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經濟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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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論新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信息技術；會計政策選擇；信息供給成本

會計政策選擇是指在會計準則或相關經濟法規的可選擇域內，根據會計主體的經營管理目標，對可供選擇的會計原則、方法、程序進行定性、定量的比較分析，從而擬定會計政策的過程。從經濟動機角度分析，影響會計政策選擇的因素主要有證券市場的監管政策、公司治理結構、公司經營水平、注冊會計師審計監督、經營者激勵機制、會計披露制度等。但會計信息系統是基于一定的數據處理技術手段運行的，必然要受到信息處理技術的影響，也就是說，會計信息處理技術所導致的信息供給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會計政策選擇。因此，在信息化環境下，會計政策選擇應當以提升信息質量為目標，遵循可靠性、相關性和完整性原則。

一、會計政策選擇的理論回顧

Watts and Zimmerman（1986） 根據經濟學的契約理論，對會計政策選擇的經濟動機總結出著名的三大假設: （1） 分紅計劃假設。若其他條件不變, 有補償計劃的公司經理為擴大個人效用，更可能選擇將未來的盈余轉移到現在的會計程序, 通過將會計報告利潤由未來期間提前至本期確認，以提高經理人員報酬的現值。（2） 債務契約假設。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公司的負債權益率越高, 公司經理越可能選擇將未來的盈余轉移到現在的會計程序，通過將會計報告利潤由未來期間提前至本期確認，以避免債務契約的違約成本。（3） 政治成本假設。如果其他條件不變, 公司規模越大,越可能選擇將現在的盈余遞延到將來的會計程序，通過將本期會計報告利潤遞延到下期確認，以避免因高額利潤而受到政府的管制。Watts and Zimmerman的三大假設提出以后,不少學者對其進行了檢驗。如Hagerman and Zmijewssi（1979）對存貨會計政策的選擇問題進行了研究, 驗證了政治成本假設。Dyckman and Smith（1979） 對石油天然氣公司進行了研究, 結果證實了債務契約假設和政治成本假設。Dhaliwal and Smith（1982）對折舊會計政策的選擇問題進行了研究, 結果與三大假設相一致。Daley and Smith（ 1983） 對研究開發費用資本化政策選擇問題進行了研究, 證實了分紅計劃假設和政治成本假設。

而在中國資本市場上,不少學者對我國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的動機進行了一定研究，得出了一些有意義且可以接受的結論。（1）三大假設在中國不完全成立。如王躍堂（2000）研究證明會計政策的選擇是由一些經濟因素決定的,這些決定因素不是西方所謂的“三大假設”；龔鳳乾（2004）研究證明上市公司采用什么折舊方法報告收益與其總資產規模、負債權益比及股權集中度均無關系。（2）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進行盈余操縱。如蔣義宏（1999）研究證明上市公司為了達到證監會規定的配股標準,公司經理采取了明顯的“盈余操縱”措施；徐宗宇（2000）對上市公司的盈利預測情況進行實證研究, 表明上市公司在一級市場招股上市時, 公司經理存在操縱盈余預測行為。（3）公司治理影響會計政策選擇。如唐松華（2000）認為股東、債權人、供應商、顧客、雇員都與管理當局訂有某種合約，與這些不同利益相關方的合約就是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時應考慮的因素；李姝（2003）認為上市公司與政府、投資者、債權人、供應商、顧客及員工等相關利益主體構成博弈的一方和多方，出于利益和需求的動機, 各方均可選擇對自己有利的策略并付諸實施。

綜合國內研究結論，影響會計政策選擇的因素主要有：證券市場的監管政策、公司治理結構、公司經營水平、注冊會計師審計監督、經營者激勵機制、會計披露制度等，但這些都是從經濟動機角度進行的檢驗和論證。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從會計信息處理技術應用所導致的會計信息供給成本角度，分析會計政策選擇的現狀。

二、會計政策選擇的現狀分析

IAS（1975）第8號《本期凈損益、基本錯誤和會計政策的變更》將會計政策定義為“企業編報財務報表時所采用的特定原則、基礎、慣例、規則和做法等”。CAS（2006）第2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差錯更正》將會計政策定義為“企業在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中所采用的原則、基礎和會計處理方法”。因此，本文數據統計中的會計政策僅指會計處理方法，不包含會計原則和基礎；同樣，會計政策變更僅指會計處理方法變更，不包含會計原則和基礎的變更；在會計政策變更中僅指自愿性會計政策變更，不包括強制性會計政策變更。

根據國泰安上市公司財務報告數據庫，筆者對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844家上市公司所披露的2001度財務報告附注中的會計政策選擇信息進行了數據統計，其中剔除了A（農、林、牧、漁業）、I（銀行業）、L（傳播與文化產業）3個行業的上市公司。在每家上市公司所披露的會計政策中，選取了核算工作量差異明顯的會計處理方法進行了統計，主要包括壞賬準備計提、存貨發出計價、低值易耗品成本攤銷、固定資產折舊、債券溢折價攤銷和所得費用核算等6個方面的會計政策。同時，對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6個方面會計政策的變更情況進行了追蹤統計。統計數據如表1所示。

通過對上述上市公司6個方面會計政策選擇現狀的統計分析，可以看出，在壞賬準備計提方法中，期末余額百分比法（19.91%）的核算工作量最小，信息的可靠性和相關性最低；賬齡分析法（79.74%）核算工作量最大，信息的可靠性和相關性最高。但由于財政部的《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有關會計處理問題補充規定》（財會字[1999]35號文），選擇賬齡分析法的比例較高，屬于強制性會計政策變更。在存貨發出計價方法中，先進先出法（7.82%）的核算工作量較大，加權平均法（78.55%）核算工作量較小。在低值易耗品成本攤銷方法中，一次攤銷法（70.62%）的核算工作量較小，五五攤銷法（27.25%）核算工作量較大。在固定資產折舊方法，年限平均法（分類折舊率）（99.53%）的核算工作量較小，加速折舊法（0.47%）的核算工作量較大。在債券溢折價攤銷方法中，直線法（99.76%）核算工作量較小，實際利率法（0.24%）核算工作量較大。在所得稅費用核算方法中，納稅影響會計法（1.90%）的核算工作量要高于應付稅款法（98.10%）。

綜上所述，上市公司均選擇了會計核算工作量較小的會計處理方法，所提供的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和相關性差。其主要原因在于國內企業會計信息化普及率還不到15%（中國信息產業分析報告，2002），會計信息的加工還主要依賴于手工技術處理，而采用手工技術處理，在選擇會計處理方法時必然要考慮到會計核算工作量。假設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化普及率達到100%，但1998年6月財政部的《企業會計準則——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差錯更正》中明確規定：“企業采用的會計政策，前后各期應當保持一致，不得隨意變更”，信息化系統下的會計政策選擇仍然受制于原有手工系統下的會計政策。通過對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6個方面會計政策的變更情況的追蹤統計，可以看出，自愿性會計政策變更的上市公司非常少，不影響依據2001年數據分析的結論。因此，筆者認為企業會計政策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信息處理技術所導致的信息供給成本的影響。

三、信息化環境下的會計政策選擇原則

盡管CAS（2006）第28號規定：“企業采用的會計政策，前后各期應當保持一致，不得隨意變更”，但同時也指出：“滿足下列條件之一的，可以變更會計政策：（1）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等要求變更；（2）會計政策變更能夠提供更可靠、更相關的會計信息”。 IAS（1975）第1號《會計政策的揭示》指出：“審慎性、實質重于形式和重要性應該決定會計政策的選擇和應用”。 陳立軍（2001）認為企業擇定會計政策時,應遵循公認性、適用性、謹慎性和重要性原則；張鳴（2001）認為會計政策變更要符合決策有用、綜合收益和成本效益要求。筆者認為在信息化環境下，尤其是在實施ERP系統的過程中，企業應當忽略會計核算工作量，從會計信息質量角度，依據“會計政策變更能夠提供更可靠、更相關的會計信息”這一條件，整體評價和重新變更現有的會計政策，選擇對信息使用者決策有用的會計政策。

（一）可靠性原則

會計政策選擇應當保證會計信息的真實可靠，可靠性是會計信息質量的首要標準。同一交易或事項選擇不同的會計處理方法，其產生的信息盡管都是真實的，但其可靠程度是不同的。如固定資產折舊計提，若選擇年限平均法（綜合折舊率），計算非常簡單，但其計算的折舊費用信息非常籠統，可靠程度低；若選擇年限平均法（個別折舊率），針對每一項固定資產分別計提折舊，其計算的折舊費用信息非常詳盡，可靠程度高；若選擇加速折舊法能夠更可靠地體現收入和費用的配比原則，但應考慮到稅收政策的限制。因此，在信息化環境下，企業應當從提高會計信息的可靠程度出發，選擇能夠提供更加詳盡可靠信息的會計政策，如壞賬準備計提選擇賬齡分析法和個別認定法、存貨發出計價選擇先進先出法和個別計價法、固定資產折舊選擇年限平均法（個別折舊率）、債券溢折價攤銷選擇實際利率法、所得稅費用核算選擇納稅影響會計法等等。

（二）相關性原則

會計政策選擇應當與信息使用者的預測和決策相關，相關性是衡量會計信息是否有用、是否具有價值的標準。在手工環境下，會計是基于貨幣計量假設，單一從價值角度，按照公認會計原則（GAAP）提供匯總數據，如按綜合折舊率計提的折舊費用、按期末應收款余額百分比計提的壞賬準備金等。這些匯總數據一方面無法滿足所有信息使用者的多樣化信息需求；另一方面，經過企業會計人員主觀判斷篩選后的信息，對所有信息使用者并非都是相關的。在信息化環境下，基于George H. Sorter（1969）的事項法會計思想，會計信息系統的目標在于提供與各種可能決策模型相關的經濟事項，由信息使用者自己根據模型需要選擇適用的會計數據和會計政策，進行會計數據挖掘和析取，這樣不僅能提供GAAP規定的標準財務會計報告，還能提供按用戶需求定制的財務會計報告。因此，信息化環境下的會計政策選擇應當留給信息使用者，這樣能夠大大提高會計信息的相關性，滿足信息使用者的共同需求和個性化需求。

（三）完整性原則

會計政策選擇應當有助于提供交易或事項的完整信息，完整性是會計信息決策有用的基礎。在手工環境下，傳統會計是基于Luca Pacioli（1494）的會計思想，以會計科目表作為會計數據分類標準，結合復式記賬原理，通過會計賬簿和會計報表揭示企業會計信息的系統。傳統會計采集和存儲的數據是整個業務過程數據的一個子集，明細分類賬和總分類賬是數據匯總的中轉站，所提供的明細分類賬、總分類賬以及高度概括的標準財務會計報告是價值有限的信息表，如信息使用者通過三欄式應收賬款明細分類賬，除了知道客戶、欠款余額外，很難知道是哪個銷售業務員經辦的，是銷售什么產品形成的，銷售數量和價格是多少，銷售折扣是多少，準確的賬齡結構如何，等等。自George H. Sorter（1969）提出事項法會計思想后，Bill Harper（1985）探討了如何在會計領域運用事項管理的數據庫技術，M. J. Mepham（1988）以事項管理思想構建了矩陣事件會計模型。因此，在信息化環境下，會計信息系統的目標應當是提供交易或事項的整體信息，包括價值信息和業務信息。會計政策選擇應當有助于提供交易或事項的整體信息，如固定資產折舊計提不能采用綜合折舊率，簡單地提供當期的折舊費用信息，而應當針對每一項固定資產完整地揭示其規格、性能、原值、使用年限、預計殘值率、折舊方法、當期折舊額、累計折舊額等多維信息。

主要參考文獻

［1］ 王躍堂． 會計政策選擇的經濟動機［J］. 會計研究，2000，（12）.

［2］ 龔鳳乾． 我國上市公司折舊會計政策選擇實證研究［J］. 現代財經，2004，（8）.

［3］ 顏敏，王平心，楊定泉． 自發性會計程序變更的證券市場監管效應［J］. 現代會計與審計，2005，（3）.

［4］ 申香華． 會計政策選擇的經濟學分析與治理創新［J］. 經濟體制改革，2005，（3）.

［5］ 唐松華． 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經濟學分析［J］. 會計研究，2000，（3）.

第2篇：論新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核心競爭力 企業文化 競爭戰略 技術創新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6-266-02

一、企業核心競爭力及特征

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指企業內部經過整合了的知識技能，是企業長期、獨立擁有的競爭優勢，它是企業在生產經營、新產品開發、售后服務等一系列營銷過程和各種決策中所形成的、具有獨特優勢的技術、文化和機制所決定的巨大的資本能量和經營實力。企業核心競爭力具有如下特征：

一體性。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企業具有的比競爭對手更強更持久的某種優勢、能力與知識體系，是從企業過去的成長歷程中積累而產生的。因此，它是由眾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企業的產品質量、技術、服務、制度、戰略、文化等，絕不是僅僅由某一個要素或某幾個要素所構成，具有一體性。

價值性。企業具有核心競爭力就能在提高企業效率、降低產品成本和創造價值等方面比競爭對手做的更好，企業是否具有核心競爭力，最具權威性的評判者是市場，即消費者群體，企業具有核心競爭力，一方面能給目標顧客帶來獨特、更多、更好的價值和利益，另一方面，通過滿足顧客的需要，能最大限度地實現企業價值。

動態性。企業核心競爭力是在長期的經營實踐中逐步積累形成的，它作為支撐企業長期發展的主動力，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其生命周期也遠遠超過了一般產品的生命周期。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表現為一種動態的競爭優勢，總與一定時期的產業動態、治理模式以及企業資源等要素息息相關。核心競爭力的動態發展演變是客觀必然的，也有一個產生、成長、成熟乃至衰退的過程。

獨特性。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企業在長期的生產經營活動中沉淀下來的個性化的東西，它是特定的人員組成的特定的組織、在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而形成的，因此，每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無不打上該組織的特色烙印，其他組織在短期內往往難以模擬。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必須是獨一無二、為企業所特有，沒有被當前和潛在的競爭對手所擁有。它不僅與企業獨特的技能與訣竅等技術特性高度相關，還深深印上了企業組織管理、市場營銷以及企業文化等諸多方面的非凡烙印。作為特定企業個性化發展過程的產物，企業核心競爭力既具有技術特性又有組織特性，企業的運作模式、營銷方式、規章制度，企業員工的素質、能力、觀念以及行為方式等因素共同支撐著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因此核心競爭力很難被競爭對手完全把握而輕易復制，更難進行市場交易。

拓展性。拓展性是指企業能夠從核心競爭力衍生出一系列的新產品和新服務以滿足客戶的需求。核心競爭力有從核心競爭能力核心技術核心產品最終產品的延展能力，核心競爭力的拓展性使企業能夠較大程度地滿足客戶的需求，不僅是當前的需求，而且包括了潛在的需求。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企業所有能力中最核心、最根本的一部分，影響其他能力的發揮。核心競爭力作為一種知識技能，既可以使企業在現有領域保持競爭優勢，也可以通過在相關領域擴展，獲得競爭優勢。

二、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存在問題的分析

當前我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總體上比較偏低，究其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企業缺乏戰略規劃。發展戰略在企業管理當中的地位是最高層面的管理，對管理者的要求也最高。筆者通過長期的觀察發現：眾多企業缺乏對企業發展的戰略思考, 沒有意識到戰略在打造企業核心競爭力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缺乏戰略管理的理念和功力，在戰略規劃和管理中顯得力不從心，常常做出錯誤的判斷與決策，如很多企業盲目進入與原產業關聯不大或跨度過大的領域，結果是難以發揮企業的資金、技術、人力、品牌等方面的優勢，甚至造成巨大的浪費。據統計，企業由于輕視戰略規劃作用導致傳統技術領域比發達國家平均落后10至15年。

2.企業知識儲備及研發能力不足。從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本質特征來看，知識是企業獨具特色的技能。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核心競爭力，必然表現為對知識擁有的廣度和深度，在知識經濟時代將會更顯出企業競爭中人才的重要性。因此強大的核心競爭力必須重視知識等無形資源的學習和積累，而在許多企業中，有相當一部分企業經營者文化程度偏低，高級技術人才、高級管理人才、市場營銷及技術與管理等復合型人才普遍缺乏，多數企業忽視市場信息、商標、品牌、專利等無形資產的積累與維護，忽視知識結構的重組與知識技能的提高，制約了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形成。

3.企業創新機制還未形成，創新能力相對薄弱。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形成，還有賴于在企業內部建立一整套創新機制。包括企業價值觀的更新、企業文化的培育、人才獲取和使用機制、激勵機制、企業創新環境、內部民主及溝通渠道、知識管理機制等。由于受傳統經濟體制和思維模式的影響，不少企業經營者觀念落后，墨守成規，懼怕風險，排斥創新，以致企業不能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和自身發展的需要，企業成員對企業變革的信心和支持降低，甚至抵制，從而使企業的競爭力和凝聚力弱化，企業難以形成核心競爭力。

現階段，在我國的中小企業中，大多數還屬于半機械化為主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高新技術企業不足10%。投入技術開發的經費約占全國研究經費的40%，遠低于發達國家70％的水平，同時技術引進速度慢、開發效率低、技術人員匱乏。這些都嚴重的阻礙了發展。

4.企業過度多元化,分散企業資源。目前我國企業尚未建立起高效生產體系，在這種情況下卻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遇到了現代生產方式的挑戰。在構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過程中,不少大企業、大集團為了實現其資產規模的擴張，在還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就開始在本行業進行大規模收購兼并，并將投資范圍擴展到主營業務以外的其他領域，盲目實施多元化經營。其后果是：橫向產業跨度過寬，縱向產業鏈過長，核心產業虛弱，結果分散了企業的有限資源，不僅沒有培育出新的利潤增長點，甚至還喪失了原有的競爭優勢。多元化經營對企業經營者的經營方式和經營水平要求比較高，如果運作的不好，不利于競爭，無論是產品的質量，還是企業的競爭力都無法構成實質意義上的集團企業，而只能是簡單的規模擴張，難以形成長久的生命力和較強的競爭力。

三、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策略

通過上述對于影響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因素分析，本文將從樹立核心競爭力意識、建立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加大核心技術創新力度、建立優秀的企業文化4個方面闡述提升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策略。

1.培育核心競爭力意識。任何企業都是平等的市場主體，企業之間競爭的實質，就是企業為其存在和發展而進行的對企業所需資源的爭奪戰，企業競爭力是企業爭取社會資源的能力。為確保企業可持續生存和發展，企業必須要有比其他對手更強的長期性優化配置資源的能力，也就是要有很強的核心競爭力。因此要培育核心競爭力的思想，制定和研究以核心競爭力為基礎的企業發展戰略。發展戰略是一個組織長期的發展方向，企業無論是高層管理者還是基層員工，都應該認知發展戰略在企業核心競爭力塑造中的重要作用，才能使他們真正重視和關心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養，這樣才可能在重視和關心的過程中逐步形成自己在經營管理、技術、產品、銷售、服務等諸多方面的特色，最終才可能逐步形成自己獨特的可以提高消費者效用的技術、方式、方法等，而這些就是構成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2.規范現代企業制度，提高企業管理水平。核心競爭力是成長在公司良好的土壤之中的，制度是構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保障，改造和改革現有的企業制度，使之更科學、更合理、更規范、更現代化，為核心競爭力的培育和提升提供有力的制度保證。所以，提高企業的制度創新能力，實現企業制度的不斷創新是提升企業競爭力的基礎。企業制度創新就是要根據市場配置資源和企業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不斷地革新和完善以企業財產制度為核心的各項基本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同時，要推進分配制度改革，建立起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激勵和約束機制。

3.加大核心技術創新力度，提高科研創新能力。企業要形成和提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必須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可以說核心技術是核心競爭力的核心要素。核心技術或創造核心技術的能力主要是指企業是否有明確的優勢技術和專長；優勢技術和專長具有多大的獨特性、難以模擬性和先進性；企業能否不斷吸取新技術和信息，以鞏固和發展優勢技術和專長；優勢技術和專長能否為企業帶來明顯的競爭優勢；優勢技術和專長是否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企業能否基于核心技術不斷推出新產品。企業在打造核心競爭力的過程中，必須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核心技術是什么，在了解的前提下對現有技術進行分解、歸類和整合，然后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對專有技術和要害技術進行研究、攻關、開發、改造，并進一步提高和鞏固，以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

4.建立良好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就是企業在長期的生產經營中形成的并為全體員工所認同與遵循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的總和。企業文化作為一種價值觀和企業精神，對于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先進的企業文化對內具有凝聚人心、激發潛能、營造員工忠誠度、提高企業凝聚力和親和力等作用，對外具有宣傳、導向、提升企業品牌等無形資產價值等功能。因此，企業文化被許多人認為是新時期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培育優秀的企業文化主要包括：確立企業正確的價值觀，形成企業精神，樹立企業形象，增強企業凝聚力。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為員工創造公平、寬松的工作和成長環境，營造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文化氛圍，培養合作進取的團隊精神。創造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創新機制，鼓勵有利于企業文化創新的思想、行動、方案和建議，使文化創新變成一種風氣，形成良好的文化創新機制。

當今企業的經營實踐表明，核心競爭力已成為當今企業市場競爭成敗的關鍵因素。中小企業在面臨“內憂外患”的情勢下，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勝，必須克服自身存在的問題,通過構建和培育核心競爭力來獲取持續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1.梁建軍.淺談提升國有企業的核心競爭力[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7（25）

2.李正中，智勇.企業核心競爭力：理論的起源及內涵

第3篇：論新經濟政策范文

論文摘要:闡述了斯經濟的概念與內涵.借鑒美國 發展 新經濟的經驗.提出了我國發展新經濟的時策。

1新經濟的發展與內涵

    克林頓就任美國總繞后·明確把經濟安全作為對外政策的支柱之一。把經濟利益放在對外政策的首位.并以信息技術革命和全球大市場為塞礎，創出了長達100多個月的超長經濟增長周期，伴隨著低通漲、低失業率、持續強勁增長的經濟態勢.使美國進人了“新經濟時代”及產業調整時期，其產業結鉤過去傳統的三大支往產業—建筑業、汽車業及鋼鐵業轉到了現在以電腦訊、航天和 金融 為主的產業結構形態。山于美國的經濟信息產業的迅速突進.對基因層次生命技術的突破，新材料，新能源技術的成就等.可以認定:新經濟來抓于知識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按術全球化，是建立在高新技術和 網絡 經濟之上的一種經濟:知識經濟追求的是知識創新、創成為新經濟的心。而網絡在經濟空間的大最使川.則是新經濟的最是以 現代 化高新技術產動力的新發式它只密集度、高市場靄木，成長和高附加值的四高.特點，而且經濟達不依賴千大規模物流為特征的物質，它依靠的是一種信息鏈.譬如網絡傳輸的是數據、信息和知識。生物技術傳輸的是籠因和生物信息。川之.新技術的本質特征是知識與創新。

    新經濟是扣對舊經濟而言。說明了知識資本的形成和積篆。可以使人類支配的資該得到量和質的全面提高，成為推動經濟墩長新的動力。以網絡為摧礎的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生產力，能創造巨大的價值.而且還以幾伺數峭長。新經濟對比舊經濟，其不同特征是增長動力不它是以高科技、網絡及信息為增長動力:二是生產方式不同，它以集約型為主;三是交換方式不同，它以 電子 商務為主要交換手段;四是經濟主體交往不同。新經濟趨向全球一體化;五是資薄共享。它對人類的供給適無限的、對人類的需求也是無限的。;過對這一特征的透析.可看到在高科技及網絡成長的背后是微電子及 計算 機和網絡技術的支律;集約化生產的下面是知識資本和金錢資本的換位的互助，電子商務普及前提是信息網絡平臺和社會信用休系的建立，經濟一體化不僅意味著分工的深化.味著新一輪利潤再分配的起。在新舊經濟更迭中。在生產力形態上，“新經濟”是“淚經濟俘的延仰。在生產關系形態上。新經濟沖是“舊經濟”的揚亦和異化.因之.沒有傳統的生產就沒有現代方式的銷魯.沒有人力的資本化就沒有傳統資本的退出空間，一新經濟扮的騰躍踏板正是舊經濟，，新們經濟是扣互滲透，融合和轉化的。新經濟既是一種理論上對傳統經濟 規律 的挑戰也是一種對現實經濟形態的沖擊，是關于經濟變革原因的高度概括.

    新經擠代表了未來方向，并且是不可逆轉的發展進程.因此將逐步出現翻天賈地的交化，新經濟會給人類帶來福音.

2美國發展新經濟的啟迪

美國新經濟的形成約用了10年的時問.美國經濟之所以新。發展速度之所以快。一是因為技術革命—以數字信息為伙心的技術開發的突飛猛進;二是因為投資革命—以風險投資為主導的在信息科技領域的投資狂潮.把建設“信息高速公路”作為國家的重要發履戰略.形成美國式的”新產業政策”.從70股紀90年代初，信息技術和設備投資作為固定資本投資大幅度增長.擴大了美國總資本存量.使資本形成規模.構成新經濟的主導產業井取代傳統產業，成為美國經濟新的增長點。標志著美國已從 工業 經濟向新型的信息經濟、從后工業化社會向信息社會的轉變。同時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既反對完全自由放任，又反對過度干預、其宏觀經濟政策已不僅是將重點放在總量的簡衡上.而更注意結構闊整l創造一個有利于私營 企業 創新和競爭的商業環境;保證政府對研究開發的充分投入.硯已成為僅次于國防投人的聯邦預算第二大支出，消除限礙政府與企業開展合作研究的不利因素;改革環境法制，完善領導機制.推動技術開發、應用與擴散。建設面向即世紀的支撐和泥進工商業的圣礎設施.實現軍事和民用產業的技術據礎一體化.培育世界一流的勞動力隊伍.不斷創造以知識為纂確的新經濟。工資成本是西方國家生產成本的第一大項.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就大大放松了對勞動市場的政府管制.增加了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性和靈活性.使得90年代以來美國的實際工資增長率大大低于經濟增長率.這一點對美國經濟長期持續高速增長至關重要。即低失業與低工資并存。目前，美國正處于一個飲速革新、井由它帶來經濟上的巨大而持久收益時代.

第4篇：論新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中國會議中心城市；產業集聚；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08)08-0085-06

1 引言

隨著世界經濟的繁榮發展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深入，跨國、跨區域的經貿會議、展覽活動日益頻繁。據國際大會和會議協會(ICCA)2007年的統計，全球每年舉辦的國際會議中，參加國超過4個、參加人數超過50人的國際會議有40萬個，其市場價值超過2800億美元。隨著中國在世界上的政治、經濟地位日益提高，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日益緊密與頻繁，越來越多的國際大型會議在中國召開(王春雷等，2006)。同時，國內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各種類型的國壬堂郴嵋欏⒄估闌疃也日益繁榮。2006年全國舉辦的3000多個各類展會，帶動交通、酒店、通信等lO多個相關產業的收入高達1260億元人民幣(馬勇，2007)。

在中國的旅游學研究領域中，雖然理論界對推動中國會議產業的發展提出了諸多戰略建議(鞠航等，2006)，但是對于會議產業集聚影響因素的研究卻沒有受到學者的重視。本文將運用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理論，研究如下問題：(1)導致中國會議中心城市集聚的經濟地理因素和新經濟地理因素；(2)這些因素在中國會議產業發展中的貢獻和作用；(3)為中國會議產業的發展提供有價值的經驗建議。

2 文獻綜述

2．1 產業集聚文獻回顧：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的視角

產業集聚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的一種空間現象，由于這種現象本身的復雜性和影響的廣泛性，使得自馬歇爾開創了對產業集聚現象進行研究的先河之后，學者們分別從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經濟地理、國際貿易等多種學科對產業集聚問題進行了研究，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從經濟地理學的學科角度看，產業集聚是一種地理現象，因為它表現為產業在空間上的集中。因此，研究產業集聚問題自然成為經濟地理學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法國經濟學家佩魯克斯(Perroux，1955)運用“增長極”的概念解釋了產業集聚的形成過程。所謂“增長極”是指“圍繞主導工業部門而組織的有活力的高度聯合的一組工業”。經濟增長在地理空間上不是均勻分布的，而是以不同強度呈點狀分布并通過各種渠道影響區域經濟。當把推動性工業嵌入某地區后，將形成集聚經濟，產生增長中心，并通過乘數效應推動整個區域的經濟增長。

新產業區理論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7年意大利的社會學者巴格那斯科(Bagnasco，1977)通過對意大利東北部(第三意大利)地區特點的研究，首次提出了“新產業區”的概念，并將“新產業區”界定為“具有共同社會背景的人們和企業，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會地域生產綜合體”。之后，沿著這一思路進行研究的經濟學家主要有皮埃爾和塞伯(Piore和Sabel，1984)、哈里遜(Harrison，1992)等。不同的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對新產業區的形成進行了理論解釋。

新經濟地理的興起始于20世紀90年代左右，克拉格曼(Krugman，1991)引入了收益遞增假定，在分析工業集聚現象中取得了成功。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抓住了導致工業集聚的最為本質的經濟力量――收益遞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兩個地區在自然條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歷史事件)導致產業開始在其中一個地方集聚，由于經濟力量的收益遞增作用，在地區間交易成本沒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場的條件下，就可能導致工業的集聚。在新經濟地理學中，以下被認為是影響工業集聚的重要因素：(1)一個地區企業的數量；(2)一個地區的人力資本；(3)地區經濟水平；(4)交通運輸條件等。

2．2 會議產業集聚：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與影響

理論和實踐界的專家和學者們都認為會議產業對國家和地方經濟具有重要作用(Crouch和Ritchie，1998；Rutherford和Kreck，1994)。會議產業不僅通過乘數效應迅速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而且通過與會者的口碑和重復訪問，推動旅游業的進步和城市形象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會議產業是一個環境友好型的“綠色產業”，因而很多城市把會議產業作為重要的產業發展部門(Kim，Chon和Chung，2003)。

根據ICCA 2007年的統計數據，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舉辦了147次國際會議，位居2006年世界10大會議城市之首。亞洲城市中，新加坡和韓國首爾分列第3、第7位。

為什么某些城市對于會議主辦方具有特別的吸引力?在國外，協會組織者和會議策劃者是會議選址的主要決定因素，對會議目的地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會議的規格，進而影響到會議的成敗。對于目的地城市來說，理解協會組織的會址選擇過程能夠幫助他們在會議市場營銷、宣傳、服務等方面更具有競爭力，進而贏得協會組織的青睞(Lee和Back，2005)。因此，對于會議選址偏好的研究成為這個領域的熱點話題之一。

對相關文獻的回顧和研究，會址選擇的影響因素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1)交通狀況；(2)合適的場館；(3)高質量的服務；(4)資金保證；(5)目的地形象；(6)旅游休閑設施；(7)安全等(Weber和Chon，2002；Crouch和Ritchie，1998；Oppermann，1996)此外，一些學者還發現價格是主要的決定因素，進而建議目的地城市運用價格戰略在競爭激烈的會議市場中取得優勢(Hu和Hiemstra，1996)。還有學者認為，不同目的地城市之間會議設施和服務的差異性均不顯著，而休閑設施的差異性是區別目的地城市特征的關鍵因素(Bonn等，1994)。

關于會址選擇影響因素的評價，學術界比較廣泛地采用了IPA分析方法(Importance-PerformanceAnalysis)，即設定量表，請被調查者對相關因素的重要性和表現做出評價。由于IPA使用和分析都比較方便，并且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因此被研究者廣泛使用(Baloglu和Love，2003)。

本文并不否認目的地發掘自身特色、創造良好的環境、提供優質的服務等是會議選址決策和與會者做出參會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Co和Govers，1999)。但是此外是否還有更基本的要素導致會議 產業的集聚?

通過ICCA 2007年的會議城市排名發現，國際上排名靠前的會議城市在城市特色上具有兩個重要的基本特點：(1)政治或經濟中心城市；(2)旅游資源豐富。中國會議城市的排名也顯示了同樣的特征。旅游與會議的關系已經受到學者的關注，并已經有很多研究通過實證分析，證明目的地的旅游資源豐富程度是協會組織選擇會議地址以及個人做出與會決策的影響因素之一(Fenich，1998)。然而，對于另外一個特點，即為什么政治或經濟中心城市更容易產生會議產業集聚?僅僅從旅游學的角度，通過研究會議選址過程以及采用調查表進行調研分析的方法很難得到可靠的結論。

本研究借鑒了經濟學中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的分析框架，運用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研究導致會議產業集聚的因素。在傳統的經濟地理理論里，產業集聚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區域之間經濟地理因素的差異，例如，自然資源豐富的地方以及大港口附近通常會成為產業集聚的中心地區。對于會展產業而言，經濟比較開放的地區，經濟文化活動相對頻繁，市場信息交流平臺的影響力比較廣，會展業的確得到較快的發展優勢。但是，對于造成會展產業集聚的其他因素，經濟地理并沒有給出解釋。本研究進而將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方法引入對會展產業集聚現象的研究。在肯定經濟地理因素會對地區會展產業初始的集聚產生影響的前提下，新經濟地理的因素通過收益遞增的影響對產業集聚具有增強效果。在指標設計上，本研究引入了城市級別(直轄市與非直轄市)和城市區位(沿海城市與非沿海城市)兩個指標反映經濟地理因素的影響；引入第三產業比重、城市化水平、城市交通狀況、地區消費者需求、信息傳播等因素衡量新經濟地理因素對會議產業集聚的影響；此外還引入了對外開放程度指標分析經濟政策的影響作用。通過對10個會議中心城市的實證檢驗得出會議產業集聚的影響因素。

3 數據來源

在樣本數據選擇上，本文選取10個城市作為分析對象，采集了近5年各城市面板數據，對導致會議產業集聚的相關因素進行了分析和檢驗，為會議產業集聚要素的研究提供了來自中國的證據。

所選取的10個城市分別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成都、重慶、青島、大連、天津。在這10個城市中，既包括直轄市(北京、上海、重慶、天津)、省會城市(杭州、成都、廣州)，也包括區域經濟中心城市(深圳、青島、大連)；既包括沿海城市(青島、大連、天津等)，也包括內陸城市(成都、重慶等)，因此，具備一定的代表性。由于統計數據限制，本研究選取了上述城市2001―2005年的面板數據。研究數據主要來自《中國會展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旅游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和各地區的統計年鑒。盡管由于中國會議產業發展時間不長，對于會議產業的統計和調研比較有限，因此在計量分析上本研究只能選用5年的數據，但不可否認本研究的結論對于深入研究會議產業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從而不斷創造有利于會議產業發展的產業環境，實現會議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4 研究方法

通過回顧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對于產業集聚的研究理論和會議中心城市聚集的影響因素，可以根據面板數據的特征，將會議中心的城市集聚因素分析的計量模型設為如下形式：

Yit=α0 +α01X1i+α2X2i,t-1+α3X3i,t-i+εit　(1)

其中，Yit表示的是各年各個地區會議產業年收入，這是度量會議中心城市集聚的變量。為了便于計量，本研究采用了某地區會議產業年收入與 10個城市的年收入均值之比。一個地區的會議產業收入份額上升了，就說明在這個地方發生了會議產業的集聚。由于中國統計數據的不完整，對于Yit不統一的數據本研究采取了標準化處理。X1表示經濟地理因素的向量，X2表示新經濟地理因素的向量，X3表示經濟政策因素的向量。對于隨著時間變化的經濟地理因素和經濟政策因素，本研究對相應變量作了滯后一期的處理，使這些解釋變量成為被解釋變量被觀察到之前已經被決定的變量，以減少模型的聯立性偏誤。其他希臘字母表示常數項、變量的系數和殘差。

X1――經濟地理因素變量

本研究選取了“沿海地區”和“直轄市”兩個啞變量作為經濟地理因素變量。

(1)沿海地區啞變量(coast)

絕大多數研究中國地區差異的文獻都使用了沿海或內地的虛擬變量，由于無論是地理和歷史條件還是改革開放后的政策傾向都有利于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而中部和西部的差異則并不特別顯著，但另一方面會議產業對城市經濟發達的要求并非絕對，因此，本研究預期沿海地區的虛擬變量對于會展業向沿海地區集聚有正的影響。

(2)直轄市啞變量(city)

中國4大直轄市(北京、上海、重慶、天津)的功能與一般的省區相比有明顯的不同，它們更多地承擔著政治中心、航運中心或者服務業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經濟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會吸引會議產業的進入，所以本研究估計這一變量的影響是正的、

X2――新經濟地理因素變量

選取了5個新經濟地理因素變量，分別如下：

(3)第三產業比重(service industry)

會議產業需要住宿、餐飲、娛樂等相關產業的配套和支持，同時也拉動這些產業部門的發展。本研究采用了第三產業GDP占當地GDP比重與10個城市歷年第三產業比重的加權平均數的比值，衡量會議產業外部性。

(4)城市化水平(urban)

考察城市化因素對會議中心城市形成集聚的影響。本研究采用了非農人口比重與全國均值之比宋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化水平，并取其與各年10個城市均值之比作為一個地區的相對城市化水平。

(5)城市交通狀況(road)

考察城市交通因素對于會議中心城市形成集聚的相關性。本研究用城市人均道路面積與10個城市均值之比來代表相對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

(6)人均GDP(pergdp)

本研究使用人均GDP對數值與各年10個城市的均值之比來度量一個地區消費者的相對購買力，從而衡量一個地區的經濟發達水平和市場規模。

(7)信息傳播能力(internet)

本研究使用該城市當年互聯網用戶人數占總人口的比重與10個城市的均值之比來度量該城市的信息傳播能力水平。

X3――經濟政策因素變量

第5篇：論新經濟政策范文

企業財務會計的存在和發展必然受到本國多種客觀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客觀因素的情況直接決定了企業財務會計發展的途徑和方向，所以這也就造成了全世界各國企業財務會計的的不同和差異，這就使得企業財務會計這一概念帶有非常明顯的社會特征。本文主要探討社會經濟狀況和國家經濟政策對企業財務會計發展及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方面的影響，認為企業財務會計在經濟管理活動中應與社會經濟狀況和國家經濟政策協調發展。

二、社會經濟狀況和國家經濟政策對企業財務會計發展的影響

在眾多復雜的社會關系和因素當中，能夠形象到企業財務會計的有很多，例如：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和法律等，其中社會經濟狀況和國家經濟政策是最重要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國家經濟政策對企業財務會計發展的影響主要有：（1）經濟體制。縱觀世界各國的企業財務會計準則，其產生和發展的軌跡都與經濟體制息息相關，可以這么說，體制的不同導致了企業財務會計理論和方法在各國的不同，這也就使得每個國家所指定的企業財務會計規范也不盡相同。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整個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私有制經濟為重要組成部分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體制在宏觀上要求市場作為經濟活動的風向標和主體，政府在經濟活動中主要利用各種經濟杠桿作用來對市場進行引導調節，把好機制關；在微觀的層面，就要求無論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都應該建立完整的現代企業制度，以市場為導向，遵循市場的規律，獨立自主的完成經營活動。為與此種特征相適應，企業財務會計計量的客觀公正性就顯得至關重要，相關財務信息能否及時有效的反饋對企業的發展決策是息息相關的。（2）經濟發展水平。企業財務會計的發展水平一定是受到本國經濟發展水平制約的，企業財務會計的發展和水平必須與社會的實際經濟狀況相適應，可以說商品經濟的發展需求就是企業財務會計產生和發展的源動力。任何新的企業財務會計思想的發生發展和企業財務會計準則的確立，都是和國家的經濟政策以及社會的經濟狀況密不可分的，可以說企業財務會計就是經濟發展的伴生物。由此，我們可知經濟水平的高低，發展速度的快慢是企業財務會計制度發展的主動力。（3）知識經濟。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知識經濟的時代已經到來，在這種“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模式下，對經濟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企業財務會計這一領域也面臨著改革和發展的嚴峻挑戰，這種挑戰帶來的不僅僅是壓力，更多的帶來的是發展的機遇。知識經濟的核心就是經濟的發展以知識為核心和依托，摒棄了以往一貫的依賴資源促進經濟發展的傳統細想。知識經濟不斷的發展，必將帶來新一輪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契機，當然作為經濟伴生物的企業財務會計也必將獲得巨大的發展機遇。另外知識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這也為發展企業財務會計提供了可能，為其提供諸如計算機、網絡等一系列便捷的設備，這些東西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提高了企業財務會計工作的手段。

三、社會經濟狀況和國家經濟政策對企業財務會計報告的影響

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是指企業對未提供的反映企業某一特定日期的財務狀況和某一企業財務會計期間的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等企業財務會計信息的文件。從這一概念我們不難看出企業財務會計報告對企業決策的重要性，對企業財務會計報告起到根本影響的因素主要有兩項：一是國家的經濟狀況以及相關的政策法規；二就是使用企業財務會計信息的使用者的實際需求。現如今，隨著科技和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們的認知觀、思想觀都在發生著深刻而巨大的變化。經濟社會的迅猛發展導致傳統的企業財務會計信息與實際的社會經濟嚴重脫軌，甚至與現實的經濟發展需求背道而馳，這種情況的出現和愈演愈烈都已經說明傳統企業財務會計報告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緩。（1）社會經濟狀況和國家經濟政策對企業財務會計發展及對企業財務會計報告的影響。所謂知識經濟是一種直接依靠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的經濟，由傳統的工業經濟發展而來、并與其相區別。與傳統的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相比，它有如下特征：一是落知識資本取代資本資產的首要地位，提高了無形資產的重要性。它們取代了傳統經濟形態下資本資產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第一要素；二是新經濟形態是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社會責任觀”日益受到重視，它要求經濟、高效的利用資源；三是信息高速傳遞，信息產業崛起為改革傳統的信息傳遞手段提供了條件。（2）知識經濟條件下的企業財務會計報告的內容。新經濟形態對企業財務會計的貢獻在于它擴大了傳統企業財務會計的視野，彌補了企業財務會計信息系統的不足，它是對傳統企業財務會計繼承基礎上的新發展，它把企業財務會計特有的確認、計量核算和報告拓展到了知識的領域。一份完整的財務報告在報告之外還應該涵蓋和說明與之相關的情況信息以及先關資料。其中，財務報表有報表本身及其附注兩部分構成。附注是財務報表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報表至少應當包括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和現金流量表。（3）知識經濟條件下企業財務會計報告的表現形式。在傳統的信息傳輸技術條件下，以報表的方式來交換信息已被實踐證明是最有效和最節約成本的方式。這種方式一直沿襲了幾千年，成為國際通用的信息傳遞方式。但這種方式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表現在：一是以數字為主，只揭示少量的非數字信息，一方面導致許多難以定量的信息不能充分批露，另一方面，這種方式不直觀，它要求信息使用者有較高的素質；二是時效要求嚴格，企業財務會計是否重要主要取決于經濟發展的狀況，簡言之就是經濟發展的水平越高，其企業財務會計的作用就越大，在企業財務會計界當中始終不變的話題就是企業財務會計信息的質量問題。在新經濟經濟形態下，要提高企業財務會計信息質量，我們不但要研究新經濟時代的企業財務會計環境的特征，完善企業財務會計理論，還要加強企業財務會計隊伍的培訓，把現代化的技術應用于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模式之中。

第6篇：論新經濟政策范文

所謂新經濟主要是針對傳統經濟而言。按照西方經濟理論，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一旦失業率低于6%，通貨膨脹率就會急劇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來，美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特別是90年代后期經濟增速平均超過4%，失業率降至3.9%，而核心通貨膨脹率卻低于2%。一些經濟學家把美國出現的這種“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即“一高兩低”的經濟稱之為新經濟。

盡管經濟學界對是否出現了新經濟、什么是新經濟以及新經濟形成的原因還有不同的見解，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經濟持續高增長、經濟周期特征淡化、同時伴隨著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是“新經濟”的主要特征；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經濟全球化、不斷創新完善的金融市場特別是急劇增長的風險投資、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務實和穩健的宏觀經濟調控等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因此，電腦、通訊、網絡和金融化了高新技術產業本身的發展以及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所帶動的經濟增長成為度量一個國家（地區）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標志。

在信息技術的生產和應用方面比美國落后是歐盟經濟存在的弱點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經濟的措施，力爭在10年內趕上或超過美國，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經濟地區。

一、歐盟新經濟的發展

過去十年來，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這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明顯上升，到2000年，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的增加值達到4930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長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2.5%的增長水平，自1995年以來平均每年推動歐盟經濟增長0.5個百分點。但和美國相比，歐盟仍相形見絀，1995年以來,美國的信息技術產業年均增長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8.3%，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來自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從信息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說，1996-200年，歐盟只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員國的情況差別較大，愛爾蘭、芬蘭、瑞典、荷蘭和英國等國家發展較快，其中愛爾蘭的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已超過美國，芬蘭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速度大大高于美國。

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推動了生產率的發展。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經濟增長除了資金和勞動的投入引起的增長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產率，實際上是技術要素的增長率。測算表明，1995年以來，信息技術對歐盟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為每年推動經濟增長約0.2個百分點，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下跌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降低，20世紀80年代，硬件設備、軟件和通訊服務的價格平均每年分別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別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別達到10%、1.4%和1.3%。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的下降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自1995年以來每年降低0.2個百分點。

新經濟發展的另一個方面是信息技術產品的使用，計算機擁有量、上網人數、移動電話使用量、電子商務發展等是主要的指標。在這些領域，歐盟遠不及美國，根據初步的估計，1999年，歐盟每100人均擁有計算機為20臺，不到美國的二分之一；歐盟只有14%的人上網，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電子商務額約為170億歐元，僅為美國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動通訊電話擁有量和美國持平。歐盟人均對信息技術產品的支出約為1600歐元，不及美國的一半。實證分析也表明，在歐盟，信息技術以外的部門沒有因為利用信息技術而提高其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總之，雖然，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推動了其經濟的增長，但從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等看，歐盟要比美國落后5年。

二、歐盟新經濟落后的原因

從傳統的工業化進程和形成的經濟結構看，歐盟與美國同屬工業發達國家，區別不大，有的國家如德國甚至比美國的工業化進程更加明顯。但為什么新經濟首先出現在美國而不是歐盟。對此有兩種解釋，一是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有比較優勢；二是歐盟的經濟體制僵化阻礙了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和應用。

比較優勢理論強調了不同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要素稟賦和專業化分工的作用。按照這一理論，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建立了比較優勢，主要表現在擁有大量的工程技術人員、鼓勵信息產業發展的政策以及大量軍工技術轉為民用和軍工產業的技術外溢等。人才優勢是美國最主要的比較優勢，美國的信息技術人員比例明顯高于歐盟，在歐盟內部，芬蘭、愛爾蘭、瑞典等信息產業發展快的國家其受過自然科學和工程學教育的人員比例居于歐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術的網絡效應和第一發起人效應，即使歐美在信息技術發展初期的差異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與開發以及專業化生產的正反饋作用而使美國形成巨大的比較優勢。歐美雙邊的信息技術貿易也說明了美國有比較優勢，近幾年來，歐盟從美國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占雙邊貿易的25%，而美國從歐盟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僅占雙邊貿易的6%。

經濟體制差別的理論論證了歐盟僵化的經濟體制束縛了新經濟。首先是勞動力市場相對僵化。歐盟嚴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費用、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間約束等各種就業保護措施和強大的工會勢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極高，抑制了企業利用節約勞動成本技術的積極性，減低了對信息技術產品的需求和應用。其次是金融體制不成熟，缺乏創新。美國實行的是股權資本主義，其發展的路徑為：個人創業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風險投資在美國的出現和迅速膨脹被認為是一場金融革命和股權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它為一些極具發展潛力和成長前景但又有高風險的新興科技企業提供投資，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術企業并使之迅速發展，英特爾和微軟等都是通過風險投資而成長為富可敵國的科技巨頭的。而歐盟國家多為銀行債權資本主義，其儲蓄大多流入資產雄厚的少數大企業，許多依賴于科技成果創立的新興企業因其無形資產不能做為抵押品而無法得到銀行貸款支持，銀行也不會提供風險投資，從而限制了新興產業的發展。此外，建立新企業的各種行政障礙、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嚴重分離等科研體制僵化也阻礙了信息技術的發展。

三、歐盟發展新經濟的舉措

雖然在新經濟方面，歐盟落后于美國。但歐洲具備趕上來的機會和條件，一是歐美從事新經濟的企業已相互兼并和投資；二是可以利用美國現有的經驗和做法；三是歐元啟動以后，歐洲的資本市場發展迅速，籌資越來越方便。但歐洲必須在經濟結構改革和科教兩個方面行動起來。去年3月歐盟里斯本首腦會議提出了建立電子歐洲計劃，并把該計劃提高到和歐盟共同市場、經濟貨幣聯盟同樣的高度，此外，還制定了金融服務行動計劃、風險投資行動計劃、歐洲研究區戰略等各種計劃，力爭在2010年前趕上美國的水平。其發展信息技術的主要政策如下：

1．堅決實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把物價穩定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減少經濟發展中的不確定因素，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從而鼓勵投資和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

2．加快信息技術的應用步伐，改善信息技術應用環境。建立統一的電子商務法，實行統一的專利法。到2001年完全開放電信市場，2001年前歐盟境內所有學校上網，政府采購全部上網，加強網絡培訓，鼓勵終生學習，。

3、發展風險投資市場。風險投資作為創新型企業的重要資金來源對高成長性的企業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與美國相比，風險投資在歐洲仍處于不發達階段。1999年，美國的風險投資額達到了330億歐元，比上年增長150%，其對軟件、通信、因特網的投資達到180億歐元；而歐洲的風險投資額僅為120億歐元，比上年增長70%，其對軟件、通信、因特網的投資為50億歐元，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風險投資行動計劃，主要措施為：加快歐盟內部一體化的步伐，使跨國金融活動更加便捷，專業投資人執行統一的結算規則，改善便于企業獲得資金支持的金融條件，并斥資2.3億歐元對企業獲得貸款和風險投資等進行支持；成立7賢人委員會研究加快歐盟資本市場一體化政策。

4、培養企業家精神，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中小企業是歐盟各成員國經濟發展和就業的基礎，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勵企業家精神和團隊精神，利用社會基金資助各種宣傳和推廣企業家精神和團隊精神的活動，加強職業教育和在職培訓，創建充滿活力的企業文化和企業精神；其次，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提高研發水平和產品開發能力，利用統一專利法保護創新企業的技術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對企業在開業和營業等方面的種種限制，優化企業發展的行政管理和社會環境；第四，提供企業國際化經營和多種形式的信息服務；第五，發展包括電子商務、網絡、信息、老齡服務、特色旅游、社區服務等在內的技術型、經濟型和社會型等新型服務業。

5、鼓勵科技體系創新和技術成果的轉化。創新是提高競爭力和促進就業的重要動力。在創新能力方面，歐洲遠遠落后于美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差距在進一步擴大。1998年，歐盟15國的研究與開發支出占其GDP的比重為1.8%，而美國為2.8%。同時，研究與開發力量分散，研發和成果商品化脫節，沒有形成統一的科技市場。歐盟委員會已計劃設立歐洲研究區，以減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勵研究單位和企業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同時，放寬移民政策，吸引國外的技術人才。

第7篇：論新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新經濟地理學；新貿易理論；“新”新經濟地理學；“新”新貿易理論；企業異質性；空間格局；區域經濟學；空間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61.5；F0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17）01001008

一、引言

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非均衡性或者說經濟活動具有空間結構性這一特征，是我們研究現實經濟無法回避的問題（年猛 等，2012）。然而，經濟活動的空間因素卻被主流經濟學家長期忽視，這種研究不僅“在上一代基本上處于休眠狀態”（Krugman，1991a），而且難入主流。目前，已經聲名鵲起的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t把空間因素納入一般均衡理論分析的框架之中，探究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規律，解釋產業活動的空間集聚機制，并以此來分析和探討區域經濟增長的規律與途徑（安虎森，2009）。

經過20多年的發展，新經濟地理學日趨成熟與完善，形成了許多理論模型。尤其是近年來，企業異質性（Heterogeneous Firm）理論的引入，增強了新經濟地理學對現實經濟的解釋力、完善了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基礎。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闡述新經濟地理學的最新研究進展――“新”新經濟地理學對新經濟地理學的繼承和創新及其在中國的應用和創新方向。

二、 空間、新貿易理論與新經濟地理學

1.缺失空間維度的主流經濟學

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現象在現實中是非常普遍的。然而長期以來，主流經濟學一直排斥關于空間經濟的研究，至今在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仍熱衷于講述沒有空間維度的經濟理論（安虎森，2010）。美國經濟思想史學家馬克?布勞格（Blaug，1997）在《經濟理論回顧》一書中指出：“18世紀的偉大經濟學先驅愛爾蘭經濟學家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斯圖亞特（J. Steuart）、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 Smith）等，曾大量論述過關于區域與距離這個兩位一體現象有關的空間經濟模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這一關乎‘空間’的經濟研究主題在1800年以后的主流經濟學文獻當中幾乎不見蹤影；盡管古典區位論在19世紀興起、成熟并產生一定的影響力，但一直被主流經濟學排斥在外而無法進入主流經濟學的殿堂，直到20世紀50年代，整個主流經濟學對現實經濟世界的分析都是缺少空間維度的”。

雖然主流經濟學長期忽視空間維度，但諸如區位論、城市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經濟地理學等學科一直研究并關注經濟活動的空間特性，其中也產生了很多經典的空間分析范式。然而這些學科在研究經濟現象時，常常假設經濟活動的集聚體（例如城市）是外生的（如德國經濟學家約翰?杜能的農業區位論），并把這種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現象視作“黑箱”處理，這種處理方式顯然無法對主流經濟學產生很大的影響。然而，由于經濟活動的空間“塊狀”特征非常普遍且無法回避，于是主流經濟學理論從“外部性”這種外部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指生產要素稟賦空間分布的不均衡，由HO理論、比較優勢理論等構成；另一方面是指技術外部性，也稱為技術外溢或知識擴散。 來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差異現象。但是，主流經濟學這種外部性對集聚形成的內在機制的解釋無法令人信服。

一些經濟學家尤其是新經濟地理學家們認為，主流經濟學之所以長期缺失空間維度，關鍵是缺乏處理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技術工具（Krugman，1995，1998a，1998b；Fujita et al，1999）。可以說，主流經濟學家們是由于缺乏合適的技術工具而不得已回避空間問題的；同時，區位論等非主流的相關研究由于缺乏嚴謹的模型表述和未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而無法得到主流經濟學的認同。正因為主流經濟學的無能為力和非主流相關學科的研究不足，“空間”這一經濟學“最后的前沿”成為了新經濟地理學誕生的立足點。

2.新貿易理論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生產提供了技術上的支持

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實際上是脫胎于新貿易理論（New Trade Theory，NTT）的，而與這兩個領域聯系最為緊密的經濟學家則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 Kugman）（安虎森，2009）。Krugman的突出貢獻在于：在國際貿易領域開創了新貿易理論和在經濟活動區位分析方面開創了新經濟地理學。

1979年，Krugman在《收益遞增、壟斷競爭和國際貿易》一文中，使用DS模型構建了全新的綜合了傳統觀點的新貿易理論框架（Krugman，1979）。這篇論文不僅包含了“即使不存在比較優勢和生產要素稟賦差異，規模經濟也是導致國家或地區間貿易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貿易理論核心思想，而且具有了新經濟地理學的雛形思想，即可以在主流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框架內分析經濟活動和生產要素的區位。1980年，Krugman在《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模式》一文中，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冰山成本”是美國經濟學家Samuelson于1952年首次提出，目的是用來描述由于貿易壁壘而產生的經濟效率的損失。Krugman將其引入國際貿易研究中以替代傳統的運輸成本假設，即一單位商品在到達目的地時會像“冰山”一樣“融化”掉一部分，而“融化”的這部分就是運輸成本。這種假設顯然有利于Krugman數理模型的構建并得到一些有意義的結論，但這種“線性運輸成本”的假設也受到了一些反對者的批評。 假設替代傳統的運輸成本假設，在進一步完善新貿易理論的同時，其提出的“本地市場效應”（也稱市場接近效應，Home Market Effect）同樣是新經濟地理學的重要內容（Krugman，1980）。盡管新貿易理論蘊涵了新經濟地理學的思想，但沒有實現立足于消費者與企業空間區位選擇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1991年Krugman發表的《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才被認為是新經濟地理學的開篇之作（Krugman，1991a）。

因此，新貿易理論被經濟學界譽為壟斷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為新經濟地理學的誕生奠定了諸多基礎。Krugman創立的CP模型，也是在新貿易理論模型廣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如消費者多樣化、規模報酬遞增、壟斷競爭等）的基礎上，增加了具有規模報酬不變和無運輸成本等特征的農I部門以及工業企業和工人在地理空間上的無成本遷移而得出的。在Krugman創立新經濟地理學之后，國際貿易理論與經濟地理學通過新的理論視角而聯系得越來越緊密，即在給定生產要素國際分布的情況下，同時探討不同國家之間的專業化（國際貿易理論）和這些要素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區位運行（經濟地理學）的共同驅動力。

3.“新”新貿易理論為“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提供了微觀理論基礎

《貿易對產業內的再分配和產業總生產率的影響》（Melitz，2003）一文一經發表就在國際貿易領域內掀起了以企業異質性為基本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 New Trade Theory，NNTT）研究浪潮。NNTT從一個新的角度，即更加強調企業而不是行業的重要性，來理解在全球化時代下國家或地區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相比傳統的貿易理論中用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原理來解釋產業間貿易以及新貿易理論中用規模收益遞增原理來解釋行業內貿易，“新”新貿易理論則是從更加微觀角度――企業來解釋國際貿易活動。NNTT模型揭示出國際貿易導致一個地區或國家同一產業內只有生產效率更高的企業才能進入國外市場，而效率低的企業只能被淘汰出國際市場，同時市場份額的再分配也會促使效率更高的企業擁有更大的市場份額，并最終會提升整體行業的生產效率。近年來，得益于微觀企業統計數據獲得的便利性，大量實證研究也驗證了“新”新貿易理論的結論。

因此，引入了企業異質性的“新”新貿易理論，彌補了傳統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只研究產業層面而缺少企業層面的微觀理論基礎的缺陷，進一步增強了貿易理論對現實國際貿易活動的解釋力。隨著新貿易理論穩步發展到“新”新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學也逐漸發展到“新”新經濟地理學（‘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NNEG）。“新”新經濟地理學仍然以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為基礎，但更強調企業、個人等微觀異質性和企業的集聚行為。更關注微觀異質性（microheterogeneity）的“新”新經濟地理學是對關注宏觀異質性（macroheterogeneity）的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發展和補充，在整個新經濟地理學的體系中搭起了理論與現實的橋梁，而理論與實際的不符正是新經濟地理學飽受批評的原因。

三、“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繼承與創新

1.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脈絡與“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

（1）DS模型的出現和新貿易理論的創立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奠定了技術基礎

1977年，印度裔美國經濟學家迪克西特（Dixit）和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創立的DS模型，為新經濟地理學家們提供了將規模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納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工具，從而新經濟地理學得以被主流經濟學所接納。DS模型設計精巧，涉及產業組織、國際貿易、經濟增長、新經濟地理學等領域，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Dixit和Stiglitz（1977）通過假設商品效用函數的擬凹性和不變替代彈性以及差異化產品，保留企業在壟斷競爭市場上自由進入和退出的假定，構建了消費者消費多樣化與企業生產規模經濟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根據原假設，在報酬遞增和壟斷競爭市場結構下，產品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差異性；消費者具有多樣化消費偏好特征。對生產者來說，在市場規模和生產資源一定的情況下，產品的種類越少，市場競爭就越不激烈，廠商就越能利用規模經濟進行一種產品的生產；對于消費者來說，由于多樣化消費能促進效用的增加，因此產品的種類越多越好。這樣就產生了廠商偏向商品種類少樣化而消費者偏好種類多樣化的“兩難”沖突。在市場規模不變情況下，新廠商的自由進入最終導致市場均衡，廠商利潤為零；然而市場規模的擴大有利于生產者發揮規模經濟優勢，促使產品的種類的增加和單位產品生產成本的下降（即生產效率的提高）。DS模型暗含的“商品貿易促使市場規模擴大、規模經濟有效利用以及消費者效用水平提高”的思想，在國際貿易研究領域得到吸納和應用，并最終發展成為新貿易理論。

（2）CP模型的創立與新經濟地理學的批判性發展

Krugman（1991a，1991b）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譯為“中心―模型”或“核心―邊緣模型”）揭示出集聚是由規模經濟、市場規模和運輸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決定，并將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現象完全內生化。Krugman（1995）指出，運輸成本與產業集聚水平之間是非線性的，呈倒“U”型關系，即：在貿易自由度很低（即指運輸成本非常高）的情況下，經濟活動呈空間分散格局；隨著貿易自由度開始提升（即運輸成本開始下降），由于存在“黏性”特征新經濟地理學中的“黏性”特征即指“路徑依賴”現象。 ，經濟活動的區位不會很快發生改變；但是當貿易自由度達到某個特定的臨界值時，會產生“突發性集聚”，經濟活動會突然向某個區域集中并不斷發生累積，并最終形成“中心―”（中心是工業區，是農業為主的區域）的空間結構。

CP模型的問世標志著新經濟地理學的誕生，其模型本身也不斷被Krugman本人及其他學者改善和補充。英國經濟學家理查德?鮑德溫（R. Baldwin）等人在《經濟地理與公共政策》一書中，對新經濟地理學相關模型進行了總結（Baldwin et al，2003），主要有：自由資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Martin et al，1995）、自由企業家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 et al，2003）、資本創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Baldwin，1999）、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GS模型）（Martin et al，1999）、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LS模型）（Baldwin et al，2001）、中心―邊緣垂直模型（CorePeriphery VerticalLinkage Model，CPVL模型）（Krugman et al，1995；Fujita et al，1999）、自由資本垂直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Linkage Model，FCVL模型）（RobertNicoud，2002）、自由企業家垂直聯系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VerticalLinkage Model，簡稱FEVL模型）（Ottaviano et al，2002）等。

上述模型都以依賴“DCI框架”“DCI框架”是指以DS模型為基礎，并采用不變替代效用函數（CES）和冰山運輸成本假設（Iceberg transport cost）。 為基本特征。為擺脫“DCI框架”，尤其是“冰山運輸成本假說”與F實的不符，經濟學家奇安馬可?奧塔維亞諾（G. Ottaviano）等建立了線性自由資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LFC模型）和線性自由企業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LFE模型）（Ottaviano et al，1999；Ottaviano，2001；Ottaviano et al，2002），嘗試使用包含二次子效用的擬線性需求函數、線性運輸成本和差別定價的框架來解析“中心―”現象。以“DCI框架”和線性函數為基本特征的兩種模型構成了新經濟地理學在經濟關聯（ELinkage）方面的理論體系，而日本經濟學家藤田昌久建立的關于知識關聯（KLinkage）的模型（Fujita，2007），以及最近興起的企業異質性的引入，使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向貼近現實世界的方向拓展，這種趨勢也代表著未來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方向。

（3）新經濟地理學面臨的挑戰、微觀異質性與“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

新經濟地理學只關注宏觀異質性而缺乏微觀基礎是其飽受批評者詬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新貿易理論的出現為新經濟地理學解決微觀基礎問題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思路。Baldwin和Okubo（2006）借鑒美國經濟學家馬克?梅里茲（Melitz，2003）的研究思路建立了第一個基于微觀主體異質性的新經濟地理模型，并開啟了基于微觀主體異質性的經濟地理研究潮流（楊開忠 等，2016）。2011年，Ottaviano首次將納入企業異質性的新經濟地理模型稱為“新”新經濟地理學（Ottaviano，2011）借鑒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5）等學者將引入企業異質性理論的新貿易理論稱為“新”新貿易理論的做法，Ottaviano（2011）將引入企業異質性假設的新經濟地理學稱為“新”新經濟地理學。 。

“新”新經濟地理學將企業之間的效率差異引入傳統的新經濟地理模型中，以考察企業異質性條件下的生產成本和市場規模的差異。當不同的企業面臨區位選擇時，效率低的企業為避免激烈的競爭而具有更強的動力遠離區位優勢較好的地區（Baldwin et al，2006）。因此，企業異質性可以作為額外的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更何況，貿易成本越大企業產品之間的替代性就越大。

此外，通過NNEG模型我們可以從競爭性企業供應產品的數量差異及生產效率差異的角度來分析區位差異。從這個角度出發，研究企業產品之間的替代彈性可以闡釋橫向產品差異化（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研究企業生產效率差異可以闡釋垂直產品差異化（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產品差異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也被譯為產品特異性）是指企業通過某種方式改變同質性或差異較小的產品，從而使消費者相信這些產品具有差異并產生偏好的不同。如果產品特征水平在空間上擴大使得一個消費者的效用上升而另一個消費者效用的下降，這種產品差異就是橫向的；若產品特征水平在空間上的擴大使得所有消費者的效用都增加，這種產品差異就是垂直的或者是縱向的。產品差異性與壟斷競爭市場結構密不可分，并一同被引入經濟學文獻中。在區位類比分析中，根據具有不同特征的產品的相對數量，某一特定產品被認為定位于一個特定空間中，進而可以根據差異產品空間分布的特征來分析企業之間的區位差異。 。在“新”新經濟地理模型中，橫向產品差異化可以促進企業空間集中，垂直產品差異化則促進企業空間分散。從這方面來看，不同企業在效率上的異質性程度成為決定經濟活動地理分布的一個微觀因素。同時，對人異質性（Heterogeneous Agents）的研究，對于進一步理解企業與勞動者異質性導致經濟集聚的機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Duranton et al，2004）。

“新”新經濟地理學認為，相比生產率低的企業，生產率高的企業更具競爭力，因而能在市場規模較大的核心地區生存并獲得規模經濟效應；而生產率較低的企業為避免競爭會離開核心區而定位于競爭并不激烈的邊緣區域，這樣就形成了存在“質”的差別的“核心―邊緣”結構。很顯然，這種空間結構與新經濟地理模型中的同質化的空間結構是不相同的。企業異質性理論的引入，激發了國外一些經濟地理學家們的研究熱情，出現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斷補充和完善“新”新經濟地理學。綜合這些研究成果，可以把企業或個人等微觀異質性對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影響歸結為以下三大效應：集聚效應，指由于企業的地理集中會產生知識溢出等正的外部性和形成規模經濟而有利于企業生產率的提高；空間選擇效應，指在競爭的作用下，生產率高的企業會集聚在核心區而生產率低的企業只能布局在邊緣區；人才歸類效應，指優秀人才會主動選擇在核心區（大市場區）工作（Baldwin et al，2006；Okubo et al，2010；Behrens et al，2014）。

總體而言，“新”新經濟地理學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推動了新經濟地理學理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一是探討了微觀異質性對新經濟地理模型主要特征和結論的影響，并為新經濟地理學奠定了微觀基礎（Baldwin et al，2006，2009）；二是從企業和勞動者異質性出發重新探討經濟活動空間集聚形成和城市空間結構變化的微觀機制（Behrens et al，2014）；三是在企業異質性假設條件下，探討區域政策對區域經濟增長與福利變化的影響（Baldwin et al，2006，2009；Baldwin和Forslid，2010）。

2.“新”新經濟地理學主要分析框架

“新”新經濟地理學采用“新”新貿易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沿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力求構建更加多元化的模型。綜合目前研究的成果，“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分析框架：

（1）DS壟斷競爭分析框架。如前所述，無論是新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還是“新”新貿易理論，DS框架都是其理論模型的基礎分析框架。Fujita和Krugman（1999）也認為整個新經濟地理學都是建立在DS壟斷競爭分析框架、冰山貿易成本理論、特別動態演化和計算機模擬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新”新經濟地理學的最初創立者也沿用了這一傳統。其中，Baldwin和Okubo（2006）在DS框架下探討了企業異質性對企業區位定位的空間選擇與空間分類效應；法國經濟學家克里斯蒂安?貝倫斯等也在DS框架下證明了大城市具有高效率的特征（Behrens et al，2014）。

（2）OTT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是由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等建立的一個基于準線性二次函數分析框架（Ottaviano et al，2002）。與DS框架相比，OTT框架一方面克服了DS框架下企業產品邊際成本加成定價的缺陷，使得企業產品的最優定價策略隨市場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另一方面用準線性效用函數替代CES（不變替代彈性）效用函數，使模型中所有內生變量都可以用外生變量以線性形式表示，具有完全解析能力。OTT框架一經推出，就在貿易領域與新經濟地理領域得到了大量的運用。其中，Melitz和Ottaviano（2008）采用OTT框架分析了市場規模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日本經濟學家久保卓治等（Okubo et al，2010）也基于OTT框架分析了企業異質性對其空間區位選擇的影響。

（3）BEKJ分析框架。BEKJ模型由Bernard、Eaton、Kortum和Jensen等建立（Bernard et al，2003）被看作是“新”新貿易理論的另一重要模型。由于BEKJ模型僅僅關注Frenchet分布，而無法反映隨機企業的比較優勢，因此該分析框架無論是在貿易領域還是新經濟地理領域使用得都比較少。

四、“新”新經濟地理學在中國的研究現狀及啟示作為空間經濟學的新方向（楊開忠等，2016），國外學者對“新”新經濟地理學已關注近十年，而國內研究才剛剛起步。由于微觀層面稻菘苫竦瞇越喜睿國內相關研究主要以引進介紹國外研究成果為主（李福柱，2011；顏銀根，2013；陳光，2015；楊開忠 等，2016），僅有少數學者開展了相關實證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微觀主體異質性集聚驗證（劉海洋 等，2015）和“新”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企業效率的影響機制（梁琦等，2012、2013；王文雯等，2015）等方面。同時，相關研究也缺乏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模型。

Krugman（2011）指出，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新經濟地理學“討論的是過去，不是現在，更不是未來”，但是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新經濟地理學正當其時。實踐應用是檢驗理論的標準，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為新經濟地理學及其最新理論進展提供了廣闊的應用平臺（孫久文 等，2015）。而“新”新經濟地理學的引進也為研究中國區域問題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論依據。我們應積極借鑒其最新研究視角和方法，結合中國經濟實際，從時間和空間上來研究經濟活動空間格局形成的內在機制。

首先，“新”新經濟地理學為研究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空間格局提供了新的微觀思路。目前，中國存在區域之間發展不均衡、城鄉差距長期存在以及產業空間分布不合理等問題，借鑒“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我們可以從企業生產率差異、勞動者素質差異等微觀異質性角度，來研究中國區域經濟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和解決路徑。

其次，“新”新經濟地理學為討論和研究中國的區域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由于引入了微觀異質性，“新”新經濟地理學為學者研究政府實施區域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具有預測性和針對性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借鑒這種分析框架來研究中國實施的區域發展戰略以及近年來密集出臺的“新規劃”，深入探討其原因、機制和效果等。

最后，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也為“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提供了獨特的、有價值的素材。因此，當前中國經濟地理學研究學者應扎根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特色實踐，從應用、模仿轉向創新、突破，促進其區域經濟理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具體來講，目前的研究應將“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和模型更大程度地與中國實際的地理空間結構、微觀主體特征等結合起來，深入探討市場的“空間選擇效應”、區域政策的“分類效應”，并注重實證檢驗方法以及企業效率來源識別方法的創新，讓理論模型和實證研究的結果更加符合中國的經濟現實。

參考文獻：

安虎森.2009.新經濟地理學原理[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安虎森.2010.新區域經濟學[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陳光.2015.基于企業異質性的“新”新經濟地理學研究綜述[J].經濟問題探索（4）：160166.

李福柱.2011. “新”新經濟地理學研究進展[J].經濟學動態（6）：98102.

梁琦，李曉萍，呂大國.2012.市場一體化，企業異質性與地區補貼[J].中國工業經濟（2）：1625.

梁琦，李曉萍，簡澤.2013.異質性企業的空間選擇與地區生產率差距研究[J].統計研究，30（6）：5157.

劉海洋，劉玉海，袁鵬.2015.集群地區生產率優勢的來源識別：集聚效應抑或選擇效應？[J].經濟學（季刊）（2）：10731092.

年猛，孫久文.2012.中國區域經濟空間結構變化研究[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8996.

孫久文，原倩.2015.“空間”的崛起及其對新經濟地理學發展方向的影響[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 8895.

王文雯，金祥s，朱希偉.2015.新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企業效率的影響機制[J].統計研究（7）：3236.

顏銀根.2013.論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脈絡――從新經濟地理到新新經濟地理[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6）：312.

楊開忠，董亞寧，薛領，等. 2016.“新”新經濟地理學的回顧與展望[J].廣西社會科學（5）：6374.

BALDWIN R E. 1999. Agglomeration and endogenous capital[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53280.

BALDWIN R E，MARTIN P，OTTAVIANO G I P. 2001. Global income divergence，trade，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6（1）：537.

BALDWIN R E，FORSLID R，MARTIN P，OTTAVIANO G，ROBERTNICOUD F. 2003.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LDWIN R E，FORSLID R. 2010. Trade liberaliz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4（2）： 161176.

BALDWIN R E，OKUBO T. 2006. Heterogeneous firms，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6（3）： 323346.

BALDWIN R E，OKUBO T. 2009. Tax reform， delocation，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11（4）：741764.

BEHRENS K，DURANTON G，ROBERTNICOUD F. 2014. Productive cities：Sorting，selection，and agglome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22（3）：507553.

BERNARD A B，EATON J，KORTUM，JENSEN J B. 2003. Plants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3（4）：12681290.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XIT A K，STIGLITZ J E. 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7（3）：297308.

DURANTON G，PUGA D. 2004.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4：20632117.

FORSLID R. 1999. Agglomeration with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ase[R]. CEPR Discussion Papers.

FORSLID R，OTTAVIANO G I P. 2003. 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ore\periphery model[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3（3）： 229240.

FUJITA M，KRUGMAN P，MORI T. 1999. 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09251.

FUJITA M. 2007. Toward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brain power society[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7（4）：482490.

KRUGMAN P. 1979. Increasing returns，monopolistic competition，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9（4）：469479.

KRUGMAN P. 1980. Scale Economies，Product Differentiation，and Pattern of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0（5）：950959.

KRUGMAN P. 1991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483C499.

KRUGMAN P. 1991b. History versus Expectati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6：651667.

KRUGMAN P. 1995. Development，Geography，and Economic Theory[M]. Cambridge（Mass.）：MIT Press.

KRUGMAN P，VENABLES A J.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0（4）：85780.

KRUGMAN P. 1998a.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4（2）：717.

KRUGMAN P. 1998b. Space：the final frontier[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2（2）：161174.

KRUGMAN P. 2011.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now middleaged[J]. Regional Studies，45（1）：17.

MARTIN P，ROGERS C A. 1995.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9：335351.

MARTIN P，OTTAVIANO G I P. 1999.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locat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81302.

MELITZ M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71：1695C1725.

MELITZ M J，OTTAVIANO G I P. 2008. Market size，trade，and productivit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5（1）：295316.

OKUBO T，FORSLID R. 2012. Spatial relo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heterogeneous sectors[R].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Trade and Industry.

OKUBO T，PICARD P M，THISSE J F. 2010. The spatial selection of heterogeneous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82（2）：230237.

OTTAVIANO G I P. 1996.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trade，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31（1）：51C77.

OTTAVIANO G I P，THISSE J F. 1999. Integration，agglomer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factor mobilit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3（3）：429456.

OTTAVIANO G I P. 2001.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trade，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1（1）：5177.

OTTAVIANO G I P，TABUCHI T，THISSE J F. 2002. Agglomeration and trade revisited[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43：409436.

OTTAVIANO G I P. 2011. ‘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11）：213240.

（輯：夏冬；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918；修回日期：20161019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6CJY019）

第8篇：論新經濟政策范文

論文摘要:網絡時代中思想政治教育面臨著一系列新問題的沖擊與挑戰，在目前國內學界所提出的優化途徑中盡管有著諸多有價值的對策，但也存在著缺乏針對性與實效性等方面的不足。因此，在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優化途徑中必須意識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具有的限度性;堅持“身體在場”的教育原則，處理好現實與虛擬間的互動關系，幫助受教育者實現良好的“自我認同”。

一、引言

2008年1月17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2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報告顯示，截止2007年12月31日，我國網民人數達到了2.1億。本次調查結果顯示，網民職業構成結構中學生所占比例最大，達到28.8%，而這其中文化程度本科的占16. 1%、大專占18.7%。對于緊跟時代步伐的青年學生而言，網絡已成為他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相應地，以這一群體為重要對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們必然要將視線投向網絡，“要加強對大學生網絡虛擬群體等新型大學生組織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者們在網絡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優化對策的問題上進行了積極探索，成果頗多。本文試圖分析目前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眾多對策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解決的思路。

二、網絡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

網絡是把“雙面刃”，它一方面給人們帶來大量的信息資源，使得“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極大的方便了人們的生活;另一方面，它的虛擬性及開放性卻也極易對人們產生諸多不良影響。尤其是對于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網絡在提供一種新的教育載體的同時，更提出了許多新的挑戰。對此問題，思想政治教育界爭論紛紜，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持網絡對思想政治教育有利的一方認為，網絡中高容量的信息環境，在時間上、空間上的自由性都極大地充實和豐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和資源;網絡中交往主體的平等性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創建了自由對話的平臺，從而改變了傳統教育中那種單向式的“你講我聽、你打我通”的權威主義教育模式，促進了雙方信息與意見的交流，從而有效地增強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實際效果。而網絡的開放性則有利于教育者在第一時間內進行真實信息的收集，進而能夠作出迅速有效的預測和防范。此外，個性化的服務環境、多樣化的服務平臺滿足了不同個體的需求，增強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更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深人人心。與此相對應的是，也有不少學者從網絡的虛擬性等基本特征出發，強調了它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負面影響。他們認為，網絡世界的交往由于缺乏身體在場，從而使得交往主體脫離了現實社會道德規范的約束，極易產生道德沖突、道德價值取向錯位、道德相對主義盛行以及社會責任感弱化等不良現象。而目前的網絡世界信息魚龍混雜、多元文化夾雜其中，、迷信信息泛濫，隨意的個性環境和缺乏理性的環境極易令青年學生沉酒其中，喪失自我。這些都使思想政治教育面臨著一系列嚴峻的挑戰。

面對著積極與消極影響并存的網絡環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不能削足適履，更不能因噎廢食。庫爾特·盧因說過“信息總是沿著含有門區的某些渠道流動，在那里，或是根據公正無私的規定，或是根據‘守門人’的個人意見，對信息或商品是否被允許進人渠道或者繼續在渠道里流動作出決定”。對此，針對網絡的虛擬性、瞬時性、開放性及互動性等特征，研究者們主要從“自律”和“他律”兩個方面探究了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優化的途徑及方法。

一方面，主張將重點放在“自律”上的學者們，提出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雙方的自我提高、自我約束的要求，并推動雙方的互動協作和共同建設，從而達到教育的“合力”。他們指出，教育者應由“教會順從”的訓導者轉變為“教會選擇”的指導者，加強自身的學習提高綜合素質，主動利用各種有利資源將自身建設成一支專業化、高效化的網上“環保”思想政治教育隊伍;同時應加強網絡文化建設，主動培育占領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陣地，增強正面宣傳，引領輿論導向;教育者還應轉變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營造健康的精神環境，抓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關鍵，并完善政治環境，從而保證人民群眾對思想政治工作的信任。此外，受教育者自身也需要自覺倡導網絡“自律”精神和遵守“網絡倫理”，抵制不良信息的腐蝕，積極參與營造科學的網絡環境。

另一方面，研究者們著重強調要從體制、法律法規的建設及加大人財物的投人、提升網絡技術水平等“他律”的角度來優化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他律”一要靠立法的完善和及時，要加強法律法規對網絡的監管，并形成制度機制，促進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開展;同時更要加大物質投人，廣泛運用新的技術手段，更新硬件設備、提高網絡技術的安全水平，凈化網絡空間，創造良好環境;此外還可采用實名制，并加強對網絡信息的監督和管理以建設有序的網絡環境。而更為根本的則是要從家庭、學校、社區及傳媒等大環境人手，營造全社會齊抓共管、群策群力共創良好網絡環境的大氛圍。閉

三、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優化途徑中存在的問題

如上所述，針對網絡社會中的多種特點，學者們都能從各自的視角出發，合理地論證了自己的觀點。這對于我們深人了解網絡社會對思想政治教育的沖擊與幫助有著很大的價值和貢獻。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這些觀點與論爭亦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這些問題表現如下:

第一、泛泛而談，難顯實效。或由于廣大思想政治教育者本身對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高科技信息技術缺乏較深人的了解，平時接觸不多、研究不夠;或由于缺乏有效的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激勵機制，使得目前的網絡思想政治教育還只是作為傳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附屬，重視不夠。雖然廣大研究者對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優化的方法和途徑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但目前的互聯網技術日新月異，網民在網絡上的行為呈現出多樣性及復雜性。然而目前的研究較多停留在對于現象的描述層面上，缺乏對不同群體的心理及行為特征等的深人研究，因而提出的對策也缺乏針對性，很難收到實效。一些泛泛而談的對策顯得空洞且滯后，另一些脫離網絡世界關鍵特質的對策則只是美好的愿望。當然，這些研究也有賴于倫理學、心理學、傳播學等其他相關學科的共同努力。

第二、觀念陳舊，模式落后。從目前的研究狀況看來，不少研究者的思維方式依然停留在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上，對于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認識，大多將其視為傳統模式的一種延伸或附屬。現有的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或原則等也大多是由傳統工作方法改頭換面而來。借鑒已有的經驗固然重要，但是如今的互聯網世界，已非新生時對現實社會的簡單虛構。虛擬社區、虛擬商店、虛擬會社等等新的名詞，與現實社會的社區、商店、會社相比，他們不僅僅只是多了個“虛擬”一詞，不再只是反映一種對現實社會的模擬，更多的則是揭示出一種“異化”，是對現實社會的延伸和發展，甚至是以虛擬世界的游戲規則和道德準則對現實生活某些方面的反諷與矯正。由此，也對網絡思想政治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緊跟時代的發展和變化，及時更新自我的觀念和思維方式。

第三、缺乏立場，隨網起舞。與將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頭換面”直接應用于網絡思想政治教育中相對的是，一些研究者陷人了“隨網起舞”的誤區。面對網絡這一新生事物，不少人以為“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于是忽略了本該堅守的立場，隨著網絡的指揮棒亂轉。網絡世界雖然表現出虛擬性、匿名性等區別于傳統社會的新特征，然而其終究無法脫離物理社會的存在而存在，網絡交往的主體也是實實在在的人。在幻像萬千的網絡世界中把握其本質和規律，既要以“變”的思維和“變”的目光來審視其發展，也要以“不變應萬變”的沉著來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只有教育者在思維模式上真正轉變了，才能切實有效地開展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四、“新瓶裝舊酒”傳統思維的超越:問題中解決對策的探尋

據上所述，針對已有的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優化途徑中存在的問題，我們應該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從以下三個方面進一步思索解決問題的出路和對策。

首先，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必須要做到“憑虛人實”，堅守“身體在場”的教育原則。

作為全球化最顯形的投影一建立在互聯網技術基礎上的網絡社會，影響和改變著人們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要面對的不過是整個人類社會所需要解決的歷史問題的一個折射。“立世德為首，立德育為先”，肩負著育人使命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堅守住“身體在場”的教育，不能“隨網起舞”。我們應該加強對網絡這一新生事物的理解和認識，揚優抑劣，及時矯正青年學生在網絡世界中的失范行為。但是須知網絡生存畢竟基于現實社會，虛擬身份亦有確切所指。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在遵循虛擬世界的游戲規則，以化名或匿名的身份與受教育者平等、自由、近距離交往的同時，更要憑虛人實，做好“身體在場”的教育。即摒棄“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的思想，在適應時展的同時，自我反省、回歸本然。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導人們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是教會人們怎樣與世界相處、與伙伴相處、與自身相處的實踐活動。正如高德勝所說:如果學校教育能夠回歸本然，在教育過程中使每個人建構好自身，學會與自己交往和對話，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網絡空間中迷失自我，動輒著火的缺陷。我們承認網絡空間與現實空間的根本不同，也承認在現實生活中所形成的品質不可能完全遷移到網絡空間之中，但我們同樣不可否認真正的德性所具有的穿透力和持久性。學校教育要由教育引導向教育關懷轉變，由讀寫算的技術性工具性職能向教會學生關心自己、關心他人、關心自然社會環境、關心人類制造出的物品及關心知識和學問等方向轉變。也惟有如此，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化為“看不見的手”，真正做到“凈化網絡環境”，當好“環保工人”。

其次，必須認識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限度，在實際教育中量力而行。

在探索傳統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如何向網絡思想政治教育領域轉變的時候，我們特別需要克服“新瓶裝舊酒”的懶惰思想。面對一個新生的事物，借鑒已有的經驗固然重要，但是畢竟網絡空間與物理空間二者之間存在較大的區別，因此需要認真研究和掌握網絡空間的思維邏輯和客觀規律。萬維網的發明者伯納斯·李曾闡述道:從原理上講，要使網絡成為一種普遍的資源，就必須使其毫無限制的發展。而從技術上講，如果有任何控制中心的存在，它就會立刻成為限制網絡發展的瓶頸，這樣網絡就永遠也不會發展壯大。人出于社會關系、勞動及需要的本質而尋求人際交往，互聯網最大的長處莫過于滿足了人們對于信息資源交流、共享的需求。人們上網是為了消費信息或在娛樂、消解信息中獲得愉悅和滿足，幾乎沒有人上網的目的是為了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據在大學生中調查，經常瀏覽網上有關思想政治教育網站或網頁者僅占6. 8%，有時瀏覽者占25. 8%，偶爾瀏覽者占38.7，從未登陸過的占28.6%48.1%的學生從未聽說過學校有關黨的知識專題網站，26. 4%的學生聽說未訪問過，23腸的學生聽說過并只在組織活動時才有2.5%的學生訪問過。川這組調查數據充分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專題網站的效果不佳，也對我們倡導思想政治教育占領網絡陣地，引領輿論導向提出了更嚴峻的挑戰。畢竟網絡世界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信息主義，不能很好地適應網絡世界的邏輯規則必然會被網民所冷落。思想政治教育亦有自己的規律和前提，在強大的信息網絡面前既不能“隨網逐流”更不能包辦一切，應該量力而行。舉例來說，“實名制是反網絡的，與網絡的本性不符，也與大多數網絡行者的需要相悖，強行推行的結果只能是毀滅網絡。就好像都市是一個陌生人的世界，在陌生人的世界里生活的好處是自由，沒有熟人社會的處處約束，壞處是孤獨和冷漠，人與人之間缺乏關愛。但我們不能因為都市生活的孤獨和冷漠而讓都市中的每一個人在胸前插上自己的名卡。

最后，還必須要做好現實與虛擬間的互動，幫助實現“自我認同平衡”。

第9篇：論新經濟政策范文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先進技術、金融資本和勞動力已經超越了國界，成為新時期國際競爭的驅動力。特別是以高新技術為主導的新興產業的興起，不僅成為企業迅速崛起的主導力量，也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引擎。本文基于發展的視角，論述了區域經濟發展的理論，并提出了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措施。

關鍵詞：經濟一體化 區域經濟 增長極 技術創新

伴隨著世界科技與經濟的快速發展，區域經濟競爭已經成為國際競爭的重要舞臺。斯坦福大學塑造了硅谷的神奇，MIT和哈佛大學譜寫了美國波士頓地區“128號公路”沿線的繁榮，它們不僅對區域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而且也對整個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也成為理論界研究的熱點和重點問題。本文基于發展的視角，論述了區域經濟發展的理論，旨在為政府提供有益的借鑒。

區域經濟發展理論梳理

在傳統的古典經濟學研究范疇內，人們普遍認為經濟發展是均衡的，市場競爭條件充分，資本和勞動力能夠自由流通，就會促進區域經濟之間均衡發展。但是，這種靜態分析的方法無從解釋經濟不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通常這些地區并不具有推動所有產業和區域均衡發展的資源稟賦，而市場力量的最終作用結果通常是加劇了區域之間的差距。究其主要原因，是忽略了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以及規模效應的影響，并非完全充分競爭中的市場供求關系能決定資本收益。

20世紀50年代以來，以法國經濟學家佛朗索瓦·佩魯為代表的新經濟增長極理論，試圖從另一角度解釋當代社會現實的經濟增長過程和新經濟的崛起。他認為，技術進步和創新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創新并不是在所有產業均衡推進，總是傾向于集中在某些特殊的產業和領域，這些產業和領域就被稱為“增長誘導單元”，也稱為“增長極”。例如，斯坦福大學塑造了硅谷的神奇，MIT和哈佛大學譜寫了美國波士頓地區“128號公路”沿線的繁榮，它們對該地區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并對整個國家乃至世界經濟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該理論進一步深化和拓展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他認為：“熊彼特片面注重私人廠商的作用，特別是大型私營廠商的作用。但是當局和他們的首創精神以及較小的、為適用于當地情況所作的創新也同樣重要，不容忽視”。增長極既是創新的發源地，又是擴散源，當這種產業增加資本或者購買服務時，也會對其他領域產生連鎖效應和推動效應，最終從區域間的不均衡發展到區域的均衡發展。

值得提出的是，自增長極理論提出以來得到廣泛應用，但由于種種原因，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引來質疑之聲不斷。例如，1957-1966年期間，意大利為了解決南貧北富的地區二元結構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南部選取4個增長極典型區，建立了鋼鐵、石油化工、機械、金融加工、電機等“推進型”產業，最終以失敗而告終。究其主要原因是：第一，理論有待完善。作為一種開創性的發展理論，該理論沒有就怎樣來確定推動型產業和適宜發展增長極的地點，推動型產業的支配效應即集聚經濟的正負效應表現如何，增長極理論自身的數量、規模、內部產業結構等一系列技術性問題在實際應用中如何解決進行理論推演。第二，理論的可操作性不強。在該理論中經濟空間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人們無從考察任何空間中兩個地方的各種物質流、資本流、勞動力流、技術流、信息流，從而也就無法找到增長極的支配效應、聯系效應以及分配效應。

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策略

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因素主要有企業、勞動力、技術和制度，這些因素是獨立的，分別對區域經濟發展發揮作用，但其交互作用和滲透作用則是復雜的。無論是從范圍經濟還是范疇經濟的角度看，企業都是實現經濟增長的主體，而制度、技術和勞動力則是保障因素，以保證實現生產資源的整合和優化配置。企業是經濟增長的載體，各種企業之間形成了強大的以地緣為基礎的關系網絡，包含忠誠信任、互惠雙贏、競爭與合作的內在依存性，進而形成產業集群。集群內通過知識滲透和傳遞、人力資本流通、資本流通，形成區域優勢與特質。基于上述分析，區域經濟發展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依靠技術創新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科學技術是新經濟增長的引擎，這一點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美國于1944年11月提出“將科學對戰爭勝利所起巨大作用的經驗用于和平時期，使科學服務于美國戰后的國富民強”的新經濟政策，并且以斯坦福研究園為載體，大力發展產學研合作，塑造了硅谷的傳奇和輝煌；成為各國紛紛效仿的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成功模式。在我國，在科學發展觀的引領下，也應該高度重視技術創新的輻射作用和滲透作用，大力加強自主創新，增強科技成果轉化能力，提升產業整體技術水平，通過技術升級進行差別化競爭。

在現代社會，低成本競爭大幅度縮小了企業的利潤空間，加快了產品的衰退過程，促進新一輪的技術創新。即通過技術創新生產出在“性能/價格”或產品技術含量比競爭對手更具有優勢的產品，以此來占領市場份額。《全球創業觀察》研究報告表明，創業創新活動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創業創新活動水平的不同可以影響國家經濟增長水平的1/3，可見，技術創新對于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明顯。特別是對于一些資源枯竭城市和區域，發展技術含量高的企業，消化已形成的生產力，可以極大地降低經濟社會的轉型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