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學的基本矛盾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商品經濟學的基本矛盾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商品經濟學的基本矛盾范文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現代化；課程改革

1 政治經濟學本科教學的現代化是時展的必然要求

政治經濟學作為經濟管理類本科生的重要理論基礎課，在我國高校中開設得極為普遍。隨著時展，傳統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弊端逐漸顯露，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傳統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內容體系僵化。在傳統本科教學中，基本上延續了《資本論》的狹義政治經濟學體系，重點分析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而忽視對當代西方國家的新現象、新矛盾的剖析，忽視對轉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系統研究。這既不符合廣義政治經濟學的要求，使得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的理解狹隘化，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削弱了該學科的現實解釋力。

第二，傳統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授課方法單一。馬克思曾說：“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兩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1]傳統政治經濟學教材主要運用歷史邏輯分析法，側重于規范分析，缺少實證分析，缺乏現代研究工具的應用，忽略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課堂往往沒有互動、學生缺乏學習積極性，致使其課堂效果差強人意。

第三，傳統政治經濟學課程的觀點陳舊。傳統政治經濟學課程以闡述資本與勞動的對抗關系為重點，將政治經濟學的“政治”色彩強化放大，而忽視了其“經濟學”的角度，忽視對學生經濟思維的培養。以經濟危機理論為例，傳統政治經濟學仍然聚焦于社會基本矛盾和社會基本制度對經濟危機的影響，而少于論述當代經濟危機的新特點和新形成機理，從而對政府宏觀調控和微觀企業運營都缺乏現實的指導意義。

綜上，在當前的本科教學中，政治經濟學正日益被邊緣化。因此，必須從體系、方法和觀點等方面進行課程改革和創新，才能賦予傳統政治經濟學以豐富的時代感。

2 政治經濟學本科教學實現現代化的途徑

2.1 體系的現代化

從學科體系上看，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改革創新應以搭建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為主導方向。廣義政治經濟學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出來的，他說：“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并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這樣的廣義政治經濟學尚待創造”[2]。可見，廣義政治經濟學以研究多種社會的生產方式為核心。當前，構建廣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強化對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系統剖析。

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方面，既要考察不同的壟斷形式對社會生產關系的深刻影響，也要挖掘私人壟斷資本和國家壟斷資本實現增值的主要途徑，以便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參考借鑒。例如，當代西方國家的壟斷組織形式由初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是適應生產集中和生產社會化要求的，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科學管理的內涵；壟斷條件下利潤率平均化規律作用形式的變化對于我們理解當前我國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尤其是，在新一輪的世界經濟危機仍然余威尚存的國際背景下，我們應當重點對當前世界經濟的基本格局及歐美國家的發展困境和對策進行深刻剖析，以增強我國經濟抵御危機、自我修復的能力。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方面，要致力于探討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中需要重點解決的現實問題，包括：生產資料公有制應當采取怎樣的實現形式；應當如何處理政府和企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系；股份制這種現代企業組織形式在國有企業改制中的利用和完善等問題。既要挖掘與社會主義本質相聯系的經濟范疇或規律，也要研究與一切社會形態相聯系的經濟范疇或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所采取的特殊表現形式。例如，與植根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規律相比，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只有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才能取得存在依據；作為商品經濟共性規律的價值規律在當前我國經濟的競爭性領域仍然發揮著調節社會資源配置的“指揮棒”作用，而且未來我們應當進一步強化其作用的市場范圍。

2.2 方法的現代化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經濟學課程不應局限于歷史邏輯方法，而應發展出多樣化的綜合性的方法論體系，將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結合在一起，加大數理方法的運用，并吸收制度研究方法、博弈分析法等現代分析工具，建立與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相關概念和范疇的聯系。

譬如，在講解商品經濟產生的基本原理時可以運用制度分析法，闡述明晰產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對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在講述剩余價值規律時可以從企業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個體理的角度加以闡釋；在講解資本有機構成概念時，可以與微觀經濟學中的生產函數概念相對比；在講解資本周轉速度和平均利潤率理論時，可以引入數學方法；在講解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時，可以構建的經濟增長模型；在講解商業流通費用時，可以梳理其與制度經濟學中交易費用概念的區別和聯系。

此外，在課堂講授時，為達到深入淺出的教學效果，應重視采用案例分析法。從價值規律的作用、貨幣的職能到資本的循環周轉，再到平均利潤率規律，都能夠在實踐中找到大量生動具體的案例，應注重相關案例的收集整理工作，建立系統規范的案例資源庫，并借助于動畫、影音等多媒體教學方式，將教學內容形象化、趣味化，以彌補傳統教學在時間、空間展示方面的不足。

2.3 觀點的現代化

從觀點上看，政治經濟學教學創新的根本任務是能夠更有效地指導當代社會的實踐活動。因此，傳統政治經濟學中的某些具體觀點應當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

首先，應將政治經濟學傳統觀點與現代企業的經營活動聯系起來[3]。例如，商品二因素的對立統一關系，可闡釋為現代企業商品經營的消費者導向；勞動力商品的相關理論，意味著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對企業經營十分重要；剩余價值的生產方法理論和資本的運動性理論都與現代企業的資本增殖息息相關 。

其次，應將政治經濟學傳統觀點與現代政府的宏觀調控聯系起來。例如，在經濟危機理論中，增加對虛擬資本特點和虛擬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有利于對政府的金融管制和貨幣調控提供政策基礎。再如，作為虛擬貨幣的比特幣的價格波動、我國當前的房地產泡沫等問題都可以用政治經濟學觀點來加以分析。

3 政治經濟學本科教學的現代化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3.1 在觀點創新時應注意區別對待“根本觀點”和“具體論斷”

所謂“根本觀點”是指今后的實踐只能進一步證明而不能的一般原理；所謂“具體論斷”是指對特定時間、地點、條件下，針對特定對象、事物、現象和過程所做出的判斷。對于的根本觀點我們必須堅持不動搖，對于某些具體論斷則可以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進行發展和創新。

3.2 在體系創新時應堅持以生產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曾在歷史上引發多次爭論。當前，我們主張將研究對象擴展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關系，是出自該理論中國化、本土化的需要。在關注生產關系的同時，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也要關注資源配置，但這并不意味著把對社會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研究全盤置換為對生產力或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那樣的話，政治經濟學將喪失其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學科的根本立足點。

3.3 在方法創新上應注意避免陷入“去內容化”的陷阱

當前，數理方法在經濟學上的應用日益普遍，甚至出現了經濟學泛數學化的趨勢。其實，數理方法的運用只是對歷史邏輯方法的有益補充，而不是替代。數理分析本身不能創造任何思想，它只是思想或觀點的呈現工具而已。如果理論或思想本身是蒼白的，那么無論運用多么精巧的數理模型去包裝，也不可能產生鮮活的生命力。同樣，在案例運用方面，也要避免生搬硬套、牽強附會，力爭選取富有針對性和典型性的案例素材，讓案例真正能為觀點或理論服務。

總之，只有將研究視野擴展到當代經濟，反映國際和國內經濟的最新變化和熱點問題，綜合運用現代分析方法和教學手段，以實踐為導向進行觀點創新和內容創新，政治經濟學課程才能受到當代大學生的歡迎，才能在新時期重新煥發其理論的旺盛生命力。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 《資本論》第1卷，第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梅建軍. 《資本論經營智慧》.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作者簡介：

國福麗（1979—），女，黑龍江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講師，經濟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經濟學和勞動經濟學。

第2篇：商品經濟學的基本矛盾范文

關鍵詞：國際金融危機；；時代化

中圖分類號：F830.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6-0-02

一、金融危機理論

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至少經歷了六次較為嚴重的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危機。當時的經濟學家李嘉圖、薩伊等人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否認危機的發生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之間存在必然聯系。“宿命論的經濟學家，在理論上對他們所謂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否定方面采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正如資產者在實踐中對他們賴以取得財富的無產者的疾苦漠不關心一樣”。[1](P153)與此相反，馬克思恩格斯在危機中看到“每次混亂對全部文明都是一種威脅，它不但把無產者拋入貧困的深淵，而且也使許多資產者破產”。[1](P236)正是對廣大受害者尤其是赤貧的無產階級寄予深深的憐憫和同情，使他們清醒地認識到：“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2](P617-618)這就是金融危機理論確立的主、客觀原因。

金融危機理論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該理論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尤其是金融制度的詳盡考察后認為，金融危機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俱來的一種現象，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產生金融危機的“基因”。

認為，在貨幣產生前的以物易物的時代不會出現金融危機自不必說，即使在貨幣產生后單純為消費而生產的自然經濟或簡單的商品經濟形態中，也都不會出現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出現，就形式而言，是商品買賣分離和貨幣支付錯位所導致的；就內容來說，同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生產的最終目的在于獲得貨幣增值緊密相聯；歸根結底的原因則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

資本家要想通過商品生產實現一次簡單的貨幣增值，就必須經過這樣三個階段：第一(流通)階段，他必須用手中的貨幣到市場上購買勞動力和原材料，使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第二(生產)階段，通過雇傭工人的勞動，將生產資本轉化為包含剩余價值的商品資本；第三(流通)階段，他必須把生產出的包含剩余價值的商品拿到市場上銷售出去，使商品資本轉化為增值的貨幣資本。這樣一個個以貨幣增值為中心的周而復始的資本循環就構成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運動，在這些過程中，就包含著出現危機的可能性，原因即在于：首先，商品買賣的兩個階段在時間和空間上是相互分離的，與之相應，貨幣支付也是錯位的。即“賣出商品取得了貨幣的人，不一定立刻購買，這意味著貨幣退出了流通，而商品卻在市場上等待。這種買和賣的分離或獨立就使商品生產和價值實現過程包含著中斷或危機的可能性。危機是使兩種相互聯系又彼此獨立的過程強制統一的形式”。[3]其次，商業信用的出現為商品買賣中商品與貨幣在時空上的分離提供了便利條件，也更進一步加強了貨幣支付矛盾的積累，這就使得社會支付鏈條上的中斷點大大增多，一旦普遍的社會支付中斷成為現實，就會出現貨幣支付危機，而金融危機的本質就是貨幣支付危機。

以上只是金融危機產生的可能性分析，認為，這還不足以說明金融危機何以實現，金融危機產生的現實條件必須從資本主義生產的現實運動、競爭和信用中引出。

最大化地榨取剩余價值是所有資本家從事商品生產的直接目的，資本家之間的殘酷競爭迫使單個資本必須將單位商品的價值量降低到社會價值量以下出售才能獲勝，而在競爭中能否獲勝關系到資本家——“資本的人格化”的生死存亡，這是從自然界加倍瘋狂地搬到社會中來的達爾文的個體生存斗爭；要想在這種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必須通過資本積累使資本有機構成合理化，擴大生產規模、降低勞動成本；實現快速資本積累的前提是要有充分的信用發展，商業信用通過發行以股票為代表的各種有價證券廣泛吸收社會資本，從而突破在資本積累過程中企業自身積累的局限，加速積累過程，以此來滿足資本家的貪欲。

第3篇：商品經濟學的基本矛盾范文

關鍵詞：一般均衡；價值；自由竟爭

Abstract: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is not the patent of western economics.Before walras，Marx had expounded the relation between general equilibrium and pareto optimum，the nature of existence and stability of general equilibrium minutely，and put forward systematical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thereby. Althouth Marxian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has not obtained a strict form，it is deeper than the western general equilibrium in content.

Key words:General equilibrium;Law of value;Free copetition

在中外經濟學界，一提起一般均衡理論，人們就會立即想到瓦爾拉斯體系和阿羅—德布魯模型。這樣，一般均衡理論似乎就成了西方經濟學的專利。實際情況當然不是如此。在瓦爾拉斯之前，馬克思就深入了人類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源配置問題，對一般均衡與帕累托最優的關系、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穩定性等問題，都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從而提出了比較系統的一般均衡理論。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雖然沒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論那樣“嚴密”的形式，但它的提出不僅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論要早，而且在思想上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論要深刻得多。

一、一般均衡與帕累托最優

在經濟學中，均衡的嚴格意義是指經濟主體行為的相互一致。在市場經濟中，如果某種商品的供給和需求恰好相等，就說明賣者的銷售行為和買者的購買行為相互一致，市場實現局部均衡。如果所有商品的供給和需求同時相等，就說明所有賣者的銷售行為和所有賣者的購買行為相互一致，市場就達到一般均衡(1)。馬克思十分重視一般均衡的重要性，認為它是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條件。他明確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數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形式，這是不言而喻的。”(2)可見，在馬克思看來，社會總勞動量根據不同的社會需要量在不同產品生產之間按比例進行分配的問題，是任何社會任何都必需面對和解決的一個基本經濟問題，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社會按比例分配社會總勞動的具體形式會有所不同。顯然，如果社會總勞動量按不同產品的社會需要量進行了正確的分配，那么，各種產品的社會供應量和社會需要量就都相等，人們對所有產品的生產行為和消費行為就是嚴格一致的。因此，社會總勞動量按正確的比例在不同產品之間分配的狀態，實際上就是一般均衡狀態。

以上所述是一般均衡最一般的含義，它對任何社會都是適用的。在商品經濟社會，一般均衡將采取某種特殊的形式。“在社會勞動的聯系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勞動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3)這是因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勞動產品取得了商品的形式。一方面，由于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商品生產者都是獨立地進行生產，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怎樣生產，完全是個人的私事，勞動產品也歸生產者自己占有和支配，因此，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私人的性質，是私人勞動。“只有獨立的互不依賴的私人勞動的產品，才作為商品互相對立。”(4)另一方面，由于社會分工，商品生產者又是互相聯系和互相依賴的，私人勞動的總和形成了社會總勞動，因此，生產商品的勞動又具有社會的性質，是社會勞動。商品生產者私人勞動的這種社會性質，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生產者的私人勞動必須作為一定的有用勞動來滿足一定的社會需要，從而證明它們是總勞動的一部分，是形成的社會分工體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種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勞動可以同任何一種有用的私人勞動相交換從而相等時，生產者的私人勞動才能滿足生產者本人的多種需要。完全不同的勞動所以能夠相等，只是因為它們的實際差別已被抽去，它們已被化為人類勞動力的耗費，作為抽象的人類勞動所具有的共同性質。”(5)私人勞動的這二重社會性質，前者反映為產品必須對別人有用，后者反映為產品必須具有共同的社會實體。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是矛盾的，這種矛盾表現在：作為私人勞動，生產純屬個人的私事，生產者可以自由支配生產，產品也歸私人所有；作為社會勞動，他的生產不能離開社會來進行，他的產品必須滿足社會的需要。在商品經濟條件下，這一矛盾只能通過商品交換來解決。如果商品生產者能順利地把商品賣出去，他所生產的商品的使用價值就可實現為社會的使用價值，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就得到解決。反之，如果商品賣不出去，那就說明，盡管他的商品是為社會生產的，但事實上社會并不需要，他的私人勞動得不到社會的承認，不能實現為社會勞動，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就不能得到解決。因此，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是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正是這個基本矛盾，使得支配資源配置的依社會需要量“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規律，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取得了價值規律的形式。

價值規律實際上表明了，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生產者的私人勞動實現為社會勞動的數量界限。因為價值規律首先是關于商品價值決定和實現的規律。而商品的價值決定和實現，實際上涉及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個層次是單個商品價值量的決定和實現問題。馬克思把商品的價值看作人類勞動的凝結，認為商品的價值量應該用它所包含的人類勞動的量來計量，后者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但決定商品價值量的勞動時間，不是個別生產者生產商品實際耗費的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6)這就是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第二個層次是某種商品價值量的決定和實現問題。在論述這個問題時，馬克思提出了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他首先指出了提出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必要性。他寫道：“說商品有使用價值，無非就是說能滿足某種社會需要。當我們只是說到單個商品時，我們可以假定，存在著對這種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經包含在它的價格中，——而用不著進一步考察這個有待滿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個生產部門的產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會需要，這個量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了。因此，現在有必要考察一下這個社會需要的規模，即社會需要的量。”(7)這個“社會需要，即社會規模的使用價值，對于社會總勞動時間分別用在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來說，是有決定意義的。”(8)如果把一個部門生產的商品總量當作一個商品來看，它的價值就由該商品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量來決定。而“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是指將社會所支配的總勞動量，按照對每種產品的特定數量的需要，按比例地分配給不同的生產部門。每個生產部門依此分配的勞動量，才能得到社會的承認，才是社會必要勞動量。“只有當全部產品是按必要的比例進行生產時，它們才能賣出去。社會勞動時間可分別用在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這個數量界限，不過是整個價值規律進一步的表現，雖然必要勞動時間在這里包含著另一種意義。為了滿足社會需要，只有這樣多的勞動時間是才必要的。在這里界限是通過使用價值表現出來的。社會在一定生產條件下，只能把它的總勞動時間中這樣多的勞動時間用在這樣一種產品上。”(9)如果用來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勞動數量，同要由這種產品來滿足的特殊的社會需要的規模相比太大，那么這種商品生產上耗費的社會勞動量就有一部分得不到社會的承認，這個商品量在市場上實際實現的社會勞動量，就比它實際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小得多，這個商品量必然要低于它的市場價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賣不出去。與此同時，如果用來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勞動量，同要由這種商品來滿足的特殊的社會需要的規模相比太小，這些商品在市場上實際實現的社會勞動量，就比它們實際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大得多，這些商品必然要高于它們的市場價值出售，它們的一部分社會需要甚至不能得到滿足。只有當生產所有商品的社會勞動量都是按社會需要量所決定的正確比例進行分配時，這些商品生產上耗費的社會勞動量才能得到社會的承認，這些商品才能全部按市場價值出售。此時，所有商品的供給和需求恰好相等，市場處于一般均衡狀態。當一般均衡實現時，資源的配置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以致于不可能在不減少其他商品產出的情況下增加某種商品的產出。因此，一般均衡狀態是帕累托最優的。

二、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馬克思在論述一般均衡的含義時，實際上提出了價值體系和均衡價格體系的概念。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價值是商品的內在屬性，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一個商品的價值只有在交換過程中，通過與之相交換的另一個商品才能相對地表現出來。在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中，一個商品的價值是通過與之相交換的貨幣來表現的。因此，價格是商品內在價值的外在表現形式。商品的社會價值或市場價值，就其表現形式來看，也就是商品的市場價格。當各種商品的市場供給和市場需求恰好相等時，各種商品就按各自的市場價值出售，這樣的一組市場價值，就是商品的價值體系。因為價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所以，各種商品按與各自的市場價值出售，實際上就是按與各自的市場價值相一致的市場價格出售。因為這樣的一組市場價格保證了所有市場同時出清，所以，這組市場價格實際上就是均衡價格體系。

那么，這樣的一組均衡價格在理論上是否存在呢？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價格是商品內在價值的外在表現，均衡價格是和價值相一致時的市場價格，各種商品的均衡價格是和各自的市場價值嚴格一致的。因此，均衡價格體系的存在性問題，實際上就是價值體系的存在性問題。而商品按價值出售意味著商品的供給和需求恰好相等，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供求一致，它們就不再發生作用，正因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市場價值出售。”(10)“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來交換或出售時理所當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規律。”(11)因此，價值體系的存在性問題，又可歸結為各種商品供給和需求同時相等的可能性問題。在馬克思看來，商品供給和需求相等的條件是在商品生產上分配的社會勞動量和商品的社會需要量相適應。對某一種商品來說，“要使一個商品按照它的市場價值來出售，耗費在這種商品總量上的社會勞動的總量，就必須同這種商品的社會需要量相適應，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要量相適應。”(12)對所有商品來說，“如果這種分工（指社會分工——引者）是按比例進行的，那末，不同類產品就按它們的價值（后來發展為按它們的生產價格）出售，這種價格是由一般規律決定的這些價值或生產價格的變形。事實上價值規律所的不是個別商品或物品，而總是各個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獨立的社會生產領域的總產品；因此，不僅在每個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勞動時間，而且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類的商品上。這是因為條件仍然是使用價值。但是，如果說個別商品的使用價值取決于該商品是否滿足一種需要，那末，社會產品總量的使用價值就取決于這個總量是否適合于社會對每種特殊產品的特殊數量的需要，從而勞動是否根據這種特定數量的社會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產領域。”(13)因此，均衡價格體系的存在性問題，可以進一步歸結為社會總勞動按不同社會需要的比例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進行分配的可能性問題。那么，社會是否可能作到按由各種商品的社會需要量所決定的正確比例分配社會總勞動量呢？

在馬克思看來，至少從理論上看，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肯定的。這是因為，如果經濟社會根本不能作到依社會需要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時間，那就等于說經濟社會天生就是不穩定的，總是處于供需失衡狀態，資源配置永遠不可能達到最優狀態，而“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這一提法本身也就沒有任何意義。實際上，馬克思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價值規律自發的、事后的調節作用，各種商品的市場價格有逐步接近其均衡價格的趨勢。他指出：“商品的價值規律決定社會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勞動時間中能夠用多少時間去生產每一種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產領域的這種保持平衡的經常趨勢，只不過是對這種平衡經常遭到破壞的一種反作用。”(14)可見，在馬克思看來，第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商品市場供給和市場需求保持均衡，從而各種商品市場價格與均衡價格相一致，是一種實際存在的“經常趨勢”；第二，這種保持均衡的“經常趨勢”是通過各種商品的供求失衡，通過各種商品市場價格對均衡價格的不斷偏離而實現的。商品的市場價格以價值或均衡價格為中心而上下波動，不僅不是對價值規律的否定，而且是價值規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作用的唯一可能的表現形式。“只有通過競爭的波動從而通過商品價格的波動，商品生產的價值規律才能得到貫徹，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這一點才能成為現實。”(15)

馬克思不僅肯定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而且在論述社會資本再生產問題時，提出了后來被稱為瓦爾拉斯定理的重要思想。在馬克思看來，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問題，是社會產品各部分的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問題，歸根到底是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因為社會產品的全部實現，意味著社會產品的各個部分已經全部轉移到需要它們的各個購買者手中。如果社會產品可以全部實現，那么社會產品就可在價值形態上補償生產中消耗掉的全部資本價值，同時在實物形態上補償生產和生活中所消耗的全部物質資料，社會產品各部分的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問題就可全部得到解決。所以，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所要的問題，歸結起來就是社會產品的實現問題。而社會產品的實現問題，也就是社會產品總供求的均衡問題。只要社會產品的總供給和總需求是均衡的，那么社會產品價值的實現就不成問題，社會總勞動就能全部得到社會的承認。只要社會總勞動是根據社會對各種商品的需要按比例地進行分配的，那么，各種商品就都能實現供求均衡，社會產品的總供求就可以實現均衡，社會總勞動消耗就都能得到社會的承認，社會資本再生產就可以順利地進行下去。如果社會總勞動不是根據社會對各種商品的需要按比例地進行分配的，就會導致一部分商品就會供過于求，另一部分商品求過于供，社會產品的總供求就不能達到均衡，此時，社會產品各部分的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問題就無法得到解決，社會資本再生產就不能順利進行下去。可見，各種商品同時實現供求均衡，是社會總產品實現總供求均衡的充要條件。因此，如果一個社會生產n種商品，社會產品實現了總供求均衡，同時n-1種商品實現了供求均衡，那么第n種商品也必然實現供求均衡。

三、一般均衡的穩定性

如果一般均衡是存在的，那么進一步的問題就是，如果經濟體系最初不處于一般均衡狀態，它能否實現一般均衡？或者說，如果經濟體系偏離了一般均衡狀態， 它能否恢復到均衡狀態？馬克思在評價布阿吉爾貝爾的勞動價值論時，對這個問題作了肯定的回答。布阿吉爾貝爾是經濟學說史上最先提出第二種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經濟學家，從而也是最先認識到一般均衡重要性的經濟學家。他認為，社會生產各部門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要使國民經濟保持健康發展，就必須使這些部門之間保持適當的比例關系；各種商品按由勞動耗費決定的“真正價值”進行交換，是實現這種比例關系的前提；自由竟爭是實現各種商品按“真正價值”相交換的社會過程。馬克思對布阿吉爾貝爾的這種見解給予了肯定的評價，他寫道：“布阿吉爾貝爾就他在這方面（指勞動價值論——引者）來說，雖然不是有意識地，但是事實上把商品的交換價值歸結為勞動時間。用個人勞動時間在各特殊產業部門間分配時所依據的正確比例來決定‘真正價值’，并且把自由竟爭說成是造成這種正確比例的社會過程。”(16)這說明，在馬克思看來，通過自由竟爭的社會過程，價值規律可使社會總勞動按正確比例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進行分配。

不僅如此，馬克思還論述了自由竟爭實現一般均衡的機制——自由竟爭調節社會總勞動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進行分配的實際過程。在馬克思看來，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期，社會所能支配的勞動總量都是個既定的量，因此，按社會需要量正確地分配給各個生產部門的社會勞動量之間，客觀上存在一定的比例關系，由此決定的各種商品的市場價值之間，也存在相應的比例關系。所以，各種商品的市場價值和與之相適應的各種商品的均衡價格，都具有相對的意義。這樣，如果某些商品生產上分配的社會勞動量過多，則另外一些商品生產上所分配的社會勞動量就必然過少。其結果，前一類商品供過于求，消費者之間的競爭將把商品的市場價格抬高到市場價值以下，后一類商品求過于供，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將把市場價格壓低到市場價值以上。結果，前后一類商品市場價格的下降將導致生產條件較差的商品生產者退出市場，使這類商品的生產和供給減少。另一方面，這類商品市場價格的降低又會導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加。總的結果是，這類商品的供給將比原來減少，需求將比原來增加，市場價值也將比初始水平略高。對后一類商品來說，市場價格的上升導致生產條件較差的商品生產者進入市場，使這類商品的生產和供給量增加。另一方面，這類商品的市場價格提高又會導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減少。總的結果是，這類商品的供給將比原來增加，需求將比原來減少，市場價值也將比初始水平略低。這一過程將一直進行到所有市場同時出清，所有商品的市場價格都達到市場價值的水平為止。因此，在價值規律的自動調節下，經濟體系確實有達到一般均衡的客觀趨勢。

上述自由競爭實現一般均衡的過程，是在市場價格和供求關系的相互作用下，通過各種商品的市場價格趨向其市場價值來實現的。在馬克思看來，這個機制只適合于簡單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這一機制會發生部分的變異。他指出，“如果商品都按它們的價值出售，那就象已經說過的那樣，不同生產部門由于投入其中的資本量的有機構成不同，會產生極不相同的利潤率。但是資本會從利潤較低的部門抽走，投入利潤較高的部門。通過這種不斷的流出和流入，總之，通過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根據利潤率的升降進行的分配，供求之間就會形成這樣一種比例，以致不同的生產部門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潤，因而價值也就轉化為生產價格。”(17)這段話包含這樣幾層含義：第一，在剩余價值率相等的條件下，不同生產部門的等量資本由于有機構成不同，所生產的剩余價值不同，其利潤率也必然不同；第二，各部門利潤率的差別將導致部門之間的競爭，使資本從利潤率較低的部門流向利潤率較高的部門；第三，部門之間的競爭和由此引起的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的轉移，將使社會總勞動在各生產部門進行重新分配；第四，這個過程將導致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從而使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因此，在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后，自由竟爭實現一般均衡的過程，是通過市場價格與供求關系的相互作用，使市場價格趨向于生產價格而不是市場價值來實現的。不過，由于社會的生產價格總額和價值總額相等，同時價值的變動調節著生產價格的變動，所以，生產價格對市場價值的偏離以及生產價格對市場價格的調節作用，不是對價值規律的否定，而是價值規律作用形式的變化。

盡管馬克思承認，在價值的自動調節下，體系有達到一般均衡的趨勢，但他又認為，經濟體系由失衡到均衡的調整過程，是一個充滿摩擦的過程。他指出：“資產階級的癥結正是在于，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18)在發達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生產者喪失了對他們自己的社會關系的支配權。每個人都用自己偶然擁有的生產資料并為自己的特殊的交換需要而各自進行生產。誰也不知道，他的那種商品出現在市場上的會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誰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產品是否真正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或者是否能賣出去。生產者只有通過產品的跌價和漲價才親眼看到社會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因此，商品的供求失調是一種經常性的狀態，一般均衡只是作為一種趨勢而存在的。在達到一般均衡之前，一些商品供給過多，而另一些商品則供給過少。在前一種場合，一部分社會勞動被浪費掉了，在后一種場合，又有一部分社會需要不能得到滿足。在這兩種場合，商品交換都只能在“錯誤的”的價格上進行。在價值規律的自發調節下，資本主義經濟不僅會導致結構性的失衡，而且會導致總量性的失衡。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必然結果是貧富兩極分化，貧富兩極分化使廣大群眾的消費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從而導致總的有效需求不足，引發普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狀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象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19)經濟危機的存在及其導致的生產力的嚴重破壞，表明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局限性。因此，盡管市場經濟是一種可行的經濟制度，但它又是一種有缺陷的經濟制度。

四、馬克思一般均衡與西方一般均衡理論的比較

前面的論述表明，馬克思對與一般均衡有關的一些基本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形成了比較系統的一般均衡理論。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與西方一般均衡理論在含蓋的上是基本相同的，都涉及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穩定性、一般均衡與帕累托最優之間的關系等問題，但兩者之間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

第一，理論基礎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論的理論基礎是均衡價格論，均衡價格論主要關注的是不同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或不同商品相對價格的確定問題。這種相對價格不僅取決于商品本身的供求關系，而且取決于相關商品的價格，從而取決于相關商品的供求關系。這種均衡價格論只是停留在價格的現象形態上，它不涉及價格的內容——價值及價值的實體和本質等問題，因而是一種沒有價值論作基礎的價格論。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之上的。對這個理論來說，價值的實體和本質是價值論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馬克思把價值視為商品經濟所特有的一個范疇，并從價值的現象形態——交換價值出發，指出價值是進入交換的所有商品包含的共同的東西，這個共同的東西就是勞動——一般人類勞動。這樣，馬克思就把價值的實體歸結為一般人類勞動，認為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只是個現象，其本質是商品生產者之間勞動與勞動的交換。這樣，通過對商品價值的分析，馬克思揭示了被商品交換這種物與物之間的關系所掩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從這個意義上看，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論要深刻得多。

第二，分析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論是由瓦爾拉斯最初提出的，后來經過帕累托、希克斯、諾伊曼、阿羅、德布魯和麥肯齊等人的改進和發展，終于形成了一套比較嚴密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從它產生至今，始終注重運用數學方法，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穩定性及效率性等問題進行嚴格的證明。馬克思十分重視對數學方法的運用，他在分析一些理論問題，例如社會資本再生產問題的時候，也運用了一些簡單的數學模型。但是，由于馬克思經濟學的目的在于定性地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和發展的規律性，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暫時性和過渡性，因此，他主要是對與一般均衡有關的問題進行文字說明和理論論證，而沒有像西方一般均衡理論那樣，用高深的數學方法對一般均衡進行嚴格的證明。因此，馬克思一般均衡理論沒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論那樣“嚴密”的形式，盡管這一理論的性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對一般均衡穩定性的看法不同。由于理論研究的目的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論和馬克思一般均衡理論對一般均衡穩定性的看法也就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論的目的是要證明市場經濟的有效性，而馬克思一般均衡理論的目的則是要證明市場經濟的局限性。因此，盡管西方一般均衡理論也認識到市場價格與均衡價格不一致和非市場出清的可能性，但是由于這個理論把一般均衡的穩定性絕對化，所以，它總是試圖在理論上尋找避免非市場出清條件下出現交易的可能性。為此，西方一般均衡理論提出了兩條可能的“出路”：一是設想存在一種機制使得人們根本不可能在錯誤的價格上進行交易，二是設想價格的調整過程是如此迅速以致于人們來不及進行“錯誤的”交易。前一設想就是瓦爾拉斯和埃奇渥斯的“重訂契約特權”，后一種設想就是馬歇爾的“瞬時調整過程”。然而，無論是“重訂契約特權”還是“瞬時調整過程”，都不是現實經濟生活的真實寫照。對于前者，人們不知道那位全能的“價格制定人”是誰，也不知道誰可以賦予交易者以“特權”。對于后者，信息的不完全和信息成本不為零決定了價格調整的速度不會很大，更不用說接近無限了。如果交易者沒有“特權”的保護，而價格調整的速度又不會很快，那么在非均衡出現之后和調整到均衡之前的這段時間內，就一定會出現市場非結清條件下的“錯誤”交易。因此，西方學者所謂的一般均衡，只不過是一種與現實經濟生活無關的假想狀態。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則認為，一般均衡的穩定性只是相對的。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一般均衡只是作為一種趨勢而存在的，現實的狀態往往是一般非均衡，市場價格和均衡價格往往是不一致的。但市場價格與均衡價格的不一致，或者說，市場價格圍繞均衡價格的上下波動，不是說明價值規律失效，而正是價值規律發揮調節作用的表現形式。在價值規律的自動調節下，各種商品的市場價格具有一種不斷逼近其均衡價格的經常性趨勢。因此，一般均衡是可以達到的，市場經濟是一種可行的經濟制度。但是，一般非均衡向一般均衡的調整是一個充滿摩擦的動態過程。因此，市場經濟又是一種有缺陷的經濟制度。所以，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論更現實，也更能經受經驗事實的檢驗。

最后，對市場經濟命運的看法不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的價格調節機制假設交易費用為零，認為一般均衡的實現是無摩擦的，市場經濟是完全有效的，對經濟運行進行社會調節是不必要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以而且應該一直存在下去。這顯然是一種把市場經濟理想化的做法。在這種做法的背后，隱藏著這樣一種信念，即不能承認市場經濟有缺陷，如果承認它有缺陷，就等于承認要拋棄市場經濟。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論則認為，一般均衡作為一種趨勢是存在的，但通過價格機制的自動調節實現一般均衡的過程是有摩擦、有成本的。因此，市場經濟是可行的，但它又是有缺陷的，即存在“市場失靈”。這突出表現在，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經濟危機，造成生產力的巨大破壞。經濟危機以及由此造成的生產力的巨大破壞，表明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局限性。在馬克思看來，市場經濟的這種局限性，只有通過計劃經濟才能得到消除。“只有在生產受到社會實際的預定的控制的地方，社會才會在用來生產某種物品的社會勞動時間的數量，和要由這種物品來滿足的社會需要的規模之間，建立起聯系。”(20)馬克思關于市場經濟是一種可行的和有缺陷的經濟制度的看法，已被大量經驗事實證明是正確的。但有三個問題馬克思似乎不曾考慮過：第一，如果說市場經濟是一種有缺陷的經濟制度，那么它的缺陷可否通過某種改良的方式，如政府的宏觀調控，至少部分地加以克服？對這個問題的肯定回答可以得到大量事實的支持。第二，如果代替市場經濟的計劃經濟是可行的，那么它是否就沒有任何缺陷？對于這個問題，如果考慮的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計劃經濟模式(21)，而是現實存在的計劃經濟，那么回答似乎應該是否定的。第三，如果沒有一種現實存在的經濟制度是“理想”的，那么經濟制度的優劣就只是相對的。因此，進一步的問題似乎應該是，判斷和選擇經濟制度的標準是什么？根據馬克思的基本觀點，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明確的，即經濟制度只能根據其對生產力的作用來判斷。就此而論，大量的經驗事實明顯支持這樣的觀點，即市場經濟雖然有缺點，但它是一種比計劃經濟更有效的經濟制度。

注 釋

(1)這個定義沒有考慮自由物品的情況。

(2)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8頁。

(3)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8頁。

(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5頁。

(5)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90頁。

(6)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2頁。

(7)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6頁。

(8)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頁。

(9)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717頁。

(10)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1頁。

(1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9頁。

(12)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5頁。

(13)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頁。

(14)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94頁。

(15)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5頁。

(16)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2年，第43~44頁。

(17)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8~219頁。

(18)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9頁。

(19)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48頁。

(20)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9頁。馬克思認為，計劃經濟取代市場經濟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社會的一切生產資料歸全社會共同所有。而這又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容納的生產力都得到充分發揮為前提。“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見馬克思，《〈經濟學批判〉序言、導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頁。

(21)馬克思所說的計劃經濟只是一種理論上的設想，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對一種并不存在的經濟制度進行判斷似乎不是一種明智的做法。

主要

(1)哈爾·瓦里安，《微觀經濟學》（高級教程），經濟科學出版社，北京，1997年。

(2)H·范里安，《微觀經濟學：觀點》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0年。

(3)高鴻業，《西方經濟學》，經濟出版社，北京，1996年。

(4)魯有章、李宗正，《經濟學說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

(5)湯在新，《近代西方經濟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0年。

(6)湯在新，《〈資本論〉續篇探索》，中國出版社，北京，1995年。

(7)劉滌源、譚崇臺，《當代西方經濟學說》，武漢大學出版社，武漢，1990年。

(8)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9)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10)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

(11)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第4篇：商品經濟學的基本矛盾范文

摘要:隨著民族品牌一個個被國外企業并購于旗下,引發了人們對民族品牌價值的思考。從經濟人類學的角度,以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來分析民族品牌的經濟價值,從人類學角度給予解釋并闡述民族品牌發展對制度的依賴性。

關鍵詞:勞動價值論;民族品牌;經濟人類學

中圖分類號:F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5011402

1勞動價值理論的評述

1.1勞動價值理論觀點描述

勞動價值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在政治經濟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勞動價值理論由商品理論、貨幣理論和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三部分組成。

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兩個因素。其中,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但不是商品使用價值的唯一源泉。商品價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凝結的抽象人類勞動量的大小來決定的。商品所包含的抽象人類勞動是勞動者的具體勞動耗費在商品經濟關系中轉化變成的結果。抽象人類勞動的凝結表現了主觀具體活勞動耗費所產生的客觀社會效果――滿足社會需要的有效的勞動的含量。

商品的價值量同樣由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來計量,取決于生產商品是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要按照價值量相等的原則進行,即等價交換。價值規律對生產和交換活動起著支配作用,通過價格的運動來表現。而價格的運動又離不開競爭機制、供求機制。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市場的調節產生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弱點和缺陷,這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市場經濟下價值規律的調節機制的消極影響減小到最低限度。

1.2從經濟人類學的角度對價值理論的評述

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的時代是人類社會工業化、市場化的初期,其目的是為劃清勞動與剝削的界限,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特點和基本矛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價值創造過程中,除資本、土地和勞動力外,先進技術、科學知識、經營管理和信息等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生產因素。尤其是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它的不斷創新與推廣對社會財富積累的貢獻越來越大。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的“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已造福于民”。科學技術對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創造具有重大的作用,通過人這一勞動主體把科學技術融入到其他生產要素當中來提高勞動者的生產效率,從而產生出多倍的勞動生產率的勞動者創造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也即科學技術的運用使人類的勞動不斷地起著自乘的作用。現代企業要在市場經濟中立足,更需要通過改進技術,改善經營和管理以提高勞動生產率。

制度作為創造使用價值和價值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它的產生不過是把社會價值共意得到一種穩定性存在的保證,把道德秩序轉化為一種權利秩序,它為社會的共同價值標準和交換行為規范、組織原則以及知識技能等等的人類發展的創造物,提供了一個基本的世代承續的社會機制,保存了人們交換行為和關系的模式,并且通過使價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而擴大了社會交換的范圍。這種外部意志的強加力協調著人們的行為動機,并促進或阻礙價值的創造。例如,我國當前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制度,股份制逐漸成為公有制主要形式,在不斷完善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對勞動者創造價值有激勵作用。

2民族品牌的價值來源及構成

2.1從商品的二重性看民族品牌的價值來源

(1)從商品的使用價值分析。

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能夠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的勞動產品。馬克思在這里就強調了滿足人們需要的是物的客觀存在。物的這種“有用性”離開了商品實體就不存在了。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商品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層次分為五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既包括物質的,也有精神的,還有社會的。從另一角度看,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的“消費者剩余”概念從另一角度分析了商品對消費者的滿足。“一個人”對一物所付的價格,絕不會超過,而且也很少達到他寧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價格。因此,他從購買此物所得到的滿足,通常超過他因付出此物的代價而放棄的滿足;這樣,他就從這購買中得到一種滿足的剩余。他寧愿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價格,超過他實際付出的價格的部分,是這種剩余滿足的經濟衡量。這個部分可成為消費者剩余”。這種消費者剩余既可能是商品本身所具備的,也可能是消費者的“發現”,還可能是消費者的心理感受。

民族品牌的“有用性”承載于其產品上滿足消費者的物質需求的同時,在買方市場的今天,消費者購買民族品牌更多的集中在精神和社會需求層面。人們在購買民族品牌享受其基本的“有用性”的同時,更能夠感受到愛國主義,振興民族產業,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品牌走上全球化品牌的趨勢的欣慰。可以說,消費者在購買民族品牌所得到的精神和社會層面的上滿足,遠遠高于他所為此支付的價格,也遠遠高于一般商品所提供的“消費剩余”。

(2)從商品的價值分析。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告訴我們,商品的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即“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人的筋肉、神經、腦等的一定生產消耗”。這種勞動耗費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算的,即勞動時間的長短決定商品價值的大小。這里說的商品的價值高低對來說,既表現在商品的內在質量和基本功能上,也表現在商品的外在質量和輔助功能、美學功能上;既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物質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也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精神、社會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也表現在商品帶給人們的精神、社會需要滿足程度的差異上。民族品牌與非民族品牌以及其他非品牌商品的本質差別即在于勞動投入量與數量的差異。由于人們對民族品牌商品投入的勞動從質和量兩個方面都高于非民族品牌商品的投入,因此品牌商品就包含更多的價值和交換價值,就能滿足人們更多、更高從層次的需要。

2.2民族品牌的價值內涵與構成

(1)民族品牌的價值內涵。

品牌價值的內涵可以界定為被消費者認可的品牌所賦予產品的物理功能上的情感和體驗附加值。由于其能夠為企業帶來超額利潤,所以它作為一種無形資產是企業總資產的著稱部分之一。在既定的勞動投入條件下,民族品牌價值取決于生產者特殊勞動投入和市場認可的契合程度。本文主要談及民族品牌的文化內涵。

品牌文化的積累使得產品不僅僅作為實用價值的載體而存在,更使得產品在內涵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品牌文化更是以一種價值符號來傳到產品的理念、價值觀念和特殊效用,并得到消費者的廣泛認同,進而轉化為品牌的經濟價值。

(2)民族品牌的價值構成。

從傳統的角度看,民族品牌價值的構成要素不僅包括資源組成、技術工藝、文化特征、廣告與形象等也包括安全性、實用性、特殊性所帶來的效用(包括生理和心理)。民族品牌價值和其他品牌價值一樣,生成過程本質上并無差別。所不同的是,民族品牌價值中更多的包括勞動者的復雜勞動。本文主要討論民族品牌的經濟價值。

王成榮在其著作《品牌價值論》中運用品牌經濟價值曲線分析了品牌價值的構成,認為品牌價值大小取決于生產者者特殊勞動投入量與市場與社會認可程度的契合點。當兩者值較高時,經濟價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但是當前者值較大,后者值較小時,民族品牌經濟價值較小,甚至為負;當前者值較低,后者值較高時,民族品牌經濟價值較大。所以,我借鑒王成榮的品牌經濟價值構成理論來說明民族品牌經濟價值構成,并認為民族品牌價值在其經濟價值構成方面與傳統品牌的經濟價值并無差異性,只是民族品牌更能使消費者從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得到更高層次的精神效用(民族自豪感、榮譽感等)。

3民族品牌發展的制度性依賴

制度作為價值共意合法化或者說一種社會的游戲規則,必然會對經濟過程產生影響。經濟主體行為在不同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制度等約束下將產生不同的結果,因此,制度要素在經濟過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核心地位。

3.1產品和服務的創新對制度的依賴

產品和服務是民族品牌的載體,也是民族品牌經濟價值增值的核心。產品創新是民族品牌提升的第一組成部分,它主要集中在新產品的開發、新包裝的設計與運用、新技術的創新和運用、新產品的市場推廣等方面。服務價值也是構成民族品牌價值的有一個組成部分。良好的服務質量創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也可以使產品因良好的服務而增值。

民族品牌在產品和服務的創新過程中投入大量的生產資源、技術、資金和信譽保證等以使民族品牌經濟價值得以實現。在這一過程中,制度因素無不為民族品牌提升給予支持和保障。制度是以對努力成果的承認和保護,來建立激發努力的激勵機制,從而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來源的。在一個封閉性的制度模式中,最重要的發展基礎,或許就取決于經濟主體的努力程度;而在一個開放的制度模式中,其他因素的介入,或許在某些情況下,會比努力程度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如政府對先進技術引進的激勵、對高級人才的優惠待遇、以及其他的政策性支持和財政傾斜。

這些年來,大家目睹了我國眾多民族品牌如健力寶、活力28、樂百氏等等本土品牌一個個被外資收入囊中之后,匯源的舉動確實觸動了國人敏感的神經。這些民族品牌的消失殆盡無不反應了當前國內民族企業發展的艱難和政府對民族品牌重要性的重視程度不夠。因此,政府應基于民族品牌發展更好的環境和關懷,以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保護民族品牌的發展壯大。(1)政府應主導國家品牌計劃,扶植優勢產業區域、產業集群重點突破。(2)制定一系列完備的政策性保護和扶植措施。(3)政府從長遠利益考慮有必要干涉國內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民族品牌與外國品牌的并購。

3.2民族品牌營銷傳播創新對制度的依賴

除了民族企業產品本身的創新,對民族品牌進行有效的營銷傳播活動同樣是提升民族品牌經濟價值的重要途徑。民族品牌營銷也需要投入資源,而資源是價值轉換的前提。制度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在民族品牌傳播過程中也擔任重要的角色。制度對信息資源獲得的可能性以及獲得的效率直接影響了民族品牌傳播的速率和傳播廣度。因此,政府應該建立和完善信息平臺,為民族品牌發展提供必要的信息;借鑒很多發達國家在利用首腦外交渠道為自己的企業在海外拓展市場的做法,開放國家外交資源,扶植企業走出去,塑造國家形象。

3.3民族品牌文化創新對制度的依賴

民族品牌文化是民族企業的精神和價值觀的核心。民族品牌物質文化是民族品牌文化的實物體現,民族企業通過產品、品名、標示、包裝等方面體現民族品牌文化的是想和品牌價值觀。民族品牌文化戰略是民族品牌精神貫徹、品牌價值提升和顧客品牌忠誠的實現過程。

那么,作為文化“三層次”中的制度的文化使價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既是物質文化的精神化,又是精神文化的物質化。制度文化的這種兩面性質促使了價值觀共意在民族品牌文化中的實現和創新。制度要素在強化或淡化因民族文化差異而致使的經濟主體出發點差異上的影響也極為重要。從民族企業內來看,經濟主體成員對民族品牌文化創新的努力程度及其效率大小的狀況,依賴于制度要素的動力機制塑造,因此,一個落后的制度模式,在強化民族品牌個性和品牌文化創新出發點差異的同時,也就壓抑了人們的經濟努力,閑置了人們的選擇范圍和對隨機因素的利用可能,使整個民族品牌的經濟發展表現出呆滯的特征。因此,政府應給予民族品牌文化創新的環境和文化氛圍使得民族品牌文化隨著全球經濟發展和品牌的國際化更具有時代特征。

參考文獻

[1]鄭怡然.有效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新解釋[J].江漢論壇,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