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分析與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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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分析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競爭政策；競爭法；規制；經濟學；分析

作者簡介：高重迎(1967～)，男，河南扶溝人，法學博士，河南財經學院法學院講師，主要從事競爭法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DF4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9)02-0161-04　收稿日期：2008-09-20

一、引言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各國對競爭政策與競爭法的關心度有了明顯的提高，其原因在于世界各國政府對市場經濟制度的認識有了變化。而這種認識上的變化最明顯地表現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俄羅斯、東歐以及包括我國在內的一系列國家、地區導人了市場經濟制度。同時，市場經濟制度的導入，也引發了各國政府對產業規制所帶來的弊端的反思，進而開始嘗試依靠民營企業的自由競爭來帶動、促進經濟發展的模式。競爭政策、競爭法因此而產生。

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受到競爭壓力的各類企業會不斷地改進經營方式、提高效率并進行一系列技術革新(Innova-tion)。不難發現，實行競爭性市場經濟的國家不僅能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而且也能促進本國的產業結構更加高效化。上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呈現活性化的繁榮景象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競爭政策是以撤除、廢止與緩和各種市場規制(Deregu-lation)與運用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本文為稱之為“競爭法”，以下同)等限制企業阻礙競爭的各種規制為內容的。上世紀80年代末期，以英國、美國為首開始實施的緩和規制的競爭政策，迅速波及到西方各國。規制緩和的競爭政策把市場經濟從繁雜的政府規制中解脫出來，進而提高了競爭政策、競爭法的地位與重要性。

從以往的政府規制中(主要是產業政策)解脫出來的企業，大多希望在今后的市場競爭中自由發揮、穩步成長。但是，也有一些企業想方設法阻礙競爭、不愿付出努力就想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為了促使市場經濟有效地運行，限制“阻礙競爭行為”的競爭法就成了市場競爭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法律制度。

當前，在市場經濟國家，其競爭政策的正當性、合理化愈發高調。不僅是在競爭法領域，而且在商法、知識產權法、企業法等多個法學領域內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競爭政策。一般情況下，競爭法被學者看作是競爭政策的唯一、正當的代表者。當然，競爭政策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競爭法。但是，基于目前的研究狀況，本文對競爭政策的分析主要限定在競爭法的范圍之內。

二、競爭法的立法目的考察

美國是最早制定限制“阻礙競爭行為”的競爭政策、競爭法的國家。美國的競爭法被稱為“反托拉斯法”。之后。日本以及歐盟各國也相繼制定了類似的法律。日本的競爭法稱為“禁止壟斷法”，歐盟各國統一稱為“競爭法”(Compe，tition Law)。目前，“競爭法”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反壟斷法的統一稱謂。

世界最初的競爭法是100多年前美國制定的《謝爾曼法》(Sherman Act，1890制定，是美國反托拉斯法的中心法)。在該法剛實施的一段時間內，學者們圍繞該法的目的究竟是促進經濟效率或是保護中小企業的利益，在學術界展開了論戰。當然，這一論戰的展開是有一定的歷史背景的。考察這一論戰的背景，還要追溯到當時的那場民眾運動，而這場民眾運動的起因是因為巨大家族企業的勢力逐步擴大，民眾普遍認為應該對中小企業加以保護，這才促使了謝爾曼法的出臺(淹川敏明，2006)。分析其原因可以發現，導致這場民眾運動的最終原因還是緣于大家族企業不正當地壓迫中小競爭者的行為(掠奪行為)所致。針對當時的謝爾曼法，毋庸質疑其目的是為了解散大家族企業、保護中小企業。但是，美國隨后又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的“反托拉斯革命”，直到現在，美國的競爭政策、反托拉斯法的目的已不再是單純地保護中小企業利益，而是通過提高經濟效率，實現、擴大消費者的利益。由此可見，反托拉斯法的最終目的是保護競爭及競爭政策，而不是單純地保護競爭者。

二戰以后，日本與歐盟各國也制定了競爭政策與競爭法，同樣圍繞該法的目的究竟是促進經濟效率或是保護中小企業的利益，也在學術界展開了的論戰。其結果，在美國確立的提高“經濟效率”這一競爭法的目的最終得到了世界各國的認同(小川正雄等，2005)。

對競爭法的保護競爭政策、提高經濟效率這一目的的解釋，一般認為包含以下兩個方面，而且這些內容也只能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

第一，資源的有效配置。由壟斷而造成商品、服務價格的上漲，勢必會造成消費者需求的減少。如果消費者本來希望得到的商品、服務不能得以滿足，那么就會造成經濟效率低下(經濟學稱為“DWL”Dead Weight Loss，由壟斷等原因造成的經濟損失)。一般來講，經濟學者理想的產業結構是一種“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也就是說，希望市場中的產業結構是一種任何企業均具有一個不會受到競爭對手影響的(主要是價格)小市場(主要表現是“市場占有率”，MarketShare)的狀態。如果政府強制構建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那么，市場就會失去這個產業的生產效率與技術革新效率。而競爭市場雖然不是處于完全競爭狀態，但是。只要有一定數量的企業存在，就會給其它企業(競爭對手)帶來競爭壓力，也就會促使該類產業的有效競爭得以實現。如果能夠實現有效競爭，就可以達到資源有效配置的目的。

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競爭企業的生產效率、技術革新效率也會不斷提高。因此，維持、促進有效的競爭能夠促使經濟時常保持良好的發展趨勢，這也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一種動力(土田和博等，2006)。可見，競爭政策、競爭法的目的實際上是在于保護競爭企業的對抗關系(競爭關系)。也就是“競爭過程”(Competition Process)。

第二。競爭法的目的是提高生產效率與技術革新效率。實踐證明。促進生產效率與技術革新效率，能使市場經濟的生產性保持長期上升狀態，進而促使新產品、新服務(手機、互聯網等)的不斷上市。競爭政策、競爭法的這一目的可以防止經濟效率的低下，對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是十分重要的。

基于競爭政策、競爭法具有上述目的，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競爭法、競爭政策的重要作用也得以顯現、發揮。近年。世界各國也越來越重視競爭法的完善與發展。這已成為各國政府與學者共通的認識。而且，對于發展中國家。競爭法的作用比先進國家顯得更加重要。今后。產業的發展方向不可能再由政府產業政策來決定，民營企業在競爭過程中會自然而然地摸索著向未知的產業領域發展。比如，計算機、半導體、高科技IT等新興產業的發展，均不是由政府的產業政策

決定的，而是隨著企業之間的競爭在競爭過程中而產生的。在此競爭過程中，競爭法與競爭政策承擔著確保整個競爭過程合法有序進行的責任。

三、競爭過程規制與市場結構規制分析

盡管世界各國對于競爭法、競爭政策的目的認識日漸趨于一致，但是，具體的規制標準卻不盡相同。歷史上，競爭法的規制標準也曾發生過變化，而且這種變化一直持續到現在。概觀世界各國競爭法的規制內容，可以得知，競爭法的規制對象大致上可以分為競爭過程規制與市場結構規制兩大類。下面，針對競爭法在競爭過程與市場結構中的規制狀況進行探討。

1　競爭過程的規制理論分析

如果企業在市場中不進行競爭而只進行協調，那么競爭就會流于形式而不會有任何效果，市場經濟當然也得不到很好的發展。而能夠限制企業這種協調行為的正是競爭法中對卡特爾行為的規制。在企業的眾多協調中。價格卡特爾、串通投標行為被認為是明顯的不正當的阻礙競爭行為。但是，如果把企業之間的所有協調都看作是違法的卡特爾行為，那么共同研究開發、零售店的共同采購業務等這些有益的協調也會相應地被禁止。因此，市場要求競爭法必須規制一個能夠明確區分禁止協調與許可協調的標準(來生新，2002)。

利用不正當的競爭手段把競爭對手趕出市場或者迫害對手的行為(排除、掠奪行為)。自然會損害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當然，協調行為時常表現為一種復數企業之間的共同協議，而排除、掠奪行為則是單獨企業的獨自行為。比如，大型壟斷企業為了將中小企業趕出市場所實施的低于成本價格的傾銷行為就是一種典型的排除行為。競爭的本意就是要處于對手之上、超越對手的一種對抗關系的博弈過程。競爭法介入到市場中的這種對抗行動(單獨行為)，其主要職責、作用應該是來保護企業之間競爭過程的競爭秩序的。相反，競爭政策、競爭法一旦成為保護競爭者的工具。那么就很有可能會造成限制競爭的后果。因此，競爭法對于單獨行為(對抗行動)的規制范圍、規制對象等的設定更要慎重、細心。美國反托拉斯法對單獨行為的規制對象只限定在壟斷型企業，而其它一般企業只被作為“不正當的競爭方法”所規制的對象(丹宗曉信等，2002)。

2　市場結構的規制重點

競爭法、競爭政策不僅要全力以赴地規制企業之間的協調與對抗行為，而且還有必要對市場自身的結構予以關注。在由少數大企業構成的集中市場中，這些企業就有可能不采取對抗行動，而可能始終采取協調行動來規避競爭。比如，在寡占市場中盡管沒有進行卡特爾協調，但是通過默契的配合同樣能達到協調的目的。所以，如果競爭法單單規制卡特爾行為以及單獨行為等。就不能完全限制企業阻礙競爭的行為，所以還要規制、限制市場集中行為等。只有這樣，才能維持市場競爭秩序，確保競爭的公平、公正、有效。因此，競爭法對于市場結構進行規制還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競爭法的市場結構規制主要是以維持競爭為目的而設定的對競爭過程的規制。但它并不等同于從資源配置的角度而實施的產業組織政策。簡單來講，市場結構規制可以看作是事前阻止市場集中行為的合并規制(經營者集中)。對競爭企業之間的水平合并進行規制的目的是為了阻止寡占市場結構的形成，而垂直關系(買方與賣方的關系)的企業之間的合并規制則主要是從排除廠家的流通途徑等方面進行事前規制以阻止企業集中行為(鈴木滿，2000)。當然，企業合并的程序是要嚴格依照競爭法事先規制的步驟來進行。

有些企業不是依靠合并而是完全憑借自身努力成長起來的，這些企業也能在市場中處于支配地位，針對這種情況進行市場結構規制(企業分割)時更應該慎重、嚴謹。肆意進行企業分割，有時會適得其反，也有可能會限制競爭，阻礙企業的正常發展。美國對企業分割設定了一套嚴密的程序。只有在認定大型壟斷企業的壟斷行為確實妨礙了競爭對手的利益時，法院才可以做出分割壟斷企業的判決。1984年的AT&T分割可以說是美國反托拉斯法的代表案例。1998―2002年微軟第3次訴訟中，地方法院雖然做出了分割微軟的判決，但是其結果在控訴判決中又被顛覆。日本競爭法關于壟斷狀態的規制雖然很嚴格，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一例實施的案例。

四、競爭法規制的設定方法

競爭法的實施對設定企業行為規制的內容具有一定的推進作用。設定的方法受以下兩個方面的限制。其一，競爭法介入企業自由決定權的時機與程度的規制；其二，競爭法如何平衡禁止規制與柔軟性規制。

1　介入的時機與程度

競爭法、競爭政策明文規定，反對政府依靠自由裁量權介入企業的行為。但是，為了使競爭更加有效地運行，競爭法就必須設定企業的行為規制。在市場競爭中應該給企業充分的自由，從這一點來看，限制企業自由行為的規制愈少愈好。相反，如果放棄監管企業行為，任憑其自由放任，勢必會阻礙競爭，從這個角度來看，深度介入的規制愈多愈好。

采取什么樣的規制方式，一般會受到經濟學家對市場競爭的看法及見解的影響。直到上世紀60年代，經濟學的傳統產業組織論(反托拉斯經濟學)認為：如果放任市場競爭，市場的集中度就會提高，進而阻礙競爭，導致競爭恢復困難。那么，根據經濟學的這一理論，應該對集中度較低的合并也予以禁止，采取深度介入的規制方法(土田和博，1998)。從上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隨著強調市場自身機能的“芝加哥學派”影響力的增強，除了對卡特爾行為以及市場高度集中的合并采取了禁止規制之外，其他的禁止規制都大幅度地廢除、緩和了。到了上世紀80年代后期，新產業組織論的影響力不斷增強，要求強化競爭法規制的新產業組織論派與芝加哥學派就這一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爭。

對于介入企業行為的程度的分析。不僅受經濟學的影響，還會受到各國文化、風土的影響。各國市場環境的差異會導致介入程度的不同。因此，介入的程度應該根據經濟學理論同時依據本國市場環境以及風土人情的實際情況等來設定。

2　禁止規制的優點

企業之間的競爭會導致經濟向未知方向的發展。為了保證企業自身的自由競爭，企業的發展方向不能由政府來決定，而應該由企業自身來決定。但是必須明確，企業的自由行為不能妨礙其他競爭對手的自由。為此，競爭法應該設定一些禁止事項來限制企業行為。比如，禁止串通投標行為、價格卡特爾行為、禁止擁有一定比例以上市場占有率的企業合并行為等。

在美國、歐盟、日本等國的競爭法中，大都是根據“本身違法原則”(Per se illegal)對串通投標行為、價格卡特爾等行為予以禁止的。對于某些行為是否應該適用本身違法原則，不是根據該行為的正當與否來判斷的，因為對該行為的完全禁止與放任，對競爭過程都有可能產生好或不好的影響，我們應該根據這些因素進行綜合判斷。盡管某些串通投標行為、價格卡特爾行為在某種特殊情況下也可能是一種正當行為，但是對于這種違法可能性較高的行為，在競爭法中一般

不予特殊考慮。因為完全禁止規制對競爭過程的整體是有利的(官本信彥，2003)，因此競爭法采用了本身違法的判定原則。

但是，在競爭法的實際運用中，本身違法原則的適用范圍應當盡可能地縮小。美國只對于惡劣的、影響較大的價格卡特爾行為與串通投標行為以及限制轉售價格的行為等適用本身違法原則。日本與歐盟各國也采用了同樣的適用標準。

3　柔軟性規制的必要性

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的競爭法限定了本身違法原則的適用行為，除此以外的行為，一般情況下是依據當時的違法狀況對其不正當性要進行綜合判斷。這也是競爭法柔軟性規制的一種體現。因為，如果明確地、徹底地區分違法行為與合法行為，這勢必會給執法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比如，如果對價格卡特爾行為以外的投資協調、設備協調、銷售手段協調以及經濟不景氣協調等卡特爾行為也要進行詳細分類。那么，這些卡特爾行為是否也應該考慮適用本身違法原則呢?并且，每一種類的卡特爾又可以再詳細地進行分類。比如，投資協調又有多種類型。因此，競爭法對禁止規定以外的行為采用了柔軟性規制的方法，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此得以充分體現。

但是，在對企業行為的不正當性進行綜合判斷的同時也賦予了執法當局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如果這種自由裁量權過大，勢必會與禁止規制形成對立局面。因此，綜合判斷也只能以“違反公共利益的行為”、“不正當的競爭手段”等一些抽象的規定為標準(岸井大太郎等，2002)。如果這些標準任由政府行政執法部門恣意地解釋，那么競爭法實質上也就轉化成了產業政策手段了。所以，柔軟的規制雖然是必要的，但是要盡可能明確判斷標準，減少恣意性的解釋與運用。

4　禁止規制與柔軟性規制的統合

概觀主要先進國家競爭法的綜合判斷標準可以得知。盡可能地明確判斷標準已經成為競爭法的一種發展趨勢。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完善與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本身違法以外的行為適用“合理的原則”(Rule of Reason)，其運用標準隨著判例的蓄積而更加明朗化。其中，合理原則中最重要的是“市場支配力”(Market Power)的判斷標準(岸井大太郎等，2005)。該標準是完全依據經濟學的理論經過分析與研究而形成的，并且還制定了客觀標準(以市場占有率為主)與安全圈標準(Safety Zone)等，以保證市場自由、公平、公正的競爭秩序。

美國在反托拉斯法執行過程中，一般不依據行為的種類來推定其本身違法與否，而是提供給企業一個提示反證的機會。對于外觀上看似本身違法的行為，其實只不過是合理的共同行為的一個環節，在此情況下，一般采用合理的原則來進行判斷(附屬限制論)。

從以上分析可知，利用經濟學理論來判斷對象行為，可以縮小對對象行為的違法性與合法性的認識差異，對正確判斷其合理性起到關鍵性作用。

五、競爭法規制的經濟學視點

從分析競爭法的目的到探討競爭法的規制范圍、規制對象，勢必要考慮到企業的經濟效益。而分析企業的經濟效益，毫無疑問，要運用經濟學的理論知識。然而，競爭法并不是以建立一個經濟學者理想的市場經濟結構為目標的法律，而是通過對競爭過程的規制，進而把原有的競爭現態提升到一個好于現狀的競爭狀態，并以此作為自己的現實目標的法律(白石忠志，2006)。因此，理想的經濟結構理論(完全競爭等)并沒有給競爭法帶來有益的作用。經濟學給予競爭法的最大幫助是借助經濟學能夠透徹、精確地分析各種企業行為的動機與經濟效果等。例如，在分析、判斷生產企業與零售店的交易行為(垂直的限制)時，是為了限制競爭而進行交易的呢?還是為了提高經濟效率而進行交易的呢?并且這種交易行為究竟獲得了什么樣的經濟效果呢?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利用經濟學理論進行分析、研究，以完善競爭法的規制方向以及內容。

不考慮企業行為的潛在規則，只是根據當時的市場狀況自認為是行政介入的最佳時機，而對市場進行行政介入的方法只是一種政府的產業政策方法。恣意的行政介入勢必歪曲競爭過程，這些并不是經濟學所能解決的問題。因此，現在只能設定一個被認為是最合適的規制，并且該規制必須是各類企業能夠共通適用的規制。這樣才能促使市場經濟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對這種規制的研究是競爭政策、競爭法學領域的課題，而競爭法對該規制的補充、完善又要依據經濟學理論。因此，競爭法學就成了法學與經濟學融合的“法與經濟學”的重要的研究領域。

第2篇：經濟分析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 環境 灰色關聯度分析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環境保護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進展。但是，當前環境問題仍十分嚴重。中國面臨的環境問題復雜多樣，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背景下產生，長期積累的結果。理如何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間協調發展，不僅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保證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必由之路，目前主要面臨的環境問題有大氣污染問題、水環境污染問題、垃圾處理問題、土地荒漠化和沙災問題、水土流失問題、旱災和水災問題、生物多樣性破壞問題、WTO與環境問題、三峽庫區的環境問題、持久性有機物污染問題。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保護環境日益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重視，“保護環境”被定為一項基本國策，涉及環保的政府投入也逐年增加。環境經濟政策對環境影響的力度也將不斷加大，如何評價環境經濟政策的效果，制定適宜的環境經濟政策變得越來越重要。

二、文獻綜述

近年來，與環境經濟政策有關的研究不勝枚舉。這方面文章主要有：《Innova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The Eco- innovation Action Plan（Eco-AP）1Brus-》，通過歐洲創新聯盟（IU）間的合作關系推動生態創新；《First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ssistance Program for SMEs （ECAP）》認為中小企業卻是工業污染的主要排放源，占整個歐盟工業污染排放量的64%；《Roadmap to a Resource Efficient Europe1Brussels》提高環保措施改善的利益增進。

從總體研究情況來看，國內外相關文獻政策性研究居多，將宏觀經濟政策和環境結合起來并研究環境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的文獻很少。本文在借鑒、吸收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研究了宏觀經濟政策對環境影響的統計測度，并對不同的環境宏觀經濟政策效果進行了評價，并提出了相關建議。

三、宏觀經濟政策與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關聯度分析

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對環境污染改善的效果大小是不一致的。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對我國環境污染程度的改善的程度，以此作為政府制定與環境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在本部分，我們利用灰色系統論中的關聯度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對我國環境污染改善程度的關聯度，關聯度越大，說明該政策對環境污染改善程度的影響越大，政府應該加大這類政策的實施。

由于綠色金融、綠色貿易、排污權交易等環境宏觀經濟政策實施較晚，故其對應的指標很難找到相關數據，故我們根據所建立的宏觀經濟指標體系及數據的可得性和代表性原則，在此部分的分析中，選取指標體系中的下列指標：生態環境環境補償政策中的排污費指標；環境稅費政策中的車輛購置稅、消費稅、資源稅、企業所得稅、增值稅指標；綜合環境經濟政策中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指標；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增加值指標。

利用Matlab軟件，根據2001年～2010年我國環境污染綜合指數及宏觀經濟政策各項指標數據，對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各項指標與環境污染綜合指數進行灰色關聯，以2001年至2010年我國的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為參考序列，以同一時間段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各項指標為比較序列，通過無量綱化、計算絕對差、計算關聯系數、最后算出灰色關聯度為：

r1=0.7019 r2=0.5825 r3=0.6466 r4=0.5828 r5=0.6159

r6=0.6541 r7=0.6063 r8=0.7437 r9=0.7701 r10=0.7671

這里，r1、r2、r3、r4、r5、r6、r7、r8、r9、r10分別表示為排污費、車輛購置稅、消費稅、資源稅、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第一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的關聯度。其中，r9>r10>r8>r1>r6>r3>r5>r7>r4>r2。

由上述的關聯度排序，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三產產業的增加值和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關聯度最大，其中第二產業的關聯度最大，說明產業結構調整政策對環境污染的改善有最重要的作用。

第二，排污費和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關聯度較大，為0.7019。說明我國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間，生態環境補償政策對于減少環境污染的效果比較突出。

第三，在環境稅費政策中，和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關聯度從大到小依次為：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資源稅、車輛購置稅。說明在環境污染治理中，類似環境稅費等后制性政策對于污染的治理效果不是非常明顯。

參考文獻

[1]Ayres R U.Sustainability economics：Where do we stand[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

[2]EC1（2011b）.Innova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J]. The Eco-innovation Action Plan （Eco-AP）1Brus-sels，2011.

第3篇：經濟分析與政策范文

摘 要 在現代財務管理學理論下，上市公司科學合理的股利政策可以向市場投資者釋放積極的信號，激發投資者對公司的投資熱情，從而促進公司整體價值上升，良好形象得以塑造。因此，從這一理論觀點來看，股利政策與上市公司價值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聯。股利政策包括是否支付股利、股利支付方式等，本文以是否支付股利與企業經營業績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關鍵詞 股利政策 經營業績 回歸分析

一、引言

股利政策是財務管理過程中的組成部分，其決定了公司盈利的再分配比例。簡單來說，股利政策與公司留存收益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聯系。股利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就是為了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的目標，因此，可以說股利政策是實現公司財務目標的重要手段與途徑。盡管股利政策是公司實現收益再分配的內部決策行為，然而其也會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影響困擾，繼而影響到公司價值的變化。首先，市場投資者存在著股利政策偏好，這往往會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產生一定的作用。其次，監管部門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進行了規定，如：在《公司法》中規定了利潤的分配程序，限制公司在彌補虧損和提取法定公積金之前不得向股東分配利潤；規定公司不能用資本發放股利等條例。因此，股利政策由于受到內外部因素的困擾，使得其與上市公司價值之間存在著相關性。

二、理論分析及假設

從一般意義角度而言，支付股利的上市公司價值要優于未支付股利的上市公司價值。這是因為在證券市場中，只有收益好、利潤優以及價值高的上市公司才具有發放股利的條件。盡管收益差、利潤水平低的上市公司可以模仿進行股利政策，但巨大的現金流支出往往給其帶來沉重的壓力。而且以信號傳遞理論的觀點而言，股利的支付往往預示著上市公司的利好消息，對上市公司股價有著積極的帶動的作用，這往往會提升上市公司的整體價值。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上市公司是否支付股利與其價值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即支付股利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整體價值。

三、研究設計

（一）變量設計

在實證研究過程中，往往存在著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以及控制變量等三種類型。被解釋變量是指由某一變量所引起的，也叫做因變量；解釋變量是指引起某一變量變化的因素，也叫做自變量。控制變量是指除了解釋變量以外，那些能夠引起被解釋變量變化的變量，控制變量的存在是為了準確衡量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

本部分實證研究的被解釋變量非常明確，被解釋變量是指上市公司價值。以目前的研究情況而言，衡量上市公司價值的指標相對較多，主要有兩大類。第一類是市場指標，包括上市公司股票價格、市場增加值（MVA）、經濟增加值（EVA）以及托賓Q值等等；第二類是指會計指標，包括總資產凈利潤率（ROA）、凈資產收益率（ROE）、資產報酬率以及每股收益（EPS）等等。結合當前國內的資本市場現狀來看，僅僅用市場指標來衡量上市公司價值的變化因市場不成熟而顯得不夠準確，而僅僅用會計指標來衡量的話，又會因為目前國內會計造假現象猖獗而顯得不真實。鑒于此，本文采用了李志文、宋衍衡（2003）[1]的衡量指標來代替上市公司價值變化。

另一方面，解釋變量是否支付股利則顯得相對簡單，其為一個虛擬變量。當上市公司采取分配股利的政策時，那么取數值1；若上市公司不分配股利，那么取數值0。

此外，由于影響上市公司價值的因素較多，本文選擇控制變量來準確衡量股利政策對上市公司價值的影響。從現有的研究文獻來看，盈利能力、負債水平、公司規模、行業成分與年份成分這五方面因素對上市公司價值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本文將其作為控制變量，來共同解釋股利政策對上市公司價值的影響。

（二）研究樣本選擇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以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為主，因此，在選擇研究樣本時必然要從上市公司加以入手。本文為了提升研究的便利性，結合數據的可得性與方便性，選擇上證180指數中180只成份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上證180指數是以選擇上海證券交易所180只權重股作為標準的指數，這180只成份股來自各行各業，能夠從整體上反映上海證券交易所大盤的走勢。因此，本文選擇這180只成份股作為研究樣本。

（三）研究數據來源

根據選擇好的研究樣本，考慮到數據披露的時間限制，本文選擇這180家上市公司2008年和2011年的數據作為研究數據。為了保證研究結論的客觀與公正，本文剔除了一些存在數據缺失和指標異常的上市公司，得到167家上市公司的研究數據。本文研究所用到的數據均來自于上海證券交易所、和訊財經網、銳思數據庫等等。

四、實證分析

在對解釋變量、控制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了解清楚后，將用線性回歸分析方法對解釋變量、控制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關系進行統計學分析。線性回歸分析是檢驗經濟變量之間影響關系的重要方法，按照變量的個數可分為一元線性回歸分析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運用EViews5.0軟件進行檢驗。

從表2的數據顯示，多元線性回歸方程為

該線性回歸方程的擬合優度為0.4465，這表明是否支付股利、盈利能力、資產負債率、公司規模、年份以及行業可以共同解釋上市公司價值變量的44.65%。其次，線性回歸方程的F檢驗值為9.63，對應的概率值小于顯著性水平5%，說明該線性回歸方程整體顯著，變量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線性關系。第三，從各變量的回歸系數T檢驗來看：是否支付股利的回歸系數為0.41，回歸系數的T檢驗值為3.40，對應的概率值小于顯著性水平5%，說明是否支付股利對上市公司價值存在著顯著的影響。同時，凈資產收益率和資產負債率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和0.34，對應的T檢驗值分別為3.02和2.67，概率值小于顯著性水平5%，表明凈資產收益率和資產負債率對上市公司價值有著顯著的正向的影響。凈資產收益率越高，上市公司價值越大；資產負債率越高，上市公司價值也越大。同時，行業與年度對上市公司價值有著顯著的影響，說明在上市公司內部，各行各業的上市公司價值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差異，而且上市公司的價值受到宏觀經濟環境的顯著影響。

五、結論

基于以上的實證研究來看，股利政策與上市公司價值之間的確存在著一定的關系。從是否支付股利與上市公司價值之間的研究看，上市公司在股利政策制定前后，其托賓Q值發生了顯著的提高，表明股利政策的制定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整體價值。同時，以線性回歸分析的觀點看，是否支付股利對上市公司價值存在著顯著的正向影響，即當上市公司支付股利時，那么上市公司的托賓Q值為1.05，明顯高于國內上市公司托賓Q值的平均數，這意味著股利政策的實施對上市公司價值的提升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崔學剛.公司業績與股利政策變更―基于制造業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會計之友.2010.1.

第4篇：經濟分析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網絡政治參與、特點、困境、對策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我國網民的規模也不斷擴大，網絡普及率快速上升，公民的網絡政治參與熱情也與日俱增。然而，在多元的網絡政治參與下，依然存在著很多不規范的現象，嚴重影響著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的質量以及國家的政治穩定。

一、網絡政治參與的特點

網絡政治參與是信息時代公民進行政治參與的一種全新的參與形式和新趨向，并逐步滲透到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它作為公民表達政治意愿和利益訴求的一種新形式，有著其自身的特點。

1、普遍性與平等性

互聯網具有平等精神，打破了階級等級之間的層級結構，消除了現實生活中的權力集中和信息壟斷的現象。在網絡中不僅政府官員、專家學者，普通的公民都能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平等對話、參與政治以及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政治見解。

2、開放性與虛擬隱蔽性

網絡是個不設防的公共場所，各類信息可以不守約束地廣泛傳播，其中信息有真有假。網民在現實生活中的姓名、年齡、職業等真實信息在網絡中以虛擬的數字符號表現，并且參與主體可以隨時修改和掩飾。因此，這使得網絡政治參與具有開放性和虛擬隱蔽性。

3、難控性

網絡政治參與的環境具有開放性，參與主體的虛擬，參與客體的不確定性，再加之現有的網絡監管技術不是很完善，這就使得網絡監管部門很難對網民的真實信息進行鑒別，從而規制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的行為。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升級，這種監控和規制就更加困難。

二、網絡政治參與的困境

1.網絡政治參與能力困境

公民網絡政治參與能力困境指公民以在互聯網平臺表達利益訴求、政治意愿的方式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能力，直接決定著網絡參與的質量和成效。目前，網絡政治參與能力困境主要表現為“數字鴻溝”。

公民想要在一個合法有序的網絡環境中自主、理性地表達權益訴求，就必須充分地享有網絡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等基本權利。在現實生活中，由于公民的經濟條件、社會地位和教育背景等的不同，掌握運用網絡信息技術和享有網絡基本權利也有差距，就出現“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困者”，并在兩者之間產生差距，呈不均衡發展，前者掌握網絡信息霸權，后者則日益被邊緣化，形成“數字鴻溝”。“數字鴻溝”一方面使得信息富有者更加有效地進行網絡政治參與，另一方面則使信息貧困者無法充分享有權利，難以有效網絡參與甚至喪失網絡政治參與的機會，從而造成不平等的網絡政治參與。

2.網絡政治參與方式困境

公民合法、有序、理性地進行網絡政治參與的本質要求和關鍵在于多元、互動的參與方式，它一方面有利于激發公民的參與熱情、保障公民準確地獲取參與信息、降低參與成本、提高參與的質量和成效；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強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有效溝通，凝聚網絡共識。目前我國網絡政治參與方式困境主要表現為“群體極化”。

“群體極化”是詹姆斯?斯托納提出：“群體中原已存在的傾向性通過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強，使一種觀點朝著更極端的方向轉移，即保守的會更保守，激進的會更冒險。”這種現象易使錯誤的決定更趨向于極端，使群體成員作出比實際情況更加一致和極端的錯誤決定。它一般是某種社會情緒的反映、宣泄和激化，如仇富仇官心理、等。由于網絡環境單一，網絡往往鏈接與自己意見相同或相近的網站，同時網民常常選擇與自己價值觀念、政治立場相合的對象溝通，避開與自己意見相反的信息和群體，出現“群內同質化”和“群際異質化”的特點；另外，同質化的群體他們更趨于發表觀點一致，使得本該百家爭鳴的網絡輿論一邊倒，再加之網絡上的一些非理，更加劇了“群體極化”現象，甚至破壞一個國家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

3.網絡政治參與行為規范困境

網絡政治參與借助于互聯網這一虛擬的空間，就容易使網民脫離社會現實的規范，放縱自己的言行，隨意發展言論，甚至成為網民一種去責任化的情緒宣泄，從而影響政治參與的質量。

網絡行為規范包括網絡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和網絡倫理道德、網絡政治文化等，目前我國網絡政治參與行為規范困境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公民網絡參與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和制度體系不完善。近年來雖然我國在網絡的法制建設和制度體系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仍然還存在一些問題，如網絡立法層次低、立法內容可操作性差、網絡反饋渠道不完善、網絡輿論引導機制不完善、政府信息公開機制和網絡道德監控機制不完善等。另一方面，公民網絡參與的道德失范嚴重。由于網絡是一個虛擬的空間，參與主體虛擬，參與客體不確定等易使網民們弱化自我約束能力，淡漠社會責任感，突破現有社會規定和道德底線，引起行為道德失范，從而增加網絡監管的難度，影響網絡參與的質量。

三、 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的出路

1.加快信息化建設，提高公民網絡參與的能力

信息化時代，數字鴻溝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是一個十分突出的社會問題，因此要提高公民的網絡參與能力，就必須加快信息化建設，消除數字鴻溝。首先，強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信息的能力。目前政府雖然實現了業務信息的網絡化，但是政府業務信息的網絡覆蓋率并不高，許多業務不能實現網絡化辦理，因此要強化政府的信息化能力，提高政府的網上服務效率和質量。其次，提升公民接收公共服務信息的能力。在我國農村及很多邊遠地區，網絡覆蓋率很低，甚至有些地區沒有網絡，因此，加強網絡的基礎設施建設，擴大網絡的普及率，加大對農村及邊遠地區的投入，爭取在最大范圍內保障公民的網絡政治參與權利，實現真正的網絡民主。

2.推進網絡多元互動，完善公民網絡參與方式

首先，政府要正確對待網民意見，站在網民的角度換位思考，與網民平等對話，重視和善待網民的參政權利，主動接受網絡民主監督，建立對層次的網絡反饋和交流平臺，使政府與網民的互動溝通常態化和制度化。政府還應及時信息，引導輿論，消除不良網絡輿論，將網絡抑制在萌芽階段。其次，網民要認真學習、理解和支持政府額合法舉措，積極參政議政，協助政府打造良好的網絡參與和運行環境，有效預防群體性時間的發生。

3.實施網絡法制化管理，規范公民網絡參與行為

首先，建立健全網絡法律法規，建立起適應網絡運行狀態和發展規律的網絡管理和對待網絡犯罪的法律，提高網絡執法能力，全面、多方位的打擊網絡犯罪行為，建立起完整、有效地網絡法律體系。其次，創新網絡管理制度，實現網絡的制度化管理。一方面建立健全網絡輿情監控機制和謠言的擴散和應對機制，對公民的網絡言論自由和利益的表達進行常態化和動態化監控，確保網絡信息內容和傳播安全。另一方面加強網絡注冊制度建設，要求網絡參與的主體必須進行網上實名注冊和虛擬注冊，以形成完善有效地網絡參與體系，防止網絡參與的負面效應。此外，應加強網絡的倫理道德建設，增強網民的道德自律性和責任意識。網民在進行網絡參與時能夠合法、理性參與，形成理性地網絡政治文化，從而確保網絡參與的健康發展。（作者單位：西華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參考文獻：

第5篇：經濟分析與政策范文

外部經濟形勢:金融危機遠未結束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的基本特點可以用“三F”來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機)、FUelCrisis(石油危機)和FoodCrisis(糧食危機)。索羅斯日前曾指出，美國當前可能面臨“60年來最嚴重的一次金融危機”。

目前，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的不斷下滑，金融危機已經從次貸蔓延到優級抵押貸款。美國最大的兩個房地產貸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證明。這兩家金融機構持有大約5.3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債權，占整個市場規模的44%。這兩大公司面臨財務困境，勢必會對美國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因此，要對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輕心，不要以為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危機還遠未到達“結束的開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僅僅是“開始的結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內部經濟形勢: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及其國內的通貨膨脹

1次貸危機影響中國的直接和間接途徑

發端子美國的次貸危機直接影響到了中國，部分中資銀行機構購買的次級抵押債券價格縮水，更嚴重的是，由于中國是美國機構債的最大持有國，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國最大的兩家機構債發行人，因此中國持有的機構債不僅會賬面縮水，而且還會面臨違約的風險。無論如何，“兩房”危機已經對中國外匯儲備的安全造成極大沖擊。次貸危機給中國帶來的損失還會表現在資本流動、貿易保護等諸多方面。隨著次貸危機的發展，可能會改變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極可能導致短期性投機熱錢流入中國，也可能導致熱錢的迅速抽逃。次貸危機和美國經濟下滑將導致美元持續貶值，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揚，進而造成中國國內輸入型通貨膨脹。而美國經濟下滑又會引發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思想抬頭。

2美國經濟減速或衰退對中國出口的影響

根據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的研究人員測算，中國出口對美國收入的彈性大約為4。就是說，美國經濟增長下降1%，中國對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慮到其他國家經濟增速也會因美國經濟減速而下降，加上中國出口對許多重要貿易伙伴的收入彈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對美出口占中國出口比重1/5左右計算，美國經濟增速下降1%，中國的總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對中國的通脹形勢必須繼續保持高度警惕

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動的性質。但本輪通貨膨脹的發生，從根本上、從源頭上說，是經濟過熱的結果。當前國際石油價格、糧食價格和其他商品價格的暴漲，以及國內工資成本的上漲(還有天災)，對中國通貨膨脹的發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是，當前世界范圍內的通貨膨脹，從根本上說，也是世界范圍內經濟過熱的結果。

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中國的通貨膨脹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第一，通貨膨脹的發生和發展，滯后于經濟過熱的發生和發展數個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經濟過熱，不但對當前的通貨膨脹，而且對和未來的通貨膨脹將會發生影響。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依然高達10.4%，依然高于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通貨膨脹壓力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將繼續存在。

第二，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價管制條件下的通貨膨脹水平。為了改善資源配置，增加供給，政府必然會逐步放松物價管制。由于價格下調的剛性，一旦解除對關鍵性產品的物價管制，通貨膨脹率將會上升。

第三，國際石油價格、糧食價格和其他商品價格(如鐵礦石)的上漲——盡管目前已經有所回落，已經而且還將增加中國產品的生產成本，從而導致中國PPI的上升。

第四，中國的PPI在最近幾個月持續上升，目前已經超過10%。下游企業將越來越難以消化PPI的上漲。一些企業將因虧損而倒閉、減產，但這并不意味產品價格不會上漲。因而，CPI很可能將因越來越多的產品的價格上漲而上漲。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貨膨脹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縮指數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國面對的不僅僅是豬肉或其他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而是物價的普遍上漲。

第五，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通貨膨脹的上升趨勢得不到扭轉，通貨膨脹預期將會加強，通貨膨脹預期下的企業和個人的自我保護行為(如要求增加工資、囤積、搶購等)將使通貨膨脹進一步惡化。在目前條件下，搶購之類的現象不大可能發生，但工資一物價的上升螺旋卻可能形成。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前瞻:堅決遏制通脹

國務院最近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將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把抑制通貨膨脹放在突出的位置。筆者認為，盡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會因基數和農產品價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現回落，但對通脹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觀經濟政策仍應該堅持把抑制通脹作為宏觀經濟政策首要目標的方針。如果中國能夠及時采取措施抑制通脹，經濟就不需要急剎車;如果過早放松宏觀經濟政策，通貨膨脹就可能反彈。最終不得不急剎車，損失則要大得多。

1抑制通脹無需懼怕經濟增長速度適度降低

由于中國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是經濟過熱，抑制通貨膨脹的主要途徑應該是抑制總需求。換言之，控制通貨膨脹就要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在中國的總需求中，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是增長最快的兩部分。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高于GDP增速。中國的投資率超過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產投資對總投資的增長貢獻最大，且存在較嚴重的泡沫，因此應該成為宏觀調控的重點。抑制經濟過熱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必須付出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代價，所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關于“兩防”的方針是絕對正確的，在通貨膨脹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變。投資增長速度和出口增長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宏觀調控的方向，我們沒有必要對兩者增長速度的下降，特別是對出口增長速度的下降過于擔心。目前速度降一點，是正常的，不必緊張。沒有增長速度的適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長質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產業結構的升級。

防止經濟過度下滑可以做些預案，但還沒有到需要立即實施的程度。在當前形勢下，釋放出政府將會對“反通脹”方針加以調整的信號是絕對有害的。即便需要對某些具體政策進行微調，也不應使公眾產生“政策將會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貨幣政策松動的預期，許多銀行提前放貸，夸大信貸緊張程度，營造信貸需求旺盛、規模緊張的氛圍，以倒逼中央銀行。溫總理關于經濟增長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顯示了政府治理通貨膨脹的決心，為治理通貨膨脹預留了充分的余地。筆者認為這是完全正確的。通脹率4.8%的目標今年恐怕難以實現，可以延長實現這一目標的期限，但沒有必要對此目標加以改變。而且，中國的通貨膨脹率應該最終維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脹離不開貨幣緊縮

貨幣主義者認為，“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話雖然不能說得極端，但寬松的貨幣供應環境畢竟是出現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的必要條件。因此，治理通貨膨脹離不開貨幣緊縮。除非通貨膨脹形勢有了根本的好轉，否則，貨幣緊縮的大方向是不會也不應該改變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各種渠道，減少有效需求，從而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貨膨脹，自然要增加供給，但為增加供給所能選擇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是有限的(減稅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且難以在短期內見效。一般情況下，即便通貨膨脹是由供給方原因所造成的，為了抑制通貨膨脹，除實行其他政策外，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須看到，在這種情況下，為求抑制通脹，需要付出更大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代價。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更好的選擇。1980年代，為了抑制由于石油沖擊造成的通貨膨脹，美聯儲采取了緊縮性貨幣政策，美國經濟一度陷入“滯脹”。但歷史表明，美國當時的經濟衰退換來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貨膨脹。而這種低通脹，則為美國經濟的振興打下了堅實基礎。中國多年的低通脹來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獲得，所付代價將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業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已經越來越低，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所帶來的失業問題應該、而且可以通過其他方法(如財政政策和產業結構調整)來解決。

3為了改善經濟結構應繼續使人民幣升值

中國的本次通貨膨脹不能不說同其匯率政策有關。中國本輪通貨膨脹的貨幣源頭及其發展可以分為這樣幾個環節:

第一。優惠的引資政策和出口導向政策導致了中國的雙順差。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雙順差日益固化為結構性的雙順差。中國經濟增長的對外需依賴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對外依存度過高，中國不希望人民幣升值。在雙順差條件下，為了維持匯率的穩定，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干預外匯市場:買進美元，釋放出人民幣。

第三，央行的干預導致外匯儲備和基礎貨幣的大量增加。為了防止基礎貨幣的增加導致通貨膨脹，央行進行了大規模的對沖操作:賣出央票，回收人民幣;提高準備金率。央行的對沖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種種制約因素，對沖難以完全沖銷掉過剩的流動性。事實上，中國的廣義貨幣的增長速度一直明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這就為通貨膨脹的發生創造了貨幣條件。

第四，中國的持續、巨額雙順差必然導致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產生，這種預期進而導致了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之外的資金的流入，從而進一步導致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和央行的對沖的負擔。過剩流動性進一步增加。

第五，解決由雙順差和人民幣升值預期造成的流動性過剩的最簡單辦法是讓人民幣根據市場的需求自由浮動。但是，由于人民幣幣值長期低估，人民幣匯率一旦自由浮動，上升幅度可能過大。由于擔心對中國的出口造成嚴重打擊，中國選擇了人民幣緩慢升值這一路徑。

第六，人民幣緩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掛導致熱錢流入。在人民幣升值速度緩慢條件下，防止熱錢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實行資本管制。

4必須加強資本項目管制

如果已經確定了人民幣緩慢、漸進升值的方針——盡管筆者不認為這是最佳方針——我們就需加強資本管制。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取決于資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當資本管制完全有效時，才談得上人民幣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國自行掌握。當前央行對跨境資本流動加強管理的方針是非常必要的。但筆者認為力度還應該進一步加強、覆蓋面應該進一步加寬。“嚴進寬出”應該調整為對進和出都實行有效管理。在強化對“熱錢”防堵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對“熱錢”突然流出、對中國經濟造成沖擊而防患于未然。

第6篇：經濟分析與政策范文

資料與方法

2009年6月～2010年5月收治精神分裂癥患者200例，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診斷標準，年齡18～60歲，均為女性，檢查合作。排除嚴重自傷、自殺、沖動傷人和興奮躁動不合作的患者。

量表測量：采用HAMD量表進行測查，測查時讓患者仔細閱讀問卷，測試時間限制在30分鐘內。

結 果

200例精神分裂癥患者中，有52例HAMD量表前17項量表總分>17分，抑郁檢出率26%。

精神分裂癥后抑郁特點：52例精神分裂癥后抑郁患者中，主要抑郁反應的特征性癥狀為：①情緒低落、悲觀厭世；②自信心喪失或不足；③興趣下降，遇事高興不起來；④認為對不起家人，自責自罪；⑤自感動力下降，缺乏活力；⑥睡眠障礙、失眠或早醒等。

護理對策

嚴防自殺：由于精神分裂癥的復雜性和傳統觀念的束縛，精神病患者及家屬常常受到嚴重的歧視［2］。精神分裂癥病人往往在疾病好轉后認為，自己患了精神病在世人面前抬不起頭，嚴重影響到他的社會地位，往往造成病人情緒低落，悲觀厭世，因此對此類患者的護理防止自殺應放在首位。將患者安置在易于觀察的病室內，專人護理，安排有規律的生活，有助于患者精神振作，心情愉快。精神分裂癥后抑郁患者具有極其矛盾而復雜的心情，因而進行心理護理極為必要，護士要通過勤交流，溝通與患者的感情，加強對患者的關懷，了解其心理活動、精神需求及病情變化。針對引起抑郁情緒的原因解決患者的思想負擔，減輕其思想壓力。并注意從中發現潛在的，可能出現的問題，時刻注意防范，以免發生意外。

減輕焦慮：由于長期形成的世俗觀念的影響，精神分裂癥患者承擔了沉重的思想負擔。在經過治療病情緩解后，由于擔心自己以后面對的工作、生活的壓力，可能處于過度、持久的焦慮狀態，同樣可造成病人的抑郁情緒。為此，臨床護理中，護士要采取轉移、疏導的療法，通過多與患者交流耐心傾聽患者的述說，并適時的點頭、微笑、輕聲應答等，以表示對患者的尊重、安慰、同情和鼓勵，讓患者把引起焦慮的原因表達出來，減輕心理壓力，達到精神解脫。

精神支持：堅持精神支持療法，發揮病人的主觀能動性，增強病人與疾病作斗爭的信心。在為患者創造一個整潔、安靜、舒適、安全的療養環境的同時，鼓勵病人參加工娛療活動，指導患者進行輕松有趣的活動，減輕和消除患者內心的痛苦體驗，加強自信心，重新認識人生價值，提高社會適應能力，最終使病人回歸家庭，回歸社會。

參考文獻

第7篇：經濟分析與政策范文

（1）本文研究了適用于遼河流域的水污染防治的環境經濟政策，從基礎理論、遼河流域現有水污染防治環境經濟政策及遼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環境經濟政策研究，三個方面進行論述。

（2）基礎理論部分詳細敘述了流域水污染防治環境經濟政策的概念、理論依據和國內外研究進展。針對遼河流域，將其環境經濟政策框架分為流域尺度和控制單元尺度進行研究。

（3）在流域尺度上，綜合完善財政政策、調整工業產業布局和產業結構、推行生態補償、協調跨行政區流域管理、擴大流域治理投融資渠道，保證流域內控制單元之間的公平、公正、合理。在完善財政政策中，提出加大財政資金引導力度、推行綠色信貸、專項資金管理制度改進、開展節能減排項目;在調整工業產業布局和產業結構中提出以開發區域、限制性開發區域和禁止開發區域劃分流域，對劃分的流域內工業企業進行統一規劃;推行生態補償中提出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細化生態補償的方式和資金籌措渠道、建立橫向財政轉移支付政策、建立生態補償的保證制度、上下游政府協同監管;在協調跨行政區流域管理中，提出明確地方政府治理的職責、跨行政區管轄權讓渡、構建信息溝通反饋機制、改進地方政府政績考核制度;在擴大流域治理投融資渠道中提出吸納多樣化的投融資主體、創新遼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市場體制、建立有效的風險分擔機制。

在控制單元尺度上，綜合點源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治理、水源地及重要生境保護、構建保障措施，保證控制單元內各種類型污染源得到有效控制。在點源污染治理中提出節水控源，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廣泛開展清潔生產活動、采取循環經濟模式，進一步嚴格排放標準、促使企業進行升級改造;在面源污染治理中提出推廣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對于高氮類化肥與殺蟲劑征收使用稅、調整種植業結構和布局、加大對農村生態環境的監督力度、大力推進測土配方施肥范圍;在水源地及重要生境保護中提出加強水庫水源地污染防治、加強飲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對當地的生態環境進行更有力的監督;構建保障措施中提出完善法規標準、推動環境保護稅的立法進程、完善政府問責機制、強化公眾參與。

（4）通過通過對2005-201 5年遼寧省環境與經濟的協調度值分析，遼河流域環境一一經濟系統日趨協調，“十一五”、“十二五”推行的環境經濟政策己初見成效，本文在“十三五”環境經濟政策基礎上提出的政策在遼河流域是適用的，并將使得遼河流域環境經濟協調度向高協調度發展。

第8篇：經濟分析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宏觀經濟政策；政策分析；價值取向

自2007年至今，在美國次貸危機、歐盟貨幣的影響的，全球經濟的基本層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世界經濟陷入到了明顯的衰退之中。在近兩年，一些國家（包括我國）逐漸走出了危機的陰影，經濟增長的需求呈現出上升的趨勢[1]。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變壓力為動力，充分使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使之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在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可見，在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面前，不同國家和地區都出臺了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加以應對。對我國來說，身處后危機時代，因為資本項目管制和金融體系的結構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響。但是，在宏觀經濟學層面，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文章以此為視角，對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了分析，闡述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理論依據，給出了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旨在通過本文的工作，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提供可供借鑒的管理信息。

一、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

（一）財政政策的理論依據。（1）對政府購買性支出來說，指的是政府借助國家資金購買商品或者勞務的支出。在財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購買支出，國民收入會出現成倍的增長。在本次經濟危機中，我國政府通過增加投資，不斷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在拉動內需的同時，使相關行業與產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2）轉移性支出也叫做轉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場上完成購買行為，而是將財政資金轉移至社會保障與財政補貼方面，而對那些接受轉移資金的社會組織和個人要經過市場購買商品或者勞務；（3）通過稅收對總供求進行調節。從財政學的角度將，國家適當的減少稅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國民收入，提高社會整體福利。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政府為了減輕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壓力，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了減稅，能夠使一些企業獲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業已經虧損的企業實現再次盈利，能夠維持現有的生產，在購買原材料、銷售產品等環境能夠保持一定的競爭力[2]。這樣一來，不但能夠活躍市場，還能都增加就業崗位，減少失業率，促使經濟的增長。

（二）貨幣政策的理論依據。（1）為了對經濟危機做出有效的回應，通常要通過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優惠。這是中央銀行以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為基礎，以國家重點發展的經濟部門或產業為依據，對其采取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夠促進相關產業或部門的發展和壯大，促進就業；（2）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常用的貨幣工具，其具體操作為，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的規模約束，通過擴大信貸規模，在某種程度上，保證金融體系流動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撐，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要更具新問題、新情況對政策作出及時、充分的調整；（3）在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存款準備金政策是最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業銀行交存中央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提高社會貨幣供應量，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流動資金。尤其當經濟進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貼現率的方法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以此刺激消費，增加財政收入。

二、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分析――兼對產業和區域經濟的討論

（一）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經過了多年的發展，我國“四大板塊”的區域發展格局已經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這幾個板塊在重要性方面沒有顯著區分，但是，在歷史和現實因素的影響下，一些地區（板塊）的發展已經落后了，與發達地區相比存在顯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內蒙古在西部大開發的過程中，劃給了西部地區，在經濟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龍江省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過程中，也得到了國家再一次的重點關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屬于糧食主產省區，在農業、交通區位和自然資源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國家在宏觀調控的過程中，為了進一步的使這些區域得到均衡的發展，已經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條件，在加強相互協調與配合的過程中，相關的規劃引導與政策扶持相繼出臺，對健全區域協調互動機制，形成合理的區域發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動作用。

（二）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了世界經濟危機的“后時代”，但是，因為政策不合理，和進口設備的減免稅等，一些本國產業處在了競爭劣勢地位。此外，內資和外資企業在稅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況，知識一些產業內的企業市值被嚴重拉低，最終成為其他企業的并購對象，演變成為組裝廠和裝配線，產業的“空心化”情況較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調整與完善相關產業政策，借助多種手段支持國內產業的發展和進步。同時，要不斷加強高新技術產業的支持力度，開發對經濟增長有重大帶動作用的產業和企業，使其能夠從加工裝配向自主研發轉變和延伸，在強化傳統產業與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的同時，最大限度的提升產業的水平。此外，還應該出臺相關政策，支持產業的自主創新，使產業內的企業能夠成為自主創新的主體。

三、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

（一）對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當前，由于后危機時代各種利益集團組成的利益結構十分敏感，因此，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應該指向市場，并使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結合在一起。這樣一來，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能夠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充分發揮出來。這是因為，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經使我國遭受了一定的沖擊，同時也暴露了我國目前國貨幣金融體系的缺陷。從這個角度講，應該有效解決國內貨幣政策目標和各國對美元的要求之間的矛盾和你沖突。即使在后危機時代，也能夠通過改革與完善貨幣體系，構建一個可以保持國民經濟穩定快速發展的態勢。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顯市場經濟道德。為有效應對經濟危機的影響，在后危機時代能夠在宏觀經濟方面獲得更大的進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顯市場經濟道德。具體操作為，通過擴大內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經濟增長對供給貿易的依賴；借助危機中的機遇，不斷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升級和轉型，以此加速產品與設備的更新速度；同時，要調整出口結構和方面，在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還應該積極尋求更多的經濟合作伙伴，通過合作和聯盟獲取更多的市場份額。

（三）以實體經濟為基礎，進行金融創新。金融衍生產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規避金融風險，可在后危機時代，一些企業將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投機工具，認為的把衍生產品復雜化，這樣一來，金融衍生品的風險被空前的提高，市場規模也已經超越了實體經濟的規模和限制，一旦危機再次爆發，將會使實體經濟再湊受到沖擊。為此，需要以實體經濟為基礎，進行金融創新，通過有效的方法，積極應對市場上的潛在風險，否則，金融監管的金融創新將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四、結束語

在經濟危機之后，往往會進入到一定區間的后危機時代，依照馬克思的經濟危機周期性理論，這一時期指的是蕭條階段已經結束，復蘇階段尚未開始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企業要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無論是國家還是地方層面，都要對宏觀經濟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調整，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文件的貨幣政策的同時，通過調整宏觀調控的方向與內容，不斷擴大內需，實現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文章以此為視角，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結論，希望這些結論能夠指導實踐。

參考文獻：

第9篇：經濟分析與政策范文

【關鍵詞】 合作創新 動態博弈 政府激勵 研發補貼

合作創新是企業創新的普遍行為，它將企業外部技術資源內部化，實現資源共享和技術互補，從而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競爭能力。然而，合作創新是一項高投入和高風險經濟活動，可能由于企業能力和實力的有限性而導致創新活動的中止或者失敗，所以政府應采取積極的措施，創造有利條件，激勵企業進行合作創新。

上世紀80年代，Aspremont和Jacquemin建立的存在R&D溢出的兩階段雙寡頭博弈模型（AJ模型）為以后學者的合作創新研究奠定了基礎。Ziss構建了一個有溢出的兩階段R&D雙寡頭博弈模型，將R&D勾結、在價格或生產階段勾結、R&D和生產階段都勾結等三種勾結方式一一作了比較，并評估了各種勾結方式改善福利的條件。Petit分析了企業的國外擴張方式對創新激勵的影響，以及創新活動和技術溢出對企業國際戰略的效應。Gamal研究了技術創新中信息共享與合作穩定性的關系。在國內，羅煒、唐元虎運用企業資源和能力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和產業組織理論從不同的角度解釋了合作創新的原因及動機。陳旭引入企業間的距離衰減系數變量，構建產業集群內雙寡頭企業合作創新博弈模型。林斌構建了一個上、下游產業各為雙寡頭的三階段博弈模型，給出了產業間合作創新分析的基本思路和一般均衡結果，并且從激勵相容角度分析產業間的合作創新行為。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主要側重于企業之間的合作創新動機、合作創新條件和合作創新方式等方面的探討，缺乏對政府激勵作用的定量研究。鑒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綜合考慮企業產品差異性和創新成功率，建立了一個新的三階段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對政府激勵行為、企業的合作創新決策和產量競爭行為三者之間內在關系進行系統的定量分析，獲得了有意義的結論。

一、模型建立

1、模型描述

假設產品市場上只有兩家企業，生產差異化產品。根據產品差異化的鮑利模型，企業的反需求函數為：

pi=a-b（qi+qj） i，j=1，2，i≠j（1）

其中pi是企業i產品的價格，qi是企業i的產出，a和b為正的參數，表示產品之間的替代性（∈[0，1]），越接近1，兩企業產品之間的替代性就越強。

建立一個三階段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假設政府以研發補貼的方式激勵企業進行合作創新，政府將根據企業自身創新投入水平確定補貼的強度，以追求社會總福利最大化。如果企業選擇單獨創新，表明單憑企業的實力能夠承擔創新需要的所有成本和風險，故政府將不予補貼。博弈第一階段，在預期企業合作創新投入水平的情況下，政府確定對企業的補貼比例，以最大化社會的總福利，其中總福利包括消費者剩余和兩企業的利潤兩部分。博弈第二階段，兩企業首先選擇合作創新還是單獨創新，當選擇合作創新時，在政府補貼的基礎上，選擇合作創新的投入水平，使得企業在生產成本得到一定降低的情況下，最大化兩企業的共同利潤；當選擇單獨創新時，企業選擇單獨創新的投入水平，以追求自身凈利潤最大化。博弈第三階段，兩企業通過不同的包裝和廣告等營銷宣傳手段，使得兩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彼此具有一定的差異性及替代性，企業在產品市場上進行Cournot競爭，確定各自的產出，以追求各自凈利潤最大化。

2、模型假設

假設1：企業創新投入是收益遞減的二次函數，就是說隨著創新投入的增加，企業成本節約的幅度呈遞減的趨勢，即：

yi=x （2）

通過簡單的變換，得到：

xi= （3）

其中（>0）為創新率，yi為企業i的創新投入，xi為企業 的成本節約額。由參數設置可知：創新系數越低，表示企業的創新能力越強。

假設2：令mi為企業i有效成本的降低量：

mi=xi+xj i，j=1，2，i≠j（4）

其中為創新溢出系數（∈[0，1]），xj為企業j創新成功后使企業i成本降低的幅度。當=0時，兩企業創新沒有溢出效應；當=1時，一個企業創新成功后，另一個企業享有相同的成本節約額。

假設3：兩企業具有相同的初始邊際成本c且c

ci=c-kmi=c-k（+） i，j=1，2，i≠j（5）

假設4：政府對企業的研發創新活動進行補貼，令補貼強度為s（s∈[0，1]），并且補貼強度s將影響企業的創新投入水平。

3、求解動態模型

整個博弈過程是一個三階段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本文采用逆向歸納法求解。企業的支付函數為第三階段利潤減去第二階段創新投入，加上政府的研發補貼，即：

i=（pi-ci）qi-yi（1-s）（6）

=[a-b（qi+qj）-c+k（+）]qi-yi（1-s）

i，j=1，2，i≠j

（1）第三階段——產量競爭。給定第一階段的創新投入，通過企業支付函數的最大化確定產出，即求解以下模型：i

解其一階條件，即：=0（7）

由方程對稱性，可得第三階段的古諾產量均衡解為：

qi=

i，j=1，2，i≠j（8）

將qi代入（6）式，則企業的均衡利潤為：

i=（pi-ci）qi-yi（1-s）=bq-yi（1-s）

=b[]2

-yi（1-s） i，j=1，2，i≠j（9）

（2）第二階段——創新階段。考慮企業采取單獨創新的方式。兩企業各自確定創新投入水平，以追求各自凈利潤最大化，即求解以下模型：i'

由其一階條件和對稱性，可得均衡解為：

y'=y'=（） （10）

m'=m'= （11）

q'=q'=（12）

1'=2'=（13）

考慮兩企業采取合作創新的方式。在已知第一階段的政府提供的補貼水平的情況下，企業各自確定創新投入水平，以追求聯合利潤最大化，即：（1+2）

求解其一階條件，考慮雙寡頭企業的對稱性，可得均衡解為：

y=y=（） （14）

m=m= （15）

q=q=（16）

1=2=（17）

觀察式（11）和（15），有：

（2+）2（（1-s）b-2k2（1+）2

2（a-c）（1+）2-2（a-c）（1+）（2-）k=2（a-c）（1+）（1++k-2k）（18）

當k[0，]時，式（18）大于零，即合作創新產生的成本節約額的分子比單獨創新的成本節約額的分子大，但是分母比單獨創新的成本節約額的分母小，即得：mi>mi'

當k[，1]時，由于創新成功概率比較大，企業不需要合作，單憑自己的實力能夠以較大的概率創新成功，政府將不予補貼，這里也無法判斷（18）式的大小。因此，得到命題1：若創新成功率k[0，]且存在政府補貼，則企業合作創新所帶來的成本節約額比企業單獨創新所帶來的成本節約額大。

比較式（12）和（16），令A=（2+）2b，B=2k2（1+）2，C=2（2-）k2，有：

q-q'=-

=-

=

=>0

比較式（13）和（17），得：

i=i'=

-

=

=>0

故有命題2：在政府補貼的條件下，企業合作創新所帶來的產出水平和凈利潤都比企業單獨創新所帶來的產出水平和凈利潤大，這表明企業有合作創新的動力，所以理性的企業會選擇合作創新。

（3）第一階段——政府補貼。這一階段的博弈是單主體博弈。政府根據預期的企業創新投入水平，確定研發補貼比例，以追求社會的總福利最大化，其中社會總福利包括消費者剩余和兩企業的凈利潤兩部分。由企業的反需求函數，可求得消費者剩余為：bq+bq （19）

若企業合作創新，則社會總福利為：

F=bq+bq+（1+2）

=（20）

若企業單獨創新，則社會總福利為：

F'=bq+bq+（1'+2'）

= （21）

根據命題1，易得：F>F'

由此，有命題3：在政府補貼的條件下，企業合作創新所帶來的社會總福利比企業單獨創新所帶來的總福利高。故政府有用補貼激勵企業進行合作創新的動力。

企業進行合作創新，政府給予研發補貼，以最大化社會總福利，即：F=bq+bq+（1+2）

求解其一階條件，可得均衡解為：

s=1- （22）

由于s[0，1]，所以各個參數具體取值應滿足：

[0，1]

二、模型分析

將式（14）和式（15）分別對s求導，得到：

=>0 （23）

=>0 （24）

由于qi=，

令W=（2+）2b-，有：

=-

=->0 （25）

同理，由于i=，

令U=（2+）2b-，有：

=-

=->0 （26）

綜上所述，可得命題4：企業合作創新時，隨著政府補貼比例的提高，企業合作創新的投入、成本節約額、產出水平和利潤水平都呈遞增趨勢；反之，隨著政府補貼比例的降低，企業合作創新的投入、成本節約額、產出水平和利潤水平都呈遞減趨勢。

將模型均衡解s（即式（22））對b求導，并由模型對各個變量取值范圍的假設，可得：

=>0（27）

由價格彈性的定義：

e=-= （28）

可知，在本模型中，價格彈性e與變量b呈反比關系。另外，將均衡解s分別對變量k，，，求導，得到：

=-

=-

=>0 （31）

=

由以上式子可得：命題5：若企業合作創新成功可能性越小，兩企業創新能力越強，創新溢出系數越小，產品替代性越弱，產品價格彈性越小，則政府應對企業采取越高的研發補貼比例；若企業合作創新成功可能性越大，兩企業創新能力越弱，創新溢出系數越大，產品替代性越強，產品價格彈性越大，則政府應對企業采取越低研發補貼比例。

三、結語

本文采用三階段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激勵行為、企業的合作創新決策和產量競爭行為三者的內在關系，并得到如下結論：一是存在政府補貼的條件下，企業合作創新帶來的企業凈利潤和社會總福利高于企業單獨創新的情況，并且在一定的條件下，企業合作創新帶來的企業成本節約額高于企業單獨創新所帶來的成本節約額；二是提高政府補貼比例，將增加企業合作創新的投入，提高產出水平和利潤水平；三是根據企業創新成功概率、創新能力、創新溢出水平以及產品的替代性和價格彈性的大小，政府應提供相應的研發補貼。此研究對企業的競爭和持續發展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并為政府制定補貼政策提供了參考依據。

盡管通過理論模型，我們得出了若干有現實意義的結論，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有待拓展的研究領域。如在有限理性下，考慮運用演化博弈的理論研究企業合作創新決策和產量競爭問題；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研究政府激勵行為和企業的合作創新決策及兩者的關系；在市場需求不確定的條件下，研究企業群合作創新決策和政府研發補貼相互關系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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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amal Atallah．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he Stability of Cooperation in Research Joint Ventures[J]．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2003，12（6）．

[4] 羅煒、唐元虎：企業合作創新的原因與動機[J]．科學學研究，2001，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