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的基本特點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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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小農經濟的基本特點范文

    一、古代中國土地制度的演變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諸方面的關系。中國古代社會的土地制度經歷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隸主階級國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會,土地屬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隸社會,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實行的井田制為代表的土地國有制,經濟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從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榮。春秋時期,隨著鐵農具的出現、牛耕的推廣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開墾為私田,加之兼并戰爭頻繁,土地轉讓關系進一步發展,在井田上耕種的勞動力減少,井田制遭到破壞。魯國實行按畝收稅,其他諸侯國也競相效仿,這實際上承認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國以及其他諸侯國先后進行變法,廢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從而解放了生產力,促進新興地主階級的發展壯大,自耕農成為國家賦稅的主要承擔者。

    二、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政策

    重農抑商政策強調發展農耕,限制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它是古代中國歷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經濟政策。海禁與閉關鎖國政策主要指禁止國人出海貿易,嚴格限制外商來華貿易。重農抑商政策與閉關鎖國政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可從實施階段、目的、影響等方面進行比較。

    1.實施階段:前者實施于戰國時期,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后者實施于封建社會衰落時期。

    2.實施目的:前者在于壓制商人勢力,維護封建統治經濟基礎;后者在于防御外來殖民勢力,維護封建體制。

    3.根本目的:兩者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前者是要嚴格控制國內市場和商業活動,后者是要禁止國人出海貿易,限制外商來華貿易。

    4.影響:兩者都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前者在封建社會初期有利于農業的發展,到中后期則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后者有一定的自衛作用,但不利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使中國長期與世界隔絕,限制了中國與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使中國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經濟部門的特征

    1.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特點

    把握古代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可從生產模式、生產方式、農業結構等角度著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生產的基本模式,以小農個體經營為主是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精耕細作技術是我國古代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農經濟以家庭為生產、生活單位,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在沒有天災、戰亂和苛政的情況下,“男耕女織”式的小農經濟可以使農民勉強自給自足。從農業結構上看,以糧食種植業為主,以家畜飼養為輔。中國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農業經濟發展基礎上取得的。小農經濟是推動精耕細作技術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中國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礎。但是,小農經濟狹小的生產規模和簡單的分工,很難擴大再生產,阻礙了社會分工和交換經濟的發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為阻礙社會生產發展的因素。

    2.古代中國手工業發展特征

    古代手工業是指依靠手工勞動,使用簡單工具的小規模工業生產。手工業產生時從屬于農業,主要表現為家庭手工業。在原始社會末期,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所以,手工業的第一個特點是其生產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夏商周時期以青銅鑄造為代表的手工業,由官府壟斷、政府直接經營,進行集中的大作坊生產。春秋戰國時期,逐步形成了官營、私營、家庭手工業三種經營形態。官營手工業產品精美,享譽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明中葉以后紡織、制瓷、礦冶等行業中,私營手工業后來居上,占據社會手工業生產的主導地位;而家庭手工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穩定小農經濟,但技術落后,生產分散,妨礙了市場的發育。這是古代手工業發展的第二個特點,即官營、私營和家庭手工業三種經濟形態并存,官營手工業占據特殊地位。第三個特點則是手工業的生產技術不斷進步,長期領先于世界,產品遠銷海外。第四個特點就是手工業生產部門不斷增加,勞動分工越來越細,著名的有冶金、絲織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業發展與農業發展緊密結合,并長期受到農業生產的制約,手工業的布局隨著經濟重心南移而變化也是古代手工業發展的一大特點。

第2篇：小農經濟的基本特點范文

關鍵詞：小農經濟；農產品流通；集約化農業經濟

中圖分類號： F304.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1974/nyyjs.20160332057

前言

我國農村土地從實行以來，就形成了農村土地分散經營、一家一戶在一塊小土地上獨立耕作的小農經濟模式。小農經濟在改革開放初期為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做出較大的貢獻。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小農經濟的低組織化、小規模、耕地零碎化等問題越來越成為對發展現代農業的制約。農戶的分散化經營， 也使得他們在面對農產品收購企業或參與農產品市場交易的過程中勢單力薄， 無法與組織化程度極高的農產品購買集團（中間商）相抗衡，獲得平等的談判地位[1]。

1 農產品的流通環節

商品交換是實現價值的關鍵，流通是實現商品交換的必要條件，因此流通環節是經濟社會的一個重要環節。農產品流通環節也不例外，是實現農民經濟收入的主要途徑。雖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及農產品商品化率的提高， 我國農產品流通體系日益完善， 但依然存在基礎不牢、效率不高、渠道不穩， 農產品買難賣難問題時有發生， 農產品在整個流通環節的利益分配機制不協調等問題[2]。

目前我國農產品的流通渠道主要有：農貿市場零售、批發市場收購、龍頭企業收購及中間商收購等多渠道并存，其中通過中間商收購在農產品流通渠道中占有較大的比重，而且批發市場及龍頭企業的收購渠道也往往被中間商所壟斷。因此，農民生產出來的農產品主要是通過中間商渠道進入市場。

由于中間商處于絕對壟斷地位，因此可以往往通過控制出貨量來控制終端市場的商品流通總量從而控制終端市場的商品價格；因出貨量的控制使得收購市場產品積壓，中間商又可以通過壓低收購價格來獲得高額的利差，這就是源頭上農產品出現嚴重過剩，但是終端市場價格依然堅挺的根本原因。

由于終端市場的準入制度、產品等級分類、保鮮、包裝、物流、倉儲等因素的制約，個體農戶因其規模小、零散化的特點，使其除了少量的產品在臨近農貿市場直接銷售外很難突破中間商的渠道直接向終端市場供貨。而臨近農貿市場的容量有限，遠無法容納農產品銷售需求；臨近農貿市場產品供應量充足，價格不高，個體農戶的收益不理想。

近年來隨著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大量的農產品通過電商平臺走向市場，有些觀點認為可以通過電商平臺來破解農產品在流通環節中受制于中間商的難題。電子商務作為一種全新的商務模式，在某種程度上確實能夠突破傳統的商業流通渠道，減少流通環節，促進商品流通。然而，通過電子商務平臺實現商品流通同樣要解決產品等級分類、包裝、物流、保鮮、倉儲及網上營銷等問題，對小規模、零散化的個體農戶而言這些問題還是無法解決。

電子商務雖然無法打破農產品流通環節中中間商的壟斷地位，但對促進農村品流通、減少流通環節依然有著積極的意義。在傳統市場模式下因準入制度等原因，中間商很難于直接進入終端市場，中間商只能通過向生產者（農戶）手上收購產品，再將產品賣給終端零售商，中間商通過賺取價差來獲得利潤，終端市場由零售商壟斷。但是，電子商務平臺的應用使得中間商可以輕易突破零售商在終端市場的壟斷地位，利用電子商務平臺中間商可以直接將商品輸送到終端客戶手上。電子商務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流通環節，為中間商提供更多的利潤，在這種情況下中間商有可能會適當讓利給前段市場，讓農戶獲取一定的利潤來提高生產及產品品質控制的積極性，但同樣無法打破中間商在整個市場流通環節上的壟斷地位，在整個市場的流通環節中個體農戶同樣沒有任何的話語權。

在農產品的銷售流通環節中，中間商占著絕對壟斷的地位，向上可以通過控制供貨量、抬高價格來壓縮終端零售商的利潤，向下可以通過減少收購量來造成產品積壓、壓低收購價格。那么如何打破農產品在流通環節中間商的壟斷地位是決定農村經濟發展、提高農民積極性的一個重要課題。

2 農產品流通環節中的出現中間商壟斷的原因

目前我國農產品流通環節中出現中間商處于絕對壟斷地位的原因主要有：個體農戶為主體的分散式小農經濟難于適應現在經濟社會的發展。現在經濟社會的市場準入制度、產品等級分類、包裝、物流、保鮮、倉儲等成本因素決定著產品沒有達到一定的規模是無法立足市場。分散式小農經濟模式意味著每個生產者都有極強的自主性、零散性，而每個生產者的產量都遠達不到市場基本的準入規模，分散式小農經濟對市場反應遲鈍、市場的監控能力較差；中間商是經過多年的經營逐漸發展壯大的，他們對市場有著較強的預測和監控能力，能及時對市場的變化做出響應，并且其規模較大，能有效控制產品等級分類、包裝、物流、保鮮、倉儲等成本以實現規模效益；中間商資金雄厚，市場經驗豐富，組織化程度高，并形成一定規模的市場聯盟，通過市場聯盟來實現流通對環節的壟斷。

3 突破小農經濟，發展集約化農業經濟

由于中間商在農產品流通環節中占據壟斷地位，農產品無法從生產直接面向消費，流通環節多、流通效率低、流通成本高，擠壓了生產者利潤的同時抬高消費者的成本，對農業經濟的發展及農民的經濟收入帶來一定的負面作用。

農產品在流通環節中出現中間商壟斷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流通環節，而是在生產環節。以個體承包戶為主體的分散式小農經濟在生產規模、產品質量控制、組織化程度、資金等方面都遠達不到現代經濟社會的市場準入規模，因而不得不依托中間商環節來實現產品的流通。因此，只有大力推進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的流轉，突破分散式小農經濟模式、引入集約化農業經濟以實現規模化生產，通過規模效益來打破農產品在流通環節中中間商的壟斷地位，將農產品直接推向終端市場。集約化農業經濟與終端市場的直接對接可以有效減少農產品的流通環節、提高農產品的流通效率、穩定農產品市場供應、降低農業風險、減少農產品市場價格的無序波動。集約化農業經濟是促進農產品流通、穩定農產品市場供應的重要手段，也是解決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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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小農經濟的基本特點范文

[關鍵詞]誠信缺失 集體生活 公共觀念 紀律習慣 法治精神

[中圖分類號]C91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2）10-0026-01

什么是“集體生活”，“那是一個組織，不僅是一種以關系的存在，組織特點的范圍，在有范圍（不能無邊際）與主腦（需有中樞機關）。他的范圍超出家族，且并不依于家族為組織的出發點。主要根據范圍是占領，宗教或著其他的范圍內，大家都覺得約束，總是時時刻刻與自己的利害關系有關聯。”符合上述標準的，就是我們談論的集體生活。就以上標準可以衡量出中國人缺乏集體生活。

在西方，基督教“博愛”的理念深入人心。圣經說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人，每個人都是平等相稱的兄弟姐妹。這一方面促進了宗教的盛行，另一方面促進了“利他主義”在人們的生活中生根發芽，在現實生活中進一步推動行動去幫助別人。中國人沒有宗教，有些人可能不同意這個觀點，這是因為許多人模糊信念和概念之間，像向上帝祈禱，是信念。中國的社會組織大多是基于血親、姻親的形式，這樣的組織和“集體生活”中提到的組織相差很遠。

缺乏集體生活與誠信缺失是否有因果聯系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從集體生活缺乏的表現上來談論該問題。

傳統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是產生缺乏社會誠信現象的經濟根源。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體現的是人與自然博弈不同于社會化大分工體現的人與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體的機會主義意識。當然，小農經濟有家庭內部的經濟分工，所以，小農經濟所導致的誠信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家庭誠信，而非社會誠信。少與不相互“知根知底”的“異族”打交道，不需要用契約避免被騙。

一、公共觀念淡薄

傳統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是社會信用缺乏經濟現象的原因。提供自給的小農經濟反映了人與自然的競爭不同于社會分工中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前者有助于競爭機會主義意識的誕生。農業社會，小農經濟有家庭內部的經濟分工，其誠信關系多在于家庭中。家族的基本生活方式，造成了中國傳統社會中人口不流動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使發生人口流動，中國不傾向于別的單位進入其中，但以家族為單位，移動到一個地方。在這樣的環境中，避免欺詐合同是多余的，簡單地說，一個家庭生活中不會互相欺騙，危機只發生在家外，自然也沒有立約。但是，對于一個不誠實的農業社會，它會帶來太多的不利因素或支付的成本太高。中國有諺語：“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誠信，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說得很清楚。可見，契約精神依賴于社會。不“知根知底”的時候很少，所以自然不要求合同。在這種情況下，公眾的想法是無法形成的。

二、紀律習慣差，不講規則

因為中國的誠信往往存在于宗法社會土壤，熟人、朋友、親戚等狹窄范圍的傳統文化中。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熟人、血緣家庭關系和延伸出來的其他社會關系構成的最基本的社會環境。在熟人社會中，熟人就是信用憑證，人們相信那些喜歡、熟悉、尊重的人的承諾，其他道德判斷經常憑自己的直覺，是基于情感而不是理性的。在這種情況下，紀律、規則的作用也大大減弱。

三、組織能力差，習慣窩里斗

所謂的“窩里斗”，實際上指的是一些病態的人在一個很小的環境中競爭。中國有句古話：“站起來的椽子先爛。”當一個人是成功的，超越別人的，周圍所有的人都想趕上，把他拖下來。事實上，中國的嫉妒“窩里斗”的現象一直存在，封建社會的王室為了爭奪帝國的戰斗，早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感嘆。

四、法治精神差

第4篇：小農經濟的基本特點范文

范德普勒格將當下主流的農業模式歸納為小農農業、企業農業與公司農業，通過對這3種農業模式的介紹、描述與案例分析，為讀者完整地呈現出各個模式的特點與運作方式。通過與其他農業模式的對比與聯系，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即認為小農模式不僅不會消亡反而會不斷發展。在以往的思潮中，韋伯和馬克思等人都認為，小農家庭經營將被使用自由雇工的農業企業所取代，傳統鄉村社會將瓦解和消亡，然而追求利潤最大化和高度集中的運作方式其實存在許多隱患與弊端，無法滿足生產者與消費者共享的價值觀。作者的這一觀點其實也與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中的觀點不謀而合，第二次浪潮的高度集權終會被第三次浪潮的分散、短鏈化替代，不同于工業經濟社會人們趨向于物化的情況，人們將擁有更多的自主性。

在著作的最后，作者提出了小農原則的概念，即“小農原則是一種解放性概念，是小農境地在未來的映射，它既由帝國引發，又是對帝國的一種回應”。實際上，小農原則的核心在于構建一個生態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的三重運動，這些資本的重建作為小農農業賴以創立的主要資源。

書中提到在農業危機方面，小農原則包含了三個關鍵逆轉：對自然的回歸、地方和地區的自我規范替代遠程控制以及食品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在這三個方面，目前在我國的小農農業上有著不同程度的體現。本文就這三方面，對我國小農農業中小農原則的體現進行思考與討論。

1 對自然的回歸

在范德普勒格的定義中，小農農業模式是以生態資本的持久利用為基礎的。這就必然要回歸自然，在對資源高效利用的同時要尊重生物生命。自然如土地、動植物、水、生態循環等被用來創建一種資源庫，人們通過勞動、知識、市場等資本對資源庫進行補充。不同于企I農業與公司農業，小農農業的資源庫更加尊重生命，更加生機勃勃。但其實在我國目前的觀點與主張中，多數人更加支持“阻礙發展論”、“消亡論”、“農業內卷化”等理論，認為農業資本化會替代小農農業。

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我國主張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為了在農業生產實踐中兼顧農業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我國開展了優化農業生態系統的行動。2002年農業部為進一步促進生態農業的發展，向全國征集了370種生態農業模式或技術體系，最終經過反復篩選，確定了具有代表性的十大類型生態模式，較為常見的有北方的“四位一體”生態農業模式、南方的“豬-沼-果”生態農業模式；和西北“五配套”生態農業模式。其中“四位一體”模式是我國北方典型的生態農業模式，它將沼氣池、豬舍、蔬菜栽培與日光溫室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生態系統中能量多級利用和物質循環再生，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這種模式也是北方地區的家庭生態系統模式，運用該模式，冬季北方地區室內外溫差可達30℃以上，溫室內的喜溫果蔬正常生長，沼氣發酵安全可靠。這種生態農業模式一般由家庭農場為單位運轉，形成一種循環系統。

生態農業模式的推行有別于企業農業與公司農業一味追求利潤而壓榨自然資源，更加傾向于可持續發展。如今“可持續發展”在各個領域都被作為追求的目標，但是實際情況下大多數生產者因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無法滿足這個需求。生態農業模式正是以小規模模式從根本上實現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雖然在具體實踐中，我國生態農業仍面臨著資源可持續技術缺乏等問題，但小農仍然是我國農業基本生產單位，也是構成生態農業發展系統的重要細胞單元，這一點是大規模農業無法實現的。

2 地方和地區的自我規范

發達國家的農業大多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發展中國家絕大多數農民屬于小農生產者。無論是農戶之間通過聯合與合作所建立的各種組織，還是工商企業組織等外部組織的進入，均不能完全替代家庭在農業生產中的地位。

小農經濟并不意味著是和農業現代化背道而馳，恰恰相反，在一些學者的實地調研中發現，大規模化生產并不適應我國農村農業的發展，農業經營主體始終要以小農為基礎。大規模的商品生產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特征，但是小農家庭農場進行商品生產的生產目標與資本主義企業截然不同，它的生產活動是以家庭為核心的，以滿足家庭需求為目標。農業現代化歸根結底是全體小農農業生產經營的現代化，其實質是在穩定農戶承包經營權的基礎上實現適度聯合，以抵抗大市場風險。而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相關政策強調以“農戶經營為基礎”，至今近90%的耕地和80%的糧食產量仍由農戶家庭承包經營。

耿店村地處山東省茌平縣賈寨鄉腹地，是當地有名的“大棚村”，家家戶戶搞大棚，全村有310多個冬暖式大棚。冬暖棚以越冬栽培為主，品種主要以黃瓜、蕓豆、尖椒、圓椒、櫻桃、西紅柿，茄子等蔬菜為主，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每棚收入已達到3.5萬元。當地的農業生產并沒有被使用自由雇用勞動力的農業企業所替代，而是仍然以家庭經營為主體。整個村莊在村干部的幫扶領導下良好運轉，在自我規范的過程中更加具有凝聚力與活力。通過市場化的農業經營，耿店村成立了一、六農貿市集市場、花生市場，完善了一系列生產銷售鏈的活動。在耿店村村干部的組織與努力下，農戶并不是作為孤立的、互不相干的經營個體而存在，而是變成了一個緊密的共同體，在村集體的服務與支持下，創造了更好的經濟效益，形成良性循環。

當前，小農經濟的發展面臨著小規模與大市場之間的困境，在多類經營主體并存的情況下，小規模經營且分散的家庭經營模式可能會出現單個農戶無法與大市場銜接、抵御市場風險能力低、交易費用成本高等問題，構建綜合性農民合作組織對于化解這一難題是一個有益的突破口，這一過程中少不了地方與地區的自我規范。

3 反對匿名市場體系，新的流動方式

現代食品生產是大工業化的，通過價格優勢以規模效應取勝。匿名的全球性市場使生產者與消費者分割開來，終端銷售市場完全是陌生人市場。在這種背景下，由于監管不力等多方面原因，近年來我國出現了多起食品安全問題。在我國的食品問題中，最為普遍的事故是由非食用物質添加造成的，比如瘦肉精、蘇丹紅、三聚氰胺等對人類健康有害的物質。為了追求利益而添加有害物質這種行為無論是從法律還是道德層面都是不會被原諒的，而匿名的市場體系也為生產者、銷售者添加了一層有恃無恐的保護膜。在現代食品市場的匿名交易制度下，消費者需要透明的信息來做出正確的選擇，便出現了新的流動方式，比如巢狀市場等。

巢狀市場興起于歐洲農村發展的進程之中。在為了實現歐洲農村農業發展的背景下，重新配置農村資源，提倡農I的多功能性，體現并代表城鎮和鄉村、農業與更廣泛的社會之間的新關系。為了反抗“食品帝國”對于世界食物體系的控制，新的巢狀市場的出現嵌入在新的制度體系之中，以公共池塘資源為基礎，通過特定生產者生產出來的高質量農產品與特定的消費者直接聯結。巢狀市場的中間環節比較少，基本也都是由農民參與或掌控，因此這通常意味著他們會得到對于農民生產者來說的高價格，以及對于消費者的低價格。農產品生產者在巢狀市場中能夠獲得比在一般市場中更多的農產品附加值，對于消費者來說，也省去了許多中間環節與額外支付，生產鏈更加透明放心。

河北易縣的手工紅薯粉條的流通即可看作是巢狀市場的雛形，它擁有相對固定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二者之間是完全透明公開的。需要特定的生產者，其消費者也是親戚或通過親朋介紹而來，由于對食品安全的要求而直接從生產者處購買。在我國巢狀市場的發展下，易縣桑崗村的生產銷售鏈已初具規模。桑崗村農副產品生產小組組長張長春常通過網絡形式在新浪博客上發表文章，與消費者交流溝通。在實際操作中也表示，由于缺少對消費者需求的了解，在組織生產、包裝、運輸等方面還沒有經驗，小部分產品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豬肉過肥、包裝不夠規范等等。在2013年，當地的養羊專業戶，針對豬肉太肥的問題，表示愿意為城市消費者放養1～2頭豬，每天讓豬和羊一起上山運動。據說這樣的豬還是以吃糧食為主，所以肉不會特別瘦，但體重應該不會特別重，關鍵是豬的心情快樂。這種放養豬的價格要比圈養豬貴一些，也希望消費者幾戶一起包購。隨著經驗的不斷累積和不斷地學習，農戶們對巢狀市場的理念也有了更深的理解與更清楚的認識。桑崗村農戶們也在不斷調整生產方式和組織過程，使巢狀市場的運行更加順利。

的確，這種新的流通方式在一開始會有很大的阻力，因為缺乏市場與經驗，而且由于價格比大規模生產昂貴，所以難以快速進入普通人的生活。但相信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重視以及未來趨勢的影響，巢狀市場的前景會更加廣闊。

從眾多地方實踐的結果來看，小農原則被不斷映證。大眾也逐漸認識到農業現代化的實質與農業發展的未來并不是掌握在“食品帝國”的手里，小農經濟的重要性是無法被替代的。我國的小農農業也需要在現代化進程中逐漸找到適應自身的方式，無論是對農戶自身還是為農村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都貢獻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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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小農經濟的基本特點范文

關鍵詞：貧困；普惠制；金融體系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8)01-0021-06

一、問題的提出

發展中國家由于存在普遍的金融抑制（麥金農和肖，1973），使得金融成為制約我國農村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這是理論界已達成的共識。金融抑制理論認為，在貧困地區，由于體制和政策等各種人為因素的影響，阻礙了金融體系的正常健康發展，進而使得經濟和金融之間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狀況。按照麥金農的理論，為消除金融抑制，必須采取放松金融管制為主要內容的金融深化手段。

針對我國農村地區尤其是經濟落后地區金融抑制現象的存在，近年來不少學者從農村微觀金融需求的視角出發，分析了解決農村金融困境的出路。王芳（2005）認為，與典型中國的小農家族的需求相適應的，只能是人情借貸、互助信用、民間借貸和國家農貸等傳統金融安排。只有當公共保障機制取代家族保險功能，農民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現代商業性金融才可能引入農村。現階段中國需要的是一個多層次、梯度化的農村金融制度。[1]王醒男（2006）將我國農村金融需求概括為農村發展需求、農業生產需求和農民生活需求三個層次，認為農村金融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是滿足農村金融需求的現實選擇。[2]謝麗霜（2007）將西部欠發達地區農戶融資需求總結為具有融資規模小、融資的非生產性目的突出、偏好內源融資和熟人借貸等特征，進一步驗證了張杰、王芳等人關于農戶小農經濟背景下的金融需求特征。[3]周立（2007）進一步將農村金融金融市場歸納為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缺乏可抵押物、特質性成本與風險、非生產性借貸等四大基本問題，并提出了正式―非正式金融部門的垂直合作改革思路，即正式部門對非正式放貸人放貸，非正式放貸人再向農村的信貸需求者或其他的中間人放貸，由此形成一種兩部門垂直合作的金融體系。[4]王元（2006）曾經提出過同樣的農村金融改革思路。[5]

應該承認，從農村金融需求的角度提出按照市場化的思路來解決農村金融尤其是貧困地區農村金融問題，這是一個途徑。但這些農村金融發展的思路存在一個共同的難題，那就是貧困地區貧困的農戶依靠自身的條件可能仍然無法達到商業性金融供給的條件。貧困地區的農戶屬于經濟弱勢群體，大多數人還掙扎在貧困線上，商品市場意識極為淡薄，基本不具有作為市場經濟參與者的資格，這些因素有可能導致這些農村金融改革的思路在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如何構建貧困地區所有的中低收入經濟主體都受惠的農村金融體系，需要進行深入地探討。

二、國內外關于普惠制金融理論研究的文獻綜述及在我國的實踐

為消除貧困地區嚴重的金融抑制，使被排斥于金融服務之外大量的窮人等中低收入經濟群體能享受平等的金融服務，以幫助窮人和低收入群體為服務宗旨的普惠制金融理論被廣為接受并在國內得到大面積的實踐，為我國在貧困地區建立普惠制金融體系積累了一定的經驗。

（一）國外關于普惠制金融的研究

普惠制金融概念的產生源于二十多年前發展中國家傳統的農村金融政策普遍失敗的背景下，以服務于貧困或低收入群體的小額信貸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小額信貸是指專向貧困或低收入階層提供小額度的持續的信貸服務活動，小額信貸以信貸服務幫助貧困或低收入群體擺脫貧窮為基本宗旨，這與普惠制金融所倡導的理念是一致的。

隨著實踐的不斷發展，小額信貸理論逐漸形成了制度主義和福利主義兩大學派。制度主義小額信貸既強調社會發展目標，也注重機構財務的可持續性，福利主義小額信貸強調小額信貸的扶貧目標和宗旨。最新的實踐主要是討論如何提高小額信貸運作機制的效率，如何提高信貸資金的窮人到達率，同時提高機構的財務可持續性。目前，以強調機構財務的可持續性為主要內容的制度主義小額信貸理論占據主流趨勢。[6]

制度主義小額信貸的代表――世界銀行扶貧小組將小額信貸原則歸納為十一點：（1）窮人需要貸款、保險和匯兌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務；（2）小額信貸是與貧困斗爭的有力工具；（3）小額信貸是為窮人服務的金融體系；（4）小額信貸的目標在于建立持久的地方金融機構；（5）對于那些沒有收入或還貸手段的赤貧者，其它扶貧形勢更為有效；（6）小額信貸機構的目標如果是服務大規模的窮人，那么必須做到收入覆蓋所有成本，能夠實現自負盈虧；（7）低利率不利于對窮人提供貸款；（8）政府自己很難良好運作貸款業務，政府的職責應是使金融服務有效；（9）捐助者的資金與私營成本應是互補而不是競爭關系；（10）小額信貸發展的主要瓶頸是缺少強有力的機構和經營管理團隊，捐助者的支持應集中在能力的培訓和提升上；（11）小額信貸的成長有賴于財務的改善和提升。

（二）國內關于普惠制金融的研究

焦瑾璞2005年在國內率先提出了普惠制金融的概念，并構建了普惠制金融理論的框架。普惠制金融是指能以商業可持續的方式，為包括弱勢經濟群體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全功能的金融服務。普惠制金融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服務對象的特定性。普惠制金融體系以價格相對合理的產品為中小企業、微型企業、農戶等低收入群體對象提供服務。第二，金融服務產品和功能的全面性。普惠制金融不僅為客戶提供貸款服務，還為其提供存款和保險、匯款、養老金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務。第三，金融機構的多樣性，體系的多層次性和保持適度競爭。普惠制強調放松金融管制，允許社會各種性質的資本在貧困地區設立為中低收入經濟群體服務的多種類型的金融機構，使普惠制金融體系包括從專門的小額信貸機構到銀行金融機構等各類金融機構組成。各個機構堅持商業性經營原則，整個體系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基礎。[7]

一個功能較為完善的普惠制金融體系除了強調微觀金融機構治理機制的健全外，還要求為微觀金融服務提供者降低交易成本。在中觀層面上，普惠制金融體系需建立包括審計、征信、轉賬支付系統、信息技術以及培訓項目等各種必要的金融基礎設施，并有效地區分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在宏觀層面上，普惠制金融體系要求建立適宜的法規和政策框架。中央銀行（金融監管當局）、財政部和其他相關政府機構是主要的宏觀層面的參與者（杜曉山，2006）。

（三）普惠制金融在我國的實踐

近10年來，針對貧困地區貧困和低收入群體的信貸服務發展較為迅速，較好地緩解了落后地區的貧困狀況。歸結來看，支持貧困地區低收入群體的信貸服務形式可分為四類。

1.政府借助小額信貸作為扶貧的方式。政府借助小額信貸服務這一金融工具，以農業銀行為主要運作機構的政策性小額信貸扶貧項目。與利用無償的財政資金進行救濟和補貼的扶貧方式相比，管理良好的信貸扶貧方式的最大好處是有利于培育貧困家庭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從事經營活動和自我發展能力，同時有利于扶貧工作的可持續性（2006，文秋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的農村扶貧由救濟式向開發式扶貧轉變。農業銀行承擔了貧困地區信貸扶貧的主要任務，扶貧信貸資金管理經歷了從人民銀行籌措資金到自主籌集資金的轉變，信貸資金支持重點經歷了從支持農戶和實體經濟向支持產業化龍頭企業轉變。隨著貼息貸款資金的逐步增加，以工代賑和財政扶貧資金在總扶貧資金中的比例逐漸退居次要的地位。1999－2004年期間，信貸扶貧資金在總扶貧資金中的比例基本都在55%以上。[8]

2.農村信用社運用小額信貸作為信貸支持“三農”發展的主要方式。從1999年開始，農村信用社以存款和央行再貸款為資金來源，在地方政府的支持配合下，按照“一次核定，隨用隨貸，余額控制，周轉使用”的政策，對農村地區無法滿足抵（質）押條件的農戶發放小額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2001年1月開始，農村信用社借鑒此前非政府組織、半政府組織開展的小額信貸試驗的制度安排，提出小組聯保、強制儲蓄、小組基金、分期還款、連續貸款等政策。2001年12月開始，在各個地區農村信用社開始全面推行農戶小額信用貸款。

3.國際機構把小額信貸作為資金援助的形式。從90年貸初期開始，為探索我國小額信貸服務和小額信貸扶貧的可行性、操作模式及政策建議為宗旨，在部分貧困地區，實施以國際機構捐助或軟貸款為資金來源、民間或半官半民組織形式為運作機構的小額信貸試驗項目。在這些試驗項目中，開展時間較早、規模較大、規范較好的項目主要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扶貧社”項目、陜西商洛地區政府“扶貧社”等項目。

4.民間資本把小額信貸作為商業性投資的形式。由私人或國際資本投資的商業性小額信貸的試點，目前在我國中西部地區正逐步展開。2005年，在山西平遙兩家完全由民間資本投資組建而成的小額信貸公司成立，拉開了發展商業性小額信貸的序幕。

在貧困地區以援助組織資助和社會慈善性組織捐助資金建立的非政府小額信貸組織（NGO）實施的小額信貸運作，由于法律依據上的缺乏和后續資金銜接不上，其可持續性得不到保障。正規金融機構農業銀行的扶貧信貸和農村信用社發放的小額信用貸款，由于缺乏相應的風險管理機制和技術，大部分貸款資金發生沉淀，使放貸機構的財務狀況陷入了困難的境地。

三、貧困地區經濟特征和融資模式分析

在貧困地區建立和發展小額信貸服務金融機構，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貧苦或低收入群體的金融需求。但貧困農村地區以小農經濟為主，農戶自給自足的經濟特征非常明顯。在資金需求的滿足方式上，貧困農戶有其特殊的滿足渠道。小額信貸額度小，利率高，只可能強化既有的生產方式，并且有可能給貧困農戶帶來較重的利息負擔，使貧困農戶在貧困和脫貧的邊界線上徘徊。因此，有必要從貧困地區現實的經濟條件和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出發，重新審視現有的以小額信貸為主要內容的普惠制金融體系框架。

（一）貧困地區農戶生存性經濟特征明顯

貧困地區農戶行為，既不符合農場經濟、強調小農理性動機的舒爾茨－波普金命題，也不適應道義理性經濟主張的堅持小農生存邏輯命題。而黃宗智，溫鐵軍等人對農村農戶經濟行為的分析具有代表性。

小農家族制度的逐漸解體。我國大部分的貧困地區分布在我國的西部地區和中部山區，以種植業、畜牧業為主的農業依然是經濟的基礎。因為農業要依靠土地才有產出，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土地對于農戶來說是一種生存保險（，1985）。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所認為的以個人為中心、向血緣基礎上的家族擴展、再按人際交往的遠近親疏繼續向外延伸的“圈層結構”逐漸松散，人際關系、社區共同體出現明顯的衰退（2006，黃宗智）。[9]

自我國1978年實施政策以后，家庭成為基本的生產單位。土地“均分”制度使貧困地區分散的土地更加狹小化和細碎化（2005，張永麗）。據統計，2005年，甘肅戶均耕地面積為0.92公頃，寧夏為1.37公頃，陜西為0.74公頃，貴州為0.64公頃。雖然西部這些省區的戶均耕地面積高于全國0.53公頃的全國平均水平，但總體上看仍是十分狹小的。在原本十分狹小的土地上，農戶一方面為追求自給自足經濟，另一方面為規避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進行多樣化種植，從而使農業生產經營更加狹小、更加細碎。如此狹小、細碎的土地資源配置制約了農村分工和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制約了農業的社會化、組織化產業化經營。[10]

按照當前貧困地區每人年均683元的貧困標準，貧困地區農村從業人員的務農收入是非常低的。為維持生計，農戶從非農渠道賺取收入的兼業化行為非常普遍。由于貧困地區農村長期閉塞、信息不靈、教育落后，存在很強的低素質屏障效應，農民的農外就業分散無序而又極不穩定，種地為主成為大部分農戶的首要選擇。在兼業化無法徹底轉移勞動力的情況下，兼業化又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小農經體系，這就是黃宗智定義的“拐杖邏輯”，非農收入只能是補充是“拐杖”，貧困地區小農經濟本質依舊。

貧困地區生產條件極為惡劣，交通、通訊網絡等公共基礎設施稀缺，農戶與外界社會基本上處于隔離狀態，并長期處于封閉狀態，農戶缺乏商品經濟意識。更為嚴重的是，交通和通訊不便使農戶生產與市場完全隔離開來，生產與市場需求脫節，使小農經濟生產處于一種“自我循環”的狀態下。

（二）貧困地區農戶的金融需求特征

以當前的市場物價水平來衡量，無論是按照國內每人年均683元的貧困標準，還是按照世界銀行每人日均1美元的最低標準，貧困地區農戶生存性資金需求和生產資金需求并列占首要位置，而有線電視網絡、鄉村公路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農村發展性資金需求則居于從屬地位。根據陳傳波對貧困地區湖北恩施土家苗族自治洲共3個縣108戶的調查結果，108個農戶在1996－2000年的5年中，共發生各類困難453次，每戶4.2次（見表1），反映家庭成員遭遇疾病與農業生產資料投入困難的戶次數是最多的，許多農戶家庭成員生病耗光了家庭的儲蓄，在春耕時節沒有錢化肥，由于沒有化肥，作物歉收，收入更少，更沒有錢來獲得治療，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繳納學費與上交各種稅費攤派(注：2005年以后政府取消農業稅使貧困地區農戶基本上免于稅費攤派的負擔。)是僅次于疾病與農業投入的第二大類困難。農戶的家庭生命周期困難，建房婚嫁生育死亡等要相隔一些年份才會發生，而一旦遇到這樣的事件，幾乎都成為一種經濟困難；任何現代化的進程，安裝電話、鄉村公路建設和高壓線改造都會給農戶增加沉重的負擔，比如修路，許多農戶只能借錢買單。[11]

貧困地區農戶生活生產性資金缺口的雙重困難決定了農戶的金融需求僅表現為較少的貨幣需求和有限的信用需求，而對基于以上兩者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更是非常之少。受低收入水平的限制，農戶的儲蓄意愿和能力相對較低，而出于交易動機和和預防性動機而手持的現金資產占其全部金融資產比例較高。農戶對信用的需求主要取決于經濟個體當期可支配貨幣收入根據跨時預算結束在當期消費和儲蓄間分配的結果。一般意義上，農業是弱質產業，土地的細分使農戶零散化經營必然面臨較大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特定的經營周期和生物屬性限制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于是，因生產性資金缺口而提出的信用需求就必然體現出季節性、長期性、風險大和零散性等特點（2005，王芳）。

（三）貧困地區農戶融資方式和融資次序

在農業收入不足和兼業收入不足以維持家庭支出時，農戶為平滑跨期的生活生產性資金缺口，只能求助于其它資金來源。盡管中國小農一向有“輕不言債”的傳統，但在建房、醫療、婚嫁喪娶求學等大額支出的情況下，農戶首先會選擇以血緣、人緣、地緣關系展開的熟人借貸。人情庇佑下的無息或低息借貸，是不可避免地帶有饋贈性質，因此，這種以感情來維系的信用關系，受到融資規模、融資范圍的限制，只有少數人能夠享受到這種好處，這也是為什么貧困地區貧困的農家孩子上不起大學以及民間高利貸現象長期存在的原因所在。

當農戶自我積累和親友互助不能滿足其資金需求時，農戶優先選擇商業信用而不是銀行（含農信社）信用。根據謝麗霜2006年在廣西羅城的調查結果，在商業信用與銀行信用這兩種生息融資方式中，農戶更偏好前者。如羅城縣立新村蔗農甘蔗種植所需的化肥，全都是從鳳糖集團所屬的生態肥有限責任公司賒來的。由于賒銷的化肥每袋要高出市場價若干，高出部分相當于農戶支付給化肥廠預付化肥（款）的報酬，其實質也是一種融資方式。這種融資方式由于授信方提供的賒銷商品――化肥為蔗農所需，就免去了農戶在爭取和獲得銀行信用之后，再去市場搜索和購買化肥所需支付的交易費用，也消除了其中的諸多風險，如買到假化肥的風險等。因此，盡管農信社非常愿意向蔗農提供貸款，但仍有相當一部分融資需求被商業信用所瓜分。類似情況在其他調查點也同樣存在，只不過商業信用的提供者不像立新村那樣是產業化龍頭企業，而是當地小規模的私營經銷商而已（2007，謝麗霜）。

銀行信用是貧困地區農戶在政府或專門組織特別制度安排下的被動的最后的選擇，包括農業銀行和一些非政府組織（NGO）在貧困地區針對貧困人群發放的扶貧貸款以及央行再貸款資金支持的農村信用社小額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這些政策措施實施以來，貧困人口的受益面還是非常有限。

（四）貧困地區農戶信貸資金運用存在的問題

貧困地區廣泛存在的人情借貸、部分商業信用和專門針對農戶的信用貸款，都具有金額小、期限較短的共性，這恰好與貧困地區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相匹配，可以較好地維持貧困地區小農經濟的簡單再生產，符合小農生存性需求和安全目標的基本追求，但很難使貧窮的農戶走上富裕的道路。在小額資金的支持下，限于土地的狹小化，農戶繼續滿足于維持口糧的生產，通過兼業化途徑獲得必要的收入，而缺乏引進新的技術、改良品種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動力。若發生自然災害，則可能造成農業生產完全失敗使農業生產收益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甚至還有可能使農戶返貧，并背上較重的債務。小額信貸的資金供給方式無法改變目前的貧困地區“半工半耕”的農業生產現狀，農戶積累很難增加，擴大再生產的資金缺口無法彌補，小農經濟得以繼續維持，無法擺脫“低效率－低投入－低效益－低產出－低收入”的惡性循環。

四、完善貧困地區普惠制金融體系的框架思路

發展貧困地區經濟，支持貧困地區的人群脫貧是一項復雜巨大的系統工程，而金融支持貧困地區改變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將是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從國際經驗看，對貧困地區的金融扶持方式，一般有政府直接參與型和政策引導型兩種。其中，政府直接參與型主要是政府設立政策性金融機構，直接向貧困地區注入信貸資金；政策引導型則是政府通過制定優惠政策，引導市場力量加大對這些領域的投入。政策性支持是貧困地區金融的一個重要特征，但貧困地區金融并不僅僅局限于政策性金融行為，還包括商業性、合作性與慈善性的金融行為，是一個相對完整的金融體系。根據國際經驗并結合我國實際，可以考慮從金融法律制度體系、機構組織體系和政策扶持體系等三個方面完善我國貧困地區普惠制金融體系框架。[12]

（一）建立支持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金融法律體系

許多國家為支持落后地區的經濟開發，制定了專項的法律。例如，美國的《聯邦農業貸款法案》，日本的《日本開發銀行法》、《日本育英會法》，德國的《德國復興信貸銀行法》，韓國的《韓國產業銀行法》、《韓國長期信用銀行法》，印度的《農業中間信貸和開發公司法案》，等等。這些法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完善，為促進支持弱勢地區、弱勢產業和弱勢群體的金融機構發展起到了保障作用。鑒于我國貧困地區金融體系的一般運行規律和經營特征，又承擔了某種政策性和開發性任務。因此，發展貧困地區金融必須遵循一定的特殊規則，這就需要加強貧困地區金融法律法規體系建設。一是加強對支持貧困地區開發等政策性金融的立法，使我國政策性銀行運營有必要法律保障。在立法步驟上，可以采取先制定行政法規，再逐步過渡到一般法律的形式。二是加強對民間金融的規范和引導。通過完善法律規定，在依法打擊和取締“高利貸”、“地下錢莊”、非法集資等金融活動的同時，對正當的民間金融行為以適當的保護。

（二）建立健全貧困地區金融服務組織體系

在支持落后地區發展方面，各國普遍采取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等支持方式，目前全世界專門為開發落后地區而設立的金融機構數量已達到750多家，其中40%在拉丁美洲；非洲幾乎每個國家都成立了專門扶持區域開發的銀行。在支持貧困地區弱勢群體發展方面，有150多個國家建立了養老保險機構，有半數以上的國家建立了政策性醫療保險機構，還有很多國家建立了多種形式的助學貸款資助體系，在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參照各國的做法，建立我國貧困地區的普惠制金融組織體系，除了要設立包括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等傳統金融組織形式,也應包括風險投資、擔保、保險、租賃、小額信貸等創新金融組織形式，并形成不同金融組織形式相互并存、定位明確、合理分工、功能互補、有序競爭、協調發展的格局，以滿足貧困地區弱勢產業、弱勢群體和落后地區多元化、全方位的金融需求。

（三）建立健全貧困地區金融政策扶持體系

由于對貧困地區、弱勢產業和弱勢群體的投入存在效益衰減、投資回報率低、風險率高的特征，因此，如果完全采取市場化運作方式，資本自主投入的可能性很小。為此，世界各國通過財政為相關金融機構注資、提供擔保、減免稅收、利息補貼等政策扶持，來提高投資的補償率。例如，德國政府對德國復興信貸銀行扶持弱勢產業和地區發展的所有債務進行擔保，并給予其全部免稅和不給股東分紅的特殊政策，利潤全部用于補充資本金。美國聯邦政府對向落后地區投資提供信貸的私人金融機構給予信貸保證，在西部開發的鐵路網建設中，聯邦政府通過給予鐵路公司以種種優惠金融政策來提高其籌資能力。

政府的政策引導和扶持是貧困地區金融發展的一個共同特征。具體到建立貧困地區普惠制金融體系而言，一是政府要為特定金融機構的資金來源提供可靠渠道，為其政策性的信貸投放提供擔保，以確保其運作的可持續性；二是財政對有關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的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在業務活動中，財政與金融部門緊密配合、相互協作；三是以農業保險、失業保險、社會最低生活保障等形式加大對貧困地區及人口的轉移支付，增強其抗風險能力和償付能力，為金融的有效償付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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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醒男.基于需求與發展視角的農村金融改革邏輯再考[J].金融研究，2006，（7）.

[3] 謝麗霜.西部欠發達地區農戶融資需求分析與政策選擇[J].改革與戰略，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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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元.信息處理、博弈參與和農村金融服務中介[J].金融研究，2006，（10）.

[6] 杜曉山.建立可持續性發展的農村普惠金融體系[J].金融與經濟，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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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文秋良.中國的信貸扶貧政策與管理方式的改革[J].農業經濟問題，2006，（4）.

[9] 黃宗智.制度化了的“半耕半工”過密型農業[J].經濟管理文摘，2006，（9）.

[10] 張勇麗，柳建平.我國西部地區小農經濟的轉型問題研究[J].開發研究，2005，（5）.

第6篇：小農經濟的基本特點范文

關鍵詞： 新課改 小組合作 歷史教學

小組合作學習是一種不同于以往傳統教學模式的新型的教學模式，在小組合作學習中學生是整個學習活動的主導者，打破以往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使得學生的學習主體地位得到肯定。在小組合作學習過程中，學生之間通過相互合作交流實現共同提高，不僅可以順利實現學習目標，還可以培養學生其他方面的能力和素質，如團結協作能力。高中歷史教師在歷史教學中如何引導學生實施小組合作學習呢？

一、引導學生進行精心的準備

在合作學習中，整個活動的主導者是學生，與被動地聽教師講課相比，小組合作學習留給學生發揮的空間更大，相應地，學生要在小組合作中很好地發揮，必須擁有一定的知識儲備和能力儲備。為保證小組合作活動的順利開展，在活動開始前，學生要進行一系列的準備工作，包括根據合作學習的內容預習課本上的相關知識，確定合理的學習目標等。例如在講《發達的古代農業》時，筆者采用的是小組合作學習模式，而活動開始前給學生提出這樣幾個預習要求：第一，認真閱讀教材，了解中國古代農業的主要耕作方式，掌握生產工具的進步表現及不同時代農業的進步表現；第二，把握整個古代中國農業經濟的耕作技術的發展歷程及每個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基本特點；第三，通過對小農經濟的歷史發展進程分析，認識到封建政權對其產生的影響。通過以上一系列的預習活動，在接下來的合作學習中，學生會表現地更游刃有余。除了學生要做準備外，教師也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教師的準備主要分為兩部分內容：一是對教學內容的準備，包括對教材內容的整合，多媒體課件的制作等；二是布置好合作學習的環境，如把學生分成幾個小組，如何進行小組分配等。

二、創設有效的教學情境

在合作學習中，學生處于學習主體地位，學生對探究內容的興趣和進入學習的狀態往往會直接影響合作學習效果。因此，在開展合作學習之前，教師要努力為學生創設一些能夠引起學生興趣，帶領學生更好地進入學習和探究狀態的情境。例如在《發達的古代農業》實施合作學習之前，筆者首先用多媒體工具為學生一一展示十二生肖的圖片。圖片一出現，學生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過來，接下來筆者提問：“在十二生肖中，哪些動物與農業有一定的關系？”問題一提出，學生立刻給出答案：“牛、馬、豬、羊、狗、雞。”接下來，筆者提出了更深層次的問題：在古代中國，農業的發展經歷了哪幾個階段？不同的階段對當時中國的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農業的發展與當時的政治制度有什么聯系？對于這些問題，學生顯然不可能很快答上來，但這些問題卻指向今天的主題，從而幫助筆者順利地引出了課題《發達的古代農業》。由于有了多媒體工具情境的創設，學生很好地進入合作探究的議題，由此可見，這種有效情境的創設為接下來進一步合作探究奠定了知識基礎和心理基礎。

三、確定合理的小組合作學習主題

以學生為主體的小組合作學習活動，在實施過程中，探究問題合理確定會直接影響探究效果，一般來說，問題越具體學生的探究活動越容易深入，倘若探究的課題過于寬泛，學生的探究活動就會浮于表面，無法出成果。如在《發達的古代農業》這節課中，筆者給學生布置的第一個探究課題是農業在古代中國中的地位及其具體表現，這個探究問題相對來說提得較具體，學生在思考和回答的過程中會更有針對性，從而不容易出現偏離主題的現象。

四、引入小組競爭機制

小組合作學習的目的是通過合作學習積極發掘學生各方面的知識和潛力，這種以小組為單位的合作學習如果恰當地引入競爭機制，往往會更好地強化合作學習目標，更有效地挖掘學生的潛能，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例如在講到“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這個框題時，筆者把學生分成四個學習小組，讓他們分別從農具的改進、耕作技術的進步、耕作制度的變化和水利灌溉技術的提高四個方面進行探究，然后綜合這四個方面的情況說明中國古代農業精耕細作處于不斷成熟的過程中。這樣把較大的問題分解成一個個具體的問題，不僅可以幫助學生更明確探究的方向，還可以在小組之間營造競爭的氣氛，提高學生探究思考和回答的積極性。

五、注意合作學習過后的總結歸納和難點突破

以教師為主體的講授式教學活動可以在傳授知識的過程中做到系統化、邏輯化，相對的，以學生為主體的合作學習方式獲得的學習成果顯得比較雜亂。在合作學習活動結束后，如果教師不能及時地對學習活動的成果進行點撥總結歸納，就會使合作學習成果大打折扣。因此，在合作學習過后，教師一定要注意總結歸納。除此以外，每個章節都會有一些難點內容，這些內容僅僅依靠學生的合作學習往往難以有效突破，這時候，教師要對這些難點內容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講解和突破。例如《發達的古代農業》這節內容的難點在于“小農經濟”部分，在小組活動結束以后筆者從小農經濟的形成、小農經濟的涵義和特點、小農經濟發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方面進行了較系統的分析和概括，使學生更容易掌握本節的難點。

六、實施有效的評價活動

評價行為是對學生的學習行為和學習效果進行價值判斷的過程，評價本身就屬于教學活動的重要環節，而評價對學生的學習活動往往具有積極的引導和反饋作用。在小組合作學習中，教師的有效評價對合作學習的效果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教師在對小組活動進行評價的時候，既不能忽略對學生個人的評價，又不能忽略對小組整體的評價，要注意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綜合性的評價。通過對個人的評價可以強化個人在小組合作過程中的積極性，而對小組進行整體性的評價則有可能催化學生個人的小組榮譽感，培養學生的集體觀，使得學生認識到合作的重要性，進一步培養學生的團結協作意識和能力。

小組合作學習作為一種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模式，更符合當前新課程改革的理念，然而對廣大教師來說，實施有效的小組合作學習活動往往會對教師提出相當高的要求，教師要不斷地研讀新課改，不斷提升自身的綜合素質，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組織和開展小組合作學習活動。

參考文獻：

[1]付振會.淺談小組合作學習在高中歷史教學中的有效開展[J].高考（綜合版），2012（12）.

第7篇：小農經濟的基本特點范文

關鍵詞：農業文化；農產品品牌；對策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業大國，在幾千年的農業發展中孕育和造就了獨特的農業文化。農業文化以宗法家庭為背景、小農經濟為基礎，內涵豐富、貫穿古今，滲透于各個行業、領域和階層，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和核心。可以說，農業文化所蘊含的思想和價值觀對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具有強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同樣也體現在農產品的品牌建設上。因此，在農產品競爭由產品競爭逐步轉化為品牌競爭的時代，如何克服農業文化對品牌建設的阻礙和制約就顯得至關重要。

一、農業文化的內涵

從狹義角度來看，農業文化指形成于農業生產方式基礎之上的觀念體系，涉及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思維方式、哲學理念、倫理道德、人生態度、國民性格等。其中，農業生產的技術形態（進行農業生產的手段和方法）和社會組織形式（在生產過程中生產者的分工與協作關系），構成農業生產方式的基本內容。在技術形態方面，人力和畜力的付出是農業生產不可或缺的動力來源，而簡單的手工工具則是必不可少的技術手段。在社會組織方面，血緣家庭既是社會的細胞，又是相對獨立的從事農業生產的主體。一方面農業生產的穩定性和持久性使得血緣家庭千年不衰，另一方面血緣家庭的延續又為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組織保證，二者之間相互加強，形成了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而農業文化則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進行的觀念建構（張磊，2006）。

二、農業文化對農產品品牌建設的制約

1、經驗性之思維方式的制約。

農業生產要有收獲，既取決于天時、地利等自然條件，又依賴于生產者自身的能力。勞動者在平時生產中所積累的直接和間接經驗是以后生產中不可多得的財富及憑借的基本依據。在經驗農業基礎上形成的經驗性思維方式，特點便是注重經驗的吸收、借鑒，輕視對事物深層的原因、本質的理性探析和概括。從目前來看，農產品品牌的發展相對落后于工業產品品牌，因而在農產品品牌打造過程中習慣采用工業產品品牌培育的相關經驗、成果并受其約束，缺乏根據農產品特點、各地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以科學和理性的思維研究農產品品牌建設，從而適用性較差。

2、義利對立之倫理道德觀念的制約。

在重“農”抑“商”的中國農業社會里，重“義”輕“利”觀念作為正統觀念長時間得以延續。隨著中國社會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由于缺乏基于工業社會和商品經濟所形成的契約關系和商業道德意識，人們追求“利”時往往輕視“義”，突出表現為誠信的缺失。在建設農產品品牌的時候，最具代表性的行為有兩種：一是合同履約率低。對農產品而言，生產大多以農戶家庭為主體，而銷售則大都通過簽訂契約由中間商進行。農戶在農產品市場價格高于契約價格時往往不執行購銷約定，私自出售，而中間商在市場價格比契約價格低時則拒收拒購，或者壓級壓價等；二是以次充好，制假售假。據媒體報道，國內很多“進口水果”其實都是國產的，只是貼著“進口標簽”而已。

3、中庸取向之哲學觀念的制約。

農業生產的典型表現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帝王世紀•擊壤之歌》）。人們的活動領域比較有限，交往主要在宗族親屬中進行，重“和”與“仁”的相互關系造就了“中庸”觀念，其負面效應是對創新意識的摧殘，突出表現為技術創新不足。農產品競爭的核心是技術競爭，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農產品品質是建立品牌的內在要求。我國的農產品生產經營者由于缺乏冒險和創新的精神，往往強調模仿，致使農產品的科技含量非常低。

4、皇權意識之政治思想的制約。

在古代中國，皇權意識作為小農經濟的產物構成了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制度則成為封建社會政治的基本特征。直到現在，政府仍然高度集權，掌握著眾多的資源，并通過資源的調控和分配來影響社會中其他主體的價值選擇與判斷。品牌的實質是生產經營者向消費者傳遞某種產品信息的自發性的市場行為。但是在我國，農產品品牌培育并不完全是農產品生產經營者自發的市場行為，而是緣于政府的部署和推進。在自上而下政治運動式的品牌建設熱潮中，創建品牌農產品被各級政府當作政治任務來完成。近些年來農產品品牌數量的迅速增長并不是市場選擇而是政府行政權力干預的結果。

5、講求實用之人生態度的制約。

農業生產講求一分耕耘一分收獲，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則。這種狀況使人們的一切行為和思想活動以取得實際功效為目的，由此形成了過于“實用”的心理，注重短期而非長期效益。在農產品品牌的培育方面，很多農產品生產經營者認為農業品牌效益優勢不明顯，投入多且創建難度大，因此他們的理念和行為仍以產品經營而非品牌經營為核心，最看重的仍然是農產品是否能夠賣出去。

6、自我封閉之民族性格的制約。

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的生產方式，其典型表現是“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潛夫論•敘錄》）。當今農產品競爭，已經由單個產品的比拼轉變為與其相關的整條產業鏈甚至是整個產業體系的比拼。有時，產前、產后環節比產中環節即農業生產過程更重要。而我國的現狀是產前、產中、產后環節相互脫節，難以形成合力。同時，我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生產規模小、經營分散、農民合作組織化程度低，使農產品品牌存在一定的分散性和分割性，同一區域一品多牌現象比比皆是，各品牌之間各自為政，甚至惡性競爭，沒有抱團形成合力集中打響品牌。

三、推進農業文化創新，促進農產品品牌建設

1、形成科學思維習慣，合理借鑒工業產品品牌建設經驗。

在分析國內外工業產品品牌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各地獨特的自然資源、悠久的種植和養殖方式與加工工藝、悠久的人文歷史淵源，在充分利用農產品“自然”和“人文”差異化的前提下，找出農產品品牌建設的內在規律，通過與眾不同的品牌設計和宣傳推廣，塑造獨具特色的農產品品牌。

2、堅持義利合一觀念，以誠信促進農產品品牌發展。

堅持義利合一的觀念，一方面既要肯定謀利對品牌建設的激勵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求自覺地把利益的追求納入道德的軌道，做到誠信經營。為此，一要將誠信意識滲透到品牌建設的全過程；二要順應市場經濟潮流，從缺乏責任心和商業道德缺陷的傳統文化氛圍中掙脫出來，自覺地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三要加強與貿易伙伴的精誠合作，重合同，守信譽。

3、改變因循守舊觀念，以技術創新為農產品品牌建設提供內在支撐。

通過樹立激勵創新、鼓勵探索、包容個性、寬容失敗等觀念，推進技術創新，逐步提升品牌農產品的科技含量。趙興泉（2006）認為，采取的措施包括：積極推進以提高農產品質量為核心的技術改造和技術攻關；引進、培育良種，優化品種結構；積極推廣先進適用技術；提高農業企業家、農業科技人員、農民的整體素質等。

4、改變“權力本位”思想，明確農產品品牌培育中政府的角色。

農產品品牌建設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必須明確政府在其中的角色，避免越俎代庖，以行政權力代替市場機制。羅高峰（2010）根據呂鴻德（1996）政府倡導者角色的理念、賈愛萍（2004）政府規劃者角色的理念、McCarthyandNorries（1999）政府扶持者角色的理念、埃里克•喬基姆塞勒（2001）政府服務者角色的理念、王玉蓮（2008）政府管理者角色的理念，提出農產品品牌建設中政府要起到倡導者、規劃者、扶持者、服務者、管理者五大角色的作用，為農產品品牌培育提供完備的扶持系統。

5、改變過于追求實用觀念，注重農產品品牌建設的長期性。

品牌建設對農產品生產經營者來講，是一個長期且非常艱難的過程。農產品生產經營者要將品牌經營而不是產品經營作為核心理念，針對目標顧客確立品牌定位，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以提升品牌的滿意度和忠誠度。

6、培育合作觀念，共同打造農產品品牌。

一方面可以通過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形式，使農產品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對于區域內一品多牌的農產品，單一農產品生產經營者一定要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觀念，嚴格遵循統一的農產品技術標準和相關規范，確保質量統一，抱團宣傳和推廣，共同打造農產品品牌。

主要參考文獻：

［1］張磊.中國傳統文化轉型研究［D］.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06.

［2］趙興泉，朱勇軍等.浙江省實施農產品品牌戰略的調查與探討［J］.浙江農業科學，2006.2.

第8篇：小農經濟的基本特點范文

關鍵詞： 現代信用； 信用危機； 信用制度； 市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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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當代社會的信用危機

1. 中國當代社會面臨的信用危機

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工人、農民還是知識分子、政府官員，都越來越多地走出了祖祖輩輩生活的空間，經商的人也日益增多。由此帶來的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際之間的豐富交往。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個人與組織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乃至個人與政府、組織與政府、政府與政府之間的交易和交往都更為頻繁，交往范圍更大。隨著交通、通訊特別是網絡的發展，可以說，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無限”可能的交往時代，人類之間的聯系變得前所未有的“密切”——世界變成了“地球村”。

但是，表面上“無限”的交往頻度背后是人們非常“有限”的交往深度，人們在交往日益“密切”的同時卻似乎永遠地喪失了交往的“親密”。人們發現，彼此之間越來越難以建立信任了，哪怕曾經是兩小無猜、親知近鄰。“殺熟”這一名詞所昭示的，是人們不再珍視信用。地球“村”沒有鄉村里溫馨寧靜中的樸實與坦誠，沒有鄉村里人與人之間的默契和信任；相反，現在的鄉村卻日益沾染了城市之風，農民也開始用自己的信用換錢而最終在幾年間毀了幾千年積累下的美德。信用，真如當年魯迅所說的，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1］。

對此，許多人深感憂慮，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指出，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繁榮景象背后依然涌動著暗流：我們正在面臨著巨大的“信用危機”。［2］人們看到，我國正“處于經濟體制過渡的特定時期，……誠實信用的傳統道德受到沖擊，短期行為以及不講信用大行其道。……從產品信用到市場信用，以至于整個社會信用存在全面短缺”［3］。這導致“當下我們在建設市場經濟過程中陷入了一種怪圈：一方面各種市場法制規則不斷完善，市場運行有法可依；另一方面部分市場主體個人信用淪喪”［4］。人們在慨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同時，自己的行為卻又充滿了投機取巧、見利忘義的色彩。更有經濟學家認為，目前中國經濟的首要問題“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信用不足”。林毅夫教授指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信用體系在我國剛剛出現，處于起步階段，遠遠談不上成熟。企業信用制度沒有建立，個人信用更為落后，造成市場經濟秩序混亂，我國歷史上長期形成的‘童叟無欺、誠實守信’的商業信用傳統也大大削弱。”［5］

更讓人們憂慮的是，信用危機帶來的現實影響嚴重制約了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這表現為“假冒偽劣商品泛濫、虛假廣告遍地，企業之間三角債、銀行呆壞帳、信用卡詐騙、偷稅漏稅、走私騙匯等問題，造成全社會的信用危機感，影響經濟運行效率。……同時涉及信用的經濟糾紛、債權債務案件及各種詐騙活動也大量增加，失信泛濫進而降低社會道德水平”［5］。信用危機“反映在經濟領域就是，加大了交易風險和成本，阻礙了市場主體間的正常經濟交往，壓抑了資本的活躍程度。反映在社會層面就是扭曲了社會評價體系，品行信用惡劣者無論從社會評價上還是經濟上都不用付出相應的代價，反倒是只要有錢便成為人人景仰的英雄。”［4］。信用的喪失也影響到了國際貿易，在西部大開發中這一點體現得尤其明顯。“西部各省、區政府引資的熱情不能說不高，出臺的引資文件不能說不優惠，但目前引資的效果卻并不是十分理想。……國內外資本沒有滾滾流入商機巨大的西部地區市場”，重要的原因是西部的政府和企業還缺少良好的信用。對于海外投資者而言，撤回投資“不是大陸沒有市場，很簡單的原因就是商業信用和商業道德太差，應收賬款收不回來”［6］。而我們知道，如果人們之間沒有信用，企業沒有信用，甚至政府也不講信用，那么交往、交易以及其他正常的社會生活都將難以進行。因而有人認為：“如果任這種信用淪喪的局面持續發展下去，不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目標將變得遙不可及，而且還會帶動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滑坡，從而使依法治國失去最根本的道德支持。”［4］

2. 理解信用危機的社會科學方法

面對著日益嚴重的“信用危機”，人們在尋求著解救之道，如建立信用數據庫、信用中介、信用排行榜等等。但是，治病必須先診病，只有找到病因，才能對癥下藥。我們必須思考的是：為什么在市場經濟和現代化進程中會出現“信用危機”？根本性的問題究竟是什么？人們把解決這一問題的希望寄托在信用制度的建立、道德的約束、政府的管制和法律的規范之上，那么這些措施會對于解決這一問題有幫助嗎？如果不能，應對“信用危機”的基礎條件究竟何在？流星，2008w.com

在有關“信用危機”成因和解決之道的理解上，大致說來有兩種基本的態度：一種是道德哲學的［7］，一種是社會科學的。人們通常采取的是道德哲學的態度，得出的答案是，“守信”是一種美德，因此背信違約的人都是道德敗壞；或者換一種表達，是認識上的錯誤或者觀念上的落后。［8］但是，這樣的回答其實并沒有給出答案，因為為什么“缺德”和為什么“失信”在很多時候不過是表里之別，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側面。［9］我們常常把一些不守信用的行為稱為沒有道德。但把信用歸結為一個道德問題并不能使我們獲得更深入的認識，除了由此引發出的“道德義憤”和相應的意識形態批判以及借以展現的社會良心，我們無法從這一進路獲得更多的啟示，更不要說是解決的辦法。把問題歸結為道德敗壞也就意味著終結思考。要更好地理解這個問題，必須選擇另外一條進路。流星畢業，2008w.com

我們或許都曾經向別人發誓諸如從今天早起床一個小時之類的事，但是我們似乎都在隨后的日子里背棄了自己的諾言，錚錚誓言總會被起床時的困倦之苦所壓倒。這個事實似乎表明，我們總是從衡量“當下”的、可以確知的快樂和痛苦——或者用經濟學的術語成本和收益——出發來選擇行動。如果我們向別人承諾早起床而沒有履行，而對方也很看重這個承諾，比如他是你的老板，那么即使是這樣輕微的“違約”行為也會被認為是“失信”。進一步講，即使是很少的人履行了諾言，那么他們也不是因為履行諾言本身是一種美德，而是因為看重了早起所帶來的長遠利益，如身體健康、學業有成、領導賞識，等等，這和不起床這一與之相反的行為選擇在邏輯上是一致的。由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知道，是因為履行諾言對人們有利而促使“應當守信”成為原則，而不是“應當守信”這個原則促使了人們履行諾言。這也就是為什么人人都希望別人守信而自己不愿意守信的原因，不然為什么要強調“信用”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是否有信用就不是一個簡單的道德問題，而是一個利弊權衡的問題。換言之，只有在守信是對自己有利的時候，人們才會守信；相反，如果背信比守信更有利可圖，那么人們就會背信。這就是經濟學和法學上所津津樂道的“有效違約”。而這樣一種理解也正是本文所采取的進路。

不過，這樣一條進路只是從方向上引導我們把握“信用危機”的一般原因。要回答前面提出的問題即為什么在中國古代的小農經濟和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下，人們都很珍視“信用”，而當我們向市場經濟這個更為高級的經濟形態邁進的時候卻反而要面臨“信用危機”時，我們還要從不同經濟形態的歷史語境出發來具體分析。

二、 市場經濟對傳統信用的摧毀

1. 中國傳統經濟中的信用制度

中國古代是一個珍視信用的社會，我們歷代傳下來的古訓正表明了這一點：“民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一諾千金，一言九鼎”，等等。而這與當時的經濟基礎密切相關。

在傳統的小農經濟中，人們生活在一個狹小的空間內，從事的生產活動和日常生活都大體類似，都遵守相同的生產和生活的規律，春種秋收，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對此，先生有非常精辟的論述：“農業和游牧業和工業不同，它是直接取資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飄忽無定；做工業的人可以擇地而居，遷移無礙；而種地的人卻搬不動地，長在土里的莊稼行動不得，侍候莊稼的老農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直接靠農業來謀生的人是粘著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變動。……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10］7“鄉土社會是一個生活很安定的社會。”［10］21

在這樣一個祖祖輩輩都生活在一個固定的空間里的“社區”中，人們彼此都是熟人。“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假如在一個村子里的人都是這樣的話，在人和人的關系上也就發生了一種特色，每個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長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圍的人也是從小就看慣的。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的社會。”［10］22，7而且，這種“熟悉”也是因為相似，“鄉土社會里是‘人怕出名，豬怕壯’。不為人先，不為人后，做人就得循規蹈矩。這種社會用不上常態曲線，而是一個模子里印出來的一套”［10］22。

深入的彼此了解是傳統信用的根本。以人口定居和熟人社區為特征的小農經濟，造就了人與人之間的坦誠無邪，造就了人們之間的親密、默契與知根知底。在這樣的情況下，信用是根本不用強調就通行的規矩：“鄉土社會里從熟悉得到信任。這信任并非沒有根據的，其實最可靠也沒有了，因為這是規矩。……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10］10。退一步講，在這樣的社會中，即使有人想要坑蒙拐騙也是很難實現的，因為日常的交往規則也全都是彼此默會的，稍有動作就會被察覺。人們之間太知根知底了，即使“一次兩次”騙倒這些憨厚樸實的人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在一個人口不怎么流動的地域，“再三再四”就幾乎不可能了。

更為重要的是，信用是一個人在熟人社區的生存之本。一旦喪失了信譽，生存本身就岌岌可危了。因為小農經濟的定居和熟人的特點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就是隔絕和束縛。在這樣的社區中，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就被完全隔離并監管了起來。因為人們既走不出這個圈子，又每天都在這個圈子的注視之下。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社區的依賴也是格外強烈的，因為即使在經濟上能夠自給自足，但在其他方面也仍然需要群體的幫助。［10］9如果失去了信用從而沒有人愿意與之交往，那么一旦遇到天災人禍、遇到諸如水利、安全保衛這類只有群體才能應付的事情，這些人就會遇到嚴峻的生存危機。我們知道，以上所說的那些需要群體應對的困難在古今都是經常發生的。顯然，在小農經濟下，信用成了生存最大的保證。

這樣的生存境地是給定的，因而守信用也就自然會成為人們的天性。“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鄉民，他們平素所接觸的是生而與俱的人物，正像我們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們選擇得來的關系，而是無需選擇，甚至先我而在的一個生活環境。”［10］10以至于在傳統的小農經濟下，“信用”根本就不是個會被提出的問題。信用就是道德，就是習慣，就是天性。

在計劃經濟下，人口定居和熟人社區這兩個特點絲毫沒有改變。農民不允許進城的政策、城市戶籍管理制度、“單位”以及各級黨政組織的建立，反而強化了這一特點。計劃經濟時期，全國的思想高度統一，“忠誠可靠”的解放軍成為了人們行為的榜樣，“不老實”的“壞分子”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這就讓有賊心的也沒了賊膽。所以這一時期，信用甚至會比小農經濟下更好。

2. 現代市場經濟對傳統信用制度的沖擊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推進，越來越改變了人們的生存環境：人們活動的空間大大拓展，機會越來越多，時間越來越成為最稀缺的資源，人口在大范圍流動起來；人們日益進入一個陌生的社會，彼此的觀念趨于多元，競爭激烈、風險加大、權威削弱，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社會急劇變化。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個體的行為方式也必然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逐利”越來越成為人們的首要目的，人們擺脫了地緣、血緣的束縛，生活自立、選擇自主和責任自負成為了現代人的特點，而這些因素對傳統信用的沖擊無疑是致命的。

首先，人口的流動和關系的陌生，就使得人們之間不可能有很深的了解，不可能建立起小農經濟下那樣無間的信用。“現代社會是個陌生人組成的社會，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細，所以（凡事事先都）得講個明白；還要怕口說無憑，畫個押，簽個字。這樣才發生法律。”［10］10“在我們社會的激速變遷中，從鄉土社會進入現在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在鄉土社會中所養成的生活方式處處產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組成的現代社會是無法用鄉土社會的習俗來應付的。”［10］10-11費先生的剖析實在是鞭辟入里。傳統的信用是扎根在傳統的小農經濟、鄉土社會中的，有其存在的需求和現實條件；現在“時代不同了”，人口定居和熟人社區一去不復返，傳統的信用也就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基礎。

現代的人口流動、機會增多、變革加劇和權威削弱以及個體的自立自主都使得現代人受到的束縛和控制變小了。換句話說，人們也具有了打破傳統信用的可能。

在今天激烈變革、追名逐利的社會之中，信用越來越不足以保障人們的生存，更別說發展了。“老實人吃虧”、“老實就是傻”反映了現代社會的新標準，精明算計成了人們立足社會的根本。正如亞當斯密所分析的，現代人的自私和理性是在現代市場經濟大潮的激蕩中不得不為的生存之道。［11］傳統的信用不但不能幫助人們適應時代，甚至往往成為了自設的樊籬。這時，打破傳統信用已經不僅是一種可能，而且會成為意愿。

現代的社會環境和個體特點使傳統的信用不再具有存在的基礎，也不再成為人們生存的保障和有利的行為選擇，因而也就不再為人們所珍視。我們可以看到，無疑是市場經濟與現代化一手促成了這一切的變化。

但問題也就出在這里。市場經濟在打破了傳統社會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秩序以及與之休戚與共的傳統信用之后，卻不可能在短期內建立起新的適用于現代社會的現代信用。于是，隨著市場經濟的到來，一邊是傳統信用的瓦解，而另一邊卻是現代信用的缺失，出現了信用制度的“青黃不接”，信用危機就由此而來。

信用危機的出現是市場經濟建立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社會現象，不以我們的好惡和意志為轉移，而是現代人不得不面對的“命運”。人們對于傳統信用的喪失是非常痛心的，甚至以此來批評市場經濟和現代社會。但是，這些批評的道德色彩過于濃重，對于理解問題本身并無補益。如果我們拋開感情因素而冷靜地加以分析，我們就會看到，既然打破傳統信用是市場經濟展開和推行的必然結果，那么我們選擇了市場經濟也就意味著我們選擇了放棄傳統信用，在選擇了市場經濟后又來批評市場經濟毀掉了傳統道德就沒有絲毫的道理。熊掌與魚不可得兼，我們要從小農經濟和計劃經濟進入到市場經濟就必須承擔傳統信用衰敗的后果。市場經濟帶來了繁榮多彩的現代社會，但也帶來了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和憚忌。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其實，這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早已經入木三分、淋漓盡致地被刻畫了出來。

因此，我們只有在正視市場經濟進程中信用危機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才能找到解決之道。道德的批評和一時的意氣最終只能成為我們逃避現實和推卸責任的借口，而于事無補。我們要做的，不應是發牢騷和談感慨，而應是借助市場經濟和現代社會所提供給我們的分析工具來進行心平氣和的思考，尋求應對的良方。

三、 市場在克服信用危機中的基礎性作用

1. 信用危機非市場解決機制的困境

面對傳統信用危機，呼聲最高的是引入政府干預、頒布相關法律和加強道德教育。許多人呼吁：“信用是市場經濟得以運行最起碼的基礎。”［4］“市場經濟不僅是法制經濟，也是信用經濟”[注: 這一口號目前頗為流行。參見劉曉辰：《構建誠信責任對市場規范意義重大》，2002年7月15日《中國證券報》；梁庚水：《信用是財富》，2001年8月2日《茂永晚報》；李雯：《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的信用制度建設》，《理論與探索》2003年第3期；《呼喚信用經濟》，2001年12月17日《福建日報》；任保平、鈔小靜：《經濟轉型時期市場秩序建設的信用制度供給》，《思想戰線》2006年第1期。]，并且開出了自己的藥方：“大力培育社會信用觀念和意識”，“大力倡導誠實守信的職業道德”［13］，以期“在不太長的時間內，使我國社會信用觀念淡薄和信用制度缺失的現象有一個根本的改觀，為建設市場經濟和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奠定堅實的社會信用基礎”［4］；促進“信用管理系列的立法和執法，即使用信用的規范和失信懲罰機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對信用交易和信用管理行業的監督和管理”［5］；“加強法制建設，要維護法律在防范和化解信用風險和危機中的權威性、嚴肅性，把社會信用建立在法制的基礎上”［14］。

這些觀點顯然認為，由于市場經濟導致了信用危機，必須強化道德教育和由政府與法律加以有力的引導和干預。［15］林毅夫教授在接受采訪時明確提出了這一觀點：“市場自我規范也有缺陷，比如監理公司有可能對施工隊進行過分的干預或者收到施工隊的好處而不負責的進行監督管理，政府要做的工作就是防止這些情況的出現。”［5］

2. 市場對重建現代信用制度的基礎性作用

市場中有人會利用權力尋租，但是政府不會尋租么？難道政府的權力不是更大，不是更有尋租的動力？愿望良好的人們顯然虛構了一個公正無私的“理想政府”，并且忽略了市場自身的巨大影響。這個“理想政府”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如此強調政府管制的結果很可能是欲速則不達，反而會阻礙市場功能的發揮。實際上，林毅夫教授自己也承認，“市場有自我凈化功能，可以通過制度的選擇和安排來實現”。他舉的例子也很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點：“在家居裝修市場，存在著偷工減料、不按標準施工、以次充好等不守信行為。針對這種現象，北京就自發地出現了‘居然家居市場’，進入這個市場的工程隊，必須遵守它所制定的規范，報價設計合理、操作規范等，這樣就把信用好的施工隊和街頭‘游擊隊’區分開，進入這個市場的施工隊信譽好，生意好，取得的回報也好，市場的這種安排使守信者得到收益。同時，家裝還需要專業信息和專門人才，市場上就出現了專業的監理公司，為業主提供服務，幫助他們考查施工隊的操作行為、用料情況等，杜絕了施工隊可能的失信行為。”［5］不僅中國的市場機制已經在逐步克服信用危機，西方國家的經驗也可供參考。“在美國，每個人都有專門的信用號碼和由專業公司做出的信用報告，以供任何公司、銀行和業務對象有償查詢。若個人信用差就有可能被打入黑名冊，直接影響到經濟生活。”［16］依靠市場自發建立的這些消費者信用報告，美國成為了世界上消費信貸相當發達的國家之一，其信用制度已經相當成熟。［17］這些例證都說明了林教授強調的市場的“自我凈化”能力。

信用的建立需要也只能以市場為基礎。面對著這樣一個瞬息萬變和無限豐富的現代社會，政府往往會顯得力不從心。［18］同理，人們往往把責任歸結為政府，也是走錯了路：信用制度建立緩慢的原因不是政府的阻撓或者延誤，而是制度本身缺乏支撐的基礎，建立起來也是空中樓閣。而市場的完善，是一個公共選擇，需要量的積累。［19］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建立信用制度已有150多年的歷史，目前個人信用消費已占全社會消費總量的10％以上，企業間的信用支付方式已占到社會經營活動的80％以上，純粹的現金交易方式已越來越少。即使在個人支付活動中，信用付款方式也已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比如在奧地利，信用制度建成已久，奧地利國民對使用信用卡和信貸消費早已習以為常。［20］

要解決信用危機，必須首先認識到市場經濟是重塑信用的基本機制，認識到市場本身的基礎性作用。那些把信用危機看作市場的陰暗面從而過分強調通過規制和制度建設來解決問題的觀點是舍本逐末。這帶來的一個直接的后果是，許多人把解救之道放在了政府、法律和道德觀念之上，而市場在這個時候成了盲點。市場經濟摧毀了傳統信用，也必然要依靠市場經濟來重塑現代信用。［21］85-88法律只能成為輔助的工具，而道德說教已經根本起不到作用。“要改變信用淪喪的這一現狀，簡單的呼吁是蒼白的，畢竟不講信用，而輕松獲得利益的誘惑勝過任何諄諄教導”［4］。

四、 市場機制下的信用特點及其建立條件

1.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代信用制度特點

既然要從市場經濟本身來尋求信用危機的解決之道，我們就必須從把握和依照市場的經濟特點以及由此導致的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的特點著手。前文的分析已經表明，人們是否珍視信用是一種在特定時空內的趨利避害的行為；而市場經濟是一種跨地域的大規模經濟，它在最大限度上拓展了現代人的生存空間，并使現代人的利害算計成為了生活的首要問題。由此我們可以引申出的結論是，現代信用的生命力必然不同于小農經濟下的傳統信用，它必須能夠在大的時空格局中成為人們利益的有效保障，否則就沒有意義。現代信用的基礎不是固定的居民、熟悉的人群、穩定的社區，而是流動的人口、陌生的個體、變動快速的社會。現代信用對于現代個體（包括個人、企業以及某些時候的政府）的最大功用就在于它能夠在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最大可能的促成這些不斷流動的、陌生的、自利的個體間的有效合作。

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市場作為現代的合作機制，其運行的效果取決于“交易成本”的高低。[注: 參見R科斯、A阿爾欽、D諾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三聯出版社1991年版；張五常：《經濟解釋》，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而與交易成本密切相關的首先是信息問題。市場經濟的跨地域性和交易雙方陌生性就使得交易所必需的信息很難獲得。現在為人們所樂道的國外“信用商品”、“信用消費”就是為了解決交易信息問題而產生的。［23］與信息問題密切相關的是交易安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交易不但跨越的范圍廣闊，而且標的也往往非常大，在缺少信息的情況下，信用本身就是一個安全的信號，可以成為規避風險的指示燈。［23］品牌和商譽正是作為一種現代信用，來標識和保證交易安全。

至少就傳遞信息和節省交易成本而言，一個有信用的現代個體更有利于促成交易，促進投資和資金流通。因此，實際上現代信用本身就成了非常有價值的無形資本。之所以出現假冒偽劣的行為，恰恰是假冒者要搭現代信用的無形資本這個便車而引發的。近年很多大企業紛紛推出“信息論壇”等類似的大型研討會，許多學者紛紛對信用問題發表看法，“信用危機”是一個直接原因，但是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了信用在市場經濟中的巨大價值。顯然，正是在這里，現代信用開始找到了自己的合適位置。我們也進一步發現了現代信用與傳統信用的一個不同：傳統信用，用先生的話來說，是一種“不假思索”的近乎天性的習慣，而現代信用是基于人們理性算計的功利選擇。一句話，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代信用就是一件商品，雖然是比較特殊的商品。但是，市場經濟中哪一件商品不是特殊的呢？

因此，影響現代信用的首先不是所謂“信用制度”的建立以及法律的規制，而是參與交易的個體對信用價格的判斷；信用制度能夠起作用的前提也并不是因為這個制度本身如何的先進，而是因為這個制度能夠把每一個不同個體的信用價格充分和真實的標識出來。換句話說，現代信用的確立首先是人們認識到“信用有價”，它的建立則必須依賴對市場中每個個體的信用“實際定價”。這也就是張五常教授反復提及的弗里德曼的名言：“人的靈魂是可以出售的。……人各有價！”［24］

2. 建立現代信用制度及信用定價的困難

既然信用定價可以解決信用危機，為什么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信用危機仍然無法得到有效的緩解呢？其困難在于，從意識到“信用有價”到能夠較為便利地對每個個體信用進行定價，這中間的距離仍然是非常大的。由此，我們可以很容易發現目前炒作得很熱的所謂“個人信用制度”、“社會信用制度”、“信用記錄與公布制度”以及相應的“信用消費”和現在大力推行的“學生信用貸款”等等，雖然都是很有針對性地提出的、解決當前信用危機的解決辦法，都表明了人們的熱切愿望，但是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對每個具體的個體信用進行實際定價的問題。人們期待的那些信用制度短期內都不能幫助定價，反而要以個體信用定價作為運轉的基礎。

一個耐人尋味的例子是，在以信用為基礎的分期付款購車、購房這類商業交易中，商家（銀行、保險公司以及經銷商）并不認可所謂信用記錄和那些信用中介，甚至不完全相信自己以往的信息記錄，而都要從頭“層層盤查，真可謂‘寧可少貸一千，不能錯貸一人’。購房貸款要清查一遍，汽車信貸要清查一遍，反正只要是與信用沾邊的事，都要從頭再來。”［26］對風險的恐懼是貸款方或擔保方設立層層關卡的重要原因。銀行、保險公司、經銷商都沒有錯，試想誰愿意將錢借給不知根知底的人？但問題是，這樣周而復始的信用“盤查”何時是個盡頭？對于一手托三方（廠家、經銷商、消費者）的信用消費，是得到社會各界的一致認可的：對小到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到國家拉動內需來說，信用消費都是一把難得的“金鑰匙”。然而，這把在國外屢試不爽的“金鑰匙”緣何帶到國內就銹跡斑斑呢？難道中國人都是不講信用的？波斯納的目光很敏銳，他看到了“信用消費，是得到社會各界的一致認可的”，人們認識到了信用的價值，但是在具體定價過程中，“這把在國外屢試不爽的‘金鑰匙’……帶到國內就銹跡斑斑”。“主要問題之一就出在政府有關部門上（對個人資料發掘權應該由政府享有）。在老百姓遭遇到信用消費的諸多麻煩手續后，盡快建立信用制度成了長期以來老百姓的一致呼聲，然而遺憾的是‘建立信用制度’一直‘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耐不住性子的一些金融機構紛紛推出信用評價體系，各自為政，信息不能共享，致使一些消費者往往在某金融單位信用良好，而在另一金融機構信用為零。購房貸款與汽車信貸也同樣遭遇著‘信用割據’的尷尬：購房時信用與購車時的信用依舊‘老死不相往來’。信用的一統已迫在眉睫。”［25］

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在如今頗為普遍但也頗為怪異的現象：人們一方面承認信用有價，另一方面，在實際定價中又不得不否定信用的價值。于是周而復始的信用“盤查”這種怪現象的出現就是必然的，因為“個人信用”這種商品剛剛投入市場，市場還要反復的加以估量。這時無論是民間組織、中介機構還是地方或中央政府都無法通過建立幾套制度或頒布幾部法律來解決這個問題。信用定價最終只能靠市場本身來實現，這同其他商品的定價并無差別。許多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在這個必定信息不完全、存在交易成本的世界里，市場是定價的最佳系統。

“信用定價”困難除了這個一般性的原因外，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即信用不但是一種商品，還是一種特殊的商品。每個人自己對自己信用的估價很可能同市場對之的定價不等。西方國家常常會出現的信用卡透支欺詐的情況很能說明這一問題。次級貸危機是新近的例證。即使現代信用制度建立起來了，可以很便利地為每個個體定價，由于個體自己認為自己“不值那么多錢”，那么也還會出現信用欺詐的情況。問題的實質在于信用存在雙重估價：一是別人對一個人信用的估價；一是這個人自己對自己信用的估價。當代信用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信用商品的外在估價和內在估價不同這一特點。

中國社會當代的“信用危機”不應籠統地歸結為“中國人都是不講信用”甚至大而化之地指向民族素質，而是因為具體的信用定價機制沒能及時建立，人們在一時沒有辦法給每個個體信用進行簡便定價的情況下，只能把信用的價格壓低，甚至確定為“零”。3.克服現代信用危機和完善信用定價制度的長期性

由于信用定價的上述特點和實踐困境，現代信用危機的克服和信用制度的建立勢必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急功近利的政府干預只能導致欲速則不達，因為信用定價既不是政府所能解決的問題，同時，讓人們認識到“信用有價”、“人各有價”也并不全是政府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精神文明建設”的功勞。我們必須一直堅持的思路是從市場經濟本身和現代社會以及現代人的特點來理解這個問題。［26］而按照這一思路，最終決定人們行動的只能是每個人權衡利弊后的理性選擇。

當然，這并非是說政府和法律不該或者不能起作用。美國次級貸危機的發生的確在提醒我們注意政府監管和法律規制。我們不能把政府和法律的作用作為基礎性作用，市場才是基礎。［27］那么，政府和法律的作用是什么呢？其最重要的作用是抬高一個社會中信用的平均價格。而提高信用平均價格的方法可以有兩種：一個是懲罰背信行為，一個是獎勵守信行為，即分別提高背信的成本和守信的收益。一個人不守信付出多少代價，也就意味著這個被背棄的信用價值多少，同樣，一個人守信的收益也可以度量信用的價格。因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即使是對某一個特殊個體的懲罰或獎勵也都意味著在對每個社會成員的信用價格進行調節。每個人在此基礎上可以通過自己的行為提升和降低自己信用的價格。

信用制度的建立與市場經濟的成熟一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實現的，“需要時間的鬼斧神工”［28］。時間可以把許多起初看似不利的因素化為促成轉變的最初條件。“信息割據”固然可憂，但是這恰恰是最終建立統一制度的基礎，至少可以培養某些非正式制度的生成。人們也需要在時間的磨礪中不斷覺醒，不斷認識并且最終確定信用的價值。正如蘇力所說，“時間是超出任何個人或一些人的能力的，是‘上帝’的事業。事實上，時間本身并不可能有什么神力，而只是一種簡便化的標記，它標記的是各種資源的積累、傳統的承接或轉換、合法性的確立。我們的責任只是，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大背景下，注重研究和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這就是在創造、積累資源。”［21］22［感謝匿名評審人和伏軍博士提出的修改意見，也感謝北大經濟學院曹和平老師的提醒與點評。感謝曹志勛同學出色的研究幫助。一如成例，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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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蔣萬勝］Attributive Causes for Current Creditability Crisi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Solution through Market

LING Bin

(Law School，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第9篇：小農經濟的基本特點范文

關鍵詞：有限理性；非正規金融；關系型信任

中圖分類號：F832．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6）09－0046－04

一、引言

“三農”問題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特殊地位衍生出了農村金融的重要性。目前我國農村地區的正規金融卻不能令人滿意，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農村地區的非正規金融卻異常活躍，對其研究也成一大熱點。

麥金農于1973年提出的關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假說（financial repression hypothesis）與市場分割假說（market segment hypothesis）為非正規金融的產生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Floro＆Yotopoulos、史晉川和葉敏、賀力平、張杰等均從這一分析框架下得出非正規金融的產生緣于國家的金融抑制政策導致正規金融對金融需求的供給不足。但以上解釋與正規金融在發展中國家與金融高度自由化的發達國家的同時存在相矛盾。Stiglitz和Weiss的均衡信貸供給模型（equilibrium credit rationing）使我們可以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非正規金融。[1]沿此思路，Steel，etal、林毅夫等分析認為信息不對稱是產生非正規金融的更重要原因。[2][3]但是信息經濟學的解釋也不完全。現代金融中介的意義已不僅僅局限于減少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它們已經是獨立的市場參與者，通過提供金融產品來創造價值。此外，史晉川等以溫州為例對民間金融的變遷給出了一個三方博弈（上層結構，地方政府和民間非正規金融）的解釋。[4]張杰從歷史視角論述了農戶的金融需求特征，并得出中國農戶特有的融資次序及民間借貸的內生性。[5]但是，該文對農戶行為的假定過于偏頗，對民間借貸也未給出發展的分析。

本文試圖從農戶行為的分析著手，得出農戶有限理性的行為假設及傳統小農與現代農戶的金融需求特征，并以此為基礎解釋農戶在特定約束條件下的選擇行為導致了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產生和發展。

二、傳統農戶的行為特征

傳統農戶是指以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戶，在地域上主要分布于中西部落后地區的農村。與此對照的是現代農戶，是指經濟上無生存威脅，較為富裕的農戶，主要分布于東部沿海地區及中心城市郊區。

西奧多•W•舒爾茨（Schultz）認為農民是理性的，傳統農業中的農民如同在特定的資源和技術條件下的“資本主義企業”，追求最大利潤，對價格反應靈活，其生產要素的配置行為也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并且分析指出傳統農民之所以儲蓄意愿低是因為缺乏有利的投資機會。[6]S•波普金（Popkin）在舒氏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認為農民在經濟和政治市場上均是最大化利益的追求者。[7]

A•V•蔡雅洛夫（Chayanov）則認為農民并非資本主義企業，主要原因是：小農的家庭式農場不依賴于雇傭勞動，而是自己的勞動投入，故難以計算成本收益；[8]希爾•波拉尼則從根本上批評了舒氏的命題，認為將以價格機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運用于小農經濟體系是不符合邏輯前提的。詹姆斯•斯科特（Scott）在蔡氏及舒氏的基礎上提出了“道義經濟”的命題：農民的主導動機是“避免風險”和“安全第一”。[9]也就是說，農民具有風險厭惡者的特征。

顯然，中國傳統農戶的現實行為與上述分析均不能很好吻合。傳統農戶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村經濟遠沒有達到完全的市場化，所以傳統農戶不可能達到完全的理性；而中國農民也絕不是天生只追求“生存”與“安全”。在漫長的農業社會中，農民對土地產生了特殊的感情。因為人首先要追求生存，然后才能發展，而土地則是農民最根本的生存保障。中國小農經濟也有“過密化”的特征，之所以沒有從家庭中轉移出來大量多余的勞動力，是因為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有土地的微弱保障，從而沒有更進一步淪為完全的無產者。（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更替幾乎都是由于土地兼并過度，完全沒有生存保障的失地農民過多引發。而新的統治者則會改變土地分配狀況及稅賦制度，使農民能有基本的生存保障。）當然，過多的勞動力為求更好的生存會去追求家庭農業收入之外的非農收入。但是，這些非農收入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即使現在有些農民的非農收入占總收入的很大比重），所以農民無法改變被束縛在土地之上的命運，其一切經濟決策均要以此為基礎。

中國土地的過度細分和農業的脆弱性造成單個農民抵御風險能力的不足，以土地為生存保障的小農會自然地尋求某個集體的庇護，而家庭和家族則是他們的自然選擇，由此形成了中國社會特有的以家庭為核心的“圈層結構”。[10]家庭為小農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險。因此，中國的家庭與貝克爾界定的“家庭”不同，兼具生產與消費的特征，追求的是“生存”（溫飽）前提下的“發展”（最大化收益）。

農戶在這種“圈層結構”之中的相互交往中逐漸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關系型信任。區別于建立在正式組織之上的契約型信任或制度型信任，關系型信任是建立在非正式組織的基礎之上的，圈層結構的相對固定性使它能夠依賴于自身的自我實施來維持和發展。在這種“圈層結構”中，因為個人乃至家庭抵御重大災禍的能力實在有限，農戶期望自己在需要幫助時能得到有效的幫助。為達這一目的，農戶需要在“圈層結構”內進行“人情資本”投資，即在別人需要時給予各種幫助（實物、貨幣或者其他各種形式）以期別人能記住這種“人情資本”而在日后給以回報。由于“圈層結構”之外的交往對象具有極大的偶然性和不確定性，農戶不能期望還有下一次的交易機會，所以人情資本投資會局限于“圈層結構”之內。農戶相互間的“人情資本”投資又強化了圈層中的關系型信任，這對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產生及其利率有重要意義。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界定中國傳統農戶“有限理性”的行為特征。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個人自身處理信息能力的有限性以及生存保障的現實壓力，農戶只有在剔除上述約束的影響之后的可選擇集合中最大化自己的收益。需要指出的是，農民雖然不能非常及時和精確地計算出自己消費的自產產品及自己勞動力投入的價格，但是能根據以往的經驗和事后的事實來衡量出其價格，所以農民是很好的“成本―收益”計算者。例如，農村家庭養兩三頭豬是無法彌補其成本投入的，農戶之所以仍然養主要是因為：首先，農村婦女勞動力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收入來源，只能降低自己的勞動力價格；其次，喂豬的豬糧主要是自產的農作物，雖然有市場價格，但是交易成本極高，大大超過了本身的價格，作物價值無法直接實現，可以通過喂豬實現其價值；再次，可以將自己零星的勞動力投入轉化為一筆較大額的收入，相當于是一種零存整取的儲蓄手段。

三、傳統農戶的收支結構、金融需求與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產生

傳統農戶的日常收入可分為農業收入（包括自己消費的自產農產品和用于交易以換取貨幣的自產農產品）和非農業收入（主要是農民外出務工收入）。傳統農戶的支出可分解為生產性支出和非生產性支出。傳統農戶的收入和支出結構如圖1、圖2所示。

從上面的收入―支出結構可以看出，當農業收成較好，農產品價格較穩定時，農業收入就有保障，生存問題就無大礙；反之，農戶則急需外出務工以補日常支出的不足。而當宏觀經濟不景氣時，就業機會的減少和勞動力價格的下跌將導致外出務工收入相當有限。由于傳統農戶收入水平的有限以及市場信息的缺乏，傳統農戶有限的收入積累更偏好于修房或者添置家庭生活設施以提高生活質量，而不會去進行擴大再生產以追求更大的收益。這種偏好對傳統農戶的金融需求乃至農村金融制度（正規和非正規金融）的安排都有決定作用。所以農戶的非農業生產性支出較少，生產性支出主要是為維持農業簡單再生產的支出（如購買化肥、農藥、種子等）。非生產性支出一般都是剛性的，并且除修房之外都是突發性的支出。

基于以上的收入―支出分析，傳統農戶的金融需求就有如下特征：①正常年份，農戶的支出與收入基本能平衡，此時的金融需求（D1）主要是為平滑收入與支出在時間上的不一致，用于小額的日常消費支出和農業簡單再生產支出。D1具有季節性、分散性、風險大、數額小等特點，②若收成不好或者農產品價格下跌，特別是遭遇嚴重自然災害導致農戶生存受到威脅以及婚喪和修房時，農戶會有較大的金融需求（D2），D2的特征主要是數額相對較大和突發性。③從數額上看，農戶的非生產性金融需求占了較大比重。

傳統農戶的金融需求最先會求助于家族內部，而當家族無力解決時，農戶的最佳選擇就是正規金融機構。如前所述，傳統農戶生產性的金融需求數額小、風險大，并且農戶無法提供抵押擔保，正規金融機構提供這種金融服務的交易成本高，風險大。而對于非生產性的金融需求更不在商業信貸的范圍之內。所以傳統農戶會自然求助于“圈層結構”之中的親朋好友，民間自由借貸由此產生。

而對于傳統農戶來說，D1由于其數額較小，一般在圈層結構之中的家族范圍內就可以解決，此時的借貸一般是無息或低息的，但是會形成負的“人情資本”。難以解決的主要是數額較大的D2，遇到重大病故或者建房時，單個家族往往難以滿足需求，農戶只有在家族以外去尋求幫助，由于農戶在這個范圍內“人情資本”投資的數額和次數一般較少，人們之間的關系型信任也較弱，此時的貸款一般要計息，且利率與“人情資本”投資的數額成反向關系。更進一步，倘若金融需求在圈層結構之內沒有得到滿足，那么農戶將被迫與沒有關系型信任的貸款人發生借貸關系，貸款人出于風險（無信任、無抵押）和機會成本（貸款人的收入積累是緩慢的，并且常常是有特定目的的，如婚喪、修房、添置新的生活設施等）的考慮，往往會收取高息。高息的另一原因是需求的突發性和貸款人的稀缺造成農戶談判能力的削弱。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傳統農戶之間的自由借貸集互與商業性、低息與高息于一身，是農村非正規金融的早期形式，其產生是農戶在特定約束條件下的選擇行為。

四、現代農戶與非正規金融的發展

商業化浪潮不斷沖擊著傳統的農村經濟，傳統農戶的行為也逐漸發生變化，這種變化首先發生在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因為他們更貼近市場。隨著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戶獲取產品的供求和價格等市場信息變得較為容易，市場信息對農民的約束程度大為下降。農戶收入水平上升，收入積累的速度和數額都有了較大的提高，所以農戶沒有了以前的生存威脅。由于沒有了上述的環境約束，傳統農戶就逐漸轉變為現代農戶，他們區別于前者的行為特征是他們更接近于完全的理性人。與追求生存保障的傳統農戶相對照，發展則成為現代農戶的理性選擇。而市場信息則為現代農戶提供了新的生產項目。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農村社會的“精英分子”（基層組織的干部及與外部有特殊聯系的農民）起了帶動作用。他們一般具有兩個條件：一是具有一定的資金積累；二是和地方政府有特殊的關系。這些精英分子利用捕捉到的市場信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開始了與傳統農戶不同的生產行為。他們的成功一方面增加了當地的就業進而增加了當地農戶的收入，另一方面使有一定收入積累的農戶加入到他們的行列。這個過程促使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傳統農戶向現代農戶轉變。

當上述生產性的行為在一個地區擴大之后，金融資源的供給和需求就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農戶收入的增加使前文中描述的非生產性金融需求可以在家族內部解決；其次，農戶的金融需求結構有了根本變化，生產性金融需求相對非生產性金融需求占了更大比重；再次，農戶收入的大范圍提高使農村資金供給更加充裕。單個家族甚至一個完整的圈層結構都難以滿足大額的生產性金融需求，而對于正規金融機構，這個數額又太小，并且農戶難以提供抵押，所以農戶的生產性金融需求就無法在以前的金融制度安排下（包括正規制度和非正規制度）得到滿足。潛在的收益催生了新的非正規金融制度，標會、錢莊、各種基金會等有組織的非正規金融組織滿足了較大額的生產性金融需求。這些制度安排的一個共同特征就是將單個農戶的資金匯集在了一起形成了較強的金融供給能力。由于這些制度安排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圈層結構內部，“人情資本”很少甚至沒有，風險很大，所以利息通常高于正規金融機構的利率。

所以，正是外在約束條件的改變使傳統農戶向現代農戶轉變，進而改變了農村金融需求與供給的結構特征，從而推動著農村非正規金融向組織化方向發展，而這種內生于農村經濟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但是，非正規金融的制度安排有其自身的內在缺陷。首先，伴隨著現代農戶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非正規金融的規模也應該逐漸擴大。但由于缺少國家正式制度的支持，非正規金融不可能達到規模化和網絡化的程度。其次，非正規金融的產生是由于“關系型信任”的存在，大規模的非正規金融組織將會失去此優勢。最后，由于沒有納入國家統一的監管體系，非正規金融的風險隨著其規模的擴大不斷暴露出來，個體的盲目性，逐利性和機會主義行為使這種風險不斷加劇。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的分析表明，傳統農戶有限理性的行為特征是建立在其所處的特定的環境約束（市場信息的缺乏、收入水平低下）基礎之上的。農戶的有限理性直接導致了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產生。而上述環境約束的逐步解除，使現代農戶更接近于完全的理性人，進而改變了農村中的金融需求與供給結構，從而推動了非正規金融向組織化的方向發展。農村非正規金融是伴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不斷發展壯大的，各種不同形式的非正規金融滿足了農戶在特定約束條件下的金融需求，它彌補了由國家完全控制的正式制度安排的不足，是內生于農村經濟的，對農村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內在缺陷限制了它的進一步發展，為此國家需要對其加以引導和規范。

本文的政策建議是：首先，消除落后地區傳統農戶的環境約束，積極培育農民的生產性金融需求。要使農戶擺脫生存威脅，擺脫土地的束縛，就必須增加農民的收入。其一是要讓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就業。其二是要增加農民獲取市場信息的渠道，降低農民的信息約束。國家可以投資建設落后地區的鄉村公路，普及電話、電視以達到信息的有效傳遞。此舉可以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聯系起來以達到更好的效果。其次，依法界定合法金融與非法金融，將發達地區各種組織化程度較高的合法的非正規金融形式納入國家統一的監管體系之中，減少非正規金融的風險。再次，引導有一定規模的非正規金融組織向正規金融組織轉變，建立商業性和合作性的民有中小金融機構，從而使農村金融的產權主體多元化，形成充分競爭的格局，促進農村金融的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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