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的關系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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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快速發展的同時，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各種社會矛盾集中反映在利益關系調整的公平性上。由于社會保障水平過高或過低都會阻礙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保障水平必須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關于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理論探討，最早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 他闡述了通過“看不見的手”來推動個體利益和社會福利的共同增長。

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區的自然稟賦、經濟基礎差異造成經濟發展極不均衡，省際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省域層面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到底呈現什么樣的協調關系？是不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社會保障水平就高，而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社會保障水平就低？為了弄清以上問題，有必要從省域層面開展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比較研究，為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提供事實上的參考和依據。

二、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

1.指標體系的構建

社會保障水平是一個質與量相統一的概念，社會保障水平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構建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系統的指標體系。

本文從社會保障支出水平、覆蓋水平以及待遇水平3個層面，使用10項指標來反映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其中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保險覆蓋率借鑒了賈智蓮的計算方法。通過社會保障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兩大系統，共同構建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系統的指標體系（見表1）。

2.綜合水平計算方法

本文研究的時間序列為2003～2011年，由于這一時期是改革后第三次較明顯的經濟波動期，同時又是社會保障改革全面展開的關鍵時期，因而具有一定的研究意義。本文的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4～2012）、《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4～2012）和分省市的統計年鑒等。

為消除數據量綱不同造成的影響，需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公式是uij′=uij/Max（ui），其中uij′為標準化值，uij為實際值，Max（ui）代表不同年份或不同地區第i指標的最大值。各指標權重賦值采用德爾菲法，通過征詢不同專家的意見，依據各指標代表的含義及重要性、基礎性程度，綜合權衡確定各指標的權重，見表1。根據各指標的權重及標準化的數據，通過逐級加權求和計算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綜合水平，計算公式為：

三、 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時空耦合分析

1.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時序耦合

從時間序列角度分析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變化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兩者相互作用的階段特性。如表3所示，2003～2011年，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從2003年的0.45穩步上升到2011年的0.71，協調等級從輕度失調逐漸向良好協調演化，表明2003年以來，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保持良性互動，兩者關系從磨合階段逐漸趨向協調適應。

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變化的重要原因是經濟的快速發展為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201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7.2萬億元，扣除價格因素，比2002年增長1.5倍。國家財政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從2002年的2632.22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11109.4億元，年均增長17.3%。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其成果更多惠及民生，社會保障水平也大幅提高。從覆蓋面來看，截至2011年底，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農村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人數分別達到2.84億人、3.2億人、4.73億人，比2002年分別增長了246.3%、481.8%、403.2%[20]。從待遇水平來看，2005～2012年，國家連續8年上調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2012年全國企業退休人員月人均養老金達到1721元，是2002年的2.8倍[21]。由協調等級的變化可以看出，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不斷趨向協調適應，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得益于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居民享受社會保障待遇的高低，因此，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是保持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協調發展的根本。

2.中國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省際格局

（1）經濟發展水平空間分布 特征。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東部、東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區域間差距不斷擴大。從圖1可以看出，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實力明顯高于東北和中西部地區，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呈現出從東部向中西部遞減的“階梯”分布格局。2011年全國人均GDP達到35181元。其中，天津、上海、北京3個直轄市位居前三，分別達85213元、82560元、81658元。東部沿海地區顯示出強勁的經濟實力，江蘇、浙江、廣東、遼寧等省份緊隨之后，人均GDP水平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分別為62290元、59249元、50807元、50760元。山東和福建的人均GDP水平也較高。而中西部地區省份的人均GDP大多數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按照人均GDP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單元中，西部地區占了6席，分別是廣西、西藏、四川、云南、甘肅、貴州；中部地區占了3席，分別是河南、江西、安徽。其中貴州省人均GDP水平最低，僅為16413元，約占天津市的1/5。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分布呈現出極不均衡的特點，不同省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

（2）社會保障水平空間分布特征。

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中國社會保障水平整體呈現了兩頭高、中間低的“U”型分布格局——東部、東北和西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較高，而中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低。從社會保障水平指數來看，東部地區平均值為0.547，東北地區為0.572，西部地區為0.505，而中部地區平均值最低，為0.458。其中，上海、北京、青海

社會保障

水平指數列居前三，達0.776、0.771和0.672。按照社會保障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單元中，中部地區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中。社會保障水平的空間分布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一定的不匹配性，經濟落后的地區，其社會保障水平并不一定低，比如西藏、甘肅等省區（見圖2）。

從社會保障支出來看，2011年，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最高的是經濟不發達的青海，其次是西藏和甘肅，而排名靠后的則是廣東、浙江、江蘇等東部沿海發達省份；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最高的也是青海，其次是遼寧和甘肅，而排名靠后的仍是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如浙江、江蘇、廣東等。鑒于中西部地區財力較弱，中央對中西部省份社會保障投入力度遠遠大于東部地區。2005年以來，中央財政對全國社會保障的投入中，中西部所占比重保持在80%左右[22]。從養老金支付水平指標來看，區域之間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2011年，全國人均養老金為18700元，有一半省份的養老金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在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5個省份中，除由于近年西部大開發帶動的人均養老金水平快速提高的新疆、青海、西藏、內蒙古、陜西五省份和中部省份山西外，其余9個省份都位于東部地區。從省際的比較來看，江西的人均養老金水平最低，為13831元。西藏的人均養老金水平最高，達到33106元，是江西的2.4倍。按照人均養老金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1名省域單元中，中部地區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內。

總體來看，養老保險待遇水平在全國表現出不平衡性。經濟最為發達的東部地區，社會保障改革的步伐也最快，尤其是養老保險制度已基本成熟。西部地區的經濟總量水平偏低，財政供養人口比例偏高，大量就業集中在政府部門，因而，養老保險待遇水平較高。而中部的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低，成“塌陷”態勢。

（3）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類型劃分。

將社會保障水平指數（SSL）和經濟發展水平指數（GDPP），采用Zscore法標準化處理，生成兩個新變量數據列ZSSL、ZGDPP，ZGDPP表征樣本點在散點圖中偏離GDPP 樣本的中心位置程度，ZSSL表征樣本點在散點圖中偏離SSL樣本的中心位置程度，那么符號正負實際表征的就是兩者偏離程度的協同性。以ZGDPP為X軸，ZSSL為Y軸，繪制出不同省份的人均GDP和社會保障水平的象限圖，如圖3所示。

根據象限圖，將全國內地31個省級單元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劃分為4種類型，具體來看：①第Ⅰ象限，即高級協調型，以北京、上海為代表，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水平都比較高。②第Ⅱ象限，即社會保障過度型，包括青海、新疆、西藏等8個省份，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但社會保障水平較高。③第Ⅲ象限，即低級協調發展類型，包括除山西外的所有中部省份、廣西、貴州、云南等13個省份，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社會保障水平也較低。④第Ⅳ象限，即社會保障滯后型，包括廣東、浙江等5個東部沿海省份，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但社會保障水平比較低。

從象限圖來看，我國一些省份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出現了不相匹配的現象，為了能夠對我國各區域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聯系有更深入的了解，進一步選取典型指標進行對比分析。總體來看，經濟發達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低于經濟落后地區，尤其在社會保障支出比重和財政社保支出比重兩項指標上，以青海和上海為例，2011年青海省社會保障支出占GDP比重為14.6%，財政社保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為16.9%，分別高于上海市5個百分點和6.2個百分點。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是發達省份經濟發展水平高，GDP和財政支出總額大，導致了社會保障支出占比相對偏小；二是由于國家近幾年不斷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一定程度提高了經濟落后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當然，經濟落后省份的財政支出中用于

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很大，表明社會保障支出的財政負擔也很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造成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差異的重要原因。從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看，要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必須大力發展經濟，為社會保障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3.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空間耦合

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社會保障水平也不盡相同，為進一步明晰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的空間分布規律和特點，從機制上揭示社會保障與區域經濟耦合的規律性，本文以中國內地31個省份為研究對象，對2011年的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情況做了進一步研究。

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出2011年各省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并繪制出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分布圖（見 圖4）。由圖4可知，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較為明顯的區域差異，具體特征如下。

第一，東部地區，除河北、福建、海南輕度失調外，其余各省均實現了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協調發展，但協調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其中北京、上海、天津達到良好協調發展類型；山東、江蘇、浙江、廣東屬于基本協調發展類型。

第二，東北地區除了遼寧達到基本協調發展外，其余省份輕度失調；中部地區全部處在輕度失調發展階段；西部地區多數省份屬于失調類型。除了內蒙古為基本協調，貴州、云南為中度失調類型外，其余均為輕度失調。

第三，從協調等級來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省域特征呈現“橄欖型”，良好協調和中度失調的省份較少，其中，良好協調的有北京、天津和上海，中度失調的只有貴州和云南；絕大多數省份屬于協調等級的中間類型——輕度失調和基本協調。其中，屬于輕度失調的省份個數最多，達到20個，基本協調的個數次之，有6個省份。從地域分布來看，基本協調及以上類型基本上都位于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省份大部分屬于輕度失調。

總體來看，2011年來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情況不容樂觀：超過2/3的省份處在失調狀態，除了貴州、云南為中度失調外，其余都為輕度失調；兩者協調的省份基本上都位于東部沿海地區，北京、上海、天津處于良好協調發展，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達到基本協調。

四、結論與討論

通過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及耦合協調度模型，從時空角度研究了我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狀況，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2003～2011年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在不斷提高，兩者關系從磨合階段逐漸趨向協調適應。第二，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較為明顯的區域差異，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呈現從東部向中部、西部逐漸遞減的“階梯”分布格局；而社會保障水平整體呈現兩頭高、中間低的“U”型分布格局。第三，經濟發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社會保障水平也相對較高，如北京、上海等地區，但西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一定的不匹配性，如青海、甘肅、西藏等，盡管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但社會保障水平并不低。第四，從耦合協調度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度的省域特征呈現“橄欖型”，即良好協調和中度失調的省份較少；絕大多數省份屬于協調等級的中間類型——輕度失調和基本協調，且東部地區協調度明顯優于中部、西部地區。

雖然我國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整體處在協調發展階段，但從區域來看，大部分省份仍然處于輕度失調狀態。長期來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兩大系統的失調，不利于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通過分析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格局以及兩者的演變關系，本研究為各省份認識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因地制宜地推動社會保障與經濟協調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但本研究對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形成的機理尚未進行分析，還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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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

一、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是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保障

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是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它要求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考慮社會的同步發展。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是相互作用的，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社會發展又制約著經濟發展。只有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才能使國家不斷邁向文明和進步，

各國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社會保障制度是實現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重要保障。社會保障是政府通過法律和制度手段，籌集社會保障基金，對社會成員在年老、疾病、傷殘、失業、生育、遭遇災害、面臨生活困難時給予必要的救助和服務，以滿足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需要。其對社會發展的功能主要表現在：

第一，社會保障有利于實現公民的生存權。生存權是人權的基本內容，它是作為社會個體的人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權利，是基于人類生存本能而自然產生的。由于每個人在社會生活中都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各種風險，基于人的生存權保障，需要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對這些陷入生存困難的人們給予救助，而社會保障制度能夠為遭受風險的社會成員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因此，社會保障是實現公民生存權的重要方式。

第二，通過社會保障實現社會穩定。社會穩定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基本前提，沒有社會穩定，就沒有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社會穩定的基礎主要取決于人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健全和完善的社會保障能夠為人們提供安全感。社會保障通過滿足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需要，解除了人們的后顧之憂；最終使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從社會保障制度獲得利益，并安居樂業，實現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第三、促進經濟發展。首先，社會保障可以調節社會總需求，平抑經濟波動。當經濟衰退而失業率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時，失業保險和社會救濟有助于提高社會購買力，拉動有效需求，促進經濟復蘇；當經濟高漲而失業率下降時，社會保障支出相應縮減，從而使即期的社會總需求不致過度膨脹。而且，政府可以通過調整社會保障費（稅）率和待遇支付標準，主動調節社會總需求，減少經濟波動。其次，社會保障基金的長期積累和投資運營有助于完善資本市場。

第四、保持社會公平。社會保障是市場經濟國家保持社會公平的一個重要手段，其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保障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社會發展過程中因意外災害、失業、疾病等因素導致的機會不均等，使社會成員在沒有后顧之憂的情況下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二是通過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的風險共擔，實現國民收入的再分配，縮小貧富差距，減少社會分配結果的不公平。

第五、協調各方關系，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保障為社會成員提供多方面的物質生活保障和精神生活保障，徹底解除了勞動者的后顧之憂，必然會促使勞動者自覺地參與競爭，并更有效地為社會工作。同時，社會保障制度是以互助共濟為主要行為方式的制度，其實質就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社會保障在橫向上是各種社會成員間的彼此互助、互濟；在縱向上則是不同年齡勞動者之間的代際贍養、撫育，是代際互助、互濟，這有利于社會成員間的團結，有利于代際的溝通和交流，有利于社會公德、道德觀念的維護和延續，可以促進社會成員、社會各階層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工作。這是先進道德觀的體現，有利于協調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形成團結互助、同舟共濟的良好社會風氣。

二、社會保障制度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勿庸置疑

只有實行全覆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讓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受益，才能真正發揮社會保障制度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目標，符合當前社會保障制度發展需要。在社會保險方面，應逐步將范圍擴及到所有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并最終包括一些自我雇傭者和自我服務者，從而使社會保障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更加凸顯。也解決了在經濟發展過程出現的阻礙這一社會問題。社會保障是社會良性發展必須具備的條件，在快速社會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加快社會保障立法，確保公民社會保障權的實現

社會保障權是公民的基本人權，它要求國家保證每個公民都有獲得社會保障的權利，也是實現公民生存權基本內容。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是由國家強制實施的，強制性就意味著它離不開法律的支持，從各國社會保障實踐看，主要是通過立法將社會保障的各項政策和措施法制化，使它在全國范圍自上而下地實施，法制化是社會保障制度實施的保障。只有通過國家立法，賦予公民社會保障權，才能使社會保障主體的權利、義務和職責明晰化，確保公民社會保障權利的實現；只有通過立法將社會保障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才能使其獲得連續實施的生命力。而透過這些穩定的法律制度，社會保障主體對于自己的權利義務有一明確的預期，減少制度實施中的摩擦，使社會保障制度的運作進入良性循環的狀態；只有通過法律的強制性，才能使社會保障制度有效地運行。社會保障制度的運作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工程，包括繳費體系的運作、支付體系的運作和基金管理的運作，這些涉及繳費和經費支出的問題必須由國家法律作為明確規定。因此，只有在法制的環境下，社會保障制度才能有效地實施。

第3篇：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社會保障稅 稅法 保障稅

一、構建社會保障稅法的實際意義

社會保障稅法在經濟法的范疇之內，是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實際意義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社會保障資金的征收取決于社會保障制度的規范性，但由于繳費和征收缺乏法制規范，使得保障資金征收工作沒有強有力的法律保障，而社會保障稅法的構建，有利于增強資金籌集的強制性，同時有效控制資金籌集成本，也便于追究違法者法律責任，減輕財政社會保障的負擔，提高社會保障資金征收率。（2）公民的社會保障權體現于社會保障稅法，與《憲法》第45條規定的全國公民保障權如出一轍，傳統的社會保障法適用對象僅僅為城市居民，而社會保障稅法突破了地域、征稅標準和身份等的差別，無論是征稅對象、征稅標準，還是征稅實現等稅制要素，都體現了人人平等的適應性原則，有利于促進勞動力在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合理流動和配置，這也是勞動力市場資源配置和優化的有效方式。（3）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承擔社會保障機構的職能，獨立承擔社會保障的開支，影響企業的資金運轉和公平性競爭，而社會保障稅體系的構建，規定社會保障管理職責由專門的機構承擔，要求國家、企業和個人合理出資社會保障資金，既規定了企業的義務履行，也保障了企業員工的合法權利，引導企業走向良性的競爭氛圍。（4）社會保障稅法通過法律途徑調整了企業制度改革、產權結構改造、體制轉換等造成的社會保障問題，譬如勞動者下崗失業和進城務工等，提高了社會保障資金籌集的強制性和有效性，營造了良好的就業氛圍，緩解了經濟壓力，促進了社會和經濟的穩定發展。（5）社會保障稅法的統一立法，使得社會保障社會化程度得以進一步擴大，有利于我國與其他經濟國家社會保障稅的交流和合作，促進國際市場經濟的協調發展，使得我國的社會保障稅法的構建得到更好的借鑒，增強了抵抗風險的能力。

二、構建社會保障稅法的建議

（一）社會保障稅法構建的立法借鑒

世界各國社會保障稅法主要由以下幾種模式：（1）項目型的模式，法國、瑞典、荷蘭和德國等都采用了這種模式，這種模式是根據老年人養老保險、疾病保險、工商保險、事業保險等保險項目的不同支出需求，按照一定的比例從工資和薪資中提取，所征保障稅與相對應的項目存在專款專用的關系，如果哪個項目的財力需求量大，該項目的社會保障稅率就高。（2）對象型的模式，以英國為主，這種社會保障稅的模式帶有強制性特征，以“募捐”為名義，建立起雇員征收國民保險稅、個體商業者征收國民保險稅、自愿投保國民保險稅、自營者征收國民保險稅，針對不同的就業人員，采用不同的稅率制度和起征點，根據收入水平兼顧了征收的公平性。（3）混合型的模式，以美國為例，以承保對象和項目設置的社會保障稅模式，包括薪工稅、員工退職稅、失業稅、個體業主稅，這種模式的適用性比較強，針對特定的行業征收，屬于加強型的社會保險。

（二）社會保障稅法的構建原則

社會保障稅法的基本原則是社會保障稅法構建的前提條件，體現了社會保障稅法的價值，是立法、執法和守法的指導性原則，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公平與效率相結合的原則，社會保障法以社會公平為基本原則，而社會保障稅法以社會保障法為依據之一，必須在制定和執行過程中也體現出社會公平性原則。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保障資金中國家支出的比例過高，帶來企業和勞動者依賴性的負面影響，很有可能導致勞動力資源的限制，社會保障的效率自然也不能夠提高，因此社會保障稅法除了要考慮公平性原則，還要將公平性原則和效率性原則結合起來，增強社會保障稅法的社會效益。（2）社會保障稅法規定社會保障資金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因此需要體現共同負擔的原則。國家安排一部分的資金作為社會保障金，以企業單位為主要保障稅負擔主體，個人適當出資，均衡各方的資金籌集壓力，也強化了國家對社會保障事業的公共責任，為創建和諧文明社會奠定基礎。（3）社會保障稅法的適用對象是企事業單位員工、個體戶、農民和自由職業者，這些主體只有在繳納社會保障稅之后，才能夠享有國家提供的社會保障權利，公民在繳納社會保障稅之后，由國家再分配到福利性和救濟性的事業上，因此可以體現出自我保障和群體調劑相結合的原則。（4）社會保障稅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導向，體現了社會主義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社會保障稅法要求為每一個社會成員提供失業、工傷、醫療等正常生活保障，在此基礎上，方可帶動社會的整體性發展，使得社會經濟水平實現可持續性的提高，并且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社會保障稅法將往更高水平的生活保障稅過渡，以此磨合經濟增長與保障水平同步提高的關系，保證社會經濟的和諧穩定發展。

（三）社會保障稅法的構建內容

社會保障稅法的構建內容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1）明確保障稅的收入歸屬。由于社會保障稅的征收屬于國家宏觀調控行為，有利于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因此社會保障稅應該歸屬于中央稅體系，以便全國范圍內規劃和調節資金，充分發揮社會保障金的分配功能。但由于管理水平和統籌層次的差別性，社會保障稅的征收要結合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因此社會保障稅法也屬于地方稅體系的范疇。由此可見，社會保障稅收入應該歸屬于中央稅體系和地方稅體系的共享范疇，中央參與分享一定的比例，以平衡地區和行業之間的差別性，而大部分可用于地方的社會保障支出。（2）社會保障稅法的執行，要與國民經濟發展需求同步，隨著經濟情況的變化，社會保障稅的征收可調節經濟供求關系，抑制國民經濟過冷或過熱發展，促進經濟的良性循環。在長期的積累過程中，社會保障稅收將形成龐大的資產，成為融資的資金來源之一，因此社會保障稅法的構建要發揮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實現稅收的保值和增值。（3）調整相應的所得稅法律制度。社會保障稅法屬于所得稅的一種，我們要通過加強所得稅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加強其征收和管理。一方面，要綜合企業和個人所得稅的稅負水平，從總體稅負上綜合考慮企業和個人的承受水平，從而對稅率進行適當的調整，另一方面要做好社會保障稅法的配套工作，強化個人所得收入的現金管理。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社會保障稅相比于其他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方式，更加有利于社會和經濟的穩定發展。我們要通過借鑒其他國家社會保障稅法的立法模式，汲取其先進之處，提出適合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社會保障稅法構建原則，同時明確構建的主要內容，在法律層面上為社會保障稅提供支持和保證，以把握社會保障稅的征收目的、征收對象和稅率等，促進社會保障資金征管和使用等工作的科學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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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人力資源;經濟增長;社會保障

1前言

隨著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科技、國力以及經濟模式等的轉變，人力資源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就目前市場經濟狀態來看，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要想在目前的情勢下獲得競爭優勢，實現對人力資源的有效管理尤為必要，充分發揮這些人才資源的優勢，讓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占有更多的優勢，乃至于立于不敗之地。根據相關調查發現，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與人才招聘成正比的，一個優秀的社會保障制度對人才資源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對比之下，同樣的企業，不同的社會保障模式，即便薪金是一樣的，也會選擇相對自己更為合適的，是以“兩權相害取其輕，兩權相利取其重”。因此，擁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進而促進行業的發展，使得行業可以更好地實現經濟收益。

2現有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的情況

2.1人力資源情況。(1)人力資源的主要內涵。人力資源是指在社會各個崗位上所能創造價值和服務的人，一般來講是由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來概括大體分類。在生活中人們把所能用到的一切統稱為資源，而人力資源是在眾多資源中最主要的資源，因為人可以把各種資源整合制作改造加工成各種各樣的物品、消耗品等生活中常用或不常用的必需資源，帶動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人力資源分為智力勞動(從事智力勞動的人，如教師、工程師等)及體力勞動(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如工廠工人、工地工人等)，是當前社會建設發展所需的主要成員。(2)當前人力資源發展情況。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人力資源市場的轉變有了諸多不同。雖然在廣義上仍然是分為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但是科技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分化出了許多行業的分支，進而讓人才市場對人力資源的需求量變大。在統計過程中發現，在經濟和人才資源逐年增長的同時，人才資源對經濟增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在諸多紛雜的行業，人力資源的多寡對各個企業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古人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社會的核心構成部分是人，而社會發展的主要核心依舊是人。在維持各個企業發展的主要人員中，基本是由基層人員為核心來運作。(3)“人力資源”的發展歷史。在20世紀，國外諸多經濟學相關學家確定歸納總結了“人力資源”這一詞，從含義到理論，從片面到詳細界定并著作相關的書籍，借由書籍來被廣大人民所認知并認可，針對相關意義各個企業、機構、國家開始逐漸制定并出臺相關的制度，用以保障“人力資源”的權益。(4)人力資源的特征與特性。特征:①人是有獨立思想的個體，能夠主動主觀地做出行動;②人在社會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同時具有生產和消費兩種行為的;③人在一定年齡內的工作能力;④人所擁有的獨立的思想和知識可以實現產品的更新與創造;等等。特性:①隨著社會的進展，奴隸制度的消失，公民擁有的權力和個人所產生的利益是不可剝奪的;②由生理和心理的雙重角度，個人的行為能力是有所變化的，影響“人力資源”實際的使用效率;③個人思想情緒，集體思想內容等情況對個人的當時觀點有著一定影響;④“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在工作時會受到利益的影響，或積極或消極;⑤“人力資源”是有技術知識、技巧方式等可傳承與被傳承的能力，可以讓一個團體內的新老成員的工作進行交接更替。2.2社會保障情況。(1)社會保障的誕生和定義。社會保障是指以國家或政府為主體的社會保險或保障機制，一般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優撫和社會福利等內容。其本質是追求公平，目的是滿足公民基本生活水平的需要。社會保險需以相關法律為依據，簡單來說就是將人們的收入取出一部分來做一個類基金的機構組成，對于國民未來可控不可控的老、弱、病、殘等情況為其生活做到保障，最早正式頒布的是德國俾斯麥政府所實施的保險法。(2)社會保障的組成內容。社會保障是集法律、國情等條件制定的政策，按照當前國情來展開符合現今形勢的一種保障內容，滿足社會成員對當下日常和未來生活的保障與需求。(3)社會保障的具體內容。①社會保險(俗稱五險一金):為勞動者在可控與不可控因素中都可在社會中獲得經濟補償，比如衰老(社保)、退休(失業險)、生病(醫保)、受傷(工傷險)等一系列因素獲得相應補償，確保民眾的基本生活不受影響。經濟保障是社會保險的核心內容。②社會救濟:在生活中每天發生的事情都非預料之內的，災害和意外等因素會影響到日常生活，社會會在一定形式上進行無償的補助，盡可能幫助其恢復到正常生活水準。③社會福利:對于老、弱、病、殘等日常生活需要一定程度上的關心照顧，例如福利院孤兒院等由國家出臺社會公益福利政策等，給予其精神和物質上的雙重福利補貼。(4)社會保障現有發展情況。在目前，我國國企單位和事業單位基本都有著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內容，基本滿足了個人對物質的需要，免除工前工后的諸多問題。而私企單位中，缺少或者不全面的社會保障，或者因沒有社會保障意識而沒有相對社會保障，其對應的工作人員無法享有相應的保障。特別是在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作單位，往往只給工作人員繳納人身意外保險便敷衍了事，讓該崗位人員無法享有所對應的福利。根據諸多情況所展現的問題來看，人力資源的社會保障改善問題和與之相應的配套制度措施的實施仍舊是目前亟待解決的一大問題。

3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社會經濟之間的關聯

3.1三者之間的關系。人力資源的增長對社會經濟增長有著根本性的決定作用;而社會保障對于人力資源，可以穩定維護人們的基本權益，同時維護社會健康發展，穩定社會和諧的秩序;而社會經濟的增長為社會保障做到了資金源儲備，為社會保障提供了資金的支持。在人力資源為經濟增長做出貢獻的同時經濟作用與當前環境(工作環境、生活環境、經濟環境等)穩定了物質精神需求;經濟增長的同時為社會保障提供資金源，社會保障待遇隨之提升，一定程度上解決人們后顧之憂的同時，工作保障了人力資源的環境不被破壞且能夠不斷穩固和提升;社會保障為人力資源提供堅實的后盾，是社會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提需求。如此，三者之間是互相促進互相循環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生態鏈。3.2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是保持當前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人力資源的作用是維持、提高社會經濟持續發展增長的基準，人力資源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國家、省份乃至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態，相互之間是成正比的。比如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之間，綜合人力資源的對比是顯而易見的，經濟發展與增長快，所以相對來講同行業對比一線城市的待遇要高。第二，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是為社會保障提供資金支持的來源，對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相對要快速，而相對的社會保障制度更加完善、正規、合理、普及;而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相對較為緩慢，為社會保障提供的資金來源較少，導致社會保障實施的力度不足，進而可能導致人力資源的流失，減緩社會經濟增長。第三，社會保障的實施，為人力資源可持續增長提供了便利條件。比如國企以及事業單位的退休制度、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等，是顯而易見的利益與人們未來的計劃;例如工傷保險、失業險、人身意外險以及生育保障等保險，為生活中不可預測的變數做出保障，為人力資源流失的可能做出相應的策略，進而推動社會經濟持續增長。

4當前形勢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對經濟增長的意義

4.1人力資源的渴求。當前社會發展中，各個企業、集團之間的競爭核心是人才，而人才資源的質量和數量對于一個組織發展的作用是無法忽視的，有句話說:“21世紀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這句話充分地指明了當前社會發展與人才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企業之間的競爭力，歸根結底就是對人力資源的競爭，在一個企業中人力資源的數量和質量占了優勢，那么在市場競爭中就占領了優勢。4.2社會保障的作用。一個國家對于社會保障的力度，從根本上影響了人力資源的態度，人們由一個個個體組成，有獨立的思想，而非死物類資源，哪里需要就搬到哪里去。因受思想的影響，人都是逐利的，在同樣的情況下必須做出選擇時，首先考慮的是對自己更有利的選擇，好比企業之間的待遇，即便相同待遇，每個人考量的問題也都不同，離家近、交通方便等就成了考慮因素之一。社會保障的實施，有利于社會健康有序的發展，相當大的程度上為人們拔除了后顧之憂。4.3經濟增長的意義。市場經濟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區域乃至國家的經濟發展，建立良好的市場環境，對社會秩序有著極為重要的幫助。在當下，經濟增長是基于兩個必要條件:第一，人力資源的流入(即當地人力資源和外來人力資源)≥人力資源的流失(因各類因素影響辭職、跳槽或者外流)才能保證當前環境的經濟穩定增長狀態;第二，人力資源的流入流失的原因可歸納為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國情，好的社會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穩定人心，對其個人的安全感和逐利思想有著很大的影響，保證了人力資源的穩定，進而帶動經濟增長。

5結語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社會保障是必不可少的時代產物，為維持社會生態平衡和社會生態環境秩序提供了保障。在憑依社會保障所創造的良好社會環境中，給予人力資源一個更好的“培育溫床”，讓人力資源得到可持續再生發展。三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維持，相互發展，在為社會經濟穩定增長打下良好基礎的同時，為國家社會建設奠定良好的根基，為日后的發展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1］張雪艷，王艷．人力資源管理推動經濟發展的探索［J］．中外企業家，2019(13):111．

［2］劉建秀.新時期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人力資源管理，2018(3)．

［3］范群.基于人力資源背景下的國民經濟發展情況［J］．環球市場信息導報(理論)，2013(6):48.

第5篇：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經濟開發區；失地農民；安置補償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33-0129-02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的工業化進程中，經濟開發區的不斷涌現提高了全社會的經濟能力，但隨之而來的居民動遷，居民安置乃至于居民再就業成為了困擾經濟發展的難題。土地與農民關系變得尤為敏感，對于農民本身而言，土地就代表收入和生活保障，土地的失去就意味著失去了收入，失去了財富，也失去了工作，同時由于長期的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使失地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融入城市生活困難，即便在形式上住進樓房，實現城市化，但是在生活收入上喪失了持續性經濟來源，同時也變成了無職業者，這些都給我們的經濟生活帶來了不穩定因素。

一、失地農民安置問題的重要性

“自人類以來，有關土地歸屬和利用的種種制度設置和制度運行，便始終與社會安寧和社會發展緊密相連，與社稷的興衰和人民的福祉息息相關。”[1]

在征地之前，農民擁有土地，既可以從事農業活動，也可以入城打工，哪怕無工可做，也可以再回到農村從事農業，所以說土地就像是農民手中的一份保險，起碼可以保證基本的生活需求和經濟來源。尤其對于知識技術水平有限，年齡偏老的農民來說，土地就是他們的養老保障，哪怕無法勞作，也可以將土地出租賺取租金。但是農民失去土地以后，他當不成農民了，而領到的那點補償金，也當不成市民。既不是農民，又不是市民，那就會成流民[2]。據統計，在全國各地的土地上訪案件中，有70%以上是因征地引發的，而且這種上訪具有明顯的群體性、組織性、對抗性和持久性[2]。

一般每征收一畝地就伴隨1.5個農民失業。這意味著我國失地農民群體將從目前的4 000萬劇增至2030年的1.1億。有專家保守估計，這其中將有5 000萬以上的人口處于既失地又失業的狀態，而從動態看，這個數字最高可達8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就意味著社會保障能力的喪失，這么龐大的數字絕對是我國社會穩定的巨大隱患[3]。

所以農民安置問題是我們開發建設，城市長足發展的根本之一，直接關系到社會經濟穩定工作，也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之一。

二、失地農民安置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1.失地農民的生活水平出現了分化，整體提高困難

失地農民失去土地后，雖然得到相應的征地賠付款，但同時也喪失了主要收入來源，由原來的穩定農業收入變成了不穩定的經濟收入。有出現了暴富后進行再投資的，也有出現了暴富后引起經濟糾紛，部分人喪失了繼續生活資金；而且由于失地后的城市化生活，生活成本提高，例如所有的土地動遷款，除去部分的購買房屋外，由于缺少了穩定的經濟來源，而且對于一些年齡大的失地農民來講，由于年齡偏大，謀生技術較少，就業就顯得十分困難，就有可能造成生活水平下降乃至困難。

2.失地農民重新再就業困難

土地除了是農民的收入來源外，也是謀生的技術，失地農民失去土地后，基本上除了原來的農業技術，沒有其他的謀生技術，雖然有政府主導的職業培訓機構進行有針對性的培訓學習，但在實際考核過程中，合格率較低，錄取率較低，就業百分比低，失地農民由于文化水平的原因而使技術提升困難，在企業的優勝劣汰機制下，淘汰率較高，很快又面臨失業。

3.失地農民社會保障不完全

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水平低，與現實生活水平有差異，重新再就業，在謀生的失地農民基本上很少有參加社會保障體系，導致失地農民老無所依，老無所養。“農村社會保障發展不均衡，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組成部分上，五保供養制度歷史悠久、相對規范，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醫療救助等制度剛建立不久，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和農民工社會保險等制度建設正在逐步推進中，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還處于試點起步階段。二是在區域發展上統籌不夠，東、中、西部的農村社會保障水平差距較大。三是城鄉發展不協調，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發展明顯滯后，農村社會福利設施嚴重匱乏。

三、我國的失地農民安置工作的不足與完善

（一）失地農民安置工作的不足

1.安置措施缺乏實效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就業安置顯得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因為隨著企業性質的變化和就業安排的變化，政府在安置失地農民進企業的事情上沒有了主導權，變成了企業擇優錄取，失地農民由于先天的知識技術水平有限，無法適應經濟的發展，所以隨后又產生了貨幣安置政策，最低生活保障安置政策等方式，貨幣安置政策雖然在經濟上一次性解決了失地農民的問題，但是隨之的花銷，投資等行為，常常無法保障失地農民的長期生活保證，同時最低生活保障方式，由于教育等其他支出，可能無法保證失地農民的生活水平跟隨經濟的發展。

2.就業保障措施不完整

失地農民失去土地后，為了生活水平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進行再就業，獲得新的經濟收入是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基本保證。對于失地農民來說，重新選擇一種經營方式，由原來的自給自足，自由生活變成非農身份，受到企業各種條件約束進行工作，是一個跨越式的發展，我國的城鄉統籌不統一，沒有一個完善的就業培訓機制，沒有保障的就業政策措施，對于部分失地農民來說，再就業就尤為困難。

3.社會統籌保障制度不完善

對于中老年人來講，如果土地被征用，那么重新擇業或者重新創業難度就會很大。原來的農業生活對于他們來講，既是生活來源也是職業能力，基本上可以自給自足，滿足自己的生活基本需要。如果土地被征用，那么他們陷入的境地就是失地又失業了，如果沒有相應的養老保障，那么生活就沒有了保證。不僅如此，哪怕是對重新擇業的失地農民來講，從事的大多數是臨時性的職業，很容易就受到波及導致再次失業，而且就業也沒有基本的社會和醫療保險，一是年齡不允許繳納，年限不夠，一個是企業的保險福利也很重要。

（二）解決失地農民安置的完善建議

1.完善土地補償制度，保障失地農民依法獲得補償

征地補償是征地問題的核心，也是征地制度改革的難點。征地補償費要在確認農民集體土地財產權利的基礎上，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確定。

征地補償除了要考慮土地被征收前的價值之外，還應考慮土地的區位、土地市場供求狀況、當地經濟發展狀況及政府的宏觀政策等因素[3]。對于征收補償標準，首先要確定合理的補償標準，第二確定合理補償范圍。第三補償安置標準公開透明化，給予失地農民的參與權和知情權。

2.建立健全對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是城市化進程的重要標志，失地農民的保障體系也應該是一個全面覆蓋的體系。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涵蓋很多方面，包括養老統籌，醫療統籌等等，首先養老統籌要體現在最低生活保障真正和城市接軌，要真正實現最低生活標準隨著經濟水平，物價等因素上漲而上漲。如在失地農民安置中醫療保障方面，建議應該加快實現城鄉醫保統籌，這一切的前提都需要經濟基礎作后盾，為此大力發展經濟，積極完善社會事業是我們建立各項保障制度的基礎。

3.加強和發揮政府主導作用，提高地區經濟和民生發展水平

地區發展水平、經濟水平直接決定了這個地區的民生保障工作。因此在地區工業選擇方面就應該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并側重于引進促進地區發展，增加地區稅收收入，吸納就業人口多，工業發展污染小，企業信譽良好并具有產業帶動作用的企業。大連長興島作為新的開發區，重視經濟發展。原長興島地區人口4.1萬人，其中動遷安置的有1.2萬人左右，為此應該擴大經濟發展，增強地區財政能力，從而提高社會保障能力。擴大經濟發展的首要因素需要擴大招商引資工作，為地區的社會民生工作提供有力的經濟保障。

4.建立失地農民職業培訓制度，提高失地農民自我創業能力

采取有針對性的職業培訓，提高失地農民總體水平。針對不同的失地農民群體開展不同的職業技能培訓，拓寬就業途徑。加大失地農民再創業的扶持力度，提供一系列的便民惠民政策，提供相應的法律培訓和援助，鼓勵失地農民自主小規模創業。同時還要重視各種社會團體在職業培訓中的重要作用。事實證明，特別是在那些工業化速度較快的發展中國家，代表國內民眾利益的各種團體正變得越來越活躍[4]。所以，需重視這方面在提高失地農民自我創業能力上的作用。

5.借鑒國外先進經驗，設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基金

為減低失地農民面臨的風險，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各國普遍設立了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基金。許多國家法律上規定征地補償、安置費用與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基金。根據國際經驗，多數國家和地區的社會保障基金一般交由私營機構而非政府機構經營管理，且由多家經營而非獨家壟斷。同時非常重視失地農民保障基金的監管，這一點值得我國借鑒。

四、結語

在工業化進程中，失地農民變成了弱勢群體，雖然短時期看失地農民得到了一大筆補償金或者一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但是他們沒有工人的穩定工作，長遠的養老保險金和醫療保險金，所以他們在失去土地后就被排斥在了土地為工業增長帶來的利益之外。長此以往，勢必會造成不穩定，為經濟發展帶來隱患。我們必須看到農民失地補償的長期性。德沃金曾指出：經濟效益是一種集體性的目標，它要求分配機會和自由，以便實現某種逐步實現積累的經濟效益[5]。經濟開發區是改革的先鋒，為此，要建立一套合理的征地補償方式，對失地農民進行合理安置，從而更快地加快工業發展，享受工業發展為整個社會帶來的福祉，實現安居樂業、社會穩定、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1]王衛國.中國土地權利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1.

[2]童星，林閩鋼.中國農村社會保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02.

[3]茆榮華.我國農村集體土地流轉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84.

[4]Peter Drahos. Developing Counties and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andard-Settling，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

第6篇：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社會保障制度；和諧社會；西方經驗教訓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識碼：A

同志在一系列講話中反復強調了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性，明確指出：“保持社會穩定，是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前提，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保證，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1]社會保障制度是和諧社會的穩壓器。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創建和發展對維持社會穩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不乏經驗教訓，對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一、從創建目的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是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西方社會保障制度創建目的是維護社會的穩定，我國構建和諧社會也必須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

19世紀中后期，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危機頻繁，社會矛盾尖銳，貧富兩極分化，社會動蕩加劇，處于社會底層的勞動群眾生命和生活極度艱難。為了緩解社會矛盾，19世紀80年代，德國率先創立并實施了社會保障制度，自上而下地進行了經濟和社會改革，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和改善。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實現了經濟繁榮、社會安寧，各階層均表現出普遍的滿足感。德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成果對資本主義世界各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提供了在維護現行制度下緩解社會矛盾的“穩壓器”。20世紀初期，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紛紛推出了社會保險法案。爾后，各資本主義國家都致力于使之逐漸完善。

經過近30年的改革，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經濟的高速增長，形成了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不同社會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也大量出現。特別是目前我國正處在體制轉換、結構調整和社會變革過程中，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擴大，勞動關系沖突不斷，農民工權益難以得到保障，效率與公平失衡，城市貧困及其代際轉移等等多種社會問題持續發展。這些問題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甚至不斷惡化，必然危及到社會的穩定與和諧。要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解決現實中的各種社會問題。從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創建與實施成功緩和了社會矛盾的經驗中可見，社會保障制度正是和諧社會的“調節器”，沒有社會保障制度就不能建成和諧社會，沒有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社會保障制度也不可能順利運行。我國建設和諧社會，必須利用這個調節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但是，社會保障問題在我國還存在認識誤區，有些部門還沒有充分認識到社會保障對于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意義。例如誤以為社會保障僅僅是慈善救濟，片面強調效率優先而不顧公平，在行政意識和行為上重視經濟發展而輕視社會發展，強調政府權力而忽視政府責任，注重公民義務而輕視公民權利等等。綜觀西方社會保障制度的普遍建立，我們不提高認識、走出誤區，就無法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構建和諧社會，這些錯誤思想是必須要根除的。

二、從保障內容看，社會保障制度必須與和諧社會價值目標相協調

西方社會保障制度的內容廣泛，主要涉及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三大方面，具有社會性、福利性特征。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價值目標包括共同富裕、充滿活力、公平正義、安定有序、平等互助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而社會保障的內容正是實現這些價值目標的最基本因素。

德國社會保障的基本內容是養老保險、事故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社會補貼、社會救濟金等等，德國人從子女教育、看病吃藥、失業救濟、買房建房到退休養老，基本上都能得到社會保障，其項目基本涉及每一個人的生、老、病、死、傷、殘、教育、喪偶等人生所必然或可能經歷的各種風險，使人們公平享有符合人尊嚴的生活權利。英國社會保障內容包括退休養老金、失業保險、醫療衛生保障、國民保健服務、個人生活社會照料等等。美國社會保險項目主要有養老、醫療、失業、殘疾、工傷與職業病保險等，社會福利項目內容有現金補貼、食品券、住房補貼、醫療補貼等。加拿大社會保障制度體系有老年收入保障制度、工傷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公共救助計劃等等。

從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內容來看，基本目標不僅僅是緩解貧困，而將收入安全和社會公平也納入了社會保障體系。在以英國、瑞典為代表的福利型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不僅滿足人們基本社會保障需求，而且維持社會成員一定標準的生活質量，加強個人安全感。著名的《貝弗里奇報告》提出以“普遍和全面”為原則，建立以社會保障為主，以社會救助為輔的新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其影響下，西方各國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全面普及，社會救助政策也與國民權利與政府責任相聯系。

我國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建立健全與和諧社會價值目標相一致的社會保障體系。根據我國現實物質條件，在保障內容方面，首要問題是解決生存、養老、醫療、失業、工傷、殘疾等基本項目；其次要解決社會福利問題，主要內容包括老年人福利、殘疾人福利、兒童福利、職業福利、住宅福利、教育福利等；把滿足社會成員基本需要與改善社會成員生活質量相結合，以夯實和諧社會平等互助、安定有序、充滿活力、共同富裕的基礎。

和諧社會的本質要求是既要加速發展，又要保持社會穩定，這就必須不僅實現社會較低平均水平的基本保障，達到不同階層或群體之間的包容與相安，還要注重人的全面發展，實現較高水平的生活質量保障目標。因此，在經濟條件允許的地區還需要發展商業保險等社會保障的補充項目。

三、從覆蓋范圍看，建設全民保障體系才能實現和諧社會的價值目標

二戰以前西方社會保障項目立足在防止極少數社會成員因貧困而陷入絕境，二戰以后則轉變為給社會成員提供一種普遍的生活保障，給勞動力再生產提供充分的保證，覆蓋范圍是全民性的，有效地緩解了不安定因素，在社會再生產過程和社會經濟體系運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社會不和諧，生存環境不好，每個人的利益都會受到損害。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強調公平，人人享有同樣的生活保障權利。因此，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應與和諧社會的目標相一致。

德國社會保障制度惠及所有公民。英國幾乎每個居民（還包括居住在英國的外國人）都在社會保險制度的覆蓋之下享受社會保障權益。加拿大的全民醫療保險制度也是在追求公民平等權利和尊重人權的理念下實施的，維護健康是公民的基本人權，國家有保障人民健康的義務，保障所有人都有同等機會獲得醫療服務。

目前我國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則很小。首先，農村人口普遍缺乏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僅就養老保險來說，雖然勞動部已有文件要求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但是由于戶籍制度、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和就業的流動性，導致農民工缺乏參保積極性，農民工權益普遍受到損害，農業戶口的城鎮居民還存在社會保障歧視，造成了諸多經濟和社會問題。例如，民工集體怠工、上訪、因討薪而發生案件、甚至以極端手段威脅公共安全等等，直接影響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因此，我們構建和諧社會的當務之急是建立健全與我國目前發展階段要求相適應的低水平、廣覆蓋的社會保障制度。解決好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關系到我國絕大多數人口的穩定，必須盡快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其次，我國社會保障各個項目還遠未做到應保盡保，城鎮居民的醫療保障也不健全，看不起病的狀況極其普遍，一旦遭遇某種風險，人們很容易淪落到難以生存的境地。因此，真正解決全體勞動者在養老、疾病、工傷、失業等方面的后顧之憂，以保證社會主體的穩定，也是構建和諧社會所必須支付的成本。

四、從執行方法看，有效手段才能保證社會保障體系的成功運轉

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方法既是制度本身的重要內容，也是制度獲得成效的關鍵環節。西方社會保障制度在保障項目的發放、資金的籌集、使用和監督方面，均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方法。

首先，社會保障資金和物品的發放方法是達到保障目的的重要手段。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采用了在實物幫助中發放實物卡，到指定地點憑卡領取救濟品的方法，可以保證貧困人口獲得需要的物品。資金幫助則用于為失業者繳納養老保險費、醫療保險費，以幫助被救濟者解決關鍵性的實際問題。失業救濟金每年要重新申請和審批的辦法，可以保證把救濟金用在確實非常需要救濟的人身上。這些方法我們都可以仿效，比如建立年審核制的社會保障卡，動態記錄貧困家庭的成員結構、收入水平、生活開支、貧困原因等信息，根據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分類確定保障條件與范圍，以此為據發放社會保障金或社會福利救濟物品，以解決貧困人口之急需，消除不安定因素，使有限財力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其次，社會保障資金來源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問題。西方國家社會保障資金的來源是多渠道的，除了政府財政支付之外，企業、個人都承擔一部分。美國政府通過稅收優惠鼓勵雇主為雇員購買私人醫療保險，這一比例高達90％。開征社會保障稅也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普遍采用的一種資金籌措方式。美國的社會安全號碼一卡制，統一了社會保障稅的征收和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的發放，既有效防止了逃、漏稅，又切實保障了國民的基本生活與獲得社會福利與救助的權利。我國則缺乏專門的社會保障基金管理部門，社會保障基金收繳困難，靠行政手段征收缺乏剛性，影響了社會保障體系的正常運轉。開征社會保障稅，將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納入法治化軌道，有利于保證社會保障基金的資金來源。因此，借鑒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盡快開征社會保障稅是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任務。

第三，社會保障資金征繳率的合理性是社會保障制度有效實施的基礎。某些國家的高額繳費率導致普遍漏稅，擾亂勞動力市場，生產率下降，又推動繳費率和漏稅率走向更高，制約了長期儲蓄和資本積累，又加劇了通貨膨脹，進而阻礙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又降低了社會保障金的實際價值。這樣的教訓值得我們吸取。構建和諧社會，所有符合條件的單位和個人均有義務繳納社會保障稅，繳稅項目和數額多少應與受益項目及受益程度適度掛鉤，不繳稅者不受益。

第四，社會保障資金的運營方法是社會保障制度有效實施的重要保證。由于社會保障的道德風險和心理風險都很大，缺乏約束，將導致保障費用的非正常支出和過度消費。西方各國通過立法和設立專門機構對社會保險基金的支付和運營進行管理，并規定了養老保險基金投資比例的法定上限，同時設置監督機構進行監控。我們可以借鑒這些方法，建立、健全社會保障監督和約束機制，健全法制，確保社會保障基金的收繳、支付、運營的規范性，防范社會保障資金的風險和使用上的腐敗及營私舞弊。在規范金融秩序的條件下，嚴格規定社會保險基金的投資方向和各項投資比例的上限，強化投資監管措施，保證社會保險基金的保值與增值。

五、從西方社保制度改革看，構建與經濟發展狀況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才能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西方社會保障制度在創建時期起到了穩定社會、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在實行過程中又遇到了很多問題，最根本的問題是不斷提高保障度愿望的無限性與所能追加投入的經濟資源的有限性的矛盾。社會保障不適當可能會占用更多的經濟資源，增加勞動力成本，必然會削弱國家的經濟競爭力，同時，福利型社會保障制度又弱化了人們工作的動機和競爭意識，催發人的懶惰性，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例如英國的全民保障、全面保障制度，國家為公民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生活保障，城鄉居民在整個生命期間都可以平等地從福利制度中受益，以至出現了社會保障抑制就業增長的“失業陷井”和“貧困陷阱”，就業得到的凈收入不如失業得到的救濟多，有工作反而變窮了，所以有些人就不愿就業。另外，這種高保障是靠高稅收來維持的，增加稅收不僅會影響工作、儲蓄和投資，而且還影響收入的分配，并引發經濟危機。這樣，高福利受到經濟低增長的沖擊，就會導致社會保障的財政危機。當社會保障的規模超過了經濟發展的規模，就嚴重影響了國家的經濟發展。這種負效應與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目的是相違背的。

20世紀70年代以后，英國主要從養老、失業、就業、醫療、教育、住房等方面開始對福利制度進行改革。先后推出了國家收入關聯養老金計劃、職業養老金計劃和個人養老金計劃，同時嚴格控制福利支出，大幅度降低一些待遇的支付水平，由按需確定福利水平轉變為按經濟支持能力確定福利水平，使福利支出的增長速度與經濟發展速度相適應。由強化政府在福利制度建設中的責任并承擔主要福利支出，轉變為合理確定國家責任，通過市場化改革減少政府承擔的福利支出，建立國家、單位和個人之間養老保險責任的合理分擔機制。[2]改革后的體制保證了最需要的人得到補助金，減少了依賴性，增強了社會保障的針對性、個人責任感和自我保障意識。

美國的社會保障具有鮮明的選擇性，強調社會保障施于需要社會幫助的弱勢群體，且保障水平不高，只滿足勞動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在社會保障項目上各類人員享受保障的差別較大，有效地避免了福利大鍋飯。因此，從社會保險稅中籌集的資金就可以應付社會保障資金的支出，在相當程度上解除了國家財政的過重負擔。

構建和諧社會，社會保障制度的設立必須從國情和國力出發，以國民經濟所能提供的物質資源及政府與社會的承受能力為立足點，將社會保障水平嚴格控制在經濟條件允許的范圍內。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下，國民生產總值是一個既定量，社會保障支出過分增長，必會影響資金積累，制約社會投資的積極性，反過來又影響經濟發展。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總體保障水平的確定應以既保持較高積累水平、又保證經濟持續發展為前提，并在合理的總體保障水平之下確定各保障項目的保障水平。根據西方實行社會保障制度過程中的教訓，保障水平過低達不到保障目的，過高則會產生負面作用。因此，我國目前的重點應放在保證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方面。

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發展相適應還表現在保障項目和水平隨著經濟發展而跟進。英國政府在指導思想上明確了國家應為勞動者提供保障，在建立國家最低保障的同時，還應鼓勵個人追求本人和家庭更高的生活水平。這種保障理念值得我們借鑒。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當是一個充滿創造活力的社會，因而，構建和諧社會要把實現社會公平作為重要的政策導向，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既重點搞好貧困人口的福利保障，切實維護困難群體的利益，又注重普遍的共同福利和保障，維護發達地區、優勢產業和先富群體的發展活力，并支持欠發達地區和困難行業及群體的發展。這就必須完善災害救助體制、城市低保制度、農村和城市多種形式的救濟制度、各類保險制度，逐步建立政府主導、責任共擔、社會化、多層次、多形式的社會保障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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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姜守明，耿亮.西方社會保障制度概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第7篇：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

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直接影響

老齡化影響經濟發展，但它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影響范圍完全不一樣。首先，老齡化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是持續的，無論中國和國際人口老齡化都方興未艾，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至少要持續30年。其次，老齡化通過對社會保障和社會勞動力的影響，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可逆的影響，不因整個國內經濟環境的惡化而減弱其影響。再次，老齡化會導致老年消費減少、儲蓄水平下降，促使社會保障水平提高，與其他變量疊加，進而對經濟產生間接和疊加的影響。最后，老齡化影響社會管理、經濟發展、社會勞動力、人口國際遷移、經濟發展等多個方面。老齡化是人類發展的必然階段，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可以減緩和推遲，但難以避免。快速老齡化往往導致經濟社會難以適應，形成大沖擊，如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緩慢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相對小，如在法國和美國等。

老齡化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與社會、政治等緊密相連、犬牙交錯的綜合問題。

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間接影響

老齡化對我國未來經濟發展影響最大最直接的是在經濟發展本身，具體表現在經濟發展政策、經濟發展基礎、經濟發展宏觀環境、經濟發展微觀環境、人力資源開發程度、科技創新程度、市場開放程度、居民消費能力、社會福利實現程度等。人口老齡化通過社會保障、勞動力供給、社會消費等，對經濟發展產生潛在、持久和負面的影響。未來經濟決不是簡單地由人口數量、勞動力數量或老年人口比例多寡所決定的。社會消費不足、投資過剩、房地產泡沫（價格過高）、過低生育率、公共債務過高、居民儲蓄過高、股市長期不振、匯市波動過大，這些都和人口老齡化有關，但實際也是我國經濟社會長期發展積累沉淀下來的問題，都可能對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經濟社會發展政策、國內外市場需求和經濟發展基礎（包括勞動力數量、質量、資金、環境等）等要素，將決定我國未來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發展程度；而城市化等將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和醫療衛生技術進步，繼而促進居民收入的提高，促進文教體育發展，加快社區建設，增加儲蓄和投資力度，并且完善社會保障。這些要素綜合促進人口年齡性別、文化素質結構的調整，加速人口老齡化發展；老齡化的發展又影響了居民收入及儲蓄和投資，對文教體育事業、社區建設、社會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影響經濟發展速度，影響城市化、工業化和信息化進程，最終影響經濟發展。

應該指出，人口老齡化對于儲蓄、消費的直接影響十分有限，尤其是在老齡化早期。我國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展促使儲蓄和消費迅速上升，同時計劃生育政策使老齡化加劇，表現為儲蓄和消費隨著老齡化發展而增加；實際上，掩蓋了老齡化對于儲蓄和消費的負面影響。從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發展看，隨著老齡化的發展，在勞動力價格上升和原材料短缺的雙重影響下，制造業被迫轉移到欠發達國家，新興產業發展受阻，出現“停滯的10年”，導致居民收入增長停滯、消費降低、儲蓄減少。目前，我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分析表明，社會就業率、教育發展、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居民消費、儲蓄等都與人口年齡結構相關，但都和人口年齡關系不大，不是完全由年齡結構所決定的。從歐洲國家的情況來看，老齡化對于經濟的直接影響小，而對經濟發展的間接影響非常大。老齡化單個因素難以對社會經濟產生深遠影響，而與其相關的綜合因素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十分大。經濟惡化不可能是老齡化單一因素引起的，而是一系列經濟社會綜合變動導致的結果，人口老齡化僅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老齡化不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更像一系列對經濟“堤壩”反復沖擊“浪潮”中的一次“浪潮”。

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間接影響

1．流動性過剩。造成流動性過．剩的根源在于政府不斷推升的貿易順差和國家外匯政策，出口企業不斷把收回的美元兌換給國家，國家就得不斷向經濟體系投放人民幣，導致人民幣過量發放和儲蓄，這就造成了流動性過剩。

2．大量地方財政赤字。為了拉動就業、改善交通等基本設施，也為了減少流動性過剩，地方政府大量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財務分開以后，由于地方政府事多錢少，各地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為改變這種狀態，各地方政府透支了多年的財政大搞基本建設。地方政府財政來源有限，于是不得不大量賣地。而居民為避免未來通貨膨脹，紛紛購房避險，造成大量空關房。城市化導致鄉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小城鎮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經濟發展不良、就業率低的三線城市和小城鎮成為“鬼城”。

3．社會消費不足、產能嚴重過剩。人口年齡增長雖然增加了醫療、社會服務、休閑消費需求，但減少了食品、衣著、娛樂、電子等消費需求，同時減少了年青人的消費沖動，綜合導致社會消費不足、產能過剩、企業開工不足、社會就業困難。為促進消費、增加就業，政府不得不出臺減稅、增加基本建設投入等措施。為支持經濟發展，須增加貨物出口外銷，我國匯率政策維系人民幣“內貶外升”的態勢，本質上貨幣發放過量；人們生育數量減少，勞動力緊缺，勞動成本上升，造成產業轉移。

4．老人對于社會醫療和社會保健方面的需求量大；老人數量增加，老人基本收入存在差異，促使政府財政增加對社會保障（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的投入；同時老齡化又導致政府稅源減少，公共財政、稅務收入下降。為維持較高的社會保障費用和政府開支，政府對企業、家庭和個人采取加稅政策（如房地產稅、遺產稅、消費稅等），于是造成百姓與政府的對立和沖突。青年人出境出國避稅和企業“合理”避稅，加工業轉移到越南、柬埔寨等欠發達國家，’減少了社會消費，導致勞動力外流。此外，企業利潤空間下降、人民幣升值、外貿訂單下降、政府稅收減少，導致外貿形勢惡化、企業開工不足，加劇了年青人就業困難。

5．從機制上分析：消費、儲蓄和社會保障密切相關，相互制約。一般認為，消費增加導致儲蓄減少；同時，消費可以短時間內增加儲蓄和大件物品的消費，如住房、汽車、家庭裝修、出國留學等，因此，消費對于儲蓄的影響是雙向的。社會保障金的上繳減少了職工現金收入，從而減少消費；但是社會保障減少了老年人口晚年生活的風險，可以增加職工的即時消費，所以社會保障對于消費的影響也是雙向的。社會保障對于儲蓄的影響同樣是雙向的，完善的社會保障可以減少人們的儲蓄意愿，減少社會儲蓄（如發達國家），社會保障本身就是長期儲蓄的替代品（替代效應）；但是，當社會保障不足，人們會追加儲蓄，以自我保障的形式提高晚年生活質量，社會保險金進入金融領域和資本市場，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儲蓄大量增加（互補效應）。社會醫療保險還將延長人們的預期壽命，進而透支社會保險。

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90—2010年，我國城鄉居民消費年均分別增長了12.5%和10.6%；人均儲蓄年均增長了19,7%；而社會保險基金年均增長了25.9%，與這三者同時增長的是居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長，以及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1990~2010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分別增長13.5%、11.4%。此外，近20年我國居民，特別是城鎮居民的消費收入比不斷下降，從1990年的85%下降到2000年的80%及2010年71%；我國儲蓄收入比同時不斷上升，從1990年的49%上升到2000年的100%及2010年的149%。這說明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居民收入越來越高，消費比例越來越低，儲蓄比例越來越多。我國儲蓄受通貨膨脹和投資機會影響更大，在這種通脹預期的情況下，人們自然采用各種有效的投資手段，提高自己晚年生活保障程度。因此，儲蓄增加和房地產快速發展就不難理解了。

這一切既和老齡化有關，但又不是人口老齡化單個因素所造成。人口老齡化對于儲蓄、社會消費和社會保障的影響，在經濟發展較快的時候往往很小，都被經濟發展所掩蓋；而到經濟發展呈現零增長或負增長時，社會保障的剛性日益突出，成為經濟發展的沉重負擔，屆時欲罷不能，欲止不休。

第8篇：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社會保障 制度建設 思考

社會保障制度是現代國家的一項基本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是否完善已經成為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在我國，社會保障工作直接關系到堅持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關系到維護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系到保證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穩定發展的大局。因此，研究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鑒于此，筆者為推進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進行了相關思考。

一、目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還存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社會保障制度不均、社會保險基金補足和社會保障責任不清三個方面，其具體內容如下：

1.社會保障制度不均

現階段，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不均，主要表現為社會保障制度發展不平衡上面。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中，主要有兩個傾向，一是適合城鎮，不適用于農村，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有待完善；二是適用于城鎮戶口的人員，不適用于進城務工的農民，農民工在城市得不到社會保障。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在農村和農民工方面還有待完善，對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探索還處于初級階段，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社會保障的公平性沒有得到全范圍的體現，加大了城鄉差距，不利于城鄉一體化進程。

2.社會保險基金不足

社會保險基金不足也是制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發展的原因之一。由于我國的社會保險體系建立的時間比較短，社會保險體系建立的經驗不足，一些傳統遺留的問題仍有待解決。社會保險基金不足還表現在離退休人員方面，就目前而言，我國離退休人員的負擔較重，社會保險模式在運行中出現了先收現付的模式。人口老齡化和經濟體制轉型是我國社會保險體制面臨著兩個問題。加之國家對退休后的職工隱含負債補償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使得養老保險基金收支之間的矛盾激化。

3.社會保障責任不清

在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過程中，社會保險責任不清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約著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目前，政府與企業、個人之間的責任劃分不清，一方面，對企業和個人而言，企業和個人不愿意繳納保險費用，又希望得到社會保障。另一方面，對政府而言，由于沒有劃清責任，各部門之間的權責不清，一旦出現問題，容易出現職能錯位和互相推諉的現象。

二、推進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建議

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方面，針對上述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存在的不足，推進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議，可以從擴大社會保障范圍、完善社保籌資體系和劃清社會保障責任三個方面入手，下文將逐一進行分析。

1.擴大社會保障范圍

提高社會保障的社會化程度，擴大社會保障范圍，是推進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有效途徑之一。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方面，打破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所有制格局，擴大其范圍，把所有制經濟下的勞動者都納入到保障體系之內，確保企業和勞動者的競爭環境公平，要從我國國情出發，發展與社會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建立不同層次、不同標準的社會保障體系。其中，城市重點是放在醫療和養老方面，擴大失業保險范圍，然后再逐步過渡到所有保險項目的統籌制，覆蓋所有的社會成員。只有這樣，才能推進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發展。

2.完善社保籌資體系

完善社會保障籌資體系，有利于改善社會保險基金不足的現狀。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在完善社保籌資體系方面，可以通過面向社會征收社會保障稅的措施，增加社會保險基金的來源。與此同時，還應由稅務機關負責社會保險費的征繳管理，規范社保籌資渠道來源，通過給予稅務機關進行征收管理的權力，建立起以社會保障稅為主體，財政補助和其他的多渠道籌資為輔助的社會保障籌資體系，有利于化解養老保險基金收支之間不平衡的矛盾，促進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完善。

3.劃清社會保障責任

劃清社會保障責任，有利于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建立起職責分明的體系，便于政府與企業、個人之間的管理。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應充分發揮企業和個人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的作用。對政府而言，政府要根據低水平、寬范圍、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提供強制性的基本生活和基本醫療保障。另外，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措施，都將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結語

總之，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為進一步推進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只有擴大社會保障范圍、完善社保籌資體系和劃清社會保障責任，不斷探索推進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策略，建立起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全面、公平、系統、有效地社會保障制度，才能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的協調快速發展，進而為構建我國和諧社會提供良好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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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基本養老保險；區域差距；社會統籌

中圖分類號：F8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9-0109-03

一、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含義和功能

（一）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含義和內容

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和社會根據一定的法律和法規，為保證勞動者在達到國家規定的解除勞動義務的勞動年齡界限，或因年老喪失勞動能力退出勞動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種社會保險制度。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是由政府部門參與負擔的一種養老制度，也被稱為國家基本養老保險，是國家為解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退出工作崗位的退休人員或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員的基本生存問題而確定基本原則與措施。中國目前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包括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開始建立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中國于2009年開始在部分農村地區進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在“保基本、廣覆蓋、有彈性、可持續”的基本原則上，采取個人繳費、集體補助、財政補貼相結合的籌資方式，實行區（縣）級統籌，其養老保險基金納入同級財政社會保障基金財政專戶，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并建立公示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強社會監督。目前在對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主要模仿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并改革待遇計發辦法，但改革并未全面深入，而且是限于自收自支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保險。

（二）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功能定位

基本養老保險主要的目的在于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以保證社會秩序穩定和經濟有序發展。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功能：第一，保障基本生活水平。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前提，也是基本養老保險最核心的功能。當勞動者退出勞動生涯之后，養老保險金是退休者的主要甚至唯一的生活來源，滿足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需要。第二，維護社會穩定。養老保險為老年人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使老年人老有所養。養老保險保障了老年勞動者的基本生活，等于保障了社會相當部分人口的基本生活，對于在職勞動者而言，參加養老保險意味著對將來年老后的生活有了預期保障，免除了后顧之憂，有利于社會的穩定。第三，保證勞動力再生產。老年人取得養老社會保障資格的一個重要條件是依據退休制度，無論其實際勞動能力是否喪失，都必須按退休規定退休，退出原來的崗位。通過實行養老保險的制度，有利于勞動力群體的正常代際更替，保證就業結構的合理化。第四，促進經濟發展。勞動者退休后領取養老金的數額，與其在職勞動期間的工資收入、繳費多少有直接的聯系，能夠激勵勞動者在職期間積極勞動，提高效率。此外，由于養老保險能夠籌集到大量的養老保險金，為資本市場提供巨大的資金來源，有利于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第五，增進國民福利，分享社會經濟發展成果。實行社會養老保險，通過調節退休者和在職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減少老年低收入人群數量，提高其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讓老年人充分享受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增進國民的福利。

二、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區域差距的現狀及影響

（一）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區域差距的現狀

當前，中國各區域雖然都采取了“統賬結合”的養老保險模式，各區域之間基本養老保險的制度框架基本相同，但是，各區域之間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存在著很大的差別，他們在計發模式、管理模式、征收體制等方面大不相同，區域差距非常大。第一，基本養老保險金的計發模式各區域有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各區域基本養老保險金的計發方式不統一，體現在各地個人賬戶的計息各不相同。二是養老金的計發形式也不統一，部分區域執行中央政府的規定，實行全額繳撥的社會化發放，但仍有部分區域為了讓企業承擔養老金不足的責任，還是實行差額繳撥的企業發放，造成一些效益差的企業拖欠、挪用退休職工的養老金，直接影響退休職工的利益。第二，基本養老保險的管理系統各區域不統一。基本養老保險的管理系統各區域差別很大，采取了不同的模式，如社會保險總公司模式、人壽保險公司模式、勞動保險公司模式、勞動局與保險公司分管模式等。第三，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統籌層次、統籌對象各區域不統一。全國各地基本養老保險金統籌層次參差不齊，有縣（市）統籌、地區（地級市）統籌、省級統籌，政出多門，缺乏統一管理，處于分散管理狀況，統籌形式、統籌辦法多種多樣。

（二）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區域差距造成的影響

養老保險制度的區域性差距的存在，不但削弱了社會保障制度的互濟功能，也加劇了人們的不公平感，不利于社會穩定發展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首先，養老保險制度的區域差距阻礙了勞動力的充分自由流動，加劇了區域間以及區域內部的經濟差距。市場經濟是一個開放性的經濟，由于受產業結構、資源條件以及政策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必然會出現勞動力在不同區域之間的轉移流動問題。其中，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的高低也是勞動者在流動過程中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這就會造成經濟發展水平高、養老保險待遇好的地區人才聚集甚至過剩，而經濟落后、養老保險待遇差的地區無人問津，致使經濟發達地區愈加發達，經濟落后地區愈加落后，加劇了原有的差距，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其次，養老保險制度的區域差距也給養老保險關系的轉移接續帶來一定的困難，還會引發道德風險，出現養老保險關系擇富轉移問題。由于各地養老保險制度設計、管理體制以及給付標準的不同，形成養老待遇水平差異較大。其結果就是導致在低繳費基數和工資水平地區的參保者，想方設法在退休前將自己的保險關系轉移到高工資水平的地區，以享受高于原繳費地的保險待遇；而在高繳費基礎和工資水平地區的參保者，即使變換了工作單位后，也不愿意將自己的社會保險關系轉移到低工資水平的地區，最終造成養老基金的入不敷出。最后，從微觀上看，養老保險制度區域差距的存在也影響了企業內部人員的調動，不利于企業的統一化管理。由于同一個公司在不同的地域可能會實行不同的養老保險制度，也給公司的內部管理造成一定困難，很難實現統一管理。

三、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區域差距形成的原因

（一）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

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了各地區養老保險的保障能力和給付標準，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基本養老保險的參保率。從全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看，各省市之間的差異是逐年擴大的，表明雖然各種縮小地區經濟差異的措施比如政策傾斜、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等有一定成效，但是地區經濟差異依然很大，不容忽視。正是由于經濟發展這一重要影響因素存在很大差異，才造成中國各區域之間基本養老保險在參保率、保障能力、給付標準和工資替代率方面都存在一定差異，如人均GDP一直處于全國較低水平的貴州省和甘肅省，在養老險參保率和人均養老保險基金收入方面也是位于較低水平的，而經濟比較發達的北京市和上海市，人均養老保險基金收入和實際人均養老保險待遇在全國來看都是高水平的，這一現象的存在，不利于養老保險的統一、協調發展。

（二）人口結構差異

養老保險水平與一國的人口結構有著密切的關系，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的浪潮，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養老保險水平受到較大程度的影響。一個地區的人口結構直接影響該地區養老保險的給付標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養老保險的參保率。中國老年人口撫養比大體上是逐年遞增的，反映了中國老年人口的數量和比重不斷增加，揭示了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和完善養老保險制度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以2007年為例，老年人口撫養比比較高的省份，如湖南、重慶、四川、安徽等，其實際人均養老保險待遇是處于較低水平的，而寧夏、新疆、等老年人口撫養比較低的省份，他們的實際人均養老保險待遇水平相對而言是比較高的，這進一步說明了老年人口的數量及老年人口撫養比與養老保險待遇水平是密切相關的，老年人口撫養比的地區差異造成了各地區養老保險水平的不同。

（三）政府公共財政支持力度不平衡

在一個市場經濟體制中，社會保障制度的主導者應當是政府，政府的財政補助在其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社會保障支出也是許多國家財政總支出中的重要部分。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和整個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雖然社會保障占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略有浮動，但是，中國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逐年增加，而養老保險制度作為社會保障制度覆蓋范圍最廣的項目之一，公共財政對養老保險制度的支持力度自然也在逐漸加強。發達地區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處于中等偏下水平，但是由于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財政基礎雄厚，財政支出基數大，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的絕對值還是比較可觀的，其人均養老保險待遇水平也是比較高的；低收入地區的省市地方財政支持力度相對較弱，導致其人均養老保險待遇也處于較低水平。由此可見，財政對養老保險的支持力度，特別是地方財力的大小直接影響人均養老保險待遇水平以及養老金水平的高低程度。

四、縮小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地區差距的對策建議

（一）確立公共財政在養老保險中的主體地位

社會保障作為一項社會安全制度，需要公共財政代表國家履行相應的宏觀管理職能。財政作為社會保障的核心組織者和保障資金最重要的提供者，政府財政高效與否，關系社會保障事業改革的成敗。而政府用在養老保障上的支出占其總財政支出的比重的高低，直接決定了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所發揮作用的大小。面對中國目前進一步提高養老保險覆蓋面、提高保障水平和縮小區域差異的迫切要求，公共財政必須發揮其在養老保障中的主體作用，同時實現對公共財政科學有效的管理。

1.地方政府加大政府財政對養老保險的投資力度。地方政府應明確自身在養老保障方面的職責范圍，做好養老保障資金預算和決算，并調整財政支持結構，在財政總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作為養老保險的流動資金，進一步加大對養老保險的投入力度，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并在完善制度約束的基礎上，提高效率。對于高收入地區和中上等收入地區，由于其經濟發展水平高，物質基礎好，擁有雄厚的財政實力，在保障退休人員基本生活的基礎上，應根據當地的平均工資水平和物價水平，進一步增加對養老保障的財政投入，適時調整人均養老保險待遇水平，使得老年人真正的分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而在中下等收入甚至低收入地區，雖然財政基礎相對薄弱，但是必須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不受影響，不能把養老保險的財政補助挪作他用，甚至降低養老保險的補助支出，而應在結合地方實際情況的基礎上，逐年提高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

2.中央政府健全轉移支付制度。由于養老保險制度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養老保險相關費用也由中央統一征收，這樣，中央財政可以在全國范圍內調劑各地區養老保險基金的余缺，實現各區域養老保險待遇的相對公平，防止出現差距過大的現象。對于個別省份由于各種原因養老保險基金收不抵支的缺口部分，中央財政應從財政收入中統一撥款予以解決。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科學合理的轉移支付制度，通過有效的轉移支付制度，逐步實現區域間養老保險供給的均等化，從而使得各區域居民都能夠相對公平地享有養老保險的權利。

（二）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經濟因素依然是決定養老保險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只有提高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才能夠增加財政收入，從而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支持力度。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下，為了更好的發展經濟，中國實行了沿海地區優先發展的非均衡發展戰略，隨著中國全面開放政策的推進，中西部地區的經濟也獲得迅速發展，但是由于資源、文化、資本、人力、交通等諸多原因，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上依舊差距懸殊。要縮小基本養老保障水平的區域性差異，就必須加快發展欠發達地區經濟，提高當地財政收入，這是加大地方政府對養老保險財政支持的根本和源頭所在。

（三）健全基本養老保險法律法規

基本養老保險均衡化發展，將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新突破，要保證這一惠及全體國民的新制度的實現，必須有一套較為完善的法律、法規。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支之一的公共選擇理論的觀點認為，應著重從立憲的角度分析政府公共決策的規則及約束經濟和政治的行動者的規則與限制條件。要對原有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就必須加強法律建設，加強法制化建設，完善基本養老保險法律制度。

（四）切實解決區域間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難的現狀

針對養老保險關系跨地區轉移問題，要建立適應養老金權益與責任的機制，從而有效緩解因責任模糊化而帶來的利益沖突。可以建立地區間養老保險權益結算機制，明確各地對職工的養老責任，有效減輕因為養老保險關系轉移而帶來的地區利益沖突。整合各地的公共政策，克服政出多門、各自為政的傾向，只有這樣才能為區域一體化的順利進行提供制度保障。一般來講，政府的協調更有利于推進區域緊密型的合作與發展。區域統籌發展是各區域的整體性安排與合作，要從統籌安排的角度形成多邊協調關系，實現各地區之間的聯動效應。要實現各區域在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上的互通互認，有必要建立一套制度化的行政協議，明確規定養老責任在各地的落實原則，并努力維護制度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借助發達的信息系統，確認轉入與轉出的人員名單及其相關權益的信息，進行有關的資金結算和劃轉事宜，實現在養老保險等社會政策領域的利益協調，提供專業、綜合、凌駕于地方利益之上的職能管理。

（五）創造條件進一步提高統籌層次

統籌區域的劃分無疑為養老保險基金圈定了帶有地域色彩的“勢利范圍”，只要在現行制度下，基本養老保險關系的轉移涉及到跨統籌區域的利益變動，阻礙轉移的動力就會一直存在。解決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難的關鍵是養老責任在不同地區間的認定和落實問題。而解決養老保險基金責任不清的根本有效辦法是實行全國統籌，如果實行全國統籌，則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就不是問題。也就是說統籌層次越高，伴隨著養老保險關系轉移的問題就越少。如能將養老保險基金統籌層次提高到省一級，則各地區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引起的利益變動只要通過各省的協調就可以解決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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