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含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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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農經濟含義范文
【關鍵詞】自給自足 所有制 經濟基礎
作為封建社會經濟基礎的小農經濟是中學歷史教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教學的難點，筆者從小農經濟與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關系入手，來全面認識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所謂經濟基礎是在一定時期內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從中不難發現，經濟基礎的核心是生產關系，而在生產關系的三要素中，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是主導。封建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土地，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主要有三種類型：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它是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也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封建土地國有制，主要形式為屯田制和均田制；農民土地所有制，它不占主要地位，但卻是封建社會土地私有制的重要補充。
中學歷史對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的表述通常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自然經濟)。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之間的關系到底又是怎樣的？對于這個問題的解釋關鍵在于如何全面理解什么是自然經濟。自然經濟我們經常明確其特點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給自足，是一種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從字面含義來看是自己生產滿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給自足是不能簡單的理解為生產者通過自己的生產滿足了自己生活需要，因為無論漫長的原始社會，還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都不是(或不能)自給自足。在此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給自足可以理解為生產的極端封閉性，無論是產品的生產還是生產的分工幾乎都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完成的，這樣的情況下，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實體，彼此孤立幾乎不發生聯系。如果說在家庭為單位的生產實體下的生產有極強的封閉性的話，那么從生產的目的及產品的分配上來看，自然經濟亦體現為自給自足。因此在階級社會，自然經濟作為一個社會經濟范疇，不能從單個家庭來解釋，必須包括剝削者和勞動者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因為自然經濟的存在時間范圍，另一方面做為一種經濟形態它是有階級性的。從中可以看出自然經濟的另外一個特點，即勞動者為自己和剝削者直接消費而進行生產。在這種經濟中，勞動者是直接生產者，他們的勞動也是直接的社會勞動，或自然形式的社會勞動(即不需通過交換即為社會所承認的勞動)。
從生產的性質來看它不僅包括生活資料的生產還包括生產資料的生產，在這里僅僅是生活資料的生產，還不是全部的生產活動，因而又得出自然經濟的第三層含義。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這幾種社會形態中商品經濟一直存在，雖然它與通常所說的自然經濟有區別，但從根本上說它是自然經濟的補充。可以說在這樣的經濟單位中它是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自給自足，相對于其他的經濟單位它是封閉。在我國的封建社會中，這種“單一的經濟單位”應當是大體相當于過去一個鄉里或邑縣，包括這一地區的地主、農民、各種工匠、手藝人，還有小商人。否則很難做到從生產資料到消費資料的基本自給。一家一戶，包括手藝人，是一個生產單位，但不是一個經濟單位；他們聯合起來，才成為一個經濟單位。每戶生產的農產品不盡相同，他們是靠在地方小市場上進行品種調劑、余缺調劑，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產的。這種調劑往往也經過商人，但它是使用價值的交換，乃至勞動的直接交換，應當屬于自然經濟的范疇。
這樣，我們可以把自然經濟的概念再引申一層，得出它的第四層含義，或廣義的含義即使用價值的生產和交換。自然經濟，本來是與商品經濟相對立而言。因此，廣義地說，凡是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生產，或者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目的的交換，都屬于自然經濟的范疇。從這個含義說，不僅包括農民家庭手工業，還包括獨立的工場手工業。從這一點上來看不僅是作為副業的工場手工業，還可把某些城市手工業包括在內。
在我國的封建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發展的很完善，有效的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建立大統一的國家，商業一向比較發達，但發展程度很低。資料表明前夕，國內商品的流通額約為3.88億兩，其中糧食占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占百分之二十四點四，鹽占百分之十五，以下依次為茶、絲和絲織品、棉花等。以糧食為例，糧食是最重要的商品，差不多所有其他商品都是直接或間接的和糧食相交換。糧食商品化的情況是觀察自然經濟的重要標志。當時，在城鄉、地區間流通的糧食約有245億斤，占產量的百分之十點五，商品率不過百分之九。糧食從來不是作為商品生產的，無論農民或地主出賣余糧，都是為買而賣。其他占重要地位的物品也是如此。商品經濟是自然經濟的對立物，但是，單純使用價值的生產和交換——盡管也會造成市場繁榮——卻又常成為自然經濟的補充。而其結果是：地主制的封建經濟利用它鞏固了自己。這也是我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之一。
第2篇：小農經濟含義范文
關鍵詞：農戶金融服務；非正式金融；減貧機制
中國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7)06-0010-06
貧困問題作為一項世界性研究難題，長期以來一直吸引著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人類學家及其他相關學科學者們的目光。小農家庭由于自身經濟基礎薄弱與高度脆弱性特征，往往長期處于貧困的邊緣m或者陷入貧困者行列之中。從貧困的形成原因來看，低收入、資本與人力資本的缺乏是最主要的因素，而在家庭經濟中，三者往往又是相互聯系、彼此強化的。無論是貧困者緩解貧困，還是減少貧困的發生率，資金(或信貸)的可獲得性是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因而，關注農戶的金融服務狀況是關注貧困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隨著對農戶金融服務實踐的變化，相關研究也日益增多，國內外許多學者從對農戶金融服務需求本質的理解、可供形式、減貧機制、正式與非正式金融的交互作用等多個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本文擬對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進行綜述。
一、對農戶(農民)經濟行為的解讀
英國學者弗蘭克?艾利思把農戶定義為“以農業生產活動為主、主要從農業中獲得生活資料、在農業生產中主要利用家庭成員勞動的一個基本生產、生活單位。他們部分地參與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的投入與產出市場”。對農戶研究的本質目的是對農戶行為的解讀，其中爭論的焦點在于農戶是否經濟理性，這涉及到是否可以把農戶看作一個現代生產基本單位，以便選擇農戶金融服務的基本框架。張杰(2005)認為，中國的農戶如能被確認為富于理性的小農，那么，就沒有必要單獨為其設計一套農貸制度安排，而只需將現在已經存在并很好地服務于現代經濟的金融體系直接延伸到農村經濟，為農戶提供金融服務即可。
現代歐美學者研究農戶行為的經典文獻可以大致劃分為兩類：一類強調小農的理性動機，另一類則堅守小農的生存邏輯。舒爾茨把農戶看作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單位，認為農民比起任何資本主義企業家來毫不遜色，據此，改造傳統農業的出路在于激勵農民為追求利潤而創新的行為(1964)。波普金更進一步認為，農場完全可以視作資本主義的公司，小農無論是在市場領域還是政治社會活動中，都更傾向于按理性的投資者的原則行事(1979)。由于以上兩者的觀點十分接近，人們將其概括為“舒爾茨一波普金命題”。這一命題實際上強調，對于農戶或者小農，重要的是為其提供所謂的“現代市場要素”和創造外部市場條件，至于小農如何行事，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與“舒爾茨一波普金”命題的樂觀傾向相比，小農經濟的“生存命題”則顯得有些悲觀。他們從鄉村社會關系與倫理角度出發，分析農戶(農民)的生存方式與經濟行為邏輯。其中，以察亞諾夫(Chay-anov，1925)、波蘭尼(Polanyi，1957)為代表的“道義小農派”質疑古典經濟學的嚴格理性分析范式，認為小農的行為明顯偏離經濟計算的路徑，不同于資產擁有者，因為他不雇傭勞動，因此難以計算成本收益，其產品也主要是為了滿足自身消費而不是追求利潤。后來，美國經擠學家J?斯科特(Scott，1976)通過細致的案例考察進一步闡發和擴展了上述邏輯，并明確提出著名的“道義經濟”命題。在斯科特看來，小農經濟堅守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則，具有強烈生存取向的農民寧可選擇避免經濟災難，而不會冒險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實際上，斯科特所揭示的這一“生存倫理”構成前資本主義農業秩序中諸多技術、社會和道德安排的基礎，農村信貸安排自然也不例外。
對于中國農戶的解讀，華裔學者黃宗智教授的貢獻是難以逾越的。他基于華北小農經濟的史料研究提出了小農經濟“半無產化”以及著名的“拐杖邏輯”。在黃宗智之前，人們已經對中國小農經濟的特征做過大量描述和確認，黃宗智自然也認同對中國小農經濟的“過密化”刻畫，但他對“過密化”的討論旨在表明，由于“過密化”源自一個農戶家庭不能解雇多余的勞動力，因而中國的小農經濟不會產生大量原本可從小農家庭農場分離出來的“無產一雇傭”階層。但他同時指出，在當時情境下，若剩余勞動力從家庭農場分離出來，他必然成為家族的最后一代，即作為雇傭階層的收入不足以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只能是自我維生至消亡。如此，既然多余的農村勞動力無法獨立成為一個新的階層，那么，他們就必然會繼續附著在小農經濟之上，非農工作與收入只能成為生活的“拐杖”。這種狀況長期決定著中國農村經濟的制度結構、演進走向以及總體績效。可即便是富余大戶，也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這與中國長期封建歷史過程中的重農抑工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有關。
綜合上述觀點，可以發現，農民表面的非理性恰恰是現實環境下的理性；解釋農戶行為特征與貧困的原因應從社會制度安排、農產品市場結構與生產要素市場的高度分割的原因結合出發；考察與安排農村金融服務時，要綜合考慮歷史與現實的各種制約因素，將之作為動態的變遷背景，才可能實現農村金融制度供給與需求的良性耦合。
二、農戶金融服務的需求與信貸特征
農戶的金融服務需求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提供儲蓄便利，積累資本以購買耐用消費品；第二，獲取信貸以平滑消費，包括產出與投入時間上的不匹配、生命周期需要、緊急事件需要；第三，利用信貸資金投資。
對窮人儲蓄能力的懷疑是補貼信貸與貧困者金融服務認識誤區產生的主要原因。事實上，窮人不僅可以從收入(工資或其他收入)扣出一部分，也可以從支出(日常開支)中省出一些用于儲蓄。即使是最窮的人也必須花錢購買如食物與衣服等最基本的物品，每一次他們的確存在儲蓄的機會而且他們也確實這樣做，無論金額多么微小。許多貧困家庭主婦在這樣努力，盡管他們的丈夫不能從他們的收入中提供任何儲蓄。她們的成功體現在她們每一次出借小額款項(也包括數量很少的米、煤油與鹽)的習慣上。為農戶提供儲蓄便利可以增進農戶儲蓄，從而提高農戶信貸能力。
在解決資金困境時，農戶資金需求遵循特殊的差序格局，即其融資順序依次為：增加非農收入進行的內源融資、利用親緣關系進行的友情借貸、利用本社區其他非正式信貸形式、國家信貸或帶有官方性質的正規信貸、其他商業性的信貸。在還貸特征上也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契約信用相背離，帶有鄉土社會信用特征，有著明顯的圈層結構：其信用由家庭圈層、親緣圈層、社區圈層至社區之外依次減弱甚至完全喪失。根據郭曉鳴(2004)在四川4個不
同類型的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等隨機抽取243戶農戶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2001～2003年的三年間，農戶在信用社貸款的按時還本付息率僅為34.3％，私人借款的還款率則達到86.8％。農戶資金需求遵循特殊的差序格局，是對還款能力不確定的理性選擇，由于收入流的非穩定性特點導致的不確定性，當還款期來臨而無法歸還時，親緣關系與社區內的融資易于達成諒解并順延。事實上，貧困者對聲譽可能也是很珍惜的，因為若更缺乏聲譽資本，生存危機會更嚴重，對他們來說，一筆金額很小的融資可能是一筆救命錢。信用特征的圈層結構則與信息監控水平、重復博弈與違約懲罰力度有關。若是構建合理的制度安排，農戶圈層結構的信用特征也是可以改變的。
三、農戶金融服務的國際實踐與困境
早期，政策制訂者期望宣傳高利貸的罪惡，試圖通過發展正規金融來替代它(Adams and Fitchett，1992)。但是，以城鎮為基礎的信貸配置(Lipton，1976)與正式貸款人面臨的利率限制(Vega，1981)二者相輔而形成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Edward s，Shaw，1973)；窮人缺乏合適的擔保(Pischke，1983；Rudra，1982；Binswanger and Sillers，1983)，越是小額借款者，面臨的交易成本越高(Aron，1981；Tim-berg andAiyar，1984)；最終保護、仲裁與腐敗情形(Ladman and Tinnermeir，1981；Adams and Vogel，1985，Ghatak，1977)等原因造成鄉村多數農戶很難獲得正常信貸。在工業化后期，許多國家提出工業反哺農業的理論，于是優惠信貸(補貼信貸)成為許多國家為農業發展提供的一項重要政策。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80年代，許多國家提供優惠信貸供給作為農村發展的中心策略。然而，由于優惠信貸通常遭遇極低的還款率與高漲的補貼成本，致使許多優惠信貸無法惠及真正的窮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拉美和南亞的一些發展中國家陸續開展一系列以非政府組織為主導的試驗，設計和實施專門為窮人和小型經營活動提供貸款和儲蓄服務的項目。試驗成功的小額信貸機構主要有孟加拉國的Grameen銀行、玻利維亞的Banco Soi銀行和印度尼西亞的Unit Desa項目等。Global Resource Centrefor Microfinance 2004年的一份報告稱，已探明從事小額信貸的商業銀行和其他正規金融機構有225家(包括花旗銀行、德意志銀行等)，其中已經獲得較高回報，甚至超出本國銀行業的平均水平(Isern，2005)。在控制信貸風險、提高償還率方面，小額信貸機構獨樹一幟，創造了不少為人熟知并廣為復制的技術，如整貸零還、小組連保貸款、動態激勵、靈活的抵押方式等，用來克服信息不對稱障礙，提高償還率。
然而，小額信貸在實踐中也面臨一些問題。首先，非市場化模式的小額信貸存在著可持續性與選擇性剝離。的問題。其次，市場化的小額信貸利率過高，根據Micmfinance Bulletin 2003年7月號的調查，在向最窮的人發放貸款的49家小額信貸機構中，平均運營成本為其發放貸款數額的59％，而人力成本接近50％。盡管較高的利率可以擴展小額信貸的延伸性，但利率過高也會導致金融風險和政治風險的增大，對社會造成不良影響(Woller andWoodworth，2001)。
在低收入國家，政府大都把農業信貸的名義利率定得很低，而貸給農村貧民的貸款利率則更低。德爾?W?亞當斯駁斥了用于論證低息農業貸款合理性的主要的八種觀點：高利貸論、高收入國家的低利率政策、貸款者獲得了廉價的資金、貸款者的生存力、農民的行為、收入轉移機制、利率與通貨膨脹、次佳論點。認為低息貸款政策是低收入國家的金融市場經營不善的主要原因，它們挫傷了農戶進行儲蓄的積極性，并對貸款者分配貸款的方式極為不利。而且，與低息貸款相對應的低息攬儲極不利于動員農村儲蓄以擴大資金供給。
關于非正式金融與正式金融的利率差距，謝平、陸磊(2003)的研究認為，由于信貸配置中的腐敗行為，民間借貸與正規金融價格實際是均衡的，不能簡單定義民間借貸是高利貸，如果如此定義，則正規金融也同樣具備高利貸特征。巴甫洛(1979)指出低息借貸對一些借款者來講并不便宜，利率償還只是總借款費用的一部分，額外的費用包括表格填寫、賄賂、拜見放貸者所需交通費用以及進行協商和償還貸款所占用時間的機會成本，就一個新的小額借款者來說，他的貸款交易費用可能是應付利息的好幾倍；卡仁?辛格考察了一個印度村莊消費性貸款的利率結構，發現其年利息率平均為143％，從利息的構成來看，機會成本約占50％以上，風險成本25％，分配成本15％，壟斷利潤則只占6％。
四、農戶金融服務的減貧機制
關于農戶金融服務的減貧機制，已有研究主要是遵循如下圖所示思路進行的：
所謂可追加性研究是指農戶獲得貸款前后的境況改善與生活影響。在眾多小額信貸制度影響分析的文獻中，有關金融服務對家庭經濟生活的影響被集中在六個方面：平滑消費；減低對高利貸的依賴程度；對家庭開辦小型企業的影響；對家庭資產選擇的影響；對家庭成員職業選擇的影響；對家庭收入的改善。其中，平滑消費與家庭資產選擇是最明顯的，而對高利貸依賴的影響是最不確定的(Kacoski andTownsend，2002)。
郭沛(2001)通過對陜西、河南小額信貸的受惠農戶進行調查，并進行收入影響計量檢驗，認為小額信貸為貧困農戶的收入增長具有正面的影響力，有助于貧困農戶收入增加和財產積累。江曙霞、嚴玉華(2006)運用靜態灰關聯和前移動態關聯矩陣對中國農村民間信用緩解貧困的有效性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民間信用可以有效緩解中國農戶的貧困狀況。Binawnager和Rosenzweing(1990)發現一個相似的利潤最大化投資組合窮人比富人所得回報會低30％，而改善信貸可得性則有助于提高生產效率。
由于農戶信貸資金可得性主要來自于農村非正規金融，國外學者就此進行了多樣性的相關研究。首先是非正式金融是否可以在村莊內實現收入互保、平滑消費的檢驗。Morduch(1991)，Cater(1991)和Udry(1990)分別用印度南部、布基納法索(非洲國家)與北尼日利亞(非洲中西部國家)鄉村家庭面板數據對家庭收入特異風險在總風險中的重要性進行了實證檢驗，Mordueh發現家庭特異風險占家庭收入總風險的75％～96％，Cater和Udry也得到相近的結論。Alderman與Paxson(1992)以消費與保險理論為基礎，提出了一個計量模型用以檢驗村莊
內部的相互借貸對家庭間實現收入保險、平滑消費的可能性。Deaton(1992a)對村莊內部是否比跨村之間有著更多的收入共變進行了檢驗，其F檢驗表明結論是否定的，這實質上反映的是相鄰村莊之間的同質性。其次是對農村變異的金融形式的研究。Becker(1974)、Lueas and Stark(1985)、Cox(1987)對承受疾病災害的家庭接受親戚與鄰里的饋贈現象進行了考察，認為這是類似于信貸、相互提供收入保險的一種形式。姜旭朝、蔣貞燦(2005)則認為，農村婚嫁費用及其中的民間資金流動也反映著社會保障因素，亦即一種民間互保形式。
在非正式金融形式研究中，RoSCA(輪會)的作用機制得到最為廣泛與深入的研究。Rogier和Chavas(1997)提出了一個簡潔的模型，很好地說明了參加RoSCA比通過自己積累資金平均可以提前一半的時間獲得耐用品。Anderson與Baland則從男女主人在家庭資源配置偏好差異與決策權爭奪角度出發，通過博弈模型說明婦女參加RoSCA有利于促進低收人家庭儲蓄，提高家庭教育資本的積累與耐用消費品的投資能力。Besley和Levenson(1996)運用1977～1991年臺灣地區212 046戶家庭面板數據，對家庭是否參與輪會(RoSCA)與其消費耐用消費品金額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檢驗，證明非正式金融在家庭資本積累與耐用消費品購置中起著積極作用。
五、農戶金融服務中的正式與非正式金融的連接
政府優惠信貸容易產生指向偏誤，小額信貸的高監控與收貸成本會內生過高的利率，因而，非正式金融作為農戶信貸的補充形式是必要而且客觀存在的。正式金融與非正式金融分別采用不同的行為規則集合與激勵結構去處理監控與激勵問題，滿足了不同群體的借款者的需求。非正式金融在農村與城鎮充滿活力地運行，成為許多借款人主要的信貸資源。Tsai(2003)對中國江浙農村非正式金融的研究表明，在有的鄉村地區，正規金融發展較好，非正式金融也同樣或更加活躍。對其原因，他從以下幾個方面給出了解釋：正式金融供給不足而產生的制度外需求；地方治理與市場互動的產物；地方政治經濟因素導致的市場分割；非正式金融極低的交易成本與社區互保機制。
非正式金融的形式多樣，并且在各國有一定的差別，總結起來大致共有10種類型：專職但不受管制的金融機構，如信用合作社、土著銀行(aboriginalbank)、當鋪等；職業放貸者(money lenders)；商人(traders)；典當商；銀背；地主；親友；金錢護衛(mon-ey guards)；小組儲蓄(group saving)；輪流儲蓄與信貸協會(RoSCAs：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聚會(ASCrAs：accumulating savings andcredit associations)等。
由于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二元金融結構與金融抑制，即使非正式金融市場廣泛存在，也可能存在資金供給不足。因此，如何構建農戶金融服務中的正式與非正式金融的連接是實踐中已然產生也是具有典型研究意義的問題。當前存在的主要連接形式有：小額信貸中的小組聯保貸款、放貸者與銀行機構的連接、農業相關產業與農戶的信貸。
不少學者對農戶金融服務中的正式與非正式金融的連接進行了研究。Tsai(2004)在比較中印非正式金融與小額信貸時指出，自組織的目的是幫助成員有規律地小額儲蓄，在成員間創立內部保險基金以便應付急需，通過集體決策增強成員權利，為集體成員擴展無擔保貸款。Seibel(1985)則以西非農村金融自組織為例，分別就儲貸協會與銀行機構實行連接的原則做了詳細闡述。以儲貸協會特別是以農戶小組、手工業小組、商人小組為基礎的聯保貸款可以有效地解決信息不對稱、監控與還款激勵問題，為儲貸協會設置的會計賬戶也有利于資金的安全與管理的便利。Floro和Ray(1997)以菲律賓的情形為例，考察了放貸者與銀行機構的連接在配置效率與小農福利的潛在影響。通過與農業密切相關的產業對難以獲得信貸的小規模農戶進行借款，增強了貧困農戶的信貸能力。事實上，一些非正式貸款者起著銀行資金的輸送管道作用，如谷物收購者對谷物種植者，奶制品公司對奶牛放養農戶，農用生產資料經營公司對農戶等。政策的制訂者們也會思考這個問題，即增加正式金融資金的供給是否能夠增加放貸者的競爭數量，從而降低小農獲取貸款的利率，改善貸款獲得者的福利呢?Floro和Ray通過建立博弈模型分析說明，由于一個地方很難會產生幾個同類的放貸者，而且由于壓低產出價格或抬高投入品價格因素的存在，使顯性利率無法顯示實際利率水平，重復博弈下放貸者的共謀可能只是增加放貸者從中獲取租金的能力。劉峰、許永輝、何田以黑龍江個案為例，對農戶聯保貸款制度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黃良赳對社會信用合作組織在農戶貸款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并提出分別以政府、民間、企業信用資源為平臺，以增加農戶貸款資金可得性。
第3篇：小農經濟含義范文
服飾圖案是工藝美術的重要語言之一，可以反映出人類的智慧與技巧，融合了人們的內心情感與思想觀念，表現出人們的崇高理想與愿望，體現出人們的追求與向往。服飾圖案所折射出來的不同時代背景、社會群眾心理、民族精神與審美情趣等，遠遠地超出了服飾圖案自身的審美價值與意義，讓人們可以感受到豐富的文化底蘊。少數民族服飾圖案的設計者多數都是深入生活，他們熱愛生活與藝術，但是又不會將藝術設計作為自己謀生的手段。他們設計服飾圖案的目的，是為了建立起自身的理想世界，是為了創造美好生活而塑造的形象，雖然他們的生活會遭遇艱辛坎坷，但是它他們依然對人生充滿了希望。因此，少數民族服飾圖案多數會運用美麗、充滿詩情畫意、吉祥的題材，或者象征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或者是有著納福招財的含義，其情感內涵反映出人類積極向上的情感因素；熱愛生活、故鄉、謳歌正義等始終是其主題，很少會出現眼淚與傷痕，這充分體現出少數民族群眾對生活的向往與堅定積極的信念。而這種積極樂觀的信念，是與他們富足的小農經濟水平所帶來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穩定性決定的。與現代工業經濟比較，民族地區小農經濟雖然處于一種滯后的經濟形態，但是它始終是少數民族人民一直以來與自然環境和諧相處過程中形成的經濟形態。而在這種經濟形態背景下，只要風調雨順，人民都可以保證自給自足，并不需要過多的社會交換也可以生活下去。由于在這種生產力水平的約束下，少數民族群眾很容易滿足于生活現狀，只要捕到一只動物就有極大的愉悅感，可以飽餐一頓就是人們最大的幸福，每戶家庭的最終追求就是“人丁興旺”“五谷豐登”。雖然人們的生活艱苦，但是他們內心渴望幸福的理想并不是虛無的，而是現實直觀的，渴望實現的。因此，即使人們在艱苦的歲月中，也沒有失去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一直洋溢著積極向上的希望，丟掉悲傷與絕望，用樂觀的心態來面對美好未來。雖然人們的生活十分貧乏單調，但是他們始終將自己的生活設定在理想化的氛圍之中，創造出的這種精神生活內容十分豐富。他們托物言情，將主觀思想與理想傾注到服飾圖案中，將這種物化了的人們美好理想的吉祥圖案設定成民族服飾的圖案紋樣的主題，并且受到人們的喜愛，成為各民族普遍流行的題材。就像我們所說的“有圖必有意，有意必吉祥”，這些吉祥的寓意融入服飾圖案之中，將抽象化作具體，將少數民族追求幸福、愛情、和諧等抽象的含義，利用人們所喜愛的具象題材表現出來，有著巧妙的構思，吉祥的圖案寓意，流露出本土文化的質樸之美，體現出濃郁的民族色彩與個性。少數民族服飾圖案涉及到各方面，花鳥魚蟲等內容十分廣泛，有些象征著自由、愛情、家庭，有些寓意長壽、吉祥。這些圖案表達出少數民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讓觀者產生美的享受。一些服飾圖案以諧音來表現出吉祥的內涵，例如“三羊開泰”，是用三只羊圍著太陽構成的服飾圖案，羊與陽諧音，開泰表示交好運，這幅圖案寓意著幸運。圖案“五福捧壽”是五只大蝙蝠圍著一個壽字，因為蝠與福同音，所以寓意著人們富貴長壽。圖案“連年有余”是描繪了一個胖娃娃抱著一條鯉魚，旁邊有一朵蓮花，連與蓮同音，魚與余同音，代表了人們渴望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另外，一些民族服飾圖案會暗喻美好的事物，例如石榴、葫蘆等果實寓意著多子多孫；龜、松樹等寓意著長壽多福等。壯族服飾圖案“魚仔多多”是一條大魚腹中有許多小魚似的斑點，象征了子孫就像魚肚子里的魚仔一樣多。因為魚類繁殖能力很強，產子數量多，被人們視為生命力頑強的象征，所以“魚仔多多”象征了家庭人口繁榮，其他民族服飾中類似的象征圖案還有“花好月圓”“麒麟送子”等。
服飾圖案中的自我抒寫
少數民族服飾圖案的自我抒寫是其一大特征，我們可以在許多民族服飾圖案中，看到“人形”的紋樣，并且以黎族服飾圖案體現這一特征最為明顯。“服裝圖案的主題是以人類、動物、自然還原劑與人們心中定型的物體居多。女性群體穿的裙子上的紋樣主要以人紋為主，據說是象征了人丁繁衍，并且用深色的線用夾牽法來展現出反差較為明顯的明暗感。”民族服飾中會出現簡單的線條來表現出人的形狀，具有極高的抽象特征。與其他圖案紋樣相比較，人形圖案往往更具有深層次的文化內涵與意義。我們從藝術創作的角度來說，人們對于自然環境的關注經常先于對自身的了解與認識，當一個民族的藝術中開始出現了展現人們自身的樣式時，就表示這個民族對于世界開始深入思考了。民族服飾中人形圖案的出現反映出民族藝術逐漸從單純地對客觀事物的認識轉變為對自我的抒寫，這種內涵在黎族服飾圖案中表現更加明顯。黎族服飾中人形圖案除了具有象征人丁繁衍的含義，還有更深入的民族精神的內在訴求。在黎族一些典籍中記載，這種人形紋飾代表著從事巫術的祖先，有些人卻認為這是祖先留下的影像等。所以，我們可以看出民族服飾圖案中除了具有人文內涵，還包含了其他文化內涵。
服飾圖案中的社會性
我國少數民族服飾圖案表現的審美藝術，是隨著社會不斷發展而演變的，服飾圖案自身記錄了一個民族的發展過程。不同民族的服飾，不管是瑤族的貫首衣還是傣族的筒裙，亦或是苗族的蠟染，都會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而變化，受到本民族文化、宗教崇拜、民族心理等方面的支配。我們可以認為不同民族是用不同的形式創造了文化，其中包括自身的服飾、圖案，而不同的文化也會用不同形式創造著民族。例如苗族的紡織刺繡圖案十分豐富，主要的圖案有一百余種，是經過幾千年傳承下來的，而民族服飾圖案紋樣可以傳承與發展，自身就展現出這個民族奮勇抗爭的民族精神。例如瑤族的白褲瑤的男子到現在依然穿著繡有象征著血跡的五條紅色條紋圖案，女性穿著有蠟染與刺繡而成的印章圖案的貫首衣，這些圖案代表了自己祖先奮勇抗爭的精神。
服飾圖案中的色彩運用
第4篇：小農經濟含義范文
關鍵詞：高中歷史;小組合作學習;立足成才
與其他人文類學科相似，歷史學科受到傳統教學理念和教學模式的負面影響非常大。例如歷史教學過分依賴教師的講解、過分強調學生的背誦，教與學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對獨立的兩個部分，學習過程缺乏應有的合作、互動、主動與激情等，嚴重影響教學的有效性和學生的全面發展。因此，越來越多的歷史教師開始嘗試著新的教學組織形式，以期通過形式上的變化突破傳統講授式教學模式的限制，提升學生的綜合能力，更好地實現新課改目標。其中，以學生為主體的小組合作學習就是很多教師嘗試的方向。與傳統講授式教學相比，小組合作學習更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這就使得小組合作活動增加了更多地不可控性，給課堂教學的操作帶來了相當大的困難。為了保證小組合作學習模式能切實提高高中歷史教學的有效性，作為教師，需要關注哪些問題呢？
一、做好充分的前期準備工作
充分的準備是取得成功的關鍵，在開始實施小組合作學習之前，很多前期準備工作需要認真做好。一方面，要進行科學合理地分組，這是小組合作學習之前最關鍵的一步準備工作。大量的教學實踐證明，小組合作學習以四人為一組的效果最佳，而在小組成員構成上，秉持著“組間同質，組內異質”的原則也是十分必要的。“組間同質”是為了讓各個小組之間的實力相對均衡，為學習小組之間進行良性的競爭打下公平的基礎，而“組內異質”則是為了更好地發揮學生的潛能，實現優化組合、優勢互補。例如，在一個四人小組中，為了順利地實施合作學習，學生之間要進行明確的分工，這時候，就可以根據學生自身的特長設置組長、發言人、記錄人員、資料收集員等角色，這樣可以更好地開展合作學習，有利于提高合作的效率和效果。另一方面，要加強合作前的實踐訓練。合作小組的建立并不難，難的是在小組合作的過程中如何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如何讓每個學生發揮所長，有效實現小組合作的學習目標。因此，在實施小組合作之前，要加強合作前的實踐訓練，提升學生的小組合作意識與能力，健全對小組合作的評價機制，這樣才能有效保障學生在接下來的合作學習中更好地進行自我發揮。
二、大膽把課堂放給學生
很多教師由于擔心學生失去方向，在實施小組合作的過程中總是不敢放手，對學生的學習活動干預太多，從而導致小組合作學習流于形式。事實上，小組合作學習模式的精髓就在于充分發揮學生的學習主體作用，讓學生在小組合作的過程中盡情地發揮自己的潛能，如果教師管得太寬，就會讓小組合作學習失去了應有的意義。因此，教師在實施小組合作的過程中要敢于把課堂放給學生，讓學生擁有更大的自我發揮空間。在合作的過程中，要鼓勵每個學生大膽發言，允許學生持有不同的觀點，引導學生在觀念和方式上進行激烈地碰撞。在這個過程中，教師尤其要重視對一些“弱勢”學生的鼓勵，避免出現學習能力較強的學生對“弱勢”學生的壓制，以防小組合作學習變成少數學生展示的平臺。
三、教師發揮恰當的引導作用
相較于傳統的講授式教學，在小組合作過程中，教師的角色看似被弱化了，但教師的作用卻依然重要。學生由于知識經驗等多方面的限制，在實施小組合作的過程中必然少不了教師的引導。因此，為了保證小組合作學習的順利實施，教師一定要積極發揮好引導者的作用。在實踐中，教師往往只注重課堂教學過程中的引導，其實，為保證小組合作學習目標的最終實現，課前的預習指導也很重要。例如，“發達的古代農業”這一課，知識面廣，時間跨度大，涉及到生產工具、耕作方式、土地制度等很多方面的內容，既分散又繁多，學生很難理清頭緒把握重點，會直接影響學習的效果。為了讓小組合作學習順利實施，在開課之前，筆者就給學生提出了幾點預習綱要。①識記古代中國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生產工具進步的表現。②概括古代中國基本的土地制度與特征。③分析小農經濟的基本含義與影響其形成和發展的因素，思考封建政權與小農經濟之間的關系。這些預習綱要的提出，可以幫助學生明確小組合作學習的基本目標，在探究合作之前掌握基本的學習資料，從而使得學生的小組合作能夠緊緊地圍繞著主體進行深入探究，這對于保證小組合作的質量、提高學習的針對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小組合作學習的有效開展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要不斷學習、提升自我，更要敢于不斷創新、挑戰自我，將小組合作學習模式與自己個性教學風格有效結合，并穩步推向常規的歷史課堂教學中，讓學生在課堂上不再是單純的被動學習者，而成為主動的知識建構者。
參考文獻：
[1]鄭清海，鄭德友.提高高中歷史課堂小組合作學習時效性的幾點措施[J].新課程，2010（9）.
第5篇：小農經濟含義范文
【關鍵詞】商務英語 英語翻譯 文化差異 影響因素
引言
翻譯不僅僅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同時還包含也語言交流中深厚的文化底蘊。隨著世界經濟水平不斷發展，世界各過之間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逐漸頻繁起來，英語作為世界交流運用最管飯的語言形式之一，形成精湛的英語翻譯是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對商務英語翻譯的文化因素深入研究為商務英語翻譯的準確度提供重要保障。
一、中西方物質生活條件造成商務英語翻譯的文化差異
中西方物質生活條件不同造成商務英語翻譯的文化差異，中國社會發展模式以“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作為主要生產模式，農耕文明思想根深蒂固，因此中國文化對農耕中“牛”、“馬”等動物擁有特殊的喜愛，語言使用中表現為“龍馬精神”“馬到成功”等成語的應用多有喜悅、喜愛之意的蘊含；西方的經濟發展主要以工業發展為主，更加注重生產的方式和生產效率。因此語言的使用中對于動物名稱的使用則不會像中國人使用的那么頻繁。物質生活條件的不同形成商務英語翻譯中文化翻譯的側重點不同，形成文化差異。
二、中西方自然生活環境不同造成商務英語翻譯的文化差異
中西方的自然生活環境不同也是造成商務英語中英文翻譯中存在文化差異的重要原因所在。例如：英國單詞“zephyr（西風）”。由于英國西鄰大西洋，東面面對歐洲大陸，西風從大西洋吹來，形成英國和煦的氣候條件，因此在英國人的語言使用中“zephyr”形成獨特的文化含義，具有“和煦、溫暖”的意思。而中國地大物博，與英國的大西洋氣候不同，中國大部分處于溫帶季風氣候，漢語語言中“東風”表示“和煦、溫暖”的意思。因此在進行中英兩國語言翻譯時應當注重商務英語翻譯由于自然生活環境不同造成的文化差異性。
三、中西方思維方式不同造成商務英語翻譯中的文化差異
其三，中西人們思維方式的不同也是造成商務英語翻譯中重要的文化差異因素。中國以農耕經濟為主，思想經濟發展中擁有深厚的“小農意識”，因此在思維方式上以農業生產為主的思維方式，例如在顏色運用中，中國人認為“紅色”“黃色”都是農業收獲的顏色，漢語中通常用“紅色”“黃色”表示喜慶的顏色，常見的漢語形式“紅白喜事”，“紅色”表示喜慶，喜悅，中國人舉行婚禮時通常在婚禮中使用大量的紅色表達喜悅之意；漢語中“白色”表示“悲傷、死亡”，因此中國人通常會把“白色”與悲傷聯系在一起。而西方文明中以人文自由為主，注重對自然的追求與向往，在西方的語言運用中，“白色”是純凈的、神圣的，西方人舉行婚禮時，新娘通常身著潔白的婚紗，表示對婚姻崇高的尊重和生活美好的向往。西方人認為“白色”代表“喜事”，當英語中出現“紅白喜事”這樣的情況即“weddings and funerals”時，通常會引起西方人的反感。類似“白色”這樣的詞語應用在中英語言使用中的意義截然相反，因此商務英語在翻譯過程中應當注重對中西方文化應用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形成準確的翻譯，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誤會產生，影響中西方的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
四、中西方民俗信仰不同造成商務英語翻譯中的文化差異
中國是一個多神崇拜的國家，人們對崇拜物也有眾多禁忌。比如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龍（dragon）”是神圣的象征，也是皇權的象征，“龍（dragon）”在中國封建文化中代表著至高無上的皇權，“龍”象征著高貴，是雍容華貴的代名詞。因此在平民百姓的人常生活中一方面“龍”字的使用是避諱的，同時也被賦予“吉祥富貴”的含義。西方以上帝作為主要的精神信仰，西方人認為“龍”猙獰恐怖，在西方的文化發展中，龍是邪惡的代表，因此西方人對于“龍”的喜愛程度與中國則正好相反。此外，中西方民的文化差異還體現在中國的儒家思想中要求人們應該“長幼有序”，為表示對長輩的尊重，避免對長輩直呼姓名，而是以不同的“稱呼”代替，而西方人經常以長者的名字作為自己孩子的名字以表達對長輩的尊敬和懷念之意。
結論：對商務英語翻譯中文化影響因素的深度研究，有助于促進商務英語在實際應用中對中西方語言進行翻譯時的準確度的提升，保障了語言翻譯過程中的準確程度，為雙方的貿易交流形成更加完備的語言交流途徑，促進雙方經濟交流向著更加廣闊的方向發展，同時注重對商務英語翻譯文化影響因素的研究能夠形成良好的文化交流環境，促進中西方文化的深度交流與發展。
參考文獻；
[1]章愛民.商務英語中的文化因素及其翻譯策略[J].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v.8；No.3301：106-110.
[2]王茜.試論文化差異對商務英語翻譯的影響[J].淮海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v.11；No.10308：84-86.
[3]羅健京，劉也玲，鄧云華.中西文化差異對商務英語翻譯的影響（英文）[J].語文學刊（外語教育教學），2013，No.44410：64-67.
第6篇：小農經濟含義范文
崇明蟹通常個頭較小，可肉質緊致結實，檔次和價位雖比不上太湖流域的大閘蟹，也不大能上臺面，但自有一番樸實家居的鮮美味道。其貌不揚，卻暗藏玄機，上海人是蠻喜歡吃的。
上海的哥清一色全是上海人。除了城里的，這些出租車司機大多來自崇明。剛到上海的崇明司機，時常態度謙虛地請乘客指路，用口音濃重的崇明話說，“我剛剛開始開，路不太熟，麻煩儂幫我指指路好伐，謝謝。”話雖客氣，笑容也略帶諂媚神態，可即使已經到了目的地的前一米，崇明司機還是不會翻起計價器，一分錢不會少收。
這就是上海人對崇明的基本概念。
有個崇明男人曾無限感慨地說，外地人把我們崇明人當上海人，而上海人把崇明人當江北人或“半江”，跟啟東人，海門人差不多。
其實在崇明人從小長大的環境中，所謂“上海人”一詞僅指上海市區的人，并不包括郊縣如崇明，一如科西嘉以“大陸人”概括指本島以外的本國人。
當然這種含義的差別在上海各郊縣都多少存在，比如青浦區的土著愛把自己稱作“青浦人”，方言也與上海話有細微差別，只是在程度上遠不如崇明人那么深。究其原因，蓋因崇明在交通和經濟上被納入上海的程度最低。
盡管行政歸屬上海，不過從文化和地理單元來說，崇明卻與江北的海門、啟東是一整體，彼此更親切，方言和習俗都基本相同。據說上世紀80年代在長江退潮時，從崇明挽起褲腿是可以直接走到對面海門的。
不少崇明人對“上海人”這個客觀身份是感到陌生而怪異的，崇明對上海所代表的一切，感到疏遠甚至恐懼，與它和解需要一個過程。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個地區的人，在整體上，都有十分相似的性格和思維方式。并且在繁衍的過程當中，有性格遺傳慣性。
整體上，崇明人給人的最初感覺通常是為人處事老實本分，可時間一長就辨出了一些別樣的滋味，其中突出的一點是比較擅長當面一套背后一套。
崇明人其實是一個復雜的族群，在上海人中顯得有點特殊。他們很自戀，同時也有點自卑。
崇明菜農在推介他的菜時很喜歡強調他的菜是本地的，也許本地的意味著新鮮和品種純正。崇明人喜歡把許多平常的東西都當特產：玉米、扁豆、花菜、芋艿、白山羊，甚至還有甜蘆粟等等。崇明金瓜，這對上海來說是個新鮮的品種，卻也不是崇明獨有，多少年來，崇明人始終為之驕傲。
即使一個當上上海白領的崇明男人，他有時還是會流露出一些獨特的“崇明性”，比如說愛問外地籍的同事，我這個東東你們家鄉有沒有，那個西西你們那里有沒有。一開始外地籍同事還會恭維一番，后來就煩了，跟崇明人說，崇明的花菜是個好東西，但在我們那里不值錢，很多都爛在地里。說得崇明人有點悻悻。
很多崇明人自豪地說，崇明這地方多好呀，種什么長什么；在對比了上海城里和外地的菜肴后說，還是崇明菜最好吃。
外地人對此不理解，上海人會站出來為崇明人在家鄉物產方面的自矜作一番合理的解釋：“崇明是個一千四百年的島，土地較為貧瘠，生長出來的作物不多，大多還是要靠外地調運過來，本土的東西份額下降了也就值錢了。”
外地人點點頭，覺得言之有理。畢竟他們中去過崇明的人不多，崇明對于他們有點神秘。上海人中，去過新馬泰而沒去過崇明島的人也不在少數。除了崇明蟹和司機外，知道崇明有個森林公園和根寶足球基地的，算是對崇明頗有了解的上海人了。
實在是因為去趟崇明太麻煩了！
從上海到崇明有四個擺渡碼頭，從市中心出發到抵達崇明，從乘車或駕車到輪渡碼頭、等渡輪、擺渡、上岸，單程用去三個小時很正常，所耗時間、精力比走滬寧高速去南京有過之而無不及。
崇明人有些自卑，這主要是經濟層面的，體現在崇明經濟與上海經濟上的強烈落差。崇明經濟狀況已落后于對面的江北諸縣，崇明人有些心里不平，對“上海人”這一身份也有著難以言表的疏離感。
對家鄉現狀，有點想法的崇明人總有些著急和不滿，有一種希望快速發展改變面貌的緊迫感。所以很多崇明人對家鄉的“生態型島嶼”的定位比較淡漠，他們最大的愿望就是盡早造好與上海連通的大橋，那時去上海就便當了。
也有沒什么想法的崇明人，他們太過安于現狀，不少人靠著一點不多的救濟金，也能整日心安理得地搓麻將。這是骨子里的劣根性在做祟，與島嶼的環境無關。.
很了解崇明的上海人，基本上都是如今已五六十歲的當年的知青。
上海周圍郊縣，除了奉賢、南匯有幾個農場外，其余三分之二的農場都集中于崇明。這些農場屏障于崇明北部新圍墾出來的土地上，形成一個連綿的地帶，其行政關系隸屬上海市農場局，而非崇明縣。農場的運作和在西雙版納、黑龍江等地一樣，大多與本地人截然分開。
崇明當時是上海的北大荒，長江中的長興、橫沙二島也同樣荒涼。知青對崇明的回憶多數都記得那片土地“荒涼得無法置信”，他們傷感而美好的青春期在島上度過。大多數上海人在島上呆了數十年后仍不會說崇明話，只是其子女多半已熟練了兩種方言。大部分知青，到上世紀80年代后都陸續返城。如今崇明的上海知青已經基本走光，當時造的知青宿舍早已人去樓空。如今，從農場到東灘的這條路上，幾乎已經看不到什么人，只是看到有無數鳥兒從那里飛過。
崇明是如今上海唯一的縣，其他的縣早已改成了區。
作為長江泥沙沖積形成的一個島嶼，崇明人追溯起來當然無一例外都是移民。其最初據說來自江南句容縣。
崇明的行政歸屬一直都比較復雜，這個島橫在長江中央，似乎劃給哪邊都無不宜，因此從明朝到解放后曾眼花繚亂地不斷變換隸屬關系，它曾被劃入過蘇州府，太倉州，上海特別市，南通，松江，再南通，直到1958年最終劃給上海直轄市……這也使得崇明這個原本默默無聞的長江口島嶼呈現出一種尷尬局面。其孤懸江海的地理位置，也妨礙其對外認同：崇明人自認為“上海人”的已不多，對南通、蘇州、太倉的認同感更淺。這種含混不清的對外身份識別之上，唯一清晰的是“崇明人”。
崇明話不太好聽，是上海獨腳戲里一個長期被諷刺對象，雖與上海話蘇州話同屬吳語，但差別較大。上海人有些聽不懂崇明話，但崇明人一般都聽得懂上海話，經濟強勢決定語言強勢由此可見一斑。
有些人說，如今的崇明人已經走出了小農經濟這個小圈子了，但事實并非如此。
崇明人現在所從事的職業基本上是三類：勞務輸出、開出租車和養蟹。其實這些職業依然沒有擺脫小農經濟這個包圍圈。基本上仍處于單打獨干、小打小鬧的狀態和局面，有小富即安的思想。
比如開出租車這個行業，崇明司機吃苦耐勞，卻很少會想到要團結起來，把蛋糕做大做強，成立一個屬于自己的出租車公司，把出租汽車行業的崇明牌打響。據分析，崇明人之所以從事這個職業，那是因為他們不善于集體合作，性格里有孤僻的成分。
崇明人的思維產生根源和所處島嶼有關。其所處島嶼，決定了和外界的隔絕，不能隨時和島外進行交流與合作，信息比較封閉。崇明人的老宅都是四面挖河，這就是島嶼思維在影響著他們。他們善于和外界隔絕。當然，今天崇明人已經打破了這種住宅格局，更打破了一種思維格局。
某文化大師說，“大家都知道上海的外面有個崇明島，島上有許多老人一輩子都沒有離開過這個島，但他們自以為很了解崇明。其實不然。只有走出去了以后才能夠了解崇明。”
崇明中學是崇明人“走出去”的夢實現的地方。它承載著太多的理想，充滿著古希臘式的悲劇主義和英雄主義的色彩，它的地位在島上是崇高和神圣的。每次崇明人路過崇明中學的校門時，不由得會對它肅然起敬。
在那里，集聚著島上最優秀的孩子。很多人從這里走出去，然后一輩子告別這片土地，完成一次人生的飛躍和轉型，整個家族也為此自豪，那里不僅僅是一個學習的場所，更是寄托了崇明人夢想的所在。從那里開始，很多敏感的崇明人認為自己離成為“上海人”已經不遠了，而在此之前，他們中很多人向來只認為自己只是崇明人。
第7篇：小農經濟含義范文
關鍵詞：農產品；市場化；發展；評價
中圖分類號：F724.5 文獻標識碼：A
前言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農村的經濟體制進行了多次改革，農業產業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農村生活水平正在不斷提升，但是其生產力還是相對落后，與城市的發展不能達到均衡，其經濟水平和素養還無法達到城市居民的標準，越來越多的矛盾和問題由此產生，給我國農業改革的進程造成了一定的阻礙。積極有效的促進農產品市場化進程能夠很好地解決這些矛盾。所以，需要對農產品的市場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1 農產品市場化的含義
1.1 基本內涵
農業市場化有2層含義，狹義的部分，即農產品的市場化，根據社會和市場的需求，進行針對性的生產和經營；廣義的部分，即生產資料形成商業化模式。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農業市場化就是將生存農業轉化為商業農業。在制度經濟學中，農產品的市場化是資源的配置方式發生變化，由政府分配轉化為市場的調節。市場化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日益增大，經濟活動對其的依賴性也在不斷加深，市場機制逐漸走向成熟。
1.2 農產品市場化的構成
隨著我國的不斷實踐和經濟理論的不斷發展，農產品市場化的范圍也在不斷的擴展。市場經濟制度在農業的各環節經營活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促進其經濟效益的不斷增長。農產品市場化同樣也是制度的創新、效益的提高及經濟增長的過程。農產品的市場化，包括2個方面：農業投入市場化，它是農業生產的關鍵要素，是勞動力、信息、技術等方面在市場的調節下實現自由流動的方式，從而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產出市場化，就是農產品走向商品化、商業化以及專業化的發展模式。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由于行業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促使生產者利用最節約的方式進行生產，專業化的生產能夠很大程度上減小生產者的成本以及風險。其生產環節就能夠逐漸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部門，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不僅將剩余勞動力進行了良好的轉移，同時還能夠提高其生產力水平。毋庸置疑，農產品的市場化是推動農業發展的重要手段。只有不斷推進其市場化進程，才能夠使農業得到更加全面的發展，使其生產力不斷的提高，實現最大化的經濟利益。但是，該過程需要循序漸進的進行，不能一蹴而就，是依靠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這就使農業的市場化各個發展階段都有各自的特點和內涵，并且評價的標準也不是同一的，而是跟隨時代的進步而不斷豐富的。
2 市場化對農業經濟的促進作用
農產品市場化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對傳統的經濟體制的突破和全面解決計劃經濟的弊端，使農業的技術得到更廣泛的推廣，從而直接增加農業的經濟效益，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其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 實現計劃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
實現農產品的市場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農民的經濟負擔，實現計劃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這需要相關的行政管理部門對信息進行傳遞，在傳遞的過程中，由于信息量的巨大，導致信息會出現失真的現象，對中央部門的決策有直接的影響，同時還會產生巨大的管理成本，讓農民身上的負擔更加沉重。農產品走向市場化進程很大程度上削減了政府的管理機構，從而減低了農民的負擔，提高其作業的積極性，給農業經濟帶來更多的活力。
2.2 農產品的生產活動對農民的經濟收益有直接影響
根據價格均等化的原理，讓2個具備各自優勢的經濟區域進行農產品的自由貿易，逐漸打開農業市場并將其擴大，優秀的勞動力將直接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與此同時，農業部門所需的資本、土地以及價格也會向良性的趨勢發展。
2.3 農資企業在國際上的地位越來越穩固
農產品的市場化促進了我國農業生產資料發展和進步，逐漸實現國際化、科技化和市場化的發展要求，使農資企業在國際上的地位越來越穩固。在市場化的條件下，人力的勞作方式逐漸被機器取代，傳統的標準化生產模式逐漸向規模化轉變，市場化是以市場為主要導向，農產品的生產更具有目的性。
2.4 市場化對我國的農業政策有一定的影響
國家對行業進行調控，必須具備市場和政策因素，這2者必須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全球農業的市場化發展促進我國在農業的政策上也做出了相應的改革，國家對農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加快土地流轉的速度，使農產品的種植逐漸走向規模化，最終建設成具有我國特色的新型農業，并朝著現代化的方向高效發展。
2.5 帶動先進科學技術在農業生產中應用
市場化的深入將帶動先進科學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農民的工作效率得以提高，經濟收益也相應的有所提升。市場化的深入促使農民封閉性的自我生產走向市場化道路，規模經營和生產的逐步形成讓科學技術在農業中的廣泛運用成為可能，種植技術的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對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經濟效益的增長有著推動作用。
2.6 我國農業的發展主體得到鞏固
由市場化帶來的經濟增收讓農民逐漸從城區中返回土地，我國農業的發展主體得到鞏固，農民群體的流失現象得以遏制。我國在進行城市化建設過程中，城鄉差別逐漸凸顯，農村勞動力向城區轉移成為國民遷移的主線，這一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農業的發展。市場化在農村地區的推行，能夠有效的提高農民對農業的重視，進而推動農業的發展和土地的充分利用。因此，農產品市場化對農業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3 結語
農產品的市場化將直接促進農業生產領域的發展，由于受到傳統小農經濟的影響，農業生產活動通常具有封閉性和狹窄性，其銷售規模與生產規模一直受到束縛。市場化打破了該局面，讓農產品不再作為一種消耗品，而是實現低成本高利潤的生產規模，使得農業技術得到更廣泛的普及，從而促進農業經濟更好、更快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孫燕，曾明，伍加勇.重慶有機農產品市場化研究[J].南方農業（園林花卉版），2011（02）.
[2] 龐嘉萍.農產品批發市場競爭力評價研究——以山東省為例[D].濟南：山東財經大學（企業管理），2012.
第8篇：小農經濟含義范文
【關鍵詞】景觀；地域文化；傳統園林；差異
1什么是地域
作為某一特定空間的地域，除了空間尺度作為其主要特征，時間也是不可以忽略的元素。而其主要的特征是以自然與文化的表現形式被感知，包括在這片土地上起源的自然景觀，以及通過人類活動而產生的景觀。
2什么是文化
文化作為一種歷史現象與社會生產并行發展。現實中，我們不難發現文化對政治和經濟的影響，最明顯的是古代中國的“重農抑商”，儒家思想認為，農業是社會的根本，而工商業會造成人的趨利輕浮，所以政府在工商業的課稅征稅和鼓勵農業水利的興修造成了小農經濟的穩固發展而工商業的緩慢前行。這一思想一直延續到近代，成為了一種民族特征與傳統。由此看出，連續性和歷史性促成了文化的長足發展。
3什么是地域文化
如果把上述兩個概念放在一起，其含義可以概括為：因為特定的地理環境中的因素（例如氣候，地形地貌，植被等），經過時間的經營、改造、發展所產生的結果，例如：徽州建筑的白墻黛瓦；藏區裝飾的濃重對比；以及東南沿海土樓的規模宏大。這些都是其特殊的地域文化的物化表現。在這些物質結晶中，原住民想通過他們的生產能力和智慧來表現在時間的積累下，他們形成的主流價值，如藝術審美、社會習俗、、行為準則等等。
4景觀設計與地域文化
景觀作為社會發展的產物，其功能和形式都伴隨著地域文化的演變在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特點。從宏觀的地理范圍來看，世界三大園林體系因為客觀條件的不同而各自為營：尊崇自然的東方園林；規整有序的歐洲園林；宗教表現的西亞園林，三者都因為時空的不同不斷發展，雖然在內部的分之中表現形式上有所重疊，例如東方園林中為代表的中國古典園林和歐洲園林的英式自然園林同樣講究人與自然的融合。但是究其原因，前者是因為“道法自然”的哲學觀引導的非規則式園林，追求的是情感的感受和精神的領悟；但后者卻是受經驗主義的影響，對歐洲主流的古典主義造園手法的懷疑，開始通過模仿有名的風景畫來造園，到18世紀后半葉，因浪漫主義的蓬勃，英國造園師開始使用更曲折的道路、更多層次來彌補先前平淡的園林表現與感受。
5傳統造園藝術中的地域文化
與受儒家思想影響形成的規整布局、中軸線所表現出的中國傳統建筑和城市規劃不同，中國古典園林中在平面上的非對稱、不規則的曲線和立面中起伏曲折的邊界，充分體現了掌權者、貴族和文人所追求的怡然自得的山水情趣。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古典園林種所提倡的卻是道家的思想觀念：對神秘自然本質的深遠感受。在古典園林中，哲學性首先通過人對自然的理解，以及由此而創造的形式而表現；而后再加上“師法自然”的審美情趣，通過模仿和創新表達每個造園者心中的“微觀天地”來表現、宣揚的共融的景觀。然而，雖然整體哲學思想相同，但因地域的不同，中國古典園林同樣也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狀態。例如，從南北園林來看，首先的差異是園林規模的差異，受限于場地的客觀條件，南方的私家園林多數處于市井，大多采用內向型的布局手法，由此造成了景觀視野的受限和借景手法的不斷發展；而北方位于開闊的自然環境中的園囿則不同，視線的開闊性使得其可以采用外向型布局或者內外結合的“園中園”手法來造景。這樣客觀條件的差異在一開始就限定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景觀模式的發展。另外以此產生差異的是建筑外觀和立面手法，北方園林因為場地較大，所以表現的更為補拙，不像蘇州私家園林所表現的靈動、輕巧。當然南北氣候差異的影響在這里也是不能忽視的。從自然元素的模擬上來看，水作為造園元素之一。在蘇州的私家園林中，造園家同時會運用幾種不同的形態的水來表現景觀的多樣性。例如在留園中除了中心靜態水池之外，它還有西部的之字形小河，同時也在木樨香軒的一側設置了溪澗加上其上設置的小島來豐富層次和景觀深度。而在北方的私家園林中造園家更多的想表現是水體的靜謐、莊重。這樣就和蘇州動態、輕松、活潑的水景形成了明顯的反差。這種差異，除了自然條件的影響外，還被思想上的差異所引導，特別是北方明清私家園林受皇家園林的影響較大，主要的服務對象是皇室和貴族，自然在園林里要表現的就是穩固的權力，而江南地區則自南北朝以來受文人園林思想的影響，更關注精神和審美的感受層面。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園林發展的后期，清代皇家園林在造園中模仿了江南私家園林，但是，決不存在抄襲或移植。如小金山、頤和園西堤、諧趣園等雖和南方在格局上有明顯的相似之處，但是在尺度、比例、材料和色彩、裝飾等方面還是大相徑庭的。總之，中國傳統的古典園林，因為地域文化的差異形成的從造園手法、植物配置、細節表現到目的的差異，不可避免地被分為不同的流派和種類。究其緣由，則與政治、經濟、民俗、價值觀點、思想潮流等均有關聯。地域文化對于景觀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字面上的簡單含義，特別要注意地就是時間這一因素，使得地域文化的含義在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價值取向。而景觀設計要做的是在尊重場地客觀的自然條件、人文、歷史、政治和相匹配的財力下達到一個天、地、人、時和諧的作品。
參考文獻
[1]諾伯格•舒爾茨著.《場所精神—邁向建筑現象學》.施植明譯.［M］臺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2]吳家驊.《環境設計史綱》.［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2
[3]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
[4]朱建寧.《西方園林史——19世紀之前》.［M］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8
[5]王曉峻．西方現代園林設計［M］．東南大學出版社，2000
第9篇：小農經濟含義范文
關鍵詞：儒家思想；日本；繼承和發展。
儒家，又稱儒學思想，是以奉信以孔子為先師，以“儒”為共同認可符號，各種與此相關、或聲稱與此相關的思想道德準則，是中華文明最廣泛的信仰構成。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在魯國講學，以“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六經為經典，奠定儒家的最早起源。 縱觀儒學文化，體系非常龐大，包括了道德、修生、養性、治國、治家、哲學、藝術、教育、倫理等各個方面。
對于中國儒家文化的重新重視實際上始于日本的經濟起飛。上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起飛給儒家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新領域。正是從日本飛速發展的過程中，人們逐漸發現了中國儒家文化的影子。
一、日本對中國儒家文化的繼承。
中國儒家文化思想的發展是循序漸進的，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的很長時間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終是至高無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時期，隨著佛教的傳入，佛、道文化業日益興盛，雖然儒家文化的統治地位并未動搖，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極大挑戰。這個時候，非儒家文化表現出極大地包容性與生命力，在儒學文化思想在中華大地上不斷成熟的同時，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進行不斷地演化。
（一）日本對中國儒家文化的理想化。
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經過充分冶煉后形成的理想是相當明確的，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里的天下。是指當時的中國，即整個華夏民族的社會整體。“平天下”的主張帶有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含義，是儒家社會理想的一種體現。日本也繼承了儒家文化中的這一思想，在無法達到“大同”的現實中，日本則是用組織人本來統一思想，形成以組織為第一位，一切服從組織的基本理念。特別是在上世紀70年代是日本經濟騰飛時期，儒家文化在日本經濟發展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中國儒家文化的在日本的應用。
古代日本經濟以農業為主，分散的小農經濟并不要求強化集中的生產管理，多樣性反而更適合。在這種請款下，“恭己正南面”、“無為而治”、等成為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日本的農民只要有寬松的經濟環境，上交的產品少些，能維持再生產，就能迅速的發展農業生產。
另一方面，在行政權利的平衡方面，中過儒家思想卻又有著非常精致的設計。這中設計并非儒家的專利，還包括有韓非子集其達成的法家思想等，尤其是法、術、勢的思想。法家思想的主流又不同于西方的法律思想，基本上是為維護封建專制的統治而設計的，所以這些以儒家思想為主的中國古代帝王之術又很容易被日本的封建統治者所應用。
二、中國儒家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
（一）對日本民族精神的影響。
日本人自稱自己為“大和民族”，其他們的民族精神“大和魂”在日本的歷史發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正是這一民族精神是日本成為一個非常團且和具有向心力的國家，這就是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和”文化的影響。并且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博懷、海納百川的文化觀念使得日本有著兼收并蓄的寬容精神，讓日本有著善于學習的精神。
（二）對日本企業文化的影響。
中國儒家文化在日本社會，被融入企業管理之中。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即以人為本的觀念，深刻影響著日本的眾多企業家。日本的長期雇傭制和年工資制實際上取消了雇傭制的作用，而企業內工會又把勞資雙方的關系確定在企業內部，不需要大規模的社會力量參與。在這種情況下，調節組織與參與組織的個人之間的關系，主要依靠儒家文化中的組織倫理、組織文化和管理哲學來實現。
中國儒家思想中“和為貴”思想也被日本企業所吸取并且加以改造，把“和諧高于一切”作為自己企業的目標，人與人之間應該保持和諧關系。日本很多的企業不把管理人員與雇員之間、同事之間、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關系看成是單純的利益關系，而更重要的是互相之間的扶持和幫助。
（三）對日本法制的影響。
中國儒家文化的思想內涵對日本的法制建設有著極大地影響。在日本進入七世紀以后，當時的圣德太子對日本社會進行了徹底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十七條憲法》的制定，雖然從現在的角度去看并非現代法律意義上的憲法，但是在當時它卻是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它第一條內容就是“以和為貴、無忤為宗。”這完全體現出了當時中國儒家文化對日本法制極其深的影響。其第四條“群卿百寮、以禮為本。”也是儒家禮制的在法制文化中的應用發展。其第九條“信是義本、事有信”也是源于孔子的“三綱五常”中的五常“仁、義、禮、智、信”的中國儒家文化思想。
三、日本對中國儒家文化的揚棄。
中國儒家文化的追求穩定性的目標不可避免的產生了政治上的保守性。事實上，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前無論在經濟和政治方面都每有太大的創新，生產力也沒有顯著的進度。在技術、管理組織等方面，嚴格來說，進度也不大。甚至進入明治維新時期，還在沿用之前的組織管理措施。
在現代日本仍然重視組織與個人的關系，中國儒家文化中的組織人本主義依然受關注。在現代社會，過度迅速的組織接替，尤其是巨大組織的解體，也會導致社會不穩定。所以日本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大型金融集團、大型企業，維持穩定。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日本為了保護部分特權階層及維持自身的道德優先地位，日本有用道德約束來代替法律約束，所謂“刑不上大夫”。由此，特權階層的過渡膨脹反過來又侵蝕了組織，這是日本歷史上的普遍現象。
參考文獻：
[1]查理得·科特。《無治而治》，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2]嚴紹。日本儒學的近代意義[J].中日比較文化論集。北京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編，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0.
[3]崔景明，趙秀蘭。“儒家文化圈”中的中韓日[J].勝利油田黨校學報，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