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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經濟 信息技術 信息產業 創新發展
’l新經濟”日漸成為全球經濟學界、rr業界以至整個社會熱衷于議論的焦點話題。究竟什么樣的經濟才是“新經濟‑?“新經濟”對這個世界上不同的國家、地區、經濟群體意味著什么?它又將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這些間題,不僅僅為經濟學家們所關心。同時也被各國政府和企業所重視:人們在從網絡、電子商務的興旺發展中看到“新經濟,“美好前景的同時‘也從美國lyasda}股票市場的大起大落中感受到其強大的威力。有關“泡沫”的議論沸沸揚揚,更使得人們對“新經濟”產生種種的疑問與擔優。
應該承認、這些疑問與擔優在現實情況下都有其一定的道理。經濟學家在教導他人如何認識“新經濟”的同時,其實自己也未必看得很清楚,因為畢竟這個嶄新的概念,從提出到現在不過只有短短幾年的時間,而經濟發展的速度又非常快,新的方式方法和新的理念不斷涌現,令人幾乎目不暇接。l,新經濟,l因計算機、網絡、電子商務等信息技術的興起而出。兩者具有不容割裂的緊密關系:正因如此仃業界對.l新經濟”有著非同一般的興趣一rf將如何在“新經濟”環境下持續健康地發展?新的經濟理論又將對產業發展提供什么樣的幫助?這是全球rr業界普遍關心的一個間題。
1’.新經濟一理論的建立
“新經濟”概念最早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1996年12月3t7日,美國《商業周刊》發表的一組文章中創造性地使用了“新經濟”這個詞匯。一年以后,《商業周刊》再次發表文章,重申在美國確實存在著“新經濟’。此后,因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在發表講話時多次引用這一概念,“新經濟,‘的說法傳遍了世界。
究竟什么是,.新經濟‘’?一般說來、它指的是“以高科技、信息、網絡、知識為重要組成部分和主要增長動力的經濟”。也就是說,它實際上跟我們在此之前聽說過的多種經濟概念,如“知識經濟”、“信息經濟,‘、“網絡經濟”、“數字經濟”等有著許多的相同或相似之處。故此也有人認為,上述這些概念的總和就是所謂的“新經濟”。
“新經濟”的特征有哪些?簡單說來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面;。‘經濟全球化;b,高強度的市場競爭;:.由信息技術引發的產業革命。它導致了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變化,并表現為低失業、低通貨膨脹、低財政赤字、高增長(三低一高)的特點,這也是它與傳統經濟最明顯的不同之處。
應當指出,上述新經濟的特征主要來自對20世紀9d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發展的總結。1}j 1年4月到x(100年3月.美國經濟連續保持了108個月的增長,年度gdp(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達到3ek --4%a。而從1992年以來。美國的通脹率已經由4%降至不到?.0k、失業率則從7%一8 }’}降至40k
這樣的情形,在傳統經濟中的確是i反難見到的。而人們在稱羨‘卜新經濟’奇跡之余。也不禁要問:到目前為止.為何只有美國一個國家實現了“新經濟“,其他國家包括與美國社會制度、經濟政策極為相似的西歐國家和日本.為何不但沒有呈現同徉的經濟面貌。反而受到衰退的威脅。這個問題引起了全球經濟學家的注意。北京大學的一位教授認為。美國經濟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過去10多年來,里根、布什和克林頓政府對美國金融市場、政府和企業進行持續不斷地改革,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增加了經濟的靈活性。此外.美國國民樂于在革新信息技術方面進行大規模風險投資。對rf產業的高速發展起到了極大地推動作用。與之相比較。西歐和日本不但在經濟運行環境,風險資金市場、tt研發投入等環節上與美國存在較大差距。而且在網絡普及程度、電子商務等方面也遠遠地落在了
美國的后面。為此。它們都在積極采取措施,加大對“新經濟‘’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期望在較短的時間內趕上來。
2000年4月5日.克林頓總統邀請格林斯播、比爾·蓋茨等人參加在白宮舉行的’卜新經濟會議“,此舉表明了美國政府對“新經濟”理論的正式承認和支持。有趣的是,會議舉行的前后。正值美國股市出現大幅震蕩、以科技股為主的nabdaq綜合指數全面下跌.1t公司損失慘重。這只是時間上的一種巧合.并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意義,但它卻讓人們更加關注’卜新經濟”-
2信息技術是“新經濟”的墓石
前面我們已經談到、.‘新經濟’與信息技術之間有著不容割裂的緊密關系,這種關系主要體現在:
a.信息技術領域是最先體現“新經濟”特征的產業,信息產業的特征也是“新經濟.,最典型的特征。
b信息技術是“新經濟”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沒有信息技術的發展,就不會有“新經濟”的出現.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而在“新經濟”成長壯大的過程中,信息技術也將發揮極大的經濟推動作用。
信息技術對“新經濟”的突出貢獻,首先表現在對傳統經濟的信息化結構改造上。工業、農業,商業、金融業和服務業等傳統經濟中的核心產業.在采用信息技術進行改造后,將使得產業結構發生重要的變化,進而形成“新經濟.,結構下的“新產業’模式。信息技術向整個經濟領域的滲透。造就了一種與傳統經濟完全不同的經濟形態。概括地說。就是通過信息極其廣泛而快捷的流動更有效地配置資源、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率。企業通過lntemet和lnhanex掌握生產和銷售市場的實時動態。迅速做出反應,可以極大地避免經營風險。而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企業效率的提高對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無疑是非常有益的。
其次。信息技術的發展帶動了整個國民的增長。以美國為例,自20世紀9d年代初以來,美國對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的投資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投資總額是其他產業投資的十幾倍。相應的。自1993年以來。由信息所帶動的美國工業增長的比例高達4}1%以上、信息產業已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信息產業造就了一大批快速成長的企業。它們對促進經濟與就業的增長起了重要的作用。19’93年、年均增長不低于2i)%的公司在美國有23萬家,而到1997年就達到了36萬家。他們為美國經濟繁榮做出了顯著的貢獻。
。.信息產業對原材料和能源需求相對減少。對經濟運行中間環節的依賴程度較低,不易引發通貨膨脹。我們知道,中間環節是影響經濟效率的一個主要原因。同時又是傳統經濟難以克服的間題。中間環節越多,供求之間的距離就越遠,資源的消耗也就越大。通過對傳統產業進行信息化改造,能夠讓生產更直接,更快捷、更個性化地貼近最終消費者,完善總供應與總需求之間的平衡。
3’‘新經濟”對信息產業的改造
信息產業以不同尋常的速度迅速崛起,進而成為‘.新經濟”的表率,并非是一種有意識的自覺行為,而是出于該行業創新能力強,技術更新快、竟爭激烈等特點,在高度開放的市場經濟模式下形成的自然現象。也正是在高度開放、急劇變化的經濟環境中。產業發展難免出現一些(至少在傳統經濟看來)不夠規范的現象:當“新經濟”在更大的范圍內出現,走向成熟與壯大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對信息產業進行一定程度的變革與改造。使之更加符合“新經濟’“發展的需要:
1975年.比爾·蓋茨和保羅·艾倫組建了徽軟公司. 2i年后,這家資產高達數千億美元的國際軟件巨頭企業,因涉嫌壟斷,阻礙市場竟爭,違反了美國的反托拉斯法。被美國政府推上了法院的被告席。圍繞微軟一案、在美國國內以至全球經濟學界和ft業界都引發了激烈的爭議。有關這些爭議的報道很多。這里不再引建。我們注意到,爭議的焦點其實不在于徽軟是否從事了行業壟斷一這個問題已經有明確的答案一而在于拆分微軟對美國經濟是否有益,以及對信息產業發展的影響是好是壞。
我們認為,這場爭論本身也是對“新經濟“環境下,企業經營行為與國家經濟管理政策之間的關系的辯論。拆分微軟,有利也有弊‘關鍵在于利大還是弊大。傳統經濟學認為、打擊壟斷能夠促進市場競爭,有效地提高經濟運行活力。在“新經濟’環境下.這樣的認識是否還是正確的呢?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應該注意到,從19世紀開始。美國經濟政策對壟斷行為的限制和打擊一直是
全球最為嚴厲的.其市場開放程度也是全球最高的。‘’新經濟”最早在這片國土上出現,不僅僅與它的科技水平全球領先有關.市場開放與高度競爭同樣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創新與競爭、是信息產業的特色與傳統。而在“新經濟’定義中,全球化競爭也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講。打擊壟斷應該被認為是利大于弊。
目前在國內的信息產業中,壟斷行為還不是很多見,唯一突出的實例就是電信部門對網絡線路資源的獨占。在政府有意識地扶持新的企業參與競爭之后,壟斷狀況已經在一定程度_l得到了改善;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國內信息產業在今后的發展中,仍然有新的壟斷行為出現的可能。國內至今還沒有反壟斷的法律,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情況也跟我們相似,原因或許與這些國家的經濟實力有關。反壟斷或許不是當務之急,但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信息產業是最有可能也最容易出現壟斷行為的產業,需要及早予以防范。
近年來,internet高速發展,對網絡資源的爭奪己經成為信息產業和“新經濟“的焦點,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以較為突出的域名搶注問題為例,首先是美國通過把持著全球頂級域名( . uom. . net, . oig}的注冊權和管理權,攫取了巨大的域名資源。其次則有一些民間的公司或個人,專門搶注著名商品和有特殊含義的域名,轉手倒賣謀取暴利。我國的網絡建設起步較晚,對域名價值的宣傳與認識也不夠,大量品牌域名早已被別人搶注,最后只好出大價錢購買,經濟上必然要遭受損失:而直至目前,國際上對域名搶注始終沒有相應的懲治性法律,對域名倒賣只能聽之任之二這種不規范的行為,也需要借助、“新經濟”規則予以校正。
4創新是“新經濟”的發展動力
美國財長薩莫斯日前曾經說,在新經濟體系中,擁有暫時的“壟斷”能力是唯一的激勵機制,若沒有這種能力,將不能補償產品最初開發的投資成本。因此,對這種暫時“壟斷’能力的不斷追求,便是新經濟的核心驅動力,這也是美國特別重視保護知識產權(專利權‘復制權和商標權)的原因。
不難理解,薩莫斯所說的“暫時壟斷i,指的是由技術領先造成的短時間市場獨占,其發生的根源則來自于創新。
創新對信息產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創新就不會有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照此推論,沒有創新也不會有“新經濟,.的出現,而創新能力的薄弱或減弱都將對’’新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沒有人說得清一項創新技術具有多大的經濟價值,這不僅是因為受到當時的各種因素的限制,同時也因為其數額極其寵大,令人難以佑汁一1981年,微軟公司以500()美元買下5cp一i)os}即后來的r15一〕l5)后,第一年的營業額就達到了驚人的340(〕萬美元,迅速成為軟件業第一大公司。扮世紀?0年代,一批美國軍方的計算機科學家設計出arpa-net, 90年代轉為民用,這就是今天的lnlemet。它的價值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不止千萬億美元,放眼其未來,其經濟價值更是難以估算。
就創新能力而言,美國1’i’企業無疑是最強的。與之相比較,中國企業則普遍能力不足,這是我們在發展“新經濟”中要著重解決的一個問題。
創新能力的高低,不完全是企業經營理念上的差異所造成。而首先要解決研發( r&d投人、風險資金和人才培養等問題。國際信息產業發展的經驗表明,高額的研發投人是產業發展的關鍵環節,一些國際大公司(如ihm, htel, hp, nli-cxoraa}ft等)都把10 30以上的年收人投人研發,美‘日等國政府也以政策扶持和巨額資金自助的方式鼓勵企業注重研發。
同樣,風險投資也對信息產業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據統計,扮世紀90年代初、中期,美國的風險投資平均每年50億美元,1998年達到200多億美元,1999年暴升至,刃億美元,而到2000年的第一季度,風險投資己是創記錄的226,s億美元,為去年同期的3.7倍。
眾所周知,美國信息產業高速增長的原因之一,是長期大量地吸引技術移民及外國留學生.以彌補其人力資源上的不足。統計表明,在i98s一1996年期間,在美國大學新增的科.學與工程博士中,外國留學生占了扮%一3}d0do,他們中的大多數都選擇在美國定居與工作。流人美國硅谷的rf人才以中國和印度人為最多,也就是說,我
關鍵詞:新經濟常態 農村金融機構 風險防控 問題 措施
一、引言
隨著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推進和我國建設新農村政策的不斷深入實施,我國農村經濟逐漸進入了新的階段和發展時期,農村經濟的發展與運行正處于不斷的變化與完善過程中,我國農業經濟效益的提升對于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國農村金融機構迅速在全國范圍內得到迅猛發展,這不僅大大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活躍了農村金融市場,更增加了農村金融服務的供給,為全面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奠定了基礎、集聚了力量。一直以來,在金融市場的發展過程中,各種金融風險無處不在。上世紀80年代后,我國逐漸放松了對金融市場的管制,實現了金融自由化發展的進程,各種金融衍生工具應運而生。在經濟全球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下,我國金融市場出現了巨大波動,各種金融風險發生的頻率不斷增加,并逐漸呈現出范圍不斷擴大的問題。農村金融機構作為我國金融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必然會受到環境變化、金融政策的影響。同其他金融機構一樣,其金融風險表現出一些共性的特征,但是又表現出獨具特點的特征。就目前我國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現狀來看新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正處于試點階段,實行農村金融改革仍是我們思考的大問題,對農村金融機構的風險進行有效管理和控制更是金融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二、新經濟常態下農村金融機構的風險現狀分析
(一)準入門檻的降低削弱了農村金融機構抵御風險的風能力
在我國金融體系中,大銀行主要是指上述的“工農建中交”這五大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其實,所謂的“大銀行”與“中小銀行”是一個相對的規模上的概念。因此,銀行客戶的大小是于銀行的規模成正比的。目前,就目前我國金融體系的總體狀況來看,一共有12家全國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140多家城市商業銀行,260家農村商業銀行與農村信用社。從上述規模可以看出,我國農村金融的分支機構較少,有的規模并不大,有的甚至很少設立分支機構和分行。另外,受地域性限制,我國農村金融的經營范圍有限,經營的業務也不全面,并不具備綜合性特征,很多農村金融機構的主要業務就是為客戶提供一些簡單的信貸業務、存取款業務等。為了全面推進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金融機構的準入門檻較低,這位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帶來了風險。例如:準入門檻低不僅吸引了大量的投資者,更吸引了一些別有用心的投機者,從而造成農村金融機構的資質良莠不齊,為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埋下了隱患。
(二)內部控制機制的不完善導致內部人控風險的增加
目前,農村金融機構的規模都比較小。由于我國農村金融機構的成立時間較晚,在管理制度方面不健全,銀行的服務網點較少,技術水平不高等問題造成了我國農村金融機構在同其他五大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競爭中一直處于劣勢地位中。例如:在資本金的補充渠道方面,各大商業銀行可以通過不同的途徑和手段募集到資金,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這些大型商業銀行可以通過發行債券、動用儲備金等方式來獲得資金。但是,我國農村金融機構只能通過銀行留存的盈利和增資擴股的形式獲得資金。因此,不同于大型商業銀行,農村金融機構在資產規模、存貸款市場的份額、服務對象、資本金的總額等方面所占的比重遠不及大型商業銀行。再加之農村金融機構規模較小,員工一般都是身兼數職,很容易造成內部控制的人控現象,從而引發農村金融機構大量不良的款的發生,最終影響了農村金融機構的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
(三)從業人員整體業務、專業素質較低潛藏著較高的操作風險
農村金融機構主要是為農村的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支持。我國農村隨著我國金融市場中的不斷改革,利率市場化的發展趨勢必將帶來貸款利率的大幅上升,這將對銀行的息差業務帶來巨大影響和沖擊,這也是商業銀行最主要的獲利渠道。由于農村金融機構的融資成本較高、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較差,那么在不斷變化的利率市場經濟改革中所承受的壓力和影響將會更大。在農村金融機構中從事工作的大部分工作人員都是專業素質不高、思想素質不夠過硬的人員。整體素質較低的工作人員隊伍根本無法回應這些變化的形勢,風險也就在所難免。
三、新經濟常態下農村金融機構防控風險的有效措施
在新常態下,農村金融機構在對風險進行有效識別與評估后,一定要有針對性地對經營中存在的風險進行有效防范,積極地采取應對措施,一定要避免風險的發生,降低風險發生的概率,如果風險已經發生了,還必須將損失降低到可控制的范圍內,從而實現農村金融機構風險防控的目的。
(一)強化農村金融機構的內部控制與管理
這就要求各農村金融機構必須從思想上真正認識到內部控制與管理的重要性,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相關規定建立自己的內部控制體系。例如:農村金融機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構建內部控制制度、激勵約束機制、風險方法機制等,為促進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把好關。
(二)構建完善的預算風險管理信息支持系統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和網絡技術的普及,新經濟常態的到來使得農村金融機構的環境變得更加復雜化,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下,農村金融機構迫切需要一種能夠迅速對風險進行有效識別、評估、預警的系統。在風險管理中要求對大量的數據進行加工、識別、處理、整合,這些數據處理離不開信息系統的支撐。因此,這就要求農村金融機構必須結合自身的業務特點,在信息技術的充分運用與支撐下與風險管理各環節和流程結合在一起,構建涵蓋各項基本業務流程與風險管理的信息系統。
(三)構建完善的業務流程風險控制體系
農村金融機構的各項業務是由不同的活動構成的一項系統化的流程,該流程中囊括了所有活動范圍,因此,每一環節和活動也更能體現出業務的風險。優化這些業務流程將大大提升預防風險的效率。
(四)多方面引進各種高素質的專業人才
農村金融機構要優厚的待遇廣泛吸納既熟悉農村金融又經驗豐富、善于管理的高級復合型專業人才。農村金融機構需要積極納賢,吸納集風險管理人才、貸款管理人才、財務分析人才、農業金融人才、市場營銷人才、計算機人才等優秀人才,廣招優秀人才是農村金融機構業務經營和組織管理正常開展的基礎和關鍵。
總之,我國農村金融機構的起步較晚、發展比較緩慢,特別是在資本實力、資本規模、機構網點的創建、社會公信度等方面無法同大商業銀行相比。因此,我國農村金融機構必須對自己進行恰當的定位,根據地域優勢選擇自己的發展方向,緊緊把握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擺脫各種劣勢來爭取更多的客戶,為贏得更大的發展空間而努力。
參考文獻:
[1]周善葆,區永純.基于 SWOT 分析的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可持續發展路徑研究:廣西梧州視角[J].南方金融,2013(7):55-57
[2]李墨,李爽.新型農村金融機構風險分析與防范對策[J].商業經濟,2012(9):21-22
一、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發展的階段性特點
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理論發展的產物,其自身的發展及其與財政政策理論的相互關系,都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濟理論特點緊密聯系,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目前,一般認為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一)經典經濟理論。
經典的經濟學理論總體上看沒有明確涉及經濟增長的論述,也沒有涉及相關財政政策的論述。經典經濟理論在供給與需求關系方面采用薩伊的供給創造需求理論,認為市場會自動均衡,強調市場自由,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經典經濟學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問題作了許多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生產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提出:“生產逐年擴大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產的資本不斷增長;第二,由于資本使用的效率不斷提高,在再生產和積累期內,小的改良日積月累,最終就是生產的整個規模完全改觀。這是進行著改良的積累,生產力日積月累地發展。”強調了生產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他還分析了公共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礎設施是“為資本提供資本的資本”。亞當。斯密在他所著《國富論》中分析了一國財富增加的途徑,認為只有通過經濟增長才能實現財富的增加。亞當·斯密提出,社會財富的增加意味著人均國民產值的提高表現出來的個人財富的增加。在如何實現國民財富增加的途徑問題上,他強調了資本積累和資本的正確配置,這實際上強調了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關于資本的內涵,亞當·斯密認為不僅包括機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還包括“社會上一切人所學到的有用才能,這種才能對個人和個人所屬的社會都是財產的一部分。”這實際上隱含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關于人力資本的思想。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實現經濟增長的思想,并強調了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的動力作用,認為如果沒有投資產生的資本積累,經濟就不可能增長,增長過程就會停止。總之,經典經濟理論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已經有重要論述,但沒有形成經濟增長理論,也沒有提出財政政策問題,因此沒有經濟增長與財政政策關系的論述。這時對財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從利益和政治的角度進行。
(二)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
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在宏觀經濟分析和財政政策理論方面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被認為是使宏觀經濟理論成為了系統性的理論,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一套財政政策理論。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是應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背景而產生的,強調市場失靈,主張發揮政府在經濟總量調控中的作用,認為政府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干預經濟。該經濟理論從總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為核心,構建投資儲蓄曲線(1S曲線)和貨幣供求曲線(LM曲線)分析模型(IS-LM模型),進行了一系列總量分析。在財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財政政策和宏觀調控的目標主要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保持物價穩定等:分析了財政收支規模變化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從而對財政支出、稅收等財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條件進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機抉擇等應用理論,其中許多結論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仍在運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運用凱恩斯經濟理論進行財政政策分析時,必須考慮政策產生作用的條件。比如投資(政府支出)的乘數原理成立的條件就包括了5個方面:一是在投資中沒有引進進口的產品和服務;二是經濟中有足夠的閑置生產能力、勞動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資源;三是總產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變;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費的比例不變;五是居民消費構成沒有變化。當這些條件不能同時滿足時,投資的乘數原理就不能成立,這些條件實際上是短期性的具體表現。總體看,凱思斯經濟理論是從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經濟波動問題,沒有對經濟保持長期、持續增長的動力機制進行分析,所提出的財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條件下產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經濟理論。
新古典經濟理論是在凱恩斯經濟理論面對資本主義經濟中出現“滯脹”而束手無策的背景下,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展起來的,也稱為理性預期學派,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起點和標志。該理論有三個重要特征。一是理論的前提條件。立足于長期分析,認為在長期中在競爭性領域市場機制總體上就是完備的(即所謂市場出清),信息總是對稱的,經濟總體能夠運用對稱的信息對經濟變量做出正確的預期,即理性預期。這樣的前提假設與經典經濟理論關于市場本身是完備的觀點相同,因此也被稱為新古典經濟理論。二是該理論的前提假設導致了政府干預經濟無效,即財政政策無效甚至有害的結論,因此該理論唯一的政策建議就是政府不要干預經濟。三是該理論使經濟學研究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分析,并且將經濟學研究方法和工具進行了重大改進,構造出許多數學邏輯嚴謹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因此,普遍認為雖然由于該理論認為財政經濟政策無效而在政策建議中無所作為,但卻在發展宏觀經濟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是20世紀60年代與新古典經濟理論相同時期發展的經濟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主要不同,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進行診斷并提出政策建議。該理論的特點,一是在研究對象方面,不僅研究經濟增長(即GDP的增長率),而且注重相關的社會問題、生存環境問題等,即所謂發展問題。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較綜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為主,用一些簡單的數學模型或圖形進行解釋,重點放在提出政策建議等方面。發展經濟學理論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觀點和建議,例如邁克爾·托達羅(MichaelP.Todaro)提出了發展的新經濟觀點,他認為,發展必須包括經濟加速增長、縮小不平等狀況和消滅絕對貧困,也包括社會結構、民眾態度和國家制度的重要變化的多方面過程。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核心價值:生存、自尊、從奴役中解放出來。此外,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目標,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數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擴大對個人和國家可得的經濟和社會選擇范圍。西蒙。庫茲涅茨(SimonSmithKuznet,197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定義,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位為給它的居民提供種類日益增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之相應的調整的舉措上的”,此外,他還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六個特征。保羅·羅森斯坦-羅丹(PaulN.Resenstein-Rodan)強調了社會基礎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機會的話,用于一個發展項目的資源就必須有一個最低限度水平。啟動一個國家進入自我持續增長,頗有點像讓一架飛機起飛。在飛機起飛之前,有一個超越的地面臨界速度……”,此外,他還指出了起飛所需的基礎設施資本形態、投資所需的儲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岡納·米爾達爾(GurmarMyrdal,1974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應”和“擴散效應”。所謂的“回波效應”是指經濟活動正在擴張的地點和地區將會從其他地區吸引凈人口流入、資本流入和貿易活動,從而加快自身發展,并使其周邊地區發展速度降低;而“擴散效應”是指所有位于經濟擴張中心的周圍地區,都會隨著與擴張中心地區的基礎設施的改善等情況,從中心地區獲得資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進本地區的發展,逐步趕上中心地區。
目前,發展經濟學的許多前沿問題仍然很受人們關注,如農業中的制度與技術變遷問題、食物(糧食)保障問題、外部(貿易投資、外匯)沖擊下的宏觀經濟問題、經濟發展與勞務問題、發展中國家工業成功的解釋等。
(五)新經濟增長理論。
新經濟增長理論是宏觀經濟學最前沿的理論,該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研究。該理論在對經濟環境的前提設定方面與新古典理論相同,包括市場出清、信息對稱和理性預期等,該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邊際收益遞減的假設,認為在特定的條件下產出和資本積累都具有正反饋效應,經濟增長率是內生于經濟系統的,因此,經濟能夠實現長期持續的增長。該理論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再次肯定了宏觀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并從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機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門特別是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部門的普遍重視。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的財政政策
以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增長理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理論基礎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這里結合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內容,具體分析財政政策理論基礎的變化。
(一)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來源于對長期經濟增長的核算結果,包括對多國從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經濟增長核算和從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經濟增長核算,結果發現僅有40%到70%不等的產出增長率來源于資本生產要素和勞動生產要素的投入。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框架。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體現了宏觀經濟理論向使用完備工具發展的趨勢,與此前的經濟理論形成明顯不同。其基本條件假設包括長期中競爭完備的市場、信息對稱以及經濟實體的理性預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一是從微觀機制入手分析宏觀經濟問題,注重宏觀經濟現象的微觀基礎。二是進行動態的數量分析,普遍采取構建數量經濟模型的方法進行研究,注重經濟分析的邏輯嚴密性和實證性。三是注重用數據檢驗理論推導結論的正確性。經濟增長理論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經濟活動的目標是追求由消費(或消費為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費和生產行為受到預算約束的限制,或者說受到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標和約束條件之間找到最優的消費增長規律、最優的資本積累規律以及最優的經濟增長規律;在這個框架下,通過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財政政策、生產技術、人力資本等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這個框架即所謂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理論模型。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特點是對所研究的所有問題,都通過構建數量經濟模型進行分析,針對不同經濟問題,結合不同條件,構建了大量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以下介紹的是其典型的并與財政政策密切相關的模型及其經濟含義(各模型數學表達式略,可參見文后所列參考文獻)。
1.哈羅德一多馬模型。
這是凱恩斯經濟理論后期出現的模型,雖然嚴格地說還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模型,但卻是第一個出現的動態增長模型。該模型在微觀機制上假定企業的生產按照里昂惕夫生產函數進行,即資本(K)和勞動(L)不能相互替代,產出由資本或勞動中投入少的量決定(即所謂“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邊決定),宏觀上采用凱恩斯的需求決定原理,即儲蓄全部用于投資,不考慮折舊,總產出中用于儲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勞動力是自然增長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推導出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條件是總產出、消費、生產資本存量和投資都要同比率增長,保持齊步走,其中任何一項產生波動,經濟會立即失去平衡,這樣的均衡增長被稱為“刀鋒上的均衡增長”,很難達到。為此,人們認為此模型不宜用來解釋和分析經濟增長實踐,或者說以需求分析為核心的短期波動理論無法分析解釋如何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問題。
2.索洛模型。
這是新古典經濟理論最典型的經濟增長模型,通常稱為新古典增長模型。該模型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滯脹”的情況下,重新強調依靠市場本身的作用推動經濟增長,但與經典經濟理論相比較,對市場的環境條件作了更為全面的假設。新古典增長模型假定市場機制是競爭性的、完備的,信息是對稱的,經濟主體的行為是理性的。按此假設,市場經濟國家在國內普遍重視保持自由,競爭(防止壟斷),強調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職能主要在公共領域發揮作用。
在設定的條件下,新古典增長模型建立的微觀經濟機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標,但受到家庭資產積累速度的預算限制;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但受到人均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無論是資產積累還是資本積累,都服從邊際遞減的規律。在宏觀經濟中,家庭向企業按特定價格提供勞動力和資本(儲蓄),獲得工資和利息向企業購買產品進行消費,企業按特定價格使用勞動力和資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費,并由此構造了人均資本積累等于人均投資減去折舊和新增人口的單位消耗的“人均資本積累方程”,并由此推導出結論,即在邊際產出遞減的情況下,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是經濟增長率等于零,新增投資正好與折舊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經濟增長率終將趨于零,停止增長,實踐中經濟之所以還在增長,是因為人們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與產出、資本積累等都無關的)技術進步導致的。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由此項理論推導的結果得出了一系列經濟分析結論并解釋了人們觀察到的絕大部分經濟現象。主要結論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絕對收斂。即不同的經濟體人均資本(產出、消費)越低的,增長率應當越高,最終人均實際GDP將趨于一致。按此結論,窮國的人均實際GDP增長應當比富國更快,并最終趕上富國,即實現趕超。但通過對118個國家從196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表明,不僅沒有實現趕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趨勢。因此不同質的經濟實際上否定了絕對收斂結論。但是,對最初的20個OECD國家從198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發現,窮國的人均實際GDP確實增長的更快,明顯存在趨于一致的趨勢,因此比較同質的經濟集團,存在一定程度的絕對收斂趨勢,趕超較為容易。對美國各州從1880年到1990年的數據檢驗發現,較窮的州的長期人均實際GDP趨勢高于較富的州,實現了趕超,并趨于一致,表明同質的經濟確實存在絕對收斂。
二是相對收斂。即一個經濟體(一國)距離其自身經濟的穩定狀態越遠,其增長就越快,也就是從長期來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經濟體存在一個自身的穩定狀態,經濟如果離此穩定狀態較遠,就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但隨著趨近此穩定狀態,增長速度也會逐漸變慢。同時,不同的經濟體具有人均實際GDP不同的穩定狀態,因此在一定的條件下,窮國可能永遠趕不上富國。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似乎解釋了經濟增長方面的絕大部分現象,但卻不能解釋為什么發達國家的經濟并未停止增長,而且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發達國家經濟還實現了新的較快增長。此外,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認為技術進步是外生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等結論,也明顯與經濟增長的實踐不符,因此產生了新經濟增長理論,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釋。
3.區域經濟模型。
這是一個分析存在貧富差距的兩個地區如何實現公平與效率平衡的模型,構建于20世紀60年代。此模型雖然是一個靜態模型,并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模型,但卻有利于分析不同發達程度地區的均衡增長問題。該模型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不能互相替代的生產函數(里昂惕夫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很低)確定的,則兩地區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徑是使富裕地區的人均收入降至貧窮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過共同貧窮來實現公平。
二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能夠相互替代的生產函數(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水平較高)確定的,則兩個地區實現總體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兩個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公平)的途徑,既可以通過勞動力的轉移實現,也可以通過資本的移動實現。并且認為從短期看,移動勞動力比移動資本的總體成本更低。
4.線性生產技術模型。
此模型是新經濟增長理論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羅等人1990年構建。該模型與整個新經濟增長理論體系一樣是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最重要的突破是從宏觀經濟的微觀生產機制上否定了邊際產出遞減的假設,認為產出的增長帶來知識、技術等方面的提高,并將這些內容作為資本積累的內容構建模型(即內生化構建內生增長模型,也稱AK模型),以此為基礎分析宏觀經濟問題。線性生產技術模型的結論是,人均資本的積累如果包含人力資本積累,則產出就與資本積累成正比例關系,按此關系,只要將產出用于保持人均資本積累和人均消費的合適比例,宏觀經濟就能實現長期穩定增長。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將用于資本積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資本投資,就能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5.生產型知識資本模型。
此模型也稱為邊干邊學模型,由羅默于1986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該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認為社會總資本(K)在積累增加的同時,由于專利等封閉手段不可能對技術長期封鎖或保密,因此在長期中會增加全社會生產經驗,所有的單個勞動力(11)在不斷的生產投入中,通過教育、培訓等都具備了新的知識和經驗,從而提高了勞動者的整體效率,使得單個企業的邊際產出不僅不遞減,而且會保持穩定增長,從而在宏觀經濟上使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保持穩定或不斷提高。該模型比較具體地分析了生產知識和經驗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機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一是政府和企業都要重視生產經驗和知識對長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注重加強研發、不斷創新,獲得社會整體技術進步的外溢效應,提高社會生產的知識和經驗;二是發展中國家在引進資本的同時,要特別注重引進相關技術和消化吸收相關技術(有關分析認為,當年亞洲四小龍的高增長率與其在引進資本投資過程中消化吸收先進生產技術密切相關,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這方面的不足并未實現同樣的增長);三是政府應當通過制定行業技術標準等手段進行干預,提高相關行業乃至全社會生產技術標準,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6.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羅和巴羅在1990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產性公共資本對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動力作用機制,是新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能夠發揮何種作用以及如何運用財政政策的一個理論分析。該模型在分析生產性公共資本(如交通、通訊、城市公共設施、教育等能夠直接服務于生產的公共服務)性質的基礎上,將生產性公共資本的外溢性納入微觀生產機制,通過理論推導得出的結論是,政府通過征稅用于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并將公共資本無償或低價格提供于社會生產,就能夠提高企業的邊際產出和邊際利潤,防止邊際產出遞減,從而提高長期人均實際GDP增長率。該模型還推導出了最優經濟增長率與最優稅率的關系。該模型的實踐意義十分重要:一是生產性公共資本的適當規模對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稅收的比重應當適當,過低或過高都不能使長期經濟增長率達到最優,在其他條件不變時,最優稅收比重(稅率)應當與勞動力的產出彈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勞動力的投入就能夠提高經濟增長率,因此勞動力充裕的國家應當更加重視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
7.一般擁擠性基礎設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基礎上(該模型假定生產性公共資本是純公共性的)進一步考慮了生產性公共資本具有一般擁擠性(如道路擁擠會提高運輸的時間成本等)的情況下,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是:一般擁擠性的生產性公共資本能夠阻緩增長率的降低,從而提高長期增長率;生產資本的積累終將導致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擁擠,擁擠度越大,長期經濟增長率的衰減速度越快,生產性公共資本為純公共性時,存在一個穩定的經濟增長率;存在一個與擁擠度相適應的最優稅率,并認為由于環境、資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的作用。模型的經濟意義除與前一模型類似的外,還包括: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投資建設應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稅融資應當保持最優比率,應當保護性地開發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資源,注重環境保護,特別是要重視國家總體的環境保護。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新經濟增長理論還對財政管理體制、各類稅收制度、政府債務、社會保障政策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構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長模型,如貧困陷阱模型、小國開放經濟模型、多級政府轉移支付模型、技術變遷模型、人口遷移模型、生育選擇模型、勞動閑暇選擇模型、具有政府債務約束的經濟增長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變種,在此僅介紹了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的新特點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機制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許多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中得到運用。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在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為更加深刻理解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和精神實質,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努力完成新時期財稅改革的主要任務和措施,應當重視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及其對財政政策影響的參考和借鑒價值。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影響下的財政政策新特點值得關注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1.財政政策實施范圍的綜合性。在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影響下,財政政策由過去調節經濟總量為重點轉為涵蓋涉及社會和經濟領域的所有公共性問題,主要是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和保障社會的安全穩定這兩大方面。在保障社會安全穩定方面包括國防與安全、社會公平、社會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動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方面包括與貨幣政策的配合、財政本身的可持續性、提供公共品與公共支出、環境保護等方面政策。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方法的影響,財政政策內容也往往是綜合性的,一項具體政策往往是將政策涉及的社會與經濟問題綜合分析,如財政體制、稅收問題、社會保障、勞動力經濟學、教育經濟與人力資本等。同時將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聯系起來分析,甚至專門研究全球問題,也是重要特征。
2.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長期性。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強調有效的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因此在社會生產領域注重技術創新和新增生產資本的技術水平,注重產業結構調整,在社會經濟領域則強調外溢性強的公共資本積累。在此背景下,財政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丁具,從注重總量短期平衡為重點,轉為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為重點。財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注重在加強教育促進人力資本積累、促進技術創新和提高行業技術水平、改善經濟結構、保護環境資源等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動力因素方面運用財政政策。對于短期波動問題,只是在十分必要時才運用財政政策進行總量調控。即使有些國家(如美國)在評價赤字政策時,著眼點已非調節短期波動,而是通過促進有效資本積累推動經濟長期增長。因此,總量上穩健的中性的財政政策往往是常態的財政政策。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中的穩定性。宏觀經濟的短期總量調控更多是運用貨幣政策,在此過程中注重財政政策(國債發行、赤字規模等)的穩定性,為貨幣政策提供穩定的運行環境,增加可控性,減少不可控性和風險。比如魯賓(美國財長)在2005年8月在美聯儲舉辦的“格林斯潘時代:對未來的啟示”經濟論壇年會上就說,債券市場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財政政策走勢和未來財政狀況的影響,認為務必奉行穩健的財政政策,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夠發揮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他還強調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必須密切配合。
關鍵詞:隨著人們對資源需求的絕對增加以及客觀資源環境的約束,資源稀缺的欠發達地區需通過采用“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發展經濟。文章對商洛市發展循環經濟的動力源進行分析并提出循環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的建立。
隨著人們對資源需求的絕對增加以及人類生存環境不斷惡化的現實,人們對循環經濟的了解、研究以及實踐不斷深入。“循環經濟”一詞最初由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提出(1966)。而后經過不斷的探索和總結形成了以資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和污染排放量最小化為主線,逐漸將清潔生產、生態工業和可持續發展消費等融為一套系統的循環經濟戰略。
在2009年國務院批準實施的《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中,商洛依據自身資源的相對稀缺以及現有工業格局提出了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的發展戰略。而發展循環經濟做大區域經濟“蛋糕”,增加商洛人民收入,改善商洛自然環境,實現資源利用、環境保護和經濟效益最大化需要足夠的動力啟動和支持。
1 循環經濟發展的動力源
動力源是促進系統發生作用和持續發展演進的來源,它促進循環經濟主體向循環經濟系統不斷發展。一是按其不同的表現形式分成內部動力和外部動力,內部動力是指企業追求循環經濟的經濟效益目標和企業、公眾、政府追求循環經濟的資源、環境、幸福指數等社會效益目標;而外部效益則是指政策支持、社會監督、法制保障和技術支撐。具體來講,在商洛發展循環經濟的動力源上具體可分為經濟發展動力、社會發展動力、資源環境發展動力和國際競爭環境動力四種。
1.1經濟發展動力
循環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模式,能夠作為商洛實現經濟增長的一種選擇。商洛位于陜西東南,經濟增長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其所轄六縣一區中有兩個縣為全國貧困縣,在關中——天水經濟區中商洛市處于經濟區8市區第六位,僅排在楊凌和銅川之前,其中一區三縣生產總值占經濟區的2.3%;全市人均生產總值7177.5元,比經濟區人均生產總值低9188.6元,只有平均水平的43.86%。主要原因在于按傳統的經濟理論,商洛在影響經濟增長的勞動力、資本、土地以及企業家才能處于絕對劣勢,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下,相對稀缺的資源使得商洛生產落后,走著一條傳統的、低效的經濟發展道路,客觀上商洛有重新選擇更優越的經濟運行模式的內在動力。
1.2資源環境發展動力
商洛土地總面積不大,是一個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土石山區。商洛市境內有黃河與長江的支流流過,最主要的是長江支流丹江,流量有限。2006年底耕地總資源192 114 hm2,常用耕地面積128 011 hm2,人均0.053 hm2;建設用地面積37 271.2 hm2,人均0.016 hm2。耕地資源極其有限,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們對資源的需求絕對增加;另一方面,商洛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其豐富但尚未充分開發的自然資源,據調查統計,有野生油料、纖維、淀粉、林果、中藥材、化工原料等1200多種。主要礦產金、銀、煤、鋁、鋅等,鉀長石儲量位居全國第一,世界第二。有林地1500萬畝,木材蓄積量2154萬立方米,森林覆蓋率54%,是陜西省木材主產區之一。這些資源屬于不可再生資源而開發此類資源會造成一定程度的環境破壞,在環境比較脆弱的條件下,選擇以“3R”為理念核心的循環經濟使得商洛走上快速、健康的發展道路是一種主動選擇。
2 構建商洛循環經濟發展的動力支持體系
在資源約束的條件下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是商洛實現跨越發展的主動出擊,需要建立與循環經濟發展配套的技術支撐體系、法律法規支撐體系與經濟政策支撐體系。
2.1建立實施循環經濟的技術支撐體系
首先建立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以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為支撐,產學研相結合的創新體系。依托陜西省材料科學工程院商洛分院、中國商洛核桃研究所、比亞迪新能源商洛研究所以及商洛學院等科研單位,引進和培養大量具有踐行循環經濟發展能力的人才,鼓勵企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實現企業發展模式,使企業向集約型企業發展。重點推進新材料、電子信息、現代中藥、現代農業等領域的研發創新和成果轉化率,在重點領域掌握一批核心技術,擁有一批自主知識產權,造就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再者構建區域創新網絡,成立各類科技中介服務機構,促進企業之間、企業與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之間的信息傳遞、知識流動和技術轉化。搭建工業經濟園區綜合信息服務平臺,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和區域核心競爭力。將循環經濟作為產業發展的基本取向,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核心,不斷培育壯大循環型企業群體。選擇典型企業和大型企業,根據生態效率理念,通過產品生態設計和清潔生產等措施進行單個企業的生態工業試點,引導和促使企業不斷提高能源的梯級利用和廢棄物的循環利用水平。積極推動企業之間進行產業整合和物質能量的優化集成,延長產業鏈條,拓寬資源循環利用的行業和領域,推進企業尾礦、廢渣、粉塵、廢水、廢氣、余熱的回收和循環利用,提高資源產出效益。
2.2建立形成法律、政策支撐體系
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環境抱回和防治法律體系,如2003年1月1日實施的《清潔生產法》,通過這些法律規范使得企業發展以再利用為原則,低消耗、低排放,降低對周遭環境的污染。
同時,運用價格、稅收、財政、金融手段等經濟政策推進商洛循環經濟的發展,可以采取低息、無息和減稅政策、可歸還的保證金法、資源回收鼓勵制度、實行排污許可證或排污權以及垃圾收費等方式對符合循環經濟運行原則的行為進行鼓勵,對不符合循環經濟運行的行為進行限制懲罰。
3 結語
循環經濟是一種以資源高效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增長模式。商洛在經濟水平低、資源約束大、創新經濟發展路徑的基礎上,按照國家《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的相關政策,理清循環經濟發展思路,建立循環企業、循環產業群、工業園區從點到面實現地方經濟的跨越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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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思維是一種職業思維習慣,具有這種思維習慣的人,在知識概念上,他能夠抽象出受眾需要、政治需要、媒介特點、社會效果、記者報道能力等諸多共性問題,并知道新聞報道操作流程上各個環節的規律。在新聞實踐上,面對任何一次具體的報道活動,他都能把這些知識轉化為指導實踐的“方向盤”,憑借思維習慣就可運用自如。
經濟新聞報道更需要新聞從業者具備較高的新聞思維能力。經濟新聞報道一般涵蓋工業經濟、財政金融、商貿市場、交通城建、農業農村、房地產、企業改革等宏觀經濟領域,特別是在當今社會日新月異、經濟現象瞬息萬變的情況下,更需要新聞從業者具備新思維,從“大財經”入手,以“人本化”的視角,實現新聞的創新與,爭取大傳媒時代競爭的優勢。
尋求“思維能力”突破
思維能力的大小是新聞從業者能否勝任工作的重要因素。打好思維能力功底,是成就優秀記者的入門功課。
記者思維具有反應快速、探索求證、求新求異、視野開闊以及思維的整體性和選擇性等特點。記者思維是根據新聞事實的特點和新聞報道的目的,運用新聞原則和規律,去發掘新聞信息,表現新聞價值的一種職業思維。它要求記者對事物本身及其相關情況的掌握要盡量詳細。同時,記者思維方式不能背離社會的基本價值取向。
思維的整體性使記者能夠掌握大量信息、素材,但這些消息、素材不可能照搬照錄。從根本上來說,記者對信息的選材和處理,都不能離開真實這一基本要求。因此記者有責任對掌握的素材和信息進行核實。在實際工作中,需要記者衡量和選擇,即善于選擇采訪對象和選擇合適的主題、題材,善于創造性地獨立思考,去辨別是非和評價事物,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和尋找事物的本質,找到新聞點,寫出角度新穎的報道。
造就優秀的記者,養成良好的思維方式、實現創造性思維突破是必要的。由于記者工作時間緊,自我學習往往難以持之以恒,因此有組織的在職繼續教育,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這種教育方式可以提高記者的綜合素質,可采用以老帶新的方法,也可與高校合作,共同制定授課計劃,讓記者再次走進課堂。但需要注意的是,記者的思維培養應講究學以致用,把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實際的工作之中。正確的思維方式的形成需要豐富的知識支撐。除了學習掌握新聞專業知識外,還可以進行包括文學、史學、經濟學、心理學等學科的培訓,其目的就是為自己的思維提供源泉。
新聞工作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新聞學習也是創造性的,有意識地根據自身的需要,以提高綜合素質為目的而進
行的學習。還應注意總結經驗,實現經驗超越和知識提升的創造性思維,以實現新的發現和突破。
瞄準“人本化”定位
科學是指揮員,實踐是戰斗員。記者是否具備一定的新聞思維能力,就要看其在具體工作中的實踐能力。作為從事經濟領域報道的黨報記者,怎樣從改進和創新經濟報道著手,采寫出讓讀者共鳴的經濟新聞報道來呢?
毋庸諱言,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相比,當前經濟新聞報道中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諸如新聞性不強、思想性不足、現代味不濃、鮮活味不夠、定位不明確、重物不重人、新聞源狹隘、報道欠平衡、“搶”新聞不力和評論類“短腿”等。我們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改革創新,努力踐行“三貼近”,把體現黨的主張與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不斷增強經濟報道的親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和公信力。
首先應從“人本”的角度出發,不妨“大題小做”反映民生。經濟報道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即使是重大經濟題材也不例外。這就需要報道經濟新聞的記者用平視的目光,去了解百姓的生存狀況、真實想法、愿望和要求,努力拉近與讀者之間的距離。用體驗的方式去感受百姓的酸甜苦辣,使經濟新聞富有人情味,體現出媒體濃濃的人文關懷。
其次,關注民生,聚焦經濟生活熱點難點,比如,房價居高不下,普通百姓如何安居?勞動力嚴重供過于求,就業再就業難題如何破解?農民能否像城里人一樣享受低保?大量農民工能否實現病有所醫、傷有所治?作為經濟新聞記者,如果能把這些民生報道列入議事日程,尤其關注與百姓經濟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正確引導經濟發展走向,幫助人們釋疑解惑,這樣經濟報道就會逐步確立在讀者中的威望和地位。
第三,從關注人性的角度出發,又不失經濟報道的政策高度。人是一切經濟活動的主體,理應成為經濟報道中的主角。小到一個社區、城市,大到一個國家乃至世界,經濟活動最終還是要“落腳”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來。經濟報道在關注人的生存狀況、歷史環境變遷、社會價值取向等深層的問題時,有意識地調整自己的報道思路和寫作方式,尤其在深度報道中注意拓寬人文視角。有了這樣的視角,報道才能更加深入、全面,才能有靈魂。
一些人往往認為,經濟報道需要的只是理性的思考,不需要“人文關懷”,但事實證明,充滿感情的經濟報道更容易吸引受眾。比如在兩會的報道中,報道一件提案的通過,慣常的報道是某某次會議通過了某某提案,內容是什么。但讀者更希望了解的是,這件和生活密切相關提案的前因后果,這樣富有內涵話題的經濟報道形式,更為廣大讀者所接受。
第四,從社會化的角度,提升經濟報道的服務性和針對性。從經濟角度報道一些社會生活領域的現象,不僅能滿足正日漸細分的讀者的多層需求,而且對經濟報道的思路也是一大拓展。經濟新聞絕不是簡單的行業經濟和工作報道,還應當包括社會文化生活等綜合范疇。對涉及讀者利益、與經濟相關的教育、體育、文化、休閑等領域進行深入報道,并在深度和廣度上很好地結合起來,可起到服務百姓的積極作用。
要以經濟視角關注政策措施的變化并加以解讀和詮釋,用經濟眼光分析社會生活領域現象,使經濟新聞報道手法豐富多彩。當然,經濟新聞社會化的手法也對我們業務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須學會運用經濟、文化、社會、政治等各方面的知識,調查、透析新聞背后的東西,進行深入淺出的解讀,才能作出有價值的判斷和報道。
著眼“大財經”視角
進入21世紀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公眾對經濟生活中諸如住房、汽車和股票等關注度不斷提高。如何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做好財經新聞報道工作,已成為省級黨報等綜合類媒體的一項現實課題。
要從關注事件和人物入手,讓財經新聞生動化。為了吸引大眾的眼球,改變黨報財經新聞的生硬面孔,還需要我們在挖掘經濟信息的深度和廣度的同時,力求以情節化的形式提供各種經濟信息,闡述各種經濟關系。也就是說,財經新聞應當更多地從大眾身邊的經濟生活入手,采用個性化和情景化的故事描述手法來講述新聞內容,盡量拉近與普通讀者的距離。
在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情況下,任何硬性的宏觀經濟態勢或調控措施,都可能對人們日常的經濟生活產生重大影響。反過來,財政新聞的報道從微觀角度入手,從人們身邊的故事入手,闡釋宏觀的經濟態勢變化或調控措施產生的影響,既可增加新聞的可讀性,又能使問題變得深入淺出、形象生動,甚至更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和思考。
要克服財經新聞“專精深”的弊端,達到通俗解讀的目的。作為綜合類媒體,其報道定位應當在專業讀者和普通讀者之間尋求一種相對的平衡,對專業問題進行大眾化解讀,只有讓受眾“讀得明白”,才能吸引讀者的眼球。現實情況卻是,許多綜合類新聞媒體的財經報道,往往存在外行看不懂,內行不屑看,群眾不愿看等現象。比如,報道經濟增長不外乎GDP增長多少,比往年增長了多少個百分點;提到企業發展,就是創造了多少利稅,在同行業中位居前列。由于缺乏必要的解讀,忽視了廣大讀者的實際需要,使得財經新聞距離老百姓越來越遠。在新聞領域中,財經新聞屬于專業性和技術性較強的,涉及金融保險、資本市場和產業經濟、公司新聞等等。如何把專業性較強的財經事實表現得富有說明性,一目了然,符合新聞通俗化的基本要求,就成為財經新聞從業人員的題中應有之義。
要摒棄財經新聞的生硬面孔,增強親和力。財政新聞要摒棄教條式專業說教,或者簡單羅列數字,必須更多地融入民生的因素,走平民化道路。大眾關注財經新聞,不只是從專業性的角度,如行業發展等,更重要的是貼近現實生活中的經濟變化,比如柴米油鹽醬醋茶等等。財經新聞的報道應當更多地從讀者的視角出發,從讀者的需要入手,挖掘事件發展的實質。當前,各大綜合性媒體紛紛增加滿足普通大眾對日常經濟生活中的信息需求,加強財經新聞的服務性,就是明顯例證。
當然,財經新聞的軟化,并非走庸俗化的道路,平實不等于媚俗。在報道財經事件和經濟政策時,除了從平民的視角著眼,也應當提供業內專家的闡釋和意見,補充相關的資料鏈接,這樣更能充分發揮黨報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關鍵詞:SWOT分析 河南省 農業電子商務
一、引言
近年來,以互聯網平臺與技術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科技革命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各方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農業電子商務作為互聯網系列技術與農業經濟的成功結合,已經成為促進農業經濟提質增效、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的突破口。
作為我國農業第一大省,河南省農業經濟發展關系全局,影響深遠。而農業電子商務為河南省的農業發展開辟了新的空間,注入了新的動力。本文運用SWOT模型,系統分析河南省發展農業電子商務所具備的內在優勢與劣勢因素、面臨的外部機會與威脅因素,據此提出促進河南省農業電子商務發展的對策建議,為河南農業經濟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化解“三農”問題提供新的解決思路與現實可行的途徑方法。
二、河南省農業電子商務發展的SWOT分析
(一)內部因素分析
1.優勢因素
(1)得天獨厚的交通區位優勢
作為我國中部核心區,河南省交通區位優勢獨特:歐亞大陸橋隴海線、南北大動脈京廣線、京九線等鐵路主動脈穿省而過,京深、連霍兩大高速縱橫穿越,省內高速路網密度位居全國第一,隨著以鄭州為核心的“米”字形高鐵網絡基本形成以及鄭州航空港區建設的進一步推進,“鐵公機”交通條件全面建成完善,發達便利的交通設施以及獨特的區位優勢使得河南省具備了建成物流中心以及物流業大發展的必要條件,為發展農業電子商務奠定堅實的基礎。
(2)豐富的農業資源優勢
作為具有深厚華夏農業文明積累的農業大省,河南省具有非常豐富的農產品以及農村特色品資源,其中部分農產品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具有相當的知名度并形成系列產品,如信陽毛尖茶葉、新鄭大棗、焦作四大懷藥、盧氏山貨等,其他如洛陽牡丹、開封、河陰石榴、靈寶蘋果、淮陽黃花菜、鄢陵花木等經過多年開發也已具有一定知名度。
(3)多項國家重點區域經濟戰略支持優勢
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年來,河南省先后獲得國家糧食生產核心區、中原經濟區、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試驗區、鄭洛新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以及中國(河南)自由貿易區等“五大國家戰略”以及中國(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等重大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支持,這為河南省發展農業電子商務打下堅實的支撐。
2.劣勢因素
(1)人才劣勢
國內外的發展經驗表明,電子商務興起與發展壯大的最關鍵因素是擁有電子商務的相關人才。而對于河南省農業電子商務來說,人才是目前最大的短板。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第一,河南省農業從業人員素質較低,限制了農業電子商務的推廣應用。據統計,2014年底,河南省農村勞動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比超過83%,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僅占3.63%。第二,缺乏農業電子商務專業人才。這表現在兩個層面,其一在農業電子商務直接參與者層面,缺乏農業電子商務專業技術人才,如互聯網應用技術、美工設計、運營推廣和數據分析等專業人才;其二是在推動與規范農業電子商務發展的地方政府層面,缺乏懂農業電子商務的管理人員。
(2)農業電子商務相關設施水平落后
目前河南農村地區與電子商務相關的設施,如物流、金融、培訓、廣告營銷等發展水平仍比較落后,無法跟上電子商務發展的需求。物流網點大多到縣城,在鄉鎮的只有中國郵政系統的郵電所,市郊縣的鄉鎮僅有少部分現代物流企業入駐。相比物流,農村地區金融網點更少,電子商務發展所需的如電子銀行、網絡支付、全時提現存款等金融服務難以滿足。另外,電子商務發展所需的其他如電腦網絡技術、網絡營銷、廣告設計等的支持,而這些目前在河南省農村地區幾乎是空白。
(3)農產品標準化與品牌化建設水平落后
電子商務環境下,交易各方通過網絡、通訊工具等聯系溝通,交易物品一般也是通過視頻圖像展示,由第三方物流運輸,交易能否達成取決于產品本身的屬性。作為農業電子商務交易的核心物品,農產品的質量安全與品質是交易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而這需要農產品標準化與品牌化建設來保證。河南省雖然農業資源豐富,但是目前農產品標準化與品牌建設仍比較落后。雖然也有像“好想你”那樣的新鄭大棗領導品牌,但絕大多數河南農產品品牌建設落后,如四大懷藥之一的焦作鐵棍山藥,在淘寶、天貓以及其他公共電商平臺銷售的賣家眾多,但是大多均是小店鋪自產自銷,缺少知名品牌。
(二)外部環境分析
1.機遇因素
(1)國家政策機遇
近年來,以互聯網、移動通訊等信息技術為引領形成的“互聯網+”大潮席卷全國,我國出臺多項順應互聯網大潮、發展新經濟新業態的經濟政策,中央政府以及各部委也相繼提出“雙創”、電子商務進農村等諸多涉及農業發展的具體政策以及配套措施,特別是以電子商務促進農業經濟發展已經連續兩年被寫進中央“1號文件”,鼓勵、扶持農業電子商務的發展。這為河南省推廣農業電子商務帶來了最佳的外部政策機遇。
(2)各路資本紛紛介入農業電子商務
隨著互聯網與通訊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及冷鏈物流等技術推廣,農業電子商務的接入成本極大降低。阿里巴巴、京東、蘇寧易購、亞馬遜、當當網、1號店等傳統電商企業紛紛開展生鮮品、農產品電商業務,其他如物流巨頭順豐上線“順豐優選”、科技巨頭聯想集團通過成立佳沃集團、投資全國最大網上農資商城云農場等介入農業電子商務,各路資本紛紛云集農業電子商務這個“新藍海”,這為發展農業電子商務提供了關鍵的動力因素。
(3)市場需求逐年增加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消費者對于綠色、有機農產品、農村地方特色品等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為發展農業電子商務提供堅實的市場需求支持。作為農業和農村人口第一大省,河南擁有眾多的農產品資源和農村地方特色品,而市場對農產品與農村特產品的需求將進一步推動河南農業電子商務的發展。
2.威脅與挑戰因素
(1)國內外經濟發展形勢與波動因素
自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并蔓延至歐美各國以來,世界經濟逐年陷入低谷,至今仍處于緩慢復蘇階段而且前景不明,受國際大環境影響,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到“新常態”,目前仍處于探索轉型階段。國內外經濟形勢與波動勢必會影響到農業電子商務行業的發展,是構成河南農業電子商務發展外部挑戰因素。
(2)與全國其他省區的競爭因素
隨著“互聯網+”大潮的深入,發展農業電子商務、促進農業轉型升級已成為全國上下的共識,全國各省區紛紛制定農業電子商務發展的政策措施,各省區同時發力r業電商,必然出現競爭。如對電商人才的競爭、對電商投資的爭奪、某些改革試點的爭奪等。對河南省來說,發展農業電子商務就必須面對其他各省區尤其是陜西、湖北、山東、河北等周邊相鄰省份的競爭,這也必將影響河南農業電子商務的發展。
三、促進河南省農業電子商務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注意農業電子商務發展中的人才問題
1.加大宣傳與培養力度,提高農村農業從業人員的電子商務意識與能力。作為河南省農業經濟的主體參與者,農村農業從業人員是農業電子商務發展的關鍵,要提高他們的電子商務意識和能力,需要各級政府特別是縣級、基層鄉鎮積極發揮引導作用,加大對電子商務的宣傳力度,積極組織有關電子商務應用的培訓,培養農業從業人員的信息化意識,提高他們電子商務的應用能力。
2.積極吸引大學生、外出務工人員等返鄉創業。相比農村農業從業人員,大學生、外出務工人員等具有更強的電子商務意識和能力,近年來發展迅速的“淘寶村”新型農村電子商務的經驗也表明,返鄉大學生與外出務工人員是促進農村電子商務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可以通過各種措施鼓勵大學生、外出務工人員等返鄉進行互聯網創業,帶動農業電子商務的發展。
3.提高政府各部門中涉及農業經濟的管理人員的電子商務意識與能力。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地位舉足輕重,在農業經濟發展中,各級政府與相關部門管理人員的素質與能力也是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因此,要發展農業電子商務,必須加強對涉及農業經濟的管理人員進行電子商務的培訓,普及農業電子商務知識,提高他們應用和管理農業電子商務能力。
(二)提高農村地區的互聯網、物流、金融等農業電子商務支撐要素的水平
1.進一步加強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力度。農業電子商務發展涉及農村地區的網絡通信、物流、金融服務等支持要素很大程度上屬于公共產品,是“互聯網+”時代的新型基礎設施,需要政府部門牽頭解決,這要求河南省在農村地區進行新的基礎設施投資建設,提高農村地區的網絡通信、物流配送和金融服務等方面的水平。
2.整合各類資源,搭建電子商務服務平臺。相對于城鎮地區,農村地區人口、資源分布不夠集中,直接影響到電商運營、物流配送等方面成本,成為阻礙農業電子商務發展的關鍵因素。對此,搭建類似商貿中心性質的電子商務服務中心、電子商務產業園等電子商務服務平臺,將農業電子商務發展所需的物流、金融、網絡通信、廣告營銷等資源整合,實現資源集約化、規模化應用,解決農業電子商務支持要素水平低下問題。
(三)完善相關制度、政策,為農業電子商務發展提供“軟環境”支持
1.完善農業電子商務發展有關的土地、財稅、金融等地方政策支持體系。目前,發展農業電子商務改造提升農業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的重大戰略,中央政府及有關部委也在構建與農業電子商務有關的政策支撐體系。對此,河南省也必須對接中央及各部委,積極完善地方政策支持體系。具體涉及農業電子商務發展的土地政策方面,對建立電子商務創業園、開辦農業電商企業、物流基地等,在創業場地等方面予以配套支持;在財政稅收方面,出臺明確的農業電子商務扶持政策,支持與農業電子商務相關的項目,簡化辦理手續,適當減免稅費;金融支持方面,完善農業電子商務金融支持體系,對農業電子商務企業或創業帶頭人提供貸款支持及金融授信服務等,多手段并舉培育本地電商,發展農業電子商務。
2.構建專門的農業電子商務協調管理機構,引導規范農業電子商務發展。這包括兩方面,其一是在各級政府由農業、工商、財政等部門聯合成立專門的農業電子商務發展的機構,負責指導、協調、統計、分析農業電子商務發展的狀況與問題,促進農業電子商務發展。其二,支持成立農業電子商務協會等行業自律組織,出臺農業電子商務行業標準,解決農業電子商務成員單位之間的問題,實現行業自律,規范農業電子商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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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低碳經濟;困境;策略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3-0195-02
發展低碳經濟既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舉措,更是著眼于全球新一輪發展機遇、實現中國現代化發展目標的重大戰略任務。正確認識中國發展低碳經濟中面臨的現實困難,潛心研究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應對措施,是事關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重大時代課題。
一、中國發展低碳經濟面臨的困境
中國正處于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高速邁進的過程中,面臨著發展經濟、消除貧困、保護環境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等多重壓力,為發展低碳經濟而需要的大量額外成本,很可能會延緩中國正在快速推進的現代化進程。與此同時,中國還存在著低碳理論欠缺、能源利用效率低、經濟發展粗放、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等問題,發展低碳經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1.高速推進的工業化進程導致高碳氣體排放大量增加。由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可以推斷,伴隨著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推進必然是高碳氣體排放量的不斷增加。中國所走的又是一條趕超型或壓縮型的工業化道路,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內要完成發達國家上百年的任務。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經濟體,中國能源的消費與高碳氣體的排放在時間上更為集中,在規模上也表現得更加突出。目前,中國僅處于工業化進程的中期階段,工業占GDP的比重大幅度增長,重化工產業化特征非常明顯。21世紀上半葉仍然是以發展為主,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工業化、城市化、人民生活小康化等社會經濟繼續快速發展的,對能源消費和高碳氣體排放量提出巨大的需求。在這一時間內,企業受利益驅動而主動進行低碳技術與產品創新的意識相對較低,將進一步加劇能源需求及其高碳特征。伴隨著工業化的高速推進和經濟的繼續增長,中國的能源需求和消費必將繼續增加,高碳氣體排放總量將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保持持續增長的趨勢。
2.傳統經濟模式轉型緩慢對發展低碳經濟的影響嚴重。由于種種主客觀因素的制約,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采用的是一種高投入低產出、高消耗低效益的傳統模式,經濟發展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主要依靠大量消耗能源資源來推動。據統計,中國的綜合能源效率約33%,比發達國家低近10%。其中,中國單位建筑面積采暖能耗相當于氣候條件相近發達國家的2~3倍;百萬美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倍,是日本的9倍;電力、鋼鐵、有色冶金、石化、建材、化工、輕工、紡織八個行業主要產品單位能耗平均比國際先進水平高40%,鋼、水泥、紙和紙板的單位產品綜合能耗比國際先進水平分別高21%、45%和120%。近年來,中國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采取了許多措施,但由于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慣性巨大,再加上產業結構不甚合理,節能減排的政策法律體系、績效考核體系以及執法監管體系不完善,從中央到地方的政策執行鏈條過長、執行效果不易控制等因素,執行效果并不理想。
3.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對發展低碳經濟產生嚴重制約。受經濟發展水平和能源開發利用技術的影響,特別是受“富煤、少氣、缺油”資源條件的制約,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局面長期存在。即便是強調科學發展、注重經濟轉型的今天,中國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費中,煤炭石化能源占整體能源結構的92.7%,其中高碳排放的煤炭占了68.7%,這與世界能源消費結構中以石油、天然氣為主的格局大不相同。在電力能源中,水電僅占其中的20%左右,火電竟高達77%以上。目前全國85%的二氧化碳、90%的二氧化硫和73%的煙塵都是由燃煤排放的。這種以煤為核心的能源結構,其高碳結構特性不僅十分突出,而且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很難發生根本性改變。隨著工業重化工化的進一步發展,煤炭在能源消費總量中的相對量雖然可能有所下降,但其絕對量將不斷加大。
4.科技水平總體落后對發展低碳經濟的阻礙十分明顯。中國能源生產和利用、工業生產等領域技術水平落后,低碳技術的開發能力與技術儲備不足,產業體系薄弱,關鍵設備制造能力差,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2010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邁向低碳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未來》,中國實現未來低碳經濟的目標,至少需要60多種骨干技術支持,而其中的42種是中國目前未能掌握的核心技術。盡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但實際上許多情況下,中國只能通過國際技術市場購買引進。據估計,中國由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變,每年至少需要直接向其他國家支付資金數百億美元,這對中國顯然是一個沉重負擔。
二、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主要策略
在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成為世界潮流、世界各國紛紛搶奪低碳經濟的制高點的情況下,中國也必須趁勢而為、迎難而上,采取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措施,打破制約中國發展低碳經濟所面臨的困境,推動中國低碳經濟快速發展。
1.更新經濟發展理念,構建低碳經濟戰略規劃。改變GDP優先的經濟增長觀念,牢固確立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思想,樹立并強化低碳經濟理念,使發展低碳經濟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導向、政策和意愿。結合中國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節能減排的工作需求,制定國家低碳經濟發展戰略的近、中、長期規劃,加快實施低碳經濟發展的國家戰略部署,將推進低碳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和制度安排,逐步納入國家發展規劃和政策法律體系中,通過法律、法規規范地方政府、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權利和義務,推動社會經濟及早朝著低碳方向轉型。
2.調整產業及能源結構,發展低碳產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努力開發和生產高附加值、低能耗產品,逐步建立以低碳農業、低碳工業、低碳服務業為核心的新型經濟體系。做好新能源產業發展規劃,增加對新能源產業的投資,促進新能源產業的快速發展。加強低碳能源工程建設,積極開發利用風能、太陽能、地熱能、海洋能及不產生二氧化碳的生物質能,大力推進大型核電、大型水電、大型風電基地和清潔煤電基地等項目,著力提高天然氣、核電等優質能源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盡快改變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實現能源消費結構由石化高碳型黑色結構向低碳化潔凈能源綠色結構轉變。
3.狠抓節能降耗,推進低碳消費。制定全國及地區節能降耗約束性指標,進一步明確節能減排的目標任務和總體要求。重點預防和治理環境污染的突出問題,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針對重點用能的工業、建筑和交通等行業,提高能效標準,改善燃油經濟性,減少對小汽車的過度依賴,大力發展公交、鐵路等交通設施,提高建筑節能,提高電廠能效。采取強有力的經濟政策手段,激勵企業從事低碳生產與經營,鼓勵企業低炭排放,限制高碳排放,走節能、降耗、清潔生產的發展道路。培育和引導城鄉居民樹立以低碳排放為榮、以高碳消耗為恥的社會新風尚,多渠道鼓勵人們轉變消費方式,促進能源與環境協調發展。特別要注意全面推進農業和農村節能減排工作,鼓勵農村居民發展戶用沼氣,減少污染物排放,推進廢棄物能源化、資源化利用。
4.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大低碳技術開發力度。高度重視低碳技術的研發工作,通過加大國家財政扶持力度、整合市場現有低碳技術、理順企業風險投融資體制、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等方式,提高關鍵技術與設備的研發生產能力。在近期,應把節能減排技術和煤炭清潔技術作為重點,加快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低碳和固碳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對清潔煤技術、煤炭高效轉化技術、核能技術、新能源汽車技術、可再生能源技術、重大節能技術予以重點支持,促進國內外技術和資金的雙向流動,鼓勵中國科研人員和機構主動參與國際低碳經濟研發,積極吸引國外的跨國公司來華發展低碳經濟、設立研發機構以及進行合作開發,大力提高中國低碳技術的研發能力和技術儲備水平。
5.提高碳匯潛力,構筑碳平衡交易平臺。通過植樹造林、草原修復、濕地保護、農田保護和海洋管理等措施,利用植物和土壤吸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增加碳匯、減少碳源的基本潛力。同時,借鑒發達國家碳排放定價和碳排放交易等市場工具,研究和構建比較合理的國內碳平衡模式,奠定建立中國碳基金制度和生態補償金制度的基礎。根據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和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社會戰略專業委員會的《中國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項目報告,可以省級為單位推行“碳源―碳匯”交易制度,建立各省市自治區碳源―碳匯的平衡賬戶,將碳源排放空間作為一種稀缺資源,碳匯吸收能力作為一種收益手段,利用中國區域間碳源和碳匯擁有量的差異,通過有效的交換形式與合理的交易價格,使生態受益區在享受生態效益的同時,拿出享用“外部效益”溢出的經濟效益,對生態保護區進行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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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奧肯定律;就業悖論;經濟增長
“奧肯定律”由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瑟·奧肯于1962年提出,指失業率與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存在反向比例變化的規律。然而近年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并沒有帶來失業率的下降,產生了“就業悖論”。對此問題,國內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
一、我國就業水平與奧肯定律偏離的驗證
孫立(2006)對1978—2002年我國GDP指數數據進行回歸,獲得計算潛在產出量和產出缺口的估計方程式,估算出潛在產出指數和產出指數缺口率;根據城鎮登記失業率,近似計算出城鎮平均失業率,用實際失業率與自然失業率計算出失業率偏差和失業率變化。通過檢驗得出結論:失業率在一定范圍內上升或下降時,產出增長率與其不存在相關性。郝春虹(2007)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引入英國著名學者希克斯提出的非物化中性技術進步因素后,充分考慮時間因素,建立分析模型,對1952~2005年間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數據進行協整回歸后,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得出結論是:中國經濟增長與名義就業之間并未形成雙向增長,經濟增長不是引起名義就業數量變化的格蘭杰原因。時晟蓉(2008)根據1981—2005年中國GDP增長與就業的數據,使用奧肯定律模型的數理方程,得出如下結論:一是從就業增長的彈性看,我國奧肯定律的偏離現象明顯。二是從失業率變化量和GDP增長率的相關關系看,我國奧肯定律偏離現象明顯。
二、我國“就業悖論”產生的原因
(一)我國勞動力制度及供給的特殊性
首先,在制度原因方面。唐玨嵐(2007)認為,我國的就業制度、企業用工制度使企業在提高有效就業率時,釋放或消化大量無效就業人員,因而出現產出增長、失業上升的“奧肯悖論”。此外,服務行業存在的壟斷現象,投資與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及相關配套措施不到位,使得中小企業發展受阻,吸收就業渠道不暢通,這導致我國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沈夢瀅和方微(2008)認為,為有效減少國有企業中的冗員問題,各地區紛紛開展“減員增效”的企業勞動制度改革政策。這一政策的推行引發了一輪企業裁員的浪潮,使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失業率明顯上升。而“減員增效”企業勞動制度的改革帶來失業率上升,卻沒有直接導致生產率的下降,這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增長與失業的同向關系。其次,在勞動人口原因方面。唐玨嵐(2007)認為,上世紀50、60年代,中國實施了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使中國人口在短期內急劇增加。盡管20世紀70年代開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緩解了人口增長壓力,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較大,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員逐漸加入勞動大軍,加大了就業壓力。殷絳和郭廣迪(2007)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非市場化的傳統農業勞動力向市場化的非農業轉移的規模不斷擴大,從而使我國市場化的勞動人口增長率從最初的不斷接近實際GDP增長率,發展到后來的等于和超過實際GDP增長率,在實際GDP增長率高于潛在GDP增長率的前提下,最終導致所謂的奧肯定律“失靈”。
(二)我國經濟增長的特殊性
程實和陸志明(2005)認為,我國經濟增長基本上可歸結為投資推動型,而非消費推動型,這種經濟增長模式難以持久,造成了短期失業的增加。李昭校(2004)認為,隨著技術進步和資本含量的提高,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會相應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使就業率下降。特別是隨著新經濟在我國的崛起和不斷發展及大量高新技術與高新設備的采用,出現了以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核能、海洋工程等為重點的高科技產業的迅速發展。而這些產業在帶動GDP快速增長的同時,對勞動力需求則越來越少,進而出現了高新技術產業推動經濟高增長作用加強但并未帶來高就業的現象。楊富榮(2004)認為,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直接作用是:在相同費用投入情況下,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或在同一產品的生產上花費更少的費用和勞動。因此,在技術不斷進步的前提下,完成相同的國民生產總值所需要的勞動投入會更少。吳淑嫻(2007)認為,我國產業結構發展不合理是導致“就業悖論”的主要原因。2006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9.5%,而其他國家在我國目前這樣的發展水平上可達50%以上。世界上絕大多數經濟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第三產業的就業均高于其產值。沈夢瀅和方微(2008)認為,一方面,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緩慢增長及恩格爾系數的居高不下削減了居民的消費能力,制約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由于第三產業發展的不成熟與不平衡,也限制了其本身對勞動力的吸引力。項俊波(2008)認為,我國高增長、低就業問題是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必然結果。經濟結構失衡對就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經濟結構失衡影響就業總量,導致經濟增長不協調、不穩定和不可持續,進而導致就業總量不穩定。二是經濟結構失衡導致就業結構失衡。 轉貼于
(三)我國政府行為的特殊性
首先,在政府目標及偏好方面。楊禮瓊和胡宏偉(2008)認為,政府作為市場機制的干預力量,具有保護市場和反市場運作的雙重特征。而作為理性的主體,政府的行為深受其目標、偏好和政策的影響,收益最大和成本最小也是政府的根本目標,這導致政府篤信“快速增長萬能”信條、偏愛大企業和資本及技術密集型企業、認為“經濟增長條件下就業必然增長”。劉曉英(2008)認為,改革開放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具有典型的轉軌經濟體制特征,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地方政府過度介入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事務。這一種地方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模式及這種模式下形成的資源配置方式,直接影響各地經濟增長和勞動力就業,成為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不一致的重要外生制度因素。其次,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張希君(2007)認為,我國自1998年以來實施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雖然顯著拉動了經濟增長,但由于其引導的投資方向主要是資本密集度高、就業吸納能力低的行業,從而導致反周期措施拉動就業的效果比較微弱。最后,在法律制度方面。程連升(2007)認為,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事實上產生了對勞動力的旺盛需求,但由于我國勞動保障法制建設嚴重滯后,滿足經濟發展中勞動力需求的方式卻發生了部分變異,即自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需求并不是完全通過正常的增加勞動力雇傭人數的方式來滿足的,而是部分通過延長勞動時間的方式來解決的。成為導致中國經濟“高增長、低就業”這一特殊現象的主要力量。
(四)奧肯定律產生的背景和前提的不同
首先,在失業率統計方面。姜巍(2005)認為,奧肯定律產生于美國,并在許多發達西方國家得到驗證,這就決定了奧肯定律中的失業率是指“市場失業率”,而我國公開的失業率只有城鎮登記失業率,這一統計指標并不能反映我國真實的市場失業率。其次,在奧肯定律使用條件方面。孫敬水和陳娜(2007)認為,明確奧肯定律產生的背景及其假設前提不難發現,中國的現實情況與奧肯定律適用的前提是明顯偏離的。與發達單一的市場經濟體制不同的是,中國經濟正處于雙重轉軌時期,即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轉軌和經濟發展模式的全面升級,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調整和變化,失業問題才顯得尤為復雜與特殊。
而對于1973年日本現實生活中的社會和經濟而言,這部電影看起來更像是一個讖言。
日本在戰后約30年的時間里,不僅沒有因為戰爭而倒下,反而實現了所謂“日本戰后經濟奇跡”,從1945年到1973年的平均經濟增速都在9%以上。但這種經濟增長在1973年戛然而止,隨后的日本經濟增長率驟降至4.0%,一直到1986年因“泡沫經濟”略升至4.9%。但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經濟自90年代之后開始了持續至今的“平成蕭條期”,日本再沒能回到1973年前的經濟增長速度。
對于日本人而言,這無疑是另一種形式的“日本沉沒”。
今天從歷史的維度可以清楚地看到,1973年的日本經濟如同一個分水嶺,橫亙在其經濟發展史中。而當時的日本依舊沉浸在經濟高速發展的自信中,沒有誰是先知,能準確預測到未來發展的方向。
伏筆
然而從1973年日本的經濟數據來看,伏筆其實早就已經埋下了。
1972年日本實際經濟增長率為11.5%,遠遠超過美國的6.4%和英國的3.4%。然而到了1973年,日本的名義增長率高達23%,實際增長率卻降至僅5.4%。1973年,日本究竟發生了什么?
從日本經濟白皮書可以看到,此時日本的通貨膨脹持續高漲。1973年日本CPI高達16.1%,較之于1972年的5.2%上漲了三倍不止。1972年世界性的農業歉收,導致了食品價格的增長。1973年米面的政府買入價分別上漲了15%和14%,以雞蛋和牛奶為中心的畜牧業產品價格,1972年增長9.1%,1973年增長了23%。蔬菜價格比1972年增長了42.2%。同時工業制成品價格水平迅猛增長,1972年增長率4.1%,1973年高達18.5%。
從1973年前后的政府政策里,我們也能看出些許端倪。1972年6月,在即將就任首相前,曾經的建筑商田中角榮公布了其施政綱領《日本列島改造論》。這本政治書發行量高達91萬冊,成為當時日本名副其實的暢銷書,許多人將日本經濟繼續高速增長的夢寄托在這本書上。在此之前的1961至1968年,日本第一次實施“全國綜合開發計劃”建設新產業城市,避免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均衡發展國土。1969年至1976年,日本為實現高福利社會,制定了“新全國綜合開發計劃”,進入到第二次全國綜合開發計劃時期。田中的列島改造計劃便處于第二次全國綜合開發計劃時期。
田中內閣成立后,以“列島改造”思想為指導方針,對“新全國綜合開發計劃”重新加以調整和修訂,建立起更大規模的新的“新全綜”,列島改造計劃以1985年為即期年限和目標,實現GDP年平均增長率10%以上,比1970年度GDP和工業生產總值提高3倍。和池田首相在1960年提出的“收入倍增計劃”一樣,發展成為硬道理——日本政府和國民依舊相信,即使面臨著一系列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日本經濟的發展依舊會一往無前。
然而此一時彼一時也,池田的“收入倍增計劃”是以經濟高速增長前提的,而1973年的田中角榮卻正站在經濟增速的轉折點上,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正在凸顯。
1955年至1973年,日本通過確立貿易立國、趕超歐美戰略目標,實現了以需求彈性大、產品附加值高的重工業為主導產業,并以此帶動其他產業發展。1970年日本制造業中有62.3%為重化工業,出口產品中約77%為重化工產品。正如日前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所稱:“1955年至1973年,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有兩個,一個是人口的增加,另外是對新的基礎設施的投資。”由人口紅利帶來的經濟增長已在70年代基本消失,此時的日本經濟陷入到所謂的“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之中,已經存在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現象。
同時,在經濟高速增長期,日本政府致力于發展經濟,忽略了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環境污染,導致日本的產業污染在70年代初達到頂峰。1953至1956年日本熊本縣水俁市,因石油化工廠排放含汞廢水,人們食用了被汞污染和富集了甲基汞的魚、蝦、貝類等水生生物,造成大量居民中樞神經中毒,死亡率達38%,汞中毒者達283人,其中60多人死亡。1931至1972年,日本富山縣神通川流域,因鋅、鉛冶煉廠等排放的含鎘廢水污染了河水和稻米,居民食用后而中毒,發生骨痛病,1972年患病者達258人,死亡128人。1973年,經過確診,日本全國約有18萬人患有哮喘、“水俁病”、骨痛病等。
在這樣的經濟社會背景下,“列島改造論”導致了兩個后果,一方面在短期內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優化了產業結構,極大刺激了內需,促進國民收入持續增長。
另一方面,盲目追求增速所帶來的問題會日益突出,過度投資導致生產設備普遍過剩,產品積壓,對房地產價格自然產生了上升壓力,引發了房地產熱。從各種建設投資的增長率來看,1971年增長率為14%,到了1972年高達28.1%,1973年高達29.2%。1972年下半年經濟形勢還十分樂觀,民間設備投資、各種建設活動活躍。1973年,因設備投資與住宅投資的需要擴張,各種建設活動依舊擴大。在70年代前期,房地產價格在1973年達到了頂點。
而此時的國際環境,給已經是漏屋的日本下了一場連夜雨。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為打擊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阿拉伯成員國當年12月宣布收回石油標價權,并將其積沉原油價格從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從而觸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持續三年的石油危機對發達國家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沖擊,日本也不例外。日本的工業生產下降了20%以上,GDP下降7%,經濟增長明顯放慢。
調整
石油危機使日本失去了大量廉價石油的供應,致使“列島改造計劃”難以實施,日本被迫調整產業結構。政府提出產業結構知識集約型設想,把以電子計算機、宇航等尖端技術領域為中心的知識密集型產業作為主導性產業發展。這些產業具有耗能少、附加價值高等特點,是擺脫能源制約、切實提高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有效途徑。數年之內日本的重化學工業比重明顯下降,產業結構實現了日本產業從“重大厚長”到“短小輕薄”的轉型,向“資源節約型”、“加工技術選擇型”的方向發展。日本的寬松金融和減稅,成為促進企業投資和技術創新的關鍵條件,而緊縮的財政則形成了抑制通脹的效果。
同時在70年代,日本的環境污染治理在環境立法、民間維權和技術研發這三駕馬車的推動下,取得了很大進展。1967年之前的日本,由于污染企業的特殊社會地位以及沒有成功的先例,幾乎沒有律師愿意染指“必敗無疑的公害訴訟”。以1967年6月的新潟水俁病訴訟為開端,日本相繼展開了旨在救濟受害人與根絕公害的一系列訴訟,這些訴訟喚起了廣泛的社會輿論,牽動了地方政治和中央政治的改革。
正如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宮川公男所言,“當時的日本社會對將GDP視為衡量經濟社會發展核心指標的做法提出了普遍質疑。”耐人尋味的是,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之后,民眾的社會生活環境反而變好。
然而石油危機之后的部分政策同樣也在為日本經濟的發展埋下隱患。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劉軍紅稱,面臨石油危機,和西方的財政擴張、金融緊縮相反,日本采取的是財政緊縮、金融放寬的政策。石油危機之后,日本設備投資需求驟減,產能嚴重過剩,同時,建設材料的價格異常高漲,建設活動急劇縮小,拉動日本經濟增長的基礎設施建設停滯,日本迫切需要打開國外的市場,于是釆取了擴大出口的經濟政策,對美貿易順差顯著增大,形成了內需低沉不振而出口增長的局面。
20世紀70年代,不僅在產品質量上,而且在經濟總量上,日本工業都對美國工業造成了巨大的挑戰。尤其是日本汽車質量過硬,并且大多是小型車,與笨重的美國車相比,更節省燃料,因而深受美國消費者歡迎。
挑戰
為了維護作為經濟支柱的汽車產業,阻止日本汽車的大量流入,美國對日本的汽車產業以及鋼鐵產業多次提出反傾銷,實行貿易保護,另一方面以特殊保障條例等措施,要求日本開放國內市場、禁止壟斷,并批評日本的低匯率、低內需、高出口的宏觀經濟政策、官企結合、內部交易等經濟制度。
早在1971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稱:“與二戰時相比,美國遇到了甚至連做夢也想不到的挑戰”,開始將日本視為極大的競爭對手。在美國市場攻城掠地的日本企業,開始遭遇美國的頑強阻擊。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該政策對外采取了兩項措施:放棄金本位,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和征收10%的進口附加稅,從而導致二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國政府的這一決定對日本的影響最為嚴重,故被日本金融界稱之為“尼克松沖擊”。
從1949年至1971年的22年間,日本一直采取美國道奇計劃中規定的1:360的固定匯率制。1971年年底在美國舉行了西方10國財長會談,美國財長要求日元升值25%。迫于壓力日本不得不宣布實行浮動匯率,日元從1美元兌換360日元升至308日元,升值幅度為16.88%。1973年2月13日,日本從固定匯率制向浮動匯率制轉變,開始推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從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至250日元,日元開始卷入升值漩渦。
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簡稱G5)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的廣場協議,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廣場協議的表面經濟背景是解決美國因美元定值過高而導致的巨額貿易逆差問題,但從日本投資者擁有龐大數量的美元資產來看,“廣場協議”是為了打擊美國的最大債權國——日本。
“廣場協議”簽訂后的10年間,日元幣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無異于給國際資本投資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個絕佳的機會,大量的熱錢涌進日本市場。“廣場協議”后近5年時間里,股價每年以30%、地價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長,而同期日本名義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雖然當時日本人均GDP超過美國,但國內高昂的房價使得擁有自己的住房變成普通日本國民遙不可及的事情。
1984年,時任日本自民黨總務會長的宮澤喜一發表了“資產倍增論”,他表示,要將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與國民分享,在考慮與自然和諧的同時,提高資產的質量——更好地建設上下水、公園、道路等基礎設施,提高日本國民的居住水平。和池田首相在1960年提出“收入倍增計劃”一樣,宮澤喜一的主語依舊是倍增,在這危機四伏的平穩增長期內,日本人依舊幻想著回到五六十年代的高速增長時期。
此時距離高速增長期的最后一年——1973年已經11載,距離泡沫經濟時期的開始只有兩年——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
1990年,日本房地產價格達到了聳人聽聞的高位,在此期間資產價格普遍虛漲,股價市盈率在高峰期間遠超過50倍,而房屋市場總值居然相當于GDP的三倍。泡沫破滅后,日本房地產價格跌幅近半才開始穩住。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十年的低迷期,即所謂的“失落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