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保障制度概念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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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醫療保障制度概念范文
關鍵詞：醫療保障；統籌發展；銜接機制；籌資機制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0-0052-02
“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但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醫療保障制度，呈現出嵌入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制度特征。因此，從黨的十“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要求出發，建立健全我國的醫療保障制度，讓全體社會成員同享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成果，并與經濟社會同步發展的意義十分重大。隨著我國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和發展，理論界和政策研究者對其給予密切的關注，尤其在醫療保障制度的統籌發展研究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本文根據現有的文獻資料對當前學術界的研究動態做一個盤點、梳理以及總結，以期促進對城鄉醫療保障制度統籌發展研究的進一步深化。
一、理論研究
1.研究現狀
城鄉醫療保障統籌體系的建設，既是一項長期的戰略規劃又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內容極為豐富，牽涉面也比較廣。目前學界對于建立統籌城鄉的醫療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和面臨的障礙方面，已經基本形成共識；而對于如何具體運作等問題，不少地區也已經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但學者們的觀點還有不小的分歧，理論研究還處于初探階段。此外，對于政府責任、銜接時機、資金籌集、運營機制、管理體制等這些關鍵問題，目前大多只是解釋清楚了概念，而并沒有對內在機理進行闡述。沒有對內在機理的深挖，則相關的建議就難說具有科學性，更難以將其作為政策選擇的依據。需要指出的是，學者們還就模式和路徑進行了探討，如“醫療保險券”模式、漸進式三層次醫療保險體系及其三步走戰略等，這些都為具體的實踐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涉及操作層面的研究則明顯不足[1]。
2.銜接機制
在“制度―行為―績效”的分析框架下研究城鄉醫療保障制度的統籌銜接機制，可以發現：城鄉醫療保障制度嵌入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制度特征、城鄉居民基于經濟聯結和社會資本的行為選擇，需要城鄉醫療保障制度在籌資、管理、支付、服務和環境方面的統籌銜接和路徑設計，以構建國民健康責任分擔、健康管理參與和健康受益平等的績效治理體系[2]。
3.籌資機制
城鄉醫療保障制度的統籌發展，需要建立合理穩定的籌資機制和科學有效的償付機制，以達到籌資公平、受益均等和健康平等的目標。然而，目前我國城鄉醫療保障制度面臨著籌資方式較單一、籌資結構不合理、籌資來源非持續、籌資水平缺乏動態增長等籌資風險，不符合籌資機制合作信任、公平分擔、穩定持續的內在要求，迫切需要建立“多方籌資、合理分攤、財政補貼、動態增長”的籌資機制[3]。
二、實踐探索
1.采取不同調研方法
在醫療保障統籌發展的實踐探索過程中，各地因地制宜，采取了不同的調研方法：一是通過訪談方式了解當地城鄉統籌的醫療保障政策和運行狀況；二是通過對各個地區的城鄉參保居民進行問卷調查，進而考察參保居民對現有醫療保險的滿意度以及參與整合城鄉居民醫療保障制度的意愿[4]。
2.著重實地調查分析
首先，成都的經驗是：建立和當地經濟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制度，積極的財政投入，醫保管理系統化，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縮小醫療待遇差距[5]。
其次，從西安實地調研來看，醫療保障逐步覆蓋城鄉，城鎮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制度運行漸趨平穩。然而，由于人群特征的不同，城鎮職工、城鎮居民和農民的健康狀況和醫療需求具有了差異性，進而對醫療保障制度的利益訴求各異，造成三項制度競爭日益凸顯。這就需要從償付機制著手，設計符合人群利益訴求的償付平臺，構建“公平、正義、共享”的受益平衡機制，統籌整合城鄉醫療保障制度[6]。
最后，江蘇省太倉市早在2007年就打破城鄉戶籍限制，將城鎮和農村居民統一納入居民醫療保險，在統籌城鄉醫療保障體系的道路上邁出重要一步。需要指出的是，太倉市之所以能夠建立統籌城鄉的醫療保障體系，是與其具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分不開的。因此，太倉模式對于那些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具有更大的借鑒意義。此外，盡管太倉市的醫療保障體系解決了城鄉一體化的問題，但單獨為失地農民建立醫療保險的做法仍是值得商榷。與其單獨為某個群體開辟新制度，不如將其整合納入現有制度[7]。
3.發現與結論
通過實地調研城鄉居民對醫療保險的滿意度、對醫療保障制度整合的態度及制度整合后的運行情況后，分析發現：第一，城鄉醫療保障制度統籌發展呈現出以下規律：制度的統籌發展與當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尤其與城市化進程密切相關；當地政府的理念創新與積極的財政投入是制度統籌發展的需求動力與保障；參保居民的支持是制度統籌的群眾基礎；統一醫療保障經辦管理以及理順行政管理體制，確保了制度統籌發展的順利推進。第二，城鄉醫療保障制度整合產生了以下影響：消除了參保居民在這方面的身份差異，實現了城鄉居民公平享有醫療保障的權利；醫療保障的相關管理體制得以理順；醫療保險基金運行更加穩健；促進了勞動力合理流動。第三，城鄉醫療保障制度整合應注意以下問題：制度的整合不能使任何群體的利益受損；群眾的繳費意愿也是需要考慮的一項因素[8]。
三、經驗借鑒
盡管我國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已經進行了多年，各項制度的建設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總體上還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進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務依然艱巨。因此，借鑒國外的相關經驗，并在此基礎上深入思考我國城鄉醫療保障制度的統籌發展是一項重要的任務。
1.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
針對醫療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醫療保險費用支出過度膨脹、醫療資源浪費日益嚴重和醫療服務質量不斷降低等問題，發達國家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增加稅收和醫療保險費收入，如法國1991年起開征的“社會共同救濟稅”，一方面靠擴大稅收征收范圍，另一方面提高稅率。第二，提高病人自付醫療費用的比重，如英國自1979年起要求對配戴眼鏡和牙科治療實施自付費用。第三，加強對醫療保險服務機構的監管。為了控制藥品的過度使用，荷蘭規定治療慢性病所使用的處方藥品不得超過一個月的藥物量；葡萄牙則制定了只允許在住院時才能使用的2400種藥物的清單；德國更是從2000年開始，根據法定醫療保險的要求建立了醫藥處方管理機構，制定了允許在醫療保險機構報銷的藥物目錄，并規定凡是沒有列在目錄上的藥物必須由患者本人支付費用；此外，為了降低醫療費用，美國興起了由醫療保險機構與醫療服務提供者簽訂合同，日本實施了嚴格的第三方審查制度。第四，社會保險機構自己辦醫院。因形勢所迫，南美一些國家的社會保險機構采取自己設立醫療單位，為被保險人服務。如墨西哥就是把醫療服務和經費集中統一管理最徹底的國家，因此被國際稱為“南美模式”[8]。
2.衛生體系的建設
加拿大與古巴的醫療衛生體系建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對我國醫療衛生體系建設尤其具有借鑒意義。首先，加拿大選擇了適度發展的模式。加拿大的醫療保障制度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具有體系完善、項目齊全等特點，它不但特別注重與經濟的協調發展，而且對相關機構進行科學嚴謹的管理[9]。其次，古巴選擇了激進改革的模式。古巴的醫療衛生體系既是一個包含四個互促互制的子系統的繁雜系統，同時也是整個計劃經濟社會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如此，古巴還是從思想上和政治上一次性突破了既得利益者的層層阻力對醫療衛生體制進行改革，并利用國家對資源的集中調動能力來保障舊體系打破之后新體系的迅速組建。可以說，古巴激進的醫療體制改革避免了漸進式改革不徹底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并使之無需在不停地修補中克服路徑依賴的影響[10]。
3.醫療保險的籌資機制
從世界各國醫療保險的籌資主體來看，醫療保險籌資機制主要可分為：以英國為代表的以國家稅收為籌資來源的“福利型模式”、以德國、韓國和我國臺灣等為代表的“社會保險模式”、以美國為代表的“商業保險模式”、以新加坡為代表的私人繳費為主的“儲蓄模式”。然而，通過對比可以發現，同屬于“社會保險模式”的德國、韓國和我國臺灣在籌資機制上表現出：追求參保主體的籌資公平、發揮社會分擔與互助作用、重視政府籌資補助等一些共同的特征和發展趨勢。這為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合理持續的籌資機制提供了經驗借鑒：一是在籌資機制的目標選擇上，強調維護社會公平和健康權利；二是在籌資機制的契約治理上，重視籌資主體的分權制衡和多元參與，明確籌資主體的權益關系，構建籌資主體多元的治理體制；三是在籌資機制的績效上，追求較低的醫療負擔與較高的健康改善結果[11]。
四、政策建議
統籌城鄉醫療保障的核心在于公平籌資和均等受益；統籌發展方向是分階段、有步驟地化異趨同，最終實現構建城鄉居民健康保障體系的目標；統籌發展的政策路徑可從制度框架、籌資機制、統籌層次、經辦資源、管理體制、轉移接續等方面展開。有鑒于此，我國城鄉醫療保障制度的統籌發展應采取以下幾個方面的對策措施：第一，在一個制度框架下建立多檔次的繳費標準和待遇標準；第二，整合經辦資源，構建城鄉居民醫療保險一體化的信息管理系統；第三，改變部門分割管理，實現行政管理體制的統一化；第四，建立不同醫保制度之間的轉移接續機制，方便參保人員流動和選擇；第五，提高統籌層次，發揮制度效應；第六，確定穩定的籌資機制和財政補貼機制[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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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劉瀟，仇雨臨.古巴醫療衛生體系再審視：運行機制與經驗借鑒[J].拉丁美洲研究，2010，（6）.
第2篇：醫療保障制度概念范文
——編者
問：大病保險和基本醫保兩者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
答：我國從實際出發，建立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都是其中的組成部分，但功能和作用各有側重，運行方式不同。基本醫療保險是我國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的主體層，向全體居民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障，具有覆蓋人群廣泛性和權利義務的對等性。城鄉居民大病保險，是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的拓展和延伸，是對基本醫療保障的有益補充，具有連接基本醫療保險和商業保險的橋梁和紐帶作用，是中國特色醫療保障制度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在醫保基本的基礎上，通過社會籌資的辦法，集合全體城鄉居民的力量，并借助商業保險機制，對部分患大病發生高額醫療費用的群眾給予更高水平的保障，放大基本醫保的保障效用。
問：大病是如何確定的？
答：《指導意見》沒有簡單地按照病種區分大病，而是根據患大病發生高額醫療費用與城鄉居民經濟負擔能力對比進行判定是否會因病改貧，因病返貧。這里講的大病，不是一個醫學上病種的概念，而是一個費用概念。世界衛生組織關于家庭“災難性醫療支出”的定義為，一個家庭強制性醫療支出大于或等于扣除基本生活費以后家庭剩余收入的40%。如果出現家庭災難性醫療支出，這個家庭就會因病改貧，因病返貧。將家庭災難性醫療支出換算成國內相應統計指標，按2011年數據計算，對城鎮居民而言，大體相當于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對農牧民而言，大體相當于農牧民年人均純收入的水平。也就是說，當城鎮居民、農牧民當年個人負擔醫療費用分別達到當地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農牧區年人均純收入時，就會發生災難性醫療支出，就可能會發生因病改貧、因病返貧。就達到了大病標準，就是大病的保障范圍。
問：大病保險所需資金從哪里來？
答：《指導意見》中明確提到“利用結余籌集大病保險資金；結余不足或沒有結余的地區，在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年度提高籌資時統籌解決資金來源”。大病保險的保障對象是參加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的人，所需資金從城鎮居民醫保基金和新農合基金中劃出，不再額外增加群眾個人繳費負擔。
問：大病保險的報銷范圍與基本醫保的報銷范圍有區別嗎？
答：報銷范圍是《指導意見》的一個亮點，也是一個創新和突破。從全國范圍來看，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政策范圍內報銷比例均達到了70%，但如果突破政策規定的范圍，實際報銷的比例有50%左右，城鄉居民患大病時，在治療手段和用藥種類上，一般都會突破政策規定的范圍。因此，《指導意見》規定的大病報銷范圍不再局限政策范圍內，而是實際發生的合理的高額醫療費用。
問：大病保險具體能報多少？
答：大病保險的報銷比例是，大病患者在基本醫保報銷后仍需個人負擔的符合規定的醫療費用，再給予實際報銷50%以上。比如一個參保的城鎮居民，患大病共花了10萬元，假定政策范圍內費用為8萬元，報銷了約70%，共5.6萬元，剩余4.4萬元，超過了當年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因此，至少可以再報銷50%，達到2.2萬元左右。兩次加起來共報銷7.8萬元，參保患者個人自付2.2萬元，實際報銷比例就可以達到78%。
第3篇：醫療保障制度概念范文
【論文文章摘要】現代醫保制度對城鄉居民在醫療保障品種、待遇等方面存在著二元對待，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同其他公民一樣，農民為國家建設、改革開放做出了巨大貢獻，卻難以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實際上不具備公民的地位，至少無法與城市公民相提并論。這與現代社會盛行的人權精神及公民的平等憲法權利是格格不入的。筆者在前期學者研；基礎上，提出從現代醫療保障角度論證．平等權，并在平等權框架內重新構筑現行醫保制度，提倡“以制度促進平等，以平等改良制度”，并在此基礎上對現行醫保制度進行了法學思考
一、關于現代醫療保障制度的討論
醫療保障制度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內容，對于維護社會秩序穩定，增加農民福利，保障公民權益意義重大。然而鑒于中國社會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現狀，現代醫保制度卻顯示出其缺陷的一面，即對城鎮、農村居民的不公平對待反映了當下中國農民平等權的實現依然差強人意。這與中央的惠農政策、和諧社會理念是極不相符的。筆者本著“以制度促進平等，以平等改良制度”的理念，提議實現城鄉平等，減少差距，促進社會公平，以保障農民權益，最終實現社會和諧。
農民的實有權利與憲法法律規定極不相符。農民平等權需要作為一種新的權利概念加以提出。在中國，農民是大多數，只有維護大多數者利益的政府才是憲法上的合法政府，因而政府首先要維護農民階層的平等權。因此，對于政府，需要轉變執政理念，更加重視憲法法律，更加重視實現農民平等權，這樣才能鞏固自身的合法性基礎。體現在社會保障領域，需要本著實現農民平等權的原則對現行醫保制度進行改革，著重體現對農民階層的社會關懷，彰顯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理念。
二、農民平等權的法學思考
(一)法理之維
在中國社會，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今天，廣大人民群眾要求平等的權利意識并不強烈。生活在相對封閉和傳統環境中的農民，平等觀念和權利意識尤為缺乏。農民階層權利意識淡薄，其不會主動主張權利，往往在支撐不下去時會爆發其力量。農民平等意識缺乏和權利意識缺損，卻使農民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一沒有提出異議的意識、渠道和法律依據。這為農民不平等提供了巨大的存在空間，并給予了農民不平等頑固的生命力，這是農民問題最根本的原因，也是解決農民問題最大的障礙，它使得國家和社會在解決農民問題的道路上舉步維艱。獲得醫療保障，是公民對政府的權利；增強平等觀念、提高權利意識則應當是公民對自己提出的要求。公民(尤其是農民)權利平等觀念的增強，對于增進自身福利，保障自身權益具有重大意義。
平等權是人權的三大支柱權利之一，是一種基本人權，是人之為人的人權意識內要求類的平等的一種社會關系。人權作為一切個人享有的權利，是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別的。這種人權的普遍性實質上體現的就是平等權，它要求反對不合理的差別待遇，反對歧視。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平等權體現了人權的原理和精神，是人類追求幸福和要求全面發展的一項基礎性權利。只有從人權的角度認識平等權，我們的認識才有理論的深度和政治的高度。
(二)憲法分析
權利平等是憲法的重要原則。我國憲法》第3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這一條是我國憲法對平等權的一般規定，體現了公民在法律適用上以及權利和義務的平等。
平等權既然作為一種權利，一種基本人權，在法律上的設立，意味著國家負有保障與救濟的義務，當平等權利受到侵害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實現時，采取保護措施則是國家的應盡之責。一個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有沒有平等權的確立和平等保護條款的設立，反映了一個國家的人民在基本人權上的平等享有程度，也反映了一個國家法治和文明的程度。沒有平等，則法治失去靈魂；沒有平等權，人民也就無法保護自己的基本人權不受侵害，也難以得到國家的平等保護。所以，作為保障人權的國家法律，必須體現平等、保護平等，即立法上要平等。特別對于弱勢群體，更要關注其平等權，在法律上更要強調其平等權的實現。在某種意義上，我國衣民生活在社會的最低層，權利最易受到侵害，毫無疑問屬于弱勢群體，其權利實現和保護理應受到國家立法的傾斜。在憲法和有關的法律中應予以優先體現和保護農民的平等權，而不應給予廣大農民不合理的差別待遇。
(三)歷史根源
現實生活中農民的不平等狀況具有深厚的歷史根源，并且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然而從醫保制度的架構看，既有平等觀念的缺失，又有制度建立的失衡，具體表現在：“挖農補工”不平衡的經濟發展戰略和不公正的二元戶籍制度在客觀上抑制了農民自由、平等發展的可能，而農民在政治參與上的不平等又在主觀上消減了農民維護利益、爭取公正的機會。最根本的，農民平等觀念缺乏和法定平等權利缺損，為農民不平等提供了產生和發展空間，并使之獲得頑固的生命力，阻礙農民問題的破解。一言以概之，不平等是農民問題的根源。正確地解釋農民問題的根源，能增進對農民問題的認識，而且將有利于農民問題的有效解決。
第4篇：醫療保障制度概念范文
關鍵詞：職工；醫療保險；遠程化
將遠程醫療服務項目納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中，能夠解決實際生活中職工醫療遠程化中存在的問題，促進國家醫療保險政策與人民群眾生活實際相結合，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職工醫療保險遠程化相關概念
(一)職工醫療保險職工醫療保險，是一項對職工的基本社會保障制度，是在政府政策實施下，企業為了補償勞動者因疾病風險造成的經濟損失而建立起來的。企業或單位可以建設個人與單位就醫保險基金，也就是說，當參保的職員在患病就診時所產生的醫療費用，然后由指定的醫療保險機構對職員進行相應金額的經濟補償。換一句話來說，依法對職工實施職工醫療保險，是通過法律、法規強制推行的社會保障制度。一般來說，實行社會統籌醫療基金與個人醫療帳戶相結合的基本模式，屬于社會保險的一個基本險項。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建立和實施集聚了單位和社會成員的經濟力量，再加上政府的資助，可以使患病的社會成員從社會獲得必要的物資幫助，減輕醫療費用負擔，防止患病“因病致貧”。
(二)遠程醫療保險
遠程醫療，指的是通過網絡科技，如是計算機技術，或者遙測、遙控等遠程技術為載體，最大限度地挖掘出大醫院或專科醫療中心的相關技術與優勢，如一些先進的醫療技術以及具有優勢的醫療設備，這些技術可以遠程操控，在一些醫療基礎設施以及就醫條件相對差的邊遠地區，進行醫療服務。遠程醫療保險醫療健康行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以價值為基礎的醫療健康作為一種產生額外收入的方式，降低成本，提高職工滿意度。在過去的十年中，醫療健康中一個最大的變化是遠程醫療正在經歷快速增長，并且在許多行業中得到了廣泛應用。而職工遠程醫療則是指針對于職工建立起的一套服務項目體系。
二、職工醫療保險遠程化存在的問題
(一)遠程醫療報銷不足
遠程醫療實施的主要障礙就是醫療報銷不足，醫療報銷不足主要原因在于遠程醫療會診按每小時或每次計費，其報銷流程中，經常出現適用范圍不明確、醫務人員的積極性不高、與分級診療脫節以及醫保支持力度不夠等。這些問題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職工醫療保險保險不足。
(二)職工醫療保障覆蓋面不夠廣
目前來看，職工醫療保障覆蓋面不夠廣，尤其從目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面來看，其覆蓋面較窄。而從遠程醫療保險這方面來看，我國在這方面有很度欠缺之處。以網絡為主要平臺的遠程醫療技術并不成熟，而且也沒有得到廣泛的應用。首先，我國擁有醫院信息系統的醫院并不是很多，根本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就醫要求。其次，就該系統本身還存在諸多瑕疵有待改進。再來，各個醫院對于系統所運行的標準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進而導致了，各個醫院之間以及一些社會上的相關部門彼此隔離開來，無法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除此之外，還存在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由于資金不能及時的分配到位，導致該體系不但無法繼續向前發展，反而會出現止步不前的現象。相比之下，在發達國家，它們的遠程醫療、在線醫療早已憑借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而得以壯大，并且日趨成熟，而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職工遠程醫療服務包括不應該緊緊局限于一般遠程醫療服務，也應該提供一些特殊遠程醫療服務，為了滿足不同病患的多種需要。綜上所述，以促進企業員工自身醫療保障的滿意度以及遠程醫療事業得以發展，應該擴大職工醫療保障覆蓋面。
(三)看病貴和看病難
職工醫療保險的問題也就越來越明顯，看病貴和看病難的問題都成了職工醫療保險工作進行的阻礙。社會大眾都在呼吁國家出臺新的，進一步自醫保制度誕生以來，醫保資金如何歸集，如何使用，如何避免浪費。例如，有些參保人刷醫保卡卻刷出電冰箱，造成大量醫保資金浪費；有的醫院因醫保基金不能及時足額結付，不愿接收醫保病人；有的大病職工醫保費用不夠用、又無力自掏腰包，甚至因病致貧返貧，這是在全國許多城市普遍存在的問題。
三、職工醫療保險遠程化解決方案
(一)提升醫療報銷比率
隨著目前遠程醫療不斷發展變化，許多醫療機構已經意識到了遠程醫療能節約成本、提高職工滿意度。從企業機構以及政府來講，應該將繼續擴大遠程醫療的覆蓋面作為首要工作任務。報銷是遠程醫療實施的主要障礙，所以針對遠程醫療服務制定完備的新的法律。為此，遠程醫療服務供應商應該接受探索支付模型超越費用的服務償還機制。另外，根據機構之間的合同，提供一些職工愿意支付的方便的、有價值的服務。遠程醫療企業為職工提供遠程醫療費用的報銷，例如，可以增加虛擬遠程診治，讓自費的職工客戶能夠享增值服務。只有提升醫療報銷比率，職工醫療保險遠程化才能夠順利推進工作。
(二)擴大醫療保障覆蓋面
擴大醫療保障覆蓋面，就需要堅持吸收國外優秀的科研成果，結合國內實際情況，完善醫療保障制度。在政府方面，應該提倡更多的醫療保險機構和醫療保險計劃遠程醫療服務的覆蓋面。尤其，應該大力引進一些先進的遠程技術，來推進職工社會基本保障。在最近的十幾年以來，很多醫院開始啟動網絡信息技術，來改善醫療服務。比如，利用計算機、微電子技術以及通訊等信息技術，不僅更加科學精密而且還運用于遠距離的醫療衛生服務。例如現在，很多國家的遠程醫療服務技術十分成熟，可以采用遠程系統來對病患進行異地專家會診、異地外科手術、心電監護、家庭護理等諸多方面。而且，也應該擴大職工遠程醫療保障范圍，豐富類目，清晰明了。所以，可以通過以遠程醫療信息系統，來構建職工醫療保障服務功能。在信息高度發展的現今，應該將計算機應用技術與醫療體系相結合，這樣的技術革新可以大大改善我國醫療保障制度，并且促進我國衛生保險行業革新發展。
(三)解決看病貴和看病難
解決看病貴和看病難就應該規范管理、防止項目濫用、確保基金安全。也就是要應該做到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納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支付的遠程醫療服務項目，應在全省統一的遠程醫療專網下，通過省級遠程醫療平臺開展。二是定點醫療機構提請遠程會診前應首先實施院內會診，遠程會診服務項目僅限于住院支付，原則上每個住院周期支付一次費用。三是參保職工或家屬單方面要求提請的遠程會診不納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支付范圍。四是各地要結合醫療服務價格項目規范，認真做好項目對應及信息系統數據庫更新、醫療費用結算等工作，務必做好及時結付醫保基金的工作。同時，還要加強對遠程醫療服務項目的監管和費用審核，規范醫療服務行為，維護醫保基金安全運行。然而，有時候還存在著職工醫療保險隱性債務，隱性債務也就是評價社會保險基金負債規模的重要指標。例如，據調最新的查數據顯示，如果在醫保制度當中使用“遞推”法，該方法可以有效地計算參加醫保改革的人群，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目前正在面臨的醫療保險資金的缺口，并且，可以有效地緩解新舊醫療保險制度下形成的隱性債務對醫保基金的壓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隱性債務的措施。所以，也應該加強醫療機構之間的遠程會診、遠程醫學教育及其醫護協作。綜上所述，提高職工醫療報銷效率、擴大職工醫療保險保障覆蓋面、解決看病難的貴的問題是破不急待的。另外，解決職工醫療保險遠程控制中的問題，也可以通過多方合作的方式進行，來解決職工看病存在的各方面難題，那么也就從而推動信息化醫療保障發展，進而提升社會整體醫療服務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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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醫療保障制度概念范文
一、資料與方法
1.相關概念
艾滋病醫療保障是指艾滋病病人能參加醫療保險，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商業醫療保險，在治療艾滋病相關疾病后，能平等地報銷其醫療費用[5]。根據艾滋病流行水平，我國各省可分為三類地區，第一類為疫情較重地區，如河南等地；第二類為疫情中等地區，如湖北等地；第三類為疫情較輕地區，如內蒙古等地。艾滋病病人是指HIV感染者發展到艾滋病階段，出現艾滋病相關指征性疾病，且CD4+T淋巴細胞總數小于200個/mm3[6]。
2.調查現場和調查對象
調查對象包括HIV感染者/病人、艾滋病防治人員兩類。（1）對HIV感染者/病人的調查。選擇云南、河南、湖北、江蘇、陜西、吉林和內蒙古7個省份的部分地區進行調查。樣本量計算公式為：N=μ2α×π×（1-π）/δ2，其中，μα為檢驗水準對應的μ值，即顯著性檢驗的統計量，本次調查取α=0.05（雙側），則μα=1.96；π為預期的率，本次估計π為60%，需調查2160人，失訪率按10%計算。調查后剔除無效問卷，共調查2432人。對部分調查對象進行了定性訪談。（2）對艾滋病防治人員的調查。對全國30個省份（不含）的省、市、縣三級衛生行政部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醫療機構、婦幼保健機構中負責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領導或專家進行問卷調查，并對其中部分人員進行定性訪談。對第一類地區調查省市縣三級機構各1個，對第二類地區調查省市兩級機構各1個，對第三類地區調查省級機構各1個，共調查184人，要求調查對象從事防艾工作至少5年以上。根據工作實際和經驗，對防艾工作領域主要問題的嚴重程度進行打分，分值范圍0～9分，為遞增關系，0分表示該問題不存在，9分表示該問題嚴重程度最高。所有調查問卷由課題組根據研究目的和內容制定，經15位專家進行3輪修訂和預調查。
3.資料整理和分析
調查數據用epidata3.0錄入并整理，用SPSS17.0統計分析，采用的統計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方差分析和卡方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二、結果
1.我國艾滋病醫療保障制度的變遷
[7]（1）理念倡導階段。2000年，《國家有關部委局（團體）關于預防控制艾滋病性病工作職責》提出：“研究制定解決城鎮職工中感染者和病人的基本醫療保險問題的辦法。”2001年，《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2001-2005年）》明確指出，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HIV感染者和病人，同等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2）政策實踐階段。2004年國務院《關于切實加強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規定，將抗艾滋病病毒藥品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報銷目錄和城鄉醫療救助支出范圍。同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落實艾滋病抗病毒治療政策的通知》提出，艾滋病病人與其他疾病患者一樣，平等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并公平享受待遇。（3）發展完善階段。2006年3月，國務院實施《艾滋病防治條例》，向經濟困難的艾滋病病人免費提供抗病毒治療藥品，適當減免抗機會性感染治療藥品的費用等。2010年，國務院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基本藥物目錄中增加抗艾滋病病毒治療和機會性感染治療藥品的種類。2012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動計劃的通知》指出，將抗機會性感染的必需藥品納入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做好與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銜接工作。2013年，國家衛生計生委將艾滋病機會性感染納入新農合大病保障范圍。2013年，六部委制定《關于進一步推進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對艾滋病機會性感染病人符合規定的醫療費用，醫療保險基金按規定支付。綜上，在不到20年間，我國艾滋病醫療保障與社會醫療保險體系同步發展，艾滋病病人擁有了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
2.艾滋病病人參加醫療保險的現狀
（1）調查對象基本情況。調查了7個省份2432名HIV感染者/病人，其中，男性1918人（占78.9%）；年齡18～40歲的1376人（占56.6%），大于61歲的157人（占6.5%）；有孩子的1262人（占51.9%）；艾滋病確診時間在1998年以前的17人（占0.7%），2006年以后的2023人（占83.2%）；感染途徑為男男性傳播的964人（占39.6%），異性761人（占31.3%），輸血/采供血384人（占15.8%），注射222人（占9.1%）；小學文化及以下656人（占27.0%），初中、高中1154人（占47.5%），大學及以上622人（占25.6%）；居住地為農村地區的900人（占37.0%），小型城市586人（占24.1%），大中型城市946人（占38.9%）。（2）HIV感染者/病人的醫療保障情況。在2432名HIV感染者/病人中，2191人（占90.1%）參加了基本醫療保險，74人（占3.0%）參加了商業保險，兩者都參加的129人（占5.3%）。沒有參加醫療保險的僅241人（占9.9%）。單因素統計檢驗發現：不同年齡、文化、居住地和感染途徑的艾滋病病人參加醫療保險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年齡大、文化程度高和居住在大中型城市的感染者/病人參加醫保的比例高，因輸血/采供血感染的病人參加醫保的比例最高，因注射吸毒感染的病人參加醫保的比例最低；不同性別、疾病進程、確診年限和有無孩子的病人參加醫療保險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附表）。
3.艾滋病防治人員對艾滋病醫療保障問題的認識
（1）調查對象基本情況。調查了30個省份的184個艾滋病防治機構，每個機構調查1名領導或工作人員，共184人；其中，從事防艾工作超過10年的97人（占52.7%）；衛生行政部門33人（占17.9%），業務技術機構（如定點醫療機構、疾控中心、婦幼保健院）151人（占82.1%）；省級機構109人（占59.2%），市級48人，縣級27人；本科及以上學歷168人（占91.3%），大專及中專以下16人（占8.7%）；40歲以上131人（占71.2%），30歲以下5人（占2.7%）；高級職稱112人（占60.9%），初級職稱31人（占16.8%）；屬于艾滋病流行第一、二、三類地區的分別為77人、72人、35人。（2）對艾滋病醫療保險問題嚴重程度的認識。184名防治人員均認為，艾滋病病人的醫療服務費用報銷困難，因病致貧現象突出。這一問題的嚴重程度為6.20分，在目前艾滋病防治工作存在的十大問題中位列第6位；艾滋病流行三類地區的打分分別為5.84分、6.40分和6.54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F=1.300，我國艾滋病醫療保障制度的現狀與變革\徐鵬等P=0.275）；省市縣三級機構的打分分別為6.34分、6.45分和5.15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F=2.660，P=0.073）。這表明，對這一問題嚴重程度的認識是基本一致的，不僅在全國整體層面上突出，也被各類地區和機構的工作人員普遍關注。
三、討論
1.我國艾滋病醫療保障制度的變遷特征
我國艾滋病醫療保障制度的主要特征表現為：發展迅速、亟需完善。（1）發展迅速表現在用時短。1998年，我國開始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2000年開始關注艾滋病醫療保障，目前已形成多層次體系，從公平參保理念的確立到體系的建立不到20年。（2）亟需完善的特征表現為問題突出，影響了政策效果。例如，醫保政策存在細節不明確、內容不具體、條款不兼容等問題[8]。
2.艾滋病醫療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1）報銷范圍局限、報銷對象狹窄、報銷比例過低。“報銷范圍局限”體現在只能報銷抗病毒治療的部分費用和部分機會性感染疾病的治療費，治療前的檢查費和毒副反應處理費在有些地區不能報銷。“報銷對象狹窄”是指“因吸毒、性傳播疾病等發生的醫療費用，基本醫療保險不予支付費用”，而在HIV感染者中，因吸毒、商業感染的比例很高，其中吸毒占28.4%[9]，如果嚴格按這一規定執行，很多艾滋病病人不能在現行的醫保制度下報銷。“報銷比例過低”表現為艾滋病治療費用較高，而報銷比例和封頂線相對較低，不能完全解決艾滋病病人家庭因病致貧的問題。（2）部分報銷方式會泄露隱私，艾滋病病人不敢報銷。有些地方的醫療報銷尚未實行即時結付，報銷程序比較復雜。例如，病人在就診后須帶病歷等證明材料到指定機構審核后才能報銷，甚至要與病人所在的社區驗證，報銷情況還需公示。雖然有些是必需的工作程序，但比較繁瑣，也容易泄露艾滋病病人的隱私，導致艾滋病病人不敢報銷。（3）艾滋病相關疾病的治療費用高昂，可能對醫保體系造成一定的沖擊。隨著艾滋病病人治療人數的增加（每年新增數萬人）和住院治療費用居高不下（次均費用高且住院次數多），用于艾滋病治療的經費越來越高。例如某經濟欠發達地區，機會性感染的次均住院費用達6231元，高于當地居民的次均住院費用，可能給醫保體系的運轉造成風險[10]。（4）部分艾滋病病人不愿意參加醫療保險。從整體上看，HIV感染者/病人參加醫保的比例較高，超過90%，但仍有部分沒有參加。例如，年輕、文化水平低、居住在農村和注射吸毒感染的艾滋病病人比較不愿意參加醫療保險。（5）艾滋病難以納入商業醫療保險。2009年10月以前，商業保險公司將艾滋病列為免責“,不承擔保險責任”。鑒于各方的強烈反應和可能帶來的法律糾紛，中國保險行業協會推出《人身保險產品條款部分條目示范寫法》，在不承擔給付身故保險金的責任中，刪除“被保險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但這種規定是在外界壓力下的應對策略和自我保護，并沒有改變商業保險對艾滋病的認識，對保險產品的相關研究沒有突破性進展。艾滋病防治體系和商業保險的合作機制遠未形成，艾滋病病人短期內還難以參加商業醫保。
3.完善艾滋病醫療保障制度的思路
第6篇：醫療保障制度概念范文
【關鍵詞】醫療改革 回顧 反思
當今我國醫療保障制度在適用對象上已經覆蓋了全體公民，實現了“全民醫保”的目標。但是我國的醫療保障制度是建立在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基礎之上的，在覆蓋基本人群的成就之下，還存在著不同人群之間享受醫保待遇不均、接受醫療服務的可及性不足、醫療資源地區分布及人群分布失衡等問題，這些問題的有效解決，直接關系到我國醫療保障制度能否實現既定目標，也是我國醫療保障制度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河南省在近幾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同時也存在資源分布不均、管理效率相對低下等問題。
一、河南省醫療改革回顧：措施與成績
（一）堅持科學發展觀指導，促使政策體現人民利益
最近幾年，河南省委省政府在堅持“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的理念指導下，制定“先后出臺‘五年百億工程’”、“新農合跨區域直補”、“村級衛生室基本藥物制度”、“居民健康卡制度”等一系列完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促進群眾就醫簡便，降低群眾醫藥費用負擔等措施，保證了醫療改革能夠依照既定的方針路線順利實施，從源頭上保障了群眾利益。在這些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推動下，河南省初步建立覆蓋城鄉的醫療保障體系，城鎮居民醫保實現全覆蓋，新農合參合率達到97.65%，[1]衛生機構病床新增11萬張，12類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免費向城鄉居民提供，著力提高了人民群眾健康水平，重大傳染病防控救治成效明顯。
（二）以縣級公立醫院改革為龍頭，降低患者負擔和提高醫療服務水平
在2010年河南省洛陽市被國務院確立為全國16個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以后，積極推動區內公立醫院改革的進程。2012年底召開全省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推進會，鼓勵40個試點縣全面鋪開公立醫院改革。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是“十二五”醫改規劃的重點，是破解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重要突破口。根據縣級公立醫院改革的要求，試點縣（市）的縣級醫院全面取消藥品加成，實施藥品“零差價銷售”，同時合理調整診查費、護理費、手術費等醫療服務價格，并按規定納入醫保支付范圍，不增加群眾就醫負擔。調價補償不足部分，由各級財政按比例負擔。通過改革，醫療衛生資源穩步增加，醫療衛生服務的質量與效率適度提高，藥品價格的適度下降提高了群眾的滿意度。經過改革，河南省縣級改革公立醫院收入中藥占比由67%降到30%左右，患者自付比例下降10%，住院日期平均縮短0.5天，出院后兩周內住院率為0%，患者滿意度達到95%以上。[2]
（三）健全醫療保障體系，拓展和提升基本醫療衛生服務
健全基本醫療保障制度是醫改的關鍵環節，深化醫改，必須把這項制度作為基本醫療衛生體系的核心內容。河南省從人民群眾就醫的實際需要出發，不斷提高新農合、城鎮居民和職工醫保補助標準；不斷提高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標準；做到基本醫保和大病救助的有效銜接；加快改革醫保支付方式；擴大覆蓋人群，提高了服務質量。經過不斷調整，河南省直醫保的住院報銷比例，在職和退休職工的報銷比例分別調為85%和90%，門診慢性病報銷病種由原來的15種，調整到20種；城鎮職工醫保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支付比例提高到80%以上，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支付比例均達到75%以上，明顯縮小了參保（合）人員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支付比例與實際費用支付比例之間的差距；提高重大疾病保障水平，重大疾病醫療保障救治工作病種達到22個，重要癌癥和精神病以及艾滋病等都被包含在內，實行患者限額付費；推行“先診療后結算”模式，方便了群眾就醫，減輕了患者的經濟負擔，為更多的患者提供及時、有效的救治，增進了醫患和諧，實施過程中還未出現惡意欠費病人，而患者滿意率達到98%[3]。
（四）強化政府投入，建立合理的醫務激勵補償機制
醫療衛生改革會觸動醫務人員的切身利益，增加改革的阻力和成本。河南省政府從實際出發，加大政府對醫療的投入力度，建立穩定長效的多渠道激勵補償機制，順利推動了醫療改革事業的進展。各級財政積極調整支出結構，將基本藥物制度專項資金和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納入預算并及時足額撥付，近三年累計投入82億元；完善并落實對村醫的補助政策，將30%～40%的公共衛生經費撥付村衛生室，明確一般診療費標準為5元，其中醫保支付4.5元，并按每l000個農業戶籍人口每年5000元的標準定額補助村衛生室；醫保機構和醫院經過談判確定價格并簽訂服務合同，按照績效支付，如有結余，則獎勵給責任醫護人員，結余費用占病種總費用4%～6%，“費用包干、超支不補，結余歸己”，醫護人員成為改革的主動參與者。綜合改革以來，河南省基層醫療機構運轉良好，醫務人員工資普遍提高20%～30%，不僅是患者，醫務人員也切實享受到醫療改革帶來的實惠。[4]
（五）加大優質醫療資源供給與整合，提高人民群眾就醫的可及性
醫療衛生資源配置不均一直是困擾我國醫療改革的一大難題。河南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上也存在嚴重問題，優質醫療衛生資源過度集中在鄭州、洛陽等經濟發展相對發達的城市，且農村醫療衛生資源比例隨有所提高，但仍然比較落后，阻礙了群眾就醫的可及性和便宜性。基于此，河南省采取擴大優質醫療資源供給，整合現有醫療衛生資源的措施。采取免費培養、薪級上浮等激勵措施面向農村醫療衛生機構選拔高等醫學院校畢業生到農村基層醫療衛生工作，加大對基層醫療衛生工作者的補貼力度，鼓勵基層醫務人員扎根農村，加強以全科醫生為重點的基層醫療隊伍建設，盡快實現基層醫療機構都有合格的全科醫生；加強專業公共衛生服務機構和中醫基礎能力建設，改造列入國家規劃的18所市級以上重點中醫院，推進包括阜外華中心血管病醫院等在內的多項合作項目的實施，加快建設一批省轄市綜合醫院和專科醫院，鼓勵高水平醫院在市、區、縣等設立分支機構，促進優質醫療資源服務中心的下移；繼續推進跨省、地區的醫保結算合作，并加大統籌地區醫保報銷的比例，使人民群眾能夠更可能的享受到優質高效便捷的醫療服務。
通過上述措施，河南省基層醫療衛生體系，無論在硬件建設和軟件建設方面都取得明顯成效；縣級公立醫院改革得以快速推進，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執行順利，以藥養醫得到遏制，群眾個人負擔降低；醫療管理體系得到進一步理順，管理效率提升；人民群眾的就醫需求基本得到滿足，對醫療服務機構的滿意度提升。但還有許多問題值得引起我們的思考。
二、河南醫療改革存在的問題
（一）基層醫療衛生資源仍相對薄弱，醫療服務能力不足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80%以上的健康問題可以在基層醫療機構解決。基層醫療服務體系承上啟下，承擔著預防、保健、防疫、健康教育、醫療和計劃生育等諸多具體任務，提高基層醫療機構的綜合利用率，能夠從源頭上緩解群眾看病貴、看病難問題。河南省是典型的農業人口大省，全省人口70%以上是農村人口，提高這部分人的健康水平是衛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政府的努力，河南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無論是數量上還是從業人員的水平上，雖然都得到提升，但遠沒有達到全國的平均水平，不能滿足本省人民群眾基本的衛生服務需求。河南省80%的醫療資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其中70%又集中在大醫院。由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數量的相對較少和優質醫療服務的缺失，大中型醫院吸引了大量常見病、多發病患者，門診患者人滿為患。
（二）衛生事業財政投入相對不足，流向不合理
從總體看，河南衛生事業財政投入逐年增長，但總量仍顯不足。由于河南基礎條件薄弱，貧困人口多，地區經濟發展不均衡，衛生事業財政投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雖然略有增長，卻仍低于我國20世紀80年代的平均水平（3.1%），這說明河南省衛生事業財政投入總體不足。從衛生投入領域看，政府支出主要側重于醫療機構，對公共衛生的投入不足，傳統的重治輕防觀念沒有轉變，即使是公共衛生領域，分配也不盡合理，對疾病預防控制的投入相對較多，但是對衛生監督和婦幼保健的投入不足，未建立起規范的衛生監督管理體制。從城鄉衛生投入比例看，公共財政對城市的投入明顯高于農村；在醫療機構財政投入方面，主要集中在縣及縣以上醫療機構，鄉鎮醫療機構衛生投入較少，越到基層，經費投入越是不足。
（三）監管體系不完善，管理效率較低
政出多門的現象依然比較突出，管理機構重疊，部門間職能分散，監管效率不高。一些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存在不規范診療行為，管理機關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監管不到位；對地方醫療機構的人才隊伍建設缺乏相應的績效考核機制；對于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支持力度不夠。雖然從宏觀上來看，監管體系已基本存在，但監管機構對微觀性的問題深入不夠，比如對有的地區少數基本藥物配送不及時、回款周期長、鄉村醫生養老保障水平偏低等問題缺乏相應的處理能力。
（四）不同人群間享受醫保待遇的水平仍存在差距，公平性有待改進
醫療保險的“碎片化”問題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國家和政府在縮小不同人群間的醫療待遇問題上一直采取有力措施，比如逐步提高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的報銷比例等。河南省最近幾年來，出臺多項規定，提高新農合和城鎮醫保的報銷比例和加大對其籌資的補貼力度，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不同人群和職業之間的醫療服務待遇的差別。比如自2014年起，降低各級醫療機構住院費用補償起付標準；降低各級醫療機構住院費用補償分段標準；進一步提高住院補償封頂線，住院補償封頂線以當年實際獲得的大病統籌補償金額累計計算，全省統一由2013年的15萬元提高到2014年的20萬元；進一步擴大門診慢性病病種范圍，將系統性紅斑狼瘡的門診治療費用納入門診慢性病保障范圍，慢性病的門診治療費用按不低于70%的比例進行補償，與低費用段的住院費用報銷比例相銜接。這些措施的實施，會進一步縮小不同人群之間的醫療待遇的差別。但從整體上來看，醫療保險在不同人群之間的報銷比例的差別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河南省直醫保的住院報銷比例，在職和退休職工的報銷比例分別為85%和90%；城鎮職工醫保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支付比例提高到80%，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支付比例均達到75%，雖然從比例上來看，報銷比例差別不是很大，但不同醫保之間的起付比例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二者結合，不同群體間的享受的報銷比例和數額之間的差距就存在了比較大的差別。
三、河南醫療改革發展思路
（一）加大財政投入的力度，優化財政投入規模和方向
通過立法、制定政策等進一步加大對醫療衛生領域的財政支持，提高醫療衛生領域投資在整體財政支出的比例，考慮到河南人口眾多、經濟相對落后的實際情況，應該使比例達到或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同時優化財政投入的方向，向基層醫療、農村地區作適當的傾斜，解決基層醫療衛生資源相對不足的落后現狀，使城鄉間和地區間醫療資源配置逐漸達到合理水平，提高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和公平性。
（二）整合醫保管理機構，提高管理的效率
管理的低效率在于管理機構過多，部門間缺乏相應的橫向聯系體系，造成管理資源的浪費。參考國內外經驗，河南省可以試點整合醫保管理機構的方式，將現有的衛生、民政等相關管理部門統一整合為省級醫保管理中心，統籌全省醫保業務，在此基礎上，各地市設立管理分局或分支，負責具體事務，各地市分局或分支對省級醫保管理中心直接負責，實施垂直管理，各地市分局之間實施橫向關聯，加強橫向合作，以利于地區間醫保關系的轉移等。
（三）統籌城鄉之間、行業之間的醫保待遇，體現公平性和均等性
從“全民皆保”到“全民醫保”，僅僅是數量上的概念，更有著質量上的內涵，之間的核心差異就在于城鄉之間、人群之間是否享有平等的醫保待遇。城鄉之間、行業之間的醫保待遇的不均衡問題，不僅僅存在于河南，而是我國整個醫療保障體系的遺留問題和亟須解決的課題。如何實現醫療資源享有的公平和均等，除了加強基層醫療資源的配置比例之外，還要統合醫保待遇，逐步提高新農合和城鎮職工醫保及居民醫保的給付比例，措施之一是可以試行將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先期整合，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范圍，最終將全體公民納入到單一的醫保體系之內。在這一點上，周邊國家和地區可以給我們很多借鑒，比如韓國，在1998年統合了227個勞動組合醫療保險和公務員、教職員工團體醫療保險工團，建立了統一的國民醫療保險管理工團，結束“碎片化”，實施單一的醫療保險制度。[5]
四、結語
醫療改革是一個負責的系統性問題，涉及到政府、醫院、個人等三方面的利益，但河南省相關的實踐證明，合理的改革，可以提高醫療服務體系的效率和質量，今后，我們應該將改革的重點放在醫療衛生資源的公平均衡配置方面，研究如何提高醫保管理水平和效率，以及如何更好地提高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方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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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侯圣偉.韓國醫保適用人群擴大過程中的經濟要素分析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鄭州輕工業學院學報，2012（1）：92.
第7篇：醫療保障制度概念范文
一、社會保障的概念
社會保障是指國家義務或有條件給予公民的公共產品或半公共產品，有些需要強制性實施。換言之，它是指國家以倡導或干預方式提供的各種收入支持和服務幫助，包括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助、優撫安置等內容。就社會保障的英文“SocialSecurity”一詞而言，直譯即為“社會安全”的意思，內涵自然包括維持社會穩定與公平、支持社會和諧發展與經濟增長等福利增進與改善的政策措施，社會保障是國家履行的一種對內安全職能。社會保障制度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產物，是為城鄉勞動力市場的有效合理運行與發展而服務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一種公共計劃，建立這種制度是為了保護個人及其家庭不因失業、年老、疾病或家庭成員死亡而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并通過公共服務（如醫療等）以及為家庭生活提供經濟補助以增進其福利。從社會保障的定義及其基本特征可以知道，社會的弱者及潛在的弱者是社會保障的主要對象。社會保障的不僅僅是公民個人的收入，而且把社會管理職能延伸到營養、住房、健康和教育等人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社會保障政策因此就成為緊密協調提高福利水平和促進人力的民族國家政策。[1]”這里研究的社會保障是廣義的社會保障，是指社會成員因年老、疾病、傷殘、失業、生育、死亡、災害等原因而喪失勞動能力或生活遇到障礙時，能夠從國家獲得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侯文若先生的定義比較完整、全面，“社會保障可以理解為對貧者、弱者實行救助，使之享有最低生活，對暫時和永久失去勞動能力的勞動者實行生活保障并使之享有基本生活，以及對全體公民普遍實施福利措施，以保證福利增進，而實行社會安定，并讓每個勞動者乃至公民都有生活安全感的一種機制”[2]
二、少數民族城市化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城市化則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城市化是任何國家和地區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回避的客觀規律.歷史地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先是在尼羅河流域,然后是在兩河流域,出現了最早的城市形態.工業革命以來,社會生產力獲得極大解放,工業化加快,帶動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城市成為創造文明和聚集財富最主要的地域[3]。 城市化一詞來自英語（Urbanization），也譯作“都市化”、“城鎮化”。對于城市化的概念，仍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城市化是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過程，或者說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 [3]“城市化通常指農業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的過程”。[4]“城市化進程，就是一個經濟發展、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演變的過程，又是一個社會進步，社會制度變遷以及觀念形態變革的持續發展過程[5]。縱觀世界歷史，“一個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也是逐步實現城市化的過程，沒有城市化就不可能有現代化。在現代條件下，城市化的本質是鄉村城市化，是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由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其中包括兩個過程:一是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轉移，向城鎮集中，城鎮人口的增長，農村生產、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逐步城市化；二是城市區域的擴大和城鎮數量逐步增加，城市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城市化一定意義上就是改變農民的社會關系,化農民為市民,讓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由從事較低效率的農業勞動轉變為從事較高效率的第二、第三產業的經濟活動,由傳統的、封閉的生產生活方式轉變為現代的、開放的生產生活方式,享受現代城市文明。農村人口城市化與城市經濟現代化、城鄉一體化共同構成城市化的豐富內涵。適應農村人口城市化要求,必須從社會保障制度入手。
三、少數民族城市化對農村社會保障的需求
少數民族農村經濟落后，農村工業化或農業產業化發展緩慢，產業結構轉型與升級困難，這都與農村社會保障的缺失有一定關系。當前，少數民族地區農村仍然延續著傳統的小農生產作業模式，農產品結構比較單一，勞動生產效率低下，勞動者素質低，這與城市化、工業化興起所需要的高素質高技能的人才相矛盾。政府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供給者應該注意到，在社會轉型時期，社會保障不僅起著非常重要的社會安定團結的作用，即它的社會功能，同時應該重視，社會保障超常的經濟效率，即它的經濟功能。通過向少數民族農村地區提供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一方面會激發出農民潛在消費需求，調動農民投資生產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在農民得到社會保障后，農村經濟將會快速發展，尤其表現為農村工業化或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農民的勞動生產效率得到提升、農民收入穩步提高。因為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后，農村醫療保健工作的加強，生活服務設施的改善，使農民平均壽命和勞動年限得以延長，從而相對增加了社會勞動投入總量。同時，農民患病、養老、失業、生活有了保證，沒有后顧之憂，勞動力的再生產能順利進行，勞動力的城鎮化與農村非農化轉移得到支持與鼓勵，有利于提高整個社會的勞動效率，有利于農民增加收入。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看作是國家的恩賜與負擔，實際上它更是能夠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
四、城市化進程中少數民族農村社會保障的現狀
2002年，全國少數民族人口超過1億。全國共有5個民族自治區、30個自治州、119個自治縣，民族自治地方土地總面積613.15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63.87 %。在這里，筆者選甘肅省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為研究對象，與甘肅城市社會保障，與其它少數民族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進行比較分析來揭示甘肅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現狀。
1.甘肅省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現狀
目前，甘肅農村社會保障所涉及范圍之內的項目，都己經開始試點推進。2003年甘肅省在山月、靈臺、安西、阜蘭和慶城五個縣開始新型合作醫療的試點。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國家加大了對西部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投入力度，甘肅省新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速度正在加快，2006年，全省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的試點縣已經達到38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在試點縣覆蓋率達到44%，參合農民達到近800萬人，2006年全省農村以縣為單位的新型合作醫療覆蓋率從2004年的5.75%增加到43.7%，增幅和全國平均增長水平基本持平，可以看出，即使達到2006年的水平，覆蓋率仍然比全國平均覆蓋率50.7%低了7個百分點，但是這種差距正在呈現縮小的趨勢。截至2006年6月30日，甘肅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縣中，覆蓋農業人口98728萬人，實際參合853.04萬人，參合率為86.41%，高于我國中西部平均79.43%近7個百分點。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在2006年10月1日正式實施以來，已經覆蓋特困農民30多萬人，以農民自己交費為主的農村養老保險在甘肅省貧困人口的集中地缺乏必要的經濟基礎。但由于受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在農村仍然以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為主。2002年甘肅省開展養老保險的只有一個地級市，9個縣，194個鄉的1345個村，總計參保人數9.8萬人，且在2002年沒有新參保人數，在社會養老保險工作機構的建設上，至2002年末還沒省級機構，只有2個地級機構，16個縣級機構，145個鄉鎮機構。發展速度嚴重滯后于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進度。[7]
2.甘肅省農村社會保障與城鎮社會保障比較
目前甘肅農村社會保障與本省城市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之間也存在明顯的差距。.長期以來，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城市居民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在國家和單位的保障下，不斷發展完善，而農村社會保障，基本上只能是居民個人承擔。甘肅省農村最低社會保障與城市的差距，本文主要從甘肅省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城鄉社會保障項目等方面來說明。
甘肅省各地區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情況。2003年全省總城市低保人數與低保費用為569710人、373452萬元，農村低保人數42526人、低保費用3423萬元。其中每個市分別為：蘭州市城鎮低保人數109344人、低保費用9314.1萬元，農村低保人數12835人、低保費用80.3萬元；嘉峪關市城鎮低保人數1941、低保費用1614萬元，農村低保在2003年嘉峪關市還沒有建立起來；金昌市城鎮低保人數11171人、低保費用599.9，農村低保人數2085人、低保費用12.4萬元；白銀市城鎮低保人數65395人、低保費用355.80，農村低保人數3406人、低保費用20.3萬元；天水市城鎮低保人數71405、低保費用592.76萬元，在2003年農村低保也沒有建立起來；武威市城鎮低保人數33991人、低保費用183.02；張掖市城鎮低保人數39036人、低保費用230.22萬元，農村低保人數3688人、低保費用5.6萬元；平涼市城鎮低保人數39380人、低保費用227.86萬元，農村低保人數6369人、低保費用33.6萬元；酒泉市城鎮低保人數29221人、低保費用176.44萬元，農村低保人數4296人、低保費用47.6萬元；定西市城鎮低保人數50044人、低保費用267.07萬元，慶陽市城鎮低保人數34931人、低保費217.90萬元，農村低保人數2696人、低保費用12.0萬元；隴南市城鎮低保人數36315人、低保費用221.52萬元，農村低保人數7151人、低保費用30.5萬元；臨夏市城鎮低保人數24124人、低保費用320.8萬元，甘南州低保人數22871人、低保費用136.6萬元，農村低保在2003年兩市都還沒有建立。[8]
甘肅省城鄉社會保障項目對比。城市：社會保險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都已普遍實行，在農村醫療保險有34個縣實行，其他的沒有涉及；社會福利：城市職工福利，辦公福利如社區服務、福利院、敬老院、干休所等普遍覆蓋，教育福利即九年制教育；農村辦公福利如五保戶供養、養老院、農村社區服務覆蓋率低，教育福利九年制義務教育。社會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市扶貧，農村救濟、救災和扶貧，2006年10月1日啟動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優撫安置：城市與農村都有優待、撫恤、安置項目。自愿輔助保障：城市企業保障、商業保障，農村少量商業保障。[9]
3.其它民族地區保障情況
全國民族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同甘肅一樣，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所開展的工作大同小異。例如，廣西壯族自治區開展的社會保障工作主要有農村社會救助、農村合作醫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等內容[8]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仍然是各民族地區主要的保障方式;農村社會救濟是民族地區農村困難群眾的主要救濟措施，但以臨時救濟為主，標準偏低;各地普遍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改革試點，但多數地區處于停滯狀態;廣西、內蒙、青海等地已開始逐步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僅在少數縣進行試點。與發達地區相比，民族地區農村社會保障普遍存在政策不完善，保障范圍和保障水平都處于較低層次。下面是對青海省平安、大通、海晏三個縣的6個鄉農村社會保障狀況的調查[10]。
平安縣：巴藏溝鄉：13個村、960戶、漢族50%、回族50%、人口總數4382人、五保戶15人、稅費改革財政轉移支付每人每年980元現金、貧困戶670戶，每戶每年發放糧食100斤、60歲以上人口每年900元，其他除五保戶外，均由子女供養，大病保障無措施；石灰窯鄉：14個村、1710戶、漢族56%、回族44%、人口總數7890、無集體經濟、五保戶16戶、通過稅費改革財政轉移支付每人每年981元現金，貧困戶1200戶、每戶每年發放糧食101斤，60歲以上人口每年2300元、其他除五保戶外，均由子女供養，大病保障無措施；
大通縣：良教鄉：12個村、3510戶、回鄉族、人口總數16847人、有一個鄉辦小煤窯，五保戶34人，以稅費改革財政轉移支付每人每年982元現金，貧困戶261戶，特困戶縣財政每人每年補助300元，貧困戶沒保障，60歲以上人口數913人，除五保戶外，均由子女供養，大病保障已按人均一元建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東峽鎮：13個村、3383戶、回鄉族、人口總數14818人、無集體經濟、五保戶20戶，以稅費改革財政轉移支付每人每年983元現金、貧困戶466戶、特困戶縣財政每人每年補助301元，貧困戶沒保障、60歲以上老人有3000，除五保戶外，均由子女供養，大病保障已按人均兩元建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
海晏縣：三角城鎮：5個村、915戶、漢族80%、人口總數3755人、兩戶鎮辦企業、五保戶2人，以稅費改革財政轉移支付每人每年984元現金、貧困戶318戶，特困戶縣財政每人每年補助302元，貧困戶沒保障、60歲以上人口有900人，除五保戶外，均由子女供養、大病無保障措施。哈勒景鄉：3個村、282戶、蒙古族85%以上、人口總數1418、無集體經濟、無五保戶、貧困戶73戶、特困戶縣財政每人每年補助303元，貧困戶沒保障，60歲以上有82人，除五保戶外，均由子女供養、大病醫療無保障措施。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少數民族地區傳統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而社會保障卻很缺乏。要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的城市化進程，最終實現整個社會的工業化、現代化，消除民族之間的差距與不平等，必須進行制度創新，以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少數民族城市化進程的切入點，加快民族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步伐。當前少數民族地區需要解決農牧民群眾的醫療保障、最低生活保障、養老保障問題。
五、建立與完善城市化進程中少數民族農村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是人類生存的需要。馬克思指出：“在現實世界中，個人有許多需要”[11]人是一種高級復雜動物，存在不同的需要（按不 同的需要分為自然需要、社會需要、經濟需要），人的需要在一定社會關系中形成，并通過人的自覺社會實踐活動得到體現。列寧認為社會主義應該“充分保證成員福利和使他們獲得自由的全面發展”[12]。這里說明社會應該保證人類的自由和需要，為人類提供福利和全面發展的權利。中國社會主義的目的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社會保障就是為了滿足社會公民獲得該需要的一個重要手段。社會保障是一種純公共物品，每個公民都應該平等的獲得保障權，社會保障不應該因地域或民族不同而產生排他性。社會保障的范圍和程度首先由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但同時也與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傳統、價值理念和倫理道德原則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筆者在本文以人道價值思想，以社會公正與平等的原則，對怎樣建立和完善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保障作出了以下構想。
1.建立少數民族農村最低生活保障
目前，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了特困戶救助制度，但這并不能滿足農村居民的要求。由于少數民族農村的自然條件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政府應該為農民建立最后一道安全網，具體的應從以下入手。
(1)合理界定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對象
政府對農村居民提供生活最低保障，不僅是政府對公民應盡的義務，也農村居民應該享受的生存權利。只要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條件的，都可以主動提出申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對象應該低于或等于國家公布的最低生活水平的人群。
(2)科學界定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標準
少數民族地區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應該結合本地區的具體情況，遵循既要保障貧困居民基本生活，又要克服其居民依賴思想；根據本地區農村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經濟發展、物價和財政能力來確定。
(3)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資金籌集機制
資金問題對于少數民族地區來說是一大瓶頸問題。我國的最低生活保障資金是由財政、鄉鎮、村民委員會共同負擔的。隨著農村稅費改革，目前少數民族地方財政和鄉鎮財政困難而無力支付。少數民族政府可以制定統一的社會保障稅，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基金，來解決最低生活保障資金的籌集。
(4)加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配套改革
一是加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法制建設，國家有必要制定《最低生活保法》，把最低保障工作納入法制軌道，確保農民的最基本生存權益；二是對于特困戶可以實施減免政策，減免子女教育的學雜費等。
2.建立農村新型醫療保障制度和救助制度
(1)實施少數民族新型醫療和醫療救助制度
農村合作醫療在少數民族地區應該是一種策略性選擇，少數民族農村實施醫療救助和提供公共衛生服務是農村醫療保障最基本的選擇。根據目前少數民族地區的合作醫療籌資水平，合作醫療補償水平不可能很高，否則合作醫療基金可能會超支，反而導致農民看不起病。因此，在少數民族地區實施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相結合，對于患重大疾病的農民給予醫療救助，切實解決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
(2)建立少數民族農村大病統籌醫療保險
我國少數民族農民對大病的應對能力很弱，因病致貧返貧的現象多，農民對于農村大病醫療救助非常迫切。大病醫療救助覆蓋面應該是少數民族全部農村居民，具體的對象應該是患有重大疾病的農民。醫療保險實行個人賬戶和社會統籌相結合，保險基金的籌集原則應該按照“個人繳費為主，政府和集體補貼為輔”。建立個人賬戶，農民和集體分別根據少數民族地區當地農民的平均收入按一定比例繳納，并確定一個標準，超過部分歸入統籌基金。支付較小的醫療費，則由統籌基金支付。農村大病救助醫療保險資金的管理和使用，在現有的社會保障管理機構的基礎上，按照“精簡、高效”的原則，組建農村大病救助醫療保險管理機構，從事農村大病救助資金的籌集、管理和使用等工作。
(3)逐步建立少數民族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目前，在少數民族地區大規模實行農村養老保險還不具備經濟條件，養老保險要從當地的實際出發，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為目的，以家庭養老、集體幫助、國家補助與個人儲蓄養老相結合的方式，采取政府積極引導和農民自愿相結合的原則，逐步提高社會化養老程度，達到“低水平、廣覆蓋、適度保障”，逐步擴大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覆蓋面。
(4)鼓勵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互助
在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互助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在生活中村民為了解決一時的困難，可以向自己的親戚朋友、鄰居求助一定的物質幫助，等其他的朋友、鄰居或其他困難戶有困難時，給他們一定的物質幫助，這不僅彼此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幫助，而且還加深了交流和溝通，深化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有利于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加強了農村地區的團結和穩定。對于這些突發性、暫時性的小型災害和困難，還可以彌補國家和集體保障的不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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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楊重光 .劉維新：《社會主義城市經濟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版.
[7] 資料來源:根據《關于加06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07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和甘肅省衛生廳統計資料整理轉引自李永生2007年碩士研究生論文《甘肅省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研究》.
[8]《甘肅年鑒》.2004年.
[9]轉引自李永生2007年碩士研究生論文《甘肅省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研究》.
[10]青海省財政廳社保處.《青海省農村牧區社會保障現狀及思考》附表(內部資料)轉引自唐新民2007年碩士研究生論文《民族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以云南省為例》.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26頁，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版.
第8篇：醫療保障制度概念范文
社會變遷是正常的社會現象，是社會發展的自然過程，但如果用社會轉型來形容中國的社會變遷可能更為合適。社會轉型這一概念最初出現在西方學術界，是用以解釋20世紀最后20a蘇聯、東歐和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社會轉型簡而言之即指“中國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1]。但筆者認為在其概念中沒有突出社會轉型的重要屬性，特別是對于中國來說，即短時間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根本性變化。經濟上，一方面在中國給自足的傳統農業社會中，糧食更多的不是作為商品來流動，即使作為商品來流動，因為其市場的相對封閉性，糧食的價格不會有很大波動，傳統的農民不必面臨太多市場風險。而到了現代的市場經濟社會，糧食變為了農民最主要的商品和經濟來源，因此農民不得不面對更多的市場風險，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之后，不僅要面對中國市場的風險還要面對全球市場的沖擊，而如蒙德拉斯所說：“農民按其字面上的本義是地方之人，他們超越不了自己土地的有限視野”[2]。改變傳統的生產方式一方面使其產生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為城鎮的就業和管理帶來了壓力，更重要我們看到他們不僅僅是勞動力，而是一個個家庭成員，這種流動造成無數家庭的被動分離，這對農村社會造成的影響是巨大和深遠的。另一方面使用農業機械的確可以提高生產率，糧食的產量可以得到大幅度提升，但同時要看到中國農業耕種方式由于土地制度、地理位置以及生產水平等因素的影響，還是屬于精細耕作的范疇，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的規律。這決定了在價格上和西方相比處于劣勢，而由于生產力的提高，糧食產量大幅度增加，導致糧食市場供求關系失衡，進一步致使糧食價格下降，這打擊的不僅是農民的經濟收入，更打擊了農民的心理成就感。農民所擔憂的不再是食品的缺乏而是食品的過剩[3]。雖然這種說法有些夸張但是有一定的道理。而因為農民的特殊性，這種供求關系的失衡不會主動調節，因此對農民造成的影響是持久的。文化上，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文化結構往往也會發生變化。先生認為中國的傳統鄉村社會是熟人社會，也是差序社會，遵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文化，推己及人，但前提是傳統的鄉村社會具有封閉性。而現代化社會很明顯的一個特征就是流動性，因此可以說現代社會必然會打破中國的鄉土社會，然而新文化的構建需要很長時間，在這期間往往容易形成文化殖民的狀態，而殖民文化一般和原本的社會結構發生沖突。比如消費主義文化的出現，消費主義是指這樣一種生活方式：消費的目的不是為了實際需要的滿足，而是在不斷追求被制造出來、被刺激起來的欲望的滿足[5]，農民在接受這種文化后，由于其現實的能力和欲望的巨大差距，很容易造成自卑心理以及對金錢的過度追求，有些學者認為農民的本性是自私、逐利的，從這個角度看,也許單單歸結于其本性是草率和不合理的。
2農民疾病風險的變遷
自人類誕生之日起，風險就仿佛如影隨形的存在，人類社會是否如烏爾里希貝克所說的那樣進入到了風險社會，我們不得而知，至少現在學術界還存在爭議。但隨著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發展，像所說的那種鄉土社會以及熟人社會正在發生變遷，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重新思考和審視當代農民的社會風險，特別是對傳統農民來說影響最大的疾病風險有較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疾病風險即農民在生活中患病或發生意外損傷時所帶來的風險。而衡量疾病風險的高低有兩個標準，①患病的概率，這與人們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是分不開的；②患病后所造成的影響，一方面這既包括在醫學上患病對身體機能的損害，也包括在經濟上對患者甚至對其家庭造成的生存風險；另一方面在考慮疾病風險的影響時，個體風險承擔能力的差異是我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隨著農村社會的變遷，疾病風險不可避免的也會發生變化。筆者將通過農業生產方式、職業變遷兩個方面進行闡述。農業生產方面，在前面論述過當今農村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更多采用了現代化的農業機械，造成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現，年輕力壯的年輕人大多數選擇外出打工，一方面他們已經不是傳統的農民，已經沒有了對土地的依戀，另一方面他們也是受到消費主義文化影響最深的人，因此相比農村，城市生活更符合他們的需求。而這種情況致使當今農村留下的更多的是勞動能力比較弱的老人、婦女和兒童，又因為其傳統觀念和經濟壓力等原因，他們不得不承擔起繁重的農業勞動，這無疑會增加疾病風險。同時農民為了追求更好的作物產量，與傳統耕種相比采用了更多的化學肥料和農藥，這的確提高了作物產量，但不可否認的是食品安全受到了極大威脅，也極大地增加了患病概率。職業轉變方面，剩余勞動力流動到農村后，因為其文化以及技術能力等原因，往往只能做危險系數高、勞動強度大或者本身就存在健康損害的工作。如果說傳統農民的特征是沒有選擇性的話，那么這種特征同樣存在于流入到城市的農民群體身上。在患病風險增加的同時，我們還要關注到這些進城務工群體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在這部分群體患病后，其對整個家庭的影響是很大的，因此可以說這部分人的疾病風險是巨大的。
3社會變遷對于農村醫療保險制度發展的啟示
農村醫療保險制度的設計關系著全體農民的健康狀況，是重大的民生問題。關于農民疾病風險責任分擔，其內涵是指站在農民的視角審視政府實施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中責任主體對疾病風險的分擔問題，因此可以說它與醫療保障制度是一個事物的兩面。而這種疾病風險分擔不僅包括了合作醫療制度還包括醫療救助制度、衛生防疫等，但醫療救助制度更多起到的是輔以及補救性的作用，而衛生防疫制度在農村還有待完善，其所起的作用有限。因此筆者主要談論在防范農民疾病風險中起到核心作用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及合并之后的城鄉居民醫療保障制度。
第9篇：醫療保障制度概念范文
命定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二、社會醫療保險面臨時代背景變遷帶來的新挑戰。衛生醫療服務的模式變化和自身改革使得包括醫療保險在內的衛生醫療領域面臨重大調整，而這些變革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是經濟體制改革深入到一定程度的必由之路。社會醫療保險的改革和發展要與這個大背景相適應，重新考慮功能使命定位，在社會發展和衛生醫療體制改革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以下三個方面的時代背景變遷將關系到未來社會醫療保險的發展，值得重視。
（一）現代健康觀和醫學模式的變化，對于傳統的醫療服務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將深刻影響到衛生服務和醫療保障的服務模式。第一，醫療服務從治療服務擴大到預防服務，預防保健的思想貫穿在生命的全過程，重視三級預防。第二，醫療服務從技術服務擴大到社會服務。醫生除診治疾病外，還應當通過社會醫學診斷，發現居民的健康問題，進行健康指導和健康促進，指導人們形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第三，從生理服務擴大到心理服務。現代醫學模式要求衛生服務的整體性，在進行軀體照顧的同時，也要對普通人群和病人進行心理服務，了解影響病人的心理因素，加強心理護理和心理康復工作，不斷豐富心理服務的內容和措施。這些影響的結果是，各國越來越重視預防和早期治療，越來越重視健康宣傳和咨詢服務。 （三）社會發展客觀上要求提高國民健康素質和健康指標，而不再滿足于患病后在經濟上減輕一些負擔。1997年初，我國做出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了到2000年基本實現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到2012年在全國建立起比較完善的衛生體系，國民健康的主要指標在經濟發達地區達到或接近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在欠發達地區達到發展中國家的先進水平的目標。同時，我國提出的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也內在地包涵了提高居民健康水平的要求，按照小康社會的內涵，國家有關部門曾對小康社會下的醫療衛生服務的標準提出了16個基本監測指標和臨界值，其中嬰兒死亡率和人均預期壽命等指標與健康水平有直接的關系。由此可見，這些發展目標不僅對治病，更重要的是對防病、對維護居民健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國際經驗為不斷提升社會醫療保險功能提供了有力證明。全球醫療（健康）保障制度多種多樣，但是從保障項目的內容來看，所有類型都可以分為醫療保障模式和健康保障模式兩種。一般來說，醫療保障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保障項目僅包括疾病診治和藥品費用，也有一些國家包括疾病津貼，但不包括預防保健項目的支出。健康保障模式的特征是保障項目一般包括預防、保健、醫療和護
理康復以及各種醫療保健補貼在內的“一攬子”衛生健康服務項目。如英國、加拿大、西班牙、以及一些原英殖民地國家，南非，澳大利亞、新西蘭等。醫療保障模式多見于不發達國家和實行社會保險的國家；健康保障模式多見于發達國家和實行國家衛生健康服務制度的國家。但是這些已經發生變化，一些實行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和采取醫療保障模式的國家，也紛紛向健康保障轉型，將預防內容納入醫療保險的項目。德國早在1883年實行了疾病保險，至今一直堅持社會醫療保險的模式，但醫療保險內容已發生了很大變化。醫療保險的功能使命定位是增進健康、防止疾病，早期發現疾病、治療疾病、醫療康復及病人護理等。根據有關規定，依據個案情況，符合醫學必需的預防性健康檢查項
目由保險公司提供；同時法律規定醫療保險公司必須向國民進行健康教育，所有醫療保險公司用于衛生宣傳的經費每人每年不能少于5馬克，包括國家醫療保險公司在內的相關機構，都要開展健康教育，提供健康咨詢。這些措施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韓國的國家健康保險公司也將預防作為使命之一，非常重視健康檢查,尤其是督促自雇職業者進行健康檢查。免費對40歲以上者提供兩年一次的健康檢查。符合健康保險目錄要求的被保險人,可以申請每年一次的胃癌、結腸癌、直腸癌檢查,女性可以申請乳腺癌檢查,已診斷有肝臟相關疾病的人可以申請肝癌檢查。國家健康保險公司支付常規健康檢查的全部費用,但癌癥檢查費用被保險人需承擔50%。日本在應對老齡化方面取得了經驗，把工作重點放在提高老人的健康水平以及預防特殊的生活習慣病。日本制定了“特定身體檢查”與“特定保健指導”兩大基本方針。各醫療系統將使用保險金開展“身體檢查”和“保健指導”。這就意味著，以前僅作為治療疾病使用的保險金，今后可用于疾病預防，這是一項根本性的制度改革。該法案已通過，將于2008年開始實施。我國臺灣省的全民健保定位為向全體居民提供適時、適度的包括疾病預防、診斷治療、健康教育等廣泛性的醫療服務。以上國家和地區是公認的典型社會醫療保險模式，它們已經由單純的疾病保障向健康保障轉型，這種現象不是孤立的，在一定程度上應該看作是一種發展趨勢。
四、我國社會醫療保險功能使命定位和未來發展目標。醫療保障模式和健康保障模式的根本區別在于保障項目不同，而不在于制度類型和保障水平的高低。提倡健康保障的概念，并不是提倡醫療高消費，也不意味著增加更多的投入，而是更加科學合理地進行醫療消費，更加有效地提高健康水平，同時，由于老齡化社會的到來，老年人需要得到越來越多的預防、保健、護理和康復等服務。這些都要求醫療保障模式向健康保障模式轉變。
（一）應該實行積極的疾病干預政策。“小病”和“大病”不能截然分開，更不能用費用高低來劃分，干預“多發病和常見病”從健康角度和經濟角度看是最有效率的，因此，在社會保險領域應該重新審視對衛生醫療的干預政策，按照社會醫學所證明的規律，既要干預“大病”，更要干預“小病”，這樣才能提高健康水平。
（二）探索在社會醫療保險中引入預防和健康教育的工作機制。社會醫療保險不能只管去醫院看病的人、只管得病的人，否則就是對健康群體的一種不公平待遇，是一種消極的干預。現在有了成熟的經驗和醫學科學證明，一些腫瘤的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是完全可能的，一些簡便易行的預防和自檢或體檢能夠起到很好的作用，而晚期發現則意味著巨額醫療費用和預后不良。針對性的預防最有效率，也最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