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收入問題調查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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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民收入問題調查范文
一、調查源起
縣農民收入多年來一直存在兩個指標。一個是國家統計局調查隊通過120戶抽樣調查的指標，截止20__年上半年，農民現金收入2017元；一個是由調查隊提供，縣統計局上報市統計局的農民收入指標，截止20__年上半年，農民現金收入1929元。兩個指標長期并存，雖然差距只有幾十元，但對外形成了很大的誤導。縣是一個農業大縣，剩余勞動力轉移較多，農民家庭收入情況到底怎樣？根據縣人民政府副縣長的指示，該局組織人員對農民家庭現金收入開展了調查。調查工作為期一周，于20__年7月26日至8月日進行。
二、調查經過
這次總共調查鄉鎮17個，它們是羅卜田、曉坪、禾梨坳、羅舊、巖橋、大洪山、楊公廟、土橋、洞下場、碧涌、大垅、板山、羅巖、麻纓塘、竹坪鋪、木葉溪、五郎溪，包括21個村、84家農戶、302口人。調查按照上門問卷的方式進行，調查人員根據預先設計的表格所設計的問題提問。
根據統計口徑，農民收入由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構成（具體內容附表）。根據這四項包含的具體內容，逐一向被調查農戶提問，把農戶的回答記入表格相應的欄目中，通過電腦錄入匯總數據，得出調查結果。
三、調查顯示的農民收入的特點
據調查統計匯總顯示，今年1-7月份，被調查302戶農村居民家庭現金總收入人均達5306元，比今年同期預計的全縣農民現金收入2241元多3065元，增長了136.8%；比今年同期的全縣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4828元多848元，增長了17.6%；是今年同期預計在崗職工平均工資14396元的36.9%。其中：工資性收入人均為4193元，占現金總收入79%；家庭經營性收入人均為950元,占現金總收入17.9%；轉移性收入人均為163元，占現金總收入3.1%。農民現金收入呈現的特點：
1、工資性收入中，打工收入為主，而打工收入又主要以外出打工（本鄉以外）收入為主。鄉內打零工人均收入614元，占工資性收入的14.6%；鄉以外從業收入人均3548元，占工資性收入84.6%。
2、家庭經營收入中，主要以糧食蔬菜瓜果銷售為主。糧食蔬菜瓜果銷售收入人均660元，占家庭經營收入69.5%；畜牧家禽銷售收入人均209元，占家庭經營收入的22%；漁業收入人均53元，占家庭經營收入5.6%；林業收入人均28元，占家庭經營收入2.9%。
3、轉移性收入中，主要以各種政策性補貼為主。糧食補貼人均100元，占轉移性收入的61.4%；報銷醫療費補貼人均47元，占轉移性收入28.8%；親友贈送（人情往來）人均8元，占轉移性收入4.9%；養老金收人均4元，占轉移性收入2.5%。
從上述情況看，被調查農戶的現金收入主要是工資性收入，這塊收入占到了農民現金總收入的78.4%。家庭經營收入只占到總收入的12.5%，其他占9%左右。這表明，當前農民收入主要以打工工資收入為主要來源。
四、調查數據的可信性及對全縣農民現金收入推算結果
這次調查采取進村入戶面對面提問的方式進行，數據來源是真實可靠的。所調查的17個鄉鎮中，一類鄉鎮4個，二類鄉鎮7個，三類鄉鎮6個，農民外出務工數和收入數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根據302人占全縣32萬農村人口的比重，除去城鎮人口和貧困人口數進行推算，縣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大致在4477元左右。
五、建議
1、加速推進城市化，大力發展二三產業，擴大農民本縣打工機會，增加農民收入，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一方面為農民開辟更廣泛的就業門路，另一方面方便農民工照料家庭。
2、切實做好土地流轉，大力發展農村集約經濟。土地是農業生產的最基本要素，靈活有效的流轉機制，農業資源配置的效率和優化，是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有效途徑和必然趨勢。切實做好土地流轉，大力發展農村集約經濟，培育糧食蔬菜瓜果、畜牧家禽、林業、漁業大戶。
3、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研發短平快項目，快速增加農民收入，短期完成農村原始資本積累。
4、加強對農民的培訓，提高農民素質是一項農民增收的基礎性工程。
5、積極推進農村社會保障和救助工作
第2篇：農民收入問題調查范文
[收稿日期]2017-01-10
[基金項目]2008-2012年度日本學術振興會GCOE研究項目《重建21世紀亞洲親密領域和公共領域》，項目編號：社會科學I09。
[作者簡介]1.韓美蘭，女，朝鮮族，延邊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勞動經濟學、人口經濟學；（延吉133000）2.許燕華，女，日本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生，研究方向?楣?際移民問題。（日本京都6068501）
一、問題的提出
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14年的9892元。特別是2004年之后，國家實施一系列“三農”優惠政策，農民收入明顯提高，在2004年-2013年10年間，人均收入提高了3倍，年增長率達到13%，超過年人均GDP增長速度9%。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均衡，導致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尤其是在民族地區，雖然農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總體上呈現持續增長的態勢，但從增長速度上看，貧困家庭的收入增長速度慢于富裕家庭的收入增長速度，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的貧困現象依然嚴重，并有不斷升高的趨勢。[1]（109）
圍繞農民收入差距問題，一些學者認為是由居住環境、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等特殊性造成的。在早期的研究中，一般強調農村非農化因素，如，鄉鎮企業的發展等是擴大地區之間農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而有關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問題，雖然農村內部的基尼系數高于城市內部，但沒有超過國際社會公認的臨界水平，一直沒有受到重視。直到2000年以后，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進一步流動，在農民收入中工資性收入所占比重越來越大，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進一步擴大了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才引起學術界的關注。近年來，部分學者使用微觀數據，分析了土地資源、人力資本以及社會資本等因素對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影響。如，云南省民族地區農民收入的影響因素方面，李興緒等（2011）認為耕地面積、農戶人力資本中的勞動力素質對農戶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勞動力數量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2]（604）黑龍江省農民收入來源及影響因素方面，張德華（2013）認為農民收入整體呈現出上漲態勢，其收入主要來源為家庭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成為收入的第二來源，農戶收入的主要影響變量為播種面積、家庭勞動力數量、學歷、年齡等。[3]（171～172）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即使在相同的經濟發展和自然環境條件下，由于各民族的收入結構、人口結構、城鎮化水平等方面情況不同，不同民族之間或不同民族內部農民收入差距及其影響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由于有關民族方面的統計數據，特別是政府并沒有公開微觀數據，所以很難對這些問題進行具體分析。
在此背景下，2008年和2014年，分兩次對吉林省朝鮮族和漢族農民展開了問卷調查和實地調查，以得出的微觀數據為基礎，結合宏觀數據，對農民收入差距與變化進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并用OLS（最小二乘法）模型，分析人口老齡化因素對朝鮮族和漢族農民收入的影響，進而提出縮小其收入差距的相應對策及建議。
二、農民收入差距及其變化
農民收入差距變化可以從地區之間、同一地區各民族之間以及同一地區各民族內部的收入差距等三個方面進行遞進式分析。
（一）地區之間農民收入差距及其變化
數據顯示，2000年以前，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越來越大，造成了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林毅夫（1998）等研究也發現，造成農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的增加。[4]（3～10）2000年以后，特別是2004年“三農”政策實施以來，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不同地區之間農民收入差距。一些研究表明，雖然長期來看，城鎮化水平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間存在正向關系，但短期來看，城鎮化水平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較小，甚至會存在負向關系。近年來，不同地區之間農民收入差距并沒有明顯改善，除了地區之間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均衡以外，其主要原因還在于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發展的不均衡。部分地區，特別是東北地區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負面影響開始顯現，導致了農民收入增加的緩慢。
為了了解朝鮮族和漢族農民收入差距變化及其影響因素，我們首先對比分析吉林省的民族地區與非民族地區情況。
從表1中可以看出，農民人均純收入排在第一位的長春地區與排第八位的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以下簡稱為延邊地區）之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差距從2007年的910元增加到2013年的1709元（約19倍），其絕對收入差距具有擴大的趨勢。那么，城鎮化水平低是否為導致地區之間農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呢？鄭長德（2016）的研究發現，包容性城鎮化確有減少貧困的效應，有些地區土地的城鎮化快于人口的城鎮化，城鎮化推進具有粗放型的特點。[5]（140～149）如，作為民族地區的延邊地區雖然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79%，高于全國和吉林省的平均水平，與吉林省其他地區相比較，城鎮化率高出21個百分點，但其內部城鎮化發展水平不平衡、土地的城鎮化快于人口的城鎮化、城鎮化推進中并沒有使農民真正成為“市民”。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延邊地區內部，中心城市的延吉市戶口城鎮化率達到871%，而圖們江上游與朝鮮接壤的和龍市卻僅有626%，相差近25個百分點。并且，2008年和2014年的兩次調查發現，延邊地區有些農民沒有土地，土地被征用或被租用的情況下，還在農村繼續生活的情況比較多，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市民化。那么，農村人口老齡化又是否為導致地區之間農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據2000年和2010年吉林省人口普查數據，延邊地區65歲及以上農村人口比重分別為69%和103%，不僅高于其他地區平均水平，而且10年間上升34個百分點，其速度也快于全國和吉林省的平均速度。不論在人口老齡化水平上，還是速度上都超越了其他地區，甚至是東部地區。可以說，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在農業“新四化”“新四化”指的是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不同步、農業現代化水平相對落后的情況下，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業生產，導致地區之間農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表3同一地區漢族和朝鮮族內部農民收入差距及其變化
民族
內部收入差距漢族內部朝鮮族內部2007年數據2007年數據2013年數據基尼系數026804260507第1分位（最低收入的20%）在總收入中所占份額884841第5分位（最高收入的20%）在總收入中所占份額370483579最高收入者與最低收入者差距（倍數）42101142貧困率1（按中國2007年和2011年農村扶貧標準計算，%）2810392貧困率2（按世界銀行125美元/天的標準計算，%）92122507資料來源：根據2008年和2014年本課題組進行的吉林省朝鮮族和漢族農民收入情況問卷調查而得出的數據。
劉小珉（2013）的研究結果表明，廣西、湖南、貴州三省的漢族貧困率為198%，而少數民族平均貧困率為302%，其中壯族為360%、土家族為516%。也就是說，相對于漢族內部，少數民族內部貧困率更高，貧困分布狀況存在民族間差異。[8]（37～49）本文使用的貧困標準有兩個：一是中國政府2007年和2011年制定的農村扶貧標準；二是世界銀行制定的標準（125美元/天）。從2007年的貧困率來看，按中國農村扶貧標準計算，朝鮮族的貧困率低于漢族18個百分點，但如果按世界銀行標準計算，朝鮮族貧困率反而高于漢族3個百分點。因為，2007年的中國貧困標準定在1067元以上，世界銀行貧困標準大約在2800元（按當時匯率計算）以上，所以相對于漢族，朝鮮族內部貧困群體收入更多集中在1067-2800元間，雖然這些貧困群體并沒有陷入到絕對貧困，但隨時可能陷入其中。在2013年的調查中這種可能就開始顯現出來，按中國農村扶貧標準計算的朝鮮族內部貧困率達到392%，遠遠高于同一時期全國（85%）和吉林省（59%）的平均水平根據延邊朝鮮族自治州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與漢族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86%）和其他少數民族（除朝鮮族以外）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53%）相比，朝鮮族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為126%，分別高出漢族40個百分比和其他少數民族73個百分比，人口老齡化程度更為嚴重。。這些數據表明，2007-2013年的6年間，同一地區作為少數民族的朝鮮族內部貧困率，并沒有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和“三農”優惠政策的實施而下降，反而具有迅速增加的趨勢。產生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朝鮮族內部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和失地農民的增加。根據2000年和2010年吉林省人口普查數據，吉林省城鄉總人口中，漢族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別為60%和83%，其他少數民族（除朝鮮族）分別為51%和59%，而朝鮮族分別為74%和123%。再加上朝鮮族農村人口老齡化比城鎮人口老齡化更為嚴重因為2010年吉林省人口普查數據并沒有按民族把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數據分開統計，只能參照2000年吉林省人口普查數據。2000年數據中，朝鮮族城鎮人口中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為71%，朝鮮族農村人口中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為77%，朝鮮族農村人口老齡化比城鎮人口老齡化更為嚴重。這一現象在2014年實地調查中更為明顯。，且人口老齡化速度快于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朝鮮族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及速度已經遠遠超過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快速進入到人口老齡化社會，并造成其內部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還有，筆者在2014年的調查中發現，45戶朝鮮族農民（占總調查對象的196%）沒有土地，而這些人又因為年齡太大或受教育水平低等原因，不能從事其他經營性活動或出去打工，容易陷入絕對貧困。
總之，在人口老?g化條件下，農村內部，不僅同一地區漢族和朝鮮族之間存在收入差距，并且由于受城鎮化水平、收入結構的變化、政策上的群體性優惠措施等影響，相對于漢族，朝鮮族農村內部收入不平等情況更為嚴峻，最終造成貧困分布的民族間差異。
三、人口老齡化對漢族和朝鮮族農民收入的影響人口老齡化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在同一地區內部，各民族之間是不是也存在差異呢？隨著朝鮮族人口或勞動力的遷移以及受長期人口自然增長率負增長的影響據《延邊統計年鑒》，1996年以來，延邊朝鮮族人口自然增長率一直是負數。，朝鮮族農村人口老齡化形勢非常嚴峻。人口老齡化對同一地區漢族和朝鮮族農民收入的影響到底如何呢？為解決這一問題，可以運用OLS（最小二乘法）模型，以年齡60歲及以上或60歲以下的離散變量和年齡的連續變量，對漢族和朝鮮族農民收入的影響情況進行回歸分析，其結果如下。
表4同一地區漢族和朝鮮族農村人口老齡化變量對收入的影響（OLS分析）
民族
人均收入2007年漢族2007年朝鮮族2013年朝鮮族系數顯著性系數顯著性系數顯著性60歲及以上對純收入影響-00510601-00040969-0097015260歲及以上對農業收入影響-00640512-0237**0022-0134**0048年齡對純收入的影響________-00950162年齡對農業收入的影響________-0173***0010樣本數116100230注：**表示在5%的水平上其效果顯著；***表示在1%的水平上其效果顯著。
資料來源：根據2008年和2014年本課題組進行的吉林省朝鮮族和漢族農民收入情況問卷調查數據。
從表4可以看出，同一時期不同民族、同一民族不同時期人口老齡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不盡相同。首先，以2007年為例，60歲及以上人口組，與60歲以下人口組相比，對其人均純收入的影響是負的，統計上其影響并不顯著。但不同民族，如，漢族和朝鮮族60歲及以上人口組，與60歲以下人口組相比，對農業收入的影響盡管都是負的，但統計上只有朝鮮族在5%的水平上其效果顯著。這說明，盡管農村人口老齡化對漢族和朝鮮族農民收入具有負的影響，但與漢族相比，朝鮮族農村人口老齡化對農業收入具有決定性影響。其次，在朝鮮族農村內部，不同時期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對比2007年和2013年的數據可以看出，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劇，不論60歲及以上人口的離散變量還是年齡這個連續變量對朝鮮族農業收入都具有負影響，且在統計上其效果非常顯著。也可以說，隨著年齡的增加，朝鮮族的人均純收入，特別是農業收入變得越來越少。因為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相對偏低的老年勞動力不適應農業現代化發展需要，使農業生產率下降，導致農業收入等經營性收入減少。調查還發現，2013年，朝鮮族60歲及以上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占60歲以下農民收入的約63%，兩個年齡組的絕對收入差距為2679元，與2007年相比，其絕對差距具有擴大的趨勢。總之，不僅同一時期不同民族人口老齡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不同，而且在同一民族不同時期人口老齡化程度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也不同。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第3篇：農民收入問題調查范文
關鍵詞:山西 農民 收入來源 收入結構
中圖分類號:F32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10-188-03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是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根本問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村購買力水平,是城鄉經濟良性循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任務。我們必須高度重視農民收入問題,把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作為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目標。
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山西省農民整體收入不斷增長。農民收入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收入結構的變化意味著農民就業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如何引導農民就業,進一步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越來越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
一、山西省農民收入現狀
近年來,山西省堅持用科學發展觀指導農業,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努力促進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使得山西農業和農村經濟呈現良好發展勢頭,山西農民收入出現了快速增長,2008年全省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達到4097.24元,比2007年增長11.77%。在農民總體收入增加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山西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絕對量不斷增長,但收入水平仍然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山西省農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積極發展農業生產,人均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01.61元增加到2008年的4097.24元,增長超過了40倍,人均收入的絕對量增長迅速。但從表1可以看出,山西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和全國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在2001年至2008年的8年中,差距最大的是2008年的663.4元,差距最小的也有322.80元(2003年)。可以看出山西省農民人均收入水平還是比較低的。
2.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較大。從表2當中可以看出,山西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301.4元增加到2008年的13119.1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978年的101.61元增長到2008年的4097.2元。
從收入水平上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要高出很多,而且從表2當中可以看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兩者差距從1978年的199.79元逐漸擴大到2008年的9021.9元;從2000年之后的年增長率來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都明顯低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這表明山西省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整體較低,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仍然是比較重要的一項任務。
3.省內不同地區農民收入差距加大。表3給出了2000―2008年的部分年份,山西省各地市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對比狀況。從上表可以看出,2000年山西省農民人均純收入最低的呂梁市1149元和人均純收入最高的太原市2643元相比,兩者相差2.30倍;2004年呂梁市與太原市相差2.19倍;到了2005年,收入最低的忻州市為1925元,與太原市的人均純收入4402元相差2.28倍,到2008年兩市差距達到2.25倍。以上數據說明了山西省各地市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基本變化不大,地區間差異較大的現狀仍然沒有從根本得到改善。
4.農民收入來源出現多樣化。長期以來,家庭經營收入中的農業收入一直是山西省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部分。改革開放30多年來,農村居民收入構成發生了很大變化,與之前農民收入主要以種植業收入為主的單一渠道,發展為目前的來自農民家庭經營收入中二、三產業的收入、外出打工等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在農民純收入中的比重日益上升,尤其是工資性收入在農民純收入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和家庭經營收入共同構成目前山西省農民收入來源的主要渠道,農民收入來源總體上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態勢。
二、山西省農民收入來源及結構特征
1.按農民純收入來源劃分。山西省農民純收入可分為四個部分:家庭經營性收入、工資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
(1)從山西省農民純收入來源看,家庭經營性收入仍然是重要組成部分,但總體水平有所下降。改革開放后,山西省農民家庭經營收入穩步增加,由1978年的14.79元增加到2009年的1986.4元,增長了134.30倍。家庭經營收入在山西省農民人均純收入中的比重從2000年到2005年一直保持在55%以上,2006年至2007年為51%左右,2008年為48%。到2009年,全省農民人均家庭經營收入為1919.76元,比上年減少66.62元,下降3.35%。
(2)工資性收入呈不斷增長的趨勢。1978年以來,工資性收入表現出較強的增長勢頭,和家庭經營純收入一起構成山西省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二者總和在農民純收入中的比重,1978年為91%,2000―2004年基本上都在96%左右,2007年和2008年也都在90%以上,沒有發生較大變化。而工資性收入在農民純收入中的比重發生了一些變化,從2000年的38%上升到2008年的42%,2009年全省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為1789.9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6.38元,增長4.46%;家庭經營收入則由2000年的58%下降到2008年的48%。可見,工資性收入在山西省農民家庭純收入中的比重逐漸上升。
(3)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略有增長。長期以來,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在山西省農民純收入當中所占比重較低,基本上都在3%~4%左右,2007年為7.6%,2008年達到9.7%,波動不大,處于穩步增長的狀態。因此,這兩項收入一直是農民收入的重要補充形式。而近年來,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2009年全省農民財產性收入為人均205.12元,比上年增加52.06元,增長34.02%,是2008年153.1元的1.34倍;轉移性收入為人均329.29元,增加85.04元,增長34.82%,是2008年244.3元的1.35倍。
2.按純收入性質劃分。按照純收入性質可以劃分為生產性純收入和非生產性純收入兩大類。根據表5可以看出,我省農民收入中生產性純收入所占比重非常大。而生產性純收入又可以劃分為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性收入。其中家庭經營性收入又可以分為第一產業收入(農業收入、林業收入、牧業收入和漁業收入)、第二產業收入(工業收入和建筑業收入)和第三產業收入(運輸業收入、商業和飲食業收入、服務業收入以及其他收入)。下面主要分析家庭經營收入中包括的三種產業收入及結構變化。
從絕對值上看,第一產業在山西省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中的比重最大,2008年為74.6%;其次是第三產業,占到22.9%;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最小,約占2.5%。根據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山西省農民第一產業的收入為1371.34元,同比下降7.47%,而在第一產業收入中,農業收入下降3.68%,牧業收入下降29.76%。第二產業收入為38.94元,下降20.7%;第三產業收入為509.48元,增長11.94%。
從增長速度上看,第三產業增長速度超過了第一、二產業,成為農民收入的一個新的增長點,而第一、二產業所占比重正在逐步下降。
三、影響山西農民收入結構的主要因素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后,山西省農民總體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但是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家庭經營純收入仍然是主要的收入來源,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雖然有所增長,但所占比重還較小,其影響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山西省自然地理條件影響農民收入結構。首先,山西地處黃土高原,水資源短缺、氣候惡劣,干旱缺水加上旱災頻發,因此農業生產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十分有限,農業靠天吃飯的格局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改善,家庭經營收入中農業收入一直占80%以上。其次,畜牧業收入占15%左右,林業收入和漁業收入比重非常小。農民生產的農產品結構單一,這和山西的自然條件有很大關系。
許多農村農田水利工程老化失修嚴重,水利基礎設施配套不完善,嚴重制約了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提高。各地財政對農業設施建設的投入有限,基礎設施維修率低,新建基礎設施速度緩慢。干旱缺水已成為山西農業乃至整個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制約因素。
2.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持續上漲,農民生產積極性較小。近年來,雖然蔬菜、水果等農產品價格上升,但由于主要糧油產品和主要畜禽產品生產價格走低或較大幅度下降,而2008年山西省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卻上漲了18.7%。來自國家統計局山西調查總隊的調查顯示:在所調查的農業生產資料中,價格漲幅突出的有:化學肥料價格上漲31.7%、農業生產服務價格上漲22.7%、農用機油價格上漲14.7%、農用種子價格上漲13.5%、飼料價格上漲9.6%。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使得農民種植生產成本加大,農產品價格與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剪刀差,制約了山西省農民的收入增長,降低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3.影響財產性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
(1)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以房屋這項不動產收入為例,由于太原是省會城市,相比較其它地區有著一定的地理優勢,加上近幾年太原市商品房價格不斷攀升,使得太原市周邊的城中村發展非常迅速,如北張村、親賢村等等。村民每月只靠出租房屋的收入就非常可觀,很多在城中村當中修建的所謂小產權的住宅樓房也都銷售一空,村民的財產性收入在人均純收入中所占比重較大;相比之下,山西省一些較偏僻的農村,很多房屋由于無人居住而被荒置,根本不可能出租或者出售,農民此項財產性收入所占比重比城市周邊的農村居民要少很多。
(2)農村金融體制不完善。農村金融服務落后,投資渠道單一以及農村社會保障體制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農民投資的愿望。另外,農民缺乏投資理財方面的技術和能力,使得農民的財產性收入相比城鎮居民要低很多。
4.城鄉二元體制使城鄉居民轉移性收入差距較大。山西省農民轉移性收入在國家和政府政策的傾斜下有了小幅提高,由2005年人均86.5元增加到2008年的244.26元,但是和城鎮居民的差距仍然較大,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轉移性收入達到3654.11元。在我國城鄉二元體制下使城鄉居民因工作性質不同而獲得的收入來源不同。在轉移性收入當中,城鎮居民的養老金或離退休金占很大比重,2008年為2966.83元,占到轉移性收入的81%以上,而這部分收入農民無法獲得。城鎮居民享受的失業保險、住房補貼、最低收入保障等,絕大多數農民都不能享受。
5.農村科技教育水平落后,農民綜合素質普遍較低。山西省農民家庭經營收入當中,明顯以第一產業為主,第二、三產業發展較為緩慢,所占比重也較小,這與山西省農民文化素質較低有一定關系。2008年,山西省農村勞動力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數所占比重為42.94%,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占8.81%,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占2.3%。農村科技教育水平比較落后,農民對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夠,導致全省農民科學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使得農民在很大程度上從事于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即使有部分勞動力外出打工,從事的也都是相對簡單的體力勞動,因此,在二、三產業的收入不高。
四、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性建議
針對于山西省農民收入來源與結構中存在的問題,借鑒其他省份的成功經驗,筆者提出一些提高農民收入的政策性建議。
1.繼續增加財政對“三農”的投入。面對山西的自然條件,應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水利基礎設施,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山西發展農業的基礎條件是比較差的,山地丘陵面積占土地面積的80%,旱地面積占耕地面積的70%,水土流失面積占土地面積的70%。在這樣的條件下發展農業,山西省各級政府必須把改善農業基礎設施特別是改善水利設施放在重要位置上,并將其作為系統工程長抓不懈,以改善農業生產的生態條件,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同時在改善農業基礎設施的過程中,還能夠吸納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渠道,增加農民非農收入。
2.保持生產資料價格穩定,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面對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山西省要努力保持農產品價格的穩定。合理的農產品價格是農民增收的一個支撐,在穩定農產品價格的同時,關鍵是要控制農業生產資料價格過快上漲。在農業生產成本構成中,農業生產資料占有很大的比重,如果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幅度過大,就會加大農民的生產成本,影響到農民的收入,使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受到影響。為此,應當調查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原因,努力控制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
3.加快小城鎮建設,完善農村金融與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必須加快小城鎮建設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小城鎮是一定區域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和信息中心,是深化農村改革、加速農村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入的突破口。農村經濟發展必然使得金融體制不斷完善,拓寬農民的投資渠道。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可以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強農民的投資愿望,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4.進一步提高農民的轉移性收入。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轉移性收入在農民增收中貢獻份額的逐步加大,一方面表明農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另一方面說明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增長潛力巨大。今后隨著國家一系列惠農政策的實施,如糧食補貼額度的進一步增加和范圍的擴大,新農合制度的穩步推行、報銷醫療費用的增加,以及土地征用補償資金、扶貧款、救濟款、撫恤金等各種政策性補貼的逐步落實到位,農民轉移性收入將繼續呈現大幅增加的趨向,在農民收入的增長中將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5.提高山西省農民的整體素質。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是進一步增加農民收入的關鍵。勞動者素質的高低與受教育水平有關,對廣大農民而言,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其素質和技能,就會改變其就業結構和收入狀況,使得農村勞動力在產業間的分配更加合理。大力發展農村教育對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提高山西省農村教育水平的具體措施有:(1)山西省貧困地區較多,要進一步加大對落后和貧困地區農村的教育投資;(2)在確保農村九年義務教育全面實施的前提下,積極采取多種措施,進一步提升農村教育的水平和質量;(3)要構建多層次的農村教育體系,如農村職業技術教育體系,加大農村成人教育,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
[本文為山西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構建和諧山西進程中的居民收入問題研究》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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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農民收入問題調查范文
【關鍵詞】解決 農民 增收
所謂“三農”問題，就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民族復興。解決“三農問題”就是要以農民為本，以利益為重，以增收為策。十報告中強調：“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促進城鄉共同繁榮。深入推進新農村建設和扶貧開發，全面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著力促進農民增收，保持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
當前農村居民收入狀況與面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外出農民工整體素質不高，收入偏低。調查顯示，某地區外出農民工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居多數，占70%，大部分是從事重體力、勞動強度大等低收入工種，導致增收步伐緩慢。據調查結果顯示，選擇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調查對象達86%，農民工收入中，剔除各種支出，僅能維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富足，但外出務工前景暗淡。有68%的農村居民家庭有人外出務工，但其中有18%的調查戶目前已失業返鄉。
（2）農民增收途徑少，農民負擔重。當前農村居民收入來源主要集中在種植業、養殖業及外出務工，且收入普遍較低。鄉鎮政府增加農民負擔，造成農民實際收入減少，目前有的地方的農民負擔占到人均純收入的10%以上，個別地方甚至達到20%以上，大大超過了國家明文規定的不得超過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的標準。鄉鎮政府增加農民負擔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巧立名目，欺上瞞下，多收多征。二是肆意虛假提高農民純收入水平，以達到既可以增加統籌提留基數，又可以成為基層領導的政績的雙重目的。因而有的地方虛假上報的農民純收入比實際值高出一倍以上。這樣做表面上似乎解決了鄉鎮一級基層政府人員龐大、機構臃腫，管理成本過高的問題，實際上已經成為農民負擔加重的直接誘因。
（3）農業投資不足。農業投資需求壓力大，供需矛盾較為突出。當前我國農業投資的主體主要有：政府、農民、集體合作組織、銀行和有關企業。農業投資具有風險大，投資報酬率低等特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的趨利性使投資流動方向的利潤導向性明顯，農業所需資金無法得到保障。農業資金非農化現象較為嚴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趨利行為，使農業資金的流向發生了變化，支農資金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發達地區，從農業流向第二、三產業。農民投資能力有限。農民小規模和分散式的經營方式，決定了農民投資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4）農村市場發育程度較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市場關系到農產品和農村生活用品的流通。在現階段，農村市場仍有許多不足之處，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長，主要表現在：農產品流通渠道不暢，環節過多，造成流通成本升高，農民在經濟生活中利益損失嚴重。在市場疲軟的形勢下，農村特產稅的征收標準、市場管理費及公路運輸的收費等沒有很好地進行調整，農戶生產成本降不下來，很難確保生產的持續性;作為市場交易基礎的產權制度仍不健全。農民作為市場主體，并未真正擁有獨立的受法律保護的產權，表現在：農民生產經營自仍未得到充分尊重，對農民不合理的攤派、打白條、打綠條等現象時有發生，偽劣農資坑農現象時有出現。市場機制運用的效果不理想。在供求機制方面，在農產品相對過剩的情況下，以市場調查和預測為指導的結構調整和農作物品種改良等工作進展都相當緩慢。在競爭機制和價格機制方面，農資價格與質量的市場調控不力，農民對農資價格的質量管理的混亂意見較大。運用效果不理想，農產品的價值實現有困難。
（5）農業科研體制不合理，農產品科技含量低。當前農產品品種單一、品質低劣、結構性剩余等問題的出現，客觀上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加。農產品的科技含量低，農業科研及其推廣體制不能適應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
（6）農民組織化程度低，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農民組織化程度較低，農戶的分散生產與千變萬化的大市場之間缺乏有效的組織形式和宏觀指導，缺乏真正代表農民利益的組織機構，農民與政府和社會的對話地位很低，形不成對損害農民利益行為的抗衡力量和制約機制。
要增加農民收入，發展農村經濟，須加快農業結構調整，積極培育綠色農業。要著力依托資源優勢和生態優勢，用工業理念謀劃農業，把發展農業龍頭企業作為農業工作的重中之重，“抓龍頭、帶基地、成產業”。同時，要鼓勵生態農業、觀光農業、旅游農業于一體的農業園區建設。
（1）加強技術培訓，拓寬增收渠道。把培育新型農民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切入點，致力于提高農民就業技能，增強農民務農、務工本領。要以農村富余勞動力和向非農產業轉移的人員為重點，按照不同行業、不同工種、不同崗位的要求，進行定向實用技術培訓，擴寬農民增收致富的渠道。
（2）統籌城鄉經濟，加快一體化進程。結合新農村建設，積極發展農村商業、飲食、旅游等第三產業，扎實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推動農業人口向第二、三產業和城鎮轉移，以擴大農民的非農收入。
（3）穩定農資價格，完善農資補貼。要加強對種子、化肥等農資產品的生產流通、零售等環節監管，確保農資價格穩定。要嚴厲打擊販假售假、無證經營等行為，切實維護廣大農民利益。同時，要抓好農產品產銷工作，多渠道促進農產品流通，確保農產品產銷兩旺。要做好大宗農產品滯銷應急預案，最大限度保障農村居民的利益。
（4）改善農村金融服務，助推“三農”經濟發展。要加強政策引導，促進銀行信貸與民間借貸共同發展，充分滿足農村居民金融需求。政府、金融管理機構應對民間借貸的發展給予積極引導，規范管理;同時銀行業金融機構應當積極創新金融服務，有效發展農戶小額信貸，在貸款利率、期限、數額、擔保抵押等方面盡可能照顧農村地區金融需求。
第5篇：農民收入問題調查范文
關鍵詞:農民增收;農村工作;對策
中圖分類號:F32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22006101
增加農民收入問題已成為當前農業和農村工作中的熱點和難點問題。要做好農民增收工作,必須要有新思路。針對莫旗這樣的邊遠少數民族自治旗農民增收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發表以下粗淺的見解。
1 農民收入的現狀與特點
(1)農民收入增長帶有階段性。改革開放30年以來,莫旗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幅度提高。1978-200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由81.5元增加到3586.7元,年均遞增13.9%。從莫旗農民收入的增長趨勢來看,大體經歷了五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79-198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由81.5元增加到357.1元,為農民收入增長較快時期,年均遞增34.4%。這一時期農民收入快速增長有兩個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個是農村實行;一個是農產品價格提高。第二個階段從1985-199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由380.5元增加到649元,為農民收入增長徘徊時期,年均增長11.3%。這一階段具體說來也有兩個因素,一是生產資料價格暴漲抵消了農產品提價的好處;二是鄉鎮企業出現滑坡。第三階段從1991-199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由654元增加2039元,為農民收入恢復增長時期,年均增長25.5%。第四階段從1997-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270元到2096元,為農民收入下降時期年均下降1.6%。以上現象表明,近幾年農民收入增長減緩,也是一具階段現象,必須從實際出發,正確認識和分析當前這一階段的特殊性。第五個階段從2003-200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202元增加到3586.7元,為農民收入穩步增長期,年均增長幅度13.0%。這一階段主要有三個因素,一是農業稅減免;二是國家政策性補貼增加;三是外出務工收入增加。
(2)農民收入增長的不平衡。這一特征在當前尤為突出,而且呈現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嚴重的趨勢。從調查情況看,凡是收入增幅較小的,大多數是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民。靠近縣城和公路等交通方便的鄉鎮的農民,年均收入比其他偏遠鄉鎮的農民高。從事多種經營的農民收入遠遠高于單純從事種植業的農民。
(3)農民收入增長的差異性。一是地區之間的差異。不同地區自然條件不同、經濟結構不同,導致了農民收入的差異性。二是文化程度的差異,文化程度高的人群的收入高于文化程度低的人群的收入。三是就業率低的差異。農村目前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的就來率高低,直接關系到收入的高低。
(4)農民收入的結構性。農民收入結構基本上分為三大塊,一是工資性收入,包括在鄉外地人企業務工、外出打工,從號召其他類型的勞務等收入,占純收入的19.6%;二是家庭經營收入,包括種植、養殖及二三產業等收入,占68%;三是轉移性和財產性收入,占12.4%。
2 存在的問題
(1)不善于調整種植結構。由于許多農民文化素質低,不愿接受新生事務,總是生產他們習慣生產的東西,沒有根據市場的變化來決定生產經營什么,結果生產出來的產品毫無優勢,增收困難。還有許多農民不了解市場信息,缺乏市場預測難力,不考慮本地實際,盲目跟風,結果是“種啥啥多,養啥啥賠,越調越虧”。
(2)傳統農業效益比較低,農業生產結構適應性、戰略性調整難。一是傳統種植業受到沖擊。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小而全和自求平衡的種植業生產結構和區域布局顯得越來越不適應,大宗農產品賣難問題突出,由于成本居高不下,許多農產品生產已處于微利或虧本的狀態;二是對土地的投入不斷減少。由于農業的比較效益下降,農民對土地再生產的投入不斷減少,土質日趨惡劣,貢獻率越來越低。
(3)農業科技含量低。由于農民科學文化素質低,缺乏運用拳科技的能力,生產出的產品科技含量低,沒有走品牌戰略,在激烈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影響增收。另外政府農技部門對推廣新技術方面也做得不夠有力,使很多新技術無法及時傳到農民手中,致使許多好的增收拳技術、新方法與他們無緣。
(4)農村人口多,城鎮化滯后,勞動力轉移難。影響農民收入最突出的一條是農民數量過多,全旗近80%的農村勞動力依附于土地,農村資源配置不合理,勞動生產率較低,制約了農民增收。
(5)農牧業產業化處于初級階段,與市場對接、形成新型的利益機制難。一是農牧業還一直停留在單一的生產環
節上,尤其是因為農產品不能及時消化、升值,只作為簡單的原料而庫存積壓甚多,無法增加附加值;二是缺乏準確、高效的市場信息網絡,缺乏適應市場需求的產品品質標準、缺乏與農民利益聯系緊密的大規模營銷組織和企業、缺乏現代化的儲存、保鮮和動輸能力,致使農民的生產往往難以把握市場需求變化,農民的利益往往在流通環節上受到很大損失;三是生產與加工、銷售脫節,農民的初級農畜產品賣不上好價錢,又得不到加工和銷售環節的增值,農牧業比較交益低,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加。
(6)農業基礎設施仍然薄弱,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差,國家對農業的支持沒有明顯增加,農業和產中的資金思想方法難仍然存在,農田基本設施建設差,依然靠天吃飯。
3 農民增收的主要對策建議
(1)大力發展特色種植、養殖業,驅動農民增收。在種植業結構調整過程中,要突出特色,加快優勢產品向主產區集中,大力營造各具特色的優勢區域和優勢產業帶。推廣“復合型農業”,逐步走舍飼圈養的路子。將放牧與舍飼有效地結合起來,大力開展牛羊育肥,加快畜群周轉,提高牲畜產肉量,均衡四季出欄,努力實現群眾收入增加和母畜比例提高的目的。
(2)積極推進農牧業產業化進程,拉動農民增收。從家牧為產業化的整體建設考慮,今后的重點放在抓基地、強龍頭、打品牌上。一是抓基地。在充分發揮比交優勢的基礎上,確定具有特色的主導產業。二是強龍頭。龍頭企業是農牧業產業化的關鍵,要增強農業的創新能力,就必須把龍頭做大、做強。三是打品牌。品牌是實現產業發展和產品進入市場的靈魂。打造和培育精品品牌,不斷提高其市場占有率,是實現農產品銷售增值的有效途徑之一。
第6篇：農民收入問題調查范文
一、研究背景
自1978年，發韌于安徽鳳陽小崗村的的普遍推廣，極大釋放了農村受壓抑的生產力，促進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改革開放前幾年農村經濟迅猛發展的勢頭，縮小了與城市的差距，但隨著制度創新帶來的效率的逐漸減弱和城市偏向思維的泛濫，從1986年開始農村經濟增長速度出現回落，此后很長時期內，農民收入增長速度遠低于城市，城鄉的差距隨著改革的深入而不斷拉大，矛盾趨于激化，直至今日形成的“農村、農業、農民”“三農”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體制性瓶頸。在這種背景下，大量學者研究農村地區收入差距與貧困問題、城鄉矛盾問題等。如萬廣華等[1]以回歸為基礎的分析框架，將總收入分解為地帶內不平等和地帶間的不平等，分析中國東、中及西部三大地帶1985-2002年地區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根本原因，研究認為地帶間的不平等擴大速度要大于地帶內的不平等擴大速度，前者的貢獻率一直保持在60%以上，資本對不平等的貢獻率逐年上升，人力資本及農村工業化等的貢獻率在下降；在另外一項研究中，萬廣華等[2]引用廣東、湖北和云南3省的數據，研究中國農村收入不平等問題，結果表明地理位置和資本在農民收入不平等中有重要作用，而農業結構比勞動力和其他因素更能解釋農村收入不平等這一現象。朱農[3]基于湖北省的調查數據，研究農村非農業活動對農民收入分布的作用，結果表明，2002年農村非農收入中的平均份額已占到了40%，其計量研究結果顯示，農村非農活動降低了農村的不平等，顯著提高了農村家庭的收入水平。楊國濤[4]對寧復西海固的720個農戶分析，結果表明地理區位與農戶特征決定了貧困規模和程度的差異性。楊國濤等[5]以寧夏農村住戶為對象研究收入結構變動對貧困的影響，得到結論是家庭經營收入對貧困的減緩貢獻份額最大，工資性收入在1999年以后的貢獻份額大幅度上升，而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對貧困的影響最小。王洪亮等[6]運用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測算1983-2003年中國省際間農民收入的不平等，認為從收入來源上看，中國省際間的農民收入不平等主要表現為工資性收入的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的擴大主要源于收入結構效應，此外，農民收入的不平等在區域上主要表現為東中西三大區域間的不平等，且帶有越來越強的時間依賴性。
可以看出，對農村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可謂視角眾多，所得出的結論也不盡一致。但令人費解的是，在農民個體之間收入的差異擴大與貧困成為農村社會經濟的一個突出現象的情況下，確鮮有學者基于農民個體（農戶）數據研究農村微觀個體之間收入的不平等與貧困問題。筆者將從創業的視角，利用農戶家庭調查數據，探討農民創業對農村收入不平等與貧困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筆者借鑒朱農[3]與魯鳳[7]的研究思路，用目前國內外應用較為廣泛的兩種方法來分析農民創業對收入分布和貧困的影響：一是基尼系數的分解法。即將農民創業收入視為一種“額外收入”，外在地加到家庭總收入之上，這種方法是將收入分解為不同的來源，然后將基尼系數按不同收入來源進行分解，研究各種來源對收入分布不平等的貢獻；二是家庭收入模擬法。即將農民創業收入視農民家庭收入分布的一種“潛在收入”。具體來說，就是要對每個家庭戶估計在不進行創業活動情況下的收入，再比較這個收入和調查所觀察的收入的分布，從而分析創業活動對收入分布的作用。
（一）基尼系數的分解法
基尼系數是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眾多種測度指標中最主要的一個，它能夠進行分組分解和來源分解，因此，廣泛應用于現實分析。首先，我們引用基尼系數的分解法，分析農民不同收入來源對不平等的貢獻，以考察農民創業活動帶來的影響。設y1、y2……yk為K種不同收入來源的的家庭收入，如農業收入、農民創業收入、其他非農收入等，y0為家庭總收入，即收入y0=∑yk，則基尼系數可被定義為總收入和收入累計分布的協方差的函數。
第7篇：農民收入問題調查范文
酉陽縣坐落在重慶東南隅。是一個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市級貧困縣。全縣有39個鄉鎮。其中，水壩村由8個組組成，全村共265戶人家916人。我選取了其中的一，二組作為調查對象。兩個組共72戶人家263人。寨子依山而建，四面環山。這里的居民全部為土家族，但除了還保留少數的傳統習俗外，看不出其它的少數民族特征。顯然是已經全部漢化了。這里的居民沿襲祖祖輩輩的種植業，并以此為生。
為使調查實事求是，避免主觀臆斷我首先對兩個組的人口年齡組成，勞動力結構以及教育程度進行了統計。統計數據如下表：
從上面的表中我們可以看出：這里居民的教育程度普通偏低，而且低得叫人痛心。就連九年義務教育也成問題。而表中20歲以下的92人中有近20人現在出門打工在外，16歲以上的幾乎有90%都在其中。而這些童工們的工資最高者每月拿不到1000元去生活費及其它費用，有的連回家的路費也賺不到;而21至40歲的100人中有超過60%的人出門打工在外，沒有文化，沒有技術的他們幾乎所有的人都靠出賣苦力賺錢，而且是加班加點地干，省吃儉用地過。而真正能賺到的錢又少得可憐;甚至，有不少40歲以上的農民也趕著外出打工。在農村，外出打工似乎成為一種潮流。而對于這樣一群常常被城市所歧視的人來說，外面的世界又是那樣的陌生和充滿荊棘。但他們為了生活又不得不為之……。農村太窮了，做農民太苦了，所以他們都趕著出去。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2000年3月，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的《上總理書》。他在上書的開頭寫道：“我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含著淚水給你寫信。我要對你說的是，現在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書中寫道：在農村，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債臺如“珠峰”，干部如“蝗蟲”，責任制如“枷鎖”，政策如“流言”，謊話如“真理”……。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農村人，我能真切的觸摸到農村有多窮，農民有多苦。但看到《上總理書》我又不禁渾身一觸。在這次調查中我開始重新省視：農村到底有多窮，農民到底有多苦。
在調查中，當問到“你們每年人均收入有多少”時，一位村民讓我給他算了一筆帳。現將其列于下表：
項目谷物玉米兩頭豬農副產品一人外出打工
收入1500斤1100斤一吃，一賣(600元)200元2500元
項目化肥種子農藥學生各種集資日雜農稅
支出250元100元250元20元200元50元
而表中的1500斤谷物和1100斤玉米是不能算成人民幣的。除去喂豬所需的飼料，剩下的糧食剛剛好夠吃。現在來為他們算這筆帳：600+200+2500=3300元，3300-250-100-250-20-200-50=2430元，按平均每戶3.5人算，則人均達不到700元。這與國家統計的“我國農村人均收入從1978年的113.6元提高到了2001年的2366元”大相徑庭。這2366元是怎么來的呢?國家統計局副局長指出：2001年中國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為6860元，農民為2366元，那末這個比例本來應該是3：1，當這個2366元中很大一部分是空頭支票，農民的實際收入才1800元，也就是說這個比例可能是5：1甚至6：1。而拿我所調查的農戶與這個6860元相比，那末這個比例就是將近10：1了。
農民窮，讓我們再來看幾組數據：
1.家扶貧基金協會會長王郁昭2003年3月指出：當前中國農村人均收入
500元(1.37元/天)以下的人口有1459萬;
人均收入在1000元(2.74元/天)以下的人口為3億1075萬人;
人均收入在1000元~2000元(2.74~5.48元/天)的人口為3億1079
萬人。在此次調查的72戶263人中，這樣的數字更是觸目驚心：有近一半的人家人均收入在500元以下。
2.我國農民純收入年增長速度從1996年的9%下降到2000年的2.1%。城鄉差距擴大到2.8：1，接近1949年的2.84：1的歷史最高記錄。而這個2.8：1又是那樣的叫人不可信賴。農民收入增長速度如此之慢，城鄉差距如此之大，實在是叫人痛心啊!
3.在我所調查的水壩村，村里沒有一所學校，沒有一所醫療所，沒有一個郵政所，沒有一個商店，沒有一個企業，沒有一個十萬“富翁”……。以種植大米，玉米為生居民們，一年難得換上一套新衣服。他們自己養了雞，一年卻難得吃上幾回雞肉;他們自己種了各種各樣的蔬菜，但為了賺幾個肥料錢，他們多數時候吃的是蘿卜白菜。農民窮，但農民的負擔卻很重，與城市居民相比較，可以說是不公平，是政府對農民的一種偏見。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鐘偉教授指出：日前，我國農稅累計為2100億元，而政府在農業上的支出僅僅為800億元。兩者相減，可以看出農民白白地為政府貢獻了1300億元。這種剪刀叉在網上有人戲稱之為“劫貧濟富”。
國家規定的農民合理負擔應該為其純輸收入的5%。而實際上，各種農稅(包括地方附加稅，特產稅，屠宰稅，耕地占有稅，契稅)，提留統籌費等以及義務工和積累工，教育集資等加之五亂(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亂加碼，亂罰款)等其它負擔的影響。其比例遠遠超過了5%。在此，我們姑且不看三亂五亂等雜派對農民負擔的影響，且看一下這個5%的合理性。就拿三提五統(三提指：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五統指：計劃生育費，民兵訓練費，衛生事業教育費，村干部組織費，集資辦學費)為例。與城鎮居民相比較。我心里就有些為農民喊冤。為什么城鎮居民不需要交的東西在農村就是合理的了呢?雖然現在政府實行改費并稅政策，但是在很多地方這一政策只是形式而已。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農民負擔如此之重呢?
一.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我國農民純收入年增長速度從1996年的9%呈下降趨勢，至2000年僅僅為2.1%，“增加農民收入”這一政策似乎僅僅成了一個口號。在我的調查中，增加農民收入就成了政府利用老百姓的一著高招。幾年前，政府為了為了“增加農民收入”在農村大力宣傳大辦烤煙，讓種玉米辛苦了一輩子的農民著實高興了一把。烤煙是出來了，但是，煙廠卻倒閉了。這樣好好的上等烤煙硬被打成了下品煙給收了上去。如今到處矗立著的烤煙棚成了牛圈。二.農村基層組織太盤大，國家統計局等11個部委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平均每個鄉鎮黨政內設機構為16個，平均人員158人，超過正常編制的2~3倍。平均鄉鎮下屬單位為19個290余人。下面再讓我們來看一個表。
中國歷代官民比例表
時期西漢唐高宗時元成宗時康熙時建國初現時
在陜西的黃龍鎮，該比例竟然達到1：9，官多民少農民的負擔自然不會輕。就拿公車開銷一項來做個計算，一般一個縣四大部門擁有工車達40輛，僅此一項每年的費用就高達4000多億。加之官多嘴巴多，每年要吃掉多少農民的稅?況且，領導多了政績就一定要“好”，所以很多鄉鎮出現數字出政績的現象。謊報民情，以至上層對農民收入統計過左，偏離實際地指導農村工作，盲目地制定農村發展計劃。自然而然地是增加了農民的負擔三.鄉鎮企業倒閉破產增多，我所調查的銅古鄉僅有的一個鄉鎮企業便是一個水泥廠，然而它為農民帶來的是什么呢?是漫天的煙霧和惱人的噪音，是滿身的塵土和微薄的薪水，是挾巨款逃跑的廠長和經理。企業瀕臨破廠，于是廠里扣發工資，集資擴廠，擴廠虧損，于是廠里又扣發工資。
四.政府不辦義務教育，農民只能自己集資辦學。我所調查的水壩村，沒有自己的村小，孩子們只能跑到四五里遠的清和村，官塘村就讀。國家一直宣傳普九，然則在我的調查中發現，高昂的學費使得普六也成為問題。正好，反正沒有錢讀書，兒童成了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的一支生力軍——在家務農，出門打工。然后長大結婚生子，又讓他們的子女重復自己的路。如此形成惡性循環，實在叫人痛心啊!
在我的調查中發現每個村小小學生每學期的平均高達200元，即每年高達400元之多，比城鎮的收費標準還高。在此我不禁想問：義務教育到底何時才能在農村普及。在我的調查中，發現有一家7口之家，母親是個瞎子，兩個大女兒未滿18歲便相繼出嫁了。留下一個本來該讀初中二年級的兒子和一對未滿10歲的雙胞胎妹妹。一家人的生活來源全靠父親一個人種地，農閑時進城打點雜工。由于家庭困難，快滿十四歲的兒子仍然是讀一學期書又回家放一學期的牛。等到父親找到了書學費或者兩個姐姐寄錢來了又重新揀起課本。今年小學畢業，小楊杰很是失落。因為高昂的學費迫使他有可能從此永離課堂。哥哥且是如此，兩個妹妹就更是難堪了。
五.農產品的貶價，首先算一筆帳，在過去的五年中農產品價格持續下跌，以谷物為例。在過去的五年中我國谷物產量達4億噸，平均每斤降價2毛錢，那末：4億*2000*0.2=1600億元，也就是說僅此一項農民平均每年就損失300多億元。在我的調查中，責任制似乎真的如《上總理書》所說成為一種枷鎖。由于農產品價格太低，農村勞動力紛紛外流，以至于大量肥土良田荒蕪。然而，上百元的農稅又不得不交。在西方許多國家，政府不是去賺農民的錢，而是要向農業做補貼。所以免除農稅成為中國之必要。
那末，如何減輕農民負擔呢?
第一.貫徹落實農村稅費改革。一直以來，農村稅費改革都難以逃出黃宗曦定律的怪圈子。經濟學家用公式來表示這一定律為：B=A+NX，其中B為經改革后的稅收，A為改革前的稅收，N為改革次數，X為每次嘎嘎感中雜派。很顯然要使A小于B，關鍵就在于要使X小于0。所以推進農村農村稅費改革必須做好以下幾點：
1.費稅為稅，由于費要遠遠高與稅，所以在不另增加其它雜派的前提下，并費稅為稅可以減輕農民負擔。當然國家是提出了這一政策，但具體的落實在某些地方便成了一種提法。2.該減則減，能免則免。在國家規定的農村合理稅費中，有些東西(與城鎮相比較)我們可以說是額外的，而有些東西可以說是過多的。如果政府能夠考慮“少從農民那里賺點”做到該減則減，能免則免，那末也能減輕農民負擔。
第二.精兵簡政，基層領導機構過于膨脹，形成官多民少的局面。干活的人少，而吃飯的人多。自然是加重了干活的人的負擔。所以，對基層領導機構進行精簡，對政府部門進行重新規劃，具體落實其工作職責，充分調動各部門的能動性成為急需。
第三.增加農民收入。農民收入增加了，其負擔所占的比重就自然減小了。況且，增加農民收入是我們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增加農民收入，政府部門必須做好以下幾點：
1.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素質，讓其能夠真正做到在其位謀其事。充分調動各部門的能動性，使其能夠真正為農業服務，為農民服務。
2.調整農業結構，引進適合當地環境的經濟農作物，因地制宜，幫助農民發展經濟作物。讓科技與農業接軌，引導農民發展高科技農業。
3.多向農民提供小額貸款，扶持農民發展農副產業，便為其提供技術指導，經濟援助以解決農民農民創業的經濟憂慮和技術憂慮。
4.大力扶持，創辦鄉鎮企業，為農民提供就業機會。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同時也增加了鄉鎮的財政收入。
第四.規范農業稅收環境，嚴厲制止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亂罰款，亂加碼等違法的活動。明確農村稅收條目，并向農民講解稅收的有關規定。同時要具體落實“十五大”提出的“村務公開”政策。讓農民自己來監督稅費流向。
第五.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雖然我們現在在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但是我國農村的很多地方還在溫飽線上掙扎，然而靠自己生產養活自己的農民基本上是沒有什么最低生活保障的。似乎國家的社會保障的恩澤并沒有涉及到農村。
第六.完善農村郵政，通訊，醫療，衛生，教育，保健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特別是農村的教育設施，在農村幾乎所有的村小學校都是村民自己集資辦的。可想而知，連自己衣食還成問題農民他們集資辦的學校會是一個什么樣的學校。在我的調查過程中就看到了這些叫人酸楚不禁的學校。在調查中，我發現很多問題可以說都是由于“農村太窮，農民太苦”而造成的。
1.法律意識淡薄。由于農村大多數人文化水平偏低，很多地方的村民完全沒有法律意識。遇到事情僅僅依靠常理甚至是武力來解決。根本沒有形成自我保護意識，有的地方政府部門還利用村民的愚昧，法律觀念淡薄來對其實行欺騙甚至是恐嚇統治。嚴重的破壞了政府部門的形象，破壞了黨和國家的聲譽。
2.政策觀念淡薄，在我的調查中發現很多村民不能說出他們所交的費稅中有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也不知道國家對農村稅收有些什么政策規定。
3.環境意識淡薄，在農村普遍存在環境意識淡薄的現象。其中最主要的表現在于伐柴燒飯。由于政府部門對農村能源的冷漠態度。沼氣，電能等能源在農村沒有得到廣泛應用，以至于農民把刀斧伸向樹林。在我的調查過程中，沒有發現一個沼氣-池。幾乎所有的村民都以木柴為能源取暖，煮飯。
4.由于農民窮，所以很多農民多想借外出打工來增加收入。大批的農民棄農從工，自然這是能夠增加一個家庭的收入，加快我國的工業化改造。然則其帶來的負面影響更為嚴重
首先：由于大量的勞動力外流，造成農村勞動力匱乏。從而造成土地荒蕪，農田荒廢。農民沒有信心把精力放在土地上，農業發展在農村停滯不前，農業在農村面臨空前的危機。
其次：由于大多數外出務工的農民素質低下，專業技術落后。所以，外出打工只能靠賣苦力，而且工薪微薄。而社會就業形勢的日趨緊張，勞工素質要求的高標準化，使得農民外出打工的路上充滿了荊棘……。由于外出打工賺大錢的夢想破滅，加之城市對農民的歧視，很多打工仔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嚴重的影響了社會治安。
第8篇：農民收入問題調查范文
關鍵詞：農民收入；現狀；存在問題；對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32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1)05－0018－1
農民增收問題是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也是農村建設全面小康的關鍵問題，過去傳統的創收渠道和經營方式已不適應經濟發展新階段的需要，尋找和培育農民新的增收途徑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課題。分析農民收入發展變化情況，深入剖析農民收入增長的原因，探索增加農民收入的方式方法，進而提出增加農民收入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議，對政府的決策提供參考，顯得越來越重要。
1 浦城縣農民人均純收入總量及結構
農民人均純收入是指農村住戶當年從各個來源得到的總收入相應扣除所發生的費用后的收入總和。主要有家庭經營收入、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四項構成比為57：30：11：2。因轉移性收入占比重很少，主要從家庭經營收入、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進行分析和探討。
2 農民人均純收入提高的原因分析
2.1勞務性收入顯著提高
浦城縣地處閩浙贛三省交界，占據優勢的地理環境。幾年來浦城縣的招商引資，建立浦南生態工業園區及各鄉鎮的工業平臺，在吸納浦城縣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同時，越來越多的農民外出務工經商。工資性收入逐漸成為浦城縣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占農民純收入的30％，并有力帶動農民純收入的增長。
2.2農業收入仍然是家庭經營收入的主要來源
浦城縣是傳統的農業大縣，家庭經營收入中的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構成比為67：12：21。第一產業占家庭經營收入67％。農業增收主要是在自然環境、農業技術、惠農政策和市場等諸多方面有利因素共同促進的結果，農產品價格的一定幅度上漲直接拉動農業收入的高速增長。
2.3服務性收入是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
服務性收入占家庭經營收入21％，城區市場的飛速發展，推動了商人和專業服務隊員的不斷壯大，近幾年服務性收入比重在快速增長。
2.4財產性收入構成農民收入新的增長點
占農民純收入的11％，經濟的發展吸引偏遠的外來務工人員，農民的自有住房出租，用剩余的資金進行投資所得利息、股息等，成了我鎮農民收入新的來源。
3 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3.1農業生產成本上升較快
成本費用占收入總額40％。遏制了農民收入的快速增長。雖然今年農產品價格上漲對農民增收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又遏制了農民增收。
3.2勞動力素質偏低
工資收入提高空間有限，現80％務工農民仍從事初級工作，高級技術人員比重少，農民文化素質普遍偏低，直接阻礙了他們對勞動技能的掌握，特別對高技術含量的獲取，經濟發展對非熟練工人的需求量有限，這就限制了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機會的獲得和工資率的提高，制約農民收入進一步增長的主要原因。
3.3農業產業結構單一
第一產業占家庭經營收入的67％，農業收入仍然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據此走訪調查，種植業還占農業生產的第一位，隨著國家惠農宏觀調控，農產品價格穩中有升，但因化肥、農藥、種子、用工工資等價格上升，生產成本持續上漲，嚴重制約農民收入持續增長，農業收入對農民人均純收入的貢獻率明顯縮小。
3.4耕地種植利用與規模經營程度偏低
浦城縣地處閩北山區屬亞熱帶季風氣候，溫潤潮濕，適宜種植雙季稻，但因輕農，種植的糧食足夠一家溫飽的思想，90％的耕地只種一季，耕地閑荒，國家雖在保持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的前提下鼓勵土地流轉，農民對土地保守，使土地流轉緩慢，導致分散種植，不便管理，耕地利用率偏低，不利于發展高效農業。
4 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
4.1加大對“三農”的扶持力度
提供資金支持，包括信貸、基礎設施投入和財政補貼；技術與人才的支持，引入先進技術與高素質人才；制度與政策的支持，健全農村保障制度，優惠政策和農產品的保護政策，降低生產成本；法律與信息的支持，提供法律咨詢、法律維權、氣候預測、政策走向、市場供求變化等。
4.2提高農民素質
提升農民素質需要政府和社會的支持，整體提高農民素質，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支撐。農民素質包括身體健康、文化知識、科學技術、思想道德、經營管理等。保證農村基礎教育的同時，注重教育采取多種形式多種渠道對農民進行培訓，掌握一技之長。
4.3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
實現農產品商品化，以市場為導向，調整優化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是保持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根本途徑。因地制宜，擴大經濟作物、養殖畜牧業的生產規模；因時而變，大力發展原生態綠色產品；順應市場，實現產業鏈與價值鏈的統一；合理規劃，實現農業、工業、服務三大產業的相互促進作用。
第9篇：農民收入問題調查范文
總體上看，村集體經濟實力相差懸殊，多數村莊的集體經濟收入微薄。有將近一半的村莊集體收入還不到5萬元，而低于10萬元的占到近60％。另外，收入高于50萬元的村占22.6％，高于100萬元的村占到16％。村級集體經濟收入的平均值為190.8萬元，剔除少量超過1億元收入的特殊樣本，平均水平為79.2萬元。
分地區來看，東、中、西部集體經濟實力差距明顯。西部、中部各有91.4％、75.9％的村莊收入在10萬元以下，而東部有近60％村莊集體收入在10萬元以上，其中有33％的村莊超過了100萬元，而在西部和中部只有3.9％和1.2％的村莊能達到這一水平。
同樣的情況也體現在與收入相對應的支出上。所有被調查村莊中，集體支出在1～5萬之間的頻率最高，為31.1％。其中，東部有61％的村莊支出在20萬以上，而中部和西部分別只有11.7％和5.6％。東部有三成村莊的支出超過50萬，而中、西部卻不到1％和3％，差異明顯。
大量的村集體支出用在了公共建設和管理費用上。其中，前者占42.5％的比重，中西部地區這一支出的比例都超過了50％。管理費用則占20％～50％。管理費用中又以村組干部工資占比最重，達61.7％。調查村莊中村干部年平均工資為8714元。
令人吃驚的是，調查村莊中有32.9％的村莊資不抵債。凈資產處于－10～0萬元之間村莊比例為21.9％，處于0～10萬元、10～50萬元、50～100萬元、＞100萬元的村莊比例分別為18％、16.8％、7.2％和25.1％。
從負債資金的使用結構看，1710個村莊回答了村莊負債使用的問題，村莊負債資金最主要的用途是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東部地區負債資金用于辦企業的比重明顯高于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負債資金用于教育支出的比重很高。中部地區村莊負債用于支付干部工資和上繳稅費的比重最高。
農民收入差距懸殊，增收困難
地區之間農民收入差距懸殊。調查村莊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達到了3823元，高于2005年全國的平均水平。從收入分組情況來看，收入水平在2000～2999元的村莊比重最高，達22.01％，近一半的村莊農民人均純收入低于3000元。
分地區來看，中部和西部地區農民的人均純收入都遠低于東部地區，分別是東部地區人均收入的47.14％和33.09％。貴州安順市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只有997元，不到全國水平的1／3。而東部的蘇州市，農民人均收入為8797元，超過全國水平的2倍，是安順的8倍。
農資價格過高、缺乏資金與技術制約了農民增收。農資價格偏高是農民增收難的最突出原因。2491份村莊有效問卷中農民對增收困難的原因選擇情況，排在首位的是農資價格過高，選擇此項的村莊比例接近70％。選擇缺乏資金與缺乏技術兩項的比例接近50％，分別排第二和第三。
此次調查的村莊中，有47.3％的村莊認為當地農民收入難以提高的重要原因是“缺乏資金”，說明很多農戶都有很強的資金融入需要。
社會保障堪憂
中部扶貧工作最差。調查樣本共有103962戶貧困戶，“貧困發生率”(貧困戶／總戶數，下同)為7.55％。
調查發現，地區之間貧困發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在調查的村中，中西部地區“因上學致貧”最多，東部相對較少，表明中西部教育負擔最重，東部教育負擔能力相對較強；東部“因病致貧”最多，表明醫療負擔均較重；“因殘疾致貧”東部最高；中西部“因經營致貧”比東部分別高出3.3和2.23個百分點，表明中西部農民應對市場風險能力欠佳。
調查村莊中接受救濟的貧困戶數為52993戶，“貧困救濟率”為50.92％，貧困救濟標準從每月最低的2元錢(河南、湖南、甘肅共5個村)到最高的531元(上海市朱涇鎮溫河村)，平均為57.68元。
中部地區貧困救濟率最低，村級扶貧工作最需要加強。在調查的村莊中，近一半的貧困發生在西部地區；貧困救濟率中部最低；救濟標準東部最高，是西部的3.89倍，是中部的6.41倍，表明中部地區扶貧工作最差，但即使在東部，仍有高達32.79％的貧困人口未獲救濟。
看病難、看病貴。農村醫療資源嚴重匱乏。
農民對實行新型合作醫療積極性高的村占82.1％；有69.9％的村認為實行新型合作醫療能解決農民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貧問題。
調查中74.9％的村莊開展了新型合作醫療。東部地區92.6％的村莊開展了新型合作醫療，明顯高于中部65.8％和西部58.3％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