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比較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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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比較范文

根據研究方法適用范圍的大小和概括的程度不同，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一般可以化分成三類。一類是最普遍的研究方法即哲學方法和邏輯方法，它適用于一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等）。二類是適用于各門自然科學的一般研究方法，例如觀察、實驗（試驗）、模擬、數學等方法（廣義的觀察、實驗和數學等方法，研究社會科學也需要）。三類是適用于某一門或幾門自然科學的特殊研究方法，例如在生物學研究中運用解剖法研究生物的構造和功能的關系。根據人類認識過程的發展順序和深度不同，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又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通過科學觀察、實驗、模擬、調查獲取感性經驗材料的基本方法———經驗方法。二類是通過對科學技術研究資料的加工得出科學結論的基本方法———理論方法。例如科學抽象法、各種邏輯方法、想象和靈感、數學方法、科學假說等等。由此可見，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層次性，且在每個層次里，經驗法和理論法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例如在許多基礎科學理論研究中，研究者將研究工具、儀器設備作用于研究對象從而獲得第一手事實材料，在這一階段研究者使用觀察實驗和模擬等方法。然后研究者運用經驗方法進一步將事實材料進行加工和整理。再次研究者把通過經驗方法加工獲得的事實材料，通過科學抽象，使用數學、邏輯、模型、歸納、演繹、假說、等方法上升為科學理論，這個階段所使用的方法即為理論方法。因此可以看出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是呈立體網絡狀結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包括三大領域———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本身、與之相關的統計方法以及計算機統計軟件的應用（如SPSS）。社會科學的研究目的有探索、描述、解釋和評價四種。科學家在進行探索性研究時，往往采用定性的方法。問卷調查、實地研究、內容分析等在描述性研究中較為普遍使用。解釋性研究常常需要運用相關性分析、線性回歸等方法進行。而評價研究則較多的采用實驗研究和比較研究。可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結構是平面化的。社會科學在研究過程中雖離不開理論思維方法，但更多運用的則是感性認識的方法。社會科學試圖說明個人和群體的動機和行為，以及社會制度對它們的影響等復雜現象。這些現象往往不能在人為控制的條件下直接觀察到或者加以量化，而更多的是依賴于人們的感性認識。因此，社會科學的研究呈現出大體上以感性方法為主，理論方法為輔的平面結構狀態。

2研究方法的特性不同

2.1剛性與彈性自然科學較為關注數據，它總是在受控的條件下收集數據，并把數據作為檢驗理論的一種方法。其研究結果具有很強的可檢驗性。在同等的條件下，運用適當的方法，得出的結論大體上是一致的，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很高。這是因為，不同的研究者在運用同一種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時要求嚴格遵循方法本身所給出的規則，也就是說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剛性。而社會科學的很多研究，盡管在同等條件下，運用同樣的方法，得出的結論并不是唯一的。例如，兩個研究者在同一時間運用同樣的方法———比較法對相同的兩個社會群體的文化心理進行比較研究，得出來的結果卻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在比較對象時，待入了不少主觀選擇性，所觀察和比較到的結果自然不一樣。可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彈性。

2.2精確性與價值性自然科學的研究強調在同樣條件下運用同一方法的可檢驗性，也就是說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更具有精確性。其研究結果依賴于實證數據的支撐。例如，在經典數學中，科學家用微積分方程將力學、熱力學、電磁學等等的基本規律一一地表示出來，然后運用這些微積分方程去解決問題。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之所以具有精確性，是由于它本身的研究對象和目的決定的。在對自然現象的性質和運動規律的描述中，往往描述的是量的關系。事物的量雖然常常以變化的形態出現，但這種處于變化形態的量，在每個確定的條件下，也是有確定的值的。即使是數學中的概率與統計規律，其量的變化也是有規律的。與自然科學不同，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人們的價值觀對研究目標、研究工具、研究路徑的選擇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研究者在探索中滲透著個人的價值觀，在數據中參雜著個人意愿。例如，為了考察城市居民對外來流動人口的接受性程度，我們可以采取問卷調查與訪談相結合的方式。首先問卷的設計就會因人而異。由于研究者對這個題目的主觀感受不同，所以所設計的題目的側重點和考察點就會有很大差異。有的從鄰里關系的角度來考察，有的從城市居民對外來人口的評價來考察。其次，訪談中，即使訪談的提綱一樣，調查者在記錄被訪者的回答時，也會因為個人價值的差異而使得記錄的側重點完全不同。調查很容易被個人情感所驅使，對受訪者產生同情、憐憫等心理。雖然社會科學研究一再強調價值中立，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的價值性不可能完全的消除。

3結束語

第2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比較范文

關鍵詞：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 客觀性 意識形態

社會科學在西方哲學研究中是一個比較活躍的領域，但在中國研究則還是剛剛起步，還不像其他哲學門類那樣已有大量的現存材料和研究框架，甚至它的方法和原則還在建構之中。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的問題比較多，包括合理性原則問題、整體論、還原論等問題。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問題也一直是困擾社會科學哲學家一個主要問題。

在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方面，一般人認為社會科學不如自然科學那么客觀。歷史決定論者主張在社會科學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觀性，如果社會科學家有意圖的進行預測，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自身的利害關系來進行行動。這種價值判斷就會影響預測本身的內容，給預測內容的客觀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

在社會科學家那里，這其實也就是一個關于社會科學對象的特殊性問題，可以表述為："與自然科學所界定的自然世界不同，社會科學的對象領域有其自身的特點：不僅研究對象包括了研究者本人，而且被研究的人還能夠與研究者展開各種各樣的對話或辯論。在自然科學中，辯論的問題通常無須訴諸于對象的觀點就能夠加以解決。而研究對象的可變性和與被研究者的對話必然會影響到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問題。

在科學研究中，自然領域通過偶然事件呈現給我們，科學研究則揭示出偶然性背后的規律。偶然事件及其內在必然性構成了科學研究對象的客觀性。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客觀性則要更復雜一些，在研究對象中，一部分是人的有預期目的的活動，這一活動帶有人類精神特有的各種豐富的特點，是人之外的自然界所沒有的，這就構成了社會科學的獨特性。另一方面，這種有預期目的結果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各種目的期望的互相抵消，總是超出于任何現實的預期目的之外。所以，在研究中，社會科學的研究與無意識的自然界一樣，也具有內在規律支配的客觀對象。

近代以來，由于自然科學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經驗的、實證的研究方式，也對人類理性產生巨大影響。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以孔德、斯賓塞為代表的實證主義思想家們推崇經驗科學的研究方法，主張用自然科學的模式與方法來建立社會科學.力求使社會科學也成為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他們認為社會科學家的任務應該是描述客觀事實，只研究社會現象"是怎樣"的，只對社會現象做出事實判斷，不應該對社會現象做任何價值評價，以此保證研究結果的客觀性和科學性。這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經過不斷發展和演變在西方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社會科學面臨的一大難題是怎樣才能保證研究的客觀性，使自己成為真正嚴格的科學。對此，近年來一部分研究者給出的答案是"非意識形態化"，認為社會科學研究惟有拒斥意識形態才具有真正的客觀性和科學性。那種認為要保持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必須避免社會科學的意識形態化，必須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拒斥意識形態的說法，其實并不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新方法。當代中國出現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非意識形態化"主張事實上也是受其影響的產物，或者可以說它也是出現于近代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某種延續或變形。

現今持社會科學研究"非意識形態化"觀點的人實質上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缺乏準確的認識，他們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是沒有理性和思維的自然界，它沒有對象意識和自我意識；而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則離不開現實的活動著的人。正如恩格斯指出："在社會歷史領域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這就決定了社會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價值無涉"成為一種美好的幻想。具體來說：

第一，認識本質上是主體對客體的反映，但這種反映不是被動地接受，而是一個能動的創造過程，內在地包括選擇和建構。社會科學研究中他既是研究活動的主體，同時又因為自身是研究的社會現象的參與者，因而也是研究活動的客體。因此，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可能采取純客觀的立場、他必然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把他所固有的、與其所屬的社會集團相關的政治傾向、價值觀念、宗教情感等意識形態帶進社會科學研究之中。這樣，在從研究對象選擇、到材料收集整理、再到形成研究結論的整個研究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都會帶有一定的價值傾向。

第二，由于社會科學研究的是現實的活動著的人，因而研究者在獲取被研究者信息的同時，被研究者也在獲取關于研究者的信息。研究者在對研究對象進行考察時，難免影響研究客體，使被研究者在獲知研究者的目的意圖后，會評價這一研究對于自身的利害關系，從而改變自己的正常行為或狀態。更為重要的是，被研究者還可以反作用于研究者，使后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被研究者的思想、情感、價值觀念的影響，以致用被研究者的眼光去看問題。上述兩種情況都可能使社會科學研究從獲取、整理資料，到提出研究結論，不僅會受研究者思想觀念的影響，被研究者的意愿也會透過研究者在其中打上烙印。

第三，人類社會從宏觀上看具有內在的客觀規律，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但就具體的歷史進程而言則又充滿著歷史的偶然性。這就使得以各種社會現象和社會事件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不僅要求真，還要向善求美，不僅應該是一個知識體系，還應是一個價值體系。從求真的角度看，人是一切社會活動的主體，任何社會現象和事件都與構成這一現象和事件的人的行為有關，離開了人及其活動，也就無所謂社會現象和事件，而人的行動總是在一定的觀念、理想、價值指引和驅使下做出的。這里，意識形態不僅是以個性化了的精神的東西在支配人的行為，而且也是作為客觀化的精神形態（即作為意識形態的理想、觀念、價值等滲透于科學、文化和群體意識之中所構成的人們活動的客觀文化背景）對人的社會生活產生著作用。可以說社會現象的特點就是與價值、意識形態的高度相關性，拒斥意識形態恐怕很難最終認識社會現象和事件。從向善求美看，研究社會現象和問題必須探討人的行為所表現出的價值，為了理解這種價值又必須探討行為者是在什么觀念驅使下做出行動的，這就必須借助價值判斷，遵循一定價值觀等意識形態來理解和解釋社會現象背后隱藏的意義。

第3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比較范文

一、韋伯方法論產生的思想淵源

首先是稱為“自然主義”的社會科學形態。以霍布斯和笛卡爾為首的物理代表，構造了相應的自然主義社會形態。自然主義是指社會科學家盲目模仿自然科學的方法和語言，用自然實體、自然因素和自然規律來解釋人類社會。大約自16、17世紀以來，自然科學一直左右著人類全部的思想主義，自然主義成為近代社會科學的主要潮流。

其次，從18世紀開始，產生了對自然主義和客觀主義的批判，以意大利思想家維柯、英國哲學家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為代表的想象科學、主觀主義、懷疑主義。維柯認為笛卡爾的知識論單純的指向了數學和物理學，忽視了人類活動的其他領域，在批判的同時，確定自己的方法論原則。維柯認為，我們能夠確切知道的只是我們認知者本人所創造或制造出來的東西，歷史是人創造的，所以我們可以認識歷史，而大自然不是我們創造的，因此我們人類的理性是不能獲得對于物質實在的清楚認識，而歷史學的方法是想象，通過想象，研究歷史和文化事件，也能給人以象笛卡爾給數學和物理一樣確鑿有效的知識。因此他以想象科學來批判自然主義。同時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的主觀主義也是對近代自然科學尤其是心里學的一種總結。

二、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簡單介紹

韋伯對當代社會科學和社會思想做出的巨大貢獻主要是其方法論學說。他的方法論主要集中要解決四個問題：一是社會學家如何去認識社會：即用“理解”的方法；二是社會學家應采取何種態度，即“價值關聯”和“價值中立”的原則；三是社會科學應采用何種普遍適用的方法，即“理想類型”；四是研究社會的主要著眼點是什么，即“社會行動”。

在《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和“客觀性”》一文中，韋伯指出：社會科學的對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規定包含著兩種基本的要素，即價值和意義。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研究的對象也是實在，而實在之所以進入社會科學的領域成為文化科學的對象，并非因為它原來就如此，而是因為它在與研究者的價值關聯中變得重要了，它便對我們有了意義。實在本身絕非當然的文化現象。韋伯強調指出：“任何文化科學的先驗前提，不是指我們認為某種或任何一種一般的文化有價值，而是指我們是文化的人類，秉具有意識地對世界采取一種態度和賦予它意義的能力和意志”。而因價值關聯有意義的文化事件總是個別的現象，這不僅指它是一次性發生的事件，因而具有獨一無二的性質，而且還意謂它始終與特定的價值觀念相關聯而產生特殊的意義。這種雙重的個別性決定了如下一點：人們無法用自然科學的認識方法即建立精確地自然規律的方法來達到文化科學的認識目的。

綜上可以看出，韋伯的方法論對當代社會科學的發展有著巨大的貢獻，但韋伯德爾方法論在有重要意義的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它充斥著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矛盾，但卻又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論學說，雖因本身的矛盾性，受到后來各個社會學家的質疑，但韋伯所創立的方法論學說對后世的影響還是非常深遠的。

三、馬克斯?韋伯與馬克思

第4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比較范文

一、社會科學查新薄弱的原因

(一)職能部門缺乏引導，查新機構疏于宣傳

目前，社會科學查新的重要性尚未引起社會科學管理部門的重視，要求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查新的管理部門非常少見，據有關資料顯示，只有山東省社科聯、河南省教育廳等單位社科成果獎申報要求查新［6］。目前，科技查新機構滿足于現狀，對查新站的長遠發展、查新業務的進一步拓展等缺乏深層次考慮。在查新站成立初期，其為了查新業務的開展或查新任務的完成，還比較注重查新對外宣傳，但當業務量較多時，便停止對外宣傳工作或很少進行宣傳。社會科學研究管理部門對查新工作缺乏引導，加上查新機構又疏于宣傳，這導致社會科學查新和自然科學查新在科學研究領域的認知度都較低。根據筆者在工作實踐中的隨機調查，不少委托人并不真正了解查新，甚至有人認為查新等同于文獻檢索或學術不端行為檢測等。

(二)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對查新員知識素養缺乏信任

高校查新站均設于圖書館，長期以來，學校圖書館相對于機關、教學、科研等核心部門來說，一直處于邊緣地帶而不被重視，社會對其認識也存在一些偏頗，其往往被看做干部家屬收容所或者是解決高學歷人員家屬就業的地方，進入圖書館工作的高學歷人員也往往缺乏職業自豪感和工作積極性，這導致圖書館很難吸引高層次、高素質人才，人才隊伍文化素質參差不齊。查新站作為附設于圖書館內的一個機構，在外人看來，查新員的文化素質等同于圖書館員的素質，科研人員不可能相信文化素養不高的查新員會做出高質量的查新報告，更不奢望質量不高的查新報告會對自己從事的科研有幫助。因此，現在絕大多數的科研人員委托查新機構做查新報告是迫于科技管理部門的行政命令，一旦這些行政命令被取消，主動委托的查新將會減少。

(三)查新報告質量水平不高

為了避免重復、抄襲等科研行為，加強創新，有個別社會科學管理部門要求科研項目在成果鑒定或申報獎勵時先行查新，借助這一規定將可進一步推行社會科學查新工作。但主要由于以下原因，制約了社會科學查新報告的質量。首先，一名合格的查新員應該具有與查新委托人相同或相近的專業背景或學科背景，懂得科學研究的途徑與方法，此外，還應該具有高于用戶的信息素養、文獻分析和綜合對比能力。但由于條件的限制，不少查新員難以達到以上要求，綜合素質與查新服務的知識要求不匹配。其次，社會科學查新方法不明確。目前，相關部門尚未設立專門的社會科學查新機構，也沒有現成的社會科學查新方法可借鑒，一般是科技查新機構受理社會科學查新項目，其基本上是按照科技查新的現成辦法進行社會科學查新工作，但“人文社會科學的創新與科學技術的創新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7］。因此，社會科學查新與科技查新方法也應該有異同，完全按照科技查新的方法進行社會科學查新是不合理的，這會影響社會科學查新報告的質量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社會科學查新工作的推行和發展。最后，查新機構社會科學文獻資源難以滿足查新的需要。“任何一種具有創新意義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都必須以掌握某一領域的社會科學文獻信息資料作為起點。”“收集、掌握和利用與研究課題有關的文獻信息資料，是從事社會科學創新的基本功，這一基本功貫穿于社會科學研究的全過程，在知識更新周期不斷加快的社會信息化時代，尤其如此。”［8］社會科學創新對文獻資料依賴性較強，這對社會科學查新機構的文獻資源建設提出更高要求。如前所述，目前不少查新站文獻資料較缺乏，并且中文文獻資源較多，外文文獻資源卻較缺乏。

二、高校社會科學查新的發展對策

(一)充分發揮社會科學管理部門的引導作用

推動社會科學查新工作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科學管理部門的引導。社會科學管理部門應明確認識查新的地位作用，認識到查新能夠避免科學研究的低水平重復，能夠保證科研成果鑒定、獎勵等的科學性和公正性，以減少不必要的科研經費投入。在對此有正確認識基礎上，社會科學查新管理部門才能自覺地重視查新，從而進行宣傳、引導與監督管理工作，使得社會科學查新成為科研立項、成果鑒定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圖書館和查新機構應積極主動地加強與科研管理部門和院系科研人員的交流和溝通，通過網站、博客、宣傳冊等多種渠道向管理部門宣傳查新工作的意義、工作流程、查新手段和方法、查新團隊等，通過切實的服務效果，引起科研主管部門的重視，讓科研主管部門切身感受到查新的重要性，以充分發揮科研管理部門引導作用，從而影響其管理決策。

(二)依托自然科學查新，帶動社會科學查新的發展

我國科技查新發展至今已有20余年的歷史，各種級別、專業分工的科技查新機構遍布全國各地。以高校查新機構為例，至2011年4月，至少有210家高校圖書館開展查新服務，有140家具有不同部門授予的查新資質［9］。其中，至2012年12月僅教育部在高校圖書館設立的教育部部級科技查新工作站已達84所［10］。這些科技查新機構在高校科研立項、成果鑒定、申報獎勵和專利申請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基于此，可以依托自然科學查新帶動社會科學查新的發展。1．依托自然科學查新，宣傳社會科學查新。依托自然科學查新取得的成績以及經驗，查新機構可以通過實在的服務，使研究人員認識查新、認同查新。同時，通過網站、博客、宣傳冊等多種渠道，及時向主管部門和院系科研人員以及廣大師生宣傳科技查新的效果，擴大查新工作的社會影響。2．依托自然科學查新，培養社會科學查新人員。在現有科技查新機構中，相當一部分有社會科學專業背景的查新人員在從事自然科學查新，這意味著有社會科學專業背景的查新員每年也要完成大量的自然科學查新報告，這對于專業背景不相符的部分查新員來說加大了工作的難度，而查新報告的質量也難以得到保證。自然科學查新與社會科學查新有一定的相同之處，有社會科學專業背景的人員在從事自然科學查新工作實踐過程中已經積累了一定的查新知識和經驗，基于此，科技查新機構應該對具有社會科學專業背景的查新員進行專門培養，通過培訓，使其盡快適應社會科學查新工作，成為符合社會科學查新需要的專門人才。推行并發展社會科學查新，對查新站來說，是拓展了業務，而對查新員來說，則是學有所用，充分發揮專業特長。

(三)采用靈活多樣的查新服務模式

推行社會科學查新，應該采用靈活多樣的查新服務模式。第一，被動的陣地式服務與主動的推送式服務并行。目前科技查新一般采用被動的陣地服務模式，查新人員在固定的辦公室等待客戶上門，主動性不強。社會科學查新在缺乏社會科學管理部門專門規定的情況下，坐等查新上門的被動式服務顯然難以推進查新工作的發展，社會科學查新員應該改變傳統的服務模式，樹立學科機構為學科用戶服務的自覺性、主動性觀念，樹立營銷理念和公關意識。社會科學查新員在做好陣地查新服務的同時，應該走出圖書館，主動與院系科研人員聯系，了解其科研情況、課題進度等，根據其信息需求，提供主動推送式的深層次查新服務。第二，有償服務與無償服務并行。根據《科技查新規范》規定，科技查新業務實行有償服務。根據當前的客觀實際情況，在社會科學查新開展初期，可以將其作為學科服務的一部分，提供無償服務。如主動為部分國家或省部級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提供無償查新服務，分析查新課題與非查新課題在科研立項中標率、成果鑒定通過率方面的差異，使科研人員真正認同查新在科研課題中的作用，取得科研人員的認同，進而促使查新工作正常有序地開展。

(四)加強社會科學外文數據庫建設，提高查新員外文文獻檢索技能

加強國外查新，提高查新服務的層次，應該有充足的外文文獻資源作保障，因此，高校查新機構應該對人文社科文獻需求進行調查分析，掌握文獻資源的需求情況與特點，加大外文數據庫的引進力度，在文獻資源的占有方面取勝，為社會科學查新提供堅實的文獻支持和保障。據研究，我國考古學、中國文學、宗教學、歷史學、民族學、圖書館學、情報學與文獻學、新聞學與傳播學等人文社科學科的外文文獻引用率都較低或很低［11］，有些是因為學科性質決定，而有些則是因為社科研究人員外文文獻資源的掌握程度較低所致。針對上述問題，查新機構應該提高社會科學查新人員的外文翻譯能力與外文文獻檢索能力，提高國外社會科學查新的數量與深化服務層次，以協助科研人員及時了解最新的國際研究動態，以避免或減少重復國外研究者已做的工作，加強科研創新。

(五)提高查新報告可信度，激發用戶隱形需求

與其他信息需求一樣，科研人員的查新需求也表現為當前需求和潛在需求，當前需求一般是迫于行政命令、已經表達出來的查新需求，屬于被動查新，而潛在需求是真正為了科研需要，但尚未表達出來的查新需求，是主動查新。用戶對社會科學查新的需求程度，取決于科研人員對這一工作和服務的了解和認同，高質量的查新服務不僅可以滿足科研人員的當前需求，還可以最大限度地激發用戶的潛在需求，引導用戶將潛在需求轉化為當前需求。反之，低水平的查新服務不僅難以激發用戶的隱形需求，還會抑制用戶的當前需求。所以，查新機構應該通過各種途徑，提高文獻資源的擁有量和查新報告的質量，提高查新員的素質以及查新報告在科研人員、評審專家、管理部門的可信度，使各類用戶都能從實實在在的查新服務中得到實惠，做到既能滿足查新用戶當前需求，又能激發用戶隱形需求。

(六)深化社會科學查新研究，建立科學的查新體系

第5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比較范文

關鍵詞：地方綜合性大學；通識教育；人才培養模式；課程設置

一、寧波大學開展通識教育的實踐

通識教育成為近年來國內高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一個熱門話題，一些高水平大學近年來積極推行通識教育，一些地方高校也在試點開展通識教育。

寧波大學從2000年開始全面實施基于“平臺＋模塊”課程結構體系的人才培養模式，經過多年實踐，已成為學校的辦學特色。2006年，學校提出培養“面向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具有‘人文精神、創新精神、實踐應用能力、社會適應能力’的創新型人才”。圍繞這一人才培養目標，學校實施了新一輪的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和培養方案的制訂。

學校在新一輪人才培養模式改革中，在原來課程體系基礎上，通過完善課程結構，形成由思政與通識教育課程、學科教育平臺、專業教育平臺以及專業方向模塊組成的新“平臺+模塊”課程體系。同時，進一步拓寬了培養口徑。學生入學后的第一學年以學科大類組織各類教學活動，完成相關學科教育平臺課程的學習。

在新一輪培養方案的設計中，設置通識教育課程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改革之舉。學校明確提出要“重視通識教育，夯實基礎知識，強化綜合素質，體現通識教育不斷線，力求實現多學科交叉的寬口徑培養”。

寧波大學作為一所地方綜合性大學，不僅具有學科門類齊全的優勢，而且有師資、課程等方面的有利條件與豐富的辦學資源，適合開展通識教育。而且，經過多年來文化素質類課程的改革實踐，積累了許多有益的教學經驗。在此基礎上，通過課程內容的整合與重組，完全有可能建立起科學合理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

建立通識教育課程體系的指導思想是實現學生拓寬基礎、溝通文理、增強能力、健全人格的目的，使學生全面理解人類社會及科學技術的發展規律，掌握各類學科的基礎知識與技能，形成均衡的知識結構，獲得必要的能力訓練，具備創新的綜合素質。按照新的培養方案，思政與通識教育課程學分約占專業總學分的25％左右，四年制本科專業42學分，其中必修課32學分，選修課lO學分。必修課包括：思想政治理論課(簡稱“兩課”)16學分、大學英語8學分、計算機應用基礎(一級)2學分、大學體育4學分、軍事理論與軍事技能訓練各1學分。另外，還要求學生在全校開設的所有課程中任意選修8學分及以上，修讀的課程多數也是通識教育課程。

二、通識教育課程的領域與類型劃分

美國大學一般按照科類來劃分通識課程領域。如哈佛大學將通識課程分為6類：外國文化，歷史研究，文學和藝術，道德推理，自然科學，社會分析：麻省理工學院分為4類：自然科學，人文、藝術與社會科學，科學與技術，實驗：威斯康星大學分為5類：定量推理，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種族研究；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分為3類：人文科學基礎，社會與文化基礎，自然科學探究：芝加哥大學分為3類：人類與文明研究，自然科學與數學，社會科學；康乃爾大學分為4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定量分析。可見，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是美國高校中最常見的通識課程領域，另外，文化、藝術類通常也作為獨立領域。

我國臺灣地區高校一般也按照科類來劃分通識課程領域，其中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是最主要的領域。如臺灣大學將通識課程分為4類：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生命科學、物理科學；臺灣東海大學分為5類：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生命科學、管理科學；臺灣國立清華大學分為3類：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

寧波大學參照國內外高校通識教育課程的設置情況，按照本校學科特點和綜合素質培養的需要，分為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綜合等五個板塊(領域)。人文科學板塊包括語言、歷史、哲學、文學、藝術、中外文化等方面的課程：社會科學板塊包含思想政治、法律、軍事、體育、衛生、心理健康、經濟、管理、教育等方面的課程；自然科學板塊涉及數學、物理、化學、力學、生物、醫學等學科的課程：工程技術板塊涉及機電產品、信息技術、資源環境、安全、房屋建筑、海洋工程等工科類的技術與技能課程；綜合板塊主要是學科綜合的課程，或者不屬于以上四個板塊的其他課程。

通識教育課程按照不同的分類方法，可以分成不同的類型。如按照修讀方式劃分，可以分為必修通識課程與選修通識課程：按照課程的內容，可以分為基礎技能類通識課程與知識類通識課程。在寧波大學通識教育課程類型中，除自然科學、綜合兩個板塊僅含選修課外，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板塊均分必修課和選修課兩部分。選修的通識教育課程按照教學目標、內容的性質特點劃分為導論型課程、經典著作選讀(導讀)型課程、專題研究型課程、方法經驗與技能型課程、其他型等課程類型。導論型課程著眼于相關內容的概述，涉及的知識點廣而寬；經典著作選讀(導讀)型課程重點就各學科的中外名著進行導讀、講解、剖析，幫助學生理解其深刻的文化底蘊；專題研究型課程結合教師的有關科學研究，就某一特定問題作專題介紹；方法經驗與技能型課程著眼于有關科學方法、思維方法、操作技能以及相關工作經驗的傳授與掌握；其他型課程指不屬于以上四種類型的課程。

三、通識教育課程設置的原則與課程的申辦、審議與更新制度

通識教育課程，簡稱通識課程，是指根據通識教育的目的和所要達到的目標而設計的課業及其進程的總稱。美國學者亞瑟?萊文(Arthur Levine)認為：“通識教育是指大學本科課程中全校共同性的、內容有一定寬度的部分，它通常包括對若干學科領域有關課程的學習，試圖為一所學校中的全體學生提供一種應當共有的本科訓練”。

對于通識教育課程的設置，寧波大學提出應該遵循以下一些原則。下面對這些原則進行說明并分析：

1、充分利用綜合性大學的優勢和資源，全面設置涉及各大學科門類的通識教育課程。這一原則體現了綜合性大學開展通識教育的優勢，學校鼓勵各院系積極開設通識教育課程，使課程數量豐富、類型多，滿足學生修讀的要求。學校計劃通過幾年的努力，逐步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各板塊中各設置150門以上課程，以確保全校學生有足夠的課程選擇空間。思政與通識教育課程是在原來的公共基礎平臺和文化素質類課程基礎上改造發展而來的，所以學校提出要改造、吸收現有公共基礎平臺課程和文化素質類課程，但課程要重新申報并通過審核，方可列入通識教育課程范圍。

2、課程的設置體現基礎性與廣博性相統一，整合課

程內容，由淺入深、分層次重組課程內容體系。這一原則體現了對通識教育課程內容的要求，通識教育課程具有一般特性，如非專業性、基礎性、適應性等，其中導論型課程、方法經驗與技能型課程一般是通識教育課程的主要部分。我們認為通識教育課程不能只是普及性、入門性的概論課程，所以鼓勵設立專題研究型課程，對有關內容適當加大難度，使學生能在普及的基礎上有所提高。為了適合不同基礎、不同需要的學生修讀，實施因材施教，學校對部分課程分層次重組課程內容體系。另外，學校特別強調深化教學方法的改革，鼓勵采取啟發式、互動式、案例式等教學方法，開展研究性學習。

3、課程形式實現小型化、多品種。學校要求選修的通識教育課程學分一般不超過2學分，鼓勵開設1學分甚至0.5學分的超小型課程。這一原則是針對通識教育選修學分有限的情況提出的，這樣能使學生有機會修讀更多的選修課，同時也促使教師進行教學改革，減少知識內容的傳授，避免出現通識教育課程的知識化傾向。

4、課程實施四年貫通，堅持通識教育不斷線。一般情況下，通識教育課程每學年滾動開設，大力鼓勵有條件的課程每學期滾動開課。這一原則與其他一些高校將通識教育集中安排在前一、二學年的做法明顯不同。我們認為：通識教育不能簡單地被認為是大學本科的基礎教育，應該貫穿于學生學習的全過程中，使學生的學習能在通識教育的模式下進行。

為了鼓勵各學院與教師積極開設通識教育選修課程，學校實行課程申報制度。學校向各學院征集通識教育選修課程，各學院組織教師積極申報。為了有效引導，確保深度與廣度和合理匹配，學校對各板塊通識教育選修課程的類型規定了一定比例的要求。從申報情況看，教師申報通識教育課程積極性非常高，共申報了899門通識教育課程。按照課程板塊，申報課程數量從多到少分別是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程科學，總體數量與比例相對還是比較合理的。但從課程類型來看，申報課程類型與設置要求有一定的差距，經典著作選讀(導讀)型課程明顯偏少，方法經驗與技能型課程偏多。

為了保證通識教育課程的質量，學校實行課程審議制度。學校按通識教育選修課程的板塊成立審核專家組，進行課程分類審核。所聘請的專家大都是學校本科教學督導委員會、教學委員會的委員，具有教授職稱。專家組對所申報的通識教育課程審議從嚴把關，以確保課程質量和教學質量。審議的主要依據：一是課程的教學目標應符合通識教育課程的培養目標，體現學科交叉，有利于學生綜合能力和素質的提高；二是課程內容體系具有一定的系統性，相對比較成熟，符合通識教育選修課程類型設置要求；三是課程所面向的學生應具有必要的基礎知識；四是課程的任課教師應具有較高的教學水平高。經過嚴格審核，有281門課程入選學校首批通識教育選修課程，只占申報課程數的31％。按照板塊劃分：人文科學103門，社會科學64門，自然科學45門，工程技術45門，綜合24門。按照類型劃分：導論型98門，經典著作選讀(導讀)型27門，專題研究型69門，方法經驗與技能型75門，其他型12門。

另外，我校將對通識教育課程實行每學年更新制度。包括課程的新增與刪減，以及已有課程的教學內容、學時、學分的變更，每學年的第二學期各學院對通識教育課程的新增、刪減、變更進行申報，學校組織專家組對所申報的課程進行審議，確定下一學年的通識教育課程。

四、對通識教育課程修讀中一些問題的探討

為開闊學生視野，掌握各類思維方法，實現跨學科交叉，拓寬知識基礎，學校提出學生修讀通識教育選修課程的基本原則是“文理滲透、理工結合、學科交叉”。具體而言，要求文科類學生在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板塊各修讀2學分以上的課程；理工科學生在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類各修讀3學分以上的課程，以充分體現跨學科交叉的綜合素質培養。同時，學校要求所有學生應在經典著作選讀(導讀)型和專題研究型選修課程中至少修讀2個學分。國內外高校對通識教育選修課程修讀大都也有類似規定，只是規定的學分數或課程數不同而已。

學校提出通識教育課程修讀實行“遠離原則”。即學生修讀通識教育選修課程須遠離本專業，否則不能計入通識教育選修學分。我們認為確立這一原則是非常有必要，可以對學生選修通識教育課程起到指導作用。其實，在國內外的一些高校也有類似規定。如哈佛大學規定“學生必須在11類核心課程中的8類選課，以滿足核心課程的要求。因為核心課程的目的是擴展學生的視野，學生必須在8類課程中每一類選一門課，而這8類必須是跟他們所學專業離得最遠的。”如武漢大學規定“學生修讀與本專業重復或相近的課程所獲學分，不計入通識教育學分。跨領域選修課程所獲學分，則均予以承認。”

第6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比較范文

關鍵詞：學科屬性；科學性；人文性；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8（03）-0110-08

一、引言

一般地，從科學的內涵以及科學研究的目的來看，經濟學本身可以被視為一門科學，因為經濟學本身也是有助于認識、預測經濟現象乃至指導經濟活動的理論體系，但問題是，經濟學的科學性與自然科學所崇尚的科學性是否一致呢？是否就是體現在它的數理程度上或者體現在客觀性的“硬”度上呢？當前主流經濟學極力崇尚數理模型和計量分析，但經濟學果真變得更加客觀和科學了嗎？按照達斯頓的看法，客觀性的理解本身有三個角度：本體論的客觀性是關于世界的，機械論的客觀性是關于壓制普通的人類判斷傾向和審美傾向的，透視法的客觀性則是關于消滅個人（或偶爾是團體的，正如擬人論的民族風格類型一樣）的特質的；而且，透視法的客觀性，既在概念上也在歷史上區別于追求現實最終結構的客觀性和本體論方面，也區別于禁止在對科學的結果所做報道和描述中作出判斷和解釋的客觀性的機械論方面。顯然，達斯頓的看法了一直將“科學”等同于客觀性的普遍認識，客觀性的含義本身就是多重的，從而揭示了數量經濟學中潛含的修辭。事實上，透視法的客觀性本身就主要是在18世紀后葉的道德哲學中而不是自然哲學中發展起來的，因而它將對客觀性的關注重新納入到社會環境和研究者所凸現的民族精神之中。當然，主流經濟學中修辭以及透視法的客觀性在某種意義上是與西方社會的自然主義思維相對應的，西方的自然主義將一切自然的和社會的都視為有其內在客觀規律的，它都是上帝創世時就定下的，例如，米洛斯基就認為，“客觀性這個觀念與西方歷史上對擬人論和人類中心論的禁止有著密切的關系。它們始自于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的對將人類的屬性歸因于上帝的批評，并且作為一種對活力論、目的論和自然神學的一種逃避繼續進入現在時期”［1］。

然而，正是對于自然哲學的狂熱造成主流經濟學對“客觀性”的追求，并且，還逐漸把這種客觀性導向了機械論的客觀性，從而扭曲了對客觀性的理解。事實上，自從經濟學從古典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轉向了“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之后，由于受牛頓革命和物理學發展的影響，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經濟學開始把自然科學視為經濟學的發展之路，試圖構建像“physics”（物理學）等自然科學那樣一種關于人類經濟社會運行內在法則的帶有“ics”詞綴形式的“economics”的“科學”［2］。為此，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方面試圖通過將經濟思想的數理模型化以及實證分析的客觀化來發展成一門硬科學，另一方面則盡量避開倫理判斷而公開聲言要“價值中立”。例如，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就公開表明，要把經濟學構建成一門實證科學，其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套理論或假說，來對尚未觀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義的推測；同樣，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公開聲言，“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對價值判斷是中性的”［3］。正是在極端強調客觀和中立的情況下，20世紀3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就極力模仿自然科學而加速走上了數量化的道路，并在特定的引導假定下試圖運用一些一般性的工具和“不言自明”的原理來演繹分析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問題；而自20世紀90年代西方主流經濟學被引進到中國以來，國內那些自稱從事“主流”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就把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奉若神旨，極力排斥經濟學的思辨性和倫理學內容而強調實證分析，并大肆宣稱他們所構建的數理模型和實證分析就是Science，是客觀的。問題是，這種“客觀性”真的存在嗎？米洛斯基指出，“現在是放棄‘科學’以解決客觀性問題這一思想的時候了，這主要是因為不存在單獨的這樣的問題要解決”［1］。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任何社會現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存在與其他現象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正因如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主流經濟學所宣稱的客觀性，其中首先就經濟學的學科特性及其他相關特征作一剖析。

二、經濟學的雙重屬性及其研究思維

由于科學僅僅體現為主體基于特定視角對客體的認知，因而科學必然具有主觀性；而且，由于不同科學所面臨的對象和目的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科學所體現的主觀性又存在某種差異。特別是，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這兩大研究客體存在明顯不同的特點，有關它們的研究目的也不盡相同。正因如此，學術界又進一步把科學分為兩大類：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其中，社會科學關注由人與人之間互動產生的社會現象，這種社會現象是內在于人之認知的，其背后的規律也主要體現人類的理想及由此產生的互動行為，人們之所以研究它是希望理順或改進社會現實關系以更好地實現人類的期望和理想，因而它往往被視為帶有人文性的學科。相反，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則是自然現象及其背后的規律，這種自然現象是相對外在于人類活動的，自然規律也具有獨立性，人們之所以研究它主要是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或適應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規律，因而它往往被視為更具客觀性的學科。同時，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涵蓋了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這兩個關系層面，涉及到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兩大領域。因此，經濟學本身也具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特性，這也是經濟學這門學科的性質定位以及經濟理論所具有的科學性和客觀性程度之所以常常會引起爭論的原因。一方面，盡管經濟學涵蓋廣泛，但不同學者所關注的主要領域和觀察視角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學者對經濟學性質的認知就會產生差異：例如，有的學者關注物質資源配置等私人領域的問題，因而他傾向于把經濟學視為自然科學；而另一些學者則關注社會制度等公共領域的問題，因而他也必然更傾向于把它看作社會科學。另一方面，不同歷史時期所面臨的主要現實問題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時期的經濟學所呈現出來的特性也就會存在很大差異：例如，古典時期所面臨的主要是社會制度等公共領域的建設，因而古典經濟學呈現出濃厚的社會科學特性；而新古典時期面臨的是如何有效利用既定資本的問題，因而新古典經濟學表現出強烈的自然科學特性。

當然，盡管對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客觀性特質的認知往往隨不同主體以及不同時代而有所差異，但是，不管在對經濟學性質的認知上存在何等的不同，經濟學都不能直接歸入自然科學的范疇。這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說明：（1）無論是人與自然之間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涉及到“人”，因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歸根到底是人的行為及其產生的社會現象，這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存在著根本性的區別，而與其他社會科學具有相通性；也正因如此，米塞斯就認為科學認識有兩個不同領域：自然科學和人類行動的（社會）科學，經濟學顯然應該歸屬后者。（2）主流經濟學極力鼓吹把自然科學所走的道路視為經濟學的未來之路，這也從反面說明了經濟學本質上不是自然科學，否則就用不著模仿了；更不要說，在西方自然科學也是其他社會科學仿效的對象，實際上，長期以來學術界就一直存在著能否將社會科學在某種意義上看成介于科學與文學之間的第三種學科的爭論。（3）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又經常把經濟學稱為介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學科，這里也是強調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獨特性，以及基于經濟學科學化發展的需要；之所以有此強調，根本原因在于，盡管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涉及到人與物以及人與人這兩個關系層面，但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經濟學主要關注人與物的內容方面。事實上，正因為經濟學屬于研究人類行動的學科，研究的是由人類行為所產生的經濟現象，而經濟現象本身又是與認知主體分不開的：不僅主體的行為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而且主體的認知也會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因此，對經濟學的定位還是要從社會科學來考慮。進一步地，由于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往往都潛藏著改造社會和指導實踐的目的，因而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也存在兩個明顯的階段：一是有關理想目標和假設前提的預設，這體現了不同認知主體對社會事物的本質認知以及社會理念和觀察視角的總結，因而帶有濃郁的主觀性；二是在既定預設前提下的分析結論和政策建議，這體現了認知主體的邏輯推理、檢驗論證和材料收集，因而具有很強的規范性。

顯然，正是由于不同個體在認知視角和研究思維上存在差異，對經濟現象背后之規律的探索途徑也就會存在差異；特別是，不同個體著重研究的問題也存在差異：有的人關注目的和預設的合理性，有的人則熱衷于邏輯推理的嚴密性。結果，在不同認知主體眼里，經濟學這門學科也就呈現出了相差極大的兩個基本特性，因此，即使撇開自然科學的考慮，那么對經濟學的理解也會存在這樣兩個研究視角：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①。一般來說，“人文科學”強調的是人文性，就經濟學而言，它側重于對理想目標和假設前提的合理性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思辨和探討，顯然，它把人作為思維的主體，存在終極的價值判斷，因而帶有某種感觀性和情感的色彩，注重的是思辯和溯源。例如，韋伯就指出，“任何一門關于人類文化生活的科學，其最根本的任務之一就是使人們對這些部分現實地、部分自以為是地追求著的‘觀念’達到精神上的理解”，這就要求“通過揭示并在邏輯上相互關聯地闡明構成或者能夠構成具體目的之基礎的‘觀念’，能夠使他根據聯系和意義認識到他所希求并在此之間作出選擇的各種目的”。相反，“社會科學”更為凸顯的是科學性，就經濟學而言，它關注的是在既定預設前提下如何嚴密而合理地得出更為廣泛的結論，顯然，它把人僅僅視為一個經驗客體，是自然的一部分，終極價值判斷是給定的，因而具有強烈的先驗理性和經驗實證的色彩，基本路徑就是向自然（科學）靠近。例如，韋伯也指出，在目的設定以后的價值判斷和批判也具有科學的性質，因為“這種批判只能具有辯爭的特性，即它只能是對在歷史給定的價值判斷和觀念中出現的材料作出的一種形式邏輯上的判斷，是根據所希求者的內在無矛盾性的公設對理想所作出的一種檢驗。由于它為自己設定了這一目的，它能夠幫助希求者對作為其希求之內容的基礎的那些終極公理、對他不自覺地由以出發或者必須由以出發的終極價值標準作出自我思索。當然，使人意識到這些彰顯在具體的價值判斷之中的終極價值標準，是它不用涉足思辯的領域就能夠提供的最后的東西。至于判斷主體是否應當遵循這些終極標準，是他個人的事情，涉及到他的希求和良知，而與經驗知識無關”［4］。

進一步地，對經濟學兩個階段的研究以及對經濟學特性的理解不同，不同學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很大的差異。一般地，根據人文（科學）的特征，思想和理論主要來源于研究主體的整合、判斷，往往萌發于書房、圖書館等讀書的地方，因而注重對前人文獻的梳理；同時，他們認為，對經濟學理論的理解是因人而異的，每個人根據自身的理解而行為，經濟學學習和研究的目的是提高個人的認知，因而強調經濟學的主觀性和規范性，尋找對既有事實和材料的重新理解。相反，根據（社會）科學的特征，思想和理論主要來源于數據的處理和客觀的實驗，往往萌發于實驗室、實踐調查等能夠收集和處理數據的地方，因而它更注重數據的收集和處理方式；同時，它把經濟學理論視為具有普遍意義，可以指導一切人的行為，從而經濟學的學習獲得一種一般性的技能，因而強調經濟學的客觀性和實證性，試圖通過新的事實和材料來發現理論。正因如此，相應于這兩個基本的分析視角，我們可以歸納出經濟學領域從事理論研究的兩種方法：厚積薄發和成規定制。其中，就基于人文的視角而言，由于它注重知識的繼承和積累，并試圖通過旁征博引而從更全面視角來分析問題和解釋現象，因而強調厚積薄發的研究態度；而且，由于這種思路試圖憑借主體的知性來剖析社會現象的本來面目以及現狀產生的內在機理，而對本質的認知本身就體現了觀察主體的主觀目的性，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經濟學視為規范性的學科。而基于科學的視角而言，它試圖從某些定理或模型出發，通過對所收集的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來發現規律，這往往被稱為成規定制式研究的方法；而且，這種分析方法往往要遵循一定的研究套路和規范，并相對集中于某些特定對象的研究，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經濟學視為實證性質的科學甚至蛻變為應用數學的分支。

其實，對經濟學的這兩個認知視角或認知階段及其認知差異也可以從經濟學說史中窺見一斑。古典主義時期，由于社會制度和市場機制還很不健全，人類的最大化行為主要與社會制度有關，因此，以斯密、穆勒和馬克思等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主要探究公共領域的問題，關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把經濟學當作一門具有強烈人文性的社會科學。同時，古典經濟學著力探究事物表象背后所隱藏的本質以及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機理，并以此為參照系來考察現狀以及剖析現象對本質的背離及其原因；顯然，由于本質本身體現了觀察主體自己的認知和觀察視角，本質也提供了已經被異化的事物回歸的基點，因而古典經濟學特別是仍然流傳至今的經濟學基本上是把經濟學視為一門規范性的科學。相反，隨著西方社會制度和市場機制的相對完善，人們就逐漸接受既定制度下的分配格局，并在此制度下尋求個人資源的最大化配置，因此，后來興起的新古典經濟學就逐漸把研究視角轉向了個人領域，關注個體如何理性地處理物的問題，從而把經濟學當作一門具有強烈客觀性的社會科學。也正是由于著眼于個體行為的分析，新古典經濟學開始把現存制度當成合理的存在，依靠直接的供求關系或者雙方的力量博弈來分析現狀的成因，并主要分析現存事物之間的功能聯系；并且，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于價格、貨幣等數字之間的邏輯分析，從而日益偏重于第二種路徑的研究，強烈主張經濟學的科學化之路。顯然，因為古典經濟學具有強烈的人文性特點，這種研究需要非常廣博的知識，需要知識的沉淀和積累，因而古典經濟學家基本都是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大家；相反，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具有強烈的科學性特點，這種研究需要的是嚴格的邏輯訓練和扎實的數理功底，因而新古典經濟學家基本都是出身于自然科學領域。

當然，需要指出，即使這里把經濟學歸為社會科學，也主要是強調理論發展過程中的科學化努力以及人們在社會認知過程中的演進性特征；但卻并不否認，在作為社會科學的科學特性與自然科學之間所存在的明顯差異，因為任何社會科學都有一個預設的目的，這個目的具有很強的主觀性。米塞斯就寫道，“當我們從外部接近自然科學的主題，我們觀察的結果是確立功能性的依附關系。關于這些關系的命題構成我們用以解釋自然現象的一般原理。一旦我們構建了這些原理的體系，我們作了我們能做的所有的事。另一方面，在人類行動的科學中，我們從內心理解現象。由于我們是人類，所以，我們能理解人類行動的含義，即行動者賦予他行動的含義。是我們能形成用以解釋性的現象的一般原理的正是對含義的這種理解”［5］。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對經濟學中“人文性”和“科學性”的認知也體現在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兩個相應階段：“人文性”主要體現在第一階段，它需要以廣泛的知識為基礎對前定的目的首先進行判斷，并選取自身的研究目的和分析理念；“科學性”則主要體現在第二階段，它需要采取一定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對達到前定目的的手段進行分析。而且，這兩個階段所表現出來的特征和要求與自然科學都是不同的，因而我們在從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時就必須加以注意：一是要明白每一個理論所設定的目的，并對這種設定目的進行判斷，這就需要非常廣泛的知識，顯然，這與自然科學很不相同；二是在目的既定前提下借助一定的工具和邏輯進行推理分析，即使如此，我們也要時刻提防把人的行為邏輯等同于物和數的邏輯，這也是與自然科學極不相同的。

可見，盡管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這兩個目的上看，經濟學也是一門科學，成熟的經濟學可以為理解和改造社會提供一個相對系統的認知體系，但是，由于經濟學所研究對象的獨特性，其理論研究的程序和特點都不同于自然科學，因而就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來限定經濟學的發展。一方面，經濟學需要對理想目的以及假設前提進行確認，而這體現了主體的認知和理想。所以，筆者強調，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首先是要形成對社會的認知，這也即是思辨性的思想，其關鍵在于對理論目的和理論前提的研究。另一方面，目的和預設確定之后，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還需要進行嚴密的邏輯進行分析以獲得更為廣泛的結論和認知，顯然，此時就需要借助各種分析和表達工具，但其表達中也往往使用了各種具有人文性的修辭。例如，麥克洛斯基就指出了潛藏在經濟分析過程中的三個命題：（1）“經濟學中的數學理論似乎具有暗喻的性質，而且是用文字表達出來的”。（2）“經濟學推理中的每一個步驟都是包含暗喻的”，（3）“甚至連正統的修辭的推理都是暗喻的”。而實際上，在麥克洛斯基看來，“經濟學不是通過求助于現代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或是任何其他科學哲學發展出來的優先方法論來實現其合法化的。相反同其他無序的學科一樣，經濟學被合法化的過程就是檢驗其參與開放的進行中的對話或語言的程度，而每一個參與者都被置于哈貝馬斯所說的對話氛圍中。因此，在這樣的氛圍中，經濟學家們的任務就是說服觀眾，這其中包括同行的經濟學家和其他人接受自己的觀點”［6］。

三、經濟學的學科特性及其研究特色

上面的分析表明，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兩個階段都充滿了主體的認知，而要能夠形成自己的思想并在理論上有所創見，那么就需要豐富的知識素養：一方面，要對人類思想的發展過程作系統的梳理以能夠真正領悟人類所積累的思想，另一方面要對其他學科的知識作充分契合以對客體有更為全面而系統的認知。事實上，經濟學說史就已表明，像斯密、穆勒、馬克思以及馬歇爾等大師們所提出的那些看似淺顯的知識，都是建立在龐大的知識基礎上的，例如，正是在承襲前人知識的基礎上，斯密做了系統化的簡單表述，從而寫出了視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國富論》。相反，如果沒有對理論的正確認識，沒有廣博的知識，即使能夠建立比較優美而復雜的數理模型，它們也是流傳不遠的，實際上，這樣的研究也必然是盲人摸象，即使知其然也必不知所以然，即使發表了眾多的文章也仍然沒有自信，就像當前的那些學者一樣。正因如此，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來說，厚積薄發式的研究途徑是基本的，只有通過積累深厚的科學知識和個人知識，才可能形成真正的認知，從而使得理論更具說服力；同時，才能形成合理的假定條件，從而在此基礎上建立合理的數理模型或者進行有的放矢的實證分析，否則，后續的一切行為都將沒有任何意義，至多成為一種我向思考的邏輯游戲或者材料堆積的數字游戲。

這可從兩方面加以解釋。一方面，影響社會經濟現象的因素本身就是復雜多樣的，甚至經濟現象本身也是人類主觀認識的反射，同一事實投射在不同人的意識中往往形成不同的認知；正因如此，社會科學的“科學”并非是確定不變的，相反必須將理論與主體的認知視角和認知目的結合起來。另一方面，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問題畢竟是由于需求、偏好、行為等由“人”引起的問題，這些東西都是經驗性而非先驗性的，從而也只有在基于人類實踐的經驗分析的科學中才可以真正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正因如此，經濟學理論也必須具有經驗性的內容，經濟學的科學化必須建立在社會經驗的基礎上，正如實用主義創始人詹姆斯所說的，“唯有直接與生活發生關系的科學，才是真正的科學”［7］。事實上，正因為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認知往往是基于主觀的理解，不同的認知會導向不同的行為，所以，哈耶克指出：“遵循規則或信奉共同價值，可以確保某種具有某些抽象特性的行動模式或行動秩序得到型構，但是，遵循規則或信奉共同價值卻并不足以決定這種行動模式的具體形式”［8］。也正因如此，我們說，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分析手段是多種多樣的，而不僅僅是數理模型這一種方法，甚至這也不能是主要的研究路徑；事實上，哈耶克就把經濟理論研究與法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倫理學、道德科學等聯系起來，而強烈反對經濟理論數學化。

顯然，正是因為經濟學本身具有強烈的人文性，從而才會形成迥異的經濟學流派，這些流派往往基于截然不同的引導假定，以致迄今為止經濟學各流派之間都無法形成一個“能夠結束所有爭論的最終標準或裁決者”；同時，由于引導假定本身是難以被證偽的，因而盡管經濟學的理論不斷變化以及每種思想也都在經歷重復的興衰輪回，但卻很少會完全消逝。事實上，不僅“弗里德曼的信念――經濟學中的一般性爭論和宏觀經濟學中的特定爭論都將通過實證檢驗而解決――尚未得到證實。同樣，熊彼特觀點――經濟學中的意識形態部分大都會被系統性拋棄――也沒有成為現實”。因此，經濟學中，“在對經驗證據、倫理因素、硬核命題、意識形態戒律的程度和形式等許多類似問題的解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差別。當然，并非只在經濟學中有分歧，在其他社會科學門類中分歧至少同樣廣泛、深刻和顯著。甚至連物理學也有著這種沖突，而且實際上，物理學比其通常看來的要‘軟’得多”［9］。也正是由于經濟現象本身的不確定性和主觀性以及經濟學的人文性，經濟學的科學性也不同于自然科學。麥克洛斯基強調，“如果經濟學希望模仿其他科學，即便模仿的是數學或物理學這樣偉大的科學，它也應當更加開放，以容納更多的談話方式”［10］。

然而，不幸的是，盡管從廣義上講，作為一個具有知識體系的探究學問的經濟學本身是一門科學，并且，這種科學本身是具有強烈人文性，但是，由于“科學”一詞首先出現在自然科學領域，并由此形成了自然主義思維，并拓展到社會科學領域。結果，時下流行的主流經濟學完全忽視了經濟學內在的這種學科特性：它不但舍棄了經驗性的內容，而且也因執著于數字的游戲而把理論與生活分裂開來，甚至連經濟學研究本身的基本目標也搞顛倒了。正因如此，厚積薄發式的學習和研究路線往往只是為非主流經濟學者所遵循，而主流經濟學則逐步走上了嚴密的專業分工道路，把經濟學僅僅視為對手段的實證或者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功能聯系，從而日益偏重于成規定式的研究路徑。正是基于這種研究線路，主流經濟學試圖運用一些一般工具和原理來演繹分析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問題，結果，正如布勞格指出的，“瓦爾拉斯崇拜的英雄是牛頓和拉普拉斯，而不是焦耳和赫姆霍茨。從早期到現代不斷激發一般均衡理論的提倡者的靈感不是‘科學至上主義’，而是完全數學化的目標”［11］。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然主義思維，并在追求客觀主義的抽象化科學思維的指導下，這種自然主義思維進一步擴展到人類精神方面的領域。因此，西方主流的觀點往往認為，即使在生活世界“嚴格的科學性要求研究者必須小心排除一切作出價值判斷的立場，排除一切作為研究對象的人及其文化構造是理性還是非理性的探問。科學的、客觀的真理只是確證：物理和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樣的”［12］。

事實上，就當前西方社會而言，“對科學之上主義的不加思考的引入，（已經）成為了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大多數美國社會科學的特征”，并且，由于“在學術上對大陸哲學的摒棄，連同二戰以后統計學技術與自然科學實踐之間的混淆，（已經）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即由于自然和社會的內在統一性，‘科學’本身成為了一種適用于任何社會研究（無論是經濟學、文學批評或是人力資源管理）的普通程序”；特別是，“二戰以后，美國社會科學的霸權將任何有關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區別的痕跡統統勾銷了”［1］。正因如此，當主流經濟學的困境逐漸暴露，而一些有識之士開始重新探究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性質的時候，絕大多數的人們已經不知道“爭論的問題是什么”，“社會”是指什么？究其原因在于，理性和科學在西方社會的發展已經導致了如此嚴重的演化謬誤：它把人類世界也視為一種靜止的狀態，而科學研究僅僅探詢如何將這種靜態世界擺弄得更有序途徑，因此，不僅是經濟學，甚至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也都在努力發揮理性的能量來設計和改造社會制度。

顯然，正是出于對科學的誤解以及理性的強調，整個社會科學界充斥了求新求變的氛圍，這在經濟學界尤其明顯。胡塞爾就曾指出，“如果科學只承認以這一方式客觀地可確證的東西為真的，如果歷史只教給我們精神的一切形態，人所依賴的一切生活條件、理想和規范，……它過去是如此，并將永遠如此的話，那么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存在在真理上還能有什么意義呢？我們對此能平心靜氣嗎？我們能在一個其歷史無非為虛幻的繁榮和苦澀的失望的不盡鎖鏈的世界中生活嗎”［12］？也正因如此，西方主流經濟學極力模仿自然科學而加速走上了數量化的道路，國內那些唯西化是瞻的“主流”經濟學者也極力強調經濟學的數理化，認為只有這種經濟學才是科學和客觀的；但殊不知，現代主流經濟學大肆鼓吹它的科學性而不敢承認自身的內在缺陷，并為了維護其主流的話語權而刻意地用數學符號來掩蓋其內含的價值觀和主觀性，因而這些主流經濟學者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恰恰使得經濟學退化為一門“偽科學”。 事實上，當今甚囂塵上的主流經濟學已經越來越符合"偽科學"的兩個基本特征：一是研究者明白它達不到其宣稱的那種科學要求卻極力宣傳它的“科學”性，二是研究者有意地回避其學說中缺陷或者用各種方式來掩蓋。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盡管筆者強調經濟學的主觀性、規范性以及推崇厚積薄發的思辨路徑，強調經濟學的研究需要注重經典文獻的梳理和推敲，但這并不是要像阿萊所批判的那種僅僅停留在“紙上談兵”層次上的詭辯游戲：“不斷使用誤操作性的概念、含糊不清和未經定義的語詞，那些詞的意思在分析中不斷變換，在不同作者那里也各不相同；分析中缺乏嚴格性；大量使用多少帶有比喻的表達方式，沒有精確的含義，誰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因此無人能提出異議；使用的表達方式伴有感彩”［13］。相反，它要求具有非常嚴密的邏輯一致性，同時要求與經驗事實相一致。事實上，筆者一直強調，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并不是不要數學，相反，要研究經濟學也必須充分夯實數學和邏輯的基礎，這是經濟學研究越來越需要專業化訓練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數學在表達、交流和傳播上的精確性，因此，數學作為工具在經濟學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這是主流經濟學所強調的。另一方面，數學語言的運用也是經濟學中一場重大的“修辭學革命”，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聯結全世界經濟學者的一種共同話語標準，究其原因在于，近期的文獻大多是主流經濟學提供的，他們掌握了經濟學的話語權，其中思想的遞進也大多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表現出來。

不過，盡管將經濟學知識上升到理論層面而運用數學是必要和有用的，但是，我們還是必須明晰地認識到，這并不意味著，“把一種理論建立在公理化的論述上就足以說明它在科學上是有效的”。特別是，要防止經濟學從傳統的文字描述走向數理化過程中的另一種極端傾向，因為正如杜蘭特指出的，每一真理都有可能發展成為謬誤；而每一美德都會因過分而成為邪惡，沒有什么比過分易于走到反面了。因此，我們對數學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中的作用必須有個明確的認識，即使通過使用數學來精練理論，也必須注意到條件的成熟性問題，否則必然會“欲速則不達”［14］。這正如科斯寫道的，“我對建立模型的問題知之甚少，并且我提出的觀點可能也不是真正重要的，但我認為，當你的知識特別貧乏時，你不可能很準確、很迅速地估計所發生的情況。……要是將你知道（或者你認為知道）的早期階段的變量簡單地納入你的模型中，事實上，這可能產生更多的誤導，將會阻止更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出現”［15］。顯然，就當前主流經濟學的數理化傾向而言，數學已經被嚴重濫用了，哈耶克寫道：“20世紀肯定是一個十足的迷信時代，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所謂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說人們高估了科學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們高估了科學在復雜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為事實業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被證明為大有助益的技術也同樣適用于復雜現象領域的做法，是極具誤導性的”［8］。

可見，盡管我們常常把經濟學視為一門科學，但這與自然科學中對“科學”一詞的理解存在很大差異；正如布勞格指出的，“經濟學又是一門獨特的科學，不用說由于它研究的是人的活動、從而要用人的行為的原因和動機來解釋‘事情的原由’，這和物理學不同，而且也由于它致力于提供關于人的活動的嚴格的、演繹的理論而和社會學、政治學這樣的科學不同，因為在其他的人類活動學里而是缺少嚴格的、演繹的理論的。簡而言之，經濟學家的解釋是科學解釋大類里的一個特別的種，因此這種解釋也就呈現出某些疑難的特征”［16］。在這里，筆者認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與自然科學存在很大差異，不應該過分強調他的客觀性而抹煞其思辨性，例如，麥克洛斯基就特別強調無論是數學還是物理學都不是經濟學可借鑒模式，為此，他還對大行其道的現代主義科學哲學持深深的懷疑態度，因為這些哲學往往以物理學的方法論作為模式。那么，如果促使經濟學朝更為科學化的方向發展呢？豪斯曼建議，“第一，經濟學家應該參與越來越多的不同形式的經驗性工作：他們應該努力從‘典型的經濟數據’中學到更多的東西。第二，對于理論框架的選擇而言，這個學科應該更加開放，不應堅持認為它是一個‘獨立的科學’的現狀”［17］。

四、簡短結語

無論是在科學的內涵、研究的目的還是研究的方法上，經濟學與自然科學都存在很大差異：經濟學注重思辨性，其理論也帶有強烈的主觀性和規范性，研究方法更注重厚積薄發，注重知識的積累和契合，因此，盡管我們強調經濟學要朝科學化的方向發展，但其科學性的麥加并非就是以物理學為代表的自然科學。事實上，正如韋森指出的，按照最新版《新牛津英語大詞典》對“science”所作的定義，社會科學并不是真正的“科學”，而只是在一種在對“科學”一詞的“轉借”和“隱喻”（metaphor）意義上來說的；不過，那些想把經濟學變成一門實證科學的經濟學家們，卻試圖通過對人類社會中經濟現象的“觀察”、“實驗”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自然）科學（式）地”“推理”和“證明”，來把經濟學做得一種像物理學、化學那樣一種實證的“分科的知識體系”［2］。然而，當前的主流經濟學卻試圖以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理論特征來要求經濟學，從而嚴重誤解了經濟學的“科學”內涵，也窒息了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以至布坎南說，“正因為我深信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我發覺自己更贊同解釋學家的批評，而不贊同我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同事的意見，少數幾位屬于現代奧地利人學派的經濟學家除外”。而且，布坎南還重新解釋了科學家和藝術家的行為方式：科學家的行為是發現，他找出存在的事物，將想象力運用在探索過程中，他不宣稱也不應宣稱創造了某種新的東西；相反，藝術家盡管要用一定的材料，但他創造某種原來并不存在的東西，并且一旦藝術創造完成，每個人都對創作出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私人解釋方式。［17］在布坎南看來，社會科學的研究介于兩者之間，社會科學家的活動更加類似于藝術家而不是科學家，但他的動機與科學家而不是與藝術家相一致，他希望社會互動的改進最終將由人們在診斷結論和有效改革上取得一致的看法；同樣，布萊克則強調，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人文科學特別是文學批評所使用的中心修辭手段比如暗喻要優于自然科學，因而經濟學的科學化發展不能抹煞其人文性。

參考文獻：

［1］ （美）米洛斯基.問題是什么［M］.張大寶，等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2］ （英）韋森.經濟學的性質與哲學視角審視下的經濟學：一個基于經濟思想史的理論回顧與展望［J］.經濟學季刊,2007,6(3)：945-968.

［3］ (奧地利)米塞斯.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M］.梁小民,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4］ (德)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李秋零，等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 (愛爾蘭)博伊蘭和奧戈爾曼.經濟學方法論新論［M］.夏業良,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

［6］ (奧地利)阿德勒.阿德勒人格哲學［M］.羅玉林,等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7］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第2、3卷［M］.鄧正來,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

［8］ (英)斯諾登等.現代宏觀經濟學指南：各思想流派比較研究引論［M］.蘇劍，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9］ (美)麥克洛斯基.經濟學的修辭［M］.丁建峰,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0］ (英)布勞格.為何我不是一個建構主義者［M］.張大寶，等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11］ (德)胡塞爾.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現象學［M］.張慶熊,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

［12］ (法)阿萊.我對研究工作的熱情［M］.侯玲，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13］ （美）曾伯格.經濟學大師的人生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14］ (美)科斯.“專題討論”的評論［M］.李鳳圣，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15］ (英)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黎明星,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第7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比較范文

關鍵詞：非中心化；非中心化方法；中心的重建

一

隨著“‘非中心化’思潮”越走越遠，它們對中心的完全消解直至虛無，日益受到其他學者的批判。有學者指出，反本質主義的最大問題，是把現實的一切問題都歸到了話語的層面，而沒有觸及這些話語得以產生的現實；而反基礎主義面臨的困難是，知識如果沒有基礎，就沒有真假，就僅僅是通過對話達成的共識。“缺乏共同評價標準，這樣的對話將把人們引向哪里？沒有共同評價標準意味著，對話不僅沒有意義，而且實際上也不可能。”[1]德里達也常常被人們指責為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盡管他強調解構不是完全消極的，甚至對人們認為他的解構就是摧毀一切感到很惱火，而一再申辯。[2]盡管有其他后現代主義者同德里達一樣，力圖對極端的完全消解做些矯正，但依著學術慣性，他們注定無法從洪流中脫身。當人們的思想不得不回到常識中來時，從皮亞杰提出認識客觀化的“非中心化方法”到陳其榮、曹志平提出“認識的‘非中心化’方法論”這條路線就顯得彌足珍貴。

二

皮亞杰認為，在人類或社會的研究中，人們有一種“自發性”思想或者傾向：“認為自己處于世紀的中心，處于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的行為規則甚至習慣確立為普遍的規范”。[3]（P10）這種認識的自發性中心化，是影響人類認識客觀化、具體化、系統化、社會化的重要因素。

陳其榮、曹志平在《科學基礎方法論》中談到，科學思維方式是在實際的科學領域，針對特定對象和具體科學問題而運作和展開的。這就要求我們要劃定問題范圍，從問題與事實出發，而不是僅僅從自己的主觀出發。“這種‘科學化’的基本方式，就是我們講的認識的‘非中心化’。……科學認識發生的首要條件或步驟，是認識的非中心化。”[4]（P144-145）并從解釋學的視角對皮亞杰認識的“非中心化”做出新的理解，指出“人類認識的‘非中心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哲學問題。它不僅僅是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問題，而且也關涉到對人類科學活動的本體論理解。”[4]（P148）他們進而認為，“科學認識是分化的產物。要建立一門真正的科學，必須進行‘非中心化’，即‘列出問題，限定問題的范圍，確定方法，改進方法’。”[5]（P10）“在實踐的基礎上，認識主體、認識手段、認識方法的‘非中心化’相互聯結，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知識的客觀系統化。這同時也是認識‘非中心化’的實質。”[4]（P147）當然，他們是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比較研究中探討人類科學“認識的‘非中心化’方法論”的，所以既強調“非中心化”作為科學基礎方法的一般性，又清楚地討論了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各自面臨“非中心化”方法時的特殊性，并特別指出：“和社會科學相比，人們對人文科學‘非中心化’的看法還存在較大差距。人文科學的‘非中心化’不僅是一個復雜的有待于在實踐中解決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討的深刻的理論問題。”[4]（P171）

顯然，他們所主張的“認識的‘非中心化’方法論”與后現代主義的“‘非中心化’思潮”有著根本的不同：“‘非中心化’思潮”的學術慣性是對中心直至徹底的消解，而“認識的‘非中心化’方法論”則在另一條路線上表現出對“價值關聯”與“價值無涉”的回歸。他們也因此慎重“聲明”：“非中心化”起點的客觀化與主觀性、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邏輯形式與歷史進程等二重性，根源于人類社會實踐的二重性，它們之間矛盾的解決最終還是要靠社會實踐。認識的“非中心化”，就是要在社會實踐中打破人類自發的主觀中心化，推進客觀的“非中心化”，最后實現科學思維方式的中心化。[4] （P153）

參考文獻：

[1][英]尼格爾·多德.社會理論與現代性[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2][法]德里達.德里達中國講演錄[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3][瑞士]讓·皮亞杰.人文科學認識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第8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比較范文

從德國古典哲學所討論的核心問題來看，大家幾乎都對“理性”的問題給予高度的關注。黑格爾眼中的哲學就是關于“理性”的哲學，“在邏輯階段，理性表現為純概念的自我發展，在自然階段，理性由于自身的發展而外化為自然世界……在精神階段，理性達到了自我認識，從而完成了整個發展過程”［4］26。德國古典哲學受古希臘哲學的思維模式影響頗深，普遍是從抽象的形而上的原則和范疇出發，經過理論的分析和論證，進而解決形而下的現實問題。這種思維傳統在韋伯那里同樣得到體現。在其《經濟與社會》等代表作里，首先對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原理進行了闡釋，進而展開對社會行為的動機、社會關系，以及組成社會的各要素等實際問題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韋伯的思想發展軌跡，就是遵循德國古典哲學的思維模式，從抽象到具體，從一般到個別。”［4］28韋伯對于哲學所做出的最為顯著的貢獻莫過于他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當前國內學者基本上是將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個整體方法論來考察，并對其最一般的特征加以總結，即普遍適用的概念工具：“理想類型”；“解釋”和“理解”“社會行動”的方法。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可能性：適合的因果多元性；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科學原則：“價值關聯”與“價值中立”四個方面［1］89。韋伯的方法論特點與19世紀下半葉發生于德奧之間的方法論大論戰有較大關聯。1883年奧地利經濟學派代表門格爾發表了《探索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向德國歷史學派歷史分析的研究方法發出挑戰，引起德國歷史學派的猛烈抨擊。也正是在這場辯論中，“奧地利經濟學派”這一稱謂才形成。奧地利經濟學派是一個堅持個人主義方法論的經濟學派，該派反對以觀察的和數學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學，主張只有在邏輯上出自于人類行為原則的經濟理論才是真實的，因此，應當采取人類行為學的解釋方法來探索特定歷史時期的人類經濟規律，人們所要探討的是經濟的本質而不是量化的經濟數字。

該派的核心理論可以概括為邊際主義的主觀論，在邊際效用理論中，他們更強調的是“效用”而不是“邊際”，并認為效用和價值是由個人的主觀偏好決定的。同樣是在1883年，德國哲學家狄爾泰發表了他的“扛鼎之作”《精神科學引論》。他提出的方法論似乎更容易被多數人所接受，此著作也被同時代德國的同行們尊為真正奠定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狄爾泰借用自己著名的論斷“我們說明自然，我們解釋精神”，表達了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之間存在的天然鴻溝。在他看來，精神的客觀化物需要理解，以理解為探究中心的詮釋學可以作為精神科學的一般方法論。狄爾泰十分推崇經驗論，尤其強調內省經驗或生活經驗，認為這是通向理解之路的最為直接的途徑。更為重要的是，韋伯學說誕生之時，整個歐洲的哲學正處于科學主義思潮與人文主義思潮爭鋒交錯的困境時期。19世紀30年代，在孔德、斯賓塞等人的倡導下，作為自然科學研究基礎的實證方法被引入到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然而，以“經驗”作為判斷一切的標準成為其最終無法逾越的局限，在“經驗”的理論框架下，實證主義最終走向了不可知論。當科學主義在實踐中舉步維艱之時，人文主義哲學則主張以直覺、意志等非理性主義因素來說明整個世界。這兩股思潮各執一端，然而其各自的局限性也是突出的。或許這正為中立哲學的誕生提供了歷史契機。加之在日常生活中韋伯深受狄爾泰、文德爾班、李凱爾特等人的思想感染，尤其是1902年德國的新康德主義哲學家李凱爾特發表了《自然科學概念形成的界限》一書，從而為韋伯提供了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之爭的哲學和邏輯基礎。韋伯反對將自然科學的方法機械地運用于社會科學領域，因為按照李凱爾特的理論，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各自研究的是同質的不連續體和異質的連續體，二者之間存在的差別是毫無疑問的。根據狄爾泰的觀點，兩種科學之間同樣存在著不可逾越性。但韋伯同時也反對將兩類科學決然對立起來，他認為，凡是科學，所追求的目標應該是一致的，即都是要獲取某種客觀的、可以驗證的真理，就社會科學而言，可以一方面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做理論方面的闡釋和理解，探求行為主體背后的主觀動機。另一方面還應當對這些行為的過程及其所分析的結果做因果的驗證。總之，韋伯試圖克服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的對立，尋求一種價值的中立。他在融合二者的基礎上采取了折中主義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注重于法律、歷史的實證研究，另一方面又強調“卡里斯瑪”的超凡魅力，借用一些非實證的方法對宗教和官僚統治等現象做出一定的倫理解釋和價值的分析，一方面倡導工具理性，另一方面又倡導倫理理性。事實上，實證主義哲學家及與韋伯同時代的迪爾凱姆其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已經體現出價值中立的特點。他們基本上都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具有相似性，因此可以將自然科學的方法運用于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并且對社會現象做客觀的描述與判斷。韋伯將價值中立哲學進一步系統化。但是按照國內一些學者的觀點，韋伯并非接受將價值的問題完全排除在社會科學以外的做法，社會科學雖然不能做出某種價值判斷，但是也不能離開價值來討論純粹的事實問題，否則就混淆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界限。因此，在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中，價值中立與價值關聯并舉［5］。

在社會學領域，韋伯基本上運用了同樣的研究方法。德國是一個崇尚思辨哲學和精神科學研究的國家，其社會學的發展也受到該學術傳統的感染。德國的社會學形成于19世紀下半葉，20世紀前30年達到興盛期。在滕尼斯將德國的社會學系統化之后，德國社會學出現了兩個都以唯名論思想為基礎的研究方向，即形式社會學和歷史文化研究。前者以齊美爾為代表，他主張社會學應以連接個體以及全部社會關系的各種社會交往形式為研究對象，至于其內容可以忽略，因為社會關系產生于一定的社會條件，社會條件雖有不同，但形式卻具有共同性。齊美爾社會學理論中的唯名論、形式主義，方法論的個體主義思想和理解社會學思想的因素，直接影響到后來的韋伯等人。他關于經濟社會的某些觀點也與韋伯有相似之處，例如他指出，隨著貨幣的出現，一種新的高度匿名化的現代社會正在吞噬著傳統社會，而韋伯在分析資本主義科層制度時亦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以韋伯的弟弟阿爾弗雷德•韋伯、奧本海默、馬克斯•舍勒和卡爾•曼海姆等為代表的歷史文化研究一派深受新康德主義傳統的影響，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對形式主義，注重于精神科學的研究，他們堅持認為社會學應當有別于自然科學，認為應當以歷史文化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社會學的任務是為人們提供民眾理解的方法，而不是解釋的方法，社會學可以對人類共同的生活形式進行分析，但更重要的是對社會歷史狀況做全面的結構分析。韋伯的理解社會學則超越于上述兩者之上。他運用形式社會學的方法來分析社會行動的概念，而對經濟同倫理關系的分析，又側重于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并從文化比較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的起源及發展做深入分析，在此基礎上完成其社會學、經濟學巨著《經濟與社會》。在德國，黑格爾的去世意味著傳統哲學的終結，然而他在德國乃至整個歐洲掀起的黑格爾哲學浪潮一直持續到20世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其哲學在意識形態領域所占據的主宰地位始終難以被取代。所以，對于19世紀中期的德國而言，最主要的任務是為哲學尋找新的出路，打破傳統的思維模式，只有這樣才可能改變瀕臨衰微的德國哲學的現狀。事實上，這場哲學變革早在19世紀初期伴隨著德國的教育改革就已經開始了。這時已經獲得充分發展的實證自然科學正在對哲學形成強烈的沖擊，一大批學者以此為契機，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引入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并率先運用于德國的心理學領域，實驗心理學在德國興起。

第9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比較范文

我認為所謂“中醫”是指：在中醫理論指導下的醫療實踐活動，而從事這個過程的人員才是中醫人，可見基礎理論的重要性。目前社會上部分機構和個人，為了某些目的，打著中醫的招牌，掩人耳目，缺乏系統的、正確的中醫理論的依據，參與醫療和科研活動，這類單位和個人其實不是中醫，只是“偽中醫”。

中醫的理論是不是“嚴重落后的”？“是偽科學”？“要求廢除中醫”？那如何評價中醫理論是所謂的“超前的”還是“落后的”？個人認為必須要以歷史發展的觀點來評價，“物質決定意識”這是更古不變的哲學真理，世界上應該不存在超時代的東西，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人類對事物的認識一定會進一步加深。

《辭海》對科學的注釋是“運用范疇、定理、定律等思維形式反映現實世界各種現象的本質和規律的知識體系。按研究對象的不同，可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故科學存在相對性，科學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重復的，可以用數字語言來表達，而中醫學是介于社會科學、思維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更多的傾向于自然科學的，絕對不是“偽科學”！

2中醫需要與時俱進

近期經常可以聽到一種聲音“中醫不行”“取締中醫……”這種現象值得深思，目前中醫在醫療服務中所占的比例，從古代的主體到現代的20%左右，其服務功能明顯下降。我國目前中醫、中西醫結合、西醫三種醫療體制并存，但多數領域的醫療水平（包括疾病的防治能力，國民體質及平均壽命等）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且只采用西醫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沒有優勢。

究其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隨著科學的發展、人類的進步，中醫的一部分功能已經被現代醫學所替代，另一方面是“偽中醫”在作梗。負責任的說，中醫是有療效的，只是隨著時空的變化，很多老的內容不適應了，與現代醫學的發展比較相對落后了，目前的中醫學理論大多是幾千年、幾百年前的，中醫理論萌芽、發展、成熟的存在環境與今天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具體表現為四個方面：（1）對象改變。古代中國人平均壽命50歲左右，農業社會中生存，農耕體力活動為主，生活節奏慢，飲食結構簡單、自然，生活相對規律，僅以中醫作為單一治療方法；現代中國人平均壽命達到70~80歲，工業社會、信息社會中生存，工作強度大，生活節奏快，壓力大、飲食結構復雜，生活缺乏規律者較多，以西醫作為主要的治療方法。（2）藥材改變。古代的中藥絕大多數為野外自然生長，污染少；現在中藥人工培育為多，很多遭到工業污染，許多藥材已經無條件使用（例如：虎骨、犀角等）。（3）疾病譜改變。古代中醫面對的患者各種疾病均可見，“傷寒”、“溫病”多見；現在面對的患者以代謝病、慢性病、老年病多見。（4）需求改變。古代的求醫者多有“聽天由命”的想法，信息來源單一，信賴醫生，現在的多數患者，不單單治療疾病，對預防保健、改善生活質量有較高要求，信息來源廣泛，醫生信賴度相對降低，循證醫學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既然中醫的生存環境變了，中醫不變怎么能適應！

3中醫需要創新

學科的靈魂是理論，沒有理論的創新，學科的生命力也就會終止，中醫理論必須創新。其實古時的中醫醫家就有人提出“古方不能盡后人之病，后人不得盡泥古人之法”的道理，“變則通，通則久”中醫的現狀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境地。不然他的服務功能只會越來越低，最終被時代進步的大潮淹沒。

中醫要改變一定要創新，“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要創新絕對不應該以再去發掘“土中之物”、“復古遵經”為主線條，應該吸收借鑒人類社會一切先進的科學技術，不斷發展，創新者需要耐下心來，注重積累，頂住壓力，一步一個腳印，不斷前進，保留中醫的精華，放棄糟粕，從疾病的“證”、“證候”特征、演變規律、影響因素、干預作用……等著手，在繼承的基礎上努力創新中醫理論，指導現實中醫實踐，著手于提高總體醫療療效的高度，放棄中醫、西醫的門戶之見并從目前的中西醫嵌合發展到真正的中西醫結合或者融合在一起的工作，使中醫成為一門全新的醫學，造福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