園藝研究方向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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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園藝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 相互依存網絡； 體系破擊； 仿真試驗； 量化標準

中圖分類號： TN711?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373X（2016）13?0077?03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studying the interdependence network structure， the quantitative criteria of point?degree value， approximation value， intermediate value and feature vector value is put forwar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tructures of dual?layer network and multilayer network. And then the importance of interdependence network node in the whole network is measured. According to the proposed attack schematic diagram， the selection algorithm is used to select the sequence of attack node to attack the network. The simulation experiment results prove that the proposed interdependence network attack principle is feasible and effective， and has the great use value.

Keywords： interdependence network； system attack； simulation experiment； quantitative criteria

0 引 言

隨著計算機科學技術和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現如今的技術網絡之間的彼此聯系越來越緊密，單一的獨立網絡越來越稀少，更多的網絡開始在物理上、地理上或者邏輯上相互依存，當然，這里的網絡不僅僅是指計算機網絡系統，還涉及到交通運輸系統、金融系統等。學術界在復雜網絡研究的基礎上，于21世紀初開始利用工程學的理論系統性地分析各種基礎網絡系統的相互依存關系，并且初步評估了這些基礎設施系統在遭受突發狀況下的脆弱性。相互依存網絡理論模型于2010年被提出，從此人們開始從復雜網絡的研究轉到相互依存網絡的研究，開始了新的里程。

1 相互依存網絡的基本概念

相互依存網絡理論脫胎于復雜網絡理論的研究，在之前的復雜網絡模型研究中，主要是單獨分析某些復雜網絡的性質和功能等，如互聯網絡、鐵路交通網絡、人際社交網絡等，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網絡系統之間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強，需要深入研究由相互作用的多個網絡組成的系統，進而對這些系統的運作有全面的理解。

1.1 定義和模型

相互依存網絡（Interdependence Networks）是指由彼此之間有著相互關系的兩個或者多個網絡組成的一個網絡系統，如圖1所示，其中正方形節點和菱形節點分別代表兩個不同的網絡中的節點，每個獨立的網絡內部節點之間的聯系用實線表示，兩個不同網絡彼此間的聯系用虛線表示，這就是一個相互依存網絡的簡單結構構成。

1.2 結構類型

相互依存網絡的各種特性與相互依存網絡的結構有著非常重要的關系，因此，要充分理解相互依存網絡就必須對其結構加以研究。通常情況下，根據網絡的層次性將相互依存網絡分為雙層和多層相互依存網絡。

1.2.1 雙層相互依存網絡

如圖1所示，是典型的雙層相互依存網絡的模型，是指兩種不同的網絡之間具有相互的連接關系。現實中符合此類模型的相互依存網絡很多，比如航線?計算機網絡，飛機從一個機場起飛，在另一個機場降落，每個機場之間靠飛機產生聯系，然而每個飛機的信息必修靠計算機進行交匯，一個機場的計算機網絡保障所有的航班順利運行。在雙層的相互依存網絡中，還可以根據節點之間的連接對應關系分為一對一連接關系和多對多連接關系，圖2是一個多對多連接的雙層相互依存網絡模型。

1.2.2 多層相互依存網絡

上文介紹的由兩個系統構成的雙層相互依存網絡具有的理論研究意義遠遠大于實際意義，因為在實際的生產生活中，更多的情況是由多種設施網絡相互連接構成的多層次相互依存網絡，如奶源基地網絡和奶產品供應銷售網絡的融合、燃氣管道網絡和電網的融合等。多層相互依存網絡系統主要是指三個或者更多的不同的網絡相互連接，圖3給出了三種多層相互依存網絡的結構構型。

2 相互依存網絡破擊原理

在相互依存的網絡中，往往攻擊一個或幾個連接的節點，就可以通過節點與其他節點的彼此聯系導致其他節點也受到攻擊，進而產生“多米諾效應”，最終導致絕大部分的網絡甚至整個網絡的癱瘓，這就是相互依存網絡破擊體系要達到的終極目標，達到“以小搏大”，“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2.1 破擊目標選擇算法

第2篇：園藝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可以直譯；不可以直譯；近向體；遠向體；語言習慣

中圖分類號：G6233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120X（2016）29-0036-03收稿日期：2016-07-29

日語中的近向體和遠向體是經常困擾學習者們的語法難題之一，筆者曾經在《關于近向體遠向體的含義和用法的研究》 和《關于日語中的近向體和遠向體與其前項動詞關系的分析》兩篇文章中進行了部分闡述。前者在總結以往學者對近向體和遠向體研究的基礎上，分為實意動詞和助動詞兩類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歸納總結和探討，并作為近向體和遠向體的翻譯方法研究的系列論文之一，為后續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后者則對日語近向體和遠向體的含義、用法，及其與前項動詞的關系進行了比較細致的整理。并針對其助動詞用法，分門別類地討論了它與不同前項動詞接續時產生的不同效果。筆者將通過對近向體和遠向體與漢語的“來”“去”進行比較性的分析，從而梳理出近向體和遠向體的翻譯方法。

近向體、遠向體在翻譯成漢語時往往能和漢語的“來”“去”直接直譯。

例子：

（1）Lは草原を渡り、彼女のを微かにeらせj木林にiけていった。（清風拂過草地，微微掠過她滿頭秀發，向雜木林吹去。）

（2）iみは玉枝の言うままに、上がり口にゴムのL靴をぬいで上がっていった。 （小步按照玉枝的話，在臺階口脫下了長靴，向屋里走去。）

但是，由于一些極為復雜的原因，在實際的翻譯工作中，往往存在明顯的“翻譯不均等”現象。

例子：

（3）それは何よりよい方法だ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これでF地の人々と接して行くことになる。 （他們只會按照日本的方式方法行事，并把這一套運用到與當地人的交往中（去）。）

（4）「工我工搜謠磨嘯幛zをとりにしい影をのぼっていくところまでですねとWを言った。 （我說：“在一個狂風暴雨的黑夜爬上險峻的懸崖掏鳥窩（去）嗎？”）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不同的思維方式造成了這種“翻譯不均等現象”。因而我們在翻譯過程中，不僅要翻譯其本身的含義，還要把漢語的思維方式融入進去。即既要翻譯含義又要翻譯思想。但是中日之間明顯存在思維方式的巨大差異。對此，筆者進行了一番深入的研究，將在本文中進行分析與分類闡釋。

一、可以直譯的情況 在上面例子（1）和（2）的情況下，近向體遠向體能夠與“去”“來”進行直接直譯。甚至如果漢語譯文中把“去”“來”去掉的話，就會出現語句不通順的情況。而在例子（3）、（4）的情況下，譯文中是否加入“去”“來”并不影響其漢語意思。所以，這里我們就把像例子（1）、（2）那樣的情況叫作可以直譯的情況。從例子（3）、（4）我們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情況下，譯文中有時出現“去”“來”更加自然，而有時不出現“去”“來”才更加順暢。筆者將這種情況稱作間接直譯。因此本文將在后文中分直接直譯和間接直譯，對可以直譯的情況進行分別的研究。

（一）直接直譯

這里所說的直接直譯是指近向體遠向體能夠直接翻譯成漢語的“去”“來”。筆者曾經在《關于近向體和遠向體的含義和用法的研究》一文中，分成由「いく「くる作為實意動詞本身和「～ていく「～てくる作為助動詞兩類，十種用法進行了詳細論述。本文將在此分類的基礎上進行后文的研究。

1在前項動詞之后移動

例子：

（5）自分から外に[びに出てくる（いく）。（自己到外面玩后就會回來（去）。）

（6）お母さん、今ってくる（いく）。（媽媽，今晚我回來（去）。）

（7）獨立人生を_拓して行く。（去開拓自己的人生。）

像例子（5）、（6）、（7）那樣，近向體遠向體的動作在前項動詞之后開始。 如果將“去”“來”從譯文中去掉的話，意思就變得不完整了。 因此，在這種用法的情況下可以直接翻譯成“去”“來”。

2以前項動詞的狀態移動

例子：

（8）彼が仲gからxれて行くようなr期があった。（有一段時間他離開了朋友。）

（9）息子が最初に中學の同生を家にBれてきたのは、庭の野Bをせるためだった。（最開始兒子帶中學同學回來是為了看院子里的野鳥。）

3移動的樣態（方式）

例子：

（10）彼がiいてきました（いきました）。（他走著來的（去的）。）

（11）一i一i踏みしめて行く（くる）。（一步一步用力踩著走去（來）。）

正如上面（2）和（3）的例子那樣，近向體遠向體以前項動詞的狀態或方式移動。 原文主要想表現“去”“來”的活動。 在翻譯的時候，“去”“來”必須譯出來。

（二）間接直譯

前文中已經提到，在近向體遠向體翻譯的過程中，不僅要考慮其含義和用法，更有考慮不同思維方式所造成的語言習慣的不同。下面就分為譯文中最好出現“去”“來”和最好不出現“去”“來”，以及出不出現“去”“來”都可以這三種情況進行分析。

1“去”“來”出現在譯文中更加自然的情況

作為助動詞，近向體遠向體以表現移動的動詞為前項時，能夠表示空間性的移動方向。

例子：

（12）「わあ、おいしそうなショウガパンの坊やが走って行くぞ。捕まえて食べてやろう

走っていく坊やをつけて、町の人が叫びました。（看見跑過來的小男孩，鎮子上的人叫道：“哇，有個拿著好吃的生姜面包的小孩跑過來了，我們搶過來吃吧。”）

（13）レイコさんはこのxの山のことなら隅から隅まで知っているといったしっかりとした

i{でそのい坂道を上がっていった。（玲子熟練地沿著羊腸小路走上去，一副對這一帶地形十分了解的樣子。）

人們認為在含有空間移動的近向體遠向體的眼前描寫的句子中，其含義繼承了「行く「來る本身的性質。此時，為了表現出方向性，“去”“來”是不能省略的。

2“去”“來”不翻譯出來更自然的情況

作為助動詞，近向體遠向體表示量的漸進性增減，或者以相應的他動詞為前項時，表現變化的進展。

例子：

（14）この子は私一人の力で育てて行きます。（這個孩子要靠我一個人養大。）

（15）梅雨が明けて、日照りがAくと、土が固くなってくる。（黃梅季節已經過去，太陽直射地面，土質一天比一天硬。）

在漢語中，往往用“變得+形容詞”來表示漸進。因此，此時如果用“去”“來”來翻譯就顯得不自然。所以應換成表示漸變的詞語。

3是否出現“去”“來”意思基本上沒有變化的情況

第一，作為助動詞，近向體遠向體以表現人的動作的動詞為前項，表示動作的方向性。

例子：

（16）いつのgにか他のクラスの先生も加えて、「乙武をどのようにしてBれて行ったらいいか。というg踏に浹銫盲皮筏蓼盲皮い俊＃ú恢何時其他班的老師也參與進來，變成在考慮如何把乙武帶去（帶著）。）

（17）そうしたL者が押しかけてくる前に、|大助には一つしておかねばならぬことがあった。 （在這些來訪者殺到（殺來）之前，|大助有件事必須辦妥。）

――學科窗――2016年10月

――學科窗――

第二，作為助動詞，近向體遠向體以表示出現、消失的動詞為前項，強調出現、消失，開始、結束的意思。

例子：

（18）言~は生活の中から生まれてきます。（語言產生于生活。）

（19）わたしたちは、生まれてくる前のことを思い出すことはできません。（我們無法想象出自己出生（生出來）之前的事。）

第三，作為助動詞，表示前項動詞和移動同時進行。

例子：

（20）子供をつれてくれば（いけば）、よかった。（要是帶著孩子（來、去）就好了。）

（21）大聲で怒Qって行く（くる）。（大聲叫著走了（去、來）。）

（22）私は、トランジスタ`？ラジオを持って行きました（きました）。（我帶著半導體收音機（去了、來了）。）

像例（21）那樣，日語句子中如果不加上「てくる的話，就表現不出“語言”“出現”的過程。但是在漢語中，無論加不加“去、來”都不影響中文含義。

二、不可以直譯的情況例子：

（23） それはWを原始的にd^させ、巨大な力でWを押し流れていった。（這使我產生原始的沖動，一股巨大的力量劈頭朝我壓（去）來。）

（24）どんどん花が_いてきました。 （花漸漸開了。）

（25）一人っ子と幼稚@、保育所とのかかわりについて、これから述べて行く。 （我們接下來談談獨生子女和幼兒園的關系。）

（26）新しいQ光地としてk展させて行く。 （作為新的觀光勝地來開發。）

像例子（23）那樣，根據說話的人的角度不同「ていく翻譯成了“去”或“來”。也就是說，這是由于說話人在空間性的視點上的不對名稱性造成的。 像例子（24）那樣，近向體和遠向體表示反復，這時是完全不能夠簡單地用中文的“去”“來”來翻譯的。 這是由于中日兩種語言對反復動作在意識上的不對稱性造成的。 而上文中的例子（25）和（26）則是由于中日兩種語言在過程意識上的不對稱性造成的。 總體上來說，“不可直譯”主要就是由于這三種原因而產生的。

如例（25）、（26）那樣，近向體和遠向體表示持續、繼續的過程，如果把“去”“來”放進去的話反而不通順了。事實上，在很多情況中近向體和遠向體都是不能直譯成“去”“來”的。

1空間視點的不對稱性

例子：

（27）彼は、面白くないから面白い部分をいくつもつけて行く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ちょ

っと得がたい才能を持っていた。（他有一種從無聊的說話中找出（找出去×）有趣的部分來的能力。）

像例子（27）那樣以自身所處位置為參照物的時候，可以說“つけてくる”；然而，當以「面白くない作為參照物的時候，就也可以說成「つけていく。那個參照物也就是視點。但在漢語中「找出去的翻譯就會顯得不自然。

2過程意識的不對稱性

作為助動詞，近向體遠向體可以表示持續、繼續的過程，前項動詞是過程性的動詞。是從過去到現在的持續（「ていく），或從現在到未來的繼續（「てくる）。兩者都表示過程。

例子：

（28）ゆっくりとLいrgをかけてそれは通り^ぎ、あとにgい痛みを殘して行った。 （等待這番襲擊的過去，而這要花很長時間，之后還會絲絲縷縷的疼痛。）

（29）やっているうちに、この仕事が好きになってきた。 （在干的過程中愛上了這一行。）

（30）私は、自分のしたことを反省して、このことわざの意味がわかってきた。 （我在反省自身所做之后，才明白這句諺語的意思。）

除了連續性、持續性之外，也產生了心理上的方向性。 尤其是跟空間、時間性的移動相比，在表示心理變化的情況中往往會使用「わかる「考える等表示感情、心理上變化的繼續動詞。日語非常重視過程意識，而中文卻不會特別強調“過程”。

3反復進行的動作在意識上的不對稱性

作為助動詞，近向體遠向體能夠以表示多次性的動作的動詞作為前項，來表示動作的進展。

例子：

（31）彼は今日まで皆にX蔑されてきました。 （至今為止，他一直受大家蔑視。）

（32）彼女は、自分の胸の中に育ててきた芽を、ぼきりと折られたような悲しさをえた。（她感到在自己心靈中一直培養著的萌芽，“咔嚓”一聲被折斷了似的悲哀。）

在漢語中，常用“反復”“一直”等詞語來表示反復。這時也不能夠直接用簡單的“去”“來”進行翻譯。

綜上可見，我們在翻譯實踐中，不能簡單地考慮能否把近向體和遠向體直接翻譯成“去”“來”。而是應該根據中日語言習慣的不同，分析其中的原因，從而有針對性地進行翻譯。

參考文獻：

[1]金田一春彥日本Zの特|[M]東京：日本放送出版會，1991.

[2]古R悠太郎移釉~『行く/來る文と日本Z者の點一中國Zとの照研究を念^に置いて一〖=C〗中日理言Z學研究會k表Y料，2012.

第3篇：園藝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數學；一元二次方程；轉化思想；解題

中圖分類號：G633.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3561（2016）33-0089-01

轉化是數學教學中的一種重要的思維，運用這種思維可將未知的變為已知的，復雜的變為簡單的，或者構建數學模型來解題。一元二次方程是學生們比較棘手的模塊，將這種思想遷移到這里會很有必要。傳統的求根通式雖然是萬能的，但是往往會增加非常大的計算量，因此教師給學生講授轉化思想尤為重要。

一、數圖交融，靈活解題

一元二次方程都對應著相應的拋物線圖像。方程的根下既定的區間內，借圖來研究端點的正負、頂點的位置和判別式，可將根的條件轉化成方程系數的問題，用多個條件來限制，進而準確得到答案。以基本方程ax2+bx+c=0為例，a的正負號代表著圖像的開口情況，a大于0即開口向上，反之向下。圖像的對稱軸為-b/2a，往往題目中會限定x的區間，簡單畫出圖像將會大大減少思考的難度。以上圖為例（圖略）α、β為區間的兩個端點，由于α、β的不同，根的包含情況也不同。下面看一道題目，如果方程（1-m2）x2+2mx-1=0的兩個根一個小于0，另一個大于1，試確定m的范圍。這是一道求范圍的題目，首先聯想一元二次方程，公式里面出現了大于號和小于號。有兩個解，說明>0，但是如果用公式就出現m4，這是答題者不愿意看到的。再看題目中的條件，（1-m2）的正負不知道，當它大于0時，開口向上，此時x=1時，（1-m2）f（1）

二、開方熟記，類比解題

學生在平時的學習中也可以用類比的思想來找出新舊知識的聯系，從而在新舊知識的比較中更好更快地掌握新知識。配方法的理論依據是完全平方公式a+b±2ab=（a±b），配方法需要五個步驟。第一，將原方程化為一般形式。第二，式子的兩邊除二次項的系數，使其變為1，再將常數項傳到方程的右邊。第三，方程的兩邊加上一次項系數一半的平方。第四，開始配方，式子的右邊為常數，左邊是完全平方式。第五，開方求解，注意常數項的正負。如果可以將式子的左邊通過變形成平方的形式，右邊是一個大于0的常數，那么就可以用這種方面來解題。這種類型基本有三種形式：1）x2=a（a≥0）、2）（x+m）2=n（n≥0）、3）（mx+n）2=c（m≠0且c≥0）。這些都是開方法來解題的通式，如果能將式子變成這樣，那么就能剩下很多時間。比如（x-5）2-36=0，這是變形后的，將它復原成一般式x2-10x-11=0，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二次項和一次項的系數可以變成平方的形式，基本上二次項系數為1的情況都可以用開方的方法來求解。同樣，如果二次項的系數不為1，如2x2-10+25=0，可以進行變形（x-5）2=x2，這樣就要求一次項和常數項的系數了。這種方法要求學生能準確觀察出配方的形式，教師可以通過將二次方程轉化為一次方程，將這種用有未知向已知轉化的思想滲透給他們，從而培養他們的計算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

三、因式降次，快速解題

因式分解要求的層面更加高，這些題可以考查學生的觀察能力和技巧。因式分解同樣用到了降次的思想，以整化歸，只要掌握技巧，那么這類題就會變得很簡單。一般的因式分解需要四個步驟，首先將等式的右邊所有項移到左邊，接著將方程的左邊化成式子想乘的形式，然后讓每個分解出來的因式都為0，最后去解兩個式子中的x。因式分解中的提公因式相對簡單，如2x2+3x=0，x（2x+3）=0，即x=0或2x+3=0，即得方程的解為0和-2/3。在因式分解中，比較難的是十字相乘法，它也是運用了轉化思想，以下圖為例。

十字相乘法是借助了十字交叉線來分解，首先是將二次項系數和常數項系數都分解為兩個數的乘積，然后將四個數并排排列，使其交叉相乘，再將相乘的數加在一起，看是否得出來的數是一次項的系數。若不是，將排列方法變換或將系數換成另外兩個數的乘積，再算；若是，就將分解的式子按橫的方式書寫，進而求解。比如6x2+16x+15=0，首先將6分解為2和3，將15分解為3和5，2×5+3×3=19，即這種方法的分解是可行的。在書寫因式的時候，要將2和3結合，3和5結合，即（2x+3）（3x+5）=0，解得x=-2/3或-5/3。其實，因式分解可以解決所有的式子，一般情況下出題人會優先考查因式分解中的十字相乘法，因此學生要多做題才能生巧。

四、結束語

總之，一元二次方程對于初中生來說是很難攻克的難題，如果學生慢慢研習這三種方法，一定可以在數學上有所提高。這種轉化的思想影響著學習的方方面面，因此教師要培養學生的這種思想，提高學生的數學素養，從而為他們以后的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第4篇：園藝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融合；計算機系統；用戶計算機機接口

中圖分類號：G4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5）18-0274-01

當前，隨著醫院信息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我院先后完成了放射影像PACS、HIS、檢驗LIS系統的建設，醫院HIS系統主要以電子病歷為核心，由病人管理系統、財務系統等組成，放射PACS用于管理病人的放射檢查圖像報告信息，檢驗LIS系統用于管理病人的檢驗報告信息，心電網絡系統、B超和內窺鏡PACS已上線，先進的信息化管理技術，對醫院各項業務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但是我院HIS，PACS，LIS系統在此之前都是互相獨立的，HIS和LIS是同一家公司的，PACS是另一家公司的，病人的信息不能在三個系統中互通，病人看病時，需經過醫生開檢查單、護理員接送病人、登記排隊、做檢查、等取報告等流程，沒有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為了方便病人和醫護工作人員，我院對三個系統做了有機融合，現談談融合建設中的一些體會。

1 融合建設目標的設定

我們做融合，首先要有融合建設的目標，醫院信息化融合建設目標是通過統一的規劃，標準化、規范化的接口，優化的流程，對內優化和整合醫院內外相關資源，為臨床及管理服務，為病人提供先進的、便捷的、人性化的醫療服務，提高本地區的醫療服務水平，提高醫院的整體經營效益與社會效益，打造現代化的數字醫院，實現以下目標：

1.1系統集成化信息化融合將信息系統進行統一的集成，減少和解決信息孤島現象。

1.2系統智能化信息化融合后，可以通過智能應用，減少人工環節，增加輔助支持的功能。如：醫生開方時的檢驗、檢查危急值智能提醒；電子病歷上對檢驗、放射等結果的查閱。

1.3無紙化、無膠片化在信息化的建設中，通過電子處方、電子病歷、電子申請單、醫院放射科數字閱片中心和診斷工作站、醫生工作站、電子報告等應用融合使醫院各級業務操作逐步走向無紙化和無膠片化。

1.4流程優化醫院信息化建設通過融合，優化系統流程方便病人，方便業務人員。如：通過在HIS中預約檢驗檢查、醫生開方后的直接排隊、智能分診，方便了病人，減少了醫護工作量，提高了準確性。

1.5管理數字化通過信息系統的融合互通，可以從各個系統中大量獲取醫療衛生日常業務工作中的重要數據，同時通過對這些海量數據進行有效整合，提取其中有用的信息，挖掘其中新的信息，并對這些信息進行綜合分析，為醫院的各級管理部門提供科學決策依據。

2 系統融合的橋梁

融合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應用HL7實現，二是通過中間表實現，三是通過COM接口實現，下面具體分析各種融合方法：①HL7是醫療領域不同應用之間電子數據傳輸的協議。是由HL7組織制定并由ANSI批準實施的一個行業標準，HL7是從醫院信息系統接口結構層面上定義的一種接口標準格式，并支持使用現行的各種編碼標準，HL7應用消息傳遞方式實現不同模塊之間的互聯互通，類似于網絡的信息包傳遞方式。②通過中間表實現，在HIS或PACS＼RIS上創建一系列公共的中間表，HIS可以通過門診或住院醫生工作站下達醫囑，然后通過中間表結構的方式把病人信息以及檢查信息傳輸給PACS＼RIS，在PACS工作站審核檢查、預約，再通過中間表結構以消息的方式把審核信息傳輸給HIS，然后將檢查消息通過WORKLIST傳輸到檢查設備，影像科室醫生在PACS工作站查看圖像，完成報告。臨床醫生通過臨床醫生站查看病人圖像。③通過COM接口實現，COM接口的方式通過PALS＼RIS系統與HIS劃價模塊集成，HIS劃價模塊啟動時，RIS＼PACS將同時啟動，接受用戶ID，但RIS處于隱藏狀態，當HIS劃價模塊退出時，RIS將同時退出，系統登錄后，見到的只有HIS劃價界面，影像科室醫生進行檢查申請、修改申請、添加藥品和材料等操作。當確定將要進行某項檢查時，點擊預約按鈕HIS登記界面顯示，此項醫囑的所有病人信息、檢查信息通過COM接口送到HIS登記界面，當登記人員完成預約后通過調用HIS的CUM接口返回，同時標記該檢查已預約，避免再次預約。三種方法的比較：對于應用HL7實現融合的方法來說，HL7開發相對復雜開發時間相對較長，但是其技術成熟，符合國際標準，有很好的擴展性。應用中間表的方法，開發簡單，只需要把病人檢查信息與病人信息放人中間表，HIS基本上不用修改源代碼，技術也非常成熟、穩定，開發時間較快。通過COM接口融合，同樣的HIS開發簡單，只需增加一個COM組件，并通過HIS工作站將信息直接傳給PACS＼RIS登記模塊，開發時間短，技術非常成熟、穩定，系統集成緊密無縫，而系統集成實時勝好。綜合以上分析，我院應用了中間表方式。

3、未來的系統融合趨勢：基于集成平臺的信息化融合

通過標準的規范和接口、申請單等的建設，我們實現了信息化的融合解決了信息孤島，帶來了“無紙化”和“智能化”。但是隨著全面的信息化，必然帶來系統的增加、接口數量的增加，給系統融合的工作量帶來指數級的上升。影響了系統的可維護性；增加了系統的藕合度。當集成的一方程序更新換代時，要求與其集成的其他方接口也要跟著改動，更是增加了醫院的運營和管理成本。因此，我們需要更新思路，打破常規，采取統一的集成平臺方式來進行信息化的融合。基于主數據管理的集成平臺就像一個“插排”，以統一集成引擎、HL7引擎為基礎，形成統一的應用集成框架即“插口”，包括服務、適配器、目錄服務、共享交換服務、流程服務、安全服務、信息服務、協作服務等。支持異構應用系統的集成即“電器插到插排取電”。并且提供方便易用的配置工具，為數據采集和交換提供的基礎服務。同時，基于主數據管理的醫院信息系統集成平臺的目標是提供通用性的、分層次的信息和應用集成能力，提供統一的內外相關信息系統集成環境。平臺著重實現以下四類功能：①實現醫院內部各種信息的集成，包括互通、整合處理和統一的信息門戶。②實現醫院內部各種應用的集成，包括HIS，CIS，LIS，PACS，RS等業務軟件和辦公軟件（OA）、知識管理（KM）軟件的應用集成。③實現醫院內外應用的集成，提供統一的對外集成環境，包括與區域衛生信息平臺、疾病直報信息系統、醫保管理信息系統等外部信息系統與內部相關應用系統的集成。④實現對外服務的各種數據和流程的集成，提供統一的對外交流合作和信息渠道。

參考文獻

[1] 趙玉蘭.醫院信息化系統中HIS與PACs的集成技術[J]信息技術，2011.

第5篇：園藝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結構方程；綠色出行意愿；多因素整合模型

中圖分類號：F570 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makes the increase of private car holdings in China. The popularization and convenience of private cars make people more inclined to regard it as the primary mode of travel， which brings great pressure to the urban traffic system. Urban residents are the main bodies of traffic， the way how to travel they choose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city's traffic conditions. Based on multi-factor integration model put forward by Bamberg and other schola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residents' travel intentions by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aim is to optimize the urban traffic travel structure， guide the residents' green travel reasonably， relieve the urban traffic pressure and create environment-friendly and economical urban travel environments.

Key words： structural equation； green travel intentions； multi-factor integration model

0 引 言

20世紀50年代以恚城市化迅猛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交通擁堵、能源危機、環境污染等問題，可持續發展概念的提出，使得以環境保護為目標的“綠色交通”應運而生[1]。綠色出行指綠色交通理念指導下的出行，即出行過程中，盡量減少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采取對環境影響最小的出行方式，例如自行車、公共汽車、步行、地鐵等。與傳統出行方式相比，綠色出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它強調出行的環保性和資源的節約性，對發展城市綠色交通至關重要。

目前，雖然關于城市居民出行方式選擇的研究很多，學者們也提出了相應的建議與對策來引導合理的城市出行結構，如控制小汽車的使用率等。但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出行成本和出行時間等方面，在綠色交通理念下對城市居民出行方式選擇的分析還未有過系統的研究。因此，以城市居民綠色出行方式選擇為出發點，研究相關影響因素，深入了解城市居民綠色出行的行為過程，合理引導綠色出行，實現城市綠色交通具有重要意義。

1 文獻回顧

對出行行為的研究國內外學者最早采用的是集計的方法，然而這種方法對于個體出行者的行為不能有很好的體現。隨著研究的加深，學者們提出了以個體為研究對象的非集計理論，并不斷的被豐富完善。Daniel Mcfadden（1974）重新對Logit模型進行了系統的論述，最終構建了非集計模型的理論體系[2]。隨后引入隨機效用理論，提出每一個出行個體都會選擇效用最高的出行方式，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日后為眾多學者引用的MNL模型[3]。Stephan Krygsman等（2007）認為出行工具的選擇會隨著出行目的的不同而發生變化，通過構建改進的MNL模型分析了收集的數據，發現出行活動的改變對出行方式的選擇有著顯著的影響[4]。

隨著出行研究的完善，學者們逐漸引入了用于多元數據分析的結構模型。Golob（2003）著重分析了出行距離這一變量的影響程度。其從家庭出行時間和出行動機角度，運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了定量分析，結果顯示家庭成員的數量與出行活動次數有相關關系[5]。李海峰（2006）對影響出行者出行選擇的自身特征變量做了深入研究，為城市居民出行方式選擇的變量選取提供依據。并在此基礎上以居民自身特征變量等數據變量作為輸入變量建立神經網絡模型，通過實證研究得出模型具有較好的實用性[6]。

也有一些學者從出行方式選擇影響因素的角度進行研究。Pross（2008）認為，影響出行者出行方式選擇可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內部因素包括出行距離、出行費用、出行時間、年齡、家庭擁有交通工具情況等，外部因素包括國家法規政策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7]。黃樹森等（2008）以北京地區為例，通過對相關出行數據分析，指出出行時間、出行者屬性、交通特性、出行地區特性等因素對出行方式的選擇有很大的影響[8]。Joachim Scheiner（2012）認為女性駕車出行比例要小于男性，且小汽車擁有量與家庭人口的關系影響該家庭交通出行方式，小汽車擁有量小于家庭人口的家庭更可能選擇公共交通[9]。

Bamberg等人通過整合計劃行為理論、環境行為理論、規范激活理論，提出了一種多因素整合模型[10]。研究認為個體行為會受到環保意識、道德規范、內疚感、態度、社會規范、內在歸因、感知到的行為控制、環保行為意向這因素的影響。各因素之間的關系較為復雜，各因素不僅會受到其他因素的直接影響，還會受到其他因素的中介作用的影響。

2 指標體系建立與假設設計

綠色出行與傳統出行方式既有共性也有不同，更強調綠色交通理念。本文以Bamberg等人提出的多因素整合模型為基礎，綜合國內外研究，減少其中不必要因素，提出了如下幾個指標并做假設。

（1）綠色出行的態度。行為態度指的是個體對某項行為所持有的正面或負面的感覺，即對進行某一特定行為的喜歡程度。總的來說，個體對目標行為的態度越消極，則越會放棄該行為；反之，若個體對目標行為的態度越積極，則越會實施該行為。結合綠色出行，本文將綠色出行的態度作為一個指標。

H1：出行者的綠色出行態度對綠色出行意愿有正向的影響，居民綠色出行態度越積極，則其意向越強。

（2）綠色出行的主觀規范。主觀規范指在對他人行為進行預測時，那些對個體的行為決策具有影響力的個人或集體對于個體是否執行目標行為所產生的影響力大小。出行者在面臨出行工具選擇時，來自他人的意見可能也會對其產生影響。本文將主觀規范作為一個指標。

H2：出行者的主觀規范對綠色出行態度有正向影響，主觀規范越強，出行者綠色出行態度越積極。

H3：出行者的主觀規范對綠色出行意愿有正向影響，主觀規范越強，出行者綠色出行意愿越強。

（3）綠色出行的知覺行為控制。段文婷等（2008）指出知覺行為控制是個體感知到執行某特定行為容易或困難的程度，反映了個體對促進或妨礙目標行為的因素的知覺[11]。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內部控制因素，指個體對于執行目標行為的信心或其所感知的困y程度，其與個體技能等密切相關；另一方面是外部控制的因素，指個體完成目標行為能力，客觀條件是否具備。結合綠色出行，本文將綠色出行的知覺行為控制作為一個指標。

H4：綠色出行的知覺行為控制對綠色出行意愿有正向影響，知覺行為控制越強，出行者的綠色出行意愿越強。

（4）環保敏感度。Bradley（2009）認為環保敏感度強的家庭擁有更少的車輛，而且車輛的能源利用率也會更高，車輛的使用頻率更低[12]。因此，本文創新性地引入環保敏感度這一變量。

H5：環保敏感度對綠色出行態度有正向影響，環保敏感度越強，出行者的綠色出行態度越積極。

H6：環保敏感度對綠色出行意愿有正向影響，環保敏感度越強，出行者的綠色出行意愿越強。

（5）綠色出行認知。張玉玲等（2014）借助NAM模型研究居民環境后果認知對保護旅游地環境行為的驅動機制，指出環境后果認知對日常環保行為的間接影響[13]。結合綠色出行，本文將綠色出行認知作為一個指標。

H7：綠色出行認知對綠色出行態度有正向影響，綠色出行認知越深刻，出行者的綠色出行態度越積極。

H8：綠色出行認知對綠色出行意愿有正向影響，綠色出行認知越深刻，出行者的綠色出行意愿越強。

（6）政府政策。諶麗（2014）通過設置不同的政策背景，分析居民對不同政策的響應情況，并根據模擬政策的實施結果提出了相應建議[14]。本文將人們對政府政策的認知和反應作為變量引入到模型框架當中。

H9：政府政策對綠色出行態度有正向影響，政府政策越鼓勵，出行者的綠色出行態度越積極。

H10：政府政策對綠色出行意愿有正向影響，政府政策越鼓勵，出行者的綠色出行意愿越強。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設計

本文研究影響城市居民綠色出行意愿的因素，選擇武漢居民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數據，并利用結構方程進行數據分析。

3.2 量表選擇

本文采用李克特7級量表。用1～7分別表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比較不同意、一般、比較同意、同意、完全同意。

3.3 數據收集

本文問卷主要采用網絡問卷和紙質問卷的方式，共計發放問卷500份，回收有效問卷386份，回收率為77.2%。

4 結構方程模型的構建

4.1 信度檢驗與效度檢驗

本文以CR（組成信度）和Cronbach's Alpha來檢驗變量的信度，以AVE值檢驗變量的效度。由表1可知，Cronbach's Alpha值和CR值均大于0.8，說明問卷信度良好；每個維度的AVE值均大于0.5，說明聚合效度良好，問卷能夠有效地反應居民出行意愿的整體情況。

4.2 模型的擬合度

問卷數據通過了信度與效度檢驗，說明比較適合進行結構方程分析，依據相關理論建立結構方程模型驗證各影響因素對于居民綠色出行意愿的影響。本研究的模型擬合度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本模型卡方與自由度之比為1.596，說明模型擬合十分理想；近似誤差均方根為0.039，說明模型接似擬合；比較擬合指數、遞增擬合指數、非規范擬合指數均大于0.96，擬合優度指數大于0.9，說明模型擬合十分合理。

4.3 結構方程模型的參數估計

結構方程模型主要由隨機變量、結構參數和非隨機變量組成，根據所描述關系，可分為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

測量模型主要研究顯變量與潛變量之間的關系，其表達式如下：

其中：x――外生指標組成的向量；Λ――外生指標與外生潛變量間的關系，外生指標在外生潛變量上的因子載荷矩陣；ξ――外生潛變量；δ――外生指標的誤差項；y――內生指標組成的向量；Β――內生指標與內生潛變量間的關系，內生指標在內生潛變量上的因子載荷矩陣；η――內生潛變量；ε――內生指標的誤差項。

結構模型主要研究潛變量之間的關系，其表達式如下：

其中：Β――內生潛變量與內生潛變量之間的關系；Γ――內生潛變量與外生潛變量之間的關系；ζ――結構方程殘差項，表示結構方程中無法被解釋的部分。

根據上述研究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并將問卷數據帶入AMOS17.0中，得到結構方程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

通過計算，得到各指標路徑系數如表3所示。

4.4 結果分析

路徑估計值的顯著性小于0.05，可認為顯著影響。由表3可知：

（1）綠色出行態度到綠色出行意愿的路徑系數為0.384，則綠色行為態度對綠色出行意愿具有顯著性正向影響，接受假設H1。該路徑系數最大，表明在綠色出行意愿影響因素中，出行態度起著主要作用。

（2）主觀規范到綠色出行態度的路徑系數為0.065，其顯著性為0.226，則主觀規范對綠色出行態度不具有顯著性影響，拒絕假設H2；主觀規范到綠色出行意愿的路徑系數為0.256，則主觀規范對綠色出行意愿具有顯著性正向影響，接受假設H3。這說明主觀規范對于綠色出行意愿的影響是直接的，出行者在出行時可能受到他人建議影響而傾向于選擇綠色出行方式，但是其對于綠色出行的態度并沒有發生變化。

（3）知覺行為控制到綠色出行意愿的路徑系數為0.246，其顯著性為0.003，則知覺行為控制對綠色出行意愿具有顯著性正向影響，接受假設H4。出行者出行時，不可避免會受到一些不客觀因素的影響，如天氣狀況差，公交線路與自身通勤路徑不一致，換乘次數多等，可能會導致出行者傾向于選擇私家車出行。

（4）環保敏感度到綠色出行態度的路徑系數為0.151，其顯著性為0.003，則環保敏感度對綠色出行態度具有顯著性正向影響，接受假設H5；環保敏感度到綠色出行意愿的路徑系數為0.209，其顯著性為0.001，則環保敏感度對綠色出行意愿具有顯著性正向影響，接受假設H6。環保敏感度直觀地反應了個體對于綠色出行的態度，影響其出行選擇。

（5）綠色出行認知到綠色出行態度的路徑系數為0.149，其顯著性為0.001，則環保敏感度對綠色出行態度具有顯著性正向影響，接受假設H7；綠色出行認知到綠色出行意愿的路徑系數為0.025，其顯著性為0.663，則綠色出行認知對綠色出行意愿不具有顯著性影響，拒絕假設H8。這說明出行者對于綠色出行認知越深刻，其態度也會變得積極，但是在其選擇出行方式時，影響力較小。

（6）政府政策到綠色出行態度的路徑系數為0.211，其顯著性為0.004，則政府政策對綠色出行態度具有@著性正向影響，接受假設H9；政府政策到綠色出行意愿的路徑系數為0.241，其顯著性為0.009，則政府政策對綠色出行意愿具有顯著性正向影響，接受假設H10。這說明政府在綠色出行指導中扮演著重要作用，綠色出行的推廣離不開政府的支持。

5 結 論

本文以Bamberg等人提出的多因素整合模型為基礎，系統的研究了在綠色交通理念下城市居民出行意愿影響因素，對于綠色出行的推廣具有重要意義。根據研究結果，居民綠色出行意愿和綠色出行態度、綠色出行主觀規范、綠色出行知覺行為控制、政府政策、環保敏感度具有較強的相關性。這5個影響因素中綠色出行態度起著最主要作用，因此綠色出行推廣的關鍵在于讓出行者以積極的態度參與進來。加強宣傳以提升出行者綠色出行認知，完善公共交通、道路規劃以實現綠色交通現實基礎，制定相關鼓勵政策以引導綠色出行等，都有助于綠色出行的推廣。同時，由分析結果可知認知的加深并不意味意向的傾斜，因此宣傳不應僅僅停留在空泛的廣而告之方面，如何加深出行者對于綠色出行的認可才是宣傳的重點。他人的建議雖然對于出行者出行態度影響不顯著，但是對于出行意愿具有顯著影響作用，因此在綠色出行推廣方面應重視集體效應的發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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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園藝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水源地；生態補償；支付意愿；受償意愿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4-0152-03

引言

據了解，截至2014年初，西安市平均水資源總量為23.47億m3，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277m3，僅為全省人均占有量的1/3、全國人均的1/6、世界人均的1/24，屬于極度缺水的城市[1]。前些年隨著污染加劇，渭河水質已經不適宜飲用，如今黑河水已經成為西安市主要水源，日供水能力110萬噸，占全市供水總量的80%。但是，黑河水源地主要位于經濟較落后的周至縣境內，保護水環境和發展當地經濟產生了矛盾，造成區域發展不平衡。生態補償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既可以有效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又可以實現水源地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雙贏。

一、研究區概況

本文研究的黑河水源地保護區的范圍為黑河金盆水庫及其上游面積，該保護區總面積為1 481km2，分為一級保護區、二級保護區和準保護區。涉及周至縣的厚畛子鎮、板房子鎮、王家河鎮、陳河鎮、馬召鎮、樓觀鎮六個鄉鎮，42個村組，村民13 400多人。黑河自源頭至黑河金盆水庫，沿途接納大小支流9條。黑河水庫目前具有較好的水質，國家出臺的《水質較好湖泊生態環境保護總體規劃（2013―2020年）》提出，將對365個水質較好湖泊進行保護，西安黑河水庫也位居其中[2]。為了提供穩定而優質的水源，水源地居民犧牲了很多發展機會。到2015年底，周至縣全縣6 163戶24 983名群眾將從重點保護地區遷出，如何保障這些遷出農民的后續生產與生活。生態補償可以為生態移民后續發展問題提供一定的支持。作為受益區西安市在生態補償方面已經進行了一定的探索和研究，但尚未建立完善的水源地生態補償機制。

二、問卷調查結果的統計分析

課題組成員于2014年8月1―7日在西安市主要用水區和水源地實地隨機選擇對象進行問卷調查。為了保證樣本的有效性和較高的反饋率，此次調查采用面對面的采訪方式。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450份，在經過整理排除有明顯亂答漏答等錯誤的問卷后，實際回收有效問卷442份，無效問卷8份，問卷有效率98.2%。其中，水源地150份（受償方），西安主要用水區150份（補償方）。

（一）受訪者基本信息及其對比分析

水源地共發放問卷150份，有效問卷147份；西安市用水區共發放問卷150份，有效問卷145份。經過整理與統計分析得出水源地和用水區受訪者的基本情況（如下頁表1所示）。

通過對比西安市用水區受訪者和周至縣水源地受訪者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水源地居民和用水區居民在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上存在著比較大的差距和經濟發展梯度差距。這一差異性，一方面是由于西安城市發展過程中的城鄉二元結構所導致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水源保護政策對保護區的經濟造成了一定影響。水源地居民為了保護水環境的生態安全的確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也體現了生態補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支付意愿和受償意愿的分布

用水區共發放問卷150份，有效問卷率98.3%。有效問卷的統計信息（見下頁表2）。

調查結果表明，受水區有90.3%的人愿意支付一定費用進行生態補償，還有9.7%的人不愿意支付，即支付意愿為零（0WTP）。0WTP在經濟學理論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一些學者也對0WTP做出了技術上的處理。總體來講，生態補償的支付意愿還比較高。通過對受訪者進行責任認知方面的訪談，我們了解到零支付意愿的受訪者中有7.6%的人有承擔保護環境的責任，但是由于個人經濟因素等方面的因素不愿意支付，只有2.1%的人認為保護環境與自己無關。經過整理、統計并計算，得出西安市受水區受訪者的WTP分布情況（見下頁表3）。

水源地共發放問卷150份，有效問卷率98%。調查結果顯示，在水源地受訪者中，有88.4%的居民愿意接受一定的費用作為生態補償，11.6%的人不愿意接受補償，及受償意愿為零（0WTA）。從訪談中，我們了解到0WTA的受訪者中有9.5%的人主要是擔心政府給予很少的補貼或補貼缺乏持續性。由此可見，水源地受訪者參與生態補償的意愿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補貼政策的支持及其落實情況的影響。經過整理、統計并計算，得出周至縣水源地受訪者WTA分布情況（如下頁表3所示）。

（三）平均支付意愿和受償意愿及其比較

受訪者的平均支付意愿和受償意愿可以通過離散變量WTP和WTA的數學期望公式獲得[3]：

Ci為支付意愿投標額，Zi為第i個支付意愿者選擇Ci投標額的概率；Di為受償意愿投標額，Si為第i個受償意愿者選擇Di投標額的概率；i=1.2.3…，n 為投標額的個數。

根據公式計算出水源地的正支付意愿均值為E（WTP）正=

43.38元/人/月，用水區的正受償意愿均值為E（WTA）正=

180.71元/人/月。針對WTP和WTA存在0的情況，本文借鑒了Kristrm在1997年提出的Spike模型中的處理方法：調正后的E（WTP）非負等于E（WTP）正乘以正支付意愿占全部支付意愿的比例，從而得出E（WTP）非負=39.19，E（WTA）非負=159.82。

根據《陜西省統計年鑒（2014）》查得西安市2014年的總人數為862萬人，將E（WTP）非負應用于西安市用水區居民數的50%，則用水區居民一年的總支付意愿為39.19×12×862×104×50%=20 269.07×105。

將E（WTA）非負應用于黑河水源地保護區的13 400人，則水源保護區一年可產生總的受償意愿為159.82×12×13 400=256.99×105 。

計算結果顯示，單個WTP只是單個WTA的1/4倍多，但是，總WTP卻是總WTA的78倍多，遠遠高于總受償意愿。這主要源于用水區的人數遠遠大于水源地的人數，即水源地保護的受益方遠遠多于保護方。因此，從整體的角度來講，西安市居民對水源地居民的生態補償具有足額的支付能力，黑河水源地已經具備進行生態補償的群眾基礎。

（四）生態補償方式的偏好及其差異

通過對用水區受訪者的支付方式調查，愿意選擇繳納水資源費形式的人最多，占了38%，有30%的受訪者選擇了繳納生態環境稅的方式，選擇現金和義務勞動形式的人分別占18%和13%。

關于水源地生態補償受償方式的調查結果顯示，其中40%的居民同意提供技術培訓的方式補償，而且傾向于外出打工和發展補償產業方面的技術培訓和指導。32%的居民愿意接受現金形式補償，15%和12%的受訪者還選擇了財政補貼和稅收減免的形式接受補償。

三、基于問卷調查的黑河水源地生態補償機制的構建

第一，提高生態補償主客體的參與權。在調查中發現大多數人對生態補償政策都不太了解。因此，在制定黑河水源地生態補償政策的時候應該多聽取農戶的意見和建議，提高其參與權和知情權。這樣制定出的補償政策更加能滿足公眾的偏好，還可以強化公眾的參與和監督。

第二，根據生態補償的受償意愿，制定多樣化的生態補償方式。從補償一方看，分別有38%、30%和13%的受訪者選擇了水資源費、生態環境稅和義務勞動工的形式來支付。因此，相關政府部門應順應當地居民的生態補償意愿，制定并提供多樣化的生態補償方式，來完善流域生態補償機制。

第7篇：園藝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地方高校 城鄉生源地 大一學生 生涯規劃

一、引言

大學生作為一個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即將走向社會的社會群體，其在校期間的生涯規劃狀況對其今后走向社會、實現自我良好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大學生生涯規劃的制定越是及早的進行，這個規劃對其之后的指導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對于大學生而言，其應該在大一階段就制定自己的生涯規劃。由于城鄉兩種生源地大學生的不同生活環境和成長歷程，勢必會對其生涯規劃產生一定影響。為此, 我們對河南省新鄉市五所高校（包括河南師范大學、河南科技學院、河南機電高等專科學校、新鄉醫學院和新鄉學院）的大一學生作了一次關于大學生生涯規劃狀況的抽樣問卷調查。

本次調查采用隨機抽樣方式進行, 共發放問卷300 份, 收回問卷282份, 其中有效問卷 272 份。樣本涵蓋面、樣本容量、樣本代表性基本滿足統計分析要求, 所反映的信息和得到的結論具有較好的統計意義。

二、調查顯示出大一學生生涯規劃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分析

（一）關于職業生涯規劃

1．職業規劃缺乏具體性和完整性

當被問到“你是否進行過職業規劃”時，選擇“有，但只是大概考慮一下，沒有具體的職業規劃”的城鄉大一學生分別占68%和69%；選擇“有非常清晰的職業規劃”的分別占到6%和8%；另外有6%的農村學生選擇了“沒有，從沒有考慮過”，比城市學生高5個百分點。

這些調查結果顯示：有將近七成大一學生的職業規劃還僅限于“考慮”層面而沒有形成具體的職業規劃，職業規劃制定的非常清晰（即短、中、長期規劃）的大學生只是極少數。由此可見，大部分大一學生的職業規劃都存在缺乏具體性和完整性的問題。由于職業規劃對人生具有關鍵性的作用，這種缺乏具體性和完整性的職業規劃勢必會對其之后的發展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

2．職業方向不太明確

當被問到“你了解你適合往那些職業方向發展嗎？”時選擇“不太了解”的城鄉被調查大一學生分別占65%和60%；選擇“十分了解”的分別只占32%和35%。

這一調查結果顯示：雖然有很小部分同學比較了解自己適合向哪些職業方向發展，但對大部分同學來說，并不十分明確自己的發展方向。羅曼.羅蘭說“人生最可怕的敵人，就是沒有明確的目標”。職業方向是職業生涯規劃的核心。而大一學生的職業方向不明確，對其以后的發展是有很大弊處的。

3．職業準備不足

當被問到“你是否為了你的職業方向，抓住一些機遇鍛煉自己這方面的能力”時，被調查的城鄉大一學生的選擇如下：

圖1.

可見，城鄉大部分學生都較注重現在抓住一些機會，鍛煉自己這方面的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大一學生選擇“未考慮過”的這一選項比農村大一學生高出二十四個百分點，這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4．實踐能力不足

從圖1中也可以發現：盡管有些大學生有職業規劃的意識，甚至有人還制定了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但很多是規劃完就了事，并沒有自覺的按規劃去實現這些目標，即使是農村學生，在充分實踐自己制作的職業規劃的比例，也只有25%。此外，從城鄉對比角度來看，25%的城市大學生從未考慮過未來自己的職業方向。而相比之下，這一比例在農村生源地大學生中只占到1%。

5．職業規劃缺乏自主性，易受外界影響

當問及“你是基于什么原因選擇所學專業的”時，只有不到四成的城鄉學生是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選擇的，大部分都受父母意愿和職業前景等因素的影響。正是由于這種缺乏自主性的專業選擇，直接影響到其在職業規劃方面的積極主動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對未來職業有了一定的規劃，也極有可能因與興趣愛好不符而在執行規劃的過程中不能很好的付諸實踐。

從城鄉對比的角度看，城市學生在選擇專業方面受父母影響的比重要比農村學生高出八個百分點。城鄉兩種生源地大學生在專業選擇上的這種差異，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出父母在大學生職業規劃中作用的差異。

筆者認為，造成以上問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從學生的角度來講，首先，沒有直接面臨就業等各方面的壓力，對職業準備的意識不強；其次，由于處在從中學階段到大學階段過渡的時期，部分大一學生的自我定位和奮斗目標不太明確，受中學教育模式的影響，學生仍習慣于被動接受，在實踐方面缺乏主動性；此外，部分學生對其專業和職業前景的認知度不高，這也對制定具體完整的職業規劃具有一定的阻力。從其他角度來講，其一，缺乏家庭和學校的相關專業指導教育；其二，大學相對寬松的校園生活環境對學生缺乏很強的約束力。

(二)關于學習規劃

1.學習動力不足

當被問到“進入大學后，你是否確定了大學期間的學習計劃”時，調查結果如圖2.

圖2.

這一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大一學生只有個大概的學習計劃，僅有小部分學生制定了較詳細的學習計劃，還有一部分學生根本就沒有制定自己的學習計劃。

當調查到“你的課余時間主要用在哪些方面”時，選擇“用于學習”的城鄉大一學生分別只占35%和31%。

從上面的調查數據來看，大一學生在學習規劃方面存在學習動力不足、思想認識上存在誤區等問題。

第8篇：園藝研究方向范文

【關鍵詞】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女性性工作者；暴露前預防；接受意愿

【中圖分類號】R512.91

【文獻標識碼】A

暴露前預防用藥（pre-exposure prophylaxis，Pr-EP）是指有高感染風險的HIV陰性個體在潛在的HIV暴露之前或暴露期間每天服用單一的或復方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口服藥物），以期降低感染風險。Pr-EP預防高危人群AIDS性傳播是目前國際上正在開展的一項新的HIV生物預防技術，Pr-EP方案已成為處于試驗階段的最有前景的HIV預防方法之一，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 model，SEM）是20世紀70年代誕生的新一代的統計和測量理論的新方法，因其能同時處理多個因變量，同時容許自變量和因變量含測量誤差，如今廣泛應用在心理、社會領域研究中，醫學領域應用較少。女性性工作者是HIV感染的高危人群，本研究采取問卷調查的形式，了解我國西部女性性工作者對Pr-EP的使用意愿，并使用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來研究其影響因素，為在女性性工作者中進一步開展Pr-EP人群干預提供參考，也為在我國西部高危人群使用Pr-EP減少HIV新發感染的可行性提供信息依據。

1、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本研究數據來自于國家重大專項――艾滋病暴露前用藥可行性研究課題中的女性性工作者問卷調查數據，調查現場為中國西部的重慶主城區，四川南充市區，廣西南寧市、北海市、柳州市，新疆烏魯木齊市、克拉瑪依市，調查對象為以上地區的部分酒店、KTV、歌舞廳、發廊、浴池、足療、按摩等娛樂服務場所提供時間一年以上的女性性工作者。

1.2 調查方法 采用現場調查方法，在2009年7月-2010年4月采用滾雪球抽樣對自愿參加的女性性工作者進行問卷調查。對調查員進行統一培訓，考核合格后開展工作。統一采用課題組編制的封閉式調查問卷在現場對女性性工作者采用匿名的方式進行一對一詢問，逐項填寫問卷。調查完成后，由質檢人員對每份問卷進行檢查，核心信息填寫完整且無邏輯錯誤的問卷視為有效問卷。調查完成問卷1633份，有效問卷1613份，有效應答率為98.76%。

1.3 統計學方法采用Epidata 3.0軟件進行數據雙錄入，并進行檢查，保證數據錄入的無誤性。采用SAS 9.2進行一般頻數描述以及探索性因子分析篩選指標。采用LISREL 8.51構建結構方程模型，模型構建中的變量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篩選的指標。通過對模型的探索、修正、檢驗和再次修正，確定模型。以P

2、結果

2.1 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 調查對象年齡中位數為25歲，社會人口學特征見表1，近60%女性性工作者年齡為21～30歲，83.88%為漢族，近61%為農村戶口，初中文化程度比例占52.13%，63.17%的女性性工作者未婚，月收入在1001～3000元的占47.43%，>3 000元的占41.35%。

2.2 安全套使用情況 問及“最近半年，與客人發生時使用安全套的頻率”時，回答“從未使用安全套”的人數為31人，占1.92%；回答“一直使用”的人數為1 295人，占80.29%。問及“與固定性伴發生時使用安全套的頻率”時，有固定性伴的1 137人中，回答“從未使用安全套”的人數為296人，占26.03%；回答“一直使用”的人數為381人，占33.51%。

2.3 艾滋病Pr-EP的使用意愿 問及“如果暴露前用藥安全有效，您會使用嗎”，共有886人（占54.93%）表示愿意使用。

2.4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本研究中關于艾滋病Pr-EP的使用意愿調查信息為調查對象自報數據、意愿、感知等變量，往往也含有誤差，也不能簡單地用單一指標（題目）進行測量，其不滿足傳統方法（如回歸分析）等需要假設自變量沒有誤差的前提。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卻能同時處理多個因變量，并允許自變量和因變量均含有測量誤差，變量也可以用多個指標（題目）測量。本研究樣本量與指標比值為1593：12，數據KMO檢驗系數>0.5，問卷具有結構系數，表明適合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2.4.1 探索性因子分析

Bartlett球形檢驗統計量=2 591.151，P

2.4.2 結構方程模型的構建 結合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構建體現潛變量之間關系的模型。采用最大似然法對初始模型進行擬合修正，通過參數界定，參數檢驗后得出最終模型。模型擬合的路徑圖見圖1，社會支持、社會歧視、AIDS知識、危中，AIDS知識、危險感知對Pr-EP的使用意愿既有直接效應，也有間接效應。Pr-EP使用意愿影響因素及其效應見表3。社會支持對Pr-EP使用意愿起正向影響（效應系數為0.20），社會歧視對Pr-EP使用意愿起負向影響（效應系數為一0.18）。AIDS知識對Pr-EP使用意愿的影響（效應系數為0.38）可分解為直接影響和通過安全套使用而影響的間接作用（相應的效應系數分別為0.37和0.01）。危險感知對Pr―EP使用意愿的總作用為0.53，危險感知對Pr-EP使用意愿影響既存在直接影響（效應系數為0.43），又通過影響安全套使用對其存在間接效應（效應系數為0.10）。

2.4.3 模型評價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以擬合優度指標來對模型進行整體上進行評估，與傳統統計分析方法不用，其通常需要根據多個擬合指標來說明模型擬合是否正確，如卡方/比率、GFI、AGFI、CFI和RMSEA等指標來衡量擬合效果。本研究相關擬合指標數據見表4，可見模型擬合指標均達到參考標準的相應要求，模型與數據擬合好。

3討論

根據2010年中國艾滋病疫情網絡直報現狀與分析報告顯示，截止到2010年底，我國累計報告HIV感染者/AIDS患者（簡稱HIV/AIDS）共計379 348例，廣西、四川、新疆等均為我國艾滋病疫情較為嚴重的地區。2009年，HIV感染者中通過異性性傳播占44.3%，性傳播已成為主要的傳播途徑。我國艾滋病預防控制仍然面臨很大的挑戰，在女性性工作者中開展Pr-EP可行性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第9篇：園藝研究方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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