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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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變革范文

古人云：“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可明得失”。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指出：“如果我們不向歷史學習，我們將被迫重演歷史。”所以，研究會計發展的歷史不僅能夠幫助我們正確理解現時的會計，而且能幫助我們預測未來會計的發展。本文旨在剖析社會形態變革與會計發展演進之間的關系，從歷史入手，運用歷史制度分析法解釋農業階段、工業階段、知識經濟階段會計思想的演變過程，解釋會計是如何適應經濟、政治、文化環境的特點而產生和發展的，從中歸納出會計未來面臨的挑戰。

二、漁獵社會：會計的萌芽

（一）人類文化的發展是原始會計計量、記錄方法產生的直接原因

從人類出現，一直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人類社會形態處于漁獵社會。首先，在漁獵社會，人類對自然知識的了解提高了人類的生存能力。此外，原始人的生存還依賴于自然界的動植物，采集者需要熟悉植物的特性和用途，狩獵者則需要對周圍的飛禽走獸一清二楚，了解它們的習性和形態。其次，工具的發明和使用使人類的生產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舊石器時代初期，隨著人類智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工具制造能力的出現為人類文化開啟了一盞啟明燈。從此，人類文化開始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工具的發明和廣泛使用，為原始計量、記錄方法提供了可能。最后，原始宗教的產生豐富了原始人類的精神思想。最初人類由于受制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對身邊一些常見的自然現象和生理現象無法解釋，因此人們內心對這種超自然的力量寄予莫大的希望，幻想這種力量能夠幫助自己擺脫生活的困境。圖騰崇拜是人類最初的宗教形態之一，原始人類認為每個氏族都與特定的動物、植物或者微生物有著密切的血緣或其他特殊關系，這些特定物被原始人類視為崇拜的對象，稱為圖騰。人們經常把本氏族的圖騰描繪在洞穴或石壁上，以作敬仰。在當時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的情況下，人類在洞穴和石壁上將狩獵的動物盡可能逼真地畫出來，是出于一種由此得到某種魔力的信念，這為原始計量、記錄行為提供了前提。

（二）剩余物品的出現是原始會計計量、記錄方法產生的根本原因

“人類最早的計量、記錄行為產生的歷史動因，首先取決于生產發展水平，而衡量生產發展水平的基本標準則是生產剩余物品的出現”（郭道揚，1998）。原始會計計量、記錄行為是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隨著人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斷提高，采集到的果實、肉類等食物已經在滿足人類溫飽的情況下有所剩余，至此，才會出現物品的儲存、保管和分配問題。原始部落首領為了合理的分配部落里的剩余物品，僅憑頭腦記事、計數已無法進行，必須尋找一個能夠在記錄物品數量的情況下管理部落財產的方法，于是，原始計量、記錄行為就產生了。

漁獵社會原始計量、記錄方法主要形式有實物記事（計數）、繪畫記事（計數）、結繩記事（計數）、刻契記事（計數）、書契等。伴隨著人類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與剩余產品儲存、保管和分配等經濟活動的不斷發展，人類的原始計量、記錄方法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由直觀到抽象的演變過程，即從實物記事發展為繪畫記事、結繩記事、刻記記事、刻契記事（馬京華，2005）。

三、農業社會的會計

（一）自然經濟統治與單式簿記

繼石器時代后，人類進入金屬器時代。金屬時代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的出現，導致了頻繁的交換，此時的交換只是為了滿足生存的需要，而不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經常性的集體交換逐漸演變為個人間的交換，私有財產隨之產生。人類實現了歷史上的第二次社會大分工，即農業和手工業的分離。原始經濟逐漸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商品經濟很不發達，貨幣的職能尚未充分發揮，經濟活動比較簡單。但是，在奴隸社會，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已經為會計的產生提供了前提條件。1.經濟活動的發展達到相當廣泛的程度，社會產品出現大量、充足剩余，使得社會上在勞動之外出現了一些專門的階層，他們當中有專門從事類似于會計工作的專職人員。2.已經有一套相對較成熟的文字，并掌握了初等算術。如果沒有相對成熟、完整的語言文字和算術，會計記錄、計量和匯總將無法進行。

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文明古國如巴比倫、埃及、中國和希臘都有類似于會計的記錄，或會計官制和會計活動的記載。

在封建社會，封建王朝的官廳會計主要是以政府最高統治者為服務對象，目的在于記錄國庫財產的增加、減少和結存，并借助各種有效的手段，確保國庫財產的安全和完整。中國宋代的“四柱清冊”，通過“舊管（期初余額）+新收（本期增加）=開除（本期減少）+實在（期末余額）”的平衡公式，可方便地了解本期賬務記錄是否存在差錯，代表單式簿記方法的最高成就。

在封建莊園中，無論是管家還是莊園主，都希望通過財務報表來明確雙方之間的權利與義務。莊園主希望莊園能得到有效管理，莊園財產不斷增加；管家則要求莊園主能肯定其有效地履行了“管家責任”。于是，在實踐中就逐漸地出現了“受責與免責報告”。管家通過編制這種報告，向莊園主報告他管理莊園的業績；莊園主如果不能閱讀報告，就會聘請其他“專業人士”來對報告的確當性進行檢查。

（二）商業貿易發展與復式簿記

第2篇：社會變革范文

[中圖分類號]：H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3）-8--02

語言是社會的一面鏡子，通過語言我們可以一窺社會的變化與發展；同時，社會的變動又會引起語言與社會之間的矛盾，而這一矛盾又成為語言變化發展的催化劑，是新詞語得以產生的一個基礎。隨著戈爾巴喬夫改革、蘇聯解體，在俄羅斯社會變革的不同時期，社會生活中都會有新事物、新概念、新現象不斷涌現，致使大量俄語新詞應運而生，并且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被逐漸使用。

1、現代俄語新詞的界定

當今學術界對俄語新詞界定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由于本文需要，筆者選擇了張家驊在《新時代俄語通論》中的新詞概念。即新詞（неологизм）是指產生于特定歷史時期的，尚未普遍使用的，因而仍然保留著陌生色彩的消極詞。

2、俄羅斯社會變革的不同歷史時期及其產生的俄語新詞

所謂新詞，是就一定歷史階段而言的一個相對概念，它們產生于特定的歷史時期，是適應新事物、新現象、新概念的稱名需要而產生的。下面我們就從不同的歷史時期認識一下這些典型的俄語新詞。

2.1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的俄語新詞

眾所周知，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前蘇聯乃至俄羅斯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因此，在政治、經濟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出現了一些新詞，但由于經濟與人民社會生活息息相關，所以經濟方面的新詞就顯得尤為突出。

我們知道，斯大林時期以來，蘇共創立了一整套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模式對蘇聯的社會發展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弊端也日益顯現，成為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于是1989年戈爾巴喬夫極力主張要對經濟和整個社會體制進行深刻的改造。而經濟改革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搞“私有化”。由上述事實我們首先看到了專屬于這一歷史時期的俄語新詞――私有化“приватизация”。在此之前這一詞語在蘇聯社會中并不存在，它是伴隨著戈爾巴喬夫經濟改革被提出的一個全新概念，為了對“私有化”這一概念進行稱名，“приватизация”就應運而生了。

然而，戈爾巴喬夫經濟改革并沒有取得預想到的成功，反而使蘇聯經濟一度陷入到混亂當中，引起了一連串的經濟危機，一些新的經濟新詞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如инфляция（通貨膨脹），стагнация（蕭條、不景氣），валюта（貨幣），беспорядок（混亂）等。

2.2蘇聯解體時期的俄語新詞

1991年12月25日，蘇聯宣告解體。接著，獨立國家聯合體成為接替蘇聯的另一個組織正式成立。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使得俄羅斯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發生了一系列劇變，由此產生了很多俄語新詞。

首先出現了新詞СНГ（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蘇聯解體引起的社會制度方面的變化，及西方議會制、多黨制在俄羅斯社會的全面確立使得一些早前被淘汰的舊詞又在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重新復活，以新詞的姿態再次出現。如дума（杜馬），полиция（警察），губернатор（州長），парламент（議會）等。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一些反應社會現象的新詞也不斷出現，如правящая партия（執政黨），импичмента（彈劾），санкция（制裁）等。可見，蘇聯解體后政治方面的變化豐富了俄語詞匯。

同樣，蘇聯解體為俄羅斯經濟的發展帶來危機的同時，也為其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蘇聯解體后，加強了同世界各國的聯系，西方的科學、技術、文化長驅直入，俄羅斯同世界各國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日益頻繁，在本國與其他國家的交流碰撞中，新事物、新現象也不斷出現，因而新詞也大量涌現。如：рыночник（市場經濟支持者），спонсорствовать（贊助），теневик（影子經濟的從業者）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語新詞當中有一類詞被稱作“隨機詞”（окказионализмы）。這類詞是個別人在特定情景當中，以修辭為目的，按照俄語構詞模式創造的即時性新詞。在此處提出，是由于這類詞大量出現于蘇聯解體前后，常常在媒體報刊中被使用，具有諷刺的修辭效果。例如：приватизация（私有化）和прихватизация（攫為己有化），顯而易見，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根據俄語構詞方法創造出來的，由其詞義就可以體會出一種戲謔意味。 “私有化”本為國家在經濟建設方面提出的主張，實行國有資產分散化和國營企業私有化。而在群眾眼中這種私有化無異于是對群眾財富的一種占有，因此才有прихватизация這一戲稱，用以宣泄民眾情緒。通常這類詞都具有一定的時效性，存在于一定的歷史時期。

3、俄語新詞產生的必然性

俄語新詞的產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筆者試著從以下幾方面進行闡述：第一，社會是變化發展的，這種變化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體育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這種變化通常表現為社會變革。在社會變革當中新的事物、現象、概念等不斷涌現，為了對它們有個稱名必然會產生新的詞匯；第二，世界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加強了同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系，因此必然會受到其他國家的影響，俄羅斯人在同操其他語言的人的交往過程中，為了交流方便一些外來詞（尤其是英語）也融入到俄語當中，成為了借用來的新詞；第三，隨著社會的變化發展，人的心理需求也會發生相應的改變，這種心理需求促使人們在交流過程中放棄使用一些俄語固有詞，而為了標新立異、引人注意使用一些時髦詞語（在俄語中具體表現為使用一些英語借詞）。

4、俄語新詞的發展前景

筆者認為，俄語新詞的發展可能會出現以下幾種情況：第一，由新詞發展成為積極詞匯，甚至被收入到標準俄語當中，用以豐富俄語詞匯。根據上文提到的新詞概念，我們知道新詞是尚未被普遍使用的消極詞匯，但經過一段時間，人們對這類新詞的使用頻率提高，它們就會逐漸被納入到積極詞匯的行列，就不再是新詞了，如телевизор（電視機），трактор（拖拉機）等。第二，由于這類新詞具有時效性，因此時過境遷之后這類詞就會淡出人們的生活，慢慢從詞匯體系當中消失。此類新詞最典型的就是隨機詞。第三，有些新詞會因網絡、媒體的熱捧而盛行一時，但最終是否會作為積極詞匯被保留下來還有待時間的檢驗。

第3篇：社會變革范文

關鍵詞：社會變革；秩序；正義

中圖分類號：C91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12)06-0135-05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1YJC880076)；浙江省教育廳資助項目(Y200906862)。

作者簡介：駱徽(1979－)，男，浙江義烏人，哲學博士，溫州大學學院講師；劉雪飛(1980－)，女，安徽明光人，教育學博士，溫州大學學院講師。

一、秩序與正義的概念解讀

首先，“秩序”一詞，在古代漢語中指“次序”，表明事物之間按照一定次序組合的有序性。在現代漢語中，“秩序”通常指某種行為規則或某種比較穩定的狀態，與混亂無序相對。在英語中，“秩序”一詞與“order”相對應。哈耶克認為，所謂的秩序，指的是這樣一種事態，在其間，無數且各種各樣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是極為密切的，所以我們可以從我們對整體中的某個空間部分或某個時間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學會對其余部分作出預期，或者至少是學會作出頗有希望被證明為正確的預期。所以，秩序作為人的存在規則，意味著社會的有序性、可控性、穩定性、安全感以及人們行為的良序互動和對社會生活的理性預測，對于人類社會生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種價值。因此，哈耶克指出，“就討論任何一種復雜現象來說，秩序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概念”。

在現實中，秩序常常與規范、準則等作為等價概念來使用，但二者有一定區別。秩序是各種規范的實踐過程，規范是秩序的表象特征。人類社會秩序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制度化和規范化，“一定社會關系的維持和發展，也就是一定社會秩序的建立和運行過程，有什么樣的社會關系，就有什么樣的秩序模式。”推廣到國際社會，國際秩序或世界秩序就是以國家為主的國際社會行為體之間關系的制度化和規范化。這些行為體的存在及其交往互動構成世界秩序。它們之間有什么樣的關系，就會有相應的秩序模式。同時，秩序也是一種福利，國際社會的秩序狀態就反映了國際社會的利益分配機制。在國際社會上，國際秩序一方面是國家的一種福利形式，另一方面也是保障和增進其它形式福利的手段、途徑。

秩序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是人類得以生存的前提。人作為一種有生命力的生物體，具有同所有生物一樣的自我保護的本能。這種自我保護本能導致人與人之間為了獲取更多的生存資源而相互競爭、沖突、甚至殘殺。如果不對人的這種本能給予一定的約束，使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具有一定的秩序，人類就會連基本的生存需求也無法得到滿足，并將最終在自相殘殺中走向毀滅。古希臘哲學家和政治家梭倫對此有十分深刻的認識：“人們總想用不正當的行為來發財致富；他們彼此明搶暗偷，甚至對神圣的或公共的財產也不放過，……那時整個城邦就會遭到一種不治之癥的降臨，不久便會喪失自由，誘發戰爭和自相殘殺的斗爭。而使許許多多的人毀滅于他們的青春時代”。為此，他認為必須用“公道”和“正義”來限制人們對財富的永無止境的追逐。他所說的“公道”和“正義”其實就是以“公道”和“正義”為準繩的國家法律制度。

秩序可以滿足人們對行為選擇及其事件發生的可預期性需求。“社會的秩序，在本質上便意味著個人的行動是由成功的預見所指導的，這亦即是說人們不僅可以有效地運用他們的知識，而且還能夠極有信心地預見到他們能從其他人那里所獲得的合作”。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類的社會生活也變得日益復雜，人們在社會交往中的行為表現以及社會事件的發生和發展都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多變性，這種不確定性和多變性不僅使人感到不安和焦慮，而且使社會交往變得困難。因此，人類社會就需要以某種方式使復雜多變的社會生活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有序性。在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中，人們對于自己在某種特定場合應如何行動以及他人將會對自己的行為作何種反應可以有一定的預期。這種可預期性既可以滿足人們對安全的心理需求，又可以實現人們對生活便利和活動效率的追求。“如果不存在秩序、一貫性和恒長性的話，則任何人都不可能從事其事業，甚或不可能滿足其最基本的需求”。

社會穩定就是形成和維護一種良好的社會秩序。各種社會活動有序進行，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處于一種有序的狀態，各得其所，相安無事。要形成一種良好的社會秩序，就必須事先對各種社會關系作出安排，事先設定人們的權力義務，設計人們的行為規則并保證人們按規則行動。原始社會的秩序是通過習慣、依靠道德和宗教自發形成的。國家出現以后，人們的利益多元化，因而只能依靠法律的作用自覺地創設并維護社會秩序。秩序意味著對個人行為的規范和約束，勢必會損害個人的一些利益。那么，這種個人利益損失限制在什么程度內才能為大多數人接受呢?這就涉及到社會正義問題。秩序里面應當包含人們對正義的要求。

其次，正義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它是私有制的產物。在原始社會的自然狀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為公的，因而無所謂正義與不正義。在未來的理想社會，人們的各方面需要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人人都處于理想的高水平的平等之中，因而亦無所謂正義與不正義。只有在私有制社會里。一方面是人被自私與欲望驅使，另一方面是自然和社會還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時，正義才得以產生。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放縱人們的欲望，如果沒有正義，社會必然立即解體，而每一個人必然會陷于野蠻和孤立的狀態。因此，當人類進入私有制社會以后，正義既是治國安邦的原則，同時也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

正義原指事物之間的一種平衡的關系或秩序。正義的原始含義乃是指由宇宙萬物根據其各自的規定地位所構成的適當的比例和秩序。根據古希臘人的觀念，每件事物都有它的規定地位和職責，一旦有事物突破它的界限。就會有一種超人類的法則來懲罰這種侵犯。恢復侵犯者所破壞的那種永恒的秩序，這種永恒的秩序就是正義。現在，人們用正義來表示關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道德抽象、理想目標、價值取向和善惡判斷標準，它所指稱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合理的、平衡的關系。

在道德上，正義表現為善，其本源是由自愛而產生的對他人的愛和對人類秩序的愛，其表現形式是善行(或為他人謀福利)和創造秩序的行為。善行所遵守的原則是：“在善與惡之間，必須總是選擇善；在善與更善、惡與小惡之間必須選擇更善和小惡”。而創造秩序的行為則具有建立和維護安全狀態的傾向，它不僅制止自己對他人的生命與利益的干擾，而且，只要可能也阻止他人進行這種干擾。這就要求各行為主體在處理相互之間的關系時，必須要有理性，因為“人類只有在遵循理性的命令的范圍內，才是善良的”。

在利益分配上，正義表現為“每人得其所應得”，它不僅為社會權利，而且為人權奠定了道德基礎。這種分配上的正義所遵循的基本原則是：(1)穩定財物占有；(2)根據同意轉移所有物；(3)履行許諾。因為，什么地方財物占有是不穩定的，什么地方就必然有永久的戰爭，和諧的秩序就沒有了保證；什么地方財產權不是根據同意而被轉移，什么地方就沒有交易，社會就會出現萎縮乃至危及人類的生存和自保；什么地方人們不遵守許諾，什么地方就不能有同盟或聯盟，人類就會失去互助而陷于孤立。由此可知，在利益分配上對分配原則的違反即意味著利益分配上的不正義。因為在私有制社會中，沒有什么東西比一個人的權力和財富更容易使人們對他尊視：也沒有什么東西比他的貧賤更容易引起人們對他的鄙視。為了避免這種不正義的產生。各行為主體應當節欲、知足、本分和謙讓。

在法律上，正義表現為平等。從這個意義上講，正義的原則“是從人類平等的假定出發的”，因此它要求“一視同仁”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為，“要使事物合于正義忪平)，須有毫無偏私的權衡；法律恰恰正是這樣一個中道的權衡”。作為中道的權衡，法律具有兩個顯著的基本特點，即：指導人類行動的規則的特點和強制力量的特點，并旨在通過這兩者達到建立和維護一種穩定而和諧的社會秩序，即通過法律的平等建立人間的平等。在自然狀態與自然秩序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平等幾乎是不存在的。由于私有制的出現，才產生了不平等，不平等又導致了各種災禍。無論內訌、動亂、沖突，還是戰爭，無不是由不平等引起的。由此，可以斷言，在人類的普遍平等建立起來之前，戰爭不可能消失。因此，要消除戰爭，就應消除不平等；而要消除不平等，除了借助于法律的強制與公正促使大家各取所值外。還應靠各行為主體的自省與內修與之相配合。

總而言之，正義是人類社會具有永恒意義的基本價值追求和基本行為準則。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類對正義的追尋過程就是人類社會由落后到發達、由不合理到合理的無限發展過程，正義的實現是人類的理想之一。

二、秩序與正義的關系解讀

秩序與正義是社會良性運轉的內在要求，它們既是人們的一種理想預期，又是一種客觀存在。二者并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一對辯證統一的概念范疇。對于秩序與正義的關系，不能片面地看待。我們既要看到正義對秩序的作用，又要看到秩序相對正義而言是更為根本的東西。忽視任何一方面都是不正確的。理解秩序與正義關系的關鍵是對正義的認識問題，而對秩序與正義關系理解的現實落腳點則是如何把秩序與正義作為普遍的價值觀念、共識來遵從，達到秩序與正義的最佳契合點，獲得最佳效應。使秩序與正義實現雙贏。

(一)正義表征著秩序

正義作為社會恰當關系的概念表達，總是關涉著秩序，秩序乃正義內涵之一。正義之所以關聯著秩序，是因為人乃是關系中的存在物，沒有正義之秩序，正常的社會生活是無法展開的。正義就在于社會有一個恰當的秩序，個人則遵守社會秩序。在希臘神話中，社會秩序源于神并依存于神，在希臘神話所描繪的世界秩序圖景中，正義構成了其核心的價值范疇，即宇宙之父宙斯制定頒布的統轄萬事萬物的和諧的宇宙秩序，正義女神忒彌斯表征著這一秩序，正義就在于遵守宙斯的秩序。畢達哥拉斯所謂正義就是和諧的觀點，這直接說明正義在于萬物之間的和諧秩序，他認為“數”是萬物的始基，而整個宇宙、一切事物都是按“數”的和諧關系有秩序地建立起來的，正義就是一種數的平方，因而它表達了一種和諧的秩序。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正義與秩序也緊密相關。在他那里，正義分個人正義和城邦正義。個人正義體現在人的理性、意志和各就其位，意志和要服從理性的統御，才能達到靈魂的安然狀態。而城邦正義就在于每一個人必須在城邦中各司其職，不得于涉他人事務，從而保證城邦的有序生活。霍布斯從自然法出發從為為了結束“人對人是狼”一樣的無序狀態，人類就訂立契約相互遵守，提出了正義在于遵守契約的思想。其中也表達了正義的秩序內涵。亞當-斯密在其名著《道德情操論》中論述正義時指出，正義是維護社會存在的基礎，它像支撐社會大廈的主要支柱一樣，為社會生活的有序交往提供了較好的法則。他意識到，每個人自身的利益與社會的繁榮休戚相關，人們的幸福或者生命的維持，取決于這個社會的秩序和繁榮能否保持，而正義就在于維護社會的秩序和繁榮。羅爾斯在其“作為公平的正義”理論中認為，“正義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或準確地說，是社會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決定由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之劃分的方式。”羅爾斯之所以把社會基本結構當作正義的主題，這里有極大的內涵。首先，人是社會的動物，存在于社會關系之中，離開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個人是無法生存下去的，因為我們的絕大多數需求的滿足都有賴于同他人的多種形式的合作才得以實現。其次，如何分配人們在合作中產生的利益?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利益乃是人的需求及其滿足，面對利益，人們的猜忌和敵意往往腐蝕著禮儀的紐帶。社會由此而引發混亂和無序，社會正義就是為了避免人們之間發生沖突而建立起來的屏障和邊界。動物無所謂正義不正義，正義是人的行為所具有的一種屬性，所以哈耶克指出，“只有那些能夠由正當行為規則加以決定的人之行動秩序的方面，才會產生有關正義的問題。所謂正義，始終意味著某個人或某些人應當或不應當采取某種行動”。所以，社會正義意味著追求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良好的社會秩序乃是社會正義的內在向度之一。

(二)正義原則是秩序原則

正義狀態的實現是人類社會的不懈追求，可以說人類發展史是正義實現的程度和范圍不斷提高與擴大的過程。本來，世界在人類出現之前處于一種自在的和諧與平衡之中，自從有了人，特別是有貧富差距和階級分化以后，這種和諧便被人類日益發展的實踐活動和實踐能力打破，被人對人的不公正對待方式及其結果打破，但與此同時，人類又在對正義的追尋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造就著一種自為的、有人類活動參與的相對和諧。因此，正義原則的實行是為了促進社會的良性運行，使現實的社會有一個更為良好的秩序。人類所真正需求的是一個處于正義狀態的社會。所謂“正義狀態”就是社會處于穩定、有序、不斷發展的過程里，處于一種合理的、符合每個人愿望(即合乎人性1的狀態。這個社會營造和保持著一個有利于每個人各盡所能、各盡其才的環境，從而使每個人不平等的才能得以最有效、最充分地發揮，最終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所以人類追求的真正目標是人性的完善和各方面潛能的充分現實化。所以正義原則是一個追求秩序的原則，亦即一種目的原則。

(三)正義是秩序的內在規定性

秩序是一種規范模式，從國際政治角度講，國際秩序內含著國際機制的完善和發展。國際機制的歷史進步性在于，就本質和長遠目標而言，國際機制是對大國霸權的超越與否定。這種超越與否定也內含了對正義的追尋和維護。國際機制體現的正是一種正義法則，是和平與平等的實質，正是內含正義要求的與國際機制相一致或類似的規范性要求逐漸出現并促進國際社會走向秩序化。正義法則在國際社會中的一個重要體現便是國際道德主義的興起，上世紀90年代“道義相互依存”態勢的形成，使國際關系中首次出現了道德主義付諸實踐的可能，而這種道德主義思潮的興起，正是人類對正義法則的價值追求的內在體現。

一種秩序能否長存并有效發揮作用。其內在的正義成分起決定性作用。具體說來，一種秩序如能較好地體現公平與平等的要求，則必然得到普遍的認同；而如果它體現的是一種霸權式的不平等，則秩序早晚會發生變革，并為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秩序所取代。總之，正義法則是秩序的本質要求，這是為實踐所證明了的、顛撲不破的真理。正義能否得到體現及體現的程度如何，是衡量秩序價值好壞的標準，而且直接決定著秩序的命運和發展前途。

(四)秩序是正義的外在環境

從系統論觀點看。秩序體現為整個系統處于一種有序的狀態之中，是整個社會的結構要素之一。“秩序僅僅是同那種協調的社會結構和均衡的社會狀態相統一”，各種社會形態的變遷和更替，歸根到底是人們對社會秩序所作的一種自覺或強制的調整和創新。一切重大的社會變革，往往是秩序轉換的信號和先導，同時也是一系列秩序變動的產物，各種矛盾和沖突也只有在相應的秩序系統中才能得到緩解或消除。因此，建立、維護并鞏固為特定社會制度所需的社會秩序，歷來是各國政府或國家政權的基本職能之一。放大至國際社會，國際秩序是人類社會總體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秩序系統的最外層部分。國際社會一經形成、確立，便成為各國生存和發展的外在環境，而且制約著社會與自然秩序關系的處理，在開放的秩序空間中求得國家秩序、國際秩序或全球秩序的大協調、大協同、大發展，是各國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標。

在世界迅猛發展之際，秩序的重要性也更為顯著。冷戰的結束、雅爾塔體制的崩潰。標志著世界秩序正處于大的變革時期。同時，全球化趨勢的增強、相互依存的加深、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以及困擾整個人類的全球性問題的凸現，特別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所引發的世界金融秩序的動蕩，都使人們深刻認識到秩序在現階段的重要作用。在當今世界，秩序常常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對秩序某一部分的破壞極可能影響和沖擊到整個秩序的穩定。

盡管從價值上講秩序有好壞之分，但無論是好秩序還是壞秩序，都提供了一種制度安排，以保持整個系統的有序運轉。這里我們并不是為了合理的秩序作辯護，而是認為有序總比無序要好。在無序狀態下，強權必然成為真理，而正義則無從談起。

從國際政治領域講，對正義內涵的把握應主要從兩個原則人手，即和平與平等。和平的實現需要有良好的秩序，因此進行制度性安排、維護秩序是實現和平的必要條件，對于世界真正的防御并不在于軍備和科學，也不在于進入地下，而是建立在法律和秩序基礎上。雖然僅靠制度性安排、秩序維護并不能確保和平，但沒有秩序的維護，和平卻是根本不可能的。作為正義第二原則的平等有多重理解，如經濟意義上的、政治意義上的、文化意義上的及人格意義上的。但一般而言，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范圍內的平等更受人關注，而作為國際秩序相對恒定狀態標志的國際法規起碼從形式上保障了各國在國際事務中權利義務的平等。從和平與平等兩種角度分析，可以更深切認識到秩序相對于正義而言，是更為根本的，秩序是正義的外在環境，沒有秩序的穩定、有序，正義無從談起。

(五)秩序和正義具有內在一致性

正義與秩序的內在一致性表現為正義與秩序的同向變動上，也就是說，秩序的良性運轉及向更優化方向變動，將促使構成秩序的內部要素在更大程度上體現正義。例如，國際法規、條約的制定與完善就優化著國際秩序，并能使正義得到更廣泛、更深層的體現。反之，秩序的持續惡化則體現為制度、規則的霸道、非正義成分越來越多。同樣，正義的實現與否也將直接決定秩序是否穩定。如果正義法則在國際社會被廣泛遵從。則國際秩序將朝良性方向發展。反之，如果正義法則得不到整個社會的遵從，則社會正常秩序必然受到沖擊，秩序必然向不穩定狀態轉化。

三、我們時代的使命：重建秩序和正義的統一

綜上所述，各行為主體(無論是個人、社會，還是民族、國家，乃至全人類)的秩序都離不開正義，它以個人正義中的良心、社會正義中的平等和國際正義中的善為力量，分別作用于個人、社會群體和國家，調節著人類社會中各行為主體之間的關系，并在此關系基礎上建立起相對和諧的秩序，從而使人類享受著安全與繁榮。然而，無論是個人正義中的良心，還是社會正義中的平等與國際正義中的善(國際道德或世界精神)，并不是如我們上面所述的那種純粹理論上的或形而上學的良心、平等與善，而是被無數層現實的外殼所包圍的良心、平等與善，這無數層現實的外殼歸結為一點，就是利益。個人會因利益的誘惑而違背良心，做出傷天害理之事，社會群體會因利益的驅使而破壞平等并導致內訌與解體；國家會因利益的貪求而走上侵略擴張之路。顯然，這些都是不正義的。如果人類社會充滿這樣的不正義，那么人類就會陷入混亂與災難，各行為主體的安全就會受到嚴重的威脅與挑戰。然而，人類并非沒有制止這些不正義行為的手段——智者的教導，榜樣的激勵，社會道德的約束，人民的監督，法律的強制，民主政府的領導，堅固盾牌的護衛，國際組織的調解，國際關系行為準則的規范。正是這些手段使各行為主體(個人、社會群體和國家)的秩序有了保障。由此可知，正義是不能直接帶來各行為主體的秩序的，在正義與秩序之間，還存在著一道障礙——不正義，而且它總是伴隨著正義而存在。只有當正義的力量通過某種手段超過不正義的力量時，秩序才有保障；反之，如果不正義的力量壓倒了正義的力量，則無秩序可言。

今日中國社會的改革是一場具有深遠意義的根本性變革，它將使整個中國社會發生決定性的改變。這種變革不是發生在社會的某一方面、某一領域或某一局部，而意味著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結構、價值觀念等領域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性變化。對于變革時代的社會來說，由于社會結構的分化與社會整合的后延、人們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不同內涵的文化和觀念的沖突，再加上舊規范被解構之后尚未形成具有共識的新規范，變革社會往往呈現出“規范真空”，即無序的狀態。目前，我們的時代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失序。雖然改革給我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但轉型社會的本質決定了社會具有不穩定的一面。這種不穩定的社會環境給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帶來了諸多不利因素，嚴重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的進程。無論如何。長期處于無序狀態對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行和人們的生活都是一種威脅。它是社會危機的表現。

更為嚴重的是，社會的無序不僅表現在政治和經濟生活中，而且必然發生在思想意識、價值觀念、文化信仰之中。失序不僅是政治經濟方面的，也是正義的失序。變革時代的危機不僅是一場秩序危機，也是正義危機。今天的國人就在經受一場正義危機，正義感、羞恥感、責任感和義務感普遍淡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普遍存在；道德冷漠、道德虛無、道德困惑普遍產生。這種正義危機必然加深整個社會的混亂和無序，不僅使人類社會生存環境惡化和生活質量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在內的社會發展喪失了必要的秩序條件。

在一個存在太多無序現象的時代，人們內心渴望有序的生活。從根本上講，秩序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是反映社會政治、經濟和日常生活有序性的基本范疇。”人類社會的維系和發展都離不開有序的基礎，任何社會都是在一定的秩序軌跡上運行，各種社會形態的變更，歸根結底是社會秩序的變化。因而，在社會失范的過程中必然伴隨著秩序重建的要求，重建社會秩序是變革時代的主題。這種重建工作，不僅是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的重建。還是正義的重建。正義建設本身就內涵在整個社會秩序的建設之中。可見，在社會變革中，秩序重建和正義建設必須是統一的，同樣也是我們現時代的任務。盡管我們不可能建立人類的普遍正義和世界永久的和平與秩序，但只要全人類朝這個方向努力，那么人類社會就會多一些安寧、和諧與幸福，少一些沖突、混亂與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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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社會變革范文

一、首先要樹立成為檔案業務骨干的信心，正確的評價自己的工作能力

在工作中青年檔案工作者如何能夠捕捉住機遇，依靠組織獲得職業上的成長與事業上的成功呢？成為檔案業務骨干，是我們取得成功的第一步。

對于檔案工作有很多負面的言論，檔案部門是清水衙門弱勢部門，“沒有享樂的空間，沒有腐敗的土壤，沒有奢侈的資本、沒有搞形式主義的地盤”。這些認知是非常片面而且有害的，一個人只有鐘愛自己的事業，才能有不懈的工作激情，認同單位（組織），成為骨干，才是成功之路的起點。對青年檔案工作者來說，自信心尤其重要。科學的認識自己的工作能力，是樹立自信心的首要條件。對自己有了科學的認知，就能夠調整自己的工作狀態和積極的心理狀態。對青年檔案工作者來說，自信心尤其重要，自信心要建立在客觀基礎之上，對于工作的技術條件，周圍環境和個人能力等綜合因素要正確分析，形成客觀公正的看法。

二、青年檔案工作者要恪盡職守，要有位卑不敢忘憂國，立足本職即英雄的豪情壯志

無論在平凡的崗位上還是重要的崗位上青年檔案工作者都要秉承一種負責敬業的精神，一種服從誠實的態度并表現出完美的執行力。這樣的人一定是組織的最佳選擇也是最優選擇。對工作負責就是對自己負責、你敷衍工作工作也就會敷衍你。當個人的理想與事業一致時，獻身檔案事業的同時檔案事業也會給青年檔案工作者成材提供最廣闊的舞臺。

三、充實知識，努力提高自己檔案工作素養

青年檔案工作者要擔當起自己的職責，在工作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干出驕人的成績，要有新的想象力、創造力和預測力，要結合經濟社會建設的需求，和民生的要求，不斷把握機遇，迅速作出回應，在具體的檔案工作中，包括檔案資料的征集、整理、歸檔、數字化運用等都要有綜合的、快捷的、準確的行為。

青年檔案工作者應在學習中轉變思想，更新觀念，提高實際的工作能力，要在具體的工作中成為行家能手。除了不斷深入實際，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外，還要努力提高自己處理檔案具體工作的能力。武漢市檔案局楊朝偉局長提出了一種研究式工作法。對于青年檔案工作者在學習、思考、實踐上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即是：要圍繞工作堅持學習。思考和研究要有機結合。每一個時期和階段，要結合工作實際思考和研究一二個問題，這樣的方式既有效加強了工作的理論指導，提高了工作的科學性和自覺性促進了工作，又產生了學習、思考和研究性成果。

四、勇于創新，不斷提高自己開拓創新的工作實力

縱觀檔案事業就是在發展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與時俱進。從最初的檔案分散管理走向集中統一管理，從行政管理轉為法制管理，從封閉型管理到開放型管理轉變，從提供利用服務到主動開發檔案信息資源，從原始的手工管理向現代化管理邁進，由紙質檔案向電子檔案發展，檔案事業逐步走向輝煌，檔案事業的發展，就是歷代檔案工作者艱苦工作，不斷創新發展的結果。

現代檔案工作者更要具備強烈的創新意識，一位現代的青年檔案工作者要不滿足于坐在辦公室里獲得檔案資料，要積極投身于現代經濟社會建設之中，深入群眾中間了解百姓大眾對檔案工作有何要求，在創新工作中取得突破性發展。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有為又有位，盤活檔案資源，做大檔案事業。雖然倡導青年檔案工作者創新，但不能因為創新而只談創新，脫離了傳承和發展的創新是空中樓閣、鏡花水月。傳承、發展、和創新之間應該是一個統一整體。傳承是檔案工作的基礎、發展是檔案工作的目標、創新是檔案工作的方向。說傳承是基礎是因為檔案工作的主要職能為黨管檔、為國守史。突出的就是：管字和守字。只有存史、留憑、才能資政、育人。傳承貫穿于檔案工作的收集、管理、利用三大方面。

五、青年檔案工作者要有廣博的、現代的科學知識

大數據時代給檔案管理工作帶來的挑戰是多方面的，從檔案業務中收集、管理、利用三大環節來看：傳統管理方式下，“收”是部門移交，“管”是手工管理，手工查詢；“用”是被動的提供查閱服務。在計算機時代，“收”主要是部門移交與系統推送部分電子文件相結合，“管”主要是電腦代替手工勞動，“用”是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進行制作、加工、傳播、轉換和二次開發。而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收”將是數據實時的、自動歸集；“管”將采用云平臺存儲、計算、分析，“用”則是分析發現與預測，為社會、企業創造價值。大數據的理念給檔案信息資源管理帶來了機遇。傳統紙質檔案以卷、件、份為單位，在大數據時代檔案更多以“字段”、“ 數據庫”為管理對象。在檔案統計方面，從原來的“頁”、“延長米”為統計單位改為以GB（千兆字節）為統計單位。

第5篇：社會變革范文

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以下簡稱MOOC）是基于課程與教學論及網絡和移動智能技術發展起來的新興在線課程形式。從2008年第一個MOOC的2300個注冊用戶到目前多個MOOC平臺的數百萬用戶，短短幾年間，MOOC已經從悄然無息發展到“井噴”階段，儼然成為當今社會變革時代一種最重要的教育現象。MOOC一出現就受到了眾多學者的青睞，國內不少學者對MOOC和高等教育的關系做了很有見地的研究，他們認為MOOC會給高等教育帶來深遠的影響，會沖擊現在的高等教育模式。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程介明先生在為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提供咨詢意見的時候對于教育現象的研究提出過一個觀點，他認為“在新形勢下認識和研究教育，需要認真地挖出現存教育體系與教育理念的社會歷史根源，深入分析教育遺忘的社會功能，然后通過認識當代社會（后工業社會）的特點與走向，重新認識教育在新社會的基本功能。要從教育外的變化與需要來規劃教育，這樣未來的路才會越走越寬”，胡建華也認為“20世紀下半葉高等教育的發展過程中，社會（制度）變革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主導因素”。本文擬沿用這個思路，跳出教育的框架從教育外來看MOOC，從MOOC是高等教育應對社會變化的一種回應的角度來分析MOOC的時代特征，洞悉MOOC的發展和未來。

二、后工業社會給高等教育帶來的影響

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在社會結構上出現歷史性轉折：服務性行業勞動者與白領工人的總數超過藍領工人，到70年代末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在全國就業中所占比重已經超過一半以上，一種新型的經濟和社會從舊的工業社會的灰燼中升起，并日漸成型，1976年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在他的著作《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用一個新詞描述了這種社會形態——“后工業社會”。在后工業社會中，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現代科技迅猛發展使得以知識為基礎產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知識已經代替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知識勞動者在經濟社會中發揮著核心作用；物質生產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變。也有學者對這種社會形態有不同的提法，稱之為“知識社會”、“信息社會”或“學習型社會”等等，在這里我們對這些提法不做嚴格的區分，而是重點探討它們對于高等教育的影響。

（一）知識經濟讓高等教育與社會高度融合

后工業社會的經濟是知識經濟。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是一種新型的富有生命力的經濟形態。知識經濟和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有著顯著的區別，在知識經濟中基本的經濟資源不再是資本或勞動力，而是知識，社會價值主要是由“科技”和“創新”創造出來的，起主導作用的人力資源將是知識型工人。知識經濟的興起深刻地改變著高等教育同社會的關系：社會的進步倚重于高等教育提供先進的科學技術和高素質的專業人才；高等教育也只有在與經濟、科技和社會實踐的密切結合中才能發展科學技術，培養適應時代要求的人才。未來的社會和教育將朝著一體化的方向發展，學習社會化、社會學習化已經成為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學習化社會和終身教育體系的融合，將是后工業社會的重要特征。后工業社會中，高等教育不再局限于人才社會化的初級階段，而是逐步滲透到社會化的每一個階段，推行對社會人的再教育。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教育將突破時空限制，學習者可以隨時隨地自由選擇學校和課程進行學習，學校與社會、學校與學校之間的界限將變得模糊起來。學校教育將逐步社會化，而社會教育也可以家庭化，學校與社會的高度融合將使后工業社會成為學習型社會。當然高等教育在和社會不斷的融合過程中，也需要在社會化的開放的特定背景下進行自身的變革與創新，不斷更新和完善教育形態，從而在更高層面上樹立推動社會發展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二）組織結構的變化改變了高等教育的人才觀

由于工業社會大規模生產的需要，與之配套的是分工細致、結構嚴謹、部門森嚴、層次分明、政令鮮明的組織結構，這種組織結構被馬克斯·韋伯稱為金字塔式的結構，在這種結構內部，成員之間有嚴密的分工，他們是生產指令和計劃的執行者，被要求遵守嚴格的崗位職責、一絲不茍的程序以及具體的規章制度。隨著后工業時代第三產業的崛起，生產模式由大規模生產轉向客戶化的生產和服務模式，組織結構趨于小型化、扁平化和松散化，在組織內部分工逐漸模糊，團隊合作和人才與專業的融合被高度重視，規章制度逐漸弱化，而設計和生產的一體化則得到加強。這種組織比較靈活，它會根據工作任務的生命周期在一個相對短的時間內變遷、重組、合并甚至消亡，所以組織的成員會經歷多種多樣的工作，轉行、轉工成為常態，同時這些組織的成員不再是既定設計與規定的純粹的執行者，而要根據項目或客戶的特定需求來制定他們自己的任務、方法與進度；他們不再是在各自不同的崗位上埋頭工作，而是需要通過團隊合作，參與深層次的互動與合作才能完成工作。他們不僅僅只做某方面的專家，而要融合各自的專業技術，貢獻自己的想法；他們要有特別靈活的工作方式，而且個人承擔一個項目的全部責任；每一個人都必須具有創造性及探索欲，而不只是簡單地執行高層制定的計劃。由此可見，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由于生產模式、組織結構的不同而對人才的要求也不相同，作為人才需求方的社會對人才的需求規格有了新的變化，那么為社會供應人才的高等教育勢必要改變人才觀和培養目標。

（三）知識爆炸挑戰高等教育傳統的教學模式

后工業社會由于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知識的更新和產生的速度明顯加快，有人做過計算，從2011年到2020年的10年間，人類知識將增加3-4倍。同時隨著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知識的傳播速度越來越快，傳播途徑越來越多樣，傳播領域越來越寬闊，在這種情況下大學和其他教育機構壟斷知識的地位就會受到挑戰，雖然教師曾經是知識的唯一來源，但現在，學生可以從多種途徑獲取知識和信息。

當教師擔當知識的生產者與傳播者角色的時候，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規定學生學習的內容與方法，他們可以單方面規定學習的標準，學生則必須遵 守這些標準，因此，教師對學生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整體上說，教師幾乎完全掌控著學生的學習。后工業時代這種控制模式目前正在悄悄地崩潰，一方面是由于教師已經無法繼續壟斷信息與知識的來源，學生可以通過多種學習方式隨時隨地獲取知識，另一方面是因為學生從教師身上學到的已不足以應對知識爆炸所帶來的挑戰。此外，學生的需求也各式各樣、千差萬別，他們不再滿足于這種由學校和教師制定的“套餐式”的教學模式。

（四）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沖擊現有的評價機制

后工業社會所重視的，或者說最具有“經濟價值”的是人的因素，比如人際關系、自律能力、團隊精神、排解能力、創新能力、自學能力、自省能力、受壓能力、風險承擔、個人承擔、家庭承擔、社會承擔等等，人的因素上升為生產或服務成敗的關鍵因素。后工業社會教育的職責是服務于個體的學習，促進個體的自我發展，教育的產品不再是學生，而是提供服務的內容與形式，教育的塑造功能會逐漸削弱，教育的服務功能會逐漸強化，教育過程中允許學生個性化存在，允許學生積極主動地去追求適合自己的學習機會，以便滿足自身的個體性發展的需要。現有的評價機制往往以篩選為主要目的，評價結果直接與教育資源掛鉤，只有經過層層篩選的學習者才能享受更優質的教育資源，現有的這種評價機制與后工業社會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格格不入，后工業社會對人的評估應該是把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來評價而不是一個指標的合成體，評價結果是為了不斷促進社會人的完善。

三、MOOC具有高等教育變革的時代特征

如果把社會與高等教育看成函數關系的話，社會是自變量，高等教育是因變量，而MOOC只是因變量值域中的一個值，因此MOOC具有符合后工業社會對高等教育變革要求的時代特征。

（一）MOOC具備與社會高度融合的特征

首先，MOOC可以讓社會各階層共享最優質的教育資源。有人曾經把高等學府比喻為“象牙塔”，一方面說明知識創造在社會中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也顯示了知識傳播范圍的相對封閉，而MOOC卻能沖破封閉，在空間與時間兩個維度上大大擴張學習活動的范圍，通過日新月異的互聯網技術將世界上最頂尖大學的優質教育資源送人“尋常百姓家”，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經濟、文化背景，不同職業，在校或不在校的所有學生都能同時選修全世界最優質的課程。其次，MOOC課程由社會和市場“優勝劣汰”。MOOC課程面向全社會所有學習者開放，好的課程大家自然趨之若鶩，如2012年僅耶魯大學Shelly Kagan教授的“死亡哲學”，平均每周在大陸的點擊量就超過3000次，制作粗糙的課程肯定無人問津，逐步淘汰，MOOC會在社會和市場的生態環境中自然生長和發展。MOOC與社會彼此促進，達到全所未有的高度融合。

（二）MOOC具有“自主學習”的特征

MOOC不僅提供了優質的教育資源，還將選擇的權利交給了學生，學習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和知識結構選擇學習的內容，具有最大選擇自由，真正實現興趣導向，而不受學校開設課程的限制、專業的限制、課程容量的限制、知識基礎的限制，同時還可以在全球一流高校中選擇適合自己要求的老師，學習者還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構建自己的知識體系，滿足個性化的學習方式，他們可以自己控制學習進度，看視頻的時間和地點都不受限制，可隨時隨地進行，也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點有針對性地跳過某些內容或者重復學習某些內容，這樣學習者就可以真正主宰自己的學習。“自主學習”的意義不僅僅是讓學生自主選擇，更重要的意義在于能讓學生及時調整知識儲備，應對環境變化。后工業時代，學習者很難再以學校“不變”的專業知識應對“萬變”的工作崗位和工作任務，他們必須及時更新知識儲備，調整知識結構應對變化，而隨著MOOC資源的極大豐富，優質資源的層出不窮，通過MOOC學習可能是未來最便捷、高效、系統的學習途徑。

（三）MOOC具備“以學習為中心”的特征

桑新民教授認為，“從以教師為中心的知識灌輸型教學模式向以培養和提高大學生自主學習、團隊學習、創造性學習能力為中心的個性化教育教學模式轉變，是高等教育從工業社會走向后工業社會必須要完成的歷史性變革”，教學模式從“以教師為中心”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成了高等教育變革的歷史任務。

MOOC就是以學習者為中心，它注重以符合學生學習規律的方式提供優質的課程資源，MOOC課程一般為4-16周，每節課程大約2小時，但是這2小時的課程會被分為8-15分鐘的視頻，每個視頻按照知識模塊組合，這種模式被認為可以幫助保持注意力，從而提高學習效果。MOOC在視頻中一般會嵌入測驗題目或作業，如課后測驗題、同伴評價題、調查題、編寫程序作業，或是課程討論，在學習后立即進行考試或測驗，也是符合認知科學的，可以強化記憶，降低遺忘，這種以人的認知心理為基礎的教學設計理念，大大提升了學生的學習體驗，有利于提高學習效果和質量。

（四）MOOC具有多元的評價體系

大數據技術在MOOC課程中的運用大大改進了傳統的評價方法。MOOC可以詳盡快速地捕捉、記錄、存儲、傳送和處理學習者各式各樣學習行為的數據，這些數據能詳細的記錄和分析每個學習者的學習行為、學習過程、學習表現，不僅能逐步揭開人的學習機制，而且將全面應用于人才的培養和評價，真正做到根據學生個性和特點進行教育，并實現人盡其才。MOOC中還大量運用同伴評估法，讓學習者互相評價課程小論文、討論中的表現、數學證明過程、工程圖紙、繪畫作品、項目設計和產品設計等。同伴互評有兩個重要的功能，一個是MOOC學習者規模龐大，通過同伴互評這種方式，學生都可以得到來自同伴的個性化反饋，第二個是同伴互評具有教育學意義，因為每個學習者都同時充當了學生和教師兩個身份，在評價同伴的作業時，學習者能夠更加深入地掌握其中的原理和機能，可以說評價的過程也體現出學生自身的學習效果。

四、MOOC的未來之路

MOOC是一種教育形態，它具有的鮮明特征符合社會對高等教育變革的要求，因此一出現就呈現蓬勃的發展態勢，同時MOOC也是時代的產物，它未來的發展也一定符合社 會變革和教育變革的規律。

（一）MOOC的運營模式會日趨成熟

盡管MOOC的商業模式遠未形成，人們只看得到對MOOC平臺的經濟投入，卻完全看不到經濟產出，但事實上，幾大MOOC平臺都在努力探索可持續的商業運營模式。它們嘗試通過付費認證證書、有監考的考試、職業介紹服務、企業培訓、在線人才選拔、個人輔導和人工評分、學費以及風險投資等多種模式盈利。隨著市場的發展，MOOC肯定能探索出成熟的商業運營模式來支撐自身的發展。

（二）MOOC與傳統教育深度融合

MOOC與傳統教育不是非此即彼的取代關系，而是相輔相成的融合關系。未來MOOC會和傳統教育深度融合，取長補短，創造新的教學模式，MOOC可以彌補傳統課堂照本宣科的枯燥，傳統教學可以彌補MOOC實踐能力培養的不足，“翻轉課堂”就是MOOC和傳統教育融合的典范。

（三）多種類MOOC教育形態出現

MOOC是高等教育變革的序曲，只是一個開始，隨著社會需求的變化，MOOC會發展出更多類似的教育形態，如U-MOOCS（Ubiquitou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svstem，泛在式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教育系統）、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小規模限制在線課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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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社會變革范文

關鍵詞:社會保障;制度變革;慈善事業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5-0151-03

在我國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因新舊體制的更替引發了諸多社會矛盾和焦點問題,如貧富懸殊､社會保障不健全等｡為解決這些問題,黨的十六大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全面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這是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基本目標｡這就要求我們在弄清目前經濟社會運行態勢的基礎上,整合､創新現有的宏觀調控政策與制度,服務于這一總體發展目標｡其中,慈善事業的規范發展將是完成這一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社會保障與慈善事業的相關分析

(一)基礎性分析

收入分配是一個資源配置過程,而衡量資源配置的兩大標準是公平和效率,即均衡要求同時滿足公平和效率雙重目標｡對于收入的第一次分配,完全按市場規律行事,強調經濟效益,優勝劣汰,它可以最大限度上體現效率原則,實現資源的最大化價值,但這種最大化價值并不意味著社會整體福利的最優｡根據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第一次分配還存在著“帕累托”改進的空間,即以公平完成對效率的“帕累托”改進｡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又告訴我們,公平的實現可以通過定額轉移工具在參與者之間進行分配,于是政府再分配當仁不讓成為實現“帕累托”改進､增進社會福利的重要途徑｡社會保障分配則是政府再分配(第二次分配)的重要手段,它彌補了市場的不足,促進了社會公平的實現｡但由于國家財力的有限性以及政府失靈的存在,政府再分配也不能達成均衡所要求的公平,當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之間出現了一定的“剩余空間”時,作為第三次分配的慈善事業通過慈善機構組織募捐,將民間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凝聚起來,重新組合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完成在第一､第二次分配基礎上對“帕累托”的又一次改進,最終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資源配置的動態均衡｡

(二)制度性分析

社會保障是國家依法對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給予保障的社會安全制度,而慈善事業是民間的社會團體所組織的社會行動,是志愿性的公益性事業｡社會保障(第二次分配)和慈善事業(第三次分配)作為收入分配的手段,它們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對社會資源的一種合理､有效的配置,用公平來對效率進行“帕累托”改進,從而促進社會整體福利的進一步提高｡同時,它們追求的價值導向也是一致的,即在于建立一種公正和諧的社會狀態,創造一種和諧共濟的道德氛圍,維護一種平等有序的社會秩序｡但是,兩者在服務領域和服務對象方面具有交叉性｡在社會保障體系的一般構成中,社會救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而慈善事業恰恰是能夠在該領域中發揮較大作用的｡

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已經比較完善,慈善事業的發展僅是錦上添花｡但在我們中國,多年的累積效應和日益增長的人口壓力導致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面臨著雙重壓力:一方面要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另一方面又要減輕國家負擔｡以致在社會各階層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弱勢群體不斷劇增的嚴峻形勢面前,社會救助顯得力不從心,慈善事業正好雪中送炭,不僅適度解決一部分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問題,從而使更多的人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極大地拓展社會保障制度作用的空間范圍;而且通過志愿捐贈的方式來實現較富有的階層扶助較貧困的階層,實現階層之間的良性互動｡為此,在構建社會保障制度時,許多國家考慮到慈善事業獨有的救助和公益功能,將其納入到新型社會保障體系之中,使之與其他社會保障制度相互配合､協調發展,進一步完善､拓展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作用的空間范圍｡

二、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與慈善事業發展

(一)新型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效果

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時代,隨著經濟改革步伐的加快,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也發生越來越大的變化,原有的保障制度已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于是,新型的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便浮出水面,但因其受到政府資金能力的限制,使其運行效果一定程度受到抑制｡對目前我們所面臨的社會轉型時期衍生出來的數量龐大的弱勢群體､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加速等諸多問題解決乏力｡為了緩解經濟和社會矛盾,要求政府必須利用有限的資源尋找新的突破口,于是建立了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基礎,以覆蓋城鄉困難人口為目標的社會救助體系｡但從實施的過程來看,現有制度還存在著如下問題:(1)社會救助的范圍比較小｡截至2005年,城鎮居民享受低保的人數達2 233萬人,農村低保方面,到2005年,全國共有1 534個縣(市､區)建立了農村低保制度｡(2)社會救助水平偏低｡全國很多地區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要比當地實際貧困線低,一般只占實際貧困線的79%, 2005年,全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保障水平72.3元｡(3)社會救助的項目比較單一｡現行社會救助主要是單一的生活救助,重在保障貧困居民的最低生活需求｡盡管一些地區在實行一些專項救助,但是,目前成效不明顯｡社會救助并不能使全體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得到提高,這就為慈善事業提供很大的發展空間｡

(二)慈善事業的發展狀況

慈善事業是在扶困濟貧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已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凝聚力,搭建了富裕階層回報社會的平臺｡同時,慈善事業也是動員社會力量參與社會保障的重要載體,成為調節國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形式｡在我國,慈善事業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1996―2001年間,民政部門組織的以“扶貧濟困送溫暖”為主題的社會捐助活動共接受捐款捐物折合116億多元,解決了312億人次災民､貧困人群的生活困難｡到了2005年,我國慈善事業進入政府全面推動階段,開創了慈善事業新局面,成功召開中華慈善大會,向全社會發出政府支持慈善事業的信號,向公眾發出積極投入慈善事業的號召｡

但是,與我國弱勢群體的數量對比來看,我國慈善事業真正對社會保障起到的補充作用仍微不足道｡我國的慈善捐贈水平較低,截至2005年,各級民政部門和慈善會接受社會捐贈資金61.9億元,相當于當年GDP比重的0.05%,參與慈善事業的企業及個人尚不普遍,并且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中,并沒有一套完整地對慈善資金的來源､運作等相關的制度設計,致使目前的慈善事業與社會保障不具備很好的互補效果｡

三、新型社會保障框架下社會慈善事業的發展路徑

我國現有慈善事業的內容已經涉及扶貧濟困､資助社會福利事業以及擴大與國際慈善事業組織和企業的交流與合作等多個方面,而且自其重新起步以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立足國際,目前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仍然面臨著以下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立足國際比較,剖析我國慈善事業現存的問題

1.制度制約――控制性登記管理制度的障礙

慈善組織作為非營利組織的一類,它的法人資格的取得相對比較困難｡因為在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管理實行雙重管理體制,慈善組織成立時,首先要找到與他的業務相連的政府部門,請其做業務主管單位,然后民政部門才受理,登記注冊｡政府部門并沒有義務做非政府部門的掛靠單位,因作為業務主管單位要承擔一定的責任,所以,民間慈善組織要找到合適的業務主管單位還是很難的｡如果找不到掛靠單位,就只能按照企業的方式運作,每年要向國家交一定稅金,這就會導致許多民間慈善組織的“非法”運作｡這種控制性登記管理制度嚴重阻礙我國慈善組織的發展,截至2003年,美國有各類民間慈善組織150萬家,中國只有200多家｡中國與美國的慈善組織在數量上的差距,很大程度與這種管理方式有關｡

2.經濟制約――政府支持力度不夠

慈善組織作為非營利組織的一類,使其從政府分化出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民間來獲取資源,成為不是受政府資助,但受政府委托去實施項目的工具｡可見,我國政府對慈善組織既缺乏給予直接的資金支持,也極少給予間接的稅收優惠支持｡而在美國,政府直接資助就相當于慈善組織資金來源的35%,而且大部分慈善組織屬于美國稅局501(c)(3)條款規定的機構,它們不僅是免稅的,而且這類機構得到的捐款對捐贈者來說,享有按法律規定的限額扣除稅收的優惠｡極大鼓勵個人對社會慈善事業的捐贈｡

3.法律環境――相關法律､法規滯后,監督機制缺失

在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的滯后已構成制約慈善事業向廣度和深度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一方面,現有法律､法規根本不足以規范和保護慈善事業的發展,迄今尚沒有針對性､特定性的專門規范慈善組織的實體內容的法律與法規條款,包括對慈善組織的性質定位､慈善事業運行的政策規范､監督機制及機構的活動領域(如募捐善款､救助項目開發等)等方面,都缺乏完善的系統的法規政策規范｡另一方面,即使已經頒布的有關法律､法規政策,亦因缺乏具體的､可供操作的配套政策而難以落實,導致社會慈善組織難以發育成熟,不能實現專業化｡美國基金會的成立､免稅申請､審查監管都有一套健全的法律規定,同時,還形成了以經濟､法律､社會等手段為主體的監督網絡｡政府的監控集中由財政部國內事務局根據國家頒布的有關法律統一管理｡

(二)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定位及其兼容性

1.慈善事業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中地位的界定

在我國,慈善事業只是對社會保障體系中政府救助的補充,長期以來都是象征性的存在｡由于我國對民間組織參與社會救助的限制還沒有完全放松,加之慈善事業自身的先天不足,這就決定了近期慈善事業不能和政府救助相提并論｡即使制度空間增加了,慈善事業也改變不了作為政府救助補充的地位｡這里我們將社會慈善事業作為政府救助的補充,其宗旨是借助慈善事業這種社會化的救助行為來緩解政府的壓力｡因此,救助社會化并不是要讓民間救助取代政府救助,而是吸納社會力量承擔更多的救助事務｡可見發展慈善事業不僅能有效地彌補政府社會保障之不足,對處于困境而無力自行擺脫危難的社會脆弱群體提供更多的來自社會的援助和關愛,緩和社會各階層矛盾,而且慈善事業還能直接弘揚社會道德,凈化社會風氣,從而最終推動和諧社會目標的實現｡

2.慈善事業與社會保障兼容的總體思路

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了“健全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相銜接的社會保障體系”;2005年,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一次提出要“支持發展慈善事業”,這表明黨和政府已經把發展慈善事業作為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擺上重要的位置｡通過動員社會廣泛參與,形成政府保障能力同社會互助方式互聯,政府資源同社會資源互補,政府行政力量同社會動員力量互動的合力｡最終使慈善事業成為動員社會力量參與社會保障的重要載體｡

可見,未來我國慈善事業發展考慮的不是與政府救助爭空間,而是考慮如何更好地彌補政府救助的不足,更好地滿足公眾的救助需求｡如大型的社會救助活動中,社會保障可以提供普及性和廣泛性都很高的救助服務,而慈善公益機構則可以提供比較精確､比較深入､比較細致的救助服務｡發揮各自不同的特點,運用各自不同的資源優勢,在同一救助活動中能做到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此外,還可以在確定新的保障對象時,由慈善公益事業機構作為先行,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上,探索可以將其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的可能性及具體的操作方法,待時機成熟后,社會保障就可以直接進入發揮作用｡這樣做可以節省大量的社會資源,降低某些社保措施實施的成本與時間耗費,同時還有利于慈善公益事業自身發展道路的推陳出新｡在我國社會保障和慈善事業發展過程中,要敢于突破觀念上的障礙,努力創造兩者相互融合發揮作用的社會和制度環境,實現它們的部分功能整合､資源優化使用和執行效率的提高,做到真正的兼容｡

(三)促進我國慈善事業與社會保障協調發展的對策

針對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狀況,有必要研究促進慈善事業與社會保障協調發展的對策｡

1.取消掛靠制度,為慈善事業讓出空間

政府一方面應取消掛靠制度,讓出足夠空間給慈善組織,同時,政府還應當把促進慈善事業發展作為一項職責,在制定社會發展規劃中列入慈善事業的發展目標和規劃,統籌安排慈善事業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資金投入,引導社會各界加大對慈善事業的投入｡規范各類社會機構參與慈善事業的義務和責任,更好地明晰與社會保障的分工及合作職責｡

2.正面引導,政策支持,為慈善事業提供發展平臺

慈善事業尤其需要政策支持,一方面,是完善稅收傾斜政策｡國家通過稅收杠桿的傾斜,鼓勵向慈善事業捐贈,實現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如對企業和社會成員的慈善捐獻給予相應的免稅待遇,承認慈善組織的獨立社會地位,并對有關慈善組織或機構給予必要的財政扶持｡另一方面,應加快完善相關的政策法規｡例如,對購買特殊高檔消費品的,開征特殊消費慈善附加稅等｡同時,實施政府社會服務職能向慈善機構傾斜的政策,以此鼓勵并促進企業及富裕社會成員熱心慈善事業｡

3.加快立法,將慈善事業納入法制化軌道

國家應當加強對該領域的法規制度建設,盡快研究并制定《慈善事業法》或在《社會救助法》中確立其地位､原則等,單獨頒布《慈善事業條例》及相應的法規和政策,從法制上統一規范慈善事業的性質､組織形式和具體的運作程序,明確政府監督部門和社會協調機構,并通過政府與社會的監督確保慈善組織的運作符合法制規范｡

總之,發展慈善事業是政府拓寬籌資渠道,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的新通道｡因此,政府應為其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引導慈善事業的發展,以此來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

參考文獻:

[1] 鄭功成.構建和諧社會――鄭功成教授演講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89-237.

[2] 楊守金.發展慈善事業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J].理論探索,2006,(4):18-21.

[3] 鄭功成.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變遷與評價[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232-258.

第7篇：社會變革范文

【關鍵詞】晚清社會文化觀念婦女觀

從男尊女卑到男女平等——婦女社會地位觀的改變

晚清社會婦女觀的變革，首先是破除男尊女卑的婦女社會地位觀，樹立男女平等的社會地位觀。

男女平等觀念的確立。在漫長的

從“女子無才便是德”到知識婦女——婦女素質觀的變化

觀念上的轉變。早期的維新派人士鄭觀應指出，“天下者，家之積，家者，夫婦之積。吾未見家道不正，天下可得而治也。世徒知男子不讀書為無學，不可以齊家，而烏知女子關系為尤重耶？”因此，“必能通書文，明道理，守規矩，達事情，參以書數、繪畫、紡織、烹調之事，而女工中饋附之，乃能佐子相夫，為賢內助矣。”⑨

行動上的實施。1902年，由編輯）

注釋

①康有為：《大同書》，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7頁。

②譚嗣同：《仁學》，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 304頁。

第8篇：社會變革范文

【關鍵詞】城市社會管理； 體制變革；困境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0351（2013）05—0125—06

一、中國城市化快速推進對社會管理體制提出新要求

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歷史性地突破50%大關，標志著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而本質的變化，由傳統的農村社會轉變為城市社會。截至2010年底，中國城市數量由1978年的193個增加到657個，超過100萬人口的城市由29個增加到125個，8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達到30個，超過1000萬人口的城市達到13個，城市群逐步形成。

中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 一方面是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帶來的結果。如果按照戶籍人口計算，中國的城市化率僅為36%左右，即全國有21億多人是城鄉兩棲的“半城市化”人口。這部分人口雖然進得了城，但是卻享受不到城市同等的公共服務，融入不了所在城市，無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居民。本地人和外地人交往交流較少，存在著二元結構，他們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心理和社會聯系上卻是分離的。

中國城市化快速推進的另一個重要力量和表現是城市邊界不斷擴大，大量農村地區轉變為城市區域，大量農民失去土地，住上樓房，成為城市居民。有的成為城中村居民，住在城里，沒有土地，卻仍然保持農民身份，主要依靠賣地所得、出租房屋、從事二三產業維持生計。一些城中村轉為居民委員會，有些仍然保留著農村行政村的建制。即使是轉為居民委員會，但是大多數上樓農民對新建社區的認同感較差，經濟上聯系較多、心理更為認同的還是原來的村級組織。社區中存在著本地城鄉二元人口結構，社會融合存在困難。

城市本身由于單位制解體，舊城改造，新建小區大量涌現，職住分離現象越來越普遍，人戶分離現象越來越多。城市社區類型越來越多樣，有新建小區、老舊社區、城中村社區，有高檔社區、普通商品房小區、回遷安置小區；有傳統單位大院、外來人口聚居區、少數民族聚居區、外國人聚居區等等。有些社區人口構成單一，同質性強，有些城市人員構成復雜；高檔社區，各方面條件較好，資源豐富，自治愿望和能力較強；而傳統老舊社區資源匱乏，居住生活條件較差，有的甚至破敗不堪，居民自治愿望和能力較差。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城市自身的發展，特別是隨著信息化的發展，青年一代的成長，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對于城市公共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

城市化過程中人口結構、空間結構、社區類型和環境、社會需求結構的變化，對傳統的城市社會管理體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有的社會管理體制機制已經難以適應形勢的變化和要求，迫切需要建立健全新型的城市社會管理體制。

二、中國城市社會管理體制及其變革

城市社會管理體制是指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應對社會風險，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組織機構設置、制度安排及其相互關系。城市社會管理組織機構一般包括黨的組織、政府組織、社區自治組織、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城市社會管理體制包括城市政府行政管理體制、單位管理體制、社區管理體制、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體制等多個方面、多個層次的社會管理體制。

中國城市分為直轄市、副省級城市、省會城市、地級市、縣級市等多個行政層級；從地域看，有沿海發達地區的城市，也有中西部地區的城市。不同行政級別、不同地域的城市在人口規模、資源獲取能力、經濟發達程度上有較大差異，城市內部的社會管理要求也存在差別。從政府管理的角度看，雖然各個城市社會管理面臨的任務各有不同，但是，城市政府架構主要是兩種類型，一種是設區的市，另一種是不設區的市。設區的市，通常是三級政府、四級管理，即市、區、街道辦事處（政府派出機構）和居民委員會。通常情況下，無論人口規模大小，縣級市不設區，縣級市轄若干鎮，通常城關鎮人口最多、經濟最發達、社會事務最復雜，鎮下面再設居民委員會，是兩級政府、三級管理。

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大部分城市人口工作和生活在各種單位里，單位是社會管理的主體，是社會管理的主要載體，少數沒有單位的城市居民被納入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這種社會管理體制中。那時，中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主要是單位制加街居制，以單位制為主導。在單位制和街居制下，居民來自同一個單位和居委會，同質性強、熟悉程度高，單位和街居掌握著居民工作和生活的絕大部分資源，對成員的控制能力強，居民對單位和街居的認同度高，依賴性大，同一單位和居委會的人們互動性較強。以三級政府或二級政府為主導，以單位為主體，以街居為補充的城市社會管理體制適應了當時計劃經濟的特點和要求。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體制已經進行了6次改革，在此過程中城市政府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職能和機構設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強。但是，從整體上看，中國城市政府社會管理體制，一直處于多頭分散、分割的狀態，缺乏統籌協調機構。政府民生事業和社會服務事項由民政、勞動、衛生、教育、住房、文化等多個部門負責，基層社會管理服務則主要由民政部門負責，而社會矛盾化解、社會治安維護分別由公安、司法、等部門負責。一些政府行政機構的領導權又被分割在黨委不同的部門。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戶口制度、住房制度、就業制度、人事檔案制度等一系列市場化改革措施的推出，單位制解體，人們在職業、居住地的選擇上具有更大自，職住分離、人戶分離成為常態，社會流動越來越多，城市人口結構急劇變革，社會階層關系越來越復雜，利益關系協調難度越來越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需要新的組織和機構來提供，傳統的單位制已經無力承擔變化了的城市社會管理重任。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街道居委會逐步成為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的重要力量，傳統的單位制走向了街居制。

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通過街居體制向城市居民遞送。但是街居體制在掌握資源、提供服務、協調利益關系、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方面，已經無法和單位制的社會管理服務能力和效率相比。因為，此時城市居民的構成和要求已經日益復雜化和差別化，依靠行政手段和單一力量已經難以滿足社會服務管理的需要。另外，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政府經濟管理服務的功能大大增強，但是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相對較為滯后，公共財政用于社會事業和公共服務的投入不足，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機構設置較少且分散，獲取和整合資源的能力不足。如何正確處理政府、市場與社會的關系，如何正確處理政府不同部門之間、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關系，如何增強基層社會管理服務機構獲取資源、提供服務的能力，已經成為一個亟待破解的難題。因此，迫切需要改革政府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基層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傳統街居體制，建立專門的綜合性社會建設管理機構和組織體系，建立新型社區管理服務體制，建立多元多樣的社會管理體制。

三、近年來中國城市社會管理體制的新探索

（一）設立負責城市社會建設和管理的專門機構

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城市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逐步得到重視和加強，2007年以后進入城市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新階段。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完善社會管理，保持社會安定有序”，指出“必須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整合社會管理資源，提高社會管理水平，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在服務中實施管理，在管理中體現服務”。2007年，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要加快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要完善社會管理。黨的十七大之后，報經中央有關部門批準，北京市成立了市委社會工委、市社會辦，隨后又成立了以市委書記為組長、市長為第一副組長的社會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市委社會工委、市社會辦。各區、縣也相應成立了工作部門和協調機構。社會工委、社會辦具體負責全市社會建設政策研究、規劃制定和統籌協調工作，負責綜合協調社區建設、社會組織建設、社工隊伍建設、志愿者工作，協調推進社會公共服務工作，負責社會領域黨建工作。近年來，上海市成立了社會工作黨委，各區縣也成立了相應的機構。2009年，大慶市委成立社會工作委員會，由市委一名領導任書記，下設七個科室，負責對全市社會建設進行總體規劃、宏觀指導、統籌協調、督促檢查。各縣區也相應成立了組織機構。2011年，大慶市將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與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合署辦公，下屬43個成員單位。2011年，廣東省成立了社會工作委員會，南京市成立了社會建設工作委員會。2011年8月，中央政法委所轄的綜合治理委員會更名為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負責領導和統籌全國社會管理工作。地方各級政法委開始負責領導社會管理工作。2012年，廣東省原兼任社會工作委員會書記的省委副書記同時兼任政法委書記，統一領導廣東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工作。[1]

（二）改革和調整區街關系

一些城市探索區政府直管社區居委會，以減少管理層級，推進管理扁平化。具體來說就是撤銷街道辦事處，由區政府直接管理社區居委會。例如，貴陽市小河區、湖北省黃石市鐵山區、安徽省銅陵市銅管山區等開展了這方面的探索。現在，貴陽市、銅陵市、大慶市全部撤銷街道辦事處，吉林省遼源市在主城區也全部撤銷了街道辦事處。也有一些城市選擇一個區的一個街道開展區政府直管居委會改革試點，如北京市石景山區魯谷社區、南京市白下區淮海路街道、青島市北區浮山后社區、上海浦東新區濰坊街道等。這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效果。

另有一些沿海發達地區鎮街根據外來人口多、常駐人口多的實際，探索如何進一步加強鎮街管理，改革基層政府機構設置，強化社會管理服務和管理職能。

（三）改革和理順街居關系

在區街體制改革之外，各地都在積極探索如何進一步理順街居關系，設立社區工作站，減少鎮街對居民自治組織的行政干預，減輕居委會的行政負擔，強化居民自治。各地社區工作站的性質和設置方式不盡相同，主要有“一站多居模式”、“合署辦公模式”、“接受委托任務模式”等幾種形式。各地普遍在社區建立綜合便民服務大廳。

一些地方以行政為主導改革街道社會管理體制，整合基層管理和服務資源。例如，廣州市以“業務歸并、人員整合、服務前移、管理落地”為主線，對街道機構、人員、職能、業務以及服務設施進行整合，并在具體實踐中進一步形成了“大民生”、“大綜治”、“大城管”的治理格局。廣州市在社區建立“三中心”、“一隊伍”，即行政服務中心、家政服務中心、維穩中心，以及綜合執法隊伍。

（四）建立多元化的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

一是培育民間組織，發揮它們聯系廣泛和服務便捷高效的優勢。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地改進社會組織培育和管理模式，探索建立樞紐型社會管理培育模式，建立社會組織培育孵化基地，利用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促進社會組織發展。南通市崇川區開展“百團大建”，大力培育社區社團。二是搭建平臺，為駐區單位和組織提供參與管理和服務的平臺。一些地方建立社區居民議事制度，由社區居委會主任、居委會專職社工帶領，以社區片長、樓長、層長為骨干，成立“居民議事廳”，對社區事務進行協商協調。三是建立商務樓宇工作站，加強商務樓宇黨建工作，加強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和工會工作。開展這些工作目的在于，加強和改進商務樓宇和非公有制企業的社會管理。四是探索運用網格化管理方法，細化管理單元，再造管理服務流程，實現責任到人、減少管理層次和環節，達到及時發現問題，迅速做出回應的目的。五是改革警務體制，推動警力下沉，充實基層治安力量，強化社區服務和治安維護。六是建立健全社會矛盾調處化解機制，在社區設立專門的調解室，推動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三調聯動”。不少城市社區還建立物業糾紛調解、環境污染糾紛調解、醫患矛盾糾紛調解、房屋拆遷糾紛調解等專門的調解力量。

（五）探索多樣化的城市社會管理體制

探索城鄉結合部地區社會管理新體制。上海浦東建立“鎮管社區”新模式。浦東是一個特大型的新城區，“大區、大鎮、大街道”的特點十分突出。目前，實際管轄面積超過14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175萬人，下轄街鎮37個，其中最大的鎮轄區面積達到1397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274萬人。鎮域內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本地人口與外地人口、居委會與村委會相混雜。長期以管理農村為主的傳統鎮的管理體制，已不適應鎮域內大量城市化社區發展的形勢要求。浦東新區圍繞如何應對快速城市化進程給社區管理和發展帶來的挑戰，提出“鎮管社區”的概念，并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完善，取得了初步成效。“鎮管社區”是指在保持鎮建制和鎮行政區劃基本不變的前提下，以黨的領導為核心，以社區共治為方向，以基層自治為基礎，形成社會管理服務有效下沉、社區自治共治逐步發育的一種社區管理模式。[1]

探索外來人口新模式。一些城市外來人口多，有的遠遠超過本地人口數量。例如，福建省晉江市本地人口106萬人，而外來人口高峰時期則達到110萬人，其中，經濟發達的陳埭鎮外來人口最高。陳埭鎮地處晉江市東北部，鎮域面積384平方公里，轄25個村（社區），2012年有各類企業近2000家，90%以上是鞋業關聯企業，年產旅游運動鞋近7億雙，享有“中國鞋都”美譽，綜合經濟實力連續多年蟬聯福建省“五十強鄉鎮”榜首。2012年，全鎮戶籍人口78萬人，流動人口高峰期達到32萬多人。晉江市設立專門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辦公室，各個鄉鎮街道也設立相應的機構，綜合協調和統籌流動人口管理服務事項，協助解決流動人口生產生活困難，維護流動人口正當合法權益。流動人口服務管理辦公室主要與相關政府部門建立聯系，與相關企業建立聯系，掌握流動人口基本信息，強化流動人口管理服務。[2]

四、中國城市社會管理體制創新中的困境

一是仍然習慣于行政管控，服務與管理沒有有機結合，還是管控多服務少。盡管以人為本的理念、寓管理于服務之中的理念越來越被多數城市管理者所接受，但是，還有不少地方借社會管理創新之名，行社會管控之實。不是著眼于從維護城鎮居民的合理合法權益，不是著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加警力、增加技術裝備上；不是著眼于通過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及時了解民情民意，暢通訴求表達渠道，緩解群眾不滿情緒，從源頭上化解社會矛盾，而是采取圍追堵截的方式進行事后控制；不是著眼于從制度上和根本上解決問題和矛盾，深入分析和查找產生問題的根源，而是就事論事，采取“花錢買平安”的方法，不講原則、不講法治，信奉“擺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穩定，沒事就是本事”的哲學，把問題后延。

二是外來人口尚未真正納入城市社會管理體制內，社會融入和社會融合存在困難。社會和諧風險增大，本地人與外地人沖突增多。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實行嚴格的城鄉分治、一國兩策制度，城鄉居民之間難以流動，社會為典型的“二元結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大門的打開和戶籍制度的松動，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工作和生活，推動了中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但是，2億多進城的農村人口中絕大多數人由于戶口仍然在農村，仍然不能平等地享受像本地城鎮戶口人口在就業、住房、社會保障、看病、子女教育以及社會參與等方面的權益。城鎮外來人口仍然工作和生活中在一個自我封閉的社會里，在城鎮內部形成一個新的“二元社會結構”。在沿海發達地區和一些大城市，外來人口尤其是文化程度較高的青年一代越來越多，平等意識、社會融入意識越來越強，特別是一些外來人口數量上相對本地原有居民占絕對優勢的地方，本地人與外來人的和諧相處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需要國家從人口服務和管理制度上進行深層次的改革，促進外來人口的市民化。

三是缺乏頂層設計，黨政機構職能和機構設置不夠科學合理。中國現有城市社會管理體制帶有很強的計劃經濟時期的特點，主要還是城市化程度較低時期的管理辦法，不少地方還是以管理農村的方式管理城市。需要認真研究和建立為城市所有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管理的組織體系和制度體系，適應城市人口快速增長和社會組織形式變化的新要求，適應脫離傳統“單位”的社會人越來越多、農轉居人口越來越多、外來流入人口越來越多的新形勢；要認真研究和正確處理政社關系、政府管理和居民自治、多方共治的關系，處理好黨政關系、政府內部機構的關系；要認真研究現行依靠政法委系統來統籌城鄉社會管理的體制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四是社會組織發育滯后，不能適應城市社會發展需要。黨的十六大以來，社會組織得到了一定發展，2012年底全國各類社會組織達到49萬多個，在提供公共服務、解決就業、維護群眾正當權益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現有社會組織數量、規模與13億多人口大國的需求是極不相稱的。社會組織發展速度慢，一些社會組織發育不良，內部治理結構不完善，管理和服務能力差；有些社會組織定位不清，成為“二政府”，自我發展能力弱，嚴重依賴于政府的財政支持；還有一些社會組織偏離宗旨，搞創收謀利。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認識問題，也有政策法律和體制問題，還有從業人員的素質能力問題。從根本來說，是一些領導同志對于社會組織的作用認識不足，甚至心存疑慮，不愿意讓社會組織充分發展，對社會組織發展設置障礙。面對日益多元化的利益格局，黨和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攬一切社會服務管理事務，需要通過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社會組織發育滯后，在城市社會管理中表現得更為突出，帶來的后果更為嚴重，政府承擔了很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該管的社會事務和責任，一些急需提供的社會管理和服務項目又存在空白點和盲區，城市居民多樣化、差異化的社會需求難以得到有效滿足。因此，大力發展社會組織是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的大勢所趨，刻不容緩。除需要對少數幾種特殊類型的社會組織加強監管之外，對于經濟類、公益慈善類、社區性社會組織，應該放寬準入條件，完善相關法律，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促進和規范社會組織快速健康發展。社會管理，既要管理“社會”，也要“社會”管理，需要包括由社會組織在內的多元主體進行自我管理。

五是社區建設面臨諸多困難，社區居民社區認同度不高，社區自治程度低。2012年底，中國居民委員會達到91萬個，與2003年全國城鎮居民委員會77萬個相比數量增加較多。大中城市中還有大量的城中村社區，從組織形態上看它們仍然屬于村民委員會。還有其他多種類型的城市社區。由于城市內部不同類型社區擁有的資源稟賦和社區居民成分差異較大，社區難以用一種統一的模式去治理。而且長期以來，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城市管理模式習慣于把社區居委會當作“單位制”解體以后新的社會控制的單位，把社區居委會當作政府街道辦事處的“腿”和“手”，承擔大量的行政事務。當社區居民成分復雜時，社區居民內部的交往和交流就顯得尤其重要，他們需要在職場之外建設一個友好和諧方便舒適的生活家園。實現這樣的社區建設發展目標，就要充分挖掘和利用社區資源，特別是駐區單位、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服務和管理的熱情和力量。要創新社區體制，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培育和調動社區志愿服務、整合社區資源等方式為社區發展提供多方面的資源；創新社區發展方式，為社區居民搭建交流交往的平臺，開展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和互助幫扶活動，讓社區居民熟悉起來，在互相交流和相互幫助中建立和增強社區意識，使社區從居住共同體走向生活共同體和意義共同體。

六是城市社會管理法律法規和相關制度建設滯后，造成不同社會群體在城市空間資源占有和使用上新的不平等。城市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生產生活體，是人類有意選擇和市場驅動的結果。城市化既是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和城市社會復雜性不斷增加的過程，也是城市地理空間和城市資源不斷擴大的過程。在城市眾多資源形態中，空間資源居于重要地位，影響著其他資源和機會的占有。因此，公平合理地配置城市空間資源，就成為一項重要的社會管理工作。要對城市空間布局進行合理規劃設計，充分考慮人與資源、機會公平合理地結合，從交通、住房、公共設施、社會福利的可得性及可及性等方面充分考慮不同群體的基本需求及其滿足基本需求的能力，尤其要重視弱勢群體的基本需求，防止強勢群體過度占有城市空間資源，侵占普通群眾特別是弱勢群體的空間資源。現在很多城市特別是特大型城市，在城市規劃方面，對于不同社會群體在空間資源占有和使用權利的公平性考慮不夠，使得城市空間變化造成不同社會階層在資源和機會占有上不平等和不公平，產生不同階層和群體之間的社會差距，造成新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

參考文獻：

第9篇：社會變革范文

關鍵詞：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的生存》；編輯社會學

作者簡介：朱海龍，湖南師范大學期刊社編輯，博士(湖南長沙410081)

編輯與社會的關系是編輯社會學的主題。自從大眾傳播在人類社會產生以來，編輯開始在人類文化和社會生活中扮演著先導者的角色。雖然其常常只是為人做嫁衣裳，卻往往在幕后導演了一幕幕歷史話劇。正是由于其工作的性質，人們往往對其關注不夠，對其研究也遠遠不夠，因此作為一門學科，編輯社會學的確立更是到上世紀下半期才開始出現，到目前都還無法稱得上是一門成熟的學科。但隨著社會的變化發展，一些敏感的學者和實踐者開始關注編輯與社會關系的種種變化。其中美國學者尼葛洛龐帝就是其中之一，且他的編輯社會學思想由于處于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變的大背景之下，因而他的編輯社會學思想更具有跳躍性和創造性，可以說具有劃時代的里程碑意義。因此在本文中對其思想進行探析，有利于我們進一步明確編輯與社會的復雜、多元的關系，并幫助我們指導編輯工作實踐。

一、尼葛洛龐帝的編輯社會學思想的背景與淵源

在上個世紀末，克林頓政府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使得美國的信息化領世界之，蓬勃發展：它一方面成功地挽救了處于頹勢的美國經濟，重塑了美國超級大國的雄心，它使得信息化開始滲入到美國人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另一方面美國的成功也贏得了其他各國的艷羨，美國作為帶頭大哥成功地推動了國際社會的數字化、電子化和信息化的趨勢。盡管這些趨勢所展示的強大的力量還沒用真正體現出來，但敏銳的尼葛洛龐帝已經意識到它對全球社會帶來的巨大沖擊，一個全新的網絡社會即將給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帶來巨變。

尼葛洛龐帝思考的正是數字化時代人們的各種新奇的社會、生活現象，這其中就有他有意或者無意間透露出的編輯社會學思想，他本人既是大學教師，也是企業經營者，更是《連線》雜志的專欄作家。這種特殊的身份重合使得他能夠深入淺出地思考信息化時代編輯的角色、地位和功能的變化，并將對它們的思考傳播給社會大眾，幫助大眾理解和思考這一重大的社會轉換。他的這些思想主要見于他的著作Being Digital，中文譯名為《數字化的生存》。《數字化的生存》一書可以說是20世紀信息技術及理念發展的經典，該讀物被翻譯成了四十多種語言。英文版曾高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此書的流行和傳播對上個世紀信息時代的啟蒙、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深入淺出地講解了數字化時代與原子時代的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巨大差異。

作為社會生活一環的編輯工作與原子時代相比，當然也會發生巨大的變化。雖然尼葛洛龐帝并沒有有意識地把編輯作為自己的研究重點、甚至研究對象，但由于他的研究主題是信息技術、互聯網帶給時代和人們生活的巨大影響價值，而信息社會中，信息的編輯必須且不可避免，因為先進的信息技術、互聯網絡等一方面帶來的巨大的信息量，使得傳統的編輯工作必然發生變化，另一方面也正是這些先進的信息技術使得編輯工作發生變化成為可能。因此尼葛洛龐帝時時不經意地提到了未來編輯工作的變化，其中蘊含了豐富的現代編輯社會學思想，即使有時候他對編輯工作的分析不是直接的，但我們能輕易地從中找出其閃爍的編輯社會學的思想。這些思想充滿了前瞻性、豐富性、深刻性，考慮到今天中國信息化和編輯工作的現狀，我們對其擷取并加以分析和研究，會比較富有啟發意義的。

編輯活動的本質和特征，是其選擇性和加工性。選擇性是第一功能。正如美國資深編輯威廉斯所說的，編輯的第一角色應是“搜獵者”。在傳統的編輯工作中，編輯在大量的文化資源中搜尋、選擇最有價值的部分經過加工向社會傳播，影響人們的思想，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這里編輯的意志、品性和特征對他所做出的選擇具有第一位的作用。這在傳統的社會條件下似乎是一個不可更改的編輯模式，編輯的選擇功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但尼葛洛龐帝卻準確地預測了數字化時代的編輯選擇功能的轉化，他認為在數字化時代，傳輸的模式不再是編輯根據自己判斷做出選擇，而是受眾根據自己的愛好、需要并將其通過比特直接傳遞給編輯，編輯再根據受眾的反饋編輯個人化的內容。因此“數字化的生活將改變新聞選擇的經濟模式，你不必再閱讀別人心目中的新聞和別人認為值得占據版面的消息，你的興趣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過去因為顧慮大眾需求而棄之不用，排不上版面的文章，現在能夠為你所用”。所以編輯的選擇功能發生了里程碑式的變化了。這個變化應該是從編輯這個職業確立以來前所未有的。這與人們文化、社會生活的變化有關，在數字化的時代，信息傳遞和編輯工作的極大地改善，使得編輯選擇功能開始直接面向受眾成為可能。編輯選擇的支配性地位下降，分散的、個體化的互動式的交流使得編輯選擇的主要依據不再是傳統的文獻資源，而是直接有賴于受眾本身的愛好、需要和特征等。

尼葛洛龐帝認為在信息社會中，人們閱讀的是“超媒體”。超媒體是超文本的延伸，指關聯程度很高的文字敘述，或具有內在聯系的信息。這個構想來自道格拉斯?恩格巴特在斯坦福研究院做的試驗說明在傳統的印刷書籍里，句子，段落，頁碼，章節按照順序展開，這一順序由作者決定，同時也由書本身的物理序列結構決定，盡管讀者的視線可以隨心所欲地停留在書中的任何一部分，但書籍的本身仍然永遠受限于物理的三維空間，數字空間則完全不同，信息空間則完全不受物理三維空間的限制，要表達一個構想或一連串想法，可以通過一組多維指針(pointer)，來進一步引申或辯明，閱讀者可以選擇激活某一構想的引申部分，也可以完全不予理睬。整個文字結構就像一個復雜的分子模型(molecular model)，大塊信息可以被重新組合，句子可以擴張，字詞則可以當場給出定義。這些連接可以由作者在“出版”著作時自行嵌入，也可以在出版后，由讀者在以后的時間里陸續完成。這實質上使得讀者加入到了編輯的行業，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對相關信息主動編輯的過程。因此“你可以把超媒體想象成可隨讀者的行動而延伸或縮減的收放自如的訊息，各種觀念都可以被打開，從多種不同層面予以詳盡的分析”。在比特社會中的多媒體，具有“互動的功能”，這種互動的功能，奠定了讀者編輯功能的基礎。

編輯，用物質文明設施和手段，組織、采錄、收集、整理、纂修、審定各式精神產品，使之傳播展示于社會公眾的工作和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員。因此編輯包涵有雙重含義。既可能是一項特定的職業，是一個名詞，也可能是一項特定的活

動，是動詞。因此在網絡社會中無論是作為職業還是工作，他都具有一定的特定性、專業性和排外性。但是在比特社會中，這一切會有重大變化：在比特社會中，電視變成了可以隨機獲取的媒體，不再局限于某一時間和或日期，也不受傳輸耗時的限制。當比特離開傳播者(也往往是最初的編輯者)的時候，接收者可以把他們轉換成各種不同的形式，用不同的方法來使用，憑借不同的程序來使他個人化。這實質就是每個信息接受者根據自己的特點和愛好對信息重新的編輯過程，這個過程是非專業化的，是隨意的。在比特社會“大一統的傳媒帝國正在瓦解，分割為許許多多的家庭工業，隨著越來越多的人上網，并傳輸越來越多的比特和越來越少的原子，擁有印刷廠將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甚至在世界各地派遣常駐的記者也不再那么重要，因為才華橫溢的自由撰稿人發現，可以直達你家”。這實質上也預測了在未來的信息社會中編輯工作的非特定化。我們現在可以發現在眾多的社會事件中，公民編輯的出現，各種搞怪、具有諷刺性的視頻頻頻出于不具名的編輯之手，卻又讓人印象深刻，感覺其人木三分。

可以說尼葛洛龐帝是最早預測到編輯工作智能化、信息化的學者。尼葛洛龐帝認為未來有可能開發出過濾、分揀、排列和管理多媒體的電腦，這種電腦將不僅僅能為人們讀報、看電視，還能為人們擔任編輯工作。而且可以存在于傳輸者和接受者兩端。當電腦用作傳輸端的時候您就感覺自己聘請了專門的撰稿人――就好比《紐約時報》根據您的興趣，為你度身制作報紙。在這種情況下，信息傳輸者會特別為你篩選出一組比特，經過過濾、處理后傳送給你，你可以加重將其打印出來，也可以選擇更加互動的方式在電子屏幕上觀看。另外一種情況則是在接收者一端設置新聞編輯系統，《紐約時報》先發送出大量的比特，可能包括5000篇不同的文章，您的電子裝置再根據您的興趣、習慣或者當天的計劃，從中擷取您想要的部分。在這個例子中，智慧存在于接收者這端，而傳輸者一視同仁，把所有的比特傳輸給所有的人。而且這兩種情況往往會同時出現。設想一個報道新聞的電腦顯示器上面有個旋鈕，你可以像調節音量一樣，調整新聞內容個人化內容高低的程度，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控制鈕，包括一個可以左右滑動的鈕，讓你在閱讀有關公共事務的報道時，可以調整報道的政治立場。數字化的電視人能夠編輯在空中傳送的電影，就好像大學教授運用不同書本的章節及不同雜志的文章編輯文選一樣，著作權律師系好安全帶吧。在信息化的社會里，信息高度集中，呈核爆狀態，如果不運用智能化的手段，對雜亂的信息進行有序的編輯，我們將處于混沌的狀態，所以尼葛洛龐帝認為未來的編輯工作將逐步地電腦化。這實質上也是編輯工作適應信息化社會，運用信息化的條件，對信息化社會趨勢的一種必然反應。

編輯在傳統社會看來，本來就是一項為人做“嫁衣裳”的工作，辛勞而不為人所知，因此無疑是一項需要高度奉獻精神的職業，特別強調刻苦與犧牲的職業道德。但在未來的數字化時代，尼葛洛龐帝認為：“工作與游戲之間的地帶變得異常寬廣，由于數字化的緣故，愛好與責任不再那樣界限分明，業余畫家大量涌現，象征著一個充滿機會的新時代的來臨，社會對創造性的休閑活動更加尊重。”“未來將是一個終身創造、制造與表現的年代。”這就是被尼葛洛龐帝稱之為“新電子表現主義”的年代。因此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編輯將愈益藝術化、個性化，編輯將更多地成為一項趣味性的輕松工作。尼葛洛龐帝認為“將來不同年齡的人都會發現自己的生命歷程更加和諧，因為工作的工具與娛樂的工具將越來越合二為一。將會有一個更好的調色板來調諧愛好與責任、自我表達與團體合作。”數字化高速公路將使得“已經完成、不可更改的藝術作品”成為過去時，給蒙娜麗莎臉上畫胡子只不過是孩子的游戲罷了，在互聯網絡上我們將能看到許多人在“據說已經完成”的各種作品上，進行各種數字化的操作，將作品改頭換面，而且這不盡然是壞事。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藝術表現方式得以更生動和更具有參與性的新時代，我們將有機會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傳播和體驗豐富的感官信號。這種新方式不同于讀一頁書，也比到盧浮宮實地游覽更容易做到。互聯網絡將成為全世界藝術家展示作品的全球最大的美術館，同時也是直接把藝術作品傳播給人們的最佳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