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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演化經濟學;碳交易;自主體
在2015年的中美兩國《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中國承諾到2017年將啟動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在這種背景下,開展碳交易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從系統的角度來看,碳交易過程具有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兩個顯著特性。(1)不確定性,主要表現為企業經濟行為的內生不確定性、企業對政策響應的不確定性以及多種不確定的交叉組合。(2)復雜性,主要表現為微觀企業行為與宏觀產業結構間的協同演化關系,即宏觀產業結構在影響微觀企業的同時也會因企業經濟行為反饋而進行相應調整。能否有效刻畫這兩個特性,是開展碳交易相關研究的前提。從理論的角度來看,碳交易過程所表現出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已突破了傳統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這就要求我們采取新的經濟學研究范式,而演化經濟學正契合了這種需求。所謂演化經濟學是以經濟主體的有限理性為基本假設,以動態的、發展的、非均衡的視角看待經濟系統[1]。為此,將碳交易問題置于演化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通過構建微觀企業行為與宏觀經濟政策相耦合的動態演化模型來分析相關的交易機制及其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探索和實際應用價值。
1碳交易及其演化經濟學基礎
根據碳交易定義,合同一方通過支付另一方而購得碳減排額度,所購得額度可用于履行事先給定的碳配額限制,而當合同買方不能履行其配額限制時,將受到一定程度的懲罰[2]。在碳交易過程中,企業是微觀層面的合同交易主體,也是碳交易政策的承受者;而政府是宏觀層面的碳交易機制設計者和管理者,主要負責碳配額配給和過程監管。目前在我國試點的多個省市自治區碳市場中,具有較高排放水平的電力、熱力、化工、石化、紡織、造紙、鋼鐵、水泥等多個行業都已被納入到碳交易范疇。就現有試點市場的運行情況來看,要想將其推廣至全國范圍,仍需系統地考慮一系列問題。從演化經濟學的角度看,碳交易市場是一個典型的復雜適應系統(ComplexAdaptiveSystem,CAS)。復雜適應系統是由美國SantaFe研究所的JohnHolland教授于1944年首次提出,其核心思想是系統的復雜性起源于其中個體的適應性。所謂適應性是指自主體(agent)能夠與其所處環境以及其他自主體進行交互,并通過交互來“學習”和“積累經驗”,從而改變自身的行為方式。這里的自主體是指處于一定的環境中并能與其他自主體進行交互的主體,自主體具有目標導向性,并能通過記憶和學習來改變自身的行為規則。在復雜適應系統中,微觀層面的自主體是系統演化的核心。這些自主體能自主決策,通過改變自生的行為來適應系統的狀態變化。隨著微觀自主體的行為變化,系統的狀態也將發生改變,而最終體現為微觀自主體行為的涌現。顯然,在碳交易市場,微觀企業自主體是系統核心,當外部碳市場發生變化時,包括交易價格、交易條件等,企業主體將通過改變自生技術(如創新)、交易行為等方式來適應新的環境;而企業行為的變化又反作用于碳市場的運行,結果表現為宏觀產業結構的演化,即微觀企業行為在宏觀層面的涌現。除了企業自主體之外,政府作為配額分配和交易機制的設計者和管理者,其行為也會影響微觀企業和市場的運行,也是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
2碳交易的自主體行為分析
對于復雜適應系統的剖析,可以從該系統的核心自主體開始。一般而言,這些自主體具備如表1所示的4個屬性[3]。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現有區域碳市場試點還是未來全國統一碳市場都受制于既定的宏觀調控政策。如果將政府自主體的行為設定為外生給定,那么企業自主體的行為特征及其與產業部門間的動態演化關系將成為關鍵。結合表1的自主體屬性,為適應市場運行的狀態變化,碳市場中的微觀企業自主體往往表現出三個顯著特性。第一,自主性。在碳市場中,企業對于是否交易、交易數量等交易行為具有決定權。為此,它們需要做出一系列的生產和交易決策。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1)調整生產規模。在碳市場下,碳排放權成為一種稀缺資源。而獲取這一權利必將會增加企業產品的平均成本。為避免虧損,企業將所增加的成本轉嫁至銷售產品的價格當中。隨之而來的是,企業市場份額也將發生變化。可見,在碳市場下,企業需要合理調整其生產規模以平衡因成本增加導致的產品價格上升與市場份額的下降。(2)確定交易數量。當企業所分配份額與其實際排放不相等時,企業可以決定自行減排還是配額交易以使其收益最大化。這主要取決于企業自身的減排能力。通常的決策是,當企業自行減排成本高于市場交易價格,企業傾于向市場購買碳排放權;反之,則傾向于自行減排。值得一提的是,企業減排成本可能會隨著減排量的增加而呈現出非線性上升,這就要求企業對自身的減排能力進行正確評估。第二,異質性,即碳市場中的不同企業在生產和交易決策方面具所表現出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主要是因為不同企業所被賦予的勞動力、物質資本和技術水平的初始水平及后續演化的不一致性。資源稟賦的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企業未來的發展路徑差異。其中,反映技術進步水平和創新能力的企業知識資本投資和積累是研究異質性企業主體演化過程中最難、也是最重要的環節(見微觀企業子主題體的第三個顯著特性)。一般的結論是,對于那些具有大量知識資本投資和累積的企業往往更偏好于通過發展先進技術來緩解減排壓力。值得一提的是,企業規模的大小也會影響企業間的異質性格局。在競爭性的碳交易市場環境下,規模較大的企業往往容易躲避非系統性風險所帶來的影響,其結果是這些企業在長期的市場競爭中占據了較好的競爭優勢地位,而規模較小的企業則易于被市場淘汰。第三,創新性。為了在競爭市場上獲得比較優勢,異質性企業往往會在碳減排的研發創新領域進行研發投資,即創新。然而,創新結果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例如,創新能否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如果成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帶動減排;創新減排的成本效益如何等。就創新過程而言,異質性企業具有不同的關注點。例如,是選擇產品創新還是過程創新,是選擇漸進創新、激進創新還是完全關注模仿等。在此基礎上,大量異質性企業的微觀創新結果可能最終在宏觀層面表現出特定的涌現現象。對于這種涌現的分析是碳交易的自主體建模一個難點。
3微觀企業行為與宏觀經濟政策融合的碳交易建模
目前關于碳交易建模研究主要有兩種類型:自頂向下和自底向上。所謂自頂向下的碳交易建模方法是指,從宏觀的高層出發,通過構建宏觀經濟部門間的關系,分析宏觀政策對微觀層面的企業行為的影響。這種分析方法多見于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如鄭玉歆,樊明太(1999)與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政策研究中心合作構建的PRCGEM模型[4]。與自頂向下相反,自底向上的碳交易建模方法是指,從微觀企業行為出發,通過描述參與交易企業的主體特征及其間的交互,分析企業的經濟和減排行為.這種分析方法多見于基于自主體模型(AgentBasedModeling,ABM),如朱潛挺(2012)等構建的基于自主體的全球碳交易模型[5]。可以看出,碳市場中的企業具有微觀主體特征,它能根據經濟環境和自身減排能力做出自主決策,適用于ABM建模方法。遺憾的是,雖然該方法在描述微觀企業主體的自主決策和交互行為方面具有極大優勢,但其在刻畫宏觀經濟各部門間關系及產業結構演變等宏觀問題上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為了完成碳交易建模,一個解決辦法是將微觀企業行為模型與宏觀經濟政策模型相融合。這里引入了投入產出模型(Input-OutputModeling,IOM)。作為分析宏觀經濟各部門及產業結構內在聯系的重要工具,投入產出模型可以定量分析這些部門及產業間相關指標的相互依賴關系。與其他傳統額宏觀經濟分析工具一樣,IOM只能反映宏觀產業或部門間的聯系,而無法刻畫微觀主體在宏觀經濟政策影響下的自主決策和交互行為。將ABM與IOM相結合,既可以彌補兩種方法各自缺陷,又能最大程度發揮兩者優勢。圖1是ABM與IOM相結合的融合微觀企業行為和宏觀經濟政策模型。模型以微觀企業技術進步(創新)為核心,一方面大量微觀企業創新在總體上改變了宏觀IO結構;另一方面,IO結構的變化進一步反作用到所有微觀企業行為。具體來講,對于一個宏觀經濟系統,所有產業部門均有大量微觀企業構成。將每個微觀企業的投入產出結構匯總到一起就形成了宏觀層面的投入產出表。由于受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不同企業在其投入產出方面的變化不一,尤其是在各自不同創新能力下做出的調整。這種調整后的微觀投入產出結構必反饋回宏觀層面的投入產出結構,從而形成一個微觀與宏觀交互的閉合經濟回路,并充分展現了其演化經濟特性。就碳交易過程而言,圖2是多主體交易的碳市場定價流程。模型以初始化碳價格零為出發點,開始計算當前市場價格下的企業碳排放量,通過比較當前碳排放與碳配額的大小來調整碳交易價格,如果當前碳排放大于其配額,則表示碳價格過低,需要增加調整(增加)初始碳價格,直至當前碳排放等于碳配額,此時,達到均衡碳交易價格。
4結語
基于演化經濟學框架,研究通過分析碳交易的演化經濟學基礎及,從微觀的主體行為的自主性、異質性和創新型為出發點,以企業自主體的技術進步為驅動力,采用微觀企業行為與宏觀產業部門聯動的動態演化機制,最終構建了一個含碳定價機制的微觀企業與宏觀經濟相耦合的碳交易模型,為進一步開展碳交易模擬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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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樊明太,鄭玉歆,馬綱.中國CGE模型:基本結構及有關應用問題(上)[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98(12).
1海洋經濟增長與宏觀經濟增長相關性分析
分析海洋經濟與宏觀經濟的具體關系,其目的是考察兩者間是否存在依存關系,并衡量兩者間的影響方向和影響程度,用以判斷現實情況,對未來做出規劃。本研究選取2001年—2010年的年度數據,以國內生產總值(GrossDomesticProduct,GDP)作為衡量中國宏觀經濟增長的指標[2];以海洋生產總值(GrossOceanProduct,GOP)作為衡量中國海洋經濟增長的指標[3],相關變量數據如表1所示。根據表1,利用Eviews5.0軟件分析,得到反映中國海洋經濟增長與宏觀經濟增長相關程度的趨勢圖及散點圖(如圖1所示)。測算結果顯示,中國海洋經濟增長與宏觀濟增長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高達0.999,說明兩者之間存在著很強的正相關關系。也就說在過去10年中,中國海洋經濟增長與宏觀濟增長兩者密切相關,且發展趨勢是同方向均呈現逐年增長態勢。
1.1Grange因果關系檢驗
在確定了正相關關系之后,需要進一步考海洋經濟變動與宏觀經濟變動之間的因果關以揭示二者之間的增長變動是單方向引致,還互相引致的結果。通過對二者之間Granger因果關系的進一檢驗,獲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由于檢驗結對滯后期的長度敏感性較強,考慮到樣本容量限制,本研究選取了2個不同的滯后期。滯后1期和滯后2期時,在各種顯著性水平下,海洋生產總值(GOP)均不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Grange原因,國內生產總值(GDP)也不是海洋生產總值(GOP)的Grange原因,即海洋經濟增長與國民經濟增長在短期內不存在統計意義上的因果關系,無法確定一方的增長變動是否是由對方的增長變動引致的,而二者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因果關系則需要進一步檢驗。
1.2平穩性檢驗
從圖1中可以直觀地看出,2001年—2010年的海洋生產總值和國內生產總值序列均是非平穩的,因此,在分析海洋經濟增長與國民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時,需要首先進行平穩性檢驗。選擇ADF檢驗對GDP、GOP進行單位根檢驗。其中,通過原序列的自相關和偏自相關系數圖確定滯后階數,通過被檢驗序列的走勢圖判斷檢驗中是否包含常數項或時間趨勢項,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到,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GOP和GDP的ADF檢驗無法拒絕水平值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表明變量是非平穩的。而對于它們的一階差分序列,DGOP和DGDP分別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說明兩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即具備了進一步分析海洋經濟增長與國民經濟增長的長期均衡關系的前提。
1.3長期均衡分析
平穩性檢驗的結果是GOP和GDP都是一階單整序列,符合進行協整檢驗的前提,可以對GOP和GDP進行協整檢驗,檢驗的目的是考察兩者間是否存在長期的、穩定的關系。從經濟意義上來看,若兩個經濟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那么在長期內,一個變量的變化情況會影響另一種變量的變化情況,即使短期內可能有些沖擊使他們暫時偏離均衡位置,但長期內,二者將自動回復到均衡位置。均衡是指一種狀態,當一個經濟系統達到均衡狀態時將不存在破壞均衡的內在機制,即使當系統受到干擾后會偏離均衡點,內在均衡機制也將努力使系統重新回到均衡狀態。當系統偏離均衡點時,平均來說,系統將在下一期移向均衡點。這就是說,對于具有均衡機制的經濟系統來說,在不斷出現非均衡誤差的過程中,均衡機制始終維持著系統的均衡狀態。協整分析的經濟意義在于,對于兩個具有各自長期波動規律的變量,如果它們之間是協整的,則它們之間存在一個長期的均衡關系。反之,如果這兩個變量不是協整的,則它們之間不存在一個長期的均衡關系。在只有兩個時間序列時,只可能存在一個線性的協整關系。這種情況下,E-G兩步法顯得非常有效。本文首先用OLS方法對GOP和GDP進行協整回歸,估計兩序列的長期線性均衡關系。如果回歸殘差et是平穩的,那么GOP和GDP是協整的,也就是說兩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通過最小二乘法得到回歸方程,并對殘差序列進行ADF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從表4可以看到,由于檢驗統計量值-2.951378小于置信水平1%的臨界值-2.847250,說明該殘差序列為平穩序列,證明GOP和GDP之間是協整的,二者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回歸關系成立,并由此建立回歸方程:GDP=9744.476338+10.13961226×GMP(9744.476)(10.13961)(1)式中:回歸方程的參數估計無論大小還是符號,在理論上是合理的。括號內的值為相應系數檢驗的t值,由t值可知,在給定的顯著性水平α=0.1時,方程的系數都是顯著的。回歸方程的擬合優度(R2=0.998093)較高,White異方差檢驗的P值(0.455315)大于顯著性水平(10%),故回歸模型隨機誤差項不存在明顯的異方差性;對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的滯后1期、2期和3期分別進行LM檢驗,P值分別為0.991673,0.600139和0.336848,均大于顯著性水平10%,故不存在明顯的序列相關性。總體來看,海洋經濟增長對國民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顯著的。海洋經濟增長系數10.13961226的含義是:海洋生產總值每增加1元,帶來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相應增加10.13961226元,這是海洋經濟對國民經濟的長期影響。可見,海洋經濟增長對宏觀經濟增長意義重大,向海洋要效益,以海洋謀發展的海上發展戰略必將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深遠影響,而且這種影響的效果是在長期中體現的。因此,海洋經濟轉變增長方式及產業結構調整,對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必然具有長期戰略意義。
2海洋經濟增長與宏觀經濟增長關系的動態分析
對海洋經濟增長與宏觀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動態分析,目的是考察兩者在一定時間過程中的相互影響和彼此制約關系,為制定戰略規劃提供依據。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技術,從動態角度分析海洋經濟生產總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的互相影響情況。脈沖響應函數用于衡量來自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對內生變量當前和未來取值的影響,方差分解則是把系統中每個內生變量的波動按其成因分解為與各個方程新息相關聯的數個組成部分,從而了解各新息對模型內生變量的相對重要性。為避免數據過分波動,本文將數據進行對數變換。
2.1國內生產總值對海洋生產總值動態影響分析
從脈沖響應函數角度考察國內生產總值對海洋生產總值新息的一個標準差擾動響應情況,其結果如圖2所示(橫坐標表示滯后期,本文中表示為年份,縱坐標表示模型中的隨即擾動項帶來的標準差沖擊對內生變量和未來取值的影響程度)。從圖2可以看到,國內生產總值對海洋生產總值新息的一個標準差擾動響應,表現出顯著的正響應,但是影響幅度很小,只在第3期達到最高點0.04之后,響應逐漸趨穩,并一直持續下去。這說明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對海洋生產總值有一定的依賴性,但是在短期內沒有大幅度帶動效應,這也說明海洋經濟對國民經濟具有增長效應。
2.2海洋生產總值對國內生產總值動態影響分析
海洋生產總值對國內生產總值新息的一個標準差擾動響應情況,其結果如圖3所示。從圖3可以看到,海洋生產總值對國內生產總值新息的一個標準差擾動響應,表現為顯著的正響應,但是強度要大于海洋經濟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影響。海洋經濟的響應在第1期就達到0.06,之后略有下降,2至4期呈上升趨勢,第5期后響應逐漸趨穩,并一直維持在0.04。這說明中國海洋生產總值對國內生產總值的依賴度相對較高,國民經濟的增長能夠迅速對海洋經濟產生帶動作用,但是這種帶動在短期內也沒有太大的增長幅度,在長期才表現出平穩態勢。
2.3海洋生產總值和國內生產總值動態關系的方差分解
從方差分解角度分析海洋生產總值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動態關系,其結果如表5和表6所示。從表5國內生產總值LGDP的方差分解結果來看,如果考慮GDP的自身貢獻率,那么對中國GDP變動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GDP的自身變動,這意味著保持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對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沒有受到其他外界沖擊情況下,中國經濟系統是按照自身的規律向前發展的。海洋經濟對經濟系統的方差貢獻在第3期之后效果開始明顯,而且呈現逐期上升的趨勢。因此,中國在進行宏觀經濟調控時,首先需要考慮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前瞻性、穩定性及連續性,以便保證可操作的政策措施能夠促進經濟健康發展;其次,要提高海洋產業的總量效應。國內生產總值增加有20%左右是靠海洋產業總量的上升,即提升海洋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來實現的。同樣,中國在提升海洋經濟地位時,不僅僅需要依靠其自身的發展與完善,如海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產業結構的調整等,在現實中更需要為海洋經濟提供一個持續、穩定的宏觀經濟大環境。因此,從戰略角度來講,海洋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個較為長期的發展戰略。從表6海洋生產總產值LGOP的方差分解結果來看,如果考慮LGOP的自身貢獻率,那么影響中國海洋生產總值最重要的因素則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變動,而不是海洋經濟自身。這意味著海洋經濟的發展更多的是依賴整體經濟的發展,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對于中國海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從10年間的數據來看,中國海洋經濟發展的自我強化功能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尤其是在長期,海洋經濟的自身強化在逐期增強。
【關鍵詞】 查賬人員;會計;專業知識
查賬是具有經濟監督職能的部門或單位履行監督職能的人員以國家的方針、政策、法律、法令、法規等為依據,運用專門的方法,對企業、單位的會計資料進行審查,確定其經濟業務事項是否合法、真實的一種經濟監督活動。具有經濟監督單位和部門主要有財政、審計、工商、稅務、紀檢監察、公檢法等部門。履行監督職能的人員首先要具備一定程度和水平的專業素質,才能勝任這項專業性較強的工作。
一、具備會計專業知識
首先查賬人員應具備會計理論知識。主要包括會計的職能、作用、對象、任務、種類、以及各種差錯弊端的規律性及其相互之間的聯系。會計理論為會計人員從事會計工作提供了一種基本思想,它對于會計人員進行思維、推理、分析和判斷具有積極的意義。學習會計知識的人員只有獲得了以上這些理論知識,才能面對不同的單位進行會計工作。扎實的會計理論知識是會計人員在會計工作時進行推理、分析和判斷的基礎,是構成專業知識結構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些是對會計人員的要求,同時作為查賬人員也必須具備這些理論知識。其次查賬人員還要具有會計實務知識。一是會計基本知識,主要包括會計六要素、會計恒等式、權責發生制 、借貸記賬法、會計記錄的載體(會計憑證、會計賬簿、會計報表)、會計分期等;二是報表編制知識,主要包括會計基本假設、會計核算的原則、會計報表的編制等;三是會計分析知識,主要包括會計報表分析閱讀和分析方法,會計報表分析報告的撰寫等。再次查賬人員應具備實踐操作經驗。實踐經驗主要獲得的是包括會計過程式知識,會計操作過程中的具體程序和具體方法(不同的性質的單位,其會計的具體程序和具體方法略有不同)。與會計實踐操作有關的知識主要是由完成具體會計任務的規則或步驟構成,它強調的是會計工作的過程,這種能力通常要花費較長的時間才能積累出來。查賬人員了解了這些操作過程的程序和操作規范,才能快速準確的察覺到問題的線索。
二、掌握國家財經法規和經濟政策
隨著國家宏觀調控的加強,經濟監督部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明顯,政府對具有經濟監督部門的要求越來越高。如果查賬人員履行監督職能時,對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知識知之甚少,對參與宏觀調控的知識準備不足、能力不強,查賬人員的工作效果和質量就會大打折扣,就不能有效地發現一些影響經濟發展的體制性、機制性的問題,就不能為相關部門提出可行性的意見和建議。查賬人員應掌握的法律法規主要有:一是會計法律、法規知識,主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條例》、《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企業會計準則》等;二是稅收法律法規知識,主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管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實施細則》等;三是相關的財經法律法規,主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采購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法》等。查賬人員應該了解吃準吃透國家宏觀經濟形勢,掌握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對宏觀經濟知識加強學習研究,對宏觀經濟運行與監督部門的內在聯系和彼此影響關心、了解,真正履行好參與宏觀調控的職責。
關鍵詞:痛苦指數;失業率;通脹率;回歸模型
痛苦指數是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的重要指標,也是了解民意最直接的變量,在數值上痛苦指數=通貨膨脹率+失業率,本文認為“痛苦指數”是“以人為本”的經濟社會指標,它著眼的是與人生活質量最密切相關的收入指標。失業率低自然就業的人就多,就業率高自然人的收入就高,人的心情也就會舒暢;通貨膨脹率高,自然老百姓的收入就會降低,收入降低,自然感覺就會痛苦。這個指標對老百姓來說,比起那些鋼鐵糧油水電煤氣之類的物的指標,甚至比起那些社會發展指標都要具體、實在。
一、失業率合理水平的確定
現在一些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對失業率“度”的掌握大體標準是:3%-4%以內的失業率屬勞動力供給緊張型,5%-6%左右屬勞動力供給寬松型,7%-8%為失業問題突出型,9%以上為失業問題嚴峻型。
根據相關文獻我們大體參考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現實標準,并從中國幅員遼闊、發展不均衡的具體國情出發,提出全國、直轄市、中心城市和小城市等四類失業警戒線(2002年)。
二、通脹率合理水平的確定
通貨膨脹的測度主要通過一定期限內貨幣供給增長率與物價總水平上漲率之比來測量。早先在凱恩斯主義流行時期,他們認為經濟增長和通脹有正相關關系。一般而言,決定最佳通貨膨脹率的,一是國家的經濟情況,二是一個國家中的居民偏好。最佳通貨膨脹率就是對這兩者權衡之后的偏好選擇。當通貨膨脹率10%,經濟增長率10%,叫做“雙十”。所以這個通貨膨脹率我們叫最佳通貨膨脹率A,它的概念就是說經濟增長率最快,而通貨膨脹率最低。歐盟對通脹率確定的上限是通貨膨脹率不能高于2.5%。
但是現在理論界認為:零通貨膨脹為下界,通貨膨脹率達到8%時為上界。即當這一比值低于零時即進入通貨緊縮,高于8%時就超出社會所能承受的通貨膨脹“可容忍區間”,開始對經濟發展起抑制作用。因此,今后我國既要防止出現太高的通貨膨脹,更要防止出現通貨緊縮,根據我國經濟的特點,目前我國的通貨膨脹率控制在5%左右比較合適。
三、失業率和通脹率的相關性分析
失業和通貨膨脹是經濟中的兩個主要問題,關于這兩者的關系不同學派的經濟學家有不同的見解,首先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時候,凱恩斯主義認為失業與通貨膨脹不會并存,20世紀50-60年代菲利普斯曲線表明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的交替關系,菲利普斯曲線如圖1所示
縱軸代表通貨膨脹率,橫軸代表失業率。曲線PP即為菲利普斯曲線。凱恩斯主義認為,無論在短期與長期中,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都存在交替關系,從而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在短期和長期都是有效的。貨幣主義認為短期中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存在交替關系,而長期中不存在這種關系,從而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只在短期中有用,而在長期無用。理性預期學派認為,無論短期或長期中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都沒有交替關系,因此宏觀經濟政策是無用的。
本文認為在經濟運行中,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是宏觀經濟中兩個重要的基本變量,兩者有替代關系。需求擴張而引起的通貨膨脹根據經濟是否充分就業分為完全與不完全兩種類型,在充分就業條件下發生的完全通貨膨脹只有價格上漲,產量和就業沒有變化;在低于充分就業條件下的半通貨膨脹中,不僅價格上漲而且產量和就業也有所增長。如果是供給嚴重不足而導致的通貨膨脹,則是和大范圍的失業相伴出現的。
四、痛苦指數合理水平的確定
國際上公認的痛苦指數(失業率+通貨膨脹率)警戒線是10%,一般認為超過10%就會引發動亂,重警戒線是20%,但現在許多發達國家僅失業率就在10%-15%,也沒有引起明顯的社會動亂,因此按照實際情況合理制定痛苦指數是研究重點,本文采用兩種方法確定痛苦指數的合理水平:直接法和回歸分析法。
(一)直接法
根據上文論述的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的合理水平,將兩者相加得到痛苦指數的合理水平。我國合理的通貨膨脹率為5%,失業率為6%,因此確定痛苦指數的水平應該為11%,即當低于11%時,經濟運行給居民帶來的效益感受較好。
(二)回歸分析法
根據表2的數據,對痛苦指數和通脹率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其中圖2表明通脹率和痛苦指數的關系。
從圖2中可以看出通脹率和痛苦指數存在回歸關系,因此對痛苦指數和通脹率進行回歸分析,如表3、表4及表5所示。
采用一元回歸理論模型Yi=β0+β1Xi+ε, β0= Intercept=3.79,β1=0.96,
Yi=3.79+0.96Xi, 上文已經論述了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的關系和通脹率的合理水平,因此可以根據通脹率的合理水平帶入回歸方程中,估計痛苦指數的合理水平,經過計算得到約為11.47。由以上兩種方法可以看出,結果基本一致,我國的痛苦指數的合理水平大約是為11。這一水平意味著該指數認為失業與通貨膨脹給人們帶來的痛苦是相同的,就是說,失業率上升1%與通貨膨脹率上升1%對人們同樣程度“壞”。每個社會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痛苦指數安全線,高于這一安全線,必須采取適當的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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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斌會,趙景仁,梅仕鵬.芻議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痛苦指數”[J].商業時代,2004(15).
[關鍵詞]宏觀調控 民營科技企業 稅制結構 金融結構
從1979年~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速為8.1%,2010年預計為9.5%,有望突破3.2萬億美元。要實現到2020年GDP比2000翻兩番的宏偉目標,中國經濟今后必須保證平均以7.2%的速度持續增長。從目前國際國內形式看,對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既有許多有利條件,也有不可忽視的不利因素:從國際看,美、歐、日經濟的回升(2009年美國GDP增長3.5%)會在貿易方面對我國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其次,國外直接投資會有一定波動。如果美國經濟繼續保持回升勢態,預計2010年上半年很可能會提高利率(目前為3.5%),從而使國際資本市場的資本流動轉向,影響中國的外資流入。從國內看,主要是民營經濟不夠強大。要克服上述不利影響,繼續保持中國經濟穩定增長,建議采取以下幾項措施:
一、加快宏觀結構調整
毫無疑問,目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仍是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幾年來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重點也主要放在了這一層面上,這就是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現在面對糧、油、肉、蛋等生活必須品價格全面上漲的新形式(2009年物價上漲幅度為5.9 %),宏觀經濟政策應做以下兩個方面的調整:
1. 適度收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
為了擺脫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自2008年以來,我國擴張性的宏觀政策強度一直有增無減,通貨膨脹預期明顯上升(超過5%),在投資和消費層面已有所影響。實踐證明:擴張性政策在短期可以增加產出和就業,但長期將引起價格上漲,并破壞經濟穩定增長的環境。
2. 強化宏觀經濟政策的結構調控
減稅、縮小國債發行規模,增強民營部門投資能力,促進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競爭性經濟主體的發展。多年以來,我國財政一直是通過發行大量的國債來籌集資金,然后投資于基礎設施,這類投資周期長,數量巨大,在短期內沒有相應的消費品供應市場,必然給穩定通貨造成巨大壓力,對經濟發展構成潛在威脅。高度注意財政政策運用的力度(羅伯特.蒙代爾,2003),適度縮小國債集資規模,以給微觀經濟主體對財政引導性投資一個跟進的時間與空間,看來勢在必行。
西方國家混合經濟發展史表明,財政部門的公共性支出有一定周期性,這種周期的長短在保證經濟整體健康發展的前提下受制于公共部門經濟與私營部門經濟在客觀上的比例關系。2009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31482億元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就占16638億元,高達53%,大部分國企效率低下。在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不創建大量高效率,自由競爭的民營企業,經濟增長就會失去真正的基礎。
二、加快發展中小型民營高科技企業
據經濟學家A.F.伊泰的研究,“中小企業在發展中國家雇用了50%以上的勞動力,提供了30%以上的制造業增加量”。在目前情況下,我國發展中小型民營高科技企業可以通過下面兩途徑:
1. 新創大量的小型高科技企業
英國劍橋地區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開始出現科技企業,到1987年有500家左右,以后每天平均以2.5家的速度增長,到2008年已經達到1000多家。這些小型高科技企業少則2~3人,多則20幾人,多數從事研究、設計和發展產值高的生產,創造高技術職位約2萬多個,相當于劍橋地區約16%左右的就業人口,更主要的是這些小型高科技企業具有很大的分裂性,即經營幾年以后,公司的人就散伙分頭去創業,一個企業會派生出幾個企業。我國有大量受過教育的勞動力,學習借鑒英國經驗,發揮人力資本與資源優勢,通過創建大量的小型科技企業,一方面使科技人員有了用武之地,同時還能吸收大量的失業人員就業。
2. 對中小型企業進行產權制度與技術創新
遼寧省錦州市2006年在被遼寧省列為中小型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87戶企業中,至2009年已全部實現了國有資本退出形式的產權制度改革,轉制后的民營企業通過技術改造與產品的創新,絕大部分企業效益明顯好轉。
三、發展跨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
民營企業發展較早的地區,目前要抓住時機,對企業產品和技術進行升級換代。首先,要加快推進產業高度化,實行產品創新,不斷推出面向特定顧客群體的商品與服務,在多層次的市場結構中努力尋找自身定位。其次,通過兼并、重組、聯索經營、合資等多種形式對分散重復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推進大企業或企業集團之間的交叉型結構式發展。第三,選擇正確的進入模式。我國市場經濟起步晚,大多數企業缺乏跨國經營經驗,所以在進入模式上應以市場型投資為主,即在目標國家建立生產基地,在當地市場長期扎根。在具體運做上可采取合資經營或設立跨國公司的形式。
四、改革稅制和金融結構
雙主體稅制從總體上加重了我國民營企業的納稅成本與納稅負擔。首先,較強的流轉稅制對民營企業調整生產經營方向具有限制作用,比如消費稅,政府通過消費稅試圖從國民經濟全局角度對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進行調控,但實踐證明政府的稅收經濟行為很多時候并不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再有,西方國家的民營企業所面對的主要是公司所得稅,其他稅很少也很輕。英國在2004-2005年度財政預算報告中,稅收政策進一步向企業傾斜,對企業實行稅收優惠以刺激生產創新,其內容包括:把從2000年開始給小公司的科研開發稅收優惠進一步擴大到各大公司,把小公司的稅率從20%減少到19%,公司創辦稅從10%降低到零,對在貧困地區開辦或購并企業,交易低于15萬英磅的企業取消印花稅。相比之下,我國民營企業則稅負較重,創業盈利空間小。
為了盡快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我國金融體制與金融結構改革的思路和重點目前應當有所調整:首先,將現有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總分行制改為單一銀行制。具體措施如下:對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國家可選大型經濟區中心城市的商業銀行進行控股,中心城市以外的原國有商業銀行可以實行民營資本控股,加速壟斷行業民營資本的進入速度。其次,鼓勵民間加快創建多種類型的金融機構。政府應盡早建立民營金融企業創業風險基金。第三,金融結構改革要有利于社會資本形成。國內資本形成總額中大約30%是靠居民的儲蓄,約25%~30%是靠外部資本輸入,剩下的部分則靠政府。在社會資本形成中政府形成部分所占比例較大會產生以下消級作用:即對民間資本形成產生“擠出效應”,使金融結構單一化。為了提高對民營經濟的資本配置效率,加快金融結構改革,建議采取以下幾項措施:
(1)借鑒西方國家的先進經驗,建立透明、公開、公正的債券評級體系。
(2)取消對金融債券、企業債券發行的法律性限制。
(3)建立金融工程信息咨詢開發中心,幫助金融企業進行產品設計與開發。
(4)加快發展與完善經紀人市場,加強對經紀人的業務培訓與監督管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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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樂書 ,姜強.資本運營理論與實務,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關鍵詞] 經濟周期 投資策略 消費策略 就業策略 經營策略
從2001年開始,我國經濟進入了高增長時期,這期的增長高峰持續了七年多的時間。這表明,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上升階段大大延長,經濟在上升通道內持續平穩地高位運行。但我們也必須看到,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著通貨膨脹形勢顯著惡化、資產泡沫日趨嚴重的挑戰。面對經濟周期如何理性面對是值得我們冷靜思考的一個現實問題。
一、經濟周期含義及其階段特點
經濟周期是宏觀經濟變量波動的綜合反映,是總體經濟活動的擴張和收縮交替反復出現的過程。簡單的經濟周期分為四個階段:即繁榮、衰退、蕭條、復蘇。繁榮期是經濟活動高于正常水平的一個階段,特征是生產迅速增加,投資增加,信用擴張,價格水平上升,就業增加,公眾對未來樂觀;衰退期是從繁榮到蕭條的過渡時期,經濟開始從頂峰下降,但仍未低于正常水平;蕭條期是經濟活動低于正常水平的一個階段,此時生產急劇減少,投資減少,信用緊縮,價格水平下跌,失業嚴重,公眾對未來悲觀;復蘇期是從蕭條到繁榮的過渡時期,經濟開始從谷底回升,但仍未達到正常水平。繁榮的最高點稱為頂峰,既是繁榮的極盛期,也是由繁榮向衰退轉折點。蕭條的最低點稱為谷底,既是蕭條的極點,也是復蘇起點。經濟從一個頂峰到另一個頂峰,或者從一個谷底到另一個谷底,就是一次完整的經濟周期。
二、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策略選擇
1.投資策略選擇
經濟周期由擴張到收縮,由收縮到擴張,循環往復。投資策略必須依據經濟周期確定,不同的經濟周期投資的側重點就是不一樣的。在上升階段,可多投成長型的股票、房地產等;在下降階段,側重銀行存款、債券和黃金等。具體來講,在經濟復蘇階段,社會經濟不斷發展,投資者應更多更快的增加自己的財富。繁榮階段財富增加最快幅度最大,投資者應該把增加的資產變成自己實實在在獲得的財富。衰退階段宏觀經濟萎縮,投資收益率不斷下降甚至是負的,投資者要盡量持有現金。蕭條階段資產價格低廉,把現金轉換成資產的時機到了。以股票投資為例,經濟衰退股票價格逐漸下跌,危機時期股價跌至最低點,經濟復蘇時股價又逐步上升,繁榮時股價上漲至最高點。根據經濟周期投資股票的策略是:衰退期以保本為主,投資者多采取儲蓄存款和短期存款證券等形式,避免投資損失,以待復蘇時適時進入股市;繁榮期,大部分產業及公司經營改善和盈利增加,不懂股市知識而盲目跟進的散戶,往往也能從股票投資中賺錢。
2.消費策略選擇
對消費行為影響最大的是消費價格,影響消費價格的重要因素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經濟周期的基本現象,因此經濟周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消費行為的選擇。政府的反通貨膨脹政策的選擇取決于通貨膨脹的類型,對于成本拉動的通貨膨脹往往針對不同部門采取不同政策進行結構調整。對于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政府就必須采取緊縮性宏觀經濟政策(往往會加息)來抑制總需求增長。在復蘇階段消費者具有較好的未來預期,消費信心較高。但是繁榮階段往往也是通貨膨脹時期,此時超出自己能力的消費,如果是貸款消費又遇到政府加息政策,消費的成本大大提高。在衰退階段盡管還貸計劃沒變,但由于收入預期下降,利息加重,債務負擔也會越來越沉重。在蕭條階段宏觀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企業效益不佳且競爭加劇,但是消費品質量好、種類多、性價比高,消費者應該抓住時機消費,此時利率較低可以貸款消費。以購房為例,房地產業周期與宏觀經濟周期波動趨勢基本一致,繁榮時期房價上漲,國家就會加息,一旦經濟進入衰退期,房價下跌,貸款購房者有可能出現負資產,美國次級貸款危機就是例證。反之,在衰退階段,房價較低,國家還會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如減息,如果是短期貸款購房,基本上是一路春風。1996年~2003年我國八次降息,此期間貸款購房,不僅房價低廉,而且利息負擔較小。
3.就業策略選擇
宏觀經濟活動的擴張和收縮交替反復出現,影響著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這就要求勞動者依據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做出就業的選擇。在衰退期需求減少影響生產,部分行業會進行結構調整,企業減薪裁員也不可避免。面對“潛在失業”的壓力,在業者保持一份穩定的工作是最佳的選擇,只有收入的穩定,自己的資產才不會因為通貨緊縮而受到影響。在經濟衰退時期,多數行業的不景氣將使眾多企業很難擴大生產,擇業者要找到一份適合的工作也不易。對于失業者,即使是差強人意的工作也要接受。在復蘇和繁榮時期,經濟擴張導致了企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勞動者就業環境相對寬松,在業勞動者者工資上漲,擇業勞動者崗位轉換比較容易,失業勞動者就業機會擴大。
一、全球經濟趨勢預示世界經濟將持續增長
預計2007年世界經濟將連續第五年保持增長勢頭,總產出估計增長3.4% 。因此,發展中國家(包括許多最不發達國家)將繼續受益于對初級產品的強勁需求,貿易條件得到進一步改善,也使一些非洲國家的外部收支和內部財政平衡狀況得到進一步緩解。預計2007 年,非洲將以6%左右的速度增長,而拉丁美洲和西亞的增長率或將略有放慢,接近于5%。但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都得到了改善,有些國家必須支付更高的石油進口費用,而其出口產品價格并沒有以同樣比率增加。
由于中國、印度良好的經濟表現,東亞和南亞仍將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在未來若干年內,除非作為亞洲最大出口市場之一的美國采取激進措施矯正其經濟失衡從而導致重大經濟衰退,中、印的較高的投資率仍可望繼續維持。東亞和南亞經濟增長是在已經很高的增長率的基礎上加速的,使這些分區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4 年間翻了一番以上。
總體而言,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表現和追趕發達國家的潛力大大提高。雖然按絕對收入計算仍存在巨大差距,但2003―2007 年發展中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幾乎增加30%,而七國集團國家則僅增加10% 。2007 年,全球143 個發展中國家中只有不到10 個實際人均收入將有所下降。在如此有利的外部經濟環境下,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或是出現了強勁的就業增長,或是成功地穩定或略加減少了失業率。
二、發展中國家出口增長和資本凈流出增加
1998―2006 年,發展中國家實際出口額翻了一番以上(而七國集團增長不足50%)。東亞和南亞是實現出口增長最成功 (以數量計) 的地區,增長率約為160%,盡管其貿易條件有所惡化;在其他發展中地區,出口數量增長較為緩和,接近于七國集團,但從貿易條件中獲得的利益提升了出口品的購買力,進而促進了進口。總體而言,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貿易中所占的份額從1996年的29% 增加到2006 年的37% 。
出口收入的有力增長,激勵了發展中國家的總體增長勢頭。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發展中國家經常賬戶總體已首次轉向盈余。與此相反,而發達經濟體則主要因美國的巨額赤字而陷于赤字。這一現象帶來的直接后果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目前已逐漸成為規模資本的凈輸出國,資本正從較貧窮的發展中國家持續地向資本富裕的發達國家凈輸出。
三、全球經濟失衡進一步擴大
面對全球經濟失衡的進一步擴大,國際經濟學界圍繞經濟失衡的根源、是否持續以及可能的調整辦法展開了激烈的經濟政策辯論。但任何可能的調整措施都可劃分為兩類:一是“軟調整”,即通過政府干預逐漸糾正;二是“硬調整”,赤字國將經歷痛苦的緊縮和危機,并將對盈余國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對中國施加政治壓力迫使其實行浮動匯率制將可能適得其反,產生與預期正好相反的結果。目前中國利率仍然很低,人民幣可能效法日元和瑞士法郎,將中國資產輸送到高利率地區而造成人民幣貶值,這將進一步提高而不是降低中國的競爭力――是一種使全球不平衡更為加劇的后果。
因此,根據當今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可以判斷,當前全球經濟環境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實現千年發展目標提供了巨大的機會,但世界經濟仍然籠罩在嚴重的經常帳戶失衡陰影之中,大量投機性資本流動扭曲了匯率,使得經濟失衡更為加劇。而可以糾正經濟失衡的最安全的辦法,就是像約束關稅和出口補貼一樣,建立適當的全球匯率安排制度。在目前缺乏這樣安排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區域貨幣和金融合作可以填補全球經濟治理的某些空白。
四、發展中國家之間應推進區域合作
報告認為,區域經濟合作有各種形式和程度,一般而言都是為了增加跨境聯系和深化經濟活動的相互滲透,以使一個地區的各經濟體相互受益。區域經濟合作又可分為政策誘導的一體化與市場驅動的一體化兩種類型,前者被稱為“區域主義”,指正規的、條約性的經濟合作安排;后者則被稱為“區域化”,其激勵因素是區域增長活力、國際產業鏈的運動變遷以及相關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動。
不可否認,在提供替代手段和選擇、協助各國更好地應對全球化方面,區域經濟合作是可以發揮一定作用的,它有助于填補全球經濟治理結構的空白。但區域經濟合作的具體形式往往受到特定地區的歷史、地理和地緣政治因素影響,還取決于市場力量和地區內各國的干預。自20世紀90代初以來,世界各國締結的區域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或優惠貿易協定迅速增加,美國是談判自由貿易協定特別是與發展中國家談判這類協定最熱心的國家。歐盟也已與不同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簽訂了各種形式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還計劃簽署更多的此類協定。日本在與亞太地區的幾個國家進行雙邊貿易談判;其他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如澳大利亞、智利、中國、墨西哥、新加坡和土耳其也在追求與不同地區國家締結雙邊優惠貿易協定。
上述趨勢反映出,各國對市場力量日益重視,以及日益相信市場自由化、國際貿易自由化及金融開放將優化生產要素配置,特別是將會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力和加速技術升級;也反映出發展中國家趨向于把全球化看作是進入北方市場和吸引發達國家投資者投資的進程,視其為成功融入世界經濟的關鍵。
應當承認,南北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確實有可能向發展中國家伙伴提供大量的新貿易機會,還可能吸引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發展中國家。但是,這也可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潛在的不利條件,因為這類自由貿易協定一般要求對外國投資和政府采購作出影響深遠的開放,對某些方面實行新的競爭政策規則、嚴格管制知識產權、采用勞工和環境標準等。許多南北自貿協定還強迫發展中國家在世貿組織多邊規則安排之外承諾對貨物貿易實行更廣泛、更深入的自由化,一些協定還規定了與世貿組織協定不同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形式,從而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壓力,迫使它們在這一領域作出更大開放承諾。因此,簽訂南北自貿協定很有可能縮小發展中國家政策空間,不能忽視的是,國家政策空間在競爭性產業的中長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
南北自貿協定不利于發展中國家另一理由是:由于自貿協定是互惠承諾,與發達國家締結該協定就同時取消了發展中國家可能從其他協定中獲得特殊和差別待遇的可能性。由于發展中國家是在較落后的國內工業發展階段、供給和市場能力較弱的時期締結南北自由貿易關系的,這使其被置于與發達國家相比不利的地位。
此外,發展中國家能否從北南雙邊談判中獲益,還受到其較弱的談判能力以及發達國家缺乏靈活性的制約,許多發達國家根本不把將減少或取消農業補貼作為雙邊自貿協定的談判議題。除農業外,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南北自貿協定談判的另一難點問題是,常常因為自身有限的供給能力和競爭力以及本國企業向發達國家出口時無力遵守發達國家嚴苛的原產地規則,無法實際享受到自貿協定提供的更多市場準入機會。因此,某一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締結自貿協定后能夠享受到的優惠,在同一發達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締結自貿協定后往往很快受到侵蝕。
如何幫助發展中國家走出上述困境?出路在于,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地開展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區域合作,這一區域合作的內涵是廣義的,即光有貿易自由化是不夠的:積極的區域合作應擴展至促進整體經濟增長、改善經濟結構的宏觀經濟政策領域,包括貨幣與金融安排、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產業政策等。
關鍵詞:金融危機 國際金融法 監管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6-130-02
國際金融法是調整跨國金融關系的國際規范和國內規范的總稱。在內容上,它涉及國際貨幣體系、資本跨國流動、各種融資交易、銀行、證券等金融市場的監管。同時,國際金融法又是國際經濟法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傳統的國際貿易法和投資法息息相關。在現代跨國經濟關系中,離開國際金融法所形成的秩序,各類國際貿易活動、投資活動和各種經濟活動將難以合理、順利地進行;而國際金融制度的成熟和完善,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貿易、投資以及其它各種國際經濟活動的方式和效率。
一、國際金融法的研究領域
在國際金融法的教學中,一般會涉及貨幣法和金融法兩個性質有別但又緊密聯系的法律部門。其中,貨幣法是指調整國家之間因貨幣管理活動而產生的國際貨幣關系的國際和國內規范的總稱,它規定了關于貨幣的兌換、流動和匯率方面的法律規則,構成貨幣金融制度的基礎,具有典型的公法性質;金融法則是調整不同國家民事主體之間因跨國金融交易而產生的金融關系的法律規范,既包括公法意義上國家對銀行、證券、衍生工具市場的規制,也包括國際貿易融資、貸款融資、租賃融資等市場交易的法律規則,這類法律制度雖然包含有一定的管制法內容,但在本質上具有私法性質。
應該說,國際金融法是伴隨著國際貿易、投資的發展形成并發展起來的。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金融法作為跨越國境的貨幣資金活動,已經滲透到現代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金融全球化、金融創新對國際金融法的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它強調了國際金融法在國際經濟法中的地位。涉外金融法的發達與否已經成為衡量現代各國經濟環境優劣的重要標志,并逐漸趨同,采取市場化的規則來規制金融交易。其次,它為國際金融法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國際金融法的管轄范圍涉及電子貨幣、跨國銀行及其網絡業務、貸款證券化、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等國際金融新事物、新領域,這些新領域的相互交叉和錯綜復雜的關系拓寬了國際金融法的研究范圍和教學的新角度。再次,世界經濟和金融發展嚴重失衡,金融資源日益向發達國家傾斜,發展中國家日益邊緣化,國際金融關系的不對稱性和不穩定性明顯增強,金融危機時有發生。在現行的國際金融條約和慣例文件中不乏發達國家金融立法和實踐的影響,發達國家的金融法通過影響國際金融法間接影響到全世界各國國內金融立法的面貌。這一切給國際金融法的走勢提供了歷史性機遇,也對國際金融法律制度的統一以及通過法律制度統一促進經濟交往提出了強烈的要求。最后,金融全球化推動了國際金融法的制度創新。例如,作為貿易領域的國際組織WTO,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第一次將包括金融在內的服務貿易納入談判議題,簽署了《服務貿易總協定》,將貨物貿易的一些基本原則如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適用到金融服務領域,并在市場準入、外國金融服務提供者及其服務的待遇標準以及金融全球化等方面作了新的制度安排。再如,金融混業經營的出現以及成為金融集團經營的主要模式,使得傳統的立足于區分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如銀行、證券公司、期貨公司)作為監管基礎的機構型監管難以適應實踐的需要,許多國家轉而采用立足于具體金融交易行為的功能型監管。
二、美國金融危機帶來的國際金融法教學的新特點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并引發全球主要金融市場的持續動蕩。此次危機的導火線是美國銀行利率上漲以及房地產價格下降帶來的資金鏈的斷裂,然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卻在于金融風險通過信用衍生品的創新逐漸累加,并通過相關產品的拆分和出售不斷擴大。另一方面,各國金融規制和監管的缺陷,則加劇了危機發生的廣度和深度。由此,危機后主要經濟體和國際組織都出臺了改革和加強金融規制和監管作為統領性主題和主導內容的方案,凸顯出防范未來金融風險和危機的規律和客觀需要以及國際發展的新趨勢,為豐富國際金融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研究領域。
首先,金融危機的發生背景反映了晚期世界經濟發展的鮮明特征――經濟的金融化。所謂經濟的金融化,是指實物經濟被金融經濟所取代,社會資產的金融資產化程度不斷加深,國家間、以及跨國國民間的交易日益深入地表現為國際金融關系,金融因其更適合“數字化”和“終極市場”而日益成為經濟生活中的核心性、主導性和戰略性要素,特別是原來并非國際金融法重點研究領域的金融衍生產品在整個金融危機中不斷出現并成為危機發生的導火索。金融創新導致了國際金融關系的多樣化和復雜化,客觀上要求國際金融法隨之發展和創新,通過確認、調節、調和等手段為金融創新提供制度保障。各國監管改革方案紛紛加大對金融業審查的力度,將游離于監管邊緣的場外衍生品市場和對沖基金納入監管體系,整合證券和期貨的監管,以降低系統風險。
其次,在金融危機后,學者的研究除了立足于衍生品、資產證券化等具體金融產品和銀行、證券、期貨等市場,同時還從宏觀層面研究監管模式的轉化,而監管模式是國際金融法教學中的重要內容,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在20世紀90年代,“去監管化”成為金融創新和金融自由化下立法和執法的發展趨勢,這不僅是就美國而言,對全球主要金融系統也是同樣的策略選擇。許多國家紛紛通過修改金融法律法規,取消長期執行的許多限制,為金融創新的深入進行和金融市場的開放和變革提供法律上的便利,打破不同金融機構、金融業務間的嚴格界限,取消對海外金融活動的種種限制。而金融危機的發生一定程度上是風險累積的結果,這種風險同時還被不斷分割、定價,經過復雜的包裝進行傳播,并造成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因此,金融危機后,各主要經濟體和國際組織開始重視經濟政策與金融風險的失衡,強調宏觀審慎的重要性,要求金融監管機關應與中央銀行等宏觀經濟政策制定機關建立有效的信息溝通和措施協調的機構與機制。也就是說,金融監管應將金融系統作為一個整體看待,同時還應關注宏觀經濟環境和宏觀經濟政策,而宏觀經濟政策也應當考慮金融監管和金融穩定的需要。
最后,與國際金融法相關的問題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滲透、輻射和影響。金融危機之后,許多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發現,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倒掛,使得制造業基本處于停滯狀態,工業生產增長速度迅速下滑是金融危機發生的實質原因之一,這就意味著應進行經濟結構的根本改革,逐漸從債務推動型增長模式向出口推動型增長模式轉化。而且進入2009年后,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開始顯現,在各國就業壓力增大、市場競爭更加激烈的形勢下,貿易保護升溫,專門針對我國的貿易保護措施不斷增加。這些貿易保護措施甚至和金融法相聯系,美國等發達國家將外貿逆差頻頻與人民幣匯率問題掛鉤,指責因為人民幣被“低估”,導致美國每年對華的巨額貿易逆差,更有議員宣稱,中國對貨幣市場的干預,是中國經濟每年10%高速增長和美國接近10%失業率的“根源”。而貨幣問題是國際金融法教學中的重要問題,急需從一國承擔的匯率調整的國際法義務等角度解釋人民幣的匯率制度。
三、美國金融危機后國際金融法教學的新思路
由此可見,與以往相比,當代國際金融法對于世界經濟環境和國際金融關系的變化作出了更為主動的適應和更為積極的回應,無論是框架體系還是制度內容,無論是外在形式還是內在理念,均有重大的發展。在教學中,除了傳統的教學力求讓學生對整個國際金融法的體系有系統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從理論上理解國際金融法的基本知識和基礎理論、跨國金融交易的基本運作程序與模式、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典型的國際金融法案例外,還應充分利用美國金融危機帶來的新問題,引導學生關注國際金融法的未來走勢。
摘 要 在西部大開發戰略進一步深化的大背景下,《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獲得國家批準實施, 經濟區開放開發由此上升為國家戰略。這是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的一件大事, 也是廣西加快發展千載難逢的重大歷史機遇。正是在這一歷史機遇面前,如何利用這次機會振興廣西經濟,提升廣西在全國乃至東南亞經濟圈布局的地位,尋求一條科學、高效的發展路徑,研究經濟發展相關的機制、方法等,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本文從金融發展角度來探討廣西經濟的支持問題。
關鍵詞 廣西金融發展 支持 經濟增長 對策
廣西的經濟增長對金融發展有較高的依賴性,而廣西的金融發展在總體上是供求失衡的,資本外流與金融壟斷等問題,制約著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廣西等西部落后地區的金融體制改革,相對于經濟體制改革是滯后的,越來越不能滿足西部經濟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已經成為我國西部省份經濟發展的障礙。
一、大力推進金融制度創新
(一)放松市場準入限制,培育金融競爭性市場
研究表明,多元化的金融機構和體制才能適應地區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從長遠看,必須放開資金市場,發育多元化的金融組織機構,迫使現有的金融機構進行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只有在充分競爭的前提下,才能有效擴大金融服務,滿足融資需求。
(二)建立退出機制,加強金融機構的市場約束
廣西境內存在相當數量的產權不清晰、管理混亂、經營虧損嚴重的信用社,這些信用社既無流動性,又無利潤性,更沒有清償性,可以說是一無所有。對于這種機構,如果不將其淘汰出金融市場,只能是一種矛盾的掩蓋,而不是矛盾的解決。要想辦法讓它們平穩地退出金融領域,同時要保證金融秩序的穩定以及存款人和社員的利益。
(三)明晰廣西金融機構產權關系,完善內部治理結構
廣西未來的金融市場應該是一個由多種金融機構組成的、高效的競爭性金融市場。這些金融機構既可以是商業性的,也可以是合作制的;可以是國有的、股份制的,也可以是民營的,但不論哪一種類型,都必須產權明晰、權責分明,并在產權明晰的基礎上進行股份制改造。
二、培育分工合理、功能互補的正規金融體系
(一)改革國有銀行
國有商業銀行是廣西銀行體系乃至整個金融體系的主體,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進程將直接影響著廣西區域經濟增長過程中金融體系的健康運轉和支持功能的正常發揮。為了充分發揮國有商業銀行在廣西培育經濟增長級中的作用,廣西地區的商業銀行應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
1.積極配合總行的股份制改造。
2.完善內部的管理控制制度,加強合規文化建設。
3.優化信貸投向結構,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
4.適應廣西培育經濟增長級的需要,強化金融創新。
(二)建立民營金融企業
廣西發展民營銀行對經濟金融發展有許多現實意義。一是可以完善金融體系。從銀行來市場細分的角度來看,完善的銀行業整體架構中,也應具有中小型銀行操作的空間,以豐富金融結構的微觀構成,而民營銀行可以擔負起“補缺”的任務;二是成產民營銀行可以解決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的融資問題。
(三)重建廣西農村商業性金融體系
商業性金融服務是典型的私人金融產品,其消費具有嚴格的排他性和競爭性,只有條件好、抗風險能力強、經營前景優良、信用等級高的農村經濟主體才能得到這種金融服務。
1.堅持農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方向,為廣西農村經濟效益好的二、三產業服務
2.將商業化經營明顯的農村信用社改革成農村商業銀行
3.創建農村民營金融組織
三、優化廣西金融發展的外部環境
(一)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1.穩定宏觀經濟政策,為金融發展培育良好的經濟環境
地方政府不能過度參與和干預金融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貫性和一致性,維持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加快商品化、市場化和貨幣化進程,給金融機構的生存和發展創造必要條件。
2.改進和完善金融基礎設施
因此,針對廣西地區金融抑制嚴重,金融深化程度低的現實,要加強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一方面要用市場力量規范發展金融機構,建立完善地區多元化的金融機構體系。另一方面,大力發展金融信息技術,降低金融交易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金融交易的效率。最后,要加強金融人才的培養。
(二)加強法制建設,樹立誠信觀念
1.政府要倡導信用觀念,并帶頭遵守信用
政府部門信用觀念的強弱是決定一個國家或者地區能否建立起良好信用秩序的基礎和前提,政府遵守信用的關鍵是要保護產權,尊重產權,進而在全社會確立誠實信用的理念和傳統。
2.建立健全的法律體系保障正常的信用關系和環境
僅靠良心道德不可能有效地約束所有債權人和債務人的行為。必須依靠法律的力量,把一切信用活動納入法制的軌道,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法制環境,為市場經濟建立必要的法制基礎,才能維護和培養良好的社會信用秩序,使誠實守信成為經濟主體的自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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