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張性財政政策措施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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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擴張性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關鍵字】宏觀經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對一個國家來講，它的宏觀經濟目標包括促進經濟增長，維持物價穩定，降低失業率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政府在宏觀經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無論是出于協調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還是出于穩定物價、擴大就業的需要以及參與國際競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需要，政府干預經濟或參與經濟在世界大多數國家早已成為現實。

一、政府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

市場經濟自發性、盲目性與滯后性的天然缺陷使市場失靈在所難免。高效的政府調控是市場正常運作的必要保障。因而，現代市場經濟應該是市場調節與政府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

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其宏觀政策的選擇與應用上。宏觀經濟政策是指國家或政府為了增進整個社會的經濟福利、改進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況、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而有意識、有計劃地運用一定的政策工具來制定解決經濟問題的指導原則和措施。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對外經濟政策等。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一）財政政策

1.財政政策的含義

財政政策是政府為了達到一定的宏觀調控目標，對稅收、政府購買、政府轉移支付進行調整以影響總需求，進而影響國民收入和產出的政策措施。財政政策包括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簡單地說，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增支減收，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是增收減支。

2.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

以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為例，它發揮作用的傳導過程是：當政府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可以通過減稅，增加政府支出（如增加政府購買或增加轉移支付），以及增加投資津貼來實現。假設增加政府購買，政府購買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增加了總支出（Y = C+I+G+X-M， G，Y）；而當產品市場均衡時，總收入應該等于總支出，由此，總收入也增加。因此，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以引起國民收入增加。而政策實施同時也會產生反作用：當國民收入增加時，人們對貨幣的交易預防需求隨之增加，在貨幣市場均衡的條件下，投機需求就必須減少，而投機需求與利率是負相關的關系，因此利率上升；利率作為投資的成本，導致私人投資下降；而私人投資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帶動總支出的減少，從而引起國民收入的下降（G， L=k*Y-h*i， Y， L，i，I，Y）。政府購買增加導致私人投資減少的作用，在經濟學中被稱為“擠出效應”。同理，政府運用另外兩個工具，即稅收和轉移支付，其變化會引起個人可支配收入的變化，從而影響消費，而消費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又影響了整個支出與收入。當然它們在實施的過程中同樣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而反作用程度的大小直接影響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

3.財政政策的決定因素與實施效果

財政政策的決定因素與IS和LM線密切相關。在IS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LM線越平緩，財政政策越明顯；反之，LM線越陡峭，財政政策越不明顯。在LM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IS線越平緩，財政政策越不明顯；反之，IS線越陡峭，財政政策越明顯。而在特殊情況下，在古典主義極端情形下（長期，LM線為豎直的直線時），財政政策完全無效；在凱恩斯主義極端情形下（短期，LM線為水平的直線時），財政政策完全有效。

擠出效應也是影響財政政策的因素之一。當擠出效應效果大時，貨幣政策不明顯；擠出效應小，則效果明顯。擠出效應體現在圖形上就是IS與LM線的斜率，IS線平緩，LM線陡峭，代表著較為顯著的擠出效應。因而擠出效應對財政政策效果的影響在本質上仍可歸結為IS和LM線的問題。

（二）貨幣政策

1.貨幣政策的含義。貨幣政策是政府為達到一定的宏觀調控目標，通過中央銀行對貨幣供給量進行調整來改變利率，進而影響國民收入與產出的政策措施。貨幣政策也分為兩種：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簡單地說，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增加貨幣供給量（放松銀根），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是減少貨幣供給量（緊縮銀根）。具體實施時，央行可以通過調整（再）貼現率，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來實現。

2.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以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為例，貨幣政策對國民收入的傳導作用是：當央行擴大貨幣供給量，利率就會隨之下降，以利率為成本的投資便會增長，從而拉動總支出，使總收入增加（Ms，i，I，Y）。與財政政策相似，貨幣政策的實施同樣具有反作用：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導致人們手中的錢增多，從而交易預防需求增加，交易預防需求與收入是正相關的，因此貨幣需求也增加，貨幣需求的增加，又使得利率上升，利率的上升導致私人投資下降，私人投資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帶動總之出的減少，從而引起國民收入的下降（L= k*Y-h*i，L，i，I，Y）。

3.貨幣政策的決定因素與實施效果

貨幣政策的決定因素同樣取決于IS與LM線。在IS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LM線越平緩，貨幣政策越不明顯；反之，LM線越陡峭，貨幣政策越明顯。在LM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IS線越平緩，貨幣政策越明顯；反之，IS線越陡峭，貨幣政策越不明顯。而在特殊情況下，在古典主義極端情形下（長期，IS線為水平的直線時），貨幣政策完全有效；在凱恩斯主義極端情形下（短期，IS線為豎直的直線時），貨幣政策完全無效。

綜上，從直觀角度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施的效果與IS線及LM線的斜率密切相關。一般情況下，若一國IS曲線比較陡峭，而LM曲線比較平坦，則財政政策效果好；若IS曲線平坦，而LM曲線陡峭，則貨幣政策效果好。

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產生的一些實踐性的問題

總的來說，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實施在宏觀經濟的調控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然而在執行過程中還是存在一些實踐性問題：

1.執行政策的時機問題。從理論上講，執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逆經濟風向行事”，即在經濟低迷時一般執行擴張性的政策，在經濟過熱時實施緊縮性的政策。而實際執行過程中，即前面所述的傳導過程，在實際經濟中真正發揮作用是需要時間的。也就是說，從政府意識到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到制定政策再到實施政策及政策發揮效果，其間存在時滯。每個國家都有經濟低谷與高峰交替的經濟周期現象，如果在經濟低谷時執行了擴張性的政策，而政策時滯時間長，經濟已經向高峰邁進的時候才充分發揮作用，那么擴張性的政策將推動經濟的過熱，這違背了政策實施的初衷。因此，準確地預測好時滯，把握好政策實行的時機，非常重要。

2.執行政策的綜合運用問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綜合運用往往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然而在實際操作中，不可避免的會出現過度使用其中一種而忽略另一種的作用。如片面強調財政政策，通過過多的政府支出來調節經濟，忽視相應的貨幣政策的運用，往往會造成人為的經濟失衡。

3.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施的微觀基礎不夠健全。經濟結構不合理，導致政策的傳導機制的作用發揮緩慢，政策的不確定性比較大。

4.金融市場不夠健全，利率機制的調節作用有限。由于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監管水平低，政策的實施效果有時會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影響政策的實施效果，如貨幣政策效果會因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而變化，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難以避免等。

四、提高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效果的建議

1.政府盡可能的提高決策的效率，減少各環節占用的時間，盡量減少時滯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提高經濟調控的效果。

2.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機結合起來。這樣更有助于發揮政府對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性，僅依靠其中之一是不全面的。比如，在一般蕭條的時候，政府會使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如增加政府購買或減稅來增加國民可支配收入，拉動經濟，同時會采取較為溫和的貨幣政策甚至是緊縮的貨幣政策來防止政府拉動經濟可能帶來的通脹。

3.改善微觀基礎。健康的微觀經濟主體能夠減少政策實施的不確定性，使政策效果更為充分地發揮。因此，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果，就必須重視和充分發揮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同時要優化經濟結構，無論對于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而言，其效應的形成機理都是在一定經濟結構內，通過最初政策變量的改變與其他變量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如果經濟結構不合理，即使是適當的財政、貨幣政策也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果。因此，要促進傳統部門的產品升級換代，促進新興產業部門的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4. 完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以及政策傳導和發生作用的重要條件，培育健全的金融市場，是實施有效地財政、貨幣政策的前提和內容之一。在前面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施的傳導機制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貨幣市場上諸多因素如利率等對于政策實施效果有著顯著影響。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現市場化的利率機制，讓利率真正成為資金的“價格”，充分發揮調節作用，對于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要注重開發金融產品，鼓勵和引導各種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創新和有利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創新，提高金融市場監管水平，使金融市場向著完善、穩定的方向發展，保障政策實施的健康環境。

5. 提高、刺激消費的有效性。財政政策的實施中，消費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拉動國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覷，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就要使刺激消費的作用更加充分。而人們最終是否會增加消費，取決于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因此，要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來增加他們的消費能力，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這些是加強消費刺激作用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要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當前，城鎮居民消費傾向偏低，儲蓄傾向偏高，與我國教育、醫療、養老、失業扶助、貧困救濟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關系。人們緊縮即期消費，為未來儲蓄，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后造成的結果。必須加快建設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框架，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衛生醫療、就業扶助、貧困救濟和養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對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擴大城鄉居民的受益范圍，消除消費者的后顧之憂，這樣才會有更多的資金流入消費領域。

總之，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之中，人類選擇了市場，但市場機制的發展必然以高效的政府管理為依托。政府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必須要引起各國的高度重視與思考。

參考文獻：

[1]曼昆，《經濟學原理》第三版，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年版。

第2篇：擴張性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關鍵詞: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中國政府的應對措施;有效性

中圖分類號:F2文獻標識碼:A

一、凱恩斯主義學派的主要經濟思想及政策主張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或凱恩斯主義是根據凱恩斯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1936)的思想基礎上的經濟理論,主張國家采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

(一)凱恩斯本人的經濟思想及政策主張

1、凱恩斯的經濟思想。凱恩斯經濟學的核心是就業理論,而就業理論的邏輯起點是有效需求原理。他認為,資本主義未能實現充分就業的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是三大心理因素,即消費傾向、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以及對貨幣的靈活性偏好作用的結果。

凱恩斯認為,在短期,收入和就業水平是由總需求決定的。總需求可分為兩大類: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資本主義之所以出現失業現象,歸根到底是因為人們消費不足或投資不足所致。由于三大基本心理規律而作用,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業,達不到充分就業,從而出現“富裕中的窮困”的矛盾現象。因此,解決這些問題的最根本辦法就是擴大社會需求,具體講就是增加消費和投資。只有政府干預經濟,刺激有效需求才能實現充分就業。

2、凱恩斯的政策主張。凱恩斯經濟政策觀點的核心是反對自由放任,主張國家干預。他曾多次批評自由放任主張,認為在自由放任條件下,投資引誘不足,資本邊際效率下降很快,而利率由于制度和心理的因素不能以同樣速度下降,就業和生活標準不能達到生產技術所能提供的合理水平。

凱恩斯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要求政府擴大職能。凱恩斯所指的擴大政府職能,主要是指擴大政府調節消費傾向和投資誘導的職能,以刺激消費和投資,達到擴大有效需求的目的。在刺激消費方面,凱恩斯指出,國家必須對消費傾向施加導向性的影響,刺激平均消費傾向。主張國家部分的通過稅制,部分的通過限定利率,部分的通過其他手段對消費傾向施加影響。凱恩斯認為,政府的財政政策會影響消費和儲蓄,如果政府有意識地把財政政策作為更為平等的收入分配工具,財政政策對消費傾向的影響更大。至于貨幣政策,凱恩斯認為,長期利率的重大變動會影響消費傾向;短期利率的變動對消費沒有很大的直接影響。在刺激投資方面,凱恩斯一方面主張國家采取措施提高資本邊際效率,以刺激投資人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主張投資社會化,由國家直接組織投資。他的結論是,不能把當前提供投資的職責留在私人手中,國家能從長期觀察,并根據一般社會利益,計算資本品的邊際效率,應該更多的承擔直接組織投資的責任,設法提高并補充投資引導。他主張實行中央控制,推行投資社會化,認為這是獲得充分就業的唯一方法。

(二)凱恩斯追隨者的補充和發展

1、新古典綜合派。新古典綜合派試圖在凱恩斯的總量經濟范疇上,用新古典的個量分析理論和方法去構造一個所謂統一的新經濟學圣殿。其對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經濟學所做的綜合,在20世紀五十年代后的25年中,使經濟學有過一段相對平和一致的時期。新古典綜合派也成為西方經濟學界的主流經濟學。代表人物有薩繆爾遜、托賓和索羅等。

2、新劍橋學派。20世紀七十年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出現了嚴重的滯漲,新古典綜合派既無力詮釋這一現象,更提不出有效的治理對策,從而備受責難。新劍橋學派就是以羅賓遜為首的英國劍橋大學的一批經濟學者在批判新古典綜合派的過程中形成的。

3、新凱恩斯學派。在20世紀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凱恩斯主義由于不能解釋滯漲現象而受到自由經濟學派的攻擊,日漸衰微。為回應這些評判,挽救凱恩斯主義,八十年代,出現了一群被稱為新凱恩斯主義的年輕經濟學家。

二、凱恩斯主義學派的經濟思想在我國的運用和發展

戰后各資本主義國家大力推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在長達二三十年的時間歲月里,在緩和經濟危機、促進就業方面,確實收到了相當好的效果。雖然到了七八十年代滯漲使凱恩斯主義失去了官方經濟學的寶座,但凱恩斯主義并沒有銷聲匿跡,而是在新形勢下繼續發展。

(一)我國可以借鑒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原因

1、市場經濟內在的缺陷和弊端。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致力于促進經濟發展,并逐漸確立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方針。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市場經濟可以起到政府干預所不能夠替代的功能,如優化資源配置,價格發現等。但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在一些公共領域,單純的市場調節是不行的,會出現“市場失靈”,并且市場經濟調節本身具有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的弱點。所以,應該把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結合起來。

2、凱恩斯經濟學派的一些具體觀點和政策主張對我國還是有用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在資本主義框架內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與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具體國情是有很大區別的,我們決不能不假思索地生搬硬套。應該看到,其中的一些論點和方法對我們還是有用的,可供參考、借鑒和利用。例如,關于政府干預經濟以及政府干預經濟手段的思想。如我們上面所論述的,發展市場經濟是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調節的。關于宏觀分析方法以及“總需求=總供給”的宏觀調控模式,對我國進行宏觀調控管理、協調宏觀運行機制無疑是可供利用的。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財政理論和財政政策以及貨幣理論和貨幣政策也有可供我國借鑒之處。例如,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所主張的運用財政收支、稅收增減來調節社會總有效需求,西方國家在運用這些政策上所積累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等等,都對我們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凱恩斯主義貨幣政策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踐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完善有啟發性和前瞻性意義。同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配合使用,靈活調控經濟,則成為近年來我們政府解決經濟中出現問題的主要手段。這些調控手段的合理運用,在我國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對于促進經濟增長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圖1列出了我國近年來對付有效需求不足所采取的擴大總需求的主要措施。(圖1)

(二)我國運用凱恩斯主義學派的政策主張干預經濟實例分析。199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外部需求萎縮,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圍著擴大內需做文章。1998～1999年間,主要運用財政政策,先是增加投資,然后擴大到消費領域,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需求不足的矛盾,遏制了經濟下滑和GDP下降的局面。2000年上半年,擴大內需呈現三大熱點:1、西部大開發熱。由此增加了許多用于西部開發的固定資產和更新改造資金;2、股市熱。特別是“5.19”的股市飆升以及“2000年2000點的”造勢聲勢,吸收走不少居民儲蓄,減持銀行存款,2000年前9個月累計城鄉居民存款余額比上年同期減少2,108億元;3、假日經濟熱。像“五一”、“十一”這樣史無前例的長假期有力地推動了旅游經濟的發展。

總體來看,經濟恢復勢頭良好,社會需求全面回升,固定資產投資開始復蘇,呈現由高到低,不斷加快增長的趨勢,企業經濟效益明顯改觀。2001年也實現了經濟全年保持8%的增長速度。可見,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合理運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政策手段來彌補有效需求不足,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是可以取得一定效果的。

三、我國政府為應對金融危機采取干預措施的凱恩斯解讀

(一)2007年以來的經濟形勢分析。第一,我國經濟連續三年超過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態勢從2007年開始發生轉變。2007年的GDP名義增長率為11.4%,而當年的通貨膨脹率為4.8%,所以2007年實際GDP增長率=11.4%-4.8%=6.6%;中國社會科學院2008年12月10日的《2008年秋季報告》預測,2008年我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將有所放緩,GDP增長率將為10.1%左右。如果2009年國際經濟政治環境不再發生顯著惡化,國內不出現大范圍的嚴重自然災害和其他重大問題,GDP增長率雖然將繼續有所回落,但仍有望保持9.5%左右的較快增長。而鑒于我國的經濟形勢,世界銀行卻不斷調低2008年我國經濟增長率預期,預測今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將從2007年的11.4%降低至9.4%。美國經濟放緩及其可能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影響、國際原材料和食品價格劇烈波動以及國內物價水平的大幅度變動都將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風險;第二,CPI從2007年開始不斷攀升,到2008年4月達到了8.5%的高位,我國面臨通貨膨脹風險。從2008年5月開始CPI不斷下滑,到11月份僅為2.4%。開始有學者認為我國有出現通貨緊縮的危險。(表1)

總的來說,我國經濟出現了以下幾個特點:(1)經濟持續升溫的態勢已經扭轉,開始步入下行通道;(2)價格漲幅持續攀高的態勢也出現了新的變化;(3)美國金融問題發展引發世界經濟走弱的可能性加大,我國出口環境進一步惡化;(4)國內企業生存面臨挑戰,很多中小企業瀕臨破產。

(二)此次金融海嘯中我國政府的主要舉措。在世界金融危機日趨嚴峻,我國經濟遭受沖擊日益顯現的背景下,我國宏觀調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調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在兩年多時間內安排4萬億元資金強力啟動內需,促進經濟穩定增長。2008年9月份以來,我國政府主要采取的各項具體措施,如表2所示。(表2)

(三)政策手段的凱恩斯解讀。從表2可以看出,我國政府為應對此次經濟波動,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概括起來基本上趨向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所推崇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過采用“松”或“緊”的財政政策來直接影響消費總量和投資總量,以達到使總需求與總供給相適應的目的。

1、財政政策。目前,我國出口受到金融風暴的嚴重影響,國內由于對未來的預期不好,消費和投資需求嚴重不足,符合運用“松”的政策,即積極的財政政策情況。

為應對此次經濟出現的問題,我國政府主要采取了減稅和擴大政府支出。如,2008年9月18日證券交易印花稅19日起單邊征收,10月17日降低住房交易稅費,10月21日提高3,486項商品出口退稅率,2009年起全國推行增值稅轉型改革,叫停百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等多項減少稅費措施等。9月18日國資委支持央企增持或回購上市公司股份,匯金宣布將自主購入工中建三行股票,10月22日出臺十項保民生舉措,11月5日國務院確定4萬億投資計劃用于擴大內需,大幅提高2009年糧食最低收購價等多項擴大財政支出的措施。

2、貨幣政策。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主張在經濟蕭條時期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即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可以刺激有效需求,使經濟高速增長,消除失業和經濟危機。

2007年以來CPI連續高漲,我國面臨結構性通貨膨脹的威脅,為了穩定物價,保護人民群眾的利益,我國政府首先采用的是謹慎的貨幣政策,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加強信貸管制,以緊縮銀根,緩解流動性過剩。但到2008年形勢有所變化,CPI連續回落,通脹威脅已經減輕,同時由于出口受到金融風暴重創,加上緊縮銀根使很多企業融資困難,出現了大批中小型企業倒閉現象,經濟面臨下行風險。為了刺激經濟,我國政府及時調整政策,轉而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開始逐步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基準利率,如2008年9月15日央行決定下調貸款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10月8日央行再降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基準利率,10月30日再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同時,11月9日央行全面放開貸款限制,加大支持中小企業,等等。由此可見,我國政府不是在盲目運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而是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靈活運用。

四、我國應對金融危機政策取向的實際效果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性分析。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的政策主張曾被廣泛用于各國政府的政策制定上,歷史和實踐都證明這些政策是有一定效果的。在此次金融海嘯中,各主要西方發達國家也都不約而同地使用了政府干預手段,來調節經濟。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在評論以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政策措施的有效性時,要結合我國的實際。我國通過施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將對拉動經濟增長,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起到直接刺激作用。上述政策措施將從以下方面顯現效果:

第一,有利于穩定預期,減輕對經濟下滑的擔憂,提振消費和投資信心。此次政府在“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方針的指導下,采取的各項舉措將有助于防止我國經濟出現硬著陸的風險。

第二,改善民生。在這次宏觀經濟政策重大調整中,改善民生被放在相當突出的位置。民生工程位列進一步擴大內需各項建設之首,通過加大對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改善居民生活,增強消費能力,以拉動消費,促進發展的意圖十分鮮明。

上述政策措施將從三個方面對城鄉居民生活帶來積極影響:一是通過直接增加城鄉居民收入,使城鄉居民有錢可花;二是通過強化保障,使城鄉居民有錢敢花;三是通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帶動眾多相關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一方面可以改善城鄉居民的生產生活條件;另一方面大規模投資也必將帶動眾多相關產業的發展,能帶動大量就業,讓更多人擁有就業崗位。

第三,減輕企業壓力。首先,寬松的貨幣政策將緩解企業的資金壓力,減輕其財務成本;其次,擴大內需十項措施中增值稅轉型將為企業減輕負擔1,200億元。

第四,對基礎建設的影響。這次的十項措施中,基礎設施建設成為進一步擴大內需的重點之一。我國將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規模將有較大幅度提高。加快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既發揮投資對經濟直接拉動的作用,又為經濟的長遠發展夯實基礎。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用的有限性及原因分析。我國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用,確實會對經濟產生積極影響,但它們并不是萬能的,由于種種原因,這些宏觀調控政策作用是有限的。

首先,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推崇的財政政策的實質就是通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從而增加消費,以及擴大政府支出來彌補私人投資不足,進而解決就業,增加社會消費需求,并拉動私人投資。而貨幣政策的實質則是通過增加貨幣發行量,降低利率,從而刺激投資和消費。這也正是此次我國政府政策措施的實質。然而,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否起到預期效果,要取決于居民是否會增加消費以及企業是否會增加投資。而消費和投資是很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其次,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采取了政府投資方式,用于改善基礎設施,而基礎設施建設對于帶動民間投資需求的力度相對較弱,長期實行政府投資,其效果是遞減的。而且財政負擔的壓力越來越大,使擴張性財政政策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再次,寬松的貨幣政策未必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央行雖然在放松銀根,不斷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基準利率,但由于我國是兩級銀行系統,貨幣政策能否起到預期效果還得看商業銀行的決策。

(三)在運用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時應注意的問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雖然是有限的,但就像新凱恩斯學派所說的,沒有緊縮政策,通貨膨脹會更嚴重;沒有擴張政策,失業會更嚴重。科學合理的政策運用對經濟還是有積極作用的。

1、調整財政投資結構。財政投資應堅持基礎設施為主導,但由于基礎設施在建設時期產業關聯度弱,對經濟的拉動力較小,財政還應投資于一些急需發展的,產業關聯度強的制造業,特別是投資于高新技術的制造業;同時,財政還應投資于能有效啟動消費需求的項目,如投資于城市的房地產業、汽車業和旅游景點、娛樂設施、體育設施等;改造農村電網,拉動農村家電消費。

2、發揮財政杠桿作用,進一步啟動民間投資。由于許多行業限制民間資本進入、稅負偏重,普遍缺乏金融支持等原因,民間投資尚未得到有效啟動。因此,要轉變觀念,給民營經濟以國民待遇,一方面要拓寬民間資本的投資領域,放松對競爭性行業的市場準入;另一方面要發展以民營企業為重點服務對象的中小銀行和地方銀行,業績良好的民營企業也應批準上市。還可拿出一部分資金以貼息、擔保、參股、合作等形式支持民間投資,發揮財政“四兩撥千斤”的杠桿作用和示范效應。

3、建立一個有效的配套政策體系。圍繞擴張性財政政策,建立一個有效的配套政策體系。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宏觀經濟運行的原因、體制原因和國際經濟環境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刺激有效需求要從多方面著手。第一,完善財政預算管理體制,將有固定收入來源和合法渠道的預算外資金納入國家預算統一管理;第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中超過80%的存款為不到20%的儲戶擁有,表明我國個人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由于“邊際效用遞減律”,增加富人的收入對擴大消費的作用有限,而窮人又沒錢消費,因此應建立按生產要素分配和按貢獻大小分配相結合的分配體制;第三,改革消費政策。取消福利型、供給型消費,清理整頓過去限制消費的不合理收費,鼓勵消費;第四,進一步實施鼓勵出口的出口退稅政策。實行出口商品零稅率,實行“消費型”增值稅,擴大出口退稅的稅種范圍;第五,擴大省級政府在擴張性財政政策實施中的作用。公共投資的實施主體,一直偏重于中央政府直接負責實施,地方政府參與度較低,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投資項目的審批和實施效率低下,項目對地方經濟的連帶推動效應和關聯投資效應較差,而且完全由中央政府承擔債務,也加重了中央政府的債務依存度。因此,應提高地方政府特別是省級政府的參與度,發揮地方政府積極性;第六,加快產業升級,注重結構調整。當前面臨的危機也是我國加快產業升級,調整經濟結構的一次契機;第七,配合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用寬松的貨幣政策,增強積極的財政政策效果,同時降低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使用,這既是已往的成功經驗,也是今后需要繼續保持的做法。

五、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得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雖然是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但其倡導的政策取向是有一定科學性和合理性的,尤其是對金融危機下我國采取應對措施的趨向具有較大的借鑒價值和指導意義。通過結合我國國情綜合運用凱恩斯主義學派所倡導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措施,能夠促進我國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但也要明確,這些政策措施并不是萬能的,更重要的是依據客觀實際的變化靈活組合,適時調整、積極應對、主動出擊。

(作者單位:1.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2.北京林業大學經濟園林學院;3.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主要參考文獻:

[1]桁林.中國的凱恩斯.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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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俊英.論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在中國的實踐.現代經濟實踐,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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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陶紀坤.試論凱恩斯財政政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魯行經院學報,2001.5.

[9]吳易風,王健.凱恩斯學派.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

[10]顏鵬飛,張彬.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評述.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

第3篇：擴張性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關鍵詞:東南亞;財政政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

中圖分類號:F830.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9)12-0045-04

一、引言

本次金融危機對包括東南亞國家在內的亞太地區造成了嚴重的沖擊,經濟增長萎頓、金融市場動蕩加劇、進出口大幅下滑、投資消費不景氣以及失業率不斷攀升,區域內各國政府因此面臨巨大的挑戰。在此形勢下,東南亞各國政府先后出臺了不同內容和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以維護社會穩定并助推經濟復蘇。擴張性財政政策作為各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各國經濟刺激計劃中均有明顯的體現。

從國際理論研究和經濟增長的實踐經驗來看,對于不同的經濟體,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財政政策傳導渠道和機制存在差異,因而導致財政政策的經濟增長效應各不相同。本文把東南亞地區看作一個整體,將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分別作為這個整體中的一個區域,運用各經濟體1990-2008年的相關數據,通過構建計量分析模型,研究各國財政政策的經濟經濟增長效應和對通貨膨脹的推動作用。把東南亞地區看作一個整體使得其財政政策效應的地區差異性對中國而言更具有啟示作用。同時,在當前東亞國家繼續積極運用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刺激經濟復蘇的背景下,研究其財政政策的效應和效率,對于我國更好地實施財政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參考借鑒意義。

二、文獻綜述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財政政策的經濟增長效應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大部分文獻集中在政府支出和收入對產出的乘數效應、財政政策“擠出”與“擠進”效應等方面,而研究財政政策地區差異性的文獻較少,特別是對于東南亞地區各國財政政策差異性研究的文獻更是如此。一方面,Grier和Tullock[1](1989),Barro(1991)[2]等應用若干發達國家的經驗數據分析發現政府支出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的經驗分析結果卻與其研究結果不同,發展中國家財政性的公共支出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非常明顯。中國社科院課題組(2004)認為,東亞經濟群的成功超越經驗表明,在經濟起飛階段,由政府動員儲蓄,實行傾斜性的產業政策和在促進資本形成的領域實行大量的財政支出將有力地推動經濟擺脫貧困陷阱的束縛。處于低發展水平的經濟存在的最大障礙是沒有最初的推動力,資本缺乏,私人資本積累缺少動力和能力。這時政府對基礎設施進行投資、制定特定的產業發展政策和對企業技術給予支持,不僅可以減小了企業的投資風險,而且能夠使當地居民能夠快速擺脫貧困。[3]

另外,Fernald(1998)分析了美國高速公路建設的基礎設施投資對運輸密集行業的影響表明,超過飽和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將大大降低。[4]靳春平(2007)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經驗數據運用VAR模型分別考察了東、西部地區的政府公共資本支出與地區經濟增長的長期均衡關系和動態響應關系,并對東、西部的財政政策效應進行了比較。結果表明,財政政策的經濟增長效應在空間上存在明顯差異,而且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地區的增長效應大大好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5]

三、模型構建及數據來源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對東南亞地區各國間財政政策效應的差異性進行檢驗。在借鑒國外相關文獻思想的基礎之上,本文使用向量自回歸(VAR)模型進行研究。傳統的經濟模型一般需要預先區分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但并不提供充分的理論說明,即外生變量為什么是外生的原因。而Sim(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歸技術則是將所有要分析的變量都看作是內生變量,并且每個變量都依賴于自己和其他所有變量的滯后值,因而為解決分析系統中變量之間的同時性問題、分離各變量對自身和其他變量沖擊的動態反映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框架。[6]本文在充分考慮相關變量的背景下,建立如下的VAR(p)模型:

(1)

其中 , ,,

其中, 、 、 分別代表i國在t時刻的人均GDP、財政支出和通貨膨脹率。

由于本文主要是考察東南亞各國的財政政策效應,考慮到樣本數據的可獲取性和代表性,選取了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等6個東南亞國家,所有樣本的時間跨度為1990-2008年。各國人均GDP和通貨膨脹率數據均來自IMF網站(省略/)的數據庫;各國財政支出數據來源則分為兩部分,其中1990-2006年的數據來源于BOT數據庫,2006-2008年數據庫來源于亞洲開發銀行網站(省略/)。另外,各國的通貨膨脹率數據用各國每年CPI指標代替,且均以2000年為基期。

四、東南亞國家財政政策效應地區差異性實證分析

(一)數據平穩性檢驗

由于研究中涉及的都是時間變量,因此須首先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通過ADF檢驗發現,除了印尼的LNGDP、LNFINA、LNCPI是一階單整序列外,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的LNGDP、LNFINA、LNCPI都是二階單整序列。根據協整序列的定義,只有多個時間序列都是同階單整序列,才能證明存在著協整向量。本文考察的東南亞6國中,各國的三個變量均是同階序列,因此可以通過協整方法對各國的經濟變量進行分析。

表1各國序列的ADF檢驗結果表

(二)協整檢驗

本文采用Johansen和Juselius的多變量系統極大似然跡檢驗法對變量間的協整關系進行檢驗。首先確定東南亞各國LNGDP、LNFINA、LNCPI的向量自回歸模型的滯后步長,其次根據AIC準則和SC準則最小化原理,得出最優滯后步長為2,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協整檢驗結果表明,東南亞各國的LNGDP、LNFINA、LNCPI均存在1-2個協整關系。

表2 東南亞各國相關變量的協整檢驗

(三)脈沖響應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主要用于衡量來自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對內生變量當前和未來值的影響。通過對一個變量的沖擊直接影響這個變量,并且通過VAR模型的動態結構傳導給其他所有的內生變量。為了分析東南亞各國財政政策對本國經濟增長和價格機制影響的作用強度和周期,進一步說明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途徑,本文采用Cholesky分解方法,根據脈沖響應函數,識別東南亞國家財政支出對模型中各變量的沖擊效果,其結果見圖1。

圖1東南亞各國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

注:橫軸代表滯后階數,縱軸代表各變量對財政政策沖擊的響應程度,實線部分為計算值,虛線為響應函數值加或減兩倍標準差的置信帶。

從圖1中可以看出,東南亞國家財政政策的經濟增長效應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性。就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方面的效應而言,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菲律賓和泰國的刺激效果存在著明顯的滯后效應。其中,馬來西亞與印尼表現出一定的相似性,均從第3期開始出現持續的正向響應,說明增加該兩國的財政政策的刺激力度能夠對本國經濟起到持續的刺激作用;菲律賓和泰國分別在第4期和第3期開始產生正的刺激效應,滯后均在-0.1%的上下波動,說明增加這兩國的財政政策刺激力度對其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有限;新加坡則從第5期開始出現持續的正向響應,并于第6期達到最高點,說明新加坡的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沖擊具有相當長的滯后性。而越南的財政刺激對經濟增長的效應最為顯著且無滯后性,從第1期后開始出現持續快速的正向刺激作用并于第10期達到最高,近年來越南在財政支出的推動下人均收入得到快速增長的事實也驗證了這一點。

東南亞國家財政刺激政策對推動各國通貨膨脹的效應也存在差異。馬來西亞和越南的財政刺激政策直接推動通貨膨脹且效果顯著,說明增加兩國的財政刺激力度將能夠引起刺激物價上升的效果,且作用時滯較短。印尼、新加坡、菲律賓的財政刺激政策對通貨膨脹的沖擊具有較強的波動性。其中,印尼從第3期開始后出現持續的負向作用,說明在印尼國內財政刺激政策對拉動通貨膨脹不明顯,另有原因造成印尼近年來的高通脹問題;新加坡則從第2期出現正向作用外,第3、4、5期均是負向作用,第6期開始后出現持續的正向作用,說明財政政策對新加坡的通貨膨脹具有推動作用,但作用效果有限;菲律賓除第3期出現正向作用外,從第4期開始出現持續的負向作用,這說明增加財政刺激力度對推高菲律賓的通貨膨脹率并不明顯;而泰國的財政政策對通貨膨脹完全不起推動作用。

五、研究結論及對我國的啟示

(一)研究結論

綜上所述,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結論。

1.東南亞國家財政政策的效應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從財政政策的實際效果來看,除越南外,東南亞各國財政的經濟增長效應和對通貨膨脹的推動作用不能在即期顯現,而存在一定的滯后期。

2.東南亞國家財政刺激的效果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性。在實施單一的財政政策背景下,東南亞各國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各有差異。從長期角度來考慮,增加單位財政支出對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越南的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相反,增加單位財政支出對菲律賓和泰國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并不明顯。

3.東南亞國家財政政策對通貨膨脹的推動作用存在顯著的差異。從長期來看,增加單位財政支出對推高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越南的通貨膨脹效應十分明顯,而對印尼、菲律賓和泰國則較為有限。

(二)對我國的啟示

上述有關東南亞國家財政政策效應地區差異性的結論對于當前我國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助推經濟復蘇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和啟示作用。

1.多種政策措施相配合,共同助推經濟復蘇。由于財政政策的經濟增長效應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因此,經濟刺激計劃中必須包含多樣化的政策措施。比如,可以在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同時,輔之以寬松的貨幣政策、促進經濟轉型的產業發展政策和以加大對貧困群體救助為重點的社會保障政策等。

2.利用財政政策效應的地區差異特性,促進我國東西部經濟的均衡發展和快速復蘇。對東南亞國家財政政策效應地區差異性的研究為我國制定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提供了一個思路。由于財政政策效應存在地區上的差異性,在政府財力既定的情況下,旨在縮小地區經濟差距的財政政策可以適當向西部欠發達地區傾斜。在當前“保增長”、“保就業”的經濟背景下,政府財力適當的向西部地區傾斜將有利于經濟更為顯著的快速復蘇。越南財政政策的示范效應為我國提供了較好的理論和經驗案例。

3.避免由于過度擴張的財政政策所導致的通脹壓力。顯然財政政策對于推動印尼、菲律賓和泰國通貨膨脹的作用較為有限,但是增加單位財政支出對推高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通貨膨脹的效應十分顯著。因此,在當前我國通脹預期較為明顯的情況下,更應關注由于擴張性財政政策實施所帶來的通脹壓力。■

參考文獻:

[1]Grier,G.and Cordon Tullock,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Gross―National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9,24.

[2]Barro,Rd.“Economic Growth in a Gross-Section of Countri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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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ernald,John G.“Road to Prosperity? Assessing the Link Between Public Capital and Productiv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Vo189,No.3.

[5]靳春平.財政政策的空間差異性及地區經濟增長[J].管理世界,2007,(7).

第4篇：擴張性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37年前，我國政府曾向全世界宣告：中國是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社會主義國家！然而，當歷史跨入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當中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的時候，當市場機制漸變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的時候，當財政政策成為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調節工具的時候，公債重新登上經濟舞臺！

然而，公債融資與經濟運行特別是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如何實現的？如果站在經濟穩定與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政府該不該發行公債？在何時發行公債合適？是發行長期公債還是發行中短期公債？發行多少公債為宜？如何確定公債利率水平？諸如此類的問題，無不涉及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要素和經濟穩定的影響。如果不搞清這些問題，政策就不可能正確地制訂公債管理政策，也就無法有效地利用公債管理政策實現財政政策目標。

遺憾的是，在傳統的經濟體制下，我國理論界一直把財政范疇置于上層建筑領域里，沒有把它作為宏觀經濟管理的一種手段來研究；再加之在理論準備不足的情況下，政府匆忙發行公債，理論界又轉而討論公債發行、管理中的具體操作問題，沒有顧及公債理論的深層次問題，特別是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理論研究。尚屬處女地。因此，本文試圖依據凱恩斯經濟增長理論框架，探討在赤字預算政策是一種無法避免的政策選擇的情況下，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并結合實際分析我國公債融資與十余年來經濟增長的關系。

本文的結構安排是：首先，確立分析財政政策效果的經濟增長模型，并簡要說明各項財政政策措施對經濟增長的效應途徑。然后，把公債融資效應區分為財政效應和流動性效應，全面研究公債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后，根據這些理論分析，這我們剖析我國的公債融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一、凱恩斯經濟增長理論框架下的財政政策效果

我們曾經根據藤田晴的研究[1]利用傳統的凱恩斯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分析過實現最優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本文仍將依據該模型討論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由于公債政策是財政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在凱恩斯經濟增長理論框架下公債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又是通過支出政策和稅收政策實現的，因此，我們首先回顧一下我們以前研究各項財政政策措施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基本結論。

我們在研究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曾提出三種經濟增長率，即“充分就業增長率”、“支出增長率”以及“最優經濟增長率”。充分就業增長率又稱“能力增長率”或“必要增長率”，是指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國民經濟能夠達到的增長率，這是在沒有通貨膨脹壓力下可能實現的最大增長率。所謂支出增長率是指各種支出函數所規定的國民支出增長率。所謂最優增長率就是均衡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正好相等的增長率。均衡增長率是指充分就業增長率與支出增長率相等狀態下的增長率。哈羅德稱謂的自然增長率是指在充分就業下等于勞動力人口增長率加上生產增長率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如果均衡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正好相等，那么，至少作為一種長期傾向，生產設備充分利用和勞動力充分就業的理想的經濟增長過程就會出現。因此，我們認為，如果經濟中存在大量潛在失業人口，最優經濟增長率就是能夠達到的最大的均衡增長率；如果經濟中沒有潛在的失業，則自然增長率就是最優增長率。

根據我們的分析，提高充分就業增長率至少可以通過四種財政政策措施來實現：（1）提高稅收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率。（2）提高政府投資在政府需求總額中的比率。（3）提高政府投資產出系數。（4）降低政府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率。提高支出增長率的財政措施包括：①提高政府支出比率。②降低稅收比率。實現最優經濟增長率的財政政策措施包括下列三種組合：A降低稅收比率，提高政府投資比率或政府投資產出系數；B提高政府支出比率、政府投資比率以及政府投資產出系數；C政府支出比率和稅收比率呈同向變動。

下面，我們根據上述這些基本結論，具體分析公債融資的財政效應與流動性效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所謂公債融資的財政效應是指公債融資配合政府的收支變化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所謂公債融資的流動性效應是指公債融資因改變貨幣供給量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

二、公債融資的財政效應

1.公債融資對充分就業增長率的影響

公債融資對充分就業增長率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增支公債和減稅公債的影響上。

（1）增支公債。在稅收收入不變的情況下，政府支出的增加用公債發行來融資，可能會降低充分就業增長率。一般來說，政府支出總規模中，政府的消費性支出所占比例較高。根據上述分析結果，由于政府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率提高，會降低國民儲蓄率，從而抑制經濟增長。因此，增支公債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如果公債來源于消費資金，或者說持有公債的主體是居民，增支公債的逆效應可能比較小；如果公債來源于投資資金，或者說持有公債的是企業和商業銀行，增支公債的逆效應可能比較小；如果公債來源于投資資金，或者說持有公債的主體是企業和商業銀行，增支公債的逆效應可能很大。當然，如果公債發行為政府投資的增加融資，使得政府投資在政府需求總額中所占的比率提高，經濟產出的能力增長率必然提高。

（2）減稅公債。在政府支出不變的情況下，為了彌補減稅所造成的收入損失而發行公債，也可能會降低充分就業增長率。根據上述分析，稅收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率（稅收比率），會提高民間消費占國民收入的比率，特別是在公債的資產效應起作用的情況下，民間消費比率提高的幅度會更大。因此，國民儲蓄將下降，民間投資的資金來源減少，會削弱經濟的增長能力。當然，如果減稅公債的目的是為了降低企業所得稅而不是個人所得稅和消費稅，由于主要的投資主體――企業用于投資的資金來源相對增加了，減稅公債可能會有利于經濟增長。

2.公債融資對支出增長率的影響

根據前面的結論我們得知，支出增長率僅與政府支出比率和稅收比率的變化有關，因此，我們通過分析公債融資一政府支出比率和稅收比率的關系。闡明明增支公債和減稅公債對支出增長率的影響。

（1）增支公債。在稅收收入不變的情況下，政府支出的增加用公債發行來融資，可能會提高支出增長率。眾所周知，在凱恩斯的理論框架中，總需求的增長是推動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而總需求增長的直接因素又是社會總支出的增加，其中，政府支出的增加是導致國民支出的基本力量。當公債為政府支出增加融資時，一方面公債融資的政府支出增加是國民支出的直接疊加因素，另一方面公債發行具有資產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民間消費支出，也直接構成國民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增支公債將促使支出增長率提高。

論文論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一）來自

（2）減稅公債。在政府支出不變的情況下，為了彌補減稅所造成的收入損失而發行公債，也將提高支出增長率。減稅公債對支出增長率的提高作用至少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政府支出沒有降低，仍保持其原有的作用。第二，如果減稅政策降低的是個人所得稅，將給個人留下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在邊際消費傾向一般高于邊際儲蓄傾向的情況下，個人的消費支出會增加。第三，如果減稅政策降低的是企業所得稅，將給企業留下更多的資金，增加了企業的投資資金，企業的投資支出可能增加。第四，公債發行具有資產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民間消費支出。

（3）公債融資對最優增長率的影響

根據前面的結論可知，在財政支出比率、稅收比率、政府投資比率以及政府投資效率四個財政政策變量中，只要同時適當地變動兩個以上的變量，就能使充分就業增長率和國民支出增長率保持同一方向變化，實現最優經濟增長率，其中，由于政府投資效率的高低與公債融資的關系不大，故我們僅分析公債融資的前三個變量的關系來闡明其經濟增長效應。

一般來說，稅收收入是經濟性預算收入，其結余部分構成資本預算收入，當經濟性預算收入結余加上專項建設性收入不能滿足資本預算支出時，公債收入就是主要的資金來源。

第一種政策組合：降低稅收比率與提高政府投資比率。如前所述，降低稅收比率將提高支出增長率，但降低充分就業增長率，為了提高均衡增長率，必須輔之以政府投資比率的提高。這樣，公債政策必須是：減稅公債的目的最好是為降低企業所得稅融資；擴大公債發行，為政府投資籌集資金來源。

第二種政策組合：提高政府支出率和政府投資比率。政府支出率的提高將促使國民支出增長率提高，而政府投資比率提高將使充分就業增長率提高，因此，這兩種財政政策變量必須是同向變動。這樣，公債政策應是：公債發行主要是為政府投資支出籌集資金來源。

第三種政策組合：政府支出和稅收比率同向變動。如上所述，這項財政政策組合對實現最優經濟增長率來說似乎不大有效。就公債政策來說，公債融資似乎也沒有必要，因為政府支出增加的同時，稅收收入也要增加，無需再用公債融資。

三、公債融資的流動性效應

在上述凱恩斯學派增長體系中，忽視了赤字預算或盈余預算所產生的流動性效應。但是，一般來說，只要財政收支不平衡，流動性方面的問題就有必要考慮。因此，本節從公債的流動性效應角度，分析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公債融資對充分就業增長率的影響

我們從前面的結論中看出，整個經濟的非消費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也就是總儲蓄率，對提高充分就業增長率起了作用。就財政政策變量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隨著稅收比率和政府投資比率的提高，隨著財政支出比率的降低，充分就業增長率或者說必要增長率是上升的。

流動性對充分就業增長率的影響效果，完全取決于公債余額的變化對消費的影響效果。因此，我們可以假定，消費是可支配收入和資產（公債）的函數。于是，假定消費占收入的比率與公債――收入比率是正相關。這樣，若把有關消費的資產效應納入該體系之中，則稅收比率和財政支出比率的變化對必要增長率產生的影響效果比以前的分析有力。其理由是：稅收比率的提高漸漸地減少了可支配收入，進而降低了將來時點的公債――收入比率，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費傾向。也就是說，稅收比率的提高，降低了公債余額的消費效應，將提高充分就業增長率。至少財政支出比率的降低，也完全適用于同樣的推論。但是，政府投資比率對充分就業增長率的影響效果，要視情況而定。其理由是：政府投資比率提高時，一方面，收入水平會大幅度增長；另一方面，如果財政支出比率＞稅收比率，公債規模也會急速擴張，公債――收入率是上升還是下降，不能先驗地確定。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公債的流動性效應是提高還是降低充分就業增長率，由公債――收入比率決定。

在實行平衡預算政策（財政支出比率＝稅收比率）的情況下，這意味著公債――收入比率的降低，同時降低消費占收入的比率，提高儲蓄率，進而提高充分就業增長率。倘若開始時是赤字預算（財政支出比率＞稅收比率），此后，如果收入增長率比公債余額增長率提高緩慢的話，則公債――收入比率是上升的。由于這意味著消費傾向增大，這時的充分就業增長率會降低。因此，為了使均衡增長保持在一定比率上，赤字率必須與收入和公債余額的增長比率相同。

2.公債融資對支出增長率的影響

在凱恩斯學派增長模型框架下，當引入流動性來考察公債融資對支出增長率的影響時，只考慮消費對投資的影響效果是必要的。

對投資產生的影響，主要了取決于公債發行的類型。在用長期公債籌措資金的情況下，公債的流動性效應提高了消費，但降低了投資。因此，公債對支出增長率的影響，既有擴張性作用，又有抑制性作用。在用短期公債籌措資金的情況下，不但對投資，對消費也有擴張性作用。在不考慮流動性效應的情況下，稅收比率的提高，或者政府支出比率的下降，降低了有效需求增長率和支出增長率。在這種情況下，若引入流動性效應，公債融資強化了對支出增長率的降低作用。

3.公債融資對最優經濟增長率的影響

如上所述，稅收比率的提高或政府支出比率的下降，將提高充分就業增長率。如果把流動性效應考慮進來時，公債融資對充分就業增長率提高的促進作用更大。因此，在這個框架下，即使稅收比率或者政府支出比率的變化很小，也以消除充分就業增長率與支出增長率之間的潛在缺口。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凱恩斯學派增長體系中，流動性效應的存在提高了財政政策的有效性。

可是，倘若政府支出比率或者稅收比率的變化對支出增長率的影響因流動性效應的存在而被削弱，消除充分就業增長率與支出增長率間的潛在缺口而實現理想的均衡增長率（即最優增長率）的財政政策有可能失效。

第5篇：擴張性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2010年，中國的財政政策將繼續保持擴張性積極財政政策的定位和框架，并根據著力調整結構、轉變方式和深化改革的要求，努力作出優化和必要的微調。

2010年是中國實施“十一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為迎接新一輪增長周期奠定基礎的關鍵一年。總的來看，在繼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施反周期、抵御危機沖擊的宏觀政策，擴內需、保增長的同時，需要正確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好通脹預期的關系，保持和增強政策的連續性、針對性、靈活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

財政政策在與貨幣政策配合而繼續保持一定的擴張力度的同時，預算分配需合理安排下一年度的赤字和國債規模，以及政府投資的規模和結構，既維系積極財政政策的連續性，又穩妥處理好公共風險防范。與此相關聯，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保持投資適度增長，資金重點用于完成在建項目，嚴格控制新上項目，因為“4萬億”的大量項目已在2009年上馬，而工期大多要持續兩年或更長時間，2010年的可用資金須首先支持已開工項目的續建，而謹慎掌握新項目的上馬。

―需要把加快結構調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總量擴張的同時，精心把握結構優化導向，把政府“4萬億”投資計劃中基礎設施、災后重建、新農村建設、安居住房、生態保護、自主創新和文教科衛硬件設施等七大方向上的各個具體項目選擇好，進一步強化項目的可行性論證，加大投資的監督檢查和施工監理，確保盡快落實到位、保證質量、發揮效應。

―還應出臺多種措施力求“四兩撥千斤”地擴大社會投資，拉動民間資本跟進。一是進一步拓寬社會投資的領域和渠道，充分利用應對金融危機的時機，對社會資本投資給予平等待遇，除法律特別規定的，應允許社會資本以參股等方式進人金融、鐵路、公路、航空、電信、電力以及城市供水等多個行業；二是通過稅收、財政貼息、政府采購、信用擔保等政策扶持中小企業；三是支持發展專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四是以多種方式促進出口。

財政政策在促進產業升級方面，一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特別是新能源、新材料等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節能降耗起重要作用的特定產業。企業，要通過注入資本金、財政貼息等手段給予政策傾斜支持；二是對國家鼓勵的傳統產業改造，以及區域轉移的傳統產業，在一定時期內給予稅收減免等優惠支持；三是對競爭勝產業，從稅收政策、行政管理、信息服務等方面，創造公平、公正和透明的政策環境，實現優勝劣汰，積極抑制產能過剩；四是對污染環境、生產技術落后、產品供大于求的企業，通過提高稅費標準、加大處罰力度，實行限制性政策，配之以市場競爭壓力，堅決予以淘汰；五是針對服務業競爭力較弱的特點，積極研究則政貼息等政策措施，支持其健康、快速發展，提升其競爭力；六是鼓勵和支持企業加大研發投資，積極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財政政策在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支持穩步擴大居民消費需求方面，一是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加財政對農民及城鄉低收入群體的補助力度，提高其收入水平，進而改變低收入者消費不足狀況。二是要繼續實施并完善已經出臺的一系列刺激消費的措施，擴大家電下鄉、汽車摩托車下鄉、汽車以舊換新的試點范圍，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充分發揮其直接刺激消費的作用。三是要加快全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增加社會保障財政投入，消除城鄉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和減少“預防性儲蓄”，為提高城鄉居民的持續消費能力創造有利條件。此外，要加大對中西部地區轉移支付力度，縮小地區間收入分配差距。四是要優化、強化稅收等實行收入再分配調節的政策工具的作用，抑制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懸殊。

財政政策在大力支持“三農”，促進農村持續健康發展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方面，一是建立健全政府農業投入制度，積極調整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投資和政策性信貸投放結構，確保各級財政對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投入不斷增長。二是促進建立農民穩定增收長效機制，完善農業補貼政策，增加對農民的糧食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抓緊研究建立與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波動掛鉤的農資綜合補貼動態調整機制，并總結經驗改造能繁母豬補貼機制。三是進一步完善配套措施，確保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順利實施，充分發揮最低收購價對糧食市場的調控作用，保護種糧農民利益。四是大力支持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重點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支持實施新增千億斤糧食生產能力規劃，支持完成大中型水庫除險加固任務，加強水利特別是中小型農田水利建設，加快建設高標準農田，推進電網改造、飲水安全、農村道路等建設。五是加強農村公共服務能力建設，改進教育培訓、醫療衛生、公共文化服務，強化鄉村正常運轉的財力保障。支持農產品質量安全建設，促進農業技術推廣和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加大農民科技培訓力度和農村勞動力轉移。

財政政策在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一是密切關注就業形勢，加大就業資金投入，努力保持就業局勢基本穩定；二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社會保障水平；三是按照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方案要求，抓緊出臺有關配套文件，加大醫療衛生投入并注重機制建設，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四是繼續加大對保障性安居住房建設的支持力度，支持加大廉租房建設規模和加快棚戶區改造；五是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健全教育投入保障機制；六是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把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6篇：擴張性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建議；就業

中圖分類號：F8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1-000-01

一、完善體系建設，加強政策調控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深化財稅、金融等體制改革，完善宏觀調控體系”。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完善體系建設，加強宏觀調控，要求健全縱向保障，統籌橫向跨度，加強宏觀調控的同時，規范中觀管理和確保微觀實施。主要通過公共財政支出政策，采取總量控制和結構調整，從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對不同經濟利益主體的收入分配進行調節。縱向上，通過完善扶貧政策，實行政府間的專項轉移支付，加大對貧困地區的扶持力度，促進貧困地區經濟發展，逐步實現地區間的分配公平。為了進一步調整和優化支出結構，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公共財政服務。繼續擴大改革覆蓋面，努力推進全縣預算單位納入財政國庫集中支付范圍。在努力擴大財政直接支付范圍的同時，通過技術手段確保財政資金專款專用，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二、運用稅收政策，擴大就業渠道，優化就業結構

運用稅收政策，調節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國際競爭的加劇，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由此增加就業崗位和機會。主要途徑是，政府可通過財稅政策措施，鼓勵第三產業發展，提高第三產業的產值份額和勞動就業比重，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同時也要正視我國第三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的現實，著力調整第三產業內部結構，實現產業內部各行業的協調均衡發展，要把發展的重點放在與科技進步相關的新興行業，如咨詢業、信息產業和各類技術服務業以及就業容量大、與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行業。

同時運用稅收政策，協調地區經濟發展，減少結構性失業。要通過運用稅收政策影響投資方向來防止地區差異造成的結構性失業進一步加劇。如給予落后地區中的一些重要的產業部門和企業以投資抵免或加速折舊的優惠政策，提高資本積累能力，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對采掘業、礦產業這些利用自然資源較多的，同時吸收勞動力較多的中西部地區的重點產業，給予減免資源稅，增加增值稅抵扣項目的優惠，減輕其稅收負擔等。結合我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的要求及地區之間產業結構布局和調整，考慮把東南沿海地區遭遇發展瓶頸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西部特別是中部地區，形成不同區域的比較優勢和產業結構的合理布局。

加大對小企業扶持力度，充分借鑒國外經驗，以稅收減免的方式，或者財政專款設立小企業基金，或者通過財政補貼的方法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擴大就業渠道。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還處于工業化初期，存在大量沒有受過專業培訓的農民工，在一定時期內，這部分人員具有較強的就業需求。而勞動密集型企業是吸納農民工就業的主渠道之一。要充分發揮我國人力資源充足的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最大程度地吸納其就業。

三、拓寬籌資渠道，加大資金投入

面對未來相當長時期內我國就業和社會保障資金需求巨大的矛盾，現有的財政集中度難以承受，必須要研究拓寬新的籌資渠道，要通過預算內外各種渠道積極籌措就業再就業資金，積極調整失業保險基金支出范圍，增加其促進就業所占的資金份額，充分發揮失業保險保障生活和促進就業雙重功能，條件具備的情況下，開征社會保障稅，從而建立以社會保障稅為主體、財政補助和社會捐助等多渠道的就業再就業資金籌集機制。同時，繼續加大財政對就業再就業資金的投入。多元化增加就業和社會保障資金投入，將各種不同來源的資金置于財政預算中，完善籌資機制，確保就業和社會保障資金來源穩定。

四、催生產業創新支撐平臺的財政政策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盡管我國的產業創新支撐平臺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我國的產業創新支撐平臺普遍存在著創新能力不強、研發投入不足等問題。產業創新支撐平臺創新能力的提高，有賴于財政政策的激勵效應。從宏觀層面看，財政政策取向決定了就業規模的變動趨勢。如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會拉動經濟增長和促進國民收入增加，從而創造就業機會，擴大就業總量。如果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將降低消費需求和穩定經濟增長，從而收縮就業總量。需要指出的是，財政政策通過推動技術進步，會對就業規模產生不同的影響。一方面，從短期看，技術進步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最終對勞動需求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從中長期看，技術進步會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和國民收入較快增長，并通過加速作用影響投資需求和勞動需求，從而對就業規模增加產生積極的作用。

第7篇：擴張性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將面臨許多新的問題與挑戰。如何進一步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穩固、規范、高效、健康的財政體系和財政運行機制，是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關鍵。在此將理論界有關這一問題的觀點綜述如下。

一、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形勢展望

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收支測算應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規劃期間。

有的學者認為，我們對2000年的財政收入預測暫不考慮費稅改革的體制因素，對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減持平處理，經濟增長方面按7％考慮，物價方面按3％考慮，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按此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11890億元，比1999年預算增長10％，絕對額增加1000多億元。關于2000年財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國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測算，2000年全國財政支出將達到13350億元，比1999年預算增長10.1％，絕對額增加1200多億元。2000年支出與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減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財政赤字為1660億元，比1999年擴大157億元。

“十五”時期的預算。收入測算應從幾個因素來考慮和處理。（1）費改稅。盡管“十五”期間費改稅將使財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決不了國家可支配財力增加的問題，因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確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變。費改稅的意義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國家可支配財力的數量，而是治“亂”，是規范政府分配行為的制度建設，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觀經濟運行環境。（2）宏觀調控所需的財政政策取向。由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等因素導致的國際、國內的經濟環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運用上不可能成為增稅的時機。（3）財政體制。1994年新財稅體制運行幾年來，通過不斷的磨合與完善，一個穩定的財政收入增長機制已初步形成，機制本身保證了“九五”時期財政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4）經濟增長。據當前一些機構的研究報告及世界銀行發展報告，我們按照7％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國家計委物價預測中的3％的價格方案考慮，“十五”的gdp現價增長速度為10％。幾項因素中，我們認為直接影響“十五”期間國家可支配財力的數量主要是經濟增長，因此收入測算中以經濟增長作為主要參數。據此，2005年全國財政收入將達到19150億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財力1400多億元。支出的考慮主要從需要與可能兩個方面來分析。“十五”期間是否需要繼續擴張支出規模，主要取決于中期經濟形勢的發展，關鍵在于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動趨向和近兩年來采取的擴張政策刺激國內需求的效果。從經濟周期的調控運行來看，財政政策從擴張到收縮都應有過渡，需要保持相應的連貫性，不可也不應該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勢如何發展，財政支出的壓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會保障補助（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補助、貧困人口生活補助等等）的增加，擴大內需政府增加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的后續資金壓力，以及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各種社會成本等，都需要財政增加支出。

另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我國財政將面臨以下幾個影響因素。

1.“九五”時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提高，2000年估計能夠繼續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時期財政收入的增長很重要的在于一些臨時性、政策性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在“十五”時期將很難繼續發揮作用。“十五”時期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將主要依賴稅收與經濟的協調增長。

2.當前我國財政收入與經濟協調增長的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長期以來影響我國財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從預算內財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經濟的宏觀稅負（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而從整個政府分配活動看，把預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動賴以維持的資金來源考慮在內，經濟維持整個政府運轉的負擔估計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從全口徑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經濟的稅負并不算低。“十五”面臨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減少經濟中不規范的政府分配活動的同時，采取措施增加財政收入，必然將加重整個經濟的負擔水平；如果僅僅把預算外、制度外轉化為預算內進行管理，又不得不維持這部分資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財政可直接支配的財力，從而也就不能有效緩解財政當前的收入困難。

4.1998年和1999年，我國已經連續兩年實行增加國債發行、擴張政府需求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從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繼續實行相對擴張的財政政策仍然難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認為，我國經濟需要比較長的結構調整時間。根據世界銀行有關專家的分析，在這個期間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下降到4.5％左右，這個速度顯然是我國社會現狀所難以接受的。因此，財政政策面臨著技術擴張的壓力。

5.造成財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財政基礎薄弱，財政可調控財力嚴重短缺。初步測算，考慮物價因素，如保證法定支出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十五”時期僅支農、科教文衛支出、價格補償等因素即可占去財政每年新增財力的50％左右。如果考慮到近年來大量下崗職工的生活保障問題、糧食收購等資金需要，財政（尤其是中央

財政）的可調控財力極為有限，“十五”時期財政收支矛盾將更加突出，作為宏觀調控主體的中央財政無疑將要面對更加嚴峻的考驗。

6.在我國財政調控經濟手段缺乏的情況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最終體現為財政赤字和國債的增加，但財政赤字的擴大和國債規模的增加，也相應增大了財政的風險。很顯然，不論從財政赤字還是國債角度看，聯系到我國脆弱的財政基礎，財政風險都不是一個讓人可以放心的問題。

還有學者認為：對“十五”時期我國國債規模的預測主要基于“九五”時期經濟運行情況，特別是與1999年國民經濟計劃指標緊密相關。“十五”時期各主要指標預測是：gdp計劃增長7％，各年分別為106480億元、117130億元、128840億元、141720億元和155900億元；中央財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變，利率以應到期國債實際利率計算，各年中央財政赤字分別為1810億元、1990億元、2190億元、2410億元和2650億元，合計將達11000億元，超過“九五”時期一倍左右。根據“十五”時期的中央財政赤字和內債、外債的還本付息情況，各年國債發行額將為：4100億元、3800億元、3800億元、3500億元和3500億元，累計近19000億元，比“九五”時期新增3800億元。依此計算，“十五”時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財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財政債務負擔率仍都在國際公認的安全線內。如果依此指標，我國“十五”期間仍存在一定的發債空間。

再有學者認為：21世紀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將表現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勢。

1.經濟增長速度繼續受到需求制約。我國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動的沖擊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終消費率下降，以及消費需求不足對投放擴大的影響。從國際比較看，我國近幾年的最終消費率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低于儲蓄率較高而消費率較低的亞洲國家，原因是我國的居民消費率與其他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個百分點左右）；但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率按人口比重計算卻不低于其它國家，問題在于農村消費水平太低，影響了整個居民的消費率。從現在到“十五”期間，我國國內需求結構失衡從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從這個角度看，我國消費需求的擴張基本上依賴于農村居民消費擴張期的到來。

2.經濟增長質量將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間，國有經濟的制度變革和戰略調整將較大幅度推進，這會帶動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上升，同時促進非國有經濟特別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較快發展，使競爭機制更趨于合理和有效，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加強。國有企業改革和所有制結構調整的進程，加上市場需求相對不足的約束，將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起著較大的推動作用，從而使經濟增長質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計“十五”期間增長方式轉變和增長質量提高最為明顯的領域將是消費品工業部門。

3.產業結構調整將邁出較大步伐。90年代以來我國的結構問題比較突出，一個是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明顯加深，另一個是工業結構的升級非常緩慢。這兩個方面對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在“十五”期間我們不能不花大力氣來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4.對外開放將進入一個重要的新時期。加入wto，受到沖擊較大的產業將是農業、重制造業，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以及很多第三產業部門，而大多數消費品工業則已經具備了較強的對外競爭能力。即使中國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紀初期也必然要實行進一步開放的政策，在關稅降低和外商投資條件方面都會邁出較大的步伐，國內企業將面臨更多的商品進口沖擊和國際大跨國公司進入的沖擊，面對更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同時也會有更多的國內企業去迎接新的國際挑戰，擴大對外出口和對外投資。因此，“十五”期間我國在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中既可以進一步利用擴大開放的有利條件，又需要加快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以盡快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二、21世紀初期的財政政策建議

第一種建議認為，考慮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的協調銜接，近期我國財政政策的取向有以下八個方面：

1.堅定不移地貫徹實施“反周期”宏觀調控方針。市場經濟的發展已使中國經濟運行基于“自然節律”的周期波動趨于明顯，因此財政政策作為市場經濟下“間接調控”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勢必要更加自覺和堅定不移地在目前所處的經濟運行低谷階段，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作擴張性的“反周期”調控操作。只要經濟景氣還未回升到（并相對穩定到）接近中位的水準，市場預期還未普遍由看淡轉為看旺，擴張政策調節的取向就不能改變，并要審時度勢保持調控措施必要的力度，掌握好各方面具體措施的優化組合。

2.酌情對積極的擴張財政政策在實施重點和操作方面作出微調。根據項目實施情況和優化經濟結構的通盤考慮，近期的投資重點，應向興辦基本農田水利、防治環境污染、建設一般民用住宅等方面適當調整并更為收攏。同時，針對現實問題，加大項目建設資金的監管力度，嚴防挪用，加快資金到位速度，并努力改進工程設計，提高施工質量，以求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3.財政職能應在退出“越位”和填補

“缺位”兩個方向上作出積極調整和探索。隨政府職能和財政職能的進一步轉變和調整，財政應在一般競爭性的生產建設領域“淡出”，其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職能，需要更加強調和重視，擺到更靠前的序位上。

4.“費改稅”漸入快車道。以“清費規稅”為重點的政府財力整合，代表了現階段財政政策的一個必然導向。這也意味著對政府行為的規范約束和對“既得利益”的調整，將隨之進入更深入、更具體的階段。

5.改革的深化將引出進一步的機制磨合過程。財政政策是服務于發展和改革的，目前既需要作出不同尋常的短期調節，又需要掌握中長期的總體機制轉換、協調與配套。財政體系自身走出困境的“振興”，也有待經濟發展、市場成熟過程中財力狀況的改善和政府財力運作的規范化。

6.新調控方式與手段的探索將成為現實生活的迫切要求。財政政策需進入市場經濟“間接調控為主”的軌道，因而必須積極探索新時期可行的間接調控新方式。1998年在以財政貼息支持高科技成果產業化方面已經破題，而今后經濟生活中的客觀需要將推動這種探索向更寬廣的政策性投融資領域擴展。

7.管理的科學化、規范化勢在必行。現實生活正在呼喚財政收支管理的進一步嚴密化和與市場經濟國際慣例的接軌。從財政政策指導上看，今后必將強化對收入、支出、轉移支付的各個環節與相關領域的管理，使之嚴密和規范。

8.進一步推進統一市場和企業公平競爭環境的營造。實現企業間的公平競爭、優勝劣汰，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的既定方向和動態過程。隨相關措施的貫徹落實，我國統一市場的規范程度將進一步提高，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條件也將進一步走向成熟。

第二種建議認為，在我們看到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經濟增長積極效應的同時，還要對其下一步發展及可能出現的問題作出前瞻性分析。

1.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適度，并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及早研究。這是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的。從中長期看，我們必須堅持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嚴格控制并逐步縮小財政赤字和發債規模。要對國內外經濟形勢和國內的物價走勢、國債資金使用效果及還本付息等進行密切監測，早作應對。俄羅斯等國因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過大而引發債務危機和通貨膨脹的教訓，我們要很好研究，以興利除弊，未雨綢繆。

2.要把激活消費作為今后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措施，而不宜簡單地再靠政府投資推動。從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特點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拉動作用十分明顯。但是從社會再生產角度看，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真正的和持久的拉動力量。因此，今后要逐步把拉動經濟增長的立足點轉到引導刺激消費上來，要修改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限制消費的稅費等政策，制定鼓勵和引導消費的稅費政策。有計劃地把工作重點放在開拓城鄉消費市場和引導形成新的消費熱點，進而帶動民間投資上。

3.要注意財政政策與其他政策措施的協調與配合。因此必須發揮政策要素的組合效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兩個主要手段，首先必須相協調、相配合，要繼續適度加大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開展消費信貸和對中小企業信貸的支持力度，以充分發揮兩個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力。

4.要研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具體措施。要特別注重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和導向作用，更多地采取通過財政貼息和為高新技術貸款提供擔保等間接手段，用較小的投入去啟動企業和個人的投資和消費。這樣做，不僅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推動經濟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而且可以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使中央和地方形成合力，但地方財政必須做到收支平衡。

第三種建議認為，對“十五”財政的測算，要按照壞、中、好的經濟大環境做三個方案。具體測算如下：

方案一：整個“十五”時期仍未走出經濟低谷，需最大限度運用財政擴張政策。

方案二：“十五”中期走出經濟低谷，需維持現行財政規模的擴張過渡政策。

方案三：2001年經濟走出低谷，恢復適度從緊財政政策。

方案一、方案二各年的赤字絕對額比“九五”末期2000年增加，方案三各年與“九五”末期2000年持平。從赤字率（赤字占gdp的比重）看，方案一各年比“九五”末期2000年增加，方案二各年與“九五”末期2000年持平，方案三各年比“九五”末期2000年減少。從支出與收入年均增長比較看，方案一支出高于收入1個百分點，方案二收、支增長同步，方案三支出低于收入1個百分點。

第8篇：擴張性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關鍵詞】宏觀經濟 積極財政 政策實施

    自90年代中期我國成功地實現了國民經濟軟著陸后,特別是1998年以來,針對通貨緊縮,宏觀經濟形勢發生的許多新變化,中央政府實施了以增發國債,擴大支出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現已取得了較好的成效。為了更好地實施這一政策,發揮其更大的政策效應,需要進一步統一認識,及時對政策實施中的某些不足進行適度調整。這對于努力促進國民經濟持續有效增長是至關重要的。

    一、今后一段時期要不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筆者認為,根據目前我國經濟運行態勢以及財政現狀,財政政策作為中央政府實施間接調控的重要手段,仍然有必要、也有可能對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提高經濟運行質量起多方面的影響和作用。

    首先從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必要性看,一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對經濟增長進一步產生及時而直接的擴張效應。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市場的供求狀況發生了質的變化,初步實現了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有效需求不足,物價持續走低已成為經濟增長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所帶來的直接效應是企業經濟運行困難,生產能力普遍過剩,造成部分資源大量閑置,因此調整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以拉動內需顯得十分緊迫。

    1996年以來,我國中央銀行采取各種政策手段,如多次降低銀行存貸款利率,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取消了信貸規模控制方法等等,然而由于受各種因素影響,特別是由于經濟結構扭曲,貨幣政策在擴大內需方面效果不很理想。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調整稅收,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就能對投資和消費需求產生及時而直接的擴張效應。時下,雖然財政政策的實施對民間投資和對居民消費需求拉動不很明顯,啟動內需的效應在減弱等等,但這只能說明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和時間還不夠,只能說明實施政策的方向、重點應作適度調整。在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在暫無有效手段刺激消費需求擴大的態勢下,繼續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并適當加大實施力度是十分必要的。二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在增量上有效地解決我國經濟結構問題。目前我國經濟出現的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狀況,其形成原因固然與總需求不足直接相聯,但深層次的根源仍離不開結構問題。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在宏觀調控中更偏重于經濟結構調整,而積極的財政政策可通過財政收支的調節,從財力上對投資方向、重點、規模作出科學合理的安排,在增量上對經濟結構調整起宏觀性、導向性的作用。三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能較好地規范財稅分配關系,從分配上拉動內需,啟動經濟。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當前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存在的諸多不利于經濟高效運行,不利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障礙。例如可通過稅收返還等手段,調節地區間的財政收入,支持落后地區的發展、解決地區發展中的不平衡問題。通過社會再分配的調節,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工資,對社會上低收入者、低收入家庭給予一定的補助和救濟,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既起到擴大消費需求,又起到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的作用,這些都符合經濟集約型增長的內在要求。

    其次從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可能性看,增發國債是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核心內容,這就決定了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可能性很大程度取決于國債規模是否控制在適度區間內,我們可從決定國債承受力的兩個重要的指標作些具體分析。一是國債余額占財政支出的比率,經濟學上稱債務依存度,國際上公認的警戒線為25~30%.我國1992年為24.59%,1996年上升到53.55%,1998年又升到60.39%,這個指標已遠遠大于國際警戒線,意味著駕馭宏觀全局的中央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來自發行的國債。另一個是國債余額占GDP的比率,統計學上稱國債負擔率。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發達國家的國債余額最多不能超過半年GDP的45%,由于發達國家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一般為45%左右,依此測算,國債余額大體相當于當年財政收入總額,這是公認的國債警戒線。我國的財政收入(包括預算外財政收入)也只占GDP的20%,因此我國國債占GDP的比重,最高以不超過20%為宜。據測算,我國1991年為5.41%,1996年上升到5.6%,1998年又升到10%,低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比率。前一指標說明我國財政運行風險加大,財政形勢較為嚴峻;后一指標顯示積極的財政政策有繼續實施的空間,財政形勢有相對寬松的一面。如果考慮到國債余額是從國民經濟的總體和全局,而不是僅從財政收支上來考察和把握國債的數量界限的,這是一個更為全面、綜合地反映一國舉債潛力的指標;考慮到國債余額較低情況下出現債務依存度偏高的情況,是與現行體制和政府財政分散程度等特殊因素相關;再考慮到目前我國有世界上最高的儲蓄率,居民儲蓄總額有近6萬億元,相當部分未能轉化為投資,在通貨緊縮的態勢下政府通過發債方式向銀行借款,不但可解決政府建設資金不足問題,還可有效解決金融機構無法擴大高質量資產問題。鑒于上述思考的理由和根據,筆者認為,通過利用國債,進一步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可行的,這一政策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間和回旋余地,我們必須以適當加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拉動經濟增長。

    二、作為反周期的積極財政政策,在政策具體實施過程中,必須注重研究政策實施效應。

    根據1998年以來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狀況,目前財政政策的取向應把握以下幾點。

    一是要注意投資與消費雙向啟動。前一階段,積極財政政策刺激的重點是投資需求,選擇了基礎設施為投資對象,現在看來需要把增加投資規模與刺激居民消費需求結合起來,實行雙向啟動。因為在促進GDP增長的三個因素中,消費拉動最為重要。有關專家對1978年以來經濟增長的拉動因素作了統計計算,消費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在60%左右。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取得多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居民消費需求的擴大。中間需求對經濟增長發揮多大作用,取決于最終需求狀況。如果最終需求一直疲軟乏力,不能有較大幅度地啟動,即使有再多的投資也發揮不了作用。

    針對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態勢,注意到消費的不同層次,以及農村消費的巨大潛力,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刺激消費需求的擴大,可供選擇的政策措施有:1.調節收入分配關系,增加行政事業單位中低收入者工資。適當降低企業流轉稅稅率,增加企業所得,提高職工收入,從而擴大消費支出。2.增加對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企業職工退休費支出,必要時可發行專用于社會保障的特種國債。3.減征個人所得稅,主要是對城鄉居民購買汽車、住房的消費支出,減征個人所得稅。4.積極做好準備,對居民儲蓄存款開征利息稅。5.適當加大政府采購力度。6.繼續加大政府對教育的投資,擴大居民的教育消費。

    二是逐步解決好財政分配中“越位”與“缺位”問題。可考慮做這樣幾項工作:1.努力減少膨脹過度的行政管理經費,這方面的開支漏洞較多、浪費很大。可利用這次政府機構改革的機會,努力加以調整縮減。2.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逐步減少巨額的企業經營性虧損補貼。同時進一步理順和改善農產品供求關系,減少價格補貼。3.隨著政府職能和財政職能進一步轉變和調整,財政應逐步退出經營性領域,對一般的經營性領域應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政府的作用是加強引導和監督,并為之創造公平而寬松的發展環境。這樣通過“壓、減、退”的途徑,卸了部分財政包袱,就可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財政投資提到更靠前的序位上,投入較多的資金。當前主要用于公共工程開支,著重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但又必須看到,隨著市場體制、技術條件的變化,教育、醫療保健、公用基礎設施等準公共產品兩重性,將帶來許多新技術、新開拓的空間。特別是面對21世紀知識經濟的挑戰,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顯得愈益重要,如何使政府的財力與民間的財力在發展科學與技術方面更有效地結合運用,應該成為財政政策一個重要取向,認真加以研究實施。

    三是財政投入的重點取向應作適當調整。去年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最具有代表性的措施,是大規模舉辦政府投資的六大基礎設施建設,即農田水利、江河治理、生態環境,鐵路、公路、電信設施,城市公用事業,國家儲備糧倉,農村電網,經濟適用房。這些方面建設是必要的,對促進經濟增長意義十分重大。因此上述六個方面仍然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關注的重點,特別是一些規模大、周期長的工程項目,應繼續注入必要的政府資金,力爭及時、高質量地建設好。但必須指出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不能忽視支柱產業的技術改造和固定資本的更新。原因在于:第一,社會規模的固定資本的更新是拉動經濟走出低谷、擺脫衰退,推動產業結構向合理化、高級化方向演變的重要物質基礎。如果我們不把投資的重點適時轉向技改和設備更新上,即使速度暫時上去了,也很難提高經濟的質量和效益。第二,加大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的力度,是由我國現實情況決定的。我國的基礎產業和技術產業現有設備陳舊、技術落后。所生產的產品多為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初級產品,不迅速改變這種狀況,我們無法迎接知識經濟的挑戰。第三,加大技改力度,創立名特優產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是增加對外貿易,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需要。大力發展進出口貿易已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我國出口商品多為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商品。在未來世界市場更激烈的競爭中,這些商品很難有立足之地,出口額很難有大的擴大,改變這種狀況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大技改投入,搞好技術改造。基于上述考慮,當前財政支出結構應作適當調整,可采用財政貼息政策和加速折舊政策,對企業實施較大規模的技術改造。還可考慮對于企業以利潤或紅利進行的技術改造,予以稅收減免,適當調整目前足額征收所得稅政策。

第9篇：擴張性財政政策措施范文

然而，公債融資與經濟運行特別是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的是如何實現的？如果站在經濟穩定與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政府該不該發行公債？在何時發行公債合適？是發行長期公債還是發行中短期公債？發行多少公債為宜？如何確定公債利率水平？諸如此類的，無不涉及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要素和經濟穩定的影響。如果不搞清這些問題，政策就不可能正確地制訂公債管理政策，也就無法有效地利用公債管理政策實現財政政策目標。

遺憾的是，在傳統的經濟體制下，我國界一直把財政范疇置于上層建筑領域里，沒有把它作為宏觀經濟管理的一種手段來；再加之在理論準備不足的情況下，政府匆忙發行公債，理論界又轉而討論公債發行、管理中的具體操作問題，沒有顧及公債理論的深層次問題，特別是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理論研究。尚屬處女地。因此，本文試圖依據凱恩斯經濟增長理論框架，探討在赤字預算政策是一種無法避免的政策選擇的情況下，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并結合實際我國公債融資與十余年來經濟增長的關系。

本文的結構安排是：首先，確立分析財政政策效果的經濟增長模型，并簡要說明各項財政政策措施對經濟增長的效應途徑。然后，把公債融資效應區分為財政效應和流動性效應，全面研究公債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后，根據這些理論分析，這我們剖析我國的公債融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一、凱恩斯經濟增長理論框架下的財政政策效果

我們曾經根據藤田晴的研究[1]利用傳統的凱恩斯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分析過實現最優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本文仍將依據該模型討論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由于公債政策是財政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在凱恩斯經濟增長理論框架下公債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又是通過支出政策和稅收政策實現的，因此，我們首先回顧一下我們以前研究各項財政政策措施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基本結論。

我們在研究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曾提出三種經濟增長率，即“充分就業增長率”、“支出增長率”以及“最優經濟增長率”。充分就業增長率又稱“能力增長率”或“必要增長率”，是指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國民經濟能夠達到的增長率，這是在沒有通貨膨脹壓力下可能實現的最大增長率。所謂支出增長率是指各種支出函數所規定的國民支出增長率。所謂最優增長率就是均衡增長率和增長率正好相等的增長率。均衡增長率是指充分就業增長率與支出增長率相等狀態下的增長率。哈羅德稱謂的自然增長率是指在充分就業下等于勞動力人口增長率加上生產增長率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如果均衡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正好相等，那么，至少作為一種長期傾向，生產設備充分利用和勞動力充分就業的理想的經濟增長過程就會出現。因此，我們認為，如果經濟中存在大量潛在失業人口，最優經濟增長率就是能夠達到的最大的均衡增長率；如果經濟中沒有潛在的失業，則自然增長率就是最優增長率。

根據我們的分析，提高充分就業增長率至少可以通過四種財政政策措施來實現：（1）提高稅收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率。（2）提高政府投資在政府需求總額中的比率。（3）提高政府投資產出系數。（4）降低政府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率。提高支出增長率的財政措施包括：①提高政府支出比率。②降低稅收比率。實現最優經濟增長率的財政政策措施包括下列三種組合：A降低稅收比率，提高政府投資比率或政府投資產出系數；B提高政府支出比率、政府投資比率以及政府投資產出系數；C政府支出比率和稅收比率呈同向變動。

下面，我們根據上述這些基本結論，具體分析公債融資的財政效應與流動性效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所謂公債融資的財政效應是指公債融資配合政府的收支變化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所謂公債融資的流動性效應是指公債融資因改變貨幣供給量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

二、公債融資的財政效應

1．公債融資對充分就業增長率的影響

公債融資對充分就業增長率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增支公債和減稅公債的影響上。

（1）增支公債。在稅收收入不變的情況下，政府支出的增加用公債發行來融資，可能會降低充分就業增長率。一般來說，政府支出總規模中，政府的消費性支出所占比例較高。根據上述分析結果，由于政府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率提高，會降低國民儲蓄率，從而抑制經濟增長。因此，增支公債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如果公債來源于消費資金，或者說持有公債的主體是居民，增支公債的逆效應可能比較小；如果公債來源于投資資金，或者說持有公債的是和商業銀行，增支公債的逆效應可能比較小；如果公債來源于投資資金，或者說持有公債的主體是企業和商業銀行，增支公債的逆效應可能很大。當然，如果公債發行為政府投資的增加融資，使得政府投資在政府需求總額中所占的比率提高，經濟產出的能力增長率必然提高。

（2）減稅公債。在政府支出不變的情況下，為了彌補減稅所造成的收入損失而發行公債，也可能會降低充分就業增長率。根據上述分析，稅收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率（稅收比率），會提高民間消費占國民收入的比率，特別是在公債的資產效應起作用的情況下，民間消費比率提高的幅度會更大。因此，國民儲蓄將下降，民間投資的資金來源減少，會削弱經濟的增長能力。當然，如果減稅公債的目的是為了降低企業所得稅而不是個人所得稅和消費稅，由于主要的投資主體――企業用于投資的資金來源相對增加了，減稅公債可能會有利于經濟增長。

2．公債融資對支出增長率的影響

根據前面的結論我們得知，支出增長率僅與政府支出比率和稅收比率的變化有關，因此，我們通過分析公債融資一政府支出比率和稅收比率的關系。闡明明增支公債和減稅公債對支出增長率的影響。

（1）增支公債。在稅收收入不變的情況下，政府支出的增加用公債發行來融資，可能會提高支出增長率。眾所周知，在凱恩斯的理論框架中，總需求的增長是推動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而總需求增長的直接因素又是社會總支出的增加，其中，政府支出的增加是導致國民支出的基本力量。當公債為政府支出增加融資時，一方面公債融資的政府支出增加是國民支出的直接疊加因素，另一方面公債發行具有資產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民間消費支出，也直接構成國民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增支公債將促使支出增長率提高。

（2）減稅公債。在政府支出不變的情況下，為了彌補減稅所造成的收入損失而發行公債，也將提高支出增長率。減稅公債對支出增長率的提高作用至少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政府支出沒有降低，仍保持其原有的作用。第二，如果減稅政策降低的是個人所得稅，將給個人留下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在邊際消費傾向一般高于邊際儲蓄傾向的情況下，個人的消費支出會增加。第三，如果減稅政策降低的是企業所得稅，將給企業留下更多的資金，增加了企業的投資資金，企業的投資支出可能增加。第四，公債發行具有資產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民間消費支出。

（3）公債融資對最優增長率的影響

根據前面的結論可知，在財政支出比率、稅收比率、政府投資比率以及政府投資效率四個財政政策變量中，只要同時適當地變動兩個以上的變量，就能使充分就業增長率和國民支出增長率保持同一方向變化，實現最優經濟增長率，其中，由于政府投資效率的高低與公債融資的關系不大，故我們僅分析公債融資的前三個變量的關系來闡明其經濟增長效應。

一般來說，稅收收入是經濟性預算收入，其結余部分構成資本預算收入，當經濟性預算收入結余加上專項建設性收入不能滿足資本預算支出時，公債收入就是主要的資金來源。

第一種政策組合：降低稅收比率與提高政府投資比率。如前所述，降低稅收比率將提高支出增長率，但降低充分就業增長率，為了提高均衡增長率，必須輔之以政府投資比率的提高。這樣，公債政策必須是：減稅公債的目的最好是為降低企業所得稅融資；擴大公債發行，為政府投資籌集資金來源。

第二種政策組合：提高政府支出率和政府投資比率。政府支出率的提高將促使國民支出增長率提高，而政府投資比率提高將使充分就業增長率提高，因此，這兩種財政政策變量必須是同向變動。這樣，公債政策應是：公債發行主要是為政府投資支出籌集資金來源。

第三種政策組合：政府支出和稅收比率同向變動。如上所述，這項財政政策組合對實現最優經濟增長率來說似乎不大有效。就公債政策來說，公債融資似乎也沒有必要，因為政府支出增加的同時，稅收收入也要增加，無需再用公債融資。

三、公債融資的流動性效應

在上述凱恩斯學派增長體系中，忽視了赤字預算或盈余預算所產生的流動性效應。但是，一般來說，只要財政收支不平衡，流動性方面的問題就有必要考慮。因此，本節從公債的流動性效應角度，分析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公債融資對充分就業增長率的影響

我們從前面的結論中看出，整個經濟的非消費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也就是總儲蓄率，對提高充分就業增長率起了作用。就財政政策變量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隨著稅收比率和政府投資比率的提高，隨著財政支出比率的降低，充分就業增長率或者說必要增長率是上升的。

流動性對充分就業增長率的影響效果，完全取決于公債余額的變化對消費的影響效果。因此，我們可以假定，消費是可支配收入和資產（公債）的函數。于是，假定消費占收入的比率與公債――收入比率是正相關。這樣，若把有關消費的資產效應納入該體系之中，則稅收比率和財政支出比率的變化對必要增長率產生的影響效果比以前的分析有力。其理由是：稅收比率的提高漸漸地減少了可支配收入，進而降低了將來時點的公債――收入比率，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費傾向。也就是說，稅收比率的提高，降低了公債余額的消費效應，將提高充分就業增長率。至少財政支出比率的降低，也完全適用于同樣的推論。但是，政府投資比率對充分就業增長率的影響效果，要視情況而定。其理由是：政府投資比率提高時，一方面，收入水平會大幅度增長；另一方面，如果財政支出比率＞稅收比率，公債規模也會急速擴張，公債――收入率是上升還是下降，不能先驗地確定。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公債的流動性效應是提高還是降低充分就業增長率，由公債――收入比率決定。

在實行平衡預算政策（財政支出比率＝稅收比率）的情況下，這意味著公債――收入比率的降低，同時降低消費占收入的比率，提高儲蓄率，進而提高充分就業增長率。倘若開始時是赤字預算（財政支出比率＞稅收比率），此后，如果收入增長率比公債余額增長率提高緩慢的話，則公債――收入比率是上升的。由于這意味著消費傾向增大，這時的充分就業增長率會降低。因此，為了使均衡增長保持在一定比率上，赤字率必須與收入和公債余額的增長比率相同。

2．公債融資對支出增長率的影響

在凱恩斯學派增長模型框架下，當引入流動性來考察公債融資對支出增長率的影響時，只考慮消費對投資的影響效果是必要的。

對投資產生的影響，主要了取決于公債發行的類型。在用長期公債籌措資金的情況下，公債的流動性效應提高了消費，但降低了投資。因此，公債對支出增長率的影響，既有擴張性作用，又有抑制性作用。在用短期公債籌措資金的情況下，不但對投資，對消費也有擴張性作用。在不考慮流動性效應的情況下，稅收比率的提高，或者政府支出比率的下降，降低了有效需求增長率和支出增長率。在這種情況下，若引入流動性效應，公債融資強化了對支出增長率的降低作用。

3．公債融資對最優經濟增長率的影響

如上所述，稅收比率的提高或政府支出比率的下降，將提高充分就業增長率。如果把流動性效應考慮進來時，公債融資對充分就業增長率提高的促進作用更大。因此，在這個框架下，即使稅收比率或者政府支出比率的變化很小，也以消除充分就業增長率與支出增長率之間的潛在缺口。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凱恩斯學派增長體系中，流動性效應的存在提高了財政政策的有效性。

可是，倘若政府支出比率或者稅收比率的變化對支出增長率的影響因流動性效應的存在而被削弱，消除充分就業增長率與支出增長率間的潛在缺口而實現理想的均衡增長率（即最優增長率）的財政政策有可能失效。

四、我國公債融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我們在前面利用凱恩斯經濟增長模型分析了公債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實質上是從公債融資的不同用途（用于增支或用于減稅）分析公債與增長的關系。分析結果表明：（1）降低企業所得稅的減稅公債融資有利于經濟增長；（2）增加政府投資支出的增支公債融資將提高經濟增長率；（3）公債――收入比率保持不變或下降將提高充分就業增長率。

根據凱恩斯經濟增長理論的分析，我們認為，我國十余年來的公債融資和公債政策促進了經濟增長。

第一，從公債――收入比率來看，我國的公債融資似乎對增長不利。（1）如表1所示，我國的公債――收入比率是很低的，公債的資產效應表現得比較明顯，對消費需求的刺激效應較大。因而，民間部門用于儲蓄和投資的資金相對減少，可能會阻礙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不利。（2）自我國1981年發行國內公債以來，公債余額不僅在絕對額上迅速增加，而且相對于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公債――收入比率）也連年提高。根據3.1小節的結果，如果公債――收入比率是上升的，公債融資將對充分就業增長率產生不利。

表1 公債余額――收入比率國際比較 國家/年度 意大利 日本 加拿大 美國 法國 英國 15個重債發 展家

中國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60.0

66.3

71.9

77.1

84.0

88.5

92.7

95.0

－

－

－

－

－

57.0

61.1

66.9

68.4

69.0

72.8

75.5

73.0

－

－

－

－

－

45.1

50.1

56.1

58.8

64.6

68.6

68.8

68.2

－

－

－

－

－

37.2

41.1

44.2

45.2

48.3

51.1

51.6

51.5

－

－

－

－

－

36.4

40.1

41.4

43.8

45.4

45.4

47.5

47.2

－

－

－

－

－

54.5

53.2

53.4

54.8

53.8

52.0

49.6

44.9

－

－

－

－

－

8.7

11.7

12.6

14.2

14.9

15.8

15.9

16.4

－

－

－

－

－

1.12

1.97

2.58

2.97

3.26

3.68

4.57

5.91

7.62

6.79

7.24

8.28

9.31

說明：表中15個重債中國家包括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比亞、科特迪瓦、厄瓜多爾、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亞、秘魯、菲律賓、烏拉圭、委內瑞拉和前南斯拉夫。

資料來源：帕伯羅·E·圭多提和曼摩漢·S·庫莫，1993，《負債國家的國內公共債務》，第24-25頁；中國出版社，有關中國的數據，是筆者根據有關資料而得。

公債――收入比率的與實踐相吻合，按理說我國的公債融資有礙于經濟增長應該成為定論。可是，我們認為，具體到我國的經濟運行情況，不能簡單地做出這樣的判斷。（1）由于種種原因，我國各部門、多年來一直具有飽滿的投資需求沖動，乃至幾次經濟過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投資膨脹所致。正如學者們所分析的那樣[2]，80年代以來，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過快，1981-1993年全固定資產投資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3.8％，而同期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速度為9.95％；固定資產投資在當年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過大，1981-199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20.1-39.8％，而這一比重接近或超過30％的1985年、1986年、1987年、1998年、1992年和1993年，都在當年或次年引發較高的通貨膨脹。所以，我國現行宏觀經濟管理政策的重任在于如何有效地控制投資需要膨脹。如果說我國這種低公債――收入比率不利于投資需求的話，可能還是件好事；與其說不利于經濟增長，不如說有利于經濟穩定。（2）就我國目前的公債規模來說，公債――收入比率提高是否不利于經濟增長，還不能從根本上確定。因為，我國公債――收入比率的提高，是在公債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起步階段出現的。在公債發行初期，公債余額必然呈累積趨勢。況且，理論上所說的公債――收入比率的提高會對經濟增長不利是有條件的，也就是說，公債――收入比率提高的負作用是指在一定水平上的公債一收入比率的提高，這一邊際水平在不同國家或一國不同發展階段是不同的。比如，在工農業化國家，公債――收入比率的邊際水平可能是40％，發展中國家可能是20％。如果不超過這一水平，公債――收入比率的提高可能無防經濟增長。因此，我國公債――收入比率在10％以下的水平上提高，不會對經濟增長造成危害。

此外，著名經濟學家多馬在公債負擔與國民收入的關系時指出，只要國民收入按一定比率持續增長，公債――收入比率就會收斂于一定值，公債余額的絕對增加實際上不會給公眾帶來任何負擔，對經濟增長也不會產生嚴重影響[3]。

第二，我國發行的公債基本上屬于減稅公債，而且減稅的對象主要是企業所得稅，而降低企業所得稅的減稅公債融資促進了經濟增長。我們首先從國有企業的留利水平來看，自1978年以來，國有企業的利潤分配制度進行了多次改革，基本上是以減稅讓利開道，1978-1991年間的國有企業留利額年均遞增33.5％（見表2），而這期間公債余額年均遞增也近33％，這兩個比率如此接近難道是偶然巧合嗎？實際上，我們走的是一條以公債連年發行來支撐財政上減稅讓利的改革道路[4]。其次再從稅制改革來看，企業所得稅制完善是稅制改革的主要內容。1994年實行新稅制后，不僅國有企業所得稅、集體企業所得稅、私營企業所得稅合并成為統一的企業所得稅，而且，更重要的是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大幅度降低。國有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由原來的55％降低至33％，同時，對當年應納稅額在3-10萬元和3萬元以下的利潤低或規模小的企業納稅人分別減按27％和18％的低稅率征收。再次，從企業所得稅收入的增長率與企業留利額增長率的比較來看，1978-1991年間的國有企業留利額年均遞增33.5％，而1985-1991年的國營企業所得稅（包括國營企業調節稅）收入年平均增長率是0.19％，1985-1995年年平均增長2.76％；與此同時，國營企業所得稅收入占總稅收收入的比率從1985年的29.2％下降到1995年的12.58％，平均每年降低1.6個百分點[5]。最后，從債務收入增長率、債務收入與財政收入比率來看，1979年我國內外債務年度收入為35.31億元，1995年達到1549.76億元，年均增長28.58％；與此同時，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率從1979年的3.08％上升到1995年的24.83％，年均提高大約1.4個百分點[6]。由此可見，十幾年來，在我國企業所得稅的相對重要性明顯降低，而債務收入的相對重要性迅速提高的情況下，我們否認不了這種狀況對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所做出的貢獻。

表2 國有企業留利水平 （億，％） 年度/項目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1 留利額 27.5 144.0 216.1 355.7 489.3 700.6 539.8 555.4 留利率 3.7 21.5 34.2 45.1 49.6 55.6 86.7 65.3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1年有關數據計算而得。

第三，我國的公債融資基本上是用于增加政府投資支出。公債融資的基本用途是彌補財政赤字，我國歷年財政赤字產生的原因雖然很多，但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用于經濟建設支出特別是各項投資的支出過度增加。這類支出不僅在預算時就留有缺口，而且在預算執行過程中還往往超支，造成決算的經濟建設（投資）支出又超出預算，這一缺口都是由公債融資彌補的。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我國十八年的公債融資與公債政策促進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但這只是從宏觀角度進行分析得到的結論，并不能說公債規模越大越好，也不認能為我國公債融資結構和公債政策是完全合理的。此外，我們沒有分析公債融資的資金來源、公債融資的公共投資效率等，這些方面無疑也會影響經濟增長。

[1] 參閱郭慶旺、趙志耘，《實現最優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論》，《財政研究》1994年第4期，第2-9頁，藤田晴：《財政政策的理論》1966年，（日）勁草書房。

[2] 黃源、董生強：《關于我國通貨膨脹的分析》，《財經問題研究》1995年第9期，第11-12頁。

[3] 有關多馬負債模型的推導與分析，請參閱郭慶旺、三好慎一郎、趙志耘：《財政赤字經濟分析》，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238頁。

[4] 高培勇：《國債運行機制研究》，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