中體現在他的兩部著作中：《符號學原理》(Elementso Semiology)和《神話集》(Mythologies)。前者主要是符號理論的建構，后者主要是符號理論的應用。

《符號學原理》是一本系統嚴密、敘述簡練的學術論著。它的突出貢獻在于第一次明確界定了源于索緒爾的符號學基本概念，同時清晰地梳理了符號學的主要理論，提出了符號學的四對基本范疇：一、語言與言語；二、所指與能指；三、組合系統(即橫組合與縱組合)；四、外延與內涵。另外，他還提出“意指”的概念，即“意指(slg-nification)則可被理解為一個過程，它是將能指與所指結成一體的行為，該行為的產物便是符號”。為此他舉了一個經典的例子――玫瑰，在表達愛慕之際是一個符號：其能指是作為植物的玫瑰。其所指是愛情的意念。作為能指的玫瑰和作為符號的玫瑰完全不同，前者是空洞無物的，后者卻是充滿意味的，而使之充滿意味的正是意指。

《神話集》中有一個羅蘭?巴特對一幅《巴黎競賽畫報》的封面做分析的例子。這張封面上是一個身著法國軍服的黑人青年敬著軍禮，兩眼向上，可能在凝視飄揚的法國國旗。圖片的第一層能指，就包括拍攝該圖片時相機的角度、色彩、景別、燈光、構圖等因素，而所指就是相機前面的事物(即凝視飄揚的法國國旗。身著法國軍服的黑人青年)。二者共同構成了表意過程的第一個層面，即外延意義。而表意系統的第二個層面是內涵意義，它以第一層系統，即外延意義，當成它的能指，并將另一層意義附加其上，而成為另一個所指。在這個例子中，也就是整個封面作為內涵意義上的能指，而它的所指在羅蘭?巴特看來卻是：法國是一個偉大的帝國，她的所有子民，沒有膚色歧視，忠實地在她的旗幟下效力。這里，內涵意義隱藏了畫面(也就是第一層表意過程)作為一個符號的地位。

第7篇：對傳播學的理解范文

一、媒介融合對傳播學專業的影響

“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最早由麻省理工學院的浦爾教授提出，其本意是指隨著互聯網的出現，各種媒介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趨勢，如報刊、廣播、電視等多種媒介融合在一起。媒介融合對新聞傳播專業人才的基本要求是具備“多元融合”的知識背景，新聞傳播媒介生態環境發生了變化，要求從業人員既具有現代傳播觀念和全面深厚的知識結構，又具有熟練使用現代傳播技術和新聞采編能力。很多專家就媒介融合時代，如何把握“融合”的度紛紛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可以看出，媒介融合要求當前的新聞傳播人才不僅能應對傳統媒體的采、編、播等任務，還要熟悉手機、互聯網等新媒體的傳播特點，熟練掌握新媒體傳播的技能。以上研究雖然沒有直接談到網絡傳播技術方面的課程群或體系建設問題，但涉及媒體環境下傳播學人才培養理念較多，進而影響到課程的設置問題，為本課題的研究間接提供了指導和參考。網絡傳播技術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根據媒體形式的變化，將技術融合到新聞傳播學科中，以“融合”應對“融合”，建立完善“網絡傳播技術”課程群體系，調整優化教學內容，將會為培養應用型傳播學人才提供更好的幫助。

二、“網絡傳播技術”課程群存在的問題

傳播學專業是山東省首批名校工程重點建設專業，雖然經過長期建設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課程定位不夠明確

由于歷史原因，課程群中的部分課程仍舊按照理工類課程的教學目標設置，并沒有按照應用型傳播學人才的發展目標來設計。主要原因是授課教師對傳播學專業缺少一定的了解，造成授課內容難度大，學生學習困難。如計算機網絡技術，對傳播學專業來說是一門專業基礎課，要求學生對計算機網絡的基本原理大致理解，不必掌握過多的原理，夠用即可。

(二)課程之間銜接不良，內容重復

由于課程大綱往往由任課教師單獨編寫，因此難免會造成課程之間銜接出問題。部分知識點在先修課中沒有講到，但在后續課中卻需要用到;或者有些內容在先修課與后續課中重復出現。如，HT-ML語言既可以出現在“網頁設計與制作”課程中，也可以出現在“網站建設與管理”中，如果兩者沒有協調好就會出現銜接問題。

(三)部分內容不適應新媒體發展，有待更新

隨著互聯網、手機等新興媒體的出現，部分課程內容出現與當前實際情況脫離的現象。這主要體現在教師備課時，按照教學大綱指導的內容進行準備，沒有結合行業的實際情況。而高校的教學內容往往滯后行業的發展，這樣一來就造成學生對授課內容學習積極性不高，認為所學知識對今后的就業沒有幫助，產生煩躁厭學情緒。因此，應適當增加新的課程內容，如隨著云計算、大數據的發展，對媒體數據進行挖掘、統計分析顯得日益重要，可以在相關課程增加此類內容。

(四)技術與傳播理論的融合程度不深

在多年的授課過程中發現，技術類課程往往容易脫離傳播理論而單獨存在，成為純粹的技術。人們往往欣喜于一種新的媒體傳播技術的出現或互聯網應用形式的更新，卻沒有對其傳播方式進行深入的分析，沒有從傳播學的視角來審視這些日新月異的技術。從傳播學角度而言，技術存在的價值恰恰在于利用它能為信息傳播提供哪些服務，實現傳播的目的，因此，網絡傳播技術課程群應該在傳播學的專業理論框架下進行深度的融合。

三、“網絡傳播技術”課程群體系建設方案

(一)建設思路

首先，傳播學專業人才的培養目標定位于應用型人才。應用型人才培養的人才規格是面向社會生產一線，具有扎實的新聞傳播理論基礎，在實際工作中能熟練運用多種媒體傳播技術，具有較強的動手能力。這樣的人才社會需求量更大，網絡傳播技術類課程要緊緊圍繞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這一總體目標。其次，網絡技術課程群的建設要調研行業企業的實際需求，掌握當前行業采用的主流技術、發展動態，特別是行業為適應當前媒介融合的發展形勢，對用人提出了哪些新的標準，知道行業需要什么樣的人才，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再者，課程體系建設中應重視實踐能力培養。傳播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特別是在媒體高度融合的情況下，新聞傳播工作者不僅要能提供文字、圖片、聲音、視頻，還要深諳各種媒體形式的傳播要領，而這些僅僅通過理論學習是不能掌握的，必須通過實踐反復練習。網絡傳播技術課程群體系重構與優化過程要將整個實踐課程貫穿到各個學期。

(二)課程群體系重構與優化

課程群越來越受到各高校的重視，其重構一般采用“自頂向下，逐步細化”的方法，縱向來看將課程群分為基礎課程、主干課程、方向課程三個階段，橫向上看每個階段分為傳播理論、網絡技術理論課、網絡技術實驗課三個部分，這樣總體上形成了“三個階段，三條主線”的課程群結構。第一階段為基礎必修課，主要目的是為學生學習網絡技術課程打下基礎。“網絡傳播概論”讓學生了解網絡傳播的概念、傳播方式及其相關理論，為今后學習其他課程做好準備;“計算機導論”是了解計算機的第一門課程，可以培養學生對信息技術的認知能力及學科知識;而“程序設計語言”是今后學習網絡技術類課程的必備基礎，培養學生程序設計的基本思想和編程能力，所以放在基礎課階段開設，同時還配備課內實驗，實驗規模較小，可以單獨完成。第二階段為主干課程，是課程群最為核心的部分。從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目標出發，本著“厚基礎，寬口徑，精專業”的原則，無論今后學生的專業方向是選擇前臺美工還是后臺編程方面，該階段的課程設置都可以滿足需要。此階段的傳播理論課主要是“網絡傳播實務”，該課程從新聞傳播實務的角度明確學習技術類課程的目標，讓學生從傳播學的角度去把握技術類課程，而不是單純的唯技術論。“計算機網絡技術”側重于講解計算機網絡的基本概念和應用層技術。通過安排課程實習，讓學生能夠動手搭建計算機網絡環境，為今后的網絡傳播應用建立基礎。“網站建設與管理”讓學生掌握網站建設的需求、設計、開發、部署、測試等完整流程。而“網頁設計”與“數據庫技術與應用”分別為網站的前端、后臺的開發奠定基礎，實際工作中需要前后臺開發互相配合。第三階段將側重方向課程的設置。課題組通過到復旦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南京師范大學、浙江傳媒學院等高校以及青島市軟件園等開展行業企業調研，結合自己的辦學情況，設置為網站前臺和后端開發兩個方向的課程模塊。根據當前行業需求，開設網站美工課程，主要講授色彩、字體、創意以及用戶體驗等方面的內容。另外，還根據當前網絡媒體的發展需求，開設“網絡新聞編輯”課程，討論網絡新聞編輯活動的方方面面及新近發展，從理念、運行、事例到版面、圖片、音視頻以及新興媒體等。這兩門課都是在網頁設計的基礎上延伸。而在后臺開發方面，承接“數據庫技術和應用”課程，學生可以選擇“網站應用系統開發”以及“手機媒體APP開發”兩門課，為媒體行業培養后臺開發人員。特別是手機媒體APP，隨著近年來移動傳媒業的發展，具有較大市場空間。“網絡媒體經營與管理”為較高層次的媒介管理理論，可以作為該階段學生的傳媒理論選修課程。同時，該階段實習任務設置為“網絡傳播畢業實習”，要求學生完成一個完整的新聞專題網站的設計、開發和部署工作，可以為PC版，也可以是移動版，以此檢驗學生對課程群的掌握情況。縱向來看，三個階段整體上又有三條脈絡，分別為傳播理論、網絡技術理論課程、網絡技術實習課程。傳播理論從概論、實務再到管理，層次逐漸提高;實習從課內實習、課程實習，再到畢業綜合實習，難度也逐漸加大。這樣，在三個階段形成了以網絡技術課程群為中心主線，同時以傳媒理論為輔助主線，而又同時兼顧實習實踐能力培養主線，三線齊發的課程體系。在設置課程體系的同時，各門課程的教學內容及知識點進行了詳細的梳理，使得各門課程間有良好的銜接，同時增加新的授課內容以適應媒介融合發展的需要。

四、結語

第8篇：對傳播學的理解范文

一

1998年夏，由戴元光、金冠軍作為召集人，邀請童兵、明安香、邵培仁、徐培汀、夏鼎銘等專家教授，集會于上海大學樂乎樓，擬定了從7個分支學科和學術角度對20世紀新聞與傳播學術進行歷史性研究與描述的計劃。其中包括理論新聞學、新聞史學史、應用新聞學、傳播學、宣傳與輿論學、公關與廣告、臺港澳新聞與傳播學等。到2001年10月，由戴元光、童兵、金冠軍主編，并作為新聞出版總署“十五”國家重點規劃圖書的《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由復旦大學出版社集中推出前5卷。分別為戴元光著《傳播學卷》，童兵、林涵著《理論新聞學卷》，徐培汀著《新聞史學史卷》，單波著《應用新聞學卷》，邵培仁、何揚鳴、張健康著《宣傳學與輿論學卷》。可以說，這既是對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全面而綜合的學術大檢閱，又是在一種宏闊的理論視野觀照下的堅實的學術構建。

當時，作為《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系列專著，其整體的研究重點當然首先是在20世紀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發展與建設上。可以說，這套專著是對整個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一次總結。其中，不僅對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中的每一個重要現象和事實進行微觀透視，還特別對于整個20世紀新聞傳播學的研究狀況加以居高臨下的宏觀把握。如戴元光在《傳播學卷》第三章闡述道：“可以說，中國古代傳播思想不僅在中國文明史上，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光輝燦爛的一頁。但這種發展成就并沒有延續下來，明清已經開始衰敗，到近現代，中國的傳播思想和傳播事業的發展已經遠遠落后于西方，泱泱大國不得不引進西方的傳播觀念。雖從19世紀起，西方傳播思想開始傳入中國，但直到20世紀中葉，中國現代傳播思想仍未擺脫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慣性，一些現代傳播思想啟蒙者屢遭磨難。在20世紀的一些年代里，中國不僅拒絕現代傳播思想，甚至拒絕我們的先賢先哲們早在幾千年前就提出的傳播哲學觀。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實行了舉世矚目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中國的學者們才又開始新的跋涉。”這段文字概括了中國20世紀傳播學發展的最突出的特點，可以說對中國傳播學的整體歷史命運洞若觀火。

作為一套學術史專著，這套專著不僅有豐富的資料性的梳理和闡述，而且對各個時期的新聞傳播學成果進行了審視和評價。如對報刊自由主義理論，戴元光在《傳播學卷》中充分肯定了其歷史意義，同時又特別提出“報刊自由主義理論的兩個錯誤前提”，其一是“關于理性的假定”；其二是“關于契約國家的假定”。

本套專著的主題是“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而在具體的研究中，學者們又十分注意把眼光放在未來的一個世紀上，展望和預測下一個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發展和建設。童兵、林涵的《理論新聞學卷》其“結語”為“任重而道遠――又一個世紀之交”，直接提出了下個世紀新聞理論研究的一些重大課題；徐培汀的《新聞史學史卷》最后一章也是以《邁向21世紀的歷史新聞學研究》做結。戴元光的《傳播學卷》又把“21世紀中國傳播學研究”作為最后的一個專章來討論。中國化的傳播學體系的建設是21世紀的根本目標，而新世紀中國化傳播學體系的建設又必須牢牢扎根在20世紀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應該說是為新世紀整個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學術基礎，尤其是對傳播學體系的真正的中國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術基點。

二

也許正是由于著者對于中國傳播學發展有著清醒的宏觀把握以及其對未來建設的迫切性認識，所以，當此項研究工程完成之后，戴元光、金冠軍等學者又進一步把傳播學術史研究的眼光延伸到中華民族的全部思想發展史上。2005年，金冠軍、戴元光主編的《中國傳播思想史》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分為古代卷（上、下）和近代卷以及現當代卷，凡四冊，洋洋194萬余言。這是在《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出版之后的又一填補學術史空白之作。

作為傳播思想史的研究，與傳播活動和行為歷史的研究是有重大不同的。傳播史研究所“研究”的是傳播的具體活動和行為本身；而傳播思想史研究，所要研究的則是在傳播基本問題上，各個時代的思想家們是如何進行“研究”以及如何進行傳播的程序設計的。而所謂傳播基本問題，在著名的“拉斯韋爾公式”中基本體現了其全部內容，那就是：“誰（傳播者）─說什么（信息）─通過什么渠道（媒介）─對誰（接受者）─取得什么效果（效果）。”因而，對于歷代傳播思想的研究，也就是要尋找每一時代思想家和傳播大師們在這五個方面的不同思想與主張，從而進一步了解他們是如何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尤其是各個時代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傳播狀況和歷史走勢。

就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而言，我們古老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夠生生不息，甚至歷經劫難而繁衍不斷，其中科學的傳播思想以及或快或慢不斷更新的傳播理念所起到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正如本書“主編絮語”中所說：在我國，關于傳播的理論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甚至更久遠的時代。雖然在古代專制主義的制約之下，我國傳播業比西方國家的發展要緩慢一些，但幾千年來，中國傳播業仍作為文明的重要角色，直接間接地影響著中國歷史的走向。盡管我國有幾千年的漫長歷史被籠罩在皇權統治之下，但傳播思想仍屢屢萌發。尤其是各個時代的傳播思想家啟蒙家更如群星璀璨，反映傳播思想的精神成果紛呈迭出。雖然也有些傳播理念和思想主張還是直接服務于當時的統治者甚至是專制主義文化精神的，但是，作為整體歷史進程中的具體環節，那些傳播主張仍然體現著一定的歷史精神。同樣為我們的傳播思想史研究提供著重要的文化資源。

顯然，中國傳播思想史的研究，是一項極其浩大的文化探索和學科建設工程。尤其是作為前所未有的第一部，金冠軍、戴元光主編的《中國傳播思想史》，不僅需要拓展本學科的學術空間，而且需要更高層次的文化把握與審視。如前所述，傳播是文化的生命，而作為傳播行為之主導乃至主宰的傳播思想，無疑也就主導或決定著文化發展的生命線。所以，關于傳播思想史的研究，歸根結底，也就是對于中華文化發展命脈的一次全面梳理和透視。因此，在本書中，傳播思想史的研究，并不僅僅是孤立地研究傳播問題上的某些具體主張，而總是將一定時代的傳播思想和那些代表性人物的傳播理念置放在一種大的文化背景中進行有機地考辨。

比如，孔子的“仁學”是儒家傳播思想的最具核心意義的觀念，書中也對“仁學”的方方面面進行傳播思想的解釋，其別強調：“按照孔子的解說，‘仁’的含義非常豐富，所有殷商、西周以來作為統治階層的道德觀念，大致都被包容在內。我們從孔子傳播思想分析，‘仁’貫穿于禮儀傳播的一切過程和形式，‘仁’包括著宗法傳播的孝道和忠義，也包攝著知識傳播的智和為人處世的六種表德。總之，‘仁’就是‘人’，就是傳播的主體和客體在傳播過程中的互感關系。”（余志鴻著：《中國傳播思想史》古代卷?上，第153～154頁）如此理解孔子的“仁學”，既從傳播思想的角度揭示了一個重大的“傳播的主體和客體在傳播過程中的互感關系”問題，又從整個歷史文化的角度看取了“仁”的歷史根源以及豐富的文化內涵。

第9篇：對傳播學的理解范文

關鍵詞 傳播學；中國文學；教學

傳播學經過12年試辦，已于2012年被正式列為本科專業，至2013年，全國開設該專業的高校52所。根據2014年3月公布的《教育部關于公布2013年度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備案或審批結果的通知》可知，教育部確定的準予備案的專業中，傳播學專業新增高校7所。然而，與該專業蓬勃發展勢頭形成反差的是，其課程設置卻存在諸多不明晰之處，文學課程即為其一，文學教育自古就是一種通行的人文教育手段。傳播學作為一門重要的人文學科，文學教育是其必不可少的教學內容。

按照專業設置的要求，傳播學與新聞學、廣告學等專業，基本上都開設了《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某些高校可能僅開設《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雖然從課程名稱上看，這些專業的文學教育變化不大但隨著大眾媒體、新媒體等的出現，學生需要掌握的知識與技能日益多樣化，課程名目更為繁雜，文學課不可避免地日益邊緣化。比如，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傳播學專業開設的文學類課程為《中國文學》（45學時），《外國文學》（30學時）；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傳播系則將《中國現當代文學》（48學時）設定為新聞學專業的限定選修課，其他文學類課程設為選修課。同樣，北京工商大學新聞學與廣告學專業也僅開設《中國文學導論》（68學時），其他課程設為選修課。這種邊緣化，既與傳播學專業知識日趨多樣有關，也與傳統學科難以適應新時代的發展有關。傳播學專業的文學教育，本身有其特殊性，它既不同于傳統中文系的專業教育，也不同于以《大學語文》為代表的通識教育。然而，目前學界對于該專業的文學教育的認識卻不夠明晰，相關教學人員存在諸多迷茫之處。本文即以傳播學專業中的《中國文學》課程教學為例，談幾點淺顯的認識。

一、教材的選擇

教材是教育教學的主要載體和依托，一切教學活動都以教材為核心而展開。目前，我國高校通行的中國文學史教材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面向中文系漢語言文學本科專業，比如游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四卷本），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三卷本）（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四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第二類是文學簡史或者是簡明文學史，相當于過去中文系專科所使用的教材。

在實際教學中，由于課時的限制，傳播學專業往往選用文學簡史作為教材，或者直接選用作品選。筆者在教學中一直使用文學簡史，陸續使用的教材有郭預衡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簡編》（上海古籍出版社），駱玉明主編《簡明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孫靜、周先慎主編《簡明中國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前兩種教材，幾乎都是其文學史版本的縮略版，可以說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文學發展的基本線索，各時期文學演變的主要特征，重要作家作品在藝術創造上的獨特貢獻”，都得予以闡述。然而，在有限的篇幅中，能否真正做到“簡”而“明”，連編者都有些懷疑。而在短短50學時左右的課堂教學中，教師真正讓學生“簡”而“明”地了解中國文學史，更是難上加難。或許是基于這種認識，孫靜、周先慎版《簡明中國文學史》在各歷史時期僅“選取主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作較具體的分析”，以滿足實際教學的需要。

以上三種教材，可以說都是為滿足非傳統中文本科專業的中國文學課程教學而編撰的。郭預衡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簡編》明確其“為適應大專院校文學史教學之需”，也就是針對中文專科教學而編撰。駱玉明主編《簡明中國文學史》是為“適合目前高校教學情況的變化”而編撰，具體適用對象語焉不詳。在筆者看來，這類文學簡史除了內容上較之傳統文學史簡略之外，并無本質上的區別。傳播學等非傳統中文專業在教學課時、教學目的等方面與傳統中文專科的要求有所不同，將傳統中文專科教材用于傳播學等專業，只能是一種權宜之計。傳播學以及新聞學、廣告學，甚至是文化產業管理等專業，招生規模日益擴大，相關文學類教材的需求不容忽視。然而，目前筆者還沒看到此類專業的文學教材。非傳統中文專業的文學教材，可以打破傳統文學史以“史”為線索的編撰體例，借鑒其他文學教材的體例，探索多元化的編寫方式。

二、專題化的教學體系

近百年來，中文專業的文學教育基本上沿用“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體系。近年來，這一教學模式受到了學界的諸多批評，如“中國的‘文學教育’，主要問題出在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體系（背后確有配合國家意識形態及思想道德教育的意味，此處不贅），窒息了學生的閱讀、審美趣味與思維能力。”

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模式，確實有其優越性。它便于學生對文學的發展演變規律、文體文風的形成、文學流派的特征等形成清晰的認識，更有利于理解重點作家作品。但這種文史分析的方法，顯然對一國文學在文學精神、價值觀念、美學風格、表現手法等方面的獨特性重視不夠，不利于學生領略文學的整體風貌。而且，文學史模式的教學需要足夠的課時作支撐，傳統中文專業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往往需要200課時以上。非傳統中文專業文學類課程課時遠遠低于傳統中文專業，采取這種教學模式，很難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況且，學生需要的文學素養與傳統中文專業學生也不同。因此，探索一種新的教學體系，很有必要。

筆者在傳播學專業《中國文學》課程授課中，曾打破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模式，采取文學專題的教學思路，以中國文學的母題、文學精神、審美旨趣、地域特色等專題為基本單元，重新編排教學內容，為學生構建一個新的中國文學知識體系。這種教學體系，較之傳統以“文學史”為中心的體系，更有利于學生把握中國文學的精髓，實現“對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中國文化與西力文化有較全面的了解”的教學目標。比如，在“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體系中，文體文風、作家作品都處于歷史發展的縱向序列之中，不論是漢賦、唐詩、宋同、元曲、明清小說，還是司馬遷、李白、蘇軾等，都與歷史朝代一一對應。這種對應是必要的，也是認識文學的基礎。但學生經過中學的語文學習，對這些知識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中國文學的地域特征”專題，卻能給學生耳目一新之感。中國幅員遼闊，地區差異較大，地域文化特征明顯，歷代形成的文學作品，也具有濃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三、特色教學內容的設置

文學本來就是“人學”，與哲學、文化學等關系密切。傳播學專業的文學教育，應適當注重與學生所學專業的交叉與融合，在教學內容上尋找文學與傳播學專業學習的關聯點，從而拉近文學課程與學生的距離。筆者認為，傳播學專業的《中國文學》課程，則適當增加“中國文學的傳播”、“中國文學與跨文化傳播”等知識模塊的教學。當然，這種教學內容應適量，僅占教學內容的一小部分，可以稱之為有限的針對性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