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危機的教訓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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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債務危機的教訓范文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認為，迪拜債務危機和雷曼兄弟公司危機不可同日而語，這不是發生在～個世界金融核心的具有系統影響力的金融危機事件，而是局部發生在金融系統之外的一個大型企業資不抵債的危機，所以它不會帶來新一輪金融風暴。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認為，迪拜債務危機對世界經濟復蘇的影響比較小。與冰島當時發生的危機相比，迪拜此次危機發生的時間是世界經濟止跌反彈，國際金融環境改善，全球流動性增加之際，由于當前外部環境比較好，融資渠道比較多，處于危機中的迪拜世界公司成功重組的可能性較大，因此預計迪拜不會陷入冰島那樣的危機。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陳炳才指出，迪拜危機是因為房地產價格大幅度下跌，資金鏈條斷裂，工程項目太多而停工所造成，是實體經濟的危機。這一危機本應與歐美由金融衍生品價值縮水導致的房地產價格暴跌同步反映，但由于金融危機期間債務沒有到期，國際資本又大量流向迪拜，迪拜的債務問題在2008年才沒有顯現。因此，迪拜危機可以說是舊有危機的新反映，并非一場新的危機，不會對全球經濟復蘇產生實質影響。　專家認為，債務危機與金融衍生產品導致的危機不同，前者杠桿率較低，傳染性不強。目前，迪拜世界公司只是將償債日期推遲了六個月，是資金鏈臨時的斷裂，而其自身擁有的地產項目和港口資源都是優質資產。即便迪拜世界破產，西方國家銀行也會沿用處理墨西哥、韓國企業債務危機的方式，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處于危機中的國家政府提供救助資金，讓困難企業債務轉化為政府債務，避免企業破產，保障銀行的安全。

此外，由于迪拜是中東地區的轉口貿易中心，其非石油貿易占阿聯酋國家的70％，依靠設立自由貿易區和免稅吸引外商，旅游業發達進而帶動了大量房地產投資。專家認為，迪拜的貿易，港口經濟和休閑，旅游等非石油經濟增長性比較穩定，債務危機有望在未來兩三年內得以解決。

但不可否認的是，迪拜債務危機的出現，使得近期投資者信心遭受打擊，美元，日元和各國國債成為資金避險的場所，新興市場，股票和商品市場則遭遇了資金的流出。危機的間接影響還是應引起高度警惕。

短期內，熱錢的流動速度可能會加快，全球資本對新興市場投資也可能會受到>中擊。長期研究迪拜經濟模式的中國安邦咨詢公司首席研究員陳功說，迪拜事件最大的問題是全球資本對新興市場模式的信任是否可以持續，如果迪拜摧毀了全球資本的信任，那么毫無疑問將引發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巨大沖擊。

第2篇：債務危機的教訓范文

首先，失當的經濟政策是引發金融危機的宏觀因素。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直接誘因是美國的次貸危機。美國信息技術泡沫破滅后，美聯儲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聯邦基金利率降至1%。在2002―2006年的4年里，美國的金融機構發放了大量次級貸款，刺激了房地產泡沫。再后來，隨著美聯儲不斷加息，房地產泡沫破滅造成了巨額不良資產。究其原因，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負有主要責任。即低利率持續了過長的時間，是導致房地產泡沫和次貸危機的重要宏觀因素。從財政政策上看，歐美等許多發達國家由于長期財政赤字積累了大量的國債余額，使得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均達到了不可持續的水平。所以，從整體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穩健和適度，是維持宏觀經濟良好運行的一個重要基礎。

其次，監管不力或監管缺失是釀成金融危機的微觀原因。對美國而言，監管不力或監管缺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商業銀行發放了那么多次級貸款，并產生了大量以此為基礎的衍生品，監管當局長期以來對金融機構和投資者都沒有進行風險提示，另一方面，投資者過度相信評級機構，以為它們買的有抵押債券具有很高的信用等級。由于對次貸產品的監管缺失，使得這種運營模式能夠持續很長時間。而發放貸款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它們也沒有壓力進行認真的貸款審查，因為它們知道貸款發放以后，能夠迅速而順利地將其以抵押貸款證券化的形式再賣出去，它們不再對這些貸款承擔責任。數次的買賣，使得很多機構手里都拿著有問題的資產，次貸危機的巨大風險由此形成。更可怕的是，這些債券的持有者不知道這些資產的問題到底有多大。一旦風險暴露，市場恐慌性拋售就不可避免，系統性金融風暴驟然發生。

第三，決策遲緩是導致金融危機傳導和蔓延的主觀因素。危機爆發后，由于美國財政、央行和監管當局沒有得到及時授權，降低了危機救助的有效性。一個重要的例證是，像雷曼這樣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發生危機后沒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救助。一般而言，對于存款類機構，監管當局或者中央銀行作為最后貸款人，對它的救助是有法可依的。但對雷曼這樣的非存款類機構，美國當局在救助的決策過程中產生了較大分歧，雷曼最終申請破產，造成市場的劇烈動蕩，引起危機大規模蔓延。還有一個例子就是英國的北巖銀行，由于監管當局和最后貸款人的信息不對稱，對這一銀行的整頓救助過程緩慢遲鈍，使危機向其他金融機構傳導，最終導致了更嚴重的問題和更大的損失。

債務危機是金融危機再度惡化的“加速器”。在危機救助中，大量的債務從金融市場和私人部門轉移到政府和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引發了債務危機。為解救危機，主要危機國家的財政提供了對金融機構的注資和援助資金，中央銀行也提供了巨額的流動性資金。因此，各主要發達國家都出現了財政赤字的大幅攀升，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當這一比重過高時，市場對這些國家的債務償還能力產生懷疑，必然引起相關國債的價格下跌，而價格的大幅下降，進一步造成政府償債能力下降，融資更為艱難，債務的還本付息更不可持續，債務危機由此形成。在一定的條件下，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是可以互相轉化的。為了救市，政府和中央銀行承擔了大量的債務，幫助一些機構渡過了難關，穩定了市場。但是，如果政府承擔大量債務導致了債務危機的話，實際上有可能誘發新一輪的金融市場動蕩。背后的邏輯是：持有國債的主要機構是商業銀行，如果國債價格大幅下跌，它的資產質量就會受到影響，導致資本充足率下降，流動性出現問題。前不久的希臘債務危機的發生，就是最好的例證。

可以說，上述原因導致了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和傳導，并最終拖累了實體經濟，在政府救助過程中又產生了債務危機，既有歷次金融危機的共同特點，又反映出了當前世界經濟的結構性矛盾。

這次危機也影響了中國金融經濟。如何在應對危機沖擊中維護中國的戰略利益，從而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需要我們始終站在時代前列，吸取這場全球金融危機的教訓，謀求在抗御金融危機上形成共識，有效建立新的國家發展優勢。

第3篇：債務危機的教訓范文

美歐兩大經濟體雙雙深陷債務危機，歐洲危機尤甚。救，還是不救？這個問題已經擺到了國際社會面前，外匯儲備冠絕全球的中國更再度被期望“救資本主義”。

從歷史上看，由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爆發貨幣危機的概率遠遠高于發達國家，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國際救援貸款條件性較多地走到了后一種極端，以至于基金組織牽頭的救援往往在受援國形成“IMF蕭條”。在危機國家資產價格暴跌之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條件強迫危機國加快自由化步伐，使得西方投資者得以用極為低廉的價格收購那些對方平時根本不愿意出售的資產，這種做法已經頗有趁火打劫之嫌。

美國對救援貸款索取高額收益，更令危機國家備感苦澀。1982年墨西哥爆發債務危機后，美國牽頭組織了救援資金，其中美國購買墨西哥石油（作為美國國防部戰略儲備石油）的預付款10億美元，中央銀行貸款15億美元，用于進口農產品的貸款10億美元。美國購買墨西哥石油的10億美元預付款一箭雙雕：一方面迫使墨西哥放棄了多年來拒絕擴大對美國出口石油的政策，宣布將對美國出口石油占墨西哥石油出口總額比重從52%提高到72%；另一方面索取了高額折扣，使美國給予墨西哥的這筆貸款實際利率超過30%。

不可否認，一定的貸款條件是防止道德風險的必需工具，但是在危機狀態下，速度往往是決定救援成敗的關鍵所在，最后貸款人到位越晚，起初的流動性危機就越有可能發展成為清償能力危機，所需借款數額也就越大。如果救援條件過分苛刻，如果“IMF蕭條”持續時間過長，危機國家的公眾和政治家就會得出結論：倒賬風險并沒有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大，與其無望地忍受苛刻的經濟調整計劃和漫長的“IMF蕭條”，不如干脆聽憑危機發展或尋找其它出路。

歷史教訓告誡我們，附有過多條件的流動性不可能是真正的流動性。20世紀20年代，國際聯盟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國際最后貸款人之責，先后為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匈牙利、愛沙尼亞、但澤自由市（現波蘭格但斯克市）、葡萄牙組織了融資和技術支持，但國際聯盟的行動給人們造成了這種印象：國際聯盟合適的服務對象是那些完全破產和喪失競爭力的國家，這些國家需要在一定時期內接受沉重的、屈辱的控制。因此，其它國家在從國際聯盟的技術支持中獲益時，寧愿與外國發行公司簽訂直接的協定安排和通過不損害國家責任的方式繼續改革。

第4篇：債務危機的教訓范文

這次全球范圍的金融海嘯，無論就規模、性質與沖擊而言，均堪與80年前上個世紀1930年代的大蕭條作一對比，尤其是在后續發展的形式與規律上。

先回顧1930年代的大蕭條。(1)道瓊指數從1929年10月的最高381點，重挫到1932年7月的41點(谷底)；(2)歷經33個月；(3)其間超過50％vX上的反彈與再挫達6次之多；(4)最終更讓世界走上了戰爭、

經濟學家總結那次教訓，認為經濟所以一蹶不起，一衰再衰，有三個原因：(1)貿易保護主義――這次也出現初步征兆；(2)工資向下調整的僵固性――這會導致勞動市場的調整機制失靈，出現大規模失業，這次也不例外；(3)宏調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過于緊縮，這是為什么這次金融海嘯在發生之后，各國都毫不猶豫采取高強度的擴張性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緣故

以學院派的說法，各國采取的都是凱恩斯政策。而凱恩斯正是總結30年代經驗提出針對性的革命性理論的偉大經濟學家。

2009年初，當時全球經濟陷入恐慌，美國聯儲局主席伯南克說絕不會重演大蕭條，因為現在大家都懂得用凱恩斯政策了一

此言不虛，因為全球經濟很快就穩住了跌勢，但似乎又有點不對勁，因為都沒料到爆發了歐債危機――財政政策一再擴張的結果，導致各國負債累累，紛紛出現債務危機。各國深怕被信用評級機構降級，演變成第二個希臘，這即是包括歐盟在內的許多國家開始重視財政紀律，明知痛苦，也要大幅減赤以平衡財政的緣故

但這對美國來講卻不是好消息美國當前首要目標是力圖振興出口，希望全球維持擴張政策的貊度，所以強烈反對歐盟等的做法。G20峰會中，固次就出現了擴張派與緊縮派的重大分歧。

各國都擔心債務危機，何以美國不怕?它的債務(1與GDP之比)一點都不比別人少。因為美國永遠可以開印刷機印鈔票來買自己發行的國債它絕不愁它發的債賣不出去，當然也就不存在評朔機構降不降級的問題了。

中國呢?從擴張出口的角度看，(1)當然傾向于美國的主張，認為各國都仍須維持擴張財政政策的力度；(2)中國也不像歐盟及日本等發達國家已出現了債務危機，中國的債務還算適度，有條件維持擴張。但另一方面，中國從穩定美元幣值的角度看，卻又不希望美國繼續用印鈔票的方式來維持它的擴張政策=簡單地說，中國(1)不排除自己維持擴張政策；(2)不希望看到歐盟采取緊縮政策，因為歐盟是中國最大出口地區；(3)不愿見美國采取印鈔式的擴張政策，因為擔心美元加速貶值，既不利于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又不利于保持龐大外匯資產的價值

第5篇：債務危機的教訓范文

當全世界都認為經濟危機即將探底或者已經探底時，2009年11月25日，阿聯酋之迪拜酋長國政府宣布，將重組旗下最大的國有控股投資公司迪拜世界，公司所欠約600億美元的債務將至少延期六個月償還，其中包括迪拜世界下屬地產巨頭納西勒公司即將于12月到期的35億美元伊斯蘭債券。房地產泡沫、過度的金融投機行為、缺乏約束的金融業引發的危機，導致美國經濟泡沫破滅；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迪拜。而由于房地產業造成的迪拜債務危機又能給中國帶來什么樣的啟示，本文將對此進行探討。

一、迪拜經濟的崛起

迪拜是7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中面積第二大的酋長國，位于波斯灣霍爾木茲海峽灣的咽喉地帶，地理位置十分優越。上世紀60年代末，石油的勘探開啟了迪拜現代經濟的發展歷程，石油財富的積累自拜得以在20世紀70-80年代大力開展基礎建設。但由于石油儲量并不豐富，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迪拜開始致力于多樣化發展。憑借其開放的經濟政策、良好的地理位置，經過短短30年的發展，迪拜已經成為中東和非洲地區的交通中心、信息中心、展覽中心和商品分撥中心。與此同時，迪拜還將出口所獲得的石油美元存在國外進行房地產和證券投資。對沖基金、衍生產品市場等為石油美元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其財富基金積極參與跨國投資，曾獲得豐厚的收益。　迪拜經濟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于政府在1998年開始推出的房地產振興計劃。政府的刺激計劃使得迪拜房價從2004年至今翻了4倍。通過投資房產和基礎建設，迪拜吸引了大量的國際游資，推動了旅游業、高端房地產業、金融業的發　展，也推動了迪拜經濟的二次繁榮。

二、迪拜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剖析

1、政府政策導向性失誤導致房地　產市場泡沫嚴重　由于迪拜的石油資源開采到2010后即告枯竭，迪拜當局意識到僅僅依靠有限的石油資源難以繼續經濟增長，因此，迪拜政府迅速進行了經濟結構的調整，采取多元化的經濟發展策略。迪拜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把自由貿易區與旅游業相結合。作為自由貿易免稅區，它吸引了無數人來迪拜投資和消費。自2001年起，迪拜政府旗下的國有企業也開始在世界各地開展大型項目建設，涉及領域包括房地產開發、港口貿易等等。同時，迪拜政府還在國內大力推行發展房地產的經濟政策，使得迪拜在短時間內成為擁有世界地標最多的國家。正是因為政府的政策導向性作用，迪拜的國有企業紛紛投資房地產業。在過去四年多的時間里，迪拜以建設中東地區物流、休閑和金融樞紐為目標，推動了3000億美元規模的建設項目。在此過程中，迪拜政府與國有企業的債務不斷增加，債務總量達到了近800億美元。　這種急于求成的趕超心理、追求經濟的超常規發展，造成迪拜政府政策導向出現失誤。受政府政策導向的影響。迪拜經濟發展過分依賴于房地產業、過分依賴于房地產市場房價地價的炒作，引起國際熱錢大量涌入，導致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而最終破滅。

2、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結構失衡　根據調查顯示，迪拜GDP的增長主要依靠房地產業和旅游業，以虛擬經濟為核心的發展模式造成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比例失衡。2001年以來，地產業年均發展速度達到了37.4％；2003年起，迪拜旅游業的收入已經超越了石油收入，占到GDP的10％以上。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代表實體經濟的石油產業只占迪拜GDP的6％而代表虛擬經濟的地產業則占20％。　為了進一步刺激經濟繁榮，迪拜政府自2002年起允許外國人持有房地產。同時，迪拜以建設中東地區物流、奢侈旅游和中東金融樞紐為目標，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并積極推進3000億美元規模的建設項目。　雖然虛擬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迪拜房地產的投機需求，但也為迪拜的債務危機埋下了不可避免的隱患。迪拜石油資源并不豐富，它無法像其他海灣地區的國家那樣，通過出口石油來得到持續固定的收益。這個很小的經濟體，卻借用了大量資金來支撐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其負債規模與經濟規模的比例之大在世界上是很少見的。盡管銀行通過信貸擴張、增加流動性來緩解借款者的壓力，但這些措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損害，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由于迪拜在過去數年里所依賴的發展道路是不可持續的，它無法保證迪拜從這種發展模式中獲得足夠且持久的利潤。因此，迪拜的發展模式從一開始就注定難以維系，而且必然崩潰。

3、過分依賴外資難以抵御外部沖擊　迪拜以虛擬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大大降低了抵抗外部風險的能力。加之迪拜國內基礎貨幣儲蓄并不多，為了大力發展房地產和旅游業，只能依賴外部貸款。在國際經濟環境大好時，國際投資者看好迪拜，于是大量熱錢紛紛涌入。目前該國債務總量為800億美元，大大超過國際警戒線水平。其中，政府或政府擔保的外債236億美元，占其GDP的30％左右。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投資者信心下降，國際投資大幅減少，力口上全球信貸緊縮政策，導致迪拜資本流入急劇萎縮。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統計，2008年由于商業銀行收緊信貸，大量資本流出阿聯酋，導致其資本賬戶出現550億美元的赤字。同時，由于迪拜貨幣迪拉姆與美元實行固定匯率，美元貶值預期的增強進一步加劇了迪拜的資本外逃，資金鏈嚴重斷裂。為了償還到期債務，迪拜政府不得不多次增發債券。這種政府過度舉債的風險極有可能引發財政危機，影響社會穩定，更無法支撐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顯然，迪拜危機爆發的原因從表面上看是因為旁地產的過度膨脹，但其本質原因是迪拜的發展模式出現問題。

三、迪拜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1、合理調整產業結構，抑制房地產泡沫　從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2009年到現在，經濟復蘇的特征是包括股市、樓市這類虛擬經濟先于實體經濟復蘇，而且房地產可以說是非理性的復蘇，而在龐大的刺激經濟計劃中，對房地產的投資更為驚人。據中國人民銀行的《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09年第二季度)》顯示，2009年上半年7.4萬億元天最信貸的具體流向為：基礎設施行業中長期貸款新增1.6萬億元。同比多增1.1萬億元，占全部中長期貸款51.6％。在房地產救中國的論調下，2009年，中國房地產市翰匝來了自己最火爆的一年，二手房交易量是過去三年的總和，各地房價大幅飆升，差不多都創了歷史新高。房地產業毫無疑問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但是地方財政對于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程度太高，單純依賴賣地來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無法為經濟健康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一旦土地使用資源匱乏，城市的發展將會陷入動力不足的局面進而導致經濟危機甚至社會危機。

著名經濟學家澤爾騰先生認為，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的隱憂是房地產市場存在大量泡沫。無獨有偶，根據相關機構對房地產行業進行調查后得出結論，中國大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經遠遠超過10％的國際警戒線。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這是一個不容回擗的事實，律續7年桌，中國的瞎價大幅上升，沅沅脫離了民眾的購買水平。如果中國不從迪拜身上吸取教訓，不能夠充分認識到GDP過分依賴房地產業的弊端，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合理布局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那么中國很有可能成為下+迪拜。

第6篇：債務危機的教訓范文

【關鍵詞】 人民幣； 國際化； 路徑

近期，人民幣“走出去”的新聞頻頻見諸報端，引人關注。先是央行的《中國人民銀行關于明確跨境人民幣業務相關問題的通知》稱，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人民幣FDI）已進入試點階段。繼而國務院副總理出訪香港時宣布，中央將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中心，允許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投資境內證券市場。隨后不久，香港證監會署理行政總裁張灼華表示，香港的監管平臺已準備就緒，目前已具備審批和管理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額度下零售基金產品的能力。尼日利亞央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簽訂諒解備忘錄后宣布，尼日利亞計劃將5%～10%的外匯儲備轉換成人民幣。這些跡象表明，由中國政府主導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正在提速。人民幣國際化面臨什么樣的國際環境，在當前的國際金融背景下如何實施人民幣的國際化，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一、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國際背景

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外部環境，包括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經濟停滯。歐美發達國家剛剛經歷了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加劇了債務負擔，在經濟停滯的背景下形成了債務危機，進一步拖累經濟增長。1.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其實更多是“發達”國家的危機。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開放程度高，危機爆發后的連鎖效應波及到這些國家。與次貸相關的產品的投資人，也主要是發達國家的投資機構。相對來說，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發展程度低、開放程度低，受到的影響也較小。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機構有一定的投資損失，但是相對來說不大。受出口下降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在2008年年底至2009年年初普遍經歷了經濟低迷或者短暫的蕭條，但是危機過后，大約從2009年下半年，普遍經歷了快速的反轉。2.債務危機。2011年8月初爆發的美國債務危機，使得人們意識到債務問題已經滲透到發達經濟體的每一個角落，包括美國。“債務危機”這個詞，本來是和發展中國家聯系在一起的，前面似乎常常有“拉美”兩個字。2009年9月希臘債務危機的爆發還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認為只是歐洲經濟共同體內部協調不當，財政紀律沒有好好遵守導致。而2011年8月初美國爆發的債務危機，應該讓人們意識到，債務危機不管國家大小，經濟強弱都會發生。3.經濟停滯。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面臨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金融危機使得居民的財富大幅縮水，因此消費動力不足，而消費在發達國家經濟中占大約三分之二的比重，消費增長對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二是缺乏明顯的經濟增長點。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靠的是以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產業，2000年代的增長靠的是房地產行業。而目前，新的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尚不明朗，經濟增長也就缺乏突破口。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需要防范的是未來一段時間內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趨勢是否會放緩。可能發生的一種情形是發達國家繼續開放資本自由流動，并競相超發貨幣，發展中國家則關閉短期資本流動的大門，把資本的洪水拒于國門之外。實際上，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許多亞洲和拉美國家，包括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巴西、秘魯，已經采取了一些限制短期資本流入的措施。

二、國外貨幣國際化的實踐

日元國際化的過程為中國提供了經驗教訓。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日本經濟異軍突起，成為國際貨幣積極組織的第八條款國，從而開始了日元的國際化進程之路（陳衛東和李建軍，2010）。進入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經濟地位不斷上升，成為當時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從日元的可自由兌換，到開放資本項目，日元國際化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1980年12月，日本大藏省頒布了新的《外匯法》，實現了日元的可自由兌換。緊隨其后，日本加速了金融自由化改革。1984年對外匯交易的兩個規則作了修訂，第一個是外幣期貨交易中的“實際需求原則”，也就是說，任何人都可以進行外匯期貨交易，而不受任何實體貿易的限制。第二個是“外幣換為日元原則”，企業可以自由將外幣換成日元，也可以將在歐洲日元市場上籌集的資本全部帶回日本。此后，日本政府又在東京創設離岸金融市場，開放境外金融市場這些改革舉措為日元在國際市場上的自由流通創造了條件，有力推動了日元的國際化。這一進程一直發展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歐元的誕生給日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同時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大大影響了日本的經濟實力，日本轉而追尋以區域金融合作為基礎的日元國際化新戰略。2000年5月，東盟十國與中、日、韓三國合作（10+3）就建立雙邊貨幣互換機制達成了共識。至此，“日元亞洲化戰略”正式形成。盡管日元的國際化已經推行了30多年，但是在全球范圍內，日元并沒有能夠實現其結算貨幣、儲備貨幣、交易貨幣的國際化功能。日本過去30多年一直持續進行的日元國際化之所以成效不顯著，在目前全球儲備貨幣中占比非常低，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是貿易順差國，無法通過貿易赤字的形式對外輸出貨幣，而只能通過金融資本渠道進行貨幣輸出。因此，日本在對外貿易中顯著的特點便是“單向的國際化”。另外日本推行日元國際化，主要建立在其出口優勢的基礎上，但是本地金融市場并未得到發展。在資本項目迅速開放的過程中，日本國內的金融改革滯后，如日本對債券市場的管制直到1995年前后才放松，這使得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沒有改變，從而未能給國際化的貨幣提供一個價值儲藏的渠道。日元的國際化進程直接導致了兩個空心化――企業資金流出，居民投資國際化。對于本地市場來說，造成了消費和就業的低迷，影響了本地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日本經濟實力，并對日元的國際地位產生了影響（孫海霞和斯琴圖雅，2010）。

日本采用的也是貿易結算加上離岸市場（資本項目開放）的模式，結果是日元在外匯儲備和貿易結算中的份額都很少，日元成了投機日元升值的工具。在日本資產泡沫破滅，日本實行低息政策以后，日元又成為“套息交易”的載體，在實體貿易結算和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很少，且進入新世紀以來呈下降趨勢。日元國際化的努力，應該說是不成功的。日本的教訓，至少說明開放未必可以促進改革。

回顧歷史，只有英鎊和美元曾經在黃金的幫助下成為基礎性的國際貨幣，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后，美元的基礎地位沒有改變，馬克、英鎊、歐元、日元等重要貨幣都僅僅是對美元的有限補充，加元、澳元、瑞士法郎等小國貨幣雖然能自由兌換但不占國際貨幣的主角。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應該也定位于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占有一定份額。

三、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

人民幣國際化的實質，是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被廣泛使用，倘若實現，則對我國有兩大好處。一是降低交易成本，自然規避貿易中的匯率風險，促進對外貿易；二是成為國際間投資和外匯儲備的標的，取得鑄幣收入。因此，積極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是中國的長遠目標，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

（一）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

人民幣國際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促進貿易和投資活動的手段。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取決于人民幣國際化能夠帶來的貿易和投資便利，而幣值穩定，是實現這些便利的基礎。幣值穩定是交易媒介的首要要求，幣值不穩定，就難以完成價值尺度、支付手段、交易媒介的功能。幣值穩定同樣是投資職能的基礎。一種觀點認為投資不一定要求幣值穩定。比如，現在一些國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就是為了在人民幣升值后賣出獲利。這也是一種投資，國際貨幣投資包括利用不同貨幣之間幣值的變化獲利。但是這里面隱含的問題是，人民幣不能總是保持一個升值預期，這樣意味著人民幣總是低估，代價太大，那么升值預期消退以后，人家還會不會持有人民幣？會不會拋售獲利了結？人民幣重新回流國內？若繼續以人民幣為投資介質，那么一定是人民幣資產（如債券，股票，直接投資等）可以提供穩定的收益，而不單單是幣值的上升。在長期內，幣值單邊上升是不可能的，保持相對穩定才是基礎性國際貨幣的首要特征。

幣值穩定的含義有兩個，一是對外幣值穩定，即匯率穩定；二是對內幣值穩定，即穩定且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對外與對內這兩方面的幣值穩定是聯系在一起的，會互相影響。夯實幣值穩定的基礎，一方面要實現人民幣的對外幣值穩定，人民幣匯率不能有顯著的升值或者貶值趨勢；另一方面要實現對內幣值穩定，尋找長期穩定通貨膨脹的政策機制，把通貨膨脹穩定在較低的水平，不能有大起大落（戴金平，2011）。2005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1美元兌8.27人民幣元上升到1美元兌6.35人民幣元，升值約30%，且依然存在強烈的升值預期。人民幣升值的根源在于，1990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促進了我國的技術進步，特別是貿易部門的技術進步，這一技術進步是人民幣升值的客觀基礎。另一方面，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直到2005年7月21日匯率改革啟動，人民幣匯率一直盯住美元沒有調整，累積了升值壓力。而且，2002年以來沒有處于貶值的趨勢當中，導致盯住美元的人民幣跟隨貶值，進一步增加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這一壓力在2005年7月21日匯改以后才開始慢慢釋放，而且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后還停止了一段時間。剩下的就是通貨膨脹目標制。我國的貨幣政策操作中，一直把控制通貨膨脹作為最重要的政策目標，也已經具備了一些“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特征。在通貨膨脹率升高以后，我們往往采取緊縮性政策，包括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提高存貸款利率，對抗通脹。但是，嚴格的通貨膨脹目標制，遠非如此簡單，還要包括：1.保障物價穩定的制度性承諾和安排；2.公開透明的貨幣政策策略，包括在政策計劃與目標方面加強與公眾和市場的交流；3.央行達成通脹目標的可置信性。在這些方面，改進的空間依然很大。2011年7月，通貨膨脹又上升到6.5%的水平，8月雖然降低了0.3%，但還是遠超過能夠容忍的溫和通脹的程度。短短兩年間通脹出現大起大落，說明現行的貨幣政策機制無法保障穩定的低通貨膨脹。

（二）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

企業的成長、金融市場的發育和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并行的進程。這個進程中，需要宏觀經濟管理當局放松人民幣流出和流入的管制，允許企業在貿易和投資當中使用人民幣，不要妨礙自發的、合理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所以，允許企業在貿易結算當中使用人民幣的政策本身沒有問題。問題是，匯率政策改革嚴重滯后，貿易結算中使用人民幣的政策試驗發生了扭曲。因為貨幣當局還在不斷大規模地干預外匯市場，人民幣一直保持單邊升值預期，人民幣貿易結算不僅給貨幣當局帶來了嚴重的損失，而且促成了人民幣國際化的虛假繁榮。

應該盡快結束基于套利動機的人民幣外流。為此，要么加快人民幣匯改，形成有彈性的、雙邊波動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要么放緩或者停止人民幣進口貿易結算。比較而言，前者是進步，更加可取。

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消除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我們將會看到：1.中國企業打消了對外投資中的匯率損失顧慮，企業加快走出去步伐，人民幣也將跟著中國企業一道走出國境；2.投機資本減少，宏觀經濟管理當局面臨更有利的政策環境，宏觀經濟穩定和人民幣幣值穩定得到更大保障，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中長期價值更有信心；3.人民幣自由兌換和進一步的資本項目開放松綁，國際社會對人民幣資產的投資需求得到滿足；4.套利動機驅動下的人民幣外流下降，但是出口貿易結算中更多使用人民幣。如此，才是可持續的、能帶來長遠利益的人民幣國際化。

（三）發展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市場或影子市場的地位

就像當年美國走向全球化的過程中出現了歐洲美元和石油美元，應把香港作為海外人民幣市場的一個目標來做。相應地，在香港除了制造人民幣資產外，還可以允許亞洲地區乃至全球人民幣在香港市場回流，比如香港可以發行人民幣債券，組建一個人民幣股票市場，允許大陸企業到香港直接用人民幣發行股票。影子市場的好處，一是形成人民幣國際市場標桿，二是成為內地人民幣管理市場化發展的引導方向和參照系統。

（四）國內金融機構的改革

中國金融體系的改革是滯后于經濟改革的，有很多例證，如金融市場化程度、“走出去”戰略、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等，在金融領域里還存在相當多的管制。很多時候我們假設市場失靈所以進行市場干預，但有時候該相信市場的時候卻沒有相信，所以某種程度上管制還是偏多。金融改革滯后當然有其原因，改革前期，如1994年以前，國務院出臺金融體制改革決定之前是把金融業當作實體經濟改革的支撐、服務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當時國有銀行背了很多國企改革的包袱，這些包袱其實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本和代價，由金融部門來承擔，最后由國家消化。改革后期，中國政府對風險看得比較重，從監管角度來說，除了比較擔心系統性風險，對于微觀的小機構風險也看得比較重，經常把個別機構的風險夸大，總擔心會引發社會的不穩定，所以要加快金融機構的改革。

【參考文獻】

［1］ 陳衛東，李建軍.日元國際化過程中值得關注的若干問題［J］.國際金融研究，2010（6）：4-14.

第7篇：債務危機的教訓范文

記者：歲末年初，南美洲的阿根廷備受關注。連續三年的經濟衰退導致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終于引發社會騷亂，政局劇烈動蕩，僅總統就換了五位，這在阿根廷歷史上絕無僅有。請問，阿根廷經濟陷入困境的原因是什么?

陶湘：我認為，阿根廷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可以歸結為這么幾個方面：第一，阿根廷十多年來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遠遠超過了它經濟的增長率，中國的老話叫“坐吃山空”。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太快，生產跟不上，必然發生問題。第二，阿根廷把比索與美元掛鉤，這叫“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當美元疲軟的時候，比索也是相應地疲軟，對阿根廷的商品出口有利。相反，假如美元堅挺，那么比索也相應地堅挺。近年來，美國奉行強勢美元政策，這對阿根廷出口造成了極大的打擊。當歐洲、日本牛肉都在出問題的時候，阿根廷是牛肉出口大國，照理說應該出口形勢很好，但由于比索隨著美元堅挺，使得阿根廷牛肉出口價格太高而難于銷售。所以，阿根適實行的匯率政策，完全由掛靠的貨幣來掌握，沒有調整余地，結果受制于人，喪失了用貨幣政策調節經濟的余地。第三，就是阿根廷政府官員的腐敗。在2001年12月份以前，有260億美元從阿根廷逃走。這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最終由經濟問題引發了社會、政治問題。

江時學：90年代末阿根廷經濟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由于美國奉行強勢美元政策，而阿根廷的貨幣局匯率制度(比索與美元掛鉤，1比索=1美元)卻又十分僵硬，因此，比索的幣值被大大高估，從而打擊了阿根廷的國際競爭力。第二，龐大的財政赤字和沉重的債務負擔削弱了阿根廷經濟的活力。第三，1999年初爆發的巴西金融動蕩使阿根廷經濟受到了很大的不良影響。第四，國際市場上一些初級產品價格的疲軟使阿根廷的農產品出口收入得不到大幅度的增長。

一般情況下，在國民經濟陷入衰退時，政府可以利用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但在阿根廷，貨幣局匯率制度仿佛“砍掉了阿根廷的貨幣政策這一條胳膊”，政府無法有效地運用降低利率或放松銀根等手段來調控經濟。正如許多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樣，貨幣局匯率制度猶如一件“緊身衣”，使阿根廷不能對東亞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和巴西金融動蕩產生的“沖擊波”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

還應該指出的是，如果一個國家能繼續吸引大量外資，那么巨額財政赤字和龐大的債務負擔還不至于誘發危機。然而，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和1999年初的巴西金融動蕩，使阿根廷的外部環境發生了非常不利的變化，吸引外資的成本越來越高。

記者：在全球化時代，由于國民經濟與國際經濟的聯系越來越密切，而匯率是這一聯系的“紐帶”，因此，選擇合適的匯率制度，實施恰當的匯率政策，已成為經濟開放條件下決策者必須要考慮的重要課題。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說是由匯率變動誘發的。阿根廷危機的原因之一也與它所實行的匯率制度有關。那么，發展中國家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匯率制度，才能既規避風險、又促進經濟發展?

陶湘：匯率政策的制定應該根據本身的條件與國際國內的形勢而定，采取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不能一棍子打死。比如，港幣也是與美元掛鉤，港幣與美元的比價是1美元=7.8港幣。但無論是在1997年東亞金融動蕩的時候還是現在，香港都沒有受到多大程度的影響。這主要是由于香港特區政府的一些調節機制以及其他配套措施都跟得上。

債務負擔超過償付能力

記者：舉借外債是利用外資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球化時代，積極地舉借外債無疑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但外債的規模必須與本國的償付能力相適應。阿根廷這次經濟危機的本質是債務危機。在這個方面，阿根廷危機給我們提供了哪些教訓?

江時學：20世紀70年代，阿根廷和其他一些拉美國家因外債規模超過本國支付能力而終于在80年代初陷入了債務危機。遺憾的是，阿根廷沒有從80年代的債務危機中吸取教訓，而是在90年代初實現經濟復蘇后再次舉借了大量外債。更為重要的是，相當多的一部分外債不是投入生產部門，而是被公共部門用于非生產性目的。

阿根廷公共債務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足50％。按照發達國家的標準，這一比重似乎并不高。但公共債務相當于出口的比重卻高達五倍。此其一。其二，阿根廷的債務結構不合理。一是還本付息集中在2001年～2004年，二是大多數債務采用固定利率，一般都在10％以上，從而使還本付息負擔進一步加重。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說的那樣，除非一個國家的經濟飛速增長，金融市場非常發達，否則不應該使債務負擔達到如此重的地步。此外，阿根廷的教訓還表明，在外資流入源源不斷的時候，阿根廷早就應該努力提高國內儲蓄率，并在經濟改革之初，就應該把社會保障制度作為改革的重點。

阿根廷對外債的依賴無疑與儲蓄率低有關。以1998年為例，阿根廷的儲蓄率為17.4％，不僅低于拉美的平均水平（19％），而且還低于巴西（18.6％）、墨西哥（22.4％）和智利（25.2％），更是低于韓國（33.8％）。事實上，阿根廷的人均GDP不及韓國，1998年分別為8030美元和8600美元，但同年阿根廷的私人人均消費為7818美元，而韓國僅為6695美元。

財政收支嚴重失衡

記者：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和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都與金融部門中的各種問題有關，因此，人們在談論經濟安全時，常常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問題上，但阿根廷危機則表明，龐大的財政赤字同樣具有很大的危害性。阿根廷財政赤字急劇增加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教訓?

江時學：不容否認，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阿根廷的財政狀況還是比較好的。1993年的財政收支甚至出現了盈余，其他年份雖然是赤字，但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1％。然而，從1996年起，一方面，90年代前期急風暴雨式的私有化結束后，私有化收入大幅度減少，而政府開支卻未得到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前總統梅內姆為了謀求第三次連任總統，不惜大幅度增加財政開支，對地方政府財政開支的增加也聽之任之。

阿根廷財政收支嚴重失衡的教訓是：（1）提高征稅體系的效率十分重要。由于偷稅漏稅司空見慣，政府只能獲得應納稅收入的60％。（2）政府部門應該提高工作效率，控制公務員隊伍的規模。阿根廷的總人口為3600萬，而公務員人數則多達200萬。這一比率不僅在拉美，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比較高的。這些公務員不僅領取高薪，而且還可享受非常優厚的福利。（3）必須理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關系。在90年代后期開展的財政改革中，中央政府的財政權有所縮小，地方政府的財政權則顯著強化，財政開支也大幅度增加。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90年代的財政赤字增長了10倍，并不斷地向銀行舉債。對此，中央政府幾乎是束手無策。

總之，不當的財政政策、沉重的債務負擔和僵硬的匯率制度它們三者結合在一起，就必然會導致危機。

私有化不是抵御危機的“防火墻”

記者：20世紀90年代以來，阿根廷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舉起了“自由化、私有化”的大旗，對經濟體制實行改革。然而，有學者認為，阿根廷經濟危機的爆發，為“新自由主義”模式失敗提供了一個例證。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江時學：私有化不是抵御經濟危機的“防火墻”。70年代末，國有企業在阿根廷國內總投資中的比重高達20％。國有企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進入90年代后，政府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私有化，以至于許多阿根廷人說，“整個國家都被賣了。”

不容否認，大規模的私有化一度刺激了經濟發展，使阿根廷與墨西哥“肩并肩”走在90年代拉美經濟改革的前列，私有化使政府獲得了大量收入。然而，90年代后期，即在轟轟烈烈的私有化過去之后，私有化收入不斷減少，而政府開支并沒有得到控制。可見，私有化不僅沒有使阿根廷幸免于難，而且還給其財政狀況留下了“后遺癥”。

阿根廷為我們提供的教訓是，必須通過強化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和提升產業結構來擴大出口。阿根廷的出口收入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10％。這一比重在新興工業化國家中是比較低的。這既與實施了十年的貨幣局匯率制度有關，也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1）雖然90年代以來阿根廷大幅度地降低了貿易壁壘，但二戰后長期形成的那種內向發展模式，導致資源配置嚴重扭曲，而這種扭曲是很難在短時間內糾正的。（2）雖然20世紀下半葉阿根廷在工業化道路上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它的產業結構還是基本上以初級產品的生產和出口為主。如在90年代末，制成品出口在出口總額中的比重僅為1/3，其余均為初級產品。（3）美國和歐盟國家一直奉行保護主義政策，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加以多方面的限制，影響了阿根廷的出口。

IMF藥方：一劑良藥

記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幫助受災國家緩解危機、擺脫危機方面一直發揮著作用，但這種幫助通常都是有“條件”的，國際社會把這種“條件”稱作IMF的“藥方”。從受援國來看，各個國家在執行IMF的“藥方”上態度不一，如最近IMF的“藥方”在阿根廷遭到了中產階級和低收入者的強烈抵制；從實施的效果來看，也不盡相同。請問，對于IMF的“藥方”，應當如何看待?

第8篇：債務危機的教訓范文

美國經濟的發展前景仍然難以預測，但不可避免的是，在接下來的幾年里，美國將維持較低的增長率，甚至可能經歷產出以及就業方面的衰退。

財政方面，高企的赤字降低了美國政府在財政政策方面操作的彈性與空間。近年人們目睹了赤字不斷增長，美政府在財政方面已無過多擴張空間，只能設置議程來穩定債務與GDP之間的比例，

由于美財政政策喪失了擴張空間，貨幣政策將承擔復蘇美國經濟的重擔。

美國聯邦儲備局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已經做出決定，將很有可能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并在接下來兩年內維持接近于0的利率，這可以說是另一種形式的量化寬松（QE）。因此，可以說美國央行已經積極介入，便于投資者購買風險資本，并穩定市場預期。

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主要目的是防止通縮，這與上一輪量化寬松相同。即便沒有帶來一些人預期中的經濟復蘇，QE2仍有效降低了通縮的可能性。如果當前脆弱的經濟前景不能得到改觀，通縮的預期依舊會加大。因此，量化寬松政策仍是有限的重要手段。

美國本輪刺激政策的出臺，可能對全球金融市場帶來兩個影響。

一是將導致更多的資本流入其他經濟體――正如上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后出現的那樣。這也使這些經濟體，尤其是那些較為開放的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制定者，面臨控制通脹、穩定匯率等方面的難題。

二是美元作為長期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的可行性會不可避免地遭到質疑。以一國貨幣作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意味著以美元計價資產的持有者將不可避免受到儲備貨幣發行國政策的影響。但是，短期看來，仍沒有能夠其他貨幣能夠取代美元，美元資產依然是投資者以及外國政府最佳的投資對象。中長期來看，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中的地位將會增強，如果不能完全替代美元，也會成為亞洲重要的貨幣之一。此外，SDR作為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也再一次加強。這也暗示SDR會成為某種程度上美元的替代品。

歐洲各國面臨更加長期和艱難的改革。毫無疑問，很多歐洲國家需要重新調整他們的社會福利系統，需要更加可持續的公共財政模式。歐洲各國不得不認識到這一點：他們的福利系統大都是在經濟增長較快時期所構建的，而眼下，他們卻面對巨額的債務負擔。陷入債務危機的各國，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應當開始一系列的結構性改革，以保證長期的經濟增長。畢竟，提高經濟增長速率才是解決債務危機的根本所在。

此次債務危機，使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將成為全球經濟轉折點。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發達經濟體實力將會減弱，新興經濟體將仍然保持高速增長，亞洲也將進一步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動力。中國將進一步鞏固其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地位。全球經濟的重心也將進一步向被稱為新興經濟體的國家轉移。

債務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波動，不可避免地加大了中國在抗擊通脹和結構轉型兩方面的壓力。

過去兩年里，中國通脹壓力增大。一方面反映在食品和大宗商品價格的上升，另一方面也反映中國經濟在全速發展。中國的通脹主要由國內的因素造成，政府也一直致力于控制通脹。此次危機，可能將使政府推遲原先的緊縮貨幣政策以控制通脹的計劃，轉為持一種觀望態度，并延緩做出緊縮的決策判斷。

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壓力，來自于維持經濟增長的要求。中國每年10%的速率增長，是對全球經濟復蘇的巨大推動。盡管這種增長仍然比較脆弱，但一旦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減慢增長速度，世界經濟的情況會更糟。因此，維持這種穩定的增長速率就是對全球經濟最大的貢獻。要達成這個目的，中國需要逐漸將經濟增長點轉向廣闊的國內市場。

第9篇：債務危機的教訓范文

摘要：萬解秋教授認為，歐債危機是金融危機的延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經濟體制和結構的失衡，低效率的經濟運行和增長動力的衰退，難以用國家債務來填補，當然也不可能用發行貨幣來解決，金融危機以及隨后的債務危機是這種經濟衰退危機的必然表現，而僅僅想通過債務發行和貨幣投放就能解決問題的想法，是不現實的，它有可能招致更嚴重的經濟衰退和危機，這也是我們現在所應該引以為戒的。白永秀教授認為，歐債危機從深層原因來看，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效率與公平、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責任與權利之間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錢津研究員認為歐洲債務危機不是市場化的信用危機，而是政府信用的危機。傳統的陳舊的貨幣理論直接導致了經濟相對脆弱的一些歐洲國家在遭遇到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自家政府財務的危機。從本質上看，歐洲債務危機是一個貨幣理論亟需轉換和推進的問題。余斌研究員則認為，歐債危機不同于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危機，它更多地是一場人為的危機。他進一步指出，如果中國大量持有歐債，那么歐盟和德法金融寡頭必然會以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如設置人權話題等手段在合適的時機迫使中國同樣貶值所持有的歐債，借機掠奪中國人民。

關鍵詞：債務危機；金融危機；歐洲聯盟；實體經濟；虛擬經濟

中圖分類號：F0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3-0010-12

一、債務危機起因金融危機

歐債危機的爆發看起來是一場國家的債務危機，從希臘、意大利等國的債務曝險，到歐盟主要成員國的債務比重超越警戒線引發債務評級下調，顯示的是一場可能的債務違約和債務危機。現在這場危機還在繼續延宕過程中，影響波及可能進一步擴大，這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為什么在全球經濟最核心的歐元區國家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債務危機。

在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歐洲經濟和金融市場時，貨幣體系和資本市場的健康穩定看起來是關鍵因素，金融市場劇烈波動產生的沖擊波殺傷了融資過度、金融體系脆弱的國家，出現了像冰島、愛爾蘭這樣的陷入危機的經濟體。因為金融市場的擴張過度和過分的杠桿融資而導致金融體系脆弱部分曝險，一部分金融機構受到了影響，這顯然與債務性質結構無關。

金融危機的沖擊首先體現為對于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是否穩健的影響，當時主要的觀察認識認為金融市場衍生品的杠桿化交易失控和銀行類機構資產的過度市場交易是主要原因，其他金融機構和投資者的資產受到了影響，貨幣體系和貨幣政策并沒有陷入危機，主要國家的貨幣體系和政策是健康穩定的。這些國家的財政體系也是健康安全的。在應對金融市場動蕩時，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的政府都充分發揮了財政的最大能力對金融機構實施救援，主要國家的財政預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規模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上升。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種積極的財政政策，當然也是應該的，一些國家的財政甚至超越了自身的承載能力實施擴張和經濟拉動，甚至還帶動或強制其他金融機構實施擴張和提高支出水平，以應對經濟下滑。這在學術界不同流派看來，是對于“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或自由市場經濟機制的一次徹底批判和否定。

那么，在一個健康穩定的財政體制和貨幣體制下，金融體系的危機爆發可能嗎？它僅僅可能是局部性的嗎？這個問題似乎有點難以理解，金融市場的交易和融資活動與一國的財政體系活動和貨幣體系的活動可以完全地切割分離嗎？這樣的問題看起來并不清楚，在學術和政策實際運作層面并沒有很多關注。在金融危機爆發初期，美國的財政體系并沒有出現明顯的危機，貨幣政策體系也顯得穩健安全，利率、匯率和通貨膨脹水平都是在穩定水平狀態下運行，金融危機在當時顯得像是個別銀行和證券機構的信用危機。在應對流動性收縮和金融機構穩健時，美國政府沖在最前面，其采用了特種預算工具籌集資金，并給予了危機金融機構大幅度的資本輸入，而美聯儲并未作出過多反應，維持了基本的貨幣供應和利率水平，只是在2009年以后當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和就業率下降以后，才推出了擴張性的貨幣供應政策，即QE1和QE2。

歐洲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在金融危機沖擊的初期，也體現出了一種有限的金融機構信用或支付危機，對于經濟財政支出最多是一種間接的負面影響。金融危機并未影響到貨幣體系的穩定，歐元體系的貨幣政策是穩定健康的。它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對于今天的歐債危機來說，它似乎與金融危機的爆發有著某種聯系，但作為財政工具的債務危機又似乎與貨幣政策體系沒有直接的聯系。

這種假設在過去一段時間里被多數人所接受，也就是歐債危機是債務問題，是歐盟內部經濟發展和財政支出水平失調所帶來的后果，如果是這樣的話，債務危機也就是一國的財政信用危機，與歐元貨幣政策體系沒有直接關系。我們必須要問，這樣的假設合理嗎？金融危機條件下出現的債務危機與歐元貨幣政策體系究竟有何關系。

當我們深入地看一下歐元貨幣政策體系的結構影響，才能發現歐元體系內部財政體系的功能，它們二者其實是被緊緊地捆綁在一起的，財政支出體系與統一的非的貨幣政策體系被結合到一起時，它們的運作就已經潛伏了財政擴張和債務失控的危機，而國際金融危機就是此次歐元區債務危機爆發的導火線。因此，歐債危機，看似并非貨幣體系的危機，實際上真正是貨幣政策體系矛盾危機的集中爆發。我們這種分析假設的基本前提就是歐元貨幣體系隱含著內在的矛盾，財政體系的矛盾是一種突破口，債務危機在國際金融危機來襲中已經是無可避免的結局。

二、貨幣政策體系矛盾的財政表現

歐元作為歐盟統一貨幣始于1999年，它的產生肩負著特殊的使命與職能。它既是歐洲統一經濟體的流通貨幣和支付工具，也成為歐元區的儲備貨幣和外匯支付工具。歐元一誕生，就取代了歐洲各國原有流通的貨幣，并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與美元、日元、英鎊在國際結算中競爭，而且成為僅次于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歐元的流通也形成了歐盟統一的貨幣政策，對于歐盟各國的經濟發展和財政體系運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歐元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與美元競爭國際儲備貨幣中獲得了較高的市場份額，使歐洲央行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利益。同時，在歐元區內部，統一的貨幣也帶來了積極的作用和利益，對于資本流通、貨物貿易和勞動力就業等帶來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歐元體系從誕生起就帶來了它的不穩定性，它隱含的矛盾沖突在市場條件形成時就必然爆發出來。

第一，歐元作為一種區域性的貨幣是歐元區國家的貨幣，它的出現是建立在歐洲經濟一體化和市場統一開放條件下的，17個國家形成的貨幣區大約有3.3億人口，12萬億美元的GDP總量，人口規模已超過美國，GDP總量為美國的80％。歐元一出現就被認為具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和市場條件，歐洲各國經濟文化社會和意識形態高度接近，經濟市場化發展的水平差異較小，對于經濟合作和聯合市場化競爭的意愿十分強烈，因而在政治上的阻力也較小，大多數西歐國家都積極加入了歐元區，一些東歐國家也積極要求加入歐元體系，這也使歐元一度被多數人看好，甚至認為在未來10多年以后極有可能取代美元成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歐元作為貨幣體系涉及到了諸多國家的權利和利益，在其中如果出現嚴重的利益沖突，貨幣體系的運行就會出現危機，尤其是在各國的經濟利益訴求難以達成一致而又沒有一種強制性的行政力量加以控制時，矛盾就會爆發，貨幣政策體系就難以去左右國家的財政行動，更不可能去控制各國的政治決策。而歐元被大多數人看好的原因就是因為歐洲的經濟一體化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聯合行動，沒有被看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嚴重分裂隱患，也就是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政治結構和權力分配控制的不同，它們所獲得的來自歐元體系的利益可能是不同的。而當面臨市場沖擊時他們所受到的沖擊程度也是不同的，極有可能出現人們不愿看到的組合：最小的獲益者成為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受益者則成為最小的受害者。而十分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機沖擊下出現的歐債危機，正是這種結果。

第二，在各國紛紛放棄而加入歐元貨幣體系時，并沒有考慮到這種可能的結果，顯然也低估了這種可能性，也可能是在短期利益驅使下去搭便車，獲得一些免費的經濟利益。這也能解釋為什么一些南歐和東歐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會極盡努力直至修改財政數據力圖加入這一體系。這種利益是什么，我們簡而言之，就是在貨幣體系層面有可能的儲備貨幣利益，競爭型的儲備貨幣份額可能是發行和貨幣國際化流通獲得實際的鑄幣稅收入，而且統一的歐元變得更有競爭性，對于那些經濟地位較為弱小的國家來說，貨幣體系的穩定性和對于美元的儲備性依賴也會大大降低。而從經濟層面上說，區域性貨幣減少了匯率波動帶來的貿易摩擦，對于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也會產生積極的效應，這在理論上也被歸結為存在著一種最優的“區域貨幣配置效應”。

現在我們從實際狀況看，金融危機的沖擊粉碎了這種美麗的夢想，歐元區不得不回到嚴酷的現實中來。這個現實就是，歐元區貨幣的運作需要付出極高的運行成本，利益矛盾沖突積累又可能使得區域貨幣體系分崩離析，財政和債務危機的爆發是貨幣體系矛盾的直接體現。

第三，已有研究已經揭示了大量的問題和原因，指出了財政危機與金融危機的內在聯系。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本是一國經濟調控的重要杠桿，區域貨幣體系的形成已經統一了貨幣政策，各國也就只有財政政策可以作為調節支出的工具了，歐元區成立時已經意識到財政支出規模和預算赤字有可能危及歐元體系的穩定，已經對各國的財政赤字占GDP比重規定了上限，但財政支出具有更高的含義，這一要求的提出沒有強制的法律或行政約束，這為金融危機后的財政擴張和失控留下了隱患。

財政支出失控和債務危機爆發的誘發原因可以分為下列兩個方面：一是從經濟結構差異和政治決策沖突方面看，財政支出功能失控必然引發債務危機。歐元體系的17國在進入統一貨幣政策以后，各自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競爭能力以及市場產品的發展前景差異極大，它們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陣營。第一陣營即歐盟的領頭羊德國和法國，其具有極強的科技創新能力和產品競爭力，勞動生產率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人均GDP在35 000美元以上；第二陣營為意大利、荷蘭、比利時、挪威、瑞典、芬蘭等國家，經濟結構較為優勢，有較高的競爭力，人均GDP為25 000~45 000美元；第三陣營為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愛爾蘭、冰島等國，經濟發展處于較低水平，人均GDP大致為20 000~30 000美元，勞動生產率和產品的市場競爭力較低。這樣的結構差異導致經濟政策協調的困難。統一的利率、匯率和貨幣供應政策必然導致不同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本的企業在市場上具有不同的競爭力，并出現強者愈強、弱者更弱的“馬太效應”，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的財政收入和預算支出能力會受到更大的制約，赤字政策和財政狀況的惡化形成惡性循環。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歐豬五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比重已經達到了危機臨界狀態，而且背負的債務包袱越來越重。二是從危機應對決策過程看，財政政策失控導致的債務危機是金融危機的擴展爆發，金融危機引發了債務危機的爆發，其中具有內在的聯系。

歐元區國家具有較為近似的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但其國內的政治結構、治理方法、社會文化影響還是有著較大差異，勞動生產率和產品創新能力較低的國家背負著沉重的債務包袱，福利主義盛行，出于政黨利益要求而對于財政約束松弛，導致債臺高筑。其中歐豬五國的當年赤字占GDP比重在2006年為1％左右，到2011年已經達到13％以上；累計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從2006年的70％上升到120％以上，其中希臘已經達到180％以上，其他國家也達到了100％以上，大幅度超出了歐盟規定的安全警戒線。

在此次金融危機爆發時，出現了人們對于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批判，對于用國家干預來影響市場的凱恩斯主義抱有幻想，學術上也出現了否定市場機制推崇國家干預的思潮，這正好迎合了激進主義思潮的國家干預控制的理念，在歐債危機爆發過程中，這種思潮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作為應對金融危機和信用收縮的主要政策，這些國家的財政紛紛采取了空前的擴張和救援行動，對于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虧損進行補貼，增加公共項目的支出，甚至直接補貼消費者以拉動市場，應對危機事實上是在擴張支出刺激經濟，這完全符合凱恩斯主義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原則，新凱恩斯主義者也主張財政擴張。

但隨后我們看到的是狂熱擴張后的嚴峻局面，歐元區各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比重迅速上升，歐豬五國的財政赤字比重已經上升到15％左右，累計債務比重超過了GDP的1倍以上，更為嚴重的是債務在2009年以后，已經進入償還期而財政已經失去了償還能力，債務危機已經是一觸即發。巨額的財政支出并沒有帶來就業和經濟的增長，反而引發了嚴重的國內通貨膨脹和失業增長，局面已經惡化到經濟的負增長和高達20％左右的失業率，青年人的失業率已經達到50％以上，應對失業經濟衰退和面對債務危機已是歐元區國家的兩難處境。很明顯，在財政擴張和收縮這條道路上根本就找不到出路。破產清算也許是唯一結局，這也意味著財政擴張主義的破產，連帶著歐元貨幣體系的破產。

三、歐債危機的不同解讀與啟示

歐債危機的爆發已是事實，但如何看待其爆發卻出現了不同的解讀。這對于分析其影響沖擊和經驗借鑒也存在分歧。一種分析結論認為歐債危機就是一國的債務危機，是一國財政擴張和赤字預算導致收支失衡而引起的債務清償危機，按此結論，可以認為是一種財政危機解讀，這與貨幣金融危機沒有直接關系，應對危機的方法就是收縮支出，恢復財政平衡，包括實施國際救援和債務重組。這一解讀單純化看待債務危機的爆發，無法解答為何在歐元體系國家中同時爆發債務危機，也不能解釋為何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財政擴張行動后會爆發債務危機。另一種解讀是將歐債危機看成是一種歐元區的貨幣危機，金融危機在歐元區的爆發沖擊轉化為了債務危機。在歐元貨幣政策體系內，各國已經失去了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調整的措施，也就是失去了貨幣貶值避免經濟衰退的手段，轉而只能使用財政杠桿擴大預算支出來避免經濟的過分收縮，財政支出的失衡引發了一部分經濟弱勢國家的債務危機。按此解讀，金融危機引發的信用收縮和經濟衰退只要應用貨幣貶值就可能解決，這是自欺欺人的觀點，因為那些經歷債務危機折磨的國家，豈不是輕輕松松就可以渡過難關了嗎？從實際看，一個國家用自貶貨幣的方法是嫁禍于人，也不能自救，因為這必然會引發其他國家的貨幣報復性貶值，這樣的貨幣匯率戰根本不能解救一國經濟的衰退危機，而且混亂的國際經濟貿易關系必定會阻礙經濟的復蘇。

歐債危機是金融危機的延續，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經濟體制和結構的失衡，低效率的經濟運行和增長動力的衰退，難以用國家債務來填補，當然也不可能用發行貨幣來解決，金融危機以及隨后的債務危機是這種經濟衰退危機的必然表現，而僅僅想通過債務發行和貨幣投放就能解決問題的想法，是不現實的，它有可能招致更嚴重的經濟衰退和危機，這也是我們現在所應該引以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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