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體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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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經濟體制范文

論文摘要:本文從四個方面分析了造成誠信資源醫乏的原因，從完善誠信制度、建立誠信信息傳輸系統、建設“社會誠信體系”、發揮道德示范作用等方面，闡述了經濟發展需加快社會誠信體系建設，這對培育公民誠實守信的思想品德，建設“社會誠信體系”，促進社會誠信制度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被市場經濟體制所代替。在這個社會經濟轉軌時期，由于體制原因和人們思想認識上的偏差，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個人信用、企業信用乃至政府信用的缺失，并成為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個突出問題。

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每年因不誠信行為給經濟造成了巨大損失。不誠信行為主要表現為:①一些地方政府誠信水平較低，如濫用權力、政出多門、政策易變等，導致市場秩序混亂，造成了社會運行成本的高昂;②一些企業的誠信水平較低，如合同履約率較低、債務人逃避債務嚴重、品牌商品遭到惡意模仿、偷稅騙稅猖撅等，導致經濟運行效率低下、社會資源浪費嚴重，造成了經濟運行成本的高昂;③一些個人的誠信水平較低，如保險欺詐等造成了管理成本的高昂。

1造成“誠信”資源匾乏的原因

“誠信”資源匾乏給我們經濟與社會發展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這里有必要分析造成“誠信”資源匾乏的原因。

(1)我國經濟與社會轉型過程中，信用體系的不成熟、不健全，直接影響人們的誠信和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目前，由于我國信用的稚嫩、不成熟。人們可以選擇“守信”，也可以為了利益，而寧愿“不守信”。當人們發現社會信用體系還不成熟，有許多空子可鉆，感覺“不守信”又沒什么懲罰，反而獲大利的情況，他必然會選擇“不守信”。不守信、沒信譽，不僅導致個人、企業交易成本和社會總成本的大大提高，導致市場秩序棍亂，而且會嚴重地侵蝕“社會誠信資源”。

(2)管制導致信譽、信用的喪失。信用、信譽機制靠市場競爭而形成，而管制常常會阻礙這一機制的形成，甚至完全破壞這一機制。可以這么講，一個管制最多的地方，一定是騙子最多的地方，原因就在于管制消滅了市場本來應有的信用機制，令信用、信譽機制賴以形成的市場競爭無立足之地，企業信譽乃至社會誠信當然也就無從談起。

(3)企業尚未建立起內在信用責任制度，導致全社會信用關系、誠信關系的基礎十分脆弱。企業是社會信用、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的基礎。我國企業信用意識之所以淡薄，除了企業自身尚未建立起內在的信用責任制度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市場與社會沒有對企業構成強有力的外在信用約束機制。從市場層面講，由于沒有建立必要的企業信用評級制度和全國統一的信用登記制度，致使失信行為并不構成對企業信譽的損害。從社會層面上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在加強法制建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對企業的失信、不誠實行為仍然起不到應有的約束作用。

(4)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法律失效。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法律失效也是導致市場經濟秩序混亂，社會誠信體系難以建設起來的一個重大原因。以打假為例，我們的法律并不缺乏，但卻存在執法不力現象。

綜上所述:國民誠信水平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們追逐不當得利，以及追逐不當得利被發現和受到懲罰的機會成本小之又小。

2保護“誠信”資源，建設“社會誠信體系”

如何減少和消除因不誠信行為給社會經濟所造成的不利影響，進而提高整個社會經濟的運行效率呢?這就要求政府必須建立與現代經濟相適應的信用機制。關于如何保護“誠信”資源、建設“社會誠信體系，工程，我提出以下幾點:

(1)從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層面上，為保護“誠信”資源、建設“社會誠信體系”奠定基礎。制度建設首先一點是減少遵從誠信道德行為的代價和成本。這就需要制度能夠保障最起碼的公平與正義。在公平與正義能夠基本上得到維護的時候，誠信的力量、道德的力量也會強大起來。在這個意義上說，誠信道德規范有賴于體現公平與正義的社會秩序的支撐。其次是不能使違反誠信道德的行為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行為，必須通過社會中的制度安排，使不誠信者、不道德者不但不能受益，而且還必須受到懲罰。

(2)建立誠信信息傳輸系統，促進社會誠信制度建設。信息是經濟與社會得以正常運作、發揮作用的一個根本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信息不完全、不對稱、不透明，或者說信息失靈，就可能給假冒偽劣、欺詐等行為造成可乘之機，這就要求建立起有效的信息傳輸手段。建立各種市場主體信用信息網站，可以成為進一步推進社會誠信制度建設的重要途徑:①建立“企業資信信息網”。建立一個綜合的公共性的“企業資信信息網”，既符合國際信用制度發展的趨勢，也有利于推進社會誠信制度的建設，更有利于讓中外企業和社會公眾能夠在網上快速、準確地獲取有關企業資信信息。這樣，必將大大加強企業的行為自律;②建立“個人信用信息網”。為了防范打擊種種個人詐騙行為，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有必要建立一個“個人信用信息網”。使之公開接受社會公眾監督。也有利于培養個人誠信意識和信用責任感，維護經濟與社會的健康發展;③建立“行業誠信信息網”。行業自律本身就是一種有效的監管措施，而其中通過由地區性的行業協會來建立公布行業內各企業信用狀況的“行業誠信信息網”，讓行業成員共同公開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既是糾正行業作風不正的有力武器，也是促進行業誠信發展的有效途徑。

(3)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建設“社會誠信體系”。西方發達國家在“社會誠信體系”建設方面己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如美國在個人信用制度建設方面，不僅有完善的個人資信檔案登記機制、規范的個人評估機制、嚴密而靈敏的個人信用風險預警、管理及轉嫁系統，而且有完善的法律體系。世界許多誠信國家的經驗表明，社會誠信體系中的失信懲罰機制能夠有效地消除絕大部分失信現象的出現，改善市場秩序，最終重建社會信任。目前，我們要積極扶持信用管理行業。它們將對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個人、金融機構與企業、金融機構與個人等各類企業的賒銷活動、信貸、國際貿易活動提供“全程管理”的方法和工具。

(4)發揮道德示范作用，培育公民誠實守信的思想品德。培養公民的誠信品德，要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第一，要培育以“誠信”為核心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首先，要認真貫徹執行《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在全社會進行誠實守信的道德教育。把誠實守信作為建設現代文明的重要基石，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內容。其次，要以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為契機，營造良好的誠信環境，使人們認識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以誠信為核心的道德基礎上，使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的觀念深入人心。經過長期系統的宣傳教育，用誠實守信將人們的道德行為、經濟行為、政治行為有機地統一起來，使誠實守信真正成為大多數人所認同與遵循的行為準則。第二，“沒有規矩，難成方圓”，有了規矩而不遵守，規矩也會失去應有的作用。要建立規范的社會誠信體系和失信約束懲罰機制，從制度和法規上約束失信行為，為社會誠信水平的提高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 無信，人不能立;無信，社會不安寧。如何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建立和健全社會誠信體系，需要全社會共同行動起來，弘揚誠信與奉獻精神，譴責貪婪與自私行為。通過全面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質和道德觀念，在社會上筑起一道堅固的“道德圍墻”，這才是建設社會誠信體系的關鍵所在。

(1)從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層面上，為保護“誠信”資源、建設“社會誠信體系”奠定基礎。制度建設首先一點是減少遵從誠信道德行為的代價和成本。這就需要制度能夠保障最起碼的公平與正義。在公平與正義能夠基本上得到維護的時候，誠信的力量、道德的力量也會強大起來。在這個意義上說，誠信道德規范有賴于體現公平與正義的社會秩序的支撐。其次是不能使違反誠信道德的行為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行為，必須通過社會中的制度安排，使不誠信者、不道德者不但不能受益，而且還必須受到懲罰。

(2)建立誠信信息傳輸系統，促進社會誠信制度建設。信息是經濟與社會得以正常運作、發揮作用的一個根本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信息不完全、不對稱、不透明，或者說信息失靈，就可能給假冒偽劣、欺詐等行為造成可乘之機，這就要求建立起有效的信息傳輸手段。建立各種市場主體信用信息網站，可以成為進一步推進社會誠信制度建設的重要途徑:①建立“企業資信信息網”。建立一個綜合的公共性的“企業資信信息網”，既符合國際信用制度發展的趨勢，也有利于推進社會誠信制度的建設，更有利于讓中外企業和社會公眾能夠在網上快速、準確地獲取有關企業資信信息。這樣，必將大大加強企業的行為自律;②建立“個人信用信息網”。為了防范打擊種種個人詐騙行為，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有必要建立一個“個人信用信息網”。使之公開接受社會公眾監督。也有利于培養個人誠信意識和信用責任感，維護經濟與社會的健康發展;③建立“行業誠信信息網”。行業自律本身就是一種有效的監管措施，而其中通過由地區性的行業協會來建立公布行業內各企業信用狀況的“行業誠信信息網”，讓行業成員共同公開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既是糾正行業作風不正的有力武器，也是促進行業誠信發展的有效途徑。

(3)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建設“社會誠信體系”。西方發達國家在“社會誠信體系”建設方面己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如美國在個人信用制度建設方面，不僅有完善的個人資信檔案登記機制、規范的個人評估機制、嚴密而靈敏的個人信用風險預警、管理及轉嫁系統，而且有完善的法律體系。世界許多誠信國家的經驗表明，社會誠信體系中的失信懲罰機制能夠有效地消除絕大部分失信現象的出現，改善市場秩序，最終重建社會信任。目前，我們要積極扶持信用管理行業。它們將對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個人、金融機構與企業、金融機構與個人等各類企業的賒銷活動、信貸、國際貿易活動提供“全程管理”的方法和工具。

第2篇：社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 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價值

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是本世紀頭20年我國經濟建設和改革的首要任務。以“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立足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價值認同系統，符合當前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的內在要求，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作為一種內在的約束和激勵機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獨特的價值。

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有利于良好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和維護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長期困擾我們的物質資料不足或短缺問題，已被拋到我們的身后。但是，物質資料的豐富，并不必然地自動地帶動道德生活的豐富和高尚。相反地，如果我們不注意道德世界的新構造，不去創造新的與市場經濟相配合的道德信仰，那么，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物質資料的豐富，不但不能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和層次，反而是一場劫難。“辣椒紅”、“紅心鴨蛋”、“多寶魚”等食品安全事件的一再出現，使市場經濟下的道德問題再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究其根源，消費矛盾的始作俑者是經營者及其經營行為。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驅使下，不少經營者丟掉了“公平與誠信”的準則，忘卻了“和氣生財”的古訓，實為道德缺失所致。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社會主義道德規范、倫理準則和精神境界提升的綜合，如果能夠內化為市場主體內在的價值觀念，將會有效地抑制人們的機會主義本性。首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能夠營造出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氛圍，如果任何個人違反了市場規則，都會受到周圍人的排斥，同時具有社會主義市場核心價值觀念的市場主體在違反市場規則時也會產生自愧心理，內在和外在的雙重心理壓力是任何單個市場主體都不能承受的，它迫使市場主體按照市場規則的要求參與市場活動。其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一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意識形態，通過提高和強化人們守法用法的自覺意識，“硬化”各項正式制度，使制度能夠發揮應有的約束作用。再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能夠提升人們的思想覺悟和精神境界，市場主體在維護公共設施、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負外部性弱化和補償方面都會承擔起應有的責任和義務。機會主義被有效抑制，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就容易建立和維護。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有利于市場經濟運行效率的提升

按照科斯的理論，市場交易過程中存在著正的交易成本。這種正的交易成本越低，市場經濟運行就越有效率。由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成長的時間比較短，與之相適應的非正式制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價值觀念在這么短的時間內也不可能建立起來。人們的思維模式依然滯留在關系經濟的層次，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競爭機制、價格機制在這一思維模式下遭到很大扭曲。在關系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間的重復博弈均衡被打破，人與人之間信用缺失，合作難以實現，經濟活動局限于熟人圈子，這在無形中阻礙了信息在整個市場上的流動，增加了信息搜尋成本以及其他各項交易成本。隨著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建立在關系經濟網絡上的交易成本越來越高。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一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規范、倫理準則、價值取向的綜合體系，它的確立將有助于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成為全社會共同接受的價值觀念條件下，市場主體都遵循相同的道德規范、倫理準則，并且具有較強的制度意識，因而會嚴格按照市場法規行事。如此，每一個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更能夠被預見，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就會因為可預見性的增強而減弱。在內在、外在制度的有效約束和激勵下，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不斷得到正強化，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因此不斷增強，社會信用機制得以建立、擴大、強化，人與人之間真正的合作廣化泛化。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有限理性”的缺陷得到一定程度的彌補，個人更容易與復雜多變的市場打交道，更易于避免“超負荷識別”，從而有效地降低信息搜尋成本；同時，由于人與人之間合作的增多，交易過程中的談判成本、監督成本、協調成本等成本也會隨之降低。在較低的交易成本下，市場經濟的運行效率就能夠得到不斷提升。

此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立還會使我國當前居高不的行政運行成本有所降低。一方面隨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的內化，市場監管部門的道德水準、自律意識也會增強，干擾經濟運行、等不合理行為的空間被進一步壓縮。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值觀念的支撐下，每一個市場主體都能夠自覺地遵守市場規則，自發維護市場經濟運行秩序，正式制度的運行會更富有效率，制度績效更為明顯，部分為正式制度實施而存在的職能部門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各種市場上眾多的職能部門就能夠通過合并、精簡，在節余出大量的社會資源同時，能夠極大地促進行政效率提高，從而有助于市場監管職能的完善。而且把節約出的這些資源投入到相對薄弱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其他領域上去，增加社會福利，實現社會公平公正，使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

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化解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團結和睦的精神紐帶

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 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指導下, 收入分配領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注入了生機和活力, 人們的收入普遍提高, 財富占有量普遍增多。但是必須看到, 在社會轉型期, 由于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等問題的愈益突出, 人與人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化趨勢加重, 各種利益主體之間出現了復雜多樣的矛盾, 有些矛盾甚至還很尖銳。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 合理、合法、適度的收入差距,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能力的高低、投入的多少和貢獻的大小。但是, 收入差距的形成有些是不合理因素造成的, 像有些不景氣企業發不出工資, 有些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得不到該得的勞動報酬等等, 而由此所導致的收入差距就是不合理的。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分配所導致的貧富差距, 特別是懸殊的差距, 其結果必然是嚴重打擊了大量的靠誠實和勤懇勞動的普通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 使一些人的心理嚴重失衡, 從而對政府產生不信任情緒。而那些因收入過低或失業下崗甚至生活難以為繼的人, 也比較容易對社會產生不滿和抵觸情緒, 這些都是社會的不安定因素,都會導致犯罪現象產生, 并可能出現更多的因 “仇富”心理而引發的惡性案件。所以，因市場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各種利益問題既是廣大人民群眾最為關注的問題, 也是處理不好就會嚴重影響社會和諧的問題。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團結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一起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從這一基礎出發，深入研究社會變革和利益關系調整給人們帶來的影響，深入研究現階段不同階層、不同人群的不同利益訴求，將有助于各種利益矛盾問題的妥善解決，有助于形成全民族奮發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團結和睦的精神紐帶。通過宣傳教育，特別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重要思想導向和價值引領作用，讓廣大人民群眾懂得，在改革的過程中，利益的差別是不可避免的，而改革本身也正是一次利益調整、利益再分配的過程，是一個促使利益關系逐漸趨向合理完善的過程，使廣大人民群眾從長遠利益出發，真心擁護和支持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全民族奮發向上的精神力量

哲學告訴我們，強大的精神力量不僅可以間接促進物質力量發展，而且在一定條件下，精神的力量可以直接轉化為物質的力量。然而，在市場經濟運行的初期，許多人有一種錯覺，即認為只要待遇好，薪水高，就能抓住人心，自然就產生凝聚力。我國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比較注重通過物質利益的刺激來推動經濟的增長，但后來很快就發現，這必然會以犧牲精神文明為代價，造就一大批庸俗經濟人，造成市場經濟的虛假繁榮。經濟發展要有持久動力的支撐，單有個人物質利益驅動是不夠的，還要有精神動力，這主要指社會成員的理想追求、社會責任感、事業成就感以及盡職精神等。人們從集體和社會得到尊重和關愛，也能激發他們對集體、社會事業的責任感。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項統計表明，人文資本因素在經濟增長方式中已占50%的比重。其中誠實、信用、公平、敬業等道德規范是人文資本的重要內容，被部分經濟倫理學家認為已成為獨立的資本形態即道德資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諾斯提出：財富的創造是一個道德過程。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以勤勞奮進、遵守秩序、自主創新、崇尚科學、愛國奉獻等為基本的價值特征，具有中國氣質、時代精神和世界眼光，它秉承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精華，并自覺的置身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經濟全球化的社會背景下，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人們的共鳴和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立，在微觀思想層次上，增強了人們對經濟活動的預期，激起了人們實現自身價值的欲望；在宏觀思想層次上，引導社會成員形成共同價值理念和價值追求。宏觀和微觀的認同，調動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愿望，“ 如果由于不存在從事經濟活動的愿望……而沒有做出努力，那么經濟增長就不會發生”。“（ 經濟增長）直接原因……是從事經濟活動的努力。”不僅如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成為社會主導的價值觀，還會形成鼓勵和促成創新的社會氛圍，通過創新為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

所以在當前階段，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形成人們共同的價值目標取向，以民族精神喚起和強化人們的愛國、強國熱情，以創新精神調動人們的創新欲望，激發創新之舉；以社會主義榮辱觀引導人們形成明確的榮譽觀念，規范言行，就能夠極大地調動和激發人們為實現個人全面發展和中國民族的復興而各盡其能的熱情，在這一價值追求過程中所迸發出的巨大能量，將成為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動力源泉。

參考文獻：

[1]W阿瑟劉易斯:經濟增長理論.上海三聯出版社，1990年版，第4頁

[2]劉澗楠張瑞芳:論民族精神的經濟價值.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第3篇：社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公共產品；公共經濟學；財政聯邦主義；“以足投票”假說

一、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仍然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好，其中之一是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以及相關資金的分擔和轉移支付問題。林治芬(2002)運用財政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財政全部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標分析我國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許曉茵、韓麗妙(2006)運用1996-2004年我國31個省份離退休退職人員保險和福利費用支出的相關數據，分析了社會保障水平的地區差異。彭海艷(2007)運用GE指數分解法，分析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區域差異及貢獻率，并運用GINI系數分解法，分析社會保障各項支出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地區差異的現狀以及1995-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地區差異的演變軌跡。社會保障地區差異過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國社會保障事業主要由地方政府來承擔責任，而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直接決定地方政府財政能力的強弱，從而引發地區間社會保障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水平的差異。同時，柯卉兵(2008)認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領域內財政關系的縱向失衡會導致落后地區的地方政府沒有積極性，也無財力提供充足的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過大的現實，是導致中央政府對地方進行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順這些問題，必須研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基本理論問題。

目前，國內關于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問題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周順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則。李珍(2001)從資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體制方面指出，轉移支付制度是社會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實現的經濟支持制度。楊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間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內涵與范圍。劉志英(2006)對社會保障轉移支付進行了分類。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理論依據、國際經驗和道路選擇。

國外相關文獻研究主要集中在關于政府間的財政關系和轉移支付理論與實踐方面，較為著名的理論有Musgrave的財政分權理論、Oates的分權定理、Buchannan關于分權的“俱樂部”理論、Fisher的州和地方財政理論、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論以及McGuire對其的補充和完善。其中，公共產品理論和財政分權理論是20世紀財政學的重大發現，它們較好地解決了政府間公共事務的分類以及地方政府公共產品的提供問題，因而是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論支點。公共產品的特性與層次性理論、奧茨和馬斯格雷夫的財政聯邦主義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均對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產生了重要的啟示意義。

二、公共產品的特性與社會保障的產品屬性

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產品的概念。他將純粹的公共產品定義為“是指這樣的物品，即每個個人消費這種物品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物品消費的減少”。薩繆爾森從產品在消費中的非競爭性角度定義了公共產品，并進一步揭示了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斷公共產品的主要標準。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產品在消費過程中所產生的利益不能為某個或某些人所專有，在技術上難以把不付費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說，雖然可以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時也意味著非拒絕性，“是那種不論個人是否愿意購買，都能使整個社會每一成員獲益的物品”。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是指某人在消費某一產品的過程中，不會影響其他人同時消費，某人從這一產品中獲益不影響其他人也同時獲益。換言之，在產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沖突，增加消費者的邊際成本為零。

依據公共產品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產品又具體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兩類。凡是同時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被稱為純公共產品。凡是介于純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的產品，即只具備一個標準，或者雖然兩個標準都不完全具備，但又具有外部性的產品，則屬于準公共產品。那么，社會保障產品究竟是屬于哪種性質的產品呢?經典的經濟學教科書把社會保障定義為政府以稅收作為融資來源，無償提供給個人的福利。就這一定義而言，顯然，私人機構不會生產和提供任何社會保障產品，社會保障制度具有明顯的強制性和政府行為特征，對社會發揮著“安全網”和“減震器”的作用。所以，許多學者將其產品屬性劃為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有的學者認為，社會保障不同時具備公共產品的兩個特征，因而將社會保障歸為準公共產品(或混合品)。有的學者則認為，社會保障是介于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的一種產品，是宜于由政府強制提供給公民消費的優效品。

如果我們不愿意窮究概念的話，那么容忍純公共產品與準公共產品之間存在一個模糊的界限，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采取一種比較模糊的處理方法，即認為政府規定的資格或條件越寬松、外部性越強，那么這項社會保障計劃的公共產品屬性就越強；反之，獲得社會保障的資格或條件越嚴格、外部性越弱，則其公共產品屬性就越弱。這樣，從社會保障產品提供的具體項目來分析，社會保障就不能簡單地歸屬于公共產品或者私人產品，而應針對不同的保障項目進行具體分析。

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會保險的特點是政府從勞動者和企業(雇傭勞動者)所得的國民收入份額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財力補助，集中形成專門基金，在全體公民之間進行統一調劑。政府每年提供的社會保險支出總量是一定的，當風險發生時，每個人享受到的社會保險數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會保險的支出總量是每個人享受到的社會保險數量的加總。可見，社會保險在消費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個人的社會保險的邊際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會保險是具有競爭性的。

此外，從宏觀的方面來看，雖然社會保險產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參加社會保險，因為我國憲法規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會保險的權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條件或風險發生時，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會保險的權利，且公民也只有先盡了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義務，才能在風險發生時獲得享受社會保險的權利，強調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性。如果人們不愿意事先繳納社會保險稅(費)，且又無外部影響的條件，那么就會被排斥在消費社會保險產品之外。因此，社會保險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見，社會保險既不符合公共產品的含義，也不滿足公共產品所具有的兩個特征，而是符合私人產品的定義，具有私人產品的性質。

從理論上講，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的最大特點在于，不需要受益與貢獻的對等性。因為不論哪一個國家，只要設立這些保障項目，就意味著在符合條件的公眾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費這些福利或救助產品，而不需要消費者付出相應的代價。所以，這些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時，社會福利設施中的福利工廠、職業介紹所、兒童福利院和各種供人們休閑的娛樂場所以及有利于人們身心健康的環保措施等，這些福利產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費，都不會引起產品成本的變化，因而具有非競爭性。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的分配是一種縱向的再分配，是將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向低收入階層轉移，將社會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對象轉移。這種收入的縱向轉移可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使基尼系數變小。可見，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

另外，社會保障中的社會保險是依法由政府舉辦的具有法制性和強制性的公共事業。凡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社會公民，不論是否愿意，都一律無條件地參加和按規定繳納保險稅(費)，具有典型的非拒絕性。但是，對于社會保障中的福利費和救濟金的支取、補充養老保險和補充醫療保險以及個人儲蓄性的養老保險的選擇，個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參加消費，也可以拒絕參加。

綜上所述，無論從基本理論還是從實踐分析，社會保障產品都同時具有非排他性與排他性、非競爭性與競爭性、非拒絕性與拒絕性，不完全是純公共產品，而是一種準公共產品。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是有一定區別的，社會保險具有私人產品的性質，而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因此，社會保障產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統攬，社會保險應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則應由政府全額負擔，從政府預算中列支。

三、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社會保障權責劃分論文

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是公共產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同時具有兩個特征的公共產品并不多，較常見的是受地理和空間因素影響而只有有限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時具備這兩個特征，其強弱程度也不一樣。公共產品特性的強弱之分，使公共產品具有了明顯的層次性。布雷頓(Breton)根據公共產品提供的地理區域將公共產品劃分為地方公共產品、區域公共產品和國家公共產品，其依據是受益范圍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國性公共產品(nationalpublicgoods)的受益范圍為整個國家，受益在疆域內分布相當均勻，無論對國外還是對國內，外部性問題都可以忽略不計，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國居民從中受益。區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goods)是指某一地區的居民能夠享用的公共產品，如“三峽工程”的建成將使整個長江流域特別是靠近三峽的幾個省區受益。地方性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則局限于某一地區(如城鎮、街道)，基本上只能讓本地區居民受益，且這種受益在本地區內分布相當均勻。

公共產品層次性理論是分析地方公共經濟的重要理論支柱，直接關系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級政府間的事權、財權的劃分，為分析財政體制和各級政府行為目標提供必要的理論基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為目標、職責范圍和相互之間在財政收支上的劃分原則也就由此而來。不同層次性的公共產品應當由不同層級的政府負責提供，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提供該公共產品的政府層級間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對應性。全國性公共產品應當由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應當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區域性公共產品則由中央政府主導并視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合理分擔，從而實現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如果某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提供該公共產品的政府層級不相對應，則會由于產品提供與其受益范圍的不一致性而導致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或“供給閑置”。

作為由政府負責提供的一項重要準公共產品，社會保障產品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權責劃分，是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的核心問題。社會保障產品是由眾多具體保障項目組成的體系，某些具體保障項目內部又可分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養老保險產品項目一般由全國統一的公共基礎性部分、地區差別性的職業年金和補充保險部分組成。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斷擴大趨勢，因而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斷增強。所以，應當從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和社會保障的全局利益出發，協調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社會保障權責。凡是屬于全國范圍內宏觀調控的社會保障事務，應由中央政府承擔；凡是地區性的社會保障事務，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擔，如決策性、監督性權責應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體執行管理權責應由地方政府負責。同時，根據社會保障產品中的不同構成項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層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規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確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職責范圍，以實現不同層次性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四、奧茨和馬斯格雷夫的財政聯邦主義與社會保障轉移支付

財政聯邦主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奧茨(Wallaee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財政聯邦主義》一書中提出來的、研究政府間財政關系的重要理論。它是一種從經濟學的角度，尋求有效行使財政職能所需的財政收支應該如何最優地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進行劃分的理論，并歸結為一個分權定理：“對于某種公共物品來說——關于這種公共品的消費被定義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關于該物品的每一個產出量的提供成本無論對中央政府還是對地方政府來說都是相同的——那么，讓地方政府將一個帕累托有效的產出量提供給它們各自的選民，則總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體選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產出量有效得多。”因為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眾，更了解其所管轄區選民的效用與需求。奧茨的這個分權定理實際上給出了分稅制的一個關鍵原則，那就是：如果低層級政府能夠和高層級政府一樣提供同樣的公共產品，那么由低層級政府來供給會更好，中央政府只應提供具有廣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產品。

理查德·A·馬斯格雷夫和佩吉·B·馬斯格雷夫在此基礎上考察了各級政府的資源配置、收入分配與穩定經濟三個職能。在他們看來，一個國家的財政結構安排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歷史決定的，但這不是全部原因。“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提供究竟應當建立在中央集權制基礎上還是建立在分權基礎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間上應建立什么樣的財政管理體制，才能有效地提供這些公共服務?”為回答這個問題，他們采用單一公共產品的簡單模型，在社區內居民偏好與收入相同的假設下，得出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存在層次性，不同層次的公共產品由不同級別的政府來提供，這樣才符合效率原則。其中，屬于全國性的公共產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屬于區域性的公共產品，則應當由地方政府提供。他們認為，“財政聯邦主義的核心在于，資源配置政策應該根據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別；而分配與穩定政策則主要歸中央一級政府負責。”因為，地方政府欲調控宏觀經濟穩定卻又缺乏充足的財力，且經濟主體的流動性也嚴重束縛了地方政府進行收入再分配的嘗試；而資源配置政策則應根據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別，因而在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適合，更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改進。

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體現了分權的關鍵性特征，即從效率與政府職能的角度出發，實現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政府級次的匹配，這構成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一個重要理論支點。因為，從全國范圍來看，一個國家總有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和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造成的稅收負擔也比較輕；而經濟落后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較低，但提供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造成的稅收負擔卻較重。這顯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這種不合理狀況會進一步造成地區間貧富差距的惡化，從而影響整個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為此，需要對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居民的社會保障資源進行調節。顯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是一項收入再分配制度，絕對不是地方政府能夠行使得了的職能，而是需要一種凌駕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來加以強制執行，這種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這個權力和權威來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與社會保障轉移支付

事實上，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還依賴一個關鍵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動帶來的政府間競爭。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發表了《地方支出的純理論》一文，文中討論了有效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以及有效運作方式所需要的條件。他認為，在一系列假設條件下，由于各轄區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組合不盡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據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的組合來自由選擇那些最能滿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們可以從不能滿足其偏好的地區遷出，而遷入可以滿足其偏好的地區居住。形象地說，居民們通過“用腳投票”，在選擇能滿足其偏好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的組合時，展現其偏好并作出了選擇哪個政府的決定。這就是所謂的“以足投票”假說。

一般說，個人考慮選擇社區居住的一個關鍵要素是社區可供選擇的稅收(即公共產品的價格)和公共產品結構。也就是說，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產品的效用能夠補償因居住在該地區而支付的稅收所造成的效用損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會選擇該地作為居住地。如果有許多居住區，每個社區所供給的稅收和公共產品結構的組合不同，那么人們將通過“以足投票”選擇來給予他們最大滿足的社區。

該理論以最優理論為背景，充分體現了經濟人假設，回答了人們為何聚集在一個地方生活或生產，即在政府與居民無法合作的條件下，居民的選擇問題是其他分權理論的必要補充。但它有一系列嚴格的假定條件。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現實，有一些則與事實嚴重不符，如理論中的一個假定條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動，而我國居民的遷徙不僅受經濟效用的影響，而且還會受到戶籍制度、文化觀念、國家政治經濟體制等的種種限制，人們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進又進不去”等非最優狀態。雖然有些假定條件與事實存在偏差，但并不影響其推論。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說可以使人們認識到居民選擇權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產品的供給看作是一個公共選擇的過程，那么政府約束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腳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權利，政府的硬約束機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運轉。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圍與財政轄區空間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個效率規則，也提出了一個類似市場的實施機制，解決了公共產品供給中的難題。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提出了地區之間公共產品供給的公平性問題，是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又一個重要的理論支點。在一個全國統一的開放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地社會保障補助資格和水平的差異可能導致一些人的遷居，這就造成地方政府執行地區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為，當某個地方政府實行一項收入再分配的社會保障計劃時，為使本地區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對富人課以重稅、對窮人給予更多的補助，就會造成富人的向外遷移(為了逃避稅收)和窮人的大量涌入(為了得到轉移支付)，如此循環反復，就會出現“窮人追逐富人”的現象。如果許多窮人涌入到一個初始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高的地方(如農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會增加該地的人口數量，造成交通、公園、學校等公共設施的過度擁擠狀況，同時會推動土地價格的上漲，從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購買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勞動力人口的增加還將使一些工種的工資水平下降等。這些都會引起該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該地區的財政狀況趨于緊張，政府給予財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將會減弱，最終不得不放棄該項政策。因此，隨著全國統一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低層級政府對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負責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中央政府只有通過社會保障轉移支付來調節各地區之間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證各地區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從而避免居民頻繁流動出現的不良后果。

六、結論

第4篇：社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職業體育；競爭平衡；缺陷；非均衡發展

中圖分類號：G80—05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2076（2012）01—0006—06

Abstract：The competitive balance has always been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of professional sports， which is a basic economics theory of professional sports。With economic sociology idea and th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s，We study the competitive balance of professional sports on the specific social processes and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It has been thought that the competitive balance of professional sports originated from the empirical summary before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fessional sports，with a clear one—sided perspective of league investigation and economic goals pursuit， and turned into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western professional sports based on its high level of empirical investigation，But today it faced such challenges as：professional sports globaliz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competition and income sources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structure changes， and its appliance is poor for our professional sports。From our actual situation of professional sports，it should promot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ports in China。

Key words：professional sports； competitive balance； defects；unbalanced development

第5篇：社會經濟體制范文

內容摘要：關于生活質量、生活富裕程度等社會經濟生活評價指標的研究于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世界各國政府和學者之間盛行。學者們研究用來代替GNP或者補充完善GNP，以便更好的反映社會進步和生活質量的提高。可是制定的指標缺少理論的支持和計算方法，并且指標選擇的隨意性沒有很好的得到解決。所以，到了20世紀80年代指標制定的研究出現衰退。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世界經濟的穩步發展，其研究又開始興起。本文首先對美國學者對反映市場經濟指標的GNP、GDP和生活水平的關系進行探討，其次對近些年制定的生活評價指標進行探討，最后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制度化的思考。

關鍵詞：社會經濟生活水平 GNP GDP 指標體系

制度學派和國民經濟統計

20世紀70年代開始生活質量評價指標被開發，其重要原因是隨著世界各國經濟最優先發展政策的影響，導致了人們賴以生存的環境被大量破壞，帶來嚴重的公害。這讓人們深刻理解到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生活方式，不一定會給人們帶來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這也意味著反映市場經濟指標的GNP、GDP已經不能完全反映社會經濟生活的進步。

Pigou在《福利經濟學》一書中指出，婦人們在工廠的勞動以貨幣的方式表現出來，可是家務中的無償勞動就沒有統計到GNP當中，再比如，如果婦女和一般人結婚，從事專業家庭主婦就會減少國民分配。也就是說，市場經濟以外生產出來的貨幣沒有記入到國民經濟統計當中。所以，國民經濟的統計和實際經濟生活的統計不能完全一致。

Myrdal指出在國民經濟統計中的隨意性問題。他舉例說明，閑暇時間沒有記入到所得和消費項目里。還有他也指出主婦的家務勞動沒有統計在所得之中。并且資源的枯竭和環境污染也沒有記入到國民經濟統計當中。

Galbraith指出，從生產的觀點看，GNP統計當中，只把當年生產出來的財富總值表現出來，而沒有辦法對于種類和生產者進行分類。也就是說，財富的生產包括政府和民間企業。所以，政府為主的教育關系的投資和電話生產的投資在GNP統計當中沒有分類。

綜上所述，制度學派經濟學者Myrdal和Galbraith指出國民生產總產值的計算問題不能衡量一個國家的進步和生活質量的提高。

20世紀90年代現代派學者Clark和Kavanagh認為社會進步（progress）是社會公共政策的評價本質，并從社會進步的目標及社會發展的將來性來分析，對于GDP提出了批評。GDP反映貨幣交換量，貨幣的大量交換不能滿足社會進步的本質。換句話說，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貨幣交換而大量增加，可是生活成本（犯罪、離婚、公害）也隨著增加。也就是說，GDP的增加不能說明生活水平的提高。進而需要開發反映生活水平的指標。

綜上所述，制度學派的學者在很早的時期就指出了國民經濟統計中的問題。并且指出GDP是不能完全反映國家的進步。所以需要制定新的指標。

本文從上述討論的基礎上，提出進步包括經濟進步（economic progress）和社會進步（social progress）的兩個概念。經濟進步意味著所得增加，采用現行的GDP來統計。社會進步意味著生活水平的上升。下文就對若干生活評價指標進行探討。

社會生活評價指標和問題點

聯合國計劃開發署在1990年的《人類發展報告》中指出，人類的發展不應局限于國民生產總值、收入、財富的增長，而是需要更多方面的提高，包括健康、教育、資源、自由、人權等。并且提出了“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評價指標。它的具體評價指標包括：壽命（平均壽命），知識（成人識字率和初、中、高等教育就學率），GDP指數（人均實質GDP）的增長等指標。

Miringoff認為，以GDP為代表的指數是把握經濟景氣短期動向為目的的經濟指標，很難把握人類的社會發展問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提出了能夠和社會問題有效結合的評價指標體系：“社會健全指數”（Index of Social Health：ISH）。這個指數的特點是體現了社會經濟進步產生的風險和負擔，結合了反映個體生活質量的社會經濟指標。并且，從年齡層次進行分類，由健康、就業、所得、教育、安全等16項指標構成。具體來說，兒童層面上看，包括嬰兒死亡率、幼兒虐待率、幼兒貧困率3個指標。青年層面上看，包括10歲20歲之間的青年的自殺率、藥物亂用率、高中輟學率等3指標。成人層面看，包括失業率、一周平均工資、醫療保險加入率等3指標，老齡層面上看，包括醫療負擔率、高齡貧困率等2指標。并從全體年齡段上看，包括刑事案件被害者數、飲酒引起交通事故被害數、食品印花保障率、貧富層間的所得差異、流浪者數等指標。ISH的分析結果顯示，美國的生活水平到1970年為止隨著GDP的增加而增加，但是，1977年以后卻是反比例，呈下降趨勢。

經濟學家Cobb，Halsted and Rowe（1998 ）指出，經濟學家認為衡量國家進步的標準應當有自由的資本，可是實際上在國民經濟統計當中忽略了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并且家庭不睦、犯罪、居住地的荒廢化、閑暇時間的損失等沒有計算其中。還指出新指標的制定的迫切性，提出了“真正進指數”（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這個指標體系的特點是，計算中所得分配被調整，家務勞動被添加，還有公害成本被扣除。GPI由家務勞動和志愿者經濟、犯罪、額外支出(defensive expenditures)、所得分配、資源枯竭和居住地荒廢、閑暇時間的損失等6項目構成。GPI的計算結果顯示與ISH有同樣的趨勢，美國的GPI指數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到70年代持續增加，可是那以后表現出下降趨勢。從以上結果可以看出GPI的增加，有賴于將來的資源消耗，家庭收支和社區經濟向貨幣經濟轉換。

日本經濟企劃廳從1991年開始每年發表“國民生活指標指數”（People's Life Indicators：PLI），為了區別從1952開始的“新社會指標”（NSI），稱為“新國民生活指標”又被稱為“富裕指數”。它的目的是有效把握生活水準的富裕程度，特點是對關于生活的人們主觀感受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并強調了經濟指標以外，還需要表現出“空閑”、“安心”等非經濟的指標。所以它包含了：所得、消費、日常行動等152個指標，包括：住、成長環境、收入、玩和學、交流、就業、醫療和福利等8個項目。它的1991年的計算結果顯示：49個省級地區的排序中，長野縣、富山縣等自然環境優越的地區排名靠前，大阪（33位），東京（43位）等大城市排名靠后。

上述的評價體系的問題如下：最先提出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缺點是它在評價發達國家的局限性。換句話說，發達國家的人均壽命，成人識字率和初、中、高等教育就學率已經非常高了。所以，發達國家的社會進步和生活水平用“人類發展指數”評價有它的局限性。所以，HDI評價發展中國家還比較貼切，用來評價和分析先進國家的細微進步還是有它的局限性。ISH的缺點是指標選擇的隨意性和權重的不明確。雖然在是年齡層次劃分上還有它的進步性，可是沒有明確指標選擇的理論根據，再者綜合化的方法沒有明確。GPI也存在指標選擇的隨意性上，再者提出的額外支出指標非常模糊。日本經濟企劃廳的PLI指數的問題是大量引用了連續量變數據，可是缺少如大都市魅力等質變指標，沒有能很好的反映大城市的聚積效果。所以導致大都市排名靠后。

指標的方向性和制度化

經濟指標容易大量收集，并且有經濟理論的概念支撐，可是犯罪、健康、教育、環境等范圍廣而且復雜的社會生活經濟指標的構筑是非常困難的。理由如下：理論建設的困難。社會經濟指標的困難在于涉及的學問面廣，不僅有環境方面，還有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學科。以上學問的融合是困難的。但是國內學者周長城等（2001）進行很好的嘗試。他們撰寫了《建立人民生活質量評價體系的理論依據》一文，具體內容包括：人本社會發展理論、市場經濟理論、系統工程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正確的社會指標的統計困難。在指標評價中缺少共同的評價體系，這也是在實踐中最大的困難。比如，經濟指標可以用貨幣形式表現出來，可是社會指標，比如教育、健康、犯罪、住房等沒有統一的單位可以衡量。雖有很多代替指標，可是缺少理論依托的還原是非常困難。

除了克服以上的困難外，今后社會經濟指標的制定應該遵循以下原則：首先，政策評價手段經常利用個別的指標，對于社會指標的利用，對于政府政策的立案者和學者們的觀點有時有偏差。社會生活評價指標的利用有時候導致政策的結果不一定完全有利于政策制定者的結果，所以利用上比較消極。而學者們更關心因果關系的探討。而政策制定者更傾向于有選擇的利用指標。可是政策評價和社會經濟指標利用不是對立的。只要很好的利用社會評價指標更有利于下一步政策的制定，有利于社會的進步和生活水平的政策的制定就可以。其次，統計指標的多樣化和細密化。隨著專家們對社會指標研究的興起，世界各國已經從單一的經濟指標轉向了包含如壽命、教育等非經濟指標來衡量社會的進步和生活質量的提高。因此，也積累了很多相關的數據。如世界衛生組織的生活質量指標（WHOOL），Veenhoven的幸福生命預期指數（HLE）。所以，在統計的時候需要按地區、年齡、男女、職業進行分類。如果是權重的指標最好定期的進行跟蹤調查。不斷改進指標的實踐性和完整性。再次，所制定指標體系的目的性不同，選擇指標的重點和涵蓋的內容應該不同。社會瞬息萬變，單一的指標不容易能完全反映社會進步和生活質量體系。那么也應該從不同的角度去開發社會指標。比如教育、健康、犯罪、收入等特定的分類指標也需要努力開發。

除了克服以上的困難和遵守原則外，還必須有以下的考慮：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學者或者政府都定期對社會的進步情況和生活水平做報告，為了能夠與社會發展同步制定相應的政策，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到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上，而是放在了對于社會動態的把握上。然而，有影響力的指標制定和政策的目的是調節社會矛盾，融合社會。這樣就需要相關的政治家和部委進行共同制定和意見統一。所以，如J.I.de Neufville指出，指標的制定必須跟相關部委的意見統一。并且也需要讓媒體和市民了解指標的存在和意義。還有指標的制定需要與相應的政策計劃相統一。

結論

社會經濟生活評價體系的研究目的在于能夠從各個方面綜合反映人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明確存在的問題。以便制定相應的政策，更好的解決問題。然而，現在還需要更多努力，才能更好地讓社會經濟指標體系研究的成果反映到政策制定上。不僅是單一的數字排序，而是要找到什么是影響排序的根本原因，這樣才能起到相應的效果。

因此，在今后的社會生活質量體系研究中，除需要包含主觀意思的調查外，需要更廣范圍的調查和收集資料。并且，分析影響生活水平的原因。同時，還需要對于特定指標的研究。如：犯罪指標、健康指標、福利指標、高齡化指標。這樣才能有利于今后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評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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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lark,C.M.A and C.Kavanagh,“How are we Doing?:An Analysis of Recent Attempts atAlternative Measur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Well-being”,in Fayazmanesh,S.and Tool,R.M,ed.,Institutionalis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vol.2,Edward Elgar,1998

6.Cobb,C,T.Halstead and J.Rowe,“If GDP is Up.Why is America Down?”,The Atlantic Monthly,no.276,1995

7.de Neufville,J.I., Social Indicators and Public Policy , Elsevier Publishing Company,1975

8.de Neufville,J.I.,“Disappointments and Legacies of Social Indicators”,Journal of Public Policy,vol.9,no.4,1989

第6篇：社會經濟體制范文

1 社會工作的基本屬性

首先,社會工作是社會福利制度重要的組成部分,對于人們在生活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進行解答與幫助,是社會福利制度好壞的主要體現。其次,社會工作屬于助人為樂活動,因此,社會工作具有實踐性特點,在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工作過程中,社會工作來源于宗教開展的慈善活動。然而,在現代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社會工作仍舊以助人為樂為主要目的,以達到社會福利制度的基本要求。最后,社會工作屬于一門專業,并且具有全面系統的知識結構體系[1].

2 新時期,如何做好社會工作的轉型

2.1 以社區工作為主要方向

在開展社會工作的過程中,做好社區工作至關重要,能夠為社區創造良好的生活氛圍,以逐漸改變小區居民的思想意識,在進行社區工作的過程中,應當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開展社區工作的過程中,由于服務的主要群體是小區居民,應不斷調動小區居民工作的積極性,積極投入到社區工作之中,以在小區中轉變自身的社會角色,從小區居民逐漸轉變為社會公民,為小區建設奉獻自身的力量。因此,要想實現社會工作的順利轉型,應逐漸擴大服務的群體,不應局限在小組或者個案,以不斷加快社區工作的進程[2].

其次,在社會工作轉型的過程中,應當注重培力過程,通過培力以不斷激發社區居民行動的主觀能動性,從優勢視角方面分析,社區培力強調能力建設、資源的鏈接和陪伴成長,因此,在開展社會工作轉型的過程中,應以這三種因素為主要方向。此外,應依據社區群體的實際需要,不斷關注社區居民的受教育情況、生活環境和文化氛圍。在開展社會工作的過程中,應為社區居民建立公共的活動空間,在公共空間建設的過程中,應包括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并且應定期組織社區居民參加各種公共活動,制定議事的基本規則,通過創造這種社區環境,以不斷激發居民的積極性,為社區的改變奠定良好基礎。

最后,在社會工作轉型的過程中,應使公益性組織結構與社區志愿者活動有機的結合在一起,進而形成一股社會凝聚力,以逐漸形成共同治理的全新格局。現階段,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主要依賴國家的政治權利,或是依據治理人員自身的主觀意愿進行社區治理,這種治理方式不利于激發社區居民的積極性。此外,在社區治理的過程中,參與式模式雖然取得一些成效,但是仍舊存在很多問題,現階段,在社區發展的過程中,如果只依賴社區當地自身的力量,而不與外部進行合作,這不利于社區工作的順利開展。因此,在開展社區工作的過程中,應積極與政府和市場進行合作,進而不斷加快社區的發展進程[3].

在開展社區工作的過程中,應當依據社區的實際情況,使得公益網絡能夠與社區結合在一起,進而在社區之中形成一股社會力量,為社區治理奠定良好的人力基礎。

2.2 以社會政策為主

現階段,在開展社區工作過程中,應以社會的基本政策為準,對于社區工作存在的問題,也體現了社會政策存在的缺陷,因此,社會政策還有待完善。在社會工作轉型的過程中,不僅要做好社區工作,還應以社區工作為基礎,為轉變社會政策提出合理建議,以加快社會政策轉變的進程。此外,在社會工作進行轉型的過程中,應以社區工作經驗為主,提出科學、合理的社會政策,進而為社會轉型奠定良好基礎。

2.3 做好權利的分配

在社會工作轉型的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權利制約性較差,以及無法保證公民的基本權利,這種權利關系,不利于社會工作的順利開展,因此,在社會工作轉型的過程中,應做好權利的分配,確保公民的合法權利不受到侵害,為確保權利之間能夠得到平衡,就應在社會工作轉型的實踐中,找到制約權利的主要因素,以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做好權利之間的分配[4].現階段,在社會工作轉型的過程中,經常會存在以下兩種現象:

首先,由于受到政府權利的干預,在進行社會工作的過程中,大部分都體現了政府的意愿,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利益。其次,在開展社會工作的過程中,主要強調技術性與專業性,卻不能將社區志愿者與社會公益性組織有機的結合在一起,進而在社區工作的過程中,不能充分發揮社會工作的優勢。

3 我國社會工作發展的主要趨勢

第7篇：社會經濟體制范文

摘 要 在當代體育發展的今天，競技體育在社會的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近些年，在奧運會上取得的優異成績展現了中國競技體育發展的速度，從而也展現了中國的體育面貌。但是這種發展的發展雖然使得我國很短的時間內取得了優異的成績，提升了中國的國際競爭力，然而在社會發展的今天出現了多種問題，尤其是當前我國局部趕超爭光為先的競技體育發展方式已經呈現出不協調的因素。

關鍵詞 競技體育 社會轉型 路徑選擇

一、競技體育追求秩序的意義

（一）適應國際文明新秩序的要求

建立國際新秩序需要在尊重文化的差異的基礎上從而調整本民族的地域文化，而這一新的文化的形成對于我國競技體育的發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對于不同環境的適應能力，都需要各個國家通過協調資金的文化差異，才能夠在競賽中減少一定的摩擦，從而保障競技體育的正常進行。

（二）追求和平的價值取向的要求

競技秩序的形成反應了在競技運動場上的人類文明的進步，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人們對于公共體育精神充滿了力量，從而希望建立良好的秩序，從而能夠解決競技運動場上的多種因素，這是符合時代的發展和歷史潮流的，也是為了和平的價值取向的關鍵。從人們的意識出發，從全世界的人類文明的成果中充實自己，需要把中國人民的利益同世界的利益聯系在一次，才能建立良好的競技市場。

（三）為了實現民族文化的資源整合

每一個民族都是在構建新秩序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不是通過某一種的文化來取代另一種文化，這是需要文化之間的交流和對話，從而才能夠在人類的文化發展中，使得民族文化能夠得到一定的整合，汲取最先進的內容和成分，實現世界的和諧發展。這是每個民族都充分認識和要求實現的。

二、影響我國競技體育秩序的因素

（一）貧富差距的矛盾

競技的發展為體育的發展能夠提供一定的物質技術和財力條件，同時也能夠為體育的發展提供新的需求。但是貧富差距的問題影響了我國的競技體育運動。貧窮落后的國家同發達國家的運動員相比，在一定的條件下背后付出的卻不相同。這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秩序的公平的原則就產生了相互矛盾。

（二）競技體育秩序失范現象的影響

競技的發展在一定的意義上是國家發展的文化表征，奧運會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國的國際秩序，從而在競技體育上也全面展開，但是在競技秩序的維護上存在著一定程度山的惡化環境的影響，尤其是國家競技觀的落后對于國家競技的決策和行動都產生一定的負面作用。因此，競技體育秩序的失范對于一個國家秩序的穩定和和諧的市場產生了干擾。這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維護和諧的競技觀。

（三）競技體育賽制和規則的改革

大多數的參賽者在一定程度上都追求更快更高更強的理念，但是中國的競技體育有自己的優勢和弱勢，而面對賽制和規則的改革，如果不能給把握一定的適度原則，就限制了我國的強勢的發揮。因此，中國競技體育在這一方面應該從競爭格局的變化出發，采取有效的措施并以學習的心態面對這帶來的變化，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自己的優勢。

三、建立和諧競技體育秩序的路徑選擇

（一）構建優良的競技體育秩序理念

近些年，中國在競技體育方面取得的成績不僅僅是獎牌和金牌數量的增加，更是在西方的運動形式和戰術上也具有極大的進步。這就要使得我國能夠在與國外競技體育的制度理念上實現我國競技文化的發展，才能夠建立適應我國基本國情的先進競技秩序，實現我國競技體育的全面發展。我們必須拋開頑固的意識形態的偏見，虛心向世界上競技的開展更加符合人性的國家學習。

（二）創建和諧的競技體育觀實現與社會實踐之間的良性互動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公平和正義的基本價值觀念。而我國經濟市場的發展，我國在競技體育中，需要遵守一定的規則和平等的競賽原則，這才能夠從本上與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相聯系。這就需要結合世界體育發展的潮流和我的基本國情，從而樹立真確的競技觀和競技秩序，才能夠深化我國的體育發展市場。

（三）競技體育者要做好垂范作用

優異的運動成績不僅僅是對于一個運動員的競技水平的贊許，更重要的需要對于在賽場上競技者做好一定的榜樣作用。尤其是尊重對手、尊重觀眾以及善待媒體，才能夠樹立積極健康的公眾形象。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展現一個體育大國本有的風范，也能夠使得我國得到世界的友好和尊重，共同建立一個友好交流和溝通的平臺。

四、結語

競技體育秩序在追求國家的公平正義以及高度的和諧文化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奧運會為代表的競技活動體現了人文主義教育的課堂。注重對于運動人才的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確保人才成長的教育環境和訓練環境。在盡可能顧及各部門利益的情況下，適當進行機構調整，在完善的法規制度框架內，履行各自的責任和義務，形成相互間合作共處的體教聯合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要使得國際新秩序的規則以及制度更加完善，這就需要各個國家建立和諧的理念，從而在價值觀念的基礎上實現人文精神。這也是對于我國的競技體育秩序提出的要求，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應該把握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理念。

參考文獻：

[1] 宋繼新.競技教育學[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03.

第8篇：社會經濟體制范文

論文關鍵詞：社會保障開支，工作積極性，單親家庭，老年人

 

1935年8月14日，《社會保障法》的簽署標志著美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正式確立，但其援助對象卻僅限于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盲人、未成年人和殘疾兒童。二戰后至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社會保障政策逐步完善，內容涉及個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諸多方面，使美國社會保障形成特色，并成為名副其實的“福利國家”。[①]1970年后，隨著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失靈，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漸陷入困境，社會保障的負面效應日益顯現出來，與之相關的社會問題成為政府與民眾關注的焦點。

一、社會保障與財政危機

美國的社會保障分為三大類：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社會保險項目主要有老年保險、傷殘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事故保險和醫療保險。社會救濟項目主要包括：“補充收入保障”（對65歲以上未得到社會保險的貧困老人 、盲人和殘疾人發放救濟金）、“撫養未成年子女家庭補助計劃”、“醫療補助”和“食品券補貼”。社會福利項目主要有公共醫療保健、教育津貼和“公共住宅補貼”。社會保障援助對象擴及失業工人、退伍軍人等在內的各個階層和群體，社會保障的項目也多達300多項。[②]加之領取者標準的降低，社會保障的受益人數持續增多。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社會的發展，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漲，社會保障各項目最低標準提高，開支不斷擴大。以醫療保障為例，醫療手段的現代化使美國的醫療費用迅速上升。心臟搭橋手術的費用1970年為1.4萬美元老年人，到1991年增至40.7萬美元，[③]漲幅驚人。許多醫生為避免治療不當引起訴訟，往往從事“防御式行醫”，即讓病人做許多不必要的化驗并常常要求其他醫生會診，使患者支付了一定數額的不必要的醫療費用。“第三方付費”的付款方式也沒能鼓勵病人和醫生在要求活建議化驗和治療方面實行節約。醫生不考慮廉價實惠的藥方和治療手段，患者及其家屬也往往追求費用高昂但風險小、治療效果好的醫治手段，造成許多代價昂貴的技術過度使用。美國的醫療費用因此不斷上漲，其總支出、占GNP比重和人均費用增幅都比較大。（見表1）

表1 1950-1990年美國醫療費用增長情況[④]

 

 

  全國總計（億美元）

占GNP比重（%）

人均費用（美元）

1950年

127

4.4

82

1960年

269

5.3

146

1970年

750

7.6

350

1980年

2475

9.4

1049

1990年

6396

第9篇：社會經濟體制范文

關鍵詞：中職 《政治經濟與社會》 教學效果

中圖分類號：G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4）10（b）-0151-02

教學的有效性是指通過教師的努力，學生在一堂課上能夠學到的真正的知識以及達到學習目標的程度，一直以來，如何提高課堂教學的有效性，是老師與學生共同面臨的問題，也是重要的理論難題。相關研究表明，課堂教學有效性標準既是教師實現有效教學的專業工具，也是提升教學專業地位、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基礎支撐。可見提高課堂教學效果勢在必行，提升中職《經濟政治與社會》課教學的效果，可從以下幾點著手。

1 在教學當中，教師可以廣泛應用情景教學

在傳統教學中，老師經常是以說寫為主，老師給學生們的印象，就是一支粉筆、一本教案、一張嘴巴，然后在課堂上像孔老夫子似的一邊搖頭一邊念書，但是對于學生是否有認真聽、是否在聽則是不管不問，對于學生來說，老師所說的話無疑是“催眠曲”，這樣的教學方式已經與時代脫軌，它在當下的教學中已經發揮不了任何的作用，已經沒有了存在下去的必要，既然它已經成為一種不適用的教學方式，我們不得不將它取締。隨著新課程改革的不斷深入，要求教師在授課時做到依據課堂目標，將理論與實際聯系起來，學生難以理解的理論化的東西，運用于實踐會讓學生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獲。此外，可以運用現代高新技術為學生創造一個良好的學習氛圍，因為這樣一個環境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自主積極的去學習，從而學生能夠很快完成學習的目標。比如：在講中國“人民民主”的時候，教師可以播放一些有關的視頻、音像等，這樣學生就將注意力轉移到了視頻上，在視頻中，學生會了解到一些相關的知識，但是也會遇到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就是學生認真聽課的源泉，求知欲會促使他們學到真正實用的東西。在講到“依法行使民利”一章時，教師可以組織學生到社會上去進行一些簡單的調查，在實踐中了解人們是否有依法行使權利、為什么要依法行使權利以及怎樣依法行使權利，對學生來說，比在課堂上聽著那乏味無聊的理論強得多，可謂是事倍功半。可見，情景教學是適合學生的合理的教學方式，學校以及教師要做到廣泛的運用情景教學。

2 滿足學生自我表現的需要，教師與學生之間學會換位思考

一直以來，教師在教學中都扮演著指導與引領的作用，而學生則是學習的主體。教師是學生學習路上的指路標，也是學生迷茫時的燈光，教師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對整個課堂的掌控上，他主要做的是引導學生學會思考，充分的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此外，所有課堂上的關于氣氛的調動、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等都需要教師的幫助。現在的中職生，大多年齡處于17，18歲，這個時候的他們有著強烈的表現心理，他們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優勢給表現出來，他們希望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收獲成功的喜悅，從而得到大家的贊賞與表揚，這將會是驅動他們前進的力量，是促使他們不斷進步的源泉，也是讓他們勇往直前的能量。因此，教師在平時的教學中，可以選擇一些學生比較感興趣的、利于學生了解的章節讓學生來進行備課、講課以及評課，而這時的教師則是換為學生，他們只是在適當的時候幫助學生，比如學生難以理解的重點難點，在課后，教師可以對學生的課堂進行評價、補充以及完善，這樣有利于加強學生的記憶，讓學生學透自己所準備的內容，但是在課上教師則安安心心的擔任著一個傾聽者的角色。在教學的這個過程當中，學生自己去組織想說的內容，并且盡最大的努力合理的把它說出來，當學生在準備中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們會利用一切身邊的資源去找尋答案，比如手機、電腦、圖書館等等，這也是學生學習的一個契機，在與老師互相的合作與互動中，學生對所學知識越來越有興趣，逐漸的去探索、去發現、去挖掘，養成自主學習的習慣，并且教師能夠發現并發揮每一個學生的潛能，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真正提高課堂的有效性。

3 在學生與教師之間努力建立起平等、和諧的新型師生關系

中國古代有這么一句話：“親其人，才能信其道，樂其道”，在教學中，平等、和諧的師生關系可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從而提高課堂教學的有效性。對于教師來說，教師要做到真正的想學生所想、求學生所求、好學生所好，在平時多多的與學生交流，在交流中，教師不是高高在上的領導者，也不是“威力無窮”的訓話者，他是放下了教師身份的我們的朋友，也是學生在遇到問題時尋找幫助的對象，在這里，教師放下了所謂的“師道尊嚴”，有的只是平等的心態，以最平等的心態去對待學生，與學生進行朋友之間的對話，當教師遇到不懂的問題時，也可以去問學生，這就是所謂的從師于生。其實在教師與學生之間，肯定存在著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不僅僅體現在年齡上，還體現在理解能力上，也許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代溝，比如，現在的學生如果與老師說“GF”與“BF”，我相信大多數的老師都不會理解其實它們是“girl friend”與“boy friend”的簡稱。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交流，還可以讓學生了解做教師的辛苦，從而做到尊重教師，但是教師也應該謹記，尊重與寬容是相互的，比如，在某一節課堂上，你發現一名學生在桌子下面鼓搗著什么東西，沒有認真聽課，此時你有兩種做法，一種是走到他面前劈頭蓋腦的給以一頓批評，不管不顧學生的面子，另外一種就是停止講課，然后關注著那名學生，相信那名學生會最快的回以你視線，這時候他就會發現你的意圖，并且糾正自己的錯誤。兩種方法相比，顯然后者更為可取，因為它在不耽誤教學進程的基礎上，避免了與學生的正面沖突，同時保護了學生的自尊心，真正的做到了此時無聲勝有聲。

4 對學生采用多樣化的評價方式，穩定學生學習的熱情

《經濟政治與社會》是一門較為理論化的學科，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有很多知識需要硬背，但是由于學生學習方式的不同，這就導致出現了很大的成績差距，這樣的差距讓考試考得不好的學生感到從所未有的壓力。對于一些特別努力的學生，他們起早睡晚，最終的目的是學懂知識，但是由于記憶力不強、學習方式不對等等原因，他們的努力最終會付之東流，記得以前高中班上有一個女生，學習特別用功，早上六點不到就起來背單詞、讀課文，晚上當所有人都睡了她還在做練習，她的目的是考上自己中意的大學，這樣的努力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但是最終她卻沒有考上大學，不是她不努力，不是她不用功，而是學習方式不對勁導致她事倍功半，我也不能片面的說她失敗，因為她也學到了很多的東西。在這里，我想說的是，任何一個人因為其自身原因會有不同的學習方式，教師不能單單憑借一張考試試卷而評價學生學習的優劣，一張卷子評定一個學生的學習好壞這種不適當的考核辦法必須得改革，因為很多學生在平時不用功，在考試的時候卻想方設法通過考試，教師關注學生的卷面成績，卻忽視那些正在努力奮斗的學生，久而久之，努力學習的學生沒有了學習的激情，喪失了學習的興趣。可見，一個合理的、適當、多樣的評價制度有利于學生的學習，也有利于教師的教學。因此，教師可以把評價方式改為卷面與平時表現的結合，例如：期末考試的成績占評定的50%，平時的表現占50%，而平時的表現涉及出勤率、上課認真聽講的程度、課后作業的完成率以及社會實踐等等，這樣多樣化的評價機制既關注了學生的學習態度，也注重了學生學習能力的培養，為課堂學習的有效性提供了保障。

5 結語

通過學習《政治經濟與社會》，可以讓中職生了解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的有關知識，有利于對學生進行馬克思相關基本觀點的教育，有利于提高所有中職生辯析社會現象以及主動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對中專生素質的提高有很大的幫助，此外，提升中職《經濟政治與社會》課教學的效果，有利于學校以及教師借此機會尋找到真正適合學生的合理的教學方法，讓學生真正學到可以在社會上立足的東西。總之，老師要運用一切可行的辦法創建高效、優質的課堂，讓學生學到真正的東西，這是為學生負責、也是為國家負責的表現。

參考文獻

[1] 廖冬.中職《經濟政治與社會》教學現狀與對策思考[J].科技信息，2013（4）.

[2] 黃建棠.中職《經濟政治與社會》課教學的思考[J].華夏教師，2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