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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遺產保護;沈陽方城;文化街區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old urban renewal speed gradually accelerated,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s more subjec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city of Shenyang in Shenyang city overall planning revision of the "(1996-2010)", further put forward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s. Planning further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nd art block value in the reflection on version on the planning and on the basis of summary, the delineation of specific protection scope and construction control zone, from the aspects of historical patterns, security units, building height control, line of sight and the landscape environment, the overall style of coordination of the specific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further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tory and culture block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further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of Shenyang City, to show the overall style, shaping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rich cultural atmosphere of the city image.
Key words: heritage protection; Shenyang city; Cultural District
中圖分類號:TU984.11+1文獻標識碼:A
隨著大規模的城市建設的開展,我們逐漸認識到用現代城市規劃理論指導而形成的城市規劃法規以及技術手段建設城市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不斷涌現出來的、反映人與自然關系的文化景觀類遺產提醒我們,在現代城市改造中,我們的眼睛不能僅僅盯著被文物部門定義的文物,可能我們正在拆除的舊建筑,就是在近代重大歷史時期中具有代表性文化的組成部分,就能夠構成世界遺產的價值。文化遺產的價值觀也同時發生了改變,全球戰略研究將人與環境、自然與文化之間的有機關系放到了突出位置,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近代的和20世紀的文化遺產,以及反映人與自然關系的、綜合性的、活的文化景觀。
沈陽方城地區在城市發展中也存在一些保護、更新、發展方面的問題,首先把原來方城中的居住和其它功能轉換成商貿、辦公、娛樂功能,而使低地價轉化為高地價,低效益變成高效益,客觀上是改善舊城的環境,但在改建后地區建筑容量增加了,交通也更加繁忙了,基礎設施不堪負擔;其次由于歷史名城的保護要求,一定會提出對這個地區以及其周圍環境的種種建設限制,這樣就會降低土地收益,對開發不利;而且在保護過程中保留了文物建筑,但忽視了文物周邊的歷史性環境,整個方城地區的在建筑形式、風貌、色彩、體量等方面沒有形成體現沈陽歷史文化特色的氛圍。
在最近的沈陽市城市總體規劃中對方城地區的文化遺產保護進行了的深化審計,既強化了對文物保護建筑的保護與整治,又對周邊非文物保護建筑的建設以及街區特色的塑造提出更細致的要求,加強了方城地區歷史文化氛圍的塑造。
方城概況
方城地區是沈陽城市發展的基礎,也是現在城市的核心之一。其內部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作為沈陽清文化主要代表之一的沈陽故宮已經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民國時期的張氏帥府也是國家級文保單位;同時在其內部還有多處省、市級文保單位。現狀方城地區作為沈陽市歷史保護街區之一,內部以故宮為主的主要建筑特色基本體現了沈陽清文化的主要特征。綜合看現狀方城內部整體的特色主要為:以清文化為主體的商貿文化旅游區。其內部特色表現形式是以故宮為核心,沈陽路、中街路、帥府地區為特色展現區。
現狀方城內部的特色構成可以分為三部分,北部以中街路為主要代表的民族商業文化區;中部以沈陽故宮和沈陽路為主體的沈陽清文化區;以及南部以張氏帥府為主體,以近代中西文化結合為主要特色的文化區。
規劃原則
積極性原則
清沈陽故宮是中國古代帝王宮殿建筑的重要遺存,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著名的清代歷史藝術博物館。遺產的原真性與不可再生性,并不完全意昧著原封不動的文物式保存方法,而是盡可能使其參與融入到現實生活中。積極的保護也意味著充分調動原住民與外來人口(包括常住及觀光人口)的主觀能動性,使其由衷熱愛并深刻體驗到遺產地的價值所在,并參與到遺產保護的各個細微層面中來。
整體性原則
遺產保護是一個整體性的過程,對于方城這一文化環境的遺產地來說,整體性的城市保護原則尤其重要。不僅僅要關注人工造就的物質形態遺產的保護,更要關注作為背景要素與環境必需的自然生態系統的保護,也要關注作為物質形態遺產源流的地方性歷史文化傳統的保護,以及歷史形成的地方性社會生活體系的保護。
戰略性原則
只有在具備能夠有效地促使該地區發展改變的經濟力量的前提下,保護目標才可能得以實現。故宮作為世界遺產地,必須將保護置于基本發展戰略的前提之下,通過對遺產的正確保護與合理利用,賦予及調整其在時代變遷期必須的適當功能,帶動本地區的全面發展。
效益性原則
在強調以保護文物為核心的前提下,兼顧社會、經濟、文化、生態環境等各方面的效應。通過方案的實行,既達到有效保護文物的要求,又促進本地區社會文明意識的提高和經濟、文化、旅游事業的發展,優化生態環境和居民生活環境。
保護規劃
保護主題
在完善保護建筑環境的基礎上,以強化以“井”字街為主的井田方格網式空間肌理,“宮城居中、前朝后市”的傳統都城結構,地方特色鮮明的多元建筑藝術,以及延續街區活力,展示街區清前文化內涵為主題,進一步加強對街區空間形態特色、活力特色和文化特色的整體保護,發掘老字號等非物質文化遺產,聯系并展示各片段式的歷史遺存,建設集文化、博覽、旅游、商業、高檔居住功能于一體的,特色鮮明,文化氛圍濃郁的傳統文化街區。
規劃范圍
綜合考慮街區格局的完整性及實施策略的可操作性,規劃應進一步保護街區整體特征和價值,延續原保護范圍,即東至東順城路西側規劃紅線、南至南順城街北側規劃紅線、西至西順城路東側規劃紅線、北至北順城街南側規劃紅線;面積約165.9公頃。
街路保護與引導
保護街路——“井”字街路、方形城池是方城街區最重要的街路特點。保護由4條順城路、3條內城路構成的歷史城防格局,加強對街路走向、空間尺度、沿街綠化的控制和引導,形成街區的空間骨架和以“井”字街為主體的景觀通廊。
保留街路——街區內保護街路以外的道路系統,是街區歷史空間肌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街區“九宮格”用地格局內部的自由式支路網也是街區傳統格局的主要體現;而北中街路、北通天街等街路將伴隨街區功能和環境更新,對井字街空間骨架發揮積極的輔助作用。因此,必須保留街區內大量的歷史路網,禁止隨意取消上述街路,并增加步行系統、標識及休閑設施建設,延續街區的空間肌理。
風貌特色與引導
規劃方城地區引入“文化、商業、旅游、娛樂”特色街區的主題概念,目的就是為了使滿清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煥發青春活力,創造豐富的街區特點,完善綜合服務功能,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在創古都輝煌,打造沈陽城市名片。
為突出方城地區的文化氛圍和地域感,體現方城發展的歷史延續性和時代感,將其整體形象塑造為以滿清文化為主調的特色街區,結合方城內不同時期的建筑風格類型及現狀發展特點,為將全區大致劃分為:
盛京路南段:以大帥府為代表,以近代(民國時期)建筑風格為主調。
盛京路至中街路南段:其范圍以故宮為核心,建筑風格以清式風格為主調。
中街路及北側段:以沈陽二百、何氏眼科等歷史建筑的歐洲古典主義風格為主調,突出整體風格和文脈的統一,同時應體現地方風格和時代感。
正陽街與朝陽街:街道兩側應盡可能的保護更新已有的歷史建筑,新增加的建筑以民國時期近代(民國時期)建筑風格為主調,高度應以低層、多層為主。
不同街路的環境小品風格在整體統一的前提下應各具特色。全區應設置統一的標識系統以突出方城地區的文脈、地域感和整體性。
景觀保護與引導
景觀軸線
北通天街作為沈陽中衛城“十字街”中的南北大街,在街區空間形態中始終發揮著中軸線的組織作用,是整合并統帥街區內4條建筑軸線(宮殿群軸線、大政殿軸線、帥府四合院軸線和帥府紅樓軸線)的空間主軸,也是聯系故宮與帥府的重要景觀廊道。規劃應充分強化北通天街的重要作用,結合建筑整治,增加沿街開放空間序列,成為體驗街區的重要軸線。
景觀界面
中街沿線、故宮周邊、帥府周邊、角樓、城門建筑立面能夠較為清晰地反映街區歷史風貌,是街區內重要的保護界面,規劃應重點保護界面的完整性和歷史韻味。此外,街區內“井”字街路不僅構成了街區路網的骨架,同時也是街區重要的視線通廊,沿街界面的協調性和整體性對于街區風貌塑造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因此,規劃應引導“井”字街沿線建筑風格的整體協調,以塑造特色鮮明的體驗路徑。
古城墻風貌對于方城街區是不可或缺的特色與資源,也是突出街區與周邊地區形象差異性的主要途徑。積極塑造城墻的空間片斷或外部形象能夠有助于清晰界定街區邊界,突出街區文化主題。可結合具體的建筑整治,塑造城墻形象,強化街區邊界的可印象性。
標志節點
在方城歷史上,曾作為標志節點的角樓、鐘鼓樓、城門等建(構)筑物是體現街區作為“城”這一空間形態最為直觀的景觀元素,同時,已恢復的1處角樓、懷遠門、撫近門在提升街區的標志性、強化街區形態與文化特征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規劃應增加對角樓、城門、鐘鼓樓的記錄,適時可進行必要的復建,有助于街區景觀標志系統的完善。
故宮、帥府作為現狀街區內各居特色的標志節點,從景觀核心的角度界定了街區風貌的發展方向與控制要點。應通過整治故宮與帥府周邊建筑環境、協調街區建筑風格、街區內圈層高度控制等方式,提升并強化其標志性。
【參考文獻】
《建筑與城市遺產保護和社會發展的關聯初探》;段飛;《理論界》;2009.9
《“特質城市遺產”的保護—以上海市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為例》;張艷華、衛明;城市規劃學刊;2007年第6期;
《淺析城市類文化景觀遺產保護》;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
【作者簡介】
姚遠:明故宮雖說是重點保護遺址,可的確前些年保護不力。最近幾年政府最新出臺了《南京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南京老城南歷史城區保護規劃與城市設計》《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等法案,使文化遺產保護有法可依,這對明故宮這樣的遺址保護十分有利。明故宮現存3座城門城臺,午門、西安門和東華門,但其城樓都已不存。現在保護規劃計劃“加頂”恢復的僅僅是午門城樓和重建角樓。這次規劃主要是為了建設一個遺址公園,而非要重建整個明故宮遺址。此次做的遺址公園規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如何修復午門,確實是值得關注的焦點。
至于明故宮的保護修復的意義,我認為這并不僅關乎城市歷史的保護,更重要的是為了呼吁社會關注文物保護、規劃的透明度、公示度問題:目前規劃編制中,關于文物保護規劃的方案和決策過程不夠透明,文物保護和規劃更需要公眾的參與,我認為這才是此次討論明故宮如何保護的意義所在。不管是哪里的遺址保護,公眾的參與和公開透明的規劃都是很重要的,只有一個好的程序,才能帶來好的結果
《東方養生》:我們看到一些您針對明故宮修復問題的文章,您主張保持明故宮的原狀,維護歷史變遷在遺址上留下的“殘缺美”,而市政方面則主張要復建。也有聲音稱,大多數人不知道明故宮就是北京故宮的藍本,若不進行復建,公眾人無法了解其原貌和歷史價值。您如何看待這些觀點?
姚遠:所謂“明故宮是北京故宮的范本”,指的是《明實錄》中提及的:“營建北京,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但是具體建筑是怎樣的,可能和南京故宮不完全一樣。事實上也有考古發現,明朝時南京的午門和北京、中都(鳳陽)的午門就有所不同。今人無法確鑿地了解當年故宮的原貌,如今要修復,也僅是對歷史的推測。還有就是明故宮城樓之毀壞,遭受了歷代的自然災害破壞,經歷了戰爭洗禮,這些歷史上的毀壞也是明故宮承載歷史的本來的一部分——這就是真實的歷史!因為遺址的歷史就是它被毀掉的過程,而我們要保護的就是這段歷史的真實過程。有的建筑專家認為要“復原”,這是和文物保護法律的基本理念是相沖突的。
《東方養生》:您提出的遺址“殘缺美”,重在“遺址保護”而非“復建”。但從2006年起,明故宮就已經成為江蘇省重點文物遺址進行保護,可保護的效果、以及民眾的支持度都不容樂觀,您如何看待這一現實問題?
姚遠:確實前幾年在遺址管理、保護上不是很樂觀,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管理體制存在問題。比如明城墻、明故宮的保護管理并非僅僅是文物保護部門在做,而是進行多頭管理,例如歸屬于旅游、園林或是建設部門等,不是每個單位都嚴格按照文物保護法的要求對遺址進行恰當的保護。但是,這幾年南京有了很大的進步,經過多次民間專家學者的呼吁和公眾參與,制定了不少重要法規,讓古城保護有法可依。目前的問題是,如何讓這些規劃條例落實。
《東方養生》:關于明故宮的遺址保護問題,您還提及“將真實的遺址融入城市空間體系”,應該怎么做?請具體談談。
姚遠:這很簡單,因為南京現在有多處歷代都城遺址,發現一處重要遺址就應該原址保護,以因地制宜的方式將其展示出來,這樣周圍在進行城市規劃建設時,就可以將遺址變成一條路徑,一個公園,或是和某個歷史街區進行配套,將遺址和周圍的歷史景觀融入在一起。讓遺址不僅僅是一個“死”的被保護對象,而是具有生命力的,城市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市民生活、休閑,可以互相交流的文化場所和公共空間。
《東方養生》:目前公眾關于明故宮遺址的另一個關注點,是其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問題,您對“申遺”有何看法?姚遠:明故宮目前暫未納入申遺名錄,它現在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已足夠。南京市申報世界遺產的是明城墻,并不包括明故宮部分,至于未來是否會申報遺產,這涉及到政府決策,但目前沒有該計劃。明故宮午門其實是南京明代四重城郭的一部分,是南京宮城城墻的城門,如果明故宮遺址保護整治好,是可以同南京城墻,作為南京都城的一部分來申報世界遺產的——關鍵在于能不能將明故宮的真實性保護好。
《東方養生》:有些人都將明故宮的修復保護同奈良平城宮跡做對比。平城京當時已經完全毀壞,卻在日本政府努力下,遺址成功還原復建,也申遺成功,這似乎和您的主張相違背。您曾存日本學習生活多年,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姚遠:有關該問題有兩點:首先,日本的平城宮并沒有完全修復,僅恢復了其中的朱雀門等極少部分。平城宮跡保留大量宮殿的遺址原貌,比如一些建筑基址等,只是復原了很小的局部而已。第二,平城宮跡的修復在國際的文物保護界存在較大的爭議。而且申遺并不是平城宮一處,是奈良若干文物點作為“奈良的文化財”進行捆綁的遺產申報。
至于平城宮跡的修復對南京明故宮遺址保護的參考價值,我認為首先應該按照中國的文保法規來保護南京明故宮。日本文物保護的經驗,有好有壞,也不乏出于日本國內民族主義的政治考慮,而非完全出于保護目的。
據媒體報道,從今年9月28日到明年2月,深藏于故宮博物院養心殿的268件文物“移駕”首都博物院,接受公眾的檢閱,這也是養心殿文物首次“出宮”。對此,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表示,“觀眾想細看養心殿的文物,不用再趴窗戶了。”
大批珍貴文物走出故宮,不僅僅是博物館系統內部的一次完美合作,而且有著更為深廣的意義。即文物不再一味地深“藏”不露,矜持內斂,而是正在以越來越開放的姿態,越來越親民的路徑,融入老百姓的生活。以前只是“趴窗戶”瞅瞅,或者端詳文物圖冊,今后則會有越來越多的機會直面文物。
這顯然是一種積極的變化。就像文玩上面的“包漿”一般,每一件文物都是時間與空間的深厚積淀,都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保護當然是責任與使命,但保護并不必然意味著層層包裹起來。文物一代代傳承的終極目的,是浸潤人心、滋養性靈,昭示前人精神文化達到的高度與深度,不是被束之高閣、秘不示人。
單霽翔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一個一流的博物館并不在于藏品有多么豐富,而在于“人們要有機會看到這個館里大量珍貴的藏品,并將博物館文化融入自己的生活中去,從中汲取有助于現實生活的靈感。”也就是說,文物并非只是冰冷的擺設,而是有著深厚的蘊藉,走出養心殿,文物也會開口說話。
同樣,以火爆的海昏侯考古成果展覽為例,去年年底以來,公眾像“追劇”一樣密切關注海昏侯墓的考古發掘。無論是展示時間,還是展覽手段,均創下了紀錄。古老的歷史與文物交相輝映,歷史因文物而更加具象,文物因歷史而更加鮮活。這樣的努力,既是一種文化普及,也是一次全民性的價值提升。
從全國范圍看,文物休眠的情形不在少數。多年以前,筆者曾到一個縣級市參觀當地的文保所,打開沉重的鐵門,管理人員就好像打開了神秘的大門,眾多國寶級文物多年深藏在地庫之中。而在另外一個縣,文保所甚至連一個像樣的倉庫都沒有,大量寶貴的出土文物就隨意堆放在地上,令人嘆息。
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數據顯示,全國登記的不可移動文物高達76萬處,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4295處。這里面有多少文物常年深藏“冷宮”、不為人知?聽任文物閑置,無疑是一種極大的文化浪費。而國內不少地方,雖然也建起了宏偉富麗的博物館,但由于理念的落后以及過度保護的錯誤意識,能夠展出來與公眾見面的文物仍十分有限。
關鍵詞:古建筑,保護,利用
Abstract: the ancient buildings are a city's memory, city is the confirmation that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t carries with the city's cultural heritage. Once the damaged, the cultural relics and historical culture of ontology carrying information will disappear.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eaning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protec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expounds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way.
Keywords: ancient architecture, protect, and use
中圖分類號:G27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古建筑漸漸的在被人們遺忘,不同時期的古建筑瑰寶,充分體現了中國古建筑與西方建筑迥然不同的建筑體系和藝術風格。依附于這些古代建筑和歷史紀念性建筑中的石刻、雕塑、壁畫、琉璃等與建筑相得益彰,使建筑迸發出更加絢麗的光彩,蘊含著更深的文化內涵,這是其他歷史文獻,考古資料,文字描寫所不能代替的。然而,就是這些古代建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經受著風霜雨露,水火雷電等自然災害的無情侵襲,不可避免的要給古建筑造成損傷、殘壞、坍塌,加上人為的破壞情況日趨嚴重,維護和改造古建筑勢在必行。
一、保護古建筑的意義
古建筑反映了國家歷史的輝煌,表現了過去中國的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的偉大成就。保護古建筑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古建筑是歷史文化的載體
古建筑是一種文化精神的載體,通過古建筑,可理解豐富的文化內涵。在一定意義上,它們是某個城市“歷史記憶的符號”和“城市文化發展的鏈條”,因為,它們見證了這個城市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歷史的滄桑變化。一旦破壞,就再難以恢復和接續。一座古代的建筑無論如何破舊,其內在的文化內涵與千年的歷史痕跡是無法被替代的。反之,一座當代的仿古建筑無論在外形上做的多么神似,但如果其內在的歷史遺跡幾乎為零,其文化內涵肯定無法達到與古跡相同的高度。記錄歷史,展示文化,載托靈魂,就是古建筑的真正意義和價值。將古建筑的歷史因素進行完整的傳承與表達,便是今天古建筑保護的真正意義。因此,我們再去欣賞古建筑時不應只關注其外在的美學特征,更應透過古建筑的磚墻看到其內在的文化魅力。
2、古建筑是啟發愛國熱情和民族自信心的實物
中國有著光輝燦爛的文化,而中國的古建筑藝術更是東方藝術的奇葩。它不但完全獨立于西方建筑體系,更影響著周邊國家的建筑特色,形成了東方古典建筑體系。參觀中國古代建筑不僅可以感悟到其獨特的魅力,更是讓國人感受到中國古代文化的偉大,為我們曾創造出如此精湛的建筑品而自豪。河南登封縣的嵩岳寺塔,是一座用青磚和黃泥壘砌的高40m 的佛塔,在地震山搖和狂風暴雨等安然無恙地經歷了將近15 個世紀,這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跡。位于首都北京城的故宮,建筑設計極為精湛,金碧輝煌的琉璃屋頂,瑩白無暇的玉石雕欄,殷紅肅穆的宮墻殿柱蔚為壯觀,使人感慨不已、浮想聯翩。然而,故宮歷經滄桑,飽經劫難,又因不能盡情飽覽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典藏而遺憾不已!
3、古建筑是研究歷史的實物例證
古代建筑和其他物質文化遺存一樣,是社會不同發展階段遺留下來的實物,我們從對古建筑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同一時期其他科學的發展情況和當時所達到的水平。例如,河北趙縣的趙州橋,距今已有1400 年,是世界上現存最早、保存最好的巨大石拱橋。趙州橋是一座弧形單孔石拱橋,單孔跨度為37.4m,在橋兩端采用敞肩拱的形式各辟兩個券洞。這種設計,既減輕了流水對橋身的沖擊力,使橋不容易被大水沖毀,又減輕了橋身的重量,節省了石料,在世界土木工程橋梁史上是一個創舉。如果當時沒有數學、工程力學、物理學的相當發展,這橋是難以建成的。對于建筑史的研究來說,古建筑更是直接的實物例證,因為任何一座古建筑都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所反映的是當時的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及科學技術水平、工藝技巧、藝術風格、風俗習慣等等。因此,研究中國建筑史,古建筑是最好的例證。
《威尼斯》說“: 世世代代人民的歷史文物建筑飽含著過去歲月傳下來的信息,是人民千百年傳統的活的見證……。”保護古建筑便是保護人民千百年傳統的見證,不保護古建筑便是自毀國家歷史文明的見證。
4、古建筑是發展旅游業的重要物質基礎
隨著生產的發展,物質生活水平不斷的提高,人民對文化的需要將更為迫切。古建筑在新的時期又擔當起文化休閑娛樂場所這樣一個新的歷史使命。如果一個旅游目的地擁有獨特的古建筑,那么該古建筑會在目的地形象中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古建筑資源本身擁有的巨大品牌效應,可提高遠距離游客的到訪率。隨著我國對外開放力度的不斷加大,這些名勝古跡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友人紛紛前來參觀游覽,為促進城市旅游事業的發展而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與此同時,也帶動了城市公路交通和服務行業等相關部門的迅速發展。由此可見,這些古建筑不僅是各市人民休閑、娛樂的場所,更是發展旅游事業的重要物質基礎。
5、古建筑是新建筑設計和新藝術創作的重要借鑒
中國的古建筑在藝術和技術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在世界建筑史上有著極其豐富而輝煌的成就,在建筑布局、材料、施工、藝術裝飾、傳統風格等方面,是幾千年來無數工匠們在長期建筑實踐中多積累下來的經驗。這些古代技術成就,對現有的有關專業人員,有著極大的啟迪和示范作用。如中國古建筑木結構的構建原理和它獨特的防震方法,對現代結構抗震技術的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
二、保護古建筑的對策
1、增強公眾古建筑保護意識。對于古建筑的保護工作應該讓廣大人民群眾都參與進來,成立專門的古建筑保護團體,宣傳我國傳統建筑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使古建筑保護范圍中的人民群眾能配合政府部門,共同實現對古建筑歷史文化意義的保護。
“S.E.N.S.”最初的名字叫做“Sensitivity Project”。1988年,他們為日本NHK電視臺的紀錄片《海上絲路》制作配樂由此聲名鵲起,又在三菱重工的推動下,于八個城市舉辦了“88年海上絲路演奏會”,成為當時日本的轟動話題,二人事業邁入第一個高峰。以此為契機,他們將團名改成了融合“Sense”與“Cense”之意的“S.E.N.S.”。此外,“S.E.N.S.”又是“Sound、Earth、Nature、Spirit”的縮寫,具有深刻的人文藝術概念。臺灣最早將“S.E.N.S.”譯為“神思者”,而據說勝木由佳里亦贊同這個譯名,故而在華語地區普遍采用。1989年,“S.E.N.S.”(以下統稱神思者)為侯孝賢導演的電影《悲情城市》創作配樂專輯,并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最佳杰作獎,從而讓更多華語樂迷認識了他們。
而神思者與中國文化最深的緣分是從他們的音樂著作“故宮三部曲”開始的――從1996年4月開始的一年里,他們為NHK制作的大型紀錄片《故宮》創作了系列配樂專輯,包括《Palace Memories(故宮記憶)》《Palace Sketch (故宮容顏)》《Palace Seeds (故宮溯源)》三張在內,統稱為“故宮三部曲”。紀錄片《故宮》以仰慕中華文化的拍攝視角,將中國古代文明的恢宏與璀璨淋漓展現,以一個異國旅人的身份親歷故宮,泛起內心無限的澎湃、升華專屬于歷史的深思;而神思者創作的配樂“故宮三部曲”則與紀錄片的步調配合得嚴絲合縫,伴隨著故事的敘述與歷史的追溯,不但豐沛了觀眾的感官享受,還為影片增加了深厚的立體感。這三張專輯既有交響樂團掀起的情緒,又有現代電子配樂修飾的精細棱角,精神力與技術性相得益彰。這種神思者典型的音樂特色,在三部曲中盡情地釋放了出來。當然,國風樂器在編曲中還是非常突出的,如二胡、編鐘、笛子、木魚、太鼓、梆笛等都有亮耳展示,但經由電子合成效果,傳統樂器的表現力、張弛力以更加數字化、幾何化的方式編織在一起,嚴謹而不失生命力。“故宮三部曲”既有博大精深的歷史傳承感,又有現代音樂技術的強大根基,是為經典。
《Palace Memories(故宮記憶)》是三部曲的首部,也是樂迷最推崇的一張。單曲《Palace Memories》亦是整部音樂計劃的主旋律,常以采樣的形式出現在后位曲目中。作為首部曲,專輯擁有理所當然的多樣性,風格的起伏也相對較大;曲子都有專屬的特色,但又在結構上擁有協調性與一致性,是為紀錄片深度服務的概念佳作。傳統樂器的演出相對較多,引導情緒波動的弦樂、交響樂更有非常集中的展現。《Magic Warriors》《Imperial Vermillion》等都有勢如山河的曲境,將影片巨大的歷史主題烘托得十分到位。值得一提的是,《Palace Memories》因出名較早,從而被港臺各類影視作品泛濫引用,漸漸成為后人耳熟能詳卻不知出處的音樂作品。雖然無奈,也從另一角度肯定了專輯的價值。
《Palace Sketch(故宮容顏)》是首部曲的延續。一方面它為紀錄片擔綱結構上的輔助作用――延伸故事的敘述、引出影片的;另一方面,它更需要擺脫音樂主題的滯重感,力求避免聽者的審美疲勞。從《Time Gate》《Pipe of War》高度的電子化、戲劇感編曲就可聽出這兩點上的考量。因為旋律、氛圍的具象性提高,音樂的畫面感、想象力也就更加豐富了,與首部曲的大概念、大流勢相比,《Palace Sketch》更具一份細膩與實感,就像宏偉藍圖中活熱的脈絡與骨骼。除了有鋼琴、交響兩個版本的《Peace of Mind》之外,專輯的作品都以活力、張力為亮點。以音樂情境去契合紀錄片的節奏,這是種本分,但亦發揮了配樂微妙的化學作用。
價值訴求及其現狀
歷史文化紀錄片是指利用影像形態對歷史遺跡、文物器皿、文化景觀的記錄與表達,并以此折射當代人對民族歷史和文化的深刻認識、體驗與反思,具有十分明顯的文化意味。①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文化尋根”在中國文藝界迅速鋪開,歷史文化紀錄片通過對大江大河、絲路長城以及運河古都等民族意象的書寫而迅速成為國人文化撫慰創傷的良藥。同時,中外合拍風潮使紀實手法深入人心,政論性的解說加配圖改成了活生生的跟拍記錄,使觀眾產生了巨大的心靈震撼,形成了電視熒屏上無法替代的歷史文化大餐,這便是歷史文化紀錄片直觀的獨特價值。
總的來看,歷史文化紀錄片有認知(真)、審美(美)與倫理(善)三方面價值。首先,“所謂真,是指人們的認知與客觀現實相符合……它不僅取決于主體認識上的主觀性,更取決于主體認識所確立的與現實的關系。”②由此產生了兩種紀錄片的真實手法,即追求外部真實的靜觀式的記錄和探索本質真實的介入式的探索,二者都實現于觀眾求真求實的接受心理過程中。目之所及,皆可信之物。在此,信息接收的安全感使接受過程不必糾葛真偽,真實與認知被牢牢捆綁在一起,形成歷史文化紀錄片的價值基礎。其次,“一切藝術都是創造出來的表現人類情感與知覺的形式”,③歷史文化紀錄片表達的真實與表現的藝術并不矛盾。真實前提下的藝術化表現(如造型、畫面、剪接)使觀眾的接受過程充滿美的感受,即用寫意的手法表現真實的對象,這既沒有違背真實,也是直接構成審美價值。最后,歷史文化紀錄片特殊的文化內涵規約了其社會倫理價值。人文關懷和文化傳承是社會前行中不可忽視的因素:人文關懷體現了現代歷史觀視野下的歷史評價,超越社會階級審視人的境遇,以一種前行的眼光回望人類歷史,展望人類未來之進步;文化傳承是文化發展的重要議題,歷史文化紀錄片形象而生動地實現了其文化傳承的社會價值。
這種歷史文化傳播框架似乎已經難以滿足當下娛樂工業視域中的傳播收益預期,于是一種“情景再現”(或稱搬演、真實再現等)的紀錄片創作手法進入觀眾視野。“情景再現”是指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以扮演或搬演的方式,通過聲音與畫面的設計,表現客觀世界已經發生的或者可能已經發生的事件或人物心理的一種電視創作技法。它一般是在失去現場記錄機會的題材和場景中使用,是紀實風格的一種異化手段。從《復活的軍團》《敦煌》《故宮》《圓明園》到《新絲綢之路》《再說長江》《玄奘之路》等,均得到高收視率與社會影響力,同時也引發激烈的爭論,焦點從紀錄片是否能情景再現到其底線是什么。論爭仍在繼續著,似乎在高收視率面前,反對派的聲音愈顯微弱。
被虛構的歷史與傳承:
真實與創意
新世紀以來,歷史文化紀錄片進入鴻篇巨制時代,畫面豪華、制作精良,可謂真正的紀錄“大片”,且大都使用了情景再現手法。于是屏幕上鄭和船隊乘風破浪,斯坦因等十余人帶駝隊在沙漠中朝著敦煌前行,皇帝早朝眾官員匆匆上殿等等一系列表演出來的橋段成了紀錄片的畫面語言。支持者認為“作為紀錄片創作新手段、新表現形式,情景再現的運用是值得肯定的”,④“對現實的創造性處理……改變了紀錄片的直觀形象……使紀錄片形式美得到擴張……使審美更趨大眾化”等。⑤但是,紀錄片的真實底線已經被創意手法殆盡,呈現在眼前的已非“二手信息”,而是徹底的虛假信息。拿如此代價換來的活潑固然能給予觀眾更大的娛樂,但閉眼回想,自己又看了些什么呢?故事片還是紀錄片?歷史文化紀錄片的核心價值已經喪失,紀錄片的存在失去必要。
從真實角度看,外部真實由于表演而缺失,本質真實失去了畫面依托而訴諸于解說詞,但“耳聽為虛”可信度要低得多,難道這不是倒退回“給解說配畫面”的宣傳片嗎?歷史文化是過去的事物,資料缺乏是客觀情況,但藉此“給不了真的就以假充真”,這是紀錄片放棄真實的墮落行為。“紀錄片”這個名詞明確反映了這一片種的基本性質和創作方法。紀錄,《朗門英文詞典》將其界定為“通過藝術提供事實”,美國《電影術語匯編》:“一種非虛構影片,具有一個有說服力的主題或觀點,取材實際生活并用剪輯和音響來增進其觀念的發展。”⑥可見,事實是紀錄片的基本組成部分。它的藝術創意除了選擇之外,正如概念中所述“通過剪輯和音響來增進”。這與格里爾遜所說的“對現實的創造性處理”相承,而不是“對表演的創造性處理”。這就有效保證了所記錄客體的價值很好地轉移到片子中來。
如《望長城》中主持人帶領我們尋找心中的長城,嚴格遵守紀實主義手法,對觀眾的沖擊力是巨大的。而Discovery頻道《列國圖志》中有“萬里長城”一段用了情景再現,萬喜良和孟姜女外出,萬喜良被抓丁去筑長城,孟姜女哭喊著來到長城卻得白骨累累,哭聲震天,將大段城墻分崩。后期特效形象生動,看完讓人忍俊不禁。相比而言,《望長城》顯得坦蕩真誠,發人深省。
進一步就是歷史文化的傳承問題。當今人們繼承的是前人用文字、圖畫和影像紀錄的文化,接受文字雖有不便,但真實性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建構出來的。現代社會記錄手段多元,我們反而用虛構的方式消解了歷史文化的嚴肅性。紀錄片記錄現在的事情,就成為明天的歷史。最初,情景再現還只是模糊的示意,但在當前,它公然參與敘事,甚至出現對白,已和影視劇無異。當我們討伐“抗日神劇”歪曲歷史、侮辱觀眾的時候,表演的紀錄片又何嘗不是如此?《周公傳》中武王、周公等形象清晰可辨,《圓明園》中復原的園林建筑是依靠有限的遺址和“圓明園四十景圖”等文獻實現了對圓明園整體式的還原,《唐山大地震》動用大量演員還原天旋地崩、屋倒房塌的慘烈場面,《前清秘史》主要人物是《孝莊秘史》《皇太子秘史》等電視劇中劉德凱、馬景濤的扮相,許多片段也是電視劇剪輯而成。歷史被如此戲弄,真實被創作者拋之腦后,不就問題深入調研探討,遇到難處就想起表演。真實在此完全被創意取代,這樣的歷史文化紀錄片將面對誰?傳承什么?還有存在價值么?
被漠視的接受主體與視覺沖擊:
真實度與真實感
情景再現手法從紀錄片接受角度審視,也存在著透支歷史文化紀錄片核心價值的表現。情景再現支持者強調:“形式美擴張”“可視性強”“表達的真實”都是其長處。但是,從接受的角度考慮,觀眾真需要那種華而不實的形式嗎?或者,這些表演是對觀眾的尊重還是漠視?
2008年,央視《夕陽紅》播放《一定要找到你》一片,表現溫德軍二十多年前當長途客車售票員時搶救一位孕婦的故事,大量使用了“情景再現”。河北臺在“感動省城十大人物之溫德軍”時,沒有使用“情景再現”,而是大量走訪,采用回憶、老照片、當年的村莊、房屋、彎曲的小路、已經長大孩子的照片對比、已近中年的母親講述等一組鏡頭,節目收到了動人心魄、催人淚下的藝術效果。⑦雖然這不是歷史題材,但可見只要認真研究記錄對象,在保證客觀真實度的前提下藝術效果是可以達到的,這種藝術效果便是紀實美學所追求的真實感,而不是隨便找場地表演出來的藝術效果。如果任意表演,那么《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孔子》等聲稱“嚴格遵守歷史真實”的電影也應該歸屬紀錄片范疇。
歷史文化紀錄片是人類文明延續的火種,其對于人類文明的思考、總結與展望都是其真、善、美的核心價值的推演與細化,觀眾對其喜愛的諸多原因都是建立在以圍繞真實為中心的審美元素之上。情景再現是紀錄片人對歷史題材的無奈,并不是處理歷史題材的唯一良方,長遠看它對歷史文化紀錄片的價值有消解作用:本體真實被表演,理念真實無依托。所以,對情景再現手法的反思應該使紀錄片人覺醒。(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
注釋:
①歐陽宏生:《紀錄片概論》,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頁。
②張:《紀錄影像文化論》,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頁。
③[美]蘇珊·朗格:《藝術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頁。
④董長青、申 思:《淺議紀錄片中的“情景再現”》,《新聞傳播》,2007(4)。
⑤余 輝:《紀錄片“情景再現”手法的美學意義》,《聲屏世界》,2005(10)。
一、古跡的定義
古跡是指古代流傳下來的建筑物或具有研究、紀念意義的地方。在這里有兩種說法,一是即古代遺跡。多指建筑物或其殘跡。如唐?李白《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詩:“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妗!甭逞浮妒樾偶?致黎烈文》:“我們要保存故宮,不過不將它當做皇宮,確是作為歷史上的古跡看。”
另一種說法是指古人的法書墨跡。《隋書.經籍志一》:“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后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跡臺,藏古畫。”
由此可見,古跡是指先民在歷史、文化、建筑、藝術上的具體遺產或遺址,包含古建筑物、傳統聚落、古街市,考古遺址及其他歷史文化遺跡,涵蓋政治、防御、宗教、祭祀、居住、生活、娛樂、勞動、社會、經濟、教育等多方面領域,彌補文字、歷史等記錄之不足。
二、古跡旅游資源的涵義
(一)古跡旅游資源概念
人們把這種獲得社會經濟效益的歷史文物真跡標為古跡旅游資源,它是人類在各種活動中創造的、把動態的歷史用靜的實物體現出來、能激發人們旅游動機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
(二)古跡旅游資源分類
古跡結合旅游,可分為名勝古跡和歷史文物古跡。
1.名勝古跡
是指風景優美和有古代遺跡的地方。中國名勝古跡眾多。名勝古跡里最直觀的文化現象恐怕就是那些浩如煙海的楹聯了。這些楹聯,或鐫刻于亭臺樓閣,或分貼于寺廟祠墓……以抒發興致和情懷,它們不但為山水增色,美化了環境,又是游人吊古憑史的場所,既陶冶了人們的情操,又得到了大自然的享受,所以世世代代為人所稱道、傳頌。
2.歷史文物古跡
是指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留下的活動遺跡、遺址、遺物及遺風。它按照歷史時期可分為:古代遺址和近現代重要史跡;按照文物古跡的形式、特點可分為:居住遺址、生產遺址、古戰場遺址、古城與村落遺址、古建筑遺址、摩崖石刻遺址;按照反映人類活動可分為:生產活動類、生產類和精神類。
在這些分類中,還可細分,例如:
(1)人類歷史文化遺址可分為:古人類文化遺址、社會歷史文化遺址以及歷史名人遺跡。
(2)古代建筑又可分為:皇家建筑、樓閣亭臺建筑、墓陵建筑、宗教建筑、居民建筑、其他重大工程建筑,如防御工程、古代橋梁、古代水利工程等。
(3)歷史文物可分為:原始社會文物遺存、青銅器遺存、陶瓷器遺存、雕塑遺存以及古代繪畫遺存。
這些歷史文物古跡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真實寫照;是我國輝煌歷史的美學展示;是我國古代文明的集中凝聚;是我國古代科技的高度濃縮。
(三)古跡旅游資源的特點
古跡旅游資源不同于一般的旅游資源,它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特性:
1.時代性,即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
任何文物古跡都是一定時代(或年代)的產物。從結構、形式到內容無不打上時代的烙印,蘊含著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等諸多內容和信息。它們是人類歷史遺留下來的遺存,是歷史的殘跡,這就決定了文物古跡不能再生產,建造。雖然人們現在可以復建,仿建出外形一樣的古跡,但卻無法復制文物古跡的文化內涵和歷史信息。因此,文物古跡也就具有不可替代性。
2.物質性
文物古跡是有形的文化遺產,是歷史文化的載體,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見證。文物古跡包括可移動文物和不可移動文物,都是由人們用一定的材料制作或建造的。文物古跡的物質性和形態(種類、造型),使它具有形象性和直觀性,文化內涵深藏于物質載體之中。
3.價值的客觀性
文物古跡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包含著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技術和藝術文化等豐富內涵。它的價值是凝結在文物古跡中的一般人類勞動,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和歷史發展,進步的標志。
4.突出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風格
如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56個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加之地域遼闊、地理環境、自然條件的差異,文物古跡的種類和風格非常豐富。
5.實用性
許多古建筑可以作為生活居住、游樂活動等場所;很多古老的水利工程,至今仍發揮著重大作用。如京杭大運河、都江堰、靈渠等。
三、古跡旅游的涵義
為了了解歷史,繼承文明,人類需要去考證、去分析,人們對古跡旅游資源越來越關注,為了追溯歷史,回首往事,人們對祖先遺留下來的歷史遺址、古陵墓、古建筑、歷史文物古跡也越來越感興趣,由此產生的旅游方式,稱為古跡旅游。
古跡旅游是主題旅游中一種形式,是以觀賞游覽歷史古跡資源為主要內容,游客不僅能夠獲得精神上享受,更能增強其歷史感和對民族文化的自豪感。
文物古跡與旅游的發展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和十分密切的關系。旅游離不開文物古跡,文物古跡借旅游發揮其作用,流傳其歷史,傳播其信息。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四、三個相關問題的探討
在認知了古跡、古跡旅游資源、古跡旅游之后,在此提出了三個問題,即是不是所有古跡都能成為旅游資源?是不是所有古跡旅游資源都能成為古跡旅游產品?是不是所有古跡旅游產品都能帶來效益?下面談談我的個人觀點,供大家探討:
(一)文物古跡與旅游資源之間的關系
將歷史文物古跡開發為旅游景觀乃是著眼于經濟和社會效益,它能促進旅游消費,刺激經濟發展,帶來可觀的利潤,同時能普及歷史文化知識,啟迪后人、警示后人,對社會進步產生積極的影響。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古跡資源都可以成為旅游資源用于旅游業開發,只有具備以下三個條件才可以視為旅游資源:
1.歷史的知名性
該古跡在社會歷史發展中曾發揮重要作用,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享有較高的知名度,能夠對旅游者產生吸引力。
2.文化的展示性
歷史遺址旅游是歷史文化的體驗之旅,只有物質遺存豐富、文化內涵濃厚的歷史遺址,才能讓普通游客看有所知,知有所思,感觸深刻,難以忘懷。
3.開發的可能性
旅游者的大量進入,必須會對歷史遺址的遺存環境帶來干擾,影響遺址的壽命,旅游開發不會對其造成負面影響的歷史遺址才能夠允許旅游業開發利用。
古跡資源轉化為旅游資源的最優形式就是文物古跡歷史文化價值高;觀賞內容豐富;觀賞性強;文物古跡與周邊的人文、自然景觀相協調;地理位置優越;交通可入性好。如北京的故宮、西安的秦陵兵馬俑、洛陽的龍門石窟皆因有最優的旅游資源表現形式而蜚聲中外,成為國內一流的旅游景區。
(二)古跡旅游資源與古跡旅游產品之間的關系
古跡旅游資源必須開發轉化為經濟良好、社會和生態效益高、吸引力強的旅游產品之后,才可言談發展古跡或文化旅游業。而且在古跡旅游資源開發、轉化之初,就必須堅持開發與保護相結合,必須堅持景區景點的環境容量與游客流量相適應,最大限度地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的共贏。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潛在古跡旅游資源都值得開發,也不是所有的潛在資源都適合于現在開發。開發與否,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從市場需求的實際來認識和開發,因為不同游客的需求是不同的,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游客的需求也是變化的。
(三)古跡旅游產品與效益之間的關系
1.豐富完善的古跡旅游產品能促進經濟和社會效益
文物古跡作為一項重要的旅游資源,轉化為旅游產品既可吸引游客,獲得經濟效益,又可通過旅游活動起到對人們的宣傳,教育作用,弘揚傳統文化,實現社會效益。
2.單一的古跡旅游產品結構,無法形成產業鏈,不能實現旅游綜合效應
古跡旅游旅游產品結構單一,僅僅重視觀光旅游區(點)內的旅游者需求,而忽視他們在景區滯留期間的餐飲、娛樂、社交、住宿、休閑游憩等需求,沒有形成旅游產業鏈,那么留下的僅僅是“門票經濟”,不能體現最大限度的旅游經濟效益,自然也就實現不了當地的綜合效益。
3.針對性、目的性較強的古跡旅游產品,同比效益有限
所謂歷史文化城鎮,就是許許多多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筑群體構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鎮街道景觀。例如,帶門樓的宅第,樹木繁茂的廟宇,高聳的城郭、寶塔,以及文明開化以后所產生的西洋建筑、橋梁、濠河……等的姿態。[1]每個建筑物和構筑物,都有其深遠的由來和歷史,如果能夠為來訪者提供詳細了解的資料,則必然會給人們很大教育;如果能將它們組成一定形體,創造出我們四周的“環境景觀”,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異地的人,擴大生活范圍,彌補生活體驗的不足。我們親生感受到,在我們生活的國土上,可以創造出多么豐富多彩的生活空間來。
但是文化城鎮并不只是給外來者賞心悅目。文化城鎮猶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這里反映著人們的實際體驗,這是無法代替和置換的,他們將視它為自己的故土故鄉。
所以,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就是在保存歷史文化城鎮物質遺產的同時,如民居、街道、橋梁,保護城鎮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蘊,歷史性環境。
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的意義
早在1972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第17次全會制定的“文化遺產及自然遺產保護的國際建議”的前言中說:“在生活條件迅速變化的社會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輩留下來的歷史遺跡密切接觸,才是適合于人類生活的環境,對這種環境的保護,是人類生活均衡發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個地區的社會中,充分發揮文化及自然遺產的積極作用,同時把具有歷史價值和自然景觀的現代東西都包括在統一的綜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適的。”
科教文組織的第19次全會,提出了“歷史性地區的保全及其在現代的作用”的國際建議,其中有:“所謂歷史性地區,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歷史的客觀存在。為適應多樣性的社會生活必須有相應的多樣性生活背景,據此,提高歷史性地區的價值,將對人們的新生活產生重要意義”。[2]
可見,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對我們了解歷史,傳承傳統文化,豐富現代生活,促進社會多樣性發展都有著重要意義。保護歷史文化城鎮是人類生活均衡發展的一種需要,更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
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的現狀
目前,我國對古城鎮的保護處于一個越來越重視的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就有關于不可移動文物保護的規定,歷史文化城鎮自然也在保護之列。而在2007年7月,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將《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全文公布,征求社會各界意見。該條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過單獨制定法規對歷史文化城鎮保護進行規范,國家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各級地方政府也有相應歷史文化城鎮保護法規的出臺。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閬中古城保護條例》、2006年開始施行的《云南省麗江古城保護條例》。中國社會正將更多關注的目光投放到這個我們過去不曾注意的焦點上。
但是,我國的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現狀令人堪憂。最主要是對歷史文化城鎮開發與保護的關系沒有處理好,對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礙。
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面臨的問題
當前,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是追逐經濟利益與保護當地傳統文化之間的沖突。隨著物質生活的逐漸豐富,現代人對傳統生活環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來越多的地方認識到歷史文化城鎮鎮潛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資源,發展旅游業,推動地方經濟、提高當地人民的生活質量。這本無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開發,使得歷史文化城鎮不斷商業化。許多地方只是關注眼前的經濟利益,忽視了古城鎮本身深厚的文化、藝術底蘊,更忽略了對歷史文化城鎮的持久保護。歷史文化城鎮保護與旅游開發的矛盾已經日趨嚴重,并直接影響著古城鎮的“生存”。因為,于歷史文化城鎮而言,其巨大的價值不僅體現在城鎮建筑,布局結構的合理和藝術,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歷史,文化氛圍,民族風俗習慣,。商業化的開發使得歷史文化城鎮離它的價值越來越遠。
以云南麗江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麗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與雅典、羅馬、威尼斯等偉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責過度商業化、原住民流失,聯合國派出檢查組,麗江面臨亮“黃牌”之憂。十年僅是歷史的一瞬,然而這十年麗江的變化幾乎超過了過去800年的總和。如今,涌入麗江的不是蒙古戰車和鐵騎,而是源源不斷的游客和老板,他們帶來麗江的不是馬刀與盔甲,而是快速增長的旅游收入和巨額資本。
雕梁畫棟、小橋流水的古城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搖搖欲墜,詩人、專家、學者們感嘆:在酒吧街的燈紅酒綠中,在小販的叫賣聲中,古樸一點點褪去,麗江古城正變成一具沒有內容的空殼。
07年6月,在新西蘭舉行的第31屆世界遺產大會上,麗江古城、故宮、長城、圓明園、布達拉宮和云南三江并流6項中國世界遺產被要求在大會上就管理上出現的問題作解釋。
麗江古城能申遺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頭巷尾間的納西市井生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濃郁的地方民族特色與自然美妙結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區域都商鋪客棧林立,原住民紛紛將房院騰出給外來商人獲取一年十幾萬的租金,并用這筆錢在新城購置洋房,他們搬走家當的同時還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擔憂的是,有些官員認為古城本就是為商業而建,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甚至有人認為即使聯合國真亮“黃牌”也無妨,因為麗江已經具備了足夠的知名度。這樣出自官方的想法給古鎮的保護,尤其是非物質文化的保護造成了很大阻礙和不利影響。[3]
當地居民是保護事業的動力
由麗江古鎮一例,我們不難看出,目前,我國歷史文化城鎮的物質遺產,基本得到了較好的保護。但是,非物質性的歷史性環境,仍在遭受著肆意破壞。可以說,這是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的核心問題和難點。一旦人們意識到歷史性環境保護的重要,并著手進行保護,實際上也就解決了古城鎮物質遺產保護的問題。因為歷史性環境保護較之物質遺產保護,程度更深,也是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的本質。
日本作為我們的鄰國,地理位置和文化傳統都與我們相似。早在上世紀60、70年代,日本就開始致力于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尤其是歷史性環境的保護,并且獲得了較好的成效,對我們極具借鑒價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經驗,我認為激發當地居民保護的意識和積極性,才是解決此問題的關鍵。
在日本,歷史環境的保護也如同公害處理,自然環境保護一樣,首先是由當地居民中產生。各地方政府著手采取相應對策,公布具體條例,等到這種條例在全國許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國家才作為最高行政管理,著手進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鎮文物保護法的修訂也經過了這樣一個順序而進行。以“日本全國歷史文化風土保護聯盟”為中心,由各地居民發動的保護運動,其偉大功績就在于促進各自治體頒布有關條例,并將其吸收到文物保護法內作為修訂的內容之一。
可見,民眾的支持和擁護是歷史環境保護的基礎和動力。而日本民眾對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的關注,歸根結底源于他們“環境觀”的變化。日本曾經爆發過嚴重的公害問題,世無旁例的水俁病和四日市氣喘病,使得公害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們敏銳地感到了生活環境中的種種問題,發現了自然環境破壞劇烈。要求保護自然的群眾運動在全國各地興起,群眾環境觀不斷發展擴大。
最終,人們把歷史環境的破壞看作為現代環境問題的主要課題。認識到歷史環境是當地居民精神團結的象征,其消滅將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嚴重的后果。換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們生命、健康的犯罪行為,而歷史環境的破壞,恰是對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戰。一旦失去歷史環境給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對于曾經以此為自豪的當地人來說,簡直不可容忍。這樣一來,人們在重視環境的物質方面的因素之外,也開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價值。[4]
日本的這種“居民——地方政府——國家”的保護模式被事實證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調動我們國人的保護意識,樹立“環境觀”,這是緊接著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參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聞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報上,動員了該社所有通訊員,以“必須保存,復原的歷史性文化城鎮”為題,列舉了全日本169處城鎮加以介紹。接著又以“充滿歷史氣息的文化城鎮”為題,公布了全日本200多處城鎮的所在地圖及概況一覽表。而財團法人環境研究所在它編輯的雜志中,出版了“環境文化”特輯,將與歷史文化城鎮的有關資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兩次的朝日新聞報載為基礎,加上和全國各地方政府討論的結果,收錄和確認了400余處歷史文化城鎮。這些城鎮都是當地居民認為應該保護,由他們進行申報,并最終由國家登記注冊的。
日本的歷史文化城鎮保護始于上世紀60、70年代,主要的宣傳工具就是報刊雜志。在大眾傳媒如此發達的今天,網絡、書籍、電視等各種媒介都可以成為我們宣傳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的手段。并且我們可以把主動權交給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發現、確定、保護歷史文化城鎮。這樣更能調動居民的保護意識和積極性、主動性。
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與居住環境的改善
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固然非常重要,但決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發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環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鎮的保護,猛一看起來似乎是矛盾的,其實并非如此。新的東西,是真正新的東西,而不是為新而新、虛有其表的拙劣設計的冒牌貨,就真正意義上的創新而言,它必然是和舊有的優秀傳統相調和的。文化城鎮的保護,必須與熱愛保護地區文物的人們生活和環境的改善、提高結合在一起,這是文化城鎮保護的基本理論。
在西歐社會中,保存、創造“理所當然的東西,存在于理所當然的場所中”的思想,使得歷史文化城鎮保存的相當完美,當地居民以此為豪的現象,隨處可見。這正是以居住環境的適宜性思想為指導,由當地人用雙手親自創造出來的。[5]
在我國,也有比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鎮紹興,在舊城改造中將改建和保護相結合,讓居民繼續居住在歷史建筑中,作為延伸歷史文脈的手段,這就是紹興保護古城的高明之處。
老城區以保護、旅游、居住為主,陸續遷出工廠、企業,保證原始街區的完整性;對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變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許他們改造內部結構,以更適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裝飾,與城市風貌相協調;新建居民樓多用灰墻黑瓦,體現江南民居風格。對這些歷史街區,紹興的做法是除了外觀的修繕,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電網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氣入戶等。修繕后的街區,既讓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歷史文化城鎮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遠,房內的設施老舊,與現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鎮的居民生活條件差。居民為了改善條件,移居城市的情況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麗江,沒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鎮,不過是喪失了靈魂的空殼城鎮。所以,只有切實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紹興模式”[6]確實值得其他地區借鑒。
保護事業費用的負擔和經費的籌措
歷史文化城鎮的保護事業的特色在于其多樣性。從地區的歷史、現在的功能、經濟的基礎等不同角度來看,有各種各樣的保護形態,在同一個歷史文化城鎮保護事業中,各種事業的保護也是不一樣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護、自然景觀的保護、公共事業便民設施的整頓等。這種事業的多樣性就決定了不應該采取統一的經費負擔。經費負擔、籌措的方式,應該根據各地區不同保護事業的實際情況,決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護與修繕,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費用,那么國家財政的負擔就可能過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擔自家的保護、修繕費用,地方政府給予一定的補助金。但在一些極度貧困的古城鎮,就可以由國家承擔民居保護的全部費用。
對于公共設施的保護,則可以政府出資為主,鼓勵民間組織、企業、個人出資為輔。而地方博物館、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頓費用,可以通過征收入場費的方式負擔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補足。
關于經費的籌措,在日本,歷史文化城鎮保護事業的經費來源,是以補助費、貸款和公共事業為中心的。公共事業不是直接的財源,但是在編制預算措施時,從補充完善保護事業的觀點加以考慮是有益的。貸款是有償的資金,但在資金數量和使用對象上可有靈活性。
另外,曾有學者提出發行“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獎券”[7],利用發行獎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費,作為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的經費。“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獎券”或“文物保護獎券”均是以充當歷史文化城鎮保護事業的費用為目的的,每年可發行二次(如春、秋適宜旅游的季節),向全國發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廳、歷史文化城鎮保護團體的協議下,作為歷史文化城鎮保護事業的財源而靈活運用,這將是非常有效的經費籌措辦法。
對于我國,除了大力發展旅游業以獲取收益,作為古城鎮保護的經費外,發行“歷史文化城鎮保護獎券”是一條值得我們考慮的新思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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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西山卯三.歷史文化城鎮保護.路秉杰.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1.251-254
關鍵詞:歷史文化名城;積極保護;整體創造;南京
中圖分類號:C912.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0)03-04(9)
4 “漸進更新論”――以南京老城南的復興為例
漸進更新論倡導漸進更新,即“有機更新”的手法和“漸進改善”的程序。漸進更新論認為歷史文化名城、歷史地段的進步要靠真實的行動去推動。歷史城區、歷史地段是居民今天仍然生存的空間,由于歷史的原因和長年缺乏維護,建筑多已變得破敗,缺少基本的配套設施。因此不能無視居民要求改善生存空間、擁有現代化生活權利的呼聲,不能簡單否定更新,講保護僅停留在口頭上。同時因為歷史文化名城是在長時段的發展進程中,由許多參與者共同創造、逐漸形成的,因此歷史信息豐富、文化內涵深厚、空間豐富多元。同時這些地區往往也是社會結構、產權制度十分錯綜復雜的地區,私房、公房、經租房政策不一,原業主、老住民、后租戶需求不同,需要深入細致的調查和分析,而不能僅憑事前的簡單調查,以及簡單的多數居民的呼吁改造就做出一次性簡單改造的決定。對于這樣的地區,用簡單的一蹴而就、大拆大建的大規模改造,將使得豐富的歷史信息被粗暴處理,深厚的文化內涵被簡單覆蓋,豐富多元的空間關系難以留存,同時復雜的產權糾紛、歷史保護的社會呼吁也將使得這種方法難以為繼。這樣錯誤一旦犯下,就再無糾正的機會,今后再無法通過漸進改善理念、通過試點實踐一一總結反思一一完善再實踐來不斷改進完善保護工作。
漸進更新論倡導小尺度的有機更新方式。關于有機更新,吳良鏞先生提出:“城市永遠處于新陳代謝之中,居住區內的住房更是如此,城市的細胞總是要更新的,保留(相對)完好者,逐步剔除破爛不適宜者”。“規劃建設時,新的建設宜較為自覺地順其肌理,用插入法以新替舊,一般無法全面推倒重來”。同時漸進更新論將歷史城區、歷史地段的復興過程視為一個不斷完善的發展過程,提倡通過試點項目積累經驗,不斷反饋完善,直至找尋到解決復雜敏感問題的妥善之路。西方歷史文化和舊城保護實踐也表明,保護實踐過程是“一個強調連續而非斷裂的有機過程”,“一種累進重讀(incremental rereading)的規劃過程”,強調將每一次建筑整治或插建、功能改善或調整都看作是對以往的“醫治”,是歷史城區對于現代適應性的一次嘗試。
老城南是南京歷史最為悠久的地區,在歷史過程中形成了大量有形和無形文化遺產。但是清以后,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手工業的逐步衰落以及南京城市發展重心的逐步北移,老城南賴以繁榮的經濟基礎發生變遷,再加上、清軍攻城、等戰亂影響,老城南逐步衰落并繁華不再。今天的老城南在物質、經濟、社會空間上日趨“邊緣化”,呈現出一種整體性衰敗。目前老城南地區房屋已大多破舊不堪,嚴重損壞房占60%以上,險房占2.5%,90%居民家中無獨立廚房、衛生間,地區內幾乎沒有現代化的市政設施,供電線路嚴重老化,城南地區發生的火災60%以上由電路老化引起,消防現狀令人擔憂,消防車難以深入居民密集區。因此,每年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都有提案建議改造,居民改造呼聲強烈,2006年地方政府決定啟動改造工程。但是由于改造方式不當,引發社會廣泛討論和批評,地方政府十分委屈,認為改善百姓居住條件的初衷未得到社會的理解。
老城南的復興必須以文化導向的綜合發展戰略為支撐。悠久的歷史給老城南留下了豐富的歷史積淀,明清“金陵四十八景”中有七處位于老城南,包括鳳凰三山、杏村沽酒、秦淮漁唱、樓懷孫楚、桃渡臨流、來燕名堂、長橋選妓。如果將相鄰的歷史資源一起考慮,還有長干故里、報恩寺塔、莫愁煙雨以及李漁芥子園、沈萬三故居等。雖然隨著時代的變遷,許多有形歷史文化遺產已經消失,但即便如此,尚存的歷史文化資源、加上膾炙人口的詩詞名篇以及老城南作為市井文化代表地的豐富民俗,都是老城南復興的寶貴文化資源,因此必須要明確老城南發展的文化引領定位,以豐富的歷史資源為當展的動力,整合傳統價值和現代功能,賦予歷史地段新的活力,通過文化環境和活力的再造帶動老城南人居環境的改善。
老城南的歷史文化復興,基礎是尚存的歷史遺存、歷史格局、歷史肌理和傳統風貌,雖然老城南的歷史風貌已經受到現代化建設的較大影響和沖擊,但是仍有:(1)大約1平方公里的地段內相對較好地保存了傳統的肌理和格局,許多的街巷的歷史可上溯至明甚至更早的六朝時期;(2)地段內傳統的街巷尺度以及沿線的傳統建筑尺度仍得以保存i(3)地段內現狀建筑質量雖已較為破敗,仍有不少歷史建筑和傳統構件散布于地段內:(4)這些地段,雖然當代物質空間較為破敗,但是破敗的宅基上曾經有過動人的歷史事件,如周初讀書臺、李漁的芥子園等等。它們是老城南這個業已十分衰敗地區的殘存文化驕傲,是實現歷史地段文化復興的最后寄托,也是南京這座城市追尋明清以前、乃至六朝風華的物質空間載體,因此必須盡全力保護,并努力在此基礎上尋求當代復興。
老城南的當代復興,還需要具有帶動作用和影響力的文化項目引領。對此吳良鏞先生2006年在參觀白鷺洲公園改造后曾經指出:“昨晚看到秦淮河的改造與東城白鷺洲的更新結合了起來,因為在夜晚一走而過,難以作科學的判斷,但值得欣慰的一點是:河岸打開了,擴大了公共活動空間,人們可以欣賞到秦淮河的美景;百姓載歌載舞,一片歡樂氣氛,為舊城注入了新的活力;這使我聯想到威尼斯的城市節日慶典。聯系到門西地區,似也可以找出另一種途徑加以綜合創造。例如,‘胡氏愚園’再建并非一切照舊,而是在原有基礎上再創造(reinvention),再發現,從舊環境中找出新的片段,找到新的靈感,借題發揮,力求在這片衰頹的地區再現新的生命力”。筆者認同吳良鏞先生提出的老城南改善和復興應分別從門東白鷺洲和門西愚園的活力重塑做起,給歷史地段增添當代活力和生機,逐步由點及面,有序帶動并引領老城南整個地區的逐步復興。
5 “整體設計論”――以南京歷史文化空間網絡構建為例
關于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創造的關系,吳良鏞先生曾精辟地指出:文化遺產的保護要與文化環境的創造同時并舉,不能脫節。“我們必須認識到,光靠保護既有遺產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把歷史地段與歷史建筑物的整體保護工作同新環境的創造工作融為一體,即在保護的同時更要進行開拓創新”。由此整體設計論強調保護利用思考要綜合、創造要整體。所謂思考綜合,是指要綜合考慮歷史背景、建筑功能、藝術表現、建筑造型、周邊環境、人文內涵、當代活力等多種要素;所謂 創造整體,是指要“在變化中求統一,在紛繁中求整體”。吳良鏞先生曾引用中國古代《釋名》中“巧者,合異者共成一體也”道出了創作的真諦,“在可能的條件下,把一些可以共通的東西加以梳理、概括、整合,包括將東西方建筑文化的某些方面在新的基礎上加以互補、融會,并根據變化中的實際情況加以創造。果如此,我們就有可能達到多樣統一(unity from diversity),和而不同(unity from difference),亂中求序(order from chaos)”。
整體設計論倡導思維的整體綜合融貫,在城市總體規劃層面,要有新老聯動的空間戰略,建立以歷史資源為支撐、以文化廊道為串聯、歷史和當代有機融合的城市空間特色系統;在詳細規劃層面,要在具有一定規模的歷史地段、歷史城區中形成可感知、可深入體驗的真實歷史文化環境:在建筑設計層面,要在認真保護歷史建筑的基礎上,重視新建筑設計的文化內涵和精神塑造。在城市空間體系架構上,整體設計論要求綜合思考城市的歷史文化地標點的精心設計、歷史文化廊道的串聯整合、以及整體歷史文化網絡體系的構建。
南京閱江樓即是較為成功地運用歷史資源塑造當代文化地標的案例,它的重塑改寫了獅子山600多年來有記無樓的歷史。李瑞環登樓時題寫了“登樓閱世,撫今追昔;望江懷古,鑒往知來”,并說“修建閱江樓是件好事,后人定會給予很高評價。江蘇才子多,可以找名人再寫《閱江樓記》,說明為什么六百年有記無樓,今天卻有樓了,但是,不光講一時一事,不光講南京,還要講中國人,講中華民族,講中華大地的凝聚力,講一代比一代強。總之,要借題、借景,發揮好”。李瑞環同志的話清晰地闡明了歷史資源、傳統文化如何可以被當代加以綜合運用,雖然他更多的是從政治進步和社會發展的角度,但對城市規劃建設一樣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閱江樓的建成,使得南京城西北、乃至長江沿線缺乏文化地標的狀況得以改變,紛至沓來的游人給原已被邊緣化的下關區帶來了活力和人氣。隨后在閱江樓周邊,歷史資源天妃宮、靜海寺相繼重塑。今天這一地區已經成為南京重要的歷史文化景觀,它的形成帶動了下關區老百姓人居環境的改善,原已衰敗的下關區從市民心目中原先的“下之角”變為宜人的居住選擇地之一。
對此吳良鏞先生指出:“設計難點在于當今的現代建筑理論思潮如何在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南京這個具有深厚文化積淀的場所中合適的表現出來的問題,即建筑如何既有現代感又有歷史感7要體現地方文化。探索過程中也存在一個如何求新的問題”。現該項目已經落成,獲得社會廣泛的好評,不日布展完成后即將開放。
關于歷史文化廊道的建立,重要的是挖掘并串聯線型空間(河流、歷史軸線、道路等)沿線的歷史文化資源。對南京而言,最重要的歷史文化廊道莫過于明城墻和秦淮河。以內秦淮河為例,它是南京的母親河,歷史上南京最早的幾座城池,如冶城、越城等,都分布在其兩岸。隨后兩千多年,秦淮河及其兩岸始終是重要的歷史舞臺。關于十里秦淮對于南京的意義,吳良鏞先生曾經精辟地將之概括為歷史老城南的文化走廊和空間骨架,可以建設連綴成中華門門西門東的項鏈。前不久,南京在以往工作的基礎上,啟動了秦淮河環境整治工程,目標即是吳良鏞先生提出的重整“十里秦淮”。規劃內容包括:(1)保護歷史建筑、歷史環境和歷史風貌;(2)貫通十里內秦淮河,在外秦淮河水質改善的基礎上實現內外秦淮河聯動,改善水環境和城市環境;(3)改善居民生活環境,提升設施配套水平;(4)依托歷史資源、民俗文化,復蘇秦淮河。經過規劃整合重塑后的秦淮河將重新串聯沿線的歷史記憶,有望形成一首包括序曲,終曲和三個樂章組成的南京歷史文化樂章。
關于歷史文化網絡的構建,重點是“將孤立散存的點狀和片狀結構變成更具保護意義的網狀系統,充分發揮出文化遺產對提升歷史城區整體價值的重要作用”。要跳出孤島式的保護模式,必須加強歷史文化資源的聯系性和系統性。筆者認為,歷史文化網絡的構建可以借鑒景觀生態學的理念,建立“基底-斑塊-廊道”的空間網絡,使歷史文化的保護從斷裂的結構、片斷走向包含多樣性和連續性的系統。具體的構建手法包括串聯、織補、延續和發展四種手段:(1)串聯,通過歷史軸線、傳統街巷、特色商業街、水系、綠帶串聯各類歷史資源、文化空間和公共活動設施;(2)織補,在消失和中斷的歷史空間和環境中,通過恰當地添加與之協調的建筑和文化設施織補歷史肌理和歷史格局;(3)延續,通過道路、視線廊道、景觀軸線等延伸歷史軸線和歷史文脈;(4)發展,通過塑造新的能夠體現傳統精神的文化空間,通過文化線路的拓展,不斷豐富發展新舊融合城市文化網絡空間。
通過上述空間手法的重組,南京可以重新組織城市的節點、界面、軸線和公共空間等,讓眾多的歷史資源點成為南京星羅棋布的“文化基質點”,讓歷史環境相對完整的歷史街區和歷史地段成為富有文化內涵、空間特色的“歷史文化斑塊”,在此基礎上充分利用文化線路、秦淮河、明城墻風光帶、明外廓歷史之旅,乃至林陰道、旅游線路等線型文化廊道,串聯整合上述“基質點”和“文化斑塊”,通過發掘、激活“歷史節點”;對其周邊環境的整治和公共空間的營造,強化“文化特色片區”,將重要的特色片區和公共空間串聯整合起來,組織到現代城市結構中,構建南京城市空間的藝術骨架,并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之美。
6 “文化傳承論”――以歷史南京城營建傳統的傳承為例
文化傳統的傳承,在現實中往往被簡單誤讀。由于對文化傳承的簡單表層理解,形成了現實中兩類錯誤的傾向:一種是割裂傳統,認為當代社會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社會,先人的經驗難以學習借鑒,一味強調學習西方的先進經驗;另一種是凍結傳統,忽視傳統文化傳承中的新時代特征,在當代社會仍然簡單復制傳統風格建筑。事實上,這兩種傾向都不利于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歷史南京城在建造過程中,形成了營建的寶貴經驗和傳統,它既與北方的都城有共同之處,又有自身鮮明的特點,典型反映了中國江南都城的建造藝術成就,包括:
(1)人工建造與自然環境互動關系的建立。南京曾被彭澤描繪為“千年壯麗山為郭,十里人家水繞樓”,是我國以《管子》為代表的“天才地利”規劃思想的典型代表。中國古代城市觀念是建設者在利用自然的同時,融入了對于自然山水的審美,歷史南京城的每一次空間演變,都是利用和改造山水形勢的結果,并產生了“天人合一”的城市景觀特色。
“城市布局中視地形因素,將山水、園林等融入詩情畫意的城市景觀營造中”,明代南京著名的金陵四十八景中,一半以上都在城外的自然山水環境中。“山還是那個山,水還是那個水,但有了李、杜題韻,東坡游記,立即光彩照人,‘落花流水皆文章’,涌出了無窮的想象力”。
(2)歷史空間的繼承和文化的包容發展。正如吳良鏞先生指出的:“江南建筑文化早已非原本江南的‘本土文化’或‘初民文化’,而是一直汲取、融合了不少中原文化,甚至海外文化,因此‘開放性’和‘善于吸收異質文化’可以作為江南建筑文化的重要特征,這也是江南地區文化昌 盛、后來居上的重要原因”。南京城在近2500年的發展進程中經歷了多個朝代的變遷,其建設都在因應承襲歷史格局的基礎上發展完善,形成一種既連續又變化的空間和文化發展態勢,歷史南京城正是在不斷的文化碰撞中繼承、揚棄、發展。
(3)重要空間的設計和場所的塑造。封建帝國時期城市最重要空間和建筑莫過于帝王的宮殿,今天人們盛贊明清北京城市和故宮之壯觀,卻很少知曉明清北京“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明南京宮城、皇城、乃至都城軸線合一的模式,既是南京特殊的地理條件使然,又很突出的表達出金陵王氣,它也成為后明成祖遷都北京時設計故宮的藍本。南京明故宮開創的宮殿格局形制和禮制建筑,是十四到十九世紀中國都城建設的重要原型。
(4)整體城市規劃設計的營建傳統。西方傳統的城市是以城市軸線、廣場和公共建筑為空間核心自然生長的城市。相對而言,中國傳統城市無論是選址還是布局都是整體設計的產物。正如吳良鏞先生指出的:在中國古代的城市建設中,城市的規劃和設計是同一的,在進行城市規劃和總體布局時,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包含了城市設計的內容,努力將城市規劃與設計相結合,城市與自然相結合,將城市、園林、建筑與工藝美術相結合,以臻至城市整體和諧的境界。這一中國城市規劃設計體系的特色,在歷史南京城各個主要歷史時期都有所體現。如明南京城集中國南北方歷代都城建設之大成,并有所創新,既符合都城禮儀要求,又實事求是因應當時的都城發展需要,妥善處理了新宮與老城的關系,而且還具有嚴謹與寬松、規整與自由的和諧共存的空間美感。尤其值得稱道的是:由于其布局合理,與山水有機鑲合,其奠定的城市格局歷經600年未能突破,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前的南京,充分說明了明初南京城整體設計的科學合理。
上述傳統在當代的運用必須結合變化的時代特征,對此,吳良鏞先生曾經明確指出:南京并非一個活在過去的城市,過去因為對今天和未來的價值而具有意義。我認為,以南京的山山水水,還要加強從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到走向文化城市的創造,提高城市的文化競爭力。而在傳承歷史傳統、創新當代文化時,既要深諳傳統的精華,又要洞悉時代的變遷。同封建帝國時期的都城營建相比,當代城市建設發展的變化節奏、變化規模、變化內容、變化尺度都發生了根本改變,工業時代的城市景觀和特征,完全不同于小農經濟時代的城邑。因此認清歷史的發展和變化是重要的,因為它將決定我們采用什么樣的態度和方式傳承歷史和傳統。諾伯特舒爾茨將歷史的變遷歸納為三類:實用的變遷,社會的變遷,和文化的變遷。從實用的變遷來看,當代城市的功能遠較傳統城市復雜,商務樓、綜合體、會展中心、交通樞紐等各種新建筑層出不窮;從社會的變遷來看,封建社會的君臣、父子、等級、秩序等社會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城市人口的流動性,社會發展的民主意識都使得今天的城市更加多元,更加重視多元人群的包容平等i而從文化的變遷來看,今天的城市已經很難用一種秩序、一種道德規范、一種文化來約束,多元文化并置已經成為時代的潮流,在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文化的影響下,傳統文化的形式已不可能“以不變應萬變”,但是傳統文化的合理精神卻可以也應該在當代傳承。
關于“人工建造與自然環境互動關系的建立”的傳統,我們必須看到:當代城市建設規模和速度使得原來與自然環境相互融合及平衡的關系被打破,“在目前高速度、大規模的城市建設中,這種城市與自然環境之間的融合無意間似乎被遺忘了”,因此傳統精神的再利用、再建和自然環境的互動關系,必須考慮到這一時代的變化。同時隨著社會的進步,人類對于自然的態度,已不是曾幾何時的豪邁改造自然,也不僅僅是傳統的順應自然,而是強調在自然環境基礎上的生態修復、生態系統的構建,因此南京需要從“山水城林有機相融的小南京城”,走向“山水城林有機相融的大南京都市區”,在更大的發展需求空間中,構建城市和自然有機鑲嵌的空間系統,在南京都市發展區范圍內構建“多中心、開敞式、網絡化”的組團空間結構,并廣泛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生態文明,建設生態城市。
關于“歷史空間的繼承和文化的包容發展”的傳統,我們必須看到:當代城市建設規模和速度在劇烈地改變著歷史空間和當代建設的圖底關系。在極短時間內形成的建設量,甚至有可能超過千年累計的總和。在此背景下,歷史文化遺存顯得尤為珍貴。今天我們需要對歷史有更多的敬畏。隨著南京城市不斷向外拓展,不僅要高度重視中心城的歷史文化保護問題,對歷史文化空間的保護和利用也要引起高度重視,要在保護市域文物古跡、古鎮古村、環境風貌保護區和歷史山水環境的基礎上整合發展的資源,把歷史空間的繼承和當代新文化的發展有機結合起來。
關于“重要空間的設計和場所的塑造”的傳統,我們必須看到:當代城市重要空間的定義已經發生變化,城市不再是帝王將相的城市,而是市民的空間。如果說原來的場所強調等級的秩序,當代的城市空間則追求宜人的環境,空間的塑造更加強調場所的開放性、市民的可參與性。以南京秦淮河水系的規劃建設發展為例,內秦淮河更多表達的是歷史文化及其傳承,外秦淮河更多表達的是歷史文化和現代文明的有機結合,尚未開發正在規劃中的秦淮新河則可以突出“新秦淮、新意象、新體驗”,以新體育、新休閑、新商務、新人文、新技術為構思,形成同樣具有文化意義和內涵的趣味公共空間,但更多地表達時代特征。
關于整體城市設計的營建傳統,吳良鏞先生曾經指出:“無論過去、現在抑或將來,江南建筑文化都應該區域、城市、建筑群、單體建筑以及建筑細部渾然一體,是規劃、建筑、園林的整體創造,是經濟、科技、文化、藝術、自然等的有機融合”。由此出發,筆者針對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的“品質空間”極易受到侵蝕的現狀,提出了要針對城市“品質空間“設計“特色意圖區”規劃管理制度。所謂“特色意圖區”是指因城市景觀塑造、歷史風貌保護以及生態環境保育需要特別保護、控制和塑造的區域,包括三類,即“自然山水展現區”、“歷史文化展現區”和“現代風貌展現區”。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筆者牽頭組織編制了”南京市空間景觀特色意圖區規劃”,其核心思想是用整體設計的思想保護、串聯、整合城市的品質場所和公共空間。
7 “發展協調論”――以南京的城市定位和戰略為例
基于南京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資源,南京城市發展的文化定位可以概括為:中華文化樞紐、濱江宜居生態城市、國家重要創新基地。
關于中華文化樞紐,歷史上南京就是世人矚目的文化中心,有“天下文樞”、“東南第一學”的美譽。六朝時期,南京作為南北文化交流中心,創造了燦爛輝煌的“六朝文化”。在明清、民國時期,南京則成為內陸文化與海外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交匯之地。同時,南京崇“文”重“教”的歷史,又使其擁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資源。如今,南京作為全國四大科研教育中心城市之一,擁有眾多的科研教育機構和雄厚的人才儲備,萬人擁有的研究人員數和大學生數都位居全國前列。這些豐富的文化科教資源和悠久的城市發展歷史造就了南京“中華文化樞紐”的歷史定位。
關于濱江生態宜居城市,南京是環境優良的綠色城市,境內寧鎮山脈丘陵起伏,長江穿城而去。秦淮河蜿蜒其間,玄武湖、莫愁湖鑲嵌東西,鐘山龍蟠,石城虎踞,“山水城林”融于一體,綠化覆蓋率達到46%,森林覆蓋率達到23%。南京人文環境優越,文化包容性強。南京城市尺度適中,大部分人的通勤時間在30分鐘左右。南京第三產業主要集中在主城,第二產業基本分布在城鎮,既保持了城市的活力,又保護了主城的環境,避免了大城市“蔓延”發展的城市病。將南京定位為生態宜居濱江城市,有利于凸現南京的濱江特色、山水特征、宜居特性和生態發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南京的人文內涵和人居環境水平,提升城市的發展要素吸引力和綜合競爭力。
關于國家重要創新基地,南京具有豐富的科教文化資源,具有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基礎和條件。定位于國家重要創新城市,不僅符合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導向,有利于推動南京進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保守意識和傳統體制束縛,在新一輪發展機遇中提升南京的競爭力,也有利于釋放南京巨大的科技資源潛力,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增強南京中心城市對周邊地區的科技服務能力,從而鞏固南京區域中心城市的地位。
在城市發展的空間戰略上,則要建立歷史文化資源保護和城市綜合發展戰略相互配合協調的空間格局。過去囿于城市經濟實力和時代的局限性,南京城市發展一直局限在老城的近50平方公里范圍內,現代化的建設與古都的歷史文化空間相互重疊、互相沖突,不僅阻礙了城市功能的提升,也給古都格局的保護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經過對以往發展的深刻反思,2001年南京城市總體規劃調整提出了“老城做減法、新區做加法”的空間戰略,通過一加一減的一疏一導,既改善老城的人居環境,松動老城歷史文化保護的空間,又加快新區新城的建設發展速度。
在“建新城、保老城”戰略的指引下,經過2002年以來幾年的建設,這一空間戰略已經取得了正面的成效,原本聚焦在老城的開發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老城高層建筑加速聚集的態勢有所扭轉,土地投放的重心完全轉向,城市建設的重心跳出了明城墻內的老城范圍,城市結構從過去單中心簡單外溢蔓延逐步轉為多中心組團式有序發展,為南京作為特大城市的長遠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空間架構。在城市空間戰略的支撐下,南京的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地區生產總值排名從18個城市中2000年的第12位,躍升至2005年的第7位,上升速度非常之快。這說明一個正確的空間戰略可以在保護好城市歷史文化資源的同時,獲得良好的經濟綜合效應,實現歷史保護和經濟發展的綜合雙贏。
8 “社會支撐論”――結合南京實踐的相關思考
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之所以困難,是因為這是一個涉及立場和價值觀的社會問題,涉及巨大的利益,涉及眾多的利益群體,因此說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歸根到底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社會問題。社會的問題應該靠社會來解決。需要全社會的參與、支撐和協同。傳統保護規劃的致命弱點是把歷史文化保護視為專家和個別部門的一項技術,而忽略其社會屬性和公共政策屬性。到目前為止,我國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是在國家的保護體系基礎上,主要還是由少量專家來推動的,保護工作過于專業化和缺乏群眾基礎,必然會影響到保護的社會實效,完全依賴保護專家的不辭辛勞和四處奔走呼吁是遠遠不夠的。
關于法制規范,結合南京的現狀,筆者認為應推動以下工作,一是推動《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的制定:二是按照新出臺的《南京重要近現代建筑及近現代建筑風貌區保護條例》的規定,積極推動重要近現代建筑名錄的分期分批公布;三是逐步將歷史文化保護不同環節、層面工作制度化、規范化,如針對南京豐富的地下文物埋藏的特點,應進一步修改《南京地下文物保護管理規定》中涉及地下文物重點保護區勘探、開發建設程序,同時建立有效的地下文物勘探快速應變機制,健全相應的文物通報制度,以加大對地下文物的保護力;四是制定更具針對性的歷史文化保護技術規范,歷史文化街區內不應簡單機械地照搬現有國家和地方標準,而應該采取不同于一般地區的技術標準和規范來進行規劃設計和實施管理。在地區交通組織、市政配套、建筑安排等方面的技術要求應結合歷史文化保護的實際要求來制定。
關于組織保障,一方面,倡導政府組織機制的創新,通過多部門協同、市區聯動,統一部門和各層級的保護行動。另一方面,推動政府治理結構向“管治”的轉變,發揮多元主體的參與作用,嘗試建立長效的協商機制。鑒于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科學性和專業性要求,可建立專家委員會全過程論證監督制度,由具有豐富經驗的專家從歷史文化保護與更新項目規劃總圖到單體設計、施工圖設計、現場技術指導等環節負責咨詢論證:完善公眾參與機制,歷史文化保護與更新項目的規劃和詳細實施方案必須社會公示,才能審批實施,審批后還應同時在現場、網上公示,其間還應該舉行專場公眾意見咨詢會,面向公眾征詢意見和建議,必要時應由項目的規劃師或建筑師現場答疑和接受質詢;對于具有較大社會影響面的敏感性項目,可采取多部門聯合聽證的方式。
關于財務支持,可借鑒西方各國歷史保護的經驗,嘗試建立和創新財政扶持機制
建立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項基金,每年可從地方財政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作為資本金注入該基金,該基金重點資助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項目,若時機適合,還可嘗試實行市場化、證券化募集資金的方式,實現多元化融資;改革區縣政府的以經濟為導向考核制度,基于其資源稟賦、主體功能,建立差別化考核制度,其中對歷史文化保護的重點區縣相應調整或降低GDP考核指標,而通過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給予更多的財政扶持,實現區域發展均等化目標。
關于體制創新,要逐步探索與歷史保護相關的體制機制改革。一是要嘗試建立歷史文化街區運作模式的創新,改變傳統單一項目就地平衡運作的方式,探索在更大范圍內,綜合考量歷史文化保護的社會、經濟和長遠效益。同時,就單個項目的運作而言,可試驗性地采取政府主導下的市場化運作方式,如公私合作經營;二是可考慮建立產權轉移的有效機制,針對那些具有清晰私有產權的歷史建筑,在政府許可并捆綁保護責任的前提下,可允許上市交易。基于明晰的產權關系,可建立對歷史建筑進行稅收減免和強制維修的管理政策:三是要逐步健全社會性保障的配套制度,如出臺適應多元化需求的居民安置措施,明確老城改造后居民回遷率,改造前后的人口密度問題等。借鑒西方經驗,在城市更新與改造過程中,在居民、基本的服務設施、教育設施等方面保持其原有結構,并通過更新給老城以新的內涵和活力。
關于保護行動的計劃,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的實施,應該分時序、分區、有重點地在政府主導下,以項目形式逐年加以推進。政府相應需建立并明確年度實施的制度體系。一方面,開展年度實施計劃,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框架下,結合年度城市建設計劃,明確年度實施目標,落實具體保護項目、安排相應的資金預算和明晰涉及各方的責、權、利關系。另一方面,對上年度實施計劃進行回顧評價,認清問題,總結經驗,為制定下年度實施計劃提供參考和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