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學生貧困申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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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村學生貧困申請范文
缺少優質教育資源是主因
每年8月中下旬，是邳州市邳城鎮各村大學新生集中辦理證明、申請國家助學貸款及轉移戶口的高峰時段。“我們鎮有8萬多人口，本鎮農家孩子被錄取高校的檔次我幾乎全了解，感覺很不是滋味。”邳城鎮民政助理李玉增說，以2012年當年為例，集中辦理期間每天能接到20名左右新生前來辦理手續，一個月下來有五六百號學生，七成以上是三本和職業院校，沒發現一所全國知名大學，2013年的情況也差不多。
鹽城阜寧中學是一所省四星級高中，去年考上本專科的學生在1200人左右，錄取率80%以上，但沒有一個考上清華北大的，考上南大、東大的加起來也只有10多人。
來自全國重點大學的信息表明，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清華農村學生一直呈下降趨勢，從原先的50%左右降到了現在不到20%；北京大學去年首次公布該校的農村生源比例，占比僅為14.2%。東南大學2008年到2011年農村學生占比分別為36.4%、34.1%、34.8%、31.2%。
“農村孩子要考上高層次重點大學的確很難，主要是缺乏現實土壤。”阜寧縣教育局副局長姜有榮坦言，一是缺少頂級老師指導，蘇北學校就算培養出特級教師，也因各種原因“孔雀東南飛”，流失到了南京或蘇南其它地區；二是缺少富有人文氣息的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三是缺少創新實踐的場所和基地。
徐州銅山區招生辦主任王淑云指出，各種優質教育資源大量集中在城市重點高中，相比之下，農村中小學師資匱乏、教學條件簡陋，農村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就與城市孩子一步步拉開差距。邳州運河中學副校長馮仰聰也有類似想法：“城鎮學生從小學2年級就開始接觸英語，而農村小學普遍推遲教學，有些村小甚至由其他學科老師教英語。”
近年來，隨著自主招生規模日益擴大，有人建議在自主招生中增加農村孩子錄取比例。“從命題內容、操作模式看，自主招生對農村孩子很不利。”姜有榮分析說，農村孩子的特長是刻苦勤奮，這些優點兀法在自主招生考試中體現，而其學科思維薄弱、人文素養缺乏、思辨能力欠缺的短板卻顯露無疑，這些都不是單單學校培養可以解決的。
上大學不如學門技術
農村家長更關注眼前利益
“其實，俺們覺得考不考得上重點大學根本不重要。”邳州市瑞興路勞務市場集中了周邊10多個鄉鎮進城務工的農民。在這里，談論最多的不是誰家孩子考上重點大學，而是誰家兒子學了木工、瓦工或鏟車工技術，一個月能掙到多少工資。
在一些農村家長中，“上大學不如學門技術”的想法很流行。在邳州市徐塘辦事處八楊村，村民李興漢做了近30年的木匠，是勞務市場的紅人。“木工一天穩掙400塊錢。前莊董家的小孩大學畢業后，還不是在南京給人打工，一個月5000元，還不如俺徒弟呢！”村民張秀清支持兒子張維維從高中退學，跟堂哥一起到常州打工。“上個不怎樣的大學，也就是多花幾年錢混個文憑罷了。而外出打T，只要能吃苦，多學習技術，收入根本不比上大學少。”
李玉增認為，經濟原因的確是影響農村孩子上重點大學的因素之一，在一些農村家長眼里，上個職業院校只要3年就能出來了，工作好找，上學花費也少，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則。
關鍵是縮小城鄉“基教差距”
提高農村學生高考競爭力
東南大學校長易紅認為，不能為了完成“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再增長IO%以上”的目標，就專門招貧困地區的學生，這不是高考的選拔方式。貧困地區學生上重點大學不能依賴分數傾斜。從長遠看，還是需要提升對貧困地區的基礎教育投入，提高學生在高考中的競爭力。
泗洪縣界集鎮實驗小學副校長裴昌彩認為，應加快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辦學條件。她所在學校雖然建起了新的教學樓，但裝修、管網、綠化尤其是購置先進教學設備的資金缺乏來源，辦學條件和城里學校相比，依然存在不小差距。另外，農村教師缺編嚴重，除語文、數學外，其他如英語、音樂、體育、美術、信息老師的結構性缺口尤其突出。
第2篇：農村學生貧困申請范文
高校專項計劃，又稱農村學生單獨招生，是國家為更好地促進教育公平，讓更多的農村學生上大學而出臺的一項優惠政策。高校專項計劃主要招收邊遠、貧困、民族等地區縣（含縣級市）以下高中的勤奮好學、成績優良的農村學生，具體實施區域由有關省（區、市）根據上述要求確定。
1.高校專項計劃時間表（以2016年為例）
2.哪些高中生有資格參加高校專項計劃？
高中生參加高校專項計劃須同時具備下列3項條件：（1）符合當年統一高考報名條件；（2）本人及父親或母親或法定監護人的戶籍地在實施區域的農村，本人具有當地連續3年以上戶籍；（3）本人具有戶籍所在縣高中連續3年學籍并實際就讀。
3.報考和錄取方式
待有關高校公布招生簡章后，考生按規定時間在教育部陽光高考平成報名申請。
獲得高校專項計劃資格的考生均須參加當年高考。高校專項計劃實行單報志愿、單獨錄取，在本科一批開始投檔前完成錄取，錄取分數原則上不低于有關高校所在批次錄取控制分數線。志愿填報方式、填報時間等以當地省級招生考試機構規定為準。
4.考生參加了自主招生，還能參加高校專項計劃嗎？
如果招生高校沒有限制且時間不沖突，考生可以同時報名參加自主招生和高校專項計劃。
國家專項計劃
農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以下簡稱“國家專項計劃”）由以中央部屬高校和地方“211工程”高校為主的本科一批招生學校承擔，招生規模為5萬名。
1.報考條件
國家專項計劃實施區域為832個貧困縣（包括所有集中連片特殊困難縣和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含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南疆三地州的22個團場），以及重點高校錄取比例相對較低的河北、山西、安徽、河南、廣東、廣西、四川、貴州、云南、甘肅等省（區）。考生須同時具備下列3項條件：（1）符合當年統一高考報名條件；（2）本人具有實施區域當地連續3年以上戶籍，其父親或母親或法定監護人具有當地戶籍；（3）本人具有戶籍所在縣高中連續3年學籍并實際就讀。
2.報考和錄取方式
報考國家專項計劃的考生均須參加當年高考。國家專項計劃實行單報志愿、單設批次、單獨劃線，本科計劃在本科提前批結束后、本科一批開始前進行投檔錄取（有政審、面試、體檢等特殊招生要求的學校可安排在提前批錄取），高職計劃在本科批次結束后、高職批次開始前進行投檔錄取（有政審、面試、體檢等特殊招生要求的學校可安排在提前批錄取）。
錄取分數原則上不低于招生學校所在批次錄取控制分數線。同批次內生源不足時，高校不得擅自將未完成的計劃調整為普通計劃錄取，應通過多次公開征集志愿方式錄取。經征集志愿仍未完成招生計劃的高校，應適當降分錄取，確保完成招生任務。
地方專項計劃
地方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專項計劃（以下簡稱“地方專項計劃”）由各省（區、市）的重點高校承擔，招生計劃由各省（區、市）根據本地實際情況確定，原則上不少于有關高校本科一批招生規模的3%。
1.報考條件
地方專項計劃的具體實施區域、報考條件和錄取辦法由各省（區、市）根據本地實際情況確定，實施區域要對本省（區、市）民族自治縣實現全覆蓋。
第3篇：農村學生貧困申請范文
[關鍵詞] 美國 學校午餐計劃 學校供餐
學校供餐,指向學齡兒童提供食物,可以幫助學生改善營養狀況,提高學習和教育的成果。在經歷著經濟危機的當下,學校供餐更是成為建立社會安全網絡中一部分,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美國作為世界強國,一直很重視教育的發展。學校供餐也毫不意外地成為其促進教育質量的重要措施。在全美各式各樣的學校供餐計劃中,美國學校午餐計劃(National School Lunch Program,以下簡稱NSLP)實施的力度最大,效果也最好。
NSLP是根據1946年美國當時的總統杜魯門簽署的《全國學校午餐法案》而制定的。旨在讓聯邦政府協助公立學校、非贏利學校以及住宅托幼機構在每個學校日為學生提供營養均衡、低價或免費的午餐的計劃。 其中關于營養的具體要求,也有法規明確規定。即學校午餐應提供人體每天所須蛋白質、維生素A和C、鐵、鈣和卡路里量的三分之一,但具體菜肴的品種由地方學校食品部門決定。美國農業部的營養團隊還提供各項培訓項目。除了可以培訓校餐服務人員,使其掌握必要的健康烹飪知識,還可以進行營養教育,幫助兒童了解飲食和健康之間的關系。
一、 NSLP的產生與發展
在這項現代全國校餐計劃出臺前,美國已經執行了一段時間的校餐計劃。只不過剛開始規模很小,只是個別熱心于兒童福利和教育的私人或團體發起的。政府和一般民眾根本不關心。直到1904年,羅伯特•亨特(Robert Hunter)寫的《貧窮》(Poverty)一書的出版才促使人們開始改變了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在書中,他寫到:“當孩子最需要營養,最需要人照顧和最需要教育的時候,也正是他們的家庭最貧困的時候。 孩子無人照看,因為父母要工作;營養也不夠,因為孩子太多;學習很吃力,因為餓著肚子,渾身沒力,大腦供血不足。很大程度上,眾多貧困孩子無法得到教育的原因也在于此。”
在接下來的十幾年間,美國的許多城市學校和鄉村學校開始建設食堂,提供學校午餐,但資金不足的問題也隨之出現。三十年代,又遇到了經濟大蕭條。一方面大量農副產品過剩,另一方面許多學生吃不起飯。為了解決這一矛盾,1936年8月24日,美國第74次國會通過了《公法320》,目的在于通過政府采購過剩商品并出口或捐給消費者,以免干擾正常的市場價格。根據此法的相關規定,美國農業部從農民那兒以適當的價格購買食物,再將這些食物分配給各學校,學生就可以在學校享用到在市場上買不起的食物。
與此同時,聯邦政府于1935年成立了旨在向貧困人員提供在公共事務工程中就業機會的工作促進管理委員會(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以下簡稱WPA,后來改名為Work Projects Administration)。參與校餐計劃的學校在與WPA的社區服務部(Community Service Division)簽署協議后,可以雇傭大量的失業人員,以及面包師、店員和打字員等來幫助其提供校餐。由于學校不必承擔沉重的人力成本,午餐的價格控制得也很低,所以校餐計劃在全國范圍內得到了迅速普及。另外,全國青年管理委員會(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雇傭了一大批年輕人為學校食堂制作餐桌、餐椅以及其他廚房用具。這樣一來,不僅完善了學校餐飲設備,而且解決了部分貧困學生的就業問題。
然而,校餐計劃并沒有向預期的那樣發展迅速。人們意識到必須給計劃一個永久的合法地位,并且保證充足的撥款。于是,1946年國會通過了《全國學校午餐法》(National School Lunch Act),并在隨后的二十幾年間進行了三次修正,逐步將原本分散在經濟、健康、福利、教育等部門的計劃實施的指導權和監督權集中到美國農業部一個部門。同時,將相關資金也從各機構轉移到了農業部。
盡管如此,能夠參加NSLP的學生比例還是不高,學生營養不良狀況依然存在。1968年出版的《饑餓美國》(Hunger USA)一書指出,美國至少有一千萬人正處于饑餓和營養不良狀況。全美有280個“饑餓縣”急需幫助。此外,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臺制作了一部紀錄片,將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孩子的艱難境況展現在廣大電視觀眾面前。這一系列的調查結果和電視節目激起了人們對午餐計劃的關注,就連總統也不例外,多次在白宮會議上強調問題的嚴重性以及擴大學校午餐計劃的必要性。1969年,在總統的關心下,成立了食品和營養服務部(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簡稱FNS),作為美國農業部的內部機構來專門管理聯邦制定的包括學校午餐計劃在內的各項食物計劃,其他相關部門則予以配合。
至此,在法律的規范、監督以及各級政府、各方人士的支持下,NSLP逐步踏入了健康發展軌道。在中央一級,由FNS負責NSLP的實施;在州一級,則一般由各州教育機構負責。參加計劃的各學區和獨立學校可以從農業部那兒得到現金補助或各方捐助的設備。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必須簽署協議,保證提供符合聯邦政府要求的食物,并向符合條件的學生提供免費或減價校餐。
最近幾年,NSLP又有了一些新的變化。2004年,《公法108-265 》,即《2004兒童營養和WIC重新授權法》(Child Nutrition and WIC Reauthorization Act of 2004)對一系列兒童營養計劃作了修改。這部法促進了各種兒童營養計劃的實施,提高了兒童的健康水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部法規定了地方當局必須制定各地方有關健康的政策,并要求持續不斷地推動水果和蔬菜試驗計劃(Fruit and Vegetable Pilot Program)的實施。另外,還有一些改革是關于停止自動售貨機的使用和快餐食品(油炸食品)的供應。
二、 免費與減價校餐申請過程
任何在參加NSLP的學校中就學的學生都可以在學校購買校餐。家庭總收入為貧困標準的130%或以下,學生可以免費享用校餐;若家庭收入在貧困標準的130-185%,學生可以購買減價校餐,價格不超過40美分;來自總收入超過貧困標準的185%的家庭的學生則以全價購買校餐,然而有時也能得到一些補助。(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期間,美國貧困標準的130%為四口家庭總收入27,560美元,185%則是39,220美元)地方學校食品部門負責制定校餐的價格,但必須保持計劃的非盈利性。總體而言,可以免費享用校餐或以低價購買校餐的學生人數可以達到一半之多。
學生如何申請享受免費與減價校餐,也有著一套專門的規定。
首先,地方教育機構(Local Education Agency,簡稱LEA)負責準備明晰易懂、符合標準的申請說明函、申請表格及其他必要材料。必要時,還必須提供各種語言版本的資料。一般在六月份,LEA會將列明提供免費與減價校餐和免費牛奶的各項計劃說明函和其他資料寄往每個學生家中。
接著,如果有直接證據證明學生符合享受免費與減價校餐和牛奶的條件,那么家長在收到說明函后就必須提出申請。具體需要提供的申請材料根據擬申請學生是屬于類別符合(categorically eligibility)還是收入符合(income eligibility)而定。(類別符合是指學生參加過某種其他援助計劃或項目,例如食品券計劃等)但任何個人和機構都沒有權力要求學生必須提交申請。
有關部門接到申請后,先要檢查申請材料是否完整。如果不完整,則不能通過申請。這時,LEA就需要聯系相關家庭,獲取正確的、詳細的信息,幫助他們完成申請的提交。如果申請材料完整,相關官員就必須按照填寫的信息確定申請家庭所屬類別,即是類別符合還是收入符合。對于類別符合的學生可以根據其曾接受過的計劃援助記錄檔案來確認其可以享受免費或減價校餐;如果LEA官員或學區官員能確定學生是移民兒童、無家可歸兒童或是離家出走兒童,也可按相關程序以這些學生的名義提出申請;對于收入符合的學生,由具有最終決定權的官員負責。他們計算出家庭目前總收入,并與《收入符合指南》(Income Eligibility Guideline)做對比。這樣,通過上述三種方法做出最后的處理決定。決定的有效期為一學年加上下一學年的前30個過渡日。做出決定后,若發現決定不正確,官員必須及時更正。如發現申請人不符合條件,或所提交信息與事實有出入,申請不予通過。申請的處理決定必須在接到申請的10個工作日內做出,而且必須告知所有申請家庭申請處理的結果。若申請被拒絕,必須發出書面的拒絕通知書。拒絕通知書內容包括拒絕原因、享有的申訴權利、申訴指導意見以及可以繼續申請的聲明。若通過了申請,則既可以書面通知也可以口頭通知。
三、 NSLP對中國的啟示
我國學校供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在一些沿海城市興起的“學校午餐計劃” 。經過三十年的發展,此項計劃已經覆蓋了90%的大城市,70%的中小城市,以及20%的農村地區。 可以說,我國的學校供餐還處于發展階段。為了能更迅速、健康地發展,我們很有必要借鑒別人的經驗。NSLP自身的發展過程,就給了我們很多有益啟示。
1. 加強立法工作
NSLP發展每次取得關鍵性的突破,都離不開法律、法規的確立。由于校餐計劃實施包括資金的籌措與使用,所以很有可能會出現資金不到位或濫用資金的情況。然而,一旦制定相關法律,不僅賦予校餐計劃永久的、合法的地位,促進計劃的實施,更重要的是在法律的有力保障下,計劃可以有序、健康地發展。
2. 貫徹公平原則和以人為本理念
NSLP最主要的目的還是政府幫助經濟困難的學生也能享受到營養的食物。如何讓每一位符合條件的學生都能得到幫助是計劃成功的最關鍵因素。這就涉及到公平性,即讓該受益的人受益,該受多少益就受多少。因此,制定的申請程序和相關規定一定要嚴密,時刻體現公平性原則。
此外,需要強調的是,NSLP并沒有強制每個學生都參加計劃。NSLP并不具備強制性。事實上,可能出于自尊或其他原因,有些學生及其家庭并不愿意參加計劃。因此,不能為了追求數據和功績而強迫或暗示每位學生都必須參加校餐計劃的作法。而參加計劃的學生會填寫很多家庭信息,這些信息嚴禁挪為他用,政府和校方有責任保護他們的隱私。另外,申請條件很繁復,理解起來有一定難度,這就需要工作人員耐心、細致的指導。總之,在整個計劃申請過程中要充滿對學生的關心和尊重,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
3. 調動各方的積極性
NSLP取得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取得了從官方到民間、從中央到地方的高度支持。NSLP利用大眾傳媒的影響,使廣大民眾意識到營養校餐對教育的重要性。將校餐計劃與農業的發展計劃和促進就業措施一體化,使校餐計劃的影響逐步擴大的同時,又爭取到了更多政府部門和企業的支持。在世界銀行和聯合國世界糧食署對其領導和資助的學校供餐的研究中也指出,一些學校供餐計劃總是依靠外界的幫助,而不是依靠教育部的管理以及國家的預算,如果沒有了這些外界幫助,一旦遇到緊急情況計劃就會無法持續下去。為了改變這種脆弱性,就應該將計劃設計成國家層面的計劃,從而使其長遠地、可持續發展。事實上,這一點也正是目前我國現行有關學校供餐計劃的薄弱之處。
4. 確定主要職能者,協調各部門工作
NSLP由美國農業部總負責,同時負責與其他部門進行協調合作。農業部組織編寫計劃實施細則和操作指南,負責資金和補貼的發放。學校供餐是需要各政府部門,政府與學校,以及非政府組織間的緊密合作的。然而涉及的方面眾多就不可避免的造成有些事情多頭管理而有些事情無人問津的局面。因此,就需要明確主要職能者,協調彼此的工作。
5. 計劃要因地制宜,與時俱進
第4篇：農村學生貧困申請范文
關鍵詞：助學貸款；發放管理；收貸難題；信用制度及法律制裁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25-0022-02
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2012年國家對教育投入首次達到GDP的4%。國家對高等院校的貧困生采取了全方位資助，國家助學金、勵志獎學金、國家助學貸款、貧困生伙食補貼都是方式之一。而對于這些資金的使用，國家特別重視，經常會有各種各樣的針對助學金發放的專項審計。這就要求國家專項資金的管理工作需要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以應對專項資金發放中遇到的問題。而這些資金使用中問題最大的就是國家助學貸款。
一、國家助學貸款的申請
國家助學貸款與其他專項資助金的最大不同在于其他專項資金是無需償還的，而國家助學貸款雖不需要學生貸款擔保或抵押，但需要學生承諾按期還款。因此國家助學貸款的流程比其他專項資金的流程相對流程煩瑣，而這個流程也離不開高校的參與，具體流程如下。
1.高校開展生源地信用助學貸款預申請審查工作。
①向已認定為家庭經濟困難且符合貸款條件的學生出具《高等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申請表》，并注明下學年應繳學費和住宿費的實際金額。②嚴格審查申請表貸款金額（貸款金額須小于或等于下學年應繳學費和住宿費的合計金額）。③高校在貸款申請表及貧困學生認定表上簽署意見并蓋章確認。
2.高校在學生報到后，根據受理證明，登陸生源地貸款管理系統簽發合同電子回執。
3.國家開發銀行對上報的系統數據進行審核、審批，實現貸款發放并向高校支付貸款資金。
4.高校向貸款已到賬學生開具收費證明。
二、國家助學貸款申請及發放中的問題
在這個流程中，高校既是生源地信用助學貸款的審查者，又是助學貸款的受益者（國家助學貸款的發放讓高校欠費率大大降低）。因此，需要防止高校發放通知書時給予學生只要提出貸款申請，學校就能幫助學生獲得國家助學貸款的承諾，甚至于和生源地串通使得學生能夠獲得超額貸款。原則上規定借款人每學年申請的貸款金額不超過6000元。從實際情況來看，生源地貸款一般都是按最高限額6000元予以發放。這可能就超過了一些高校的學費及住宿費合計數。那么對于這種情況，首先必須加強高校和學生雙方的誠信意識，其次，從申請貸款的系統上對于這情況進行防范。可以根據高校各專業的學費和住宿費合計數給予限定，學生如果錄取是這個專業，那么他的貸款限額自動受這個專業學費及住宿費合計數限制。由于貸款限額的突破，高校財務管理也會遇到一些問題。開具收費證明時，會出現往來款項，如果學雜費合計只有5000元，那么多貸的1000元必須退給學生，如果貸款人數多則應退款就相當大。就我校財務管理的經驗來看，開具收據時以班級或系部為單位比較好，把領條發到各班級、系部，統一領取退款。這樣往來款的數額就比較小，便于管理。如果沒有按這一方法辦理就勢必造成往來款管理難度，這樣就需要電子表格的輔助加以管理。
余額可以用公式定義=匯款-收費-退費，最后余額一定要和財務余額相一致。有多貸的就有少貸的，有些同學家庭實在困難，助學貸款中的一部分是要用做生活費的，因此貸到的6000元或5000元就相對少了點，這時就不能按學費標準來統一收取。必須由學生自己申請，將助學貸助一部分領出來作為生活費使用，差額部分學校可以特殊對待，根據實際情況減免學費或讓其緩繳學費。
三、助學貸款難及收貸難的問題
普通大學的貧困生比例要高于聲譽和質量好的大學的貧困生比例。這是一個在世界各國具有普遍性的結論。目前國家助學貸款的現狀是地方院校的學生獲得貸款困難。政府一方面需要繼續完善助學貸款制度，擴大覆蓋面，提高貸款額度，另一方面還應該加大普及金融知識的力度，廣泛宣傳，轉變貧困學生和家長的觀念，讓助學貸款在資助體系中發揮核心作用。國家應該鼓勵銀行向這些群體傾斜，可以采用對貸款對象中農村學生、地方院校學生和基礎專業學生比例高的商業銀行，提高其呆壞帳核銷比例的做法。值得欣慰的是，這一部分的大學生獲得國家助學貸款的比例正在逐年提高。貸款好貸了，現在新的問題又出現了，收貸難！由于國家助學貸款無需抵押，而一部分學生誠信意識淡薄，缺乏對誠信重要性的認識，畢業后盡管他們有還貸能力，也不及時還款，或索性切斷與高校的聯系，不履行約定，惡意不為，這就造成了一筆筆呆賬、死賬。最惡劣的情況是有些學生家長利用職務之便在不合放貸規定時給予自己子女或他人子女辦理違規助學貸款。這筆資金的歸還與否是一個大的問號，如果當權者恣意妄為違規核銷不良國家助學貸款，那么助學貸款將會成為相關當權者的搖錢樹。當然這樣明目張膽的行為現在暫時沒有發現。針對上述問題，結合國外助學貸款的管理經驗，筆者認為從以下幾方面可以提高助學貸款還貸率。
建立并加強個人信用制度建設，針對大學生的個人信息征詢系統的建立是一種必要措施。國家助學貸款很顯然是一種信用性貸款，而個人信用制度又是信用性貸款的基礎，在中國，目前個人信用制度很不完善，缺乏全國范圍內的個人信征系統。在發達國家，一般都有龐大的國民信征數據庫，銀行有權利對個人的信用狀況進行調查。向國家征信局通報借款人的違約情況，從而長期影響借款人的信用評級。那么在此條件下，一旦個人有過不良的信征記錄，違約人向銀行借款購買住房或汽車變得非常困難，違約人重返學校學習時，不能申請得到任何學生資助，這樣消費者在一般的情況下會選擇還貸。為了彌補借款人所欠貸款本息，借款機構可以要求國家稅務局扣留向違約人返還的個人所得稅，或要求用人單位減少對違約人支付的工資。當然在信用制裁來保障貸款安全處于困難時，有必要使用其他措施來保證貸款的回收。其中之一就是法律手段，法律作為一種終極的手段一般是不會輕易使用的，例如德國有教育資助法，而中國在國家助學貸款工作中，所執行的都是行政政策。沒有與國家助學貸款直接相關的法律。政策的作用側重于指導，其強制性、穩定性和普遍性與法律比起來有很大的差距。發達國家的法律是比較完備的，其實施程序也比較簡單，出現助學貸款拖欠問題，只要有確鑿證據，法院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會受理并做出判決。
相信有了以上信用制度及法律制裁相結合的措施，國家助學貸款的收貸問題能得到極大改善，國家助學貸款政策隨著中國國力的提高也會有相應的大踏步發展，國家助學貸款明天會更美好。相信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的貧困生享受到國家助學貸款的溫暖，讓國家助學貸款為貧困生助力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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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農村學生貧困申請范文
兩年來，慶陽市圍繞加快老區教育發展，增強貧困群眾脫貧致富能力這條主線，緊扣行政村幼兒園建設、全面改薄、職業教育、學生資助、提高鄉村教師待遇等重點工作，研究制定了《關于貫徹落實陜甘寧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座談會精神全力做好教育扶貧工作的實施方案》和慶陽市精準扶貧“1+20”實施意見教育專項方案，將重點任務、重大項目、重要舉措進一步細化實化，為定向施策、精準發力提供了指導和遵循。
突出教育精準扶貧要求
教育精準扶貧，既是教育改革的機制創新，也是扶貧開發的機制創新。長期以來，慶陽市委、市政府牢固樹立“教育興則慶陽興，教育強則慶陽強”的理念，把發展教育作為阻斷貧困代際傳遞，解決慶陽“貧在人”的瓶頸制約，拔窮根、摘窮帽、真致富的根本舉措。
精準扶貧項目實施以來，慶陽市在教育系統深入開展“弘揚南梁精神、推進教育扶貧”主題實踐活動，動員全市教育系統干部職工把扶貧攻堅作為最大的政治、最大的責任，大力弘揚“面向群眾、堅守信念、顧全大局、求實開拓”的南梁精神，建立教育扶貧專項目標管理責任制，明確縣區政府教育扶貧主體責任，層層簽訂目標管理責任書，立下軍令狀，強化責任擔當，合力攻堅克難，形成市、縣各負其責、各盡其責的責任體系。
同時，按照提出的“貴在精準”的要求，以精準扶貧大數據平臺建設為抓手，鎖定全市建檔立卡的5 3 7個貧困村14. 58萬貧困戶，由市局領導牽頭，抽調1 8 2名干部4次進村入戶開展信息核查，特別對貧困村教育發展現狀、貧困家庭學生享受資助等進行重點核查，做到底數清、問題清、對策清、責任清，把教育扶貧措施充分體現在了“八個準”“五張圖”“三本賬”當中，使資金、項目向貧困村、貧困戶傾斜，確保教育扶貧項目精準落戶到貧困村、薄弱校，資助資金、生活補助精準落實到最困難的家庭、最邊遠的學校。
從最急需的事情做起，從最薄弱的環節抓起，把扶貧與老區基礎教育質量大提升專項行動結合起來，與優化學校布局、強弱學校捆綁式聯盟結合起來，積極推動革命老區教育發展。
“以前咱農村的娃娃想上學可不是件容易事，一到上學的年齡，大人娃娃都著急。現在不一樣啦，政府惦記著咱農村娃娃，不但免了學費還提供免費早餐！”慶城縣馬嶺鎮廟臺村農民李小蘭的一席肺腑之言道出了無數農民的心里話，這也是慶城縣構建到村到戶到人教育精準扶貧體系的一個真實寫照。
近年來，慶城縣利用閑置校舍建辦農村幼兒園，在人口相對集中的村組小學或教學點附近設幼兒班，多渠道擴大學前教育資源，大力發展公辦幼兒園。創建省級示范性幼兒園和省級一類園各1所，評定普惠性民辦幼兒園5所，學前三年教育入園率達到88.62%。同時，積極開展中小學生文明禮儀教育及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組織全縣中小學通過歌唱、朗誦、快板、徒手操和動畫片等多種形式，學習踐行新版《中小學生守則》；積極組織參加“守孝道、敬父母”等宣傳教育活動，構建起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三位一體”的德育網絡，不斷豐富了德育工作的內涵。
據了解該縣還深入開展新教育實驗活動，積極穩妥推進課程改革，組織全縣各學科教師赴外地參加“名師之路”“適學課堂”“人教版教材專題講座”等教學觀摩研討會200多人次；開展學生健康成長暨學力發展跟進調查探析活動座談會4場次；開展中考備考推進會4場次，輻射全縣18所中學；深入實施“2+1+1+1”項目，積極開展“陽光體育活動”，促進學生全面發展。投資1.2億多元，建成項目學校63所，完成教育信息化設備、圖書、教學設備等全部采購任務。并結合全縣教師學科教學需求，完成各級各類培訓7000多人次。
慶城縣按照定點、定向的原則，對接建檔立卡的貧困村、貧困戶和貧困人口，構建到村、到戶、到人的教育精準扶貧體系，落實了教育扶貧的各項資助政策和資助資金，幫助群眾盡快脫貧致富。對15個鄉的51個貧困村因學致貧戶情況進行調研走訪，核定因學致貧家庭589戶；為桐川初中購置課桌椅600套、計算機75臺；為桐川寄宿制小學購置計算機50臺、多媒體教學設備5套、課桌椅（單人套）540套；完成佛殿灣小學300平方米教學用房維修及危窯加固項目，硬化院坪360平方米，新建圍墻57米，更換課桌椅50套。
凸顯教育精準扶貧實效
堅持因地制宜、因校施策，行政村幼兒園建設主要依托村小學宜改則改，宜擴則擴，盡量不新建，把錢花在教育設備配置上；全面改薄堅持“一校一策” “缺什么補什么”。職業教育突出實用技術培訓，力求“輸出一人、脫貧一戶”。學生資助體現有難必解、有困必助，保證每個孩子都能享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學校條件越艱苦鄉村教師生活補助標準越高，充分調動廣大鄉村教師工作積極性。2015年完成省上下達217所幼兒園的建設任務，縣區自主實施59所，超額完成27.2%，2016年春季可實現招生。全市改造薄弱學校168所，新建校舍22.6萬平方米、運動場27萬平方米，購置學生用床2.9萬張，課桌凳7.2萬套，計算機1.5萬臺，新建“班班通”教室：359個，消除中小學D級危房18萬平方米，實現中小學D級危房零存量。投入777.2萬元為1451所學校配備了飲水設施。在按規定把各項免費和資助政策兌現到位的基礎上，落實市縣配套資金450.2萬元，按照每生每學年1000元的標準免除了9004名貧困家庭幼兒保教費。1.5萬名鄉村教師享受生活補助政策。與北師大合作建設北師大慶陽附屬學校，建成慶陽教師專業發展和科研培訓中心及老區人才孵化中心，慶陽創新創業基地和慶陽教育產業園區，引領慶陽教育提質創新發展，助推教育精準扶貧。
“沒想到，咱們山里娃也能在家門口上幼兒園了，不交學費，還免費吃飯，這太讓人省心了！”在環縣耿灣鄉潘家掌村幼兒園門口，經常能聽到家長這樣的感嘆。
“村里學校冒蒿草，城里學生擠破帽”。前些年，由于受農民進城打工潮的影響，環縣耿灣鄉潘家掌村的兩所小學都因為缺少生源而被撤并了。村里的適齡兒童要上學，就得到鄉鎮或更遠的縣城里。陪讀、租房、生活、交通等各種花銷，讓這些外來家庭的教育成本額外增加5000元以上，再加上由于農田荒蕪而造成的損失就更難以計算。由此出現了很多農村孩子上學遲、上學難、上學窮等諸多社會問題。
為了打好教育精準扶貧攻堅戰，環縣把“教育扶貧從娃娃抓起”作為扶貧攻堅的重點來抓。2015年，為10個鄉鎮15個2000人以上的行政村新建、改擴建村級幼兒園20所，覆蓋人口36636人，滿足了1899名農村適齡兒童就近入園。同時，為146所農村小學建成了午休宿舍，并為農村附設班的幼兒提供免費營養餐。今年，計劃對全縣1000至2000人的152個行政村所轄152所學校進行附設幼兒班建設，最終實現貧困村幼兒園全覆蓋。同時，依托“特崗計劃”“民生實事”等項目和事業單位招考、轉崗、聘用、培訓等形式，補足配齊農村幼兒園師資隊伍。通過“全面改薄”，加強貧困村義務教育學校建設，使全縣農村學校辦學條件全部達到有安全校舍、采暖設施、午休宿舍、就餐食堂、合格課桌椅、足量閱讀書籍、齊備的鍛煉器材、留守兒童之家、英語教師、安全飲水設備“十有”標準。
在大力挖掘自身發展潛力辦學的同時，環縣還積極爭取、吸納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加快教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步伐。
2014年8月24日，“香港言愛基金會”援建的環縣思源實驗學校開始招生，有效解決了進城務工子女入學難的問題；
2015年5月25日，“擔當者行動”對環縣24人以上的學校全部實施了“班班有個圖書角”工程，共配捐圖書58170本，覆蓋95所學校，712個班級，使環縣88%以上的小學生受益；2016年，“擔當者行動”將對剩余24人以下的農村小學進行圖書角捐建活動，最終實現環縣小學“班班有個圖書角”全覆蓋，讓山里娃娃有書讀、讀好書、好讀書。
2015年7月5日，環縣教體局向“農村教育圓夢工程項目部”提交了《關于環縣申請農村教育圓夢工程項目的報告》，項目預算資金達800多萬元；
2015年10月15日，“美麗園丁”教育基金會支持慶陽革命老區基礎教育質量提升協同創新計劃啟動大會在華池南梁鎮列寧學校舉行，給環縣教育事業發展帶來了福音；
2015年12月9日，全國“紅色旅游書屋”授牌暨“情系老區愛潤環江”圖書捐贈、愛心救助儀式在環縣舉行；
2015年12月12日，甘肅省“金色教苑”鄉村教師影子研訓基地正式落戶環縣。
這一系列項目的實施有效推進了該縣扶貧攻堅戰走向勝利。
強化教育精準扶貧保障機制
慶陽市各地結合實際，積極創新幫扶方式，實行駐村幫扶機制。選派優秀年輕黨員干部到貧困村掛職第一書記，抽調人員到幫聯村擔任駐村工作隊隊長，城區優質學校與貧困村學校結對幫扶。建立考核獎懲機制。制定教育扶貧專項考核辦法，實行市局黨委成員包縣聯校蹲點督查制度和重點工作周報告、月督查通攝制度，對工作推進不力、進度緩慢的縣區負責人進行約談，推動形成各級領導抓、一級抓一級的良好局面。
“每年5000元的資助金，不但圓了我的大學夢，更幫家里解了實際困難。”近日，由鎮原團縣委組織的助學圓夢活動上，受“展翔助學基金”資助的賈博同學激動地說。這是慶陽市鎮原縣大力實施教育精準扶貧的一個縮影。
第6篇：農村學生貧困申請范文
我市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自年8月全面啟動以來，堅持以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轉戶進城為突破口，相繼納入市委“十大民生工程”、“共富十二條”予以重點推進。經過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相關配套政策體系已基本完善，轉戶居民合法權益落實到位，以解決戶籍歷史遺留問題為重點的第一階段工作已取得階段性成果。實踐證明，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符合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符合經濟社會發展方向，符合和諧社會的建設要求。為了進一步鞏固改革成果，保持改革政策的延續性，最終形成科學有序的人口城鎮化機制，全面助推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按照市委三屆九次全委會要求，我市將繼續推進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工作。現就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深入認識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的重要意義
推進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既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措施，也是縮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關鍵環節，對全市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有利于縮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建立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長效機制，推動農民工轉戶進城，可以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和農民收入，促進縮小城鄉差距。農民工向“一圈”轉移，“兩翼”人均資源占有量將相應增加，推動縮小區域差距。農民工進城落戶，同等享受城鎮居民待遇，自愿退出閑置廢棄宅基地，將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從源頭上推動縮小貧富差距。
（二）有利于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推動城鄉一體化。推動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轉入常態化，有利于加快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步伐，打破橫亙在城鄉之間阻礙城鄉資源要素流動的戶籍藩籬，推進城鄉基礎設施、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勞動就業、要素市場“一體化”，為全國統籌城鄉改革探新路、作示范。
（三）有利于轉變發展方式，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推進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轉入常態化，有利于解除農民工的后顧之憂，不斷提高長期生活在城市的農民工的消費水平，有效擴大內需，增加城市長周期持續發展拉動力，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大量農民工及新生代轉戶進城，將給城市帶來人口紅利，有利于穩定企業用工，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四）有利于維護農民工權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進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將促進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同等享受城市居民就業、社保、醫療、住房、教育等公共服務，使他們在城市更加體面地勞動，更有尊嚴地生活，既保障轉戶居民合法權益，更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二、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的總體目標
（一）建立全面、系統的制度體系。建立完善土地、社保、就業、教育、住房常態化機制，固化保留農村“三件衣服”待遇和享受城市“五件衣服”待遇的農民工戶籍改革政策，逐步建立農民工戶籍改革制度性轉移通道，形成科學有序的轉戶常態化機制，促進縮小城鄉、區域、貧富“三個差距”，在全國率先建立起合理流動、權益公平、城鄉一體的農民工戶籍制度體系。
（二）推動形成合理的城市人口布局。以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及其新生代為主體，引導轉戶居民向主城區、區縣城、開發區集聚，實現轉戶人口30%到主城、30%到區縣城、40%到鄉鎮的科學分布。
三、推進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則
（一）以人為本，尊重自愿。在轉戶、退地等各個環節充分尊重群眾意愿，依法辦理，防止損害農民利益，防止農民流離失所，防止出現“城市貧民窟”現象。
（二）綜合配套，統籌協調。堅持總體設計，強調政策配套，豐富改革手段，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完善配套政策，并實現各項配套政策的有效銜接。
（三）穩定政策，科學延續。堅持實事求是，有效固化改革實踐中的合理規定，并及時修正影響改革推進的政策措施，確保改革政策的總體穩定和延續。
（四）積極穩妥，有序推進。充分兼顧政府承受力、群眾接受度和城鎮資源承載力，科學規劃改革進度，依法分解、合理分擔改革成本，使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
（五）強化執行，重在落實。著力推動政策落地，鼓勵全市各級各部門在政策、法律框架下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充分發揮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
四、進一步明確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相關政策
（一）建立農村居民轉戶常態機制。
1．本市戶籍農村居民，在主城區務工、經商滿5年或其他區縣（自治縣）城區務工、經商滿3年的，可以在務工、經商地申請登記為城鎮居民。符合上述條件且具有合法穩定住所的，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可一并申請登記為城鎮居民。
2．本市戶籍農村居民，先后在市外和本市主城區或其他區縣（自治縣）城區務工、經商的，其市內外務工、經商年限總計達到第1項規定年限的，可申請登記為城鎮居民。
3．未成年人投靠父母、夫妻相互投靠、年老人員投靠成年子女，投靠人為農村居民，被投靠人為城鎮居民的，投靠人可在被投靠人戶籍地申請登記為城鎮居民。
4．本市戶籍農村學生，在本市高等學校或中等職業學校就讀的，可自愿遷入學校集體戶口或就地申請登記為城鎮居民。
5．本市戶籍農村成年居民，投靠無子女同住的年老父母，被投靠人為城鎮居民的，投靠人可在被投靠人戶籍地申請登記為城鎮居民。
6．服兵役前具有本市戶籍的現役軍人及其農村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在現役軍人原戶籍地具有城鎮合法穩定住所的，可在住所地申請登記為城鎮居民。
7．獲得本市各級政府頒發證書的優秀農民工，有合法固定住所的，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可申請登記為城鎮居民。
8．市外戶籍農村居民，在市人民政府確定的重點企業及其配套零部件生產廠務工，務工地為主城區的滿5年、其他區縣（自治縣）的滿3年的，可申請登記為城鎮居民。
（二）妥善保障轉戶居民農村合法權益。
1．建立轉戶居民農村待遇保留常態機制。
（1）維護農村財產自由處置權。農村居民轉戶后，在承包期內允許保留林權；可自愿保留承包地和宅基地，并保留其以后整戶退出時獲得相應退地補償的權利或土地征收時按規定獲得土地征收補償安置的權利。
（2）落實有關惠農政策。農村居民轉戶后繼續從事農業生產、退耕還林、公益林管護行為的，按規定保留種糧直補、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農業機械購置補貼、政策性農業保險、農村沼氣項目政策待遇、退耕還林補助、公益林管護補助等各項惠農政策。
（3）保障集體資產收益分配權。農村居民轉戶后未退出農村承包地的，繼續保留集體經濟組織的集體資產收益分配權；轉戶后自愿退出承包土地的，在本輪土地承包期剩余年限內保留轉戶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存量資產收益分配權。
（4）保留農村身份附加權益。農村居民轉戶后，嚴格按照《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好戶籍制度改革中轉戶居民合法權益維護工作的通知》（渝辦〔〕180號）有關規定，維護好轉戶居民與身份有關的農村待遇。
（5）保障轉戶學生權益。農村少數民族學生轉戶后，繼續享受高考當年對民族考生錄取照顧政策；三峽庫區搬遷移民學生，繼續享受高考當年對庫區搬遷移民考生的錄取照顧政策；農村獨生女轉戶后，5年內仍為獨生女，可享受高考當年農村獨生女錄取照顧政策；符合規定的學生參加司法考試，繼續享受放寬學歷條件和放寬合格分數線政策；農村籍貧困大中專學生轉戶后，繼續享受現有貧困學生資助政策。
2．建立宅基地處置與利用常態機制。
（1）自愿選擇宅基地處置方式。轉戶與退地不掛鉤，轉戶居民可自愿選擇保留、按規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流轉、退出等三種方式處置其農村宅基地及附屬設施用地。
（2）足額計算宅基地退出面積。轉戶居民退出的宅基地及附屬設施用地，包括房地產權證記載的面積，以及屬于建設用地的院壩、牲畜圈舍、林盤等附屬設施用地的面積。
（3）嚴格執行價款規定。轉戶居民退出宅基地及附屬設施用地能復墾產生地票的，按宅基地及附屬設施用地面積預付價款，待復墾驗收合格且交易后以實測面積結算價款；退出宅基地及附屬設施用地暫不能復墾的，按宅基地及其附屬設施用地面積、以每畝9.6萬元標準一次性結清價款。
（4）確保退出宅基地及時復墾利用。退出的農村宅基地、附屬設施用地復墾后，原集體土地所有權不改變。區縣（自治縣）負責組織實施復墾，并及時提請地票交易，確保價款撥付到位，確保復墾土地有效利用。
（5）強化宅基地退出的工作機制。轉戶居民提出退地申請后，鄉鎮國土所或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指定機構應及時受理，并組織進行清理丈量、登記造冊等工作。區縣（自治縣）應高效服務，在規定的工作時限內做好審核與審批工作，確保退地價款及時、足額兌付到位。
3．建立承包地利用與管理常態機制。
（1）依法自愿處置農村承包地。轉戶居民承包土地退出與否不與轉戶及享受城鎮居民待遇掛鉤，農村居民轉戶后，繼續保留承包土地，繼續擁有承包經營權、使用權、流轉權、收益權以及承包土地被依法征收時獲得相應補償的權利。
（2）堅持承包地的有效利用。轉戶居民的農村承包土地，其性質和用途不改變，必須依法有效利用，可自耕自種、代耕代種，或向龍頭企業、專業大戶、專業合作社以及其他經營主體流轉，不得閑置、撂荒。
（三）切實保障轉戶居民城市待遇落實到位。
1．建立戶改社會保障常態機制。
（1）轉戶農民工與城鎮職工享受同等社會保險權益。加大監察執法力度，確保農民工轉戶后與城鎮職工同等參加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等五大社會保險，與城鎮職工享受同等社會保險待遇。
（3）落實醫療保險優惠政策。轉戶居民以個人身份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在轉戶一年內參保的，不設一年的待遇等待期，參保次月即可按規定享受醫療保險待遇。
（4）保障集中供養農村五保對象轉戶待遇。做好集中供養農村五保對象轉戶前后的待遇銜接，確保集中供養農村五保對象轉戶后享受當地城市“三無”人員供養待遇。
（5）落實新增農村籍退役士兵轉戶待遇。多渠道落實轉戶退役士兵政策性安排就業，對自主就業的，保證其一次性經濟補助金的及時兌現；在退出現役兩年內，可自愿免費參加市、區縣（自治縣）民政部門組織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
（6）落實農轉城生活困難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對轉戶的農村低保對象，應在轉戶后3個月內，按照城市低保申請審批程序，將其中符合條件的人員納入城市低保予以保障。在其審核審批期間，繼續享受農村低保補助，確保平穩過渡。農轉城困難在校大學生在生源地申請城市低保，納入生源地統一管理，符合條件的按學校所在地城市低保標準給予差額救助。
2．建立戶改就業保障常態機制。
（1）促進轉戶居民在城鎮穩定就業。將轉戶居民納入城鎮就業服務和政策扶持范圍，并將就業困難人員作為重點援助對象，開展一對一的幫扶，開發公益性崗位予以托底安置。
（2）鼓勵支持轉戶居民以創業帶動就業。通過提供小額擔保貸款、創業培訓、政策咨詢、項目推薦、開業指導、跟蹤服務等創業扶持，對符合條件的轉戶居民創辦微型企業給予政策扶持，鼓勵轉戶居民中的大中專畢業生、農民工和其他人員自主創業。
3．建立戶改住房保障常態機制。
（1）促進轉戶居民“住有所居”。進一步加大公租房建設力度，將符合條件的轉戶居民納入公租房等住房保障范圍。
（2）農村居民自轉戶之日起3年內購買建筑面積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商品住房，且屬于家庭唯一住房的，繼續執行轉戶居民購房契稅減免政策。
4．建立戶改教育保障常態機制。
（1）落實平等教育權。完善全市各級各類學生就讀政策和資助體系。轉戶居民子女享受與城市居民子女同等待遇，由區縣（自治縣）教育行政部門納入劃片就近入學安排，享受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2）增加教育資源配置。根據轉戶居民的地域分布和年齡結構，科學規劃、合理布局一批幼兒園、中小學和中職學校。
5．建立戶改衛生保障常態機制。
（1）推進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加快區縣級醫院、鄉鎮衛生院、村級衛生服務醫療機構建設，建立健全覆蓋城鄉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根據轉戶居民的分布和城市功能區布局規劃，科學合理布局一批綜合醫院、專科醫院和社區衛生醫療服務機構。
（2）落實平等醫療保健權。切實保障轉戶居民及其子女在市內居住地享有國家規定的計劃免疫、防疫保健等公共衛生服務。
6．建立戶改計劃生育工作常態機制。
農村居民轉戶并享受城鎮社會保障待遇后，自享受城鎮社會保障待遇當年起，給予5年的政策過渡期。在政策過渡期內，對轉戶居民繼續執行原戶籍地農村生育政策及農村計劃生育獎勵優惠政策。
五、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工作要求
（一）切實加強領導，完善工作機制。全市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常態化推進工作在市政府統一領導下進行，市戶籍制度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繼續負責全市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推進日常工作的協調，市級各有關部門要明確責任處室專職從事戶改工作。各區縣（自治縣）要明確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工作專職協調機構，統籌推進相關工作。
（二）堅持自愿原則，貫徹“五個不許”。各區縣（自治縣）在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推進過程中，要充分尊重農村居民意愿，不許將轉戶與各項利益掛鉤，不許強迫轉戶，不許強迫退地，不許用工歧視，確保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工作平穩有序推進。凡違背農村居民意愿的行為，必須堅決予以糾正。
（三）堅持“三為主”，完善轉戶結構。在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推進過程中，各區縣（自治縣）要繼續堅持以農民工為主、以開發區為主、以主城區和區縣城為主的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三為主”方針，確保轉戶結構科學合理。
（四）嚴格執行政策，確保各項待遇落實到位。各區縣（自治縣）要嚴格執行市政府及有關部門出臺的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相關政策，進一步細化政策落實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及時將各項政策待遇落實到人。同時，切實開展“回頭看”工作，對前一階段轉戶居民政策待遇落實情況進行認真梳理，確保每一個轉戶居民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障。
第7篇：農村學生貧困申請范文
一、精準建設，貧困孩子入學機會更加均等
2011年，田東縣學前三年毛入園率僅為55%，全縣只有縣城2所公辦幼兒園，鄉鎮幾乎沒有幼兒園。農村適齡幼兒無法就近入園，入園率明顯低于城區，存在教育機會不均等問題。為此，田東縣大力實施“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在城區新建2所公辦幼兒園，在每個鄉鎮建設1所公辦中心幼兒園，在有條件的村校建設附屬幼兒園（學前班），全縣公辦幼兒園從原來的2所增加到現在的105所，學前教育不斷向鄉村延伸。
在城鎮，2015年以前，田東縣城鎮各小學班額平均70人，“大班額”問題突出。隨著城區學校擴容改建工程的推進，城北小學竣工投入使用，縣一小改擴建一期工程竣工，中山小學、靖逸小學、甲逢小學、上法小學擴容提升，到2016年9月，縣城小學平均班額53人，在建的城東小學竣工后，預計班額可以降到45人。
在鄉村，隨著我縣鄉村學校標準化建設、信息化建設、寄宿制學校建設的推進，加上針對農村學校實施的教育惠民“五大工程”（雞蛋工程、營養改善工程、溫暖工程、熱水工程、關愛留守兒童工程）的疊加優勢，鄉村學校班額由原來的25人增加到40人，更多群眾選擇讓子女就近入學。
近年來，田東縣每年投入1.5億至2億元，持續推進教育七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2 000萬元，解決入公辦園難問題；投入3 000萬元，解決寄宿制學校床位不足問題；投入3 000萬元，擴大高中學位數量；投入3 000萬元，提高職業學校升學就業能力；投入500萬元，保障特殊教育健康發展；投入3 000萬元，推進教育信息化建設。目前，我縣城區學校得以擴容，鄉村學校得以提質，“下”活了教育扶貧“一盤棋”。
隨著教育資源的有效整合，田東縣貧困家庭子女入學機會更加均等，學前三年毛入學率從55%增至80%，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從87%增至93%，高中階段毛入學率從70%增至85.5%，高考本科上線率從45.13%增至76.7%。
此外，田東縣大力開展鄉村少年宮建設，有效整合鄉村學校體育場所，助推素質教育深入開展，使得田東縣成為全國農村學校藝術教育實驗縣，涌現了一批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示范學校，“留守兒童”關愛工作也得到國家關工委的充分肯定和社會的廣泛認可。
二、精準借力，學生資助應助盡助
近年來，田東縣全面落實教育資助政策，激發社會力量參與教育扶貧，著力促進教育公平，實現了精準借力、精準發力，讓每一個需要幫助的學生都能獲得黨和政府以及社會的“陽光雨露”。
田東縣深入實施家庭經濟特別困難學生全程助學計劃，實現從幼兒園到大學貧困學生資助全覆蓋。僅2016年春季學期，田東縣就投入1 460.8萬元，用于實施學前教育入園補助、義務教育階段困難寄宿生生活補助、普通高中免學費、普通高中助學金、中等職業教育免學費、中等職業教育助學金等學生資助項目，受益學生23 558人。2016年，田東縣生源地信用助學貸款申請學生達3 280名，其中首貸1 203人、續貸2 077人，貸款合同金額2 207.86萬元。
在落實國家資助政策的同時，田東注重激發社會力量參與教育扶，拓寬貧困學生資助面。目前，廣東百川慈善基金會、海南成美基金會、浙江省新華愛心基金會、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廣西民族教育發展基金會、廣西協力扶助基金會、廣西和合濟困助學基金會、百色長江天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等社會團體和企業，先后在田東縣興辦“百川勵志班”“協力文更班”“海南成美班”“上海芬芳班”等助學班，田東本土企業也紛紛捐資助學，通過百色市教育基金會資助開辦“登高班”“天成班”“珍珠班”“綠源班”等助學班。目前，田東縣共有19種社會助學班，累計投入資金2 000多萬元，受益學生2 500多名。
自治區黨委辦公廳大力支持田東縣的教育扶貧工作。2016年8月，自治區黨委辦公廳捐款126萬元，為作登瑤族鄉平略小學、岜皓小學、隴桃小學更換課桌椅、購買學生校服及學習用品，為平略、隴桃、坡教、隴那、登高等5個村的756名貧困學生提供在校生活補助。全縣干部職工開展“愛心圓夢大學”捐資助學活動，累計募集資金200多萬元，幫助貧困學生圓大學夢，受益學生達2 000多人。
2016年9月，田東縣更新完善了“一對一”教育幫扶管理平臺，對全縣8 455戶建檔立卡家庭的在校就讀貧困子女共計12 938人進行一對一幫扶，真正做到了精準幫扶，應助盡助，不落下一個貧困學子。
三、精準施策，服務到家、服務到人
田東縣主動作為，進一步分解工作難點，抓住重點人群精準施策，做到服務到家、服務到人。
一是抓準重點人群。田東縣重點跟蹤掌握建檔立卡貧困戶學生的思想動態，特別是安排初中、高中學校畢業班級的老師與這些學生保持溝通聯系，落實跟蹤排查摸底制度，精準摸排出貧困戶“兩后生”（初中畢業后未考入高中，高中畢業后未考入大專院校的應往屆畢業生）預測名單136人。
二是抓牢難點分解。田東縣采取“雙線聯動制”方式開展動員工作：一條線是以幫扶干部下村入戶為契機，把動員“兩后生”培訓落實到鎮、村、組；另一條線是以成立教育扶貧領導小組為抓手，把動員“兩后生”培訓任務落實到學校、年級、班級。同時采用統一的宣傳提綱，力求講透優惠政策，如印制“兩后生”培訓宣傳材料，組織干部教師集中學習，講清培訓內容、就業崗位、工資待遇、補貼額度等，打消“兩后生”及其家長的顧慮。
三是抓緊節點組織。針對本縣鄉鎮點多面廣、地域分散、人員流動大等現狀，田東縣充分利用圩日、地方各種傳統節日和中高考前、志愿填報前等重要時間節點，組織開展宣傳工作。一些在外務工的“兩后生”通過這些有效宣傳，及時回來參加培訓。目前，田東縣參訓的“兩后生”有123人，參訓率達90%。
四是抓好選點受訓。根據“兩后生”的培訓意愿，田東縣采用選點受訓方式對“兩后生”進行培訓：就近安排“兩后生”到田東職業技術學校，主要培訓電工、電焊、叉車駕駛、汽修等技能；安排“兩后生”到廣西工業技師學院，主要培訓石油化工技術，為本土石化工業園輸送合格勞動者。通過選點受訓，“兩后生”從“靠苦力，吃青春飯”變成“靠技能，吃技術飯”，實現能力身份的轉變。
四、精準聯動，創辦新居民轉移就業培訓中心
田東縣依托職業學校農民工培訓基地，聯動推進深圳對口幫扶項目――新居民就業創業孵化基地，為入駐創業農民工提供經營場地，免費提供政策咨詢、創業培訓、項目推介、專家評審、融資服務、開業指導、后續服務等，形成一體化幫扶體系，幫助農民工解決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
田東縣實行“入孵成型成長出孵”滾動孵化聯動機制，每年吸引5 000名參訓農民工參與，逐漸實現以創業帶動就業的戰略構想。作為剛性任務，田東縣組織職校學生參加創業培訓，促使每年1 000名中職畢業生主動融入第二、第三產業，讓他們轉觀念、懂技術、換身份，提高脫貧能力，激發致富動力，讓他們內心不甘貧困，通過自身努力，最終實現永久脫貧的目標。
田東縣聯合成熟企業開展創業孵化基地建設，目前已與百色長江天成房地產有限公司田東幸福廣場項目、廣西田東福潤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等創業孵化基地合作，計劃吸引30家創業企業入駐，有效帶動貧困勞動力轉移就業，增加貧困戶經濟收入。
五、精準培訓，貧困勞動力捧上新飯碗
田東縣把廣西農民工培訓基地（田東職業學校）作為主陣地，著力實施技能培訓轉移就業“五個一”工程，進一步促進農民增收，具體如下。
一份技能培訓菜單印發到戶：一方面征求貧困戶意愿，梳理培訓項目；另一方面根據產業發展和用工需求設置培訓內容，分門別類整理成培訓菜單，供貧困戶選擇。
一份企業用工清單對接到村：組織用工企業下鄉進村，對接介紹崗位數量、薪酬待遇、務工條件，激發就業意愿，為有效組織培訓做準備。目前全縣已組織實施了三大片區、三大鎮專場對接活動，累計41家有用工需求的本地企業和48家個體工商戶提供了近800多個工作崗位，進場參加對接的貧困勞動力約1 000多人，其中現場簽訂轉移就業意向的就達214人，僅林逢鎮一個瑤族村，現場就有52名勞動力填寫求職意向，其中貧困勞動力39人。
一批技能培訓班集中開班：培訓班種類涵蓋農林牧漁和服務業，其中烹飪、保育、電商、電工、電焊、叉車駕駛、汽修等培訓開班尤為集中，培訓人數近5 000人。
一批企業享受用工政策獎勵：新出臺《田東縣促進貧困戶就業創業若干規定》，鼓勵錦華化工、暢宇木業、真良火龍果基地等一批企業招用貧困勞動力，每招錄一名貧困勞力可獲得10萬元的貼息貸款一年，以及每人每月1 000元的水電費補助。
第8篇：農村學生貧困申請范文
【關鍵詞】高職院校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 資助體系 思考
【中圖分類號】G【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2）07C-0008-02
近年來，我國高職院校發展迅速，但一系列問題也逐漸凸顯，對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問題逐漸被提上日程。探索建立一套科學合理、標準清晰、程序嚴密、監督有效的高校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成為當前高校資助工作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本文以廣西機電職業技術學院為例，對高職院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進行思考。
一、高職院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存在的問題
當前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存在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難以界定；第二，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激勵學習效果不明顯；第三，助學金帶來新的社會不公平。其中前兩個問題比較突出，在高等院校中普遍存在，第三個問題端倪已現，影響也越來越大。
高職院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除具有以上問題外，還有其自身的問題。第一，相對于普通高等教育，高職教育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比例高，生源地集中。以廣西機電職業技術學院為例，截至2012年3月，全日制在校生1.21萬人，其中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突破4000余人，約占全院學生的30%。另外，全院90%以上的學生來自廣西各城鎮和農村，少數來自周邊省份及全國各地，農村學生占有較高的生源比例。廣大農村在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制約下，經濟發展相對滯緩，絕大多數農村家庭的收入低于社會平均水平， 經濟承擔力差，自然而然地形成高職院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數目大、比例高的局面。第二，高職院校資助力度有待提高。盡管近年來國家對職業教育非常重視，但是在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方面還做得不夠，資助標準偏低和資助面偏窄等問題比較突出。第三，高職院校師生對資助體系認識不足，獎學金往往被看成自身能力的證明，而助學貸款和助學金則是自身貧困的象征，沒有真正認識助學貸款的價值。據筆者調查，這種認識在高職院校師生中相當普遍。
二、高職院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建設
近年來，廣西機電職業技術學院為做好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工作，相繼制定并實施了一系列資助政策和措施，建立了完善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體系和以“獎、助、貸、勤、補、減”為一體的校內學生資助體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建立健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體系。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界定工作是高校資助工作的重要環節，其準確性直接關系到高校學生資助的效益與效率，影響到高等教育機會的公平與均等，甚至會影響到我國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自從高校資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政策實施以來，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認定一直飽受爭議。由于認定體系不夠健全，一部分真正需要資助的學生沒能及時得到資助，而一些家庭不甚困難的學生拿到高額的資助資金卻不用于學業，在學校和社會中造成不好的影響。再加上誠信的缺失和體制的弊端，“還款難”問題時至今日依然沒有很好地解決。筆者在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調查走訪中了解到，很多學生對現行的貧困認定體系頗有微詞。現行認定程序主要是由學生向學校提出認定申請，遞交家庭貧困證明材料，學校組織成立評議小組對此進行評議，有的還通過班級民主評議的形式進行表決通過，當然部分學校還參考學生的月均消費數據。這種認定程序的弊端一是不考慮地區經濟差異而一把抓，有失公平性；二是家庭貧困證明材料只是一個簡單的相對量化的標準，有失客觀公正性；三是民主評議有太多的主觀性，評議人員自身的素質和經驗對此影響很大，而且班級民主評議表決時還會傷害到一些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自尊。
針對認定體系存在的問題，高職院校應該首先在學生遞交貧困申請的基礎上，對學生家庭進行信息調查，在暑假或寒假期間進行抽樣走訪，通過實地調研了解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家庭真實情況，嚴把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關，堅決取締冒充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行為，把國家和社會的資助資金用在真正需要的學生身上，使每一個貧困大學生能夠順利完成學業。其次，按照通過走訪調查、電話調查、座談等手段了解到的數據制定動態、彈性的標準，因定量而定性進行貧困認定，建立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動態的、承續性強的檔案，盡量減少對學生自尊心的傷害。再次，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積極進行心理疏導，引導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樹立健康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樹立誠信觀念和感恩回報社會觀念。最后，對國家助學貸款等政策進行宣傳，加深師生對國家資助體系的認識。
（二）建立健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健全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應該是以助學貸款為主導，以勤工助學為手段，以獎學金、助學金為激勵措施，從物質和精神上幫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順利完成學業。
第9篇：農村學生貧困申請范文
學生資助能否改善、能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低收入等弱勢群體的入學機會呢?通過文獻檢索,本研究發現,學生資助影響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研究因采用的數據和方法不同,得到的結論有一些差別。漢森(Hans-en)利用美國人口調查數據,考察了1971/72年度(佩爾助學金實施前)和1978/79年度(佩爾助學金實施后)不同收入階層高等教育入學率的變化。他認為,如果佩爾助學金確實改善了低收入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學機會,那么就應該看到佩爾助學金的資助對象所處收入階層人群的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增加。他還采用1972年的全國范圍內實施的縱向調查(NationalLongitudinalSurvey,NLS72)和1980年的高中及高中后跟蹤調查(HighSchoolandBeyond,HSB)的數據,考察佩爾助學金實施前后高等教育在校生來自低收入階層學生數的變化。結果顯示出,無論是絕對水平還是與中等收入以上階層的入學率相比,來自中等收入以下階層的學生入學率均呈下降的趨勢。
漢森因此得出結論認為,中等收入以下階層的學生獲得學生資助的增加,對增加其入學機會的作用很小。[3]曼斯基和懷斯(Manski&Wise)采用1972年的全國縱向調查數據,利用邏輯回歸模型估計了學費和學生資助對受教育者高等教育選擇行為的影響。結果表明,學費和學生資助是影響學生入學率的重要因素。曼斯基和懷斯還計算了不同收入階層學生的入學率。結果表明,“沒有獲得佩爾助學金”的低收入階層和中等收入階層學生的入學率比“獲得佩爾助學金”的低收入和中收入階層學生的入學率分別低17•5%和5%。高收入階層學生的入學率則保持不變。進一步的計算表明,如果沒有佩爾助學金,低收入群體中41%的佩爾助學金獲得者將放棄繼續接受高等教育。中等收入群體學生中這一比例為17%,高收入群體學生中這一比例為6%。曼斯基和懷斯因此得出結論認為,佩爾助學金對高等教育入學率具有重要影響,特別是對低收入階層的高中畢業生非常有幫助。[4]這一結論與漢森的結論有一些差別。
盡管學生資助對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影響程度的大小還頗具爭議,但是世界各國的一個普遍做法仍然是:在實施成本補償的同時建立包括獎學金、助學金和學生貸款等多項學生資助種類在內的較完備的學生資助體系,以緩和因為收學費而可能帶來的受教育機會分布不公平的問題。圣約翰(St•John)1990年的研究表明,不同類型的學生資助對不同收入群體起到的效果不同。[5]的數據顯示出,與其他收入組相比,助學金的增加會最大程度地促進最低收入組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而貸款的增加對促進中等收入組學生入學機會的作用要大于對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組學生的作用。由此可見,不同的學生資助形式對入學機會對影響會有所不同,但總的情況是學生資助對中等及以下收入群體的入學機會有正面的效果。在我國,學生資助的主要目的就是通過減少學生就學的直接成本從而增加貧困學生的比例,保障貧困學生不因經濟困難而輟學。通過文獻檢索,作者發現,關于學生資助對我國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影響的較深入的實證研究并不多見。
有研究者曾于2002年4月對某大學的學生資助與教育機會均等的關系進行了個案研究。[6]該大學的學生資助體系包括國家助學貸款、勤工助學、學費減免、校內貸學金、臨時困難補助、助學金和獎學金。①研究發現,總體上,學生資助顯示出了向來自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的學生的傾斜,即農村學生和家庭收入較低的學生獲得了大部分的公共財政資助。隨著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學生獲得公共財政資助的概率降低。研究發現盡管學生資助指向了目標群體,但由于力度不夠,與來自中、高收入家庭的學生相比,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面臨的經濟負擔仍非常大。以上研究說明,無論學生資助對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影響是大還是小,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低收入家庭學生入學機會的公平。在我國的高等教育學生資助體系中,由于資助力度、種類等的限制,學生資助對入學機會公平的積極作用沒有被突出地顯示出來。因此,要使學生資助更有效地改善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入學機會,還應加大資助力度,豐富資助的種類。
二、學生貸款對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影響
在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學生貸款、獎學金、助學金是政府和私人機構對學生提供財政支持以使他們能支付學費或者生活費的主要方式。其中,學生貸款這種“延遲付費”的方式因其在公平和效率方面的復雜性引起了更多的關注和研究。在國際上,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學生貸款就作為支持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被廣為采用。[7]目前,世界上共有50多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已經實施了學生貸款計劃。1999年我國出臺了國家助學貸款政策,并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武漢、沈陽、西安和南京八個城市試辦有擔保的國家助學貸款業務。2000年9月始,國家助學貸款試辦范圍從八個城市擴大到全國,經辦銀行從一個中國工商銀行擴大到四大國有銀行,貸款對象也從全日制本專科學生擴大到全日制本專科學生和研究生,并由擔保貸款制度改為信用擔保制度。
齊德曼(AdrianZiderman)2002年對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學生貸款的目標進行了歸納總結,認為高等學校學生貸款的目標有五類:(1)以彌補高等教育財政不足為目標的學生貸款;(2)以擴展高等教育為目標的學生貸款;(3)以增加貧困家庭子女上大學的機會,促進入學機會公平為目標的學生貸款;(4)以滿足特殊領域、特殊地區勞動力需求為目標的學生貸款;(5)以減輕學生經濟負擔為目標的學生貸款。第五類學生貸款與第三類學生貸款的不同在于:它是面向所有學生而不僅僅是貧困大學生;它不含補貼性質,有助于培養大學生的自立意識,增強他們的責任感,使他們不再依靠父母,經濟上保持獨立,珍惜學習機會。[8]我國國家助學貸款的實施辦法要求貸款對象指向貧困學生,幫助貧困學生進入高校學習,不因家庭貧困而失學。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國家助學貸款的首要目標是增加貧困家庭子女上大學的幾率,增加貧困學生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促進社會公平。
同時,我國國家助學貸款是伴隨著1999年高等教育規模快速擴展和學費水平較往年有較大幅度的提高的情況下推行的。收取學費、推行學生貸款,可以為高等教育的擴張提供財力。這意味著我國國家助學貸款還有擴展高等教育的目標。另外,我國國家助學貸款的實施主體主要是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銀行這四大國有銀行,本金來自銀行,政府補貼一半利息。這說明,我國國家助學貸款也有彌補高等教育財政不足的目標。因此,我國國家助學貸款既有增加貧困學生對高等教育需求促進社會公平的目標,又有擴大高等教育機會和財力供給的目標。盡管中國和許多國家都將促進高等教育機會均等作為學生貸款的首要目的,但是學術界對于學生貸款是否能夠實現這一目標一直爭論不休。一方面貸款的倡導者認為貸款比助學金更公平,因為貸款包含了較少成分的由貧困納稅人向潛在的富有學生的財富轉移。另一方面,貸款的批評者認為由于低收入學生是風險厭惡的(riskaverse),因此貸款在鼓勵低收入學生接受教育方面,不如助學金有效果。[9]而有研究者在考察中國某大學學生的家庭收入水平與申請國家助學貸款的關系時,卻發現在該大學的抽樣樣本中,低收入學生沒有表現出風險厭惡的特征。除了隨家庭人均收入增加,學生申請貸款的意愿在降低外,他們的研究還發現,在沒有申請貸款的學生中,只有1•8%的學生將原因歸于害怕未來無法還清債務。[10]
另外,就該個案而言,通過下面的數字我們可以發現國家助學貸款已經成為學生資助的最主要的形式。在該個案大學的學生資助體系中,從獲得資助的抽樣學生在全部抽樣學生中的比例來看,獲得國家助學貸款的學生比例為9•63%,獲得學費減免的學生比例為4•98%,獲得助學金的學生比例為7•47%。從資助數額的比重來看,國家助學貸款在學生總資助中的比重超過了50%,助學金占16•5%,其他來自學校財政補貼的學生資助約占29%。這一方面說明了國家助學貸款的覆蓋面和資助數額要大于其他的資助形式,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貧困學生在面臨家庭經濟困難而必需申請學生資助時,因為沒有其他更多的形式可供選擇,而無法表現出風險厭惡。由此可見,學生貸款對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和學生財政狀況的公平作用有賴于其具體實施方案,如貸款要達到的目標、貸款期限、篩選標準、回收方法、利率水平等,以及學生貸款項目運作所處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教育環境。
三、國家助學貸款對貧困學生入學機會和財政狀況的影響
國家助學貸款已經成為目前我國高校學生資助的重要方式。那么,我國目前正在實施的國家助學貸款對入學機會公平的促進作用及其可持續性如何?本文對這一問題進行了一個初探性的分析,期望對國家助學貸款的進一步推行和有效實施提供參考依據。國家助學貸款的公平性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評價。一個是貸款是否瞄準并射中了貧困生這一目標群體,另一個是考察獲貸的貧困學生能獲得多大程度的“隱含補貼”(hiddengrants)。對某一個具體的學生貸款項目而言,即使獲得貸款的學生在規定的時限內全部返還了應該返還的貸款,還款額的現值與貸款額的現值之間仍然會有一個差額,通常是獲得的貸款額的現值會大于還款額的現值,這個差額就是隱含補貼。國家助學貸款是否瞄準并射中了貧困生這一目標群體呢?對中國某大學的個案研究顯示出申請率和獲貸率都是隨家庭收入水平的降低而增加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國家助學貸款針對了貧困生。但由于學校與學校間、地區與地區間均會存在一定的差別,該個案研究無法代表全國所有高校的情況。從全國范圍看,到2001年5月底,全國53•4萬名學生申請國家助學貸款,16•9萬名學生獲貸,獲貸率僅為21•6%;到2002年6月底全國累計申請貸款的學生為112•5萬人,獲得貸款的人數累計為35•1萬人,獲貸人數占申請人數的比例比2001年略有提高,但依然很低,約為31•2%。①這說明還有大量的貧困學生沒有申請到國家助學貸款。
另一方面,由于很難獲得我國居民的金融資信信息,貸款資格審查的主要依據是生源所在地民政部門開具的家庭收入狀況證明,因此很難斷言學生自我報告的家庭經濟狀況報告或當地民政部門出具的家庭經濟情況證明能夠完全正確地反映出其家庭收入的真實水平。國家助學貸款有多大的“隱含補貼”呢?根據齊德曼和奧爾布萊特計算學生貸款回收率的方法,考慮還款四年間的銀行利率和通貨膨脹率,計算出每次還款的貼現值和每次獲得貸款的貼現值。假設所有獲貸學生都能履約按時還款,則還款額的貼現值與貸款額的貼現值的比率即貸款回收率。[11]隱含補貼率=1-貸款回收率。貸款凈回收率為還款額的現值減去拖欠未還的貸款和管理成本后與貸款額現值的比率。管理成本指因實施某學生貸款計劃而負擔的各項人力、財力和物力的支出。本文根據國家助學貸款的實際回收計劃,首先對貸款回收率進行了估算。以一名2001級四年制本科生貸款者為例,假設該學生從一年級起在中國工商銀行申請了每學年5000元的學費貸款和每月250元的生活費貸款,共申請了四年,計劃畢業后半年開始還款。根據艾爾布萊特和齊德曼的方法計算出來的國家助學貸款的回收率為79%。這意味著國家助學貸款的隱含補貼率為21%。也就是說,國家助學貸款的21%實際是“隱含的助學金”。下面看一看其他國家或地區高校學生貸款的隱含補貼。世界銀行專家艾爾布萊特和齊德曼以及卡爾遜曾對世界上24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補貼性質的主要學生貸款項目的回收效率進行了估算,發現這些國家的學生貸款項目普遍存在一定比例的隱含資助。列舉了這24個國家或地區的學生貸款計劃的回收率、凈回收率和隱含補貼率。從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出委內瑞拉的學生貸款的隱含補貼最高,為93%,即93%的貸款額實際上不需償還,是一種助學金性質的暗補。隱含補貼最低的是巴巴多斯的學生貸款,為13%。大部分國家或地區學生貸款的隱含補貼在40%~60%左右。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國家助學貸款的“隱含補貼”屬于偏低的水平。
四、國家助學貸款的效率及可持續發展初探
的數據中的凈回收率反映了學生貸款的回收效率和可持續性。一方面,學生貸款項目普遍有拖欠的現象,另一方面,由于運行學生貸款項目,學校、政府和銀行機構都會有成本發生。貸款凈回收率考慮了拖欠未還的貸款和管理成本,更加真實地反映了貸款的回收效率。從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肯尼亞和委內瑞拉的學生貸款的凈回收率是負值。這意味著,按現值計算,政府不僅沒有回收貸款,還倒貼了一部分費用用于填補拖欠的數額和管理成本。如委內瑞拉的學生貸款,政府的實際支出是貸款額的108%。一些國家的貸款回收效率偏低甚至倒貼費用,這就引起了學術界對是應該實行學生貸款,還是發放助學金發生了爭論。盡管學術界對學生貸款的效率問題有爭論,但并沒有妨礙學生貸款的盛行,而這種爭論至今仍無定論。目前國家助學貸款還沒到大規模回收的階段,因此很難預測其貸款拖欠率。從發展中國家高校學生貸款計劃的拖欠率來看,平均大約在5%~10%之間。華中科技大學的校內貸學金的拖欠率在1995和1996年為10%左右。[12]
從中國工商銀行北京分行獲得貸款的學生進入還款期后,有近10%的學生沒有按期還款。[13]另一方面是管理成本的問題,目前國家助學貸款的管理成本有多大,還沒有詳細的估算。但是根據2001年對北京三所高校、銀行機構和政府部門有關管理機構的調查,助學貸款管理機構普遍沒有大幅增加專門操作國家助學貸款的工作人員,普遍的做法是原有的相關工作部門增加了一項業務。[14]因此,初步分析認為,國家助學貸款實行初期的人員性經費和業務費不會太高。但是,隨著貸款規模的逐步擴大和還貸期的到來,其管理成本,特別是銀行機構的管理成本將會有較大幅度的增加。貸款回收的效率會影響到貸款的可持續性。這是因為貸款回收效率越高,越有可能形成自成體系的循環流動,無需不斷地填補新的貸款本金。從國家助學貸款目前的情況看,影響其持續性的主要因素就是貸款拖欠率。貸款拖欠率越低,可持續性越強。要降低貸款拖欠率,一方面是完善信用體制和提高學生的信用意識,另一方面就是要考慮學生實際的還款能力。對于國家助學貸款來說,獲貸學生畢業后要承受多大的還款負擔,他們是否能夠承受得起呢?仍然以前文中那名有代表性的貸款學生為例,畢業后四年內還清貸款,共需16個季度;畢業后半年開始還第一筆貸款,還款從第二個季度開始發生,則還款次數共15次,第一年3次,以后三年每年4次。還款率指學生每次應還貸款數占應還總貸款數的比重。
中的數據是作者根據實際還款計劃計算出的每次還款數占總還款數的比率。一般地,大學畢業生年均收入是逐年增長的。因此,如果還款負擔最初較小,而后逐年遞增,則更契合學生還款的承受能力,進而更有利于貸款的回收。但是,從中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出,國家助學貸款目前的還款計劃總體上并沒有表現出這樣的趨勢。除了學生畢業后第一個季度不需還款和第二個季度的還款率最低外,第三個季度的還款率最高,然后依次降低,直至還完。我國本科畢業生的平均年收入1996年約為10798元,1997年約為12436元,1998年約為13530元,[15]平均增長率為12%。假設本科畢業生平均年收入水平保持12%的增長率,則2005年的收入約為29910元,2006年的收入約為33500元,2007年約為37520元,2008年約為42022元。對應地,該獲貸學生平均每年的還貸支出分別為2005年約6898元,2006年約9290元,2007年約9042元,2008年約8794元。其年還款數占年收入的比重分別約為2005年23•06%,2006年27•73%,2007年24•10%,2008年20•93%,平均負擔率約為24%,即大學本科畢業生從開始還第一筆貸款起,四年還清為止,平均約24%的年收入要用來返還貸款。由此看來,學生還貸的負擔并不輕松。在這種情況下降低貸款拖欠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先決條件是大學生就業的勞動力市場狀況。如果貸款學生畢業后的就業率高,收入高的話,那么貸款回收的最基本條件將得到保障,這時影響回收效率的主要因素將是信用。但如果獲貸學生的就業率低,收入低的話,那么情況將是他們想還也還不起。因此,國家助學貸款的可持續性不僅有賴于還款計劃更加合理,信用體制更加完善,信用意識更加增強,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機會和收入狀況。
五、啟示和建議
根據對學生資助效果的分析,本文獲得以下幾點啟示,作為政策性建議:
1•要使學生資助更有效地改善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入學機會,還應加大資助力度,豐富資助的種類。另一方面,由于不同類型的學生資助起到的效果不同,應針對不同的收入群體實行不同的資助組合。
2•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存在著多種學生貸款形式,其目標不同,資金來源的渠道和發放的對象也有所不同。在具體實施時,可根據具體需要和目標,由不同的機構發放不同性質的學生貸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