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總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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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貨幣政策總結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企業投資；托賓Q效應

一、引言

宏觀調控如何影響實體經濟的發展是理論界與實務界所共同關注話題。金融危后世界各國積極應用貨幣政策干預經濟系統。隨著我國市場化經濟的發展，微觀企業已成為我國投資的主體，是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貨幣政策調整對企業投資的影響成為重要研究課題，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在有關領域取得一系列成果。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一）國外研究現狀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可以歸納為貨幣渠道（包括利率途徑、匯率途徑和資產價格途徑）和信貸渠道。Christina D. Romer和David H.Romer（1993）研究認為貨幣政策會通過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信貸渠道的傳導速度更快。Bernanke和Gertler（1995）分析了信貸渠道的作用機理，認為貨幣政策通過影響銀行可貸資金規模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質量或財富凈值，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融資決策。

不管是貨幣渠道，還是信貸渠道，貨幣政策對企業經濟活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改變了企業的融資成本和融資環境，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資行為。國內外一些文獻研究了貨幣政策與企業投資之間的關系。

Kashyap等（1993）指出，緊縮貨幣政策會減少貸款供給，進而影響企業投資。Gertler and Gilchrist（1994）認為在緊縮的貨幣政策下，大公司和小公司會表現出不同的行為。Hu （1999）指出貨幣政策會通過影響債務融資成本進而影響投資成本，緊縮的貨幣政策對高負債公司的影響要大于低負債公司。Vijverberg （2004），Mizen和Vermeulen X2005），Aivazianetal （2005）分別以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數據研究了貨幣政策與企業投資支出的關系，結論是貨幣政策會從不同的渠道影響企業的投資行為階段。Georgopoulos和Hejazi（2009）指出企業的融資結構也會對貨幣政策產生影響。

（二）國內研究現狀

早起國內學者研究多著眼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近年來在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投資問題逐漸顯現出來，學者們才開始針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具體來看，現有的研究思路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兩種方式：（1）在一般意義上研究宏觀經濟調控和實際經濟運行，分析貨幣政策對于總體投資規模的調節作用；（2）在數量分析的基礎上，從不同角度和側面研究貨幣政策對投資的調節效應；對于這些文獻進行一個梳理與回顧，有助于理清研究思路，并從中得出啟發，推動本文的再研究工作順利開展。從研究的方法論角度劃分，國內學者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

一類是側重于對于貨幣政策和投資之間關系進行規范性研究。張合金（2000）認為在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嚴重問題是投資不足，然而，由于體制改革不徹底，金融中介機構和企業經營機制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貨幣政策對投資規模的調節效果。 夏馨、葉兵（2006）研究了2003-2006經濟周期貨幣政策對投資調控的具體措施和實際效果，得出調控效果并不顯著的結論，認為應從加強中央銀行獨立性，改進窗口指導，以及健全商業銀行激勵約束機制的角度加以改善。

另一類則是側重于對于貨幣政策和投資之間關系進行實證性研究，得益于計量統計工具在經濟學中的廣泛運用，2001年以后的研究大多采用了這種方式。葉兵（2007）系統探討了貨幣政策與投資規模之間的關系，并重點分析了我國貨幣政策對投資規模調節的傳導機制。聶學峰、劉傳哲（2005）針對貨幣政策傳導的投資途徑進行了一系列實證研究，其結果表明：貨幣政策能夠通過投資傳遞到宏觀經濟，其傳導途徑包括貸款的可得性途徑、利率途徑、非對稱信息途徑或資產負債表途徑等，但不存在托賓的Q效應；在貨幣政策傳導到投資的具體途徑中，利率傳導途徑己經形成，但還比較微弱；信貸途徑相對重要；貨幣供給量是引起投資變動的顯著原因，利率則不能，貨幣供應量影響投資的效應時滯為2個季度，投資影響實際總產出的效應時滯也是2個季度。方陽娥（2008）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分析了貨幣政策的投資效應，認為貨幣政策不論是對于公有制企業還是對于非公有制企業的投資都具有重要的調控效應，貨幣政策對于總投資的調控效應是非常強大的。其中，非公有制企業投資對銀行貸款利率變動更加敏感，而貨幣供應量變動對非公有制企業投資的調控效應要遠遠低于對公有制企業投資的調控效應。吳建環（2004）從微觀角度出發，運用托賓Q以及“金融加速器”理論，建立實證檢驗模型，解析了貨幣政策對于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資的影響，認為貨幣政策是能夠通過托賓的Q理論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投資的，其中連續性貨幣政策對于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投資有一定的解釋力度，但解釋程度不高；離散型貨幣政策對于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投資有較顯著影響；高科技上市公司資產負債表狀況對其投資的影響在經濟蕭條時期是顯著的。

三、總結與展望

總體來看，與國外學者相比目前國內學術界專門研究我國貨幣政策對投資調節效應的文章還比較少，多為一些零星的思考和偶發的評論。學者們對這一課題的現有認識還僅停留在現象上，系統性的研究基本上還是一片空白。從研究方法來看，回歸分析作為傳統的分析方法被廣泛的應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協整檢驗和其他新興計量方法也口益被大量采用。但他們通過實證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卻不完全相同，有的甚至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其原因在于實證分析方法、變量選擇和樣本區間選擇不同。無論是理論分析還是實證檢驗，國內學者對于貨幣政策和投資之間關系的研究都還不夠深入和全面，這些研究多選擇貨幣政策調節投資的某一角度進行分析，又或者在一般宏觀分析中缺乏實證檢驗，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作者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參考文獻

[1]ChristinaD. Romer David H.Romer.“Credit channel credit action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stwartransmission mechanism”Proceeding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v.1993：71-149.

[2]Bernanke，Ben S，Gertler，Mark. Inside the Black Box：The 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995.9（4）：27-48.

[3]Kashyap， Anil K&Stein， Jeremy C&Wilcox， David W. Monetam Policy and Credit Conditions： Evidence from the Composition of External Financ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993， 83 （1）：78-98.

[4]方陽峨.轉型期中國貨幣政策效應研究[M].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5]馮科.貨幣政策無效的實證分析一基于2003-2008年的數據[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

[6]馮春來.貨幣供給對產出與價格影響的變動性[J].金融研究，2002年第7期。

第2篇：貨幣政策總結范文

盡管2010年中國貨幣政策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為“適度寬松”。但這個“度”具體到底是多少,人們一直稀里糊涂。6日閉幕的“2010年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會議暨全國外匯管理工作會議”,是每年央行的開張大會,這次大會完全沒回答到底信貸發放多少才算“適度”的問題,會議公告未明確提出2010年的貨幣供應量增長目標,也未對信貸規模目標提出要求。央行自2008年10月份取消信貸規模硬管控后,2009年度的工作會議就未明確當年新增信貸規模;而對貨幣供應量的目標,2009年工作會議上則設定為“高于GDP增長與物價上漲之和約3至4個百分點的增長幅度作為全年貨幣供應總量目標,爭取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長17%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會議明確提出,將保持貨幣信貸總量適度增長,并提出了貨幣政策需要考慮多目標:“既要保持足夠的政策力度,支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又要穩定價格水平,有效管理通脹預期”;并表示,央行將密切跟蹤監測國際金融危機發展趨勢、國內外經濟運行和市場流動性情況,適時適度調節。要知道,1995年以來,央行一直實施著《中國人民銀行法》所規定的“單一”貨幣政策目標: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去年12月底,周小川在公開場合表態央行貨幣政策的多目標制,但這次央行工作會議新聞稿的通告,算是正式公告官方貨幣政策目標的轉變。這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中國央行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容忍一定的溫和通脹,以確保經濟回暖態勢得以持續,同時防止溫和通脹急劇演變成為惡性通脹,并根據全球金融市場的情況相機決策。不搞信貸額度,是因為通脹已經抬頭,但還沒有失控的威脅,犯不著讓市場人心惶惶。多目標制,實際上是悄然放棄過去的幣值穩定的原則。市場人士有必要注意的是,2008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出,2009年CPI同比漲幅限制在4%以內。2009年12月的CPI可能突破2%?但仍離這個目標很遠。所以,央行的“貨幣政策高壓線”,估計就在CPI同比漲幅4%。只要這個線不突破,央行的貨幣政策,就是集中保增長和充分就業,一旦突破,加息等緊縮措施接踵而來。這一點有點類似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核心CPI只要不突破2%(可能實際是3%),就維持零利率政策――一直到失業率大幅下降為止。

在經濟復蘇時期,央行搞貨幣政策多目標制,是典型的走“機會主義”路線。因為現有央行貨幣政策,都是基于歷史經驗的學術總結上。1929年的大蕭條漫漫無絕期,貨幣主義學派總結為:美聯儲沒有在市場流動性枯竭情況下放松銀根,反而加大緊縮力度。1987年、2001年乃至2008年的美聯儲,汲取這個教訓,在市場崩盤之后大舉注入市場流動性,防止金融危機演變成經濟危機――目前起碼在實證角度看是有效的。而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惡性通脹,只有在沃爾克掌管美聯儲用高利率才壓制了下去,十年滯脹,給后來全球所有央行一個教訓:一旦通脹抬頭,就不能姑息,必須予以及時整治!這一點,中國經濟決策者當然刻骨銘心: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政治動蕩,就因惡性通脹而起。這也是為何2007年底中國經濟決策者毫不猶豫搞“雙防”,甚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初現端倪時候,仍是緊縮貨幣不放松。

經濟形勢極端惡化和繁榮的兩個頂點,貨幣當局都知道怎么做,但就在高通脹和緊縮之間呢?學術界對此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利益集團的博弈和政治需求等諸多要素,不可避免要干擾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畢竟“泡泡浴”會讓所有人都感到舒服。搞點溫和通脹刺激一下經濟,豈不是皆大歡喜之事?

第3篇：貨幣政策總結范文

關鍵詞: 貨幣政策 通貨膨脹目標制 本.伯南克

中圖分類號: F830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1770(2009)010-017-04

眾所周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美聯儲)主席不但對美國而且對世界經濟都存在非常大的影響力,現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教授曾任職于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伯南克教授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多產的貨幣經濟學家,而且他是“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堅定支持者。本文的目的在于圍繞伯南克教授大力主張的“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對伯南克的貨幣政策思想進行綜述,這將有助于系統分析與理解美國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意圖,同時對我國未來貨幣政策框架的選擇也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最優的貨幣政策框架――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

(一)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實踐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大多數國家選擇盯住貨幣供應量或貨幣總量的增長率(Money Growth Targeting)作為貨幣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基本框架,但是伴隨著“貨幣迷失”(Money Missing)現象的出現,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與地區采用一種全新的貨幣政策框架――通貨膨脹目標制,也就是說中央銀行放棄盯住貨幣供應量這一中介指標而改為盯住通貨膨脹率這一傳統意義上的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最初是新西蘭、加拿大、英國、芬蘭、澳大利亞、瑞典和西班牙這些發達國家先后采取了通貨膨脹目標制,然后是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比如巴西、智利、韓國、以色列、墨西哥、泰國、菲律賓)與部分轉型經濟國家(比如捷克、匈牙利與波蘭)也開始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而德國與瑞士雖然對外聲稱是采用貨幣總量的增長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但這兩個國家卻從70年代中期以來就開始實施以通貨膨脹為核心(inflation-focused)的貨幣政策,并且Ben S.Bernanke(1996)的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德國中央銀行與其說是盯住貨幣總量的增長還不如說是盯住通貨膨脹率,因為當貨幣總量目標與通貨膨脹目標之間存在沖突的時候德國中央銀行給予了通貨膨脹目標更大的權重。總之,轉為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中央都獲得了比較滿意的貨幣政策效果,最為明顯的證據就是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中央銀行準備放棄這一新的貨幣政策框架(Ben S. Bernanke,2003)。

(二)通貨膨脹目標制是一種混合的貨幣政策框架

Ben S.Bernanke & Mishkin. F(1997)從貨幣政策的“相機抉擇”與“規則”之爭的角度分析了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特征,并得出結論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制并不是一個固定的貨幣政策規則而是兼有“相機抉擇”與“規則”特征的一個混合的貨幣政策框架。但是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相機抉擇”是一種“有約束的相機抉擇”(constrained discretion)。這種有約束的相機抉擇是試圖在嚴格貨幣政策規則與無約束的相機抉擇之間達成一種有機協調。從短期來看,為了應對不能預期的供給沖擊和其他外部沖擊,中央銀行仍然可以采用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這表明通貨膨脹目標制仍然為短期的穩定目標(比如說產出與就業目標以及匯率的相對穩定)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框架并不僅僅集中于控制通貨膨脹。但是從長期來看,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相機抉擇是有約束的,這一約束就在于中央銀行應該堅決承諾并實現事先宣布的通貨膨脹目標,由于貨幣政策實施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有一個滯后期,因此中央銀行應該預測通貨膨脹率的走勢并提前實施貨幣政策手段,因此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框架天生具有前瞻性(Ben S.Bernanke, 2003)。

(三)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基本特征

后來Ben Bernanke & Mark Gertler(1999)提出最優的貨幣政策框架是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這一貨幣政策框架具有以下三個最基本的特征:一是通貨膨脹目標制承諾在長期內將達到一個特定的、事先宣布的通貨膨脹目標,并且這一特定的通貨膨脹目標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維持價格的穩定將成為貨幣政策最重要的(overriding)目標;二是在長期內達到通貨膨脹目標的約束條件下,中央銀行可以在短期內具有一定的政策靈活性,比如說追求產出的穩定,因此命名為“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三是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具有很高的開放性與透明度,比如說定期通貨膨脹狀況報告,對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展開開放式的討論。而且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既不同于美國目前所采用的含蓄的通貨膨脹目標制,也不同于英國等國家所采用的非常明確與透明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因為美國目前采用的含蓄的通貨膨脹目標制不符合第三個特征,而英國所采取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則缺乏一定的靈活性。后來伯南克出版了著作“Inflation Targeting: Less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2001)對通貨膨脹目標制進行了非常詳盡的論述。

二、貨幣政策不應該直接盯住資產價格而應關注資產價格波動帶來的通貨緊縮或通貨膨脹壓力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世界大部分的中央銀行已經比較成功的控制了通貨膨脹,那么未來對貨幣政策的最大挑戰將是金融的不穩定性以及資產價格波動性的不斷提高,而金融的不穩定將給實體經濟帶來持續的甚至是毀滅性的影響,那么貨幣政策是否應該盯住或者關注資產價格的波動?Ben S.Bernanke& Mark Gertler(1983,1995,1999,2000,2001,2004)對這一問題給出了獨特的解釋。

(一)資產價格波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信貸渠道”與“金融加速器效應”

伯南克從攻讀博士學位開始就對發生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非常感興趣,從此以后他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后來這些論文都被收入到論文集“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Ben S.Bernanke,2004)。在這一系列論文中伯南克就資產價格波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機制進行非常獨到的分析,伯南克認為資產價格波動通過“財富效應”影響消費支出的途徑得不到實證分析支持的原因在于:股票與債券主要不是居民自己持有而是由養老金機構持有,那么資產價格的波動對居民可支配現金則很少有直接的影響。在這個基礎上他開始從“信貸渠道”來分析資產價格波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機制,由于信貸市場本身存在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并不是一個無摩擦的完全競爭市場,因此家庭、企業與金融中介機構的借貸能力受到其資產負債余額的影響,那么資產價格的波動通過影響微觀經濟主體的資產負債表余額進而影響其借貸能力,當資產價格大幅度下跌導致微觀經濟主體的資產負債狀況惡化,在短期內將影響宏觀經濟的總需求,從長期來看將通過影響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形成并減少總供給。

在資產價格影響實體經濟的過程中還存在一個顯著增大的相互反饋過程。在第一階段,資產價格的急劇下降顯著減弱了微觀經濟主體的借貸能力,而借貸能力的減弱將導致總需求的減少與失業率的升高,且總需求的下降將導致現金流入的減少并進一步導致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在第二階段,總需求的下降與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導致資產的被迫出售與資產價格的進一步下降,然后又回到第一階段,這一顯著增大的相互反饋過程被伯南克稱之為“金融加速器效應”。這一效應類似于歐文.費雪(1933)年提出的“債務緊縮機制”,但是Ben S.Bernanke & Mark Gertler(1989)最早對這一機制用數理模型進行了系統的表述。其后Ben S.Bernanke & Mark Gertler(2000)還根據資產價格波動對實體經濟影響的“信貸渠道”得出一個與一般常識相反的結論:貨幣的貶值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是緊縮性的。這是因為當本國貨幣貶值時,本國居民、企業與金融中介機構以本幣來衡量的外幣負債價值將上升,這將惡化微觀經濟主體的資產負債狀況并最終導致總需求與總供給下降。

(二)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波動

伯南克對從大蕭條以來的經濟史的研究表明:如果貨幣政策不積極應對由資產價格大幅度下降帶來的不斷增強的通貨緊縮壓力,資產價格的下降就會給實體經濟帶來持續的破壞。但是Ben S.Bernanke & Mark Gertler(1999,2000)認為貨幣政策本身并不足以牽制資產價格大幅度波動,這可能給實體經濟帶來破壞性效應,并且他們的實證研究結論表明如果貨幣政策直接盯住資產價格波動本身,反而將導致資產價格更大幅度的波動。這是因為:其一,資產價格的波動可能是由實體經濟因素造成的,也可能不是由實體經濟因素造成的,這非常難以辨明;其二,試圖“刺破”資產價格膨脹帶來的“泡沫”將給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運行帶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但是即使是由非實體經濟因素帶來的資產價格波動也會給實體經濟帶來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壓力,這將最終影響實體經濟的運行,因此貨幣政策應該對資產價格波動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壓力進行反應。

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框架則進一步要求貨幣政策主動并提前應對資產價格波動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壓力。在預見到資產價格上升將刺激總需求的增加并給宏觀經濟帶來通貨膨脹壓力時,自動升高利率不但可以穩定總需求并提供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而且可以穩定金融市場本身。那么當預見到資產價格大幅度下降將通過信貸渠道給宏觀經濟帶來通貨緊縮壓力時,中央銀行可以通過降低利率等手段有效緩解負向“金融加速器效應”給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帶來的進一步沖擊。最后,假設金融市場的投資者都預期到中央銀行將采取“逆風向”的貨幣政策規則來對沖金融市場價格波動帶來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壓力時,他們將有效約束非理性的投資行為并最終抑制資產價格的過度反應。

三、美國的最優貨幣政策框架選擇――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而非格林斯潘時期含蓄的通貨膨脹目標制

Ben S. Bernanke & Frederic S. Mishkin, (1997)認為沃爾克與格林斯潘主政美聯儲時期所取得的成功應該歸因于他們采用了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制定理念或框架,并認為這是一種含蓄的通貨膨脹目標制。但是 Ben Bernanke & Mark Gertler(2000)明確提出美國當前最優的貨幣政策制度是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而非格林斯潘時期所采取的含蓄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因為采用這一貨幣政策框架有如下的優點:

(一)明確的通貨膨脹目標將降低對未來通貨膨脹預期的不確定性

目前含蓄而模糊的貨幣政策框架導致對未來通貨膨脹預期的不確定性,而不穩定的通貨膨脹預期將使得長期儲蓄與投資決策變得更加復雜化,同時給名義的金融與工資合同帶來更大的風險,這最終將導致商品市場價格與金融市場價格更大的波動性,給宏觀經濟運行與金融市場帶來不確定性,比如說金融市場分析人士就需要不斷地揣摩美聯儲主席話語背后的隱藏信息。而采用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以后美聯儲通過明確的通貨膨脹目標(當然這里隱含的假定就是這一承諾是可信的),可以穩定公眾對未來的通貨膨脹預期,有利于減少私人部門經濟決策的復雜性,減少金融市場由于對貨幣政策方向預期的不確定性帶來的價格波動。同時穩定的通貨膨脹預期(即使實際的通貨膨脹短暫的偏離預期的通貨膨脹率也是如此)不但可以更容易地維持價格的穩定并達到通貨膨脹目標(對上個世紀70年代與80年代石油價格波動對美國與其他工業化國家的價格與產出的影響程度進行比較就可以得出這一結論),而且美聯儲可以更加容易地達到穩定產出與就業的短期目標。

(二)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可以增加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透明度與可信度

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可以允許公眾參與貨幣政策制定與實施的討論從而增加貨幣政策形成與實施過程的透明度,這樣可以有效制約來自政府給予中央銀行進行短期經濟刺激的壓力。比如,在面對即將來臨的政治大選或者緩慢的經濟復蘇時,政府可能要求中央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但是這一貨幣政策的實施可能會導致中期或長期的通貨膨脹。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將向公眾解釋短期的貨幣政策實施與長期的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然后政治家、新聞媒體、專業人士與公眾可以參與討論,這將有效制約來自政府要求實施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的壓力。而且透明度的提高將有效增強貨幣政策的可信度。因為未預期的沖擊將使實際的通貨膨脹率偏離事先宣布的通貨膨脹目標,這時如果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決策與實施程序不具備透明性,公眾將對貨幣政策的可信度表示懷疑。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透明度的作用在于:當未預期的沖擊發生后, 使公眾能夠有效判斷實際通貨膨脹與事前宣布通貨膨脹目標之間的偏離究竟是由政府或者中央銀行的“短視行為”或“欺騙行為”造成的, 還是由于未預期到的沖擊所造成的, 從而確保公眾對貨幣政策實施的有效監督并增強貨幣政策的可信度。反之亦然。

Ben S. Bernanke & Frederic S. Mishkin(1997)還認為美國采取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將形成一個制度性的承諾,可有效地避免由于美聯儲主席更替給貨幣政策制定與實施帶來的不連貫性,并減少貨幣政策對單個領導者貨幣政策思想的依賴。該文另外得出美國由目前模糊的通貨膨脹目標制轉為更加明確的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前提是:美國的通貨膨脹率較低以及公眾與市場對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基本理念比較熟悉。因此Ben S. Bernanke(2003)認為在過去的20多年里面美聯儲在貨幣政策制定與實施方面獲得了非常高的聲譽,其貨幣政策理念已經比較接近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框架,而且目前實際的和預期的通貨膨脹率也比較低而且相當穩定,因此目前是美聯儲轉為更為明確的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框架的有利時機。而為了實現貨幣政策框架的成功轉型,美聯儲首先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進行改善:第一,量化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所稱呼的“價格穩定目標”,并且明確這其中的價格是以哪一特定的價格指數為基礎;第二,定期出版類似于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中央銀行所出版的通貨膨脹報告。

四、對我國貨幣政策選擇的啟示

本文從最優的貨幣政策框架、資產價格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以及美國的最優貨幣政策框架選擇與走向這三個方面對美聯儲新任主席本.伯南克教授的貨幣政策思想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得出了以下幾點結論:

(一)通貨膨脹目標制是一個兼有“相機抉擇”與“規則”特征的混合的貨幣政策框架,其“相機抉擇”是一種“有約束的相機抉擇”,即在長期內達到通貨膨脹目標的約束條件下中央銀行可以在短期內具有一定的政策靈活性,因此伯南克稱之為“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它是一種最優的貨幣政策框架。

(二)資產價格的波動將通過“信貸渠道”的“金融加速器效應”影響實體經濟的運行,但是貨幣政策不可能也不應該盯住資產價格的波動,而是必須主動并提前應對資產價格波動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壓力,這不但可以穩定宏觀經濟的運行,而且可以穩定金融市場本身。

(三)美國當前最優的貨幣政策制度是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而非格林斯潘時期所采取的含蓄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因為明確的通貨膨脹目標將穩定通貨膨脹預期,這不但可以更容易的維持價格穩定并達到通貨膨脹目標,而且美聯儲可以更加容易的達到穩定產出與就業的短期目標。同時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還可以增加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透明度與可信度。

那么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可以從伯南克的貨幣政策思想得到哪些啟示呢?我國從1996年開始正式采用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但是將近十年來的實踐表明我國實際的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與預定的增長率目標之間存在較大幅度的偏離。1978年以來的數據表明我國兩個層次(狹義貨幣與廣義貨幣)的貨幣流通速度處于下降趨勢并且呈現不規則波動,盡管對貨幣流通速度的預測在理論上可行,但實踐中尚無一個模型能很好的擬合現實(謝平,2000)。同時易行健(2007)用協整與誤差修正模型對我國的年度、季度與月度的貨幣需求函數進行的實證研究也表明貨幣需求函數的參數并不穩定而且要準確預測貨幣的增長率是不現實的,因為市場化改革、城市化、貨幣化、股票市場的發展以及預期匯率變化都對貨幣需求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在這種現實背景之下,我國中央銀行應該選擇合適的時機循序漸進的由目前的貨幣政策框架轉為采用“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框架。

參考文獻:

1.謝平:《新世紀貨幣政策的挑戰》,《金融研究》,2000年第1期。

2.易行健:《經濟轉型與開放條件下的貨幣需求函數:基于中國的實證研究》,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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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en S. Bernanke and Ilian Mihov. ”What Does the Bundesbank Target ”, NBER Working Paper, 1996, W5764.

作者簡介:

第4篇：貨幣政策總結范文

關鍵詞：Taylor規則；資產價格因素；貨幣政策

一、引言

近年來，關于資產價格波動對于我國的貨幣政策影響的研究越來越多，絕大多數研究資產價格波動與貨幣政策關系的文獻都是假定在我國的貨幣政策反應函數符合Taylor規則的要求，但是在實際中有關Taylor規則是否適用于我國的具體情況仍然存在爭論。

本文研究內容主要是：第一，基于我國的特點構建一個更加適合我國情況的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利用相關數據和構建出的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對我國常用的貨幣政策工具進行實證研究。第二，依據實證結論，提出自己對于我國貨幣政策的看法，并提出一些參考建議。

二、實證分析

1.模型建立

Taylor（1993）提出了著名的泰勒規則，該規則通過簡單的形式表達出了美聯儲實際使用的政策工具，這個規則不僅很好的描述出美聯儲利率的實際調整行為，而且也使得學術研究和現實情況更加緊密的貼合，使得學術研究更加具有實際意義，因此Taylor規則對于學術界非常具有吸引力。Taylor（1993）原式表達為：

it=pta+0.5（pta-π*）+0.5yt+（1）

我們假設利率平滑傾向的動態變化可以描述為：

it=（1-ρ）i*t+ρit-1+mt（2）

Cuche（2000）在總結Taylor規則和CGG（1998）研究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拓展出一個更具包容性的貨幣政策反應函數模型：

x*t=+β（E[πt，k|Ωt]-π*t，k）+γ（E[yt，p|Ωt]-y*t，p）+δ（E[zt，n|Ωt]-z*t，n）（3）

xt（1-ρ）x*t+ρxt-1+mt（4）

基于以上模型變化，結合我國利率雙軌制的特點和本文研究目的，我們構建出以下反應函數模型：

x*t=+β（E[πt，k|Ωt]-π*t，k）+γ（E[yrt，p|Ωt]-y*t，p）+δ（E[et，n|Ωt]-e*t，n）*t，i）（5）

xt（1-ρ）x*t+ρxt-1+mt（6）

其中，方程（6）表示為設置貨幣政策工具目標的規則函數，它表示對通貨膨脹π率、產出增長率yr、匯率e和國房景氣指數h的實際值與目標值存在的偏差進行反饋。

將（5）代入（6），經推導可得：

xt=（1-ρ）[+β（πt，k-π*t，k）+γ（yrt，p-yr*t，p）+δ（et，n-e*t，n）+η（ht，s-h*t，s）]+ρxt-1+?t（7）

其中：

?t=-（1-ρ）{β（πt，k-E[πt，k|Ωt]）+γ（yrt，p-E[yrt，p|Ωt]）+δ（et，n-E[et，n|Ωt]）+η（ht，s|Ωt）+mt}

我們假設，μt表示央行獲得全部信息集前提下的工具向量變量，則在最優決策時必有μt和?t正交，即表示以下正交條件成立：

E[{xt-（1-ρ）[+β（πt，k-π*t，k）+γ（yrt，p-yt*t，p）+δ（et，n-e*t，n）+η（lt，h-l*t，h）]-ρxt-1}|?t]=0（8）

我們選取管制利率（dr）、市場利率（mr）、貸款規模（loan）作為常用貨幣政策工具的變量。

2.實證檢驗

本文選取1992-01～2013-12的月度數據，所有變量均經過CensusX12季節調整，ADF結果顯示本文中所利用的常用的貨幣政策工具變量均服從一階單整，其余變量序列都平穩。對（8）進行GMM回歸我們可以發現：第一，本文選取的三個常用貨幣政策工具規則中，各個規則的ρ值都比較大，而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都是顯著的，表明我國調整貨幣政策具有明顯的平滑性特征。其中管制利率規則（dr）的ρ值最大，為0.99***。第二，各個規則的β值符號正確，但其數值均小于1，表明我國的反通脹力度不足。第三，管制利率規則（dr）和貸款規模規則（loan）的產出缺口的系數γ在統計上顯著，表明我國的貨幣政策規則對產出缺口進行很大程度上的反應。

三、結論

本文利用1992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相關數據，研究納入資產價格的廣義擴展型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價格。試圖尋找一個最優的貨幣政策工具，我們運用CensusX12、ADF檢驗、協整檢驗、OLS回歸和GMM回歸等方法，分別考察了管制利率規則（dr）、市場利率規則（mr）和貸款規模規則（loan），我們發現各個規則存在著“顧此失彼”的困境，這表明我國不適用單一的貨幣政策規則。

參考文獻：

[1]Clarida R，J.Gali and M.Gertler.Monetary Policy Rules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Evidence and Some The-ory [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147-180.

第5篇：貨幣政策總結范文

前言

中國的各類企業的經濟收入都有下滑的趨勢，因而在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下，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經濟衰微現象。本文從中國經濟增長率較低、中國經濟受外貿影響會有所回升、中國經濟“信貸泡沫”現象嚴重、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等幾個角度分析了在世界經濟新格局下，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前景，文末對全文進行總結。

一、世界經濟新格局下中國經濟增長率較低

當今社會，世界經濟的新格局是“一超多強”，這種經濟格局在短期內不會有太大改變。根據相關的調查研究顯示，在未來的十五至二十年間，中國經濟增長率可能會低于百分之八，這就需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來活躍市場、促進經濟的增長，以此來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的健康高速發展。

二、中國經濟受外貿影響會有所回升

當今社會，不僅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著重大的壓力和挑戰，就連一些發達國家也剛剛走出全球經濟低迷的谷底，處于漫長的經濟恢復時期，而且還有可以出現輕微的經濟波動。歐美國家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這些國家的經濟開始逐漸復蘇，受到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中國經濟也會隨之而獲得增長。中國經濟在近二三年內處于“庫存化”狀態，投入在房地產和基建等項目上的資金仍在增加，所以，2014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有所上升，但這并未改變中國經濟增長率持續走低的趨勢。

三、中國經濟“信貸泡沫”現象嚴重

就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來看，可能存在相當嚴重的“信貸泡沫”，而且中國企業負債累累，高居世界榜首。中國各行各業企業的平均利潤率都處于下滑的趨勢中，國家必須面對這種嚴酷的現實，創造性地尋找激活經濟低迷現狀的方法，促進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時，中國的金融系統和銀行也應該提前做好預警，降低風險和隱患，從而減少經濟損失。

四、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

近年來，中國經濟雖然處于持續增長的狀態，但經濟增長率卻在逐年下滑，到期央票數量接近于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做出了調整，放寬了運轉的條件和空間。據統計，在2012年，中央銀行的社會融資為15.7萬億，貨幣投放量為2.7萬億，而到了2013年，社會融資達到17.29萬億元，貨幣投放量增加8.89萬億元。此時，降低商行的法準金是一項明智的政策決策，而且即使再增加基礎貨幣投放也無需考慮通貨膨脹的困擾。IPO的重新開閘和增加市場的流動性有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繁榮穩定發展，但要考慮到中國經濟增長處于瓶頸期，貨幣政策難以發揮其優勢作用。放松貨幣政策可以使貸款資金流向地方政府、房地產和腐敗企業，不能增加制造業的經濟收益。中國經濟宏觀調控政策中的貨幣政策未能達到預期效果，但只有通過降準、減息才能減少融資成本，進而增加企業實力和市場競爭力。由此看來，適當地放松貨幣政策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但應該關注寬松政策下資金的流向問題，避免使資金在地方政策、房地產和某些企業中的濫用。因此，國家需要大力改革政府體制和官員升遷機制。

第6篇：貨幣政策總結范文

（四平市中心人民醫院財務科，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在當今各國經濟中宏觀調控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已經成為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促進經濟穩定和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在宏觀調控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其中最重要的兩種調控手段。面對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財政和貨幣政策，無論對于學術理論界還是政府部門都是一個迫切而現實的問題。

［

關鍵詞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工具；經濟增長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2.094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聯系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對宏觀經濟產生作用和影響，達到政府既定的目標。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屬于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波動是市場經濟的常態，財政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防范經濟波動，保持經濟穩定。經濟衰退與經濟繁榮狀態總會交替發生，引發諸如就業壓力大、通貨膨脹、投資波動、外貿失衡等嚴重的經濟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間接作用于經濟，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正是政府經常使用的兩大經濟政策。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具有一致性。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要達到的最終目標有四個：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個目標的本質都是要保持一國宏觀經濟的穩定。

（3）在一般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用以對付大的與拖長的經濟衰退，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的使用。貨幣政策則是通過貨幣供應量和信貸量進行調節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靈活的特點。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搭配，因而兩者可形成合力，對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發揮調控作用。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財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財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與政府收支活動相關，主要有稅收、財政支出、政府投資、財政補貼和公債等。

（1）稅收。稅收是形成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國家調控經濟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廣泛強烈的調節作用。稅率的確定是財政政策實行調節目標的基本政策度量選擇之一。稅率的高低決定著一國財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稅負的分配是國家對于稅收結構的調整，其可以起到調節產業結構的作用。

（2）國債。國家發行國債主要目的是彌補財政赤字和發展社會公共建設。隨著信用制度的發展，國債的發行漸漸成為了財政政策的重要工具，具有調節貨幣供給、私人消費和投資的作用。國債的調節作用主要表現在：貨幣效應；擠出效應；收入效應。

（3）財政支出。財政支出是國家為了滿足一定的社會公共需要，對以稅收和發行國債等形式籌集來的資金的運用。一般性的財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務支出、政府投資支出，以及社會保障支出和轉移支付。政府的投資力度和投資方向對一國產業結構優化以及調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率是銀行存放在中央銀行或金庫中的準備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擴大或收縮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能力，加強央行的基礎貨幣吞吐實力，從而通過影響貨幣存量而對整個經濟產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響到各商業銀行利潤，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況下不常使用。

（2）再貼現率。再貼現率是商業銀行將其貼現的未到期票據向中央銀行申請再貼現時的預扣利率。再貼現意味著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貸款，從而增加了貨幣投放，直接增加貨幣供應量。再貼現率的高低不僅直接決定再貼現額的高低，而且會間接影響商業銀行的再貼現需求，從而整體影響再貼現規模。

（3）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發達國家將公開市場操作當作中央銀行調節基礎貨幣量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通過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與指定交易商進行有價證券，調控貨幣供應量，以達到貨幣政策調控目標。公開市場操作業務具有市場化程度高、靈活性和微調性的特征。

3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的實踐

我國改革開放已經歷經了30多年的實踐，實踐表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對于加快我國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政府采取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實踐中，還有很多要素制約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從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保持穩定出口的同時，出臺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擴大國內需求，并取得了較好的政策效果。進入后危機時期，我國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越來越繁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領域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互補的聯動效果，避免政策運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經過2009年的經濟刺激政策，使得我國國民經濟在2010年實現了高位穩定增長，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經濟轉變為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擴大內需和防止通貨膨脹。政策組合繼續保持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方面由極度寬松轉變為適度寬松，而年末則調整為穩健偏緊，在產能過剩和房地產等領域緊縮性政策的調控力度明顯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使用的實踐進行總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已逐漸向市場化調控方向轉變。在發展公共財政的總體結構下，從財政政策影響經濟的方式以政府投資性支出為主，逐漸轉變到通過公債、稅收、轉移性支付等多種工具的綜合運用。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貨幣政策的制定實施，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信貸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特征。

第二，在財政貨幣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強至弱，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強。改革開放最初，國家進行宏觀調控是以財政政策為主導，而貨幣政策幾乎沒有作用，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貨幣政策的核心模式轉變為通過對信貸規模的控制從而影響貨幣的供給。

第三，目前的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關注總需求管理，主要以經濟的穩定為目標。我國面臨著經濟發展與體制轉軌的雙重任務，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在長期來看，還必須關注金融制度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優化，以及以結構性調整為目的的供給管理等層面，這也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4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建議

4.1加強政策制訂的預見性與時效性

從過去來看，我國財政貨幣政策搭配的變化比較頻繁，財政貨幣政策的實行存在時滯問題，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預測能力，為政策調控及協調打下余量。

4.2財政貨幣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針對性

財政政策應更多地利用區別對待的方式，利用財政收支來控制資金流向，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同時通過稅制和社會保障措施，提高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有效調節整個社會收入構成。貨幣政策應當著重考慮未來經濟的走勢，避免出現通貨膨脹，通過各種手段抑制經濟過熱，在調整結構方面，貨幣政策應當通過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方式，推動經濟均衡發展。所以，在實施財政貨幣政策配合時，一定要注意兩者具有針對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靈活運用貨幣政策調控工具

要全面發揮貨幣政策工具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場，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大力發展短期融資工具，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使利率成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加強金融機構間的資金融通，實現金融機構間資金的良性循環。

4.4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地區經濟差距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等結構問題日益突出，內需不足，因此要實施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綜上分析表明，現實兩大政策的配合模式應是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相結合，這樣才能提高貨幣政策的效果，促使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胡琨.中國財政政策有效性實證研究［D］.天津：天津大學，2004.

［2］劉尚希.中國消費率下滑引致的經濟風險分析［J］.地方財政研究，2008（6）：4-10.

［3］孫光輝.關于財政融資創新之策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研究［J］. 中國市場， 2015（9）.

［4］李春頂，夏楓林.需求結構對宏觀調控的影響及中國政策抉擇［J］. 中國市場， 2014（7）.

第7篇：貨幣政策總結范文

格波動非均衡效應研究—基于動態經濟學視角”（編號：10XJA790010）

中圖分類號：F821.0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主要是指同一貨幣政策作用于不同經濟區域會產生的不同政策效果，側重于探討貨幣政策統一性與貨幣政策調控效果區域差異性間的協調。文章對貨幣政策在房地產市場上的區域效應的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和分析，表明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在房地產市場上表現顯著，在我國表現為貨幣政策在東中西部的房地產市場上表現出不同的調控效果和區域差異。因此，政府調控房地產市場時，應該實行差別化的貨幣政策。

關鍵詞：貨幣政策 區域效應 房地產市場

隨著近年來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房地產市場成為中央銀行宏觀調控的重點對象。然而，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在不同區域存在很大的差別，房地產市場的異質性和區域性強化了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因此，在各區域房地產市場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研究對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義。鑒于目前對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及其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的相關研究還缺乏系統的論述，本文從貨幣政策工具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效用和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影響的區域效應，對這一領域相關的結果進行梳理和總結，探討貨幣政策的區域差異性。

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效用

貨幣政策沖擊對房地產價格波動具有顯著的作用，而這種作用使貨幣政策成為國家調控房地產市場的常用手段。研究表明，住房實際價格上漲對積極的貨幣政策表現出消極反應，在緊縮的貨幣政策沖擊下，住房價格會迅速下降，導致房地產開發受阻，從而產生抑制作用。Xiaoqing Eleanor Xu（2012）發現，擴張的貨幣政策趨向于促進房地產價格的后續上漲。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還可能促使房地產泡沫產生。Bernanke（2010）研究表明，較高的貨幣政策擴張是導致美國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機中房價泡沫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當資產價格出現泡沫時，中央銀行應該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從而使資產價格泡沫在被過度放大前破滅。

（一）銀行信貸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效用

銀行信貸是房地產企業普通購房者的重要資金來源。貸款的可獲得性能夠改變房地產供給需求，進而導致房地產價格變化。房地產價格和按揭貸款量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房地產按揭貸款增加，刺激房地產需求增加，房地產價格上升。而如果房地產開發貸款增加，則刺激房地產供給增加，房地產價格下降。已有研究證實，銀行信貸的增長與房地產價格上漲存在顯著的同步效應，信貸市場的放松會使住房價格對貨幣政策沖擊的反應更積極。房地產信貸給銀行帶來的收益的增加以及銀行間競爭的加劇，是促使銀行進一步加大對房地產信貸支持的重要原因（C. Hott，2011）。

（二）利率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效用

利率是影響住房價格水平變化的重要機制，中央銀行對貸款利率的調整將會改變抵押貸款利率以及房地產開發項目的利率，從而改變房地產因素對貸款的需求，最終減緩或者促進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房價的波動與利率變化呈負向相關，若利率上調，各國房地產價格將出現不同程度下跌，Hilde C. Bjrnland（2010）精確計算出利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住房價格大約下降3%-5%。另一方面，抵押貸款利率上升會使次級抵押貸款的現有業主無法以更低的利率進行再融資，由此導致抵押品贖取權下降，促使房價進一步下降。

（三）存款準備金率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效用

一般認為，存款準備金率上升會導致利率上升，防止信貸過快增長，有效降低流動性，這也是中央銀行實行緊縮貨幣政策的信號。然而，徐侃（2011）通過回歸模型分析認為，銀行準備金率調整與房屋銷售價格漲幅間的相關性只有0.582422，銀行準備金率的調整與房屋銷售價格漲幅之間的相關性并不明顯，所以單憑央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政策來引導房地產市場的作用有限。（2007）認為我國銀行具有超額準備金，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對收縮銀行信貸作用不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經濟過快的增長，所以房價不會因此有太大的波動。

綜上，貨幣政策沖擊對房地產市場具有顯著作用，擴張的貨幣政策能夠促進房地產市場價格的上漲，而緊縮的貨幣政策則會抑制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從各個貨幣政策工具來說，銀行信貸與房地產市場的價格上漲呈現正相關；利率的變化則與房地產價格的變化呈反比；而存款準備金率的變化則對房地產市場的作用不顯著。從研究來看，國內外學者側重于研究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及貨幣政策整體，取得了較一致的結論，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體系，模型和理論較為成熟。然而國外學者對準備金率的研究較少，這可能是由于國外認為準備金率的變動效果比較劇烈，所以一般不會輕易進行調整。這也是與我國央行選擇調控工具的區別所在。

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區域效應

由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區域經濟結構以及區域金融結構的不同，貨幣政策在不同地區的調控效果表現出顯著的區域效應。Carlion（1999）發現新英格蘭等五個核心區域對貨幣政策變化的響應非常接近美國的平均響應，五大湖地區對貨幣政策的反應最為明顯，而洛基山地區最不明顯。Georgopulos（2001）和Arnold（2002）分別對荷蘭和加拿大的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果。此后，Fielding（2006）也實證檢驗了南非九個省份對貨幣政策擴張和收縮的區域效應。而Huchet（2003）研究發現，法國、德國、西班牙和奧地利對未預期到的利率上升反應更加敏感，而比利時和意大利則對未預期到的利率下降反應更加敏感，荷蘭與芬蘭的反應則是不確定的。宋旺等（2006）認為我國目前不滿足最優貨幣區的標準。丘斌（2009）等人也證實貨幣政策在我國東部地區的效果相對比較明顯，而且東部沿海省份對貨幣政策的反應比較強烈，敏感性最強，而西部地區則對貨幣政策的反應持續時間較短。

有研究表明，貨幣政策存在顯著的區域效應，具有異質性和區域非均衡性的房地產市場也不能例外，而且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在房地產市場中的表現更加顯著。Zan Yang（2010）衡量了瑞典1991-2002年間貨幣政策對區域住房價格的異質性影響發現，貨幣政策對住房市場的區域效應顯著，并對瑞典本地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存在顯著的空間擴散，利率在影響本地住房價格變化的諸多因素中占據主導地位，貨幣政策尤其是利率顯著促進了瑞典三個最大的城市斯德哥爾摩、哥德堡和馬爾默的價格上漲，因此，低水平的利率增加了房地產市場中的區域差異。Baffoe-Bonnie（1998）將住房價格及房屋銷售量同抵押貸款利率聯系了起來，確定了抵押貸款利率的變化對不同區域住房價格的動態效應。Fratantoni（2003）研究了房地產市場貨幣政策區域效應，表明貨幣政策沖擊房地產投資的區域差異很明顯。Negro（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房地產價格長期趨勢主要由地區因素決定，不同地區貨幣政策的影響不同，從而使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價格波動產生區域效應。

我國東中西部經濟發展差距較大，貨幣政策調控表現出不同的效果。袁科（2007）從我國東中西部各選取三個代表性省份進行區域層面的分析，通過實證檢驗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東中西部區域的金融機構貸款額是房地產價格的Granger原因，而房地產價格不是金融機構貸款額的Granger原因，金融機構貸款的投放對本區域房地產市場產生了重要影響，但所產生的變化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東部地區金融機構貸款額與房地產價格的系數較小，而中西部地區的相對較大，表明貨幣供給對房地產價格的效力是從東到西依次遞增的。劉明彥（2007）認為，對資金充裕的東部沿海地區，存款準備金比率上調根本無法對沖掉過剩的資金，而資金短缺的中西部地區的資金問題將會更加嚴重，這不利于房地產市場的穩定發展。而王先柱（2011）分析表明，利率、信貸規模對房地產市場存在顯著的區域效應，對中西部地區的抑制效應要普遍小于東部地區，對房地產先行性指標的影響要大于當期指標；利率對房地產需求的影響存在區域差異，西部地區最強，東中部地區較弱；東部地區當期利率對土地開發面積的抑制效應不明顯，中西部地區當期利率存在抑制土地開發面積的作用，說明西部地區土地開發面積對利率最敏感，東部最低；另外，房地產信貸對房地產價格存在正向的影響，東部地區房地產信貸對房地產價格影響較西部地區更明顯。這個結論同梁云芳、高鐵梅（2007）的研究結論相似。

經過上述分析可知，大部分地區并不滿足最優貨幣區位理論，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表現出了顯著的區域差異性，區域效應顯著。國外學者主要針對美國、加拿大、南非和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探討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發現貨幣政策對住房市場的區域效應顯著，確定了利率的變化對不同區域房地產價格變動的動態效應。國內學者的研究也表明貨幣政策在房地產市場上的區域效應顯著，具體表現為東中西部地區對貨幣政策的敏感性是不同的，貨幣供給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效力是從東向西依次遞增的，東部地區對利率的敏感性最低而對房地產信貸的敏感性要高于中西部地區。

然而，學術界對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關注時間比較短，尚未形成真正成熟系統的理論體系，而對于貨幣政策在房地產市場的區域效應的研究成果比較少，國外的相關研究集中在歐美地區，國內的研究剛剛起步，尚未深入，還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間。

結論

本文對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影響區域效應的相關文獻進行了回顧，從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影響的區域效應方面進行了梳理，主要結論如下：受貨幣政策受內在傳導機制及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影響，統一的貨幣政策表現出顯著的區域效應；房地產市場的異質性和區域非均衡性強化了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調控的區域效應，在我國表現為東中西部地區房地產市場上呈現出不同的調控效果和區域差異，貨幣政策調控效力從東向西依次遞增。

隨著各國金融改革的深化，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影響的相關研究取得了較多的成果，然而在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影響的區域效應上，研究中也存在較多的不足之處，本文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目前針對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尤其是對房地產市場的區域效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而發展中國家的相應研究還存在較大的空白；二是現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項具體貨幣政策工具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并沒有將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有效結合起來，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有效結合后的效果的研究非常缺乏；三是貨幣政策區域效應與其統一性要求之間是存在偏差的，而將兩者有效結合，發揮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最優調控效果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四是現有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影響的研究還停留在靜態研究上，忽略了動態分析。

綜上所述，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及各個地區之間區域效應的比較等將成為研究的趨勢。中央銀行對房地產市場調控時，應充分考慮各地房地產市場的差異，實行區域差別化的貨幣政策，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有所側重的貨幣政策，建立全面的具有區域特征的房地產市場評價指標體系，同時建立多層次的房地產金融市場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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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貨幣政策總結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價格水平收入分配國際貨幣

在2008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從年初防經濟過熱到年末保經濟增長,貨幣政策也從年初從緊到年末適度寬松,一年之內發生逆轉,這在以往是極其罕見的,引發了經濟學者對貨幣政策和經濟問題的許多思考。本文從經濟學理論出發,對中外貨幣政策的一般性進行總結,對我國現階段貨幣政策的特殊性進行歸納,并試圖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對我國貨幣政策進行思考。

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資產價格關系的一般性

(一)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無疑是貨幣現象,從貨幣政策來說也就是貨幣供給超過貨幣需求的結果。經濟發展到今天,信用貨幣本位貨幣制度早已確立,經濟運行常態由短缺轉化為相對過剩,貨幣需求越來越復雜,影響貨幣需求的因素也越來越多。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美國金融危機前后貨幣需求的變化。美國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是次貸危機,次貸危機的源頭是美國多年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的美元泛濫,美元當時的通貨膨脹率很高,貨幣供給超過了貨幣需求,但美國解決金融危機的對策卻不是減少貨幣供給,而是史無前例地大規模向市場提供流動性,在貨幣供給超常增長的條件下,此后美元反而持續升值,石油價格跌到每桶50美元以下。

美國金融危機前后的貨幣政策也可以證明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的一般關系是:貨幣供應量持續過大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貨幣供應量與通貨膨脹的關系在時間和作用效果上并不同步,原因是影響貨幣需求的因素是極其復雜的;通貨膨脹是貨幣現象,但其根源有經濟運行更深層次的原因。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是美國多年來國內儲蓄不足,而格林斯潘的貨幣擴張政策扭曲和延緩了經濟調整的內在要求,國內儲蓄不足的問題被掩蓋、放大,最后總爆發,應對危機所采取的貨幣擴張政策又給將來埋下了不穩定的種子。

雖然我國經濟運行常態已從短缺轉變為生產相對過剩,但當經濟主體預期改變時,在信用貨幣制度支持下,需求仍然可能過度膨脹,從而形成通貨膨脹。2008年初達到頂峰的我國本輪通貨膨脹周期,同樣符合前述貨幣政策和通貨膨脹的一般關系:在2004到2007年以來實際上比較寬松的貨幣政策下,貨幣供應量長期過大必然帶來通脹;通脹的出現和消退,并不與貨幣供應量的擴張和緊縮同步,有一定的滯后性;貨幣政策只是必要條件,并不是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貨幣政策和通脹周期,都是由經濟運行更深的原因所決定的。

(二)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泡沫

與商品價格相比,資產價格與貨幣政策在時間和作用效果上的關系更直接。美國華爾街一百多年的歷史上,幾乎每次股市狂熱都伴隨著信貸過度擴張,貨幣供應量持續高速增長,而股市狂熱的結束,也幾乎都伴隨著利率飚升和信用鏈條斷裂。2001年美國網絡股泡沫破滅后,美聯儲采取了極具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經過13次降息,到2003年6月,聯邦基金利率下調至1%,創45年來最低水平。寬松的貨幣政策支撐美國股市持續走高,也同時播下了次貸危機的種子。此后經過17次、每次0.25個點的調升,到2006年6月,聯邦基金利率從1%上調到5.25%,并持續到2007年9月,此間,2007年8月,美、歐股市開始暴跌,次貸危機也正式爆發。

我國股市從2005年7月開始了持續2年多的大牛市,與此巧合的是,我國2005年7月開始實行新的匯率機制,外匯儲備開始快速增長,貨幣供應量的快速擴張也正是始于此。同時,房地產的金融屬性開始放大,在首付20%的按揭借款政策下,銀行信貸最高可以四倍于首付款的比例進入房地產市場,房價開始加速上漲。

因此,貨幣政策同樣是形成資產價格泡沫的必要條件,貨幣政策對資產價格泡沫的破滅,更是具有決定性作用。

國內經濟發展問題與我國貨幣政策的特殊性

(一)我國經濟發展問題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

我國經歷的經濟過熱、通貨膨脹、股市大起大落,以及目前嚴峻的保增長、保就業等問題,背后深層次的原因,都可以歸結到居民消費不足。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在60%以上,而我國2004年41.9%,2007年為35%,可見我國居民消費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一直呈下降趨勢,2004年以來下降速度明顯加快。中國

居民消費的多少是由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多少決定的,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1992年占GDP的68.6%,2007年降為52.3%,企業可支配收入從1992年占GDP的11.1%上升到2007年的22.9%,政府可支配收入從1992年占GDP的19.1%上升到2007年的22.8%(樊綱,2009)。另有學者測算,我國居民最終實際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從1999年的63.34%下降到2005年的49.55%(徐平生,2006)。

因此,我國經濟問題的癥結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內需不足、過度依賴外需,而是內需中消費和投資的比例失調、消費不足,而消費不足的原因在收入分配。

(二)信貸政策與收入分配

目前,我國貨幣政策工具應當特別注重信貸政策,不但是因為目前我國貨幣政策的市場化傳導機制不完善,而且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和政府經濟管理功能不完善,在快速的經濟發展和貨幣深化中,貨幣供應往往成為收入分配扭曲的“助推劑”,進而促成了經濟結構扭曲和通貨膨脹的“痼疾”。通過信貸政策工具,貨幣政策對完善收入分配是極其重要的。

1.信貸政策與房價。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之一而商品房住宅價格遠遠高于普通民眾的消費能力,絕對是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商品住宅價格的飚升,銀行信貸起了必不可少的推動作用。上海銀監局2008年初的《2007年度上海市房地產信貸運行報告》指出,2007年12月末,上海中資商業銀行房地產貸款余額占各項貸款余額的比重為32.2%。人民銀行應當將房地產信貸總量作為貨幣政策的監測目標之一,及時對商業銀行的房地產貸款進行信貸政策窗口指導,將房地產信貸總量納入貨幣政策的有效調控范圍之內。

2.信貸政策與農村金融。從經濟發展和宏觀調控的需要看,我國貨幣供應存在結構化失衡的問題,某些部門如房地產,供應過度,而廣大農村經濟部門則供應不足。農村金融一定程度上存在成本高、風險大的特點,如果貨幣政策對農村部門沒有特別傾斜,貨幣供應必然形成對農村部門的排斥,因此,應當有針對性地制定和實施針對農村經濟的信貸政策,將其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重要評估內容。

國際視野下我國貨幣政策的特殊性

(一)全球放松流動性競賽中的人民幣

回顧美國網絡股泡沫破滅以來的國際貨幣體系,由于美國一直執行十分寬松的貨幣政策,世界其它主要國家無論是否出于本意,都實際上也執行了寬松的貨幣政策,這一放松流動性的競賽,目前仍然看不到結束的跡象,除非能夠真正建立起各國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現階段我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已經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如何既能應對外來因素的影響,又能解決國內問題,成為我國貨幣政策特殊性的一個重要問題。

(二)人民幣走向國際化

積極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人民幣國際化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長,人民幣的物質基礎已經十分雄厚,人民幣把握機遇走向國際貨幣的舞臺,也應當提上我國貨幣政策的日程,成為我國貨幣政策特殊性的重要內容。

參考文獻:

第9篇：貨幣政策總結范文

機時代，我國應對金融危機的貨幣政策經驗及教訓，如何借鑒和利用歐盟、美國、目本等主要經濟體因應金融危

機的做法，這將有助于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貨幣政策的出臺、調整與執行效應。本文全面回顧了金融危機中，中

國貨幣當局貨幣政策措施，展示歐盟、美國等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措施，提出系統性、一攬子的貨幣政策建議，全面

應對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中國貨幣政策轉型。

關鍵詞：金融危機；貨幣政策；金融機構中圖分類號：F822.0　文獻標識碼：A doi：lO.3969／i.issn.1672-3309(s).2010.10.05 文章編號：1672-3309(2010)10-60-03

面對金融危機.中國貨幣當局的做法經受住了考驗。如何總結前金融危機時代的貨幣政策實踐.如何面對即將到來的后金融危機時代.成為央行面對的新問題。

一、金融危機中。中國貨幣當局貨幣調控政策綜述與回顧

對于中國而言.這場危機也為中國貨幣政策轉型提供了契機。依托巨大的外匯儲備和貿易逆差，通過擴大內需和4萬億的投資拉動.中國有效應對和防范了金融危機的擴大化。在貨幣政策方面.2009年年初.中央政府提出全年M2增長17％、新增貸款5萬億元以上的明確目標.相對于此前預期的8％GDP增長和4％CPI增長指標.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

中國貨幣當局根據這一目標制定了一攬子貨幣調控政策，不僅實現了中央政府“擴內需、保增長、促發展”的宏觀調控目標.而且緩解了西方國家關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央行通過調整信貸規模與結構.靈活調整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穩定市場.增加流動性，促進經濟結構向好發展，至2009年底，這一總體寬松的貨幣政策實現了最初的調控目標。

然而，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問題接踵而至。2010年初.以原材料價格普遍上漲為始點.能源價格與房地產價格出現過快上漲的勢頭.金融危機引發的后遺癥出現了新跡象，包括美國、歐盟、日本、中國在內的全球主要經濟體.他們在金融危機時動用國家財政和信用政策擴大投資的政策開始有了副作用.通貨緊縮的擔憂一夜之間被通貨膨脹的困擾所替代.要求國家政策投資及早退出的聲音又在華爾街、法蘭克福、倫敦、東京等主要股市彌漫。而在中國.原本應對金融危機，致力于降低企業資金成本、穩定市場預期、鼓勵企業擴大規模、刺激內需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面臨嚴重挑戰，國內出現了諸如貨幣供應過度寬松、信貸過度膨脹、資產價格上漲等一系列問題。一時間.控制貨幣供應量、加強銀行監管、緊縮銀根的呼聲此起彼伏。

過去那種“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貨幣管理困局若隱若現。在后金融危機時代，貨幣政策當局如何根據國際趨勢和中國國情.制定一攬子穩定市場預期和促進經濟增長的貨幣調控手段.這將是市場經濟30年實踐之后，中國貨幣政策改革面臨的新的挑戰與機遇。

二、前金融危機時代.各國應對金融危機的經驗與教訓

以2009年底為界限.2008年9月至2009年底為前金融危機時代.各國面臨的最大困難是如何拉動消費、刺激內需、提振經濟信心.政府“看得見的手”在調控中唱主角，到處都是一片“寬松”：自2010年初開始為后金融危機時代.各國都在討論國家投資的退出時機，著手于如何淡化積極貨幣政策的影響.如何防范通貨膨脹，穩定市場交易，加強市場監管.空氣中開始彌漫“緊縮”的氣息。

前金融危機時代.各國應對金融危機的經驗與教訓給我們哪些啟示呢?

1、歐盟的作法

歐盟無疑是美國金融危機的“難兄難弟”.因為彼此的經濟往來密切。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經濟打噴嚏.這邊的歐盟馬上就有反應.原本不景氣的制造業出現下滑，失業率大幅提升，能源、原材料、食品的采購價格也面臨上漲壓力。再加上歐元升值、出口減速、通脹預期加重，將歐盟推向了金融危機的谷底。

根據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在金融危機肆虐的2008年，歐元區15國GDP增長率“一季不如一季”.其中第一季度的增長率為2.1％.到了第二季度下滑到1.4％，第三季度更是一落千里，下降到0.7％。面對如此情況，歐盟協調立場。確定了兩個主要的貨幣政策措施：一是實行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經過多次磋商，歐洲央行終于確定貨幣政策目標：歐盟當年通脹率不高于2％。為此，歐洲央行采取降息策略，降低資金使用成本，拉動國內投資和消費。二是采取政府直接注資策略。為了緩解歐洲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緊張問題，2008年10月15日。由歐洲央行牽頭.在歐盟內部扮演先鋒角色的英格蘭和瑞士首度宣布.將聯手向歐洲金融機構注資2540億美元。這是歐洲央行成立以來.第一次如此大規模的直接注資.旨在穩定金融系統與貨幣市場秩序。鼓勵企業融資。拉動內需等。

2、美國的作法

格林斯潘時代的美聯儲.習慣用調控目標利率或者向銀行直接放貸的傳統方式來進行貨幣政策調控.這次也不例外。美國貨幣當局繼續沿著傳統的貨幣調控機制，試圖改善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一是下調聯邦基金利率。金融危機前，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已經經歷若干次下調，直到2008年12月29日.經過10次降息.聯邦基金利率已經大幅下調至0.25％.被稱為史上最低水平的利率，幾乎可以理解為零利率。二是向金融機構提供直接貸款。往常商業銀行在美聯儲的總借款額約等于零.遇到金融危機之后.美聯儲突然大幅增加了金融機構的直接貸款。但這次的“慷慨”卻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一方面。商業銀行不買賬。感冒以后再帶口罩只能防止感冒擴散.對自己作用不大；另一方面.杯水車薪式的直接貸款與消費者所需要的信貸規模相比.不可同時而語.小牛拉大車本來就很費勁，如果車的載重超負荷，小牛更無力前行。三是直接向企業注資。很難想象，一直推崇市場調控的美國居然直接向通用、福特、克萊斯勒注資，這種“美國式”國企化的思路，想法固然可嘉，但問題也很多.又有納稅人監督.又有國會的刁難.又有資金落實時難以到位，最后所起的作用也很有限。

3、中國的作法

中國嗅到金融危機的味道還稍晚一些.但比起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國貨幣當局更顯成熟。幾乎和雷曼兄弟破產同步，2008年8月.央行開始調整全國商業銀行信貸規模.主要目的是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和擔保難問題。

不到一周，央行又將中小企業小額貸款的最高額度從100萬元提高到200萬元.意圖很清楚――支持中小企業貸款。一個月之后。到了9月中旬。央行決定從9月16日起下調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和中小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減少企業融資成本。增強資金流動性，緩解中小企業流動資金短缺問題。兩個

月之后，央行又兩次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擴內需、保增長、促發展，增強市場預期。

當然，中國采取的寬松貨幣政策也存在問題.一個顯著的例子是，2008年底，中國政府降低信貸門檻，房地產貸款執行首套房7折利率；2010年4月.面對過熱的房地產市場，央行提高存款準備金.各商業銀行陸續停止首套房7折利率，并大幅提高首付比例。前后僅一年，貨幣政策經歷了從高峰到低谷的變換。

縱觀歐盟、美國、中國三大經濟體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再次回到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我們會發現有些政策對癥下藥，有些政策“病痛亂投醫”。當我們反思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時.我們也在反思過去所采取的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

借用印度央行前行長雷迪博士(Y.v.Reddy)的話說，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便在于“過度金融化”。即金融部門發展得太快，以至于超過了實體經濟的增速.從而導致銀行業的作用被本末倒置了――從原本支持實體經濟和政府的“工具”變成了“目的”本身。其次，金融業存在被過度“去監管化”現狀.因此得到了過度發展的自由。第三，金融中介存在過度“杠桿化”.同時也因為存在不負責任的借貸現象.包括房地產和消費領域。這些問題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產生.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針對產生危機的根本原因才能找到答案。

三、后金融危機時代。對中國貨幣政策轉型的若干建議

針對后金融危機時代的特點.結合中國貨幣政策所面臨的現實國情，提出以下政策建議與措施：

1.發揮利率與存款準備金率的杠桿聯動調節

縱觀美國、歐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調節機制.在本次金融危機中暴露出來的主要問題是。各種調節機制單一化使用。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嫌疑。而在貨幣政策中，將利率調節與存款準備金率結合起來調節.一方面會顧及到商業銀行的反應.促使他們對于各種經濟形勢做出有利于經濟向好發展的貨幣執行措施：另一方面會顧及到終端消費者的反應.讓貨幣政策真正為百姓接受.貼近大眾的消費與投資現實。在流動性與穩定性中取得平衡，防止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的關聯、交替出現。同時，將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兩者結合起來調節，可以增大調節次數.“少量多次”的方式.增加了貨幣政策的調節空間，避免形成極端情況，減少并發癥與后遺癥。

2.在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中.靈活應用公開市場交易

2009年初開始.央行貨幣供應量出現過度增長，根據央行提供的數據顯示：2009年前三季度貨幣增長量分別為25.51％、28.46％和29.31％，各商業銀行開始“瘋狂的發貸”.“適度寬松”已經開始轉化為“過度寬松”.這也導致了2010年以來物價總水平的上漲.增加了通貨膨脹的壓力。

一個值得謹記的教訓是：即使是在GDP年度增長最高的2007年.當年的貨幣供應量增速僅為16.74％.而2007年之前的兩年.中國貨幣供應量的增速也只有17.57％、15.68％。應用貨幣銀行學原理，我們不難發現.原本17％的M2增長率就可支撐13％的GDP增長率.而2009年28％的M2增長率卻僅僅支撐約8％的GDP增長率.這樣算來。中間15％的貨幣到哪兒去了?不是失蹤了，而是因為泡沫式的“過度增長”。

這個時候.此前較少用到的央行公開市場交易可以派上用場.通過公開市場交易。發行中央銀行票據等形式.用央票發行及時化解大量貨幣對市場的沖擊.也減少金融機構的貸款沖動。控制貨幣供應的起伏波蕩.保證流動性與穩定性。

3.關注資產與物價水平變動.發揮信貸機制的先發調節作用

以往資產與物價水平會成為貨幣當局調節貨幣政策的一個參考指標，然而這場金融危機告訴我們，資產、物價水平與貨幣政策互為“雞”和“蛋”，很難說清誰是因，誰是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不能在發現物價水平上漲之后再采取貨幣政策調控措施.不僅容易舍本逐末.還會導致“政策滯后性”：還沒等到貨幣政策發揮作用.物價上漲極有可能已經變成物價下降.政策的有效性受到牽制。

以2009年房地產價格上漲為例。中國一線城市房價在2008年1月從高速增長中下落.2008年年底甚至出現了同比負增長情況.但在各種因素.特別是市場預期的影響下.2個月之后也就是2009年1月.房價開始出現上漲.一直到2010年6月.這一上漲勢頭仍未出現停止的跡象。短短2年。中國房地產市場出現價格的高企高落.除了投資過熱、熱錢過多、資產價格上漲、市場預期等因素以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貨幣當局對于資產價格上漲問題的調控滯后.銀行政策不能有效、及時地調節各種因素。促成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