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新經濟政策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國家新經濟政策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國家新經濟政策范文

（上海財經大學，上海 200433）

摘要：當今知識時代，人力資本、技術進步已成為提高生產力的決定因素，研究怎樣通過教育、研發投入的合理配置及制定有效的人才制度保障政策與提升香港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目前還沒有學者從教育、研發投入及人才制度保障政策等三方面的因素對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影響的角度進行系統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以致在某種程度上忽略了從教育、研發投入的資源配置和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制定的成效等三者與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之間關系、影響和推動作用。

關鍵詞 ：教育、研發投入； 人才制度保障政策；高教國際競爭力； 交替或互補關系

中圖分類號：C96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5）22-0263-05

一、文獻回顧

臺灣教育及文化委員會（2003）曾對如促進臺灣的高教國際競爭力進行了一次項目報告研究，當中的研究計劃包括提供科技創新投入資源、教育投入資源、跨校大型研究、檢討高等教育進退埸機制等等。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04）指出，要使香港的教育達到國際競爭的高水平，其中重要的一點是透過各個院校之間的相互合作，發揮各自的專長，并增強研究的合作可行性，吸納不同界別的資金，增加研究的貢獻。

李俊湖（2008）指出地區的教育部門，越來越關注并十分重視對當地提升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性，要增強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其中培養更多的專業人才、提升研究、教學與服務功能的高等教育為重要因素。朱紅、朱敬、劉立新（2010）對中國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進行了一次比較研究，當中包括評價方法體系的研究，及進行評價及比較分析，最后總結出提升中國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的戰略，主要為科教興國、建立人才強國、以科學發展觀統領教育、高教大眾化與普及等等。

二、實證研究設計

本文研究的教育投入和研發投入主要是指政府方面的投入。文章的研究方向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探討教育、研發投入及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之間的交互關系。教育、研發投入及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之間可能有著互補或替代關系，若了解掌握三者間的關系，定能對整個地區的教育競爭決策有著一定的控制及針對性的改善。其次，是確定教育、研發投入及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分別對高教國際競爭力的影響。本文認為這三項項目（因素）會影響一個地方的高教國際競爭力（結果），若能夠分析其影響的方向及其影響量，定能有效提升一個地方的高教國際競爭力。如圖1所示。

高教國際競爭力之間的交互關系 來源：本研究

（一）變量定義

抽取不同的數據代表教育投入、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及高教國際競爭力：

1.教育投入（自變量）

利用香港統計處及教育局、新加坡統計部門，Year of Statistics，Singapore 2014及教育局歷年的教育投入數據，代表當地教育的投入，再將其除以當年的地方人口后Ln，以Ln_Edu_（地方）表示。

2.研發投入（自變量）

利用香港創新科技署2012的數據及Agency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Research of Year of Statistics，Singapore 2014，代表當地教育的投入，再將其除以當年的地方人口后Ln，以Ln_RD_（地方）表示。

3.人才制度保障政策（自變量）

利用香港統計處歷年人口統計數字及新加坡統計部門歷年人口數字，代表當地教育的投入，再將其除以當年的地方人口后Ln，以Ln_Talent_（地方）表示。

（四）高教國際競爭力（因變量）

利用WEF全球競爭力排名（前15名），代表該地的高教國際競爭力。利用2005至2012年間的排名，可以得知香港及新加坡的高教國際競爭力的概況。但由于排名的數字愈大，該地的高教國際競爭力就愈低。因此，本文將每年的排名以下列公式進行變量轉換，以Ln_Score_（地方）表示：

這樣能有效代表地方的高教國際競爭力，Ln_Score_（地方）的數值愈高，該地的高教國際競爭力也愈大。

香港及新加坡兩地的規模各不相同，為了增加年與年及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可比性，所有的變量均需先除以當年地方人口，方能更代表當時的真實投入。以下是香港及新加坡兩地各年地方人口：

（二）模型建立

基于上述的研究方向及文獻分析，本文有以下的假設：

假設1：教育投入與研發投入之間的為正相關

教育投入是一個國家（地區）投入在教育領域中的人力、財力和物力的總和，它包括支付在師資、學校硬件及軟件設施、教材及學費等經費支出。教育投入是人力資本形成和積累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途徑，人力資本和知識儲存量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的積累增加，最終培育出后備勞動力和各層次的專業人才，而研發投入是在科學技術領域中的活動，是為提升創新技術水平而進行一系列相關的科學探索研究活動，它需要龐大的專業人才隊伍及高科技的設備來進行科學研究。研發活動過程是積累知識的過程，通過大量的研發可以提升知識存量，因此研發活動是人力資本形成的基礎，也是人力資本投資的高級形式。教育投入和研發投入都是人力資本形成的最主要途徑。

假設2：教育投入與人才制度保障政策為正相關

教育投入的最終目的是培育后備勞動力和各層次的專業人才。在人才競爭激烈的當今世界，要留住用教育投入資源長期投資、用盡心血培育出來的人才是各國（地區）的一項艱巨任務。人才的流失將嚴重影響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發展，因此人才制度保障政策的有效性將是決定人才去留的關鍵因素。另外，一個國家（地區）教育的發展也會影響人才的去留。

假設3：研發投入與人才制度保障政策為正相關

研發投入活動需要龐大的專業人才隊伍來進行，人才的質與量絕對會影響科學研究的素質及結果。人才制度保障政策的有效性將是決定人才去留的關鍵因素，留住人才可以促進科研的發展。另外，研發活動過程中將會培育出更多的本地人才。

假設4：教育投入與高教國際競爭力為正相關

教育投入是人力資本形成和知識積累。人力資本的形成和知識積累形成人才的最后階段主要是體現在高等教育的階段內。因此，教育投入，特別是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投入顯得更加重要。高等教育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載體，傳播知識、創造知識的重要陣地，肩負著一個國家（地區）培育專業人才的的重大責任，培育的優質人才越多，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就越強。因此教育投入與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之間緊密相互影響。

假設5：研發投入與高教國際競爭力為正相關

研發活動專業人才隊伍的培育重任一直都當擔在高等教育機構身上，高等教育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載體，肩負著培養專業人才的重大責任。一個國家（地區）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的強弱，影響到世界人才集聚的數量和質量。另外，高教國際競爭力的衡量標準之一是一個國家（地區）是否有高素質的研究成果，貢獻世界。研發當中的研究發展絕對是影響高教國際競爭力的因素之一。

假設6：人才制度保障政策與高教國際競爭力為正相關

科學有效的人才保障制度政策是吸引世界精英人才的重要措施。高等教育機構是除了培養人才外，還是世界高水平人才聚集的基地。由此可見，人才制度保障政策與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有著相互重要的影響。

三、分析及結果

（一）描述性分析

描述性分析的主要作用為對各項變量有一個觀感上的認知，主要包括變量的中心趨勢及離散。以下是香港及新加坡兩地教育投入、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及高教國際競爭力四者的描述性統計：

香港：

從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到Ln_Talent_HK及Ln_Score_HK的離散較大，Ln_Edu_HK及Ln_RD_HK的離散則較小。就整體四項的離散情況而言，Ln_Edu_HK及Ln_RD_HK的離散相約，而Ln_Talent_HK及Ln_Score_HK的離散相約。

新加坡：

從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到Ln_Edu_SG及Ln_RD_SG的離散較大，Ln_Talent_SG及Ln_Score_SG的離散則較小。就整體四項的離散情況而言，四者的離散均十分相約。

（二）相關性分析

相關性分析是用來衡量兩個隨機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當中包括方向及強度。分析的意義在于能夠辨別變量的獨立性，一來有助對兩者之間的關系作出推論，另外有助后期變量模型的建立。相關性衡量及系數計算有多種不同的方法，本文中所使用的相關系數為Pearson相關系數：

當中的E為期望值函數（expectation function）。

本文利用相關性分析，研究香港及新加坡兩地教育投入、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及高教國際競爭力四者的關系。以下是香港及新加坡各項變量的相關性分析之結果：

從表中可以看到全部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均為正相關，均約大于0.4，有些相關性更為顯著，可推測香港的教育投入、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及高教國際競爭力之間的關系均為互補。

從表中可以看到全部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均為正相關，大部分的相關約大于0.6，不少相關性更為顯著，可推測新加坡的教育投入、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及高教國際競爭力之間的關系均為互補。

而且，從表中可以看到于香港、新加坡兩地在教育投入、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及高教國際競爭力的關系均為互補，一項的發展能影響（或代表）另一項的發展。另一點要留意的是，當中的三項自變量（教育投入、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中，他們的相關性不弱，有些更為顯著，若使用最小二乘法的線性回歸構作模型，會發生嚴重的多重共線性的問題，直接影響研究推論。因此下文將嘗試利用其他方法去構作模型，提高推論的可靠性。

（三）因素分析

前面的相關性分析中，可以看到三項自變量（教育投入、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計劃）之間的高度相關性。因此可以推論出，教育投入、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三者中可能存在著一些潛在因素，同時影響著三者。本節將利用主成分分析，嘗試萃取當中的因素。以下是兩地的分析結果：

從兩地的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到累積變異量也高達70%以上，而教育投入、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均存在著一個共同的潛在因素，這項結果能有助于后文進行更加準確的模型建構。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潛在因素的推論：不論是教育投入、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人力資源均對三者有著重大的影響。負責教育投入資源配置人才的素質會影響對教育資源的規劃利用和發展；人才的質量絕對會影響研發研究的素質；不同類型人才的去留也影響人才制度保障政策當中的資源分配。因此，教育投入、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三者間的潛在因素為人力資源（以joint表示）。

（四）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香港學者侯杰泰、成子娟以及內地學者溫忠麟曾對結構方程有深入的研究。武文杰、劉志林和張文（2010）曾用結構方程模型來分析北京居住用地價格影響因素。在上一節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教育投入、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均與高教國際競爭力成正相關，而教育投入、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這三項自變量的高度相關性能夠歸立成一個潛在因素。因此，本節嘗試利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模型建構，目的主要有兩個部份：首先，研究人力資源對高教國際競爭力的影響；其次，研究教育投入、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對人力資源的重要性，從而推論出三項對高教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性。以下是模型的假設：

香港

香港模型擬合分析

從香港的模型擬合分析結果中，卡方檢定的p-value均大于0.05（0.344），其他模型擬合統計測量如RMR，GFI均十分理想，顯示模型的高擬合度，而大部分的系數也通過顯著性測試。這說明整個模型的信度高。

從新加坡的模型擬合分析結果中，卡方檢定的p-value均大于0.05（0.366），其他模型擬合統計測量如RMR，GFI均十分理想，顯示模型的高擬合度，而全部系數也通過顯著性測試。這說明整個模型的信度高。

以下歸納了兩地模型的標準化系數，以便進行比較：

四、結論

香港和新加坡兩地在教育、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及高教國際競爭力的關系均為互補，一項的發展能影響（或代表）另一項的發展。當中的三項自變量（教育投入、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中，他們的相關性不弱，有些更為顯著。從香港、新加坡的分析中，累積變異量高達70%以上，而教育投入、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均存在著一個共同的潛在因素。不論是教育、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人力資源均對三者顯示重大影響，三者間的潛在因素為人力資源。由教育、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歸納出來的潛在因素對高教國際競爭力的影響均為正數，顯示人力資源對高教國際競爭力有正面的影響，人力資源的素質會影響該地方的高教國際競爭力。香港的系數比新加坡低，顯示香港的高教國際競爭力對于人力資源的敏感度相對新加坡低。三項自變量（教育投入、研發投入、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對人力資源全部系數均為正數，顯示人力資源與三者有著正面的關系，從而正面反映出三者對一個地方高教國際競爭力的影響。香港研發投入對高教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最高，其次是人才制度保障政策，最后為教育投入；新加坡人才制度保障政策對對高教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為最高，其次是教育投入，最后為研發投入。

參考文獻：

[1] 香港政府統計處、創新科技署、教育局等歷年的研發投入及教育投入數據.

[2] 新加坡統計局及教育局歷年的研發投入及教育投入數據.

[3] Agency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Research of Year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2014.

第2篇：國家新經濟政策范文

"新經濟"理解為"由新技術革命所推動的經濟發展與增長"。這種理解是一種較寬的理解。經濟史上的一些重大技術革命，如鐵路、電力、汽車等等，都曾推動了經濟的發展與增長，因此，都可以稱作"新經濟"。那么，當前的"新經濟"，即以信息技術革命為主的"新經濟"，究竟"新"在哪里？我們如何更好地去認識它、把握它、借鑒它？美國的"新經濟"也正在發展中、變化中，特別是美國這一輪的經濟增長究竟能持續多久，都還在觀察之中。就美國已經發生的情況來看，"新經濟"的"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就技術層面和微觀層面來考察，新經濟"新"在它是一個創新的"蜂聚 "時期

在創新的"蜂聚"時期，一大批新興的高科技中小企業應運而生，迅速崛起。

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曾經指出，創新是經濟變動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創新的發揮作用只是"蜂聚"在某些時間里。他特別指明，"創新"不同于"發明和試驗"，因為"發明和試驗"本身對于經濟生活不產生任何影響。熊彼特所說的" 創新"，是指能對經濟生活產生影響的"生產手段的新組合"。他指出，這種" 新組合"包括5種情況：①采用一種新產品，或產品的一種新特性；②采用一種新生產方法，或新商業方法；③開辟一個新市場；5控制一種新的原材料供應來源；⑤實現一種新組織，包括造成一種壟斷地位，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

當前正在推動經濟發展與增長的信息技術革命，主要是以計算機和互聯網的發展為主線。二戰結束時，現代電子數字計算機開始問世。在此后的30多年里，計算機本身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大型到微型、從慢速到高速、從專用到通用、從低性能到高性能、從高價格到低價格的不斷更新與不斷升級的演進過程。

80年代和90年代這兩個創新"蜂聚"時期，比起歷史上鐵路、電力、汽車等的創新情況，規模與影響更加空前。特別突出的是，一大批高新技術的中小企業迅速誕生與崛起。這首先與信息技術產業本身的特點有關。一者，信息技術產業的產業鏈很長，其相關產品的生產可以分解出許多更細的、獨立的新行業，如芯片業、軟件業、互聯網業、電子商務等等。二者，這些新分出的獨立行業，一般不需要巨大的建筑廠房和機器設備，新企業很容易創建，特別是由互聯網而產生了一種新的虛擬企業形式。三者，計算機與互聯網的應用性極廣，且易于操作，購置成本低，使其迅速大眾化、普及化、社會化，迅速滲透到或融合到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包括傳統工業與商業部門，由此，產生了巨大的需求，推動了大批新興中小企業的產生與發展。

2、就市場運作層面來考察，新經濟"新"在它使競爭空前加劇

首先，企業間的競爭空前加劇。

其次，人才的競爭空前加劇。

再次，國際市場的競爭空前加劇。經濟的全球化促進了"新經濟"的發展； "新經濟"的發展又進一步加速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從技術本身的特性來說，互聯網是無國界的。以互聯網為技術基礎的現代國際金融與電子商務，以其以秒計算的速度，加劇著國際競爭。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的國際競爭中，美國無疑處于極其有利的地位。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如何加速自己國家"新經濟"的發展，如何在新的國際競爭環境下維護自己的利益，是極為重要的問題。

3、就資金層面來考察，新經濟"新"在融資方式的創新

在信息技術革命的創新"蜂聚"時期，大批高新技術的中小企業之所以能夠誕生和崛起，與資本市場上融資方式的創新是分不開的。這主要有兩大方面：一是在這些高科技中小企業的創業期，新興的風險資本的投資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二是在這些高科技中小企業的成長期，即其開始上市，新興的納斯達克股票市場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一個高科技中小企業，在其創業與成長的過程中，一般有四部分人在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一是企業家，即創業者或技術創新者；二是專業的管理者；三是風險資本家；四是投資銀行家。這四部分人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共同策劃發展戰略，作出決策，并以商業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出雄心勃勃的創業與發展計劃。

4、就政府層面來考察，新經濟"新"在政策與制度的創新。

在"新經濟"的發展中，政府的作用不是減弱了，而是更為重要了；政府的直接干預減少了，而政府的職能更集中于為市場機制更好地發揮作用，為保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創造必要的政策與制度條件。

對于美國高科技迅速發展和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世界銀行發展經濟研究部研究主管尤蘇夫提綱挈領地談了11條：（1）由里根時期開始的減稅。這對于推動民間投資具有重要作用。（2）金融市場的穩定性。以格林斯潘為主席的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起到了重要作用。（3）政府在許多領域的解除管制。（4）金融體系的創新。如各種投資公司、基金等的活躍，為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資金支持。（5）對外來移民的開放性政策。這有助于人才的流入。（6）企業與研究機構之間的緊密聯系。（7）冷戰結束后，軍事工業向商業與民用的轉移。（8）計算機、互聯網的廣泛使用。（9）對外貿易的開放性。（10）R＆D的大量投入與效率的提高。（11）美國的海外投資不多，大多投資于國內。這與日本、韓國不同，日、韓大量進行海外投資，影響了國內產業的發展。以上11條，就有8條涉及到政府的政策，包括財政政策、金融政策、解除管制政策、移民政策、軍轉民政策、外貿政策、科技政策等等。"新經濟"是這些政策綜合作用的結果。克林頓在2000年度的《總統經濟報告》中，從政府政策的角度，將90年代美國經濟的成功歸因于經濟政策的三大支柱：其一，財政約束，以利于降低利率和刺激商務投資；其二，投資于教育、醫療保健，以及科學和技術，以迎接21世紀的挑戰；其三，打開國外市場，以便美國人能有更好的機會參與海外競爭。在2000年4月5日"白宮新經濟會議"上，克林頓說，關于美國經濟增長的原因，其答案不是單一的。他歸結了四條，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有兩條：一是新經濟的性質，它以技術為動力，以創意（ideas）為引導，置根于創新和進取心；二是美國企業制度的力量；第三條，許多傳統產業和工人提高了生產率；第四條，政府的上述三大政策也起到了重大作用，這些政策為"新經濟"的繁榮創造了基礎條件。

5、就宏觀經濟層面來考察，新經濟"新" 在促進了經濟周期波動的微波化

首先，信息技術革命促進了供求的良性互動。

第3篇：國家新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新經濟 國際貿易 創新 中國

21世紀的經濟，是一個全球化的經濟，這對我們來說既是挑戰，也是一種機遇，如何更好的融入全球化，同時發揮本國貿易優勢，相對應地帶動我國經濟的發展，共謀和諧發展，這就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新經濟時代

所謂的新經濟時代，就是利用科學技術、相適應的經濟政策和有意義的商業實踐這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從而產生令人矚目的經濟績效。如果出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和較高的收入，以及低失業率和不會影響經濟發展的通貨膨脹，那么毫無疑問，這種情況，就是我們所說的新經濟時代。這樣的經濟發展下，是能夠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的，保持社會的穩定發展。

新經濟相比較傳統經濟而言，這是一種歷史的進步，是一種從知識經濟而發展過來的全球化經濟。有著顯著的高科技化特征和全球化特征。新經濟趨向于的主體是全球一體化，借助于電子商務來實現交換，生產方式不同于傳統的經濟，著重于集約型，憑借高科技和信息的力量來實現自己增長的原動力，無限供給人類所需的資源，讓人類都可以獲得資源的共享。總之，新經濟的核心是現代科技，是利用知識和信息從事生產、分配以及更好使用的經濟。

二、新經濟時代影響下國際貿易的創新

新經濟時代的到來，這在一定程度上勢必將產生行業內貿易朝氣蓬勃的發展，行業范圍的擴大發展，一些新的問題不斷地被提出，尤其經濟貿易這一問題。

（一）新經濟時代下國際貿易發生變化的首先是商品結構

對外出口的商品貿易主體是“高科技的密集型產品”。而這種所謂的“高科技的密集型產品”是指那種含有高科技的高成分的產品。國際上對此也有相關規定，無論是使用高科技的生產的產品還是有傳統技術被高技術改造之后生產的產品，如果其高技術成分超過百分之七十，那么這些產品都被成為高技術的密集型產品。這些高技術的密集型產品，與傳統的相比，它們重量相當輕，甚至是沒有重量，商品種類多樣，方便操作使用，有很強的可用性，價格相對低廉，是無法與傳統商品相比擬的。從現在的貿易現狀來看，未來貿易的發展趨勢是，以高技術的密集型產品為主，貿易增速會超過其他產品。

（二）新經濟時代下，知識或者說是技術的密集型這一類的服務貿易將飛速發展

這也是一種國際服務貿易，主要是提供各種各類的知識（技術）服務，具體細分是四個方面：1、信息產品和服務。新經濟時代，是一個信息網絡化的時代，信息產品與服務都在聯系著社會的方方面面，同時對信息產品和服務產品也有了更大的需求。所以說，在當代國際貿易中尤其是以知識性為主的國際服務貿易中，將信息產品和服務結合起來就是貿易的主要內容。2、知識。這個知識時代，科技的時代，知識也是一種商品，也是可以進行貿易交流的，包括很多方面，專利，管理，專業知識等等。3、金融服務，包括銀行交易等等。4、投資服務。提供可供覆蓋跨國經營投資的各種服務，具體的有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和能夠供國際投資使用的一些通用知識，信息和知識技術都是這些功能的載體依托。

（三）在貿易中高技術貿易越來越重要

科學技術依然是第一生產力，技術這一要素，一部分是直接轉化為生產力，一部分是作為國際貿易中可以用于交換的對象，因此，與之相關的技術專利、專有技術和商標作為體現技術的技術貿易在整個國際貿易的格局中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三、新經濟時代下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新經濟時代是依托信息與網絡，那么全球的網絡影響下，中國的經濟對外貿易必然會受到或多或少的影響。新經濟時代這把雙刃劍，讓中國經濟在獲得機遇同時，也無可避免的受到相當大的挑戰。我們必須秉持這全面看待問題的態度，采取有效措施，制定有效政策，充分發揮知識這一資本在外貿中大施拳腳，走出被動境地，爭取占有主動地位在未來的國際貿易發展中，持續不斷地促進國民經濟穩步、健康、持久地發展。

（一）增大科技投入，實行用科技發展帶動貿易

注重科技的力量，不是一味的投資引進外資。同時深化市場上經濟體制的變革，尤其是宏觀投資或融資和微觀上各個企業的不同經營體制的轉變，較多地依賴市場的力量同時加強對知識產業的投入。

（二）增加教育基金的投入，重視人才資本的培養

相比較發達國家來說，我國在教育這方面的投資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這樣造成，國民的素質普遍低于發達國家，在一些服務貿易方面相當顯著。這不適應現在的新經濟時代，國際貿易這方面，對素質的要求也是相當高的，需要專業的人才。一，國家加大教育基金投入，培養更多高素質高能力的人才，二，外貿企業也應該重視人力資本，多對員工進行培訓，適應不斷更新的知識。

（三）加快轉變貿易的方式

如今網絡交易已有取代傳統交易的趨勢，而在我國大部分企業仍然是傳統的交易方式，浪費了大量的人力成本，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加大電子商務以及網絡貿易的宣傳，另一方面，培養大批掌握現代技術手段和營銷的人才。

四、結語

新經濟時代是科技的時代，知識的時代，互聯網絡的時代。一系列科技的發展變革，促使經濟環境，貿易，商業等一系列發生變化。不可否認，這是一種機遇，一種創新發展的機遇，同時也是一種壓力，對于發展中國家面臨更為緊迫的任務，調整格局，有效的利用科技網絡資源進行發展。無論是國際的貿易，還是中國的貿易，要順應歷史發展的大方向，不斷調整完善自我，才能更有利于本國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尹祖寧.當代國際貿易創新與我國對外經貿發展[J].當代財經，2003（1）

第4篇：國家新經濟政策范文

1.1使經濟管理與市場經濟相互促進

市場是實現經濟資源優化配給的重要途徑，但當前市場上頻頻出現不正當競爭事件，干擾了經濟市場的有序運轉，阻礙市場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在全球化經濟趨勢的帶動下，我國的市場經濟格局長期處于變化發展中，這就導致了矛盾的產生，即經濟干預調節策略無法與日趨變化的市場經濟格局協調一致，為了調解這一矛盾，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管理進行改良創新，使經濟管理工作與市場經濟發展步調相互配合，通過公共傳播媒介對市場經濟進行優化，可以修正市場固有的問題和不足。在對宏觀經濟管理工作進行改良創新時，不能脫離固有的經濟政策、經濟干預手段和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情況，應立足于實情進行改良創新，創設與我國經濟政策和市場格局相符的宏觀經濟管理。

1.2革新經濟干預促進市場資源合理配給

經濟市場是實現社會生產資源優化分配的關鍵途徑，因此要實現資源合理分配，必須依托市場。但由于當前市場經濟發展并不完善，在發展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許多不足，這些問題都會對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造成干擾和影響。要想提升市場資源分配的科學性，應立足實際對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系進行改良創新，并選擇適宜的策略調整市場中的資源配給模式，提高資源的利用率，讓經濟資源創造出最大的價值。政府宏觀干預市場資源配給的手段主要是，調整公有財產與私有財產在市場中的比例，并對這兩種財產進行合理分配，防止因分配不均擴大社會的貧富差距。

2.對宏觀經濟管理進行改良創新的措施

2.1調整宏觀經濟干預管理的方向

政府采取何種手段對經濟市場進行管理和干預主要取決于宏觀經濟管理具有怎樣的目標和方向。當前我國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解決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與落后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觀經濟管理方向時，要按照我國市場經濟格局及發展趨勢來決定，并且調控方向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應該伴隨市場的變化而變化。比如，在市場出現通貨膨脹時，政府應采取適當的干預措施，控制經濟局勢，使市場逐漸收縮冷卻。當市場出現通貨收縮時，國家應采取一些刺激市場運轉的措施。宏觀調控的目的不僅要確保市場經濟整體穩定均衡，還要控制經濟結構穩定，各個行業均衡發展，防止某一行業單獨膨脹。

2.2革新宏觀經濟調控的執行機構

在市場經濟中，宏觀調控執行者并不是唯一的，而國家是最主要的執行者。在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執行機構進行革新時，主要應拓展以下兩個方向，一是構建全新的經濟調控機構，二要革新經濟管理職權。為了實現經濟調控執行機構的革新，政府應組織創建一個擁有宏觀干預調控職權的專屬機構，將干預經濟的職權集中交給某一機構可以有效杜絕目前多頭管理、職能分散的混亂情況。而在革新職權方面，擁有宏觀干預市場職權的執行機構在對市場進行調控時，應多采取市場調控策略，少采取行政措施。

2.3革新經濟干預的方法和手段

當前，政府在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管理時，主要采取的措施是調整銀行利率、調整貨幣價值等，很少采用行政方式對市場進行干預。在革新市場經濟干預措施時，應逐漸減少行政方式對市場的過度干預，盡可能以市場干預手法為主。雖然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經濟風險評估和應急方面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但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起步較晚，當前我國市場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例如房價虛高、行業結構不平衡、內部市場狹窄等。因此，政府必須結合實際，積極革新市場干預方式，為我國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3.結束語

第5篇：國家新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工業集聚；基尼系數；新經濟地理

中圖分類號：F42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0892(2006)11-0090-07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堪稱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林毅夫等，1994)，但同時也出現了地區差距不斷擴大等一系列令人擔憂的問題。我國政府希望東部沿海地區先發展起來，然后能夠帶動內地發展的這種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的良好愿望至今沒能實現(金煜等，2006)。林毅夫等(1998)計算了1978～1995年分省人均GDP基尼系數，結果顯示除了1978～1985年有緩慢下降外，地區差距呈持續擴大的趨勢。他們對人均GDP基尼系數的分解結果顯示，第二產業的基尼系數貢獻率和彈性占主導地位。范劍勇、朱國林(2002)做了類似的計算，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第二產業基尼系數的貢獻率在1990年后逐步上升，1995年以后超過了60％。由于第二產業中占主導地位的是工業，所以中國的地區差距很大一部分可以歸結為地區間工業生產規模上的差異。

事實上很多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中國家在經濟開放后均出現了地區差距持續擴大的現象，而地區差距擴大背后一個更基本的事實是這些國家均出現了工業生產的集聚(金煜等，2006)。最近十年發展起來的新經濟地理學在解釋工業集聚和地區差異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Fujit等,1999)。企業的生產行為總是傾向于集中在同一個地方，生產集聚是由技術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共同創造的，交通運輸成本、產品的差異性和產業的規模等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地理位置和歷史優勢是集聚的起始條件(Krugman，1991a,b；1993)。規模效益遞增和前向后向聯系導致了集聚的自我強化(Venables，1996)。如果限制勞動力的流動，那么生產的集聚本身就將會導致地區差距。近年來的研究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來解釋中國地區差距的形成和演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Fujita和Hu(2001)、Kim和Knaap(2001)、D6murger(2001)和D6murger等(2002)對中國地區差距的研究均涉及到了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Hu(2002)構建了一個空間集聚模型來解釋中國不斷擴大的地區差距，認為由于沿海地區擁有發展國際貿易的地理優勢，因此沿海地區出現了最早的工業集聚。雖然中國嚴格的城鄉戶籍制度限制了地區內勞動力由鄉村向城鎮的轉移，但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滿足了工業集聚的需求，并由于規模報酬遞增的正向反饋效應而使集聚經濟得到加強，從而導致了地區差距的不斷擴大。黃玖立(2006)構建了一個兩國三地區模型，認為對外開放將會打破空間分布的穩定，從而誘發“中心一”結構的形成，而在不對稱的情形下，具有地理優勢的地區往往會成為中心。該模型的模擬結果很好的解釋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地區差距的演變。

在對中國工業集聚的實證研究方面，Wen(2004)首次從新經濟地理的角度用計量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國制造業的集聚問題，其結果是支持了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并表明中國的地區差距處于倒u型曲線的上升階段。Gao(2004)實證研究了技術外部性、自然優勢、當地市場條件和對外開放對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的影響。Chen等(2005)㈣采用1987-2001年的省級面板數據，綜合分析了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對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的影響，計量結果表明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三種經濟力量對工業集聚均有顯著的影響。他們最近的研究(金煜等，2006)也得出了與此一致的結論。

盡管已有文獻對影響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的因素做了細致的計量分析，但卻均是將工業部門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前國有工業在中國工業體系中占據了絕對的主體地位，并服務于當時中央政府的發展戰略，處于政府嚴格的計劃控制之下。同時，受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工業企業的布局并非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大型工業布局基本上遵從靠山、分散、隱蔽的原則，因此當時中國工業的集聚模式實際上是典型的計劃經濟工業集聚模式。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國有企業提高其自身經營活力，增強競爭力的改革措施，此時各種經濟因素開始對國有工業生產的布局產生影響。但是由于此時“國有企業依然承擔了大量的政策性負擔”(林毅夫等，2002)，政府對國有工業部門的影響力依然明顯。因此，研究改革開放20多年來各種經濟因素在國有工業生產布局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將會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同時，改革開放后，中國的非國有工業得到了迅猛發展，已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其在中國地區差距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被大量的研究所證實(Demurger等，2002；Chen和Feng2000)。因此，研究哪些因素促成了非國有工業生產的集中對于縮小我國的地區差距也具有很強的政策含義。

二、中國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的區域聚集特征

雖然由于中國嚴格的城鄉戶籍制度限制了勞動力由鄉村向城鎮的自由流動，中國并不存在如Krugman模型中所假設的那樣存在一個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機制。但正如Hu(2002)所指出的那樣，中國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保障了工業集聚所需勞動力的供給，并由于集聚的規模經濟效應和前后向聯系的正反饋作用，使得工業集聚得到加強。范劍勇等(2004)的研究也認為中國中西部地區勞動力向沿海地區的流動加速了沿海地區產業的集聚，同時也緩解了自身的工業化進程。已有的研究也都表明，改革開放后，中國工業集聚的現象變得日益顯著。如Wen(2004)采用二、三次工業普查數據的研究表明中國大多數工業行業的地理集中程度都很高，而且有上升的趨勢；梁琦(2004)、吳學花、楊蕙馨(2004)和路江涌、陶志剛(2005)的研究也表明中國部分制造業已顯現出較強的集中性。

Keeble等(1986)將衡量收入差距的洛倫咨(Lorenze)曲線和基尼(Gini)系數用于衡量行業在地區間分配的均衡度。基尼系數的計算公式為：

其中，si和sj分別是省份i和j的工業在全國工業中

所占的份額，s為是各省份在全國工業中所占份額的平均值，n為省份的個數。本文計算出了1987~2003年中國工業區位基尼系數，同時還分別計算了國有工業與非國有工業區位基尼系數(見圖1)。

圖1顯示，1987～2003年工業區位基尼系數呈穩步上升趨勢，由0．437上升到了0．549，表明在此期間中國工業生產的集中趨勢是逐漸顯著，這與已有的研究結論一致。當我們將工業進一步分為國有與非國有工業后，圖2顯示，非國有工業的集聚特征較國有工業更為顯著。1987年非國有工業區位基尼系數為0．559，遠遠高于國有工業的0．385。此后非國有工業區位基尼系數雖在一些年份出現了輕微的波動，但從長期看仍呈上升趨勢，到2003年達到0．666；而國有工業區位基尼系數在此期間內的變化則較為平緩，到2003年只是略微上升到了0．394。非國有工業比國有工業出現了更為明顯的集聚特征還表現為，1987年非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非國有工業產值比例超過10％的省份有江蘇和浙江，二者分別為18．1％和10．3％，而沒有一個省份的國有工業產值比例超過10％；到2003年非國有工業產值比例超過10％的已有四個，分別為江蘇16．5％、浙江12．6％、山東11．5％和廣東19．8％，國有工業比例則只有山東接近于10％，為9．6％。上面描述的種種現象均表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特征比國有工業更為明顯，說明中國地區間工業生產的不平衡主要表現為非國有工業生產的不均衡分布，這也支持了已有研究所揭示的非國有在我國地區差距的形成和演變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研究結論(D6murger等,2002；Chen和Feng,2000)。

導致工業生產空間集聚的首要因素是地理條件的差異。而地理條件的差異則首要表現為沿海與內陸、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差異。金煜等(2006)計算的工業產值排名顯示，從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到標志著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加快的1992年，再到2001年，排名前四的省份都屬于沿海地區，更具體的講這些地區都屬于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或者環渤海地區。Wen(2004)計算了1995年25個工業行業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額的省市區，長江三角洲的江浙滬大約達到總數的一半。2001年，長江三角洲三省市實現制造業產值25456．01億元。占全國制造業產值的30．23％，遠高于環渤海地區(24．41％)和珠江三角洲地區(15．37％)。在圖2中我們描繪了1987-2003年東、中、西三大地區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產值分別占全國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產值比重的變化趨勢。由圖2可以直觀看出，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的地理分布均表現出上述特征。1987年東部地區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產值的比重為52．85％，此后該指標趨于緩慢下降，但1998年以后又出現緩慢攀升的勢頭，到2003年其值為55．11％；而中部地區則呈不斷下降的態勢，由1987年的31．06％下降到2003年的27．14％；在此期間西部地區所占比重雖然有過短暫的上升，但1998年以后則呈下降趨勢，到2003年為17．75％。而三大地區間在非國有工業生產上的差異則更為明顯，在此期間內東部地區非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非國有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持續上升，由1987年的69．89％上升到2003年的82．9％；而中西部地區則呈持續下降趨勢，中部地區由1987年的22．01％下降到2003年的10．81％，西部地區則由8．09％下降到6．29％。

三、計量模型、變量定義和數據說明

(一)計量模型

已有的實證研究文獻以經濟地理和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在解釋產業集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研究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的工業集聚現象，就不能不考慮各項政策的變更對工業集聚的影響。Kanbur和Zhang(2005)、D6murger等(2002)均強調了政策因素對中國地區差距的重要作用，金煜等(2006)的研究也證實了各項政策變量顯著影響了中國的工業集聚。因此，我們建立基本的回歸模型如下：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圖表、注解、公式等內容請以PDF格式閱讀原文。)

在模型(1)和模型(2)中，下標i和t分別表示第i個省份的第t年，ui為不可觀測的地區效應。x為隨機擾動項。SOEit和NSOEit分別表示國有與非國有產值占當年全國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產值的比例，這是借鑒了Wen(2004)的思想。Geography為一組經濟地理變量，New-Geography為一組新經濟地理變量，Policy為一組政策變量。

(二)變量定義

1．經濟地理變量。影響地區工業生產差異經濟地理因素首推地理位置上的差異，本文通過設置東部沿海地區虛擬變量(coast)的方式來捕捉地理因素對工業集聚的影響。金煜(2004)125I使用層次線性模型發現少數民族人口比例對工業產出的影響顯著為負，其認為可能是因為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在語言文化等方面差異很大，而且自然條件較差，增加了交易成本，從而不利于工業集聚，因此本文也借用少數民族人口比例(Minority)這一變量來控制地區文化差異對工業集聚的影響。由于直轄市的經濟功能與其它省份相比有明顯的不同，它們更多地承擔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服務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的經濟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會排擠它們作為制造業中心的功能(金煜等，2006)，因此本文也設置了直轄市(city)這一虛擬變量用以控制。

2．新經濟地理變量。新經濟地理學引入了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強調了產業外部性和人力資本外部性(Henderson，1974)、企業間的“前向”和“后向”聯系(Venables，1996)，以及運輸成本和需求因素(Krugman,1991a)在決定企業選址中的重要作用。為了檢驗這些新經濟地理理論對中國工業集聚的解釋力，本文選取了以下指標：(1)居民的消費需求水平。一個地區的居民消費水平越高，越會吸引企業到該地集聚。同時，企業的集聚也將引起人口在當地的集聚，提高當地的工資水平，這又進一步提高了當地的消費水平，從而產生產業集聚的良性循環。一地區居民的消費水平不僅取決于該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時還取決于當地的人口規模，因此本文最終選取一地區GDP總量占全國GDP總量的比例(GDP)來衡量該地區的居民消費水平。(2)企業數量(Enterprises)。一地區的企業數量越多，該地區的產業外部性以及人力資本外部性越強，就更能吸引企業的集聚。同時，一地區的企業數量越多，該地區的產業市場需求也越大，企業間的“前向”與“后向”聯系程度越高，也就越能吸引產業的集聚。本文以一地區工業企業數占全國工業企業數的比例來衡量該地區的企業數水平。(3)工資水平(Wage)。一地區工資水平越高，一方面

會吸引勞動力在當地的集聚，從而有利于工業集聚；另一方面，高的工資水平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當由于工資上漲而使企業生產成本的增加大于集聚經濟和規模經濟給企業帶來的收益時，將不利于工業的集聚。本文采用一地區人均職工工資作為衡量一地區工資水平的指標。(4)人力資本水平(Hc)。一個地區人力資本水平越高，新進入的企業就越容易招聘到所需的專業人才。同時，較高的人力資本意味著較低的R&D成本，企業獲得的創新收益也越大。本文以6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一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 (5)交易成本及運輸費用。Krugman(1991a)強調了運輸成本對產業集聚的影響。如果只考慮成本因素而不考慮其它因素，企業將會選址在具有最低運輸成本的地方，既要顧及到消費地，又要顧及到原料地。由于一地區內交通條件的改善可以降低該地區內的運輸費用，也降低了該地區與其他地區間的運輸費用，因而一地區交通條件的改善并不一定會促進工業在當地的集聚，而取決于交通條件改善對工業生產的集中(concentration)效應和分散(dispersion)效應的比較(Wen，2004)。若集中效應大于分散效應，則交通條件的改善將會吸引工業的集聚；反之，則不利于工業集聚。本文選取了公路密度(Road)來衡量一地區的交通運輸條件。另外，城市化的發展本身也會促使如法律體系、交通通訊網絡等各類基礎設施的改善，這顯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吸引工業在當地的集聚。本文以非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一地的城市化水平(Urban)。(6)歷史與預期因素。Krugman(1991b；1993)強調了歷史和預期對產業集聚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影響，由于預期因素較難控制，因此我們選取了一地區1987年國有工業(SOE87)和非國有工業(NSOE87)產值占當年全國國有與非國有工業產值的比例來該地區發展工業生產的歷史條件。

3．經濟政策變量。(1)對外開放(Export和FDI)。大量的研究證實了對外開放有利于引進國外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的管理方法，擴大了產品的出口，顯著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也有利于工業在當地的集聚。本文采用商品出口總額占GDP比例(Export)和FDI占GDP比例(FDI)兩個指標來衡量一地區的對外開放度。(2)金融發展(FINDEV)。金融發展由于在動員儲蓄、分散風險、甄別項目、監控企業和平滑交易等方面均具有積極的作用，因而其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其對工業集聚也會具有顯著影響。本文以金融機構貸款占GDP比重來衡量一地的金融發展水平。(3)財政支出(FISC)，我們定義其為政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政府財政支出的力度度量了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從理論上來說政府過多的參與經濟活動將可能扭曲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各種資源配置機制，從而不利于工業的集聚。

(三)數據說明

本文中所用的工業產值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經濟信息網(WWW．Cei．gov．cn)，少數民族人口比例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www．stats．gov．cn)公布的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6歲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統計數據來源于1997-2004年《中國人口統計年鑒》，可用其推算出人均受教育年限。其它未做特別說明的基礎數據均來源于1997-2004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以及相關年份各省市統計年鑒。由于海南和兩個省份的數據缺失較嚴重或沒能得到，因此我們將這兩個樣本刪除；另外重慶市直到1997年才直轄，我們按照傳統的做法將其歸人四川省。本文最終得到28個省級單位1996-2003年的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

四、計量分析結果及說明

本文使用Stata8．0軟件對模型(1)和(2)進行擬合。當模型中不可觀測的地區效應ui與解釋變量相關時，若直接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回歸就有可能因遺漏變量問題導致估計結果的偏誤，此時我們采用固定效應變換以將偏誤消除，同時為每一個截面設置一個虛擬變量，采用啞元變量最小二乘法(LSDV)估計模型；當ui與解釋變量不相關時，可以通過隨機效應變化，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GLs)消除誤差項的時序相關。主觀判斷模型是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是件困難的事情，我們將通過Hausman檢驗在二者之間做出選擇。同時，由于我們還關注地理區位以及其他一些隨時間不變的解釋變量對工業集聚的影響，若采用固定效應估計模型將會將這些變量同ui一起消除掉，此時我們將用隨機效應估計模型，并以LM檢驗來判別隨機-效應是否存在。我們對所有隨時間而改變的變量均取其之后一期值進入回歸模型，使得這些變量在成為被解釋變量之前已經被決定，以減輕模型的聯立性偏誤。估計結果見表1。

表1中模型I-Ⅲ是對國有工業集聚影響因素的估計結果。模型I是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Hansman檢驗結果是顯著的支持了固定效應模型，模型Ⅱ在模型I的基礎上加入了經濟地理變量，此時我們使用隨機效應擬合模型，而LM檢驗結果表明模型顯著存在隨機效應，在變換了估計方法后，除去變量Urban外，其他變量的估計結果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模型Ⅲ中我們是加入了SOE87和NSOE87兩個反映歷史因素的變量，同時為了避免該兩個變量與沿海地區虛擬變量Coast嚴重的共線性而使模型估計結果產生干擾，我們在模型Ⅲ中刪除了Coast，同樣采用隨機效應擬合模型，LM檢驗也支持模型中存在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相比于模型Ⅱ也并沒有發生系統性的變化。因而我們可以認為對國有工業集聚影響因素的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我們將影響國有工業集聚的因素歸納如下：(1)經濟地理因素。沿海地區更接近國際市場的地理優勢對國有工業的集聚并沒有顯著的影響；由于三大直轄市中，天津和上海均是老工業基地，歷史因素導致了其對國有工業集聚具有正向作用；變量Minority的估計系數并不顯著，表明文化差異并不影響國有工業生產的布局。(2)新經濟地理變量。SOE87和NSOE87兩個變量的估計系數均高度顯著，表明歷史因素顯著影響了國有工業的布局。具體來說，歷史上國有工業存量較高的地區將顯著影響此后國有工業在當地的集聚，而歷史上具有發展非國有經濟傳統的地區則不利于國有工業在當地的集聚；本地市場需求(GDP)和企業間“前向”與“后向”聯系顯著促進了國有工業的集聚；工資水平(Wage)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雖然梁琦(2004)認為當勞動力可流動的時候，公司傾向于定位在接近較大市場的地點，承受較高的工資，較高的工資反過來又吸引勞動力的集中，進一步擴大了市場從而吸引產業的集聚；但是由于我國存在的是一個限制勞動力城鄉流動的戶籍制度，梁琦(2004)模型中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前提并不滿足，因而工資水平與國有工業集聚之間正向關并沒有足夠理由說明高工資將導

致國有工業生產的集中，我們更愿意認為二者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主要是由于國有工業企業改革的滯后，其仍然承擔了大量的政策性負擔，因而其生產的布局并不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所致，而人力資本(Hc)、城市化率(urban)和交通運輸條件(Road)與國有工業集聚的負相關關系也可以從上述觀點中得到解釋。(3)經濟政策變量。金融發展(FINDEV)和財政支出(FISC)分別對國有工業集聚具有不顯著的負向和正向影響，這似乎有點出乎意料，因為對國有企業的財政補貼和銀行信貸支持一直是政府扶持國有企業的重要政策手段，而二者對國有工業集聚作用的不顯著似乎只能以國有工業自身效率的低下來解釋；經濟開放(FDI、Export)對國有工業集聚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這可能主要是經濟開放加劇了市場競爭，而激烈的市場競爭顯然是不利于效率低下的國有工業在當地的集聚。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由于國有工業企業的改革并不徹底，其仍然承擔了大量的社會性負擔，其經營效率也沒能得到根本性的提高，因而雖然經過了20多年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各種經濟因素對國有工業布局的影響仍然微弱。

表1中模型Ⅳ一Ⅵ是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影響因素的估計結果，這三個模型的估計思路和方式同模型I一Ⅲ一致，這里不再累述。需要明確的是雖然變換了估計方法和刪減了變量，但這三個模型中估計系數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因而其估計結果也是穩健的。

將影響非國有工業集聚的因素歸納如下：(1)經濟地理變量。沿海地區更接近國際市場的地理優勢顯然有利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三大直轄市由于其作為城市經濟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服務職能，因而不利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文化因素也并不影響非國有工業的布局。(2)新經濟地理變量。歷史因素也顯著影響著非國有工業生產的布局，歷史上某地區具有較高國有工業存量不利于該地非國有工業的集聚，而非國有工業存量較高的地區有利于該地非國有工業的聚集。本地的消費水平和企業間的“前向”與“后向”聯系也顯著促進了非國有工業的集聚；工資水平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具有不顯著的正向影響；人力資本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城市化水平提高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而交通設施的改善卻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具有負向作用，這點同Wen(2004)的研究結果非常一致，這表明交通條件改善對非國有工業生產的分散效應大于集中效應，但一地區法律體系、通訊設施等基礎設施的改善卻是顯然有利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3)經濟政策變量。對外開放顯然有利于非國有工業的集聚；金融發展也顯著促進了非國有工業集聚，雖然大量的研究均表明中國金融部門在信貸資金配給上存在嚴重的偏向國有企業以及歧視非國有企業的傾向(Park和Sehrt，2001)，但是改革開放后非國有企業的快速發展似乎表明存在金融資源由國有部門向私人部門轉移的漏損渠道(盧鋒、姚洋，2004)，這保證了非國有工業必要的資金融通，促進了非國有工業的集聚；政府的財政支出對非國有工業集聚并沒有顯著的影響力。

五、結論及政策含義

本文利用1987-2003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對我國的國有與非國有工業集聚現象進行了比較研究，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在此期間中國的工業集聚特征日益顯著，而這主要又是由于非國有工業集聚程度的不斷上升，非國有工業較之國有工業具有更為顯著的集聚特征。我們對影響國有與非國有工業集聚因素所做的計量分析結果表明，由于國有企業改制的不徹底，其仍然承擔了大量的政策性負擔，導致了各種經濟因素對國有工業生產布局的影響仍然很微弱；而非國有工業由于產生并成長于改革開放后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其生產布局顯然受經濟因素的支配，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理論和經濟政策因素均對其具有很好的解釋力。

本文的研究也具有很強的政策含義。由于我國的地區差距很大一部分歸結于地區工業生產布局的差異，而工業生產在地區間分布的不均衡性又主要表現為非國有工業生產布局在地區間存在巨大差異，因而為了實現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加快經濟發展落后地區的人力資本形成、提高交易效率和深化對外開放等應該是可以被重點考慮的政策手段。

第6篇：國家新經濟政策范文

核心提示：中國追趕式增長的步伐會慢慢放緩，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須轉向前沿創新式增長。

中國一直是追趕式的增長方式，那么如何能夠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追趕創新短期有效，長期增長要有前沿創新來驅動。

中國在追趕式增長中還有很大的空間，比如深化金融改革。不過這種追趕的步伐會慢慢放緩，也就是說從農到工、從引進技術消化吸收這個方面的潛力會慢慢地耗盡。

中國希望成為一個前沿創新者，像美國或者歐洲某些國家一樣，比如德國、北歐這些國家，必須要有一些支柱，才能夠驅動一個經濟來實現創新式的增長模式。

第一個就是競爭。競爭對增長非常有好處，特別是跟技術前沿比較接近，競爭越激烈，增長和創新越活躍。要把競爭政策和公平的市場政策結合起來，就使得競爭能夠對要素市場產生影響，勞動力市場更為靈活。

接下來的支柱是，我們需要好的初級教育，小學教學或者中學教育，更需要良好的評級大學，它是鼓勵研發的。如果一個國家要想有好的創新，必須要有研究生院，必須要有高校的評級，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還不是以創新式引領促進增長，就應該對大學進行更多的投資，讓大學有更大的自由度，這就是游戲的規則。這就要求必須要有學術自由，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第三個支柱是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即進入和退出勞動力市場應該是非常自由的，必須要有基本的規則，保證勞動力的自由進出。它同時也意味著工人可以非常自由地工作，失業的工人能夠很容易地得到一些新的工作，而且能夠接受到好的培訓。

如果想從追趕式增長轉變成創新引導式增長，第四個支柱是必須有資金、有融資和商業驅動力，也要有風險投資或者以市場為引導的投資。因為創新性的投資更有風險，因此投資者必須要求好的回報。我們要充分地理解機構投資者在創新投資中的作用。如果一個國家要向創新前沿發展，銀行的融資能力就需要進一步加強。

第五個支柱是，我們要有一個反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就是說即使經濟衰退也要加強研發，也要充分地保證政府能夠不斷地在研發領域的投資。從長期來說，反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減少赤字，也就是在經濟繁榮時，要增加利率，在經濟衰退時，要減少利率。這就是要考慮的宏觀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要了解創新體系怎樣才能夠引來創新性投資。這是新的模式，也是我們新的思考。

第7篇：國家新經濟政策范文

1．1FDI與經濟增長關系理論

學術界對FDI與經濟增長理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并大范圍地應用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生產范圍也出現了國際化的趨勢，資本的流動也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學者們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根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模型，由于自身逐利性的特點，資本流動在不受限制的情況下會從收益率低的地方向收益率高的地方流動。發達國家由于經濟發展程度較高，資本的邊際收益率大大低于發展中國家，因此，資本將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流動，而現實中發達國家之間也存在大量資本流動，該理論不能很好的解釋這一經濟現象。

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下，由于受邊際收益率遞減規律的作用，外國資本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應該是逐漸降低的，而現實卻是FDI不僅僅在短期內影響東道國的經濟發展，在長期內對東道國的經濟發展也是存在影響的。因此，在這一理論不能更好地解釋FDI對促進東道國長期經濟增長的經濟現象。根據新經濟增長理論，企業在吸引外商投資的同事也會主動向外部學習技術及管理經驗，這種正效應會在較大程度上抵消企業內部的邊際收益率遞減造成的負增長效應，從而保證經濟增長。顯然，這一理論的解釋符合現實中的經濟現象。DeMello(1997)以新經濟增長理論為基礎，認為FDI可以通過增加東道國的資本新品種，從而促進其經濟實現增長。

1．2外商直接投資與國內經濟增長關系研究

學者對關于外國資本對國內經濟增長的影響有較多研究。美國經濟學家錢納里和斯特勞特于1966年提出“兩缺口”模型能較好的解釋。該模型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主要受儲蓄和外匯約束。赫爾希曼等學者在該模型的基礎上，結合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技術和企業家管理等因素的重要性，提出了“三缺口”模型，技術和企業家管理方面為發展中國家存在著的第三個缺口。1974年，考慮到稅收因素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保羅•斯特里頓進一步提出了“四缺口”理論，將稅收列為第四缺口。外國資本的流入，不僅彌補了發展中國家資本不足的缺陷，還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東道國可以通過對外商投資企業征稅來增加政府稅收。上述理論模型的共同點是：外國資本的流動(僅為貨幣資本方面)與東道國經濟發展相一致，對東道國經濟發展起到較大的促進作用。

錢納里等人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外資的使用來逐漸擺脫儲蓄、外匯和技術的約束，增加國民總儲蓄和總投資，彌補經濟發展所需資金的不足，進而擴大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然而，外國直接投資活動與東道國經濟發展之間也存在不一致的現象，FDI對經濟發展也可能會帶來損害。海默(1960)、凱夫斯1971)、巴蘭(1973)、詹金斯(1990)等學者先后指出，由于跨國公司在其母國和東道國中多分布在集中程度最高的產業部門中，且大都是寡頭企業，因此依靠這種對市場的控制力可以長期獲取壟斷理論，還可能會收購、兼并和排擠東道國國家的民族企業進行“逆民族化”的經濟活動。此外，由于外商直接投資所獲得的利潤幾乎可以不受約束地匯回母國，會造成外匯和儲蓄“缺口”的擴大，使東道國獨立經濟發展能力弱化，對外依附日益加強。

2國內學者的研究綜述

我國學者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主要進行的是實證分析，取得的一些研究結論包括：羅云毅(1999)根據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和國家所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特點，對FDI對我國經濟增長貢獻進行了研究。他采用的是中國、美國、日本和英國的生產要素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的經驗數據，結果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楊俊等(2007)構建一個反映FDI的區位分布與該區域經濟發展情況的結構模型，利用我國跨省份Panel數據進行經驗研究，表明FDI區位分布與該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確實存在正向的影響關系。同時也證實了經濟政策、勞動力成本、基礎設施對于吸引外資存在較大的影響。

第8篇：國家新經濟政策范文

一、新經濟下中小企業的現狀

在當前新經濟背景下，我國的中小企業出現的問題是消費者物價指數與生產者物價指數成方向變動，且變動相當之大，甚至許多中小企業會逐漸發現他們生產成本的價格上漲的速度與物價的上漲速度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生產者物價指數上漲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當前勞動力的缺乏導致勞動力整體工資的上漲以及各種生產的原材料成本也處于持續上漲的狀態，所以現在，各中小企業低于減免征稅的呼聲越來越高。

雖然國內的其他經濟政策對于中小企業的運營和發展也有一定的影響，但是遠比不上財政稅收政策對整個中小企業的影響來的重要。在當前這個匯率波動較大的經濟社會中，原材料和勞動力工資不斷上漲的狀態會使大多數中小企業在運營發展過程中面臨極大的阻礙。與西方的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財政稅收方面的征收額度較高，大部分發達國家會通過較低的征收額度來刺激中小企業的快速發展。美國成為經濟霸主不只是因為他的經濟穩定且高速發展，主要還是因為美國國內的中小企業在低稅收刺激下的迅猛發展。

我國中小企業的范圍和規模在不斷擴大，這些中小企業也逐漸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我們那的吃穿住行用幾乎都是通過中小企業才得以實現，所以這些中小企業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也是能夠使經濟平穩運行的基石。就目前經濟情況來說，因為我國財政稅收政策的落后和傳統使各中小企業沒有在急需幫助的時刻受到國家的優惠政策影響，甚至于缺少專門針對中小企業的福利待遇，減稅、免稅以及優惠稅率對于他們更是聞所未聞。沒有合適規范的財政稅收政策是難以使中小企業在整個經濟社會中進行優化和發展的，而目前，我國也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了其中的問題，所以我國現在已經處于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狀態，只希望能夠盡快出臺一部完善的能夠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從而使其能夠健康向前發展。

二、新經濟下中小企業財政稅收政策存在的問題

（一）稅收優惠政策并不完善

中小企業是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使我國在發展過程中處于平穩狀態的保證，我國政府陸續出臺的財政稅收的優惠政策，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免國家的稅收負擔，但對于中小企業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不能與其內部生產活動相適應，從而導致整個企業內部生產力的下降。我國自身是希望建立一個健全的、綜合的財政稅收政策體系，但是在稅收優惠方面仍然存在不小的問題。

我國在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實行的稅收優惠政策是在企業所得稅方面，通過減少征收企業所得稅，使企業的生產成本相應的降低，而且如果企業年底出現了虧損，還可以獲得國家的遞延補償；但是對于經營企業的個人所得稅所實施的優惠政策較少，而且在一些研發和投資方面的費用還存在一些困難，既沒有對于進口貨物的免征政策，也沒有關于轉讓科學技術的優惠政策，甚至對于一些基本的、新興的，同時也是急需要整體進行優化和創新的資源和產業所享受到的稅收優惠幾乎是完全沒有，所以我國的稅收優惠政策的范圍還要不斷進行調整和擴大。

（二）企業內部財務人員不能夠完全明確國家的財稅政策

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是有限的，所以在財務方面的管理和控制是比較容易的，但同時因為規模較小，人員?盜懇彩怯邢薜模?這樣就會造成在企業發展經營的過程中缺乏高級的財務專管人員對于企業運營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和解決。而且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一定會涉及到財稅方面的問題，所以稅收籌劃是每個中小企業所必須要面對的難題，這就需要專業的稅收專業的相關人員進行分析、規劃，但是因為人員數量優先，專業素質較低，知識儲備不夠，就會使企業的發展出現各種障礙，整體降低了企業的發展速度。

如果要使各相關財務人員能夠完全理解國家的財稅政策，需要在企業內建立起較為完善的稅收風險籌劃制度，處理好稅收收入和企業收益之間的關系。但是目前不僅是因為人員數量較少，還因為其工作能力較弱，對于國家的稅收政策不能及時接收和掌握，使企業對自身的稅收難以完全掌控，這樣不僅不能幫助企業自身減少稅款，甚至還會帶來不小的稅收風險。

（三）國家對于財政稅收在科技方面的投入不盡合理

我國當前資源配置中受益最大的就是科研所，各中小企業因為國家或是本級政府對其投入的科研資金較少，勢必會降低在科研方面對于企業的刺激，再加上本身對于開發、創新、優化各項資源和結構缺乏興趣，很難成為國家科研方面的主體。而且各級政府普遍只重視各項研發的結果和所得榮譽，對于其結果對當前生產和生活的影響并不是十分重視，所以就很難發揮國家財政稅收的優惠政策對各項研發的影響，也不會鼓勵企業去大量研發適合群眾使用的新型產品，從而會導致企業研發成本提高，而收益卻止步不前的情況。

三、如何優化中小企業的財政稅收政策

（一）建立健全的稅收優惠政策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如果想要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夠健康長久的發展，就必須要使各地方的經濟能夠平穩運行。在當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中小企業對國家經濟影響較大，這就表明我國現在如果想要整體經濟有序發展，勢必要加快中小企業的前進步伐，同時政府以及國家相關財政部門也需要做出相關的管理措施，出臺一些適合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為其今后的快速發展奠定一個堅實的經濟基礎。在當前新經濟背景下，如果想要形成一個良好的經濟氛圍，就需要我國政府加大對市場的管理和監督力度，做好對各中小企業的宏觀調控，才能總體提高財稅政策對企業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還應該進一步擴大政府優惠政策的范圍，使各中小企業獲得的收益最大化，進而刺激他們進行自主創新。

總體來看，我國財政部門需要進行有效的宏觀調控，從而大量降低企業的應納稅款，同時給予適當的優惠政策，使其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更加趨于穩定。同時在科研方面，我國也要加大對企業的投資力度，為各中小企業提供必要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使得他們不僅發展自身的產業，還可以大力創新新型技術，以獲得更多的收益，從而形成有效的循環。

（二）政府應適當的實行扶持政策

由于現在還沒有出臺一套完善的針對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現在的中小企業出境可以說是較為窘迫，所以現在只能通過政府的扶持和適當的稅收制度，才能提高中小企業在當前經濟市場中的競爭力。

在企業的整體發展中，政府需要對企業發展的規模、經營模式、存在的優勢及出現的問題進行研究和分析，針對不同的問題采取不同的措施，提高財政資金對企業的支持力度，同時制定新的適當的發展規劃，才能有效提高中小企業的發展規模。但是，政府的財政資金撥款的條件還是需要嚴格的審核，以免使一些企業鉆了空子。

在?收的優惠方面，也必須要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則進行。只有政府推行公平公正的優惠政策，中小企業才會實現公平公正的的市場競爭，從而實現企業之間的相互刺激、相互激勵，使各企業能夠快速發展。當某個中小企業開始出現盈利時，國家也需要適時的出臺相關財稅政策，對于快速發展且不斷進行自主創新的企業給予更多的優惠政策，或者是適當的降低稅收的征收標準，使稅收優惠的范圍能夠兼顧很多企業；對于發展較慢、競爭力較弱的企業，政府也需要采取相應的扶持政策，同時進行適當的稅收優惠政策，降低企業的成本，提高企業的盈利，從而使企業能夠重新振作起來。

（三）完善企業內員工的個人所得稅政策

國家實行的稅收優惠政策在擴大范圍的同時也要有針對的實行，稅收優惠除了可以使整個企業的成本降低，還可以影響企業內部的員工收入。政府可以在征收個人所得稅方面實施優惠政策，從而提高員工的工資，刺激了員工的工作熱情，還可以使員工為了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而進行相應的學習，從而提高了員工的知識儲備，使整體的工作環境得到相應的改善。同時還可以建立適當的獎懲制度，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進而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

（四）對于稅收管理方面的相關政策還需完善

如果要降低企業的稅收風險，不僅需要企業自身進行監督和管理，同時還需要政府通過完善的相關政策法規進行監督和協調。首先，政府應該使各企業內部財政部門相關人員明確自己所承擔的稅收權力和義務，明確自己不僅有納稅的義務還有享受稅收優惠的權利；其次政府可已通過相關宣傳，使企業養成自覺主動納稅的習慣，降低企業出現稅收風險的幾率；最后還可以使企業在內部實行一些隊友偷稅、漏稅人員的懲罰措施，從根本上杜絕此類情況。

第9篇：國家新經濟政策范文

（赤峰市翁牛特旗橋頭鎮社保所，內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創新改良宏觀經濟管理，可以促進國內經濟制度與系統建設健全完善，強化我國的經濟實力，促進綜合國力提升。本文，筆者立足實際，探究政府對宏觀經濟管理進行改良創新的價值，并提出相應的改良措施。

關鍵詞 ：創新；宏觀；經濟管理；措施

中圖分類號：F120.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4）16-0251-01

1.前言

科學技術推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隨著生產力不斷進步，供需市場日益擴大，為了滿足市場需求，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濟格局從過去的區域經濟逐漸向全球經濟發展。為了使我國的經濟體系能適應全球化經濟格局，我國政府正積極改良創新宏觀經濟管理體系，調整宏觀經濟管理的方向和重心。

2.對宏觀經濟管理進行改良創新的價值

2.1使經濟管理與市場經濟相互促進

市場是實現經濟資源優化配給的重要途徑，但當前市場上頻頻出現不正當競爭事件，干擾了經濟市場的有序運轉，阻礙市場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在全球化經濟趨勢的帶動下，我國的市場經濟格局長期處于變化發展中，這就導致了矛盾的產生，即經濟干預調節策略無法與日趨變化的市場經濟格局協調一致[1]。為了調解這一矛盾，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管理進行改良創新，使經濟管理工作與市場經濟發展步調相互配合。通過公共傳播媒介對市場經濟進行優化，可以修正市場固有的問題和不足。在對宏觀經濟管理工作進行改良創新時，不能脫離固有的經濟政策、經濟干預手段和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情況，應立足于實情進行改良創新，創設與我國經濟政策和市場格局相符的宏觀經濟管理。

2.2革新經濟干預促進市場資源合理配給

經濟市場是實現社會生產資源優化分配的關鍵途徑，因此要實現資源合理分配，必須依托市場。但由于當前市場經濟發展并不完善，在發展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許多不足，這些問題都會對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造成干擾和影響。要想提升市場資源分配的科學性，應立足實際對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系進行改良創新，并選擇適宜的策略調整市場中的資源配給模式，提高資源的利用率，讓經濟資源創造出最大的價值。政府宏觀干預市場資源配給的手段主要是，調整公有財產與私有財產在市場中的比例，并對這兩種財產進行合理分配，防止因分配不均擴大社會的貧富差距。

3.對宏觀經濟管理進行改良創新的措施

3.1調整宏觀經濟干預管理的方向

政府采取何種手段對經濟市場進行管理和干預主要取決于宏觀經濟管理具有怎樣的目標和方向。當前我國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解決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與落后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2]。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觀經濟管理方向時，要按照我國市場經濟格局及發展趨勢來決定，并且調控方向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應該伴隨市場的變化而變化。

比如，在市場出現通貨膨脹時，政府應采取適當的干預措施，控制經濟局勢，使市場逐漸收縮冷卻。當市場出現通貨收縮時，國家應采取一些刺激市場運轉的措施。宏觀調控的目的不僅要確保市場經濟整體穩定均衡，還要控制經濟結構穩定，各個行業均衡發展，防止某一行業單獨膨脹。

3.2革新宏觀經濟調控的執行機構

在市場經濟中，宏觀調控執行者并不是唯一的，而國家是最主要的執行者。在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執行機構進行革新時，主要應拓展以下兩個方向，一是構建全新的經濟調控機構，二要革新經濟管理職權。為了實現經濟調控執行機構的革新，政府應組織創建一個擁有宏觀干預調控職權的專屬機構，將干預經濟的職權集中交給某一機構可以有效杜絕目前多頭管理、職能分散的混亂情況。而在革新職權方面，擁有宏觀干預市場職權的執行機構在對市場進行調控時，應多采取市場調控策略，少采取行政措施。

3.3革新經濟干預的方法和手段

當前，政府在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管理時，主要采取的措施是調整銀行利率、調整貨幣價值等，很少采用行政方式對市場進行干預。在革新市場經濟干預措施時，應逐漸減少行政方式對市場的過度干預，盡可能以市場干預手法為主。雖然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經濟風險評估和應急方面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但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起步較晚，當前我國市場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例如房價虛高、行業結構不平衡、內部市場狹窄等。因此，政府必須結合實際，積極革新市場干預方式，為我國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4.結束語

總而言之，國家的宏觀經濟干預效果體現了國家的市場經濟先進程度，與國民的發展空間和生活環境存有著十分緊密的關聯。為了促進我國經濟實力進一步提升，為國民創造優質的生活條件，作為經濟管理人員，應積極探索開展宏觀經濟干預管理的措施，使我國市場經濟體系能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經濟格局與全球化經濟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1] 蒙海娥.經濟信息在宏觀經濟管理中的應用研究[J].現代商業.2011，（14）：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