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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茶馬古道;文化傳播;社會文化功能;精神
“茶馬古道”的概念源于唐代的茶馬互換交易的史實,是我國歷史上內地向西南地區進行茶葉運輸、茶文化傳播的主要途徑,將滇、川、青、藏四個地區緊密聯系在一起,強化了沿途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其中川藏道的開通時間最早,且運輸量最大,同時也是社會文化功能以及歷史作用最大的古道。2002年云南劍川縣沙溪鎮寺登街作為茶馬古道上的古集市被列入世界紀念性建筑遺產保護名錄,因此茶馬古道重新映入人們眼簾,并得到新的關注,目前已成為人們旅游觀光的旅游勝地,成為民族文化研究以及西部開發的新起點,增加了研究中華民族文化內涵的渠道。
1歷史上的茶馬古道概述
茶馬古道具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是一條完全用人、馬踩踏出來的,無數血肉之軀鋪成的古道。幾千年來古道途經多個民族,包括藏、彝、景頗、納西、哈尼、羌、白、怒、阿昌等20多個民族。通過古道彼此之間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促進了經濟文化交流,強化了各民族自身的文化,同時也增進了彼此之間的團結和友誼,進而使沿線的經濟、文化、技術等各個方面得到了良好的發展。目前茶馬古道的文化內涵再次被人們所重視,其為西部大開發提供了新的契機,同時也提供了研究中華民族文化內涵的新途徑,現階段對茶馬古道的研究已經與旅游業相結合,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北有絲綢之路,南有茶馬古道”的格局。“茶馬古道”這一概念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經查閱大量文獻可知,其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來說,茶馬古道是指人們進行生活生產活動所產生的,遍布青藏高原、川西高原和云貴高原以及周邊地區的原始古道,經過長期踩踏產生的道路,可以追溯到這一地區進行人類交流開始。茶馬古道的興起經歷了幾種不同的原始狀態,即直立人古道、早期智人古道、晚期智人古道、新時期古道、民族古道、鹽運古道以及馬幫古道。正因為其經歷了這些原始狀態,才有了茶馬古道的興起,換句話說,這些形態是茶馬古道興起的必要條件。狹義上的茶馬古道主要是指唐朝以來內地與西南地區進行交易的通道,因其主要是進行茶葉與馬匹交換而被稱為茶馬古道。據考證,茶馬古道是根據唐朝的茶馬互市的史實而命名。茶馬古道的興起促進了各民族彼此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使得本民族的文化得到凝練。雖然茶馬古道經歷歷史變遷在清朝開始衰敗,但其深刻的文化內涵被完好地保留下來,對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茶馬古道對于茶文化的傳播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加速了茶文化傳播與交融,促使各民族茶文化升華,進而擴充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內涵。
2茶馬古道的發展歷程
中國的茶文化歷史悠久,據六朝以前的史料記載,巴蜀是茶葉最初興起的地方,可以說巴蜀是中國茶業和茶文化的搖籃。起初,茶是作為一種藥材被人們所熟知,到西漢時期開始成為人們飲用品,直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飲茶成為人們普遍的習慣。飲茶真正形成一種風氣始于唐朝后期,逐漸出現茶館,種茶、制茶初具規模。茶文化的普及為茶馬古道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唐朝時期政府為了更好地管理茶葉,制定了茶葉貿易政策。主要的政策有三個:一是推出了“茶馬互市”政策,并在唐玄宗時期允許茶馬互市“在赤嶺實行;二是加收茶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收取茶稅的時期;三是實行榷茶制度,即茶葉專賣制,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茶文化的發展。在這個時期初步形成茶馬貿易,當時的貿易經營和管理制度還不健全,“貢賜”是其主要的貿易形式,形式單一。由于西南地區對于茶葉的需求不斷擴大,茶馬貿易數量也隨之不斷增加,貿易地區逐漸涵蓋了西部大部分地區,致使唐朝后期初步形成茶馬古道,為宋朝時期茶馬古道的興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北宋時期政府對茶馬貿易的重視程度達到一定的高度,使得茶馬貿易興盛起來,茶馬古道也隨之興起。茶馬貿易擴展為兩種形式:一是延用唐朝的“貢賜”形式;二是宋朝政府鋪設茶馬司,在茶馬古道沿邊各地進行“招募蕃商,廣收良馬”的貿易。宋朝通過茶馬司對茶馬貿易進行管理,且嚴格實行榷茶制度,用以保證茶稅持續增長。與此同時,宋朝政府出臺了“茶引”制度,即茶商繳納茶稅后由官廳發放的茶葉專賣憑證的制度。這一制度的施行極大促進了茶馬貿易向成熟時期邁進。元朝政府頒布了健全了馬政制度,在茶馬貿易帶來巨大的稅收刺激下,促使元朝政府提高對茶葉向藏區銷售的重視程度。元朝政府不僅加大了對古道的開拓,還在古道沿途建立了驛站,擴展了滇西北、川西與的茶馬古道。明朝時期是茶馬古道發展的鼎盛時期。在貿易形式上有所創新,主要的形式是:政府貿易、朝貢貿易、私茶貿易。在制度的建設方面則鋪設大量的茶馬司,且制定茶法和茶課。茶馬古道因明朝政府的高度重視而得到極大的發展,遠超過其他時期。清朝時期,是茶馬古道發展由盛轉衰的過渡時期。清初,國內局勢動蕩,戰火紛飛,清政府需要大量的戰馬,這一需求促使云南茶馬互市大盛,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川滇地區的茶馬古道的發展。川藏道形成了南北兩路茶道,兩條古道的交匯點是昌都,同時昌都也是滇藏和青藏的交通中樞,因此昌都成為茶馬古道上重要的貿易中心。清朝末期至時期茶馬貿易的發展逐漸衰落。時期由于日寇封鎖了部分交通要道,導致中華民族大后方物資緊缺,這時茶馬古道肩負起運輸物資的重任,支撐起整個抗日物資的運輸。茶馬古道也因此成為大陸上現存的還在運轉的、唯一的文明古道。
3茶馬古道的社會文化功能
3.1別具特色的地域特征茶馬古道是世界上最高、最壯觀、最險峻以及環境最為惡劣的古道。茶馬古道縱橫交錯地在滇、川、藏三個地區之間。因而古道沿線的地勢差異較大,地質結構復雜,途經之地大部分都是高山峽谷和急流險灘,再加上變化多端的氣候,使得茶馬古道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地域特征。其中高海拔是其顯著特征之一,茶馬古道沿線海拔多處于2000~5000米之間。茶馬古道幾乎橫穿了整個青藏高原,成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其通行的難度之高在世界上各文明古道中是首屈一指,說茶馬古道是世界上最難通行的古道也不為過。險峻也是茶馬古道上的顯著特征之一。且不說茶馬古道的惡劣天氣,其自然的險峻也足夠給茶馬貿易帶來一定的困難,由于古道是穿梭在各山脈和跨地域的道路,致使大部分的古道都是狹窄的,一般只有兩尺多寬,有的甚至更窄。且隨處可見斷崖絕壁,鳥道湍流,各種新式的交通工具都無法在茶馬古道上施展。因此,在茶馬古道上運輸商品對于馬幫來說是十分危險的,再加上氣候的變化莫測的影響也使得茶馬古道的險峻成倍增加。由此可見,茶馬古道的發展是艱辛的,廣大的勞動人民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同樣,茶馬古道的存在不僅推動了各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凝聚了各民族的精神,而且還加強了各民族間的團結。3.2多元宗教的交融與共生隨著茶馬貿易的迅速發展,茶馬古道隨之不斷地擴張、延伸。各民族的文明與隨茶馬古道的發展得到廣泛傳播,如藏傳佛教就是沿著這條古道在青藏高原及其周圍地區進行廣泛傳播的。宗教文化的傳播是雙向性的,佛教是從中國內地地區傳入,并逐漸在發揚光大,形成具有特色的藏傳佛教,而后又向中國內地地區進行傳播。佛教的傳播方向是以大理為中心的,西行經麗江、中甸、福貢,橫穿金沙江、瀾滄江、怒江進入等地。其主要的傳播路線基本上與茶馬古道的沿線相重合,也就是說茶馬古道的發展推動了宗教文化的發展。目前在茶馬古道的沿線仍存在很多寺廟,這就是茶馬古道傳播宗教文化的有力證據。茶馬古道同時也促進了各民族宗教的融合,比如在納西族的宗教典籍東巴經中就存在大量的大乘教的措辭,從中可看出藏語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漢傳佛教、藏傳佛教、納西東巴教三者可以說是通過茶馬古道的傳播互相進行交融、滲透,最終達到共生。茶馬古道的不斷延伸,加速了宗教文化的傳播,推動了各民族宗教文化的互相交融。也就是說,以佛教為代表的宗教隨著茶馬古道的發展而得到廣泛的傳播,茶馬古道不僅是商品貿易的交通要道,而且也是一條名副其實的宗教文化傳播的大道。3.3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茶馬古道的概念來源于茶葉與馬匹的互市,因而茶馬古道成為世界上茶的起源中心,茶文化也隨著茶馬古道的發展而得到廣泛傳播,茶馬古道將生產茶葉的地區與需要茶葉的民族緊緊連結在一起,沉淀出極其深厚的茶文化,在中國茶文化中留下濃重的一筆。茶馬古道沿途經過藏、彝、景頗、納西、哈尼、羌、白、怒、阿昌等20多個民族居住區,貫穿滇、藏、青、川四大區域。正因如此,茶馬古道被稱為民族遷徙的大走廊、民族文化的大觀園,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團結和友誼的“見證者”。茶馬古道不僅是藏區茶葉補給的重要途徑,而且也是沿線各族人民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是茶文化的傳播與交融的重要通道,是中華文化傳播地勢最高的古道。在這條古道上附著著各族文化,西雙版納傣族的貝葉文化、納西族的東巴文化、白族的本主文化、藏族的雪域文化等等,各族文化通過這條古道進行融合、發展。此外,茶馬古道還是一條進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連通華夏文明與印度文明的一座橋梁,其文化傳播的作用至今仍產生深遠的影響。因其別具特色的地域特征,而成為開辟溝通漢藏經濟文明的紐帶。茶馬古道現如今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研究、探險與旅游的黃金線路,并為西部大開發提供了新的契機。
4結語
“北有絲綢之路,南有茶馬古道”,正如這句話所說,茶馬古道在我國的歷史上的作用與絲綢之路一樣,對于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茶馬古道是當前世界地勢最高的經濟文化通道,同時也是現如今唯一一條仍在運轉的文明古道,是中國西南地區與內地地區、東亞以及南亞進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雖然茶馬古道逐漸被掩埋在歷史的長河中,但是茶馬古道推動了民族經濟文化的傳播與交融,加強了祖國各民族的團結,為鞏固祖國疆土打下良好的基礎。通過以研究茶馬古道為基點,能夠擴大研究中華民族文化的視角,多角度地了解中華民族的文化,促進凝聚中華民族精神,使得中華民族精神的進一步升華,進而推動中華民族文化邁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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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巴楚民族文化;地域性;同源性;趨同性
中圖分類號:G1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6959(2007)06-0151-08
在我國中部渝湘鄂黔毗鄰地區,存在著一個具有獨特文化傳統的區域文化圈,即與古老的巴、楚文化有著親緣關系的‘‘巴楚民族文化圈”。從遠古時代開始,其地域范圍就是屬于苗蠻部落集團的主要活動區域;先秦時屬巴國和楚國的一部分;秦漢時分屬其巴郡、南郡、黔中郡、武陵郡和洞庭郡,主要包括今重慶市主城區以東長江流域,鄂西清江流域,湘西武陵山地區和黔東北地區。這個區域迄今仍是以土家族、苗族為主的眾多少數民族混居的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在現今行政區劃上,分屬于重慶市黔江區及石柱、秀山、酉陽、彭水四個自治縣,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長陽、五峰二個自治縣,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張家界市、常德市石門縣,貴州省銅仁地區(轄有玉屏、印江、沿河、松桃等自治縣)。
巴楚民族文化作為一種區域性歷史文化,是在這個特別的自然地理條件與生態環境下,經過長時期民族融匯和文化交流生成的。它經歷了數千年發展演變的漫長歷程,迄今仍在渝湘鄂黔毗鄰地區土家族、苗族等民族區域傳承。區域文化具有明顯的邊緣性、多元性和混融性特點。在這~地區,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形成兼容與相融的有機統一。將以武陵山區為中心的巴楚民族文化圈作為一個整體,以傳統文化的視角,運用考古學、歷史文獻學、民族學和社會學的方法,利用其實物遺存、文化事象等資源,探討巴楚民族文化圈發展的歷史軌跡、特點、民族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等問題,對于當前本區域各民族聚居區經濟生產方式的轉型及社會文化變遷的進程中,有關傳統文化、法律意識、生活習俗、文化認同等一系列問題的研究,以致于整個中西部地區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巴楚民族文化圈獨特的地域性
(一)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的獨特性
渝湘鄂黔毗鄰地區,以武陵山脈為中心。在地理上處于北緯30度,中國地形的第二級階梯向第三級階梯過渡地帶。其地貌以丘陵、山地、溪谷為主,坡地面積較大;氣候屬亞熱帶向暖溫帶過渡類型.日照充足。氣候溫和,雨量適中。無論從地理位置。還是區域文化的領域看,都是我國東、西、南、北之間的一個過渡性區域。“武陵山區崇山峻嶺,地老天荒,東漢馬援稱之為‘鳥不飛度,獸不敢臨’,唐代李吉甫謂‘溪山阻絕,非人跡所履者’。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為土著政權擁兵割據。在文化上,武陵山區處于洞庭湖區與四川盆地兩個文化中心之間的邊緣地帶,這種文化上的邊緣地位從上古一直持續至今。它的歷史發展,具有自己獨立的發展邏輯。…由于地理上溪峒深阻,這一地區很長時間內處于羈縻州和土司制度下,加上歷代‘漢不入峒,蠻不出境’的政策,這塊土地與四周的阻隔日益加深,到宋代,成了‘重山復嶺,雜廁荊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的孤島。”盡管“這種千年沉寂,也由于中國大歷史的機遇而一度打破。戰國中期以后,秦楚爭霸成為中國歷史的主旋律。秦楚之間,除了長江、漢水等交通要道以外,橫穿武陵山脈的古代鹽道酉水成為‘自巴蜀瞰荊楚’的出奇制勝之道。”但這個地區依托獨特的山地自然環境,自古以來始終被視為“蠻夷”之地,是一個完全處于華夏族“包圍”的具有獨特文化傳統的民族文化圈。
這就是我國唯一位于中部內陸腹地的巴楚民族文化圈。它與北方游牧文明。中原農耕文明,東南沿海和嶺南地區南方百越文明,以及西南邊疆民族文化有一定的聯系,又有很大的差異。獨特的山地地形地貌對巴楚文化的分布區域有著深刻的影響。“北起大巴山,中經巫山,南過武陵山,止于五嶺,存在著一條積累深厚的古文化沉積帶。這條古文化沉積帶上的主體便是巴楚文化。雖然巴、楚文化的影響經常越過這一條古文化沉積帶而深入對方的文化腹地,但幾近完美的融合卻以在這條古文化沉積帶上的表現最為典型。”
在巴楚民族文化圈,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形成兼容與相融的有機統一,區域文化的邊緣性、多元性和混融性特點非常鮮明。在這里,漢文化、巴文化、楚文化因子并存,“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色彩疊加后融合在一起。文化風格表現為多元、多層面。”
民族文化與周邊漢文化的交互浸潤和混融,使巴楚民族文化圈及其周邊地區的文化呈現為一種獨特的地域特性。從文化因子的構成來看,當今渝湘鄂黔毗鄰地區的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和其他各族文化,與巴、楚民族文化有著直接的親緣關系。巴楚民族文化是一種古老又具有活力的區域性民族文化。其源遠流長的發展歷程和獨特的文化傳統,理應躋身于中國區域性民族文化圈之列。
(二)傳統文化的地域性
文化作為歷史的產物,是在特定時間和空間發展的。文化古今沿革,有其時代性;文化因環境之別,又有地域性。《禮記?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日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日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自古以來,中國境內各地區、各民族的先民們,基于自身的生存環境和人文素質,創造了符合自身特性和環境特征的各類文化,在人們不斷改造和利用生存環境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具有濃厚的地域性色彩的文化。地域性表現為生存空間的固定,而人們按照自己的素質去創造生活,又使文化帶有強烈的民族性色彩。在以中原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格局中,中國歷史上各少數民族,由于生活環境、風俗習慣、文化發展、經濟狀況、歷史傳統的差異,在長期的社會生活實踐中累積而成的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與華夏族文化之間呈現明顯的差別。長期以來,少數民族文化雖然受到源遠流長的華夏儒家文化的沖擊和融匯,但仍然頑強地固守自己的領地,成為特定地區社會生活中的主流文化,在一些區域形成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圈。諸如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圈、西域民族文化圈、西南邊疆民族文化圈、南方百越民族文化圈等。
這種文化的地域性,集中表現為該區域的民風民俗,即今人所謂“民俗區”、“民俗圈”,漢時則稱為“地分”或“域分”。史稱:“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故謂之俗。孔子:‘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言圣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木,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礁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于篇。”對于民風民俗的地域性,西漢人已認識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且 因其關乎各地區的有效治理而受到統治者的重視。
“民俗”是自上而下的社會環境共同造就的。不僅是因地域形成的區別,因人所致的差異,也是構成文化地域性的元素。因為,如果將民族分布的不均衡性和相對的地區特定性作為人文地理的一項特征。則“因人而異”未嘗不可視為“因地而異”。特定地區的穩定人群(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形成為“民族”),同樣也構成“地理”的組成部分,所以地域就不僅包括政治地緣的范疇,而且也應包括民族地理的概念。只是有些區域文化圈的形成,自然環境的因素相對而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例如,作為一種區域性歷史文化的巴楚民族文化即是如此。如史籍所載:“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棘僮,西近邛、笮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兇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u,柔弱褊厄。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于世。鄉黨慕循其跡。后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故孔子曰: ‘有教亡類’。又“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火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觚贏蛤。食物常足。故[此日]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祀。而漢中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云夢之饒,亦一都會也。”可見,巴楚民族文化獨特的地域性早在漢代就為統治者所認識。
在巴楚民族文化圈,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形成兼容與相融的有機統一,區域文化的邊緣性、多元性和混融性特點非常鮮明。在這里.漢文化、巴文化、楚文化因子并存,“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色彩疊加后融合在一起,文化風格表現為多元、多層面。”民族文化與周邊漢文化的交互浸潤和混融,使巴楚民族文化圈及其周邊地區的文化呈現為一種獨特的地域特性。從文化因子的構成來看,當今渝湘鄂黔毗鄰地區的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和其他各族文化,與巴、楚民族文化有著直接的親緣關系。巴楚民族文化是一種古老又具有活力的區域性民族文化。其源遠流長的發展歷程和獨特的文化傳統,理應躋身于中國區域性民族文化圈之列。
二、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文化具有同源性
一個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通常都經歷了千百年的民族進化過程,由若干個古老部族的分子,基于各種原因先后組合而成。早在遠古時代,“巴楚民族文化圈”就是“苗蠻”部落集團的主要活動區域。“苗蠻”部落集團在向民族形態演進過程中,出現多元化的分流運動,一部分融入華夏族,成為漢族的祖源之一;一部分成為后來土家族、苗族、侗族、瑤族的祖先。現散居在“巴楚民族文化圈”的各少數民族作為“苗蠻”的后裔,其民族文化帶有鮮明的巴楚文化烙印,都具有共同的文化“遺傳基因”。
在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形成、發展的歷程不盡相同,但他們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各民族不斷遷徙、分化聚合、相互融合混血的直接后裔。各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呈現出區域性的“一源多流”格局,具有鮮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點。就區域文化而言,“一源”是指本區域內各民族文化的淵源具有同源性。各民族在形成和發展中相互關聯,相互補充,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各民族之間存在一種源遠流長的血緣相親的關系。巴楚民族文化圈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瑤族等主要民族,迄今在傳統意識、生活習俗、生產方式諸方面,仍保持著許多相似或相近之處,即是明證。“多流”則是指各民族各有其形成、發展的歷史。在長期的演變過程中,各自向著單一的民族發展,漸次形成同源異流、各有特色的本民族文化和各自的民族意識,形成現今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瑤族等民族。這與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大混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是相適應的。
(一)“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的主要族源:巴人
巴族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以地緣為中心的古老部落聯盟。與其他眾多民族的起源一樣,最早記載巴人事跡的古文獻《山海經》,也將巴人的來源與神話傳說聯系起來:“西南有巴國,大白皋生成鳥,咸鳥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為巴人”;“西南有巴國,有黑蛇。青首,食象”;“夏后啟之臣曰盂涂,是司神于巴。”《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傳》曾提及巴人氏族部落后期一次貴族爭奪酋長位置的斗爭:“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睥氏,相氏,鄭氏。皆出于武落鐘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余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
至遲在殷商時,巴人及其建立的國家已見稱于世。殷卜辭稱之為“巴方”,并有巴方與殷商屢次發生爭戰的記載。表明巴國已成為具有一定實力方國。此后,巴國獲得了進一步發展的條件,逐步向南擴張,成為鎮撫周朝南土的諸侯國之首。《華陽國志》載:“華陽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國,則巴蜀矣。其分野,輿鬼、東井。其君,上世未聞。五帝以來,黃帝、高陽之支庶,世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屬梁州。……禹會諸侯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日,‘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日子。”春秋戰國時期,巴國迫于強鄰楚國的軍事壓力,逐步南遷。《華陽國志?巴志》稱秦舉巴以前,巴地“東至魚復,西到焚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這一區域大致指東至奉節,西至宜賓。北接漢中,南迄渝東南及黔東、湘西等地區。盡管巴地自古以來居住著濮、{、苴、共、奴、獷K夷、蛋等若干部族,廣而言之,凡居住于巴國境內的屬民均可泛稱為巴人。
在此意義上,我們認為,將巴人視為“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的共同的主要族源,是可以成立的。事實上,迄今為止,民族學、考古學對“巴楚民族文化圈”土家族、苗族、瑤族、侗族等少數民族早期歷史及其形成的研究成果顯示,在歷史文獻中被冠以“蠻夷”、“南蠻”、“苗蠻”、“巴郡南郡蠻”、“板J蠻”、“黔中蠻”、“武陵蠻”、“五溪蠻”、“盤瓠蠻”等蔑稱的族群,就是這些少數民族的先民,他們中的主要成分正是源于古老的巴人部族。
(二)“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共同的祖源傳說和圖騰崇拜:盤瓠
盤瓠文化是我國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創造的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自古以來,“南蠻”諸族多有盤瓠圖騰崇拜及盤瓠神話的廣泛流傳。在《搜神記》、《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風俗通義》等諸多古籍中有盤瓠神話記載。
如《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日盤 瓠。下令之后,盤瓠遂銜人頭造闕下,骨禺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盤瓠。盤瓠得女,負而走人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為仆鑒之結,著獨力之衣。……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盤瓠死后,因自相夫妻。……其后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徒。今長沙武陵蠻是也。”而據《水經注?沅水》載:“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橢溪、無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所居,故謂此蠻五溪蠻也。水又經沅陵縣西,有武溪,源出武山,與酉陽分山,水源石上有盤瓠跡猶存矣。……今武陵郡夷,即盤瓠之種落也。”南梁《十道志》則稱:公元前316年秦將司馬錯滅巴國后,并未揮師繼續東進,在秦楚之間留下了一個巴人小政權。約20年后,楚頃襄王攻取巴枳地(今重慶涪陵),巴國群公子繼續南逃,流亡于黔中地巴故土。“故老云: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人黔中。漢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為一溪之長,故號五溪。”說明作為“盤瓠種落“的武陵蠻與巴人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
《搜神記》:“蠻夷者,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其受異氣于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賈販,無關締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取其游食于水。今即梁、漢、巴、蜀、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是也。用糝,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盤瓠,其俗至今。故世稱‘赤髀,橫裙,盤瓠子孫。’”
另《中國神話傳說詞典》的“盤瓠”條中,引用了一條唐人所記關于盤瓠的神話:“唐樊綽《蠻書》卷十引王通明《廣異記》云:‘高辛時,人家生一犬,初如小特。主怪之,棄于道下,七日不死,禽獸乳之。其形繼日而大,主人復收之。當初棄道上之時。以盤盛葉覆之,因以為瑞,遂獻于帝,以盤瓠為名者。后立功,嚙得戎寇吳將軍頭,帝妻以公主,封盤瓠為定邊侯。公主分娩七塊肉,割之有七男。長大各認一姓,今巴東七姓田、雷、再(冉?)、向、蒙、叔孫氏也。’亦盤瓠神話之異聞。”巴東向為巴人活動的地區。這個神話在無意間透出了這樣一個信息:盤瓠蠻部族與巴蠻部族有著同源的關系。
歷史文獻資料的記載還顯示,“巴楚民族文化圈”是盤瓠的始居地,也是盤瓠文化的發祥地。巴楚民族文化與盤瓠文化是同源的。南朝盛宏《荊州記》:“沅陵縣居酉口,有上就、武陽二鄉,唯此是盤瓠子孫。”唐人張守節《史記?蘇秦傳》注:“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之后硬。”《九國志?楚志?彭師禺傳》:五代時湘西地區“其蠻有六種,盤氏為大,即盤瓠之種也。”《太平寰宇記》卷一七八:“長沙、黔中、五溪蠻皆盤瓠。“《輿地記勝》:“蠻則盤瓠之種。”宋人朱輔《溪蠻叢笑》序:“五溪盤瓠之蠻,皆盤瓠種也,聚落區分,名亦隨異,沅其故壤。”《宋史》卷四六一《蠻夷一?西南溪峒諸蠻上》稱:“西南溪峒諸蠻皆盤瓠種。”等等。
有關盤瓠的神話傳說故事至今仍在苗族、瑤族、土家族、畬族等少數民族中廣泛流傳,以盤瓠作為他們的始祖或古老的圖騰(犬)崇拜。如苗族神話古歌中有《歌》、《王制天地》、《盤王》等;明李賢等《大明一統志》:“辰州沅陵壤雜苗獠,祖皆尊盤瓠。”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蠻》:“徭本盤瓠之后。其地山溪高深,介于巴、蜀、湖、廣間,綿亙數千里。棰髻跣足,衣邊斕布褐。名為徭,而實不供征役。”每年農歷十月十六至今仍是瑤族盛大的“盤王節”。畬族的神話史詩有《歌》(也叫《高皇歌》、《盤瓠王歌》)。土家族有“跳喪”習俗:“初喪,鼓以道哀。其歌必號,其眾必跳.此乃盤瓠、白虎之勇也。”各地有眾多盤瓠文化遺跡與事象遺存,如盤瓠洞、盤瓠山、盤瓠墓、盤瓠廟、盤瓠祠等。這些文化遺產,既有反映心理方面的,又有行為方面的;既有反映精神上的,又有物態化的。特別是,因盤瓠神話與盤瓠崇拜而產生的歌謠、舞蹈、繪畫、雕刻、服飾、工藝等等,在民間至今仍有所遺存或有所反映。
值得提及的是盤瓠文化對華夏族的影響。華夏族將本為某一民族起源之推原神話,演繹為天地開辟之推原神話。盤瓠也音轉為,成為能給人以光明與幸福的王。南朝時,梁人任日方在《述異記》中把盤瓠氏推崇為“天地萬物之祖”。
三、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文化的演變具有趨同性
在《辭海》中,“趨同”被列為生物學概念:“親緣關系較遠的異種生物,因所處的生活環境相同,顯現相似的形態特征。”其實,世間諸多事物的演化都存在趨同的現象。文化趨同更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普遍現象。任何一種文化都是隨著文明的進步,社會的發展而演進;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相互滲透、相互影響。這種滲透和影響必然導致文化的趨同。趨同是文化進步的主要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田野調查實例顯示,少數民族文化趨同性演變,呈現出文化趨同和文化多元并存的趨勢。一方面,民族傳統文化在華夏文化的融合和現代文明的沖擊下,在潛移默化中已經逐步實現轉型,民族觀念轉人隱性,文化趨同性演變普遍存在,涉及范圍廣泛,包羅了語言文字、生活方式、祭禮儀式、神話傳說、農耕起源、巫術占卜、婚嫁習俗、神像器皿等最重要的文化模式。
如前所述,巴楚民族文化圈具有獨特的地域性,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與我國邊疆各民族文化圈有較大的差異。各民族主要經濟模式都是以山地農耕為主,兼營林、獵、牧業。他們的分布區界并非整齊劃一,而是大分散中有集中,聚居中有散雜居,雜散居住區中又有小集中居住,絕對單一聚居區的構成始終從屬于民族大雜居這一總體范疇之內。各民族世世代代始終保持著一定程度和范圍內的相互接觸、交往和融合的混居格局。這都為各民族文化趨同性演變創造了外在條件。
因此,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雖然經歷了不同的發展軌跡,但在文化上卻表現出強烈的趨同性。在先秦時,苗蠻部族的分支荊楚部族創造了楚文化,另一分支巴人部族也創造了具有濃厚土著文化色彩的巴文化;巴文化和楚文化后來的走向卻是相互混融,成為地域性的巴楚文化,巴楚文化又不斷吸納其它文化因子。新發現的湘西里耶文化,即具有多類型文化交融的特點。現本區域各民族文化皆具有混融型的巴楚文化的“遺傳基因”。
與我國邊疆地區各民族文化圈相比較,巴楚民族文化圈位于中國腹地的地域特點,使其與周邊華夏族緊密相連,交流頻繁。經過長期的多向交融,致使該地區民族文化受到漢文化的深重影響,其民族色彩相對淡薄,凸現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文化的趨同性特征。尤其在語言文字、生活方式這種表層結構上的趨同遠比在思維方式、思想觀念這種深層結構上的趨同要深刻得多。
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目前的通用語言,是以漢語四川方言為主體的西南官話。這里的湖北人、四川人、貴州人、湘西人互相用自己的家鄉話交流基本沒有障礙。現絕大多數土家族人都使用西南官話,在土家族傳統文化保留較好的酉水(源自湖北鶴峰,注入湖南沅水)流域,約20萬人仍使用土家語,但有的也兼通漢語,呈雙語狀態。
關鍵詞:茶馬古道;納藏結合;文化;旅游
緒 論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因此,中國的歷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漸聚合在一起的歷史。茶馬古道所見證的,正是納、藏等西南其他民族怎樣逐漸聚合的歷史過程。在古道上由成千上萬漢、藏、納西等民族商人、工匠等組成的辛勤的馬幫,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風餐露宿的艱難行程中,伴著清悠的鈴聲和奔波的馬蹄聲,憑借自己的剛毅、勇敢和智慧,用心血和汗水澆灌了一條被稱為“茶馬古道”的貿易之路、探險之路和人生之路。尤其納、藏兩個民族在長期的交往中,增進了對彼此文化的了解和親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文化圈。
一、茶馬古道的納藏淵源
伴隨著叮當叮當的馬鈴聲,常年穿行在崇山峻嶺中的趕馬人正往雪域高原一里又一里地延伸。沒有人能考證出是哪一個具體的人最先開辟了這條古道,但納藏兩地的經濟、文化、宗教、生活習慣卻因了這條古道而得以交流。
(一)茶馬古道的納西族和藏族
從古道的歷史發展步履來說,麗江自古就有“踞全滇之上游,通巴蜀之要塞”,“自內地入藏,必以麗江為正路”之說。麗江與蜀地成都之間的步道,早在秦漢時期就已打通。這條沉積著深厚歷史風塵的古道有兩條:一是麗江起經永勝、寧蒗、鹽源、西昌、筇都、靈光、邛來至成都,此線路被稱為“南方絲綢之路”之上的“靈光道”;一條是從麗江經大理、姚安、西昌道成都,此路線因大部分險要地段的道路僅有五尺之寬而被稱為“秦開五尺道”。無論是“靈光道”還是“秦開五尺道”,在麗江匯合后繼續往西北方向挺進,就形成了今天我們所說的“茶馬古道” 。當然它的最終成型比前兩者大約要晚上一千年,但它同樣在歷史上位各民族間的交融、團結、商貿往來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古道上的納藏兩個民族,隨著時代的遷移與發展,許多納西族和藏族互聯姻親,和睦相處,變成了藏族中有納西族,納西族中有藏族的獨特納藏淵源。
(二)納西族文化與藏族文化的相似性
納藏兩族人民長期以來在經濟文化上相互交流,納西商人與藏族商人在風俗、性格、語言、生活習俗上比較相近,尤其宗教方面也有諸多相似之處。隨著茶馬貿易的發展,茶馬古道的不斷延伸,藏傳佛教也沿著這條古道廣泛在青藏高原及周圍地區傳播。這種傳播是一種雙向的交流。佛教從內地傳入,逐漸形成具有特點的藏傳佛教后,又向祖國內地傳播。從其傳播的路線來看,多同“ 茶馬古道”是重合的,如大理的宗圣寺、劍川石窟、賓川雞足山、中甸歸化寺、的秦東竹林寺、碧土寺、左貢寺、田安寺、昌都向巴林寺、類烏齊喝瑪丹薩寺等等,這些寺都是沿“ 茶馬古道”修建而成的。在納西族的宗教典籍東巴經中有大量的大乘教借詞,而且可以明顯的看出藏語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 丁巴什羅”“、東巴”“、能科”以及“ 參禪”“、金剛杵”“、天尊”等等。從這里面可以看到漢傳佛教、藏傳佛教、納西東巴教三者通過“ 茶馬古道”所進行的交融。隨著茶馬古道的不斷開拓與發展,以佛教為代表的宗教也在沿著這條線路不斷的傳播,最終形成了納藏兩個民族在宗教方面的突出相似性。
(三)納西族與藏族的互補性
納西族善于修溝造田,筑墻建屋,種植水稻,像巴塘的許多梯田都是納西族人的啟蒙帶動下開發出來的水田。還有藏區各地普遍種植的蕪菁,也是納西族傳進藏區的農耕生產品種。其外煮納酒技藝、磨豆腐、磨涼粉和制革、制皮毛、縫鞋等技術,也是納西族帶進藏地去的。他們在移居青藏高原的同時,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藏族人民一道從事各種生產,促進了地區的經濟發展、市場繁榮、民族團結和社會進步。而藏族人在給人們帶來麝香、貝母、鹿心血之類的山貨藥材的同時,更是帶來了濃厚的藏傳佛教文化。沿著茶馬古道前來內地傳法的高僧和前往擔負使命的內地大德同樣絡繹不絕,通過這條道路,兩地的精神文明交流也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
二、納藏結合的優勢
許多納西和藏族商人不僅是生意上密切合作的伙伴,也結成好朋友,相互扶持幫助,如納西商人李烈三與鹽井的藏商央隆映、都堵化敵為友,結下兄弟情誼,在經商中相幫互扶。麗江古城納西商人楊守其一家與中甸藏商馬鑄材一家還結下了一段有口皆碑的佳話。于是,在不斷的商務往來中,這兩個納、藏商人結下了篤厚的友誼,也方便了今后的貿易發展。
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是歷代中央王朝通過“茶馬互市”和“茶馬古道”,實現了“羈縻”政策,從而更加鞏固了西南邊疆,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因此,“茶馬古道”與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和唐蕃古道一樣,在促進西南地區,尤其是麗藏地區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方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可以說“茶馬古道”不僅是經貿之道、文化之道,也是重要的政治之道。在治藏安康方面產生過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在經濟上,由于納西商人與藏族商人在風俗、宗教、語言、生活習俗上比較相近,性格也有諸多相似之處,因此,納藏兩族商人在長期的商業貿易交流中建立了信譽,結為主顧,藏語稱為“匆爸匆廈”,意為“做生意的朋友”。藏族商人從藏地帶來的貨物,首先都優先銷售給麗江的納西“匆爸匆廈”,這些納西主顧不要,才請他們住宿的店主(藏語稱為“奶波”)代為向外招賣。生意落盤,由買方出每元二分的“牙擁”送給店主,要運回的貨物也多請納西主顧和店主代為籌辦,從而更有力地促進了兩地的經濟發展。
在文化上,古老的茶馬古道既是經濟發展之路,亦是民族文化的遷徙走廊。在這條古道上,納西族的東巴文化和藏族的雪域文化在這里沖突、碰撞、互動、融合,形成了我國民族融合發展史的“ 兼容并包、取長補短”的壯麗奇觀。事實上,正是這條東西橫跨數千里,穿越青藏高原眾多不同民族( 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語言和不同文化地區的茶馬古道,猶如一條彩帶將他們有機地串連起來,使他們既保持自己的特點,又彼此溝通和聯系并協同發展。形成了民族多元文化薈萃的走廊,形成了各種民族文化進行交流、互動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點的一個極具魅力的地區。
三、茶馬古道納藏結合對旅游業的現實意義
2002年6月,自治區昌都地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聯合主辦了規模宏大的“茶馬古道”綜合科學實地考察活動。經過實地考察和反復研討,認為“茶馬古道”雖然今天已成為著名的古歷史文化遺產,但在當前中國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和西部大開發的條件下,如果對它進行深入的挖掘、精美的包裝、大力的宣傳,研究和開發“茶馬古道”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旅游產品開發
中國旅游出版社曾在“茶馬古道”藝術中預言:隨著現代旅游業的發展和西部大開發的加快,“茶馬古道游”將是繼“絲綢之路”和“長江三峽游”等知名旅游線路之后,又一極具吸引力、蜚聲國內外的旅游線路,將成為21世紀我國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線路之一。
而茶馬古道沿線蘊藏著三江并流、高山峽谷、神山圣水、野花遍地的牧場、炊煙裊裊的帳篷,以及古老的本教儀軌、藏傳佛教寺廟塔林、年代久遠的摩崖石刻、古色古香的巨型壁畫,還有色彩斑斕的風土民情等豐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資源。可以說茶馬古道是麗江地區自然與人文旅游的一條重要線索,自然界奇觀、人類文化遺產、古代民族風俗痕跡和數不清、道不盡的纏綿悱側的故事大多流散在茶馬古道上。它是歷史的積淀,蘊藏著人們千百年來的活動痕跡和執著的向往。
隨著西部旅游開發的升溫和文化信息的傳遞,茶馬古道已成了人們耳熟能詳的詞匯。這條存在于中國西南地區,以馬幫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間國際商貿通道,興于唐宋,盛于明清,是中國西南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走廊,同時也是一條世界上自然風光最壯觀、文化最為神秘的旅游絕品線路。今天我們把目光聚集于此,是看準了其不可復制的旅游品牌效應,以及蘊藏的開發不盡的文化遺產。同時根據體驗經濟時代的旅游特征以及消費趨勢,我們不難發現茶馬古道具有很高的體驗式旅游開發價值。所以茶馬古道的旅游開發必須是全方位的,首先要搞好基礎設施建設,保障游客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建設滿足食宿需要的賓館飯店等,同時大力開發相關旅游產品,從而帶動各項事業的發展,使茶馬古道沿線的經濟活起來。
(二)旅游線路設計
茶馬古道上的旅游可以說是回歸自然之旅,是人和自然和諧之旅,是都市人精神之旅,也是探險和發現之旅。所以在產品的開發設計過程中要注重游客的體驗度,周邊產品的原始態性。而茶馬古道歷史文化作為大香格里拉旅游區新興的重點主導品牌,不僅提高了本區域的旅游經濟發展,拉動了整個西部地區的發展,還擴充了民族文化內涵,可以說是潛藏著巨大的旅游開發價值。我認為選擇麗江作為進入香格里拉旅游區的古道入口處,利用藏納文化交融互補的特色,開發茶馬古道上沿途的各處具有濃郁藏納文化特點的旅游景點,讓人們在體驗古道的古樸寧靜的同時體驗沿途各種民族的文化交融,是一個具有廣闊開發前景的項目。
D1:從麗江出發,向德欽進發,過奔子欄(舊時為滇藏茶馬古道上有名的古渡口,其藏式手工藝別具一格)、東竹林寺(迪慶藏區第二大藏傳佛教寺廟,藏有鍍金彌勒佛像、白度母像、三世諸佛像、文殊菩薩像、唐卡閻羅王群像等珍貴文物),之后途經白茫雪山自然保護區,沿途欣賞藏式民居和建塘民居。經過德欽縣城后,沿瀾滄江峽谷而上,傍晚時分到達明永村(梅里雪山腳下);調整片刻后騎當地藏馬上雪山,2小時后抵達明永冰川邊的冰川山莊,用晚餐。
D2:早餐后上明永冰川(形成于現代的抵海拔、抵緯度冰川,從卡瓦格博峰頂如一條銀蛇蜿蜒而下,奇偉壯觀,令人嘆伏),騎馬返回后驅車沿瀾滄江峽谷北上,途中翻越紅拉雪山,通過藏區最大的食鹽生產地鹽井,體驗多元文化的納藏交融。進入自治區境內抵達芒康縣。
D3: 早餐后往西翻越橫斷山脈,進入左貢縣境內,沿途可觀賞牦牛、牧馬,采集珍貴藥材雪蓮花。抵達通往藏區各種物資集散地重鎮昌都,參觀格魯派重要寺廟――強巴林寺。 之后可自行進行物資補給。
D4:早餐后驅車進入318國道,翻過海拔4700米的雪山埡口,進入類烏齊縣,沿途渺無人煙,地形復雜,有草原、高山、峽谷和河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一處清澈山泉,魚兒特多,可垂釣。途中還需橫渡一條水深1.5米的大河。抵達丁青。
D5:從丁青出發,沿途可觀看多種野生動物,但不能捕殺。看不見一顆樹木,只有地表植被,人煙稀少,抵達索縣(西部有少數較開闊的氣候區,可參觀氆氌、卡墊及民族服裝和民族手工藝品以及制陶加工)。
D6:駛出索縣,可觀看至今仍保留著的古時天葬臺和髏墻,然后駛入一望無際的藏北大草原,路況良好,晚間抵達那曲(古為蘇毗部落,是土蕃王朝主要的軍事糧草和馬匹供應基地,唐宋以來為主要交通驛道。)。
D7:出那曲沿青藏高等級公路直抵拉薩,穿越整個藏北草原,欣賞藍天、白云和草原連成一片的凈世美景。參觀有豐富地熱資源的羊八井地熱群,時間允許的話可沐浴洗塵。抵達圣城拉薩。隨后可接在的各類旅游行程。
結 論
在茶馬古道上,藏族與納西族親密和睦,藏文化與東巴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相互交融。出現了不同民族的節日被共同歡慶,不同的民族飲食被相互吸納,不同的民族習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諧。文化的和諧又促進了血緣的親合,漢藏等各民族聯姻的家庭在這里大量產生。與此同時,沿途地區的藝術、宗教、風俗文化、意識形態也得到空前的繁榮和發展。而“茶馬古道”是迄今我國西部文化原生形態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條民族文化走廊,促進了納藏兩族人民唇齒相依、不可分離的親密關系,由此而進一步推動了沿邊各民族的團結和祖國的統一。可以說,茶馬古道不僅是邊疆地區物資運銷之路,同時也是中國西南各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走廊。麗江作為茶馬古道的核心區,今天大香格里拉生態文化旅游通向圣域的門戶,必將在這條黃金旅游線上閃爍出另一種迷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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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擴充知識,做自信有趣的演說家,教師自身要有足夠的民族文化底蘊
(一)引入豐富多彩的課外知識
一堂課的講述首先是由教師的備課開始。對于老師來說,備課已經成為了一件老生常談的事了,把握本單元的任務目標,深入研究閱讀教材是必不可少的。但結合課外知識這方面卻經常被很多人忽略或者馬虎帶過。適當引入課外知識對擴充學生的知識面,引導學生選擇正確的價值觀有著重要的意義。
例如在講到杜牧的《赤壁》時,除了要預備講述簡要的三國歷史外,還需把杜牧年代以前的“盛唐印象”一一道來。“那時候國家統一,經濟繁榮昌盛,國泰民安大顯與世,文化發達對法交流頗為頻繁,號稱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最令人向往的國家。”對盛唐的謳歌并不是無用的,當學生們沉浸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的同時,“中唐”大背景的帶入顯得特別有必要了,杜牧在中唐坎坷的仕途也是非常有必要講述的。這樣“”與“低谷”相結合,贊美謳歌傳統民族文化的同時,更加貼近了課文教學的核心。
社戲是人們在敬拜土地神及祭祀土地神的活動,在介紹魯迅《社戲》時,教師可以從詳細介紹社戲入手,結合當地民俗民風,把課文和實際生活結合起來,充分調動起學生們學習的積極性。
(二)做一個自信有趣的演說家
對于很多老師來說,尤其是新老師,演說能力的缺乏或者是演說無趣是影響教師在課堂“完美授課”的兩大攔路虎。在課堂上教師扮演著“主持人”的作用,如何“hold住”你的舞臺,帶動臺下的觀眾,成為教師所要練習的“必殺技”。在完整的備課后,教師可以在一個小房間或者空曠的地方練習演說,隨著熟練度的提升可以和親人朋友一起練習,相信在親人朋友的鼓勵下,你的自信度會邁上一個新臺階。
在提高了自己演說的自信度后,是該想想怎樣使自己的演說風格變得更有趣了。在過去有一種職業叫說書(又叫評書),他們在演說的時候除了語氣音調的變化外,常常會伴隨著簡單的音樂做輔助。我想我們的教師可以從古代評書家那里找到經驗,在授課時除了語氣音調隨情節的變化外,有時也可以選用適當的多媒體音樂視頻來輔助自己的演說,二者合一,能更加引人入勝!
二、雙管齊下,做民族文化的傳承人,在教學中傳承民族文化
理論貫穿于實踐,在語文教學中理論與實踐也是相互聯系和推動的。實踐,使我們所學的知識更具有指導性。而在日常生活中通過不斷學習和實踐,夯實理論和實踐的橋梁,雙管齊下,民族文化的烙印將更加深刻。
(一)理論鑄造思想
理論是思想的指導者,課堂上的理論知識多而雜,老師教授知識滔滔不絕,卻不一定能轉化成思想原料灌輸給眾多的學生。此時位置反轉,學生成了思想爭奪戰的主力軍。檢測學生對民族文化的認同度,教會學生主宰自己的思維,是我們語文教學后期的重要任務。
作文可以體現一個學生的思想,教師可以通過做一些相關命題的作文檢測來了解學生當前的思想狀態,并在之后的教學中有機會對其采取適當的措施。從沈從文的《端午日》單元發起對學生對“端午節”由來、發展、意義的討論;從中秋詠月詩三首單元激起學生對“中秋節”傳統風俗的熱情。
(二)實踐激起民族文化的熱情
從遙遠的古代開始,中華各民族人民的祖先就勞動、生息、繁衍在神州大地上,共同為中華文明和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而貢獻自己的才智。多民族的文化共同發展是我國民族文化的基本現象,俗語有云“家和萬事興”,而“小則家大則國”的和平與安定需要靠人與人之間的民族認同感來牽引。學生是祖國未來的驕陽,加強學生對本國民族文化的認同感意義非凡。
關鍵詞:文化;文化自覺;現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文化軟實力
一、文化自覺的涵義及提出
文化作為人類實踐的結果,它最生動、直觀的表征著人類實踐的意義和價值含量,記錄著人類社會生活的發展水平。文化作為“人化自然”,作為特定民族改造世界的成果,世代相承不斷積淀、融合、擴展與進步。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義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響及發展的方向,不帶有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但同時也不主張‘西化’或‘全面他化’。”①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發展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時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覺,貴在自知之明,貴在自省,貴在自我更新。
文化自覺理論的提出,是在世界文化呈現多元化交融的形勢下,需要對社會的變革、轉型和發展在文化層面上做出新的解釋和定位。全球經濟一體化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并深入發展,其影響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交通的便捷、媒體迅速的傳播及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整個世界正在變成一個小小的地球村,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與廣度,因此各民族共同和諧地生活,就必須要學會相互尊重和理解。
二、我國社會轉型期文化自覺現狀
(一)思想上未能形成文化本位意識
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西方的許多文化思想和價值觀、生活方式進入我國,不同的思想與文化相互交融與碰撞,不但對我國的傳統價值觀提出了新的挑戰,使人們產生價值選擇與追求的困惑。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了一場反思我國傳統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的爭論。而這些觀點都缺乏對我國傳統文化和價值的正確認識,都陷入了文化的不自覺,不同程度地影響了人們的思想價值觀念,不利于建設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文化基礎。
“文化作為人類進化的標志,是長期的社會歷史過程,文化一旦形成就有其自身獨有的結構和運動規律,成為一種對人和社會發生影響的客觀力量。”②因此我們要充分認識文化在促進經濟發展、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構建和諧社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文化的繁榮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民對于文化的認知程度,因此我們要以文化自覺為旗幟,以建設和諧文化為目標,提高全民族、全社會的文化素質與修養,實現真正的文化發展大繁榮。
(二)實踐上缺乏文化創新精神
缺乏推動經濟發展的文化創新。文化創新是文化自身發展的要求,是文化建設的生命和靈魂,是文化自覺的落實和實現。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蓬勃發展的力量。缺乏文化創新,就不能破除阻礙改革開放和建設的舊思想和舊觀念;缺乏文化創新,就無法激發人們的創造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和社會價值,不能增強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缺乏文化創新,就不能為人民提供思想信仰,科學知識,社會主義事業將失去精神動力,其他領域的改革和創造也就缺乏基礎與依托,社會難以進步、經濟難以發展。
對文化及其文化產業作為一種新興產業的巨大發展潛力和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認識不足。而我國的文化產業雖然發展勢頭迅猛,但仍未能占有很大的市場份額,文化產品的原創力不足,缺乏精神內涵和藝術價值,科技水平較低。文化產業的發展仍存在著許多的誤區和不足,無法真正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三)方向上缺乏發展目標
“文化為誰”的問題是文化自覺的核心認識和歸宿所在。一個民族的文化自覺在其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涵義和不同的面貌。而我們當前的文化發展缺乏方向性和目標性。我們的文化應以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最高價值取向。樹立文化旨歸意識,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方向,把握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全面完善公益性文化事業、調整文化結構失衡現象,大力發展文化產業,調整文化市場膨脹無序。不斷創造優秀的、豐富的文化產品,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需求,讓人民共享文化發展的成果。
三、堅持文化自覺,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路徑選擇
(一)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
指出,核心價值觀是文化軟實力的靈魂,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點,這是決定文化性質和方向的最深層次要素。而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路徑,就是要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指引下,與中國化相鏈接,自覺地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當前的文化價值觀構建有機相結合。因此要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融入到國民教育的全過程,發揮新聞媒體的主渠道作用并注重文化產品育人化人的功能。
(二)加強當代中國先進文化、價值觀的對外傳播
中國的國際形象取決于我們提倡什么樣的價值觀和如何采用政策把這種價值觀向世界傳播并使其被認可、接受和歡迎。在實現文化的對外傳播時,我們應該在戰略上考慮如何把我們的文化軟實力資源和人類的普適性價值觀相結合。不能僅僅在政策層面利吸引其他國家支持我們的政策主張,還要在文化層面把我們的軟實力打造成國際社會的主流的價值觀和規范。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國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響,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必須堅持文化自覺并吸收其他國家或民族的先進文化,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實現在對世界優秀文化的整合過程中不斷實現本民族文化的創新與發展,使我國的文化在世界民族文化中散發出熠熠光彩。
注釋:
①費宗惠,張宗華.《論文化自覺》[M].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頁
②熊黎明.《文化產業與文化創新》[J].學術探索,2003,(4).
參考文獻:
[1]費宗惠,張榮華.論文化自覺[M]. 內蒙古: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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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葉啟績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文化自覺[M].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
隨著國際分工的深化、發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日益加強,國際間的商品流通日益頻繁。各個國家為了爭奪世界市場,競相推銷本國產品,其中一個重要的促銷手段就是利用廣告將本國的商品和廠商的聲譽向國際推介。商標作為商品的符號,是國際廣告中一種特殊而且極其重要的形式,它隨著商品交流的擴大而聲名遠揚,最終成為企業的無形資產和巨大財富。
二、跨文化交際中的商標翻譯原則
商品是銷往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因此不同類型、不同程度的文化差異必然會反映到語言中。商標翻譯者要處理的是個別的問,他面對的卻是兩種文化。面對激烈的競爭,要想澤出音意俱佳,使商品有廣闊市場前景的商標名,翻譯者必須具備較強的跨文化交際意識,沖破語言形式對等觀念的束縛。
1.尊重和把握民族心理差異,洞察譯名聯想意義。民族心理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演變過程中由民族文化積淀而成的心理特征。由于各民族生態環境、演變歷史、、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差異,各民族的心理特征必然不同,從而產生迥然不同的價值觀念、聯想意義和消費心理。例如:我國很多出口商品商標是以飛禽走獸、花鳥魚蟲來命名的。在翻譯這樣的商標時,譯者一定要事先了解商品是銷往哪個國家或地區的,以便搞清楚哪些動物或植物在國外受歡迎,哪些又是應該避諱的。
2.結合商品特征,反映商品信息。譯名必須符合商品本身的性,體現原文中的定位概念。如:Procter&Gamble公司的原譯名“寶堿”就不如現在的名稱“寶潔”好,后者充分體現了公司所生產的洗滌、護膚、口腔保健品等屬性。又如:美國生產橡膠輪胎的公司Goodyear和Goodrich則分別被譯為“固特異”和“固特立”,譯者將原來的人名改譯為能表明產品經久耐用特點的名稱,非常新穎而且極有吸引力。此外,由于銷售商在生產某種產品時都有比較明確的消費層次和銷售對象,因此商標翻譯還要瞄準其消費群,譯名的發音和用字應盡可能與商品的市場定位及其所面對的消費群體相結合。如:AVON(雅芳),Italina(伊泰蓮娜),Vichy(薇姿), Maybelline(美寶蓮)等譯名都是針對女性及其愛美心理,選用了“芳”、“蓮”、“娜”、“姿”等女性喜愛的字眼。
3.語言樸實規范,節奏簡練明快。商標翻譯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讓廣大消費者通過譯名“一勞永逸”地記住自己所代表的產品,建立長久深遠的銷售網絡。為此,商標譯名就必須樸實規范、簡單易記,形象生動。例如:Head&Shoulder原譯為“海倫仙度絲”,譯名很長又讓人不知所云,遠沒有現譯名“海飛絲”生動。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儀器與小型電腦制造商Hewlett Packard Co.在大陸曾長期音譯為“休利特――帕卡德”公司,后來逐漸被港臺的另一個譯名“惠普”所取代,既簡明又給人積極意義的聯想,成為該行業的著名品牌。此外,還有快餐店McDonald’s用“麥當勞”代替“麥克唐納”,英國名車RollsRoyce用“勞斯萊斯”代替“羅爾斯――羅依斯”等使用更好的譯名來促進銷售。
三、國際商標的翻譯策略
為使文化因素有效地融人國際商標中并最終成為企業的無形資產和巨大財富,本文以下歸納出了一些成功譯名的經驗和失敗譯例的教訓,擬提出如下可在翻譯商標時參考使用的策略。
1.省音。外文商標在譯成中文后多采用兩字或三字的形式,雙音節符合中國人的審美習慣和時代的發展趨勢;三字商標則多起源于中國傳統的老字號,如“同仁堂”、“全聚德”、“稻香村”等。因此中文譯名可減原名的多音節為二字或三字商標。如Pentax譯為“賓得”、Fiyta譯作是“飛亞達”、McDonald譯為“麥當勞”、Sprite譯為“雪碧”、Aquafresh譯為“家護”牙膏、Parasonic譯為“松下”、Toshiba譯為“東芝”、Accord譯成“雅確”(一種手表的商標)等。
2.加字。在譯出原名的主要音節后,可根據需要加上符合商品特征或是關鍵意義的字,以深化商品文化的特征,突出產品的宣傳性,吸引消費者。如Rock唱片譯為“滾石”,Power香皂譯為“波爾膚”,Colgate護齒潔齒系列商品譯為“高露潔”等。當然在加字時一定注意所加的字在意義和音色上都要與原文商標相宜,否則就會畫蛇添足,多而不當。
3.字眼的選擇可在一定程度上脫離原名的音節,尋找切合商品的字詞,而不要拘泥于在音色上的相似和模仿,如Ricon譯為“理光”、Canon譯為“佳能”,兩者都是攝影和復印器材的商標;Seiko鐘表譯為“精工”、Comfort衣物柔順劑譯為“金紡”、Reebok運動服裝譯為“銳步”。
新疆民族舞蹈文化是連接新疆各民族人民內在情感的重要紐帶,是新疆各族人民維護穩定和社會、經濟、文化向前發展的精神動力。由于民族舞蹈在新疆民族文化生活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它是新疆各民族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依托,因此,對新疆民族舞蹈文化的保護、傳承、發展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加強新疆民族文化建設,特別是新疆民族舞蹈文化建設,有利于各族人民之間的團結,有利于新疆民族文化產業的發展,有利于增強新疆綜合發展實力與各民族的凝聚力。高等教育具有促進文化和諧的職能。文化和諧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把不同的文化,尤其是不同民族文化中具有本質性意義的價值觀置于同一個平臺——大學,可以使不同文化在交流中相互理解、借鑒、吸收和融合,進而消除歧視、敵視與沖突,最終達成共識與和諧。該職能因國家、企業等職能所限,難以完全承擔,唯有高等教育才可促其實現。新疆高等教育應該成為民族融合和先進民族文化傳播發展的搖籃,我們要建設和開發一批涵蓋新疆各民族舞蹈藝術的表演課程,通過一定的教學組織形式,培養學生對各民族文化的理解、尊重和欣賞的情感,使學生認識到各民族文化“和而不同”和中華民族文化多樣性的特征。通過新疆民族舞蹈課程的教學,學生可以形成尊重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傳統文化,摒棄文化偏見,接納文化差異的社會能力。
新疆民族團結教育要培養學生跨文化、跨民族的交往能力,這種交往能力通過簡單的知識傳授和說教式的教育難以實現,只有通過新疆民族舞蹈課程的實踐教學,培養學生的民族情感和熱愛大美新疆的精神,使學生相互尊重各自民族的文化和傳統,使學生在現實生活中遇到民族間的矛盾或民族文化的沖突時,能夠顧全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大局,妥善處理有關問題。由于受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新疆各民族居住區相對集中,不同民族居住區之間來往有限,與外界的交流也很少,形成了一個個民族色彩強烈的文化、生活的區域。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新疆少數民族大學生自小就接受了區域的民族傳統和民族文化的教育,其地方民族意識特別強烈,對其它民族的文化處于不太了解的境地,這就存在著誤解、歧視和沖突的風險。要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要求我們校園文化建設中適當增加一些各民族文化的元素,讓各民族學生更好相互理解相互學習,融入到多民族的校園文化環境中;另一方面我們要通過新疆民族舞蹈課程的教學,通過民族舞蹈所展示的新疆不同民族性格、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讓學生領悟不同民族舞蹈文化的精髓和對各民族舞蹈文化的感情,進而感悟民族舞蹈的真諦和各民族的優秀文化。
不同民族大學生組成一個個學習的團隊,通過新疆民族舞蹈課程的實踐教學,實現互動交流、互相理解和互相欣賞,讓不同民族的學生在相互交往、協作中逐漸淡化地方民族意識,增強國家認同感,增加各民族學生之間的融和與團結。21世紀世界文化藝術的發展,將引領著舞蹈藝術形式的多樣性,民族性和藝術性。但在新疆,由于中亞泛伊斯蘭化影響對新疆悠久的民族民俗文化帶來了很多負面的影響,越來越多的維吾爾族婦女不再穿著艷麗的民族服飾,取而代之的是一襲大黑罩袍,南疆某些地區甚至禁止音樂、傳統歌舞、繪畫、雕塑等社會文化活動。如果我們不能倡導和繁榮優秀的民族文化,發展適應現代科學技術、現代生產方式、現代生活方式、現代藝術方式的民族文件,那么新疆文化的倒退就是難已避免。因此,我們要結合新疆社會、文化、經濟發展的實際,增加新疆各民族世俗化的文化因素,大力發展新疆民俗文化和民族舞蹈文化,使其和現代文化和多元的民族文化融合,抵御中亞泛伊斯蘭化思潮的影響。這些都需要在最具有發展潛力和最具有引領時代文化特質的當代大學生中,開展此項工作,使他們成為傳承、推廣、創新和引領新疆民族舞蹈藝術文化的使者,成為維護新疆維定和民族團結的合格社會公民。
二、新疆民族舞蹈課程動作技能促進學生身心的發展
新疆民族舞蹈是以歡快的肢體語言表達的一種藝術表演形式。通過新疆民族舞蹈課程的教學實踐,新疆各民族學生可以廣泛了解各民族舞蹈文化內涵、理論知識、肢體藝術、舞蹈語言、人體生理、運動結構和訓練機理等知識與技能。同時,在新疆民族舞蹈課程的教學實踐中,系列的肢體訓練,可以改變學生中不良的肢體行為習慣,使學生個人形體和運動行為變得更加有韻味和美感,增強學生的樂觀自信。各民族學生通過新疆民族舞蹈課程的教學實踐,提高了各族學生對優美民族舞蹈的感受,使學生充分體會新疆民族舞蹈藝術所孕含的豐富的民族文化內涵,培養各族學生積極樂觀的性格。通過肢體語言的培養和培訓,內化其氣質、涵養和風度,更好地展現出新疆各民族青年人應有的活力。優美的體態、良好的行為、豐富的情感及豐厚民族文化的熏陶,使新疆高校學生具有區別于內地大學生特有的氣質,這是新疆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追求的最高目標。隨著新疆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素質教育的發展,如何通過舞蹈教學培養學生的文化素養、民族團結素養和就業創新能力,是當前新疆高校教育工作者值得思考的問題。新疆高等教育開設新疆民族舞蹈課程,就是要通過新疆豐厚的民族文化這個載體,提升新疆大學生的綜合素質、文化交融及理解能力和社會工作的能力。因為舞蹈是一項團體的行為表演藝術,對隊形動作都有很高的要求,這就需要學生一遍又一遍地練習,通過不斷的練習配合,培養各民族學生的耐心、互助和團隊合67作精神,最終達到整齊和諧的表演效果。這種長期的團隊訓練既可以培養各民族學生的集體意識,也可以增進各民族同學之間的友誼。同時民族舞蹈的訓練與演出,可以使學生感悟民族舞蹈豐厚的語言和文化,使學生在無意識中接納不同民族的文化,并學會欣賞不同民族的文化,提高學生的文化修養,培養學生良好的意志品質和道德修養,豐富新疆高等院校的校園文化。
三、新疆民族舞蹈課程教學內容及教學模式的確定作為“歌舞之鄉”
新疆有著豐厚的民族民間歌舞藝術,它們是新疆民族舞蹈課程教學內容的載體。我們可以有目的地選擇優秀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回族、蒙古族、柯爾克孜族、錫伯族、塔吉克族、塔塔爾族、烏茲別克族和漢族的民間舞蹈節目,采取“項目”型的教學組織模式,讓學生選取節目類型,進行創編、訓練,直至最后的演出。我們在新疆民族舞蹈課程教學內容確定上,要根據新疆的地域特點、民族習俗、民族文化和學生的民族構成,構建具有本校特點的民族舞蹈課程體系。課程體系既要體現民族民間舞蹈傳承的特點,又要結合時代的發展和青年學生的審美情趣,在尊重民族文化和習俗的前提下,進行民族民間舞蹈的創新。在教學實踐中,依據學生的興趣和能力,要進行適當的調整,逐步完善新疆民族舞蹈課程的教學內容。新疆民族舞蹈課程為每學期必須開設的人文素質課程,周學時為2個學時,以某一民族舞蹈表演為載體,采用課堂練習與課后練習加表演的教學組織形式,使新疆高等教育的大學生每人至少具備5-8個不同民族舞蹈節目的表演能力。在新疆民族舞蹈課程教學模式的確定上,應遵循5個原則:一是課程教學組織的多民族原則。要以學習小組的形式開展教學。
學習小組應該跨越班級的界限,由新疆不同民族學生組成,不允許同一民族組成同一學習小組;二是課程教學的“行動導向”教學原則。每組某一學期以一個民族某一民間舞蹈節目為課程學習的載體。學生首先對舞蹈節目的整體有所了解。在此基礎上進行單一動作技能的訓練,然后進行組合動作的訓練,最終完成某一民間舞蹈節目的表演。三是注重學生情感培養的教學原則。重點是培養學生對學習民族舞蹈的興趣和情感,在教學中注重激發學生的自我優越感,鼓勵學生積極參加學校的各種文藝晚會,讓他們在舞蹈的訓練和表演中感受成功的喜悅。這種親身體驗的機會對學生自身的影響是很大的。四是師生雙向交流學習的原則。舞蹈教學是教師與學生的雙向活動,是師生之間、學生之間進行情感和興趣的心理交流。在教學中,教師要善于和學生交流,關心學生的成長,通過表揚和鼓勵,激發學生的創作熱情,同時還要發揮各民族學生舞蹈的直觀情感優勢,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和學生關系。五是社會實踐教學的原則。只靠學生校內的民族舞蹈課程的學習,是難已培養出學生對不同民族文化的尊重和認同的。我們要利用學校多媒體等設備,在校內民族舞蹈課程教學中給學生放映一些新疆民族的紀錄片和舞蹈視頻;鼓勵學生參加當地的民間舞蹈活動,或者以學生小組的形式通過有組織的社會實踐為農村集市表演節目;要有目的地引導學生通過社會實踐去了解與掌握不同民族的傳統文化與舞蹈特點,最終使各民族學生掌握不同民族舞蹈的藝術內涵和文化潛質。
四、新疆民族舞蹈課程的發展將促進新疆文化產業的發展
新疆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一批批高素質的人才,需要跨學科復合型的創業人才,需要掌握現代營銷技術的推廣策劃人才。有了這些人才,才能完成對新疆豐富民族民間文化藝術資源的系統挖掘整理,才能實現在保護與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才能有效地實施文化藝術資源優勢的轉換創新戰略,才能形成一批具有新疆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舞臺藝術精品和優質文化產品,才能實現借助現代媒體形式實施走出去的發展戰略,才能真正形成支撐地方經濟的文化優勢產業。我們要充分利用烏魯木齊市國際商貿中心城市的發展定位,積極將中國傳統舞蹈文化和新疆民族舞蹈文化向外輸出。借助計算機信息技術和工業設計技術,使新疆民族舞蹈文化呈現多樣化的發展形式,適應國際和國內市場的需求,走向世界。在弘揚中國舞蹈文化和新疆民族舞蹈文化的同時,將新疆高校舞蹈教育事業逐步推向國際化發展的軌道。在新疆高校中普遍開設新疆民族舞蹈課程,可以實現培養復合型的新疆民族舞蹈應用型、技術型、經營型的專業人才,可以實現新疆民族舞蹈藝術與會展、旅游業的結合,與現代工業設計的結合,與裝飾裝潢的結合,與計算機多媒體的結合,與營銷策劃的結合和與動漫設計的結合。這種結合可以拓展新疆民族舞蹈藝術產業發展的領域,使具有新疆民族舞蹈藝術特色的文化作品、工業設計作品、動漫作品、旅游工藝品等文化產品逐步走出新68疆,走向世界。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的長期的生產活動中所形成的,它包括飲食、服飾、節慶、建筑等物質層面,也包括傳統的習俗、禮儀、宗教、價值觀和道德觀等精神層面的文化。
每個民族都會有其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這些文化反映了民族的起源和發展,民族文化所具有的魅力成為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充分認識到民族文化對民族地區旅游業發展的內含和意義,對民族文化進行合理的開發與保護,才能保證當地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民族文化的特點
1、民族文化具有民族性
不同的民族會有不同的民族文化,這體現了民族文化的民族性特點。如藏族向客人敬獻“哈達”來表示最隆重的禮節,敬獻的哈達越長越寬就表示禮節也最為隆重,在敬獻哈達時,對于不同的群體,姿勢也會有差異;壯歌久負盛名,壯族會定期舉辦對歌賽的“歌圩”盛會,另外,壯族刺繡、竹芒編等建筑藝術名揚遠近;滿族人大部分居住在我國的東北三省,其中以遼寧省最多,滿族人是一個非常重視禮節的滿族,平時見面要行請安禮。
2、民族文化具有地域性
民族文化的地域性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是由于民族分布都在一定地域空間范圍內,所以由其創造的民族文化也分布在這一地域中;第二是民族文化往往與周圍的地域環境先協調,而自然環境是無法人工復制的,所以民族文化也只能在這種環境中得以保存。
三、民族地區文化對旅游發展的作用
中國作為世界上少數民族聚居的國家之一,少數民族分布的地域十分的廣闊,約占我國總面積的74%。從地域分布來看,西南、西北及東北及地區是少數民族分布最為集中的地區。少數民族通常居住在邊緣山區,這些地區通常交通不便,經濟發展水平嚴重滯后,但也正是這種相對封閉的環境使得整個社會基本停留在原始的社會狀態,自然風光和人文風情成為其獨特的吸引點。
經過千百年的發展,我國少數民族的不同的居住空間創造了豐富多彩、極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民俗風情,在這些不同的文化中,每一種民族文化都有其獨特的外在特色,都是這個民族文化內容的具體表現。這些文化和習俗源于創造它的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并與自然環境相互影響和交融,最終使得多元文化能夠得以和諧共存。正因為每種民族文化都具有各自的特色,從而使得不同民族地區旅游各具有其獨特性,形成了自身獨有的文化環境,在今天我國民族旅游發展中仍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多姿多彩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多依賴于特定的地域空間,并且沉淀于此。民族文化特色通過當地居民的生產勞動、服飾、飲食、語言及禮俗等方面表現出來,極具民族特色的區域文化作為引導居民生產和生活的形式,民族地區旅游在豐富的傳統文化與經濟發展兩個方面相互交錯,兩者相輔相成、共生互動。
民族地區文化是一種無形的資本,是民族地區旅游發展不可獲取的動力來源之一,它在民族經濟、社會及環境的發展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民族地區的文化發展代表著其所屬民族的文明程度高低水平,這種文化雖然是無形的,但是它比有形的基礎設施等對民族地區旅游的影響更為深遠和重大,對于民族地區的旅游業發展而言,文化是其主要的競爭優勢,只有先有了富有特色的文化存在,才意味著有發展區域旅游的前提。
四、文化與旅游發展的關系
民族地區旅游的發展對傳統民族文化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有可能使民族傳統文化發生本質的改變,又有可能促進民族文化的良性變遷,從而使得民族文化得以持續的發展,這其中的關鍵就在于在發展民族地區旅游時,是否正確利用了當地的文化資源,并對民族文化進行了科學合理的利用。
民族旅游是推動各民族文化交互的一種最有效的方式。在這個活動中,她是它使不同的少數民族在通過與外來族群文化的撞擊與交互中對本民族的文化產生更為深刻的理解,這種理解有助于提升對自身民族身份的認同,促使少數民族居民借助當地民族旅游業的發展機遇來對本民族的傳統文化進行宣傳、復興,這就使民族地區的傳統文化得以更好的延續和保護,更重要的是通過旅游業的發展讓民族文化得到與現實相適應的良性發展。
民族與文化是共生的,有什么樣的文化就有什么樣的民族;一個民族的發展,就是其文化的發展;而一個民族文化的發展,才是這個民族最根本的發展。民族旅游這個概念,并不是對于任何地域的少數民族都是可以利用的。一個成功的民族旅游地的開發,實質上是通過充分挖掘當地民族文化中的優秀部分,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使其能夠隨著時代的發展得到傳承和發展。民族地區旅游業的發展是在展示少數民族生活狀態和思想觀念的同時為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摘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中,中國的傳統音樂文化正經受著深重的考驗。當今全球化背景下,西方音樂作為強勢文化擠占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空間。本文在堅持文化相對論基礎上探討對傳統音樂文化的再認識和對優秀傳統文化繼承的問題。
關鍵詞:傳統音樂 西方音樂 文化
中圖分類號:J605 文獻標識碼:A
一 中國傳統音樂概況
中國傳統音樂是在中原音樂、四域音樂以及與外國音樂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發展起來的。因此可以說,中原音樂、四域音樂、外國音樂是中國傳統音樂的三大來源。
中原音樂指的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發展起來的音樂。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漢族為主體的黃河流域音樂文化。其中,殷商和西周時期的音樂文化具有代表意義。除六代樂舞及其他多種樂舞的發展和整理,禮樂制度的階級化和等級化,大司樂機構的設置,三分損益律的運用等有重要影響之外,尤其在“八音”樂器分類中“琴”(七弦琴)及其音樂的出現,奠定了中國傳統樂器與器樂的基本模式。
四域音樂指的是除中原音樂以外的中華大地各民族的音樂文化。其中,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區,與黃河流域同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發祥地。長江中游的楚文化中的音樂文化,色彩繽紛,獨樹一幟,同中原音樂并為上古中國傳統音樂的表率,相互輝映,相互交融,進而衍生、發展。珠江流域的粵文化,西南各少數民族的音樂文化,西北作為古代絲綢之路對多處音樂文化傳播、交融的作用,以及東北各少數民族的音樂文化,都為中國傳統音樂的形成、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其中,在樂器方面,作為漢族音樂文化與少數民族音樂文化交融的代表實例,可以舉出由奚琴到胡琴類各種拉弦樂器的形式。
中國音樂與外國音樂的交流,由來已久。據《穆天子傳》記載,相傳西周初,周穆王曾經帶著規模頗大的樂隊到西方各國進行音樂交流。此后,在漢代伴隨著佛教的傳入,印度教音樂和天竺樂也入傳中國;隋唐時期,大量外國音樂的輸入,不僅帶來外國樂曲,而且引進樂器、樂律、音階。作為外國樂器傳入中國,后又被改造為中國傳統樂器的琵琶就頗具代表意義。
二 全球化與中國傳統音樂
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說過:“一個依賴過去的民族是沒有發展的,同樣,一個拋棄傳統的民族也是沒有前途的。”中國傳統音樂是中華民族在數千年歷史長河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比較穩定的音樂文化狀態,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當今世界是以經濟和科技的發展為主要標志的全球范圍內的世界化,面對全球化的趨勢,中國傳統音樂到底將何去何從、傳統音樂在這個潮流中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逐漸成為眾多音樂學學者關注的問題
文化發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各民族文化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因此,異質性文化的沖撞、互動是由可能的、時而發生的,互相借鑒、缺長補短也是必要的。但中西方文化是平等的,文化的主體也是平等的。傳統音樂之所以能與中國社會同時跨越幾千年的歷史長河而流傳到今天,可見其所蘊含的強大的穩定性和堅韌性。
眾所周知,唐朝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要遠遠大于漢朝,但是誰能說唐朝時鼎盛一時的歌舞伎樂就一定比漢朝時的鼓吹樂先進;更有后來的戲曲音樂,誰能說戲曲音樂就一定比歌舞伎樂先進呢?不僅音樂、美術、文學同樣如此,這是藝術的普遍規律。我們說在現代社會物質基礎上所創造出來的抽象藝術、后現代藝術就一定比幾千年前古希臘藝術先進嗎?如果這樣的話,黑格爾也不用“高貴的純潔和靜默的偉大”來形容古希臘藝術了。
當然,除了物質基礎上的原因以外,文化思想意識上的原因也很重要。福柯曾經說過“知識就是權力”,不同的人掌握的知識的多少是不一樣的,在知識的生產和接受過程中,知識創造的主體也就慢慢在無形之中“奴役”了知識的接受者。因為知識的生產者是少數人,而知識的接受者卻是大部分。當群體慢慢接受了這少數人所創造的知識體系之后,也就完成了被“奴役”的過程。所以,知識的生產和接受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奴役”和“被奴役”的過程……
在中國,西方音樂之所以能以優勢之勢席卷中國大地,將傳統音樂擠壓在一邊,很大程度上也歸因于我們的音樂文化傳播者。因為他們所接受的知識全部都是西方音樂理論架構下的知識體系,而對中國本體音樂理論卻知之甚少,這種狀況必然使他們自然而然成為西方音樂文化下的“被奴役者”,他們很容易納入西方的音樂體系,使西方音樂的知識體系成為現代音樂的經典之作的判斷標準,當這種音樂的主導性和中國傳統音樂所謂“邊緣性”、“落后性”比較起來,西方音樂自然也就占了上風。當然,這種現象還要歸因于一定的歷史原因,我們也不能責怪歷史開的這樣一個玩笑。
國家的落后和民族的災難促使著大批熱血青年向西方學習,以尋求拯救民族處于水深火熱災難中的方法。近代新音樂的先驅者如曾志、沈心工、李叔同、黃自、蕭友梅等都是走出國門,尋求音樂振興之路,通過學習他們成為西方音樂的傳教士。當前輩先驅們將其所接受的西方音樂理論知識傳給下一代時,下一代再傳給他們的下一代,這種無限制的知識循環必然促使大范圍內的思維定勢,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變成這種知識的被奴役者。相反,由于傳統音樂特殊的傳承方式和其生存空間遭到嚴重的破壞,它的接受者卻日趨衰減,包括現在我們許多著名的傳統音樂學家也都是西方音樂體系啟蒙,之后返回來再思考并研究傳統的。所以,日積月累在文化的對抗中我們的傳統文化成了弱勢。
哈佛著名學者杜維明在他的《儒家傳統的現代化轉化》中指出:“強人政策”是“以本民族文化的精華與他民族文化的糟粕進行比較,突出本民族文化的優越性”這容易導致文化的盲目自大和盲目排外,最終導致文化的封閉和落后;“弱者政策”是“以本民族文化的糟粕與西方文化的精華進行比較,以突出本民族文化的劣根性。”這必將導致把西方文化看成至美文化而全盤西化,直至放棄本民族文化傳統的錯誤主張。
在全球文化多元主義的影響之下,音樂文化也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交流。人類最偉大的成就在于創造性地使地球成為融合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為一體的諧和棲息地!世界因不同而精彩,交流因不同而必要。公平地對待人類的多元文化是理所當然、毋庸置疑的。“是否先進”這個詞不應該出現在文化藝術領域,國家經濟發展有先進和落后之分,科技有先進和落后之分,而藝術是沒有國界,沒有先進和落后之分的,它是人類共同的財富,人類都應該為擁有如此光輝燦爛的藝術而自豪!
同時,人類文明的發展模式從宏觀上是一個定態模式,只不過是由于空間上的不同分布而造成時間上的先后序列。每個地區、每個民族都有適合其自身發展規律的模式,有著其自身的合理性(音樂作為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亦是如此),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是等價的,研究各個民族的不同文化有利于發現貫穿于不同民族間的共通的東西。
但我們也要注意,在文化交流中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這個“度”就是自己民族的“根”。中華民族之所以成為“中華民族”就是因為其中有中華的文化。康有為按公羊學的理論,認為華夷之辨是在“文化”。如果失去傳統,企圖對整個社會生活作全面的西化,那就等于“文化自殺”,就成了文化上的“流浪漢”。切勿過火地將傳統音樂的靈魂給“化”了。這是很可怕的事,沒有靈魂也就等于沒有傳統了。
“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優秀的傳統文化,需要從民族文化中吸取其自強不息、穩健和諧、厚德載物、敬業樂群的精神和理念,它們是中華民族的靈魂和思想動力,也是我們溝通西方,向外國優秀文化學習的思想基礎。”英國哲學家羅素在《中西文化比較》中寫到:“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已經被證明是人類文化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仿效拜占庭帝國……”
在當前,我們一方面要借鑒西方音樂的優勢與經驗為我所用,另一方面也要在傳統的基礎上繼續深入地自我發展,傳統的延續與復興將會在當代人越來越多元、自由的精神選擇中,重建植根于這方黃土地上的文化故鄉,增加人們血液中傳統文化的濃度,從而使經濟、科技塑造的全球化的時代中,民族和個體保持清晰的身份,而不至于繼續迷失,重新接續中國傳統的精神文化血脈,使傳統音樂能夠在世界音樂之林中大放光彩來,以此體現我們中華的樂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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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杜維明:《儒家傳統的現代化轉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
[3] 牟鐘鑒:《走進中國精神》,華文出版社,1999年。
[4] 衛麗軍《全球化與中國傳統音樂發展戰略》,《平原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