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疾人保障金征收標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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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殘疾人保障金征收標準范文

結果令人大吃一驚，多家企業表示，最難降又最應該降的成本，是“制度易成本”。因為，原材料成本占比大，但近年來價格基本穩定;人工成本上升明顯，但這是大勢所趨;而制度易成本種類繁多、彈性較大，還暗藏著“灰色地帶”，正成為當前企業的最大困擾。

什么是制度易成本？

簡而言之，制度易成本也叫體制性成本，主要是指企業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種制度、規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這是企業自身努力無法降低的，只有依靠政府深化改革，調整制度、政策，才有可能為企業減負。

在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五大任務之中，“降成本”位列其中，而降低制度易成本又是降成本組合拳中的第一招。

“中國經濟能成功躋身世界前列的真正秘密，就是通過改革開放，系統、大規模地降低了我們的體制成本。但是在高速增長當中，我們在其他方面的體制成本就像很多成本曲線一樣，下降以后又升上去了。如果不把這條成本曲線向下推，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就會受到損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認為，系統性地降低制度易成本是渡過難關、爭取中國經濟更好未來的關鍵所在。

降成本的好政策落實有多難？

“降成本難啊，拿著紅頭文件找不到廟門。”前不久，鄭州一家服飾公司的副總經理王先生被潑了一盆涼水。

原來，今年3月，鄭州市政府下發了《鄭州市降成本優供給推進實體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的若干意見》，取消了工業企業廠區范圍內容積率、廠房高度的上限指標限制，并且鼓勵多種形式的出讓。 小企業每年或花上百萬元維護政商關系

王先生拿著文件，興沖沖地跑到規劃局，想調整一下廠房規劃，把部分工業廠房出租。

誰知，辦事人員卻說：“我們沒收到這樣的文件，辦不了。你讓市里專門給我們發一個文件，就給你辦！”

“上面政策和下面落實有時是‘兩張皮’。去省里市里開會，企業覺得很溫暖，開完會回來卻發現不少事情推不動，基層辦事效率比較低。”王先生有點無奈。

王先生的經歷并非個案。簡政放權、為企業松綁，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國務院部門取消或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約600項，提前兩年多完成減少1/3行政審批事項的目標。調查中，八成以上的企業反映，多次簡政放權后，制度易成本有所下降。然而，也有一些簡政放權舉措在落實中被困在“最后一公里”，有時甚至導致好政策成了“空頭支票”。

減負政策為啥成“空頭支票”？

調查后發現，由于這些原因，減負政策淪為“空頭支票”，讓企業家們感覺好政策只能高興“三天”。什么原因造成的？

基層底子薄，部分權力下放后“接不住”或“不想接”。

受訪企業普遍反映，取消審批事項對企業降成本幫助很大，但有時還是沒有“松綁感”。審批權從國家層面下放到省、市、區，但審批事項往往沒有減少，企業經常會面對基層辦事人員少且沒有能力辦理的狀況，有時甚至要耗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扯皮”。

“有的審批權從省里下放到縣里開發區后，工作人員干脆對企業說，‘我們還沒弄明白呢，你們先等著吧’。可是市場瞬息萬變，企業哪兒等得起啊。”一家企業的總經理如此感慨。

松綁表面化，似乎帶來了便利，但實際上企業成本沒有降。

近年來，行政服務大廳在各地興起，目的是讓企業辦事少跑腿更快捷。

不過，在企業看來，“一些服務大廳只是一個領表格的地方，真正辦事還得去這局那局，蓋幾個章還得跑幾個地兒。”

本是提高效率的一些網上申報，也讓企業直言“耽誤時間”。調查中，河南一家食品企業以某項工商年檢為例說，“以前要準備好材料跑到工商局現場辦理，現在網上申請就可以了。看起來省事了，可網上申請要30天才能批下來，以前跑一跑反倒一周之內就能辦完事。要知道這類審批年檢，每年企業有幾十項，要是每項都要30天，這一年就別搞生產了。這時間成本不也是成本嗎？”

文件缺細則，政策出了一籮筐，企業仍只能畫餅充饑。

簡政放權“最后一公里”落實難，也有缺少配套細則和具體措施的原因。中國一拖財務總監姚衛東坦言，一些降成本的好政策，因為沒有細化，對企業來說猶如畫餅充饑。“比如駐外合資企業境外融資渠道進一步放開，這是大好事。但是人民幣資金池、外幣資金池與企業稅收等政策如何銜接沒有配套細則，企業根本不敢做。”

企業要繳多少稅，稅務部門居然年初就給定好了！

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簡政放權讓企業看到了降低制度易成本的希望，只要“最后一公里”再加把勁，改革效果就能更好顯現。而進一步正視并盡快清除制約企業輕裝前行的體制機制，則是企業對降成本的更大呼聲。

“稅收指標”、回溯性收稅、過頭稅，讓企業深感無奈

調查中，多家企業反映，近年來國家出臺多項措施降低企業稅負，特別是“營改增”試點范圍擴大，實實在在減輕了企業負擔。但在一些地方，稅收并非按企業實際經營狀況收繳，而是由稅務部門年初定指標，分配到各個企業，這就使減負變了味兒。

“中央和地方都說要給企業降成本，可一些稅務部門的任務指標一點不見減少，你說這企業的稅收負擔有可能降下來嗎？”河南一家服裝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企業要繳多少稅，一些地方稅務部門年初就定好了，基本上是根據“背的”收稅指標確定的，說是年末多退少補，但從沒退過錢。

“我們一直照章納稅，怎么還要補稅？”去年初，浙江聞泰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忽然接到稅務部門通知，要補繳三年印花稅。這讓公司總經理肖學兵很吃驚。

原來，去年起嘉興地區國內貿易購銷合同印花稅改為購銷雙方都要繳。“新聞里不是說國家在給企業減稅嗎？怎么反倒取消了稅收優惠，還得把往年優惠補上？”

浙江一家鋼鐵企業負責人對此也很不理解：“印花稅稅率雖然不高，但眼下企業日子不好過，一次性補繳三年費用，也要大約600萬元，現金流壓力很大。”

河南一些企業也反映，耕地占用費、租賃費等原來已不收的稅費，現在又開始收繳。“地方上專門成立了非稅收入管理局，到實體門店來收錢。前年就要求預繳兩年的稅費。”

只要開門營業，至少有15個評估評價要做，花錢又費力

“只要開門營業，至少有15個評估評價要做。”河南安耐克實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裴國營說。安全、質檢、土地、規劃、環境、消防、能耗、職業衛生……哪個評估都不能少。過去，評估評價往往由政府部門或事業單位直接操刀，這兩年隨著簡政放權步伐加快，多數交給了第三方機構。“一開始以為改革后評估檢測的負擔會減輕。現在看來，不管是政府做還是第三方機構做，成本上差別不大。反正都是前置性許可，不做不行。”

“幾乎每個月都要做各種評估。”鄭州通達光纜總經理助理謝育龍以環境評價為例，企業每新上一臺設備，就要新做一次環評，生產線改造也要重新做環評，“甚至一臺設備從一個車間搬到緊挨著的另一個車間，也要重新做一次環評。做一次就得幾萬元，企業真的受不了。”

有的評價必須分幾步進行，拉長了評價時間，也導致企業重復花錢。一個項目開工前，按照國家關于建設投資項目安全、環保、職業衛生評價“三同時”的規定，僅這三項評價，就要做9次評估。企業必須安排專人跟蹤，即使都合格，前后也要有一年時間才能完成。

中航光電財務部部長王亞歌算了筆賬，2015年企業用于“三同時”的支出達到56.8萬元，再算上買設備的評估、生產線改造所做的評價、各種質量檢測收費等，一年花了好幾百萬元。“有些投資項目只是購買計算機軟件，不涉及建筑施工，也要交錢做安全、職業衛生專篇設計，實在讓企業很無奈。”

部分行政事業性收費不太符合實際情況

記者發現，一些政府收費項目，雖然師出有名，卻不太符合實際情況，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負擔。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的征收標準偏高，就是調查中企業反映的焦點問題。

根據國家規定，企業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比例不得低于在職職工總數的1.5%，凡安排殘疾人就業達不到該比例的企業，需按其差額人數全額征收保障金。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大約有30萬名員工，這就意味著其需要安排4000多名殘疾人就業。企業在當地很難找到那么多有勞動能力、符合崗位要求的殘疾人。

鴻富錦主管人力資源的負責人表示，勞動密集型企業一方面利潤率低，另一方面已經為促進就業做出了相當大貢獻，反而要支付更高的殘疾人保障成本，這種收費標準不太公平。中航光電也算了一筆賬，根據洛陽市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的計算公式，企業近兩年每年支付逾200萬元的相關費用，負擔不輕。

莫名其妙的成本――小企業每年可能要花上百萬元維護政商關系

調研中記者發現，如果說稅費、評估是所有企業呼吁盡快降低的制度易成本，那么中小企業、初創企業往往還要應對一些莫名其妙的成本。下面就來細數一下吧。

城市拆遷導致企業“搬家式死亡”

河南一家小家電制造企業，因為城市建設規劃調整等原因，3年搬了4次家。“搬家就要停產，一邊養著工人，一邊租賃新廠房。搬進新廠還要重新調試設備，重新評估認證，這些都要花錢。搬家搬得企業遍體鱗傷。”這家企業的董事長夏先生說。

搬進新工業園區，又有了新煩惱。新建設的工業園區多是立體廠房，企業僅買一層或幾層不可能拿到土地證，導致中小企業入駐后無法到銀行抵押貸款。“不花600萬元搬進產業園，企業就沒有地方開工。可是，立體廠房只買一層就沒有土地證，銀行就不給貸款，資金又成了難題。”

浙江兩家制藥企業也剛剛經歷了搬遷，其中一家藥企的財務總監說，“由于搬遷投入、新工廠頭兩年較高的折舊，以及大幅增加的土地使用稅，去年企業的盈利能力降了不少。企業最怕的就是折騰。”

一些質檢機構收費不含糊，真需要服務時反倒令人失望

調研中記者了解到，工業企業的儀器設備設計檢測、化驗、計量等需要不定期年檢，有的項目每半年就要檢一次。不少中小企業反映，由于檢驗費太高、彈性太大，不得不與“紅頂機構”如質檢研究院等類似的機構簽訂年度服務合同。

“一項標價20萬元的檢測，如果企業同意每年購買‘紅頂機構’的打包服務，可能這項檢測只要10萬元;該抽檢20種樣品，抽一種就行了。如果‘不合作’，任何一級質檢部門都可以隨時隨地去持生產許可證的企業檢查，來一次企業就得花10萬元左右。”河南一家企業負責人反映，有時質檢機構到企業檢查，連檢測設備都沒帶，但只要說是檢查，就得交費。企業真的需要質檢服務時，卻失望了。“去年底我們感覺一臺大型計量衡器不太準，主動邀請質檢機構來做檢測。可是5個月過去了，也不見人影。打電話去問，一會兒說機構要合并沒有人手，一會兒又說檢測設備不行。”

“吃拿”不見了，“卡要”仍存在

此次調查中，中小企業普遍反映，中央八項規定執行后，政府官員去企業都不吃飯、不收禮，甚至不喝水，“吃拿”基本消失了。可是，“卡要”現象并沒有杜絕，一些企業每年的非營業性開支，即維護政商關系的支出往往占到銷售收入的1.2%～1.5%。一家小型企業，每年可能有上百萬元用于“維護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