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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運動的主要思潮是人文主義,它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精神與各國民族精神。社會文化思潮可以被歸結為人文主義,社會心態和學術理論傾向,重理性。深刻地影響了近代哲學的思想觀念。
這時期的哲學一方面仍保留著中世紀哲學的痕跡;另一方面包含著近代哲學的萌芽。為近代哲學開辟了道路。在中世紀哲學向近代哲學過渡的進程中,文化上出現新舊并行,或交替的局面:人文科學與神學;古代哲學與經院哲學;個人主義與權威主義;經驗科學與自然哲學;理性與信仰;批判精神與教條主義……相互撞擊,表現出過渡時期的文化特征。
這期間人文主義的語言哲學,藝術哲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各派學說對近代哲學都有很大影響。由于中世紀教會不注重文學藝術的價值,文藝復興則肯定了文學藝術同哲學一樣。如達奇芬就把詩和畫都看作是哲學,把文學藝術比作鏡子,反映現實,創造第二自然,能給人以真理。因此,人文主義藝術創作也達到了頂峰,是最輝煌的年代。例如繪畫、雕塑、建筑、音樂等,他們在藝術創作中和反思中獲得了哲學的意義。藝術作品體現了人的非凡創造能力;肯定了感性的作用;反映了自然的和諧;抬高了人的價值;貶低了神的地位。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
人文主義思想反傳統、反神學、反經院,認為其是教條主義與宗教專制主義。人文主義的藝術觀涉及到自然觀、認識論、人論、價值觀等方面。由于文藝復興運動對“自然”的發現,導致近代哲學與自然科學聯盟,自然科學為近代哲學提供了新的理論模式,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文化氛圍。如果沒有自然科學帶來的那種新的變化,文藝復興時期的其它理論成果也不會被吸收進近代哲學之中。
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科學思想,深深地影響了近代哲學。有些問題雖不屬于自然科學,但哲學家們也試圖以自然科學的方法加以解釋。如笛卡兒的形上學;斯賓諾沙的倫理學;休謨的人性論。人們不再相信演繹推理是探索知識的唯一途征,則認識到經驗與數學的重要性。
近代哲學不僅對自然科學的性質內容進行反思,而且也為自然科學奠定基礎,預示方向。自然科學不只是服從哲學的指導,而且也影響到了近代哲學的方向和內容。近代哲學比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于自然科學的方法,標準和成就。近代哲學與自然科學的學說彼此呼應,相互影響到。近代哲學的理論具有自然科學理論的系統性,確證性和方法論的簡明性特點。近代哲學與科學同盟,也是哲學世俗化的進程,基督教哲學從此失去了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因此,文藝復興是歐洲的時代精神由基督教文化轉向自然科學精神,也是中世紀哲學過渡到近代哲學的根源。
論文摘要:現代人文主義教育思想是20世紀60、70年代盛行于美國的一種教育思潮。它以人的“自我實現”為最終目的,推崇人的個性和諧發展;著重強調培養人的整體性、全面性和創造性;提倡在教育過程中應用人本化的課程和教學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創造性。現代人文主義教育思想開創一種自由寬松的學習氛圍,對美國以及世界的教育實踐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現代人文主義教育思想是20世紀60、70年代在美國盛行的一種教育思潮。它秉承西方歷史悠久的人文主義教育傳統,推崇人的個性和諧發展,深受20世紀復興的各種人文主義思潮的影響。現代人文主義教育思想以現代人文主義哲學和心理學為基礎,著重強調培養人的整體性、全面性和創造性;提倡在教育過程中應用人本化的課程和教學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創造性,開創一種自由寬松的學習氛圍。現代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對西方教育思想、教育觀念、教育目的、教育內容、教育方式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人文主義教育思想概述
西方的人文主義教育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總體來看,它經歷了古典人文主義教育、人文主義教育、新人文主義教育和現代新人文主義教育這四個發展階段。古典人文教育強調把理智的發展當作教育的最終目的,對兒童的情感和理智進行陶冶。人文主義教育的出現是針對中世紀封建神學泯滅人性、壓制人性,其核心是恢復人的地位。人文主義教育強調個性自由和發展,強調用古希臘、羅馬的文學藝術來陶冶心性、啟迪智慧,但是對自然科學卻持冷漠態度。新人文主義教育的最高原則是發展個體的自由,強調用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來陶冶和教育人。
二、現代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產生背景
現代人文主義教育思想是一個融合了眾多教育流派的體系。廣義上說,進步主義、要素主義、永恒主義、存在主義等教育思潮以及教育人類學,法蘭克福學派和以馬斯洛、羅杰斯為代表的人本主義教育思想都可以稱為現代人文主義教育。從狹義上說,現代人文主義教育特指20世紀60、70年代盛行于美國的一種人本化教育思想。
總的來說現代人文主義教育經歷了兩個主要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19世紀初產生的新人文主義教育傾向。它是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教育思潮的繼續和發展,具有尊重歷史文化及調和發展的特點。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70年代盛行于美國的人本化教育思想。這種教育思想產生是由于二戰后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迅速發展,人異化為物的現象逐漸加劇。人類成為科學技術的奴隸,面臨著外部價值體系的瓦解,隨之轉向內心世界尋求價值目標。
三、現代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
(一)哲學基礎
現代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哲學基礎是在人性論、認識論之上吸收了存在主義哲學的觀點,核心內容是“人的存在”。同時,把人的存在視為是不斷發展的過程。此外,現代人文主義把豐富發展人的情感生活看作是人整體發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教學過程中吸收了存在主義哲學家貝爾提出的著名的“我與你”關系理論重視師生間良好關系的培養,認為情感發展主要得益于良好人際關系的建立。
(二)心理學基礎
現代人文主義教育思想以人本主義心理學為理論基礎。它認為人具有完整的人格,因此不僅從直覺的角度去把握整體性,而且要“從意識經驗自身這一整體去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在教育的過程中,主張發揮人的整體性,使身心的發展協調一致,同注意人的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的統一。
四、現代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主要特點
(一)注重個人的“自我實現”
人文主義教育思想重視教育在培養人的過程中的作用,強調培養身心兩方面和諧發展的“新人”。明確提出,教育必須以人的“完美人性的形成”和“人的潛能的充分發展”為最終的目標,即人的“自我實現”。認為一個自我實現的人應該在其人格特征上體現出人的整體性和創造性。所謂整體性是要達到人的內外統一。
(二)強調學校教學內容的擴展
教育的目的決定教育內容。現代人文主義教育內容注重滿足學習者的個性特點和整體協調發展需要。在課程的安排上富有彈性,注意課程內容的思想性與情感性的相互滲透,要求課程內容的安排以學生為中心,考慮為不同能力的學生提供相適合的課程。它充分考慮了學生的個體差異,將學生分為不同層次施以相應的教育,是每一個學生的潛力得到最大限度發掘。
五、現代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影響
現代人文主義教育是在美國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給人們的精神帶來危機的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針對20世紀60年代美國在課程改革中,只重視學生的知識結構,忽視學生的身心發展。現代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繼承了西方人文主義教育傳統,尊重學生的價值、自由、道德、理性、情感,以人的“自我實現”為教育目標,培養學生的健全人格,提出了適應學生身心發展規律的教育教學方法。現代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在教學內容的選擇上,以學生的需要為核心,注意課程內容的統一性,使學生的情感發展與自我認知發展協調統一。
我國現在大力提倡素質教育,使學生不僅具有專業的學科知識、專業技能,而且要把學生培養成為具有適應瞬息萬變社會能力的高素質人才。在教學過程中注重學生潛能的發揮、高尚道德的培養、正確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這就要求教學必須適應人的需要,強調以人為本,而不是人去適應教學過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人文主義教育思想提出的教育目的、教育內容、教學方法等為我國現階段教育教學的改革提供了借鑒。
參考文獻:
[1]張斌賢、褚洪啟等.西方教育思想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關鍵詞:歐美文學 個性自由 意義
引言
希臘文學是歐洲文學的起源,各國文學和民族文學的發展基本都是以口來傳播,口是最早的文學小說傳播形式,后來發展到書面文學中。其中“個性自由”。作為歐美文學中最長用的命題“個性自由”,我們從歐美文學作品及發展的歷程中得以認識。
一、古希臘文學中的個人特性
古希臘英雄傳說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除少數神祗和傳說(如普羅米修斯及其故事)外,他們的個人行為動機都不是為了民族集體利益,而是滿足個人生命價值的追求;或為愛情、或為王位、或為財產、或為復仇。荷馬史詩中英雄們對榮譽的崇尚,表現了古希臘人對個體價值的執著追求和對現世人生意義的充分肯定。極端的個人英雄主義,極富張揚的個性特點成為古希臘文學的核心內涵,也成為古希臘文化的基點。雖然說古希臘文學中體現的世俗人本意識是原欲型的,但以“我”為中心,以“人”為中心的個性張揚和個體自由是十分鮮明的。
古希臘古羅馬文學之后是千年的中世紀文學。重視人的精神和理性本質,強調理性對原欲的限制,是中世紀基督教文學之文化價值觀念的主要特征。
中世紀基督教義提出的人之原罪,救贖,禁欲主義,乞求來世,讓古希臘的人本意識蛻變為神本意識。14至17世紀初的文藝復興是一場針對中世紀的資產階級反封建反教會的思想文化運動。這一時期歐洲文學的主流就是人文主義文學。 “人文主義”,亦即人道主義,它強調以人為本,肯定人的價值,維護人的權利,以“人類的本性”作為觀察歷史的準繩,反對神的絕對權威。人文主義其實質是個人主義,即強調把個人放在一切社會關系的中心,充分肯定個人的意志,個人的利益。文藝復興是對中世紀基督文學、文化的否定和對古希臘文學、文化的復興,是對古希臘文學中提出的個人自由和實現個人價值的進一步倡導。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最早提出了“人學”與“神學”的對抗,他的抒情詩集《歌集》,其中絕大部詩作是抒發對自己所鐘愛的勞拉的愛情,大膽謳歌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礎上的愛。薄伽丘的短篇小說集《十日談》徹底否定了中世紀的宗教觀及禁欲主義的道德觀。總之,這時的許多作家,如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他們在自己的作品中顯示了人的尊嚴和權利,展開了精神個體的無限多樣性。當然人文主義決不只是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的單一性延續與繼承,更不是簡單的重復;人文主義思想體系中也擁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寬恕等基督教觀念,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義又是古希臘、古羅馬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結合的產物。從中世紀的“人是實現某種目的的工具”轉變到文藝復興的“人應成為獨立的精神個體”,這是西方文化史上極為重要的轉變,它標志著中世紀文化的終結、近代資本主義文化的開始。
二、17世紀后文學作品中的“個人主義”
17世紀的古典主義文學中的“人”比人文主義文學中的“人”疏遠了與上帝的聯系,也顯得更理智、冷靜和成熟,但也缺少熱情、缺少自由意識和生命意識。18世紀歐洲各國發生了繼文藝復興運動之后的第二次思想革命運動――啟蒙運動。如果說人文主義者的注意中心是如何從宗教束縛下解放人的個性,肯定人享有世俗幸福的權利,那么,啟蒙時期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們更要求破除宗教迷信,摧毀宗教偶像,反對貴族特權,主張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進而封建統治,建立合乎資產階級理想的社會。自由與平等是啟蒙運動最鮮明的兩面大旗。作為一個廣泛的思想革命運動,也影響到文學的發展。許多啟蒙家直接進行文學創作,把文學作為宣傳啟蒙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盧梭的文學作品中對個性自由的崇尚是其的啟蒙主義、豐富的感情自由的典型,基督教的原罪說他予以否定,因為人至善是人的本性,這種至善是美的,及發自原始的人性和欲望要求是人類的合理的,在人類創造文明的發展過程是對人性的污蔑和罪惡的孳生地。歌德在他的作品中一個很廣袤的天地中深刻地體現了人類的思想問題。這種啟蒙主義文學思想對人類的“個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想追求,為浪漫主義文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反古典主義的偉大斗爭中發展起來的浪漫主義文學、更強調自我人性自由與追求。浪漫主義文學中表現“人性自由”不再是表現在人的理智和情感上、個人的私欲和人類社會道德之間找平衡,他表現的是個人及自我的人生價值。比如“沉浸在天地合一”,人溶于美好的自然景色,天地合一的這種忘我境界,幻想描述一個美好的文明社會,塑造一個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這種體現是浪漫主義文學的個人自由觀和人生觀的理想境界和歸宿。
19世紀中期,隨著工業科技的發展,歐美國家的工業進程發生很大進步,這時的文學作品,主要以現實主義為代表作。人類歷史的進步是物質和財富的創造來推動。這種創造財富的過程是人性的發展過程,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個性隨著財富的變化而發生了很大的失落。現實主義文學更多的是對人性處境和人生命運的關注,從人道為出發點,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論為基礎的人道主義。現在的作品通過文學彰顯了物質化的社會現實,深深地解剖人在物質欲望的驅動下人性深處的心靈變化,揭示和引導警告人們在物質面前人的脆弱及對人性的泯滅。也是對這種物化下失去人性自由的批判。
20世紀的歐美現代文學呈現出紛繁復雜的局面。隨著資本主義的科技發展、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人類在這個世紀里付出了慘巨的代價,一戰和二戰對每個民族及全人類最基本的生存空間、權利和尊嚴發出挑戰。使人類文明的發展和生存空間發生了對立的很大變化。那種人與萬物、社會、自然及民族語民族人和人關系變得不再美好。從思想內容看,現代主義文學表現的是“現代人的困惑”,即揭示周圍世界的荒誕、冷漠、不可理解,以及人置身于其中的孤獨、陌生、焦慮、痛苦的情緒。到18世紀,西方人認為自己憑借著理性的力量可以擺脫“命運”的支配而走向自由,但到20世紀初,仿佛從云端一下子跌入深淵,而且帶著遠比古代人更加濃重的悲哀和絕望。卡夫卡小說中的人變成了“甲蟲”;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質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毀滅,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原欲”的自由沒有了,對于回歸原始狀態、獲得非理性意義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滿著憂慮 ,而現代物質文明下的“自由”也喪失了。總之,一種比19世紀更深重的恐懼、焦慮、痛苦,乃至絕望的情緒彌漫了20世紀西方社會。但是20世紀歐美文學在人本意識上的變化,說明了20世紀作家在對“人”自由和個性問題上的探索更加深化了,只是在人性“自由”問題上還沒有找到理想的境地,或說,在尋找過程中的失落和痛苦,因此只能繼續像“戈多”一樣等待,或像塞林格《麥田里的守望者》一樣地守望。
三、結論
古希臘古羅馬文學表現的“自由”是把對原欲追求和個人榮譽當作人生幸福和實現個人價值的主要內容。中世紀的宗教文學對此加以了否定,今世贖罪和來世才是他們向往的地方,精神的追求代替了古希臘古羅馬的聲色享樂。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是對中世紀宗教文學的又一否定,它重新呼喚人的自然屬性的回歸,但在否定中世紀對聲色、的摒棄外,也部分吸收了宗教文學的博愛仁慈等理性的內涵。古典主義、啟蒙主義文學,更是在對人的自然屬性的自由和個性追求之外,探討人的理性下的自由和個性。浪漫主義文學,對個性自由更強調人的自然天情和自由情感,想與大自然的恬靜形成一種默契,而弱化了自然屬性和理性的平衡。現實主義文學警告人們不要無限制地追求物質享受,不要被物化而喪失人的自由的天性。現代主義文學,指責現代文明對人的生命和尊嚴的嚴重賤踏,使個性自由和個人價值幾乎喪失殆盡,作品表現的是物質文明給人帶來的更沉重的異化和危機感的情況下,表達出的一種失望甚至絕望的情感。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知道,首先,歐美文學對個性自由的文學探討從關注人與外部世界關系、個體與集體關系到理性與的沖突內容直至更加深入地展開了內部的諸多矛盾,包括潛意識層面。因此,隨著歷史的進程,歐美文學對個性自由所探討的內涵在不斷地豐富和深化。其次,爭取個性自由,正是在追求實現個體人生價值的最大化,追求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過得幸福、活得有價值,個性自由的實現程度正是一個人幸福感強弱的最集中體現。由此可見,歐美文學對“個性自由”命題的持恒熱衷正是在探討人的有限生命如何更具幸福感和如何實現人生最大價值的大命題。第三,無論命運如何坎坷但卻始終不屈,因為歐美人把個人榮譽和個人價值最大化視為人生最高的追求,視為人生最大的幸福,他們寧可選擇自由而短暫、光彩的人生。這就讓我們明白歐美文學關于命運和個性自由這兩個命題實際上是一個命題下的兩個集點,兩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人類的極境是實現“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104頁)。命運的多舛和對命運的不屈和抗爭,爭取個性自由,讓在有限的生命里實現個體價值的最大化,歐美文學對這一命題的探索還在延續,雖然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最佳的答案,“達到這一境界需要付出異常艱辛的努力,走過極為漫長的路程。”但歐美文學關于命運和個性自由的兩個命題的探討對人類的發展有著方向性的啟迪和指導性的作用,其意義極其深遠。
參考文獻
關鍵詞:人文主義 友誼 愛情 莎士比亞
一.引言
“舞臺小世界,世界大舞臺”,佩特羅尼斯的這句名言被莎士比亞的劇團所引用。仔細想來,其實戲劇不正如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所說的那樣,是人生的翻版,映照善惡的鏡子嗎?俗話說的好,“做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呆子”,舞臺呈現百態人生,冷靜清醒,而又滑稽可笑。
二.詩人劇作家
莎士比亞(W.William Shak
espeare;1564-1616)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劇作家、詩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文學的集大成者。他出生于英格蘭沃里克郡斯特拉福鎮,臨近秀麗的埃文河。一生創作了154首十四行詩,37部戲劇,兩首長詩和其他詩歌。十四行詩即商籟體是歐洲的一種格律嚴謹的抒情詩體。值得一提的是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比前人的更為進步,主題鮮明豐富,思路曲折多變,起承轉合運用自如。莎士比亞把這種詩體的功用發揮得淋漓盡致,以其“甜蜜”的特征吸引了古往今來的眾多讀者。他用悅耳動聽的語言音韻來贊頌世界最為美好的情感——友誼和愛情。
即使在《威尼斯商人》這部戲劇中,詩人也充分利用了他的詩才創造浪漫美好的氣氛。只不過里面的詩不全是十四行詩,它們是作者即興的抒情小詩,八行、九行、十行不等,它們緊扣劇中人物的心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與故事渾然一體,使人物形象顯得豐滿生動。另外它們都押韻,讀起來朗朗上口。莎士比亞簡直是一談到友誼和愛情,美好的詞就源源不斷。他的詩形象生動、詞匯豐富、語言巧妙、音調鏗鏘,但是也不乏名言警句,它們很好地映射了詩人的理性情感。細讀一下這部劇作,我們不能不承認,劇中的小詩為劇作增色不少。他真是一位詩人劇作家。
莎士比亞的作品蘊涵了他對復雜人性的深刻觀察和對人生百態的清醒反思與透視,他豐富而深邃的思想和作品內涵不僅屬于他那個特定的歷史時代,也適用于現在和將來,可以為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時期提供借鑒。
三.帶有“一點兒陰影”的喜劇
(一)分類之論
在《威尼斯商人》剛被引入中國,在北京劇院排演時,人們曾對它的類屬產生疑惑,有人認為它屬悲喜劇,也有人認為它屬悲劇,但最終還是確定了它的喜劇地位,因為它具有大團員的結局:惡人得到懲罰,善人終有好報。但是,在我看來,它還是具有一定的悲劇性的。這種悲劇性是人道主義者被人陷害,善良、美好的情感被人糟蹋時人們感受到的心痛。竟然會有人道德淪喪到畜生不如的地步,這不能不說是人性的悲劇。
(二)人之真性
莎士比亞作為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戲劇家,他推崇人文主義,人文主義向往人的健全發展,而健全發展的人性必然包含物質欲望的滿足和精神追求的實現兩種內容。包括人在內的所有動物都以物質欲望的滿足為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這決定了人們追求物質財富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關于此,中國有句話最貼切,“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人生在世上,確實離不開銅臭氣,但要有理性,有正義,取之合理。由于所有動物都在生理本能的支配下尋求欲望的滿足,生理本能便不再是人的本質特征。人文主義所張揚的人絕非只有動物性的野蠻人,而是既有世俗欲望又有信念和理想的文明人。
以科學的眼光來看,人文主義是一種哲學理論和一種世界觀。人文主義以個人的興趣、價值觀和尊嚴作為出發點,人與人之間的尊重、無暴力和思想自由是人與人之間相處最重要的原則。現代的人文主義開始于啟蒙運動,在啟蒙運動中人文主義被看做是不依靠宗教來回答道德問題的答案。在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中,超自然的解釋一般被忽略,人們將這種人文主義也稱為“世俗人文主義”。各個主要的宗教中也有人文主義,在那里一般人文主義與該宗教的信仰和傳統相結合。有的人認為人有參加儀式和規則的需要,于是就組織一定的團體來滿足人的這種需要。人文主義作為歷史概念在歐洲歷史和哲學史中,主要被用來描述14至16世紀間與中世紀相比較先進的思想。
1.夏洛克
我們先來看夏洛克,他貪婪、吝嗇,他讓仆人挨餓,瘦得皮包骨頭,只好離開他的家;他把女兒整日關在家里來最大限度地減少消費。他奸詐、狠毒,騙安東尼奧入了他的圈套,喪心病狂的要致人于死地。如此作惡之人,天理不容。接下來看作者借葛萊西安諾之口對夏洛克的咒罵就令人感到痛快淋漓:“萬惡不赦的狗,看你死后不下地獄!讓你這種東西活在世上,真是公道不生眼睛。你簡直使我的信仰發生動搖,相信起畢達歌拉斯所說畜生的靈魂可以轉生人體的議論來了;你的前生一定是一頭豺狼,因為吃了人給人捉住吊死,它那兇惡的靈魂就從絞架上逃了出來,鉆進了你那老娘的腌臜的胎里,因為你的性情正像豺狼一樣殘暴貪婪。”對于夏洛克自作自受,害人反害己的結局,我們拍手稱快。他的行為和思想與人文主義背道而馳!人們在痛恨他的同時不禁為他感到可憐:眾叛親離、自取滅亡。
夏洛克是該劇最復雜、爭議最多的人物,他與哈姆雷特、福斯塔夫并稱為莎士比亞的三大典型。然而他究竟是如他所說那樣是受盡迫害的猶太人,還是貪婪成性的高利貸者?是值得同情還是應當批判?是戲劇性的還是悲劇性的?莎士比亞賦予夏洛克性格以復雜性和豐富性,在他身上體現出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封建主義的殘酷剝削和資產階級唯利是圖、奸狡刁滑的時代特點和階級本質。但是夏洛克慷慨激昂的辯駁也道出了一個被壓迫民族長期以來積郁在心中的憤怒和仇恨。莎士比亞在夏洛克身上寄寓了對被壓迫、受歧視的猶太民族的莫大同情,表現出了他的民族平等思想和對種族觀念的否定態度。莎士比亞正是通過對夏洛克的同情,通過用夏洛克這個反面人物來鮮明地突出他所肯定的人文主義思想在維護人們以及民族之間良好關系中所能發揮的重要作用。
別人就好比自己的鏡子,這是古人總結出的智慧。作為平等享有生命的人,生活在一起就要互相尊重,互相幫助,這樣社會才會平靜和諧,并且會形成人類向前發展的最大合力。人文主義提倡的是尊重每一個個體,歸根結底是尊重整個人類。人們只要真正理解了人文主義的內涵,并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推動社會的和諧發展,我相信,人類的進步會越來越快!
2.鮑西亞
劇中另一個為人稱道的人物形象是鮑西亞,她是莎士比亞創造的一個典型女性形象。她追求愛情自由,深明大義,見義勇為,當一大群貴族男子面對夏洛克的固執與殘忍束手無策時,她以超群的才智,一舉擊敗夏洛克,伸張了正義,突出表現出了這一形象的光彩照人。她不僅勇敢機智,巧妙的救了丈夫的好友安東尼奧;而且又浪漫風趣,騙走了丈夫的定情信物戒指,反過來又逗得丈夫指天發誓來表明自己的忠心。在我看來,簡直一小孩子玩的把戲,但恰恰是這童心未泯的捉弄人的舉動顯示出了鮑西亞的純潔活潑和對丈夫的深愛。人可以長大變老,但愛清新活潑才最好。
在莎士比亞生活的時代,雖然資本主義已經萌芽,封建主義的統治還很強大。他塑造的完美女性形象鮑西亞帶有濃厚的男女平等的思想,她與男人一樣能干,有智謀,這反映了莎士比亞女性革命思想的先進性。
3.安東尼奧
相對來講,安東尼奧的形象著墨不是很多,他是一個善良而憂郁的人兒。有些評論家認為安東尼奧集中體現了人文主義的友誼觀和商業觀:他珍視友誼,為了朋友兩肋插刀;他同情窮苦的人,借錢不取利息。但是他卻有一種無名的憂傷,這種憂傷作者沒有道明,它是否是作者心中一個不可解決的矛盾不可而知。這種憂傷在此可能是對天下窮苦人的擔憂,也可能是對像夏洛克此等惡人的琢磨不透,也可能是對自己何去何從的憂慮,但是他始終堅信友誼高于一切。他是人道主義者的典范。我不禁想象他是否也具有范仲淹的胸懷: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因為我自己也常感憂郁,所以很同情安東尼奧的心情。健談的葛萊西安諾勸安東尼奧時正好表達了自己的人生態度:“讓我扮演一個小丑吧。讓我在嘻嘻哈哈的歡笑聲中不知不覺地老去;寧可用酒溫暖我的腸胃,不要用折磨自己的冰冷我的心”。“只有干牛舌和沒人要的老處女,才是應該沉默的。”像葛萊西安諾這樣樂觀地生活也未嘗不可,只不過有些狹隘罷了,畢竟我們是具有強烈社會性的人,不能只關注自己的小小世界。是呀,我們都不喜歡憂郁,也不喜歡看見別人憂郁,沒有經歷過痛苦的人是不知道憂郁的滋味的,但人生不可能沒有苦痛,所以憂郁終究難免,這真是一個解不開的矛盾啊!
(三)永恒的樂章
不論是在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集中,還是在他的37部戲劇作品中,我們都能發現他對友誼、愛情等真善美的事物的歌頌始終沒有停止過。在《威尼斯商人》中,安東尼奧、巴薩尼奧、鮑西亞、杰西卡以及其他的人物的友誼和愛情貫穿了全劇,正是這些真善美的事物把他們緊緊地團結在一起,戰勝了邪惡的夏洛克。人道主義最終戰勝自私的個人主義,這是作者的理想和信念,也是全體熱愛生活、熱愛生命的人類的理想和信念。人的美好在于有愛,西方有博愛,中國有仁愛,它們在美好的方面是一樣的令人感動的。愛可以拯救生命,有的人為了愛也甘愿獻出生命,有靈性的人是靠精神而活著的。只有愛可以為精神提供養料,使它不致衰竭。但是唯有真善美的事物才能喚醒愛,讓人感受愛。反之,忽視真善美,像夏洛克,終會因缺少愛而走向痛苦的深淵。
四.人文主義的淵源
回首人類逐漸告別野蠻而走向文明的歷史,雨果曾論及西方文明的兩大元典——荷馬史詩和圣經,認為有兩種相輔相成的文化傳統從中生成:一是肯定人類健全欲望的古希臘人本主義傳統,二是關注人類精神道德價值的希伯來神本主義傳統。事實上,正是這兩大傳統縱貫文明發展的歷史,聯袂充當了西方文化靈魂的角色。在這兩大傳統發生深度融會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代,古希臘人本主義和希伯來—基督教的神本主義合二為一,形成新的人文主義內涵。這種人文主義既滿腔熱情地弘揚希臘精神,肯定人的正當欲望,歌頌人性、青春和愛情;又真誠地張揚希伯來精神,由衷贊美高尚的道德和仁慈博愛理念,它使人類精神文明寶庫更加璀璨奪目。作為文藝復興時代最偉大的人文主義作家,莎士比亞登上了當時文學創作的巔峰,從而為人類貢獻出一部部既洋溢著現世歡樂,又引導人趨于崇高的戲劇精品。因此,他的劇作得以進入世界文學經典的前列,閃耀出永恒的理想光輝,給人以無窮的審美享受。比起《雅典的泰門》,我認為《威尼斯商人》更好的閃現了人文主義光輝,它融道德、智慧、友善等各種人類所獨有的美好于一爐,令人不由地感動、贊嘆、向往。
我認為現在人們所提倡的各種民主、自由精神都以文藝復興時期提倡的人文主義為淵源,因為它們都注重人性的張揚和人的自由發展,只不過在形式和內容上有所升華和擴展。作為萬物靈長的人類,經過百萬年桑田滄海的風風雨雨,更加珍愛自己積累的精神文明,這一精神古今一脈相承,這體現在人們對人生世事的洞察、對生命的熱愛和對待生活的理性冷靜上。
結語:
談笑風生戲劇舞臺,真真切切生活世界。幾乎所有的作品都寄寓了作者的某種理想。這些理想都是要求世界變得美好一點兒,其實,我們不能改變世界,我們只能寄希望于生活在世界中的人變得善良、寬容、富于愛心。每人的小小的一點兒愛集聚起來就可以匯集成愛的海洋;每人的小小的一點兒諒解集聚起來就可以使人間變成自由的天堂。人類的幸福要求全人類共同努力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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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藝復興;繪畫作品;人文主義
不同時期的社會因地理歷史、科學技術、生產力、政治、經濟、民族、、風俗習慣等多方面因素,會影響到人類精神文明的發展。14世紀到16世紀歐洲社會經歷了一場偉大的思想文化運動――文藝復興運動,這一偉大的運動是以“文藝復興”為代號、“人文主義”為旗幟、“文學藝術”為先導而展開的。這一時期的藝術在內容、形式等方面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與發展,大量的繪畫創作都以“人”為中心,重視人權,肯定現實人生及世俗生活。
一、文藝復興運動中的溫情主義
自西羅馬帝國滅亡至文藝復興文藝復興運動開始的這一千多年被稱為“中世紀”,是歐洲的封建社會時期。宗教,是此時期封建統治階級的有力統治手段,是人們生活的精神支柱。封建統治階級對于精神文明的壟斷控制,使得歐洲人民生活在封建集權和宗教神權的壓制下。文藝復興前期,隨著手工勞動中技術的不斷革新,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城市人口明顯增加。“城市市民比農村農民的生活愈顯富足而開明,農村封建自然經濟漸漸以市場交換為主的城市手工業經濟所壓倒。經濟基礎的改變必然導致上層建筑領域的大變革……”[1]。生活上逐漸富裕的歐洲人開始追求精神上的“富足”,關注人生享樂和生活美好,人文思想開始萌芽,人們走出了黑暗漫長的“中世紀”陰影。
與此同時,新的科學技術、思想認識不斷地更新。哥白尼、伽利略、牛頓等科學新秀們的科學成果,使人們更加理性的認識了他們所生活的世界。特別是航海家麥哲倫、哥倫布等成功的環球航行以及發現新大陸,證實了地球是圓的,使中的一些邪說無法站穩腳跟,給宗教勢力以沉重的打擊,為自然科學的發展鋪平了道路。文藝復興的形成不是突發式的,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積淀下逐漸形成的。
文藝復興時期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義,是新資產階級的思想,以人為中心,號召人們把思想、感情、智慧從宗教中解放出來,提倡“人權”“人性”“個性自由”。“概括起來人文主義思想的主要特征是:1.以人為中心,強調個人才能和自我奮斗,贊揚英雄史觀;2.肯定現實世界,鼓吹享樂和名利,反對禁欲和修行,批判經院哲學;3.否認對教皇和教會的絕對服從,反對封建特權和等級制;4.提倡理性,追求知識和技術,重視實驗科學,探索自然,推崇資產階級的文學藝術。”[2]人文主義充分表現了對人本身,對世俗生活,對現實社會,對自然空間的一種溫柔的感情,體現出一種關注,這樣的感情這種關注即是一種溫情主義,在繪畫創作中藝術家們常通過繪畫作品的內容來表達自身的這種感情和關注。
二、人文主義在繪畫作品中的表現
這一時期的繪畫作品,將對現實生活的熱愛,對世俗生活的關注都注入到了繪畫藝術中,沖破了神學桎梏,喚醒了個人的自我意識,在宗教繪畫作品中,謳歌人性的崇高,表達了藝術家的人道主義思想,表現出對現實生活真實性的理解以及對人生價值的思考與肯定,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為后來啟蒙思想的出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如,喬托的《哀悼基督》,這幅畫是喬托為意大利帕多瓦的阿雷納禮拜堂所作的裝飾壁畫之一。這是一副結合了人性與神性的畫,通過這幅畫通過復活表現一種對未來的期望,人性固然軟弱但終會屈服于神性,善的必將成為至善,而死亡是獲救的緣由,因為我們的罪已與基督一起被埋葬了。如此體現了一個基督徒的人生觀:堅信天主,滿懷希望不斷悔改,愛天主及愛人如己。
喬托是刻畫人物感情的能手,畫面中的各種形象不僅處于不同姿勢和動態之中,臉部的細膩表情、身體動態和手勢,因身份、性格等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反應,但他們卻能共同的流露出悲痛之情。前傾凝視耶穌的圣約翰,在絕望與悲痛中向后伸展雙臂,表示心中的絕望。女圣徒們的手輕輕地握著耶穌帶著的雙手和雙腳,神情充滿哀傷。這種寫實場面所流露出來失去親人的悲情更深刻感人。
“喬托繪畫主題更多是傳奇人物的生活本身,想要喚起觀看者本身的內心體驗,讓他們參與神圣歷史的情感體驗。以人物形象的真實生動,來體現對人和世界的新看法,以展示人本身和現實生活之美,來反對宗教神學貶低人性的觀點。這就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喬托藝術的現實主義表現同時也揭示了新藝術的現實主義手法和人文主義思想內容的緊密結合。”[3]
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作品非常重視藝術的精神內涵,把技藝、精神、形象、情感相柔和。在文藝復興時期繪畫的探究對象是人,而且是對人的靈魂和人生更加深層意義的探究。這種對人自身進行深入認識和探究的行為,是人類進步的表現。文藝復興時期繪畫雖然以宗教、神靈以及虛無縹緲的天國為出發點,來探討神和人的關系,但實際上卻落腳于現實社會,探究的仍是現實中人。神靈不過是理想化了的現實生活中人的形象。在宗教繪畫作品中所描繪的內容是把實現人理想化了,體現行善、互相幫助、不偷竊、不妄語、不貪、言行一致等戒律,這些都是與社會道德標準相一致的,是對現實人生的思考。藝術家的這種思想感情與意志愿望常常寄寓在具體的形象之中。在宗教繪畫中形象性將教義、人物、故事融為一體。這種宗教藝術為非的欣賞者們也同樣提供了廣闊自由的想象空間,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如,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的《復活》,畫家描述的是基督的復活,畫家把在畫面中直挺站著的基督形象畫成一般人的樣子,讓基督融入到本不是很協調的主題之中,克制的姿勢帶有一種緊張感,仿佛已經準備好自己走出墳墓,去喚醒沉睡的世界。天空飄著清晨的條狀卷云,這是一天的清晨時刻,四個守護者和整個世界都沉浸在沉睡中。基督超脫的表情,毫無審判之意,似乎有意讓世人來評判自己。他按理想的人體形象來表現基督,在背景中呈現出一種優雅的美感。
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的作品精彩地詮釋了藝術、幾何、神學、哲學以及社會現實等。弗朗切斯卡的一生和他的作品中,都彰顯著那個時代的知識和精神價值,體現出傳統與現代、宗教與人文、理性與美學等社會多方面因素對他的影響。
人文主義思想作為文藝復興運動的核心思想,廣泛表現在這一時期的藝術作品中,本文簡單舉例分析了人文關懷在繪畫作品中的體現,剖析了文藝復興時期繪畫作品的特點,該時期的繪畫作品不僅奠定了歐洲現實主義藝術的基礎,而且還以其深厚的精神內涵和精湛的藝術技巧,給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該時期的繪畫對歐洲乃至整個世界藝術的發展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注釋】
[1]范夢.世界美術通史[M].(第1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493.
數學的理性賦予數學非常重要的價值,崇尚實事求是的精神,秉承著懷疑與批判的態度,崇尚追求真理、獨立思考的理念,這些理念構成了數學精神的核心,同時這也是人性和理性的思想精髓所在。基于此,本文首先提出了當前數學教育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帶著這些問題對數學的人文精神以及對數學教育價值展開了一系列分析,最后相信大家都能得到問題的答案,促進數學教學過程中人文精神與自然科學之間的有效融合,希望本文的分析可以為大家帶來一些思考。
【關鍵詞】
數學;人文精神;數學教育價值
數學是一種歷史非常悠久的求知活動,在人類文明發展進步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類理性探索活動是追求真理的最有效方式,數學是對理性、對真理的不懈追求,顯示了對人的人文關懷,其內含在于理性求知、數學思維品質以及獨特的審美價值,所謂連接自然與人文科學的重要橋梁,在消除二者之間對峙、促進其融合等方面體現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當前數學教育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1.1過分強調數學理性
在當前的數學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師重視數學公式、定理的講述,對推導、證明的過程過于強調,嚴重忽視了理論和真理背后的背景及適用條件,學生在數學學習過程中普遍缺少趣味性和主動性,時間長了就開始對數學產生厭倦的感覺。
1.2教學方法過于陳舊
灌輸式教學理念在我國已經根深蒂固,這種落后的教學思想和教學方式普遍缺乏對學生思維能力的關注,落后的教學方式不能對學生接受新思維的能力進行鍛煉,最終學生一味的吸收數學知識,數學課堂變得死氣沉沉,嚴重忽視了學生的個性發展,缺少對學生探索精神的引導。
1.3教學課程體系單一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只考慮考綱關注的地方,課堂中大部分時間由習題占據,對知識點的歷史背景知之甚少,也不能對相關學科起到推動性作用,對新興學科起到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這種情況下不僅護使學生感覺數學知識無比乏味,也不能滿足現代社會對人才提出的要求。
1.4教師素質有待提高
很多教師只關注自己專業素質的提升,嚴重忽略了對數學文化、數學史的攝入,不能對學生人文素質起到應有的作用。從上述幾點問題上來看,當前數學教育教學中存在很多問題,這說明了數學教育與素質教育要求相距過大,很難適應當前社會發展的需求。所以,在數學教育過程中,充分發揮出人文精神才能有效提升數學教學質量。
2數學的人文精神
數學是一種理性求知活動,顯示了人性的本質。數學的理性為數學賦予了非常重要的價值,崇尚實事求是的精神,追求獨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精神,這也正是人性和理性的思想精華所在。在偉大歷史變革中數學展現出了文化精神,不僅是一種學科現象,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在當代展現出了越來越多的人文精神,正因為數學是人的文化建構,所以數學穿鑿了人的自由,顯示出了人類理性從必然走向自然的過程。當代數學是不同形式化與非形式化體系構成的系統,數學和元數學標準是由數學固定的規則、法則所決定的,隨著數學的不斷發展,數學知識為其賦予了越來越多的自主性,超越了現實世界客觀性數學,從本體抑郁上得到了創新和發展,這時通過數學歷史文化沉淀形成的數學理論標準。這種超越顯示客觀性的意義使得數學在科學性以外,還存在特有的人文特質,數學不僅是一門知識體系,同時其中還包含了人類認識的普遍范式,當前數學應用領域已經開始延伸到了人類生活的各個角落,這些人性閃光點賦予人文主義更加明確的精神氣質,現代數學就是擁有這樣一股有力的文化創造潮流,體現出了與傳統理性相區別的新理性主義。
3數學人文精神的教育價值
3.1消除對峙、促進融合
數學人文主義價值要想得到實現,必須對數學教育觀念進行變革,重新定位數學的學科性質。在傳統教學中,數學一直都被列為自然學科中的一類,在科技管理、文獻編輯等領域中,數學也被劃分在自然科學與立刻的系列中,在人們心中這種劃分方法已經習以為常,因此對數學學科的傳統定位存在一定缺陷,嚴重忽略了數學的人文價值。隨著近年來自然科學的不斷發展,科學被劃分成自然與人文科學兩種,而在人們的心中,自然與人文學科本質上是對立的。然而不管是自然還是人文科學,數學都為其提供了基本的方法,所以數學人文思想的提出有助于消除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對峙和沖突。
3.2數學教育中實現人文主義和學習主義的結合
充分發揮數學教育的人文主義教育功能,有助于數學教育研究新秩序的構建,從科學教育目標來看,隨著現代科學的誕生,數學教育在科學主義方向得到了長遠的發展,相反的其人文主義目標顯得相對暗淡,數學教育重點在于科學本位,這種目標定位影響了數學教育研究方法的選擇,因為數學教育工作者在知識觀念上的特點,科學教育目標在數學教育范式中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到了19世紀,人們對數學嚴格性標準發生了變化,在數學教育中課程教學和科學數學之間出現了一定差異。雖然當前我國社會背景下,要想實現人文主義教育目標難度很大,但是只要我們超越數學領域單一的科學精神定位,對數學人文資源進行深入挖掘,在教育過程中體現出人文精神,促進教學過程中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在教育教學目標上的結合,相信不久的將來必然會扭轉不利的局面。
4結語
綜上所述,數學教育和人文精神的整合并不是數學和人文的簡單疊加,其本質在于以新教育理論為指導,使其得到充分融合,這樣就可以構成統一的整體,確立新的人文精神和數學教育整合的價值觀,這必然會成為數學素質教育全面實施的新課題。總之,數學教育的最終目的在于數學本質力量的體現以及人文精神的提升,本文從不同角度探討了怎樣促進數學教育與人文精神的融合,供大家參考。
作者:關鑫 單位:西安文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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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經》是基督教信仰的依據,它對人類歷史產生的巨大影響是不容置疑的,它在世界文學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圣經》舊約部分是希伯來文學的寶藏,記述了古埃及、巴比倫、波斯和腓尼基諸國的歷史、文化和民俗生活。《圣經》不僅是基督教教義,還是西方文化的源泉———歐美諸國語言的清理和規范化幾乎全部是從翻譯《圣經》開始的。中世紀大量的文藝作品都與《圣經》有關。西方文學許多名著,如但丁的《神曲》、彌爾頓的《失樂園》、班揚的《天路歷程》等,都直接取材于《圣經》。法國著名作家雨果曾感嘆道“正如整個大海都是鹽一樣,整本《圣經》都是詩”。事實上你幾乎無法在談論偉大古典文學時不觸及《圣經》。從但丁到杜斯妥也夫斯基《,圣經》的影響觸目皆是。在文學的發展里,有些甚至可以直接溯源自《圣經》。如果沒有《圣經》,西方文學的風華自然就無法同日而語。偉大的文學著作充滿了《圣經》的使用和暗示。如同一位偉大的論家所說的,如果你不熟悉《圣經》和莎士比亞的話,你便不能欣賞我們文化里最偉大的作品。《圣經》的思想、觀念、人物和用語是文學界里通行的“貨幣”。在英語的文學世界里,莎士比亞(1564-1616)是佼佼者,無人可敵。歷代以來的讀者無不受莎翁筆下的善惡所感動。莎士比亞的魅力系于何處? 國內學者已做過窮經皓首的考辨,得出種種使人茅塞頓開的結論,這些評述無疑都是正確的,但卻不盡周全,因為它們忽略了莎士比亞的宗教情懷,忽略了莎劇固有的神圣與崇高品質。《圣經》的觀念和精神(主要指仁慈、寬恕、博愛)對莎士比亞創作有著巨大影響。歷代以來的讀者無不受莎士比亞筆下的善惡所感動。若是沒有《圣經》,他的作品還會是那么樣的偉大嗎?現從以下幾個方面論述莎士比亞與《圣經》的關系:1 從數據上看莎士比亞與《圣經》莎翁普遍的觀點來自其普遍的參考《:圣經》。任何具有粗略《圣經》知識的人,都會在讀他的喜劇、歷史劇、悲劇、詩和十四行詩時,強烈地發覺他引述了數百次的《圣經》。英文系教授米耳瓦德宣稱“:《圣經》里幾乎沒有一卷書不被莎翁在戲劇里用上一個字,或者一句話的。”亞利山大在《莎士比亞生活和藝術》一書的結尾處說道“:無庸置疑地,他嫻熟改革宗教所通行的《圣經》譯本。他并且特別喜愛圣公會祈禱書。”在莎翁那個時代,英國有十一種《圣經》譯本。學者們都同意,要想知道哪種版本是莎翁的最愛,其實是很困難的。經過小心翼翼、逐行地比對莎翁作品和《圣經》譯本之后,米耳瓦德和莎英兩個人下結論說,莎翁用得最多的是日內瓦版本。有趣的是,伊莉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曾下令禁止日內瓦《圣經》之流傳。雖然詹姆士一世最為人所知的事跡是翻譯《欽定本圣經》,但是他個人卻厭惡基督教。歷史家沃爾夫解釋了這個矛盾點:欽定本乃是為了對抗日內瓦版本。除了日內瓦版本之外,米耳瓦德相信主教版本和萊姆版本也影響著莎翁。在他的喜劇里,莎英判斷他“引用詩篇基于其它之書卷,而且當他抄錄詩篇某一詩句的時候,他用的是詩篇集,而非日內瓦版本。”可以說,莎翁引用的《圣經》不下三、四種之多。學者觀察到在他的文學作品里,平均每劇要引用舊約《圣經》14次。據統計,莎士比亞的38部戲劇中直接引用和化用《圣經》達1000多處“,God”一詞在莎士比亞戲劇中出現過700次,莎劇中出現的《圣經》人物大約有40個《,圣經》中的事件在莎劇中出現了30幾處。“該隱的故事”對莎翁之影響非常強烈,以至于他在他的作品《哈姆雷特》里提到了至少廿五次之多。而《李爾王》中明確引用《圣經》的地方有14次之多。不僅如此,莎士比亞的作品中經常有這些關鍵詞:愛、仁慈、正直、寬恕、祈禱、懺悔、上帝、王權、審判、榮耀、崇拜、天堂、人、選擇、自由、苦難、恐懼、罪、驕傲、偽善、恨、報復、死亡、贖罪、自然、天命、魔鬼、末日等。《圣經》對莎翁的影響如此廣泛,并不是他有意宣揚宗教,而是在不知不覺之中,宗教思想已經成為了他人生與創作的一個組成部分。莎士比亞把《圣經》中的故事、人物和詞匯靈活地運用在劇作中,不僅增加了歷史感,而且由于作者對它們進行加工提煉,運用在人物的行動和語言中,既使人物的語言充滿了個性,突出了人物性格,又使劇情豐富生動,富于藝術感染力和信仰的親和力。而且對主題的確立、人物性格塑造、戲劇效果的表達也產生了重要的作用。2 從內容上看莎士比亞與《圣經》莎士比亞的作品內容十分豐富,主要表現善與惡、生與死、愛與恨等,歌頌青春、愛情、自由等人文主義思想。但我們不能忽略《圣經》對莎劇的影響,我們只要選幾例看一下,便可十分清楚。在表現善與惡的情節沖突時,莎士比亞往往用善人與惡人之間的沖突代替上帝與魔鬼之間的沖突。《羅密歐與朱麗葉》的主要沖突是代表愛情、友誼和理想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與代表封建保守思想的兩家家長之間的沖突。《威尼斯商人》的主要沖突是貪得無厭、兇狠歹毒的夏洛克與代表仁愛、友誼的安東尼奧和巴薩尼奧及鮑西亞等人之間的沖突。《威尼斯商人》和《一報還一報》將嚴厲和嚴慈融為一體,主張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內在的愛”,進而實施美德和善行。《李爾王》中所蘊涵的基督教傾向以及對《圣經》的引用和化用也不可忽視。《圣經》的故事中影響莎翁最大的是該隱和亞伯的事跡。米耳瓦德對此作出過論述。在《哈姆雷特》中,主角的父親被他的親兄弟克羅底亞斯所弒,米耳瓦德將此事和“該隱殺亞伯”的故事相比。在另外兩出悲劇《麥克白》和《李爾王》里,米耳瓦德評論說,在莎翁歷史劇的開端之處“有一個線索引出這些悲劇,而在麥克白和李爾王兩戲里達到……顯而易見地這是《圣經》的聲音。首先,這里有隨著該隱殺害兄弟亞伯而來的一連串重要系列。這個故事出于創世記第四章。”《哈姆雷特》里有兩個著名的出處亦可以說明莎翁作品和《圣經》的相似之處。在第一幕的第三場里,波羅尼亞斯對他的兒子說了這段名聞遐邇的句子:最要緊的乃是:忠于自己,日夜記住這句話,別人就不能欺騙你。米耳瓦德在逐行對照之后,解釋說莎翁的句子“忠于自己”和《便西拉智訓》卅七章13節“:征詢你良知之心,因沒有人會比你的心更加忠實于你。”便西拉智訓是《圣經》旁經之一,相對于舊約而言,它的份量少了許多,卻被羅馬天主教視為也是神的話語。(新教徒卻不同意這個看法。)對莎翁而言,這句話是和神圣經典互相呼應的。另外一個出于哈姆雷特著名的句子是哈姆雷特在第三幕第一場的演說:生存或毀滅,這就是問題的所在。如同上述,米耳瓦德相信哈姆雷特的獨白深深地源于約伯記,就其深層的觀點而言,哈姆雷特的問題正與約伯的問題不謀而合。亞利山大在寫有關理查二世時,他說“:從《圣經》的暗示里,我們明白莎翁的心里充滿了仁愛和慈悲的問題。和宗教一樣,這個問題以及其處理的方式也是文學的中心思想。”在亨利六世的第三部份里,亨利王的兒子理查說道: 不,神不許我希望他們悲慘。他們乃是神所配的。悲慘啊!一旦剪斷他們共負的軛梁。這些話出自耶穌有關婚姻的談話“: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開。”(太十九6)因此,從內容上我們可以看出莎士比亞與《圣經》的聯系。3 從思想上看莎士比亞與《圣經》莎士比亞是一位人文主義者,他的思想中無疑是有人文主義思想,更多地是崇尚自由、人性解放、愛情、自我意識……等等。但我們不能否認莎翁的基督教意識。從發生學角度,挖掘莎士比亞戲劇中具有基督教意識,莎士比亞人文主義中具有基督教文化內涵的根源。其一,莎士比亞創作的語境與基督教文化緊密相連。在莎士比亞時代,以知識與理性為特征的人文主義運動,和以信仰與救贖為特征的宗教改革運動同在。一方面是人性的解放與自我意識的覺醒,而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自然觀、歷史觀與倫理道德觀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左右著人們的生活,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在英國,文藝復興運動就是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出現的,更與基督教文化有一種割舍不斷的聯系。在作為英國人文主義思想審美典范的莎士比亞戲劇中,具有基督教意識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莎士比亞戲劇在思想內涵上汲取了基督教文化精華的同時,在藝術形式上也繼承了基督教經典《圣經》的藝術精華。它除了套用基督教儀式,借鑒基督教《圣經》中的意象、母題、典故等外,其中還暗藏著一條潛宗教結構———《圣經》結構。同時,莎士比亞戲劇繼承了基督教神秘主義,將其發展成為人文主義與基督教神秘主義融合的巴洛克藝術風格。莎士比亞戲劇精湛完美的文學性和藝術性,是莎士比亞創造性的產物,但與繼承基督教文化藝術的精髓也是分不開的。在對人的本質認識上,基督教認為人的本質是原罪,而原罪源于人與自己、與他人、與萬物,特別是與上帝關系的斷裂,而這各種關系斷裂的根源又在于人的自由意志。基督教認為自由意志帶來了原罪,使人成了罪惡的存在、有限的存在,所以人的處境注定是悲劇性的。在莎士比亞戲劇中,也體現出與基督教相一致的對人的本質的理解,即認為人的本質中充滿罪惡,人是有限的、悲劇性的存在。而人的本質中的罪惡,人存在的有限性又源于人的自由意志。在前期的喜劇與歷史劇中,它體現為因人的自由意志而帶來了各種非道德化色彩。在中期的悲劇創作中,莎士比亞將悲劇形成的最根本原因歸結為人的自由意志所帶來的惡。超越凡俗而趨于神圣,超越卑微而達于崇高,在人類不斷走向文明的路途上燃起永恒的明燈,為摸索于暗夜中的行人指出正確的方向———應當說,這才是莎士比亞魅力永存的首要原因。文藝復興同基督教的關系密切,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就不能深刻理解莎士比亞戲劇特別是大悲劇《李爾王》。文藝復興是個需要愛,同時也產生愛的時代,它給教會帶來的顯著變化之一是對理性的肯定。我們看到,莎士比亞在《李爾王》中提出了人類命運、人生意義、價值觀和社會不平等帶根本性的問題,他在“愛”的獲得與“失落”中呼喚愛的全面回歸。而這種呼喚愛、尋找愛、認識愛、感受愛、體驗愛、享受愛的過程,正是基督教思想,具體到《圣經》在莎士比亞的《李爾王》中比較全面的反映。對這些根本性問題的闡釋,其根本的出發點與最終的落腳點都離不開《圣經》中的基督教思想對《李爾王》的影響。莎士比亞是一位人文主義者,崇尚自由、人性解放等,因此和《圣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米耳瓦德說“:可以說的是,莎翁的人生觀簡直就是《圣經》的人生觀,他用新約里基督的教導來補足舊約的不足。”4 結語回首人類逐漸告別野蠻而走向文明的歷史,雨果論及西方文明的兩大元典———《荷馬史詩》和《圣經》,示意有兩種相輔相成的文化傳統從中生成:一是肯定人類健全欲望的古希臘人本主義傳統,二是關注人類精神道德價值的希伯來神本主義傳統。事實上,正是這兩大傳統縱貫文明發展的歷史,聯袂充當了西方文化靈魂的角色。而莎士比亞的特征恰恰在于,在這兩大傳統發生深度融會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代,他作為古希臘人本主義的最佳繼承者,對希伯來-基督教的神本主義采取了兼收并蓄態度,將二者的精華珠聯璧合地體現在自己的戲劇創作中。由此可見,《圣經》對莎士比亞的影響、對莎翁作品的影響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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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題目來自當前面臨的一個突出的文化困境以及擺脫這種困境的需要。人們將這個困境稱做“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1]之間的分裂和日趨緊張的對立局面。但是,關于這個困境的種種述說以及擺脫這種困境的種種方案設計倒是帶來了更多的困惑:所謂的“兩種文化”究竟在什么意義上是分裂的?我們不是都承認科學是人類的一種文化現象嗎?那它就該在某種意義上屬于人文;我們不是也使用“人文科學”這樣的術語嗎?那就表明人文也是一種科學。還有,“兩種文化”在什么意義上是可以溝通和彌合的,如果它們真的能夠的話?
為了緩解科學與人文之間的緊張和矛盾,將科學與人文溝通起來,必須先把科學與人文之間的區別和聯系說清楚。借著這個區別,我們理解科學與人文之間的對立和沖突之所在;借著這個聯系,我們尋找溝通它們的可能性。
通過考察科學與人文的二分對立,我們進入對更基本問題的分析,即重審由技術理性和唯人主義結成的現代性。
一、人文與人文精神
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人文”一詞里都包含著兩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一是“文”。一是關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觀念,一是為了培養這種理想的人(性)所設置的學科和課程。前一方面的意思往往與“人性”(Humanity)等同,后一方面的意思往往與“人文學科”(Humanities)等同。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方面的意思總是結合在一起的,有著內在的關聯:學科意義上的人文總是服務于理想人性意義上的人文,或相輔相成。“教養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這些一般認同的理想人性,總是與語言的理解和運用、古老文化傳統的認同、以及審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養聯系在一起,語言、文學、藝術、邏輯、歷史、哲學總是被看成是人文學科的基本學科。”[2]
英文的Humanities直接來源于拉丁文Humanitas,而拉丁文Humanitas繼承了希臘文paideia的意思,即對理想人性的培育、優雅藝術的教育和訓練。公元2世紀羅馬作家格利烏斯(Aulus Gellius)的一段話成了Humanitas的經典定義:
那些說拉丁語以及正確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并沒有賦予Humanitas一詞以一般以為具有的含義,即希臘人所謂的philanthropia,一種一視同仁待人的友愛精神和善意。但是,他們賦予humanitas以希臘文paideia的意思,也就是我們所說的“eruditionem institutionemque in bonas artes”,或者“美優之藝的教育與訓練”(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liberal arts)。熱切地渴望和追求這一切的人們,具有最高的人性。因為在所有動物中,只有人才追求這種知識,接受這種訓練,因此,它被稱作“Humanitas”或“Humanity”(人性)。[3]
按照希臘人的想法,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所以,整個西方的人文傳統自始至終貫穿著“自由”的理念,一些與“人文”相關的詞組就是由“自由”的詞根組成的,比如“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文科(liberal art)等。
漢語的“人文”一詞同樣有這兩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現“人文”一詞的《易經·賁》中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國的人文教化同樣一方面是強調人之為人的內修,另一方面是強調禮樂儀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認為,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思想把理想人性規定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兩者互訓互通。仁通過什么方式可以獲得呢?克已復禮為仁!禮是實現仁的教化方式。
“人文”中“人”的方面和“文”的方面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強調,其作為“文”的方面、文科課程的方面得到更多的強調的時候,人文被等同于人文學科和人文教育,特別是文史哲教育、文科教育。但是,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作為人文的第一方面的“人”的理念向來是更重要的、更基本的方面。
正是為了強調這個更重要的方面,才出現了“人文精神”的說法。人文精神這個詞是個地道的中文詞,很難有對應的西文詞,它與當代中國特定的語境相關。它既不是指人文教育(Humanities),也不是指西方的人文主義(Humanism),雖然與它們相關。我的理解,當人們使用“人文精神”這個詞的時候,或多或少是在訴求一種人的理念,特別是“自由”這個西方人文的核心理念。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實際上針對的是市場經濟大潮下實利主義的泛濫、理想的泯滅而開展的,這里要求弘揚的并不單純是文科教育,而是對人之為人的重新反思,其批判的矛頭所指往往更多的是人文學者和文學藝術家,所抨擊的往往是中國的人文學界和人文領域里人文精神的失落。所以,人文精神應該看成是一種建基于對人之為人的哲學反思之上的批判態度和批判精神。簡而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一種自由的精神。
二、科學作為希臘-歐洲人的人文理想:自由的學問
人文是個本地詞,而科學卻是個外來詞。毫無疑問中國人有自己的人文,但要說有自己的科學就不是那么容易,需要費半天口舌才行。
當代漢語的“科學”一詞譯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起初一直譯為“格致”,后來受日本影響譯為“科學”。1897年,康有為在其《日本書目志》中引進了這個詞。日本人用這個詞表示西方分科的學問與中國不分科的儒學相對應,這個理解被20世紀初年的中國知識界所接受。1915年,留美學生創辦的科學刊物取名為《科學》,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此,“科學”一詞成了science的定譯。[4]
英文的science一詞基本上指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學),但science來自拉丁文scientia,而后者涵義更廣泛,是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德文的wissenschaft(科學)與拉丁文的scientia類似,涵義較廣,不僅指自然科學,也包括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我們知道德國人喜歡在非常廣泛的意義上使用“科學”這個詞,比如黑格爾講哲學科學、狄爾泰講精神科學、李凱爾特講文化科學等。這些詞的歷史性關聯暗示了一個更深層更廣泛的思想傳統,狹義的自然“科學”只有在這個深廣的思想傳統之下才有可能出現和發展。
今天我們講科學,首先當然是指近代科學,而近代科學首先又是指近代自然科學。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近代科學并不是憑空生長出來的,而且誕生之后又處在發展之中。因此值得追問的是,它何以能夠由自然科學向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擴展?它又是如何植根于希臘和中世紀的“學問”和“知識”傳統的?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有著內在的聯系,那就是,近代科學的母體不僅孕育了近代科學,而且也保證了近代科學能夠由自然領域向社會和人文領域延伸,這個母體就是希臘人所開創的“求知”的精神、“理論”的理性、“對象化-主體性”的思想方式,一句話,是科學(哲學)的傳統。
這里所謂的科學傳統就不是特別針對近代科學而言,而是用來刻劃希臘-歐洲人的一般存在方式的。這個傳統,就是海德格爾所謂的“哲學-形而上學”傳統,也是胡塞爾要著力弘揚和重建的理性傳統。哲學和科學在希臘時代是合二為一的,就是到了今天,西方哲學依然是廣義西方科學的某種特定形態(胡塞爾的理想是把哲學建設成最嚴格的科學)。黑格爾之所以能夠稱哲學為哲學科學,是因為西方哲學本來就屬于西方的科學傳統。為了理解這個傳統,我們需要從希臘-歐洲人的人文理想談起。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希臘-歐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們看成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我們從希臘的哲學和文學戲劇華章中,到處可以見到對“自由”理想的贊頌和追求之情。歐里庇得斯說:“所謂奴隸,就是一個不能發表自己思想觀點的人。”自由的人是能夠發表“自己”的思想觀點的人,如何才能發表“自己”的觀點呢?希臘哲學家發現,只有理性才能夠保證達成這樣的“自由”。亞里士多德說:“我們應該盡一切可能,使自己升華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無愧于我們身上所存在的最優秀的品質而生活。……對于人來說,這就是以理性為根據的生活,因為它才使人成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體現在“科學”之中。
如果說,中國的儒家的“人-文”是由“仁-禮”構成的,那么古典希臘人與之相對應的“人-文”在我看來就是“自由-科學”。也就是說,對古典希臘人而言,能夠保證人成為人的那些優雅之藝是“科學”,而對“自由”的追求是希臘偉大的科學理性傳統的真正秘密之所在。[5]
希臘哲學是希臘科學傳統的第一個樣本,它其中的自然哲學正是近代自然科學的直接先驅。[6]希臘的哲學(philosophia)是愛(philo)智(sophia)的意思,愛智又意味著什么呢?愛智不是一般的學習知識,而是擺脫實際的需要、探求那種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識,一句話,“愛智”就是與世界建立一種“自由”的關系。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中有大量關于科學作為一種自由的探求的論述。他提到“既不提供快樂、也不以滿足必需為目的的科學”(981b25),提到“為知識自身而求取知識”(982b1),提到“為了知而追求知識,并不以某種實用為目的”(982b22),最后他說:“顯然,我們追求它并不是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們把一個為自己、并不為他人而存在的人稱為自由人一樣,在各種科學中唯有這種科學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僅是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7]
這里所說的當然是哲學,亞里士多德也把它看成是一切科學(知識)中最高級的,是最理想的科學形態。這種科學理想,不只在亞里士多德那里能夠找到,在他以前的柏拉圖、蘇格拉底那里同樣能夠找到。這種科學理想,既體現在亞里士多德開創的第一哲學(形而上學)那里,也體現在希臘人特有的科學――數學那里。在《理想國》里,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特別強調了數學的非功利性、它的純粹性、它對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為算術和幾何的學習不是為做買賣,而是“迫使靈魂使用純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這門科學的真正目的是純粹為了知識。希臘人開辟了演繹和推理的數學傳統,這首先是由于他們把數學這門科學看成是培養“自由民”所必須的“自由”的學問,自由的學問是純粹的學問,不受實利所制約,而演繹科學正好符合這一“自由”的原則。
哪些科目被古典希臘人認定為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呢?蘇格拉底以來的雅典教育四大學科:算術、幾何、音樂(和聲學)、天文,均是廣義的數學學科。對柏拉圖而言,還有更高級的學科是辯證法(不只是辯論術,主要是善的科學)。此前,智者學派曾把“辯論術”做為一門重要的教育課程。
羅馬上流社會只關心軍事和政治,只關心有實用目的的知識。羅馬政治家老加圖(Cator Elder,前234-前149)在論兒童教育時,只提到了講演、醫學、農業、軍事、法律等實用技術,而對希臘式的純科學教育持反對態度,很類似斯巴達人。此后,羅馬人逐漸把文法和修辭做為高等教育的基本學科。與老加圖略晚的羅馬人法羅(Varro, 前116-前27)在其《教育九卷》(Disciplinarum Libri novem)中討論了文法、修辭、辯證法、幾何、算術、天文、音樂、醫學和建筑九大學科。從公元四世紀起,前七門學科被稱作“七藝”,成了歐洲高等教育的標準課程。[8]七藝中的四藝是數學學科,其中的辯證法則越來越多的指邏輯。所以七藝中的五藝應屬科學學科。
中世紀希臘理性精神的弘揚特別體現在經院哲學上。原始的基督教因信稱義,強調信仰淡泊知識。12世紀之后,亞里士多德的著作開始重新流行起來,對邏輯和推理的崇尚逐漸改變了基督教神學的形態,出現了極為偏重推理和邏輯的經院哲學,我們應該恰當地把它稱為一種科學形態的神學:它是以科學理性的方式為教義辯護,而不是單純強調信仰。作為對比我們可以注意到,希臘的科學理性同樣影響了阿拉伯文化,但卻沒有在伊斯蘭教中產生類似的成熟的“經院哲學”,雖然12世紀的確有杰出的回教哲學家阿維羅伊(1126-1198)曾為此做過努力。當時的哈里發發表了一道有象征意味的布告說:上帝已命令為那些妄想單憑理性就能導致真理的人備好地獄的烈火。[9]
懷特海在追溯近代科學的起源時說:“在現代科學理論還沒有發展以前人們就相信科學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覺地從中世紀神學中導引出來的。”[10]因為經院哲學的邏輯把嚴格確定的思想習慣深深地種在歐洲人的心里,這種習慣即使在經院哲學被否定以后仍然流傳下來,就是伽利略,“他那條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頭腦便是從亞里士多德那里學來的。”[11]
三、近代西方的人文傳統:人文主義與人道主義
今天我們使用“人文”一詞更多的與“近代”西方特有的人文傳統相關聯,這就是在歐洲的文藝復興中出現并在日后發展起來的Humanism(德文Humanismus)傳統。這個詞有兩個相互聯系但又有區別的所指,中文分別譯成“人文主義”和“人道主義”。
Humanism這個詞雖然直到19世紀早期才出現[12],但主要用來概括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humanista)的一般思想傾向,因而直接來源于它。15世紀后期使用的Humanista(人文主義者)一詞又來源于更古老的“人文學習與課程”(studia humanitatis)。[13]中世紀后期,隨著大翻譯運動出現了不少遠遠超出傳統七藝的學科,如神學、羅馬法和教會法、醫學、天文學與占星術、形而上學和自然哲學等。早期的人文主義者強調通才教育,盡管他們的“人文學習與課程”著力于語法、修辭、詩歌、歷史和道德哲學五科(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習稱的文史哲),有些人文主義者可能還對五科之外的學問持抵制態度(如彼特拉克),但總的來說人文主義者帶來了新的知識(通過翻譯希臘和拉丁古典)和新的眼光(人文主義),促進了新興學問與傳統學問之間的融合。[14]我們完全可以說,人文主義者深化了得自希臘而被中世紀馬虎對待的傳統四藝(算術、幾何、音樂、天文)。除了強調通才教育外,人文主義者認為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養美德和教育青年熱愛生活,所以把倫理學(道德哲學)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他各科都服務于美德的增進。人的修養、人的自我培育、自我豐富和全面發展,是人文主義的思想核心。
鑒于Humanism的文藝復興來源以及對人的全面發展、全面教養的強調,漢語將之譯成“人文主義”,與中文的“人文教化”相銜接。
人文主義運動至少有兩個后果。第一是確立了既有別于傳統的神學又有別于新興的自然哲學(自然科學)的學科體系,導致了今天人們所說的人文學科(Humanities);第二,鑄成了一個新的信念體系,即認為人本身是最高的價值,是一切事物的價值尺度,把人確立為價值原點。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復興的是一種與宗教神學不同的世俗的知識(希臘、拉丁學術),但同時包含著對“人”之地位的一種重新的審視和思考。米蘭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在《論人的高貴的演說》(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借神圣的創造者的嘴對人類說:“其他一切生物受制于我們為它們立的法,但是,你不受任何約束,你可以隨心所欲地處置它們。我們已經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因此從那里你可以輕而易舉地環視其中的一切。”[15]這里,人開始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進一步道出了人文主義的思想主題:“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貴的理性!多么偉大的力量!多么優美的儀表!多么文雅的舉動!在行為上多么象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個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16]當然,把人確立為世界的中心的思想也有其希臘來源。智者普羅泰哥拉曾有句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但是總的看來,人的地位問題在希臘時代還沒有以這種方式、擺到這樣的高度來對待,因為從根本上說,以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希臘古典思想是與智者的人類中心主義相對立的。蘇格拉底強調,只有神而不是人才是萬物的尺度,因為只有神才是最完美的,而任何不完美的東西都不能成為萬物的尺度。“善 而非“人”才是他們關注的中心問題。
原初復興古典文化意義上的“人文主義”似乎不足以表達這個意思,于是Humanism又被譯成“人道主義”。但這個譯法也有問題,因為中文的人道主義已經有了一個比較流行的解釋,即主張對一切人都要仁慈都要講愛,因此也被稱為博愛的人道主義,實際上是Humanitarianism的中譯(來源于希臘文的philanthropia)。所以作為一種思想體系的Humanism譯成“人道主義”極易招誤解,極易看成一個道德規范,而忽視它的形而上學意義。有人譯成“人類中心主義”[17],這是對Humanism的學理上的解釋,是把Humanism解釋成anthropocentrism,但它字面上并沒有“中心”的意思。最準確的似應譯成“人的主義”,但漢語不太順。王若水先生仿照唯物主義(materialism)的譯法譯成“唯人主義”[18],是很不錯的譯法,但可惜沒有流傳開來。本文有時從俗譯成人道主義,但更多的采用“唯人主義”的譯法。
這樣,Humanism一詞就有三種意思:復興古典學術和強調人的全面教養的人文主義;作為仁慈博愛倫理的人道主義;作為以人為價值中心價值原點最高價值的唯人主義(人道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唯人主義與歐洲人文理想的關系:唯人主義符合從而實現了歐洲自由人的理想嗎?這是一個極富有挑戰的問題。在當代中國特定的語境中,“人”的問題就如同“科學”的問題一樣,面臨著一個尷尬的局面。作為一個正在渴望現代化的弱勢民族,中國人渴望弘揚唯“人”的精神和唯“科學”的精神,因為“唯人主義”和“唯科學主義”恰恰就是“現代性”的基本組成部分。我們還清楚的記得80年代唯人主義和唯科學主義是如何作為當時思想啟蒙運動的主旋律,而且這場啟蒙運動到了今天依然在許多方面保有它的意義。但是,我們對唯人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檢討,與啟蒙精神本身擁有相同的思想來源從而享有同樣的正當性,那是因為在這一切的背后是自由的精神。用海德格爾的話說,啟蒙是開啟一個明亮的場地,是去蔽,但任何去蔽都同時帶來新的遮蔽,對啟蒙的批判就是去掉這新的遮蔽,同樣是去蔽。
人是一種自由的存在者,意思是說它“讓”一切存在者成其所是。當然,首先,人們把這種自由理解成“讓”人這種存在者成其所是,即人是人自身的創造者。它強調人的本質是由人自己塑造、培育和發展的,強調這種自我塑造的無限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由”的理念引導了近代唯人主義的人文傳統,因為這個傳統抓住了“人的自我創造”這個主題。但是,人的自我塑造、人的本質化即獲得其規定性的過程,本身也是人對自由的背離的過程:人的本質化是對人的無本質即無固定的規定性的背離。[19]人的本質化,必損害人與世界之間的自由的關系,因為這種自由的關系只有在人持守他的無本質時才有可能。
人與世界的關系根本上是一種自由的關系。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創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費者,而是一個聽之任之的“看護者”和欣賞者,所以也有人把這種自由的關系說成是審美的關系。但是,近代唯人主義在將人本質化的過程中破壞了人與世界之間這種自由的關系。唯人主義首先把世界置于一個以人為原點的坐標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為阿基米德點的價值天平中,從而最終把世界變成利用和消費的對象。世界的對象化的結果是人同時被對象化即本質化,人與世界的關系成了一種既定的、給定的、固定的關系。
唯人主義把人置于某種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來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程度的實現了人的自由。但事實上,人與世界之自由關系的損害最終必然反過來損害人對自身的自由發展,因為自我創造的過程總是受制于人與世界的關系。消費和利用的關系一旦成型也就是本質化,無論以理性的名義還是以科學技術的名義來規定這種本質,人都會淪落為一個被動的角色,他只須按照所謂理性或科學的方式去反應。他在近代極度“自由地”展開的世界幾乎遮蔽了所有其余的可能性。這是當代思想家紛紛質疑“現代性”的根本原因:唯人主義可能從根本上損害了自由。
四、近代西方的科學概念:笛卡爾形象與培根形象
我們在第二節指出廣義的科學指的是希臘文明傳給歐洲的一份精神遺產,即把理性和知識作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習得理想人性的基本方式。這種意義上的科學是服務于自由理想的。但是,我們今天使用“科學”一詞更多指的是近代科學所造就的科學概念。所以我們還要搞清楚,近代科學在何種意義上繼續保持其為“科學”,同時,它作為“近代”科學有哪些新的特征。
近代科學有兩種形象:笛卡爾形象和培根形象。它們分別代表了古典的理性傳統和新興的功利傳統,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分別是這兩種傳統的宣言。以他們的名字來命名這兩種科學的形象是恰當的。
近代科學是希臘科學傳統的直接繼承者,這種繼承性體現在近代科學的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上。笛卡爾的“我思”突現的是那種理性奠基的精神,而作為近代科學之肇始的自然數學化運動應該正確的看成是理性奠基運動,即把作為自然科學之對象的自然界徹底理性化的運動。與16、17世紀自然的數學化同時的其他重要的理性化工作還有:培根歸納法和笛卡爾演繹法等方法論問題的提出以及被科學家群體的消化,從此科學以其方法論而區別于其他知識形式;科學社團和研究機構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圍的分門別類,從此專業化、分科化成了科學事業擴張的基本線索。
隨著自然的數學化、研究的方法論化、科學建制的分科分層化,近代科學完成了其理性化過程,并構成日后科學發展的基本精神氣質。著名科學社會學家默頓在其經典之作《科學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中將之概括為四個: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無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條理的懷疑主義(Organized Scepticism)。這四條精神氣質(ethos)是對希臘所倡導的科學理性精神的一個很好的注解:有條理的懷疑主義是自由的懷疑和批判精神;公有性是自由發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無私利性是不計利害只求真理的精神;普遍性也就是普遍理性精神,把理性的能力和可能性做了最大限度的擴展,發揮到了希臘人遠未達到的地步。
近代科學不光是希臘理性精神的正宗傳人和光大者,作為現代工業社會的奠基者,科學還以其“效用”服務于意欲“控制”的人類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這是近代科學的一個暫新的維度:力量化、控制化、預測化。美國著名科學史家科恩說:“新科學的一個革命性的特點是增加了一個實用的目的,即通過科學改善當時的日常生活。尋求科學真理的一個真正目的必然對人類的物質生活條件起作用。這種信念在16世紀和17世紀一直在發展,以后越來越強烈而廣泛地傳播,構成了新科學本身及其特點。”[20]弗蘭西斯·培根是這一科學形象的代言人,他強烈的主張科學應該增進人類的物質福利,否則就是些空洞的論證和言詞游戲。他因此批評希臘人的科學大部分只是些“無聊老人對無知青年的談話”,“他們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因為他們的智慧是豐足于文字而貧瘠于動作。這樣看來,從現行哲學的源頭和產地看到的一些跡象是并不好的。”[21]培根倡導經驗論、歸納法,盡管并未為同時代的科學家們所運用。但他在《新大西島》中設想的科學研究機構所羅門宮,成了后來英國皇家學會的建設蘭圖。
意欲對自然有所圖謀的培根綱領之重視外在經驗是順理成章的,但這里的經驗也應該是完全新型的經驗,它是對自然有所行動之后看看自然會有什么樣的反應,而不是被動的觀看。在這一點上,培根本人提出的比較被動和靜止觀照的經驗論并不能真正實現他的綱領。近代科學延著他的思路發展出來的經驗論是操作主義的實驗經驗論。可嚴格控制可重復操作的實驗,是近代科學理論得以發展的外部制約條件和啟發性因素。
笛卡爾形象和培根形象有時也被概括成數學傳統和實驗傳統[22]。不同的歷史時期,科學發展的主流可以側重不同的傳統。但是總的看來,近代科學的形象是由這兩種科學形象合成而來的。經驗加理性、實驗加數學,通常就被認為是近代科學的兩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科學形象之間并非沒有矛盾和沖突,相反,也許正是它們之間的對立構成了近代科學發展的一種基本的張力。它們相互制約,維持微妙的平衡。
但是希臘的基因總在頑強的發揮作用。我們確實可以隱約從近代科學史中看出一條理性論的主線,這些主線上的科學巨匠們總是更多的偏愛數學理性的內在力量。他們中杰出的一位,愛因斯坦,雖然也同時強調了這兩大要素,稱它們是“內在的完備”和“外部的證實”[23],但在他的內心,科學的基礎是理性而不是經驗數據,科學本質上是“人類理智的自由發明”[24]。據說當愛丁頓的日全食考察隊證實了他的廣義相對論的預言時,他不動聲色的說:“我知道這個理論是正確的”,當一位學生問他假如他的預言沒有得到證實該怎么辦,他回答說:“那么我只好向親愛的上帝道歉了――那個理論還是正確的。”[25]
這個故事顯示了笛卡爾科學理想的頑固性。如果說“外部的證實”應該屈從于“內在的完備”,那么在一顆古典的科學心靈看來,科學真理本質也應該是超越功利的。但是這樣的古典理想并不總是能夠得到實現,特別在今天,由于越來越深地卷入工業和軍事政治,科學家們不得不屈從于商業秘密和軍事秘密的要求,而破壞自由探索和自由發表的公有原則;由于耗資越來越大,他們也不得不越來越取悅于撥款人的功利好惡,而破壞無私利性原則。當代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在這方面表現得尤其突出。
在笛卡爾形象與培根形象之間非常明顯的沖突,往往使人產生如下的疑問:近代科學究竟是怎樣協調這兩大傳統的?它們是如何并行不悖的引導近代科學的發展的?我的看法是,在某種更深的意義上,兩大傳統事實上合流了。它們共同的受著一種新的理性形式――我愿稱之為“技術理性”――的支配和控制,而這種新的技術理性與希臘的理性已不可同日而語,盡管前者確實來源于后者,但已經漸行漸遠。
技術理性來源于人的“權力意志”,是對希臘理性的一種無限擴張。服務于“力量”(power)的要求,允諾“無限”(infinite)的可能性,是技術理性的兩大要素。希臘的理于“善”的要求,而且只允諾有限的可能性。人因為有理性而趨向善、熱愛神,人在這種追求善的過程中領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在希臘理性中不包含“控制”和“統治”的內在要求,恰如其份的理解人與上帝、人與世界的關系,被認為是真正的理性行為,所以,“理解”(comprehension)而非“力量”(power)是希臘理性的要義。值得指出的是,許多近代科學的創建者們并沒有一開始就接受培根的“力量”綱領,相反還是堅持古老的理想,即把科學的主要目的看成是理解人類的處境,特別是為理解人與上帝的關系服務。例如牛頓,他多次表白,他從事科學研究的目的在于教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由于服務于力量的控制和運用,近代科學必然要求預測的有效性,并把它作為一個根本的邊界條件。培根本人也曾說過:“欲征服自然,必先服從自然”[26]服從自然現在被認為是服從自然的規律,而自然的規律不是別的,也就是自然界的可預測性。
對自然可預測性的要求最終是通過自然的數學化來實現的。希臘的演繹科學――數學是可預測性的典范,有著勿庸置疑的可靠性,但那時數學被認為是通往善的一個必經階梯。[27]自然的數學化以及近代數學本身的迅速發展,事實上均來源于對有效預測的要求。這種要求使得近代科學創造了一個純粹“量”的世界,發展出了一套“計算”的方法論。因此,盡管近代科學和希臘科學都使用數學,但數學對他們而言已經不具相同的意義了。近代數學已經受雇于預測和控制的要求,服務于“力量”的意志。
不僅如此,近代以數學化為核心的科學理性還因其對“無限”性的允諾,而區別于希臘科學。希臘數學基本上限定在有限性的范圍之內,對無限“敬而遠之”。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并未給出一個均勻平直無限的三維歐氏空間:這個空間恰恰是19世紀才被最后規定出來的。[28]近代的無限性首先發端于哥白尼革命,起始于一個謹小慎微的天文學改革,結果卻導致了“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29]的革命性變革。與宇宙論的無限化相伴隨的是無限數學的出現。牛頓微積分的發明是一個極具象征性的事件,它是無限數學第一次服務于近代科學,并幫助安排了一個無限的宇宙模型。
近代無限理性最終表現在對理性之無限“力量”的肯定。技術理性使人們相信,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因為科學技術具有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如果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那是科技還不夠發達;如果出現了不良的結局和負面的影響,那消除這種結局和影響也還是得靠科技的進一步發展。科學發展的無限能力的信念首先表現為科學家的“無禁區”的自由探索。由于近代科學事實上的深刻的“功利化”“權力化”,任何超越功利的不計后果的“無禁區”探索,都可能事實上造成惡劣的后果。核物理學發展初期,匈牙利物理學家西拉德因為憂慮核能量會被納粹所掌控,曾建議各國的核物理學家暫緩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這個所謂的“自我出版檢查制度”是空前的,“幾個世紀以來,科學家們都是為自由交流思想而斗爭,所以任何時候也不應該持有與此相反的原則。他們自己就是極端自由的忠實信徒,并且是軍國主義的不妥協的敵人。但是,現在他們感覺到,國際舞臺的形勢是十分復雜的。”從西拉德的信中可以看出,“當時科學家們對科學進步所寄托的希望,竟然由于可能產生可怕的后果而變得害怕科學向前發展了。寫信的人好象竟希望實驗失敗。”[30]這個案例充分顯示了,由于科學成為一種力量(權力、能量)的象征,自由探索的精神遭受了怎樣深刻的挑戰,科學家們面臨著一種怎樣的二難處境。
五、近代科學與人文的雙重關系:分裂與合流
在回顧了近代西方的人文傳統和科學傳統之后,我們可以發現,近代科學與人文事實上存在著雙重的關系:一方面隨著專業化和學科分化愈演愈烈,人文學科的陣地激劇萎縮,在教育體制上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互相隔絕;另一方面,以唯人主義為標志的近代人文傳統和以技術理性為標志的近代科學傳統事實上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共同構成“現代性”的基礎。正是現代性所要求的專業分工和力量意志,導致了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分裂,以及人文學科的嚴重危機。
科學與人文的分裂表現在相互聯系的四個方面:
第一,自然科學和技術愈演愈烈的學科分化和擴張,使人文學科的領地日見狹窄。我們首先需要明確的是,科學與人文的分裂在近代并不是兩個旗鼓相當的陣營之間的分裂,而是作為傳統知識主體的人文學科日漸縮小成一個小的學問分支。文理科的發展極度不對稱,理工農醫科的規模越來越大,而人文學科越來越小。不僅在學科規模方面人文地位越來越低,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科學教育、專業教育、技術教育壓倒了人文教育。
第二,學問普遍的科學化傾向和功利化,導致了社會科學的興起,也使人文學科的地位進一步下降。近代以來,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的學科即社會科學日漸興起,它們進一步擠占了傳統人文學科的地盤。人文學科甚至到了只有棲身在社會科學這個牌子才有生存機會的地步。社會“科學”的概念取代了“人文”的概念,“功利”的概念取代了“理想”的概念。在一個科學化的時代,為了爭得在學術殿堂中的位置,人文學界也出現了“人文科學”的說法。這個詞組的用意并不是想闡明科學本質上就是人文――就象我們在第一二節所闡明的那樣――而是說,人文也是一種象近代科學那樣的“力量型”的學問,借以在科學時代合法地謀得一席之地。
第三,重視培養專業人才的教育體制,人為的造成了科學與人文之間的疏遠和隔絕。對于當代中國人來說,談論科學與人文的分裂時心中想的,正是中國現行教育體制中嚴重的文理分科現象。這種分科現象在西方各國的教育史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但都沒有象當代中國這樣突出。分科化、專門化和專家化與教育理念有關,凡重專才教育,則專科化傾向較嚴重;凡重通才教育者,則專科化傾向就比較淡化。在專才教育體制下成長起來的理工科學生缺乏基本的人文素養,對于社會進步和發展難以有一個寬闊的視野和深謀遠慮的計劃。正象許多教育家所指出的,如果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只會用自己學科的內部標準去判斷事物,那就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真正的高等教育應該培養學生既掌握內部標準,也能夠用其他學科的原理和方法即“外部標準”來評判自己的學科,能夠看出自己學科的優點和局限。[31]
第四,自然科學自許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學家們心安理得的拒絕人文關懷。與之相關的是近代哲學對事實與價值的二分,這種二分將科學置于澄清事實的范圍,而不涉及價值問題。皇家學會的干事長胡克為學會草擬的章程時寫道:“皇家學會的職責是:通過實驗改進自然事物的知識,以及所有有用的技藝、制造業、實用機械、工程和發明的知識,同時不干預神學、形而上學、道德、政治、文法、修辭學或邏輯。”[32]科學家們也許并不反對博愛善行的人道主義,而且更深的認同唯人主義的“力量原則”,但當這種力量原則與特定的歷史文化經驗發生沖突時,他們有可能毫無猶豫的犧牲后者。科學與人文的分裂體現在科學對人文傳統的輕視,特別是當這種人文傳統不合技術理性的邏輯時。
科學與人文的分裂根源于知識體系的分科化、專業化,而知識的專科化又源于什么?這個問題把我們引向近代科學與人文合流的方面:技術理性與唯人主義的合流。很明顯,知識的專科化來自技術理性,來自那種訴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學的本質。所以,科學與人文的分裂是技術籌劃的必然結果。力量型科學要求一種分工型的科學和教育體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學才要求一種綜合的領悟力。今天對科學與人文之分裂的反省,最終應該導向對力量型本身的反省。
技術理性就在這個意義上與唯人主義合流。它們都是相信“力量”(power)的樂觀主義。在唯人主義看來,一切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因為人有理性這種無限的能力。為了解決人所面臨的一切問題,技術理性廣泛地行使它的威力。唯人主義得到弘揚的地方,也就是技術理性大展宏圖的地方,因為它們相互確認。這種相互確認并不簡單是人作為目的,技術作為手段,相反,手段和目的在這里混成一體,因為技術理性正是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確立為價值中心的唯一根據和保證。許多技術批判主義者批評技術的發展違背了人性的目標,是對唯人主義的背離。其實,“技術違背了人性”,卻不見得是對唯人主義的背離,因為正是唯人主義本身推動了技術的這種違背人性的傾向。唯人主義陷入一個自我拆臺的怪圈之中。
這里的邏輯并不難理解。唯人主義因著技術理性而自命不凡,而把自己確立為價值原點和世界的中心,而覺得自己無所不能,可以對自然界為所欲為。這里,對人的自我崇拜就自然而然的轉化為對技術的崇拜。如果我們要求自然屈從于技術,那么我們也在要求作為自然一部分的我們自己屈從于技術;如果我們認為技術產品優于自然的產品,那么同樣,我們的創造物就會被認為優于作為自然產品的我們自身。由于我們人類注定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唯人主義注定要遭受技術的異化:本來是用以確立人之地位的,最終卻被用來貶低人類自己。技術發達了,人類卻喪失了勞動的樂趣,甚至勞動的權利(所謂技術失業);科學發展了,人類卻越來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義。這是唯人主義深刻的困境。
六、弘揚科學精神:兩種思路
關鍵詞:文化差異;英美文學;影響
中圖分類號:H3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4)01-0000-01
對于英國以及美國的文學評論來說,受到的影響有多方面的。比如說,文化的氛圍、環境因素以及評論家自身的素質與水平、興趣、專業等等。以上因素會對英國以及美國的文學評論內容和風格產生較大程度的影響,同時還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該作品是否會受到關注。
一、英國美國文學發展的歷史以及特征
對于英國以及美國的文學作品來說,是當地的人民使用英語進行情感、思想表達的重要工具。英語本身具有比較強的表達的能力,使用英語能夠很好地將作者的情感以及思想表達出來。
(一)英國文學歷史及其特征
在英美文學的體系之中,英國的文學能夠使用源遠流長來進行形容,其發展也是經歷了文藝復興、浪漫主義等多個發展階段,在每一個發展的時期以及發展的階段都會有自身的特征和獨特之處,在二戰結束之后,英國的文學不僅經歷了寫實主義,還經歷了實驗主義,當前正在邁向多元化的發展道路。
(二)美國文學歷史及其特征
對于美國的文學來說,受到英國文學的影響比較大。一開始,美國的文學只是在一味的對英國的文學進行模仿。可是由于美國的獨立意識以及自主意識的出現和不斷增強,在十九世紀后半夜的時候美國的文學已經擺脫了英國的文學成立了一個單獨的分支,當前隨著美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美國開始在多個方面擺脫英國的影響,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是皇后,有較多的文學作品以及學者開始出現,這在很大程度上為美國文學的大力繁榮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也使得美國的文學和英國的文學開始出現對抗,真正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體系,在二戰之后,美國的文學在經歷了實驗主義以及斗爭影響之后,在當前美國的文學中,不再受限于主義,更多的是向著多元化的發展方向邁進。
二、語言上的差異對英國以及美國文學造成的影響
對于一個民族或者國家來說,語言使其文化的傳播渠道,沒有了語言,那么當地的民族以及國家的文化也就會小時,在這一程度上說,語言上所存在的不同給文學造成的影響與給文化差異帶來的影響幾乎沒有兩樣。在文學作品中所出現的語言,往往都是經過仔細的提煉或者是加工而成的,因此也就更能凸顯出其中的文化不同,使得文化更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英國的英語有著比較久遠的歷史以及文化,其傳承的作用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就已經有所展現。但是因為該國的評論家在使用語言的時候往往會有比較多的顧及,在文學評論中所展現出來的風格就是規規整整的。
在美國,英語是外來品,盡管有保有一定的關鍵性內容,但是作為一個新誕生的國家,美國的政治、國家以及文化等都是嶄新的,這樣就會有一定的創新和叛逆的成分。由于美國沒有久遠的歷史和文化,在對語言的使用上也就顯得更加的隨意和張狂,這樣就會有比較多的創新體現,在某種程度上與美國精神也是相契合的。對于美國的文學評論來說,其對語言的使用上就能體現出來。
三、文化差異的背景下人道主義的見解
不管是美國的文學還是英國的文學,對人道主義的堅持是其典型的特征之一。對于美國以及英國的文學來說,人道主義由來已久,和人文主義有著緊密的關系,同時是和神權主義以及禁欲主義相對的。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下,英國的文學對人道主義的涉及一般都比較保守,但是美國正好相反,就相對具有比較強的創新性。
對于英國的文學作品來說,莎士比亞的作品是典型和代表。其對英國文學乃至整個世界帶來的影響都是巨大的,由于收到他人文主義的影響,整個英國的文學對于社會革命,尤其是對于暴力革命,都有一種否定和懷疑的態度,這樣的一種思想也使得其他的歐洲國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比如說歌德是比較傾向于使用改良的方式而不是使用革命的形式,狄更斯同樣對暴力型的革命有反對的態度,在其小說中曾經對進行了批判,對暴力的批判以及對寬恕的提倡是當時人道主義一個非常主要的核心內容。
英國的文學評論相對保守一些,在受到英國文學評論影響的文學者看來,人道主義一個重要的級別就是要對全世界的有愛以及和平進行積極的倡導,突破階級的束縛以及等級觀念的束縛。很多人對以上的觀點都有反對的態度,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社會的完善以及改革是需要社會的革命進行推動的,當時必須要意識到革命的性質以及必要性。由于所有的被革命者都不會情愿的把政權叫出來。第二,改造人的思想會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要對環境的影響和作用進行充分的認識,要承認人自身所具有的獨立性。第三,很難去對道德的約束能力進行一定程度的衡量,所以說,也就會對別人的自律缺少相應的信心。
對于美國的文學評論來說,因為其沒有英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那么久遠的歷史文化,進而也就沒有了歷史的包袱,因此也就能夠比較輕松地避開革命與道德的問題。總的來說,美國的文學在遇到人道主義的時候,就會顯得更加的有創造性。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當前英國和美國文化以及歷史中存在的差異和不同之處,會對其文學評論產生較為重要以及深遠的影響。不同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以及民族靈魂都有比較強的差異性,正因為如此才使得當前的世界文化格局越來越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當地的文化的氛圍、環境因素以及評論家自身的素質與水平、興趣、專業等等都會對英國以及美國的文學評論內容和風格產生較大程度的影響,同時還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該作品是否會受到關注。在創新性的表現方面,美國的文學評論會在一定程度上遠遠優于英國的文學評論作品,但是就傳統性來說的話,英國的文學評論作品是遠遠超過美國的文學評論作品的。
參考文獻:
[1] 肖思新.倫理建構與神性啟示――論十九世紀西方文學中基督人道主義的內涵[J].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