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商品經濟的矛盾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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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私有制商品經濟的矛盾范文

關鍵詞：市民社會；社會關系；社會建設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0-0069-02

青年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探索是從批判和借鑒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開始的。馬克思從市民社會角度深刻剖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剝削本質，找到了消解資本主義固有矛盾和引導人類社會發(fā)展方向的理論。因而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具有特定的時代意蘊，我們可以在今天的社會背景下對其進行拓展和運用，從而構建我國社會建設的理論基礎。

一、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的適用語境

黑格爾從倫理發(fā)展維度論證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從經濟角度把市民社會理解為“需要的體系”。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思想進行了繼承和發(fā)展，從經濟角度把市民社會理解為“交往形式”，從政治角度把市民社會理解為“資產階級社會”，并以此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批判。黑格爾和馬克思都是以商品經濟為背景來研究市民社會的。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發(fā)展過程中的特定階段，市民社會是商品經濟得以順利發(fā)展的社會組織形式。馬克思正是在把商品經濟和市民社會結合起來的研究中，形成了關于資本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

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資產階級憑借生產資料私有制而廣泛參與各種經濟活動，成為商品經濟的主導者。無產階級通過出賣勞動力獲得了相應的工資，為了購買生活資料也會參與到商品經濟活動中。所以，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活動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是市場主體，因而都是市民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資產階級因為其對生產資料的私有權而成為商品經濟活動的強勢主體，并成為市民社會的主要構成部分。無產階級有限的經濟活動使他們成為商品經濟的弱勢主體，成為市民社會的微不足道的組成部分。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認為，市民社會就是“資產階級社會”。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與市民社會雖然分化為公共政治生活領域與公共經濟生活領域，但是，兩大領域的主導者都是資產階級?？偠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是政治主體，掌握著國家權力；資產階級又是市場主體，掌握著市民社會的話語權。所以，在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中，他總是把市民社會界定為“資產階級社會”、“交往關系”（主要指經濟交往關系），甚至直接把市民社會界定為“資產階級”，深刻地說明了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市民社會的異化現象。

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指出，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資產階級所宣揚的政治解放只不過是市民社會成員（即資產階級）權利的解放，政治解放并未消除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對勞動者的壓迫，因而，要以人類解放超越資產階級政治解放，實現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1]。只有這樣，異化為資產階級社會的市民社會才能真正成為全部社會成員自己的組織，才能承擔起收回國家權力并從事社會管理的責任。

由此可知，馬克思市民社會的適用語境，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商品經濟下產生的獨立的市場主體，以及市場主體的利益組織――市民社會。二是生產資料私有制下資產階級成為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強勢主體，從而導致市民社會的異化，使市民社會不再是純粹的“需要的體系”，而是掌握弱勢群體經濟利益和政治命運的、凌駕于整個社會個體之上的異化組織。三是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方向，就是通過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從而消除市民社會的異化現象，使市民社會回歸其社會價值本位，成為真正的社會個體的利益組織。總之，因為馬克思從商品經濟角度尋找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階級對立的根源，所以，他強調的是市民社會的“經濟屬性”和“政治屬性”，我們今天還需要從社會文化權利角度來拓展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范疇。

二、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的拓展

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的市民社會范疇。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將市民社會界定為由相互“需要的體系”將人們聯系起來的“市場交往關系”及其“保障機制”。市場交往關系是“需要的體系”的核心內容，是市民社會的經濟屬性，而市場交往關系的保障機制則屬于社會關系范疇。這說明黑格爾的市民社會并非只指向經濟關系，而是指向國家之外的多元集合體。我們也可從這個角度來分析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范疇。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的“二分”理論架構，因而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范疇也應該是多元的。但馬克思從其歷史哲學研究的需要出發(fā)，逐漸將市民社會的內涵集中在經濟關系領域。

馬克思將市民社會范疇集中在經濟關系領域，是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思維邏輯的。馬克思以十九世紀上半葉西歐自由資本主義為背景，本著對現實物質利益的深刻關切，把市民社會作為理論工具去解剖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現實。為著這樣的研究目的，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遵循的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路徑”[2]。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他的市民社會范疇就應該包括政治國家之外的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這既包括物質利益關系的經濟領域，也包括文化交往關系的社會領域。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的特殊歷史背景使物質利益關系在經濟和社會發(fā)展中具有決定性作用，因而，具有高度哲學抽象能力、善于抓住事物本質的馬克思就直接用市民社會范疇來指稱物質利益關系，從而把黑格爾界定為政治國家之外的具有多元內容的“市民社會”化約為“經濟關系”。這一方面表明馬克思抓住了資本主義最本質的經濟關系，并通過對此的分析，為市民社會向“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范疇的轉化及其唯物史觀的誕生打下了基礎。但是，另一方面，市民社會化約為經濟關系，使后來的研究者單一地從經濟關系去界定和理解馬克思的市民社會，從而忽視了市民社會范疇中所應該包含的文化與社會交往內容。馬克思對市民社會內涵和外延的化約，是因為“他要研究的是歷史哲學中的市民社會，而不是社會科學中的市民社會”，“物質交往形式畢竟只是市民社會中一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領域，而并非唯一的領域，所以這一界定只是對市民社會實質的說明，而不應被看做是馬克思為‘市民社會’所下的完整定義?！盵2]因此，我們今天對馬克思市民社會范疇的研究，除了從經濟學和歷史哲學維度將其理解為經濟交往關系、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之外，還應該遵循現代社會學的研究路徑，探尋馬克思市民社會范疇在社會文化交往領域內的意義。

從今天來看，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環(huán)境已發(fā)生了深刻變化，社會主義制度產生之后經歷了曲折的發(fā)展道路，這意味著，無論是我們對資本主義現存社會問題的批判，還是對社會主義發(fā)展前景的展望，都不能簡單地從經濟關系領域來運用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范疇，我們必須從社會文化交往領域對其進行拓展。如果我們肯定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范疇包含了“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兩個方面的意義，那就意味著，我們今天學習和運用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需要超越過去僅僅從“二分法”來理解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應該批判地吸收和借鑒西方的“三分法”，從社會文化交往關系中去理解和運用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因而在當下中國語境中研究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應該特別強調的是政治和經濟之外的社會領域。這既是對馬克思市民社會范疇從單一的經濟關系領域的超越，又從社會交往關系領域拓展了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范疇，找到了馬克思市民社會范疇與當下中國國情的契合點，從而賦予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富有時代特色和生命力的當代意蘊，使之在當下中國的社會建設中仍然能夠發(fā)揮指導作用。

三、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的當下啟示

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的當代意蘊，對我國當下的社會建設有三點啟示：一是恢復公民的社會主體意識，就是把個人從整個國家機器中分離出來，重新強調公民在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國家與社會組織是為了保護和增進公民權利的外在力量。二是肯定社會多樣性。在馬克思的“社會至上”理念下，我們應該從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三分”視角，強調社會的自主發(fā)展和自治功能，充分肯定社會的多樣性，對公民在興趣、利益、愛好等方面的差異和為此而進行的結社活動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充分肯定社會的自治能力，鼓勵公民個人、社會組織參與當下中央倡導的社會管理，發(fā)揮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作用。三是倡導法治理念。政府職能轉變?yōu)樯鐣M織讓渡了廣闊的發(fā)展空間，但是公民和社會組織必須要有法治意識，恪守依法治理理念，使社會能夠實現有序自治，從而真正詮釋“社會至上”的本意。

為了踐行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使之能夠指導并推進中國的社會建設，我國的政策取向有三：第一，根據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原理，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加快轉變政府職能，使國家的政治職能、經濟職能、社會職能相互分離。在當下社會建設過程中，更應該強調政府的社會職能，創(chuàng)新社會管理，以更有利于實現社會現代化。第二，根據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私有財產異化”、“交往關系”和“生產關系”理論，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創(chuàng)造公平合理的競爭環(huán)境，發(fā)展市場經濟，為社會組織的產生和發(fā)展提供經濟基礎。第三，根據當代市民社會的研究視角，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加強社會文化領域建設，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核心，在社會文化領域傳播和推廣意識形態(tài)，為社會主義政權的鞏固和發(fā)展提供和諧的文化氛圍和強大的精神動力。

參考文獻：

第2篇：私有制商品經濟的矛盾范文

[關鍵詞]商品生產；公有制；生產無政府狀態(tài)；國家消亡

[中圖分類號]F1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2）52-0060-02

1個人利益差別決定論的邏輯缺陷與實踐危害

自20世紀90年代，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fā)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個人利益差別決定”論，逐漸成為我國經濟學領域里的主流認識。這種理論的主要觀點是：在社會分工日益發(fā)達和勞動仍然是謀生手段的歷史條件下，個人的能力差別導致個人利益要求的差別；進而導致不同生產企業(yè)之間的生產經營能力和利益要求的差別；這種利益差別要求不同生產者之間的產品交換必須是等價交換，即以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作為交換的標準，這種等價交換的唯一方式就是商品買賣。這種觀點在理論上存在著嚴重的邏輯缺陷，在實踐上極其有害。

第一，這種理論忽視了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必然有一部分生產者的個人利益不能得到完全實現，甚至完全不能得到實現的事實。在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里，商品生產者“誰也不知道，他的那種商品在市場上會出現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誰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產品是否真正為人所需要，收回成本，到底是否能賣出去”。一旦生產者的產品部不能賣出去，生產者的個人勞動便不能轉化為絲毫的社會勞動，其個人物質利益要求得不到實現。這就意味著商品買賣只能直接實現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優(yōu)勢地位的那一部分生產者的個人利益，在競爭中失敗者的個人物質利益將被競爭中的優(yōu)勝者所掠奪。因此，不同勞動能力的個人物質利益要求完全實現的前提條件是：保證每個生產者的產品都是社會所需要的、都能夠賣出去，即整個社會的生產是有組織的。這說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由個人利益差別決定論，實際上是個人利益的弱肉強食論。

第二，這種理論將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有計劃產品經濟理論”，歪曲為以個人勞動時間作為交換和分配標準的“鼓勵懶漢”的理論?！皞€人利益差別決定論”將商品買賣作為實現等價交換的唯一途徑，是因為這種觀點認為，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闡述的“個人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就是直接以個人勞動時間作為交換和分配的價值標準，這就完全抹殺了因勞動能力不同所導致的個人利益要求的差別。這是對馬克思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的嚴重歪曲。恩格斯講得很明確：“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并且以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應用于生產，每一個人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從一開始就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那時，一件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徑加以確定；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件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因此，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是強調每個人的個人勞動，總能包含有一定數量的社會勞動，而不是以個人勞動時間作為分配的依據。這表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個人利益差別決定理論，是一種嚴重歪曲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

第三，這種理論是現實改革實踐中要求全盤私有化的主要理論基礎。當前關于如何深化和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激烈爭論中，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fā)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個人利益差別決定論，已經成為了私分國有經濟、排除一切行政干預等論調的主要依據。這在實質上是要求從根本上改變改革的性質和方向。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源于現實社會主義以民族國家作為存在方式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沒有論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但他們關于商品生產的起源的理論思想，為我們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必然性提供了現成的理論鑰匙。馬克思在分析商品生產的起源時指出：“商品交換是在共同體的盡頭，在他們與別的共同體或其成員接觸的地方開始的。但是物一旦對外成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們在共同體內部也成為商品?！庇纱丝梢灾苯拥贸鼋Y論：在資本主義“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的歷史條件下，商品經濟不可能在一個或幾個國家的范圍內被消除；率先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無論其生產力水平發(fā)達與否，都不可能長期地獨立或被孤立于世界市場之外。

因此，無論社會主義革命在多少國家取得了勝利，只要社會主義制度還是以民族國家的形式存在，首先是國家之間的產品交換只能以商品買賣的方式來實現，進而決定其國內的生產也必須是商品生產。否則，由于無論政府還是生產企業(yè)在不能確切知道他的那種商品在市場上會出現多少，究竟需要多少等的情況下，企圖實現有計劃的社會生產并消除商品生產，必然造成企業(yè)吃國家的“大鍋飯”。我們由此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歷史必然性根源于現實社會主義制度以民族國家作為存在方式，或者說是現實社會主義制度沒有根本改變人類社會的生產資料分屬于不同國家或所有者的狀況。由此還可以直接得出結論：

第一，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體制，不要求“全盤私有化”。商品經濟不能在一個或幾個國家里率先被消除，意味著即便是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所有制結構是單一的公有制，生產企業(yè)也必須以商品生產者的身份存在，這直接表明私有制不是市場經濟的唯一的所有制基礎。我國當前大力發(fā)展民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必要性在于適應生產力水平的不平衡結構，以及對外開放需要等。

第二，完善社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否認政府干預的必要性。一方面，在企業(yè)之間的國際經貿往來，首先是國家之間的經濟來往，適當的行政干預是維護國家利益的重要途徑和手段。另一方面，只有恰當的政府干預才能既保證公有制企業(yè)在國際國內市場上的競爭力，又保證其以滿足社會發(fā)展需要為主要生產目的。

現實中存在的國有企業(yè)憑借其行政壟斷地位與民爭利等問題，是行政性干預是否得當的問題。這一問題的實踐要求是不斷完善國家的宏觀調控機制，不是取消政府的行政干預。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消滅商品經濟理論的歷史一致性第一，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完全的有計劃的社會生產的設想，是以社會主義主義革命在全世界的勝利、階級和國家的完全消亡為歷史出發(fā)點或前提的，他們的理論設想不否認現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必要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強調“工人階級不解放全人類，就不能解放自己”，他們從來沒有認為他們關于階級和國家的消亡、消除商品經濟、完全有計劃的社會生產等的設想，能夠在一個或幾個國家的范圍內首先實現。由此，我們贊同這樣的看法：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主義制度特征的預見是科學的邏輯結論，其歷史出發(fā)點是工人階級的解放；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完全有計劃的社會生產的設想，是以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階級和國家的完全消亡為歷史前提的?，F實社會主義是以民族國家作為存在形式的社會主義。正如關于國家和階級消亡的理論，不否認無產階級的歷史必要性，他們關于國家消亡之后的社會主義發(fā)展階段的生產形式的理論，根本不否認商品經濟在以民族國家作為存在形式的社會主義發(fā)展階段的歷史必要性。

第二，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闡明的商品生產與社會主義的對立性質，依然存在于當前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必要性，不否認商品經濟將被完全的計劃經濟所取代的歷史必然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商品經濟必將退出歷史舞臺的根本依據和理論邏輯是：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tài)是商品生產固有的屬性，這種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tài)與單個企業(yè)生產的有組織性之間的矛盾，是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fā)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具體表現；要消滅經濟危機，必須消除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tài)，以整個社會生產的完全的有組織、有計劃性，代替企業(yè)自己決定生產什么和生產多少的商品經濟。賦予生產企業(yè)以一定的生產經營自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重要內容之一。這決定了當下我國的商品生產者，誰也不知道他的那種商品在市場上會出現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誰也不知道他的產品是否真正為人所需要等。這正是恩格斯所說的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tài)。近些年我國越來越多的生產行業(yè)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問題，就是這種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tài)的具體表現。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下，存在著產能過?，F象和進一步引發(fā)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并同樣以經濟危機等形式表現出其對生產資源的浪費，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所闡明的商品生產與社會主義的對立性質依然存在。對于這種對立性質，辯證唯物主義者應有認識是：事物之間的對立性質，不否認二者結合的可能性或必要性，只是表明舊事物必將為新事物所代替。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闡明的商品生產與社會主義的對立性質，不否認商品生產與社會主義相結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現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也不否認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闡明的商品生產與社會主義對立性質的存在，更不否認市場經濟將被更高級的計劃經濟所代替的歷史必然性。

綜上所述，我們的結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社會以國家作為存在形式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的經濟體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計劃經濟理論則是國家完全消亡之后的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必然的經濟體制。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3篇：私有制商品經濟的矛盾范文

關鍵詞：商品 商品經濟 公有產品 等價交換

商品經濟異化的主要表現

（一）商品本身異化為公有產品

在商品經濟中，人們通過勞動交換的方式獲取自己所需求的產品和服務，即人們所需要的一般不是自己或本經濟體生產的，人們所生產的不是直接滿足自己或本經濟體需要的。商品生產者是獨立的利益主體，不同的利益主體之所以要提品和服務，即商品是為了獲取貨幣然后用貨幣購買自己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商品交換遵循“等價有償”原則。商品經濟是隨著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產生逐漸形成的。隨著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的發(fā)展，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建立和發(fā)展，商品經濟也不斷發(fā)展，商品的范圍不斷擴大。但物極必反，先前的商品也可能發(fā)生異化，轉化為非商品。

今天我們確實在某些方面能免費或者以較低的價格獲取他人的產品和服務。我們知道，無論是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我國社會主義國家，在基礎教育領域都存在著私立學校和公立學校。在私立學校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額的學費以彌補教育成本乃至必要的利潤，因此私立學校提供的教育是商品。但在公立學校就學無需支付任何學費，甚至不少公立學校還提供免費營養(yǎng)午餐。顯然公立學校提供的教育、營養(yǎng)午餐不是商品。筆者把國家、各級政府免費提供這些產品或服務稱之為純公有產品。在現代社會中，還有一類產品，比如我國的經濟適用住房，廉租房，其購買者或承租人需要支付一定數額的貨幣，但他們支付的價格或租金明顯地低于市場價格和租金。同樣，筆者把國家、各級政府以低于市場價格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可稱之為準公有產品。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這里的公有產品是不同于西方經濟學的公共物品。在西方經濟學中，公共物品是與私人物品相對應的一個經濟范疇。通常是從消費是否有競爭性和排他性來區(qū)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肮参锲肥窍M者可以共同消費或享用的物品。一旦把這種公共物品提供給消費者，便難以防止其他人消費或享用”。私人物品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的特點。所謂競爭性是指某人消費某個物品，則他人就不能再消費該物品了，而所謂的排他性是指消費者不支付價格，可被拒絕消費該物品。通常將不具備消費的競爭性的物品稱之為公共物品，比如電視廣播，人們打開電視廣播不影響他人的收聽。如果某公共物品同時還不具備排他性，則被稱之為純公共物品。公有產品是與商品相對應的一個經濟范疇，商品是平等經濟利益主體提供的，商品交換遵循“等價有償”的原則，而公有產品是國家、各級政府免費或者以明顯低于市場價格提供的，一般不遵循“等價有償”原則。

（二）商品交換的“等價交換”法則發(fā)生扭曲

商品交換表面上是物與物的交換，本質上是商品生產者互相交換勞動的關系。在交換過程，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誰都不想吃虧，因此只能“等價交換”。在簡單的商品經濟社會中，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商品的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的本質是追逐利潤，資本和生產要素能夠在不同的部門之間自由轉移，大量資本從利潤率低的部門向利潤率高的部門流動，因此不同部門之間的利潤率趨于一致形成了平均利潤。此時，商品的價格不再以價值為中心，而是以生產價格為中心上下波動；在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社會，壟斷資本憑借其壟斷地位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規(guī)定壟斷價格。從簡單的商品經濟發(fā)展到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盡管“等價交換”的形式發(fā)生了變化，但交換雙方在交換過程中都不想吃虧這種主觀愿望并沒有改變，買賣雙方仍然可以通過市場自主確定產品和服務的價格。

然而，今天不少商品的價格不再單純由市場形成，買賣雙方有時不能自主決定買賣商品的價格，政府有形之手從方方面面影響到商品的價格。比如，在高度發(fā)達的商品經濟社會中，勞動力事實上都成為商品，雇主和雇傭工人通過市場確定勞動力商品的價格，或者說雇傭工人的工資。在這種情況下，雇主或者說資本家在購買勞動力商品過程時是不愿吃虧的，很想且有時確實可以以低于最低工資的價格購買到勞動力商品。然而，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我國都通過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最低工資標準，低于最低工資水平的工資是非法的，資方會受到嚴厲的處罰。

（三）商品生產的私人勞動直接“異化”為社會勞動

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是商品經濟社會的基本矛盾。一方面，商品生產者是獨立的利益主體，有權決定生產什么、如何生產，也有權決定提供什么樣的服務、以何種方式提供服務。因此，商品生產者的勞動明顯地具有私人屬性，是私人勞動；另一方面，商品生產者生產的產品或者提供的服務不是用來滿足自己的需要，而是通過交換滿足他人的需要，且不同的商品生產者之間通過各種交換關系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因此，商品生產者的勞動是社會總勞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明顯地具有社會屬性，是社會勞動。商品生產者有權決定生產什么、提供何種服務，但沒有權力強迫別人一定購買他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且即使把商品賣出去，也無法保證一定不賠本。這表明私人勞動可能無法轉化為社會勞動、或者可能無法全部轉化為社會勞動?！八饺藙趧釉谑聦嵣献C實為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換使勞動產品之間、從而使生產者之間發(fā)生了關系”。

然而現代社會，私人勞動在某些方面可以直接表現為社會勞動。為防止某些產品價格暴跌，保證生產者的利益，國家和各級政府對于特定種類的產品，比如我國對農民生產的水稻、小麥實行國家最低保護價收購制度。對于這些產品而言，由于存在著國家收購制度，不存在私人勞動無法轉化為社會勞動的問題。同樣由于是最低保護價收購，私人勞動即使不能全部轉化為社會勞動，但至少能以一定的比例轉化為社會勞動。

在商品經濟社會中，商品生產者是獨立的經濟利益主體，有權決定如何進行生產。為了生產，他必須以市場價格從市場上購買所需要的生產要素，僅僅是市場提供的經濟信號對他的決策產生影響。但是現代社會，這種情況有所改變，某些勞動一開始就并不是商品生產者純粹的私人勞動，在某些方面就直接表現為社會的勞動。比如在我國，為了調動種糧農民的積極性，鼓勵農民使用良種，國家對于農民購買良種給予補貼。因此，國家對農民的生產過程產生了影響，農民購買良種從事農業(yè)生產的活動不再是純粹的私人勞動，一開始就具有某種社會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國家和社會的意愿。這表明在一定的程度上農民用良種進行生產的私人勞動直接表現為社會勞動。

（四）追求價值的生產“異化”為追求使用價值的生產

在商品經濟社會中，商品生產者直接的目的是追求商品的價值，商品生產是追求價值的生產。然而現代社會，某些生產并不是單純的商品生產，其生產的直接目的很難說就是追求價值的生產。從微觀角度看，各級政府事實上是某些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比如國防、敞開式道路，廉租房，這些是免費或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社會提供的，不存在等價交換或者說在交換過程中各級政府必然“賠本”。顯然，就各級政府提供公有產品和準公有產品而言，追逐的決不是價值而是使用價值。從宏觀角度看，經濟管理職能是現代國家最重要的社會管理職能。資產階級政府為了自己統治的長治久安，必須促進經濟增長、保持物價的相對穩(wěn)定，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從這一角度看，作為一個國家整體不得不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或者說社會財富。對我國社會主義國家，這一點尤其明顯。我們知道，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是目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為了解決該矛盾，為了更好地滿足人們的物質文化需求，必須生產更多、更好的物質產品，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實際上也就是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

商品經濟異化的原因分析

（一）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是商品經濟異化的根本原因

商品交換表面上是物與物的交換，實際上是商品生產者互相之間勞動的交換。商品本質上不是物，而是一種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本身不是凝固不變的，必然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變化而變化。商品經濟本身是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也必然隨著生產力發(fā)展而變化。

生產力的發(fā)展，社會財富的增加客觀上使國家和社會有能力免費或者以低于市場價格提品和服務。我國9年制義務教育的實施、在免除種糧農民農業(yè)稅的基礎上向農民提供各種農業(yè)補貼，以及向農村60歲以上老人每月發(fā)放基礎養(yǎng)老金等都依賴于我國生產力的發(fā)展和經濟實力的提高。很難設想，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經濟落后的年代，國家和社會會有能力實施這些惠民政策。

生產力的發(fā)展加劇了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加劇個別經濟利益主體內部生產的有計劃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性，這在客觀上要求國家協調各種經濟利益主體的經濟活動，對各種經濟活動進行一定程度的干預，這種干預必然使某些私人勞動直接具有社會勞動的屬性，同時使商品經濟交換的“等價交換”法則扭曲。

（二）完善社會生產關系是商品經濟異化的直接原因

在資本主義社會，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周期性，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具有周期性，當經濟不景氣，在市場供求法則的作用下，資本家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壓低工人的工資，甚至使工人的工資低于勞動力商品的價值。然而，工人的工資低于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就無法滿足本人和家庭必需的生活資料的需求，勞動力只能在萎縮的情況下生產，勞動者的體力與腦力就得不到恢復與提高。而人始終是生產力的主體，顯然這種分配關系或者說生產關系是阻礙生產力的發(fā)的展。正因為這個原因，許多國家制定了最低工資制度。

教育是現代社會一筆很大的開支，同時也具有很大的正的外部性，基礎教育期限長，短期內不可能得到回報。如果不實行免費的基礎教育，一些貧窮的工薪階層就可能不愿把孩子送進學校去接受基礎教育?，F代社會科技日新月異，舊的產業(yè)逐漸退出歷史的舞臺，新的產業(yè)不斷出現，這要求勞動者必須轉換勞動方式，一個文盲、半文盲的勞動者很難適應這種轉換。因此，在現代社會，要由國家來承擔義務教育的費用，使基礎教育成為公有產品。從本質上，國家提供免費教育是再分配的一種形式，是主動調整生產關系的一種舉措。

（三）社會進步是商品經濟異化的必然結果

商品經濟是通過價值規(guī)律實現生產要素的優(yōu)化配置的，在單純的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下必然導致商品生產者的兩極分化，從而影響到部分低收入群體的生存和發(fā)展。維護基本人權，保障弱勢群體的生存和發(fā)展是現代文明社會的主要體現。然而單純的商品經濟對此是無能為力的。

社會保障制度是維護基本人權，保障弱勢群體的生存與發(fā)展的重要措施。在市場經濟中，雇傭工人失業(yè)是難免的，經濟不景氣，問題會更嚴重。如果社會上有大量的工人失業(yè)，必然給社會的穩(wěn)定帶來隱患，因此建立失業(yè)保險制度這個安全閥是十分必要的。雇傭工人在工作、生活中都存在不確定的風險，可能遭受意外，喪失勞動能力，也可能身患疫病需要巨額的醫(yī)療開支。無論哪一樣，普通的雇傭工人及其家庭是無法承受的，因此建立醫(yī)療保險制度也是十分必要的。住房應該是生活的必需品，盡管不少國家實行了最低工資制度，一些低收入群體也很難在大城市有能力購買到一套宜居住房。所以，隨著社會的進步，現在不少國家實施了住房保障政策。各種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表明政府有形之手已經深入到商品經濟的各個領域，加快了商品經濟異化。

參考文獻：

第4篇：私有制商品經濟的矛盾范文

【摘 要 題】經濟理論研究

【英文摘要】In his economic theory，Marx discusses and analyzes competition from the angle of the unity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 This theory can be very instructive for China in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or instance，China should concentrate resources on industries with comparative advantages， develo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maintain and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enhance the degree of opening-up，and actively embra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關 鍵 詞】/競爭理論/經濟全球化/國際競爭/世界市場

Marxism/competition theory/economic 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world market

【 正 文】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世界經濟日益融為一體。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能置身于國際競爭之外，筆者試圖從經濟學視角出發(fā)，分析當代世界經濟的國際競爭問題，并提出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具體策略。

一、馬克思的競爭理論

競爭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學中并不構成一個獨立的理論部分，而是貫穿并服從于他的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和平均利潤理論之中。馬克思正是在其經濟理論中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內在統一和相互矛盾的角度討論與分析了競爭問題，從而形成了內容豐富的競爭理論。馬克思的競爭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競爭的本質是體現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經濟關系。在競爭理論發(fā)展史上，馬克思最重要的貢獻就是為研究競爭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他超越了古典經濟學把競爭看作與人的本性相符合的永恒范疇的觀點，第一個把競爭當作歷史范疇加以考察，揭示了隱藏在競爭背后的經濟關系本質。馬克思認為，競爭作為一種經濟現象，是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在商品經濟下的社會分工體系中，交換雙方都具有自身的物質利益和要求，要實現這種利益就必然產生競爭。他指出：“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只承認他們互相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394）。他第一次揭示了在資本主義競爭現象背后所掩蓋的經濟關系本質，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guī)律在競爭中是以顛倒的形式表現出來的”（251），“只有了解了資本的內在本性，才能對競爭進行科學的分析，正像只有認識了天體的實際的、但又直接感覺不到的運動的人，才能了解天體的表面運動一樣”（352）。因此，競爭是一個歷史范疇，體現了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經濟關系。資本主義競爭的本質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商品生產者之間爭奪經濟利益的斗爭。

2.競爭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技術進步決定著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從而決定競爭雙方的勝敗。馬克思考察了在競爭中由于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對價值形成和價值實現的影響，并且把這一變化過程看作是規(guī)律性的、長期的必然趨勢，從而在競爭理論發(fā)展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競爭的動態(tài)性質。他指出：“競爭首先在一個部門內實現的，是使商品各種不同的個別價值形成一個相同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201）。這個相同的市場價值是由在競爭的作用下形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而且受勞動生產力高低的影響?！吧a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一變動而變動”（53）。這里，馬克思是從社會經濟運行的角度，把競爭與其他相關因素放在一起，在其相互作用中，揭示競爭的性質和功能，從而為研究競爭提供了科學的動態(tài)分析方法。馬克思還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技術進步引起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對生產超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的影響。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資本家為了在競爭中獲利，不斷地改變他們的行為參數。其中，總是有少數資本家率先進行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其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獲得超額剩余價值。于是，其他資本家也不甘落后，競起摹仿，使這種創(chuàng)新的收益得到擴散，導致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趯π碌某~剩余價值的追求，又會導致新一輪的創(chuàng)新，而后又是創(chuàng)新的擴散，帶來社會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商品的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差額消失了，但相對剩余價值卻增加了。如此循環(huán)往復，就使競爭過程表現為一個周期性的動態(tài)過程。

恩格斯曾從一般意義上把競爭使供求變化導致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概括為競爭規(guī)律。他指出，“競爭的規(guī)律是：供和求始終力圖互相適應，但是正因為如此，就從來不會互相適應”（613）。在這里，恩格斯實際上揭示了競爭的作用是在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即通過競爭導致供求關系的變化，迫使商品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從而形成商品市場上供求平衡與不平衡的矛盾運動。這種運動促使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從一個生產領域轉移到另一個生產領域，使社會勞動重新趨向合乎比例地在不同生產部門進行分配。通過競爭調節(jié)供與求的平衡，但又由于競爭的作用，使供與求的平衡不斷被打破，從而推動商品經濟的發(fā)展。

3.資本主義的三種基本競爭形式。馬克思認為，競爭是價值規(guī)律的實現形式，而價值規(guī)律的要求包括三個層次，競爭的基本形式也包含三種：

（1）生產領域的競爭。在生產領域中，價值規(guī)律要求商品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而各個資本家的個別勞動時間量不一樣的，為了解決個別勞動時間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矛盾，只能通過同一部門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從而形成商品的價值，在這一層面上，單個資本家通過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進行的競爭，其目的在于縮短個別勞動時間，降低社會價值，獲得更多的超額剩余價值。

（2）流通領域的競爭。在流通領域中，價值規(guī)律要求商品按其內在價值量進行交換。但在不同的供求狀況下，價格和價值在每個個別場合往往是不一致的，這就構成了價格與價值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只有通過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競爭才能解決，商品價格才能以它的價值為基礎，商品價值才能轉換為生產價格，等價交換的原則才能實現。

（3）分配領域的競爭。占有和瓜分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目的，但資本家內部如何瓜分剩余價值是通過競爭規(guī)律的作用由平均利潤率規(guī)律決定的。就資本的性質和目的而言，任何單個資本在客觀上都要求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這種內在客觀要求是通過內部之間的競爭使利潤趨向平均化來實現的。由于各部門資本有機構成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利潤率，通過不同部門的資本家以生產要素在部門之間的自由轉移為特征的激烈競爭，轉化為平均利潤率。這時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梢?，利潤平均化過程也就是部門內部和部門之間資本家激烈競爭的過程。

4.競爭的結果是優(yōu)勝劣汰，并推動資本主義生產集中和資本積聚，為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最后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毀滅提供條件。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生產的無政府狀態(tài)加劇了市場供求矛盾，從而形成更大規(guī)模、更激烈的競爭?！案偁幍慕Y果總是許多較小的資本家，他們的資本一部分轉入勝利者手中，一部分歸于消滅”（687），這“是資本家剝奪資本家，是許多小資本變成少數大資本”（686），是“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831）。這一過程不斷進行，最后由于各種矛盾的尖銳化必然導致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最后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毀滅提供條件。對此，馬克思精辟地指出，“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guī)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fā)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于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jié)省，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831-832）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而資本主義積累是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

5.世界市場的競爭推動了世界市場商品的供求變化并引起商品國際價格的波動，促使商品國際價值的形成。商品的價值由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當商品超越國家的地域范圍進入世界市場時，其價值就不能再由任何一國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國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不同國家由于其經濟技術水平、勞動強度以及勞動生產率不同，商品的國別價值有高有低，“因此，不同國家在同一勞動時間內所生產的同種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國際價值”。（614）但是，決定商品國際價值量的，并不是某一個國家生產某種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而是一定時期內，國際市場上絕大多數國家在大致相同的生產條件、技術水平和勞動強度的情況下，生產某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這就是國際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當然，在國際市場上這個平均單位是通過競爭來形成的，它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科學技術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發(fā)展而不斷變化的。通過這個計量單位，可以將每個國家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還原為國際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正如馬克思所說：“國家不同，勞動的中等程度也就不同，有的國家高些，有的國家低些，于是各國的平均數形成一個階梯，它的計量單位是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614）它構成商品的國際價值。商品國際價值在世界市場上的貨幣表現就是國際市場價格，國際市場價格的基礎是國際價值，價值規(guī)律要求商品交換根據商品的國際價值來進行，這是國際市場價格形成和變動的基本規(guī)律。但這并不是說，在每一次交換時，國際市場價格都是和國際價值相一致的。因為國際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都是變化不定的，這種價格上的不一致，通過競爭，反過來又會影響世界市場上供給和需求的變化，使它們逐漸趨于平衡，從而使國際價格接近國際價值。價值規(guī)律在國際市場上的作用也是通過競爭來強制實現的。

二、馬克思競爭理論的意義及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策略

馬克思的競爭理論以資本主義競爭作為研究對象，分析了競爭的本質、形式和結果；既包含了對資本主義競爭特殊性的分析，也包含了對競爭一般性的深刻分析，是兩者的高度統一。因此，馬克思的競爭理論為我們研究經濟全球化下國際競爭問題奠定了科學的方法論基礎，是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下國際競爭的理論基礎。

1.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是國際經濟一體化發(fā)展特別是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同時，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又反過來推動了國際競爭的發(fā)展。早在16世紀，隨著歐洲一些發(fā)達國家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yè)的興起，并力圖把其產品向國外推銷，世界市場即開始萌芽。到了17世紀中葉，商業(yè)和航運的快速發(fā)展，使各殖民地開始成為廉價的原料來源地和巨大的消費市場，各國瓜分已開辟出來的世界市場的斗爭漸趨激烈。而17世紀后半期開始的資本主義工業(yè)革命則采用機器生產，實行最廣泛的分工，使大工業(yè)得以盡快發(fā)展。技術進步、機器的大規(guī)模使用、交通工具的更新極大地拓展了市場范圍。這種資本主義世界化的趨勢，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一直在不斷地強化之中，并形成了全球范圍的國際競爭?？梢哉f，正是生產力發(fā)展特別是國際分工的細化和深化推動了國際市場競爭向廣度和深度發(fā)展。國際分工構成了國際競爭的基礎，反過來，國際競爭的發(fā)展又進一步推動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和細化。從深度上講，正是國際競爭的激烈使國際分工日益細密，由過去單一的垂直型分工發(fā)展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等多種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而從廣度上講，國際競爭使參與國際分工的國家和地區(qū)遍及全球，國際分工的細化和深化把每一個國家都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中，推動了世界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

在經濟全球化的潮流面前，中國絕不能將自己置身于國際競爭之外，而只能抓住機遇，迎接挑戰(zhàn)，發(fā)展自我，依靠增強自身經濟實力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yōu)勢。馬克思指出，只有積極參與世界經濟，“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fā)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chuàng)造）的能力”（89）。為了提高整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首先，在企業(yè)層次上，要不斷提高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能力、適應能力和組織能力；通過科技進步和有效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績效，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產出；在不斷進行的技術創(chuàng)新活動中開發(fā)設計出具有創(chuàng)新性、高需求、高附加值、高價格的產品；并優(yōu)化企業(yè)的組織結構以適應國際市場的變化。其次，在國家層次上，建設與競爭相關的基礎設施，培育企業(yè)生存、應變和發(fā)展的環(huán)境；積極促進市場開放和高新技術引入，使企業(yè)始終感到外在的競爭壓力而不得不提高生產率，最終縮短與世界最具創(chuàng)新和競爭能力企業(yè)的差距；精心制定增強國家新優(yōu)勢的產業(yè)政策、科技政策、貿易政策和規(guī)劃政策；由政府出面對國內各個部門和組織的競爭力進行系統整合，即根據國家總體發(fā)展的戰(zhàn)略目標，用系統的觀點與方法，以網絡與數據庫為手段，把權力、資金和知識在產學研一體化的基礎上有機地結合起來組成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提高國家綜合競爭力。

2.從競爭理論的觀點來看，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本質上仍然是體現了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系。在國際市場上，國與國之間經濟關系的本質又是經濟利益關系，是世界各國為了追逐更大的自身利益向外進行擴張形成的一種國際利益關系。馬克思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82），而“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是作為利益關系表現出來”。因此，各個國家為了追逐經濟利益，都不會囿于國家邊界的限制，而是按照比較優(yōu)勢原則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實現他們在國內無法實現的經濟利益。比較優(yōu)勢原則的本質是利用本國的比較優(yōu)勢來建立產業(yè)和配置資源，在國際市場上用本國花費勞動較少的產品交換到本國需要勞動較多或即使花費較多勞動也一時生產不出來的產品，這樣就能夠獲得廉價的原料、燃料以及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使不變資本更加便宜，從而節(jié)約了用于不變資本的成本費用，提高了剩余利益。為了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壯大經濟實力，提高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我國也必須根據本國國情按照比較優(yōu)勢原則參與國際競爭。當前我國的要素稟賦狀況仍然是勞動資源豐富而資本和技術有一定積累但仍短缺，因此，中國必須集中資源繼續(xù)發(fā)展技術含量較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或產品，并向具有較好基礎的高新技術產業(yè)傾斜。

3.根據馬克思的競爭理論，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及技術進步的程度在競爭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馬克思指出：在競爭中，為了追逐超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總是要千方百計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是“資本的內沖動和經常的趨勢”。（355）“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規(guī)律，既會使采用新方法的資本家感覺到，他必須低于商品的社會價值來出售自己的商品，又會作為競爭的強制規(guī)律，迫使他的競爭者也采用新的生產方式”。（354-355）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是在國際市場上產品和服務的競爭，但這種競爭的背后是科學技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競爭。因此，中國應對國際競爭最根本的策略是大力發(fā)展科技和教育，積極培養(yǎng)各級各類人才，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特別是重視和加強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研究，培養(yǎng)一支精干的高水平科研隊伍和各類學科領頭人。我國在人才資源配置機制方面存在著嚴重缺陷，主要表現在人才激勵不完善，管理和專業(yè)人才收入水平相對較低，高效率與高收入相關性差，高素質人才外流現象嚴重。為此，應當建立公正、公平、公開的人才競爭激勵機制，疏通人才流動的合理渠道，消除人才浪費現象。同時，啟動吸引專業(yè)人才工程，加大改革和完善優(yōu)秀人才的收入分配制度，大幅度提高國內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高級管理人員、專業(yè)人員和學術帶頭人的薪酬水平，形成示范效應，實現高效高薪的良性循環(huán)，達到吸引和留住人才并從根本上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的目的。

第5篇：私有制商品經濟的矛盾范文

[關鍵詞] 工業(yè)革命 自然經濟

(1840年6月～1842年8月），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自乾隆后期中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落后于世界發(fā)展的潮流。同時清政府實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清政府在對外貿易時處于優(yōu)勢地位，而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頭號老大——英國，國內的商品打不入中國市場，在對華的貿易中處于逆差的地位。英國想扭轉在對華貿易中的逆差地位，于是對華進行鴉片輸出，通過鴉片貿易改變英國在對華貿易的逆差地位；而英國的鴉片貿易卻嚴重的損害了清政府的利益，清政府禁煙以維護其利益，卻嚴重的損害了英國的利益；英國以此為借口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以圖打開中國市場。戰(zhàn)爭爆發(fā)后，清政府不積極的應戰(zhàn)，致使戰(zhàn)事不利，迫于英國的壓力，道光帝派直隸總督琦善與英國議和，簽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國在條約中第一次向外國割地、賠款、商定關稅等，嚴重危害了中國，使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使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的最終結果是中國的清政府戰(zhàn)敗，英國取得了勝利，而當時擁有4萬萬人口的清政府為什么會失敗呢？我們對戰(zhàn)爭前中英雙方的現狀進行一下對比，從中我們不難找出清政府失敗的原因。

戰(zhàn)爭前的中國：從經濟體制上看，當時清政府的經濟是以土地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經濟。皇帝、貴族、官僚和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則只占有很少的土地，封建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必然尖銳；以個體家庭為單位并與家庭手工業(yè)牢固結合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生產結構，其主要特征就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中國封建經濟中始終占據絕對優(yōu)勢的地位，嚴重的束縛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對新的生產方式具有極強的排斥力，特別是中國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受到自然經濟的頑強阻礙，發(fā)展十分緩慢；清政府時期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往往結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剝削農民，農民還要向清政府交納各種稅收和從事徭役，生活是極端困苦。同時中國封建政府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商人沒有地位，怕自己的投資失敗，往往把通過資本主義工商業(yè)賺到的錢不在用于擴大再生產，而是購買土地，把土地作為其財富的象征，導致在中國封建社會無法解決的問題——土地兼并嚴重，這樣的惡性循環(huán)，致使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無法或者是艱難的發(fā)展，而農民手中土地的進一步流失，使農民的生活狀況進一步惡化，無力購買市場的商品，使早期的資產階級更不愿發(fā)展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嚴重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fā)展，進一步限制了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的發(fā)展。在社會內部，也缺乏促使工業(yè)迅速發(fā)展和社會結構深刻變動的有效機制，造成資本主義萌芽發(fā)展的遲滯。從政治上看，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封建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制度。這種封建中央集權君主專制體制，從秦始皇建立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國家開始，歷代統治者不斷的加強皇權，以維護“家天下”的統治，特別是清朝軍機處的設立，把中國封建社會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發(fā)展到了頂峰，在很大程度上扼殺了中國社會的生機和活力。從社會結構上看，中國封建社會的特點是族權和政權相結合的封建宗法制度。其核心是宗族家長制，突出君權、父權、夫權。其保守性在清政府時則日益增強，嚴重阻礙了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從文化上看，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思想體系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自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就成為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嚴重束縛了思想的發(fā)展。清政府的八股取士嚴重桎梏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把知識分子培養(yǎng)成為統治階級的奴才、工具，并采取鎮(zhèn)壓異端、大興文字獄等手段，實行文化專制主義，使老百姓都成為統治階級的順民，以達到維護其統治的目的。從軍事上看，清政府還是以八旗軍為主，輔以地方的軍隊，武器多以大刀、長矛，擁有少量的火器，而且大多落后于英軍的武器，在加上英國對華的鴉片輸入，當時戲稱清政府的士兵是“雙槍”即煙槍和紅纓槍，其戰(zhàn)斗力可見一斑。從對外關系上看，清政府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嚴重地阻礙了中國對外貿易和社會政治、經濟的發(fā)展，同時也阻礙了中國與世界的交流，閉門造車的結果就是對世界的不了解，開始后，清政府竟然還不知道英國在哪？把英國的先進武器還看成是“妖法”，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隨著清政府統治的日趨腐敗和對人民剝削壓迫的加重，國內階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眾的反抗斗爭此起彼伏，清王朝的統治面臨深刻的危機，中國封建社會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

第6篇：私有制商品經濟的矛盾范文

關鍵詞經濟法；哲學視角；認識

一、有關經濟的部門法產生的經濟及法哲學背景

人類經濟經歷了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的幾個階段，到今天的市場經濟階段，不同的經濟環(huán)境滋生了不同的法哲學思想，從而建立起不同的法律體系。人類早期社會以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為主，商品交換關系簡單，市場不發(fā)達，人與人之間、各地方之間聯系疏散、任意，基本上呈現各自隔離的生存狀態(tài)，為自然經濟社會。從古希臘到古羅馬，直至烏爾比安將公法解釋為與國家組織有關的法律，將私法解釋為與個人利益有關的法律，對后世影響至深；又根據適用對象的不同，將調整經濟的法律分為市民法和萬民法，基本成就了有關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較完備的法律形式和較完整的法律體系，達到古代西方世界法律制度發(fā)展的頂峰。到封建社會末期，特別是資產階級革命以后，商品經濟發(fā)達起來，逐步上升為社會經濟的主導地位，商品經濟社會正式建立，后來隨著市場的日益發(fā)達，人們又把商品經濟稱為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成為人們各種經濟活動的樞紐，連接著從生產到消費的社會再生產全過程。傳統的商品市場更加繁榮，又陸續(xù)出現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信息市場等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各類市場互相關聯，有機結合。地域上也打破了割裂封閉狀態(tài)，逐漸形成統一的全國（或大地區(qū)）大市場體系。各地方、各行業(yè)的生產經營者和消費者，可以自由出入這個統一的市場，進行各種商品交換，并開展自由競爭。這就使市場具有了統一性和開放性。在統一和開放的市場上，價值規(guī)律充分發(fā)揮作用——“在這樣做時，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促進一個目標，而這個目標決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所得的效果為大?！?這就是著名的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這時的國家一般不介入經濟生活，國家調節(jié)職能不發(fā)達，被古典的自由主義表述為守夜人式的國家，國家不能因某種目的——哪怕就為擴大個人權利的目的——而為它的某一侵犯個人權利的行為辯解，社會經濟基本上全靠市場這一調節(jié)機制，而它在事實上也足以有效地進行調節(jié)。因此人們一度認為市場是萬能的，這就是市場經濟發(fā)展的第一個階段即自由市場經濟階段的情形。這個時期，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們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諸如“每個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自由是天賦的人權”2“人人是平等獨立的，因此，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所有權”3、“沒有本人的同意，最高權力不能從任何人那里取走財產的任何一部分”4；政府是社會契約的產物，沒有全體人民的同意，它不可做任何有害于任何人的事情，每一個國民都有權在不損害他人權利的前提下，自由地追求財富和幸福等。這些思想推動了全社會的思想解放，成為現代法學思想的哲學源泉，促使人們樹立新的法律理念，即在人人絕對平等的前提下，以保護私權為中心的個體權利本位的近代法律體系。至此，強調人的自由意志，以及財產的穩(wěn)定性（物權制度）和流動性（債權制度），從人的自由與對財產的完整性保護這兩個基點出發(fā)的傳統民法體系得以完整構筑。這種法律體系與當時的經濟環(huán)境相適應——以小商販、小手工業(yè)者、小作坊和小農產主為市場的主體而形成的小商品生產社會，極大的促進了社會的發(fā)展。

但隨著社會的不斷發(fā)展，經濟形勢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暴露出弊端，市場出現失靈現象，主要表現為：市場勢力呈現積聚化態(tài)勢，阻滯自由競爭的進行，產生壟斷現象；信息獲得狀態(tài)不對稱或不完全，即市場交易雙方對交易對象所掌握的信息從決策的角度來講不對等；公共物品基于其使用的不可獨占性而在市場條件下呈現稀缺和無效率狀態(tài)；一些非價值物品在完全放任的市場方式的作用下呈現失控狀態(tài)，市場調節(jié)的被動性和滯后性特質日益顯現，造成從個人到社會的經濟效益和利益的損害日益嚴重等等。市場完美的神話就這樣被一層一層地剝落，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爆發(fā)而被徹底粉碎?？梢哉f，市場完全自由發(fā)展的結果必然是由自由競爭走向壟斷，由公平走向不公平，由高效率走向低效率。這在理論上是確定的，是任何市場所不可避免的。這也構成經濟學家解釋政府對市場進行合適調制的理由，也成為法學家們解釋政府干預、政府權力介入經濟的說法。經濟學家、法學家們開始進行痛苦而艱難的制度與學說的反思和重構。在經濟領域，崇尚經濟自由主義的古典經濟學派逐漸讓位于凱恩斯主義，政府對經濟的滲透作用積極起來，打破了原有的最弱意義的守夜人的角色安排，針對壟斷、與社會道德相沖突、經濟的外部性、市場的不完全、分配上的不平等等問題加強了政府的協調管理功能。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中將政府在現代混合經濟中日益擴大的作用歸納為三個方面：政府支出的增加；國家對收入的再分配，直接調節(jié)參與經濟生活5.在法哲學領域，傳統的權利本位受到質疑。人們發(fā)現，對個體自由和權利的維護，如今并不能當然地導致社會公平和正義，還往往妨害其他個體和團體的自由和權利，損害社會的總體利益，影響整個社會良性秩序的維護。人們逐漸意識到，權利本位只是塑造了形式正義的理想態(tài)勢，而實質正義的實現尚需尋求其他路徑。既然個體與團體、與社會整體存在矛盾沖突，就應加以協調，即社會經濟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力量和機制進行積極作用，來建立一種新的秩序、效率、公平和正義，這時的國家再次被負以重托，其職能被賦予新的內容及意義。完全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已經消失，政治國家向社會性國家演進，以尋求社會整體秩序與利益維護的“社會本位”的法哲學思想逐步建立，法的基本價值實現了潛在的轉換和位移，相應的法律體系也隨之調整。其中對于經濟領域的立法，一方面?zhèn)鹘y資產階級民商法出現社會化傾向，另一方面，適應社會經濟新調節(jié)機制即國家調節(jié)出現的要求，經濟法出現。經濟法理念比民商法等法律更加鮮明地體現了整個法理念的社會化新時代特征。人們希望藉助于此法（再同民商法等部門法律互相配合）可以克服或緩和由生產社會化和壟斷等等引起的個體與社會的矛盾沖突和傳統法律理念的混亂，實現理想的社會經濟生活目標模式，實現個體同社會在利益、效率與秩序上的和諧，從而實現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實質正義。當然，經濟法自誕生之日起就具有雙重功能，除了對阻礙社會整體利益與秩序的行為、現象進行適度矯正外，還要對政府行為進行適度規(guī)范，即要嚴格遵從行為的目的性及實踐性原則，重質而非量，重效果而非形式。

二、有關經濟法研究基點的幾點看法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主張在研究經濟法時要重視經濟科學的作用，要轉變原來純粹法學的方法，將經濟法放到社會經濟生活當中，習慣以經濟的背景為指引，再附之以經濟分析的方法，再結合其他的社會系統，來探究經濟法現象的存在實質和發(fā)展脈絡，這樣才符合研究的理論及實踐意義的要求。與此同時也要注重法價值的研究，要注意法基于不同的時代背景，其暗含的基礎要義、基本價值也會隨之改變，不同的時代特質對于經濟法所提出的總體價值要求不同。以往許多學者習慣以調整對象入手，來研究經濟法，為經濟法下定義。比較而言，過去的經濟形勢發(fā)展的比較穩(wěn)定，要經過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孕育萌生新的特質。因此作為法的調整對象也具有相對穩(wěn)定性，在很長的時間里一個部門法的調整對象不會有實質意義上的變化，可以較固定地開展縱深層次的研究。但是隨著科技的高速發(fā)展，現在和未來的經濟也呈現出高速變化的態(tài)勢，有人稱現在的經濟為信息經濟，其是否準確不作判斷，至少這種稱謂指出了現代經濟發(fā)展迅速、發(fā)展模式及其載體嶄新等特征。作為部門法的調整對象也已逐漸退卻其穩(wěn)定性，開始呈現相對頻繁的變數。因此筆者認為，現在的法學，尤其是像經濟法這樣隨著新經濟時代而誕生的法學，其研究基點應落在相關背景特征的準確掌握及相關部門法價值的總體把握上。對于經濟法，一方面要進行橫向研究，不斷地匡正其確切的調整對象的范圍，以跟上時代的步伐，使法學研究更具現實意義。另一方面，要深化經濟法的縱深價值研究，即要從法哲學這一更深層次上把握經濟法的制度內涵，準確定位，并以此為基礎，抽象出經濟法的共同本質及普遍的運動規(guī)律，從而作出合理而富有創(chuàng)新的前瞻預測，發(fā)揮法作為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增強對現實的指引和預測功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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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盧梭：《社會契約論》[M]，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第7篇：私有制商品經濟的矛盾范文

本文從現有史料入手，對宋代漢族地區(qū)的民間財產糾紛與訴訟進行了梳理，力圖通過對動態(tài)的、微觀的法律現象的分析，來考察宋代民間財產關系中的矛盾沖突，國家、社會對這種矛盾沖突的調整和解決，以及涉足其中的宋代民眾對法制的支持程度。

此處所講的財產除指私人的物質財富外，還包括以物質財富為對象，直接跟個人或團體的經濟利益相聯系的民事權利。“糾紛”與“訴訟”則是既有區(qū)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二者所處時間段不同，糾紛是訴訟的前提，它有可能發(fā)展為訴訟，也有可能通過其他方式解決。為了行文的方便，筆者有時將通過這兩種途徑解決的糾紛合稱為“爭訟”。

一、宋代田宅糾紛與訴訟

在宋代“不抑兼并”的社會背景下，加之商品經濟日益發(fā)展的沖擊，田宅所有權的出讓與轉移更為經常化，這期間也夾雜著許多矛盾沖突。本部分的討論以田宅界至爭訟、親鄰優(yōu)先權爭訟、買賣契約爭訟為中心而展開。

與宅院間的界至紛爭相比，因土地邊界所產生的爭訟更為常見。強勢一方的惡意包占、田宅的長期閑置以及某些特殊田界的可移動性是這類紛爭的主要起因。土地侵界事件的頻繁發(fā)生既與宋代的稅收制度關系密切，也與民戶生活息息相關。宋代以資產的高低作為國家稅收的標準，若疆界不正，土地的出產會有所虧折，難免影響到對國家賦稅的供輸。若以被侵削之田的出產供輸原有田畝的稅賦，民戶自身的生活常常難以維持，所以，為避免欠負國家稅賦，許多人是不得不爭。為解決此類糾紛，有的官員從防范抓起，重視教化；有的官員則綜合運用刑罰威懾與勸諭手法，責令轄下百姓限期改正。

學界曾對中國古代親鄰優(yōu)先權問題作過細致論述，但其討論均由靜態(tài)的制度入手，與其不同，本部分著重探討宋代社會中圍繞親鄰優(yōu)先權所發(fā)生的動態(tài)紛爭。通過對田宅交易中親鄰購買和收贖的優(yōu)先權的考察，可以發(fā)現，宋代與親鄰權相關的民事法規(guī)的內容日趨詳備，法律對“親鄰”概念的界定呈現出逐步縮小的趨勢。其目的是盡量減少此類糾紛，為田宅交易能更快捷地進行提供法律保證。但法律對親鄰范圍日趨嚴格的限定也反映出當時田宅交易的繁榮。由親鄰權所致爭訟可以看出，除商品經濟因素外，傳統的家族觀念也是當時田宅交易頻繁發(fā)生的一個不可忽略的原因。

契約反映的是人們在交易過程中彼此作為私有者所發(fā)生的經濟關系。在宋代，經官印押的田宅契約是買賣關系成立的合法依據，亦是理斷田宅爭訟的憑據。然而，為了逃避沉重的契稅，許多交易者或偽造文契，或行用白契。為規(guī)范契據市場，宋朝廷加強了對偽契和白契的懲處力度。宋代與田宅典賣相關的官方制定法中有關稅契的強制性規(guī)定本為減少詞訟，抑止兼并，但此舉反而為兼并廣開其門，并未收到應有的積極效果，社會中因偽契和白契所致田宅爭訟之多便是對當時境況的真實反映。

二、宋代錢債糾紛與訴訟

本部分主要討論與無息信用借貸和有息契約借貸相關的糾紛與訴訟。

宋代社會中的無息借貸多發(fā)生在鄰里親戚等較為熟悉的人們之間。其中既有生活性借貸，也有生產性和經營性借貸，借款額有大有小，借期有長有短。大多數情況下，此類借貸既不計息，也不立契，屬信用擔保借貸。由于缺乏制約性機制，無息借貸糾紛時有發(fā)生。當時雖有告官追債者，但道德譴責仍是許多出借人追債無望時的無奈選擇。為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出借方產生了吝貸心理。采用這一方式的出借方不僅要負擔有損“親誼”的風險，還常被告貸方挾嫌報復。

宋代舉息借貸一般數目較大，不僅計息，而且要訂立書面借貸契約，寫明借期、利息、中人、保人、見證人、抵押物。這類借貸的發(fā)生多起因于家庭中的重大事件。由于大多數人是在經濟壓力下借貸，負債人常常難以支付利息與本金，每當此時，糾紛也就不可避免。其中的相當一部分是因“倍稱之息”所致?！氨斗Q之息”雖為宋政府所限制，但由于百姓的極度貧困和民眾的懼官心理，國家法律的限制與社會輿論的監(jiān)督并未起到應有的作用。大多數債務人身受其害，卻不敢告官爭理；少數以訴訟維權者，也很難獲得公正的裁斷。

民間的有息借貸糾紛，多發(fā)生在債務清償過程中。不以本色償還、私自追理欠負極易導致債務爭訟。這類現象的普遍存在與債權人追求最大利益的心理有很大關系。在這類問題的處理上，宋代律令注重維護債務人的合法權益，對違反國家放貸、還貸法令的債權人予以限制；但由實際司法效果看，法律上的“理索”規(guī)定并未落到實處，其實際效果與立法目的相差甚遠，顯示出民眾對當時司法系統的低支持率。

三、宋代家庭中的特殊財產爭訟

這里所說的家庭是一種介于家族和直系小家庭之間的廣義家庭。這種家庭中的特殊財產是根據其用途來劃分的：家庭中的共有財產和女性的陪嫁奩產均屬這一范圍。這類財產本應?？顚Ｓ?，但財利面前是非多，圍繞這些財產發(fā)生了諸多的侵權之訟。

宋代家庭中的共有財產主要包括：尚未分析的家產、父母的養(yǎng)老田、家族的墓祭田。共有財產的產權歸屬是全體家庭成員，個體成員無權私自處分。然而，社會經濟環(huán)境對人們觀念的作用力，是別籍異財的法禁與傳統道德的約束力所無法抗衡的。兩宋社會中紛繁復雜的共財紛爭反映出士大夫階層所倡導的“敬宗收族”的活動并未收到預期的效果，這一現象的出現并非孤立，它與唐宋變革背景下社會中階級關系與經濟關系的巨大變化密切相關。

奩產是指女子出嫁時由娘家陪送的所有物品和財產。在宋代，奩產是奠定女子在夫家地位的經濟基礎，是女性的重要財產和身份地位的象征。當奩產權受到侵害時，為人女者，為人妻者，為人子者等與奩產有直接或間接關系的家庭成員多采用訴訟方式維護自己的權益。眾多女子為維護奩產權而訴諸官府，尋求法律援助的現象向我們展示出在經濟利益多元化、私有權觀念不斷深化的宋代社會中，女性權益觀念的提高和維權活動的進一步加強。

四、宋代遺產繼承中的糾紛與訴訟

在延續(xù)宗桃的前提下，宋代家庭中的財產傳繼以法定繼承(含代位繼承)為主，戶絕繼承和遺囑繼承為輔，但圍繞家族產業(yè)的傳繼，家庭成員之間的糾紛卻是接連不斷。

宋政府制定了相當完備的遺產繼承法規(guī)，但是，在宗法制父權社會，由于法定繼承涉及到嫡子、寡妻妾、庶子、別宅子、女兒、義子、贅婿等諸多人員，而這些人擁有的對家財的繼承權的大小并不完全一致，他們之間因此產生了錯綜復雜的矛盾。通過對這類紛爭的考察，我們發(fā)現，親子間及非直系血親問的遺產紛爭不僅大量存在于社會各階層中，且十分復雜。

與戶絕立嗣相關的爭訟往往涉及到戶絕之家的兄弟及其他家族成員、親戚、甚至異姓，為了平衡這些關系出現了雙立現象。立嗣之后，會因雙方關系惡化、父輩好惡等影響出現遣嗣行為以及圍繞戶絕之家財產分配的糾紛與訴訟。宋代社會中圍繞戶絕立嗣所發(fā)生的種種紛爭表明，國家的立繼法令并沒有完全對戶絕立嗣及其爭訟產生應有的約束作用。同處理其他家庭財產爭訟一樣，宋代官方在處理此類紛爭時，注重保護家族利益；而家族勢力對此類糾紛的影響作用也不可忽視。在這兩種力量的影響下，戶絕之家的利益受到了威脅和分割。

由宋代法律規(guī)定看，遺囑繼產原則上只能在沒有男性法定繼承人即戶絕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但宋代的遺囑繼產已不再僅限于戶絕之家，這一現象的日益普遍與人們的恥訟心理不無關系。因遺囑具有改變法定繼承人的范圍、順序和遺產份額的效力，關系到繼承人繼承權的取得和喪失，再加上與立嗣又有關聯，所以宋代圍繞遺囑繼產亦產生了不少爭訟。中國古代傳統文化背景下的宋代遺囑繼產爭訟自有其特征：一、遺囑適用范圍的限定性使得爭訟往往與立嗣有著密切的關聯，從而使爭訟呈現復雜化、多元化的特點；二、宋代遺囑繼產法強調義務與權利的一致性，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卻對這種權利與義務相結合的“整體性繼承”造成了某種程度的破壞，降低了民眾對國家司法系統的信任度，遺囑爭訟反而增多。

五、宋代民間財產爭訟的調處機制

由于社會結構、文化傳統、訴訟效益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宋代民間財產糾紛中的相當一部分由民間自行調解解決，但也有一部分財產糾紛以訴訟途徑來解決，由官府調處息訟。

宋代許多民間財產糾紛在尊長、鄰里、陌生人等調解人的參與下獲得解決，并未進入訴訟領域。無形資源與有形資源是民間調解者調解成功的前提條件，民間調解人參與調解與被調解人接受調解的動機亦各不相同。民間調解雖是解決糾紛的一種重要途徑，但由于是在差序格局的社會中運作，亦不乏妥協性、不穩(wěn)定性和局限性。其中，道德評價直接起作用，法律發(fā)揮間接作用。

未能在民間調解階段解決的糾紛，極有可能進入官方的訴訟程序。宋代法律并未規(guī)定訴訟前調解為官方審理案件的必經程序，但不少官員都把調解作為其解決民事財產訴訟的首選方法。為息訟，主張以調解結案的官員們除采用“情”與“理”的教化方法外，多從訟累入手進行勸諭，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國法的存在，與民間調解相比，官方調解更接近于儒家的理想制度，自有其特色。

由前述對民間調解與官府調解的討論，我們發(fā)現，宋代的調解基本上建立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并貫穿始終。由國法在民間調解和官府調解中的作用所決定，調解的非強制性傾向較為明顯。而且，官方主持下的調解不僅受到時限的制約，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轉貼于 六、宋代民間財產爭訟案件的執(zhí)行狀況

宋代的民事執(zhí)行包括私力救濟和公力救濟(即對民事判決的執(zhí)行)兩種。前者是一種個人行為，后者則是由國家司法機關根據判決實施的行為。

宋代的兩部法典《宋刑統》和《慶元條法事類》中，有一些散見的關于民間私力救濟(主要是民間私債的追償問題)方面的法律條文，但結合具體史實來看，這些法規(guī)與法律實踐之間卻存在著差距：債務人違契不償時，不少債權人自行違法追償。強牽財物過本契、限制債務人及其族屬人身自由等違法收貸現象禁而不止。這一狀況的出現是多種主、客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宋代對民事判決的執(zhí)行有其較為固定的形式，存在一些共性。以財產訴訟案件為例，其執(zhí)行條件有二：生效的給付之判和敗訴方拒不履行生效判決。由行政機關兼理司法的特點所決定，宋代在民事執(zhí)行權的配置上實行的是混一制的執(zhí)行主體。其執(zhí)行方式有：當廳執(zhí)行、案后執(zhí)行、限期執(zhí)行和協同執(zhí)行，既可單獨使用，也可混合使用。宋代財產案件的執(zhí)行標的物包含物質和禁令兩方面。另外，當時還出現了永久性的中止執(zhí)行程序——執(zhí)行終結。

不可否認，宋代司法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其民事訴訟程序中執(zhí)行環(huán)節(jié)亦不乏強制性，但由于傳統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重義輕利”觀念的影響，其民事執(zhí)行行為卻體現出濃厚的倫理法色彩，它也是當時民事執(zhí)行難的思想根源。宋代的司法行為附屬于行政行為的制度上的缺陷，是這類現象大量存在的制度根源。已判決案件的執(zhí)行不得力、司法缺乏有效監(jiān)督的制度弊病、頻繁的大赦、社會成員法律意識的淡薄、民事執(zhí)行人員素質的參差不齊等因素則使宋代民事執(zhí)行呈現出非規(guī)范化特征。

七、宋代民眾在財產爭訟中展現的法律觀念

通過對宋代民間財產糾紛與訴訟由發(fā)生到解決的全過程的考察，我們發(fā)現，在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上，宋代民眾的法律價值觀念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對法制的支持并非毫無保留。具體而言：

宋代士大夫階層中具有務實精神者已將無法實現的傳統的“無訟”理想轉化為“息訟”理念，并以多種方法付諸實施，這一變化是對民眾維護自身權益而興訟的合理性的承認。但由于傳統“無訟觀”的作用，官方息訟思想的消極作用不僅存在，且對民眾的法律觀念與法律行為產生了重要影響。這與中國古代法律文化的價值取向和影響悠久的法律傳統密不可分，自有其社會、文化和政治根源。

人們的法律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們對法制系統的支持程度。宋代民眾所掌握的法律知識是參差不齊的，其法律觀也因人而異。雖有不少人放棄了通過訴訟解決財產紛爭的意愿。然而，處于唐宋變革期的宋代社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領域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與此相適應，意識形態(tài)領域亦產生了極大的變化：整個社會心理變得越來越重利。在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宋代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均表現出對財產問題的重視：為維護合法權益而訴諸司法已成為許多人的共識。

結語

宋代社會中財產紛爭的多發(fā)性與其時代背景密不可分。與前代相比，宋代財產訴訟當事人的構成發(fā)生了結構性變化。這一變化不僅反映出民眾漸漸蘇醒的法律意識，同時也說明了當時發(fā)達的商品經濟帶給社會的緊張關系。它與宋代土地私有制的發(fā)展與商品經濟繁榮狀態(tài)下的經濟利益多元化趨勢有很大關系。

宋代社會中，傳統的畏訟心理與新興的“好訟”之風并存，成為中國法文化中一道獨特的風景。二者看似矛盾，其實不然。傳統厭訟、賤訟文化的積淀，宋代司法運行中的不公正現象，確實讓不少宋人畏訟；然而宋代又是一個有著無窮之變的社會，其政治結構、經濟關系等方面的社會變革影響和改鑄著宋代的司法傳統，商品經濟的功利思想也為社會各階層包括士大夫群體中的許多人所接受，所有這些都為民眾提供了運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的外部條件與內部動力。

第8篇：私有制商品經濟的矛盾范文

一、要正確界定小農范疇

目前，理論界對小農的界定基本上是沿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而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小農的主要特征是：（1）是小塊土地的所有者、經營者；（2）使用的是落后工具和傳統技術，與機器、先進的農業(yè)技術無緣；（3）生產是自給性的，主要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系；（4）生活水平是低下的。

對于上述關于小農范疇的認識筆者有不同看法，其中最關鍵的是上述界定沒有分清小農一般和小農特殊兩個不同的范疇。馬恩所描述的小農是小農形態(tài)在封建社會或是在較為落后生產力水平下的小農表現形態(tài)，是小農的特殊形態(tài)。小農形態(tài)在不同的生產方式或生產力水平下會表現出不同的現實形態(tài)。在當達國家和一般發(fā)展中國家，也存在著小農形態(tài)，但它已不具備馬恩所描述的一些特征，他們不但大量應用著先進的工具和先進的技術，而且生活水平較高等。從歷史長河中來考察，筆者認為，小農的一般特征應是：（1）是小塊土地的經營者和所有者；（2）以家庭為經營單位；（3）生產有一定的自給性。這里第三個特征是由第一和第二個特征決定的。以上三個特征合起來構成了小農的一般特征。由于生產方式的不斷變革和生產力的不斷發(fā)展，小農形態(tài)也在不斷發(fā)展，但在封建社會中，小農形態(tài)取得了廣泛和普遍的形態(tài)，并且具有了小農的許多典型特征，但仍屬于小農特殊范疇。我們決不能用小農特殊來代替小農一般，這是研究小農問題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小農演進的軌跡

在小農形態(tài)的歷史演進過程中，一部分小農已分離于小農系統之外，不屬于小農系統，但有一部分仍循著歷史的長河而滯留于小農系統內，并隨著內外條件的變化而不斷地發(fā)生著質和量的改變。從歷史過程來看，小農系統演進的過程大體上可劃分為古典小農、宗法小農、商品小農、現代小農等幾個階段。目前世界上的小農基本處于商品小農階段，其中某些發(fā)達國家的小農已具有現代小農的許多特征，但還不具備現代小農的全部特征。

在中國，古典小農的興盛期大約為戰(zhàn)國至東漢時期。這一時期是我國宗族制度史上的一個“空白時期”，三代宗法已廢，中古族權未興，社會上幾乎沒有宗族組織。家庭之小而獨立，在我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當時的小農，其經濟的商品化程度很高，商品經濟中的價值規(guī)律在經濟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歐洲，古典小農大約存在于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4世紀。在這期間，地中海地區(qū)曾產生了以希臘──羅馬文明為代表的燦爛的西方古典文明。在這個時期的絕大部分時期和絕大部分地區(qū)，小農是主要的經濟形式。1978年第七屆國際經濟史大會古代組絕大多數討論者認為：“希臘──羅馬社會中典型的勞動者是小農，而不是奴隸?！蔽鞣皆S多古史學家，如英國的克羅伊克斯等，也認為希臘──羅馬世界總的來說滿足“農民社會”的一般定義。

古典小農的主要特征是：首先，他們是商品生產者，與外部世界保持著頻繁的“物的聯系”。羅馬農民的經濟“基本上是貨幣經濟，有關實物交換的很少”，“農民貸幣持有者的普及是無庸證明的”。與封建時代的“偽商品經濟”中商人憑“關系”致富而價值規(guī)律卻了無作用的狀況不同，古典時代的經濟生活中價值規(guī)律與由它派生的平均利潤率規(guī)律在一定程度上是起作用的。其明顯表現就是希臘──羅馬經濟中的地租率、借貸利率與一般生產利潤率之間緊密相關，因此盡管古典時代土地租佃非常發(fā)達而且常以公開招標的方式自由進行，但地租率卻自然保持在很低水平，同樣，借貸利率也處在一般利潤率以下。

其次，他們是在當時社會條件下的積極的自由公民，他們既擺脫了早期文明時代氏族共同體和貴族父家長的束縛，又尚未落入中世紀宗法共同體與“天然首長”的桎梏之中，因而個性與理性得到初步發(fā)展。

當然，古典小農畢竟不是資本主義的家庭農場主，古典經濟的商品交換關系是建立在從氏族共同體解體中形成的獨立生產者──古典小家庭無法自給自足的基礎之上，建立在低水平基礎之上的。當時人類對自然界的依附很嚴重，人的個性的發(fā)展也受到很大限制。在多方面的能力體系與能力分化未形成的情況下，交換關系的發(fā)展不能使作為主體的人把自己的某種屬性──勞動力變?yōu)樯唐?，相反，卻使勞動者自身變成了商品，從而造成古典“自由經濟”與人的非自由化趨勢間的矛盾日益發(fā)展，最終使古典經濟走向自己的反面：作為古典商品經濟基礎且無法自給自足的獨立家庭經濟被包含眾多依附者且可以自給自足的宗法共同體取代。這樣，古典社會便異化為中世紀的宗法社會，而作為積極公民的古典自由農民也演化為中世紀的宗法依附農民。

宗法小農是小農演進的又一新階段。在歐洲，宗法小農所屬的時間區(qū)間大約為公元五世紀到公元十六、十七世紀；在我國為大約為東漢以后至明清時期。宗法式小農的主要特征是，首先，它是建立在人的依附性上的經濟形式。馬克思談到封建社會時，曾多次強調：“人身依附關系構成該社會的基礎?！比藗兂３０堰@種依附關系，僅僅理解為一些個人（農民）依附于另一些人（封建主），這顯然是膚淺的。實際上正如馬克思所說，這種依附關系最深刻的本質在于交換的缺乏導致的“個人尚未成熟”、個人依附于共同體，亦即個人“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個人是“狹隘人群的附屬物”等等。個人對共同體的依附導致了共同體一般成員對共同體人格化身的依附。共同體（通過其人格化身既“保護”其成員使之免受競爭，減少風險的打擾，又束縛其成員以抑制其個性的發(fā)展，并賦予其不能自由擺脫的某種等級身份）。

其次，不同等級之間的不平等與同一等級內部的平均主義，構成這種依附關系之下的分配關系的二位一體的兩個特征。這是一種“以個人之間的統治和服從關系（自然發(fā)生的或政治性的）為基礎的分配”。只有在共同體解體，獨立的個人所有權與“純粹的私有財產”產生后，這種分配才會被以所有制關系和“一切勞動產品、能力與活動進行私人交換”為基礎的分配所取代。于是“剝削者的公社與被剝削者的個人”間的對立，才能演變?yōu)閮煞N“個人”（有產的剝削者與無產的被剝削者）間的對立。按權分配、按身份分配的不平等才能演變?yōu)榘促Y分配的不平等，而等級壁壘內的“平均主義”（份地制等等）才能消滅，并為公民基本權利與競爭規(guī)則的平等所取代。

由宗法小農向商品小農演進，其實質就是從“不獨立”的、“從屬于一個較大整體”的人，演進為獨立的個人，就是人擺脫了“公社”的“自然聯系”，從“狹隘人群的附屬物”變成了“單個的人”。這一過程也就是從自然經濟發(fā)展成為市場經濟的過程，因為“交換手段擁有的社會力量越小，……把個人互相聯系起來的共同體的力量就必定越大”。隨著交換手段的社會力量，亦即市場力量的擴大，共同體解體為個人，同時伴隨著所有制關系的變革，財產關系“拋棄一切共同體的外觀”，成為“純粹的私有財產”。于是自然經濟中的人的依賴關系也就消失，而演變?yōu)槭袌鼋洕隆耙晕锏囊蕾囆詾榛A的人的獨立性”。從而使宗法小農演變?yōu)樯唐沸∞r。

商品小農形態(tài)是小農系統演進的又一新階段。在歐洲，大約產生于十七、十八世紀；在中國大約產生于明清以后，但真正的開始時間應當是1978年以后。目前發(fā)展中國家的小農大多數都是商品小農形態(tài)；一些發(fā)達國家的小農正處在由商品小農向現代小農的過渡形態(tài)，有的已具有現代小農的許多特征。中國目前仍處在商品性小農階段，而且以后可能需較長時間才能完成由商品小農向現代小農的過渡。

商品小農的運行基礎是商品經濟。在這種經濟形式下，一方面是“人的依賴性”在逐漸減少；另一方面是逐漸建立起了“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按權分配、按身份分配被普遍地以按資分配所代替。契約關系也逐漸成熟，競爭規(guī)則也日趨平等。同時，小農系統本身也在不斷分化和分解。隨著貨幣經濟與交換關系的進一步發(fā)展，“物的聯系”取代了“人的依賴紐帶”，從而把“狹隘人群的附屬物”變成了“擺脫了自然聯系”的“單個的人”。到這時，“社會聯系的各種形式，對個人來說，才表現為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而財產關系才“拋棄一切共同體的外觀”，而成為“純粹的私有財產”。這一歷史性的變革所帶來的人的個性的飛躍成長，正是近代文明得以沖破封建樊籬而造成人類歷史上空前燦爛輝煌的工業(yè)文化的全部基礎！

但是，商品經濟雖然為人的自由個性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前提，但它的極端發(fā)展卻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私有制基礎上的“自由競爭”造成人的異化，亦即人的自由個性的異化，人們“自由地”成為資本的奴隸，“自由地”失去了自由。因此，馬克思認為必須在進一步豐富人的社會聯系和更高的社會生產力的基礎上實行社會主義變革，以“自由人聯合體”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來克服異化，實現人的復歸，即人的自由個性的復歸，使每一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成為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從而使人的自由個性得以真正地翱翔在廣闊的天空。所以，商品小農進一步發(fā)展的目標就是現代小農?，F代小農雖然可能仍會具有規(guī)模小、家庭經營、以土地為基本生產資料等特征，但現代小農是建立在自由人聯合體基礎上的小農。它徹底打破了宗法共同體的桎梏，徹底擺脫了“物的依賴”?，F代小農可以是個體經營的但絕不會是孤立的；可以是聯合起來的但決不是依附的。當代一些發(fā)達國家的小農已具有現代小農的一些特征。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有力地推進了中國小農的現代化。至于未來中國的小農會具有什幺樣的新特征，這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實踐會對此做出進一步的回答。

三、小農生產方式不是一種落后的生產方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小農的命運，認為小農生產方式是一種落后和過時的生產方式。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指出：“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就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fā)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guī)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高利貨和稅收制度必然會到處促使這種所有制沒落?！瓕@種生產方式來說，好年成也是一種不幸?！倍鞲袼乖凇斗ǖ罗r民問題》一文中指出：“如果我們所許的諾言使農民哪怕有一點借口設想我們是要長期保全小塊土地所有制，那就不僅對于黨而且對于小農本身也是最壞不過的幫倒忙?！覀凕h的任務是隨時隨地向農民解釋：他們的處境在資本主義還統治著的時候是絕對沒有希望的，要保全他們那樣的小塊土地所有制是絕對不可能的，資本主義的大生產將把他們那無力的過時的小生產壓碎，正如火車把獨輪手推車壓碎是毫無問題的?！?/p>

然而，歷史發(fā)展的實踐表明，小塊土地所有和經營依然存在，并沒有被消滅，農民家庭經營的規(guī)模雖然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變化和發(fā)展，但仍然存在著大量的家庭小規(guī)模經營方式，這是為什幺？筆者認為，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1、小農有一般形態(tài)和特殊形態(tài)。過時的是小農特殊形態(tài)，而小農一般形態(tài)是一個較穩(wěn)定的范疇。馬克思所講的是封建社會的小農的特殊形態(tài)，而這種特殊形態(tài)已被資本主義社會小農的特殊形態(tài)所代替，而小農的一般形態(tài)仍然存在著，并不斷得到發(fā)展。

2、是由資源稟賦狀況決定的。資源稟賦狀況對小農系統的演進起很大作用，尤其人口與土地的比例關系最為重要。在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如果多余的人口不能得到有效地轉移，其最后的落腳點便是土地。而土地資源又十分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要素便顯的相對便宜，而土地要素就相對昂貴，根據西方經濟學最優(yōu)要素組合原則，只能是小規(guī)模的勞動密集性的經營方式最有效。所以，小農生產方式是在特定資源狀況下經濟系統自組織的結果，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隨著資源狀況的變化，小農系統也會變化和發(fā)展，有些小農會分離于小農系統，而有的則會仍留在小農系統內。

3、家庭經營是適合農業(yè)生產的較好形式。農業(yè)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產業(yè)，它不僅是一個經濟再生產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自然再生產的過程。農業(yè)的勞動過程只有獲得了最終成果后，才有可能對生產者付出的勞動給予準確的評價。同時，由于農業(yè)中有所謂“農忙”與“農閑”之分，這就要求農民有更多地支配時間的自由。所以，農業(yè)選擇家庭經營，絕非偶然。許多國家的發(fā)展經驗表明，社會生產力發(fā)展了，改變的只是農業(yè)的運行環(huán)境，如農業(yè)的社會化服務體系、農業(yè)的市場體系、農業(yè)的支持與保護體系等等，而農業(yè)的家庭經營仍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

4、在多風險環(huán)境下產生的自組織結構一般具有較強的自我保護功能，小農系統便是如此。小農形態(tài)一般面臨的風險較大，如自然風險、經濟風險、人為風險等等，這些風險累計起來，使得小農系統較其它經濟系統面臨更多的風險。在多風險環(huán)境下，小農系統一方面增加了分化的可能；另一方面，也使小農系統的自我保護功能得到了加強；從而使小農系統更趨穩(wěn)定性。所以，這種較強的自我保護功能使得小農系統能較好抵抗外來經濟行為的侵襲，歷盡千年滄桑而仍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四、小農如何現代化

1、什幺是小農現代化

現代化是一個活生生的動態(tài)性概念。它與“現代性”不同，它不是指后者所象征的那個靜態(tài)的文明結構，而是意味著一種連續(xù)，一個過程，一個當代世界正在持續(xù)著的歷史演進。同理，小農現代化也就是小農持續(xù)不斷地演進過程，它不僅僅是生產方式的轉變或生產技術的進步，它是小農系統在其歷史變遷過程中文明結構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諸層面在內的全方位轉型。由于各國的國情不同，因而小農現代化必然伴隨著各個國家在各自的歷史文化視野中對現代化的不同價值取向和模式選擇。

2、小農現代化的一般途徑

（1）通過規(guī)?；?、組織化來改造。這樣改造的結果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將會使一部分小農分離于小農系統之外而不再具有小農的特征，我們把這種途徑故且稱為非小農化方式；另一種結果是小農仍保留小農的分散、獨立、小規(guī)模的外殼，但小農之間已通過某種共同體或經濟聯系形式將它們聯系了起來。這兩種方式都是改造小農的有效途徑，到底選擇那一種方式要考慮各個國家的實際情況。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較好的選擇應當是后一種方式。

（2）土地制度建設是小農問題的核心變量。

為什幺說土地制度建設是小農問題的核心，原因是：①土地是小農最基本的生產資料；②土地是小農所有經濟活動的基礎；③土地是小農生活的最主要保障；④不同的土地制度形態(tài)使小農具有不同的命運選擇。所以，土地在小農經濟生活中占有極為重要的位置，土地制度建設也就成為改造小農系統的關鍵變量。那幺，什幺樣的土地制度是最有效率的？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土地產權的明晰和穩(wěn)定是保證小農系統有效性的基礎。首先，土地產權的明晰和穩(wěn)定，有助于農民增加對土地進行中期和長期改進的積極性，從而提高土地生產率。土地權利在一個季節(jié)內一般是穩(wěn)定的，因此，地權的不穩(wěn)定對于農業(yè)短期投入（化肥）或創(chuàng)新（良種）來講，還不是一個障礙，但對于土地的中長期投資而言，地權的明晰和穩(wěn)定是極其重要的。對許多國家的實證研究都表明，只有當土地持有者確信他們投資所形成的全部收入能得到補償時，他才會有改良土地的積極性。其次，比較明晰和穩(wěn)定的土地權利將會提高農民貸款的機會。土地的固定性和不可磨滅性使得土地成為理想的貸款抵押品。穩(wěn)定性表明權利的可轉讓性，會增加土地持有者的信用價值，對農業(yè)長期信貸尤其如此。再次，土地產權的明晰和穩(wěn)定還有助于增加土地市場的流動性。在發(fā)展的初期階段，人們之間的技能沒有太大差別和地區(qū)間的移民與非農業(yè)就業(yè)機會有限使得使用者之間的土地轉讓可能沒有太大的重要作用。然而，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專門化生產的出現和其它市場的有效運行，轉讓土地使用權或所有權的價值和重要性就會上升。地權的穩(wěn)定和明晰通過提高使用者合同的穩(wěn)定性和降低合同的執(zhí)行成本，促使土地從生產率低的人手中轉移到生產率高的人手中，從而提高土地資源的配置效率。第四，土地產權的穩(wěn)定性，還有助于減少土地糾紛，有助于減少土地流失和防止其它影響土質的環(huán)境惡化。第五，土地產權的明晰和穩(wěn)定有助于提高小農經濟系統的穩(wěn)定性，從而可提高農村社會的穩(wěn)定性。

第9篇：私有制商品經濟的矛盾范文

論文摘要：我國道德建設性中仍存在市場利己性與社會道德利他性的矛盾性難題，但社會自身體制的發(fā)展內在蘊含了市場對道德建設的要求，并有效的促成了市場與社會道德的融合，為我國社會道德的建設問題提出了新的原則。

近幾十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這主要歸功于經濟體制上的改革，它解放了生產力本身，極大推動了社會的發(fā)展。但市場經濟也給社會帶來了些負面影響。如市場中的爾虞我詐、假貨泛濫等現象，不但影響了市場的合理建設，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波及社會的和諧安定。

一

亞當斯密著名的“無形手”理論中提出了“經濟人”的假設，“經濟人”的趨利本性決定了他的理性原則:“付出最少，得到最多”。這條原則貫穿了一切商品經濟活動，無論是商品經濟階段還是市場經濟階段，只要有商品交換行為，它就一定起作用。這是商品經濟活動的利己本性決定的，換句話說，商品經濟活動得以運行是以人的利己本性為基礎的。誠如阿馬蒂亞·森所說:“如果不是自利在我們的選擇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經濟交易活動就會停止。所以，無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濟人現象必然存在，經濟理性原則必然支配著現實人們的思想，影響著人們的行為。人們在市場活動中要想實現這一原則，只能通過不等價交換的手段來完成，而不等價交換行為活動又要求行為個體采取不合理的行為，這也就決定了經濟活動必然是無道德而言的，換句話說，社會道德帶不來經濟效益?！扒笮剩筒恢v道德;企求道德高尚，就會失去經濟效率;沒有剝削，便不會有利潤，更談不上資本的增殖?？梢?，經濟與道德、利己和利他這兩種截然相背的價值取向必然導致二者的二元互斥，而經濟必然性又以其自身的鐵的規(guī)律在漠視著人的道德情感中為自己開道。有些學者不無偏激地說，市場經濟制度是建立在“性本惡”的前提假定下的，“市場經濟之被推崇，不是由于它是多么的‘高尚’或‘高級’，相反，而是因為它的‘低級’一它不要求人們都是善良的君子，相反，它是一種可以使雞鳴狗盜之徒相互交易、相互合作(通過交易合作)發(fā)展經濟的制度;因為它依賴的不是道德教化，不是人的善行，相反，它處處假定你不善，假定你不講‘道德’，只顧私利，然后在此假定下，處處用合同、法律等制度去防小人，防范惡行，以此來保證人們較為放心地交易、競爭并合作下去。”因此經濟學“不講道德也不應該講道德?！币虼?，只要有經濟活動的地方，就必然存在著不合理的行為，這也就是我國市場經濟中難以杜絕不道德現象的原因。

可見，市場經濟的本性利己與社會道德本性利他的二元互斥成為了道德建設的根本難題，因此，有些人提出了“代價論”，即市場經濟，或泛義地說，經濟發(fā)展的善總需以社會倫理道德的淪落的惡為代價。但這個論點受到了較多的批評。的確，假如市場經濟根本不促進人們的人格與精神在某些方面的提高，那么單純的更大的經濟福利似乎不值得以倫理道德的犧牲去換取。此外，有些批評者還指出，亞當斯密的“經濟人”的本性是抽象不現實的，人的真正的本性是社會性，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也就是說，人的本性是與社會制度本身聯系的，一個合理的社會制度直接影響著個人的本性的發(fā)展。所以，他們認為“經濟人”在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不會存在，而巨他們甚至還提出了“公有人”的概念來取代“經濟人”，但這很難讓人信服，它無法解釋人對經濟利益追求的現實性。其實，亞當斯密“經濟人”的本性利己是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要求，在以商品活動為基礎的社會特定發(fā)展階段，商品活動必然通過刺激人的這一本性來實現它自身的運轉，但這只是社會發(fā)展的特定階段才有的現象，它不是社會主義發(fā)展的最終目的，社會主義的發(fā)展必然是以人的全面發(fā)展為基礎，而且即使在市場經濟時代，市場的利己性也只是作為社會的一個基礎層面而言的，它不代表社會的所有層面，換句話說，社會自身發(fā)展的全面性決定了市場的道德性是不能抹煞的。

二

市場經濟社會非但不會因為市場自身的功利性而排斥道德建設的可能，而且道德作為社會的產物，社會發(fā)展自身體制中內在蘊含了對經濟主體的道德要求。

首先，社會發(fā)展促成了市場經濟生活中獨立人格的發(fā)育，以及與止匕適應的自由、權利觀念的發(fā)展，為現代人的道德發(fā)展提供了新的可育班。自主、自尊、自強、自立的精神的發(fā)展不僅引導人改善其物質生活境況，而且引導人發(fā)展真精神價值。當然，我們不可能在古樸的高尚與現代的高尚之間劃出嚴格的界限，純樸的高尚與現代的高尚都具有永恒的道德價值，但現代人的高尚必定是人的自由選擇的價值。獨立人格及自由、權利、尊嚴觀念的發(fā)展也剝吏現代人全面介人社會公共生活從而拓展這些生活領域并發(fā)展其價值的重要促因。而目現代社會的民主化進程離開了與之同步的道德價值的社會制度也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社會自身發(fā)展要求市場經濟對道德的積極肯定，并使其參與到社會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之中，承認社會存在的“善”價值，為其提供正當合理的價值辯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道德體系尋求更高更合理的倫理價值理想，也就是說，她不是一般地強調社會功利或效率，而是強調社會的共同福利和共同富裕，強調整個社會共同體的公正與和諧;倫理道德作為一種價值科學，其著眼點或根本價值導向總是指向社會整體的普遍價值和長遠價值，高度關注各種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和諧，強調積極參與社會合作與實現個人自我完善的辯證統一;一定社會的倫醚德總是在社會生活實踐的基礎上，為各種社會關系的和諧和人的自我完善提拱一種渠埔蓬駐想的價修宣求目標，道德倫理的應然性理想對于凝聚社會民心、提升社會文化精神，從而最終為個人的全面發(fā)展構建提供必要而充分的精神資源。正是倫理道德的價值性、超越性和實踐性構成了社會的價值支撐和精神力量。

最后，社會體制內在的經濟生活中所要求的公平、誠實規(guī)則促成了個人支持公共生活中的社會正義這一核心價值。一個在市場經濟生活中重視公平誠實規(guī)貝組的人往往傾向于在公共生活中對社會正義感的培養(yǎng)，而且也傾向于肯定道德德性的價值。雖然實際生活中也有反倫理地從事市場活動的人慷慨扶持公益的例子，但他們常?；蛘呤菍σ酝盂E或某種其他用心的掩飾，或者是對池聽經歷的一種私輟的倫理上的轉變的證明。所以，如果我在市場經濟生活中是一個倫理的經濟人，我可能在道德發(fā)展上有兩種可能性。或者，我可能止步于做一個倫理的經濟人，一個理智健全的通情達理的人，消極地遵守公平誠實的倫理準則，不去損害他人的正當利益，但當自己的正當權益受到侵犯時則必定起而維護之;雖然在此同時我也抱有同情心，并且欣賞高尚的道德，但不打算身體力行之。或者，我也可能在做一個倫理的經濟人的同時，積極地發(fā)展公平誠實的倫理規(guī)則，發(fā)展自己的社會正義感，發(fā)展自己的道德德性、同情心、公益心、奉獻精神，以及自己對社會的共同價值的領悟，拓展自己的道德精神世界，成為一個道德的人。

三

市場經濟社會的發(fā)展離不開道德建設的要求，它是社會自身發(fā)展的必然結果，與社會的不同發(fā)展階段相適應，而且，這種融于社會的適應性使社會道德本身不再是千古不變的僵死教條，而是與特定的社會階段發(fā)展特點相結合下的新原則，有效地推動了社會的發(fā)展。所以，我國的市場經濟道德原則也正是在這一原則下建設的，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平等原則

在市場上，交換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不能把特殊的身份帶入市場，任何牛爭漢荀啥破壞等價交換的原則。平等就是指作為商品交換者權利的平等，在交換規(guī)則面前平等。交換關系中的平等膺測反映在政治領域，就是民主政洽，人們在政治權利與義務上，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如果說，在私有制條件下，由于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不平等，使得交換關系中的平等與政治上的民主萎琴育虛偽性的話，那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公有制，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關系上的平等，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才成為現實。這種平等關系不僅體現在經濟、政治領域，而且也體現在日常生活中，干群、父子、夫妻、兄弟、師生、朋友都是平等關系。平等原則成為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

2.自主原則

市場交換的主體具有獨立性。這種獨立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利益的獨立性，主仲有自身的利益，正是這種私利成為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的強大動為;另一方面是主體權力的獨立性，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主體有權根據自身的利益與意愿來決定自己的行動，并承擔行為的后果。所謂自主原則就是承認主體獨立性，要求人們在相互交往過程中浮碗人他人的私利，并尊重別人的權力，尊重別人的意愿，不能隨意干涉別人。作為主體自身，必須對白己的行為負責。

3.誠信原則

在商品交換中，交換的商品必須貨真價實，以假充真，以劣充優(yōu)，必然損害等價交換的原則。在現代，信用成為最廣泛的經濟關系，甚至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誠信原則成為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誠即是真實，在人與人的交往中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清;誠的反面是偽，商品交換中的欺詐行為，人際關系中的虛情假意，即是偽。信即遵守諾言，言必信，行必果。誠信不僅是市場經濟的要求，而且是人際交往的普遍要求，所以，自古以來誠信原則就是做人的翡夢卞準則。

4.人道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