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業貿易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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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漁業貿易范文

關鍵詞：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地域結構；戰略

二戰后，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科技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異軍突起，成為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別是2O世紀8O年代之后，隨著全球化的加強，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改變了世界對外直接投資格局，也證明了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已經成為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推行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和動用全球資源、啟用全球投資回報最高區位、獲得國際經濟競爭能力、控制能力的關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分為貿易性和非貿易性兩種，其中非貿易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最主要的對外投資形式，也是企業大力推行R＆D、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驅動企業發展的最根本的動力源泉。

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1979年8月13日，國務院提出“出國辦企業”，第一次把發展對外投資作為國家政策，從而拉開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序幕。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發展速度加快，但仍顯不足。根據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遵循世界對外直接投資規律，適度發展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是中國廣泛參與國際競爭，增強國際競爭力的有效途徑。而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是企業投資階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資成功的關鍵，加強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空間分布和變化趨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結構特點

1.地區集中性。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在區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亞洲等地區。截止1997年，累計在上述三洲的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22.08％、31.45％、18.05％，共計71.58％；而在拉美、非洲、歐洲分別僅為10％、11.07％和7.35％。從國別分布看，投資主要集中在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的工業國及少數石油、鐵礦等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如到1997年底，我國企業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累計投資超過2000萬美元的有19個，累計存量投資占到總投資的90％。

2.資源指向性。中國自然資源種類相對齊全，總量大；但人均量少，開發成本高，有些資源還比較短缺。因此，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源導向性明顯。1988年，中國17家最大的跨國經營企業中，有10家屬資源開發型。1985年以來，中國一些企業在摩洛哥、尼日利亞、美國、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個海洋資源豐富的國家投資漁業開發，已經運回數十萬噸漁貨；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區開發林業資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運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輪胎橡膠集團在泰國南部的合艾橡膠園附近開辦合作公司，累計已向母公司運回1萬多噸天然橡膠，滿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國治金進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亞總投資2.8億澳元開發鐵礦，在以后30年內將運回2億噸高質量的礦砂。

3.發達國家占主導。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發達國家占有主導地位。1979—1990年，其投資總額在發達國家占67.09％，在發展中國家占32.91％；其中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在發達國家為576.95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128.91萬美元。當然，近年來，中國企業在發達國家的投資比重趨于下降，企業平均投資規模減小；而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趨于上升，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增大；但從總體存量投資看，發達國家依然占優勢。如1979—1997年，上述兩項指標在發達國家分別為51.61％和428.49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分別為48.39％和138.43萬美元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資區。中國企業累計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形成三大核心區：（香）港澳（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1979—1990年，在這三個核心區的企業數和投資額比重分別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計分別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別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計分別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別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計分別占28.61％和58.01％。

5.投資重心呈階段性轉移。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階段性：（1）1979—1984年為自發探索階段。此階段興辦企業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資1.27億美元，年均2100萬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發展中國家。（2）1985—1991年為起步階段。1985年，對外貿易合作部制訂了海外開辦非貿易企業審批辦法，1987年國務院批準中國化工進出口公司跨國經營試點，促進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僅1987年就興辦海外企業124家，投資4.1億美元，為前8年的1.7倍，出現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一次。到1991年底，累計興辦企業1008家，投資13.95億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國、澳大利亞、德國、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蘇聯等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進入快速發展期。1992年國務院批準首鋼擴大海外投資和經營權，標志著中國海外投資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1992—1998年，開辦企業1288家，投資12.02億美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分別為25.56％、49.39％和74.44％、50.61％，呈現出發展中國家投資所占比例上升，發達國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資重心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發展態勢。

6.投資行業和存量增長的空間分異日益明顯，投資地區不斷趨向多元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多以專業貿易公司為主，地區多選擇在出口市場集中的東南亞和少數發達國家，且主要投資餐飲、服務業。這是由投資主體的實力有限所決定的。80年代后期，投資主體從專業貿易公司發展到大中型工業企業，由鄰近發展中國家向亞非拉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歐美等發達國家輻射，投資結構轉向資源開發、機械制造、交通運輸等。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后，投資進一步向東歐和韓國等國家拓展，地區、行業亦更加多樣化。在發達國家主要投資機電、高新技術研發；在發展中國家以資源開發和紡織、玩具、摩托車、自行車、電視機等行業為主。從投資增量上看，亞洲持續走強，非洲、拉美等投資日益加速，歐洲、北美緩慢提升，澳大利亞及若干國家近年則呈現存量投資遞減的趨勢。1979—1990年，在亞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歐洲的投資分別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亞洲、非洲、拉美、歐洲的累積投資分別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計投資分別增加4.91、10.60、8.22和3.03個百分點；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別減少4.08和23.60個百分點。1998年對亞洲和非洲的投資分別達0.68億美元和0.9億美元，占總投資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亞等8個國家的存量投資比上年凈減221.4億美元。從國別分布看，1979年開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到1990年投資國家和地區達106個，美國、加拿大、香港等8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存量投資比重為82.42％。到1997年擴展到146個，香港、美國、加拿大等前8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占總投資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對投資影響很大。美、日、歐洲諸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選擇地理上接近或歷史文化聯系密切的地區，中國亦不例外。港澳及東南亞在地域上與祖國大陸或我國毗鄰，華人、華僑集聚，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認同感，歷史上同中國的經濟往來就十分頻繁。因此，中國許多跨國經營企業對港澳和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環境較熟悉，在對外直接投資初級階段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不十分明顯的情況下，在此投資有利于回避風險、積累經驗，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提高投資績效。所以中國對外投資初始階段的首選區位在該區。同時，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關系融洽，投資的制約因素較少。因此，對外投資最初多選擇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2.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戰略因素。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與國家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中國并非資本剩余國，經濟結構層次和技術水平不高，僅有少量的OIL優勢，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初級階段，投資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與調控等因素，呈現不平衡的集聚狀態。同時，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在國際形勢趨于緩和的情況下，中國為實現趕超戰略，開始注重向發達國家投資，來學習和借鑒國外技術，因此投向發達國家的資金大量增加；而隨著經濟不斷發展而引發的資源環境壓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國外自然資源，強化對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成為中國企業的重要選擇。所有這些都促進了中國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格局的形成。

3.目標國外資政策、市場及開發潛力。外資政策對外資的進人至關重要，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分布和與中國簽訂了經濟貿易協定、雙邊投資保護協議的國家和地區基本一致，也說明了這一點。發展中國家一般資源比較豐富，且資金、技術短缺，多處于賣方市場，外資政策寬松，歡迎有利于增加就業的資源開發等勞動密集型投資，這正符合我國的投資特點。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穩定，技術先進，市場廣闊，對外資開放領域有嚴格限定，資金需求主要在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因此，隨著各國產業結構升級、市場需求轉變、外資政策調整及中國投資實力增強，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斷進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資歐美的產業，技術含量日益提高；勞動、資源密集型投資轉向發展中國家，并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增多，呈現地區多元化和布局趨向平衡的特點。這是適應全球一體化和國際政治經濟結構轉化的重要舉措。

三、區域戰略分析

1.投資區位選擇的戰略目標取向。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在產品的成熟階段，對外投資主要通過開拓市場，擴大規模來降低成本，應選擇收入和消費水平接近的東道國；到標準化階段為進一步降低成本，應選擇勞力成本較低的東道國。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對外投資應選擇邊際產業，向具有比較優勢和貿易帶動優勢的地區投資來促進出口和產業結構優化。折衷理論首次提出了區位優勢是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關鍵因素，企業應充分利用東道國的資源、技術、資金、優惠政策，發揮比較優勢，獲取收益。上述理論從發揮和尋求比較優勢的動因上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取向。因此，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布局亦應基于多重目標：（1）增加企業綜合競爭能力。投資于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廉價、市場廣闊的東道國，擴大生產規模，提高效益，培育企業與世界跨國公司抗衡的能力。（2）帶動出口。我國是一個貿易大國，今后出口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會繼續增大，對外投資應選擇能帶動本國設備、半成品出口的國家，并繞過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3）促進產業結構優化。遵循“投舊引新”的原理，把輕紡、傳統化工、機械等“邊際產業”投向一些發展中國家，重新獲得發展優勢；同時，立足長遠，向發達國家投資，學習、引進先進技術，突破各種限制獲得資金和市場，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經濟結構優化。（4）增加可持續發展能力。我國人均礦產資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許多礦產資源已經或者即將制約經濟發展，環境壓力日益增大，應投資于國外資源豐富區，以獲取資源，減輕國內環境污染，贏得新的發展空間，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2.總體戰略。對外投資按投資方向可分為向發達國家的上行投資和向發展中國家的下行投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在區位選擇上應以下行投資為主，兼顧上行投資。這由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對生產和貿易的經濟效果產生的影響所決定。發達國家有完備的市場體系，經濟發展水平高，投資環境優越，投資于發達國家可以獲得先進的技術、管理、信息。但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層次高，我國的相對技術優勢和管理優勢難以發揮，在市場上尚難同它們直接競爭。廣大發展中國家與我國有良好的政治關系，經濟結構相似，文化環境接近。它們工業化水平較低，從生產原料、工具到成套設備都需要進口。我國擁有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與發展中國家現有的廉價勞動力資源與優惠政策相結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場。同時，對發展中國家投資還可以旁敲側擊，利用東道國的配額和優惠政策主攻歐美市場。如通過投向一些非洲國家，利用它們享受西歐的特惠關稅，主攻西歐市場；對拉美直接投資，可利用北美對該區的優惠政策，廣泛利用北美的資金、技術和市場。

3.不同區域的投資戰略。（1）穩定提高亞洲的投資。如前所述，中國在亞洲的對外投資具有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削弱了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經濟競爭力，但增加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亞洲豐富的自然資源，如東南亞的森林資源，西亞、中亞的石油、鐵、鉀鹽等對我國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而且無論是中國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優勢還是特色技術優勢，如陶瓷、刺繡、園林、中醫中藥等都適合于在本區投資。同時在本區投資也易于推行“投舊引新”的戰略，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突破因產業結構趨同導致的貿易壁壘和摩擦。本區的港澳臺和東南亞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大；該區各國和地區為吸引外資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投資環境較好。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合作開發不斷推進，瀾滄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開發得到了沿河各國和聯合國開發署的高度重視；中亞地區的經濟開發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這都有利于中國拓寬對亞洲的投資領域。因此，亞洲不僅是中國過去和現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陣地，還將是今后加強投資的重要地區。

（2）有重點的發展對歐美、大洋洲等發達國家的投資。歐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創新的領導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和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注重對歐美的投資，目的是追求美國高技術，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世紀，中國跨國公司更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市場容量大，資源豐富，投資環境優越，與我國經濟聯系強，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和順差的來源國，在本區投資有利于沖破貿易壁壘，廣泛利用外資，學習先進技術、管理方式，獲得豐富的信息，增強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國民經濟素質。目前，我國在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主要以開發資源、低水平加工業居多，無法發揮中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今后應改善投資結構，以長遠利益為主。由于中國發展階段和水平的限制，對上述地區投資規模不大，因此必須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

（3）積極發展對拉美、非洲、中東歐國家的投資。這些地區不僅有我國緊缺的若干自然資源，而且我國產品和服務在這些地區也比較適銷對路，市場前景較好。我國的家電、服裝、紡織、皮鞋、絲綢等輕工產品和餐飲業在中東歐很受歡迎，而該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對我國企業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內瑞拉、秘魯等國的石油、鐵、鉻、銅和森林資源豐富，投資基礎良好，市場潛力大，易于發揮我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非洲總體上經濟落后，工業化水平低，但利比亞、尼日利亞、南非、扎伊爾、贊比亞等石油、銅、鉻、鐵等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豐富，與我國的經濟互補性強，前景廣闊。當然，該區一些國家政治動蕩，經濟混亂，但大部分國家投資環境較好，整體的潛力較大。

（4）加強對區域經濟組織內部的投資。目前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緊密性區域組織已經形成，它們的貿易活動以經濟區域和經濟實體內部循環為主，外部循環為輔，實行嚴格的有差別的內外政策：區域內實現了商品、資本、勞務自由流動，取消關稅和貿易壁壘，統一工業和產品標準，而對區外進口則缺乏優惠條件。這些區域性組織的對華貿易保護日益加強，如1990年代以來，歐盟對華反傾銷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歐盟對華反傾銷達20多種，覆蓋了從日用品到家電到工業品，北美自由貿易區對華反傾銷也不斷增多。因此，傳統出口很難進入。但中國企業在歐、美仍有很大市場空間。應通過強化投資，繞過關稅壁壘，將貿易摩擦變成跨國公司內部的交易，分享經濟集團內部企業的優惠待遇，開發這一廣闊的市場。另外，還要注意在更深、更廣的層次上對環太平洋國家投資，深化與本區的貿易、金融關系，繼續以港澳為依托構建21世紀的對外直接投資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亞太圈外。

四、建議與對策

1.加強宏觀調控。政府支持十分關鍵。首先，要制定優惠的稅收、信貸政策，并加快人世為企業的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創造條件，還要通過制定海外直接投資法、產業引導法等，輔以有效的匯率、還貸能力管制，加強區域性和全球性的戰略管理，規范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行為；其次，實施技術情報支持政策，設立專門機構對重點投資目標的政治前景、市場潛力、制度、勞動力市場進行及時分析，引導對外直接投資布局；第三，制訂區域和產業相協調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強化支持重點投資區的重點企業，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戰略。對中小企業和“邊際產業”主要強化信息支持和投資方向引導，使其發揮最大的比較優勢，獲得投資收益。

2.加快培育跨國公司和專門人才。大跨國公司多施行全球戰略，力求區域和產業投資最優化。加快組建中國的跨國公司，形成一批強大的投資主體，是改善對外直接投資結構的重要舉措。同時，人才是企業實行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關鍵，世界上許多一流的跨國公司都確定了以人為本的制勝戰略，如英特爾、西門子、松下等。我國應加強人才戰略，培育出更適應于不同地區發展創業的專門人才。這些人應了解當地政治、經濟、文化及其瞬息變化的市場、金融、政局，科學決策，及時規避風險，推動投資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華商網絡的“窗口”優勢。根據我國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不同的產業和不同類型的企業集團，選擇最優的東道國。力求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協調，并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和行業優勢的轉變，使投資重點向經濟增長速度快、潛力大、綜合投資環境好的地區轉移。注重利用基于“親、地、神、業、文”五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華商網絡，發揮它熟知當地工商界狀況、法律、經營習慣等“世界”優勢，選擇經濟效益高、投資風險小的行業和國家，促進海外投資的地域結構優化。

參考文獻：

[1]張紀康。國際直接投資[M].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33-57.

[2]魏后凱。區位決策[M].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143—165.

第2篇：漁業貿易范文

關鍵詞： 外貿企業 國際貿易 人才培養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發展，高校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的發展是互動且相互匹配的，國際貿易專業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必須與我國外貿企業的國際化發展要求相適應。我國外貿企業國際化發展正處在轉型的過程之中，外貿企業的成長目標和方式都將發生新的變化，對于國際貿易專業人才素質的培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高校國際貿易專業人才的培養目標和方式也要隨之進行調整，培養符合外貿企業國際化成長所需的新型人才。

為了使高校國際貿易專業人才培養符合市場新的需求，首先要分析我國外貿企業國際化成長面臨的危機和新目標的選擇，然后確定其對國際貿易專業人才素質的要求，最后采取新的國際貿易專業人才培養措施。

一、外貿企業當前國際化成長面臨的危機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經過30年的國際化經營，我國外貿企業依然處于全球價值鏈的制造低端環節（加工、組裝和生產），我國外貿企業國際化遭遇潛在的危機。這個危機的來源有兩個：一是來自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環節附屬企業的激烈競爭，并陷入“囚徒困境”；二是來自處于全球價值鏈高端的領導企業為我國外貿企業國際化成長刻意設置的障礙，從而將我國外貿企業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

（一）我國外貿企業與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環節附屬企業之間的博弈。處在全球價值鏈低端環節的附屬企業主要承擔國際產品的制造工序，這一勞動密集型環節的嵌入壁壘相對較低，所以發展中國家企業大都集聚在這一加工制造環節，分享全球價值鏈分工帶來的機會。我國外貿企業憑借勞動力成本優勢嵌入全球價值鏈以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機會。然而隨著進入這一環節企業數量的增加，同處這一低端環節的企業由于彼此信息難以溝通，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而陷入到競爭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導致博弈雙方的策略都不是最優的選擇。

（二）我國外貿企業與處于全球價值鏈高端領導企業之間的博弈。我國外貿企業擺脫“囚徒困境”的唯一選擇就是通過技術創新和品牌營銷向全球價值鏈“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一個是向設計和研發延伸，另外一個是向營銷和服務延伸，以此來增加產品的附加值，獲取更多的利潤。發達國家跨國企業為了將我國外貿企業鎖定在全球價值鏈低端，增加全球價值鏈攀升的成本，并減少我國外貿企業的資金積累，它們為我國外貿企業國際化發展設置了許多障礙。

1.特殊需求形成的壁壘。經過發達國家跨國企業長期培養的挑剔的消費者的特殊需求成為我國外貿企業的進入壁壘。消費者對品牌的追求就形成了市場進入壁壘。

2.專利壁壘。發達國家法律保證發明者在一定時期內擁有出售其發明的壟斷權，專利由此通過形成長期進入壁壘獲得合法的壟斷。由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擁有的專利數量非常多，因此對我國外貿企業起到了進入壁壘的作用。

3.國際貿易新壁壘。全球價值鏈上的領導跨國公司通過國家政策推動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來設置更多的國際貿易新壁壘。其中非關稅壁壘由于其非對等性和隱蔽性成為新貿易壁壘的主要工具。主要包括：（1）技術性貿易壁壘，通過提出非常苛刻的產品檢測標準來阻礙我國外貿企業產品的出口；（2）環境壁壘，通過IS014000等環境管理體系標準來限制我國外貿企業產品的出口；（3）社會壁壘，利用SA8000社會責任標準等道德規范國際標準來影響我國外貿企業產品的出口。

二、外貿企業國際化成長對國際貿易專業人才素質的要求

面對來自兩方面的競爭博弈，我國外貿企業只有選擇突破領導企業設置的障礙，向全球價值鏈的高端攀升。雖然突破障礙具有很大的風險，但是如果能成功不僅可以生存，而且可以獲得更大的國際化發展空間。而實現這一目標則需要外貿企業具備與以往低成本競爭優勢的不同的競爭能力，具體而言，就是要具有突破來自全球價值鏈攀升障礙的三個方面能力。

（一）突破特殊需求形成的壁壘需要自主品牌創建能力。品牌創建主要體現在產品質量、產品特色、信譽、市場定位和營銷傳播四個方面。對于國際貿易專業人才而言，在自主品牌創建能力方面主要是要具備三種能力：一是國際市場調研分析能力，二是國際市場開拓能力，三是國際市場傳播能力。

（二）突破專利壁壘需要技術創新能力。過去的經驗已經證明通過國外企業的技術外溢或購買國外技術都不能使外貿企業具有持續的競爭力，因此現在外貿企業往往選擇自主創新，通過與科研院所和其它企業合作聯合創新。技術創新主要包括個體技術創新和創新管理。對于國際貿易專業人才而言，在技術創新能力方面主要是要具備創新管理能力和技術交流能力，要善于與技術創新人員進行溝通，將市場需求信息及時、準確地傳遞給技術創新人員，并采取措施激勵他們創造出國際市場需求的新技術、新工藝和新產品。

（三）突破新國際貿易新壁壘需要海外維權能力。新國際貿易壁壘極具隱蔽性，防范和處理此類國際商務糾紛需要很強的信息、預測和協調能力。對于國際貿易專業人才而言，在海外維權能力主要是要具備三種能力：一是競爭性商業情報搜集分析能力，二是對貿易伙伴法律和國際規則的運用能力，三是企業之間針對維權問題的合作能力。

根據以上三方面能力分析，對于國際貿易專業人才而言，實際上可以分解成八種能力，而這八種能力的發揮都需要具有創新能力和運用外語，主要是運用英語進行交流的能力。所以目前外貿企業對國際貿易人才素質提出了十種工作能力要求。

三、國際貿易專業人才培養新措施

（一）培養目標的重新界定。以外貿企業國際化成長需求為導向，以學生就業為導向，培養具有以上所列十種能力的高素質國際貿易專業人才，幫助外貿企業走出危機，攀上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

（二）課程體系的重構。以十種能力培養要求為核心確定課程體系，打破傳統“公共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專業課”的教學模式，強化能夠提升學生這十種能力的課程建設，增強國際市場營銷、國際商法、國際商務談判、外貿英語聽力和口語四門課程的教學力度，同時增開國際市場調查、國際市場傳播、創新管理、現代科學技術、知識產權戰略和創新能力等六門主干課程和其它相關輔助課程。每一門課程的強化和增設都對應一種外貿工作能力的提高。

（三）教學方法的更新。為了提高學生在外貿實踐工作中的創新能力，除了進行必要的專業課程學習外，還要在專業課程教學中使用有利于發揮學生創新能力的啟發式教學方法。在教學過程中強調學生的主體性地位，學生不僅是知識的被動接受者，而且是知識的積極探索者，教師通過外貿企業案例引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主動地提出問題、思考問題，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與創新精神。

（四）高度重視雙語教學。在專業課堂教學中最大限度地使用英語，幫助學生在學習專業知識的過程中熟悉外貿英文專業詞匯和語法，在潛移默化中提高學生外貿英語交流的能力。雙語教學還可以通過營造學習氛圍促使學生提高學習英語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五）加強實踐教學。建立校內模擬實驗室和校外實訓基地對提高學生以上十種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建立仿真模擬實驗室可以分別建設外貿英語口語和聽力實驗室、外貿業務模擬實驗室、電子商務實驗中心、國際商務談判模擬中心和國際模擬法庭等，使學生在相對真實的外貿工作環境中提升能力。另外，還可以通過產學結合和校企結合建立實訓基地，通過派遣學生到外貿企業實習，使學生在實踐中運用所學知識提高十種外貿工作能力并尋找自身差距，促進其在校內的知識學習。

（六）國際化師資力量的建設。隨著教學目標、課程和方式的轉變，對專業教師的素質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師資力量的建設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一是增加聘用增設課程的授課教師和指導教師；二是加強對專業教師英語的培訓，提高專業教師“雙語”教學的能力；三是采用多種途徑和方式選派教師出國進修學習，鼓勵教師參加國際學術交流會議，提高教師的專業理論水平；四是通過與外貿企業的合作項目讓專業教師參與國際商務活動，以此提高專業教師的實踐能力。

參考文獻：

［1］魯春義.SPT理念下國際貿易專業訂單式培養模式初探［J］.中州大學學報，2008，（4）.

［2］崔瑋，趙亞平.基于“任務驅動型”教學法開發國際貿易綜合課程［J］.教育與職業，2009，（5）.

第3篇：漁業貿易范文

關鍵詞：進口貿易；固定效應模型；企業就業

中圖分類號：F75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04-0016-02

一、引言及文獻述評

長期以來，就業問題一直是經濟社會發展所關注的重點問題，伴隨著近年來中國人口紅利的逐步消退，勞動力市場突顯“用工荒”與“就業難”并存的結構性失衡現象，探究勞動力需求和結構扭曲等問題的解決途徑成為相關研究領域的熱點話題。在促進和改善就業問題的研究中，對外貿易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現有大量理論與經驗研究均系統分析了出口貿易對于國內就業規模和結構改善的促進作用，分別從國家、行業、企業及個體等層面論證了出口、貿易自由化等對于就業增長的作用機制（周申等，2007；盛斌和馬濤，2008；Brown，2012等）指出出口貿易增加了不同職業的勞動需求，有利于促進就業增長及技能和性別結構的改善，且隨著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貿易自由化可以通過拉動經濟增長有效促進服務業與農業部門的就業增長加快，在少數基于企業層面數據、研究企業就業變化的文獻中，梁永強（2010）發現企業層面FDI流入對就業水平促進作用并不明顯；戴覓等（2013）利用企業數據研究匯率變動對中國制造業就業的影響，發現人民幣匯率變動會通過出口收益渠道和進口成本渠道影響就業水平；席艷樂等（2015a，2015b）分別利用關稅數據與投入產出表數據，研究企業就業的二元邊際及企業勞動力需求彈性的變動，發現貿易自由化促使了低生產率企業的就業損失和高生產率企業的就業創造。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已有研究大多著眼于出口貿易層面，對于進口貿易的相關探討略顯不足。事實上，作為影響就業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進口對就業的貢獻和重要意義同樣是功不可沒。加入WTO以來中國進口貿易迅猛發展、規模不斷擴大，進口貿易總額13年內從2千億美元增長到1.95萬億美元，占據了貿易總量的45.6%。同時，隨著進口貿易的迅猛發展和國際垂直化分工的深化，中間投入品進口占比亦呈上升趨勢。雖然現有文獻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方面予本文以較多的啟示和借鑒，但是有關于進口貿易與就業關系的探討、基于企業異質性假說細化到企業層面的相關研究更為匱乏，并且缺少對進口貿易的種類、規模、強度以及企業就業數量的多層次、多維度劃分，進而也缺乏針對進口貿易作用于企業就業的系統研究。

基于上述理論與現實背景，本文立足于2000-2006年的中國企業面板數據，采用面板固定效應（Fixed Effects，FE）模型，系統研究企業是否進口及其進口規模、產品種類、進口來源國等異質性特征對于就業增長的影響，最終結合實證結論，為更進一步改善就業、促進貿易政策的調整與改善提出相關對策建議。總體而言，相較于現有文獻，本文在拓展研究視角及方法改進方面有了一定進步，首次將進口貿易與企業就業結合起來，基于貿易強度、貿易伙伴國特征等一系列進口差異化特征的拓展分析，對于更進一步分析進口影響企業就業的作用機理分析更為明朗，綜合運用綜合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也使得本文的研究結論更為穩健可靠。

二、計量模型與方法

本文主要參考戴覓等（2013）的研究思路，構造本文的計量方程式：LnEmpit=α0+α1Impit+α2Expit+βXit+λYit+μit（1）

其中，因變量EMPit為企業i在時期t的就業增長率，反映企業就業規模的變動情況，根據企業在特定時期的雇員人數的對數差分得到；自變量Impit為企業是否進口的二值變量，取值為1則該年實施了進口，可揭示進口貿易行為對企業就業增長的作用方向，反之為0；為衡量部分企業在參與進口貿易的同時所采取的出口行為是否對其就業產生了顯著影響，本文引入是否出口的虛擬變量，取值為1時表示該企業既被觀測到了進動，又有出口行為，反之為0。Xit中包括了企業在貿易強度、進口產品種類、進口來源國數量以及進口貿易伙伴國等方面的特征，產品種類根據細分的HS-6位產品編碼進行劃分得到，進口來源國數量基于細分產品層面上的貿易特征統計得到；Yit囊括了企業層面其他影響就業規模的指標，如企業年齡、平均工資、企業規模、人均工業增加值等，其中規模指標即為企業的人均產出，μit為隨機干擾項。

具體地，本文在后續實證分析中使用混合面板OLS、面板固定效應以及面板隨機效應三種模型對上式進行估計，最終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選擇最優的估計方法。

三、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本文采用的數據均源自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與中國海關統計數據庫匹配后的數據樣本，企業特征方面的指標由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提供，企業貿易活動相關特征源于中國海關統計數據庫，貿易伙伴國收入水平的劃分源自世界銀行數據庫。本文采用兩個大型數據庫相匹配之后得到的嵌套面板數據，具體匹配方法參照田巍和余淼杰（2013）的做法，使用企業“電話號碼+郵編”、企業名稱兩種方法相結合的匹配法，最終得到時間跨度為7年、囊括158478家企業、447932個樣本的數據集。

表1列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特征，較大的企業就業規模充分表明了企業作為吸納就業主體的重要作用。而企業平均年齡在十年左右，人均工資接近一千六百元，企業產出規模和人均增加值、全要素生產率指標表明了企業整體的績效狀況，且企業平均進口2種產品，企業進口來源國最多達六十三個，但進口額占企業銷售額的比重相對較低。與此同時，本文也可通過各種收入水平的國家的進口強度看出，中國的進口仍集中于中高收入國家，從低收入水平國家進口較少，進口貿易仍依賴于特定的市場。

四、實證分析結果

根據估計方程式（1），觀察可知OLS方法、FE和RE方法下的系數顯著性與符號大致相似，同時Hausman檢驗顯示采用固定效模型進行估計的結果更優，因此本文主要報告雙向固定效應結果下的實證結論。

表2為通過逐漸增加回歸變量進行分析的結果。具體地，第一列直觀考察了進口對異質性企業就業的影響，企業參與進口貿易的行為能夠顯著促進企業就業增長，相比不進口的企業能夠有4%左右的就業增長，這與其是否參與出口的特征相類似。與此同時，企業特征方面可以看出，企業年齡越大、經營時間越長，便能夠擁有越穩定的企業表現和績效狀況，從而促使就業規模緩慢擴大；生產率更高的企業通常在貿易活動中變現越為突出，也有著顯著為正的就業效應；而工資與就業、人均增加值與就業之間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說明就業規模的擴張將會導致產出遞減、真實工資降低，反之亦然。

更進一步，僅考慮“貿易狀態”是遠遠不夠的，為了區別企業在貿易規模、貿易強度方面的特征，在第（2）列分析中納入企業的進口強度等指標。結果表明，上述指標的顯著性和數值均較少受到影響，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本文選擇固定效應模型的無偏有效性。進口來源國的數量與就業增長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或許因為企業執行“市場多元化”戰略之后，更多的產品進口來源國能夠顯著降低對特定國家產品進口的依賴性，從而降低和分散企業受到國際市場的沖擊如匯率變動、貿易政策改變等風險而引致的就業波動，促進企業就業增長；而進口產品種類的增多能夠促進就業增加，說明企業產品生產選擇的多元化，體現了企業參與國際生產與分工的程度的不斷加深以及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環節中的重要性的提升；企業進口強度與企業就業增長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這可能是伴隨著當前產品內分工貿易的深化發展，進口強度尤其是進口中間投入品強度的提升將會一定程度上加深企業對于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從而加大其對于企業的勞動力需求變動及應對市場變化的影響，最終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導致進口強度削弱了企業的就業增長。

表2 面板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

此外，收入水平是影響雙邊貿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鑒于進口貿易企業對于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較大，因而對于貿易伙伴國收入水平、匯率變動風險等因素較為敏感，因而本文第（3）列引入貿易強度和貿易伙伴國收入水平劃分的一系列特征，結果顯示：中國從中高等收入水平國家的進口對就業增長產生了顯著的抑制效果，而低收入水平國家的進口對就業的影響不顯著。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中高收入水平國家顯著為負，這可能是因為當前中國尚處于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中低端環節，而貿易伙伴中基于中高收入水平國家的進口將會對國內市場產生顯著的替代效應，從而減少相對勞動需求、抑制就業增長。伴隨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貿易伙伴分布范圍的擴大、對特定市場依賴程度的降低，同時更多“南南合作”的展開，必將對企業國際市場開拓和經營水平的提升產生重要影響。最后，列（4）為本文所進行的穩健性檢驗。觀察可知，綜合考慮各種影響因素和作用渠道之后，借鑒多數文獻的做法，基于關鍵變量替換的視角，進行回歸檢驗，結果發現所有指標的符號和顯著性均與初始結果保持了一致性，論證了本文實證分析的穩健可靠。

五、結論與對策建議

本文在企業異質性理論框架下，深層分析了進口貿易對企業就業的影響，發現參與進口貿易對企業的就業增長產生了顯著的促進效應，且伴隨著企業進口產品種類與市場的多元化，這種促進效應仍顯著存在。同時，相較于不參與貿易的企業，進口企業的一系列績效狀況也對就業產生了顯著影響，而參與進口的同時兼有出口行為也能夠推動企業就業的增長。而基于貿易伙伴國的拓展指出，從中高收入水平國家進口的替代效應對于企業就業產生了一定的抑制效應，而從低收入國家的進口強度的大小對企業就業的影響并不明顯。

綜上所述，基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經驗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同時也為宏觀貿易政策的制定與調整指出了方向。一方面，“穩出口、促進口”政策的實施，顯然為促進企業參與進口貿易、充分發揮進口對于就業和經濟增長的貢獻打開了一扇門，從穩定就業的角度來看，把握進出口貿易的平衡點仍會是未來中長期政策調整的方向和重點所在。另一方面，本文有關于企業結構、企業年齡、企業參與進口貿易對就業的差異化影響，也為企業未來的發展提供了可供參考的借鑒，有助于企業自身的創新水平和管理能力的提升、管理機制的完善，同時也為企業實現穩定持續經營提供了思路。與此同時，對于企業在進口貿易活動中進口產品種類、貿易伙伴數以及如何選擇貿易伙伴等問題，本文也從微觀視角提供了可供參考的借鑒，企業更應重視貿易結構的調整與優化。

參考文獻：

[1] 盛 斌，馬 濤.中間產品貿易對中國勞動力需求變化的影響：基于工業部門動態面板數據的分析[J].世界經濟，2008（3）：12-20.

[2] 喻美辭.工業品貿易對中國工業行業人口就業的影響――基于34個工業行業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2008（4）：22-29.

[3] 戴 覓，徐建煒，施炳展.人民幣匯率沖擊與制造業就業――來自企業數據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13（11）：14-27.

第4篇：漁業貿易范文

關鍵詞：中美貿易順差；協整性分析；產業內貿易

一、中美貿易順差現狀分析

據美國商務部統計顯示，自200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貿易逆差國以來，美中兩國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究其原因主要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分析：

1　中美貿易順差來源于加工貿易產業結構不合理

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貿出口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基于產品內分工的加工貿易出口的擴大。中國目前對美國出口的約70％屬于加工貿易產業。

隨著美國知識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逐步形成了一種類似“微笑曲線”的V型生產組織結構，即日本、韓國從事研發、設計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生產活動，生產并出口關鍵零部件；東盟、臺灣等生產并出口零部件系統或模塊；中國大陸從事勞動密集型組裝并提供少量組件；香港從事面向美國等海外市場的營銷服務，而美國成為產品的目標市場并最終實現產品的價值。從V型結構的兩端到底部，生產環節的產品附加值越來越低，而中國大陸恰恰位于V型組織結構的最底部。境外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的結果改變了貿易地理流向，最終產品的出口地就由日本、韓國、臺灣、東盟等國家和地區轉移到了中國大陸，由中國大陸進行加工，再向美國出口，從而導致這些國家原先對美出口的部分產品原產地轉移到了中國，由這部分產品造成的對美的貿易順差也隨之轉移到了中國。

綜合以上分析，中美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釋為：中美貿易順差是大部分來自于加工貿易產業，其實質是一種基于產業層次上的結構性順差(蒲華林、張捷，2007)，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和東亞的產業轉移，以及與此相伴的對華投資。

2　加工貿易產業多個環節過多依賴美國相關產業

美國對華貿易長期持續、巨額貿易逆差，并不意味著美國在實際利益分配中受損，反而導致中國在兩國的雙邊貿易中處于被動地位。張靜中、孫煒(2006)從探討中美貿易依存度的角度人手，對中美貿易關系的分析，用統計數據說明互補的中美貿易關系的不對稱性。

這種不對稱在雙邊貿易總量和結構上同時表現出來，從圖中可以看出，中美雙邊貿易差額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中國遠遠大于美國，因此，在中美雙邊貿易關系的博弈中，美國處于相對主導地位，中國對美國經濟的依賴性遠遠高于美國對中國經濟的依賴性。同時，中美雙方貿易差額同國內貨物服務貿易總體差額的比值，中國也遠遠大于美國，可以看出，中美貿易差額占中國國內貨物服務貿易差額的大部分，中國的貿易順差大部分來自于貨物與服務貿易行業。

美國將高新技術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環節轉移到具有廉價勞動力優勢的中國，但自身卻保留具有高新技術含量的生產環節，并通過各種手段嚴格限制這些技術流入中國，這種情況的長期延續，導致中國加工貿易產業的核心環節過度依賴于美國，特別是技術上對美國產生了依賴心理，削弱了國內自主創新能力，專利技術落后，產品缺少核心技術的競爭力。

3　加工貿易產業結構不合理導致我國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探討中美貿易商品整體競爭力的消長，除了對進出口產品的構成及其比值變動進行分析以外，還可以在進出口商品之間進行直接的交換比價分析，即分析貿易條件的變化，該分析不僅可以反映一國國際貿易獲利程度的高低，也可以反映一國出口競爭力的優劣。

中國加工貿易產業承接了美國相關產業的低附加值生產環節，導致中國出口商品價格指數不斷下降，而美國向中國出口高新技術含量高的最終產品，附加值高，導致美國向中國出口價格指數不斷呈現上升趨勢，因此，作為美國的貿易伙伴國，中國的整體貿易條件惡化趨勢極其明顯，中美雙邊貿易條件對中國極其不利。在雙邊進出口貿易尤其是中國對美國出口迅猛增長的態勢下，中國長期貿易條件的惡化令人擔憂。

4　低附加值加工貿易產業的影響

中國的出口多以貼牌定制等加工貿易方式進行，附加值較低，分享的貿易利益較少。從而導致我國的高貿易依存度，以及我國貿易條件不斷惡化，這將使得中國在雙邊貿易關系中處于不利的位置；同時，美國也將以其巨額逆差為理由，對中國的出口產品設置各種障礙，阻礙中國產品的出口。我國大部分地區只是把勞動密集型產品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轉變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產品的附加值并沒有明顯增加，因此，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仍然較低，導致我國貿易福利水平不斷降低。通過對中美貿易順差同加工貿易產業內貿易比率之間的協整關系的分析，從而引起對我國加工貿易產業結構優化的思考。

二、加工貿易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比率同中美貿易差額之間關系協整性檢驗

(一)變量的確定和選取

本文的目的在于：對東亞諸國及美國對華產業轉移引致的產品內貿易與中美貿易順差之間的關系的協整性進行檢驗分析，以證明上文所提出的中美貿易順差來源于東亞諸國及美國對華貿易轉移的論點。因此，在此實證分析模型中，被解釋變量是中美貿易順差，解釋變量是中國對美國出口品中來自東亞諸國及美國的對華產品內貿易比重(胡小娟、陳曉紅，2007)。本文擬采用貿易總量數據，1993年至2003年10年間，中美貿易順差(CAehina)、中韓產業內貿易比率(VSkorea)、中日產業內貿易比率(VSjapan)、中美產業內貿易比率(VSusa)、中國與東亞諸國產業內貿易比率(VS－sum)、中國與東盟產業內貿易比率(VSasean)。下面對這組數據進行協整建模分析。

(二)協整性檢驗平穩性單位根檢驗

由于時間序列變量的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可能存在非平穩性，直接進行檢驗可能遇到“偽回歸”問題，這樣得出的結論不可靠(紹軍、徐康寧，2007)。要確定美中貿易逆差同中國與東亞諸國及美國產業內貿易比率的長期關系，首先必須確定各個時間序列變量的平穩性，在各變量單整階數相等的時候，檢驗結果才具有可靠性。以上數據系列在樣本期間內的ADF統計值均大于在99％、95％、90％置信度下的麥金龍臨界值，表明在多個置信度下，樣本序列均不平穩。進一步，對各個樣本序列取自然對數，并且對上述各列對數樣本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取對數后的樣本數據在樣本期間內仍然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因此，其水平系列數據均顯示不平穩。一階差分結果報告如表3所示，在95％的置信區間內，美中貿易逆差和東亞諸國的產品內貿易比率均為一階單整序列(也即取一階差分之后，所有變量的ADF值在95％的置信區間內，都小于其麥金龍臨界值，均顯示平穩)，即I(1)，而且D－w值均顯示不存在序列相關。因

此，為了進一步證明美中貿易逆差同中國與東亞諸國及美國產業內貿易比率之間的長期動態關系，將對美中貿易逆差與東亞諸國及美國產品內貿易比率之間進行協整性分析檢驗，由于樣本期間有限，因此，本文擬采用ENGLE－GRANGER兩部檢驗法。

(三)檢驗結果分析

通過以上計量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東亞諸國及美國對中國的產業內貿易與美中貿易逆差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協整關系，因此，伴隨著美國的產業升級和對華產業轉移，越來越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加工環節將會隨之轉移到中國，而最終產品卻返銷到美國市場，從而，美中貿易逆差將會進一步擴大(杜厚文、彭志文，2007)。美中貿易逆差問題，其實質上就是一種基于產業品內分工的結構性貿易逆差，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應當從改善我國加工貿易的產業結構、促進我國加工貿易產業升級，不斷提升我國加工貿易產品的附加值入手。

三、對我國加工貿易轉移升級的思考

我國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出口加工貿易在國際分工中處于從屬和被動的地位，極易陷入比較優勢陷阱(金志剛、唐翠林，2005)，應當加快我國加工貿易產業結構調整，不斷提升我國出口商品結構。

1　提高國產中間品的質量和技術含量。應當促進對我國生產中間品的企業的自身改造，提高國產中間品的質量和技術含量，力爭達到國際同類產品的標準。一方面，國家應發揮在標準方面信息優勢，收集國外跨國公司生產過程中產品工序、規格等方面的標準，引導國內企業技術改造向著國際標準的角度轉變，建立加工貿易需求料件信息庫，給予本國料件生產企業以信貸支持。利用稅收、用地等方面的優惠促進中間產品生產者對現有生產方式進行技術改造；另一方面，鼓勵外資進入上游產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提升我國中間品產業的科技水平和競爭力。制定更為優惠和靈活的政策，引導外資進入上游產業，將關鍵設備和零部件生產環節設在我國，由核心企業的進入帶動我國配套企業的進入，通過學習模仿逐步提高我國中間品的科技含量和質量。

2　延長產品生產加工鏈條。現階段，我國大部分加工貿易企業所承接的都是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附加值低，耗能大，我國廠商在加工貿易產業中，只收取少量加工費，而失去了巨額銷售利潤。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產品增值率的提高，依賴于生產加工鏈在我國境內的延伸。只有不斷促進加工貿易產業鏈的延長，即由加工貿易制造為主逐步向采購、加工制造、分銷服務、售后服務以及研發、信息咨詢等方向轉型升級，向國內不斷延長加工貿易產品生產加工鏈條，才能不斷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提升我國加工貿易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3　實現加工貿易的地區間轉移和協調發展。對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理解，應當充分認識我國沿海與中西部地區加工貿易的發展存在差距的事實(羅建兵，2002)，應當在加工貿易政策上體現出對中西部、沿海地區的差別對待。應當利用加工貿易，加強地區經濟間的協調發展。在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比較優勢還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的現實情況下，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在中西部地區仍有較大的發展潛力。(曲建，2006)，因此，應加大政策的引導，實行政策傾斜，不失時機地實現產業由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中西部地區完全可以借鑒沿海地區的經驗，進行優勢互補，改善對外經濟貿易的環境和條件，以后發優勢積極吸引投資，拓展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加工貿易的發展空間，帶動中西部地區的開發、縮短東西部的經濟發展差距。

4　努力提高國內加工制造業的技術水平。從國際生產布局和技術周期來看，機電產品在發達國家已標準化，已經逐步從發達國家轉移出來，這很適合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生產，抓好機遇，積極承接這些產品的生產，才能進入跨國公司的生產環節和銷售渠道，這是中國利用世界資源發展經濟的一條捷徑。而現階段，我國加工貿易加工環節所具備的技術水平還比較低，欲承接技術含量高的生產環節，也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目前加工貿易要實現升級，迫切需要解決的就是技術問題。雖然加工貿易是“兩頭在外”的形式，但是，東道國一般情況下還是有很大努力空間的。跨國公司一般根據東道國的技術水平、生產成本等經濟因素，安排生產環節。只要東道主國能夠對技術和生產的經濟因素和與生產環節相關的配套設施做好調整，跨國公司就會從利潤最大化的角度出發，根據新的情況安排在東道主國的生產。

第5篇：漁業貿易范文

【關鍵詞】阿里巴巴 電子商務 民營企業 對外貿易

隨著國內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網商已經成為一股崛起的新生力量。正如阿里巴巴創始人馬云所說：“中國歷史上有浙商、蘇商、粵商等很多商幫，但毫無疑問，網商正在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商幫組織。”時至今日，網商已經不再是停留在紙面上的一個稍許模糊的概念，而崛起為一股不容小視的經濟力量和經濟現象，他們帶來的將是持續增長且極具潛力的商業和營銷價值。

一、網商與電子商務貿易平臺相互依存，共同成長

我國中小企業是一股不可忽視的網絡經濟力量，是網商中的主力軍。有資料表明，2006年我國中小企業總數超過3000萬，占企業總數的95%以上，其工業產值、實現利稅和出口總額分別占全國的60%、40%和60%左右；2006年中小企業貿易額占中國B2B（Business-to-Business，企業到企業的電子商務）貿易總額55.8%；中小企業還吸納75%以上的城鎮就業人口。中小企業是國民經濟中活躍因素，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對電子商務的需求更為強烈和急迫。中小企業的交易形態與大企業有質的差別：大企業的外部交易結構相對穩定，中小企業自身經營行為不穩定，導致客戶關系的不穩定，生意伙伴零散、合作關系短期化，所以中小企業需要不停地尋找商機，建立新的交易關系、新的交易結構。大企業內部的供應鏈以及與上下游的關系相對復雜，而中小企業的供應鏈相對簡單。大企業更希望通過電子商務降低供應鏈成本，而中小企業電子商務應用主要在于拓展商機。電子商務能打破地域時空和國界的限制，幫助中小企業迅速成長，而且網絡應用的普及以及周圍企業的示范帶動都加快了中國中小企業對電子商務環境的理解。在浙江、廣東等沿海發達地區，電子商務已經成為不少企業不可缺少的業務工具，中小企業的電子商務意識也日漸成熟。這也就決定了中國B2B電子商務發展的主體將是中小企業。

有人說互聯網的未來在于電子商務，電子商務的未來在于電子商務服務業，而電子商務服務業的核心是電子商務服務平臺。以電子商務服務平臺――特別是中小企業電子商務服務平臺為核心的電子商務服務業將成為促進電子商務應用、創新和發展的重要力量。

按服務類型劃分，電子商務服務平臺大致分為三種類型。一是電子商務交易服務平臺：提供網絡營銷、網上銷售、網上采購和交易信息等交易服務，如阿里巴巴、慧聰網等。二是電子商務業務服務平臺：提供基于網絡的研發設計、現代物流、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咨詢和技能培訓等業務流程外包服務。三是電子商務技術服務平臺：提供電子商務網絡基礎設施和技術支持，以及基于網絡的信息處理、數據托管和應用系統等IT外包服務，如中國萬網等。

現在對于中小企業來說，從成本交易理論來看，進行對外貿易，電子商務交易服務平臺似乎將更符合他們的需要。也正如之前所說的，中國B2B電子商務發展的主體是中小企業。這兩者之間是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正像馬云所說：“我們1994年、1995年開始執著地走這條路（指做電子商務貿易平臺），我們用互聯網幫助中小企業，幫助創業者，幫助弱勢群體。走到今天為止，我認為：第一，互聯網改變人類生活不錯；第二，我們堅持為中小企業服務沒有錯；第三，因為中小企業才有今天的阿里巴巴，我們不能忘掉中小企業。”

二、電子商務貿易平臺的發展狀況

阿里巴巴的發展與壯大是帶有傳奇性色彩的。從發展背景來看，阿里巴巴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國互聯網的高速發展，良好的電子商務土壤為阿里巴巴的崛起創造了條件。至今中國網民人數已超過1.62億，自1998年我國完成第一筆網絡交易開始，目前有超過2千萬網民都在網上購物。

除了互聯網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外，中國經濟的大背景也為阿里巴巴的崛起提供了“支點”。90年代初全球制造業向中國轉移，數以千萬的中小企業成為“世界工廠”，過剩的供給必然尋求出路，特別是走向海外市場。而同時，信息渠道的不通暢卻成了中小企業營銷推廣的瓶頸。這種矛盾直到互聯網在中國被接受，第三方B2B網站出現才得以解決，因此成就了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中國B2B網站。

工業經濟時代，企業是以成本為核心的，大規模制造形成企業競爭優勢。網絡經濟時代，是以用戶細分為核心的，網絡技術使低成本的個性化定制成為可能。信息時代是中小企業的時代。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多品種、小批量生產模式的中小企業加上利基（Niche），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的全球競爭優勢。而阿里巴巴的核心競爭優勢就是創造了適合中國中小企業發展的商務模式。阿里巴巴讓無數的中小企業擺脫了傳統銷售渠道的控制，得以用最低的成本進入到任何一個開放的市場。

對于阿里巴巴的成長，我們可以從他們在2007年11月份的招股說明書上略見一二。招股說明書顯示：阿里巴巴自2004年開始，總收入和稅前盈利每年以2倍以上的速度增長，其2006年稅前利潤達到2.914億元；截止到2007年6月30日，阿里巴巴2007年總收入為9.58億元，稅前利潤約4億元，凈利潤2.95億元，凈收益率達到了30.8%。

更令人感到阿里巴巴強勢的是，阿里巴巴公司的注冊用戶已達2460萬人，付費會員超過25.5萬人。由2001年開始收費的誠信通第一個用戶到今天22.5萬的付費注冊用戶，阿里巴巴獲得的不僅是數量上的簡單積累，其正在憑借這些越來越組織化的“人民企業”挑戰傳統商業邏輯和秩序。管理學者姜奇平指出，在世界經濟從規模經濟向范圍經濟轉變的過程中，阿里巴巴似乎可以提供一個中國經驗：通過網絡建立中小企業產業集群，實現以小勝大。而在2007年9月15日杭州召開的第四屆阿里巴巴網商大會上，馬云也宣布未來3到5年內，公司將“投資100億元培育電子商務的產業鏈和生態鏈”。至此看來，阿里巴巴的成長不僅僅是日趨完善化，也驗證了當初馬云的一句話，“阿里巴巴做的是事業”。

三、阿里巴巴與浙江民營企業的對外貿易

阿里巴巴誕生于浙江杭州，發展于浙江杭州，卻成功于世界，成為世界電子商務貿易平臺的領跑者。歸其原因，除了阿里巴巴自身的優勢外，浙江經濟為阿里巴巴的成長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浙江的集約式、外向型產業環境適合電子商務的發展。浙江自然資源匱乏，土地面積較小，勞動力密集，這些看似不利的條件卻刺激了區域民營經濟的發展。由于沒有技術、資金和較高的教育程度，小商品生產成為出路，中小型民營企業占據了浙江99%的企業份額，紡織、皮革、塑料、化工、醫藥、機械等20余個領域，均占據了全國工業的領先地位；溫州、臺州、嘉興、寧波、余姚等多個地區形成了各具特點的產業集群。這使得浙江成為了一個生產、市場大省，且外貿出口需求很高，2006年實現進出口總額1391.5億美元。這一切都為電子商務的發展提供了溫床。

而浙江省的民營經濟，2007年的對外貿易額累計實績為618820萬美元，占進出口比重的48.24%，2006年同期的累計實績為4518484萬美元，比重為44.79%，與同期增長了1670336萬美元。而2005年民營企業的對外貿易額僅有2328311萬美元，占進出口比重的30.31%；2004年為1493303萬美元，占進出口比重的25.68%。從中可以看出，從2004年開始浙江民營經濟逐年進步，這不僅是額度的增加，所占的比重更是大幅度增長。

再看阿里巴巴，其作為中國最大的B2B企業，良好的市場前景被投行紛紛看好。2007年12月17日，摩根士丹利發表研究報告稱，阿里巴巴占領了中國B2B在線市場約50%的份額，處于壟斷地位。同時阿里巴巴也是中國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網絡運營商，70%的收入來自中國出口企業，30%～40%的流量來自國外。2006年阿里巴巴的B2B在線銷售收入比第二位的公司高出1.7倍，產品種類也多出20%～30%。摩根士丹利表示，對阿里巴巴在未來幾個季度強勁財政業績的能力毫不懷疑。

2003年是阿里巴巴開始向電子商務高端發展的年份，誠信通不斷完善，淘寶網醞釀出爐，支付寶在2004年投入運行，兩度被《福布斯》雜志選為全球最佳B2B網站。這說明了阿里巴巴從2004年起開始進入了穩定高速的發展。從阿里巴巴的招股說明書也可以看出：2004年與2005年是阿里巴巴保持凈利潤平穩增長的兩年，而2006年起就開始有了突破性的增長；增長勢頭一直保持良好，收益額從2004年的35.9435萬元人民幣到2007年的95.7716萬元人民幣。這與浙江省民營企業對外貿易額的發展曲線驚人地相似，雖然不能全然地說浙江的民營對外貿易是由阿里巴巴帶動的，但不能否認阿里巴巴對其的重大影響。

正如之前所說的，電子商務的主體在中國非中小企業莫屬。浙江作為一個經濟大省，而且是一個以民營經濟見長的經濟大省，對阿里巴巴的發展意義不言而喻。這些分散的民營小企業，在阿里巴巴的帶領下，越來越趨于組織化、世界化，形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產業集群，而這些組織化的“人民企業”也從另一方面成就了阿里巴巴的成功。

【參考文獻】

[1] 曼紐爾?卡斯特著，夏鑄九、王志弘等譯：網絡社會的崛起[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2] 鄭作時：阿里巴巴：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3] 阿吉特?坎比爾、埃里克?范赫克著，侯佳奇譯：造市[M].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

[4] 沈育：精彩的品牌雙人跳――聯想攜手阿里巴巴，演繹品牌聯合營銷[J].銷售市場，2007（11）.

第6篇：漁業貿易范文

關鍵詞 高職院校；專業群建設；貿易術語；內外貿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 G718.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4）20-0018-03

為了提高市場透明度、充分利用市場資源，我國在加入WTO組織之初，提出了“按照市場經濟和世貿組織規則的要求，加快內外貿一體化進程”，這既是一項對國際社會的承諾，也是自那時以來的一個基本國策。內外貿一體化是系統工程，它包括市場主體、政體、流通、教育等多方面的內容。盡管在政體上形成一體化機制已經十年有余，但是，目前一體化的市場機制很不成熟，高職商貿教育領域的一體化建設基本沒有動作，直接為企業培養第一線技能型人才的商貿專業群亟待建立。

一、高職商科類教育存在的問題

（一）高職商科類教育體系與市場需求不對接

高職商貿專業體系的構成主要受本科教育專業設置影響，與企業人才需求相去甚遠。在我國高等商科類教育專業設置體系中，一直受到內外貿條塊分割的影響，商貿類學生所學知識過于偏向于某一方面。如學習國際經濟與貿易、商務英語等專業的學生，畢業后卻有不少并不從事對外貿易工作。在國內貿易處于粗放經營、不講究操作規范的大環境下，所掌握的知識技能無用武之地，造成教學資源的嚴重浪費。反之，有些專業學科過于偏重內貿，如市場營銷、電子商務、物流、工商管理等專業，其培養出來的學生或許有外貿機會，卻不懂國際貿易運作方式，不會運用外貿知識和國際慣例來規范貨物貿易行為。因此，高職商科類專業院校只要將內外貿一體化作為今后商科類學生的培養方向，就必須打破原有教育體系的設置，將貌似分屬完全不同學科和領域的專業有機合并，開設貼切社會、引領企業發展的專業和專業群。

（二）高職商科類教育觀念與時代使命不對接

在國際經濟一體化大環境下，國內理論界在內外貿一體化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如“國際貿易國內化”[1]和“國內貿易國際化”[2]，在理論上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依據，但是教育領域在內外貿一體化方面的改革幾乎處于停頓狀態，人們的認識和觀念還遠遠滯后于經濟改革深化的需要。至今高職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仍是將內外貿專業完全分開，既達不到本科專業要求的“專”，也適應不了社會、企業需求的“泛”。

（三）高職商科類教學內容與企業需求不對接

在高職教育領域，內外貿一體化教學內容的改革首先決定于教育工作者對市場需求的把握，其次才談得上將這種需求系統植入到日常教學中。要做到這一點，教師需要到市場上去錘煉，從市場的蛛絲馬跡中學會見微知著，市場一個偶然的細微變化，可能隱藏著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早在1998年，企業界根據改革開放后我國煤炭市場出現的多種交易方式，借鑒有關貿易的國際慣例，將國內最基本的煤炭交易用三種術語（KMC、MMC、JMC）進行規范，以期減少隱形成本支出，提高交易效率[3]，這是我國最早自覺運用國際貿易思想形成的國內貿易方式。到2003年，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首次在教育領域提出在國內貿易中應用貿易術語的問題[4]。

論及企業對貿易術語在國內市場的運用是完全陌生的并不符合事實。1986年我國第一次從美國全套引進了市場營銷學作為大學教材[5]。在此路徑依賴下，我國大學教材中夾雜著美式貿易術語FOB（Free On Board，船上交貨）在定價策略中的運用。期間，因為這些術語的內容已與現代世界商業實踐活動存在非常大的差異，其方式與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主導的貿易術語格格不入[6]，美國政府在2003年修改了《統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UCC），刪除了美國對價格術語解釋的有關條款。在美國貿易界專家的眼里，美式貿易術語不便于國際交往，帶來很多弊端，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人更熟悉國際貿易術語，要求用“FCA”（Free Carrier，貨交承運人）取代“FOB”[7]。在貨物貿易國與國之間的邊界手續已不那么重要的背景下，ICC對《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再次修訂，形成Incoterms 2010版，明確國際貿易術語適用于國際、國內銷售合同。至此美式貿易術語退出歷史舞臺成為必然。遺憾的是，在我國絕大多數營銷教科書中至今還在錯誤和片面地使用美國FOB這一廢除了的概念，對經過國際社會普遍認可和執行的其他各類貿易術語更是鮮有所知，造成企業對貿易術語的真正含義和作用的曲解。

二、高職商科專業群建設的目標和思路

將國際商業社會的最新成果引入到高等職業教育商貿專業教學改革領域，形成內外貿一體的、彼此各有側重的專業群，使高職教育各商貿專業由“單打獨斗”、“條塊分割”轉向“有機聯系”、“內外貿一體化”，不斷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一）專業群的建設目標

在國內以往關于“內外貿一體化”理論研究的基礎上，結合高職教育特點，擬著重在學生的實際操作、技能培訓的層面上提出教學改革措施，借助ICC最新推出的Incoterms 2010版，推進高職院校商貿類專業在發展定位、專業建設、課程建設、實習實訓基地建設等方面的理論研究與實踐研究。

1.專業群理論知識核心目標

一直以來“貿易術語”被認為是對外貿易的“專利”，國內貿易除了前述市場營銷定價策略中提到外，基本被棄之不用。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也指出“國內貿易是對外貿易的基礎”[8]，清楚地昭示國內外貿易具有相同的機制。貿易術語是對外貿易不可或缺的法寶，它界定了買賣雙方之間在價格形成上的完整利益鏈，不但為外貿所用，也完全可以運用于對內貿易。因此在為國內貨物貿易領域培養人才的教學中，將“貿易術語”作為教學的切入點，開展專業和專業群建設，讓商貿專業學生更快更好地熟悉和掌握內外貿一體化知識，形成商貿專業群中的一種共同語言，借此建立各專業彼此之間內在的有機聯系。

2.專業群技能實踐目標

在商貿專業率先打破條塊分割，從教育體系和組織機制的創新入手，提高教師隊伍素質，培養年輕教師具有內外貿一體化戰略眼光，倡導在高職教育商貿專業之間自覺建立相關知識點，以點帶面推廣內外貿一體化人才培養模式，使新一代學生淡化“國際”、“國內”貨物貿易的概念，成為承接經濟轉型和和諧發展的生力軍。與此同時，積極開展校企合作，廣泛收集企業貨物貿易過程中的實際案例，用最新的國際貿易慣例對企業營銷人員進行培訓，規范從業人員的貿易行為。一體化理念和技能可以貫穿于市場營銷、電子商務、商務英語、金融服務管理、會計等專業教學中，創出高職教育不同專業各有側重、互為補充、相互依托的品牌特色，形成大商貿一體化的集群效應。

3.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用目標預計

由于使用貿易術語，很多貿易類糾紛將得到遏制，貨物交易同類型的錯誤將不再發生或盡可能少發生。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只有在看到運用貿易術語帶來的實惠的前提下，才會產生自覺行為，提出用人的新需求，反過來促進教學內容改革和教育水平提高，形成真實意義上的校企合作的良性循壞互動機制。

（二）專業群的建設思路

為了實現高職教學目標，一方面要破舊立新，厘清貿易術語在國內貨物貿易別是在營銷領域被片面化、碎片化的誤解，還其本來面目；另一方面要從企業最關切的價格條件入手開展研究，讓企業愿意用、主動用貿易術語，形成對教育改革的倒逼機制。在教育領域，由于貿易術語引入到國內交貨市場，可以衍生出新的邊緣專業，對教育改革起到催化劑的作用。因此，開展國內貨物貿易運用貿易術語的理論研究和教學實踐是專業群建設的當務之急。

要將Incoterms 2010運用于國內貨物貿易，特別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市場營銷、電子商務、商貿英語、會計金融等專業的教學體系，使商貿類專業培養的學生既具備國際化視野，又具有實際動手技能。專業群建設中要把立德樹人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市場機制的調配下，打破對生產力發展不利的舊教育模式，引入國際最新商業化成果，在推動市場內外貿一體化的過程中建立起符合企業用人需要的綜合人才培養模式。

參考文獻：

[1]張永 .談“國際貿易國內化”在我國開放經濟發展中的現實意義[J].國際經貿探索，1998（6）：27-29，38，70.

[2]冉凈斐.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的協整與引導關系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4（12）：12-16.

[3]戈劍錚.借鑒國際貿易慣例探索煤炭交易規則[J].華北電業，1998（9）：29-31.

[4]陳玲俐.淺談貿易術語在國內貿易中的應用[J].北方經貿，2003（12）：9-10.

[5]梅汝和.營銷管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6]谷冉.從INCOTERMS 2010看國際商事慣例的演進[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11-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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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亞當?斯密.國富論[M].唐日松、趙康英，等，譯.北京：華夏出報社，2005.

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Group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View of the Integration of Trade

ZHAI Jiang-nan， WANG Yi-ren， LI Li-sha， ZENG Ling

（Hu’nan Network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 Changsha Hunan 410004，China）

第7篇：漁業貿易范文

匯率風險中小企業在進行對外貿易的時候，常常需要將人民幣兌換成出口國家的幣種，而匯率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不斷發生變化的，所以企業的財產也是不確定的。尤其在近幾年，人民幣升值的問題吵得沸沸揚揚，對企業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難度。比如，人民幣升值就會提高勞動力的價值，提高中小企業產品的單位成本，使得中小企業在世界市場上喪失價格競爭力。

法律風險法律風險是指一些中小企業缺乏專業的懂出口國國家法律的人才，所以在向出口國出口產品時，很可能觸犯其他國家的法律，產品被出口國沒收或者做出其他賠償等。比如，我國曾經就有一些中小企業就出現過出口玩具被召回的情況，原因是那些玩具有損小孩健康。所以，中小企業在向其他國家出口產品時，一定要先對那個國家的法律法規進行調查，做到充分地掌握和理解其他國家的法律，然后再根據他國法律法規的要求出口合格的產品。

政策風險政策風險主要是指中小企業在東道國受到的政策風險，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假如東道國的政局不穩定、社會混亂，那么中小企業很可能在東道國遭遇人身安全風險和財產安全風險，從而給企業的發展造成嚴重的困難。第二，假如東道國地處國際局勢不穩定，政策經常做調整，這樣就會給中小企業的發展帶來很大的不穩定性，從而阻礙企業的發展。第三，東道國與我國的國家關系也對我國的中小企業在其他國家的發展有很大的關系，如果東道國與我國的國家關系比較好，東道國對我國的中小企業政策就會比較寬松，這樣就對中小企業的發展有利。反之，就對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利。

第8篇：漁業貿易范文

關鍵詞：異質性企業；出口貿易廣度邊際；CAFTA；“扭曲”的引力模型

基金項目：本文接受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11YJC790073）；南京審計學院人才引進項目（NSRC10009）資助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2年2月28日

一、引言及文獻回顧

最新發展的異質性貿易理論指出，一國的出口增長是由其出口貿易的深度邊際和廣度邊際增長共同實現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和深度邊際實質上是對出口增長進行結構性分解，這種結構性分解方法對理解一國出口增長的質量、平穩性和可持續性具有重要意義。貿易自由化對國際貿易的二元邊際的影響是當前國際經濟領域中的一個重要研究議題。由于貿易自由化往往與一國的貿易政策密切相關，深入探討貿易自由化對出口廣度邊際和深度邊際的影響，對于一國貿易政策的制定、評估和修正具有重要意義。

區域貿易協定中雙邊關稅的削減、制度協調安排等機制可以有效降低雙邊貿易中的貿易成本以及相關的不確定性。這些機制被普遍認為是促進國際貿易廣度邊際增長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不同的區域貿易協定在涵蓋范圍以及自由化程度上存在差異，所以區域貿易協定是否促進了成員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增長以及程度大小上的經驗研究結論并不一致。Redding（2010）指出，單邊、多邊和優惠貿易協定等不同的貿易自由化方式對一國的福利效應具有顯著的區別，原因在于不同的貿易自由化方式會對異質性企業產生不同的影響。Dutt，Mihov and Zandt（2011）利用經典的引力模型實證分析了以多邊貿易自由化與區域貿易自由化對出口貿易的廣度邊際和深度邊際的影響。其實證研究的結果顯示，WTO提高了成員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而區域貿易協定則在降低成員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同時提高了其出口貿易的深度邊際，甚至區域貿易協定對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負面影響的程度超過了其對出口貿易深度邊際的積極影響。而Foster，Poschl and Stehrer（2010）以經典引力模型為基礎并運用配對技術方法的實證研究結果則顯示，區域貿易協定對成員雙邊貿易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時成員間雙邊貿易增長主要是通過廣度邊際實現的。Berthou and Fontagne（2008）以法國企業層面的數據實證研究了歐元區的成立對法國出口廣度邊際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錢學鋒等（2010）在Chaney（2008）建立的“扭曲”的引力模型基礎上，實證分析了中國出口貿易二元邊際及其影響因素。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是中國簽訂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研究CAFTA對中國出口貿易的效應對今后我國新FTA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目前，針對CAFTA對中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影響的研究較少，已有的研究無論是采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還是采用引力模型方法，大多認為CAFTA促進了我國出口貿易的增長，但都沒有對中國向CAFTA伙伴國出口的總量增長進行結構性的分解。這就使得它們不能有效解釋自由貿易協定對中國出口增長影響的微觀結構及其福利含義。本文在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框架下，借鑒Chaney（2008）構造的“扭曲”的引力模型，對我國2000～2009年HS-6位數產品出口貿易面板數據進行檢驗，實證分析CAFTA的建設對我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影響。

二、經驗研究

（一）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測度。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數據的可得性，不同學者對出口廣度邊際的定義具有一定的差別。Pacheco and Pierola（2008）綜合地理因素與產品的視角，認為出口廣度邊際主要是指建立起一種新的貿易關系。具體包括三種情況：一是新產品老市場；二是老產品新市場；三是新產品新市場。Bernard et al.（2009）則根據企業層面的貿易數據，將出口廣度邊際定義為由于企業進入或退出而引致的貿易變化。鑒于本文所使用的數據為2000～2009年HS-6位數的細分產品貿易數據，故采用產品種類的角度來定義出口廣度邊際。同時，考慮到我們研究的是雙邊層次上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因此將“新產品新市場”界定為出口廣度邊際。具體而言，若2000年沒有產品j從中國出口到o國，但在2009年有產品j從中國出口到o國（N■■），那么出口廣度邊際N定義為：N=■N■■。

（二）計量模型。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3）指出，經典的引力模型假定同質性企業和消費者具有種類偏好，從而使所有產品都能夠進行國際貿易。因而，在經典引力模型中并不存在貿易的廣度邊際。尤其是現有引力模型所估計的國家樣本往往只考慮了雙邊具有正的貿易流量，忽略了零貿易，從而使其估計結果存在偏差。Chaney（2008）構建了一個多邊非對稱的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并推導出一個“扭曲”的引力模型：

X■■（?準）＝

?滋h×■×■■×f■■■，0，otherwiseif ?準≥■■（1）

其中，X■■代表i國的h部門向j國的出口量；Y、Yi、Yj分別代表世界、i國和j國的經濟規模；w■代表工人生產率；?子■■、f■■分別代表可變貿易成本和固定貿易成本；?茲■■為多邊阻力項；?滋、?酌、?滓為外生的參數，分別代表消費者對產品h的消費份額、企業異質性參數和產品間的替代彈性。當部門h內的企業生產率水平大于門檻生產率（■■）時，國家i的部門h向國家j的出口量為正，否則出口量為0。

錢學鋒等（2010）把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用企業數量代替，根據式（1）推導出如下出口廣度邊際（Nij）：

Nij＝■■×■f■■×■■ （2）

由式（2）可以看出，企業異質性參數?酌越大（企業間生產率差異質性程度越低），則貿易成本、工人的生產率及多邊貿易阻力的效應越強，即行業內企業生產率異質性程度越低，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影響因素的效應越明顯。

我們在式（2）的基礎上加入代表國家間是否達成區域貿易協定的虛擬變量（RTAij）構造如式（3）所示的計量方程：

Nij＝?琢0＋?琢1lnyi+?琢2lnyj＋?琢3lnwi＋?琢4ln?子ij＋?琢5fij＋?琢6ln?茲j＋?琢7RTAij+?著 （3）

式（3）中?著為殘差項；其他變量與式（1）含義相同。

（三）變量與數據

1、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將2000年出口量為0而2009年出口到某個國家的量為正的某種產品作為參照，依次考察2000～2009年各年該產品是否由中國出口到該國，如果出口量為正，則該出口值作為出口的廣度邊際，如果沒有出口，則該值為0。該值以水平值的形式進入回歸方程。

2、經濟規模。本文使用東盟5國GDP總量（GDPj）和中國的GDP總量（GDPc）來衡量其經濟規模，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以對數形式進入回歸方程。預期經濟規模對出口廣度邊際的影響為正。

3、出口目的國生產率水平（ln PROj）。由于我們難以獲得各國的工人工資率的具體數據，因此我們采用勞動生產率水平來替代工人工資率。以各國每工人的產出代表其勞動生產率水平，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以對數形式進入方程，根據式（2）其符號預期為負。

4、可變貿易成本（ln DISTij）與固定貿易成本（ln freej）。參照通常的做法，將雙邊地理距離代表可變貿易成本。我們以中國與東盟5國首都之間的直線距離作為可變貿易成本，數據來源于Winglobe2.1軟件。以對數形式進入方程，預期符號為負。固定貿易成本，參照錢學鋒等（2010）的做法，使用The Heritage Foundation出版的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中提供的各國總體得分來衡量東盟5國的固定貿易成本，該得分越高，則該國的固定貿易成本越低。以對數形式進入方程，預期符號為正。

5、多邊阻力（ln mrj）。參考Kancs（2007）將多邊阻力重新定義為?茲■■■■■（Y■/Y）?準■。假定兩國間存在對稱的貿易成本（?準■＝?準■），并且一國的內部貿易成本為0（?準■=1）。參考Head and Mayer（2004）推導出的貿易自由度計算公式：

?準od=■ （4）

式（4）中E■、E■分別為從o國向d國的總出口和從d國向o國的總出口；E■、E■分別表示o國和d國的國內銷售，等于國內總產出減去其總出口。依據以上多邊阻力的定義和貿易自由度計算公式（4），我們可以計算得到東盟5國的國際貿易多邊阻力值。以對數形式進入方程，預期符號為正。

6、區域貿易協定（RTAij）。當中國與東盟5個國家間有區域貿易協定時，該變量值為1，否則為0。如前所述，區域貿易協定這一虛擬變量反映了以一國貿易自由化程度得分所代表的固定貿易成本和以地理距離所代表的可變貿易成本之外的如區域貿易協定中的制度協調、關稅削減等制度安排所帶來貿易成本降低的效應。因此，我們預期該變量的系數為正。

（四）估計方法與回歸結果。為研究行業內企業間生產率異質性程度對貿易成本下降所引致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增長的影響，我們采用OECD（2003）根據行業技術水平差異的分類方法，將制造業行業分為高技術行業、中高技術行業、中低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等四個行業，同時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1998～2007）所提供的企業層面的數據，以企業人均工業增加值代表其勞動生產率水平，分別計算了以上四個大類行業內企業間生產率異質性程度（以行業內企業間人均工業增加值標準差在2000～2007年平均值的對數表示）。為避免使用引力模型進行貿易流量估計時損失零點貿易數據，通常的做法是采用雙邊貿易流量以ln（1+Tij）形式進入方程，但正如Santos-Silva and Tenreyro（2006）所指出的，這種處理方式在存在異方差的情形下將產生不一致估計的缺陷，因此他們建議采用PPML估計方法以避免不一致估計的問題。我們參照他們的建議，采用PPML方法對回歸方程進行估計，表1報告了回歸結果。（表1）

（五）穩健性檢驗。為檢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我們重新定義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為：2000年中國沒有向國家o出口產品j，而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三年內連續有產品j向該國出口。然后，再依次考察2001～2009年各年該產品是否由中國出口到該國，如果出口量為正，則該出口值作為出口的廣度邊際，如果沒有出口，則該值為0。該值以水平值的形式進入回歸方程。按照重新定義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我們仍使用PPML方法對式（3）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表2）

通過重新定義出口貿易廣度邊際，使用相同的方法進行回歸后，我們發現所有變量的符號和顯著性沒有改變，表明表1中的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

（六）回歸結果分析

第一，與經典的引力模型相同，出口目的地的經濟規模和出口國的經濟規模對出口廣度邊際有正的影響。其中，高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出口廣度邊際受出口目的地經濟規模的影響為正，但其統計上不具有顯著性。而中等技術水平行業（包括中高技術水平和中低技術水平）的出口廣度邊際受出口目的地經濟規模影響為正，且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出口國的經濟規模對不同技術水平行業的出口廣度邊際具有積極的影響。這一結果與Frankel，Stein and Wei（1995，1996）所指出的“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會引致貿易品種數較大的擴張”的發現相一致。這意味著，我國在選擇貿易伙伴國時，與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簽訂自由協定，對我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增長更加有利。

第二，固定貿易成本（以出口目的地經濟自由程度的得分代表）對不同技術水平的行業具有負面影響，即出口目的地的經濟自由程度越高，則我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越大。這可以從以出口目的地的經濟自由程度得分表示的固定貿易成本的回歸系數為正反映出來。從這一點來看，通過具有約束性的貿易協定安排，降低我國出口企業在出口目的地所面臨的固定成本具有積極的意義。

第三，可變貿易成本（以地理距離代表）對不同技術水平行業的出口廣度邊際的影響與固定貿易成本相似，其對不同技術水平行業均具有負面影響。但是，從統計顯著性上看，可變貿易成本對中低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的影響較為顯著，而對高技術行業及中高技術行業的影響不具有顯著性。這反映了高技術行業和中高技術行業由于具有較高的附加值，從而可以部分吸收這部分成本有關。從這一結果看，隨著我國制造業技術水平的不斷升級，選擇自由貿易協定伙伴時，可以突破地理臨近的限制，在更廣的范圍內來尋找理想的FTA伙伴國。

第四，多邊阻力項對我國出口廣度邊際的影響為正，即出口目的地國家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阻力越大越可能促進與我國之間的貿易。同樣，中等技術水平行業的影響在統計上是顯著的，而高技術水平行業和低技術水平行業的影響則不具有顯著性。這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制造業發展階段的現實，同時也提醒我們在建設自由貿易區時實現“深度一體化”以促進我國高技術行業出口的必要性。

第五，高技術水平行業和中高技術水平行業的出口目的地的生產率水平的回歸系數為正，而中低技術水平行業和低技術水平行業的該項回歸系數為負。這主要反映了出口目的地的勞動生產率水平越高則其對高技術水平和中高技術水平產品的需求較多，而對低檔產品需求較少的現實。我們認為與已有的研究結果所顯示的“出口目的地生產率水平與出口廣度邊際負相關”存在差異的原因在于，我們的樣本中除新加坡外，其他四個東盟國家均為發展中國家，其勞動生產率水平與我國相差不大，其對我國出口廣度邊際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需求方面，而與已有研究中發達國家與我國勞動生產率差異明顯，而主要體現在供給方面存在差異。

第六，雙邊間是否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對我國出口廣度邊際的影響均為正，且在統計上是顯著的。這反映了CAFTA在降低我國與其他成員國間雙邊貿易的固定成本、可變成本以及不確定性方面具有顯著的作用，進而對促進我國向其他成員國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增長產生顯著的積極影響。

第七，我們通過比較不同技術水平行業的企業間生產率異質性程度以及影響我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各影響因素的回歸系數及其顯著性可以看出，企業間生產率異質性程度越大的行業，貿易成本降低對我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增長的影響程度越弱。這與Chaney（2008）的理論模型的預測一致。

三、結論

本文基于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框架，利用一個“扭曲”的引力模型和PPML估計方法對CAFTA的實證研究發現，不同技術水平的行業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影響因素既有共同特征又存在差異。

1、出口國和目的地的經濟規模對出口貿易的廣度邊際有正的影響，這一正向影響在不同技術水平行業間是一致的。出口國的經濟規模對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積極影響則是顯著的，因此，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間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對出口廣度邊際具有積極的影響。

2、固定貿易成本對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具有負面作用。固定貿易成本對高技術行業和中高技術行業的負面影響不顯著，而對中低技術水平行業和低技術行業具有較為顯著的負面影響。固定貿易成本可以被高技術行業和中高技術行業的出口廠商部分吸收消化，而中低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則由于其附加值較低，而對固定貿易成本反應敏感，其負面影響較為顯著。

3、可變貿易成本對出口貿易廣度邊際具有負面影響。與固定貿易成本相似，中低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的出口廣度邊際受可變貿易成本的影響較為顯著。

4、多邊阻力對出口廣度邊際的影響在不同技術水平行業間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出口目的地與其他貿易伙伴間的貿易阻力增大可以較為顯著地促進我國中等技術水平行業產品出口廣度邊際的增長，而高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則沒有從這一變化中獲得額外的恩惠。

5、出口目的地生產率水平對不同技術水平行業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影響表現出不同機制。出口目的地的生產率越高越有利于高技術行業和中高技術行業的出口廣度邊際增長，而中低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則相反。

6、CAFTA無差別地提高了我國向東盟5國的出口貿易廣度邊際，且在統計上具有顯著性。就此而言，自由貿易協定的內容覆蓋范圍越廣、合作程度越深，則越有利于降低貿易成本，越便利于商品、要素的跨國流動，從而越有利于我國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增長。

最后，企業間生產率異質性程度越高，則貿易成本降低對出口貿易廣度邊際的影響越弱，這與已有的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模型的結論相一致。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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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漁業貿易范文

企業異質性，就是企業之間存在差異，主要體現在企業的生產率、生產規模、固定成本、資本密集度、研發密集度、工資水平等方面的差異(Helpmanetal，2004)。但是，在上述諸多因素中，生產規模作為一個突出的因素，對企業游說能力進而對企業的服務貿易保護水平產生深刻而廣泛的影響。筆者分析了在服務貿易保護政策的決策過程中企業和政府的博弈行為以及最終的政治均衡，并以生產規模作為企業異質性的代表，研究不同規模的企業是如何影響服務貿易保護政策的。

(一)服務貿易保護政策決策過程的博弈分析

假設對于任何服務企業來說，要參加游說活動，則需要付出一個固定成本F。這個固定成本指的是企業必須動用一定資源籌建一個組織去接觸政府制定者而花費的成本，也表示企業要在政府決策中扮演一定角色所需要的最少的貨幣投入(希爾曼，2005)。

(二)企業異質性與服務貿易保護水平的決定

以上內容主要圍繞企業與政府之間是如何展開博弈的。然而在同一服務部門不同企業的博弈行為仍然具有很大差異。有的企業在游說過程中非常主動，投入了大量的政治捐資，而有些企業非常地被動，政治捐資很少，甚至退出游說。這是為什么呢?下面將引入企業異質性理論來分析。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樣，企業的異質性可以體現在很多方面，其中企業的生產規模對服務行業保護水平的影響最為重要，所以下面將分析企業生產規模對貿易保護水平的影響。受游說固定成本F的制約，規模較小的企業是不愿意進行游說并向政府捐資的。因為從福利最大化來考慮，如果他們通過游說政府得到的收益尚且不能彌補游說的固定成本F，那么他們參與政治決策的積極性就會非常低。而那些規模較大的企業往往能通過游說行為獲得巨大收益，因此他們會更有激情去進行游說并且捐獻較多的政治獻金。此外，作為政府而言，從政府福利函數的最大化來考慮，他們也希望獲得更多的政治捐資，因此會制定相應的貿易政策來保護這些提供較多政治獻金的企業，從而導致較高的貿易保護水平(Grossmanetal，1994)。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貿易保護水平和企業規模是密不可分的。規模越大的企業得到的貿易保護水平就越高。上述分析是建立在企業層面的基礎之上的，其實，企業異質性理論也可以解釋不同服務部門貿易保護水平的差異。服務部門不同，企業規模的離散率也不同。有的部門，企業的規模大小相似，則該部門企業規模的離散率就較小，產業集中度也較小。而有的部門，企業規模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甚至少數幾家企業的產量就占據了該行業總產量的很大比重，則該部門企業規模的離散率就較大、產業集中度也較高。根據上面的分析可知規模較大的企業更容易得到政府的貿易保護，所以，對于一個部門來說，企業規模的離散率越大、產業集中度越高，其平均的貿易保護水平就越高。Axtell(2001)認為正態分布可以非常恰當地將一個行業內部企業的規模表示出來，所以，筆者借鑒該學者的分析思路，用正態分布來分析上述內容。

二、企業異質性與中國服務貿易保護水平決定的實證檢驗

為了驗證上述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本部分結合中國服務部門2001年～2010年的數據進行檢驗。這個時間段的選取不僅考慮到了數據的獲得性，而且這10年也正是中國服務業從相對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

1．指標的選取

根據上述理論，筆者選取了兩個主要指標即產業集中度和跨國公司對中國的FDI流量來分析企業異質性與中國服務貿易保護水平的相關性。其中，產業集中度作為企業異質性的主要表現形式，跨國公司對中國的FDI流量作為衡量中國服務貿易保護水平的指標。產業集中度的測度方法有多種，比如行業集中率(CRn指數)、赫爾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HI)、洛倫茲曲線、基尼系數和逆指數等。這里，筆者選取行業集中率進行測度，用某服務部門內部前5家最大企業市場銷售額的總額除以該部門的銷售總額得出該部門的產業集中度即CR。該指標是衡量企業異質性的最主要指標。當然，除了產業集中度以外，勞動生產率和資本密集度也是衡量企業異質性的重要指標。所以，筆者將這兩個指標也納入分析當中。其中，勞動生產率PROD用各服務部門的總產出即價值增值除以勞動力人數得出。資本密集度CAPI用各服務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額除以勞動力人數得出(盛斌，2002)。這些指標的原始數據在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行業年鑒中均可得到，這也保證了數據的可靠性。服務貿易保護水平選取了跨國公司對中國的FDI進行衡量。跨國公司對中國的FDI確實受到除貿易保護政策之外多重因素的影響，但是它是筆者能夠找到的既能較好地反映中國服務貿易保護水平，又適合進行實證分析的最好的指標了。具體理由是:首先，服務貿易保護水平比較抽象，雖然可以用頻度法對其進行測度，但是由于該指標本身比較宏觀，只能反映目前的大概情況。筆者曾經利用修正了的頻度分析方法對中國服務貿易壁壘進行了測度。雖然測度結果可以比較好地反映當前中國服務貿易的保護水平，但是該指標并不能很細致地區分10年間的變化水平(劉慶林等，2014)，所以并不適合作為實證分析的數據來源。而要準確地反映服務貿易的保護水平和產業集中度的關系，就需要以較為精準的數據來衡量。其次，因為服務的不可分割性，跨越國界的服務大部分會以FDI的形式來提供，服務貿易保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著跨國公司對中國FDI的數量，兩者之間存在著非常直接而緊密的關系。而且每年的FDI都會有較為精確的數據可以參考。在無法用頻度指標進行檢驗時，選取這樣一個次優的指標也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再次，根據前面的分析可知，企業規模的大小決定著游說能力的差異，游說能力的差異又決定著政府的貿易保護政策的差別，進而影響著跨國公司對中國不同產業的FDI流量。即使用FDI流量來替代服務貿易保護水平也并不會影響變量之間的邏輯關系。鑒于以上原因，筆者最終選取了跨國公司對中國FDI流量的大小來反映中國服務貿易保護水平的高低。

2．行業的選取

根據國際上服務貿易的部門分類，服務貿易可以分為12個部門即商業服務、通訊服務、建筑及相關的工程服務、分銷服務、教育服務、環境服務、金融服務、健康與社會服務、旅游及與旅游相關的服務、娛樂文體服務、運輸服務和其他服務。這12個部門中，除去健康與社會服務、娛樂文體服務和其他服務這3個部門之外，還有9個部門。運輸業項下包含7個子部門，由于每個子部門的市場結構差異相當大，因此不便進行統一分析。教育行業的開放仍然采取合作辦學的形式，沒有獨立的外資學校，所以也不適合進行分析。環境服務項下的排污服務、固體廢物處理服務和衛生服務，由于其在國民經濟中只占有0．7%的產業權重(Hoekmanetal，1995)，所以不納入分析范圍。通信服務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本想對其進行分析，但是由于中國對通信業的外資進入有著嚴格的管制，將外資所占比例限定為不超過50%，所以，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國外的跨國公司進入，不適合本模型的分析。因此，筆者將上述4個行業剔除之后還剩下5個行業。商業服務項下包含的子部門非常多，而且性質差別很大，一一進行分析也不現實，筆者選取了其中非常重要的部門即房地產服務作為分析對象。金融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金融業的開放是服務業開放的一個重要部分，所以筆者決定將金融業細分為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進行分析。但是在后期進行數據搜集的過程中，發現到目前為止證券業的外資仍然是以間接投資的方式進入中國市場，比如國外著名的證券公司在中國的業務仍然是通過設立代表處進行。據此，將證券業剔除出去。根據上面的理由結合數據的可獲得性，筆者最終選取了建筑及相關工程服務、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銀行業、保險業和房地產業等6個行業進行樣本分析。

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