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流動的形式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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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勞動力流動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 雙側骨神經；阻滯麻醉；雙膝關節置換術；血流動力；蘇醒時間
[中圖分類號] R61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6）05（c）-0013-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effect of bilateral femoral nerve block anesthesia on blood flow dynamics and relief tim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ouble knee replacement surgery. Methods 60 cases of patients planning for double knee replacement surgery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4 to February 2015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30 cases in eac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mplemented bilateral femoral nerve block anesthesia ， the control group implemented general anesthesia before operation， and the HR and mean fluctuating pressur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esthesia ， after induction of general anesthesia， immediately after induction of general anesthesi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peration， after 60min of operation， after 120min of operation and at the time of awakening of patients， and the operation time and hemostatic tim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dosages of propofol， fentanyl and remifentanil in operation were recorded， and the awakening time and extubation time of patients were observed in detail. Results Both groups successfully finished operation after anesthesia， and there wa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operation tim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an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hemostatic tim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y comparison.[（109.3±21.1） vs （122.5±21.6）] min， the drug dosage of propofol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awakening time and extubation tim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obvious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Bilateral femoral nerve block anesthesia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ouble knee replacement surgery is superior to general anesthesia obviously， which can reduce the use of intravenous sedation and analgesics by patients in operation， better stabilize blood flow dynamics and shorten the awakening time of patients after operation.
[Key words] Bilateral femoral nerve； Block anesthesia； Double knee replacement surgery； Blood flow dynamics； Awakening time
人類在醫療和生活水平不斷提升的現在，壽命得到了相應的延長，人口老齡化的時代也在到來，全膝關節置換術中中老年人所占的比例在不斷的增加[1-2]。雙膝關節的同時置換，只需要進行一次麻醉這樣可以有效的縮短病程，同時可以降低醫療費用的消耗，因而被廣大中老年人所廣泛接受。該文對該院自2014年2月―2015年2月接收的60例雙側股神經阻滯麻醉患者進行了研究，在老年雙膝關節置換術中的應用和全身麻醉進行比較，分析前者對老年手術患者血流動力和蘇醒時間的影響。
1 主要資料和麻醉方法
1.1 主要資料
該實驗方便選擇該院自2014年2月―2015年2月接收的60例雙膝關節置換術患者，其中男性32例，女性28例，年齡60～78歲，同時以上所選的病例中患者沒有嚴重的心肺疾病以及重要的臟器功能的衰竭，沒有嚴重認知障礙，病情基本穩定。其中老年合并癥中高血壓21例，冠心病5例，糖尿病患者20例。實驗將60名患者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各30例，所有的患者在手術前需簽訂和實驗內容的相關協議，并對實驗情況完全知曉。該次實驗經倫理委員會批準。
1.2 兩組實施不同的麻醉方法
兩組患者在手術30 min前均進行常規的肌注射阿托品0.5 mg，在患者進入手術室后使用檢測儀對患者的心率、心電圖、脈搏血氧飽和度以及腦電雙頻指數進行監測。兩組患者中對照組不進行雙股神經阻滯穿刺。實驗組患者實施全麻誘導前神經刺激器的協助下對雙側骨神經進行穿刺。對實驗組患者的腹股溝韌帶下2 cm的位置定位股動脈，將50 mm長的電刺激針于股動脈外側1 cm處與皮膚形成30度進針，刺激電流1 mA，患者的股四頭肌出現明顯收縮或是伴有膝蓋跳動時，降低刺激針的電流至0.3 mA，股四頭肌仍有明顯收縮時注入0.375%羅哌卡因（國藥準字H20060137）3 mL，此時對患者觀察5 min后患者沒有局部麻藥中毒反應后，單側緩慢推注0.375%羅哌卡因17 mL，推注過程中需要注意患者血液是否出現回流的情形。雙側股神經穿刺給予0.375%羅哌卡因40 mL。
1.3 對兩組患者進行的觀察
觀察麻醉前、全麻誘導后、全麻誘導后即刻、手術開始、手術開始60 min、手術進行120 min、患者蘇醒時HR、平均脈動壓進行比較。對實驗組和對照組患者的進行的手術時間以及止血所用的時間。術中使用的丙泊酚、芬太尼、瑞芬太尼的用量做出記錄，對患者的蘇醒時間、拔管時間。
1.4 統計方法
該次調查所有數據均采用軟件SPSS 20.0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均采用百分比（%）表示，計量資料采用（x±s）表示，用t檢驗，P
2 實驗結果
兩組患者全部順利完成麻醉和手術，實驗組和對照組患者的手術時間分別是（171.2±42.6） min和（165.2±20.6） min，手術時間沒有明顯差異，但是止血帶應用的時間分別是（109.3±21.1） min、（122.5±21.6） min數據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我國的老年雙膝置換手術中經常使用的麻醉方法是椎管內麻醉會使實施全身麻醉，該種麻醉方式對于存在脊椎骨質增生的患者來講，韌帶鈣化普遍，導致麻醉穿刺過程中難度增加，對患者造成了手術的痛苦，并且會出現麻醉風險[3-4]。神經刺激器和超聲下的輔助穿刺極大的提高神經阻滯的成功率。神經阻滯對患者的循環呼吸影響也比較小，不但很好的和硬膜外鎮痛產生了相同的麻醉效果且降低了手術并發癥的發生，降低患者的嗎啡需求量[5-6]。在單側膝關節置換術中經常使用的神經阻滯方法是腰叢和坐骨神經同股神經阻滯相結合的方式，但是腰叢坐骨神經的位置比較深，在對患者實施穿刺時需要患者的側臥位的配合，姿勢保持時間比較長。相比較之下股神經穿刺的位置相對比較淺，患者在穿刺的過程中只需要保持仰臥位即可，神經刺激儀能夠很好的對神經進行定位，保證了麻醉實施的成功率[7-8]。在研究哌羅卡因的劑量最大為150 mg，但未出現麻藥中毒的不良反應。
冠心病、缺血性腦梗死在老年患者中出現的頻率比較高，老年人對麻藥的耐受性較差，手術的刺激很容易引起老年人血壓的升高而發生腦血管意外。在該研究中的患者中有近一半的患者由高血壓和糖尿病，因此物在老年患者中的使用要更加謹慎[9-10]。
該次研究中，兩組患者均在進行麻醉后順利完成手術，實驗組和對照組的手術時間沒有明顯的差異，止血帶應用的時間分別是（109.3±21.1）min、（122.5±21.6）min，兩組的數據比較具有明顯的差異，實驗組的丙泊酚等藥物用量明顯低于對照組，患者的蘇醒時間和拔管時間明顯短于對照組。該結果同李紅培等人[1]的研究結果[觀察組與對照組手術時間分別為（171.3±42.5）min、（165.0±20.2）min，止血帶應用時間分別是（109.4±21.0）min、（122.6±21.5）min]保持一致。
綜上可知，雙側股神經阻滯麻醉同全身麻醉相比在老年雙膝關節置換術中患者的具有明顯的優勢，可以在手術中減少對患者使用靜脈鎮靜和鎮痛藥物，穩定患者血流動力，縮短了患者的術后蘇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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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勞動力流動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經濟開放；勞動力流動；產業集聚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4）04-0051-14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06
Openness and China’s Interregional Labor Migration：
A New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YI Miao1， ZHOU Shen2
（1. School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This research tries to explain why large scale labors migrate from the interior to the coast during China’s globalization process. We shed a light 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y openness effect on labor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when industries agglomerate to Chinese eastern area. We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general equilibrium new economy geography model. We add a nonprofit public transportation sector to reflect the migration fee. Then， we analyze model’s centripetal force and centrifugal force， mak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model according to Chinese conditions.The results show： during Chinese globalization process， economy openness is the trigger and essential condition of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economy openness will effect shortterm equilibrium， and effect many variables determining labor migration decision， including employment， real wage and price index； economy openness would affect migration through affecting migration cost directly； economy openness would play role on the whol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process to effect labor movement； economy openness promote both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labor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and the degree of openness is deeper the promotion effect is more obvious. As long as China insists on basic policy of open economy， industry will still agglomerate in eastern area until centrifugal force beyond centripetal force， and the trend of labor movement from western area and middle area toward eastern area will continue.
Keywords：economy openness； labor migration； industry agglomeration
一、引言
自1978年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后，我國的經濟開放程度不斷提高，與此同時我國的勞動力流動規模也在快速增長，1990年我國勞動力流動規模為1983萬人，到2000年達到14439萬人（見表1），而到2012年達到2.79億人，較2000年增長94%，約為1990年的14倍。對于中國這樣龐大且快速增長的勞動力流動，學者們從多種視角進行了解釋，其中最為普遍的是發展經濟學的觀點。
大多學者比較關注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城鄉勞動力流動現象。發展經濟學認為處于經濟發展初期的發展中國家一般符合“二元經濟結構”，即一國經濟可分為傳統的農業部門和現代的工業部門。城市工業部門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迅速發展，擴大了對勞動力的需求，農村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業部門流動，最后全部被工業部門吸收。在這個過程中，包含了兩個層面上的勞動力流動。一是勞動力的產業轉移，從農業部門轉到工業部門，即一國經濟工業化過程。二是勞動力的地域轉移，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即農村勞動力城市化過程[1～3]。
然而，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勞動力流動除了呈現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的城鄉勞動力流動之外，還出現了大規模的勞動力由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流動。根據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的調查，2004年農村外出一個月以上的勞動力達到1.03億，其中4299萬為跨省流動[4]。從表1和表2可以看出，1990～2010年全國范圍的勞動力流動中跨省流動的比重在逐步上升，且在跨省勞動力流動中，由中西部地區
流向東部地區的比重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比如中部地區向東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在1990～1995年占中部地區跨省流動的比重為71.52%，而2005～2010年該比重上升至92.43%，上升了20.91個百分點。那么如何解釋我國在全球化過程中大規模勞動力由中西部向東部地區流動的現象？我們試圖建立一個新經濟地理學一般均衡模型并對其進行數值模擬，研究中國東部地區產業集聚過程中經濟開放對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的作用。
一些學者的觀點支持了我們的想法。安德魯（Andrew）簡明地說明了全球化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機制：全球化可能帶來一國經濟地理上的發展不均衡，較開放的地區會比欠開放的地區發展得更快、更好，而勞動力總是從低工資、差工作環境的地區向高工資、好工作環境的地區流動[5]。朋撒和朱農（Poncet and Zhu）利用中國1985～2000[JP]年勞動力跨省流動數據檢驗了該觀點，認為工資和就業機會的不同迫使中國剩余勞動力遷徙到更為發達的東部地區，全球化加強了東部沿海地區吸納省外和省內勞動力的能力，同時降低了沿海地區勞動力發生跨省流動的可能性[6]。肖智、張杰和鄭征征也發現流入地的經濟開放度是吸引勞動力流入的主要動力之一[7]。楊云彥、徐映梅和向書堅認為經濟全球化會帶來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不均衡性，促使人才、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向優勢地區集中，致使就業崗位的空間分布不平衡，引起沿海地區對中部地區勞動力的就業替代[8]。然而，全球化不僅帶來勞動力流向東部地區，也有可能導致勞動力回流到中西部地區。王德文、蔡和高文書從全球化的角度解釋了“民工荒”現象，認為中國加入WTO之后，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中國經濟增長重心發生了相對轉移；隨著內陸在經濟上快速追趕沿海地區，內陸非農就業機會上升和低勞動成本優勢的呈現，出現了沿海地區勞動力向內陸地區回流的現象[9]。這些觀點說明：經濟開放首先使得國內地區發展出現不平衡，東部的經濟發展速度超過中西部，而勞動力在地區發展不平衡后發生大規模的流動。所以，開放后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是經濟開放作用于勞動力流動的重要條件，這種不平衡事實上是開放后東部地區產業集聚的表現。這些研究更多地從實證上檢驗經濟開放對于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的促進作用，有些甚至只是一個觀點，目前從產業集聚的角度理論上分析經濟開放對勞動力跨區域流動作用機制的研究還較少。
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分析的契機，國內外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者大致認為，產業集聚與勞動力流動之間存在正向的反饋促進關系，即產業在某一區域的集聚會引起其他區域勞動力向這一區域的集聚，同時勞動力的集中又會進一步促進產業的集聚[10～13]。敖榮軍和范劍勇等認為我國的產業集聚和勞動力流動符合這種正向反饋機制：沿海地區的產業集聚會帶動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跨區域流動，而勞動力向東部地區流動又會引發沿海地區的進一步產業集聚[14～15]。
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未發現有學者從新經濟地理學產業集聚的角度細致梳理經濟開放對跨區域勞動力流動的作用機制，特別在理論模型中較少考慮遷移成本。本文試圖通過改進和完善遷移函數建立一個分析中國該問題的綜合性框架，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貢獻：①建立一個適合分析中國經濟開放、產業集聚和勞動力流動的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框架。②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改善不足，豐富遷移函數的部分，使之更符合中國事實：首先，引入近視遷移和遠視遷移機制；其次，考慮勞動力流動的遷移成本，包括物理成本和心理成本，發現遷移成本的加入對于產業集聚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最后，加入一個非盈利的公共交通部門以反映勞動力流動的交通成本。③在模型機理分析的基礎上歸納出產業集聚過程中經濟開放對勞動力流動的作用機制，其中部分重要結論在數值模擬中得到驗證。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經濟處于封閉狀態，整體經濟發展緩慢、工業化程度不高，但全國范圍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較為均衡。改革開放之后，在經濟開放的條件下，我國整體經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工業化程度也逐步提高，同時也帶來了沿海和內陸區域經濟、人口、產業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在經濟開放條件下，如何在保持全國經濟持續增長和工業化穩步提高的同時，實現全國范圍不同區域經濟、人口、產業相對平衡發展，成為目前迫切要解決的問題。研究清楚經濟開放對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的作用機制，不僅可以合理預測中國經濟開放轉型期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的趨勢，更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區域發展、人口流動和對外貿易政策以達到整體國民經濟健康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持和科學依據。
二、基本模型與均衡條件
為了描述中國經濟開放后東部地區產業集聚及勞動力流動的過程，本文以鮑德溫（Baldwin）和胡大鵬的模型為基礎。鮑德溫的模型豐富了遷移函數的形式，但整體框架卻沿用標準的CP模型，不符合中國經濟地理結構的特點[16]；胡大鵬的三區域模型符合中國經濟地理的結構，然而其遷移函數卻過于簡單，未考慮遷移成本和遷移者的遠期目標[17]。本文綜合兩個模型的優點并改善其不足，構建了一個適合分析中國問題的綜合性理論框架。
1.模型假定
模型有三個區域，分別是區域1、區域2和區域0。區域1和區域2是一個國家的兩個區域，區域1為沿海地區，區域2為內陸地區，區域2相對于區域1更遠離其他國家，區域0為除了這個國家以外的區域。區域2必須穿越區域1才能與區域0發生貿易。區域1和區域2有著相同的要素稟賦、偏好和技術，為了簡化，區域0在模型里是一個進出口市場而不進行最終產品生產。因為區域1和區域2在經濟結構上是對稱的，每個部門它們的方程形式都是類似的，所以下面我們只寫出一個區域的方程，以區域1為例。
模型中有三種要素，分別是農業部門勞動力（LA）、城市制造業部門勞動力（LM）、城市中間產品部門勞動力（LS）。區域1和區域2的農業部門勞動力是相同的，而且不能在區域之間流動。而兩個區域城市制造業部門勞動力和中間產品部門勞動力初始數量是相同的，在區域間可以自由流動。這些勞動力將會被三個部門加以利用，分別是：農業部門，生產農產品；城市制造業部門，生產最終產品；城市中間產品部門，生產不同的中間產品和服務以供給城市制造業部門。
區域1和區域2又分別分為城市和農村，農村只有農業部門，而城市有制造業部門和中間產品部門。區域0生產和出口中間產品，只進口最終產品而不生產最終產品。該國的區域1和區域2都從區域0進口中間產品，也都向區域0出口最終產品。沒有國際之間的要素流動，也就是說區域0的勞動力只能在區域0，而不能進入區域1和區域2。
國家內部（區域1和區域2）之間的貿易是有運輸成本的，而國際貿易（區域1、區域2和區域0之間的貿易）是有貿易成本的，沿海地區與區域0貿易只有貿易成本，而內陸地區與區域0發生貿易除了支付貿易成本還要支付運輸成本。按照慣例，我們采用冰山假設來處理這兩類成本。T和τ分別是運輸成本和貿易成本參數，T≥1，τ≥0。當T單位的產品和服務在區域1和區域2之間運輸，只有1單位到達目的地，而運輸過程中T-1單位的產品和服務被消耗（像冰山一樣融化）；當τ單位的產品和服務在國際之間貿易，只有1單位到達目的地，而貿易過程中τ-1單位的產品和服務被消耗或增加。參數T和τ越小，越容易到達目的地。所以，我們把1/T和1/τ分別代表國內運輸的便利程度和國際貿易的開放程度（1/τ在后面也稱作經濟開放因子）。
2.消費者行為
我們假設經濟體內所有的消費者都符合下面這個相同的效用函數：
（1）模型的向心力。
產業集聚一般是由初始的優勢以及自我集聚的回饋機制所產生的。經濟開放成為區域1形成初始地理優勢的觸發器。在一個經濟封閉的情形下，區域1和區域2是兩個完全對稱的區域，自我集聚的回饋機制無法起到作用。然而，經濟開放后，國際市場的存在給區域1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市場優勢，區域1和區域2之間運輸成本的存在給區域1出口制成品和進口中間產品帶來了初始的地理優勢，從而帶來了初始的產業集聚。從此，區域1和區域2對稱的地理經濟結構被打破，自我集聚的回饋機制開始發揮作用，
與此同時，經濟開放因素也成為這種自我集聚作用發揮的必要條件。
規模收益遞增在自我集聚的回饋機制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中間產品部門以及制成品部門生產的規模收益遞增都給產業集聚帶來了正面的影響。勞動力的流動性對于這種正面的回饋機制非常重要。因為中間產品的種類數目是由中間產品勞動力的數量決定的（nS1=LS1/lS1），如果一個區域有更多的中間產品勞動力，那么由于規模收益遞增的作用，這個區域將會以更低的價格獲得更多的中間產品。如果規模收益遞增的作用足夠大的話，在勞動力相對富裕區域的勞動力將會得到更高的工資。高工資又會進一步地吸引更多的勞動力流入這個區域。
需求關聯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也叫“后向聯系”機制。勞動力常常會把自己的收入在工作地點支出，人口轉移將導致消費支出的轉移，任何企業都選擇消費市場規模大的區域1生產（市場接近效應），因此，消費支出的轉移又導致生產活動的轉移。生產活動的轉移將使得區域1就業增加，進一步刺激人口轉移。上述過程是自我強化的，這種機制稱為需求關聯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
成本關聯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也叫“前向聯系”機制，指生活成本效應的自我強化過程。勞動力流向區域1將擴大區域1的勞動力數量和生產規模。由于本地生產的產品在本地出售無須支付交通成本，生產的轉移將降低區域1的相對生活成本，有利于勞動力向區域1遷移。
遷移交通成本遞減效應對向心力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由公式（9）可知流動人口規模的增加使得遷移成本隨之下降，由動態遷移方程組可知遷移成本的下降又會導致人口遷移的增加。“遷移交通成本遞減效應”是指人口轉移幅度的增加使得人口遷移的交通成本減少從而進一步促進人口轉移的過程，對其他向心力帶來的人口遷移起到加速度作用。
（2）模型的離心力。
本地競爭效應，也叫市場擁擠效應。勞動力向區域1轉移擴大了區域1的生產，這種趨勢將加劇區域1企業間爭奪消費者的競爭，因而降低收益。為了保持收支平衡，區域1企業將支付較低的名義工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種較低的名義工資將妨礙區域2的勞動力向區域1轉移。
在遠視遷移中，擁塞成本效應來自人口遷移帶來的生活擁擠效應。人口過多的地方會帶來生活的不便，比如基礎設施供應緊張，醫療條件惡化，環境污染加重，等等，這些由于居住人口過多帶來的問題都會阻止未來遷移者的遷移決定。由遠視遷移動態遷移方程組可知，擁塞成本不僅是人口遷移數的平方關系，而且擁塞成本還會隨著人口遷移數的上升而上升（γ0t=c1+c2Mi（t-1））。
遷移交通成本遞增效應是與遷移交通成本遞減效應相對的，同樣它對離心力也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當由于本地競爭效應或擁塞成本效應，人口轉移幅度呈下降趨勢時，遷移交通成本會隨著勞動力流動規模的下降而上升，從而進一步地妨礙勞動力的流動。
綜上所述：①產業集聚的發生是向心力與離心力權衡后的結果，如果向心力大于離心力，那么經濟的正向自我回饋機制將會促使產業集聚。②規模經濟、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這三種向心力之間是相互促進集聚的過程，而遷移成本遞減效應發揮作用的條件是前三種向心力達到了勞動力流動規模擴大的作用效果，可以理解為一個對集聚的加速度作用。③勞動力向區域1流動和產業向區域1集聚之間是互相促進的關系。
2.經濟開放對勞動力流動的作用機制
宏觀層面，經濟開放是整個產業集聚過程和勞動力發生區域間流動的觸發器和必要條件。經濟由封閉到開放使得區域1和區域2的對稱地理經濟格局開始發生變化；同時，經濟開放又是整個產業集聚過程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經濟開放的條件，區域1在對外開放方面的地理優勢就會喪失，可能因此中斷整個集聚過程。而開放條件下勞動力跨區域的流動，無疑是產業集聚過程的重要部分，經濟開放因素既是勞動力大規模流動的觸發因素，又是保持勞動力持續流動的必要因素。
微觀層面，經濟開放因子1/τ體現的是貿易成本。首先，1/τ會影響短期均衡從而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決定因素。1/τ直接通過影響生產商進口中間產品和出口制成品的貿易成本從而影響區域1和區域2制成品的價格以及區域1、區域2和區域0中間產品勞動力的名義工資，而這些變量又會影響到其他勞動力流動的決定因素：區域1和區域2勞動力的名義工資和就業，以及區域1和區域2的價格指數。其次，1/τ會影響長期向心力和離心力的決定，影響整個產業集聚過程，從而改變整體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和趨勢。最后，1/τ會通過影響公共交通遷移成本直接進入勞動力流動的遷移函數，從公式（9）可看出，勞動力流動的遷移成本與經濟開放成反向關系，即經濟越開放的國家，越可能加大對公共交通的補貼，從而減少公共交通成本，有利于勞動力的跨區域流動。
四、數值模擬
我們使用MATLAB軟件對模型進行數值模擬，以下我們僅給出近視遷移模擬的結果。為了模擬中國的情況我們對模型參數設定如下：考慮到我國農業勞動力較多，而制造業部門非熟練勞動力的數量又多于中間產品部門熟練勞動力的數量，三部門初始勞動力要素稟賦設置為：農業部門，LA1=400，LA2=400；中間產品部門，LS1=100，LS2=100，LS0=320；制造業部門，LM1=200，LM2=200。
其他參數設置如下：消費者效用函數中，制成品替代彈性參數σ=3，農產品替代彈性參數δ=5，制成品份額υ=0.5；制造業部門生產函數中，中間產品要素的份額
α=0.5[21]，不同種類中間產品之間的替代彈性φ=1.68[22]；公共交通部門固定成本d=10；擁塞成本的固定成本c1=100、 邊際成本c2=2.5。
其他參數的數值會根據需要發生變化，反映在后面的數值模擬結果中。以下所有數值模擬結果都是根據不同參數設定經濟系統從對稱經濟結構達到均衡狀態的過程。
1.經濟開放對產業集聚的作用
在一個兩區域的新經濟地理模型中，集聚一般使用要素份額或產出份額來度量。本文選擇使用區域1和區域2制成品產出比（M1/M2）的變化來反映內陸地區（區域2）向沿海地區（區域1）產業集聚的過程。如果M1/M2>1并且Δ（M1/M2）>0，我們就說發生了內陸地區向沿海地區的產業集聚。另外，選用1/τ度量全球化的力量和經濟的開放程度。
如圖2所示，x軸表示的是達到均衡所用的時間t，y軸表示的是區域1和區域2制成品產出之比M1/M2，這三條折線分別表示的是τ=0.83（實線），τ=2（短虛線）和τ=10（長虛線）的時候經濟系統的均衡過程。由于M1/M2>1且折線斜率為正，所以以上均為區域2向區域1的產業集聚過程。從數值上看，實線的均值>短虛線的均值>長虛線均值；從斜率上看，實線的斜率略大于短虛線的斜率，短虛線的斜率略大于長虛線的斜率。這說明經濟開放對產業集聚具有促進作用，且經濟開放程度越高的經濟系統其產業集聚的程度越高速度越快，經濟開放可能是影響模型中向心力的正面因素。
區域1產出增加可能來自兩個方面：生產效率的提高或生產要素（勞動力和中間產品）投入的擴大，我們可以從均衡過程中人均產出比的變化（見圖3）看出，經濟開放程度不同的折線軌跡趨于一致，說明在模型中，經濟開放因素對區域之間產出比的促進作用不是來自于經濟開放對生產效率的提高作用，而是來自于經濟開放因素對生產要素，也就是勞動力和中間產品投入增加的正向作用。
圖5和圖6中顯示的是在不同的經濟開放條件下，均衡過程中中間產品部門勞動力（見圖5）和制成品部門勞動力（見圖6）在區域1和區域2的分布情況。從圖中可以看出，均衡過程中，LM1/LM2數值上要比LS1/LS2大，說明制成品勞動力在區域間分布比中間產品勞動力在區域間的分布更為不均衡。當τ=0.83（經濟開放程度較大）時，LS1/LS2和LM1/LM2同時表現為持續增加的過程，但增加的速度由快變慢。然而，經濟開放程度的變化對中間產品勞動力分布的影響比對制成品勞動力分布的影響更大。當經濟開放程度變小，即τ=2和τ=10的時候，LM1/LM2仍然保持增加的態勢，只是受到經濟開放程度變小的影響其斜率變小，增加的速度減緩；而LS1/LS2在τ=2的時候表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的過程，在τ=10的時候LS1/LS2出現完全下降的過程，這說明經濟開放對中間產品部門的影響更大。另外，我們知道中間產品數目和種類由中間產品部門勞動力的數量決定，所以圖5曲線的變化不僅僅代表中間產品部門勞動力的分布變化，同時也代表中間產品數目和種類區域間差異的變化。而中間產品部門是一個規模收益遞增的部門，這說明在產業集聚的過程中，經濟開放很可能對規模收益遞增作用的影響較大，從而促進區域2向區域1集聚的過程。
品勞動力Mim和所有勞動力Mi從區域2流向區域1的數量變化，正值表示從區域2流向區域1，負值表示從區域1流向區域2。 經濟開放對Mis和Mim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當τ=0.83（經濟開放程度較大）時，Mis和Mim的數值大多為正，表現出先增大后下降的趨勢。當經濟開放程度變小，即τ=2和τ=10的時候，Mim仍然保持正值與先增加后下降的態勢，只是受到經濟開放程度變小的影響其總體流動規模在變小；而Mis在
τ=2的時候已經出現負值，表現出從負值上升到正值然后下降到零的過程，在τ=10的時候Mis的所有值都為負且表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Mi的三條折線軌跡和Mim的軌跡類似，這可能是由于Mim占所有勞動力流動的比重較大。
圖2～9結果說明：①經濟開放對產業和勞動力流向區域1都具有促進作用，且經濟開放程度越大這種促進作用越明顯。②經濟開放可能對城市部門規模經濟作用的影響較大，從而促進產業集聚和勞動力流動的過程。③然而經濟開放對制成品勞動力和中間產品勞動力流動的作用程度不同，當經濟開放程度足夠大時，開放的條件會使得制成品和中間品勞動力都向區域1集聚；當經濟開放程度不夠大的時候，制成品勞動力仍傾向于流向區域1，但中間產品勞動力更可能會流向區域2。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試圖解析全球化過程中我國勞動力向東部地區流動的作用機制。理論分析的結論是：①勞動力流動遷移成本的加入對于產業集聚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②產業的集聚或分散是向心力與離心力權衡后的結果，經濟開放條件下產業集聚和勞動力流動是互相促進的關系，并且經濟開放可能是引起產業集聚和勞動力流動的一個重要原因。③經濟開放是產業集聚、勞動力流動的觸發器和必要條件；經濟開放會影響短期均衡，從而影響決定勞動力流動的諸多變量，包括就業、工資、物價指數；經濟開放會通過遷移成本直接影響遷移決定；經濟開放會通過影響整個產業集聚過程來影響勞動力流動。
數值模擬分析的結論是：①經濟開放對產業和勞動力流向沿海地區具有促進作用，且經濟開放程度越高的經濟系統其產業和勞動力集聚的程度越高、速度越快，經濟開放可能是影響模型中向心力的正面因素。②經濟開放可能對城市部門規模經濟作用的影響較大，從而促進產業集聚和勞動力流動的過程。③經濟開放對制成品勞動力和中間產品勞動力流動的作用程度不同，當經濟開放程度足夠大時，開放的條件會使得制成品和中間品勞動力都向沿海集聚；當經濟開放程度不夠大的時候，制成品勞動力仍傾向于流向沿海區域，但中間產品勞動力更可能會流向內陸區域。
只要我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不變，在離心力超越向心力之前，勞動力仍將由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持續流動。然而，產業和勞動力在東部集聚也帶來了房價上漲、環境污染等問題，再加上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我國出口環境惡化，這使得離心力得到加強而向心力在減弱，由此可能帶來勞動力東移的趨緩甚至回流。面對新的經濟形勢，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應采取不同的發展策略：東部地區應著力提升對外開放的水平，把高質量、高技術的外資引進來，把高附加值、高科技的產品輸出去，從而吸引國內外高端人才的流入；中部地區是主要的勞動力輸出地，應利用好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固有優勢，在出口和引進外資上實行具有針對性的優惠政策，比如對帶動就業的行業和部門加大出口退稅的幅度，為外來資本提供優越的投資環境，實行特殊的稅收優惠，簡化投資行政手續，把各類人才留住，并著重培養和提升支持高水平開放行業勞動力的素質；西部地區則應立足自身條件的改善和當地資源開發和高效利用，對于有優勢的出口行業，如農業、畜牧業等，應該給予重點扶持，在出口和外資引入上都應實行特殊行業優惠，對于這些行業有專項技術的人才要千方百計地吸引過來。這樣，東、中、西部可為我國新時期進一步開放的質量效益導向提供支撐，也促成開放與勞動力流動的長遠良性互動。同時，只有實行差別化的對外開放和區域發展政策，才能使不同類型的勞動力流向最需要他們的地方，從而促進全國經濟的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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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同[16].
[20] 同[16].
第3篇：勞動力流動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湖北省；剩余勞動力；跨省區流動
湖北省是我國中部地區的農業大省，農業人口占全省人口總數的71％。根據經濟學理論，農村勞動力要素作用的充分發揮要依靠資金、土地等要素的配套。但是湖北省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促進農村農業發展的資金缺乏，耕地資源不足，很難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收入來源。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由于制度空間的解凍，以大量的農村青年勞動力為主體的跨省區、向非農產業的流動。成為湖北地區社會轉型期一個重要而顯著的特征，湖北也因此成為全國農民工輸出大省之一。
在湖北數量龐大的農村勞動力流動大軍中，主要形成了4種主流性的流動形式：一是“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這一流動形式的主要特征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當地的鄉鎮企業的轉移。二是“進城務工經商”。這一流動形式主要拉動力是城市商品流通和服務業對農民的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漸向大中城市流動，尤其是向武漢、宜昌、荊州等中心城市流動。三是“南下打工”。這一流動形式主要拉動力來自于廣東、上海為代表的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以現代產業的組織方式來組合和吸納流動勞動力。四是“西部拓荒”。隨著西部太開發及“東企西移”、“外資西進”，西部地區正形成新的經濟熱點，勞務需求正逐步增大，于是湖北許多市縣的剩余勞動力到西部地區植棉種地等拓荒形式的流動，呈增長態勢。
在上述4種流動形式中。第3種形式是湖北省勞動力流動的主導形式。據湖北省統計局公布的2008年統計資料顯示，外出從業人員中到鄉外縣內從業的有139.27萬人。占14.5％，到縣外省內從業的有218.58萬人，占22.7％，到省外從業的603.65萬人，占62.8％。據湖北省統計局抽樣調查顯示，省外務工人員在東部地區的占89.8％，在中部地區的占7.9％。在西部的占2.3％，其中流向廣東的又占據了湖北省跨省轉移勞動力的60％以上。盡管受世界金融危機影響，我國沿海地區部分中小企業倒閉、停產、歇產。從而引發湖北部分農民工從2008年8月開始回流。但從湖北省統計局的農民工回流旬報調查結果看，農民工回流總體規模有限。2009年上半年返鄉的部分農民工又踏上了“南下”就業的征途。這一狀況產生的主要動因，是湖北省多數市縣還沒有形成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制造業或產業集群，所以，吸收農民工就地、就近就業的能力差。沿海地區產業集聚的吸引，導致了湖北省農民工外出務工絕大部分選擇和流向了省外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跨省流動就業已經成為湖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流動的主要途徑。
從辯證的角度來看，湖北農村剩余勞動力異地間的跨區域“南下”或“東流”，盡管大大緩解了湖北省在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的巨大就業壓力，特別是農村就業壓力，但在帶來了積極的效應同時也施展著雙刃劍的作用，對湖北的區域經濟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第一，擴大了區際間的發展差距。不能否定的是，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對湖北農民增收的作用巨大，甚至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來源。如湖北的許多地方，外出務工的農民掙得的現金收入總量，已接近甚至超過當地政府的財政收入。但也應該看到，湖北僅靠勞務輸出不僅不能縮小地區間的發展差距，同樣也不能縮小省區間居民收入上的差距。湖北形成“南下”和“東流”的“民工潮”，為務工地域的現代化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我國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受到制度的限制。務工者中的絕大多數始終未能被當地接納，而是在這一過程中演變成為一個特殊的“邊緣人”，即所謂“外來妹”、“打工仔”。務工者無法獲得真實的當地居民身份，不能取得當地戶口，不能和當地職工同工同酬，不能享受當地居民的各種福利待遇。而特別應引起注意的是，隨著文化素質較高的智力勞動者在流出勞動力總量中所占比重的日益加重，加劇湖北人才的緊缺，使湖北難以適應知識經濟增長的需要，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正是這種種原因阻礙了區際間的梯度轉移，區際差異呈現出擴大之勢。
第二，減緩了自身的工業化進程。湖北省和其他勞務輸出大省源源不斷的、低成本的農民工跨區域流動，有力地推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制造業的產業集聚和發展。根據湖北省統計局2008年的統計資料，湖北全省在省外務工的農村勞動力中，從事制造業的務工者占56.6％，占全部外出從業人數的第一位。這不僅造就了這些地區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而且在國內市場上也形成巨大的競爭優勢。這種競爭優勢與本來就領先的觀念優勢、技術優勢、資金優勢、管理優勢乃至地理優勢疊加在一起。使得包括湖北省在內的主要勞務輸出省區與沿海地區的差距不斷擴大，從而使勞務輸出省份的工業化進程長期落后于沿海地區。盡管很少有人正面承認這一點，但這種影響的存在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第三。加大了輸出地的負擔。以中部地區外出勞動力的教育、培訓費用支出為例，外出務工經商者多接受過一定的教育和培訓，是欠發達地區的農村中素質較高的人口。依據湖北省統計局2005年的資料統計，湖北省外出農民工受過專業培訓的占到總數的35.47％，比全省平均受訓比例高出15.24個百分點，培訓支出是一筆不菲的開支。此外，由于我國實行的九年義務教育費用主要由地方承擔，教育費用要占縣、鄉財政支出的60―70％，這些受過教育的外出打工者創造的財富全部歸輸入省市，勞動力輸出地則只有承擔教育、培訓的義務而沒有獲得投入回報的可能。這是一筆不菲的開支。如湖北在省外務工的603.65萬人，以每人教育費支出以1500元計就達90億元之多。此外，還有計劃生育、衛生醫療等公益事業方面的投入。勞動力輸入地沒有先期投入。只是摘取“果實”，無需承擔這些勞動力社會福利、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責任。
第四，縮小了輸出地的市場需求。對于輸出地來的湖北來說，幾百萬的勞動力在外地消費，需求市場被東部沿海省區所占有，而其家屬由于主要成員常年不在家也降低了家庭消費需求。這種外出打工方式，縮小了輸出地的市場消費需求。據統計，近年來湖北省每年跨省流動的農民工人數在500萬左右。如果按照每人每月消費300元的最低限度計算，湖北省每年流失的市場銷售額就高達150億元，這只是僅僅計算了外出人員的直接消費額，沒有計算因他們外出而導致減少了的家庭消費額。對輸入地來說，外來勞動力不僅為當地增加了消費需求，也在拉動經濟發展中為當地居民提供了就業崗位。以每10個外來工帶動當地1個人就
業計，一個輸入幾百萬勞動力的省，僅此就可增加幾十萬個就業崗位。此外，由于外出打工者消費傾向偏低，也使全國消費需求被壓抑了。
第五，不利于農業自身的穩定和持續發展，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大批勞動力特別是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直接減少了農業勞動投入量，導致相當數量的耕地撂荒。或變多季種植為單季種植，或無人管理而粗放型種植，從而使農業產量下降或不穩定。從湖北省統計資料分析。從1978-1997年，湖北省糧食產量一直呈上升趨勢，從1725.65萬噸增加到歷史最高點2634.4萬噸。但是在1998年之后，糧食產量出現波動和下降的態勢，2008年糧食總產量為2227.2萬噸。這固然有耕地面積逐年減少的因素。但是主要原因是大批農村精壯勞力外出打工，致使正常農業生產勞動力不足。另一方面，原本農村人口的整體文化程度就不高，而文化程度相對較高的農民大部分都離開農村，不再從事農業生產，不僅對農業科技推廣不利，也不利于農業的長期持續穩定發展。
這種只有勞動者就業的跨省區異地流動、沒有相應的人口遷移的模式，產生了一種“馬太效應”，造成了區域經濟發展的進一步失衡。它既破壞了梯度轉移規律的作用，使得東部沿海地區向內陸的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梯度轉移不復存在，又進一步擴大了區際間的差距，使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區際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講，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已經成為一種新的“二元”經濟結構。這種狀況它不僅影響了湖北經濟的發展，也影響到宏觀消費需求。所以。這種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模式的積極作用有困難正在走向其反面，已成為湖北經濟發展的約束力，應當充分重視這個問題。
第4篇：勞動力流動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市場經濟 人才資源 工資 配置
一、人才資源配置分為外部配置和內部配置兩種
1、外部配置
外部配置（也可稱人才流動）是指根據實際需要在不同的地區、不同部門、單位之間進行的人才配置。
2、內部配置
內部配置是指根據本單位工作需要在單位內部各部門、各崗位進行的人才配置。
3、人才配置的目的
人才資源合理配置的目的是在現有人員條件基礎上，力求實現人、財、物最完美的結合，使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才配置實行統包統配的配置制度，這種制度在一定時期起到了一些積極作用，但過分講求社會主義優越性、強調低工資多就業，實現人人有工作的目標，導致出現了“3個人的活5個人干”吃大鍋飯的現象，造成工資分配上嚴重的平均主義，極大地影響了職工的積極性，導致難于根據實際需要對人才資源進行外部配置和內部配置，人才資源流動嚴重。
4、人才配置市場化
市場經濟最主要的特征是人才資源配置的市場化，即各類資源按價值規律的要求，在價格機制的作用下進行配置。
勞動力作為一種特殊的資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一種生產要素都以商品形態存在，具有一定的價值，并以價格貨幣形態表現出來。勞動力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工資是勞動力價值的貨幣表現形式，是勞動力的價格。工資作為一種特殊的價格形式，其作用必然反映市場經濟下價格作用的基本規律。
（1）工資必須真實反映勞動力價值。國家分配給勞動者的工資，雖不可能是其勞動的全部（因國家需從中扣除一部分作為擴大再生產基金、社會后備基金、公共事業基金等），但總體上均能體現勞動力的價值。
（2）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價格雖由商品的價值所決定，但供求關系也影響著商品的價格。工資作為勞動力這一特殊商品的價格表現形式，必然要反映勞動力的供求關系。當一行業的資源（勞動力）供小于求時，價格上升，從而引致相當量的社會資源進入這一行業。當供大于求時，價格下降，部分資源就可能離開這一行業。通過這一作用過程，工資作為一種特殊的價格機制調節著人才資源在各行業之間的配置。由于這種配置方式以客觀經濟規律——價格規律為依據，真實反映了市場上人才資源流動的實際情況，因而比較科學合理，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二、工資的價值導向是調節人才資源配置的基礎
所謂工資價值導向是指工資作為勞動力價格能否反映勞動力價值，決定著人才資源流動的方向。
1、工資價值導向
價值規律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價值規律要求商品的價格必須反映商品的價值。勞動力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其價格——工資同樣必須真實反映其價值。如果勞動力的價值得不到合理的價格反映，建立在基礎上的勞動關系不可能鞏固。勞動力適應價值規律的要求，必然向著能實現其自身價值的方向流動。市場經濟中人才流動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受到工資福利、勞動條件、個人志趣、人際關系等勞動者自身條件的影響，這些因素中工資作為勞動力價格的貨幣表現形式，體現勞動者的物質利益，起著引導勞動者主觀流動的作用。
2、人才資源配置的基礎
人才資源合理配置的含義是將合適的人才安排到社會需要的崗位上。要實現這一目的，首先必須保證這些崗位能夠提供合理反映勞動力價值的價格—工資。只有在勞動力的價值能夠得到合理價格體現的情況下，人才資源才能按照價格機制的作用規律向這些崗位流動。如若不然，人才資源不僅不可能流向這些崗位，反而會在價格機制的作用下從這些崗位流失。
三、工資的供求導向是調節人才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
所謂工資的供求導向是指工資作為勞動力價格，反映著勞動力的供求關系，影響勞動力資源在不同行業、崗位之間的配置。
1、工資供求導向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總是向著能提供較高價格的方向流動。勞動力這一特殊商品也不例外。當某一行業，某一崗位的勞動力價格較高時，勞動力資源將會大量涌入這一行業和崗位；而當勞動力價格較低時，勞動力資源又會相繼離開這一行業和崗位。基于工資價格形式在不同行業、不同崗位的不同數量表現，就為勞動者而言工作的選擇提供了特殊的價格信號。依據這一特殊的價格信號，人才資源按照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得以配置。
2、特殊地區工資人才資源配置
國家在邊遠地區設立艱苦地區津貼，對于苦、臟、累、險行業及崗位設立艱苦崗位津補貼，在工資上實行傾斜政策，通過工資的供求導向引導人才向這些地區和崗位流動，保持現有人員的穩定。
3、工資分配在人才資源配置上的作用
市場經濟規律在工資分配上最主要的體現就是工資必須能合理反映勞動力價值，即勞動者所提供勞動的質和量必須得到合理的工資體現。這就要求在工資分配中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根據這一原則，確定職工工資時，主要看他的勞動好壞、技術高低、貢獻大小。按勞分配不僅體現了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的基本精神，而且保證了勞動者的勞動力價值能得到合理體現，為人才資源在工資這種特殊價格機制的作用下進行合理配置。
四、案例
某單位利用工資的調節職能，穩定了人才隊伍。使企業充滿了活力。主要做法是：
1、堅持制度創新，轉變觀念，制定了《項目、創新、貢獻分配辦法》，從制度上保證了分配的公平性、公開性，公正性，得到了員工的認可和支持，勞動效率顯著提高。
2、調整分配重點，拉開分配差距。將原來的分配重點向苦、臟、累、險崗位傾斜，調整增加經營管理、技術等關鍵人才收入為主，突出管理、技術、知識的作用，分配上不搞平均主義，拉開分配差距，真正做到貢獻大收入高。
3、實施技術要素參與分配，極大地調動了技術人員的積極性，將他們的知識、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增強了企業競爭能力。
五、結束語
通過合理的工資分配關系，促進人才資源合理配置、流動，使人才的開發、使用、配置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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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勞動力流動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 農村 剩余勞動力 合理轉移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總是伴隨著農業剩余勞動力由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轉移。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問題，不僅關系到經濟的發展，而且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政權的鞏固。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部門轉移的趨勢不斷加強。如何做好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我們當前經濟研究的重大問題。
一、現階段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現狀
1、儲量規模大。據測算，全國農村沉淀著1.5億剩余勞動力，我國現有農村勞動力占全國城鄉勞動力的73%，農村勞動力并非單純農業勞動力，全國農業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的75%，全國農業勞動力占城鄉勞動力總量比例為55%，大量農民處在季節工狀態。
2、轉移規模大。據測算“十五”期間，每年將有1000萬左右農村剩余勞動力加入外出務工者的行列，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二、三產業轉移，是新時期生產力進一步解放，人力資源優化配置的必然反映。因此，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轉移工作已成為發展經濟、解決就業問題和促進城鄉社會穩定的一項戰略性任務。
3、勞動者素質參差不齊。發達省區的農村勞動者的素質普遍較高，有較強的自主就業能力，但是有些省區特別是經濟比較落后的省區，勞動力的文化素質、業務技能、就業競爭力低下。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是外出找工就業，從事又臟又累的體力勞動。
4、政策法規意識淡薄。多數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對地方和國家的有關政策、法規了解甚少，對公安、勞動、計劃等部門關于流動人口管理，對外出打工人員管理的具體規定等政策性問題漠不關心，只知道外出打工掙錢。
二、當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中存在的問題
1、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無序流動問題。所謂“無序流動”，就是農村勞動力的凈收益不超過在家鄉的凈收益。實際上農民做出是否流向城市或外地的決策，依據是預期的流動凈收益是否超過預期的留在家鄉的凈收益，其決策是理性的。
一般地說，留在家鄉的預期凈收益是比較穩定可靠的，但流動的預期凈收益則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不一定樂觀，不一定能夠實現。無序流動的根源就在于流動的實際凈收益小于預期的凈收益，甚至為零或負。由此可見，信息的不對稱是無序流動的根本原因。
2、城市容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容量問題。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給城市帶來很多問題。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涌入也帶來了較嚴重的城市社會治安問題，犯罪率迅速上升，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問題。進城的民工一般居住條件很差，有的甚至擠在工棚里，城郊結合部的垃圾堆放處甚至也成了外來民工的聚居地，甚至還形成了“村落”，使我們不禁擔心中國也會出現“貧民窟”的危險。
3、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出現土地荒廢的問題。現行的土地產權規定農村土地所有權歸集體所有，使用權分散在各農戶家庭，土地產權不許自由買賣，但使用權可以轉讓。農民比較利益很低，負擔重，務農凈收益微不足道，這就決定了農民轉租責任田的凈收益不大，租賃別人的責任田的凈收益也很少，以至于這種出租使用權的交易事實上難以進行。
而且出租土地還有可能形成地力下降，利益權衡的結果導致一部分外出務工農民干脆拋荒責任田，一門心思打工。可見，農業比較利益的提高是解決土地荒廢問題的關鍵。這還需要土地產權安排做出相應的變更，使得土地能夠通過產權交易適當集中而不至于荒廢。
4、勞動力供給與市場需求的結構性矛盾非常突出。據勞動力市場的調查顯示， 90%以上的崗位要求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20%以上的崗位需要大專以上文化程度。81%的崗位需要熟練工人。而威海市農村勞動力中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僅占0.4%；高中（中專）學歷占22.1%,初中以下學歷占77.4%。雖然有些農村勞動力掌握了一些簡單的職業技能,但95%以上沒有職業資格證書。
5、認識不足觀念陳舊，嚴重影響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步伐。一方面各級領導要進一步提高認識，另一方面，農民的就業觀念比較陳舊。有的農民雖然已經轉移到二、三產業，卻把土地作為退路，作為一種就業和生活的保障手段；有的把承包的土地當作一份福利，既從事非農產業，又經營農業，這雖然增加了抗御風險的能力，卻抑制了土地的流轉和集中。還有的農民對土地有著濃厚的眷戀心理，寧肯在家受窮也不愿輕易離開土地。這些觀念都影響了農村勞動力的有效轉移。
6、相關政策制度不健全，管理服務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轉移農村勞動力是一項新舉措，現有的政策法規還無法解決進城務工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長期得不到維護，給社會穩定帶來隱患。其二，對農村勞動力的管理還存在“缺位”現象。其三，戶籍制度改革力度不夠。其四，農業宏觀調控政策缺乏力度。
三、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對策建議
1、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促進農村人力資本發展。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投資的私人收益率和社會收益率都很高，普遍超過物質資本投資收益率，其中初等教育投資收益率最高。增加對貧困地區農村教育事業投資，努力改善人力資本是國家扶貧資金挖掘潛力，扶貧工程取得最后成功的根本途徑。
通過文化教育投資，改良人力資本是解決我國失業問題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出路的根本性戰略舉措。教育可以改善農村人力資本，使得農業人力資本素質提高，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和非農產業可以較低成本獲得較高素質勞動力，從而增強在國際、國內市場上的競爭力，促進經濟更快發展，反過來又創造出更多就業機會。教育還推遲了勞動力就業或縮短就業年限，直接減少失業。
充分提高認識，繼續加大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和開發就業工作的力度。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是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溝通城鄉經濟和培育要素市場的必然要求，是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保障和提高農民基本生活水平的根本措施，也是事關全市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重要問題。各級政府要在思想上把農村勞動力轉移流動問題納入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中，列入日常管理工作程序中，要通過廣播、電視等新聞媒體和各種靈活多樣的形式，大力宣傳實行城鄉統籌就業、發展勞務經濟的客觀必然性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要積極引導全社會特別是廣大農民解放思想，轉變觀念，促進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
2、提高農村城鎮化水平，為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充分的空間和載體。鄉鎮企業是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力，但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能力正在遞減，相應地農村剩余勞動力存在反梯度轉移。中西部鄉鎮企業起步較晚，質量、檔次較低，發展潛力很大，吸納剩余勞動力的余地很大，應該加快鄉鎮企業的發展和規模擴張，有條件的地方應隨著鄉鎮企業上質量、上檔次而適當加快小城鎮建設，推進農村城市化。東部地區鄉鎮企業已經基本走出初創階段，資本有機構成優化，更加重視集約化經營，自身素質已經大大提高。東部鄉鎮企業發展較成熟地區應該因勢利導推進農村小城鎮建設，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補充鄉鎮企業繼續吸納勞動力能力，同時促進鄉鎮企業上質量、上檔次，增加發展后勁。
3、建立和完善有關農村勞動力轉移流動的配套制度。（1）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實行按產業登記戶籍制度，保證有固定單位、較穩定收入來源及有一定勞動技能的農民工直接在當地定居；要對取得當地勞動部門認定的職業資格證書的當地農村勞動力及時轉入中心市、鎮。取消外來人身份，逐步建立城鄉統一、有一定自由遷徙權利的戶籍制度，使就業的相對穩定性取代盲目的流動性。（2）制定公平的農民工就業政策，構建符合城鄉統籌就業要求的就業管理制度。按照“公平對待、合理引導、完善管理、搞好服務”的原則，徹底取消限制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歧視性政策，通過嚴格的用工合同制度使農民工與城鎮職工享受同樣的政治生活及社會保險待遇。三是根據鄉鎮企業及農村產業化的特點，制定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的具體辦法，根據農民工的需求、承受能力和目前條件，按分類分層保障原則提供社會保障。要盡快把農民工的養老、工傷、醫療保險等基本社保項目建立起來，保證農民工在工資福利、社會保險、勞動權益、勞動安全等方面享受與城鎮職工同等待遇。
建立統一、有力的歸口管理協調機構，強化管理服務功能。各級政府要建立規范統一的、跨部門（行業）的、職責明確、保障有力的歸口管理議事機構，融協調、管理、服務、教育培訓為一體，實行長效管理，負責研究制定農民流動的管理政策，加強宏觀調控，加大對農民工的管理和服務力度，研究解決農民工管理服務工作中出現的重大問題。
4、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力量，切實加大執法力度，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1）要充實強化勞動保障執法監察隊伍。（2）切實加大用人單位對農民工各項社會保險的征繳力度，使農民工與城鎮在職職工享受同等待遇。對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采取欺詐和威脅等手段簽訂合同，以及不履行勞動合同的單位，要責令其糾正；對農民工合法利益造成損害的，要責令其進行賠償；造成嚴重后果的，要依法嚴肅處理。（3）對拖欠和克扣農民工工資的用人單位，要責令其及時補發，不能立即補發的，要制定清欠計劃，限期補發。對惡意拖欠和克扣工資的企業，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機關依法嚴肅處理。企業在依法破產、清償債務時，要按照《企業破產法》的規定，把拖欠的農民工工資納入第一清償順序。四是要繼續做好勞動力市場清理整頓工作，嚴厲打擊非法職業中介組織，凈化市場秩序，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5、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建議實行“層級流動”。也就是說，以鎮作為農村流動勞動力的主要吸納地或第一級流動去處，中小城市為鎮流動勞動力的主要吸納地或第二級流動去處，依此類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為其次級城市勞動力的流動去處。因為每一級吸納地吸納的流動勞動力具有不同的技能。流動的城市等級越高，其要求流動者的技能也越高。同時，也將證明這種層級流動，由小城鎮至大城市，流動量呈現出遞減趨勢。其他一切越級流動或低技能勞動力流動至高層級城市，均是一種非規范狀態的流動。
(基金項目：2006年湖北省科技攻關計劃項目“湖北省縣域經濟發展問題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06AA401C10。)
【參考文獻】
[1] 劉思華：可持續農業經濟發展論[J]．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2（333）.
第6篇：勞動力流動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制度因素；高校畢業生；預期凈收益
近幾年我國高校持續擴招，2005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338萬人，而2006年達413萬人。這些年國家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如此多的高校畢業生究竟流向哪里呢?教育部《中國大學生就業》雜志針對30余所高校的兩萬多名在校大學生進行了“中國大學生就業首選企業”問卷調查。在大學生就業的城市選擇上，大學生的目光依然集中在上海、北京、東部沿海地區、廣州、深圳。同時還表明，大學生對進小城鎮就業依然存在疑慮。出現這種現象與我國特殊的制度環境有很大的關系，我國的很多制度因素都影響了畢業生的初次就業以及再就業，從而影響了他們的流動。基于此，本文擬對這些制度因素影響畢業生就業流向的機理進行探討。
一、高校畢業生流向的一般理論分析
高校畢業生的流動是勞動力流動的一種特殊形式。國內外對勞動力流動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托達羅(Todaro，1969)的城鄉預期收入假說。托達羅假定農業勞動者遷入城市的動機主要在于城鄉預期收入差異，差異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用模型表示為：
模型中M表示人口從農村遷入城市的數目，d表示城鄉預期收入差異， >0表示人口流動是預期收入差異的增函數。農業部門預期收入等于未來某年的實際收入，現代工業部門的預期收入則等于未來某年的預期實際收入與城鎮就業概率的乘積。這樣，城市預期收入差異可以表示如下：
其中ω表示城市實際工資率，π表示就業概率，r表示農村實際收入。
但是很多學者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該假說應用到我國有諸多缺陷，如周天勇認為托達羅模型不符合二元結構轉換的實踐，特別是不符合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情況，并提出了中國剩余勞動力轉移和就業容量擴張的思路。周立新等人認為還要考慮人力資本的流動成本，且認為制度性障礙所產生的制度性成本是其流動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楊云彥等把就業變量引入模型，而收入變量仍然是勞動力流動的一個解釋變量，他們通過分析就業增長在地區之間的差異，論證了就業替代、就業轉移對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的重要影響。蔡日方通過引進制度變量對現實中流動與城鄉差距的同時擴大做出理論解釋，討論制度障礙阻礙了勞動力的遷移，導致勞動力流動不能相應縮小城鄉差距，并提出改革以戶籍制度為首的一系列制度，創造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環境。
在高校畢業生流動的研究方面，賴德勝認為在主要市場就業壓力大的情況下，如果沒有特別的障礙，很多畢業生會先到次要市場去就業，等有合適的機會再轉移到主要市場就業。但是，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及其所導致的高流動成本，使得畢業生不惜暫時失業也要想方設法留在主要勞動力市場就業。文東茅也認為由于勞動力市場的多重分割，勞動力在不同地區、行業、所有制單位之間的流動仍然存在很大的障礙，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時大都不愿到西部和農村地區，擔心一旦在這些地方就業將很難再回到東中部和城市。
本文在以上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從經濟學的角度，用成本一收益法來分析我國高校畢業生的初次就業和再就業時的流動情況，并引進制度變量來具體的分析我國目前的制度因素是如何影響高校畢業生的流動成本與預期收益，以至于影響他們的就業決策。
二、制度因素對高校畢業生就業流向的影響
根據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的合理流動和遷移能夠實現人力資本價值及人力資本價值的增值。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對成本和利益的考慮是決定人們是否遷移和流動的基本動因，高校畢業生是經濟理性人，他們在流動中也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及成本最小化。
1．制度因素對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流向的影響
本文把針對高校畢業生勞動力市場統分為主要市場和次要市場：沿海地區、大中城市、機關事業單位、外企、高新技術企業、國企等可看作主要市場，而西部地區、經濟欠發達地區、中小企業、農村等可看作次要市場。
對于初次擇業的高校畢業生來說，他們的初次就業流向面臨著兩種選擇：一是到主要市場就業，二是降低要求先到次要市場就業。不管他們到哪里就業，未來的預期收入可以表示如下：
在(3)式中，r(t)表示在未來的工作中所獲得的預期凈收入，ω(t)表示未來的實際收入，(t)表示在主要市場和次要市場的就業概率，c表示找工作所花費的成本，包括交通費、安家費、搜尋費用等。
高校畢業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勞動者，只要他們愿意去次要市場就業，基本上都能找到工作，也就是上式中的就業概率為1，這樣會提高他們的預期凈收入。如果他們到主要市場搜尋職業，就業概率就小很多，因為這幾年高校擴招，主要市場在短時間內不能吸收如此多的高校畢業生，這樣他們在主要市場搜尋的時間或許就會長一點，搜尋費用也要多一些。但從長期來看，如果畢業生能在主要市場就業，其實際收入足以彌補尋找工作所花費的成本。一個突出的事實是，高校畢業生在主要市場的貨幣收入明顯高于次要市場。然而，在計算預期收入時，他們不但會考慮從新工作中獲得的貨幣收入，也會考慮非貨幣收入，而非貨幣收入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國特定的制度因素有關。
首先，產生于我國計劃經濟時代的戶籍制度不僅限制著人民的遷徙自由，還牽涉到個人的實際利益。我國的戶籍制度與很多社會福利和權益相關聯，如勞動就業、醫療保險、住房補貼、退休養老，這些無不影響個人未來的收益。我國目前的戶籍制度改革還存在著重重障礙，如果畢業生選擇了到農村地區就業，要想再返回城市就難了。在高校畢業生的就業中，與“戶口”聯系最為密切的一個詞是“生源”，它直接關系到畢業生就業地區的選擇。畢業生進入某些地區就業落戶還受到“指標”限制，就業協議的簽訂很大程度上也受戶籍制度的制約。在高校畢業生的初次就業中，就業協議與勞動合同銜接得不好，引發了許多矛盾和糾紛，這無疑會影響他們的就業成本。 建立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不能解決畢業生的后顧之憂。在我國的城市中存在著明顯的二元體制：計劃控制部門和市場主導部門。前一部門的用工制度由政府嚴格限制，工資或收入由制度決定，良好的福利待遇和較好的工作穩定性使得一部分畢業生偏向于在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就職。在市場主導部門中，很多外企、大型合資企業、合作企業的保障體系如醫療保險、養老保險、住房公積金等比較完善，很多畢業生都愿意去；而我國的大部分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目前還沒有普遍建立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體系，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畢業生的收入。“上海大學生就業取向”調查結果顯示：“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影電視業”、“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金融保險業”分別以29．3％、28．8％、18．6％位居前三。黨政機關作為大學生傳統的主要就業領域，仍然具有很大吸引力。幾乎每個學科，包括理工科，有20％以上的在校生選擇到機關就業；在接受調查的畢業生中，對福利待遇感到煩惱的占28．4％，居首位。
總之，綜合考慮貨幣收入和非貨幣收入，主要市場的預期凈收益明顯高于次要市場，由此引致高校畢業生的初次就業流向很不均勻，大都向沿海地區以及大城市流動。
2．制度因素對高校畢業生再擇業流向的影響
一般來說，若與流動相聯系的預期收益現值超過了與之相聯系的貨幣成本和心理成本的總和，便會發生流動。反之，如果流動成本很高昂，即使新工作的潛在收入大于目前工作的收入，人們也會認為不值得而選擇不流動。因此，預期凈收益現值就是對勞動者的流動起最終決定作用的因素。預期凈收益現值可用公式(4)表示：
其中VP為凈收益現值，E2為第n年新工作所得，E1為第n年原工作所得，N為預期新工作的年限，i為年利率，n為成本和收益變動的年份，C為第n年由于流動所帶來的直接和間接貨幣費用，Z為流動所帶來的凈心理成本減去心理收益。
我國傳統的檔案制度與人才的自由流動發生沖突，現有的檔案制度不僅增加了流動成本，也限制了人力資本的合理流動。我國的檔案在人事調動、選拔人才、評定職稱等事務中具有很大的參考作用。如果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時降低就業期望選擇了西部地區、農村或經濟欠發達地區，當他們想再換工作時，這些地區由于缺少人才，就想方設法予以挽留，扣住檔案不放，這些人為了把檔案從原單位調走，就必須得付出一定的成本，而且這也會衍生出“制度”交易等腐敗現象。此外，我國的檔案保管機構眾多，但比較分散，且專業性的檔案管理機構很少。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時檔案隨他們到單位，如果超過規定的時限還沒找到單位，學校就會把檔案放到戶口所在地的人才交流中心。放到人才交流中心的檔案在提取時要收取一定的保管費，這又會增加流動的成本。
此外，我國次要市場的很多單位在接收畢業生時對服務期有嚴格的規定，一般為三年或五年，期滿后才準離開再就業，否則就要支付很高的違約費用。而在沿海地區，就業者和用人單位擁有雙向選擇的權利，就業者可以隨時準備離開。而且，流動的難度增大也會大大增加流動的心理成本。如果勞動者遷移或流動時，他們在心里就覺得到另外一個地方工作或生活很難，即心理成本偏高，那么這無疑會影響他們的流動。
綜上所述，制度因素使得高校畢業生再擇業時流動困難。他們畢業時如果選擇在西部或農村就業，或許很難離開，而只能呆在原地繼續接受低收入工作，先前的人力資本投資得不到預期的回報。為了避免這種預期后果的出現，高校畢業生往往寧愿在主要勞動力市場進行職業搜尋，不愿到次要市場就業。由制度因素所帶來的高校畢業生再擇業時的高昂的流動成本反過來又加劇了高校畢業生初次擇業流向的不均勻。
三、進行制度改革，為畢業生流動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我國近幾年來在廣大西部地區和基層急需人才的情況下，在沿海地區和大城市卻出現了人才相對過剩現象，造成了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為了改變這一不合理狀況，必須降低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和再擇業的流動成本，提高他們的預期凈收益，從而增強其流動性。因此，要為畢業生到農村和西部地區以及非公有制單位就業或自謀職業、自主創業提供方便，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
1．徹底改革戶籍制度
首先，將戶籍制度改革為人口登記制度，使戶口與一系列福利制度脫鉤，這樣，高校畢業生流動時就不必考慮沒有戶口所帶來的損失，消除了他們擇業和再擇業時的顧慮；其次，進一步完善高校畢業生的戶口遷移制度，高校畢業生入學時戶口可以根據本人自愿，遷入學校或放在原籍。
2．改革檔案制度
必須實現人事檔案的契約化、社會化、電子化、法制化，消除人才流動的壁壘。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要求人才與用人單位的關系僅僅是契約關系，就業與用人通過雙向選擇來實現，檔案不再是單位的附屬物，畢業生流動時不會因檔案受制于單位，單位也能快速地獲取求職者的信息。
3．改革社會保障制度
第7篇：勞動力流動的形式范文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城鎮化進程；均衡發展
中圖分類號：S3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8937（2014）3-0108-02
1 現階段農村勞動力發展現狀
我國存在農村勞動力總量過剩與結構性短缺并存的狀況，閑散的勞動力無處安置與農忙時缺少青壯勞動力是其中矛盾之一，也是農村發展緩慢的原因之一。
1.1 農村存在剩余大量勞動力
首先，改革開放以來實行以家庭為主的土地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生產效率，從農業中釋放出部分勞動力。其次，農業生產方式從粗放式向集約式轉變，普及與推廣農業機械化，將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從農業勞動中解放出來。再次，農村析出的隱性勞動力。由于城鄉發展的不平衡、生活與收入水平差距都較大，部分壯年勞動力外出尋求新發展。
我國農村存在農村勞動力的勞動時間過剩，存在一定的賦閑青壯年勞動力，同時也存在農村勞動力在部分地區轉移殆盡的危險。
1.2 農村勞動力結構性短缺
目前，農村勞動力總量過剩的局面卻不能滿足農村的基本農忙的勞動力需求，這一矛盾歸結為農村勞動力結構性矛盾，突出表現在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短缺、農忙季節性短缺等問題上。也即上段提出的，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的一部分向城市轉移后導致農村勞動力缺乏有效供給。
1.3 農村勞動力中存在的問題
農村勞動力才是農村發展的根本動力，但這一生產要素存在很嚴重的問題。比如，第五次人口普查中，農村勞動力中大專文化程度的占3.12%，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占11.84%，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比重為84.98%。農村中的勞動力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接受教育的機會少，小農意識強烈，導致農民素質偏低、法律意識淡薄、大多缺少一技之長。Ronald Skeldon1999年在家闡述農村地區的老齡化問題時認為農村人口老齡化受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在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年齡結構中以老年人兒童婦女為主，年齡結構出現嚴重失衡，農業從業人員的年齡老化導致農村保障性投入增多，而農村勞動力資源供應不足導致農業技術及生產在農村難以推廣發展。
2 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勞動力的轉移
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我國發展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城鎮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必然結果，主要表現為向效益較高的第二三產業轉移。引起農村勞動力最大變動的主要因素即為城鎮間的勞動力轉移。這種移動包括省際間的勞動力流動和就近向周邊城鎮的轉移。向外流動的勞動力又分為候鳥式和兼業式兩種，候鳥式的流動是指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以年為單位在城鄉和地區之間流動，兼業式的流動指勞動力利用農閑季節短期的季節性的外出打工。近年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呈現出以下特點。
2.1 中部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比重較高，邊遠地區較低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轉移農村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總數達到5%以上的有：江西、福建、重慶、四川、湖南、安徽、廣西和寧夏，轉移比重較低的省份有：新疆、海南、吉林、云南和黑龍江。
2.2 以向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為主
由于農村勞動力缺乏專業技術和文化知識，向外轉移的主要行業為勞動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對技術水平要求低，易于掌握與操作并需大量廉價勞動力。2008年進城務工人員所在行業的比例是：建筑施工業占17.3%、電子電器業占12.5%、制衣制鞋業占12.7%、住宿餐飲業占9.8%，這四個行業就占了全部農民工所在行業的一半以上。除了這些行業，還有以下行業也吸引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旅游服務業占6.1%、機械制造業占5.8%、食品制造業占4.9%、居民服務業占4.5%、交通運輸業占4.3%等。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勞熟勞動力和高素質勞動力正在轉向供不應求。
2.3 農村整體發展滯后
農村勞動力向外轉移導致農業勞動力供給結構失衡。在土地、資本、技術及至相關制度為既定的條件下，農業勞動力供給是影響農業產出的主要因素，農業供給結構失衡將嚴重影響農業發展。
2.4 現行土地制度的雙重功能與農業剩余勞動轉移存在
著矛盾
目前我國的土地制度影響著我國土地的經濟性和規模經營，制約了土地的經濟功能的發揮。由于土地的經營模式造成的效率較低，農村富余勞動力外出打工尋求更多收入，同時，保有農村戶籍的外出打工者仍然對土地存在著依賴，因此仍不愿意放棄自己的土地承包權。
2.5 舉家外出的農村勞動力占到一定比例
常年外出和舉家外出的農村勞動力較多。常年外出的農村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平均為18.1%（東部23.55%，中西部約13.6%），占轉入非農產業的勞動力的近40%；舉家外出、完全脫離農村生活環境的勞動力約占總勞動力數的5.29%，占常年外出勞動力的1/4強，其中西部舉家外出率最高，已占常年外出勞動力的1/2。
3 平衡農村勞動力在城鄉間的均衡發展建議
在城鎮化背景下，發展現代農業，開發農村經濟發展，其主體都是農民。通過政府合理引導，以市場發展為導向，平衡農村與城鎮之間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
3.1 農村向工業化農業轉型
農業工業化主要是指在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前提下，用工業的技術手段，或者工業的設備，對初級農產品進行深加工，用工業的手段發展農產品加工業。發展農村經濟，將現代化的工業設備和技術應用到農業上，如現代的生物技術、種植技術、設施農業技術等改良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和管理水平，還包括用現代工業的經營理念和組織方式來管理農業的生產和經營。
首先，根據市場需求開展生產活動。農民在現代農業發展中仍以個體或一家一戶為單位是發展不起來的，在合作社或其他集體形式下，統一進行市場調研了解市場需求，然后進行規模生產，可以獲得更好的經濟效益。其次，針對農業生產制定統一的生產標準和食品安全標準。農產品市場國際化的發展趨勢是必然的，我國農產品規格標準只有與國際接軌，才能在國際市場中占據份額。這樣的標準為農業生產提供約束，強化食品安全生產的條件，讓生產者在法律約束下進行生產，而不是靠生產者的自律。最后，用工業的生產經營理念或組織形式來發展農業生產經營，規范、科學、系統地管理農業生產和經營，將農業生產各個環節細分化、專業化，把農產品看作工業品在公司的形式下運作它的育種、生長、采果、銷售等過程。
3.2 引導農民職業化發展
首先，把農民的職業教育同高等教育同樣重視起來。從觀念上來講，職業教育被大多數人認為是不重要的，農民的職業教育就更加的不受重視。把對農民的農業職業教育納入到國家的教育總體規劃體系中，與農村免費義務教育相配套，吸納農業專業技術人才作為培訓導師來培養農業的專業化技術性農民，頒發職業技能鑒定證書。加強農民教育培訓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辦學條件，增加新型農民科技培訓補助資金規模，擴大農業科技入戶補助規模。其次，建立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饋系統。由各地農業部門負責，以村為單位定期在農民中發放問卷調查，農業生產中需要的技術幫助與遇到的生產難題，然后逐層向上反饋信息，以幫助有效地制定農村幫扶政策。最后，建立職業農民補貼保障制度，給予從事農業創業的農民政策與資金上的支持。簡化民間資本創業手續，鼓勵和支持工商企業、大專院校和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到農村創辦現代農業企業，創造就業機會的同時帶動本地經濟發展。
3.3 建立統一的城鄉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市場平臺
實現勞動力在城鄉間可以合理有序的流動，相應地，要求健全勞動力市場，如對勞動力的權益保障、職業培訓、政府服務等，還要建立面向公開公平的信息網絡平臺，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克服職位準入制度不一致的政策。
搭建這樣的平臺需要放開戶籍制度，統一城鄉社會保障制度，改善城鄉在信息資源不對稱狀況，統籌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等等，逐漸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后，勞動力在城鄉間的流動或轉移才會變得自由而穩定。
3.4 發展農村公共事業
健全產前、產中和產后等社會化服務體系，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產業結構失衡問題，提供法律、科技等咨詢服務以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通過政府扶植鄉鎮企業發展，吸引外部資投入，調整鄉鎮企業結構，增強鄉鎮企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向農村延伸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改變農村的基礎設施環境；培育新型農民，調整農業產業結構，進一步擴大國際勞務輸出，通過勞務輸出換取技術與資源。
第8篇：勞動力流動的形式范文
經濟全球化全新而復雜的運行機制要求我們運用新的理論與方法去分析其內在的利益機制，從而認識全球化沖擊的性質。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相對不利性，也必須從對新的運行機制的分析上進行解釋。也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趨利避害的戰略對策。
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不僅是貿易自由化的提升，而且更重要的是生產要素國際流動的增強。喬治·華盛頓大學普拉卡什和印第安納大學哈特認為：“經濟全球化是一系列導致要素、中間與最終產品以及服務產品市場的經濟活動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統一整體，并使跨國界價值鏈在國際循環中地位不斷上升的過程。”國際貨幣基金第一副執行董事、經濟學家費希爾(Stanley Fischer)認為：“全球化是在商品和服務跨國界交易及國際資本流動數量和形式不斷增加、在技術擴散廣度和速度不斷提升基礎上所形成的日益加深的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因此，全球化經濟與知識經濟的新要素結構，要素國際流動的增強，要素收益服從稀缺度的規律，決定了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機制。
一、國際競爭與全球化的隱性沖擊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沖擊是廣泛的，也是深刻的。它既會導致發展中國家的嚴重經濟困難，也可能造成發展中國家長期落后。在對這種沖擊的研究中，人們往往更容易注意到它的直接顯現形式，而忽略它的間接隱蔽形式。研究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隱性沖擊，不僅有利于在更深層面上把握全球化，而且有利于發現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中的不利性，從而正確制定長期發展戰略。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沖擊，首先是易于看到的顯性沖擊，如由市場開放帶來的本國產業的生存危機。發展中國家的弱小的現代制造業在強大的國際競爭壓力下可能迅速崩潰；由企業破產與產業倒閉而導致的失業迅速增加；由本國生產萎縮引起的政府收入的嚴重下降和政策對本國經濟調控能力的明顯削弱；由競爭失敗導致的本國產業結構的長期落后，從而使工業現代化目標的喪失；由金融開放和金融危機導致的全面經濟混亂，其中包含著國民財富的大量流失，等等。
經濟全球化的結果將是形成一個更完整的世界經濟體系，從而達到更深刻的國際分工。“比較優勢”存在的永恒性決定了國際分工對各國都有利的必然性；即使有某種不利，也只是一國為深化國際分工進行結構調整所付出的代價。比較利益本身不是動態的，更沒有考慮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而發生的產業結構的進步。因此，經典的國際經濟理論仍然沒有回答從長期來看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相對不利性。正如比較優勢理論只說明了國際分工的必然性而未能說明這種分工的利益分配一樣，經濟全球化可能深化國際分工，僅此而言可能對各國在總體上有利，但它的利益分配關系卻同樣是未知的。全球化沖擊的性質不僅在于這種沖擊可能對發展中國家構成的結構進步中的困難，而且在于分工深化中的利益分配。
鄧寧等提出了最淺層次和最深層次全球化兩個概念。前者是一個國家的某個經濟實體與另一個國家的某個經濟實體就某一種產品從事跨國貿易，而后者是指一個經濟實體與全球范圍內的大量經濟實體通過一個增值鏈網絡進行交易，且交易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并高度協調以服務該實體的全球利益。因此，從微觀上看，全球化表現為企業在全球各大洲和主要國家擁有或控制子公司，參與增值業務聯盟和網絡，在最適合的地方獲取勞動力、資本、原材料和中間產品，并在各主要市場銷售其產品和服務；從宏觀上看，全球化表現為一國金融、貿易和投資關系的區域多樣性，并且由此而產生的增值構成其GDP的相當比重。鄧寧認為，大多數國家和企業都介于最淺層次和最深層次之間，但其跨國經濟活動的趨勢是朝著越來越一體化的方向發展。
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道路上走到今天，使我們已經不能僅僅從貿易競爭上看全球化的沖擊，從而不能僅僅從產業生存上看發展中國家所受的沖擊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跨國公司全面進入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國家中形成了一大批現代產業。如果從國際分工的角度看，這些國家也已經在一個新的層次上參與了國際分工，因為出口產品的產業結構已經提升。但是很明顯，除了就業以外，發展中國家沒有真正獲得產業進步的主要利益。至少發展經濟學所指出的各種好處，如技術進步、人才培養、外部經濟、學習曲線等等，在許多產業中是不明顯的、或者是有限的，經過較長時期才逐步體現的。因此，出口商品結構的進步夸大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利益。全球化的直接沖擊絕不是發展中國家所受沖擊的全部。
在要素稟賦理論提出以后，國際分工的結構以勞動和資本富裕度的差異為依據，不再以比較優勢論以勞動為單一要素的勞動生產率為依據。要素富裕是獲得國際分工利益的原因。然而正是這一正確的理論，隱含了各國國際分工地位的差異和全球化條件下的隱性沖擊。
以要素為基礎的國際分工體系決定以要素為基礎的國際利益分配，由不同要素國際組合形成的國際生產要求實行以要素為基礎的分配結構。要素價格取決于該要素的稀缺程度。微觀經濟學的這一基本概念是完全正確的，也是仍然有意義的。但是如果我們運用這一方法，從企業經營的角度看，從全球經濟運行的角度看，就可以從新的概念上來定義要素，為全球經濟分析提供一個比較規范的研究方法。由此我們需要分析的生產要素，不僅是勞動力、資本，而且更重要的有國際銷售渠道、國際經營管理和全球企業網絡等等。
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關系中，這種以要素為基礎的國際分配至少表現出以下幾個特征：
第一，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富裕而資本稀缺，資本收益必然高，而勞動力收益必然低。發達國家資本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中處于比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更為有利的談判地位，這決定了其獲得更高收益的有利地位。發達國家資本從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收益，必然高于其在本國或其他發達國家的收益，否則跨國公司不會冒巨大的國際政治經濟風險進行國際投資。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的大量供給使得其價格只能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從而為資本收益創造了巨大的擴展空間。雅克?阿達認為，發展中國家在涉及它們與國外的金融關系時，沒有任何類似的調節手段，只有拒絕償債，但這就意味著被淘汰出國際金融體系。由于當地儲蓄不足或沒有足夠的出口能力而需要外來資金，這些國家客觀上要依賴貸款。不論是所需資本數量、投資性質或貸款條件，所有這些決定北南資本流動的參數都不受發展中國家自己左右。杰伊·梅熱也認為：全球貿易和投資規則的制定權控制在發達國家手中，且又完全是為掌握資本要素的跨國公司服務。
第二，對于從封閉走向開放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國際銷售渠道即市場要素是特別稀缺的。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發展起出口加工型企業，跨國公司以掌握國際銷售渠道實行與發展中國家東道國的合作方式。發展中國家獲得的只是勞動力價格收入，政府稅收也因為了吸引外資而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甚至完全減免。跨國公司通過產品包銷控制著出口價格，國際市場銷售渠道使跨國公司獲得了巨大的利潤。從生產經營的廣義要素上講，這是跨國公司擁有國際市場要素的結果。
第三，國際經營管理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一個日益重要的要素。發展中國家缺少市場經濟的經營管理經驗，特別是面對國際市場的經營管理經驗。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經營管理人員的收益遠高于東道國職工和一般管理者，是國際經營管理要素在發展中國家稀缺性的結果，因此使企業的收益向跨國投資者轉移。在合資企業中，跨國投資者的各種非現金投入中大量實現了國際經營管理的收益。在外商獨資企業中外資則更加限制了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收入而大量獲得了國際經營管理收入。
第9篇：勞動力流動的形式范文
1.1農村非農就業的基本狀況。改革之前，政府通過戶籍制度等政策法規嚴格控制城鄉間人口流動，農村非農就業發展緩慢。改革初期，和農產品價格的逐步放開激發了農民的農業生產積極性，非農就業比例相對較小。從80年代中后期開始，由于日益嚴峻的人地矛盾以及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農村勞動力供需矛盾加劇，產生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剩余。與此同時，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農業勞動邊際收入進一步遞減，大量農村勞動力特別是文化程度較高的青壯年農村勞動力紛紛離開農村，遷移城市而化身為農民工，農村非農就業得到迅速發展。表1是列示了1990年以來中國農村從業人員的統計數據。
數據顯示，中國農村非農就業從1990年的10869萬人增長到2007年的19946萬人，凈增長9077萬人；非農就業人口占農村勞動力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22.8%上升到2007年的41.0%以來，增長了18.2%。據專家計算，現階段需要的農村有效勞動力是1.9億人，而中國現有農村勞動力總量是4.9億人，剩余勞動力是3億人左右；參照發達國家技術與管理水平，中國種植業只需要1.1人,由此剩余勞動力將增加到3.8億人。這說明中國農村的非農就業在未來較長時期內將是一種長期趨勢。
中國農村非農就業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農村就地轉移的時期，主要是農村居民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這一時期，我國農村地區的鄉鎮企業得到迅速發展，吸收了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78年鄉鎮企業吸納的勞動力人數為2827萬人，1990年為9625萬人，12年內凈增加6798萬人，增長了2.4倍。在這些鄉鎮企業從事非農就業的農民工，通常亦工亦農。統計數據顯示，這種形式的非農就業占當時非農就業的81.5%，占鄉鎮企業總就業量的62.4%。
第二個時期是90年代初期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是向外轉移，主要形式是外出務工。從1990年代初開始，“外出務工”取代鄉鎮企業的就地轉移，成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式。根據國家統計局對全國31個省（區、市）6.8萬個農村住戶和7100個行政村的抽樣調查數據推算，2007年農村外出務工的勞動力14290萬人，已經占農村勞動力的比重為29.4%，占整個農村非農就業的71.6%。
1.2中國農村非農就業的特征。
1.2.1本地就業和異地就業并存。從農村非農就業的空間分布看,有本地就業和異地就業兩種形式。本地就業主要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發展較為迅速，此后由于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和部分鄉鎮企業關停并轉而使其發展速度逐步緩慢下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和地區發展差距不斷擴大，形成中西部落后農村地區和東部沿海城市兩個經濟發展極，在馬太效應的影響下，落后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必須流向到發達的沿海城市，形成規模巨大的“民工潮”，此時異地就業成為農村非農就業的主要方式。因此，改革以來中國農村非農就業經歷了90年代前以本地就業為主，90年代后以異地就業為主，兩種方式并存的就業方式。
1.2.2“西出東進”跨地區流動。中國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轉移通常是跨地區的。據統計，2007年在鄉鎮內部從事非農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占非農就業總數的9.4%；在鄉鎮以外，省以內就業的占28.4%，在省外就業的占62.2%。在這種跨地區非農就業中，流出人口比例較多的為中西部地區的一些省份，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西、四川、貴州、甘肅等省份。據統計，中西部地區2007年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占農村非農就業的86.5%。農村非農就業轉移的勞動力大多進入了東部沿海城市，環渤海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是農村非農就業流入的熱點地區，吸納的外地農村勞動力超過了全國總量的80%。
1.2.3非正規部門就業比重高。城市非正規部門主要是一些松散組織、小型企業或勞務組織、個體工商戶以及零工供給點（比如車站碼頭等地的搬運點），其特點是對勞動力質量要求相對較低，但工資待遇低，工作和生活條件較差。由于農民工素質較低以及正規部門準入門檻高等原因的影響，進城務工農民通常在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課題組調查數據顯示，農民工在正規部門就業比例只占16.4%；而在非正規部門就業的則高達83.6%。
1.2.4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農村剩余勞動力受自身能力素質的制約，主要進入城市非正規部門，從事低技術勞動密集型工作：蘇南、閩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區加工貿易發展較快，其大部分外來農村勞動力進入加工貿易型工業企業；建筑業的迅速發展使得一部分進城務工的農民進入建筑行業，從事粗重體力勞動；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各類服務需求發展迅速，部分農民工進入批發和零售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等行業。表2列示了本課題組對農民工就業行業的抽樣調查數據。
1.2.5鄉鎮企業是吸納非農就業的主力。從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一直是吸納農村非農就業的主力軍。表1數據顯示：除1996-1999年外，1990年到2007年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都呈逐年遞增的趨勢，其總人數從9265萬人增加到15090萬人，吸納的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一直穩定在80%左右。此外，民營企業吸納的非農就業勞動力也不斷增加，1990年到2007年民營企業吸納的農民工從113萬人逐年增加到2672萬人，其占農村非農就業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1.4%增加到2007年13.4%。與此相反，個體經濟吸納的非農就業勞動力近年來有下降的趨勢：1998年到2007年個體經濟吸納的非農就業勞動從2855萬人逐年下降到2184萬人，所占比例也由22.5%下降到10.9%。
1.3中國農村非農就業的新趨勢。
1.3.1非農就業的組織化程度提高。近年來，非農就業的組織化程度不斷提高，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大多依托社會關系網絡，特別是血緣、鄉緣、地緣網絡，呈現出一人帶多人的鏈式遷移；二是流出地外出就業中介組織發育較快，流入地區勞務中介組織正在形成，同時以組織勞務輸出為內容的對口扶貧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其組織化程度的提升；三是許多社會團體、企業、政府部門也開始自覺地開展農民工的文化技能培訓和法制教育，這為非農就業的組織化程度提升創造了條件。
1.3.2非農就業“新生代”逐步形成。與改革之初的農民工相比，當前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主體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大多是從校門直接外出務工，他們追求城市生活，有著很強的市場競爭意識，把外出務工經商作為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種途徑，形成了更具進取性的非農就業“新生代”。這一代進城務工者對鄉土認同感在減弱，對城市認同感在增強，但又未被城市社會所接納，從而進一步強化這部分農村人口的流動性。
1.3.3非農就業難度不斷增加。近年來，農村非農就業難度不斷增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城市失業降低了城市勞動力吸納能力，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降低了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彈性系數，勞動力需求明顯下降，而產業結構調整、國有企業化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的推行以及城市新生勞動力的增加則增加了勞動力的供給，因此城市的失業問題正在加劇，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渠道受阻。其二，世界金融危機對非農就業產生巨大影響：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負向地沖擊我國出口貿易的發展，大量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陷入困境，降低了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有關分析報告顯示，與2007年同期相比，2008年珠三角的需求務工人數減少了16.3萬人。其三，受多種因素影響，國內房地產業的發展進入調整期，勞動用工需求大大減少，農民工就業難度不斷加大。
2.農村非農就業的影響因素分析
2.1經濟發展因素。
2.1.1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是農村非農就業發展的根本誘因。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在快速增長的同時，居民收入差距卻在不斷擴大：全國基尼系數由1980年的0.266上升到2007年的0.418；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1985年的1.67:1擴大到2007年的3.15:1。在此情形下，作為理性的經濟活動的參與者，農民清楚地意識到收入差距是務農與從事非農職業造成的，而這種比較利益的驅動正是中國農村人口流動的最大誘因。
2.1.2產業結構變化是農村非農就業發展的催化劑。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產業結構發展了較大變化：第一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3%，第二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47.9%上升到2007年的48.6%，第一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4.0%上升到2007年的40.1%。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相對下降，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勞動力供過于求；另一方面，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又增加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在這兩種力量的作用下，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向城市轉移。
2.1.3鄉鎮企業的發展為農村非農就業提供了吸納場所。作為集體經濟的產物，鄉鎮企業起初在本地農民中吸收職員，成為80年代中期非農就業的主要吸納場所。此后，經過90年代改革和調整，鄉鎮企業得到良性發展，此時不僅吸收本地農民工，而且大量吸收外來務工農民，成為非農就業的主場。表1數據顯示，從1990年到2007年，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一直穩定在80%左右，其總人數從9265萬人增加到15090萬人。
2.2制度因素。
2.2.1戶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非農就業的桎梏。長期以來，中國形成了以戶籍（口）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社會體制結構，這一制度將中國社會截然分化成城市和鄉村兩個相互分割的實體，使農村人口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可能性，導致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然遷徙過程停止。近年來，戶籍制度逐步放松，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非農就業的枷鎖，促進了其良性發展。但是這種限制還沒有完全解除，對農民進城就業的歧視性待遇還依然存在，大多數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并沒有積極落實，農民基本上沒有可能在大中城市落戶。
2.2.2產權不明晰的土地制度制約了非農就業發展。中國農村實行的是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家庭聯產責任制,土地的使用權歸農戶，所有權歸集體。這種產權極不清晰的土地制度從兩個方面制約了農村非農就業的發展：其一，這種土地制度無法實行高效的土地規模經營，從而無法推動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不能為農村非農就業提供堅實的農業基礎；其二，這種土地制度形成了“離鄉不離土”的非農就業模式，即非農就業者在其失業時可以重返農村，從事農業生產，這就使得農村勞動力流動性不足。
2.2.3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不能解除非農就業者后顧之憂。中國城鄉分割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得進城務工農村勞動力被排斥在城市社會保障范圍之外，無法享受城鎮居民的各種福利，無法如城鎮居民一樣享受養老、醫療、失業、生育、工傷五大保險待遇。因此，進城務工農民通常以其原籍土地使用權作為自身保障基礎，在發生失業、生病和傷殘后，一般都回流原籍，因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農村非農就業的穩定性。
2.3勞動自身因素。勞動者自身素質是影響農村居民非農就業的一個重要因素。現代社會提升勞動者素質的有效途徑主要是兩條：學校教育和職業技能教育。從學校教育來看，與城市教育投入相比，國家對農村教育投入相對不足，而農民自身經費嚴重不足，從而導致農村教育處于相對落后狀態，農村居民整體文化水平較低。截止到2007年農村初中以下人口占總人口的87.4%。由于農村居民整體文化水平較低，因此進城務工者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我們的調查顯示，農民工初中及其以下文化水平的占75.4%。較低的文化水平限制了農民工的從業領域，他們大都只能從事粗重體力勞動或低待遇工作，同時也降低了其非農就業率。
從職業技能教育來說，由于農村缺少專門的職業教育機構，使得外出的農村務工人員缺少專門的職業技能。因此，外來務工人員在和城鎮居民競爭同樣就業崗位的時候就處于一種極為不利的境地，無法進入高層次職業，而只能從事一些體力消耗大、環境差及待遇低的行業。近年來，隨著外出務工人員的增多，年輕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家庭負擔最重的中年務工人員，由于技能水平偏低而面臨著更大的失業風險。
除了勞動者素質影響非農就業以外，勞動者的年齡、性別、家庭組成人員以及家庭所處位置都會影響農村勞動力是否進行非農就業。比如，青壯年比中老年農民外出務工的要多，男人比女人外出務工的多，家有老弱病人的外出打工的少，家處發達地區農村外出務工的人少，而家處偏遠農村外出務工的人多。
3.BinaryLogistic回歸分析
為了對農村非農就業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本課題組成員深入湖南、貴州、四川、陜西四省的二十個鄉鎮和廣東、上海、浙江三省的21個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對農村家庭和農民工進行實地考察，并發放了有關農村非農就業的調查問卷1580份，收回問卷1432份，共涉及家庭人口5882人，農村勞動力2426人，外出民工1584人，占勞動力人數的65.3%，其中在外打工人口中，男性占69.5%，女性占30.5%，年齡30歲以下占43.2%，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含初中）占86.4%。
3.1變量選擇。影響農村非農就業的因素有很多，根據前文分析和調研的實際情況，本文選擇Y為因變量（Y=0表示從事農業勞動，Y=1表示從事非農就業），是0/1二值型變量,Xi為自變量。自變量中，經濟發展變量主要有三個：家庭所在地農村收入水平，該數據與城市平均收入水平相比較，可以說明城鄉收入差距，用X1來表示（X1=0表示下，X1=1表示中，X1=2表示上）；家庭所在地農村剩余勞動力比例，以百分比表示，是由于產業結構調整引起的，用X2表示；鄉鎮企業非正式職工崗位比例，以百分比表示，可以用來說明鄉鎮企業吸納非農就業勞動力的能力，用X3表示。制度因素變量也有三個：戶籍制度的嚴厲性用來表示（X4=0表示戶籍制度不容許勞動者自由流動，X4=1表示戶籍制度容許勞動者自由流動）；土地制度因素可用家庭人均耕地面積X5表示，單位為畝/人；家庭所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否完善用X6（X6=0表示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X6=1表示社會保障制度較完善）。勞動者自身因素變量主要有四個：X7為性別（X7=0表示女性，X7=1表示男性）；X8為年齡，單位為歲；變量X9為受教育程度（X9=0表示小學，X9=1表示初中，X9=2表示高中，X9=3表示大專以上）；X10表示是否參加過培訓（X10=0表示未參加培訓，X10=1表示參加過培訓）。此外，國內外經濟形勢和社會網絡關系也是影響農村勞動力是否從事非農就業的兩個重要因素，前者用X11表示（X11=0表示國內外經濟形勢較差，X11=1表示國內外經濟形勢較好），后者用X12描述（X12=0表示無社會關系網絡，X12=1表示有社會關系網絡）。據此，可以建立回歸方程：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β9X9+β10X10+β11X11(1)
其中βi為各變量系數，X2、X3、X5、X8為定距變量，X1、X4、X6、X7、X9、X10、X11、X12為品質型變量。因為因變量是0/1二值型變量，而且自變量（協變量）也多為品質型變量，因此，本文選擇Binarygistic回歸分析來探討農村勞動力流動與否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數量關系。
3.2回歸結果分析。對以上自變量與因變量利用SPSS進行BinaryLogistic回歸分析，采用Forward：LR(逐步篩選策略)進行變量選擇，自變量進入回歸方程的顯著性水平為0.05、剔除方程的顯著性水平為0.10，最終運行結果。
其統計學原因是其顯著性水平為0.10。其現實解釋是：各地戶籍制度對勞動力的限制已經很低，因此變量X4被剔除；由于傳統因素的影響，農村居民對社會保障制度還不敏感，因此變量X6被剔除；非農就業“新生代”形成后，年輕的農村勞動力無論男女，無論文化程度高低，也無論是否受培訓，大都直接從學校入城務工，因此變量X7、X9、X10被剔除。由此建立的BinaryLotic回歸模型為：
LogitP=2.982-0.236X1+0.052X2+0.065X3-0412X5-0.625X8+2.354X11+1.648X12(2)
通過模型可見，農村勞動力流動與家庭所在地剩余勞動力比例、鄉鎮企業非正式職工崗位比例、國內外經濟形勢、社會網絡關系呈同方向變動，而與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務工者年齡狀況呈反方向變動，這與實際情況是相符的：①家庭所在地剩余勞動力越多，其向外轉移從事非農就業的可能性就越大；變量X2的回歸系數為0.052，表明在其它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家庭所在地剩余勞動力每上升一個百分點，會使LogitP上升0.052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1，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0.376。②鄉鎮企業非正式職工崗位比例越高，其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就越強；變量X2的回歸系數為0.065，說明在其它情況不變的情況下，鄉鎮企業非正式職工比每上升一個百分比，會使LogitP上升0.065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7，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1.564。③國內外經濟形勢越好，非農就業率越高，反之則越低；變量X11的回歸系數為2.354，說明在其它情況不變的情況下，國內外經濟形勢好比經濟形勢差會使LogitP上升2.354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4，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6.512。④勞動力擁有的社會關系網絡（社會資本）越多，獲得就業信息的渠道越多，可減少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因而流動的可能性越大；變量X11的回歸系數為1.648，說明在其它情況不變的情況下，有社會關系網絡較沒有社會關系網絡使LogitP平均上升2.354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3，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5.674。⑤農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積越多，需要的勞動力越多，則勞動力流動的可能性越小；變量X1的回歸系數為0.236，說明在其它自變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多較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少使LogitP平均降低0.236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8，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0.644。⑥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低，勞動力外出打工提高收入的愿望越強。相反，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越高，則會降低勞動力流動的意愿；變量X5的回歸系數為0.412，說明在其它自變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為中等較下等使LogitP降低2.212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6，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0.672。⑦在勞動年齡內，勞動者年齡越大，其從事非農就業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則越大；變量X8的回歸系數為0.625，說明在其它自變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勞動者每大一歲會使LogitP降低0.625個單位；且Wald檢驗的結果P=0.002，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其比數比OR=60641。
對回歸方程的整體檢驗（H：β1=β2=β3=β5=β8=β11=β12=0），采用-2logl和Score兩種方法，其P值均為0.002，具有統計學意義。在該模型中，Hosmer-Lemeshow統計量的概率P值為0.034，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因此應拒絕零假設，認為各組的劃分與因變量的實際取值相關，而且模型總的預測正確率為89%，說明模型擬合優度較高。
4.結論
上述研究可以歸結為以下結論：
4.1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農村非農就業迅速增長，具有本地就業和異地就業相結合、西出東進跨地區流動、非正規部門就業比重大、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等特征，近年來呈現了組織化程度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形成、就業難度不斷增加等新趨勢。
4.2從影響農村非農就業的因素來看，城鄉差距擴大、產業結構調整和鄉鎮企業發展極大地推動了農村非農就業的發展，滯后的戶籍制度、產權不明的土地制度和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阻礙了農村非農就業的發展，勞動者較低的文化素質和技能水平則是阻礙農村非農就業的主要個人因素。
4.3對上述影響因素進行篩選的BinaryLogisti分析表明，勞動力流動過程中，家庭所在地剩余勞動力比例、鄉鎮企業非正式職工崗位比例、國內外經濟形勢、社會網絡關系、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家庭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務工者年齡狀況是影響農村非農就業的具有顯著作用的因素，而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性別、文化程度和是否接受過培訓對是否進城務工沒有實質性影響。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非農就業得到迅速發展，并對整個國家經濟發展進程產生重大影響。本文從中國農村非農就業的基本情況、主要特征和發展趨勢入手，重點分析了影響農村非農就業的經濟發展因素、制度因素和勞動者自身因素。通過BinaryLogisti回歸分析，得出結論認為：家庭所在地剩余勞動力比例、鄉鎮企業非正式職工崗位比例、國內外經濟形勢、社會網絡關系、家庭人均耕地面積、家庭所在村的收入水平、務工者年齡狀況是影響農村非農就業的主要因素。
關鍵詞：中國農村非農就業影響因素BinaryLogisti回歸分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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