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產生的原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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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商品經濟產生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 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 》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產品經濟形態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證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的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的表現形式。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

第2篇：商品經濟產生的原因范文

    論文摘要:對于近代中國科技的落后,不少人將之歸咎為古代中國缺乏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文章指出中國古代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并不像有的人說的那樣完全沒有,也不是有的學者說的即使存在這種保護,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可以忽略不計。而是像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一樣,被大家所忽略甚至于歪曲。與中國古代高度發達的科技文明相適應,中國古代不僅存在各種非制度化的知識產權保護,而且在古代世界具有相當程度的領先性。

    作為現今世界僅存的文明古國,我國古代的文化、科技等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其輝煌燦爛不僅令全世界嘆為觀止,受益無窮,也使中華民族成為世界上最具有歷史自豪感的民族之一。現在的人搞不明白的為什么曾經站在世界科技之巔長達幾千年的中國在近代卻沒發展出現代科技體系從而導致近代的落后。其中一個獲得很多人贊成的解釋就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知識產權保護或者就算有也遠比不上西方社會。當然,這里的知識產權保護只是套用現在的知識產權概念,這里所謂的古代知識產權保護也不是近現代意義上的制度性的知識產權保護,而是指古代社會對各種創造和創新的保護措施。但實際上,筆者以為這樣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誠然,中國在近代的落后是由很多很復雜的因素組成的,但以中國古代沒知識產權保護或者是只有落后的知識產權保護作為原因之一來解釋中國近代科技的落后是經不起推敲的,這同李約瑟博士通過《中國科技史》向西方介紹中國古代科技的輝煌成就以前西方人嚴重低估或歪曲中國古代科技實際上是一回事。

    實際上,關于我國古代知識產權保護的論爭迄今為止,并沒有多少涉及到其在世界上是否領先,而是集中在其有無上,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主要是:

    1.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過知識產權保護。其代表人物是美國哈佛大學的安守廉教授,他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未曾有過知識產權的保護,即使具有某種形式上類似的東西,也“僅僅是帝國控制觀念傳播的努力”,而這和知識產權保護在實質上是不能等量齊觀的。由于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對封建社會根深蒂固的影響,在中國古代的文化土壤上根本就不可能產生任何形式的知識產權保護。①我國國內相當一部分人也認為,由于中國古代商品經濟不發達以及“皇帝本位”的官僚政治文化和“民刑不分”的公法式法律文化,一方面使民間通過知識產權致富獲利的可能遠遠低于致仕獲利的可能,從而使民間缺乏發明創造的動力;另一方面,統治階級對保護屬于私權領域的知識產權權利也毫無興趣,再加上社會上普遍的“輕利重義”的風氣和國家家族至上的傳統,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產生知識產權保護的可能。

    2.中國古代的知識產權保護雖然由于以上所說的因素可能很零星甚至很不成熟,但是確實是存在的。其中確信這種保護是存在的代表人物是鄭成思教授,在其2003年出版的《知識產權論》一書中,就有關知識產權的起源,作者明確指出在中國古代即存在各種形式的知識產權,并針鋒相對地對安守廉教授的觀點提出反駁,認為國家對觀念的控制并不一定就不能產生知識產權保護,而且一定意義上的知識產權保護并不一定就意味著是國家范圍內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另外,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雖然一直沒得到充分的發展,但并不意味著就沒有商品經濟,而只要商品經濟存在,客觀上就存在著保護知識產權的要求。②而且,知識產權獲利的可能遠低于致仕獲利的可能,恰恰說明知識產權獲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由于客觀條件的千差萬別,將這種可能轉化成現實的動力在一定情況下是可能存在的,而且統治階級對知識產權保護本身的毫無興趣并不能排除在特定情況下統治階級以保護知識產權為手段來達到別的政治目的的可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學者們通過對中國古代史料的深入研究,發現了不少知識產權保護的案例,尤其是在版權保護方面,據宋代新安人羅壁所著《識遺》記載,在北宋神宗即位(公元1068年)之前,為保護《九經》監本,朝廷曾下令禁止一般人隨便刻印這本書,即“禁擅鐫”。這實質上就是對版權進行保護的一種專有權。當然,這種版權保護和現代意義上的版權相比是相當片面的,只是保護其復制權,而且根本不涉及到現代版權的作者權利方面。但是毫無疑問,這種對復制的專有權的保護是屬于某種程度的知識產權保護的。

    針對以上兩種說法,筆者以為中國古代沒有知識產權保護的觀點是不值一駁的,具體理由在以上的關于中國古代有知識產權保護的觀點里已經講得比較充分,這里不再贅述。現在的問題是關于第二種觀點。筆者認為其關于中國古代具有知識產權保護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不僅從理論上可以論證這種可能性的存在,而且史實也有力地證明了其真實性。當然有人會爭辯說這些證據所體現的保護并不符合相關知識產權保護的嚴格定義,因為它們都是不完全的和零碎的,但是這種不完全和零碎并不說明它們就不是知識產權保護,只是這種保護不完全和零碎而已。而且,問題的關鍵是,這種不完全和零碎是和近現代的知識產權制度相比較,而這種不同時代的縱向對比對說明中國古代知識產權保護在古代世界的地位是沒有意義的。這樣,即使是堅持中國古代存在知識產權保護的學者們也沒有對中國古代的知識產權保護在世界上的地位進行認真的評價,并進而做出恰當的結論。

    筆者以為,一定形式和程度的知識產權保護實際上是科技領先世界的必要條件之一,任何一種文明,要想使其創造力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從而領先于其他文明,必然面對如何激勵這種創造力的問題,進而產生獨特的保護其人民的知識產權的方式。當然,這種保護不必然是以類似于現在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完整的制度形式。一種高度發達的文明體系和科技體系,缺乏與其相對應的知識產權保護是不可想象的。另外,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所謂的未充分發展,那是相對于其自身和近現代而言,在古代世界里,中國的商品經濟達到的水平顯然遠遠高于絕大多數其他國家。因此,筆者的觀點非常明確,同中國古代的科技以及商品經濟的地位相適應,中國古代的知識產權保護在古代世界不僅存在,而且在相當程度和相當長的時間內在古代世界處于領先地位。 一、中國古代的知識產權保護領先世界的原因

    1.發達的農業。很多人都將中國古代的重農政策作為知識產權保護難以產生的證據,實際上卻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在古代生產力不發達的時代,發達的農業實際上是創新產生的基礎。一方面,農業的出現是商品經濟產生的前提,發達的農業極大地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這也是為什么中國歷朝歷代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但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依舊相當活躍的根本原因,而發達的商品經濟不可避免地要求與之相對應的知識產權保護的產生。另一方面,農業本身的發展也對科技的進步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科技的發展從而進一步推動了知識產權保護的產生。

    2.舉世矚目的手工業和受抑制但繁榮的商業。由于上述發達的農業作為基礎,手工業達到了古代生產力所能達到的頂峰。而手工業是直接和古代科技聯系在一起的,自遠古到明清,從傳說中的“指南車”、“木牛流馬”,享譽世界的“四大發明”到“唐三彩”、鄭和的船隊、瓷器、絲綢等,其所反映的科技程度、工藝水平乃至規模,都在整個古代世界遙遙領先。而手工業脫離農業獨立發展,給商品經濟提供了大量的商品,而且隨著封建統一國家全國性的交通體系的建立和貨幣的統一,為交易提供了極大的方便,進一步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同時也為知識產權保護可能給個人創新者帶來的經濟利益提供了相當的保障,又進一步促進了科技的繁榮和知識產權保護措施的發展。3.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中國自古以來的大一統思想和大一統的政治經濟格局也一直是知識產權保護虛無論者攻擊的主要靶子之一。這里對此略過不談,只講大一統國家對商品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進而對知識產權保護的促進作用。首先,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使統治者為了滿足統治遼闊疆域的需要而建立了全國性的交通系統,設立了官道、運河等使全國連成一體。雖然其最初的本意是為了實現政治和軍事目的,但這些縱橫交錯的交通網對于商品經濟的發展乃至科技的傳播,其作用是怎么形容都不過分的。其次,使用全國性的統一貨幣,為交易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想想歐洲到現在才剛剛統一貨幣就知道在2000年前我們的祖先是多么的睿智。再次,以強大的國力為依托,至今為人津津樂道的“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得以建立,國際貿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同西方的羅馬帝國的商品經濟繁榮的原因相類似,強大的中國的存在毫無疑問對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的發達起了無法估量的乃至決定性的作用。而商品經濟繁榮的影響之一,就是促進了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

    二、中國古代知識產權保護的方式

    首先,中國古代確實沒有產生現代意義的制度性知識產權保護,否則,現在最先進的國家也就輪不到西方了。但是,中國古代確實在世界上遙遙領先了幾千年,而對這種領先功不可沒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先人采用的各種現代人毀譽參半的各種知識產權保護方式,而且毫無疑問,這些方式在近代的知識產權保護產生以前,在世界上是居于領先地位的。以下按現在對知識產權的劃分,分發明創造、版權和商標逐一說明。

第3篇：商品經濟產生的原因范文

Abstract:In pre-modern stages，There happened to be a continual development of city .The conditions of the movement of Japanese City was inquired into approach a subject from different angles:the system of Baku-han，the productive forces in society，the p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and commodity economy，etc.

Key words: the movement of city;the system of Baku-han;the productive forces in society; commodity economy

摘要：從16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日本社會出現了城市運動。由于日本的商業和城市經濟的發展，日本的城市社會建立起來了。從幕藩體制、社會生產力、社會分工、商品經濟等方面，探討日本城市運動的歷史條件。

關鍵詞：城市運動；幕藩體制；社會生產力；商品經濟

城市的興起和成長，是人類社會的巨大進步，是歷史前進的產物，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特別是社會分工發展的結果。人類進入第三次社會大分工以后，商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不斷發展，推動和促進了城市的發展，使人類的原始居住點最終分解成城市和鄉村這兩種不同性質的社區。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作為農村的對立物，開始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作用。中世紀時期的西歐，由于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商品經濟的發展，使西歐的城市完成了從“城”到“市”轉變從而使商業和工業為主的城市逐漸成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澳大利亞著名的歷史學家V-G-柴爾德把城市起源和發展的社會進化過程稱為“城市革命”。[1]p296城市革命則把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這兩個非連續性的社會過程連接起來，構成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完整過程。因而，城市革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前提條件。

西歐的現代化是從十五、十六世紀開始的，而日本的現代化卻是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才開始進行的。這容易使人產生疑問！在研究日本史過程中，筆者注意到：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后到十九世紀初，日本社會出現了城市運動。這次城市革命在日本歷史研究中受到忽視，一般情況，研究者多集中于對城市歷史特別是城下町的研究，而沒有從城市與日本現代化的關系的角度來把握日本的城市發展。

“到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6%—7%左右而日本則為16%—17%左右。”[2]p116這是日本城市發達的結果，日本的城市化率在現代化初期是世界各地所不及的，特別是江戶、大阪、京都等三個中心城市的發展。“江戶到18世紀中葉人口便超過了100萬，1650年前后大阪人口已近80萬人。”[3]p236“人口在五萬左右的有金澤、名古屋、廣島、長崎等；人口在萬人以上的城市大約有五十多個-------這樣的人口集中，是由于城市經濟的優越性而產生的。”[4]p86從城市人口的數量來看，日本的城市在十九世紀前，就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這里的城市化運動并不是產業革命的結果，原因何在？筆者認為日本歷史，在1550—1800年，完成了一次城市運動，創造了日本的“原城市化”運動。它是日本現代化的前提條件。本文便來看一看日本城市運動的歷史條件。

一、它是日本戰國后期，幕藩體制建立的結果，形成了國家對商業和城市的統治，這樣，日本的城市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發展起來。城市作為社會發展特別是商品經濟的重要載體成長起來。

德川幕府是日本封建社會的最后階段，幕藩體制的建立標志著日本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的完成，它是日本武家政治的最強盛時期，完好地運行了近三個世紀。日本的幕藩體制是以石數制為基礎的兵農、兵商分離制的身份制社會。它們決定了城下町的發展方向。這一條件是日本城市發展即原城市化的決定性前提。

（一）、幕藩體制不是一種絕對的中央集權體制。這種體制決定了它“與中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不同的一種特殊的政治體制，它是集權的，同時也是分權的，但又不同于歐洲中世紀徹底的分權制。”[5]p184幕藩體制是集權和分權相結合的政治體制，它塑造著日本的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德川幕府實行封建的中央集權政治。幕府支配著全國重要都市，三都為中心的全國經濟中心點成為全國性流通體制的樞紐，形成了全國性的中央市場。這是由集權獲得的。“一國一城令”要求每一個藩國只有一個城下町，這樣各藩就以城下町為中心形成了藩的領國經濟，城下町成為全國性流通體制的支點，形成了全國各地的地方市場。而藩國林立的狀態在全國統一條件下，有利于形成各藩國之間的競爭與交流，推動著地方市場的繁榮。

同時，這種集權和分權的體制，又由于“參覲交代”制度的實施使其進一步完善化，促進了幕府對全國的控制。在穩定統一的政權統治下，這一制度不僅促進了全國物資流通范圍的擴大，而且促進了交流的發展，建立了全國統一的國內市場。以江戶、大阪為中心形成了全國性流通經濟體制，經濟一體化的格局開始出現。這樣，城下町便成了大名的領國經濟與中央的全國經濟圈進行交流的樞紐，地方市場的繁榮不能脫離中央市場，有利于民族統一國內市場進一步發展。因而，幕藩體制下的城下町成為日本典型的城市，它們與日本江戶時代的社會變動密不可分。城市作為國內統一市場的載體在這一時期成長起來。

（二）、以石數制為主體的兵農、兵商分離政策是城下町成立的根本性的前提條件。

正天16年（1588年）的《刀狩令》和正天19年的《身份統制令》[6]p89-90明確實行兵農分離等制度，它使日本社會發生以下變化：

首先，建立了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關系──以石數為基礎的土地所有制。用身份制和村請制把農民變為國家的農民，國家依靠農民的自然經濟所生產的年貢來維持收入。而且，通過“檢地”來確定農民的社會地位。“檢地的特點是否認過去的名主領有地，承認直接生產者為領有土地的本百姓即自耕農。”[7]p164日本江戶時代通過這一政策形成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關系，“日本具有純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組織和發達的小農經濟。”[8]p785因而，這種土地所有制保障了農民的自由生產，農民各自獨立地專心從事農耕；他們成為國家的農民，免受其他中間階層的剝削。

其次，兵農分離制——武士從農業生產中分離出來。隨著軍事制度的革命──火器的使用和從而產生的以堅強堡壘進行防御的必要──武士都集中了城下町因而將他們的田地交由農民去耕作。”[9]p16豐臣時代，使日本武士完全脫離農業生產，成為幕藩體制的維持力量，而武士被要求完全居住于城下町，他們便成為城市中最大的消費者階層和文化的載體之一。“促進城下町形成的政策，造成了農村經濟向城市經濟的過渡。這本來是為了集中統治武士而推行的政策，但由于武士階層消費的擴大，城市經濟發展起來，戰國時代的居城及要塞已喪失軍事意義成為政廳與大名的宅邸，而城下町因為人口的集中變成了城市。”[10]p70

最后，兵農分離過程同時伴隨著農商的分離過程。由于戰國時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商人、手工業者增多了。而在武士集中于城下町過程中，武士做為消費者階層不得不依靠商人、手工業者的活動來滿足他們的需要，這樣，商人、手工業者集中于城下町，使商業、手工業完全從農業中分離出來，使工商業者作為一個集團成長起來，這是日本社會的重要變化——這一時代商人階級的成長和壯大標志著日本完成了一次社會大分工，商業、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經濟部門。因而，日本的幕藩體制允許商品經濟的發展，日本的商品經濟作為農本經濟的對立物開始成長起來。

與此同時，這些變化又以實施石數制為基礎，而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入和發展。石數制是以年貢為主的實物地租作為封建的地租形式。通過石數制，日本所有的村、郡、國，均稱之為若干石的村，若干石的郡或國，這并不是以其地域的耕地面積，而是以稻米的生產量來表示的，全國各地的經濟實力便可一目了然了。以石數制為基礎的幕藩體制不僅有利于自然經濟的發展，而且推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由于城下町的存在而使領主、武士和農民都卷入了商業社會之中。商品經濟使日本的封建統治階級不斷地改變統治政策，而不是固守一成不變的經濟政策，由此來適應著江戶時代商品經濟特別是貨幣經濟發達的狀況。

綜上所述，日本德川時代，幕藩領主在幕藩體制的建立中對城下町的推進政策，使日本的城市具有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功能；形成了對農村和城市的雙重統治。井上清曾指出：“幕藩體制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農業和以商品經濟發達為基礎的工商業為前提而建立起來的。”[11]p3這樣，幕藩體制不僅塑造了日本的封建小農經濟——日本進入封建社會的最高階段，而且塑造了日本社會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因而，日本的城市在幕藩體制下發展起來。城市運動即原城市化也就成為日本江戶時代社會歷史的重要內容。

轉貼于 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發展是原城市化和城市發展的社會基礎條件。商品經濟是城市產生和繁榮的經濟原因。同樣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是日本原城市化的經濟原因。特別是元祿時代以后，城市貨幣經濟的繁榮進一步推動了城市的繁榮和原城市化的進程。

（一）、日本的社會生產力是不斷發展的。由于德川幕府結束了戰國時代以來的兵亂，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勞動人民就可以在較為安定的環境里進行生產，“耕地面積從豐臣秀吉檢地時的150萬町步，到18世紀初達到297萬町步，1872年又擴大到358萬町步，在此基礎上，江戶時代不到300年間糧食產量增長了近80%，從1588年的1800萬石增長到1872年的3222萬石。” [12]p35（其中17世紀末達到2580萬石）[12]p16這樣，單位面積產量有所提高，中等土質耕地的反收獲量1594年為1.1石，1686年達到1.3石，到1873年提高到1.6石。[12]p35 同時，江戶時代的租稅率基本上是相對穩定的，“幕府確定的年貢率，開始是六公四民------十八世紀初，年貢率改為三公七民。” [13]p63這樣，日本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特別是農民手中剩余生產的增長，成為社會分工和交換擴大的基礎，是使商業、手工業和農業分離的物質前提條件。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農業勞動率的提高，出現了剩余產品，日本的農業才能夠滿足非農業人口對農產品的需要。農業為工商業發展提供重要保障，城市才能夠不斷發展。

（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戰國時代的畿內地區的棉紡織業的分工就已經發展起來，“要經過十四、十五道手續，提供許多的職業，養活各種家庭的人。” [14]p13-14 分工的進一步發展使專業化的市場出現“不久它們變為常設的市集，商人定居下來，便形成了町。” [15]p208-209早期市場町、門前町、寺內町等市的繁榮，有利于促進了日本城市的進一步發展。 后來，由于城下町化，武士、工商業者的集中使城市中確立了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地位，使工商業者從農業分離出來，這樣便形成了日本的商人和手工業者階級。城市分工的確立以及城市商業的發達既促進了商品經濟發達也促進了工商業者的內部分工。“十七世紀由于商業的發達，商人的性質也發生變化------商品貿易額更為增多和商業趨向合理化，從而商人之間的業務分工發展起來-----大量的出現了專門從事某一種商品的批發商和經紀人。”[4]p102-103這樣，城市的社會分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反過來，商品貨幣經濟進一步推動著城市的發展和日本的原城市化向縱深發展。

綜上所述，江戶時代日本的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發展為日本的原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原城市化在這樣的條件下向縱深發展——商品經濟發達起來。原來作為農本經濟的附屬物的商品經濟漸漸地成長為農本經濟的對立物。因而，日本工商業者地位的確定反映了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發展，“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 [16]p161日本的商品經濟的繁榮反映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更重要的是商品經濟促進了城市和城市化的發展，而城市的繁榮又促進了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發展，促進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發展。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促進著日本的原城市化。馬克思曾指出：“城市工業本身一旦和農業分離，它的產品一開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產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業作為媒介，這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商業依賴于城市的發展，而城市的發展也許要以商業為條件，這是不言而喻的。”[17]p371

三，自然地理條件是城市興起和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交通條件的發達及相適應的社會技術的進步則為日本城市的繁榮和原城市化奠定了物質基礎條件。

“通過對許多城下町地理條件的比較研究，我們發現，當時的城下町所依靠的地理條件，有如下幾種情況：（1）多位于平原的中心地帶，路上交通便利。（2）河流的控制地區，水陸條件好。（3）適宜海上運輸軍備便利的港口，海運條件便捷。（4）軍事要塞的地方，多集中丘陵地帶。”[18]p221這里可以看到，城下町在形成之初，便多集中交通便利地帶，陸運、海運和水運發展起來。而江戶時代城市商品經濟的繁榮和“參覲交代制度”的實行，使全國性的交通運輸非常方便。在陸上，形成了以江戶為中心，以“五街道”為主要干線的通往全國各地的陸路交通網；在海上，由于日本是個島國，海上運輸作為主要交通方式，自古以來就很發達。江戶時代由于全國流通的增長，使環島海運發展起來，形成了以江戶、大阪為中心，以“四海道”為主要航路的海運交通線。此外，內河運輸也有所發展。疏浚了主要河流，河運多與陸路和海路銜接，使海陸運輸更為活躍。

這樣，由于全國水陸交通運輸的發達，全國各地的政治、經濟、文化便進一步加強了。參覲交代制度推動了各地之間的交流，人口的流動和商品經濟的繁榮，使城市經濟開始打破自然經濟所造成的隔絕狀態，促進著全國統一市場的發展，特別是“東西海運的暢通標志著以大阪、江戶為中心的全國性市場的形成。”[12]p21這反映著海運在日本的社會發展的歷史作用，海運是簡便易行的運輸方式，它具有中途不用反復裝卸、運輸量大、運費低廉等優點。德川時代“海運船舶可載五、六百石，大者可達千石。”[19]p265由于日本江戶時代以貢租米作為最初的流通物資，它的運輸量使海上運輸特別發達。交通運輸作為商品的載體，促進著商品經濟和城市的繁榮，江戶時達的水陸交通條件，使商品運輸和集散更加繁榮，促進著城市經濟的發展，也促進著商人的活動區域擴展到全國。

四、江戶時代長期穩定的和平環境，帶來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商品貨幣經濟的繁榮有利于日本城市化的完成。

穩定的社會環境使城市社會經濟更加繁榮。“這樣就產生了同附近地區以外的地區建立貿易聯系的可能，這種可能之變為現實，取決于現有的交通工具的情況，取決于由政治關系所決定的沿途社會治安狀況（大家知道，整個中世紀，商人都是結成武裝商隊行動的）以及取決于交往所及地區內由相應的文明程度所決定的需求的發展程度。”[20]p296沒有這一時期穩定的社會環境，日本的社會經濟發展也不會這樣引人注目的。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使日本的商品貨幣關系發展起來，推動著日本的原城市化的不斷發展。

通過以上論述，日本德川時代，在幕藩體制確立的過程中，進行了一場全國性的城市化運動。這一過程，以戰國時代的商品經濟發展為基礎，確立了市集的地位；以城下町化過程中的統一政策為契機，人為地促使了日本的“城”與“市”的結合，不僅建立了近代意義的城市而且推動著日本的原城市化。同時這一過程又以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商品貨幣經濟的繁榮為動力，其他社會、自然條件為輔，日本商業和城市經濟進一步發展，日本的城市社會建立起來，這樣，城市商品經濟作為農本經濟的對立物發展起來。因而，在1550-1800年期間，日本的城市在明治維新之前就已經成長壯大起來，日本的原城市化也順利地完成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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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商品經濟產生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民法;市民社會;私法自治

有人說,觀念決定行為,行為決定習慣,習慣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那么,是什么決定了民法的命運呢?筆者認為,是民法的理念。民法的理念決定著人們的行為和習慣,形成了民法的性格,從而造就了民法在一個國家的命運。而探討民法的理念,必然要從民法所產生的社會基礎考察起。

一、民法產生的基礎是市民社會

民法是市民之間的法,是市民與市民交往的法,而市民與市民之間交往的總和就是市民社會,因此民法就是市民社會的法,民法產生的基礎是市民社會。

第一,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相對,并以商品經濟為經濟條件。作為民法產生基礎的市民社會有自己獨特的含義[1]。我們知道,民法主要源于古代羅馬的市民法。而羅馬是一個古代的市民社會,羅馬的商品經濟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現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的概念產生于歐洲中世紀末期,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新興的市民階層在經濟上擁有了越來越強大的實力,并開始和封建勢力做斗爭,他們用市民社會的平等、自主等觀念作為反對封建專制的武器,這時,市民社會作為與政治國家相對立的名詞開始有了其特殊的含義。

在這里,市民社會是與政治國家相對的一個概念,市民社會是政治國家的基礎,它與政治國家相對,并部分獨立于政治國家,它是指那些不能與國家相混淆,或者不能為國家所淹沒的社會生活領域。它是在家庭和國家之間、或者說個人和國家之間的這部分領域,以及存在于其中的組織和制度的總和,包括家庭、社區、作坊、工場、公司等等社會組織的總和。在市民社會中的人與人的關系上,所有人身份平等而且自主,任何人都沒有超然于他人之上的地位,每一個人、每一個團體都可以按照自己認為合理、對自己有利的方式與他人交往;在與國家的關系上,市民社會相對獨立于國家,國家僅能有限地通過法律或政策合理地干預,但不能像在政治社會中那樣,通過命令,要求市民社會的成員之間發生某種法律關系,或分配社會財富;同時,市民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本質是自由交換,商品經濟要求交易主體意志自由,身份平等,這正和市民社會的平等、自主相契合。

“我們將以市民社會中經濟人之間形成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為主要調整對象,并以人為出發點,以規制人的行為和關懷人為其終極目的,亦即將使命定位于確定和保護合理人性的法律,稱為市民社會法”[2],也就是民法。民法調整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平等是民法的精神,也是自由的前提。而“確認當事人地位平等并盡力讓其獨立意志得以充分體現是市民社會獨有現象”[2],所以,商品經濟、市民社會、民法在基本點上是相通的,也就是平等和自由。商品經濟是市民社會的經濟基礎,也是民法的經濟基礎;民法是市民社會的基本法,也是商品經濟社會的基本法;市民社會就是以商品經濟為經濟基礎,以民法為基本法律的社會。

第二,中國民法長期不發達,市民社會的不發達是其重要原因。中國古代法文化有一個重要的現象是“民事刑法化”,即民法的問題用刑法來解決,民事糾紛往往用刑法的手段來處理。比如,在西周的《周禮》中就記載:“凡民間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貨財”就是借貸,西周的時候就有了借貸契約。如果違反契約規定,還不出錢,或交不出利息,怎么辦呢?在現代社會,承擔的是違約責任——繼續履行、賠償損失。但是在西周,要“刑罰之”,要當做犯罪來論處。而且,中國古代這種“民事刑法化”的傳統一直到清末都沒有根本的變化[3]。所以說,民事刑法化、民法不發達是中國古代法律一個重要的特點。

實際上,直到近些年中國的民事法律體系才剛剛建立,而且遠未完善。與此相適應的是,我們國家歷史上市民社會一直很不發達,到現在仍然是“大國家,小社會”。

古代中國是中央集權發達的國家,國家權力十分龐大,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為什么會出現“民事刑法化”的現象?犯罪行為侵害的是國家、集體的利益,而民事侵權行為、違約行為,侵害的是私人的利益,本應由私人去主張救濟。但是,當國家權力、公權力足夠發達、足夠強大的時候,個人已經被淹沒了,一切犯罪行為,包括一般違法行為都被認為是對國家的侵害,那么,就需要國家運用強制力來制裁。因此,國家權力過于發達導致了本應屬私人交往的社會領域受到抑制,難以發達。同時,自然經濟的長期主導使得市民社會喪失了其發展的經濟條件。

建國以后,我們廢除了一切資產階級的法律,開始向前蘇聯學習。前蘇聯有一個認識,就是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任何私的東西,也沒有私法,民法也是公法。那么私人的一切領域,國家就無所不干預、無所不控制。國家實行計劃經濟,強大的國家權力干預一切:生產領域的一切都是國家來干預、來控制;生活領域的一切國家也要來控制,個人消費什么,國家來計劃。“大國家”則必然“小社會”;市民社會弱小,民法則必然不發達。我們要把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區分開來,要給市民社會以自我適應、自我調整、自我治理、自我發展的空間,這樣才能實現國家、社會以及民法的健康發展。

二、私法自治是民法最基本的理念

第一,民法包含了公法與私法劃分的全部意義。公私法的劃分是西方法律史上源遠流長的對法律的分類。早在古羅馬時期,著名法學家烏爾比安就提出了公法和私法的劃分:“公法涉及羅馬帝國的政體,私法則涉及個人利益。”此后,出現了各種關于公法和私法劃分的標準和學說,①但這些學說無一例外地認為民法是私法,或者說私法主要就是民法,或者說民法和商法。

一般認為,商法起源于中世紀地中海沿岸的一些自治城市,并由商人習慣法發展而來。在民商分立的國家,民法和商法是彼此獨立的,它們都是私法。但在大陸法系的多數國家,包括中國,都是實行民商合一制,即民法包括商法,商法作為民法的特別法而存在。同時,由于商法所調整的商事行為和商事組織的特殊性,商法也產生了自身特殊的規則,商法本身也具有較強的技術性和國際性,使得商法和傳統民法相區別。然而,商法畢竟也和民法一樣,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也要適用民法總則的規定,仍然屬于大民法的范疇。

我們看到,在談論公私法劃分的問題時,人們也提出了很多的批評,認為這種劃分太過機械,割裂了法律的內在聯系,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公法和私法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人們開始質疑這種劃分是否有必要。但正如上文所述,不論何種分類方法,都把憲法、行政法、刑法劃為公法,民法歸入私法。實際上,公私法劃分的全部意義就在于民法所特有的私法傳統與理念。那么,民法作為私法,它有著什么樣的理念和傳統呢?

第二,私法自治是民法最基本的理念和最重要的傳統。如前所述,羅馬人已經把全部的法律劃分為公法和私法。公法是政治國家的法,其主角是權力,其運作有賴于權威、命令和服從,其內容體現為政治、公共秩序以及國家利益;私法是市民社會的法,它以權利為核心,以私人平等和自治為基本理念,其內容體現為私人利益。學者認為,羅馬人把法律劃分為公法和私法,正是因為他們始終對權力的猖獗抱有警戒之心,試圖劃出一條“楚河漢界”[4],國家在公法范圍內活動,個人在私法范圍內活動,其終極關懷是私人的平等和自治。

私法自治,又稱私權自治、意思自治,是指當事人可依自己意思和理性判斷,去設計生活,管理事務,形成各種私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其真諦是尊重選擇,其基本點是自主參與和自主責任[2]。簡單地講,就是在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屬于自己的領域,能夠自己來決定一些東西,而不需要其他人,更不需要國家來加以干預。國家和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對私人及其領域的利益和安全予以保障。

可見,私法自治正是市民社會的應有之義。民法根植于市民社會。在市民社會中,人人平等而且自主,沒有人可以超人的特權命令他人,或干預他人的意志自由和行為自由,所謂“法無禁止即可為”,只要不違反法律,完全可以由自己決定怎樣去行為,從而形成市民社會的自治。而在政治國家中,為了保證私人領域的自治,公權力只能遵循“法無授權不得為”的原則。

私法自治在物權、債權、婚姻、繼承和商事領域表現為五大自由:財產自由(所有權自由)、契約自由(交易自由)、婚姻自由、遺囑自由和營業自由(投資自由)。然而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比如物權法上的國家征收、合同法上的無效合同就是對所有權自由和合同自由的限制。因此,當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發生沖突時,國家要對私法自治進行干預。誠然,西方各國的私法均經歷了從崇尚絕對的個人自由到重視社會利益的轉變,然而私法自治始終作為民法最基本的理念而存在。尤其是,正如上文所述,中國歷史上國家權力十分龐大和發達,市民社會尚未成型,平等和自治的理念在今天還需普及和發展,強調私法自治的民法傳統則具有更加強烈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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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弛.民法性質論[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8,(1).

第5篇：商品經濟產生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梢勻我庋竦模僑【鲇諶死嘍宰勻喚緄娜鮮凍潭群透腦炷芰Γ瓷Φ姆⒄顧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攬俊叭說囊覽倒叵怠崩湊絞ぷ勻唬闋隕淼男枰餼褪僑擻胱勻恢淶摹白勻瘓謾筆逼冢壞鄙Φ姆⒄鉤魷至松緇岱止ぃ卑樗胬投曬辛聳S嘍接兄埔院螅擻胱勻壞奈鎦時浠還叵稻鴕⒃凇耙暈锏囊覽敵暈〉娜說畝懶⑿浴斃問繳希慈嗣峭ü吧唐方換弧鋇男問嚼詞迪致闋隕淼男枰嬤死嗌緇峋沒疃男問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謾狽⒄故逼冢壞鄙緇嶸Φ母叨確⒄梗股緇岵聘壞囊磺性慈汲浞鐘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諞恍枰接兄埔菜嬤觶鋈說玫餃娣⒄梗鞘比死嗌緇峋沒疃問驕筒恍枰ü敖換弧鋇男問嚼詞迪鄭簿筒恍枰凹壑怠輩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蔥璺峙洹鋇男問嚼綽闋隕淼男枰傭搿安肪謾鋇姆⒄菇錐巍?/P>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沼詒蝗鮮讀說謀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潁緇岬納拚刺腿夢揮詘湊丈緇嶙芴搴兔扛齔稍鋇男枰隕械納緇岬撓屑蘋牡鶻凇！盵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經濟”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問題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內容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梢勻我庋竦模僑【鲇諶死嘍宰勻喚緄娜鮮凍潭群透腦炷芰Γ瓷Φ姆⒄顧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攬俊叭說囊覽倒叵怠崩湊絞ぷ勻唬闋隕淼男枰餼褪僑擻胱勻恢淶摹白勻瘓謾筆逼冢壞鄙Φ姆⒄鉤魷至松緇岱止ぃ卑樗胬投曬辛聳S嘍接兄埔院螅擻胱勻壞奈鎦時浠還叵稻鴕⒃凇耙暈锏囊覽敵暈〉娜說畝懶⑿浴斃問繳希慈嗣峭ü吧唐方換弧鋇男問嚼詞迪致闋隕淼男枰嬤死嗌緇峋沒疃男問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謾狽⒄故逼冢壞鄙緇嶸Φ母叨確⒄梗股緇岵聘壞囊磺性慈汲浞鐘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諞恍枰接兄埔菜嬤觶鋈說玫餃娣⒄梗鞘比死嗌緇峋沒疃問驕筒恍枰ü敖換弧鋇男問嚼詞迪鄭簿筒恍枰凹壑怠輩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蔥璺峙洹鋇男問嚼綽闋隕淼男枰傭搿安肪謾鋇姆⒄菇錐巍?/P>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沼詒蝗鮮讀說謀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潁緇岬納拚刺腿夢揮詘湊丈緇嶙芴搴兔扛齔稍鋇男枰隕械納緇岬撓屑蘋牡鶻凇！盵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第6篇：商品經濟產生的原因范文

八十年代《人民日報》的廣告：我公司秉承不斷創新的優良傳統，在引進聯邦德國KABLMETAL公司、美國HAMPDEN公司軟管自動生產線各一條的同時，積20年的豐富經驗，以21世紀的尖端科技，致力創造質量更好、成本更低、規格更多的軟管……

青年朋友，作這樣的對比你有何感受呢？也許，對七十年代的“新聞”你會拍手叫好；那么，你又怎樣看待八十年代的廣告呢？假使你認為引進就不是自力更生，你就錯了。

（一）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所謂自力更生，就是萬事不求人，自給自足；就是“自己設計，自己制造，自己安裝”。如果一項工程中使用了引進技術，如果一臺機器上安裝了進口零件，那就不是自力更生。這是典型的自然經濟的自力更生觀。

自然經濟的自力更生觀是小農意識的反映。在自然經濟下，由于缺乏固定的社會分工和穩定的交換關系，一個人如果把關系到自己生存的物品和勞務的供給仰仗于他人，那無疑要冒“死”的風險。因此，每個生產者既當農民，又當“工人”；既是設計師，又是制造商，生產與消費是絕對統一的。這樣的社會存在反映在觀念上，就是追求“萬事不求人”，反映在國策上，就是“閉關鎖國”。

與自然經濟的自力更生觀相對立的是商品經濟的自力更生觀，它強調的是“互通有無”，是“等價交換、平等互利”，是“拿來主義”。它認為，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為“自力更生”的標準不是看它是否生產了自己所需要的全部產品，而是看它是否創造了足夠的價值交換自己所需要的物品。正象我們不能因為工人不種地就說工人是靠農民養活一樣，我們也不能說搞開放政策，引進技術，就不是自力更生。

商品經濟的自力更生觀反映了商品經濟社會的本質。商品經濟，實際上就是交換經濟；商品社會，實際上就是交換社會。在商品經濟下，幾乎沒有一件產品是完全由單個企業生產的，沒有一個國家不從別國“進口”。世界經濟的一體化正是商品經濟作用的結果。

我國正處在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恢復的歷史時期。與此相應，要求有一個觀念上的變革。其中，自力更生觀念的轉變是一個重要內容。假使我們仍然把自力更生理解為“自給自足”，而不是理解為“等價交換”，并以此來衡量今天的政策，那就會產生一些不正常的抵觸情緒。我們希求的不應該是避免有求于他人，而應該是使他人同樣有求于我。

（二）

自力更生不僅應該是一項方針，更應該是一種能力。決定一國自力更生能力的因素，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經濟方面的。經濟方面主要是指資源與技術。一國的資源越豐富，技術越先進，它的自力更生的能力也就越強。這里所說的資源，包括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和資本。由于資源在各國間的分布不均勻，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相對優勢，也有自己的“先天不足”。開展國際間的貿易往來，正是每一個國家發揮優勢，揚長避短的必要條件，可以取得“先天不足后天補”之效能。至于說到技術，發明家不可能都生在一個國家，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所有領域領先，科學技術是人類的共同財富。一個國家，只有對外開放，吸收別國先進的東西，才能使自己強大起來；相反，閉關鎖國，夜郎自大，必然落在時代的后面。在農村，真正有希望富起來的人，是從事專業化生產的“商人”，而不是自給自足的農民。真正的強者，是以人所長補己所短的人，而不是唯我獨尊，驕傲自滿的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自力更生離不開對外開放。

縱觀世界，沒有一個自強富裕的國家不是一個開放的國家，雖然逆定理不一定成立。日本是靠開放自強的一個典型例子。就資源而言，它是貧乏的，就技術而言，它也不過是一個“好學生”。如果沒有明治維新之后的門戶開放，假使戰后日本也象我國過去一樣關起門來搞建設，不要說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二經濟強國，就是充當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也怕不夠格。

但是曾在短短的三四百年的時間里，中國由一個“先進”的中央封建帝國變成了一個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其間遭受了帝國主義列強的百年蹂躪。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解放后，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我國的大門被別人從外邊鎖上，而我們自己還嫌不夠，又在里邊加了一把鎖，這個教訓不能不認真記取。

實現現代化離不開資金，離不開技術。而對我們這樣一個國家來說，最稀缺的正是資金和技術。解決問題的辦法，除了國內積累和自己創造外，就是“引進”和“拿來”，而且，引進可以帶動積累，拿來可以誘發創造。對一個國家來說，“借雞生蛋”是聰明之舉，而不是愚蠢的行為；“汲取”是增強體質，而不是單純的“輸液”。要當先生，先得當學生。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只能繼續跟在別人屁股后爬行，那我們就會永遠處于挨打的地位。“抵制洋貨”這個二三十年代的進步口號在今天顯然已不合時宜了。

第7篇：商品經濟產生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 經濟危機 根源 堅持與發展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11-0182-01

人們習慣性地認為經濟危機根源，由于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存在矛盾。而現實狀況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經濟危機的同時，社會主義社會也不同程度上的承受這經濟危機帶來的影響。2007年底，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而與此同時，一些社會主義的也卷入經濟危機，比如說中國。而辯證地堅持和發展解決經濟危機的根源，適時地調整措施來發展符合實際情況的經濟的理論又成為重中之重。

一、堅持

究其根本原因，經濟危機的本質和根源，就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存在矛盾。首先，資本主義生產的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正因為資本主義企業對剩余價值不斷追求，迫使其盲目擴大生產。而在這個擴大生產的過程中，又會造成資本積累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最終致使無產階級貧困的發生。長期發展下去，必然會造成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本質上是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經濟危機不僅帶來了股票大幅度跌落、房地產價格縮水等影響，同時也使得失業率急劇上升，CPI指數更是日漸攀升，人們的生活質量明顯下降最終使得受害最深的還是普通勞動群眾，生活質量明顯下降。

其次，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關系與社會生產力不相適應，突出表現表現在生產資料占有者與勞動者之間存在切實的對立。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沒有辦法解決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卻能夠成功地解決這一矛盾，也就取代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在這之中發生的作用。但從唯物史關的角度上來看，要想切實地解決經濟危機，緩解經濟危機帶給社會的各項問題，就要順應歷史發展規律，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

再次，研究經濟危機最初是以19世紀成熟的歐洲資本主義為分析對象，那時候的商品經濟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生產還未完全實現社會化，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還未形成統治地位，因此經濟危機還缺乏統一的國際市場條件。但是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已經發展的較為成熟，市場發達，依賴性較強的國際經濟活動也逐漸成熟，這就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創造了更偉重要的市場條件。用唯物辯證法來分析，經濟危機不再是社會再生產經濟循環的某個環節，而是在連續不斷地循環過程中不斷存在并顯現出來的。因此要想真正的解決經濟危機，要從連續不斷的循環過程著手把握，而不只是從某一個階段來解決。

二、發展

在分析和解決經濟危機根源問題上，我們在堅持的同時，更主要的是結合實際情況發展。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結合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程度，也從不同的發展階段考慮了商品經濟，進一步揭示經濟危機發生和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認為，在簡單商品生產和交易過程中，貨幣的產生盡管克服了物物交換的局限，促進了商品的交易，但其流通的職能也可能會使市場出現商品買賣脫節、交易的中斷、生產的中斷等現象，這就偉經濟危機的出現造就了必要條件。漸漸地，貨幣的支付職能逐漸發生作用，但是在促進商品交易的過程中，也容易會由此形成交換者的多角債務關系，信用關系收到威脅，經濟危機可能性就會進一步擴大。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成熟的資本主義會使得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終使得經濟危機由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

理論和事實證明，在簡單商品經濟時期，由于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完善不成熟，經濟危機不會真正的發生，而只有成熟的市場經濟才會真正地孕育經濟危機。在現實生活中，在考慮經濟危機的社會經濟制度因素的同時，社會市場制度因素更是不容忽視。

社會市場制度主要是指市場配置資源的運行機制和制度，這其中主要包括企業組織制度、市場交易規則、金融制度和信用制度等等。這種社會市場制度成為了造就經濟危機的基本因素。而當前的市場經濟發展程度和現實情況也表明，經濟危機已經不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只要是這個社會，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占主導，以貨幣為媒介的社會經濟活動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企業目標與社會生產的之間的矛盾，也會存在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也會存在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在信用制度進一步擴大了經濟市場后，虛擬經濟則日益脫離實體經濟，“泡沫”的破裂逐漸成為經濟危機的導火索。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典范，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發展日漸穩定成熟。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市場調節為基礎手段進行資源的合理配置。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成為了我國目前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的經濟不斷融入國際市場，自我國加入WTO以來，國際貿易往來更是日漸增多，在受益的同時也存在金融市場和虛擬經濟等各項問題，中國的市場經濟也深深地受到經濟全球化的影響。這種市場經濟突破了國家和所有制的各種限制，將整個世界市場連為一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都會通過這些渠道傳導到中國。

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經濟危機的根源，事實上這與其對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認識的局限性也有一定的關聯性。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企業組織商品生產和交換，進而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商品的剩余價值。而社會主義則消除了商品經濟的重要條件，即資本主義私有制，這樣商品生產和交換也及不存在了。現在看來，馬克思的商品經濟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當前社會對商品經濟原因的認經突破了所有制限制，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已經完全適應不同的社會制度。即使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同的利益主體也客觀的存在著，都需要交換商品來進一步實現經濟利益。那么，我們對經濟危機根源的認識也要有所發展。因此，一般說來，商品經濟、市場制度的各種弊端，包括經濟危機，也必然會發生在所有采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社會。

總而言之，在解決經濟危機和現實經濟問題的過程中，既要堅持，又要發展，在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堅持，用辨證的角度去看待各種經濟理論和問題，這樣才會創造出符合自身的經濟發展理論和模式，經濟發展才會逐漸日趨成熟穩定。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8篇：商品經濟產生的原因范文

一、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自給自足還是自給性生產？

經君健同志的《試論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聯系》一文［①a］，撇開以往經濟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說法，試圖從一個新的思路解決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統治與商品經濟發達這種理論上的“矛盾”。他認為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歐中世紀早期以莊園制為主要內容的領主經濟的主要特點，至于以地主制經濟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封建制度，則與商品經濟有本質的聯系，從總體上說來不存在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的特點。應該說，經君健同志的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學者雖然也認為戰國秦漢以后自然經濟不占統治地位，但他們大都是從商品經濟的發展（有的甚至認為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出現）引起自然經濟的瓦解來論述這個問題的。經君健同志認為，封建地主制經濟根本不可能自給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備實現自然經濟的條件。在他看來，中國商品經濟很早就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但一直未能促進資本主義關系產生、發展，就是因為這里的商品經濟與地主經濟相適應。

認為地主制經濟不具備實現自然經濟的條件，當然也就取消了我們一開頭所說的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統治與商品經濟發達的理論上的矛盾。但這實際上并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因為它帶來了一系列新的難以解釋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經濟從一開始就與商品經濟有本質聯系，而與自然經濟沒有必然的關系，那么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類型是不是就應定性為商品經濟？既然商品經濟的繁榮和地主制經濟的發展完全適應，為什么秦漢以后歷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農抑商的思想和主張？其次，倘若說中國封建經濟結構從總體上說屬于商品經濟而不是自然經濟，為什么這種與地主經濟相適應的商品經濟一直未能促進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和發展？再有，既然自然經濟從中國地主制封建社會一開始就不占統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礙近代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發展的內部經濟因素，究竟是自然經濟還是商品經濟？這些問題，從理論上顯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釋的。

經君健同志的論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歐洲中世紀的經濟模式來套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實際的教條主義。從方法論上說，這無疑是應該肯定的。但是他對“自然經濟”范疇的界定，卻完全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歐洲中世紀早期經濟生活某些特點的論述來加以概括，而沒有考慮這些特點在中國封建社會是否也同樣存在，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論的用意。經君健同志承認，馬克思并不曾給“自然經濟”范疇下過定義。他根據馬克思的有關論述，把自然經濟的內容歸納為三點：一、經濟條件的全部或絕大部分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二、賴以建立的生產方式的條件，是要有作為農業副業的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三、產品根本不進入或只有少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較小的部分進入流通過程。在經君健同志看來，“‘自給自足’是這種獨立的封閉的經濟個體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點都是由此派生的”。也就是說，只有經濟單位的生產與消費在使用價值形態上保持平衡時，自然經濟才得以實現。他把這稱為“自然經濟平衡律”。

按照經君健同志所論述的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和必要條件來衡量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生活，當然得不出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的結論。但問題是，從馬克思的有關論述看來，能不能說“自給自足”是“自然經濟”最基本的特征？經君健同志在分析自然經濟必須具備的五個條件時，是以西歐中世紀早期的領主莊園為考察對象的。但我們知道，即使在西歐中世紀早期，完全自給自足的領主莊園為數也不多，更不用說中期和晚期了。在領主莊園之外，歐洲中世紀還有許多分散的依附農民和自由農民，他們更不可能具備經君健同志所說的自然經濟的五個條件。這就是說，如果用經君健同志所說的“自然經濟平衡律”作為衡量的標準，則不僅中國地主制封建社會，就連西歐領主制封建社會恐怕也很難說是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事實上，如果我們全面地考察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自然經濟的論述，就不難發現，他們更多地是強調經濟單位的生產或者是“為了生產者本身的直接消費”，或者是為了“封建領主的直接消費”［①b］。應該說，自給性生產才是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前者是自給性的生產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產。我們可以認為自給自足是自然經濟表現得最完整和純粹的形態，但不能把自然經濟歸結為自給自足。同樣是自給性生產的經濟單位，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以什么形式滿足本單位生活消費和維持簡單再生產的需要，可能表現出具體的差異，但這并不改變自然經濟的本質。

方行同志在《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一文中，認為小農經濟是一種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多層次結構，亦即有自給型、半自給型和交換型等不同生產類型的農戶。這個思路是正確的。但他一方面說：“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的自給性生產，超過或大大超過其商品性生產，自然經濟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質，商品經濟僅是其次要的質。”另方面又承認“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是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②b］這就不免使自己的理論前提陷入矛盾而難于自圓其說，因為“自給性生產”和“自給自足”畢竟是兩回事。

自給自足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經濟單位可以獨立實現本單位所需要的農副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生產。這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在中國古代是存在過的。《鹽鐵論·水旱》說：“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淮南子·主術訓》說古代人君“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殖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谷者，經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上述材料雖說都帶有理想化的成份，但在春秋戰國以前，生活在家族公社和農村公社中的農民基本上可以自給自足，而與市場很少發生聯系，大致是事實。

春秋戰國時代，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社會關系的巨大變動。原先作為基本經濟單位的家庭公社和農村公社瓦解了，各諸侯國普遍形成以一家一戶為一個生產單位的個體小農農村。鐵農具的推廣和牛耕的使用是個體小農經濟形成的物質基礎，而這些生產資料卻是大多數個體農民家庭無法自給自足的。許行及其門徒號稱自食其力，“必種粟而后食”。但是他們卻做不到“織布而后衣”，而且做飯的鍋甑和耕田的鐵農具都需要用粟去交換。原因很簡單，“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①c］從戰國到秦漢，無論是農民家庭或地主田莊，與市場都有不同程度的聯系。它們的生產和生活消費，都需要通過市場得到補償和調劑。但是經濟生活的這種變化，并沒有改變大多數經濟單位仍然從事自給性生產的性質，因而也就沒有改變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基本特點。在本文往后的敘述中，我們對此將作具體的說明。

“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都是反映經濟生活運行機制的特定范疇。在經濟史的研究中，需要應用經濟學的一些范疇、模式和原理來說明問題，因為只有通過這種理論的抽象，才能深刻闡明經濟現象的本質。但是我們又要注意歷史現象是非常復雜的，不能簡單地用一些范疇、模式和原理來剪裁歷史。恩格斯說：“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②c］按照這種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我們對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理解不能從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歐洲中世紀歷史的一些論述出發，而應該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出發。自給性生產是自然經濟的本質，它并不排斥與市場的一定聯系，而是以后者為自己的補充，這就是我們對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基本認識。轉貼于 　 二、“男耕女織”：封建自然經濟的特色

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我們通常所說的封建自然經濟，主要也是就小農經濟而言的。在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發展過程中，小農的生產能力并非一成不變，相互之間也不是完全沒有差別的。有條件生產較多剩余勞動產品的農民家庭，也就有可能從事部分的商品性生產。但對于大多數的小農來說，基本上都是從事自給性生產。在封建社會前期，尤其如此。孟子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③c］能夠達到溫飽的小農家庭并不多，而即使是這樣的家庭，也仍然屬于自給性生產的類型。

小農的自給性生產，具體表現為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亦即“男耕女織”的自然分工。這是中國封建自然經濟的特色。歷史文獻談到小農的生計時，經常耕織并提。《淮南子·主術訓》：“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鹽鐵論·園池》：“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農民男耕女織的勞動生產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費之外，還要向封建國家繳納賦稅。有的農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專心讀書，婦女也有從事田間勞動的。如劉邦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而平時鋤草一類的勞動則由呂后承擔。［①d］東漢高鳳“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于庭，令鳳護雞”［②d］。但一般說來，男子總是農民家庭田間耕作的主要勞動力。還有的農民家庭由于某種特殊原因（如父家長死亡而子女幼小，或丈夫外出游學），婦女不得不單獨承擔維持家庭生計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婦女所從事的家庭手工業的產品，可能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要拿到市場上出售，用以換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樂羊子外出游學，思家返歸，其妻引刀以裂織相勸，“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③d］樂羊子之妻所以能夠獨力奉養婆母，還“遠饋羊子”，顯然靠出售家庭手工業產品維持一家生計。但這個例子對于廣大小農家庭來說，畢竟沒有代表性。相反，孟光嫁給梁鴻，“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其后夫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④d］，倒是反映了當時一般農民家庭男耕女織以自給的實際情況。

正因為男耕女織是小農經濟的基本支柱，所以封建國家維護和扶植小農經濟的政策，著眼點往往也是加強和鞏固小農的耕織結合。商鞅變法獎勵“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⑤d］。秦始皇碣石刻石夸耀統一的秦帝國“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并來田，莫不安所”。［⑥d］而秦帝國的崩潰，恰恰是由于“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⑦d］，亦即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被拖入絕境的結果。西漢一些政論家在談到秦朝滅亡的原因時，大都要指出這個深刻的歷史教訓。［⑧d］漢代皇帝屢次下詔勸課農桑，甚至親耕籍田以供宗廟粢盛，皇后則親自蠶織以奉祭服，作為編戶齊民男耕女織的表率。當時的一些“循吏”，也都把勸課農桑當作自己的一項重要任務。例如黃霸為潁川太守，“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于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⑨d］。龔遂為渤海太守，“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木畦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⑩d］。王景為廬江太守，”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①①d］。茨充為桂陽太守，“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①②d］漢代的畫像石、畫像磚和壁畫，常見有男子扶犁和婦女采桑的圖像。山東、江蘇、四川等地的畫像石，還有普通的織機的圖像。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的這些材料，都說明耕織結合的小農經濟在封建經濟結構中的重要地位。

我們說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這并不等于說當時所有農民家庭的衣著都由家庭紡績業得到替換和補充。《漢書·食貨志》載李悝計算魏國農民的收入和支出，其中衣著費用是以貨幣計算的。可見早在戰國時代有些農民家庭已從市場購置衣服。秦漢時代當亦如此。農民衣著不可能全靠家庭生產自給，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桑麻的種植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紡績技術的推廣則與各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有密切關系。前引《后漢書·循吏列傳》，茨充為桂陽太守“教民種植桑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說明在此之前，桂陽地區尚不知桑麻種植和紡織技術。同書《崔實列傳》載：“〔實〕出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實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絍、綀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可見五原到東漢后期家庭紡績業才得以推廣。大體說來，關中、關東和巴蜀這三個基本農業區，家庭紡績業比較普遍，因而歷史文獻經常談到這些地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頗有桑麻之業”，“女工之業，覆衣天下”，等等。［①e］《后漢書·廉范列傳》載，“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褲。”說明成都家庭紡績業覆蓋面很廣。但即使在一些農業生產比較發達的地區，也并非所有農民家庭都存在男耕女織的自然分工。東漢初年禁民二業，劉般上疏說：“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采以助口實。”［②e］可見家庭紡績業不能不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但上述這些情況，都不能否定男耕女織在全國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意義。漢武帝時，一歲之中，“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武帝東封泰山，巡海上，“所過賞賜，用帛百余萬匹。”［③e］這樣大量的絲織品，都是廣大農民家庭手工業的產品。東漢末年，曹操平定冀州后，下令“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④e］。如果說這還只是限于曹魏統治地區的話，那么西晉平吳實現全國統一之后，“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⑤e］，就足以說明從東漢后期到三國，家庭紡織業已在全國范圍內進一步推廣，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也結合得更為緊密了。 　 三、小農的經濟狀況及其與市場的聯系

說小農經濟具有自給性質，并不意味著農民的勞動生產物在維持簡單再生產和全家生活消費之后就不可能有剩余了。小農的生產條件不同，經濟狀況和生活消費的水平也會有差別。西漢初年封建國家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不少農民家庭不但可以過上溫飽的生活，而且多少有些積蓄。《史記·平準書》說：“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稟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鹽鐵論·結和》也說，漢武帝即位之前，“上求寡而易贍，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蓄，縣官余貨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但是農民經濟狀況的改善，并沒有改變他們自給性生產的性質。漢武帝即位以前，農民和市場的聯系一般說來是比較少的。《史記·律書》說：“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又《鹽鐵論·國疾》載賢良曰：“竊所以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樸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賢良所謂“往者”，即指武帝之前。他所說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較殷實的農民。這一幅生活圖景，正是與市場較少聯系而自給程度較高的小農經濟的寫照。

漢武帝時期是西漢社會經濟由盛轉衰的時期。這個時期一方面由于社會財富的增長，出現了商品經濟繁榮的局面；另一方面隨著貧富分化的加深和封建國家賦稅徭役的加重，出現了大批農民破產外出流亡。有的學者從農民的“背本趨末”，得出了自然經濟已經解體的結論。我們很難同意這樣的觀點。因為所謂農民“背本趨末”，并不能理解為農民都去從事商業活動，更不能認為他們已經從自給性生產轉為商品性生產。昭帝始元四年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師古注：“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①f］說明離鄉外出的農民，很多是從事暫時性的雇傭勞動。恩格斯在談到古代的雇傭勞動時說：“那時雇傭勞動是一種例外，一種副業，一種救急辦法，一種暫時措施。不時出去打短工的農業勞動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幾畝土地。”［②f］漢代許多外出庸作的農民，也具有這種性質。他們所從事的雇傭勞動，只是彌補生計不足的一種“暫時措施”和“副業”。一般說來，過一段時間以后還是要回鄉務農的。即使有些人從事只需少量資本的販運性商業，也都帶有暫時性和季節性的特點。他們并沒有完全脫離農業勞動，與其說他們是“背本趨末”，不如說是“以末補本”。有些從事販運性商業的農民，其實也是雇傭勞動者。居延漢簡所載“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③f］，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例子。寇恩原是潁川昆陽市南里人，寄居居延，簡文稱他為“客民”。甲渠令史華商、尉史周育本當為鄣候粟君載魚去觻得出售，他們因故不能去，雇用寇恩與粟君的妻子同去，約定“載魚五千頭”，“賣魚沽出時行錢*[原字廿加廿]萬”。但是到了觻得之后，賣魚所得不足四十萬。寇恩把原來談好給他作為僦值的一頭黑公牛賣了，湊成*[原字廿加廿]二萬給了粟君妻子，尚欠八萬。回來后，寇恩以粟君雇他兒子捕魚應得的庸值相抵，認為粟君還應給他兒子庸值余谷六石一斗五升。可是粟君不給，反而向居延縣廷告寇恩負債。寇恩為粟君去觻得賣魚，帶有包銷的性質。但他并沒有能夠獲利，反而是把自己和兒子的工錢都賠了進去。這個事例，有助于我們了解漢代那些所謂“背本趨末”的農民的實際情況。

商品生產的基礎是社會分工。秦漢時代專門從事園圃業和畜牧業的農民基本上屬于商品性生產，因為他們生產的目的是為了交換。秦漢之際的召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④f］。像召平這樣的種瓜專業戶，當然就屬于商品性生產的農戶。但是從事谷物種植業（這是農業生產的主體）的農民，情況就不一樣，他們生產的目的并不是為了交換，而是為了養家糊口。以種植谷物為生的廣大農民家庭，并不具備從事商品性生產的條件。即使有些農民家庭有可能把剩余產品拿到市場上出售，我們也不能把這些農民家庭列入從事商品性生產的經濟單位，因為他們出售的剩余產品不但是很有限的，而且這種交換行為是不經常和非預定的。晁錯在談到農民生活的困苦時說：“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①g］農民為了應付水旱之災和封建賦斂，有時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產品乃至一部分必要產品拿到市場上出售，他們的這種交換行為并非經常和預定的性質是十分明顯的。

秦漢時代廣大農民之所以只能從事自給性生產，而不能從事商品性生產，這是小農經濟低下的生產能力所決定的。戰國秦漢時代糧食的單位面積產量，由于土地豐度不同，加之當時畝制和量制都有大小之別，史書記載出入較大，要得出精確的估算有一定困難。以漢代而言，大致說來，平均一小畝可產粟2石，一大畝可產粟3石。［②g］耕種百畝（小畝）土地的農家，每年可收獲糧食200石左右。這個收入維持全家的生活是否還有剩余呢？不同經濟狀況的家庭，消費水平會有差別，但各個時代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生存消費，大體上有一個最低限度的標準。晁錯說：“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③g］從文獻記載和漢簡的有關材料，我們可以推算出漢代普通農民家庭為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消費。《鹽鐵論·散不足》說：“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汜勝之書》說：丁男丁女“歲食三十六石”粟。王充《論衡·祀義》說：“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崔實《政論》說，長吏及其奴從二人每月“食粟六斛”。這些記載都說明漢代成年勞力每月口糧大致需要谷三石。漢簡所載邊塞吏卒的廩食，每月基本上是粟“三石三斗三升少”［④g］，比上引一般勞力的口糧略高，這大概是因為邊塞吏卒勞動條件比較艱苦的緣故。漢簡還載有吏卒家庭成員每月的廩食標準，大女和子使男“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女和子未使男“一石六斗六升大”，子未使女“一石一斗六升大”。邊塞戍卒在服役之前，基本上都是農民，封建國家供給戍卒家庭的食糧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農民家庭為保證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食糧消費量。根據上述材料，我們可以推算出漢代不同規模和結構的農民家庭為維持全家生活所必需的糧食月消費量和年消費量。一個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如果有兩個大男，兩個大女，一個使男，其糧食月消費量為12．48石，年消費量為149．76石；如果有三個大男，兩個大女，其糧食月消費為13．32石，年消費量為159．84石。一個夫妻子型的四口之家，如果有兩個大男，兩個大女，其糧食月消費量為10．32石，年消費量為123．84石；如果有一個大男，兩個大女，一個使男，其糧食月消費量為9．48石，年消費量為113．76石。漢代農民家庭的飲食非常簡單，通常是“餅餌麥飯甘豆羹”，“園菜果蓏助米糧”。在估算農民家庭最低限度的飲食消費時，我們甚至可以不考慮菜蔬，但食鹽的費用則是不可缺少的。漢簡所載官府供應邊塞吏卒及其家屬的食鹽，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據此估算，四口之家每月需要食鹽12升，全年144升；五口之家每月食鹽15升，全年180升。農家食鹽要從市場購買。漢簡有關于粟價和鹽價的記載，假定鹽價每斗30錢，粟價每石100錢，四口之家全年用鹽折糧4．32石，五口之家全年用鹽折糧5．4石。至于衣服費用，這是一個比較難于估算的項目，因為南方和北方需要的服裝不同，各種衣服耐穿的程度也不一樣。有手工業的家庭可以自己解決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員衣服的替換，而另外一些家庭的衣服則需要全部或部分從市場上購買。如果按照《漢書·食貨志》所載李悝估算戰國時代農民家庭全年衣食費用約為1∶1．8的比例來測算，漢代五口之家一年的衣服費用相當于82石糧食，四口之家相當于68石糧食。這樣，我們大體上可以估算出漢代普通農民家庭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費：有兩個大男的五口之家全年約需口糧149石，食鹽折糧5．4石，衣服費用折糧82石，共需236．4石。有一個大男的四口之家，全年約需口糧114石，食鹽折糧4．32石，衣服費用折糧68石，共需186．32石。有了這樣一些參照數字，我們對于漢代小農家庭的生產能力究竟能有多少剩余產品用于交換，就可以作出比較接近實際的估計。每年收獲200石谷物的四口或五口之家，如果只計算口糧和食鹽消費，應有富余；但如果加上衣服費用，則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而這還沒有扣除種子、農具等生產費用和封建國家賦稅的支出。可以想像，農民怎么可能經常有剩余產品投入市場出售呢？貢禹有田百三十畝，自稱“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元帝征召他為諫大夫，他不得不“賣田百畝以供車馬”。［①h］像貢禹這樣有130畝土地的農家，尚且不能保證全家溫飽，土地不滿百畝的農民就更可想而知了。事實上，漢代農民占有土地不足百畝的很多。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的鄭里廩簿竹簡記載的25戶農民，占有土地的狀況多數是二、三十畝，最少的才八畝。其中占地最多的一家，是“戶人勝能田三人口五人”，也只有“田五十四畝”。［②h］以他家的情況來看，如果只靠土地收獲，沒有別的謀生之路，顯然也是無法度日的。

農業的副業是農民家庭的一項重要收入。農民種植谷物入不敷出，其生計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副業來彌補的。這就決定了副業的性質基本上也是自給性生產。紡績業主要是為了供給家庭成員的衣著和向封建國家繳納賦稅，果蔬種植和牲畜飼養也是為了生活和生產消費的需要。黃霸、龔遂、茨充、崔實等人在郡太守任內勸民畜養雞豚、種植果蔬和養蠶紡績等，都屬于在農民中推廣自給性副業生產的性質，而談不到是商品生產。崔實《四民月令》說：八月“趣織縑帛，染彩色。擘絲治絮，制新浣故。及韋履賤，好豫買，以備冬寒。”反映了當時一般農民家庭手工業基本上是為了滿足自身衣著替換的需要。

我們說秦漢時代絕大多數農民的生產具有自給性質，而沒有從事商品生產，這并不排斥他們和市場保持著程度不同的聯系。把農民與市場有聯系，在市場上出售部分農副產品，與商品生產混為一談，這其實是一種誤解。農民和市場之所以有各種各樣的聯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農家庭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并不完全具備維持再生產和滿足自身消費的必要生產條件。鐵農具和食鹽是農民家庭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但這兩項皆“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③h］。即使是衣著之類的消費品，如前所說，也并不是所有農民家庭都能自行生產的。

第二，封建國家的賦稅并不完全征收實物，漢代的算賦、口錢和更賦都需要用貨幣支付。農民為了繳納賦稅，不得不把農副產品拿到市場上出售，換取貨幣。漢武帝置均輸官，對農民“釋其所有，責其所無”，也迫使農民不得不“賤賣貨物以便上求”［①i］。

第三，無地少地和生計艱難的貧苦農民，為了謀生，不得不長年或在農閑季節外出從事雇傭勞動。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農民家庭，大都要從市場上補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資料。

總之，秦漢小農和市場的聯系，不論是出售商品或購進商品，在多數情況下都是出之生產和生活需要的一種不得已的交換，并不是為了牟利的目的而采取的經常的交換。也就是說，這是一種使用價值的交換，而不是價值的交換。價值規律對農民投入市場的產品雖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賤傷農”），但農民的生產品種和耕種面積并不會因此而有所變動。小農經濟的資源配置不受價值規律支配，說明農民和市場的聯系并沒有改變小農經濟的自然經濟屬性。 　 四、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

秦漢大土地所有者的地產有兩種經營方式，一種是把土地出租，另一種是自營田莊。這兩種經營方式既有自給性的生產，也有商品性的生產。從事商品性生產的地主田莊，是秦漢時代農業中商品生產主要的經濟單位。

租佃制地主經濟并不是一個統一的經濟單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預租佃農民的生產過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經濟實際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農民家庭兩個經濟單位。就租佃農民來說，他們交納的地租雖然是自己的剩余產品（有時也包括一部分必要產品），但他們生產這些產品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出售，而是為了租種土地這一必要的生產資料，因而這些產品并不具有商品的性質。租佃制的農民經濟，應該說和自耕農經濟一樣，基本上也屬于自然經濟類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經濟，情況就比較復雜一些。按照“見稅什五”的地租率，一個擁有200畝（小畝）土地的地主，在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只能相當于有100畝土地的自耕農家的全年收獲。假定這個地主每年地租收入有200石左右谷物，如果他沒有其他的經濟來源，這個地主家庭的生活消費只能相當于有100畝土地的自耕農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沒有多少剩余產品可以投入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地租只不過是從農民自給性生產的剩余產品轉變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費品，租佃地主經濟顯然具有自然經濟的性質而非商品經濟。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決于他出租土地的數量。漢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達數百頃，甚至千頃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寧成，因犯法抵罪髡鉗，他回到家鄉后，“乃貰貸買陂田千余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②i］仲長統《昌言·損益》篇指出，“豪人貨殖，館舍布於于郡，田畝連于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這些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觀了。一個擁有1000畝土地的地主，按照“見稅什五”的地租率，每年可收租谷1000—1500石左右。如果擁有100頃土地，則地租量可增加10倍。這樣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當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費，而會投放市場換取巨額的貨幣，以便過上豪奢的生活，并且進一步擴大土地的占有。寧成把土地出租之后，幾年之間“致產數千金”［①j］。馬援在隴漢間役屬賓客田牧，“至有牛馬數千頭，谷數萬斛”［②j］。《昌言·理亂》篇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馬。……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這些身兼地主和商人的“豪人”，他們投入市場流通的商品，有許多本來就是從租佃農民那里榨取來的剩余產品。這樣，地租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當地租量在滿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費之后還有富余時，以谷物為主要形態的實物地租對于地主來說，已經不再只是具有使用價值，它還代表著一種交換價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經濟也就不能再簡單歸結為自然經濟，而是在一定意義上帶有商品經濟的性質了。正是地租的這種商品經濟性質，誘使大土地所有者不斷擴大土地兼并和租佃制的經營。土地越多，意味著可以用來交換的地租量越大。這也是為什么漢代一些權家豪民熱衷于從封建國家那里假得大量公田，再轉手出租給貧民的原因。《鹽鐵論·園池》篇中的文學曾指出：“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

秦漢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營田莊，有的屬于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經濟單位。如秦漢之際的宣曲任氏“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③j］。又如西漢末年的南陽著姓樊重，其田莊“波陂灌注，竹本成林，六畜放牧，魚蠃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④］j］。不但規模很大，而且農、林、牧、副、漁生產俱備。《后漢書·樊宏列傳》說：

〔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余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

樊家田莊不但“閉門成市”，“有求必給”，而且連制作日用器物所需的梓樹和漆樹，都在田莊之內種植。像這樣高度自給自足的田莊，比之歐洲中世紀一些自給自足的領主莊園可以說毫不遜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貨殖家，他不但從事商品生產，還兼營商業和放高利貸。秦漢時代像樊重那樣高度自給自足的地主田莊是很少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實行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地主田莊卻不少。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另一特色。它說明，不能把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理解成完全對立和相互排斥的兩種經濟類型，它們在實際生活中可以在同一經濟單位中并存，并且相互補充。

秦漢時代完全從事商品性生產的地主田莊，大多生產地區性的土特產。《史記·貨殖列傳》說：“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qiū①③；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谷物和姜韭不屬于土特產，但也必須土地肥沃又靠近城市，生產才有利可圖。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到談到上述這些從事商品生產的大土地所有者時，說他們是“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可見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經營商業，其產品是由專門從事販運貿易的商人收購而投放市場的。而這也就意味著上述大土地所有者所經營的商品生產的規模及其獲得的利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商人對他們的產品收購的數量。由于多數農副產品容易腐壞和不易貯存，在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它們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場或附近的都市銷售，這不能不使得農副產品的商品生產受到很大限制。《史記·貨殖列傳》在談到“通邑大都”的商人每年出售的商品數量時，列舉了“千石”、“千鐘”、“千鈞”、“千足”、“千皮”等等。論者或據此認為當時商品的營業額很大，說明市場廣闊。其實，《貨殖列傳》的這段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說明漢代市場的歷史實際，是很值得研究的。商品形態各種各樣，司馬遷一概以“千”計算其銷售量，這不過是形容其多而已。即使我們相信司馬遷的話有一定可信性，也需要再具體分析。就以《貨殖列傳》所說的“販谷糶千鐘”而論，一鐘六斛（石）四斗，千鐘6400石。大都市的商人一歲之中可出售如此數量的谷物，這個營業額可以說不小。但按照當時一般人每月需要口糧3石計算，6400石只相當于供應178人全年的口糧。這樣的供應量對于大都市的商人來說，就不見得很大。又《貨殖列傳》說，擁有“帶郭千畝畝鐘之田”的素封之家，其收入“與千戶侯等”。如此看來，大都市商人全年銷售的千鐘谷物，相當于一個素封之家千畝良田一年的糧食收入。有了上述這兩個參照數字，我們對于“販谷糶千鐘”所反映的商品銷售規模，就有可能作出比較實事求是的估計。其他一些商品的銷售，也有類似的情況。如一歲之中出售“鮐鮆千斤”，乍一看來數量也不少。但如對照前引居延漢簡所載寇恩一次長途販運賣魚5000頭，則大都市中的商人一年賣魚千斤，這個營業額也就不足稱道了。總之，對《貨殖列傳》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市場規模，不能望文生義而作過高的估計。 　 五、民間手工業與官府手工業的商品生產

與農桑并舉的家庭手工業不同，獨立的民間手工業的產品基本上是為了出售。不論是個體手工業者的手工作坊或是豪強大家的手工工場，都屬于商品生產的經濟單位。

與編戶齊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手工業，主要是釀造、紡織、煮鹽、冶鐵、鑄錢、制陶等業。其中，鹽鐵關系民生尤其重大。在封建國家實行壟斷經營之前，鹽鐵生產主要掌握在豪強大家手中。有些豪強的手工工場“一家聚眾或至千余人”［①k］，生產規模相當可觀。這些鹽鐵工場主大都兼營商品生產和銷售，亦即成為鹽鐵商。他們“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人，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②k］，因而皆致巨富。但是鹽鐵商“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③k］，卻反映市場機制很不健全。《鹽鐵論·水旱》說：“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谷同賈。”這種不正常的現象，更說明價值規律的作用有限。個體手工業者的生產規模很小，其產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場出售。《鹽鐵論·水旱》說，有些生產鐵農具的個體手工業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轉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賈，得以財貨五谷新弊易貨，或時貰民，不棄作業”。這種在田間以貨易貨的交換方式，則顯然帶有自然經濟的痕跡。

西漢中葉以后，“公卿大夫爭于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①l］。消費觀念的變化，刺激了某些手工業商品生產的繁榮。以衣著而言，過去高級絲織品民間是很少服用的，而到了武帝、昭帝時期，“富者縟羅紈，中者素綈冰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煙之飾”［②l］。由于消費需求擴大，錦繡冰紈這類高級絲織品的生產有了較大發展。齊地、蜀郡和陳留郡的襄邑都以高級絲織品的生產而馳名。《論衡·程材》篇說：“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漢書·地理志》說，齊地“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左思《蜀都賦》描寫成都織錦生產的情況說：“圜圚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其他供統治階級和富人享受的奢侈品生產也很發達。但這類奢侈品生產的增加，并不足以反映整個社會商品生產的發展水平，因為它們畢竟不是廣大農民所能享用的。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在抨擊“女極纖微，工極技巧”的侈靡風氣時，就指出“夫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紈。”［③l］。民間需要量最大的紡織品是縑布，而縑布的主要來源是與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

官手工業的產品大致有三類：一是供皇室和貴族享受的奢侈品，如東西織室和齊三服官生產的高級絲織品，各地工官生產的高級漆器、玉器、金銀器和銅器等。這類產品基本上不是為出售而生產的商品。二是軍國之用需要的產品，如錢幣、士兵的武器和裝備、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和用品等。這類產品也不是為出售而生產的商品。三是與人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如食鹽、鐵農具、舟車、日用漆器和銅器、陶器等。這類產品是為出售而生產的商品。由于封建國家實行壟斷，官手工業的鹽鐵生產獲得巨大的發展。我們應該承認鹽鐵官營在某種程度上有保障人民供給的作用，但是這種體制也存在許多弊病。《鹽鐵論·水旱》載賢良說：“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今總其原，壹其賈，器多堅*[原字石加堅]，善惡無所擇”。“鹽鐵賈貴，百姓不便。”“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呈，時命助之。發征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賢良所說的這些弊病，在官營手工業中帶有普遍性。封建國家經營商品生產，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只要有利可圖，根本不考慮維護商品生產的經濟條件。官手工業的勞動者主要是征發來的農民。他們的勞動帶有封建勞役制的性質。由于被征發的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負責管理的官吏又不負責任，只求產品數量達到上面規定的指標，不考慮質量，因此成本很高而質量很差。產品賣不出去，官吏就強行配賣。凡此種種，都給人民帶來了許多不便和痛苦。昭帝時召開的鹽鐵會議上，雖然賢良文學反對鹽鐵官營的主張未被當政者采納，但王莽末年終于被迫廢除包括鹽鐵官營的六管之禁。東漢初年曾一度恢復鹽鐵官營的政策，而自和帝之后，就實行私營而由國家征稅了。鹽鐵官營這種商品生產之所以不能長期維持下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它完全違反價值規律。也可以說，它其實還帶有很深的自然經濟的烙印。

六、從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結合看封建經濟的特點

在討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問題時，不應當把某些經濟單位的經濟類型和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經濟類型混為一談。

我們可以確認封建社會中有些經濟單位具備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但不能據此就推論整個社會經濟結構都具有商品經濟的性質。同樣，肯定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自然經濟性質，也不必否定有些經濟單位具備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對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作絕對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因而不免在總體判斷上處于一種兩難的境地。

一般說來，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由于商品生產建立在對勞動者的超經濟強制的基礎上，因而不論某些生產部門商品經濟有多大發展，總免不了要帶有自然經濟的痕跡。馬克思曾經指出：

自然經濟在任何一種依附農制（包括農奴制）的基礎上都占優勢，在帶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摻雜著依附農制關系或奴隸制關系）的基礎上，更是占優勢。

他還以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為例說：

奴隸制度，只要它在農業、制造業、航運業等等方面是生產勞動的統治形式（就像在希臘各發達國家和羅馬那樣），也保存著一個自然經濟的要素。奴隸市場本身是靠戰爭、海上掠奪等等才不斷得到勞動力這一商品的，而這種掠奪又不是以流通過程作為媒介，而是要通過直接的肉體強制，對別人的勞動力實行實物占有。［①m］

秦漢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雖然不同于古代希臘羅馬，但是剩余勞動的占有不是以交換為中介，而是以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統治和超經濟剝削為基礎則是一樣的。如上所述，秦漢官手工業（并非全部）和私營手工業是從事商品生產的部門，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營田莊通常也從事商品生產。但是它們的直接生產者主要是奴隸、有人身依附關系的雇傭勞動者和被征發來的農民，因而這種商品生產同樣也保存著自然經濟的要素。更重要的是，農業是古代社會決定性的生產部門，秦漢農業中從事自給性生產的經濟單位（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以及一部分租佃制的地主經濟）占絕大多數，這就決定了自然經濟在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中占有統治地位。只不過這種自然經濟不但不排斥商品經濟，反而是和商品經濟結為一體。

秦漢時代商人資本活躍，這是人們容易得出自然經濟已經被商品經濟所取代的結論的重要根據。歷史文獻對于秦漢商人的活動確實有許多生動的描寫，如“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m］；“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③m］；等等。我們從這些材料誠然可以看到當時商人資本的活躍，但又不能完全相信其中的夸張之詞。試設想一下，如果真是“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社會生產還有可能維持下去嗎？有的學者認為秦漢時代已形成全國性的統一市場，這種說法很難成立。《史記·貨殖列傳》說，“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可見即使像洛陽、邯鄲這樣的都市，也只是區域性市場的中心。《鹽鐵論·通有》云：“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說明各地的土特產流通范圍有限。當時的民諺：“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④m］也反映了農副產品交換沒有越出區域性市場之外。漢武帝通西南夷，“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億萬計”［①n］。實行均輸法之前，各地所輸賦物運至京師時，“或不償其僦費”［②n］。為了供應京師官員和官奴婢的口糧，“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③n］。上述事實說明當時許多地區交通很不便利，甚至連封建國家需要的物資供應都遇到很大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談得到已經形成了全國性的統一市場呢？至于司馬遷所說的“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④n］，能不能說是形成了平均利潤率，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商業主要是建立在賤買貴賣和欺詐性買賣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基于價值規律的正常利潤率的基礎上。秦漢時代的市場機制不健全，價值規律作用的范圍有限，前文已經有所論及。有的學者指出，《史記·貨殖列傳》所說的“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的諺語，恰恰說明當時沒有形成支配整個社會經濟的平均利潤率，價值規律也不可能負擔起調節社會總勞動合理分配的任務，這個觀點是很有見地的。［⑤n］

商品生產不發達，商品交換的范圍有限，市場機制發育不成熟，歸根到底是由自然經濟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中占統治地位所決定的。這種情況與商人資本的活躍并不矛盾，因為“商人資本的獨立發展，是與社會的一般經濟發展成反比例的”［⑥n］。商品經濟包含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貨幣流通幾個環節。一般說來，商品生產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商品經濟的正常繁榮必須建立在商品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而在秦漢時代，由于商人資本的活躍，卻帶動了商品經濟的畸形發展。馬克思曾經指出，在商人資本得到獨立而優先發展的條件下，“正是商業使產品發展為商品，而不是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⑦n］他還說：“貨幣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夠對組織極不相同、按其內部結構主要仍然是從事使用價值生產的那些生產部門起中介作用。”［⑧n］秦漢社會的情況就是如此。如前所述，秦漢小農和一部分租佃地主的經濟本來都屬于自給性質，但是由于生產和生活的需要，以及向封建國家繳納賦稅的需要，他們不得不把一部分產品投入市場換取貨幣。從一個農民家庭或一個地主家庭來說，這些產品的數量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場上集中起來，經過商人轉手出售的商品數量卻是相當可觀的。于是我們看到，盡管從事商品性生產的經濟單位數量并不多，但是活躍的商人資本卻源源不斷地把眾多的產品轉化為商品。眾多的商品在市場上流通，就形成了商品經濟的畸形發展。

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相結合，而以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特點。這種結合不是一種簡單的并存關系，它不僅表現為封建經濟既有自給性生產的單位，也有商品性生產的單位，而且表現為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這兩種經濟運行形式能夠互補和互相制約。無論是地主經濟或農民經濟，在自然經濟中都包含著商品經濟的成份；而在商品經濟中，又都帶有自然經濟的因素。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是不完全的自然經濟，而其商品經濟則是不發達的商品經濟。之所以說自然經濟不完全，因為它與市場有或多或少的聯系。之所以說商品經濟不發達，因為商品生產不發達，市場發育不健全，價值規律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局限。

了解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結合的這種特點，我們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某些現象就不難作出合理的解釋。由于封建經濟既有自給性生產的單位，也有商品性生產的單位，而自給性生產的單位又與市場有或多或少的聯系，因而中國封建社會從一開始商品交換就比較發達，不像歐洲早期中世紀那樣，產品很少進入流通過程。但是，盡管中國封建社會從一開始商人資本就非常活躍，商業也相當繁榮，由于商品生產并沒有相應的發展，是商業使產品變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因此商品經濟的發展并沒有瓦解自然經濟，反而是延長了自然經濟和封建生產方式的壽命。因為作為封建生產方式廣闊基礎的一家一戶的個體小農，可以通過農副產品和家庭手工業產品的交換，彌補生計不足，從而使男耕女織的自給性生產繼續維持下去。廣大農民的消費能力低下，對市場的需求有限，又無從刺激商品生產的發展，社會生產和勞動生產率得不到擴大和提高。這樣，封建經濟結構就得以長期延續下來。由于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土地在中國封建社會始終被視為最重要的財富，“以末致財，用本守之”成為人們治生的信條。商人的貨幣財富往往不是用于增加商品生產，而是用于擴大土地占有。農民因為對市場有所依賴，不得不在受地主和封建國家和剝削之外，再受商人的一層剝削。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維持再生產的能力特別脆弱，與他們受三層剝削有關。還應指出的是，由于中國封建生產方式與商品經濟有天然的聯系，這就為封建國家掌握大量財富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封建國家征收的賦稅既有實物，又有貨幣。地主經濟和農民經濟與市場的聯系，保證了貨幣的征收得以實現。封建國家把征收的實物投入市場，又可以換取大量貨幣。不僅如此，封建國家通過壟斷鹽、鐵、酒等與民生有密切關系的日用品的生產和銷售，又大大擴充了政府的財政收入。這就為封建國家機器的運轉（龐大的官僚隊伍的俸祿、士兵的給養等等）以及它內外職能的發揮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這些現象，都與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相結合的封建經濟結構有密切關系。 　①a 《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①b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29、430頁；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8頁。

②b 《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①c 《孟子·滕文公上》。

②c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5頁。

③c 《孟子·梁惠王上》。

①d 《史記·高祖本紀》。

②d 《后漢書·逸民列傳》。

③d 《后漢書·列女傳》。

④d 《后漢書·逸民列傳》。

⑤d 《史記·商君列傳》。

⑥d 《史記·秦始皇本紀》。

⑦d 《漢書·食貨志》。

⑧d 參看《漢書》《嚴助傳》、《主父偃傳》、《嚴安傳》、《伍被傳》。

⑨d 《漢書·循吏傳》。

⑩d 《漢書·循吏傳》。

①①d 《后漢書·循吏列傳》。

①②d 《后漢書·循吏列傳》。

①e 參見《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

②e 《后漢書·劉般列傳》。

③e 《漢書·食貨志》。

④e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裴注引《魏書》。

⑤e 《晉書·食貨志》。

①f 《漢書·昭帝紀》。

②f 《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1頁。

③f 釋文見《文物》1978年第1期。

④f 《史記·蕭相國世家》。

①g 《漢書·食貨志》。

②g 參看寧可：《有關漢代農業生產的幾個數字》，《北京師院學報》1980年第3期；又林甘泉主編：《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第2編第4章。

③g 《漢書·食貨志》。

④g 漢簡所載吏卒的廩食，有每月粟“三石三斗三升少”、“三石二斗二升少”、“三石”，以及“二石”、“一石九斗三升少”等不同記載，而以“三石三斗三升少”記載最多，陳直先生曾指出“三石三斗三升少”是小石，“二石”是大石，見《居延漢簡研究》第23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①h 《漢書·貢禹傳》。

②h 參看裘錫圭：《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墓出土簡牘考釋》，《文物》1974年第7期。

③h 《漢書·食貨志》。

①i 《鹽鐵論·本議》。

②i 《史記·酷吏列傳》。

①j 《史記·酷吏列傳》。

②j 《后漢書·馬援列傳》。

③j 《史記·貨殖列傳》。

④j 《水經注》卷29《泚水注》。

①k 《鹽鐵論·復古》。

②k 《漢書·貨殖傳》。

③k 《鹽鐵論·禁耕》。

①l 《漢書·食貨志》。

②l 《鹽鐵論·散不足》。

③l 《鹽鐵論·散不足》。

①m 《資本論》第2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39頁。

②m 《史記·貨殖列傳》。

③m 王符：《潛夫論·浮侈篇》。

④m 《史記·貨殖列傳》。

①n 《漢書·司馬相如傳》。

②n 《漢書·食貨志》。

③n 《漢書·食貨志》。

④n 《史記·貨殖列傳》。

⑤n 參看葉茂：《傳統市場與市場經濟研究述評·封建地主制前期（以戰國秦漢為中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⑥n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6頁。

第9篇：商品經濟產生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封建制度；衰敗；啟示

“恩格斯認為，商業的發展是促使封建制度瓦解的直接因素，其中貨幣起到了尤為重要的作用。我們以為，商業的發展必然植根于農業的發展。”[1]恩格斯在《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中未著重分析農業的因素，但從整篇文章而言，我們可以看出，農業孕育著資本主義先進因素的萌芽，因此，我們試圖從農業因素人手。

一、農業的發展孕育著資本主義先進因素的萌芽

（一）農業的發展與勞動的分異

“被壓迫階級的靜悄悄的勞動卻在破壞著整個西歐的封建制度，創造著使封建主的地位日益削弱的條件。在農業中最主要的東西并不是貴族的寄生和壓榨，而是農民的勞動”。[1]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農業的不斷進步，恩格斯從開篇就從被壓迫階級內部尋找與之矛盾的進步力量。恩格斯從被壓迫的農民階級中找到了瓦解封建制度的閃爍點――勞動。他看到被貴族壓迫之下蓬勃發展的農業和農民的勞動，也就是看到了農民解放自身的物質力量。

（二）社會分工、商品經濟和城市的發展加速自然經濟的瓦解

由于勞動的發展，即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促使分工更加明確。由社會分工進一步促進交換，而生產交換便是馬克思、恩格斯發現封建制度瓦解的突破口，也是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分析方法論的精髓，生產交換進一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恩格斯在文中提到：“在其他地方，特別在德意志內部，興建著新的城市，發展了中世紀的手工業（十足市民行會的和小的），積累起最初的資本，產生了城市相互之間和城市與外界之間商業來往的需要，而與這種需要同時，也逐漸產生了保護商業來往的手段” [1]。我們可以看到由分工而形成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勢如破竹。由社會分工進一步促進交換，而生產交換便是馬克思、恩格斯發現封建制度瓦解的突破口。

二、貨幣的產生與盛行動搖了封建制度的社會基礎

（一）貨幣的產生對瓦解封建制度經濟基礎的歷史作用

“在這里，市民階級有一件對付封建主義的有力武器――貨幣。現在所有這一切都完全改變了。貨幣重新成為普遍的交換手段，因而貨幣量大大增加。貴族沒有貨幣也不行了” [1]。恩格斯從商品交換中產生的貨幣層面，分析歷史發展的客觀性，解析封建貴族無法再次居于統治地位、再也無法通過自給自足的滿足需求，也就再也無法掌握經濟基礎，從而喪失政治制度在農村的社會基礎、動搖其統治地位。

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交換與流通日漸擴大，對于黃金的狂熱究其深層次原因是資產階級原始積累的不斷擴大。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生產交換的不斷擴大，貨幣作為交換的一般等價物成為新興資產階級的最大追求，從一國向多國、國家向世界的發展有著歷史性和客觀性，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從落后向先進的發展。“在十五世紀末，貨幣已經把封建制度破壞和從內部侵蝕到何等程度，從西歐在這一時期被黃金熱所迷這一點看得很清楚。黃金一詞是驅使西班牙人橫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語；黃金是白人剛踏上一個新發現的海岸時所要的第一件東西。”[1]

（二）資本的原始積累

“某種程度的世界貿易發展起來了……貴族越來越成為多余并且阻礙著發展，而市民卻成為體現著進一步發展生產、貿易、教育、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階級了”。[1] 資本原始積累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內在本質要求。在資本進行原始積累的過程中，在世界各地尋求市場、原料、廉價勞動力。因此，恩格斯也看到了商品交換必須突破國界的歷史必然性，分析封建主無法再自給自足的深刻歷史根源，封建制的的上層建筑逐漸脫離其經濟基礎，產生動搖。

三、從經濟轉向政治方面、社會層面向國家層面轉向的分析

（一）農民階級與王權的暫時聯合

恩格斯在這里明確指出，十五世紀的西歐出于封建制度薄弱之時，市民社會的產生、城市的興起、貨幣等各種先進因素已經使封建主政治層面開始屈服。但也存在另外一種情況，由于受到其他殖民國家的侵犯和掠奪，身為農民階級因自身力量薄弱，不得不投身王權尋求幫助。所以由探索分析社會關系自然轉到國家關系上來。“這些居民本身還過于軟弱，不能實現自己的愿望，所以就向整個封建制度的首腦即王權尋求有力的支持。在這里，我們就從探討社會關系進到了探討國家關系，從經濟方面轉到政治方面來了” [1]。通過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農民階級依附于王權的道路是一條歧途，是王權利用市民社會鞏固自己政權的工具和途徑，只是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當過了利用的“非常時期”，市民社會又會一如既往的被王權和封建制度無情壓榨，無情剝削。恩格斯在此分析得出，市民社會尋求利益和自由的途徑如果僅僅依靠王權將化為泡沫，想要實現目標只能另辟蹊徑。

（二）王權內部的社會關系層面

在爭取自由的同時，新興斗爭的先進力量。在王權和依附關系之間的關系問題上，看似忠貞的士兵實質上已經為了尋求自身自由和價值進行一系列斗爭和暗殺，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為瓦解封建制度發展了一股隱晦而強大的革命力量。“因此，才發生無窮無盡的、接連不斷的一大串背叛、暗殺、毒害、陰謀和各種簡直無法想像的卑鄙勾當，這些勾當又都隱藏在騎士精神的美妙名義后面，也沒有妨礙無休止地大談榮譽和忠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