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辯證法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自然科學辯證法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自然科學辯證法范文

關鍵詞：自然辯證法 批評法 詩歌

詩歌是“文學中的文學”，自然辯證法理論知識對于詩歌研究、詩歌研究者是十分重要的，也是詩歌研究者應該掌握的一門學科。

辯證法即對立統一法則，在自然、社會和人們的思維中普遍存在。文學是對生活進行藝術加工的產物，就必然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對立統一的規律，形成文學藝術的辯證法。社會生活的辯證法反映于作家筆端，就形成了文學藝術的辯證法。批評方法則是文學藝術辯證法的一個分支，更是批評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1］古代詩論家根據中國古代詩歌的審美特點和規律，提出了“知人論世”、“以詩解詩”、“識鑒諸家”等重要批評方法，這些方法自成系統，不但對古代詩歌的創作、批評及鑒賞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實用意義。

（一）客觀分析批評法在詩歌中的運用

“以詩解詩”是王夫之提出的詩歌批評方法，它要求評詩者按照詩歌本身的特點、規律去客觀地評論詩歌。王夫之《姜齋詩話》云：“以帖墊師之識說詩，遇轉則割裂，別立一意，不以詩解詩，而以學究之陋解詩，今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于學詩，其弊必至于此。”這樣解詩評詩，忽視了詩歌本身的審美特點，違背了詩歌的基本規律，勢必曲解詩意。中國古代詩歌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點，若忽視這一特點，而拘泥于詩之字句形跡，則無法理解詩的真正意蘊。謝榛《四溟詩話》說：“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鏡花，勿泥其跡可也。”若“泥其跡”，只能割裂詩之本義精神。古代“不以詩解詩”者常有之，這種錯誤的評詩方法多為古人所指斥。如清代黃錫磺《漢詩總說》云：“世之說漢詩者，好取其詩，牽合本傳，曲勘隱微，……執詞指事，多流穿鑿。又好舉一詩，以為此為君臣而作，此為朋友而作，此被讒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擬度，失本詩面目。”造成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仍在于古代詩歌具有言簡意豐、言外有意等審美特點。［2］古代詩歌貴在含蓄，“寓意”曲折委婉、幽深微妙，若局限于字面而“強解”，甚至考據式地解詩，不但無法把握這些詩的寓意，而且只能曲解其意。因而，詩“皆宜細參，不得強解”。

“以詩解詩”，一是要求解詩者不能局限于詩歌的表面文字，而應把握其幽深微妙的“寓意”；二是要以意為主，以韻為次，對于詩中“韻變而意不變者”，不能以韻害意；三是要避免以“擬度”、“強解”、“穿鑿附會”等方式解詩。而應入乎詩內，把握詩歌之本義、詩人之本義。這樣才能對詩歌作出正確評價。王夫之的“以詩解詩”說是一種十分科學的評詩方法，它體現了評詩應從詩歌本身特征出發的客觀精神，它是根據古代詩歌自身審美特征及古代詩歌批評的常見錯誤而提出來的。這種批評方法不但對于批評古代詩歌具有重要意義，對于其它文學樣式的批評，甚至對于今天的文學批評，也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社會歷史批評法在詩歌中的運用

“知人論世”是我國最早的詩歌批評方法，由孟子提出。《孟子?萬章下》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知人”，就是要了解詩人的生平、身世、思想狀況等；“論世”就是要了解詩人所處的時代社會背景。“知人論世”要求批評家必須對詩人及所處時代有比較全面地了解把握。這一觀點的理論基礎是作品與作者及時代三者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孟子認識到了詩歌創作受時代社會因素的影響，時代社會影響著詩人的思想感情，詩人的思想感情影響著詩歌作品，即時代詩人詩歌。詩歌受時代社會背景和詩人思想感情的制約，因而，只有把詩歌與詩人的身世及所處時代緊密聯系起來，才能對作品作出正確的評價。這種批評方法將詩歌批評與社會歷史聯系起來，不但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而且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古今學者在研究、評論具體作品時，都離不開對作者身世遭遇歷史背景的研究。很多詩歌只有“知人論世”，才能理解其本義內涵，如柳宗元的名篇《江雪》，寫寒江獨釣的漁翁，若不了解柳宗元當時的遭遇、處境、背景，就很難能理解此詩的真義。不知其人、論其事，對詩歌就無法“得其義、知其味、會其精神之妙”。［3］“知人論世”不但是詩歌批評方法，也是其它文學樣式的批評方法，不但對古代文學作品的批評有重要意義，對于現在的文學批評也有重要的意義。

（三）橫向比較批評法在詩歌中的運用

選詩是古人表述自己詩歌審美態度的一種方式，如徐陵選《玉臺新詠》、殷選《河岳英靈集》、方回選《瀛奎律髓》等，選詩也是一種詩歌批評，體現著一定的批評標準。選家選詩須“識足以兼諸家”，這樣才能進行比較、鑒別，從而選出符合自己審美理想的作品。兼通諸家而進行橫向比較，以顯示出優劣高下，也是古人進行詩歌批評的常用方法。如鐘嶸的《詩品》將122位詩人的詩歌分為三品，主要就是用橫向比較法。《文心雕龍》中多處運用比較法，陳子昂、杜甫、蘇軾、嚴羽、張戒等也多用此法評前人作品。橫向比較法主要有不同作品之比較，不同詩人的成就、風格之比較，不同時代的詩歌之比較等。

詩歌作品之比較。將不同詩人的作品進行比較，從而在對比中見出作品的不同思想內容、藝術特征、風格特點等，是最常見的比較法。較早運用此種方法進行詩歌批評的是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國風》好色而不，《小雅》怨誹而不子厚發纖禾農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4］這也是將不同詩人進行廣泛比較。此外，嚴羽、張戒、劉熙載等也都屢用此法。

不同時代詩歌之比較。不同時代的詩歌有不同的特色，通過比較，而能見出不同時代詩歌的特色。如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曾將西晉詩歌與建安、正始詩歌進行對比，云：“晉世群才，稍入輕靡，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劉勰通過對這三個時代詩歌的對比，指出了西晉詩歌有“輕靡”、“采縟”、“力柔”等毛病，無法與建安、正始詩歌相比。嚴羽將詩歌分為詞理意興等要素，通過對比，而指出了南朝詩“尚詞而病于理”，宋詩“尚理而病于意興”，各有毛病，而漢魏盛唐詩才詞理意興俱佳。［5］不同時代詩歌的比較，更具有宏觀比較批評的特點，其概括性也更強。

這三種批評方法內涵不同，各有特點。這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三種詩歌批評方法，它們涵蓋了從詩歌生成的社會背景到詩歌文本及橫向比較的多維度批評的宏觀視野，構成了中國古代詩歌批評方法論的基本理論框架。

參考文獻：

［1］楊玉輝.現代自然辯證法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12.

［2］張豐.中國歷代詩學論著選集［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P78.

［3］傅杰.王國維論學集［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P387.

第2篇：自然科學辯證法范文

研究生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創新精神與創新能力的培養和鍛煉，不僅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儲備，而且需要多學科的、交叉性的知識儲備。愛因斯坦曾言:“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4］不同學科的理論、知識、觀點、方法與技術的交叉、碰撞、吸收、融合與共振，能改善研究生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與能力結構，形成單一學科所不及的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與處理問題的素質和能力。“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就是一門包含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綜合性、交叉性學科，能夠實現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與科學技術社會論等多種學科知識的互補，該課程所蘊含的知識有利于培養當代研究生的創新素質與創新能力。第一，“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包含一定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自然辯證法概論”不僅研究自然界及其與人的關系，而且研究科學技術的研究方法及其與社會的關系。“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科學技術社會論、中國科學技術觀與創新型國家五部分。“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主要運用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依據科學技術的發展演變來研究科學技術的內容、方法及其人文蘊涵，研究自然、社會及其相互關系。因此，“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必然包含大量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反之，如果把這些知識排除在“自然辯證法概論”之外，那么它也就只能憑借思辨、猜測、臆想甚至幻想等手段進行研究，而這些屬于人類早期的做法，或者說是宗教、神話、文學的做法。第二，“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融合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英國科學家斯諾提出“兩種文化”(即人文科學文化和自然科學文化)，指出人文科學文化與自然科學文化分裂的危害。杰羅姆•凱根提出建立“第三種文化”，即融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文化。但高度分化的當代科學為其融合設置了障礙。“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包含自然科學知識、人文科學知識與社會科學知識，便于學生對同一事物或同類事物進行多側面、多角度、多層次的理解與認識，溝通自然科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實現對事物立體化、真實化的理解與認識。這種理解與認識可能是相互協調的，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無論怎樣，都是對真實世界、現實世界的理解與認識。以這些理解與認識為基礎，以現實事物為基點，協調、統一、融合多方面的理解與認識，從而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科學技術、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問題時能夠實事求是地認識、解決與處理，實現自然與生態、科技與國家、經濟與社會等多方面的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緩解、預防或避免生態、環境、能源、人口、社會等問題的發生。

二、“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具有理性思維、批判思維與辯證思維等多種思維底蘊

“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既是一門思想政治理論課，也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較強的課程，具備培養和鍛煉研究生的理性思維、批判思維與辯證思維等創新能力所需要的思維底蘊。第一，“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培養和鍛煉研究生的理性思維能力。理論思維是人類在知識和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形成的認識事務本質、規律和普遍聯系的一種理性思維。從課程內容方面講，“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涉及很多自然科學方面的概念、觀點與理論，這些理論能培養和鍛煉研究生的理論思維能力。從課程性質方面講，“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屬于哲學門類，哲學是抽象思維較強的學科，哲學類課程的學習過程就是對抽象思維能力鍛煉和提升的過程。如，對生態自然觀部分的學習，既要理解和掌握相關系統科學的概念、觀點和理論，也要理解和掌握生態科學的概念、觀點和理論;既要從科學視角審視生態自然觀產生的現實根源與邏輯必然性，也要從哲學視角審視其理論內涵與當代價值。任何科學研究活動都必須運用理論思維，許多偉大的科學家也是哲學家，如愛因斯坦、玻爾、波恩、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著名物理學家波恩指出:“關于哲學，每一個現代科學家都深刻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學思維錯綜地交織在一起的。”研究生教育要超越感性思維與經驗思維，培養和鍛煉研究生形成普遍性、規律性認識的抽象思維。“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是多學科交叉的哲學性質的學科，其抽象程度與理性思維水平要高于一般的專業科學理論，能夠培養和鍛煉研究生的理性思維能力。第二，“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培養和鍛煉研究生的批判思維能力。所謂批判性，就是人們對已有的理論知識、思想觀念等提出懷疑，并通過科學研究尋找真理，實現對現存事物的改造和思想理論的革新。目前，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廣泛應用，在增加社會財富、提高人類生存質量的同時帶來了資源匱乏、生態危機等問題。“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不僅是對現實的了解和理論的學習，而且是在具體分析的基礎上，對這些內容作批判性考察，考察其理論根源、現實根源與價值觀根源。如，對“科學技術與社會”部分的學習，不能簡單認為科學技術是好的、萬能的，也不能簡單認為現代社會中的科技運用都是善的、正當的，而要研究科學技術的發展狀態及其在社會中廣泛應用的科學技術根源、現實社會根源與科學技術觀根源。對既定事實與理論的懷疑與批判是創新素質與能力的重要內容。如果一味地循規蹈矩、因循守舊、崇拜偶像、迷信權威，就只能復古守成，難以創新。具有批判性思維能力才能對不斷變化的事物去偽求真，追根溯源。是對前人既定的理論框架完全接受，還是大膽反思和批判、推陳出新，成為評判人們是否具有自主創新意識的重要參量。“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倡導批判性的科學精神、理論聯系實際的科學態度與實事求是的科學追求，有助于培養和增加研究生的批判思維能力。第三，“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有助于培養和鍛煉研究生的辯證思維能力。馬克思指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自然辯證法概論”以辯證的視角理解人、自然、科學技術、社會及其之間的關系。如，對科學的理解，既要理解其可確證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可證偽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個體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社會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小科學”時代的意義，也要理解其“大科學”時代的意義;既要理解其簡單性的本質，也要理解其復雜性的本質;既要理解其對人類社會積極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消極性甚至破壞性的一面;既要理解與認識科學，也要理解與認識非科學、偽科學與反科學;既要避免科學主義，也要避免反科學主義。

三、“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程具有溝通科學、技術、社會與人文的實踐底蘊

第3篇：自然科學辯證法范文

恩格斯這些年被我們冷落了，而這種冷落不利于我們深化對哲學的理解。傳統理解哲學的視角是“恩格斯視角”，其基點是恩格斯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經典表述，由此出發所看到的哲學就是后來的體系化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改革開放以來，對哲學的理解主要采取了“青年馬克思視角”，其基點是感性實踐活動，由此出發所看到的哲學就是今天被多數學者所接受的“實踐唯物主義”。視角轉換的一個直接后果是恩格斯思想的邊緣化，以至于今天人們寧愿提說“馬克思哲學”而不愿提說“哲學”，似乎這樣就可以對恩格斯的哲學另做處理。

隨著研究的深入，事情讓人感到并不如此簡單。人們首先需要正視的問題是：哲學的本來面貌能否等同于從某一特定視角所觀察到的面貌?是否存在某種絕對優越的觀察視角，該視角的觀察結果就等于或約等于哲學本身?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意味著哲學的解釋視閾是封閉的、有限的和同質性的，意味著“恩格斯視角”和“青年馬克思視角”或此或彼，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意味著哲學的解釋視閾應是開放的、無限的和異質性的，意味著突出恩格斯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觀點不必以遮蔽馬克思的實踐觀點為代價，反過來重視馬克思的思想也不必以輕視恩格斯的思想為代價。我本人持后一種看法。我認為，恩格斯的哲學其實并不等于被“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體系所定型的那個樣子，其意蘊要比通常所估計的豐富得多。如果說上述兩種視角易于呈現馬恩二人的差異的話，那么一定還存在許多別的視角足以彰顯二人的一致性，而哲學的本來面貌也許正在這些異質性視角所復合出來的樣態里。

恩格斯既是哲學的創始人之一，又是哲學的第一個闡釋者。恩格斯系統建構和闡發哲學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晚年，所反映的思想至少在著者本人看來應是最成熟的思想。這些思想主要體現在下述著作中：《反杜林論》(寫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自然辯證法》(寫于1873年至1883年，1885年至1886年作了個別補充)、《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寫于1886年初)。這幾部著作的時間跨度達十多年，是恩格斯50多歲到60多歲之間的作品，其中的思想保持著高度的連貫性。從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哲學思想(或恩格斯所建構和闡發的哲學思想)至少可以分為兩大基本層面：元理論層面和對象理論層面。元理論層面的中軸觀點就是本文所要論述的關于“哲學終結”的思想，而對象理論層面的中軸觀點才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有關“哲學基本問題”和辯證法的思想。對后者的理解必須以對前者的理解為前提，而在剝離了元理論的情況下去把握對象理論，只能是舍本逐末。就此而言，傳統的“恩格斯視角”其實只是恩格斯的對象理論視角，而不是恩格斯的元理論視角。

二、恩格斯關于“哲學終結”的命題及相關表述

恩格斯明確提出“哲學終結”這個命題，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第一部分(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論述是在第二部分)。他說：“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遠消除了，那末我們就會達到所謂絕對真理，世界歷史就會終結，而歷史是一定要繼續發展下去的，雖然它已經沒有什么事情可做了。……這樣給哲學提出任務，無非就是要求一個哲學家完成那只有全人類在其前進的發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學也就終結了。我們就把沿著這個途徑達不到而且對每個個別人也是達不到的‘絕對真理’撇在一邊，而沿著實證科學和利用辯證思維對這些科學成果進行概括的途徑去追求可以達到的相對真理。總之，哲學在黑格爾那里終結了：一方面，因為他在自己的體系中以最宏偉的形式概括了哲學的全部發展；另一方面，因為他(雖然是不自覺地)給我們指出了一條走出這個體系的迷宮而達到真正地切實地認識世界的道路。”(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頁。)先前那種想要在一套體系中窮盡“絕對真理”的哲學到黑格爾那里已經走到了盡頭，從而辯證的實證科學得以引領。

在另外幾個地方，恩格斯雖未使用“哲學終結”的字眼，但闡述的內容是關于“哲學終結”的。他在《反杜林論》中說：“在這兩種情況下(指把歷史和自然都看作過程——引者注)，現代唯物主義都是本質上辯證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駕于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一旦對每一門科學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關于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系中的地位，關于總聯系的任何特殊科學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還仍舊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于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于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頁。)他還在《自然辯證法》中說：“自然科學家滿足于舊形而上學的殘渣，使哲學還得以茍延殘喘。只有當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接受了辯證法的時候，一切哲學垃圾——除了關于思維的純粹理論——才會成為多余的東西，在實證科學中消失掉。”(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頁。)這兩段話的意思是：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作為實證科學的辯證化，使得哲學(關于思維的純粹理論除外)變得多余。

上述兩方面的表述角度不同，但中心意思相同，即：哲學的終結和實證科學的興盛是相互關聯和相互對應的。具體說來，哲學之所以終結，在于它既是非實證的，又是非辯證的。非實證，意指往往以觀念中虛構的聯系代替可以觀察到的真實的聯系；非辯證，意指總想一網打盡“絕對真理”。哲學之所以剛好在黑格爾那里終結而不在其他地方終結，一方面是因為黑格爾將這種非實證又非辯證的“絕對真理”體系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以至于物極必反，另一方面是因為黑格爾在其非辯證的框架內使辯證法得到了有史以來最充分的發育，從而為實證科學的辯證化準備好了唯一正確的思維方式。與哲學的終結相對應的是實證科學地位的最大提升。實證科學早已有之，此前之所以不能代替哲學，是因為它雖是實證的，卻不是辯證的，世界的辯證聯系只得靠哲學去建立。在黑格爾時代結束時，實證科學自身開始了辯證化的過程，這就使得出現一種既實證又辯證的科學成為可能。如果科學既實證又辯證，那么，既不實證又不辯證的哲學顯然就是多余的，至于雖不實證卻還辯證的哲學(即作為思維學說的辯證法本身)則可以繼續保留。

可見，在恩格斯關于“哲學終結”的命題及相關表述中，其“哲學終結”觀是一種“有限終結觀”——終結那些構造自然規律體系和歷史規律體系的哲學，將它們的職權移交給辯證的實證科學，同時保留研究思維規律(形式邏輯和辯證法)的哲學。在這二者之間，恩格斯還空出了一片重要的學科領域，這就是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現代唯物主義”、“利用辯證思維對這些科學成果進行概括”等類似思想和活動所居留的學科領域。這些領域究竟屬于實證科學還是屬于哲學，恩格斯未加界說。

三、“哲學終結”的兩個維度——唯心主義的終結和形而上學的終結

恩格斯關于“哲學終結”的思想有著自身確定的內涵，該內涵是由兩個維度共同加以規定的，即：唯心主義的終結和形而上學的終結。唯心主義的終結所開啟的是唯物主義，形而上學的終結所開啟的是辯證法，因而這兩個維度也可以叫做唯物主義維度和辯證法維度。單就這一點而言，稱恩格斯的哲學(或恩格斯所表述的哲學)為“辯證唯物主義”不僅不錯，而且十分恰當。但問題在于，恩格斯的這兩個維度就其直接的含義來說，并不是建構新的哲學體系的維度，而是“終結哲學”的維度。如果不以“終結哲學”為前提，“辯證唯物主義”的精神實質就會被丟掉。

先看唯心主義的終結這一維度。什么是恩格斯要加以終結的唯心主義?即是：在研究自然界和人類歷史的過程中，用幻想的聯系代替真實的聯系，或者說用思辨的聯系代替實證的聯系的那種哲學。這不僅存在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斗爭，更重要的是存在唯心主義和實證科學(亦即哲學與實證科學)的斗爭。終結唯心主義和終結哲學是一回事，終結唯心主義的目的不是要建構一套唯物主義的自然體系和歷史體系，而是要將關于自然和歷史的具體聯系交給實證科學去研究。恩格斯的口號是“從事實出發”，他說：“不論在自然科學或歷史科學的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因而在自然科學中必須從物質的各種實在形式和運動形式出發；因此，在理論自然科學中也不能虛構一些聯系放到事實中去，而是要從事實中發現這些聯系，并且在發現了之后，要盡可能地用經驗去證明。”(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頁。)實際上，恩格斯之所以要反對黑格爾的自然哲學，嘲笑杜林的《合理的物理和化學的新的基本定律》，就是因為他們都犯了將臆測的自然規律強加給自然界的唯心主義錯誤。因此，恩格斯在劃分唯物唯心陣營時才這樣說：“凡是斷定精神對自然界說來是本原的，從而歸根到底以某種方式承認創世說的人(在哲學家那里，例如在黑格爾那里，創世說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還要混亂而荒唐的形式)，組成唯心主義陣營。”(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頁。)并聲明有關用語不能在別的意義上被使用。他的意思無非是說：精神和自然界誰產生誰的問題不是一個靠思辨的玄想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證科學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從前的唯物主義哲學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不是因為它是哲學的緣故，而是因為它的結論接近于實證科學的結論。

接下來再看形而上學的終結這一維度。恩格斯批判形而上學的篇幅要遠遠多于批判唯心主義的篇幅。關于什么是形而上學，恩格斯說得很清楚：“把自然界的事物和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廣泛的總的聯系去進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們看做運動的東西，而是看做靜止的東西；不是看做本質上變化著的東西，而是看做永恒不變的東西；不是看做活的東西，而是看做死的東西。這種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從自然科學中移到哲學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幾個世紀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頁。)這種形而上學不僅存在于自然科學中，而且也存在于歷史科學中，資產階級的理性王國設計、空想社會主義的絕對真理觀，都是其表現。形而上學的終結包含兩個層面：一是作為實證科學的思維方式的形而上學的終結，一是作為哲學學說的形而上學的終結。前者，實證科學本身的發展正在導致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終結。“自然科學現在已發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辯證的綜合了。”(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頁。)馬克思揭示了人類社會的運動規律，特別是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中的剩余價值規律，使得歷史學科也發生了辯證的革命。后者，黑格爾恢復了辯證法這一最高的思維形式，使哲學形而上學遭受了沉重打擊。只要將黑格爾的辯證法從他的僵化體系(亦即形而上學外殼)中解放出來，并置于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哲學形而上學(包括費爾巴哈的形而上學)的喪鐘就會響起。需要強調的是，實證科學中形而上學的終結不僅不意味著實證科學的終結，反而意味著實證科學因辯證化而獲得新生，并且這種新生恰好又構成哲學終結的條件；至于哲學中形而上學的終結，則僅僅是哲學自身的終結。所以，形而上學的終結不管具體形式如何復雜，歸根到底仍然是哲學的終結，而不是用辯證的關于自然和歷史的哲學體系去取代形而上學的哲學體系，更不是拿這種哲學體系去替代實證科學。

將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終結看成哲學的終結的兩個維度，對于準確把握恩格斯的哲學(或恩格斯所闡發的哲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脫離哲學的終結來談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終結，只會導致黑格爾式的體系哲學的重建；即使這種體系既唯物又辯證，也與恩格斯的本意大相徑庭。

四、“哲學終結”的兩個領域——自然哲學的終結和歷史哲學的終結

對“哲學終結”來說，唯心主義的終結和形而上學的終結是兩種學說類型和兩種思維方式的終結，而自然哲學的終結和歷史哲學的終結則是兩大學科領域的終結。或者說，前兩種終結涉及的是“哲學終結”的內涵方面，而后兩種終結涉及的則是“哲學終結”的外延方面。這里所說的自然哲學和歷史哲學特指那種以哲學方式構造自然規律體系和歷史規律體系的學科領域，終結它們不因為別的，只因為它們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淵藪。就此而言，自然哲學和歷史哲學的終結也可視為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終結的落實。

關于自然哲學的終結，恩格斯說：“由于這三大發現和自然科學的其他巨大進步，我們現在不僅能夠指出自然界中各個領域內的過程之間的聯系，而且總的說來也能指出各個領域之間的聯系了，這樣，我們就能夠依靠經驗自然科學本身所提供的事實，以近乎系統的形式描繪出一幅自然界聯系的清晰圖畫。描繪這樣一幅總的圖畫，在以前是所謂自然哲學的任務。而自然哲學只能這樣來描繪：用理想的、幻想的聯系來代替尚未知道的現實的聯系，用臆想來補充缺少的事實，用純粹的想象來填補現實的空白。它在這樣做的時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預測到了一些后來的發現，但是也說出了十分荒唐的見解，這在當時是不可能不這樣的。今天，當人們對自然研究的結果只是辯證地即從它們自身的聯系進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個在我們這個時代是令人滿意的‘自然體系’的時候，當這種聯系的辯證性質，甚至迫使自然哲學家的受過形而上學訓練的頭腦違背他們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時候，自然哲學就最終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復活的企圖不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種退步。”(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頁。)恩格斯的意思很清楚：自然界客觀存在著一套辯證聯系的規律系統，對自然界的正確認識無異于該系統的思想圖畫；描繪這一圖畫必須具備兩個要件，一是這種描繪必須是經驗的和實證的，二是這種描繪必須是辯證的；自然科學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二者兼備，但自然哲學則永遠不可能具備前一個要件，因此必然被自然科學所取代。可見，恩格斯所要終結的不是某種特定的自然哲學理論，而是自然哲學這一學科。

歷史哲學的問題首先在于它的形而上學性質。資產階級的啟蒙理想標榜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義、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剝奪的人權，可是由這些華美約言換來的卻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空想社會主義自命為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表現，最終也不免“陷入純粹的空想”。(注：參見《反杜林論》“引論·概論”和“社會主義·歷史”等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黑格爾雖然恢復了辯證法這一最高的思維形式，但“在這里，歷史哲學、法哲學、宗教哲學等等也都是以哲學家頭腦中臆造的聯系來代替應當在中指出的現實的聯系，把歷史(其全部和各個部分)看做觀念的逐漸實現，而且當然始終只是哲學家本人所喜愛的那些觀念的逐漸實現。”歷史哲學由此進一步暴露出了它的唯心主義性質。有鑒于此，恩格斯指出：“在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領域里一樣，應該發現現實的聯系，從而清除這種臆造的人為的聯系；這一任務，歸根到底，就是要發現那些作為支配規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為自己開辟道路的一般運動規律。”(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頁。)馬克思的歷史觀就是對這種規律的揭示。“這種歷史觀結束了歷史領域內的哲學，正如辯證的自然觀使一切自然哲學都成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樣。”(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頁。)在這一嚴格的意義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剩余價值學說、社會主義學說都不再是哲學，而是歷史領域的實證科學，或者說，它們的高明不是因為它們是一種嶄新的哲學，而是因為它們已經跟哲學劃清了界限。當恩格斯說由于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的發現，“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科學”時，當他將“理論的社會主義和已經死去的哲學”對舉時，(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頁。)他的意思無非是說“社會主義已經不再是哲學”，因為哲學“已經死去”。

總結自然哲學和歷史哲學的終結，恩格斯認為，“現在無論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從頭腦中想出聯系，而是要從事實中發現這種聯系了。這樣，對于已經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去的哲學來說，要是還留下什么的話，那就只留下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關于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即邏輯和辯證法。”(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頁。)在恩格斯的心目中，關于自然界和歷史的哲學，不論它所試圖建構的是局域性聯系還是總體性聯系，因其不可避免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錯誤，其使命都徹底結束了。

五、“哲學終結”的前提與限度

前已述及，恩格斯的“哲學終結”觀是有限終結觀。這種有限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它以堅持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為基本前提，二是它為哲學保留了思維領域這塊地盤。這兩個方面又是密切關聯的。

跟多數哲學家一樣，恩格斯堅信“思維和存在的一致”。他說：“我們的主觀的思維和客觀的世界服從于同樣的規律，因而兩者在自己的結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須彼此一致，這個事實絕對地統治著我們的整個理論思維。它是我們的理論思維的不自覺的和無條件的前提。”(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頁。)他還說：“思維規律和自然規律，只要它們被正確地認識，必然是互相一致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頁。)恩格斯的意思是，客觀世界是有規律的，人的思維也是有規律的，如果被正確認識的話，二者必然是一致的。

什么是恩格斯所說的被正確認識的規律呢?這就是而且只能是辯證法的規律。在恩格斯的用法中，“辯證法”和“辯證法的規律”是不同的概念。關于“辯證法”，他有幾段經典表述：“辯證法不過是關于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頁。)“辯證法被看作關于一切運動的最普遍的規律的科學。”(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頁。)“辯證法就歸結為關于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頁。)關于“辯證法的規律”，也有相應的表述。“辯證法的規律是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抽象出來的。辯證法的規律不是別的，正是歷史發展的這兩個方面和思維本身的最一般的規律。實質上它們歸結為下面三個規律：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否定的否定的規律。”(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頁。)“這兩個系列的規律(指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引者注)在本質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現上是不同的，這是因為人的頭腦可以自覺地應用這些規律，而在自然界中這些規律是不自覺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無窮無盡的表面的偶然性中為自己開辟道路的，而且到現在為止在人類歷史上多半也是如此。”(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頁。)恩格斯將“辯證法”和“辯證法的規律”有意加以區別，是為了說明“辯證法”是一種認識、一門科學，“辯證法的規律”則是一種客觀存在，“辯證法”是對“辯證法的規律”的反映。這種區分跟他對“主觀辯證法”(或“概念的辯證法”)和“客觀辯證法”(或“現實世界的辯證運動”)的區分是相聯系的。關于后一種區分，他說：“所謂客觀辯證法是支配著整個自然界的，而所謂主觀辯證法，即辯證的思維，不過是自然界中到處盛行的對立中的運動的反映而已”，(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頁。)“這樣，概念的辯證法本身就變成只是現實世界的辯證運動的自覺的反映，從而黑格爾的辯證法就被倒轉過來了，或者寧可說，不是用頭立地而是重新用腳立地了。”(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5-216、220、241-242、242-243、253、253、239、239、239頁。)

在這里，恩格斯沒有明確告訴我們：是否根據上述看法，研究現實世界的辯證運動就應該是屬于實證的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的任務，而研究主觀辯證法的任務則繼續由哲學來承擔?但從他反復講“辯證法是科學”這一點不難看出，直接研究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辯證法規律的那種“辯證法”，或者說“利用辯證思維對這些科學成果進行概括”的那種“辯證法”，甚至更明確地說，包括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剩余價值學說和恩格斯本人的自然辯證法在內的這種“辯證法”，肯定是科學而不是哲學。那么，什么是作為哲學的辯證法呢?或者說什么是作為關于思維的純粹理論的辯證法呢?甚至更明確地說，什么是恩格斯留給哲學作為保留地的辯證法呢?恩格斯沒有講。雖然如此，他的意思卻比講出來還要清楚，那就是黑格爾的辯證法，當然是其革命的方面得到了恢復而唯心主義的裝飾被擺脫了之后的辯證法。在《反杜林論》的“引論”中，恩格斯說：“就哲學是凌駕于其他一切科學之上的特殊科學來說，黑格爾體系是哲學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學都隨著這個體系沒落了。但是留下了辯證的思維方式以及關于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產生和消失的不斷過程中無止境地運動著和轉變著的觀念。不僅哲學，而且一切科學，現在都必須在自己的特殊領域內揭示這個不斷的轉變過程的運動規律。而這就是黑格爾哲學留給它的繼承者的遺產。”(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頁。)更重要的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一旦得到唯物主義的改造，其作為主觀辯證法跟由實證科學所揭示的客觀辯證法實際上就成了一個東西。這種情況下，當務之急就不是繼續在“主觀辯證法”即哲學方面下功夫，而是在“客觀辯證法”即科學方面下功夫，包括在“利用辯證思維對這些科學成果進行概括”方面下功夫，正如恩格斯本人在“自然辯證法”方面所示范的那樣。

這樣一來，在恩格斯這里，“哲學終結”的限度就一目了然了。首先，對自然哲學和歷史哲學，或者說對一切關于外部世界的哲學，都要加以終結；取而代之的是經驗的、實證的和辯證的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這些科學所揭示的規律，一定是合乎并表達了辯證法的，不過，它們并不直接講辯證法本身。其次，“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還仍舊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于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5或422、533、469-470、60-61或418、54、67、564、547、181、565、484、534、63注①、65或422、178-179頁。)其間，恩格斯用“學說”一詞而不用“科學”一詞，正好表明這個意義上的“辯證法”仍然是“哲學”而不是“科學”。至于將形式邏輯和辯證法一同保留，只是因為前者相當于思維領域的初等數學而后者相當于高等數學。與科學的規律(即自然規律和歷史規律，或外部世界的規律)只是合乎和表達辯證法不同，哲學的規律(即思維規律)是關于辯證法本身的。最后，在哲學的終結和保留之間，在科學的規律和哲學的規律之間，實際上還存在一個特殊的地帶，即作為科學而非哲學的辯證法和作為科學而非哲學的唯物主義，或者說作為科學而非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

第4篇：自然科學辯證法范文

關鍵詞：醫學碩士生 自然辯證法 教學與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2）09-105-02

根據自然辯證法教學的改革和經驗，要使醫學碩士研究生成為在科學技術研究和社會各領域中最富創造力的科研群體，充分發揮自然辯證法課程在培養研究生綜合素質中的作用，必須在教學內容改革的同時,堅持教學方法的創新。在課堂教學中需要掌握系統扎實的科學知識的同時，結合課堂教學，通過多種教學途徑使醫學碩士研究生具有寬闊的學術視野、活躍的辯證思維能力、勇于創新的精神，嚴謹求實的科研作風和科研能力。自然辯證法作為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在培養和提高醫學碩士研究生的科研和創新能力方面，有著特殊的優勢。更有利于在教學中聯系學生專業、聯系科技發展、聯系社會現實，進一步增強教學的針對性、有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

一、努力將課堂教學與現代醫學科技的發展實踐相結合

作為醫學碩士研究生特有的創新能力需要系統扎實的知識儲備，同時也需要通過各種學習途徑不斷拓展學術視野，增強其創新意識。自然辯證法的授課對象是碩士研究生，與本科生相比，在工作閱歷和思想認識方面，更為成熟，有強烈的知識求知欲，對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前景更為關注與重視。在自然辯證法概論課的教學過程中，根據自然辯證法課程的自身特點，著眼于把握的自然觀、科技觀和科學技術方法論的前提下，結合教學對象的具體實際，及時向學生系統地介紹有關學說、理論的新進展,及時概括科學技術發展的新成就，介紹相關學科領域的新觀點和新方法。在準確介紹學科發展中成熟、穩定的內容的同時，評介在學術界產生影響的學術觀點。在教學實踐中，筆者所在的寧夏醫科大學努力將課堂教學與現代醫學科技的發展與醫學研究生的學科專業有機結合，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上不斷改革創新，在潛移默化中加強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研究生的綜合素質，取得了明顯的教學效果。

在教學中，鼓勵研究生在學習和掌握自然辯證法基本原理的同時，關注科技發展的現實，積極探索科學前沿的哲學問題。然而，由于我校研究生招生規模在逐年擴大，分為基礎型、科研型兩大類，自然辯證法課程內容廣博，教學時數偏少，于是根據教學大綱和教材內容，開辟自然辯證法第二課堂，開展了一系列主題活動，并形成了自己的教學特色。具體做法是：將研究生中按照基礎型、科研型和各專業情況后組織起來，根據課程教學內容，有計劃地聯系社會現實、聯系科技發展、聯系專業實際，以現代醫學學術講座、專題科研討論、參觀訪問等方式，開展了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活動，將有限的課堂教學以一種新的形式延伸至課外，并做到以點帶面，推動全體研究生理論學習的積極性，進一步增強自然辯證法教學的針對性、實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二、大力開展“教學實踐”活動，為自然辯證法教學改革增加新內容

自然辯證法與科學技術結合得相當緊密，它特別注重廣泛吸收自然科學的新成就、新思想，同時借鑒古今中外的思想理論中的有益成分，具有大跨度的交叉性、融合性、綜合性。以往的政治理論課教學存在一種傾向，偏重于知識的傳授，單純的繼承、單一的思路，造成了教學中的照本宣科，偏離現實生活實際。致使部分學生認為，自然辯證法課程與以往的政治理論課同樣是一門公共課，往往是枯燥乏味，死記硬背的形式。同學們普遍要求，作為研究生政治理論課要改變以往的模式，要求在授課過程中突出理論聯系實際，與現實生活接軌，減少教條灌輸，活躍課堂氣氛，開闊學生視野。在自然辯證法教學中，注意把握關于科學技術的基本原理、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力求與時俱進。講授有關科學史和科學方法論等方面的內容時，在引用科學家史料、傳記和取得成果的同時，與國際國內相關情況相結合，注意貼近學生所能感悟的現實事跡。如結合有關教學內容，及時介紹本校獲得國家自然科技獎項目“西北地區包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學校各系部教師在科研方面的成績和科研心得體會，多年的科學和教學實踐取得的顯著成果，而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包含著某種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教師和研究人員對現代科學的規律和方法有許多切身體會，他們嚴謹、求實、開拓、進取的治學精神為研究生樹立了榜樣，他們的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是進行自然辯證法最貼近現實、最鮮活的案例分析素材。

第5篇：自然科學辯證法范文

愛因斯坦創立相對論所需用的物理知識，不見得比所需的哲學思維多，愛因斯坦頭腦中的哲學成分一直是人們的研究課題，因為是他成功地改變了后來者對宇宙時空觀的看法。雖然在兒童時期，他的智力發育遲緩，但他那刨根問底的哲學探索精神使他對空間、時間的鉆研比別人更深刻。他曾說，他受過斯賓諾莎哲學的影響，傾向于唯理化，但是他又始終注重實驗事實，“相信有一個離開知覺主體而獨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學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哲學理論思維。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根據恩格斯和列寧關于辯證自然觀的思想，反對把粒子看做“物質的終極”，站在“物質具有無限層次”這一立場上致力于物質結構研究，l956年他提出了包括奇異粒子的復合模型，認為強子是由原子P、中子n和∧粒子這三種基礎粒子組成的，“坂田模型”在解釋和預言強子的性質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這是坂田昌一長期堅持自覺學習和運用自然辯證法的結果。

他寫道:“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就像珠寶的光芒一樣照耀著我四十年的研究生活。”［3］在牛頓時代，研究機械力學，沒有辯證法相對來講還過得去。然而，在今天，辯證法成為自然科學研究必不可少的方法。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離開了辯證法將寸步難行。現代科學的許多復雜問題不能單靠實驗的方法來解決，要借助于想象力和哲學思維。例如，我們無法直接觀測電子等許多基本粒子的實際運動狀態，只能在一些模型或理論的基礎上進行間接觀測，而這種模型或理論的建立就需要哲學的幫助。關于幾十億光年以外的天體情況，幾十億年以前的宇宙狀況等，都無法直接用實驗來驗證。各種宇宙學說的建立離不開哲學的指導。辯證法對現代科學的指導作用一天比一天重要。

人類借助于科學實驗活動，把我們的認識從已知的此岸引向未知的彼岸，包含了觀察、假設、推理、實驗、論證、檢驗等階段。在每個階段中，以及從這一階段轉移到另一階段時，都必須要有充分的依據、合理的原因、嚴謹的推理、科學的驗證。歸納、演繹、類比、分析、綜合的過程，就是對感性材料進行整理，通過科學抽象做出哲學概括的過程，這對整個科學實踐活動起著一般方法論的作用，是最高層次的科學方法。地殼運動的板塊模型的建立是現代地質學的重大發現。這之前經歷了大陸漂移假說、海底擴張假說和板塊構造學說三個階段。最先把大陸漂移作為一個假說提出的德國氣象學家魏格納，設想全球的大陸曾經都連在一起，稱之為“聯合古陸”，并給出聯合古陸破裂、漂移過程的圖示。

魏格納認為使大陸漂移的動力是地球自轉的離心力及太陽和月亮產生的潮汐力。但是，地球物理學家的計算表明，這個力實在太小，不足以推動大陸的漂移。20世紀60年代，美國地質學家赫斯提出“海洋擴張假說”，他認為，大陸不是作為獨立體運動的，而是與海底連在一起在地幔軟流圈上移動。60年代末，在海底擴張說的基礎上，美國的摩根、法國的勒比雄和英國的麥肯齊共同提出了“地球板塊構造模型”，這一學說成為新的地球構造理論。從大陸漂移學說、海底擴張學說到地球板塊構造學說，每一個學說的提出，都是從假設開始，在觀察或實驗方法無法企及的情況下，借助抽象思維的能力，反復分析、推理而概括得出的結論。所以，“概括”作為一種思維方法在每一個階段演進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從20世紀50年代起，帶領數學工作者深入生產一線，潛心探索一條讓數學更好地為發展國民經濟服務的途徑。

他在常年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學方法，概括為:大統籌、廣優選、聯運輸、精統計、抓質量、理數據、建系統、策發展、抓工具、巧計算、重實踐、明真理。凝練的36個字，處處閃爍著哲學思維的光芒，今天這套方法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是哲學方法論在自然科學中的典型應用。事實證明，只有那些認真實踐而又善于思索的人、善于概括總結的人，才有可能在科學探索中捷足先登，摘取科學之果，也才能成為推廣科學成果、促進科學進步的強大力量。從這種探索過程中可以看到，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迅速進步及其向各個領域的廣泛滲透，尤其是數學方法的推廣和應用，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等橫斷學科的發展，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方法論上逐步相互滲透，日漸趨向統一。正如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所指出的:“在現代科學技術中所用的研究方法也逐漸統一了，不能區分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和社會科學的方法論。”

由于理論思維的工作特點是抽象的理，不需要實驗室，而是在頭腦中運用科學的邏輯加工感性材料，突出了事物的主要特征，因而使人們更便于發揮科學抽象的作用，使理想形態的研究結果超越現有條件，指明研究的方向，形成對新事物的科學預見。因此，正確的理論思維能夠對客觀世界做出科學的預見。這些科學預見往往經過科學技術手段的進步，在一系列研究活動中得到證實，從而形成新的科學理論。通過哲學思維所進行的科學預見，在歷史上非常之多。恩格斯運用辯證法對當時自然科學發展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做出了很有見解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預見，對機械運動中兩種量變的爭論做出了歷史的總結，對原子可分、電子運動的物質基礎、放射到太空中去的熱能量重新集結，物理學和化學之間邊緣科學的發展，人工合成蛋白質的可能，非細胞生命的存在等做了預見。

第6篇：自然科學辯證法范文

【關鍵詞】 傳統中醫藥學 “為了一切學生，一切為了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 學生管理工作 內涵理念

【中圖分類號】R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8517（2008）08－0003－02

教育是根據社會對人才的需要，按照一定的培養目標和要求，增進人的知識和技能，影響人的思想品德，使受教育者在德、智、體、美諸方面得到全面發展，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種培養人的活動1。而教育針對的主體目標就是培養“人”――學生。

在當前社會迅速發展的時代，隨著現代醫學模式從“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轉變，現代科學新知識、新技術的不斷創新，對我國傳統中醫藥學教育理念提出了強烈的挑戰。高等中醫院校學生管理工作中傳統的管理觀念、管理方式和管理體制已經顯示出越來越多的弊端，面對日益復雜的變化和社會需求，如何做好學生管理工作，使傳統中醫藥學專業的學生樹立正確反映中醫藥學教育本質的特征，培養合格的中醫藥學人才。就必須用新的思路加以改革與引導，創新學生工作管理體制，促進傳統中醫藥學教育事業健康發展。

1 牢固樹立用自然辯證法指導學生工作的思想，堅持“為了一切學生，一切為了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的工作理念

自然辯證法作為對自然界和自然科學發展普遍規律的科學，內容涉及自然觀、自然科學觀、自然科學方法論及各門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和科學技術思想史等廣泛的領域。它既有對各門具體科學的基本問題的深層考察，以及對具體科學方法的細致研究，又有對整個自然觀、自然科學觀及方法論的宏觀探索2。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民族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3。”現代社會的發展表明，任何社會成果的取得，實際上都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運用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產物。因此，在新形勢下發展我國傳統中醫藥學教育過程中，自覺地發現挖掘規律，并運用自然辯證法及科學方法論來指導學生管理的工作，這必將對傳統中醫藥學教育的改革與引導產生積極的、巨大的影響。高等院校里的主體是師生，學生是我們的培養目標，要做好學生管理工作，首先就必須轉變思想，將以往把學生管理工作只看成“管好學生”、“讓學生聽話”、“讓學生服從班集安排”的錯誤管理模式，變“服從”為“自覺”和“自愿”，把民主的思想滲透到學生管理工作中去。要以學生為本，從學生的內在需要出發，使學生形成正確的需要內容和需要層次，引導學生把個人的成才目標和學校的教育目標統一起來。學生班主任要牢固樹立尊重學生、愛護學生的思想觀念，貫徹執行國家和學校的各項規定，努力維護大學生的正當權益，設身處地為學生著想。“一切為了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為了一切的學生”，為學生成長成才創造各種可能的條件，最大程度地激發學生的內在學習動力，把工作實實在在放到“育人為本”這一工作目標上來。

2 樹立“立足傳統，創新觀念、走向國際”的新型中醫藥學學生管理工作指導思想，創新中醫藥學學生管理內涵理

念

高等中醫藥學學生管理工作的理念可以從多重的角度去認識，樹立以自身特色為中心的理念應該是高等中醫藥學學生管理工作最核心的理念，創造性發展是學生管理工作最主要的方法，走向國際得到世界認可，是我們傳統中醫藥學教育的最終目的。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的發展總是由量變到質變，質變又引起新的量變，量變是質變的必要準備，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4。所以只有不斷努力提高傳統中醫藥學的教育質量，不斷培養出合格的中醫藥人才才能達到中醫藥學教育的目的。在以往中醫藥學學生管理的發展觀和質量觀，考慮學生對傳統典籍的學習和就業較多，對學生的生活、個人素質及專業思想的強化較少。對社會科學知識不加補充，其知識結構不合理。當今社會對人才素質的要求產生了偏移，注重學生專業思想及個人能力素質，這就要求我們轉變觀念，開拓思路。對于中醫藥學這樣有明顯傳統特色的專業，學生管理者應該是本專業的老師，讓其發揚專業特色，同時通過對現代科學研究的補充，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樹立對專業的自豪感，鞏固學生的專業思想讓傳統醫學能夠得到學生自身的認可，使傳統教育得以持續發展。目前我院學生兼職班主任都是專業老師擔任。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學生評價較好。同時管理工作者不斷通過對傳統知識和現代科學知識的互補學習及應用，讓學生樹立專業創新意識。在新的社會環境中以新的方法展現傳統醫學的作用和重要性，適應當今社會的需求使之為中醫藥學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高等中醫藥學教育培養出具有時代精神和時代特征的、能與時俱進的、可持續發展適應新時代需求的人才，勢必將傳統中醫藥學推向世界，獲得世界的認可。從傳統中醫藥學學生管理模式我們可以看出，傳統中醫藥學學生管理模式的發展是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過程，是對舊的模式含肯定的否定，是辯證的否定。事物是永恒發展的，我國傳統醫學模式必將隨著自然科學技術的發展而發展。

3 加強傳統知識與現代科技相結合，形成新的教育和校園文化特點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網絡資源的利用正如自然辯證法告訴我們的矛盾雙方可以利用對方的發展使自己獲得發展；矛盾雙方相互包含，可以相互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而得到發展；矛盾雙方彼此相通，可以向著自己的對立面轉化而得到發展。在當今信息化時代里，網絡技術的發展給傳統的高校學生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但也為我們學生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在解決新形勢下拓展工作領域的問題過程中，同時也為學生管理工作提供了現代化手段，拓展了新的空間和途徑。我們通過學生QQ等新的網絡工具，及時了解學生的上課情況和學習狀況，對學生曠課上網游戲等問題及時溝通解決，掌握學生最新動態，把問題消除在萌芽階段。新形勢下學生管理工作要轉換教育觀念，樹立信息資源意識，主動超前進入網絡教育平臺，這是把握新時期高校學生工作至高點的有效途徑5。

4 結語

中醫藥學大學生集合現代思想和傳統醫學知識于一身，善于觀察、善于模仿，其價值觀具有多元性、務實性和可塑性等特點6，這就要求傳統中醫藥學類高校學生管理隊伍得由道德思想好、專業水平高、學科知識豐富、工作能力強、善于做青年學生工作的專家組成。積極探索適應新時代下現代與傳統相結合的傳統中醫藥學高校學生管理工作模式，開創學生工作的新局面。近年來，我校在學生管理工作隊伍建設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做出成效顯著的努力，相信我校的學生管理工作會做的更好。

綜上所述，要做好傳統中醫藥學類高校學生管理工作，應學會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和方法觀察、認識學生管理工作的現象，分析其理論，總結其變化規律。這樣不僅對傳統中醫藥學學生管理工作的內涵掌握更深刻，理解更透徹，應用更得手，而且會逐漸掌握科學的學習和工作的方法，開拓傳統中醫藥學學生管理工作新模式。

參考文獻

［1］陳和利，聶國林，陳曉凡．以現代醫學模式引領高等中醫教育新理念．西北醫學教育，2003，113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43

［3］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229

［4］娜英．淺析自然辯證法對化學史學習的指導．學術研究化工之友，2007，15

［5］潘啟嬌．論新形勢下高校學生工作的理論創新．教育研究．2008，

1219～220．

第7篇：自然科學辯證法范文

答：研究對象：第一，自然界存在和演化的一般規律以及人與字眼的關系，即自然界的辯證法。第二，人類通過科學技術實踐活動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規律，即科學研究的辯證法和技術研究的辯證法。第三，作為一種認識現象和社會現象的科學技術發生和發展的一般規律，即科學技術發展的辯證法。

內容：由四個部分組成，即自然觀，科學技術觀、科學技術方法論、科學技術社會論。

2.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基本內容及其意義？P14

答：基本內容：全篇共四束，辯證法和自然科學，自然研究和辯證法，自然界的辯證法，數學和自然科學，恩格斯不僅系統地論述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同時還論述了科學技術的本質，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科學認識論的有關問題，從而確定了自然辯證法理論體系的總體框架。

意義：自然辯證法的創立，是人類自然觀，科學技術觀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發展中的劃時代變革。

3.古代樸素自然觀有什么特點？P38-39

答：古代的樸素自然觀表現為對自然的本性、特質、運動、聯系與演化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究，甚至有些思想已經進入到相當精深的層次。然而，由于科學水平的限制，它缺乏對自然從細節上進行精確描述，最終體現為以整體概觀代替局部解析，以思辨玄代替真實過程，以神化人性代替自然規律。總的來說是具有直觀性、思辨性和猜測性的特點。

4.

為什么把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的發表看作是近代自然科學產生的革命性標志？P40

答：《天體運行論》的主要觀點有：太陽是宇宙的中心，各行星都圍繞太陽公轉；地球自身在自轉的同時也繞日公轉，從而形成晝夜和四季；月亮繞地球公轉，是地球的衛星；這些理論從根本上動搖了維護基督教神學的創世理論的“地心說”。“日心說”的創立實現了天文學上的革命，給宗教神學以沉重打擊。

謂近代自然科學的產生其實也就意味著自然科學打破基督教神學的束縛,從基督教神學中脫離出來,擁有了它獨立的發展體系.

說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問世標志著近代自然科學的產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提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陽才是宇宙的中心（當然這個結論也是錯的,當時限于技術水平沒辦法）,不是太陽圍著地球轉,而是地球圍著太陽轉,這就打破了以前基督教神學中地球中心論的固有理論,是首次打破基督教神學的行為,因此其就標志著近代自然科學的產生.

在哥白尼發表了“日心說”（就是《天體運行論》）之前,自然科學一直是宗教所掌控的，完全沒有研究出自然科學的本質,反而愈發的將種種自然現象與宗教信仰、神權統治結合,成為教會控制人們思想的一種工具.

《天體運行論》否定了宗教對于自然科學的解說,開創了根于嚴謹思考和周密演算的真正的科學研究,發出了推翻神學統治,走自然科學工作者自己的路的呼聲.

5.近代機械論自然觀與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產生的原因是什么？P44

答：在16世紀至18世紀前期這一時期，不僅實現了天文學上的革命，并且在力學、數學和生物學等領域，也取得相當的研究成果，從而引起了自然觀上的革命。人們開始從以往對自然界的整體、直觀考察和認識轉變到對自然界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研究。近代自然科學的先驅者們把系統的天文觀察和精確的數學計算結合起來，把物理實驗和數學方法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于是，人類對自然界萬物的認識便開始從古代以直觀和思辨為主的自然哲學及認識論、方法論，發展到近代前期以觀察、實驗方法和數學方法相結合為主的認識論及方法論，并形成與這一歷史時期自然科學計算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機械自然觀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

6.康德關于太陽系起源的“星云假說”理論的哲學意義？P49-50

答：康德認為：“宇宙是物質的，星云物質是宇宙的原始狀態。”他這種人為地球和太陽系是在時間進程中逐漸生成的觀點即是對宗教神學的創世論的批判，同時也是對機械論的宇宙觀和牛頓的“神的第一推動力”的思想做了有力地批駁。在科學發展歷史上，康德的“星云假說”是第一個科學的天體起源學說，這不僅為現代天體演化奠定了基礎，也有里地推動了其他自然科學領域的發展，因為在康德的發現中包含著一切繼續進步的起點。

康德關于所有現在的天體都從旋轉的星云團產生的學說，是從哥白尼以來天文學取得的最大進步。認為自然界在時間上沒有任何歷史的那種觀念，第一次被動搖了。…康德在這個完全適合于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觀念上打開了第一個缺口。

7.黑格爾自然哲學的意義及其局限性？

答：黑格爾的自然哲學是先驗主義怪想或粗鄙的理論。這一點對其他自然哲學也適用。自然辯證法給馬克思以前的舊哲學一個致命的打擊，以使得任何自然哲學都成了無用的和不可能存在的了。黑格爾不自覺地指示了一條走出體系迷宮而達到真正切實認識世界的途徑，那就是循著實證科學和用辯證思維方法概括科學成果的途徑，這條途徑對我們來說是可達到的。自然哲學包羅萬象，頑固地不承認自然科學從自然哲學當中分化出去，堅持用自然科學的充作自己的內容；自然辯證法則不是也不應該是這樣。的自然辯證法是對黑格爾的自然哲學的否定。不僅如此，它還是對一切自然哲學的否定

8.簡述人類社會四次科技革命及其意義？P49+

答：第一次科技革命（18世紀60年代---19世紀中期）又稱工業革命，資產階級統治在英國的確立

海外貿易、奴隸貿易和殖民掠奪積累了大量資本圈地運動的進一步推行造成了大批雇傭勞動力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積累了一定的生產技術

18世紀中葉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殖民國家，國外市場急劇擴大。其歷史意為，大機器生產成為工業生產的主要方式，工業革命創造的巨大生產力，使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工業革命以后，資本主義最終戰勝了封建主義。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逐步確立起對世界的統治，世界形成了西方先進、東方落后的局面。

第二次工業革命是指19世紀中期，歐洲國家和美國、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或改革的完成，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它的主要技術標志是電氣化。第二次工業革命極大的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人類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科技、和生產力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大大加強，壟斷組織應運而生。第二次工業革命，使得資本主義各國在經濟、文化、政治、軍事等各個方面，發展不平衡，帝國主義爭奪市場經濟和爭奪世界霸權的斗爭更加激烈。其歷史意義為，促進了世界殖民體系的形成，使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最終確立，世界逐漸成為一個整體；進一步增強了人們的生產能力，交通更加便利快捷，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擴大了人們的活動范圍，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類文明史上繼蒸汽技術革命和電力技術革命之后科技領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飛躍。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志，涉及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和海洋技術等諸多領域的一場信息控制技術革命。其歷史意義為，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得科學技術大幅度提高，為世界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并使得全球的文化聯系越來越密切，現代化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在學術上，出現了各學科之間的相互參透的新特點，新的學術與科技思潮不斷涌現。當今的國際競爭主要是以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的競爭，因此教育的戰略地位日益受到各國的重視，出現了世界性的教育改革新潮。

第四次科技革命（20世紀后期），以系統科學的興起到系統生物科學的形成為標志，系統科學、計算機科學、納米科學與生命科學的理論與技術整合，形成系統生物科學與技術體系，包括系統生物學與合成生物學、系統遺傳學與系統生物工程、系統醫學與系統生物技術等學科體系，將導致的是轉化醫學、生物工業的產業革命。發展新能源被看成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任務。

9.分析列寧哲學物質定義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意義？P77

答：歷史背景：到了機械自然時代，物質被認為是按力學規律運動的微粒。20世紀對于物質結構探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是人們認識到物質本身的概念只具有先對的意義，從前認為是絕對的、不變的、基本的物質特性正在消失，無知的唯一特性就是它的客觀實在性，它存在與我們的意識之外。在20世紀初物理學革命期間，在反對形形的唯心主義，特別是在反對馬赫主義的斗爭中，列寧提出了科學的物質定義。

意義：列寧的物質定義是對一切物質屬性的最廣泛的哲學概括，它舍棄了各種物質形態所特有的個性，僅僅保留了“客觀實在性”這一為一切物質形態所具有的共性，揭示了一切物質形態的共同本質，使“物質”的概念不僅適用于已發現的各種具有實體形態的物質，而且適用于一切尚未被發現的物質形態，也包括不以人的感覺而存在的自然界各種現實的關系、過程等非實體形態的物質。

10.論述系統的特征及其哲學意義？P81

P87

答：所謂系統，是有若干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構成并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機整體。

特征：第一，物質系統的整體性特征。第二，物質系統的層次性特征。第三，物質系統的動態性特征。第四，物質系統的開放性特征。第五，物質系統的功能性特征。第六，物質系統的結構性特征。第七，物質系統的穩定性特征。

哲學意義：系統的整體性、層次性、動態性、開放性、功能性、結構性、穩定性是它的基本特征。第一，物質系統首先是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第二，系統的各部分是一個具有層次的整體；第三，物質系統又是一個運動變化著的有層次的整體；第四，系統與環境的關聯性，相對于系統之外的環境而言又表現了物質系統的外部功能；第六，物質系統是一個有層次的系統結構；最后，這個系統又是一個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有機結構系統。

11.如何理解恩格斯“勞動創造人”的命題？P109-110

答：從生物學上看，“勞動創造人”的命題包括：用進廢退、獲得性遺傳和通過獲得性遺傳形成新的物種。顯然，這種觀點正是拉馬克學說的基本內容。但是現代生物學已經否定了拉馬克學說。因此，“勞動創造人”的命題失去了其生物學根據。但是，這個命題的意義不在生物學中，而在社會學中。人不僅具有生物學屬性，也具有社會學屬性，由于人的本質不在其自然屬性和生物特征而在其社會性，“勞動創造人”的命題就必須從社會寫的角度加以理解，即不是從進化論的角度去理解，而是從唯物歷史觀的角度去理解。我們今天研究恩格斯的文章時，如果忽略了從“政治經濟學家~~~以致我們在某種意義上不得不說”這段長長的定語，而只抓住了最后那幾個字不放，仍然拘泥于恩格斯的那些具體論據而忽略了恩格斯寫作這篇文章的主旨，我們就是在犯一個十分可笑且更加嚴重的錯誤。“勞動創造人”的真實意義和革命性質，在于它依據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正確地說明了勞動在這一過渡時期的巨大作用，在這一過渡時期，從猿到人的生物學進化已經基本完成，這時的“人”，腦容量不斷增加，直立行走方式已經確立，手足明顯分化。雖然這時的“人”只有人的形體，而無“人”的實質，但生物學的性狀卻為勞動準備好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在其后的漫長歲月里，我們的祖先們偶然利用石塊、木棒等自然物作為工具的行為，隨著經驗的積累，最終演變了制造工具的勞動，實現了從猿到人的飛躍，所以，“勞動創造人”，并不是說勞動創造了人所特有的生物性狀，而是說勞動創造了所特有的生存方式，這種生存方式，最終將人和其他動物區分開來。

12.如何用實踐的觀點來理解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P143-144?

答：是具體地吧人與自然作為統一的整體，在時間的基礎上實現人的自然化和自然地人化的辯證統一。一是，人與自然的對象關系。這種對象關系應當是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這種對象關系表明人對自然既具有受動性又具有能動性，通過人的活動即實踐使這種受動與能動的關系得到統一。二是，實踐是人與自然關系的紐帶。人通過實踐活動，發揮出人的本質力量；實踐是人與自然之間相互關系的中介和紐帶，實踐既使“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又使“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成為可能。三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在。在認識自然界的時候不能把人和人的作用排除掉，只有從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角度，自然界才是可以理解的。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要把世界作為實踐去理解的含義。反過來，現實的社會不能脫離自然去理解。它是在自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的存在和發展依賴于自然界。按照這種歷史觀去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最終必然會得出人與自然協調發展和諧共在的結論。

13.

?生態危機產生的原因有哪些？(P152)?與人類活動有什么關系？（論述）

答：?生態危機主要由于人類的活動導致局部地區甚至整個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嚴重破壞，從而威脅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一個世紀以來，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長，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加上戰爭和社會**，人類干預自然界的規模和強度不斷地擴大和深化，全球多處出現森林覆蓋面積縮小、草原退化、水土流失、沙漠擴大、水源枯竭、環境污染、環境質量惡化、氣候異常、生態平衡失調等等現象。例如20世紀30年代美國西部由于濫墾濫牧，植被遭到破壞，導致三次“黑色風暴”的發生。1934年5月9～11日的“黑色風暴”以每小時100多公里的速度，從美國西海岸一直刮到東海岸，帶走3億多噸表土，毀壞數千萬畝農田。50年代蘇聯盲目開荒，也先后出現過幾次“黑色風暴”，使3億畝農田受害。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在1968～1974年期間，每年向南延伸50公里，使薩赫勒地區生態平衡遭到嚴重破壞，直接威脅當地人民的生活和發展。

中國當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遭到破壞的情況也已相當嚴重。從東北的第二松花江到南方的珠江，許多河流、湖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因為不合理地圍湖造田，使湖泊的面積縮小。由于森林或草原破壞，中國歷史上形成的沙漠化土地達12萬平方公里，近數十年來又有所增加；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已達9億畝。這些都說明生態平衡已遭到嚴重破壞，如不及時采取對策，將會導致不堪設想的后果。

生態危機有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這種危機在潛伏時期往往不易被察覺，但危機一旦形成，幾年、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都難以恢復。因此，當它還處在潛伏狀態時就應該提醒人們警覺起來。生態平衡的破壞主要是人為造成的，也將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被克服和消除。

14.如何正確理解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理？P168-170

答：可持續發展思想是人們在對生態環境危機的反思過程中，針對人類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不可持續狀況提出來的。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它包括兩個重要概念一是“需要”尤其是世界上貧困人口的基本需要；二是“限制”技術狀況和社會組織環境滿足眼前和將來需要的能力是假的限制。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就其社會觀而言，主張公平分配；就其經濟觀而言，主張在保護地球自然系統基礎上的持續經濟發展；究其自然觀而言，主張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有：1.持續性原則，2.共同性原則，3.公正性原則。

15.科學的含義及特征？P178-184

答：科學是一種人類活動，是人類運用特有的理論思維能力和理論思維方法去認識、研究并通過人類實踐活動探索自然、社會和精神的奧秘，從而獲得關于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并在此指導之下去改造世界、造福人類的活動。基本含義：第一，科學是一種反映客觀事物事實和規律的系統化、理論化的知識體系。第二，科學又是一種形成和創造知識的特殊認識活動。第三，科學是一種社會建制。

特征：1.科學的客觀性與實踐性2.科學的理性特征3.科學具有可檢驗性4.科學的系統性5.科學的探索性和創造性6.科學的共享性和通用性7科學的生產力特征。

16.技術的含義及特征？P192-194

答：技術定義為人類為滿足自身的需要，在人的生產與生活實踐活動中根據實踐經驗或科學原理所創造或發明的各種手段和方式方法的總和。

特征：基本特征，第一，技術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技術是人類社會需要與自然物質運動規律結合的產物。技術還具有省會特征，人類的實踐活動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了社會屬性的特征。技術的發展過程和技術的同時也會受到社會諸多因素的制約。技術具有協作性和傳承性，技術活動只有在人們之間的共同協作下才得以產生和實現。第二，技術是人的主體要素和自然界客體要素的統一過程。第三，技術的發展有一個潛能到現實形態的轉化發展過程。第四，技術是生產力的重要構成要素，是社會生產力性質和水平的重要標志。

17.如何理解科學與技術的相互關系？P196-199

答：科學與技術反映了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界的關系與能力。科學與技術相隨相伴，共同推動著人類社會生產力的進步。科學與技術之間盡管有著極其密切的辯證統一關系，但是科學與技術卻有著本質性的區別。第一，科學與技術的目的和任務不同。第二，科學與技術的過程及從事工作的主體各有其特點和不同。第三，從科學與技術表現的形態上看也有所不同。第四，科學與技術的管理方式、管理方法不一樣。第五，科學革命與技術革命表現不同。第六，科學與技術同社會的相關復雜程度不同。

科學與技術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二者之間的相互聯系和影響，共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進步與發展。首先，技術的進步與發展為科學研究提出課題并提供必要的物質手段和條件。其次，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和進步更加依賴于技術的推動和支持。再次，科學研究和科學成果又指導和促進了技術的發展，科學策劃能夠為技術的先導并不斷轉化為技術。

18科學技術發展的內在機制和外在條件是什么？P201-210

答：內在機制：科學發展的內在機制，1.科學理論與科學實踐的矛盾。2.科學發展中科學繼承與科學創新的矛盾。3.科學理論內部的矛盾。技術發展的內在機制，1.技術目的與技術手段的矛盾是技術發展的直接動力。2.技術實踐與技術規范的矛盾。3.科學進步是技術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外在條件：1.社會經濟基礎2.社會政治環境3.社會教育條件4.社會文化氛圍。

19.如何理解科學認識的系統結構？P232-234

答：科學認識首先是精神生產活動，這就要求在科學的人事活動和過程中充分發揮科學認識系統中的各種要素的作用，這其中最基本的要素是人事主體、認識客體和實現認識主體和認識客體相互聯系的認識中介。科學認識是對事物本質與規律的理論認識。科學人事既是認識活動，又是認識成果。作為認識活動，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作為科學認識是信息獲取和信息轉換的過程。二是科學認識所需要的信息是科學認識的原始資料，作為科學認識對象的物質世界是這種信息的最初源泉。科學認識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是由認識的主體、認識客體和實現認識主體和認識客體相互聯系的認識中介三個有機組成部分構成的。科學認識的過程是科學認識主體、科學認識客體和科學認識中介這三大要素相互作用的過程。作為認識成果的科學認識不同于非科學認識，具有真理性、系統性、精確性的特點，三者缺一不可。

20.如何理解科學發展中主體批評性精神和思維品質？P242-248

245?

答：科學方法推動科學認識主體的形成。人的認識和實踐的主觀能動性理論為科學認識中發揮主體性思維原則提供哲學基礎和認識論原則。批判精神是人類科學發展中最寶貴的精神。現代自然科學革命表明，科學的精神是批判，也即是不斷揚棄舊的學說和理論，從而做出新的發明創造。主體性批判精神使創新人才很重要的個性特征。也是當代優秀人才實現知識和科技常新的極其珍貴的個性心理品質和人格特征。在知識和科技創新迅速發展并加快科技產業化過程中，是以人才知識的主體性投入和創造性生產的知識增值和重新整合為明顯特征的，知識創意已成為生產經營活動的核心。事實上，人和真理性的認識和科學的結論都具有它的相對性。具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人才是在科協批判思維指導下，在繼承和創新中發展起來的。主題批判性思維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叛逆思維。在科學探索中，它要求以科學精神從不同視角和逆向思維研究事物。科學的批判精神和辯證的否定精神是科學發展和人才培養的關鍵所在。··

21.科研選題的含義和基本原則？P256-259

答：科研選題，就是要結合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形成、選擇和確定研究的問題。

基本原則：1.需要性原則2.創造性原則3.科學性原則.4可行性原則。

22.如何理解科學研究中客觀事實、經驗事實和科學事實及其相互關系？262-264

答：科學事實是科學方法論中的一個重要范疇，從科學認識論角度看，科學事實既不同于客觀事實，又不同于經驗事實，是科學理論中所反映的客觀事實和經驗事實的辯證統一。科學事實是科學研究的基礎。科學事實是科學認識主體關于客觀存在的、個別的事物、現象、過程及關系的真實描述或判讀。科學事實是科學認識的最初成果，屬于認識的范疇，其內容是客觀的，形式是主觀的，是客觀與主觀的辯證統一。科學事實是人們將經過觀察和實驗所獲得的經驗事實經過科學整理和理論思維的事實。客觀事實是指在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實際存在的事件、現象和過程。客觀事實同科學事實之間既有聯系又有本質區別。科學事實作為客觀事實的反映，同客觀事實具有統一性。客觀事實獨立于人的意識之外，屬于本體論范疇，它僅與客體的本性有關而與人所設置的認識條件無關。科學事實是客觀內容與主觀形式的統一，屬于認識范疇，它即與客體的本性有關，也與人們所設置的認識條件有關。因此，對于同一客觀事實的認識對象，在不同的認識條件下，可以獲得清晰度、準確度不同的科學事實。客觀事實無所謂正確與錯誤。科學事實是對客觀事實的正確認識和反映。經驗事實是指人們用某種語言、圖像、文字對觀察到的客觀事實所作出的陳述或判斷。經驗事實存在著可錯性，科學事實與客觀事實、經驗事實比較起來有著個別性、科學性、客觀性和重復性、能動反映性等特點。

23.如何看待科學觀察科學實驗在科研組織中的地位和作用？267-275

第8篇：自然科學辯證法范文

關鍵詞:哲學;地理教學;思維

哲學的方法具有普遍的適應性，同樣適用于地理學。而地理現象和地理事物為哲學提供了豐富的哲學原理和可靠的原始資料。地理科學是哲學的基礎，哲學為地理科學指引方向。其中地理學具有應用性、實踐性的學科性質，與生活息息相關。而哲學則對指導我們現實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二者相互滲透，相互融合。將哲學思想與地理教學相結合，讓學生體會哲學思想在地理中應用，培養他們的用辯證的方法思考問題，這不僅有利于學生地理知識的學習和應用，更有利于幫助學生樹立人與自然、人與地球和諧相處的世界觀，以期待學生在未來的工作中找準方向。

1．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具有能動的反作用:人地關系

人地關系是地理學富有哲學意義的論題［1］。辯證唯物論認為物質具有決定性而意識具有能動性，二者是決定與反作用的關系。地理學家主要關注人類和自然的關系，正如過去常說的人類與自然或人類與環境，也就是人地關系。不可否認的是自然界是先于人類歷史而存在的，人類對自然界能動的改造形成當今社會。從歷史和現實來看，自然是人類活動的中心，人類依靠自然滿足基本需求［2］。所以客觀規律是無法改變的，因此人們可以發揮意識的主觀能動性，在不違背客觀規律的前提下，與自然界和諧相處。否則就會破壞自然環境，最后造成自然災害，殃及人類自身。以自然災害頻發為例，如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長江中下游平原洪澇災害等都有加劇趨勢。地理學多方證明，黃土高原由于黃土本身性質以及特殊的氣候條件導致水土流失。長江中下游平原則是由于位于東部季風區受臺風和氣壓帶風帶移動影響，形成獨特的氣候，加之河道泄洪能力，以及中游調洪和滯洪能力不足，致使洪澇災害頻發。這些自然災害是在客觀條件下形成的，但不能否定人類活動的作用，諸如亂砍濫伐、過度開墾、圍湖造田等違背自然規律的活動對其具有加劇作用。在認識了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原理后，人類活動要從實際出發，順應自然規律，做到宜農則農，宜牧則牧，宜魚則魚。對于已經發生生態危機的地區，則應該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進行治理，在黃土高原特有的自然環境下，進行打壩建庫，平整土地等工程建設，同時采用生物措施，植樹種草，保持水土。長江中下游平原則需采用上游地區植樹種草，合理保持水土，中下游地區加固堤防、疏浚河道，退耕還湖等措施。

2．物質世界是一個普遍聯系的統一整體:地球表層的圈層結構

唯物辯證法認為物質世界是一個普遍聯系的統一整體。自然界各個要素之間和要素內部以多種多樣的形式，客觀的、普遍的聯系在一起。整個世界就是相互交織，共同作用形成的綜合體，孤立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普遍聯系是事物存在的形式。從本質上說，就是肯定事物內部諸要素及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推動事物之間的運動、變化、發展。比如地球表層的圈層結構，它包括大氣圈、水圈、巖石圈、生物圈和人類圈。他們在本質屬性方面存在著時間和空間的聯系。在物理、化學、地理等共同的作用下，促使地球表層物質不斷發展進化。我們認識的自然界就是認識自然事物的辯證本性，現代自然科學證明了，自然科學事物按其辯證法的規律運動著、發展著［3］。其中地表形態的形成就是自然科學事物按其辯證法的規律運動、發展的，有自然界螺旋式上升發展的規律。地球表面滄海桑田的變化，就是五個圈層共同作用的結果。巖石圈中地幔對地表形態的形成起主要作用，由地球內能引起的地殼運動、巖漿活動、火山噴發等一系列“造山造海”運動，使地球的表面變得更加崎嶇起伏。而發生在大氣圈、水圈、生物圈中，由太陽輻射熱所引起的風化、剝蝕、搬運等“移山填海”的運動，則是在削平地球崎嶇起伏的表面，這種運動在地球存在的日子里是永遠不完結的。當然在整個地表形態的形成中，不可能少了人對自然界的影響，比較典型的有梯田地貌。五個圈層中各種要素構成了人類生存的環境，它們之間相互聯系，共同作用形成了千姿百態的地球表面，形成一個完整的綜合體。所以要求人們要用樹立整體觀、發展觀全面地看待事物，既要看到普遍聯系，又要承認它們之間的區別。從而深化對地理學的認識。

3．哲學辯證思維影響下的地理學科思維

許多地理學家和地理教育家，在對地理教學的看法中提到，在地理教學中，地理思維能力的培養要放在首位［4］。學生學習應該注重學科思維，而哲學中的辯證思維正好有利于地理思維能力的加強。在地理課堂上，將哲學滲透到地理教學中，是培養學生地理思維能力的重要條件。要使學生認識到自然界的可觀實在性，地理事物空間存在的必然性，從而在尊重客觀規律的基礎下，對地理問題，地理現象有更為深刻的了解，深化對知識的學習，對自然界的認識。其次在辯證思維整體觀的影響下，認識事物之間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作用錯綜復雜的綜合體。發揮學生的主體性作用，運用哲學辯證法知識，聯系自己所處的地理環境，以及與生活相關的事物，認識事物的規律，提升地理思維能力。同時，教師在傳授地理知識的過程中要注意馬克思哲學思想的引入，引導學生運用哲學辯證思維學習、探究地理知識。

4．結語

在地理教學中哲學不但為地理學科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為地理教與學的過程，提供了基本方法和思想，有利于將學生潛在的能力，轉化為地理思維。在辯證思維影響下，促使學生地理學科思維能力不斷提高，從而指導地理教育朝正確方向發展。

作者:潘文君 單位:青海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陳慧琳主編．人文地理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2］蔡運龍，BillWyckoff．地理學思想經典解讀［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第9篇：自然科學辯證法范文

關鍵詞：歷史規律；復雜性；規律觀；波普爾；辯證法

中圖分類號：B03；K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1-1254（2014）02-0011-07

A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The Perspective Complexity of

the History Laws” in China’s Philosophical Academia

BAI Li-peng，JI Yi-ha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f “the perspective complexity of the history laws” in China’s philosophical academia is still in the preliminary constructing stage. The two evolvements of the view of laws， the two kinds of epistemological changes of laws， and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nlinear viewpoints and the chaos theory ― all these have displayed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view of laws. The traceably historical “confirmation” of Marx and Engels’ historical complexities and the counterattack against Popper’s view of “historical non-determinism” suggested that the study on the complexity of history laws had been profound and also academically highlighted the theoretical courage and confidence in philosophical studies. The research angle makes possible the epochal transi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aspect of history laws，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brings about the difficulty of theoretical？orientation of dialectics because of the discourse conversion and the reflections on the context complexity.

Keywords：history laws； complexity； views of laws； Popper； dialectics

“復雜性”是當代認識中正被喚醒、組織和建構起來的“一個基本的問題”[1]。雖然對于“復雜性是什么”還遠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但“認識復雜性”“探索復雜性”已在諸多研究領域中產生了某種目標效應。這表現在：復雜性研究不僅是國內外公認的、當代科學之生機勃勃的前沿地帶，而且圍繞著“復雜性”，既形成了科學層次上新見迭出的各種復雜性理論，如混沌理論、分形理論、超循環理論等，也活躍著頗具特色的各種復雜性學派，如美國學派、歐洲學派及中國學派等，此外還有哲學層面的“復雜性范式”“復雜性思維”乃至“復雜性哲學”。作為一種跨越科學與哲學的思想―理論現象，“復雜性視角”的題旨相當廣泛，如社會復雜性、經濟復雜性、歷史復雜性等，歷史規律的各種復雜性問題自然也伴隨著此種對于復雜性的理論自覺而逐漸星列其中。

就歷史規律的復雜性問題而言，盡管學者們大體上還處于基于自身學術背景和特殊旨趣而各自為戰的狀態，但對之進行概觀性的梳理已屬必要。理由是：第一，近年來有關歷史規律研究的綜述性文章[2-3]基本上未能論及這一視角，因而有必要填補空白；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歷史規律”不僅是一個在歷史觀或歷史哲學領域聚訟紛紜、爭議不止，并有著濃厚的近代思想史及意識形態“包漿”色彩的“著名”難題，而且對于唯物主義歷史觀更是命運攸關的重大問題――歷史規律畢竟是唯物史觀解釋過去、把握現在和觀照未來的核心范式，它實際上構成唯物史觀全部解釋能力的關鍵與樞紐。在這個意義上，與現當代科學前沿理論及哲學反思密切相關的所謂“復雜性視角”，在如何理解歷史規律的問題上醞釀出哪些新見解、提示著何種新取向，無疑值得關注。目前，國內哲學界對這一問題除了在“研究進路”上的思想創意參見白利鵬、師庭雄：《“歷史規律復雜性視角”之研究進路述略》，載《社會科學戰線》2012年第9期。之外，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值得關注：著眼歷史規律，鎖定當代科學規律觀的深刻變化；挖掘馬克思、恩格斯的復雜性觀點，進而對波普爾等歷史非決定論觀點展開新一輪反擊。本文擬在對此問題進行述評的基礎上，總結這一論題目前的主要困難，明確學界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努力方向。

一、從歷史規律分析當代科學規律觀的深刻變化

（一）“規律觀的兩次嬗變”

簡單說，規律觀乃是對于規律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包括規律是什么、怎么樣、有何性質和作用，以及如何認識與運用（利用）等從本體論到認識論再到方法論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其理論意義在于“反映了我們在一定時代條件下對于規律本質的把握深度和相應的理解層次……一定意義上決定著我們對于人類社會歷史進程及其本質的認知水平”[4]。

從國內研究來看，最早且正面觸及規律觀的變化并將之作為詮釋歷史規律的自覺前提的，是《規律觀的兩次嬗變》[5]一文。該文認為，近現代科學相繼孕出的兩種主要規律觀――決定論規律觀與概率論規律觀――的“共同缺陷”，在于“忽視規律的主體性”，因而很難在紛繁復雜的歷史認識與實踐領域將馬克思所發現的歷史規律切實有效地貫徹下來。所以，有必要針對此種缺陷而建構“主體論規律觀”，尤其是要在規律觀層面與“自然科學的歷史發展相適應”“在一般系統論、控制論和耗散結構理論以及協同學所展現的世界科學圖景的基礎上”做出“哲學抽象和概括”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歷史規律與人的能動作用的關系問題上。如何中華指出，“規律觀如何能夠容納偶然性和人的主體性表征”是當時兩種有代表性的觀點“試圖解決的難題”，也是當時“哲學界研究歷史規律的真實意圖所在”。參見何中華：《“歷史規律”辨析》，載《哲學研究》1991年第12期。。這種主張本身即相當直接地呼應著恩格斯關于唯物主義與自然科學的關系的著名論斷[6]，構成其意味深長的現代版。如果我們對當下尚處于開創階段的歷史規律研究的復雜性視角進行某種發生學回溯，便不難看出，該文提出的基本觀點無疑確立了某種邏輯起點、發出了某種理論先聲――其在前提層面的重要意義在于：透過科學的歷史形態變化所導致的科學規律觀的歷史性可清楚地看到，歷史規律無論與自然規律存在多大的區別，仍然不能從根本上斬斷與自然科學規律觀歷史演進的基因或血脈。這同時也透露出某種具有特別意義的理論敏感與關切，即如果當代科學已經越來越不像近代科學那樣看待規律了，那么對于歷史規律的各種根本性認識則絕對不可對此視而不見、茫然失語，否則便會在科學面前陷于被動。

（二）認識論層面的兩種變化

在上述問題上，《規律新論》一書以更為集中、更為系統的方式揭示了“規律”作為某種基本假設在認識論層面所出現的兩種深刻變化[7]：

1從存在性規律到演化性規律。存在性規律是“與過程的可逆性和時間的非單向性相聯系的”，屬于“靜態觀點”，如行星運動定律、萬有引力定律、牛頓運動定律等。演化性規律則與之相反，是“與過程的不可逆性和時間的單向性相聯系的”，屬于“動態觀點”，表明“一個真實的具體的系統，都不是從來如此、永遠如此的，它們都有其產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存在性規律是“自然科學發展的初期”的主要成果，在此基礎上，“自然科學逐步發展到認識演化性規律”，并且“從認識過程來看，從存在性規律到演化性規律，是符合認識發展次序的”。更重要的是，所謂“歷史性”就是演化性，因而歷史規律只能是“演化性規律”，或只能從演化論的觀點來看待。

2從簡單性規律到復雜性規律。肇端于17世紀的近代自然科學，在研究目標、基本信念和根本動力上皆致力于“探索和發現簡單性規律”，因而總體上屬于“簡單性規律觀”。按照這種規律觀，“偶然性是不存在的”，因為“世界本質上是受鐵的必然性支配的”，以必然性為唯一征候的規律“實質上必定是由簡單的成分組成的”。而當代科學表明世界本身并無簡單性本質，“復雜性的世界具有復雜性的規律”；而“所謂復雜性規律”就是“復雜性系統的結構、功能和演變規律”，其“相互作用是非線性的”，是“存在隨機性和隨機作用”的，“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不是既存的而是演化的”，是“具有眾多因素相互作用的”。

上述表明，科學“從追求簡單性規律到探索復雜性規律”已在規律觀上形成了引人注目的“重大轉變”。因而無論是就組成、結構還是就功能和性質而言，社會歷史規律本質上只能是“復雜性規律”。就歷史規律復雜性視角的創構過程而言，這些見解無疑起到了總體性的奠基作用，即不僅提供了規律觀層面的基本理據，而且在客觀上規劃出其后研究的某種大致的致思取向。

（三）對非線性觀點和混沌觀點的開掘與發揮

進入20世紀，隨著與復雜性問題相關的譯著在國內大量出版，學者們對復雜性理論與思想觀念的研究興趣漸趨濃厚，自然科學規律觀的歷史性變化因而得到更為深入的闡釋與理解，其中對非線性觀點和混沌觀點的開掘與發揮最為顯著，也最具啟發性。

具有代表性的，如苗東升以線性與非線性的本質區分為中介，將質量互變的辯證法規律與歷史形態演進這一具體的歷史規律貫通起來，認為“線性系統只有量的變化，沒有新質的出現，沒有量變與質變的相互轉化；非線性系統有量變，有質變，有漸變，有突變，且二者相互轉化，這些特點表明量變質變規律總體上是一條非線性規律”“非線性系統的本質特征是存在多種可能形態，不同形態之間有定性性質的區別，系統演化過程就是不同系統形態的興替轉化過程。如果社會歷史是線性過程，它就不可能有不同形態及其轉化”[8]。

再如黃欣榮提出，“混沌雖然難于精確定義，但可以把它看作是確定系統所產生的隨機性”和“被無序遮蓋著的更高層次的有序性”，即規律性。“在非線性系統中，混沌是一種普遍的行為”，而社會歷史“是一個高度非線性的”“典型的非線性系統”，所以“混沌理論所揭示的科學結論也應該適用于社會歷史領域”。由于混沌運動兼具規律性與非規律性的雙重特征，而且是目前能夠確定的、有序與無序相互作用進而生成規律的基本場域與機制，因而歷史規律客觀存在、發揮作用與自我實現的“準周期方式、倍周期方式、陣發（間歇）方式”等多種復雜性方式，皆已能夠納入其理論視野并作為歷史規律的題中之義而得到進一步的專門性研究[9]。

顯然，上述探索與思考對于改變那種因將歷史規律“設計”得過于簡單、抽象而使其本身頻遭質疑的被動狀況，具有相當積極的、甚至是開創性的意義。如果我們循此路徑對以攻擊唯物史觀最為有力而著稱的波普爾進行一番考究的話，則不難發現，其基本上是以簡單性規律為標準對被其簡單化了的馬克思發動了一次聲勢遠大于戰斗力的沖鋒波普爾的規律觀明確排除了規律本身的演化性。他指出：“如果我們承認規律本身也是變化的，那么規律就不可能解釋變化……”參見波普爾：《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1-82頁。；但是國內學界的種種“辯證性反擊”（如自然規律與歷史規律的辯證關系之類的辯護）遠未觸及其“阿喀琉斯的腳踵”，論者們甚至很少敢于就“現代科學”這一波普爾的主要立論背景，向這位著名的科學哲學家“亮一亮自己的知識肌肉”。

二、對復雜性觀點的追溯性“確認”及對波普爾的反擊

（一）關于馬克思、恩格斯的復雜性觀點

在歷史規律的復雜性視角上，與上述當代科學規律觀深刻變化密切相關的另一個重要維度是：馬克思到底怎樣發現了歷史規律？他和恩格斯又是怎樣看待這些歷史規律的？

對于這些問題，劉曙光的觀點不僅非常契合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的實情，也具有相當明確的“當下”針對性。他認為，“面對社會歷史這個復雜的巨系統，馬克思、恩格斯所采用的方法，首先是簡單性方法”，而且他們沒有局限于此，“而是嫻熟地運用了復雜性思維和復雜性方法（雖然當時并沒有這一提法），‘交互作用論’和‘合力論’思想就是分別從客體視角和主體視角揭示了社會歷史中各種復雜性因素的相互作用”，但長期以來，學術界“有些學者片面地理解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只看到了馬克思、恩格斯對簡單性方法的運用，沒有看到他們思想中所蘊含的復雜性思維和復雜性方法”[10]。在筆者看來，此種由長期自我遮蔽而必然產生的“遺憾”，也是國內哲學界歷史規律研究總體上至今未能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后一方面思想給予充分重視并做出較為系統、全面闡釋的原因之一。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只有極少數學者所進行的專題性探索不夠深刻，而是相反。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的追溯性“確認”上：

1馬克思本來就是在相互作用的視域中看待歷史規律的，所秉持的絕非柏拉圖理念論式的先驗規律觀。馬克思關于“沒有相互作用的存在物就沒有現實性”的論斷[11]，構成國內學者魯品越提出生成論規律觀的基本理據，即“一切事物必須通過與他物的相互作用才能存在，‘相互作用’與‘存在’本質上就不可分離――如果哲學必須建立在某種第一原理基礎上的話，這將是第一原理”，在馬克思關于歷史規律的思想視野中，此“第一原理”還有著極其重要的例證，即“《資本論》所揭示的規律也是這種‘生成論規律’，是資本在相互作用的運行過程中所生成的規律”[12]，而絕非資本的先驗邏輯。

2馬克思也從未拋開必然性與偶然性的內在聯系來看待歷史規律，因而從未將歷史規律簡單地視為純粹必然性的一統天下。按照魯品越的理解，在馬克思那里偶然性并非如牛頓力學和拉普拉斯決定論那樣僅僅被視為“必然性的交叉點”，它同時也是“自由能力的表現”，是“活生生的、本質的力量”，因為馬克思明確指出“規律由它的對立面，由無規律性來決定。國民經濟學的真正規律是偶然性”[12]。在這個問題上，學者龐元正有相似的看法，即雖然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對必然性與偶然性產生根源的統一性問題進行專門闡釋，“但在他們研究自然和社會現象的過程中，始終是既從事物的內部又從事物的外部去尋找必然性與偶然性產生的根源”，以馬克思對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的必然性的研究為例，馬克思極力避免“僅從勞動產品本身去尋找這種必然性產生的根據”，并明確強調要“到生產這種勞動產品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變更中去尋找”，其原因即在于，他已經相當清楚地認識到，“社會運動本身，對商品所有者來說，一方面是外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只是形式上的媒介過程”[13]。

3馬克思、恩格斯“全面生產”理論的復雜性特征。如鄔j通過大量文本依據和細密分析指出：現有的哲學教科書“所建構的整個唯物史觀理論具有機械論的色彩”，嚴重背離了馬克思、恩格斯對物質生產、精神生產、人自身生產和交往關系生產等的具體闡釋。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四種生產形式處于“互為基礎和前提、相互滲透和映射、相互交織和貫通、相互制約和轉化、相互為己為它的內在融合的普遍相互作用之中”。從演進和生成的視角，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看到了生產和生產力形式與內容的多樣，以及諸多生產和生產力形式與內容之間普遍交織、貫通的內在融合的復雜性關系”，也看到了“人們的交往關系（生產關系），以及建立在其上的觀念的、思想的、政治的、法律的、國家與社會的上層建筑等等都是在相應的生產活動中生產出來的，并隨著生產的運動和發展而不斷地改變自己”。因而“這是一種在歷史演化和生成過程中前后相繼的不斷生成、轉化和多層級反饋環鏈相互作用的復雜交織的多元綜合統一的矛盾運動關系”，它使人類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的“諸多形式、成分、因素，諸多矛盾環節和內容之間”的統一性關系呈現出某種復雜性結構[14]。

4馬克思、恩格斯明確反對將歷史規律簡單化的任何理解方式。如楊魁森認為：“馬克思本人對于歷史本身的復雜性也是有著清醒而自覺的意識的，因為在其歷史―哲學思考當中，反對‘藥方化’‘公式化’，幾乎是今天的學界所公認的、一面極為鮮明的旗幟，這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以及對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理論分析當中，都有較為充分的體現。”[15]從目前學界的有關結論來看，恩格斯不僅與馬克思有著態度和立場上的一致性，而且提出了今天看來特別值得注意的其他見解。如王志康即認為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第一次從哲學上論證了復雜性產生的客觀性機制：層次和突現”，并“批駁了近代自然科學中機械唯物主義的‘簡單的直接的必然性’”[16]。

上述研究表明，馬克思、恩格斯對歷史規律本身的某些重要看法與其反對將歷史規律簡單化的著名觀點恰好是可以相互印證的，這對于進一步揭示前述劉曙光所指出的、其思想當中所蘊涵的“復雜性思維和復雜性方法”，乃至徹底清算蘇聯教科書中的規律觀，還歷史規律以本真面目，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對波普爾的反擊

波普爾以現代科學的某些重要結論為依據，以歷史規律為突破口，對唯物史觀的攻擊最具威脅性，消極影響也最大[17]。這在國內學界幾乎是公認的如有論者認為，波普爾的“錯誤觀點一度在國內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波普爾對唯物史觀的批判“在中國，在全世界，都產生了極大的破壞作用”。分別參見波普爾：《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版，第2頁；陳晏清，閆孟偉：《歷史規律?歷史趨勢?歷史預見――評波普》，載《求是》2003年第18期。。本文前面亦述及，國內學界運用“辯證觀點”對波普爾的分析與批判很少切中要害。究其原因，王志康的看法可謂一語中的：“長久以來，辯證法對機械論或自然科學唯物主義的批判基本上屬于一種外部注入，收效極其有限；辯證法能夠直接從科學研究中獲得的例證也極其有限。”[16]譚揚芳、黃欣榮進一步指出，國內學界雖曾對波普爾有過較多評論，“但由于缺乏有力的分析和批判的工具而難以抓住問題的實質”，“似乎也缺乏科學的根據，給人以缺乏底氣的感覺” [18]。

相比之下，在“歷史規律的復雜性視角”的建構過程中，譚揚芳、黃欣榮自覺運用混沌理論等復雜性視角對波普爾歷史非決定論觀點展開新一輪反擊，不僅在方法論上見解深湛，主要結論更是切中要害。如譚揚芳、黃欣榮在《從混沌理論看波普爾對歷史決定論的批判》一文指出，要真正透徹地看清波普爾的錯誤，必須借助新近發展的混沌理論，“混沌所體現的不是某一層次、尺度內的規律，而是層次間、尺度間相互作用的規律”。由于時代的局限性，波普爾并不知道除“機械決定論式的歷史規律和完全的混亂無規律之外，還有混沌規律的存在”。歷史發展“并不排除存在混沌規律”。因而，波普爾的根本癥結或所謂“致命的錯誤”即在于其“分析、批判的方法卻仍然是機械還原論的”，仍然“暗中堅持自然科學中的還原論方法”，這當然也就無法將“社會經濟活動”看做“復雜系統”。由此可見，波普爾作為當代著名的科學哲學家，對歷史決定論的批判也就缺乏“真正的科學依據”，“甚至與現代科學理論相沖突”。總之，他“匆匆得出歷史發展不可能有規律”“完全不能預測”的結論都是“片面的”[18]。

上述觀點的最可取之處，是以理論工具的有效性作為反思前提，在“科學層次上”嚴格地按照波普爾對于歷史決定論的定義，以波普爾刻意追求的“純粹邏輯的理由”對波普爾做出了反制。文中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波普爾對歷史決定論所做批判的合理性與深刻性，這不僅表現出相當的理論勇氣，同時也表現出歷史哲學所不可缺失的理論自信。

三、“歷史規律的復雜性視角”的理論意義與目前的困難

“歷史規律的復雜性視角”敞開了某種在當代科學認識水平上重新理解歷史規律的新視域。就其意義而言，最根本的在于它為唯物史觀的歷史規律范式在規律觀層面的劃時代躍遷提供了某種清晰、深切的可能性，這同時也是根本性地提升此種范式之解釋能力的關鍵所在，更是唯物史觀為人類命運提供更為深刻之洞見的希望所在。在此不能不提及的是，歷史規律的復雜性視角可能還具有相當深刻的哲學史意義，因為上至柏拉圖的理念論，下至蘇聯教科書體系，所演繹推展的都是同一種性質的規律觀，即簡單性的、預成性的規律觀――世界萬物和人類歷史不是不運動，也不是不變化，但是只能“如此”運動和“這般”變化――它在本質或規律層面既無時間性也無生成性[19]。而當代復雜性科學正以科學的方式對此構成某種反撥，說明人類理性對于規律的基本假設正在發生某種自我催化性的深層“窯變”。但不能否認的是，“歷史規律的復雜性視角”同時也存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困難。

1科學術語如何向生活―歷史語言適當轉換的問題。目前來看，缺乏足夠有效的、既能突出具體的復雜性特征，同時又容涵著豐富的歷史經驗，且符合歷史思維習慣和一般歷史想象的概念工具，乃是眼下最為突出的窘境或疑難。如“嵌套”“分形”“分叉”“涌現”“超循環”之類具有典型意義的復雜性關鍵詞，以及非線性理論、自組織理論、混沌學這類有重大影響的復雜性理論，能夠在何種程度上直接運用于對歷史規律本身的復雜性進行描述和分析，基本上還屬于未知數。無疑，這有待于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的、歷史―哲學領域的學者的新一輪探險，有待于科學―歷史哲學聯盟的重新建立。這同時也意味著，以反對科學主義為名的種種喧囂之說及其所造成的科學理性的污名化，其所造成的巨大障礙必須得到根本的克服。

2“辯證性”與“復雜性”的關系，也即如何觀照復雜性語境進而對辯證法進行理論定位的問題。目前大體上有三種主張：

第一種主張：辯證性框架不僅對于辯證地處理簡單性與復雜性的關系非常有用，而且對于揭示歷史規律內部種種對立統一關系也大體適用。如前述苗東升對于線性與非線性辯證關系所作出的理論考察等。此外，龐元正對必然性與偶然性復雜關系的揭示，主旨也在于進行辯證性框架之內的某種深化。

第二種主張：復雜性意味著某種更為深刻、具體的辯證性。如陳一壯提出“當前的關于復雜思維方式的理論就是辯證法的一種當代形態”[20]；再如林德宏認為“形而上學是關于簡單性的哲學”，而“辯證法是關于復雜性的哲學”[21]。此類主張下一步需要系統闡釋的就是，復雜思維方式作為辯證法的“當代形態”，其對于“傳統形態”的超越性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其具體內涵是什么？

第三種主張：試圖鎖定辯證性框架本身所存在的簡單性特征，進而歷史性地超越之。如彭新武認為，“隨著當今科學的發展尤其是系統運動和復雜性科學的興起”，實際上以“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三大規律為主要支柱的規律體系“受到了強烈的沖擊”。在他看來，矛盾論的問題在于世界上“并不總是存在著‘對立面’”，而且“矛盾并不能涵蓋系統中的一切性質和傾向”，因而矛盾論“便成為一種不具有普適性的哲學概括”[22]188。質量互變規律的主要問題是將質變與量變這種“事物變化的表現形式”之間的關系誤認為交替性的因果關系，本質上是“對質和量的形而上學的理解”[22]203。而否定之否定規律“將事物‘一分為二’地分成肯定和否定兩個方面”，乃是“一種極為簡化和籠統的分析方式”，而且“決定事物存在與否的兩個方面，事實上也并不僅僅存在于事物的內部……而是存在于組成這一事物的內部諸要素與外界環境的關聯之中”[22]207-208。

筆者亦曾提出，當下就斷言“辯證性”與“復雜性”誰統攝誰、誰高于誰，顯然為時過早[23]。但不能因此排除辯證法也“可能存在著時代局限性，即辯證性本身也可能因為源于某種簡單性信條而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雖然辯證法“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4]，但從“假設性”“工具性”和“歷史性”三個方面來看，其真正的自我否定也即自我超越并不能由其理論本身或在其理論內部孤立、自足地發生和完成，而是根本就離不開各種“必要資源與現實機遇”。以“復雜性”為中介，“唯物辯證法的辯證性才有可能從其既存解釋系統的抽象完備性當中超”[25]，這或許是唯物史觀的歷史規律范式實現某種突破或躍遷的一個瓶頸性問題。

上述三種主張皆有助于通過自覺地升級辯證法而深化唯物史觀對于歷史規律乃至全部人類歷史的理論認識。相較于阿爾都塞對黑格爾辯證法簡單性的透視及其對馬克思辯證法“特殊性”的建構而言[26]，無疑更為豐滿厚重，有著更為扎實、確切的科學依據。

“歷史規律的復雜性視角”顯然尚處于某種初步創構性的理論軌跡當中，因而其不同程度地存在某種被視為“簡單套用”[27]的情形當屬不可避免。不過就其已經顯現出來的思想創意及所涉深度與廣度而言，這些研究顯然比“簡單套用”要復雜、困難、艱苦得多。

參考文獻：

[1]莫蘭.復雜思想：自覺的科學[M].陳一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37.

[2]董新春.歷史規律問題研究綜述[J].廣東社會科學，2007（4）：190-194.

[3]楊禮銀，朱松峰.30年來的“歷史決定論”研究[J].學術論壇，2008（10）：31-34.

[4]李金早.傳統規律觀的理論困境分析[J].安徽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10（2）：84-86.

[5]王為高，李莉.規律觀的兩次嬗變[J].思想戰線，1989（2）：13-23.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8.

[7]張嘉同，沈小峰.規律新論[M].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72-81.

[8]苗東升.馬克思的非線性歷史觀――兼與宮敬才先生商榷[J].哲學動態，2001（12）：10-13.

[9]黃欣榮.歷史決定論：從復雜性的觀點看[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2）：25-29.

[10]劉曙光.歷史哲學[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3.

[1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8-169.

[12]魯品越.生成論規律觀與哲學原理建設[J].哲學動態，2008（5）：18-22.

[13]龐元正.必然性與偶然性辯證關系新探[J].黨政干部學刊，2011（5）：3-9.

[14]鄔j.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生產”理論的復雜性特征――對機械唯物史觀的批判[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6）：86-92.

[15]楊魁森.《歷史復雜性的觀念》序[C]//白利鵬.歷史復雜性的觀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6.

[16]王志康.復雜性科學理論與辯證唯物主義的豐富和發展[J].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3）：23-26.

[17]布萊恩?馬吉.“開放社會之父”：波普爾[M].南硯，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11.

[18]譚揚芳，黃欣榮.從混沌理論看波普爾對歷史決定論的批判[J].與現實，2005（2）：16-20.

[19]白利鵬.理解人類的命運：從規律性假設到復雜性假設――兼與王南教授商榷[J].學術月刊，2008（11）：12-19.

[20]陳一壯.包納簡單性方法的復雜性方法[J].哲學研究，2004（8）：64-70.

[21]林德宏.辯證法：復雜性的哲學[J].江蘇社會科學，1997（5）：93-96.

[22]彭新武.復雜性思維與社會發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23]白利鵬.歷史復雜性的觀念[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85.

[2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25]白利鵬，韓躍紅.辯證法何以淪為“變戲法”――論辯證性假設之形式的抽象完備性[J].哲學研究，2010（4）：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