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市場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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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海外市場研究范文
[關鍵詞] 拓展 海外客源市場 發展戰略 旅游產業 金華
一、引言
金華市地處浙江中西部金衢盆地內，流淌了2300多年的歷史。現轄婺城和金東兩區、蘭溪、義烏、東陽、永康四市、武義、浦江、磐安三縣，面積1.09萬km2，人口440萬。金華自古以來就有“小鄒魯”之稱。民營經濟與專業化市場發達。2001年，已擠身“中國優秀旅游城市”的行列。2006年被評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浙江省政府把金華納入省 “三個旅游副中心”之一來培育。然而，面對日益加劇的市場競爭，金華的旅游如何上規模、上水平，創品牌、出精品，贏得更大的市場份額，是擺在金華人面前的難題。本文試圖從金華旅游產業自身的發展條件、特點、發展的基礎、現狀、發展過程中的問題等方面進行分析，探索具有區域針對性的旅游發展戰略，并就金華在開發國內旅游市場的同時，如何拓展海外市場方面，從產品開發舉措、市場營銷舉措和發展支撐舉措等角度進行一些有益的探索，旨在進一步提升金華旅游產業地位，提高金華旅游產業的整體水平。
二、金華旅游業發展條件
1.豐富而特殊的旅游資源
金華地處金衢盆地，地貌類型豐富多樣，自然景觀豐富多彩。有雙龍4A級景區為代表的巖溶地貌、永康方巖國家級景區為代表的丹霞地貌、以浦江仙華山為代表的火成地貌，獨特的山林石水景觀達300多處。
金華歷史悠久，文化積淀較為深厚，人文古跡眾多。金華市區侍王府、東陽的盧宅、蘭溪的諸葛八卦村、武義的俞源星象村、浦江的江南第一家等十個國家級重點文保單位和幾十個省、市級文保單位。
金華民俗風情多姿多彩獨具特色。有金華的斗牛、水康方巖的廟會、各縣市都盛行的板燈舞、極具地方風韻的婺劇、道情等地方戲曲文化等等。金華還是“黃大仙”文化的發樣地。
金華是聞名中外的“火腿之鄉”、“佛手之鄉”、“茶花之鄉”、“蘭花之鄉”、“草莓之鄉”、“香菇之鄉”、“中藥材之鄉”、“木雕之鄉”、“五金之鄉”、“水晶之鄉”、“掛鎖之鄉”、“書畫之鄉”等，物產豐饒。
橫店影視城等人造景觀和主題公園、義烏等專業化市場和博覽會等地方品牌節慶的建設發展，極大豐富了金華區域特色旅游資源。
2.良好的交通區位
金華地處我國東南沿海鐵路大動脈――浙贛線上，有金溫鐵路、金千鐵路，杭金衢、金麗溫、金甬、金椒、金干黃高速公路等交匯。形成金華到上海3小時，金華到杭州1.5小時便捷交通。
3.活躍的“市場”經濟
義烏的小商品市場、永康的五金市場、磐安的藥材市場、浦江的水晶市場、東陽的木雕市場、服裝市場等，推動了商務旅游、會展旅游的發展。
4.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
政府努力發揮主導功能，把旅游產業作為優先發展的重點產業和支柱產業來抓。
三、旅游發展的現狀
1.旅游經濟總量較快增長，產業比重進一步加大
2006年旅游總收入143.03億元，相當于全市GDP的8.93%。旅游業已經成為金華三產的重點行業、國民經濟重要的增長點。
2.在全省的旅游地位開始凸現
旅游接待能力從“八五”期末的全省第七位躍居目前全省第三位。
3.民間投資已成主體
政府、企業和民間閑散資金“八仙過海”，各競其強，形成多元投資體制。
4.旅游產業存在的問題
(1)旅游資源開發的數量多,種類豐,但水平低,缺乏拳頭產品。
(2)旅游產品主要以觀光為主，而休閑、度假的產品少，產品結構不盡合理。
(3)區內外旅游資源共享度差，分工協作體系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旅游輻射網絡化水平低。
(4)缺乏區域旅游促銷的系統性和整體聯動性。
(5)金華旅游大環境建設滯后
金華的旅游大環境，包括城市規劃、城市建設與旅游規劃、旅游發展的要求相比，距離太大，整個區域的環保不力，外來客人旅游購物場所缺乏。
(6)金華所轄各地的景點小而分散，內部景點之間的交通聯系亟待改善。
(7)旅游業起步晚，從業人員的素質有待提高。
四、金華旅游產業發展戰略
1.實施區域合作聯動戰略
根據旅游活動自身的開放特征，金華市所處浙江腹地的中心地理位置，金華市所擁有的旅游資源的數量、特色和品位以及與周邊地區的競爭關系，金華市目前已經形成的客源市場特點等，有效地建立起區域聯合的基本框架。實施區域聯動戰略，應該成為金華旅游發展的基本戰略。
(1)首先是在本區域內實現產業聯合，使金華市旅游接待能力、旅游吸引力、旅游交通力、社會承載力融為一體，形成對外極具競爭力的旅游產品。
(2)在區域內實現區域聯合，以形成金華市為核心，以其他市縣為支點的產業布局架構，形成在區域范圍內形象突出、特色突出的區域性較為完整的產品體系。
(3)實行跨區域聯合，特別是與周邊地區，如上海、蘇南、皖南、江西、福建等地區，形成產品互補、市場互補，在更大的范圍內完成金華旅游產品的市場輻射。
2.實施旅游產品的特色精品戰略
實施旅游產品的特色精品戰略，其根本目的是提高金華旅游產品的輻射能力和競爭能力。金華目前旅游產品的開發與建設仍處在一個起步的基礎性、粗放型經營階段。從長遠來看，金華旅游產品存在著進一步提升品位的廣闊空間和巨大潛力。因此，在旅游產品開發戰略上，近期應著力挖掘現有產品的文化內涵，增加產品可持續經營的競爭能力。金華的旅游必須培育自己的拳頭產品，打造名品、形成精品必將是金華旅游的戰略出路。
3.實施旅游產品營銷的差異定位和捆綁組合戰略
確定主打產品，在更大的區域范圍內可將金華旅游產品作為周邊地區旅游產品的價值延伸予以捆綁組合；面對不同的產品特點和市場，選擇的促銷方式、傳播媒介、促銷渠道，采用捆綁組合的促銷，注重區域聯合促銷。
4.借商促旅，商旅聯動戰略
利用義烏、永康等在國內和國際上的知名度，精心構建具有自身區域特色的購物旅游產品，使之成為金華旅游宣傳的窗口和閃亮點，借商促旅，商旅互動，整體帶動一地經濟的全面發展。
5.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
實施區域旅游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建立一定的機制，引導旅游開發的方向，盡可能避免重復性和低層次的旅游開發，加強旅游大環境的管理與營造，確保旅游發展良好的環境基礎，這必須充分發揮政府部門在旅游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建立良好的旅游產業運行環境。
五、金華海外旅游客源市場的拓展
1.金華入境旅游狀況
2006年接待入境旅游達35.57萬多人次，居全省第四。旅游外匯收入1.92億美元，僅決于杭、甬，居全省第三。
入境旅游占比不是很大，但入境旅游發展潛力大，勢頭好，金華作為浙江省旅游副中心的地位有所顯現。購物是義烏吸引入境游客最主要的動機。節慶的舉辦是造成金華市入境旅游人次躍升的又一個重要的原因。
2.海外客源市場拓展的舉措
(1)產品開發舉措
①重視并積極加盟“新江南秀麗山水線”的產品開發。
②充分利用義烏國際小商品市場的知名度，開發和經營“義烏休閑購物游”和“商務游”、“會展旅游”產品。
③繼續打好“黃大仙”牌，做“仙鄉覓蹤朝圣”游的文章，擴大金華在港澳及東南亞國家及地區的知名度。
④積極主動接軌長三角，嫁接滬蘇杭大華東線，做延伸服務。
(2)海外客源市場拓展的營銷舉措
①市場的定位。在今后較長一段時間內，南方市場應以港澳及東南亞國家為主體，北方市場以韓國為主體，其次是日本、俄羅斯等。歐洲和北美市場客源主要通過延伸杭州、上海以及長三角的其他城市來獲得，近期對這些遠程的市場主要是進行宣傳，增進了解。
②進一步加強與杭州、上海等長三角主要旅游城市的國際旅行社合作。
③金華應以積極主動的態度參與“浙江游”各項旅游宣傳與促銷活動。
④金華作為“新江南”線上的“點”，應積極參與省局組織的海外形象宣傳活動。通過大宣傳，加深業者和消費者對浙江“新江南”旅游線的認知，利用海外媒體，聯動當地旅游協會、航空公司等為線路做配套宣傳，及時發送相關旅游咨詢。
(3)建立和完善旅游業發展支撐體系的舉措
①從文化品位、文明風尚、環保、市容、服務、管理等方面改善金華旅游的整體環境。加強旅行社、涉外飯店、旅游區(點)、定點商場、娛樂場所和導游人員的服務規范管理，用行業標準規范市場，增強自身競爭的能力。
②加快金華旅游信息系統的建設，并使之納入全省旅游信息中心。充分利用浙江旅游網，通過網絡把旅游主管部門、相關政府部門、旅游企業、旅游資源、旅游產品與海內外游客連接起來，為游客提供信息咨詢與預訂，為實現網上促銷、網上統計、網上分析提供方便，實現信息資源高度共享。
③積極努力，爭取在義烏機場增設更多的國際間和地區間的航線。利用近年來義烏小商品市場在東南亞一些國家市場帶來的宣傳效應、知名度和影響力，進一步加強義烏與港澳及東南亞國家的聯系，進一步改善義烏與境外間的交通條件，政府應積極努力，爭取在義烏機場增設更多的國際間和地區間的航線。
④積極出臺政策，努力為旅游企業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必須充分發揮旅游管理部門在入境旅游工作中的宏觀指導作用，在抓好入境游的必要性、工作目標和實施方針、工作舉措上達成共識；旅游部門要盡自己所能，努力與各相關部門如鐵路、民航、質檢、衛生等加強合作，加強區域旅游合作的政府作用，為市場開發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⑤金華市作為整個區域的中心，在城市的建設中要更多地體現其文化內涵，營造旅游城市的氛圍。在目前的城市設計中，金華作為地處浙江中西部的中國優秀旅游城市的整體城市文化氣息和城市風格不典型，沒有自己的城市風格和城市外觀上的文化外顯，城市綠地與美化工程以及空間休閑場所設施等都極大地制約著作為旅游城市的發展。從長遠看，要吸引外地游客來金華旅游，必須重視地方民族文化與民俗風情的表達。我們應該整合各縣市的土特產品、工藝美術品和特色旅游商品．把購物休閑等設施搞上去，全面提升金華的旅游產業。
參考文獻:
[1]《金華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2005
[2]金華市統計2006
第2篇：海外市場研究范文
關鍵詞：個人社會關系網絡；雙邊投資協定；國家行為；非市場能力
中圖分類號：F83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3）07-0092-10
一、導言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海外直接投資持續增長。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最新的《2010-2012年世界投資前景調查報告》表明，2012年中國對外投資額652億美元，投資數量雖然比2011年有所下降，但投資額卻增長54%。其中，涉及私營部門的對外并購交易額增長171%，顯示出私營部門在中國對外投資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中國海外直接投資不同于傳統的對外投資模式，海外直接投資的原因、規律等特殊現象為FDI的理論發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樣本，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FDI制度效應理論，從而改變了傳統的壟斷優勢理論（龍云安，2013）。從制度視角研究中國海外直接投資，更加合理地解釋當今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特殊現象。張宏、王健（2009）、陳麗麗、林花（2011）等人做出了開創性工作，他們利用投資國區位選擇模型，研究投資國制度質量或者兩國制度差異對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在對制度變量進行假設推演時，把制度效應作為理論基礎。閻大穎等（2009）從制度質量探討東道國制度因素對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宗芳宇等（2012）從雙邊經貿制度展開研究，但沒有系統研究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投資國制度效應。為了揭示投資國制度效應，必須從中國海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過程和內部作用機制來研究。FDI的區位選擇過程反映了母國與投資國互補或匹配的選擇性互動，彼此提供信息，分析投資流向，了解該國海外直接投資對投資國區位條件的偏好；了解該國海外直接投資對區位條件更加偏好的因素。兩方面信息的互動過程就是FDI非市場因素作用機制的過程。所以，普適性經濟規律和國別特征內部作用機制，決定了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同時也決定了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偏好和特性。然而，從制度視角來看，投資國制度環境影響FDI的區位選擇，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本國海外直接投資的流向與特性。
本文在現有研究基礎上，研究中國海外直接投資非市場因素的作用機制。把影響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狀況作為研究基礎，采用回歸模型分析，從國家行為和特殊的優勢資源出發，研究投資國制度、個人關系網絡、雙邊投資協定對中國海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調節作用，并通過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驗證調節效應的顯著性。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理論假設與分析
鄧寧（Dunning，1977）認為制度是人為設計、形塑人們互動關系的正式制度與非正式約束機制，是一種博弈規則。制度理論就是研究個體對各種規則的反映。中國企業在“趕超”戰略基礎上，構建海外直接投資的全球化體系，并以此作為企業國際投資戰略的依據（Buckley，et al 2008）。本研究從國家行為對投資的影響機制和特殊的優勢資源出發，提出非市場因素對海外直接投資影響的理論假設并加以分析。
（一）國家行為的作用機制
李飛躍、林毅夫（2011）認為通過國家行為完善和影響市場機制，直接改變經濟發展速度，改變經濟發展的自然時序，在國際經濟合作中，中國政府提出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戰略構想，通過“走出去”。加速中國經濟國際化步伐。然而，海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前提是企業必須擁有“壟斷優勢”，而此時中國企業尚不具備這種壟斷優勢和跨國運營經驗。裴長洪、鄭文（2011）認為，中國企業完全不具備全球性主導能力以及重構全球生產鏈條的主動性。這對于中國企業來講，它們并不是利用自己的壟斷優勢向海外自然擴張。也不是源于內驅動力而展開國際化經營，它們一般都是響應國家“走出去”戰略，采取被動措施。所以，國家行為中的超前戰略，促成了海外直接投資加速發展，這從根本上改變了海外直接投資的原始動因，也與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基本規律相悖。同時，葉廣宇、黃怡芳（2010）認為，制度環境會直接影響企業戰略選擇和能力構建。DiMaggio，et al（1983）則認為，任何企業的存在都必須從所處社會制度來取得合法性，所以，盡管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個性化特征，但在不同制度環境下，企業組織結構和行為都必須具有同構性和集體理性。這些學者都一致認為，制度環境影響企業行為，通常來講，同一制度環境下，群體內部企業同質性強。群體之間的企業異質性明顯。
國家行為與市場競爭法則交互作用。Granovetter，M.（1985）認為，市場競爭法則在一定程度上對企業起到篩選作用，然而，不同的國別制度作為企業運營重要的外部規則，仍然直接影響企業行為。市場競爭法則決定了企業成長方式、戰略框架和資源結構，從根本上限制了企業行為。Tan，D，and Meyer，K.E（2010）認為，發達國家作為FDI的主要來源國，基于完全市場機制，政府一般不干預企業的經濟行為。在健全的法律制度下，通過完善的產權保護機制和充分的市場競爭，企業完全按照市場規律配置資源，而且把戰略重心始終放在積累競爭性資源和提高核心競爭力上。Peng et al（2000）認為，企業通過積累技術、管理知識與品牌等戰略資源來獲得生存與成長，在自由市場環境中公平競爭。這種制度環境較少受到國家行為的干預，能夠使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不斷累積和培育自身企業優勢，以先進技術和管理理念為內核，逐漸形成國際化擴張的企業所有權優勢。
中國企業成功應用國家行為和市場法則，找到了獲取資源的特殊途徑。閻大穎等（2009）認為，中國的制度環境和市場化程度都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市場規則的透明度差、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健全。在這種差距下，中國企業逐漸形成了獲取資源和能力的特殊途徑，也就是中國企業特有的非市場能力，這種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市場能力的缺陷。在特殊的制度環境下。中國企業彰顯出非市場能力的優勢，靈活應對制度的不透明和復雜的商業環境，并運用個人和制度的力量來處理好各種商業關系。葉廣宇等（2010）認為，當中國企業在投資國遇到類似的制度環境，他們能夠快速復制國內經驗，非常自如地運用非市場能力成功應對。
基于上述分析，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盡管缺乏所有權優勢，但在制度環境相近的國家。卻有著自身特殊的資源和能力，所以中國目前海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流向一般屬于制度環境與我國相近的國家和地區。如果以制度環境質量為標準，把世界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個聚類群，制度環境相對較差的國家為發展中國家，它們一般經濟水平較低，法律制度不健全；而制度環境相對較好的國家為發達國家，它們經濟水平高，法律制度健全。全球范圍來看，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在制度選擇上缺乏連續性，然而，在聚類群內部，其連續性又表現簡單。為此，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假設：
假設1：投資國的制度環境越差，中國越偏好于對這些國家直接投資。
（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機制
中國千年儒商文化和特殊制度環境，形成了非制度性約束機制，在商業運作中，中國企業通過“關系資源”等非正式機制來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由于關系資源是以家庭為中心，通過逐漸培養和拓展家庭成員的外部社會關系，構建起獨有的個人關系網絡。建立在關系網絡基礎上的商業聯系，基于情感互信，逐漸培育企業特有的商業環境。企業通過長期的商業交往和特殊的商業友情，形成類似家庭關系的人脈資源，以此獲得高度互信，在此基礎上開展商業活動（Granovetter，1985）。中國企業就是在這種非正式制度作用機制下運行和發展（Peng andLuo，2000），這種非正式制度作用機制影響著中國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在不確定性增加和資產專屬性背景下，企業海外投資行為和交易行為很大程度上依賴個人關系來完成（Zhou et al，2008）。
可以看出，依賴個人關系網絡來實現商業運作，已經成為中國企業的商業習慣，因此，它們的海外直接投資也必然會流向自身關系資源豐富的國家。所以假設：
假設2：在海外直接投資的國家，中國企業擁有豐富的海外關系資源。
除此之外，中國與投資國簽訂的雙邊協定，也會影響中國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為了解決企業內生能力的不足，政府通過國家行為，簽訂多邊或雙邊投資協定，為中國企業提供外部支撐，協助中國企業實現國際化。
顯然，與發達國家企業相比，中國企業在制度環境較差的國家，具有明顯的所有權優勢。中國企業應用這種特殊的所有權優勢，把制度環境較差的國家和地區作為海外直接投資的首選。當然，作為外資企業，在制度不健全的國家投資，必然會承擔更大的風險（Johanson，J.，and Vahlne，J.2009）。為此，政府會與投資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BIT），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提供制度保障。宗芳宇等（2012）認為：一般來講，投資國制度越差，就越需要BIT來提供保護；在制度不健全國家，對中國企業投資進行保護，為中國企業構筑一個良好的運營環境，使其能夠充分發揮自身特有的所有權優勢，進而將企業優勢與政府支撐有機統一起來。因此假設：
假設3：雙邊或多邊投資協定可以促進中國海外直接投資。
三、實證研究
（一）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選取
為了深入研究中國海外直接投資非市場因素的作用機制，選擇了《2011年度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近百個國家2004～2011年718個有效觀測值為對象，其中發展中國家有效觀測值512個，發達國家有效觀測值206個。通過對各種觀測值分類研究，在建立回歸分析模型前，把其中的部分變量確定為解釋變量，把其他部分確定為控制變量。
首先，將投資國制度環境、海外關系網絡以及雙邊投資協定等非市場因素作為解釋變量。投資國制度環境主要包括話語權與問責、政治穩定性、政府效率、法律制度與遏制腐敗等分類指標群，本次研究把法律制度作為測度投資國制度質量的指標；把海外華僑數量作為測度海外關系網絡的指標；把中國政府同投資國政府簽訂雙邊投資協定，作為投資保護體系指標，意在鼓勵、促進和保護兩國投資。
其次，選擇六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其中由投資國GDP測度市場規模；用人均國民收入測度生產要素成本；以自然資源豐裕程度測度自然資源稟賦度：用投資國高科技產品占制造業出口的比重測度投資國知識資源儲備；用首都至首都的地理距離測度兩國間的地理距離；按照經濟發展水平確定國別類型，與不同類型國家簽訂雙邊投資協定，可以促進海外直接投資。
（二）回歸分析模型
通過研究自變量和控制變量之間的關系，確定海外直接投資非市場因素分析模型：
OFDIu=α+Varuβ1+Con varuβ2+εu
式中OFDIu表示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在第i個國家的年度流量，α為常數項，Varu為自變量，即解釋變量，包括第t年在i國的制度質量、華裔人口數量、是否簽訂雙邊投資協定。向量Con varu為控制變量，包括在第t年i國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民收入、知識資源儲備量和資源稟賦度等變量，同時還包括兩國首都之間的距離和國別類型。εu為擾動項。
（三）分析與結論
1.數據處理和模型回歸。
盡管發展中國家制度環境明顯不同于發達國家，在數據處理和模型回歸的具體過程中，通過對變量固定效應回歸檢驗，結果均通過了F檢驗。但應用LSDV方法作進一步驗證時，結果大多數個體虛擬變量均不顯著，樣本國家中，僅有17個國家顯著。鑒于此，使用混合回歸模型分析，“所有個體虛擬變量都為0”這一假設符合邏輯。然而。固定效應模型卻無法驗證第二個假設，因為自變量“海外華僑人口數量”作為“關系網絡”的測度值，以及空間距離上的時間維度變化為零，而且在進行固定效應回歸時，STATA卻自動刪除了這兩個變量，因而無法反映關系網絡對中國海外直接投資所產生的效應，因此，采用混合回歸模型來驗證核心自變量“關系網絡”。同時，把分析樣本分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個聚類群，分別進行回歸，這樣可以對上述全樣本混合回歸的缺陷進行完善。由于制度環境在兩個聚類群內部差異并不明顯，所以，可以不考慮對子樣本進行固定效應回歸，而直接選擇混合回歸方法。
在實證過程中，應用了“OLS+聚類穩健標準差’’估計方法，以確保回歸系數和標準差估計不出現偏差，保持一致性，而且確保估計結果更加穩健。通過回歸，各變量的VIF值均不超過10，因此，模型中沒有出現多種共線性問題。而且，中國向各投資國直接投資的數量不大、時間較短，對投資國經濟發展沒有太大的推動作用，也不足以改變投資國制度，所以回歸模型尚不存在嚴重的內生性問題。基于對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研究成果以及具體情況，在樣本年份加入投資國通貨膨脹率、中國外匯匯率、進出口總額等變量，再進行分析，結果通脹率和外匯匯率并不顯著。然而，變量進出口總額較為顯著，與投資國GDP高度相關，偏相關系數為0.8447。可能導致多重共線性。但是在模型中加入變量進出口總額后，即使VIF值在10以下，但其他變量以及模型的VIF均值都明顯增大，而且核心控制變量GDP在模型中變得不顯著，甚至完全相反，所以在研究中不再考慮這一變量。
2.相關性檢驗與分析。
通過矩陣分析各變量的相關系數（見表1），除少數變量外，多數變量之間的相關性顯著。而且，從相關系數矩陣發現，制度變量與預期存在差異，海外關系網絡和雙邊關系與預期基本一致。
應用回歸模型分析發展中國家聚類群的子樣本（見表2），結果發現，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為負相關，投資國制度環境的顯著性水平小于10%，表明發展中國家制度環境越差，對中國的海外直接投資吸引力越大，這一結果驗證了假設1的正確性。然而，在回歸分析發達國家子樣本時，盡管投資國制度環境的顯著性水平也小于10%，但與中國海外直接投資則也呈負相關，表明即使發達國家制度環境好，但對中國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這也正好進一步驗證了假設1。應用同歸模型分析全樣本，結果發現投資國的制度優劣系數與預期一致，這一結果表明與假設1基本相同。而且還意味著，中國企業并沒有遵循投資國制度質量的優劣，保證海外直接投資的連續性。不過，通過考察其他變量后，發現發達國家自然資源子樣本的顯著性十分明顯，滿足了顯著性檢驗1%的水平。然而，在發展中國家的子樣本中，顯著性檢驗值雖然大于零，但并沒滿足顯著性檢驗要求。這表明，很多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是尋求自然資源，因此，這一現象嚴重影響了連續性檢驗的測度，使投資國制度質量在全樣本的回歸驗證中表現為負相關。其實從客觀現實來看，在樣本年問，中國國內宏觀經濟嚴重依賴外部資源，確實急需構建穩定的外部資源供應體系。然而，中國企業為獲取更多的自然資源，在發展中國家大量投資，可由于缺乏規模效應，投產嚴重滯后于投資時限，沒有能夠快速獲得國內急需的自然資源。為此，中國企業，尤其是一些大型國有企業改變海外投資戰略，選擇了市場供給充分、技術成熟的工業化國家直接投資，如澳大利亞、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國家以及歐洲國家。實際上，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14%，其中西歐市場是中國企業投資海外并購的最主要目的國市場，歐洲許多成熟的原材料企業，礦企成為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主要選擇，中國國有企業占絕大多數比例，不過私營企業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過，在回歸分析中，分別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內部，都明顯存在負向線性關系，表明中國海外直接投資與投資國制度質量的優劣，沒有連續性負向關系，證明中國企業目前還是較多地偏好于制度質量較差的發展中國家。這也相悖于傳統的主流經濟學。然而，對于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這一特殊現象，也有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證明。張建紅、海柯·艾伯斯等（2010）對中國海外直接投資流量分析后發現，投資國制度環境對外資具有負向影響效應，尤其是海外直接投資流量前五個指標顯著性十分明顯；Luo，Y.D.，&Tung，R.L.（2007）也認為，一般來講，投資國制度質量越差，該國資源就越豐富，對中國的直接投資越具有吸引力。傳統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認為，發達國家是海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國家，因為，他們具有發展中國家缺失的經濟實力和先進技術，也就是他們的壟斷優勢，按此邏輯，海外直接投資就遵循著一種自然、順向的投資軌跡。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作為中等發達國家。海外直接投資既有順向流動，即在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也有逆向流動，即在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從資本流動基本規律來看，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更符合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與逆向資本流動相比，更具有正向優勢勢能差。一般來講，選擇經濟發展水平相差較大的國家，也就是制度環境較差的國家，可以獲得更大的優勢勢能差。
在回歸模型分析中，變量“海外關系網絡”檢驗值為正，而且在發達國家模型與全樣本模型中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達到5%。表明中國企業還是傾向于海外關系網絡最好的國家投資。從世界范圍來看，變量“海外關系網絡”與中國海外直接投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與假設2一致。其實，模型檢驗出變量“海外關系網絡”在空間距離上不顯著，符合Johanson and Vahlne（2009）的研究成果，他認為隨著交通通信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國際化運營經驗日益豐富、全球化進程對各國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不斷推動，缺乏“海外關系網絡”所導致的“外部者劣勢”（Liability of Outsidership）已經嚴重阻礙了企業全球化進程，并不是文化距離所形成的“外來者劣勢”（Liability of Foreignness）。他的結論同時也證明了“海外關系網絡”在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中的重要意義，也符合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商業文明的行為習慣和價值取向，也顯示出經濟全球化對企業國際化影響的新特征。
在回歸模型分析中，變量“雙邊投資協定”的檢驗值為正，與預期一致，而且只在發展中國家聚類群的子樣本模型中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尚不能確定雙邊投資協定是否促進了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但是，在回歸分析中，選擇制度環境較差的發展中國家進行回歸檢驗，得出變量“雙邊投資協定”的顯著性水平為5%，呈現正相關關系，表明與制度環境較差的國家簽訂雙邊投資協定，可以促進中國海外直接投資，與假設3一致。
現實來看，選擇制度環境較差的發展中國家簽訂雙邊投資協定，對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起到有效的促進作用。實際上，發達國家在海外直接投資時，也是采用同樣的方式。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海外直接投資的制度環境要求上，都需要法律透明、制度穩定，這完全符合社會經濟活動的內在規律。
四、結論與對策
通過對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非市場因素的實證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非市場因素的影響機制，使中國企業逐漸形成了自身獨有的非市場能力和非市場戰略，因此，與傳統的對外投資路徑比較，很多中國企業通常并不完全是首先培養所有權優勢和壟斷優勢，而是充分發揮非市場能力，選擇中國企業特有的海外直接投資路徑，較多地傾向于直接投資到制度環境較差的發展中國家。為此，中國政府應當加大“走出去”戰略的政策支持，充分發揮宏觀經濟穩定政策的正向效應，積極推動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
其次，考慮個人關系網絡的重要意義，中國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一般都選擇海外華人密集的國家和地區。通過構建互信關系網絡，減少市場不確定性、降低交易成本。為此，政府必須積極營造穩定的政治、經濟和外交環境，與世界廣大發展中國家建立友好互信的國際氛圍，建立完善的投資保障體系，幫助中國企業減少對個人關系網絡的過分依賴，從而降低風險。
第3篇：海外市場研究范文
[論文摘要] 面對海外零售企業的進入，國內零售市場的競爭將日益加劇，國內零售企業在堅守本土市場的同時，走出國門以求更寬松的生存空間是遲早的事。本文對零售企業在海外擴張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進行了探討。
隨著加入WTO，國內有關分銷領域限制逐步取消，海外實力強大的零售企業紛紛進入中國市場。面對海外零售企業的進入，國內零售市場的競爭將日益加劇，國內零售企業在堅守本土市場的同時，走出國門進行海外擴張以求更寬松的生存空間是遲早的事。近些年，國內少數零售企業也開始進行海外擴張，但由于種種原因，致使海外拓展之路付出了巨大代價。那么零售企業在海外擴張中，究竟應注意哪些問題呢？本文對此進行探討。
一、充分認識海外市場，選準東道國
零售業的跨國經營往往比制造業的跨國經營更復雜、更困難，因此，在決定是否進入海外市場時，必須進行充分的分析與論證。這是進行海外擴張的第一步。世界零售巨頭都特別重視海外市場調研工作。如沃爾瑪每進入一個外國市場，都要對該國各個方面的情況進行全面了解，以確定是否適合自己的發展。為進入中國市場，沃爾瑪曾經進行了長達6年的準備工作，1992年7月，沃爾瑪獲得進入中國的許可證后，沒有立即全面擴張，而是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專門從事中國市場的調查工作，這些都為沃爾瑪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相反，那些進入海外市場后出現失利局面的企業，往往都是事先對國際市場研究不足所致。如，我國第一個開拓海外市場（俄羅斯市場）的零售企業天客隆，在走出國門之前，雖然有國家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但天客隆集團在投資俄羅斯之前并沒有認真研究當地的投資環境、市場行情、風俗習慣、消費心理和政策法規等。導致天客隆海外拓展之路付出了巨大代價。顯然，對于國際化經驗不多的中國零售企業而言，在海外擴張前，應進行長期周密的全方位投資環境的調研分析，將擬投資國的社會環境因素（政治、法律、經濟、文化、地理氣候、基礎設施等）、人口因素、競爭因素等研究清楚，方可開始投資行動，以免重蹈天客隆覆轍。
在對海外市場作充分調研的基礎上，零售企業應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確定可以介入的目標市場，即選準東道國。零售企業海外擴張可以看成是零售企業市場范圍的地理擴大，為了最大程度地減少進入東道國的投資風險，大大降低海外擴張的成本，零售企業市場范圍的地理擴大過程一般經歷國內市場——國外鄰近市場——國外其它市場這樣幾個發展階段，許多跨國零售企業在海外擴張的地理路徑選擇過程中都遵循這樣的規律。如在國際化初期，家樂福主要選取地理、文化、習俗與法國比較接近的海外市場（諸如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南歐國家）進行擴張，隨后擴展到全歐洲、中南美洲和亞洲；美國沃爾瑪首選墨西哥與加拿大；法國家樂福首選比利時、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零售企業以亞洲沿海地區為主。這種優先開拓海外鄰近市場的擴張戰略在零售企業國際化的初期尤為明顯。我國零售企業在東道國的選擇上，可以選擇地理、文化等因素與我國相近的國家和地區作為投資首選點，如亞洲國家和地區，尤其是海外華人基礎較好的地區。
二、根據不同國家或地區情況，確定恰當的進入方式
確定恰當的進入方式對于整體實力尚不強大的中國零售企業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中國零售企業的風險承受能力是無法和沃爾瑪這樣的公司相比的，如同德國的投資失敗，沃爾瑪可以承受，對中國零售企業卻可能是致命的打擊。因此，在選擇投資方式時必須付出更多的努力。通常，零售企業進入海外市場的方式主要有四種：一是有機體式的擴展，即運用自己的資源從其他零售商處購買現有場地，或從零開始；二是收購，即通過出資加入一個已在正常經營的企業體系；三是合資經營，即尋找一個當地的合作伙伴共同投資建立一個合資企業；四是特許經營，即授予某個國家和地區特許經營權人經營權，簽訂協議。
由于各種海外擴張方式各有利弊，所以，零售企業應對所有可能的市場進入方式進行多項分析比較，即對控制力度、資源投入、所承擔風險等方面進行分析，最終選擇一種能使企業長期利益最大化的國際市場進入方式。這方面國際零售商的做法值得借鑒。沃爾瑪在墨西哥和中國的投資，采用了合資方式；在加拿大、德國、韓國、英國采用的是收購方式；在阿根廷選擇有機體式的擴展方式。瑞典宜家家居公司在鄰近的歐洲國家，采取并購和有機增長方式；但為擴展亞洲市場，宜家在1975年首先以特許經銷的方式進入香港市場；進入90年代以后，東歐市場成為宜家擴張的重點地區，在東歐就采取了并購方式進入。在當前情況下，中國零售企業由于資本和技術處于相對有限狀態，因此，在確定具體擴張方式時，就應根據不同情況進行選擇。初期可考慮以合資、特許經營和收購為主，當對東道國市場的適應性增強之后，再尋找時機過渡為獨資經營。但無論選擇哪種方式，都應采取相應的措施，以揚長避短。
三、針對多變的海外市場環境，適時調整經營策略
零售企業在進行海外擴張時，即使是進行了周密的海外市場調研，進行了科學的海外市場選擇、進入方式選擇以及業態決策等，但進入海外市場以后依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新情況，尤其是零售企業直接面臨的消費者市場的流動性和變動性更大，這就要求零售企業對原有的策略及時做出相應的調整以適應變化了的市場環境。這是企業在海外市場長期發展的根本保證。因此，盡管不同的國際零售商有著不同的經營策略，但他們在海外擴張的過程中都特別注意根據市場變化及時做出反應，以獲得成功或盡可能減少失敗的損失。沃爾瑪在1994年進入巴西市場時，采取率先降價的方法與對手競爭，而家樂福與其他當地競爭者也相繼降價，結果引起一場價格大戰。沃爾瑪出師不利，出現了虧損。在分析市場形勢，看清市場需求之后，沃爾瑪改變方針，從降價轉向提高服務質量，加深銷售產品的廣度和深度。最終成功壓倒了家樂福與當地的眾多小競爭對手，鞏固了在巴西市場中的地位。在進入中國市場時，沃爾瑪最早把華東地區的上海作為主要目標市場，但與其合作者談判失敗。沃爾瑪保持了高度的靈活性，很快與深圳國際投資公司合作，在深圳開設出中國的第一家店，自此沃爾瑪以深圳為中心開始布局中國市場。
由此可見，中國零售企業在進入海外市場后，不應固守進入前計劃好的策略，而應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調整自己的經營決策，如地址選擇、商品的組合策略、價格策略、服務策略、促銷策略等。只有不斷在新市場學習，不斷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做好策略調整，才有可能在海外新市場獲得持續性發展。當然，如果在東道國的零售網絡沒有帶來預期的經濟效益，企業也可以從戰略上考慮主動退出該市場，以便把有限的資源投入于其他更有利的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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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海外市場研究范文
>> 淺談日本與俄國對中國東北的爭奪 南珠――醫療保健的佳品 “南珠大王”和他的御真珠 東日本地震對中國市場的影響 東日本復合災害的本土應對與中國借鑒 中國光伏產業國內外市場研究以及未來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金先國：“南珠大王”真材實料做市場 東軟:用技術價值開拓國內外市場 東珠多杰帶著和尚玩音樂的居士 東日本大地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海”與“南珠”文化聯手助推北海旅游業發展 南珠熠熠映人生 伽南珠夢中緣 日本政府爭奪的實質何在 與張希騫爭奪日本姑娘 中國重汽天然氣重卡駛向國內外市場 中國古典硬木家具2000－2003年在國內外市場上的行情 中國，國際獵頭爭奪的陣地 日本東麗攜手劉薇拉開2012春夏中國國際時裝周序幕 中國應學習日本什么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200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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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海外市場研究范文
無論如何,一個幾千年來一向自視為天下之中央、拒國外商賈于千里之外的民族,已經走向世界,通過貿易與全球企業建立全新的關系。對于中國企業來說,這將是一個意義無比重大但也非常痛苦的過程:從恢復自信開始,經過潛心學習,逐漸學會以世界公認的市場規則以及現代營銷與溝通技巧與世界各地的消費者交往,在失敗中獲得真正的自信,直到贏得世人的尊重。
但從全球營銷和品牌成長的角度看,在國際化的過程中,中國企業至少要回答三個問題:如何了解各地顧客的需要?以什么產品通過什么渠道滿足他們的需要?如何在滿足顧客需要的過程中動態地改善自身的資源能力以及與各地社會的融合度?與日韓企業不同,中國這一代企業的成長環境不是一個足夠成熟的市場環境,而是一個政府強勢主導的多級政府政策機會導向極為重要的博弈環境。在此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大部分企業,其實在經營管理心智和經驗方面,并沒有足夠的準備,以市場語言和相關操作手段,在海外市場上與顧客以及相關的產業鏈合作者進行有效的溝通。同時,非常遺憾的是,在過去的30年間,能夠為中國企業提供營銷品牌管理和運作支持的中國本土專業服務機構并未得到很好的發展,中國企業到現在還無法找到理想的能夠進行長期戰略合作的咨詢與傳播服務機構,為它們提供伙伴式的服務(或者說中國企業還沒有學會與此類機構共存共榮)。因此,很多企業在走向海外市場時,不可避免地會遇到諸多挑戰。
如何把顧客需要作為一切營銷
乃至經營活動的核心
中國企業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首先面臨的難題是:如何將挖掘和理解顧客的需要作為所有營銷活動的出發點?這原本是營銷管理的基本出發點,但是坦率地說,在廣告手段花樣百出的中國市場,企業對于這個營銷基礎概念的理解和實踐仍處在初級階段。在每年30多萬億的GDP中,在理解顧客需求方面的市場研究費用支出,僅為區區的100億,而且其中大部分由國際公司支出。很多企業在廣告促銷上大把花錢,卻不愿意花錢了解顧客的需要是什么,顧客是否理解并喜歡它們的廣告。這種現象的背后是企業管理人員的很多假設,例如,“我自己就是顧客,我懂得他們想要什么”;或者,“最重要的是抓住政策機會,趕上了這樣的機會,顧客需要總是可以滿足的”。他們不相信營銷學闡述的基本規律:理解客戶是掌握市場的首要基礎;也不知道顧客使用相同的產品有時完全出于不同的理由,包括超越功能的理由,比起功能性需要,消費者更看重情感和文化方面的需要。在錯誤觀念的指導下,很多企業在走向海外市場時,可能在宏觀層面上對市場機會做過評估,但是在產品和傳播促銷層面,多半是憑直覺運作。所以,中國企業需要在這一方面徹底轉換自己的心智,真正以敬畏顧客、敬畏市場的方式,扎扎實實地研究各地的市場和顧客,并根據他們的需要恰當地調整市場營銷策略。
在理解顧客需要的方法論層面,中國企業也需要進一步加強在整體邏輯下的資料積累和分析的系統性和持續性,學會應用程序化的研究方法,探測各地消費者的內心世界。這也是很多中國企業在國內市場上表現得比較弱的一個方面。但是國內市場資料的不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靠經營者個人的經驗來彌補,但在國際市場上情況就不同了。我們很少聽說中國的個人或者家庭消費品品牌在海外市場做得很好,其原因就在于這些品牌難以了解海外個人消費者的深層次需要,尤其是一些與各地特殊的文化纏繞較緊密的消費觀念。上海家化佰草集化妝品是一個例外,2008年在法國上市后,很快成為法國女性消費者的新寵,一些消費者在柜臺無貨可售的情況下居然愿意預付定金購買佰草集化妝品。事實上,上海家化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全面應用系統的市場研究方法。佰草集在法國取得成功,恰恰是上海家化前期做足了基本功,進行了長達幾個月的消費者研究,最終找到了向法國女性解釋中國傳統植物養生概念的溝通方法,而不是簡單地貼上中醫藥標簽,生硬地兜售。
如何運用國際資源進行
產品創新和營銷創新
產品的不斷改進和創新是營銷工作的一個中心環節。一些中國企業并購海外企業,其動機就是獲得它們的產品研發和創新能力。這種帶著明確的戰略目標通過并購進行擴張的想法非常高明。的確,很多在不規則而快速變化的中國市場上成長起來的企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很難為了建立長久的、可持續的競爭力進行研發,以至于它們完全無法從戰略高度進行系統的技術開發,進而構筑重磅產品品牌。但是,當中國企業投入巨資購買了國外的研發團隊,卻發現自己不知道該如何管理國外的研發人員。一位中國企業的老總訴苦說:“這些工程師,拿了那么高的薪水,就是沒有責任心。他們從來不愿意加班,平時的工作我們也問不明白,效率太低了。”
這種由于文化觀念的不同以及異地管理或語言溝通不暢而引發的整合協調問題同樣出現在營銷工作的其他環節。例如,在如何制定既符合總部品牌整體策略又能夠照顧各個市場特殊需要的營銷策略的問題上,在為各個市場的銷售人員確定營銷目標和相應的激勵機制的問題上,都容易出現摩擦。圍繞這些問題進行討論甚至爭論,在一些企業是受到鼓勵的。但是,中國企業是否能夠予以包容,并有能力動員各種資源并領導相關力量實現最終的目標呢?為了解決諸如此類的問題,很多中國企業讓國外員工到中國總部參加培訓。但是,除了培訓之外,中國企業的員工如何理解并尊重外國員工的價值觀,在此基礎上與他們對話,增強互信,幫助他們理解中國企業的價值觀和中國企業成功的經驗,將有助于雙方形成一種全新的中國跨國企業文化。唯有如此,中國企業才能恰當地使用國際化過程中獲得的國際資源和營銷力量。
如何融入當地社會成為優秀的企業公民
當今世界,企業對于社會責任的擔當對于企業的品牌建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們回憶一下跨國公司的負面新聞在中國受到公眾的關注程度,就不得不提醒正在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務必要尊重各個市場的游戲規則,積極參與當地的社會責任擔當活動,這對于一個企業在當地樹立強有力的公眾形象大有裨益。事實上,作為一個客人,在別人家里做一個好公民是很困難的。
例如,在目前國外市場上如何恰當地詮釋自己的中國血統就需要精心考慮。最近商務部推出“中國制造,全球合作”的廣告提供了一個不錯的思路。它以合作的語氣告訴國際公眾,中國企業只是全球產業鏈的一環,中國企業樂于并善于合作,并為全球消費者能夠分享中國企業創造的價值而喜悅。根據我的經驗,在初到別人家門口的時候,和平地釋放善意,要比充滿張力地單向陳述自己的主張(比如,“我們是誠信的”,“我們的產品質量一流”等)要好得多。
第6篇：海外市場研究范文
據海關統計，2015年一季度我國共出口手機2.74億部，同比微增0.1%；出口額為270億美元，同比增長22.9%。一季度，我國手機出口總體呈現量減價增的趨勢，除2月出口量價齊升之外，其余兩個月出口數量均下降超10個百分點，但出口額卻同比增長。這表明一季度我國手機出口價格有較大幅度的提升。
對除北美外的重點市場出口表現不佳
一季度，我國手機對北美地區的美國和加拿大兩國市場出口增長較為突出。對美國出口手機2918.75萬部，同比增長31.6%，出口額為61.16億美元，同比增長56.1%；對加拿大出口手機176.09萬部，同比增長62.1%，出口額為4.13億美元，同比增長102.5%。美元匯率的持續攀升和加拿大元的升值，應是我國對這兩大市場出口增長明顯的重要原因。
除北美市場之外，我國手機對其余重點市場出口均表現不佳。歐元匯率下跌，部分影響了我國手機對歐洲市場的出口。一季度，我國對歐洲出口手機2275.76萬部，同比下降14.6%；出口額為35.73億美元，同比僅增長1.8%。
在出口前5位國別市場中，我國對日本和韓國出口下降明顯。一季度，我國對第3大國別市場韓國出口2400.38萬部，同比下降44.8%，出口額為24.42億美元，同比下降26.3%；對第5大市場日本出口562.22萬部，同比下降24.4%，出口額為13.79億美元，同比下降24.3%。
同時，美元匯率升值導致大多數新興國家的貨幣相對貶值，加之這些新興國家經濟增長乏力，削弱了我國手機對其出口的動力。一季度，我國手機對金磚國家及其他非洲、東盟等新興國家市場的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對俄羅斯出口202.47萬部，同比下降52%，出口額為1.65億美元，同比下降60%；對印度出口630.6萬部，同比下降18.7%，出口額為5.07億美元，同比增長23.6%。
過去一年表現搶眼的非洲市場一季度也略顯疲態：出口量為464.34萬部，同比下降14.2%，比上年同期下降169.3個百分點；出口額為3.33億美元，同比增長31.7%，比上年同期下降72.9個百分點。
一般貿易出口量近年來首次超過加工貿易
一季度，我國通過一般貿易方式出口手機量值為1.4億部和60.06億美元，分別增長19.9%和33.8%，遠超手機出口量值平均增幅，且比2014年同期分別增長了3.5個百分點和5.6個百分點；占比分別達到51%和22.2%，相比2014年同期提升了8.4個百分點和1.8個百分點。手機一般貿易出口價格繼續提升，一季度為每部43.03美元，同比增長11.6%。
通過加工貿易出口手機近年來首次低于一般貿易的出口數量，為1.31億部，同比下降15.2%，占比為47.9%；出口額為207.71億美元，同比增長21.2%，占比為76.9%。但加工貿易出口手機的單價同比有較大幅度增長，一季度為每部158.54美元，同比增長42.84%。加工貿易出口手機單價的提升，主要緣于美元的升值及蘋果的新款手機在全球范圍持續熱銷。這也是一季度我國手機出口呈現量減價增趨勢的主要原因。
廣東省手機出口仍排在第1位
廣東仍是我國出口手機最多的省份，一季度出口量為1.59億部，同比下降6.3%，占比為58.2%；出口額為101.49億美元，同比增長7.8%，占比37.6%。排名第2位的河南省，一季度出口手機1946.74萬部，同比增長20%，占比7.1%；出口額58.72億美元，同比增長27.1%，占比21.8%。接著依次是上海、天津和山東。一季度北京出口手機量值繼續下降，降幅分別達到75.6%和54.1%，已經跌出前5名。一季度重慶和陜西兩省市出口增長異常迅猛，重慶出口手機量值增長均超過12倍，陜西出口手機量值增長均超過50倍。
企業集中度繼續降低
一季度，我國共有715家企業出口手機，比上年同期增加72家，增幅為11.2%。出口額排名前10的企業占手機出口總額的比重為66.7%，比2014年同期下降2.9個百分點。在所有715家手機出口企業中，民營企業519家，占比72.6%；外資企業142家，占比19.86%；國有企業54家，占比7.55%。
在出口額排名前15位的企業中，有5家是富士康代工企業。一季度，這5家企業的出口額占手機出口總額的34.5%，比2014年同期上升了3.6個百分點。兩家三星的企業出口排名都進入了前5位，其出口額占手機出口總額的13%，比2014年同期下降了4個百分點。這也部分反映了全球最大的兩家手機企業目前的市場現狀。蘋果新款手機熱銷導致其市場份額逐步增大，而三星正處于一個發展的調整期，其市場份額正受到蘋果手機和來自中國的手機品牌的蠶食。
一季度，有2家自主品牌手機廠商出口排名進入前10，分別是排名第9的TCL和排名第10的中興。一季度，中興、華為、宇龍酷派、聯想、TCL和小米手機的出口額累計占我國手機出口總額的7%，2014年同期幾乎持平。一季度，我國自主品牌手機出口表現并不突出。
內需疲軟倒逼中國企業爭奪海外市場
市場研究機構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總體經濟成長趨緩、電信營運商手機補貼政策未見明顯提升，以及蘋果新款手機持續熱銷，共同導致我國自主品牌手機在國內市場的需求疲軟。
2015年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為2.91億部，同比下降9.2%。其中，自主品牌手機一季度出貨量僅為1.06億部，同比下降12.7%。此外，一季度國內市場智能手機銷量達到9900萬臺，較上一季度下跌了5.6%。據工信部的統計數據，截至2014年1月底，中國手機用戶已經達到12.35億，接近中國的人口總數，國內手機用戶量的發展已經達到天花板。我國手機市場日漸飽和，用戶增速的放緩開始倒逼各大廠商越來越注重海外市場的爭奪。
華為公司有關負責人透露，華為榮耀手機已進入全球74個國家和地區，目前華為海外市場進展有些快，未來海外市場布局會進一步聚焦。小米也剛剛完成在印度的首場全球會，推出在海外的首款手機Mi4i手機。據了解，接下來還將在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開售小米本地化版本。TCL更是國產手機出海的縮影之一。TCL剛剛的2015年一季度業績報告顯示，報告期內，其海外市場銷量達1350萬臺，中國市場銷量約為230萬臺。而最初便定位“放眼全球市場”的一加手機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年底，一加手機銷量突破了100萬臺，海外銷量超過一半。
縱觀各大手機廠商的出海版圖，除了華為和TCL在歐洲市場、中興在美國市場取得一定的市場份額外，大多數手機企業都是在歐美以外的亞非拉市場獲得了較好的發展，尤其是在印度和東南亞市場。
自主品牌發展迅速，品牌鴻溝依然存在
我國自主品牌手機近幾年發展迅速，成本優勢使得自主品牌手機在價格戰中比國際品牌更接地氣。特別是國產手機憑借出色的性價比，正在向蘋果、三星發起猛烈的攻勢。但是，且不論銷售額、利潤率和全球化這幾個國產手機較為弱勢的指標，單從技術創新的角度看，自主品牌手機與國際品牌手機的鴻溝也依然存在。
三星在屏幕、處理器、內存和電池等方面有著影響整個市場行業的供應鏈條，芯片方面的話語權也越來越強。相比之下，國內手機商只能充當“裝配工廠”的角色。而在國際化拓展上，除了專利上的匱乏之外，對國際市場水土不服、品牌議價能力不足等因素，都制約了國產手機“出海”。
據蘋果公司最新財報顯示，一季度蘋果手機在中國市場的銷量首次超過在美國市場的銷量，中國成為蘋果手機全球最大的市場。這進一步說明蘋果在中國市場仍然擁有非常高的品牌價值。
第7篇：海外市場研究范文
但是，自在美國本土市場獲取立足之地的那一天起，百事可樂一直沒有放松對國際市場的爭奪。百事可樂的國際化進程可分為四個階段 ：
1．起步期（1934-1949），就近拓展美洲市場。以1934年5月百事可樂加拿大公司成立為先導，先后拓展了古巴、墨西哥、玻多里哥等，至1943年基本完成在拉美國家的布局，并開始開拓英國、中東市場。這一階段的標志性事件為1937年百事可樂國際公司成立， 自始，百事開始將國際業務獨立出來，為國際化作好了組織準備。但是這一階段僅具嘗試性布點的意義，海外市場的規模對于公司微不足道。
2．快速發展期（20世紀50年代），搶占“真空地帶”。在完成初期布點后，為了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占領市場，在美國本土靠低價策略成為緊逼可口可樂的全美第二大飲料公司的同時，百事可樂以可口可樂暫時無暇顧及的“真空地帶”為主戰場，在蘇聯、東歐、中東、非洲等快速低成本擴張，產品迅速遍及8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海外建立了200余家罐裝廠，國際市場的銷量增長了5倍，并在前蘇聯、委內瑞拉、中東部分國家獲得優勢地位。這一階段的標志事件是1959年前蘇聯市場的成功開拓，從此百事可樂一直在前蘇聯市場壟斷了26年。
3．全面擴張期（20世紀60-90年代初），在全球所有市場向可口可樂發動全面進攻。50年代的初步成功使百事可樂國際化的信心十足，開始追隨可口可樂全面進入國際市場，并順利進軍印度、日本、中國等戰略市場，產品遍及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然而，這一時期，由于國際化經驗相對不足，在各市場平均分配力量，且對營銷的本土化重視不夠，不但沒有縮小與對手在國際化方面的差距，反而在前蘇聯、德國等重要市場獲得慘敗。這一階段的標志事件是1985年前蘇聯市場的失手，至今在前蘇聯市場仍落后于可口可樂。
第8篇：海外市場研究范文
電商平臺加快“出海”
近日，中國最大的網絡零售商之一―京東商城宣布進軍俄羅斯市場。而與京東商城一樣，阿里巴巴、大龍網等諸多國內電商巨頭也都紛紛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以求拓展新市場，進一步完善產業鏈。
以京東為首，京東商城在進軍俄羅斯市場的第一步是開放俄語網頁。同時，京東商城在俄與物流運營商SPSRExpress簽署了合作協議，并準備與其他快遞公司合作，發展自己的送貨基地。根據京東商城的評估，在俄羅斯，網購僅占零售額的2%-3%，而互聯網普及率達到了70%，市場潛力巨大。據預測，到2016年，俄羅斯網上銷售額將超過160億美元。
另一電商巨頭阿里巴巴不僅已在俄羅斯布局完畢，還瞄準了美國市場。不久前，阿里巴巴集團宣布斥資5600萬美元購買美國母嬰用品類電商Zulily的480萬股A類股。至此，阿里巴巴已成為該企業最大的外國股東。在業界看來，阿里巴巴與Zulily聯姻將帶來雙贏局面：一方面幫助阿里巴巴加快進軍美國市場，另一方面也有助于Zulily進入亞洲市場。
另一家中國電子商務公司大龍網也已在俄羅斯成立分公司，采取“倉儲就近原則”建立中轉站，讓俄羅斯客戶能夠更加便捷地拿到貨物。5月底，大龍網在莫斯科開設了第一家中國精品互動體驗館，開幕當天就有100多家國內數碼電子商品制造商攜產品來俄尋找買家，而大龍網每月也將組織兩次中國品牌與當地零售商的見面會。
一份來自第三方市場研究機構的最新數據顯示，國內147家電商平臺中，有46%的商家已經開展了海外業務，34%的商家正在計劃向海外市場進軍，國內電商向海外開拓的步伐正在不斷加快。
多重利好護航“出海”
艾媒咨詢CEO張毅說，電商在國內的競爭已成“紅海”，而俄羅斯、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正成為中國電商著力開拓的“藍海”。例如，2014年俄羅斯網購市場增長31%，交易額達7130億盧布，但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占比不到2%，而在中國，網購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的占比已突破10%，這無疑是海外電商平臺進入俄羅斯市場的最佳機會。
不僅國外有市場，政策層面也有支持。在“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大背景下，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的《關于促進跨境電子商務健康快速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支持國內企業利用電子商務開展對外貿易，鼓勵有實力的企業做大做強，從優化海關監管到提供財政金融支持，都給出了支持政策。
此外，本次出臺的意見，還就規范跨境電子商務經營行為，發揮行業組織作用和加強多雙邊國際合作等方面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這有利于解決目前一系列“灰色地帶”問題，幫助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為跨境電商企業免除后顧之憂。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分析師莫岱青指出，在中國外貿增速放緩的背景下，國內電商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將形成新的外貿增長點，中小微企業借助電商平臺參與全球貿易，有助于他們從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向中高端攀升，這與“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大方向完全契合。
支付與配送成關鍵
雖然國外有市場，政策有支持，中國電商在海外已經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想要在海外做大做強，也并非一帆風順。
在美國市場，亞馬遜和易貝仍然是電商行業的主導者，沃爾瑪、百思買等大型零售商也已經在細分市場里占有一片天地。盡管網上交易額僅占美國消費總額的10%左右，但美國的電商市場已相當擁擠，中國電商雖然通過并購等形式進入，但要想擁有競爭力，體現差異化優勢，并非易事。
此外，語言溝通、文化差異等也是問題。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分析師莫岱青說，經營俄語版速賣通網站的工作人員大部分在杭州。這個僅20多人的團隊不僅要負責網站維護，還要根據俄羅斯國情策劃各種促銷活動。目前，速賣通網站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自動翻譯的商品信息不夠準確，因為大部分賣家不懂外語。無獨有偶，進軍巴西的中國電商也遇到了類似問題。中國電商的賣家大多只會英文交流，而不少巴西買家則只會葡萄牙語，不少巴西買家想通過中國電商購物，但因為語言不通只能放棄。
同時，業內人士坦言，中國電商要拓展海外業務，支付、配送等支撐體系是事關成敗的關鍵。跨境購物流速度慢，無論對買家還是賣家都是痛。“以前這種跨境物流時間一般在45天左右，長一點的甚至需要90天。比如冬天買的衣服可能到春天甚至是夏天才能送到。”俄速通CEO于航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采訪時說。運送時間普遍較長的確是中國電商在拓展海外業務時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第9篇：海外市場研究范文
在充分聽取參會代表的建議后，本屆評選規則再次進行了合理微調，包括進一步細化保險公司、銀行資產管理部、證券公司資產管理部、私募基金的票數、權重及可投票范圍；其中，對私募基金獲得投票權的門檻進行了合理微調。此外，“最佳海外市場”、“最佳新三板研究”獎項進一步明確了投票人范圍；“最具潛力研究機構”規則調整為“機構中無分析師進入當年各研究領域的前五名，將這些機構的分析師所獲得分加總后進行排名，總分最高者當選”。
7月下旬，本屆評選投票人征集啟動，在隨后為期1個月的征集期內，新財富共收到近2200家機構1萬多位機構投資者的申請信息，基本全面覆蓋目前A股市場中上規模的主流投資機構。
按照已的《第十四屆新財富最佳分析師評選辦法》，經券商研究機構推薦、機構投資者自薦和資格審核后，共有來自1100余家機構的4000多位機構投資者獲得本屆評選投票權，投票人數較2015年增長17%，增量主要來自于公募基金、保險資管、銀行等主流投資機構。1100余家機構中，包括104家公募基金、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中國保險保障基金有限責任公司、42家銀行、全部24家保險資產管理公司、103家保險、88家證券公司、511家私募基金、37家信托公司、54家財務公司/大型集團資產管理公司、182家QFII/海外投資機構等，投票機構管理的資產規模合計超35萬億元（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