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的方法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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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范文

【論文摘要】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既不同于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也不同于作為一般哲學方法論的歷史唯物主義，它是在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歷史觀(其核心是具體的社會實踐觀)為基礎，通過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中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建構而成的。

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而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簡言之，社會學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然而．溫奇對韋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網(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總之，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控所引發，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很顯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

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很顯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一，其統一基礎就是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來綜合或統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一建立在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總體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的世界觀或哲學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世界觀或哲學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人們對于社會所形成的理論化、系統化的觀點就是所謂的社會哲學，以這一社會哲學指導去觀察、研究、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現象就是所謂研究社會的方法論，即社會科學方法論。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以社會哲學為基礎的。傳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要包括兩對相互對立的科學方法論，即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與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它們分別以兩對對立的社會哲學為基礎。首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社會獨特論”和“社會類似論”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獨特論”認為社會雖然是自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社會一旦產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從而與自然區別開來。社會的獨特性在于，它是一種人文或文化現象，是人的主觀活動的結果。因此，在“社會獨特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不同于自然現象的獨特的人文或文化現象。那么不應照搬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實證的方法)，而應運用人文科學方法(理解的方法)來研究這種獨特的社會現象。“社會類似論”認為社會是自然長期發展的產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會是一種“類自然現象”，具有類似于自然的客觀特點和規律。因此，在“社會類似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與自然相類似的現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即實證的方法)對于研究社會現象也應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社會唯名論和社會唯實論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唯名論認為個人對社會具有先在性，個人是先于社會的，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離開個人及其行為，社會團體和社會活動便不復存在，社會或集體僅是“個人的聚集”。因此，從社會唯名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個人主義”，即認為只有從個人行為角度，以個人為分析基點，才能對于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社會唯實論認為盡管個人是社會的主體，個人生活形成社會，但社會不是“個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類”的，它一旦形成便會產生新的特征，這些特征反過來塑造個人意識與個人行為。因而社會并不源于個人選擇，相反，個人選擇假定了社會的先在。因此，從社會唯實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整體主義”，即認為只有從社會環境角度，以群體、制度和社會為5J-"析基點，才能對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然而，無論是“社會獨特論”、“社會類似論”，還是“社會唯名論”、“社會唯實論”，它們都是對現實社會生活的一種片面認識，因而都是一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社會獨特論”只看到了社會不同于自然的獨特性，即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人文科學方法論而忽視自然科學方法論。與之相反，“社會類似論”則看到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而忽視了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自然科學方法論而忽視人文科學方法論。“社會唯名論”只看到了社會中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及其客觀性、物質性、整體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個人主義”而忽視“方法論整體主義”。“社會唯實論”則看到了社會及其客觀性、整體性、物質性，而忽視了社會由以構成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整體主義”而忽視“方法論個人主義”。

第2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技術科學;技術;技術哲學

前蘇聯以及現今俄羅斯的重工業技術和軍事技術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究其原因我們不能回避其發達的技術科學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實早在前蘇聯時期,學者們就對技術科學哲學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關研究具有鮮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蘇聯技術哲學的主要成就,也極大豐富了當今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技術哲學體系。

一、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背景

前蘇聯和俄羅斯的科學技術哲學是世界技術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指導思想、研究綱領和研究重心都與中國和西方科學技術哲學有著顯著的區別,因而成為我國乃至世界科學技術哲學界特別關注的研究領域。值得一提的是,上個世紀我國學者在前蘇聯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的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對于作為前蘇聯科學技術哲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技術哲學的研究卻大相徑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狀況是因為,一方面,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哲學顯然很晚才開始研究技術現象。……相對于實踐認識和實踐理性,哲學更偏好理論認識、理性和理論規則,顯然,這種偏好成為哲學很晚才轉向思考技術現象以及技術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的一個原因”［1］。的確,相對于其他哲學分支學科,技術哲學本身起步較晚,現代技術哲學就其本身而言僅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到目前為止發展也不是很完善,諸如技術的本質、技術是否是價值中立的焦點問題,以及技術哲學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還沒有形成壓倒多數的、相對統一的觀點。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前蘇聯時期的技術哲學往往被視為資產階級哲學加以批判。蘇俄技術哲學研究開始于19世紀末,那時“П.К.恩格邁爾(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冊子《19世紀技術的總結》(1898)中提出了技術哲學的任務。同時他的許多著作被用德語出版”［2］。但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后,前蘇聯技術哲學研究開始轉向一個特殊時期。正如俄羅斯學者所評論的:“技術哲學在俄國的命運非常悲慘。關于技術哲學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邁爾提出的。П.К.恩格邁爾是俄國工程師,他是技術哲學第一個研究綱領的提出者,這個綱領于1912被提出來。1929年,當恩格邁爾不得不再次號召建立技術哲學時,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開的反對。恩格邁爾在《我們需要技術哲學嗎?》一文中發展了技術哲學重要性的思想。而在這個雜志的同一期中還收錄了Б.馬爾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技術哲學遭到批判－‘現在沒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獨立于人類社會和獨立于階級斗爭之外的技術哲學。談技術哲學,就意味著唯心主義的思考。技術哲學不是唯物主義的概念,而是唯心主義的概念’。從這時起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把技術哲學斥為唯心主義,在蘇聯哲學界已成定論,盡管馬克思就是19世紀有興趣從社會—哲學方向研究技術的一個創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技術哲學”的提法在前蘇聯時期被禁止,但是對于“技術”的哲學思考在前蘇聯卻從未停止過。那時(也包括現在)有一大批學者長期致力于技術哲學問題的研究,其中比較重要的人物有:В.М.羅津、В.Г.高羅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羅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賓(В.С.Стёпин)等人。他們的研究成果頗豐,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術哲學的典型特色,因而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為我國學者和西方學者極為關注的研究課題。

В.М.羅津等在《技術哲學:歷史與現實》一書中曾寫道:“蘇聯時期對于技術的研究開始于世紀初(指20世紀初－筆者注)。由于П.К.恩格邁爾,技術哲學在俄羅斯獲得極大發展。后來在我國,這一學科被視為資產階級科學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卻發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討論技術不同方面的學科,并且,如今它們被部分地納入到技術哲學中來。首先就是技術史。……研究技術的第二個領域被稱為‘技術的哲學問題’。恰恰在這里討論了技術的本性和本質,……第三個領域在蘇聯時期急劇發展－這就是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和歷史。雖然這門學科屬于科學學和方法論,但如今它們被包括到技術哲學中來。……第四個領域是設計和工程技術活動的本性和歷史。……正如我們已經發現的那樣,如今這些研究領域不僅僅單獨發展,而且還處于技術哲學的范圍之內。”［3］因此可以說,前蘇聯時期學者們把技術史、技術的哲學問題、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和歷史、設計與工程技術活動的方法論和歷史等問題不同程度地納入到技術哲學的研究范圍內。在這四個組成部分中,對于技術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最為充分,并且具有鮮明的俄式風格。

二、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重心

前蘇聯學者非常重視對技術科學認識論的研究,這主要包括技術科學的起源、對象、結構、功能、任務等問題,其中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問題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1.技術科學起源的內外史要素

前蘇聯學者普遍認為:“技術科學是關于有目的地將自然物質和過程改造成技術對象,關于構建技術活動的方法,同時也是關于技術對象在社會生產體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識系統。”［4］關于技術科學的產生,前蘇聯學者們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技術科學的產生有外史和內史兩方面因素。從外史方面看,人們的生活、生產(特別是機器生產)為技術科學的產生和發展提出研究的課題,并決定技術科學的研究方向。從內史方面看,一方面,技術科學是技術知識的系統化、邏輯化的結果,它是人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對象活動中所形成的對習慣、概念、認識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術科學的產生源于對基礎科學的應用,是從基礎科學中分化出來的;此外,還有一部分技術科學源于不同知識、模型、概念和原則的大綜合,是這些要素橫向搭構的結果。

2.技術科學對象的兩重性

關于技術科學對象,前蘇聯學者們認為,技術科學對象具有兩重性,即技術科學對象有“天然的”和“人工的”區分。而且其中技術科學的“天然性”對應著技術與自然、技術與自然科學的關系;而技術科學的“人工性”對應著技術與人、技術與人文科學的關系。正如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在《技術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研究》中指出的:“在技術科學中可以統計出兩個技術對象:自然的技術對象和人工的技術對象。……技術對象的人工性在于,它們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它們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對象歸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這種觀點也得到А.Н.鮑戈柳波夫(А.Н.Боголюбов)的認同,他指出:“技術科學不僅與自然科學(這決定了技術科學的‘天然的’特征)相聯系,而且它還與經濟學和人文科學有著不同的、極為重要的交叉(而這一點相對于它的‘人工的’特征)”［5］。

3.技術科學理論的三種結構要素

在對比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時,前蘇聯學者認為,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均可分為三個基本組成部分:本體論模式、數學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義卻有很大差異。其中自然科學的本體論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實驗中的理想對象的總和。而技術科學理論的本體論模式可分為三個基本層次:以數學描述為目標的函數圖像;在工程對象中進行的自然過程的連動模式;表現為構造參數和工程計算的結構模式,即研究對象的結構。此外,在自然科學理論中,數學工具首先是為了實驗計算,它們是建立和證明所獲得的理論知識的手段。而在技術科學理論中,數學則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來對工程對象的結構和工藝參數進行工程計算;第二,用它來分析和綜合技術的本體論模式;第三,用它來研究發生在工程對象中的自然過程［6］。可以看出,技術科學理論結構中的三個要素要比自然科學理論結構中的要素更為復雜。其原因恰恰在于技術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體和客體相互聯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學理論更多兼顧實踐的方面。

4.技術科學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與此相聯系,在對比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功能時,前蘇聯學者認為,自然科學理論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過程,研究理論問題,以預測和描繪理論發展的未來狀況。而技術科學理論功能的起點和歸宿,都是為了對工程對象的技術結構和工藝參數進行理想描述。而且技術科學理論功能的實驗層次不僅僅包括實際上是以概括工程師的工作經驗為目標的結構技術和工藝知識,還包括特殊的實踐方法知識。當前工程研究的目的是:把在技術理論中獲得的理論知識形成實踐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學問題。這些問題是在建立工程對象的各個階段中,在解決工程問題的過程中產生的,而且它們將會傳播到技術領域當中去,以實現技術理論的功能［6］。

5.技術科學任務的實踐特征

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結構與功能的差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者在科學領域中所擔負任務的不同。作為科學知識集合的自然科學的任務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規律,預測自然過程的發展;而作為技術知識集合的技術科學的任務在于,從實踐上利用這些自然科學成果,研究自然規律在技術設備中的作用,以及運用知識和計算保障工程技術活動［4］。盡管前蘇聯學者認為技術科學的任務在于實踐,但是他們仍然強調不應將技術科學的形成與技術科學在工程中的應用混為一談。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指出,技術科學的形成與技術科學應用于工程實踐是有區別的:前一種情況說的是獨立學科的建立,這意味著各種不同科學知識、模型、概念和方法被應用于一定的研究對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轉換程序,形成現有學科所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和任務;而后一種情況指的是在解決具體的工程任務過程中,各種科學知識、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組織化的過程［7］。

三、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特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前蘇聯學者習慣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四個角度分析自然科學哲學問題,這一傳統也影響到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即學者們往往從技術本體論、技術認識論、技術方法論和技術價值論角度來研究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因此可以說“師從自然科學哲學”是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特點。

在前蘇聯學者看來,自然科學方法論之所以能夠類推至技術科學領域是因為,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都是科學的組成部分,因此較為發達的自然科學方法論當然可以成為技術科學方法論研究的范例。這正如前蘇聯學者們指出的:“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無論是在起源方面,還是在起作用的過程方面。技術科學最初的理論原理、認識客體和概念的方式,恰恰是從自然科學向技術科學傳遞過來的;同樣,技術科學自身科學性的規范、知識理論結構的確立、理想對象的結構和數學化,恰恰也都是從自然科學借用到技術科學中來的。”［4］尤其針對技術科學的數學化,А.Н.鮑戈柳波夫指出:“知識數學化的問題是歷史性的問題,從廣義上講,未必能夠在科學史和技術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別是相對于技術科學,更是如此。多虧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緊密聯系,才產生出將適合于自然科學的數學化模型轉移到技術科學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樣產生出利用自然科學數學化歷史來了解數學在技術知識發展中所起(或者說它應當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這一點,前蘇聯學者更關注自然科學對技術科學和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影響。

概括說來,前蘇聯時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人們通常只是在科學哲學的背景下研究技術哲學,把技術哲學混同于規范的科學哲學的附屬物,并且僅僅從自然科學知識附屬物的角度來研究技術。技術被歸結為科學的附屬物,而技術哲學則被歸結為運用于技術知識結構的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研究的簡單附屬物,這就是20世紀50至60年代的特點［1］。如果說這一時期運用科學哲學手段研究技術哲學是自發的,那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前蘇聯學者就開始自覺地借用科學哲學和科學學的方法研究技術哲學,特別是研究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在《技術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研究》一文中指出:“雖然很早以前,技術知識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哲學家們的興趣,但只是在最近五六年才開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這個方向范圍內提出一個目標:就是用科學學和科學方法論的手段來系統地研究技術科學。”［4］他們還補充道:“技術科學方法的特點暫時揭示得還不太清楚。一方面,應當注意專業方法獨特的多樣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廣泛地應用一般科學的認識方法(如分析、綜合、模型化、實驗)。”［4］在此不可否認,分析、綜合、模型化、實驗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時成熟壯大起來的。

可見,由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自然科學充當了技術科學的基礎,因此我們不能脫離自然科學孤立地研究技術科學;但是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技術科學相對獨立的特點,正如前蘇聯學者鮑戈柳波夫指出:“技術科學從本質上應當與不斷發展的技術相適應,并且最佳的情況是應當超前于技術。……技術科學、實用科學和基礎科學是知識具體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層次。因此,技術科學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能夠變成實用科學(如果技術科學的應用范圍超出技術框架外),甚至變成基礎科學”。這表明,在技術科學與技術的辯證關系中,技術科學應當具備先驗的預測功能,而且技術科學、實用科學與基礎科學之間存在著轉換關系。這是技術科學發展過程中的又一個重要特點。

總之,通過上述研究我們能夠看到,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是其技術哲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壓意識形態統治時期技術哲學研究的主要成績,其相關問題研究(如技術科學的起源、對象、結構、功能、任務等問題)即使在技術哲學日趨走向成熟的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重大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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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廣譜哲學 科學理性 自然科學 傳統科學

在世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哲學這一古老的學科也面臨著如何跟上現代科技發展步伐的嚴竣挑戰。由我國學者張玉祥教授所創立的廣譜哲學，經過十余年的發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特別是在高揚哲學的現代科學理性方面，做了一系列別開生面的工作。

廣譜哲學為實現傳統哲學的現代科學形式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一般來說，哲學是一個純粹觀念性、思辨性的學科，其科學性主要表現在它如實地反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普遍規律上，但傳統哲學的表現形式卻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即自然語言含義的模糊性、多義性和思辨思維的某種神秘色彩。近現代以來，許多哲學工作者和自然科學工作者曾試圖運用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學工具來改造傳統哲學的形式，但這些嘗試終未成功。這是因為這種“改造”使哲學變成了實證科學，喪失了哲學的根本性質，離開了哲學的“譜”，并因而招致了許多哲學家的批評。張玉祥教授在長期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中，認真吸取了歷史上在哲學科學化、規范化問題上的種種教訓，鮮明地提出了“廣義公理化、廣義模型化、廣義數學化、廣義程序化”的“四化”標準，充分吸收和揚棄系統科學、泛系方法論與現代結構類數學的新成果，使廣譜哲學奠基在極其寬厚的科學和數學基礎上，初步成功地實現了哲學“四化”的目標。①

精通數理自然科學的人都知道，對于實際的工程技術問題，可運用觀察實驗手段計量或模擬的問題，模型化、數學化與程序化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但對于像哲學思想、民間諺語中的哲理、一般事物的哲理、絕大多數人形成的思想共識等等純粹思想性、無法直接度量與操作的東西要實現這幾“化”，確有天方夜譚的感覺。至于公理化則一般要到一門數學或精密自然科學成熟到很高的程度才能進行，而哲學還處在不同學派的經常爭鳴之中，要找出公理化方法要求的無爭議的原始概念和不證自明的公理是無法想像的。廣譜哲學的首要的或關鍵的一步是它針對傳統哲學的現狀和實際，把絕大多數人心目中狹義的公理化、模型化、數學化與程序化的概念拓展到含義極其廣泛又相對確切的水平上；特別是它找到并創造性地運用了泛系方法論這樣一個可模擬一般事物機理的銳利武器，從而使哲學的現代科學化這樣一個“神話”成為現實。

廣譜哲學為溝通當代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的思維方式建造了一座寬闊的橋梁

廣譜哲學以現代科學技術的語言、模型和方法來模擬和描述哲學問題，這種模擬和描述，不是一個單純的、外在表現形式問題，它的觸角所“伸入”的是哲學問題的內在結構，因而它改變的就不僅是哲學問題的描述形式，而是哲學的思維方式。例如哲學思維要求對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從宏觀整體上去把握，要抓住“主流”，但對于一般而非特殊的、任意而非具體的社會歷史，什么是“宏觀整體”？什么是“主流”？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抓？傳統哲學沒有進一步、可操作的方法論，它僅僅是提了一個要求而已。廣譜哲學則提出了形式具體的“歷史望遠鏡理論”，它為“歷史望遠鏡”下了一個可操作性的結構化的定義，并為如何使用“歷史望遠鏡”制定了一個不失普適性而又模型化的五步觀測程序。這就把哲學家們純粹定性的、觀念的、思辨的思維方式轉化為可觀察、可控制、可模擬及可運作的思維方式。②

廣譜哲學所實現的這種轉變，為溝通當代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的思維方式建造了一座可雙向交流的寬闊橋梁。早在黑格爾哲學在德國和歐洲其他地區廣泛傳布的鼎盛時期，著名生物學家施萊登、大數學家高斯等一大批自然科學家和數學家都曾經對黑格爾的思辨體系表示了深深的厭惡。而黑格爾則對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經典科學及其機械自然觀做了深入的解剖和辛辣的批判。直到今天，“兩大陣營”的互相蔑視和攻訐的現象仍然時有發生。究其原因，則在于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在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上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廣譜哲學的一個重要價值就在于，它以現代科學的語言、方法、模型來模擬和描述哲學問題，這就產生了一個雙向的效果：一方面，它有利于廣大自然科學工作者對曾經貌似空洞玄虛的哲學產生學習和研究的興趣，使他們借助現代科學語言直接吸取哲學營養。另一方面，廣譜哲學的現代科學形式也向當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知識結構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了解或掌握廣譜哲學，甚至要評價廣譜哲學，必須具有相當廣泛深入的現代科學（如系統科學、泛系方法論）和現代數學（如離散數學）的知識。廣譜哲學的建立，無疑促進著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知識結構的更新換代。

廣譜哲學把過去憑“悟性”或“內省”才能把握的理論轉化成了可組合模擬的理論

第4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社會學研究；實證主義；人文主義

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建立至今，其理論與方法取向一直存在著分離與對立。在其15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出現了諸多社會學流派，也產生了諸多的理論對立和爭論，這些爭論賦予了社會學更多的活力，也促進了社會學學科的不斷完善與發展。但與此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問題，主要表現在研究方法論上的混亂。其中尤為突出的是實證主義方法論和人文主義方法論的爭論。

一、方法論對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意義

方法論是指關于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論，是人類認識和行動方式的總指導。社會學方法論探討的主要問題包括：（1）社會現象的性質及其理解；（2）社會研究的哲學基礎及其假定；（3）社會研究過程和結果的客觀性問題；（4）社會研究者的價值與研究之間的關系；（5）社會研究中的不同范式及其應用；（6）不同研究方式的內在邏輯等（風笑天，2005：7）。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只有對方法論有了明確清楚的認識才能夠對接下來的研究有清晰準確的把握。方法論對于社會學研究尤為重要，其原因在于社會學越是發展，越是沒有一套絕對固定的方法論。由于社會學研究對象較強的主觀性和社會學研究目標較強的客觀性間的矛盾，社會學應在不同方法之間矛盾的選擇中不斷地詮釋社會。在實踐中社會學研究通常是以實證主義和以詮釋、理解為代表的人文主義方法論的綜合。這兩套方法論雖然對立，但它們自身的邏輯合理性都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指導。

二、社會學研究的兩大方法論

（一）實證主義方法論

作為西方哲學中的一種傳統，實證主義通常是指關于人類知識的一種特定的哲學態度。實證主義方法論的重要前提是：研究對象不依賴于研究者而獨立存在；事物本身具有其內在固定的、可以重復發生的規律；事物的量化維度可以用來考察事物的本質（陳向明，2000：14）。該方法論認為，無論是人還是物質，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社會和自然界的變化都受同樣原則的支配。人類行為、社會變化與自然物質變化都存在著因果關系或相關關系，并能夠被客觀地計量，因而自然科學的邏輯方法和研究程序也適用于對人類社會的研究（駱玲，2005）。

孔德等實證主義者認為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完全可以移植到社會科學領域，將實證主義引入社會學并規定其唯一合法性地位，開創了實證社會學。孔德的“實證”范疇是：（1）現實的而不是幻想的；（2）有用的而不是無用的；（3）可靠的而不是可疑的；（4）確切的而不是含糊的；（5）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孔德將自然科學中的研究法則帶進了社會研究，并且認為“人”與動物只有程度上的差別，對人性及社會的研究應類同于動物甚至對原子的研究――即實證研究（袁方，1997：31）。

作為孔德的繼任者，涂爾干將實證主義發展到一個極高的水平。他認為社會學應該以社會事實為研究對象，社會學研究最基本的原則是將社會現象當作客觀事物來看待。在對社會現象做出解釋時，他認為任何社會現象產生的原因都是另一個社會現象；同時他也反對使用歷史的方法和功能分析的方法，認為只能從一個社會的內部，通過社會的環境來解釋特定的社會現象（陳成文、陳立周，2007）。他的名著《自殺論》就是完全從實證的角度研究了自殺的社會因素而非個人原因，通過對自殺的類別區分，歸納出社會在自殺這一個體行為中的角色，從完全實證的角度闡釋了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至此，社會學研究的實證主義傳統基本確立了。

隨著科技的突飛猛進發展，大量的數學知識和邏輯推理被引入到社會學研究中，出現了以數據分析為主要手段的定量研究，增加了研究者對社會更精確的認識。西方工業社會不斷發展的新技術革命和自然科學領域取得的豐碩成果，使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世界觀成為壓倒一切的“話語霸權”，客觀上強化并鞏固了實證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主導地位。

（二）人文主義方法論的挑戰

盡管實證主義方法論在西方社會學中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但是人文主義也一直有很大的影響。早在19世紀中期，在孔德的實證主義日益擴大影響的同時，對其思想的懷疑與反對也與日俱增。孔德的弱點在于：他認為社會學家可以像自然科學家那樣“客觀地”觀察和測量社會現象，因而自然科學的方法論也就適用于人類社會的研究。但問題在于：人類社會有著不同于自然界的特殊性。首先，人有意識；其次人有差異性，而這兩點是被早期的實證主義者所忽視的（袁方，1997：33）。

在社會學建立之初，韋伯就提出社會學應該以理解個人行動的意義為主要目的。他認為社會學是一門試圖深入理解社會以便對行動過程及行動結果作出因果解釋的科學，社會現象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具有不同價值意向的人們相互作用的結果，“理解”是社會學的基本方法，社會研究者只有通過對行動者的移情和體驗，才能理解他們的行為。因此，他反對17世紀以來的自然主義，特別是19世紀孔德和涂爾干以來的實證主義傳統（陳成文、陳立周，2007）。與涂爾干將社會整體作為研究的出發點相反，韋伯主張應該著重研究個人的社會行為。即使稱之為個人的社會行為，韋伯也認為是具有社會性質的，純粹個人的行為不應該進入社會學領域（董才生、徐曉海，2003）。由此可以看出，韋伯和涂爾干思想盡管有很大分歧，但他們都強調社會學研究的社會層面的意義，前者注重個體，后者則更側重于社會。20世紀60年代，沿著韋伯的思路，社會學領域逐漸興起了符號互動理論、現象學社會學和常人方法學，統稱為人文主義，盡管這些流派五花八門，思想上也是百花齊放。但是它們也有著共同的特點：拒絕實證主義所謂客觀的知識，拒絕實證社會學中的信度和效度，主張從豐富多樣的個人生活中發掘社會（劉巍，2010）。

人文主義反對實證研究是因為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和研究者一樣都是能動的個人，所以社會學研究絕不會達成諸如實證社會學家認為的客觀的和價值中立的，實證社會學從方法論上就是站不住腳的。人文主義方法論更強調從個體的能動性和研究的價值層面判斷。

三、社會學兩大方法論的簡評

由以上分析可知，實證主義的社會學研究與人文主義的社會學研究實質上是兩種不同的方法論觀點。人文主義的社會學方法論強調人的主觀因素，強調對人的行為應從其主觀因素的方面去理解，它指出了“人”與“物”的區別，但是這種方法論否定了社會現象的規律性，否認客觀認識的可能性，這是一種片面的、錯誤的研究取向；而實證主義的社會學方法論正好相反，它片面強調社會現象的客觀性和外部原因，盲目照搬自然科學的方法，它的缺陷在于忽視“人”的因素及歷史、文化因素（駱玲，2005）。

由于社會學研究對象較強的主觀性和社會學研究目標較強的客觀性間的矛盾，社會學研究應在不同方法之間矛盾的選擇中不斷地詮釋社會。事實上，在社會學研究的不同階段可以交叉地、靈活地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在確定課題階段，可采用文獻法、觀察法；在搜集資料階段，可采用問卷法、訪談法；在總結分析階段，可采用社會統計法或抽象分析法等。總之，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方法論及其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各有千秋，在社會學研究過程中，將兩大研究方法論及其具體的研究方法如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宏觀分析與微觀分析有機地結合起來加以綜合運用或整合，并且在不同的研究階段形成互補、呼應、主輔等關系，這才是明智之舉。

參考文獻

第5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范文

一、廣譜哲學為實現傳統哲學的現代科學形式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一般來說，哲學是一個純粹觀念性、思辨性的學科，其科學性主要表現在它如實地反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普遍規律上，但傳統哲學的表現形式確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即自然語言含義的模糊性、多義性和思辨思維的某種神秘色彩，這是導致哲學史上對許多命題長期論戰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近現代以來，許多哲學工作者和自然科學工作者曾試圖運用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學工具來改造傳統哲學的形式，但由于近現代自然科學發展水平和視野的限制，這些嘗試終未成功。這是因為這種“改造”使哲學變成了實證科學，喪失了哲學的根本性質，離開了哲學的“譜”，并因而招致了許多哲學家的批評。張玉祥教授在長期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中，認真吸取了歷史上在哲學科學化、規范化間題上的種種教訓，鮮明地提出了“廣義公理化、廣義模型化、廣義數學化、廣義程序化”的“四化”標準，充分吸收和揚棄系統科學、泛系方法論與現代結構類數學（集合論、圖論、近世代數、數理邏輯等）的新成果，使廣譜哲學奠基在極其寬厚的科學和數學基礎上，初步成功地實現了哲學“四化”的目標。

從常規科學的眼光看，很難想像邁出這一步的困難有多大。精通數理自然科學的人都知道，對于實際的工程技術問題，可運用觀察實驗手段計量或模擬的問題，模型化、數學化與程序化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但對于像哲學思想、民間諺語中的哲理、一般事物的哲學、絕大多數人形成的思想共識等等純粹思想性、無法直接度量與操作的東西要實現這幾“化”，確有天方夜譚的感覺。至于公理化則一般要到一門數學或精密自然科學成熟到很高的程度才能進行，而哲學還處在不同學派的經常爭鳴之中，要找出公理化方法要求的無爭議的原始概念和不證自明的公理是無法想像的。廣譜哲學的首要的或關鍵的一步是她針對傳統哲學的現狀和實際，把絕大多數人心目中狹義的公理化、模型化、數學化與程序化的概念拓展到含義極其廣泛又相對確切的水平上；特別是她找到并創造性地運用了泛系方法論這樣一個可模擬一般事物機理的銳利武器，從而使哲學的現代科學化這樣一個“神話”成為現實。

二、廣譜哲學轉變了哲學的傳統思維方式，為溝通當代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的思維方式建造了一座寬闊的橋梁

廣譜哲學以現代科學技術的語言、模型和方法來模擬和描述哲學問題，這種模擬和描述，不是一個單純的、外在表現形式問題，它的觸角所“伸入”的是哲學問題的內在結構，因而它改變的就不僅是哲學問題的描述形式，而是哲學的思維方式。例如哲學思維要求對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要從宏觀整體上去把握，要抓住“主流”，但對于一般的而非特殊的、任意的而非具體的社會歷史，什么是“宏觀整體”？什么是“主流”？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抓？傳統哲學沒有進一步的、可操作的方法論，它僅僅是提了一個要求而已。廣譜哲學則提出了形式具體的“歷史望遠鏡理論”，它為“歷史望遠鏡”下了一個可操作性的結構化的定義，并為如何使用“歷史望遠鏡”制定了一個不失普適性而又模型化的五步觀測程序。這就把哲學家們純粹定性的、觀念的、思辨的思維方式轉化為可觀察、可控制、可模擬及可運作的思維方式。 毫無疑問，廣譜哲學所實現的這種轉變，為溝通當代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的思維方式建造了一座可雙向交流的寬闊的橋梁。人們知道，早在黑格爾哲學在德國和歐洲廣泛傳布的鼎盛時期，著名生物學家施萊登、大數學家高斯等一大批自然科學家和數學家都曾經對黑格爾的思辨體系表示了深深的厭惡。而黑格爾則對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經典科學及其機械自然觀做了深入的解剖和辛辣的批判。應該說，這種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之間對立和互相詆毀的狀態從未停止過。直到今天，“兩大陣營”的互相蔑視和攻訐的現象仍然時有發生。究其原因，在于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在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上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廣譜哲學的一個重大價值就在于，她以現代科學的語言、方法、模型來模擬和描述哲學問題，這就產生了一個雙向的效果：一方面，她有利于廣大自然科學工作者對曾經貌似空洞玄虛的哲學產生學習和研究的興趣，使他們借助現代科學語言直接吸取哲學營養。另一方面，廣譜哲學的現代科學形式也向當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知識結構提出了新的要求。勿庸諱言，由于傳統的學科劃分壁壘，由于教育思想和體制的原因，哲學和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絕大多數不熟悉現代科學的陳述方式，不了解現代數學的廣義量化趨勢，不少人的知識層次還停留在近代經典科學和數學的水平上。要了解或掌握廣譜哲學，甚至要評價廣譜哲學，必須具有相當廣泛深入的現代科學（如系統科學、泛系方法論）和現代數學（如離散數學）的知識。廣譜哲學的建立，無疑促進著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知識結構的更新換代。

三、廣譜哲學把過去憑“悟性”或“內省”才能把握的理論轉化成了可組合模擬的理論

許多人都承認，傳統哲學是有一定的神秘性的，她用觀念的或思辨的語言所營造的理論迷宮一般人難以走出來，學習、理解和掌握哲學理論主要靠不可言喻的“悟性”和“內省”能力，特別是像黑格爾的“邏輯學”、胡塞爾的現象學、海德格爾的本體論哲學等更是如此，這和學習自然科學或一般科學截然不同，后者可以通過觀察、實驗、模擬、解題等可操作的方法完成。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主要原因有三條：第一是哲學沒有具體的可觀察對象，她研究的是所謂“形而上”的層次，即看不見、摸不著的普遍道理。但這是不是哲學只能憑“悟性”或“內省”去把握的根本的唯一的原因呢？事實上，被稱為現代抽象數學的許多理論也是“形而上”的，即遠遠超出了可觀察對象的范圍，例如現代公理方法或形式化方法所描述的知識，結構主義的描述方法，泛系理論等等，它們研究的都是一般事物的抽象結構，是一般形式和一般內容的統一。但這些知識都不是憑“悟性”、“內省”或“參驗”所能掌握的，它們可以通過一定的知識階梯、一定的邏輯生成程序理性地獲得。

哲學理論需要“悟性”去“參破”的第二個原因在于她的描述方式上，最典型的是思辨哲學（如黑格爾哲學、胡塞爾的現象學、海德格爾的本體論哲學等）。它們采用自然語言來描述哲學問題，自然語言含義豐富、用法靈活，同時歧義很多，為了能夠用自然語言“精確地”描述“形而上”的問題，必須對自然語言本身進行提煉、抽象和“蒸發”，使之脫離自然語言的樸素意義，形成遠離日常交流含義的思辨語言，這就為理解哲學家們的思想設置了語言的障礙。特別是，每個哲學家都試圖創造帶有個人特點或學派特色的專用語言，而沒有形成統一的共同語言，這就更增加了互相理解和交流的難度。

對于像辯證法這樣極其深刻和獨特的理論而言，要能夠在理性上把握她還有第三個困難，即自然語言無法精確地描述和模擬辯證原理的內在結構。例如像辯證否定、辯證矛盾、否定之否定、對立面的互相滲透等概念與常規科學的思想（以形式邏輯為基礎）相去甚遠，傳統的數學無法描述，自然語言或思辨語言只能做宏觀的、定性的粗略敘述，而無法深人到內部結構。

廣譜哲學的一個重要價值在于，它以新的方式克服了上述三個困難，這種方式就是它采用了具有集成性、結構性的離散數學模塊來描述哲學問題，這些模塊足夠普適，足以滿足哲學普適性與應變性的要求；這些模塊也是一種統一的精確語言，避免了各個哲學家的“門戶”語言。特別是，廣譜哲學依靠數學模塊的組合方法可以精確地模擬包括辯證法在內的復雜哲學理論。例如辯證矛盾的概念在經典辯證法中規定為“又對立又統一”，這從形式邏輯的角度看是不可思議、不可接受的。從描述方式上說，傳統的數學方法無能為力，用自然語言或思辨語言又無法精確刻劃其結構。廣譜哲學則用兩個模塊的組合準確地刻劃了這一概念。

第6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范文

論文關鍵詞：主客二分研究范式　主客同一研究范式　心理學的整合視野

論文摘要：本文考察了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內涵、發展脈絡及歷史地位。作者認為，主客同一研究范式體現著心理學的人文科學定向，張揚的是人有別于自然物的“天使”形象，展示的是將人的心理、行為視作“生活”，試圖從內部體驗、直觀以達成對人的獨特本質洞察的“內觀心理學”境界。它和主客二分研究范式均可在未來心理學中獲得各自合理存在的空間。

西方心理學的發展中業已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研究范式：主客二分研究范式與主客同一研究范式。二者的對峙與整合，構成了西方心理學發展的完整圖像。

1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內涵

主客同一研究范式是主客二分研究范式的對立物。主張以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來規范心理學。它將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人、人的心理與行為視為自然物一樣的認識客體，心理學的研究主體則只是反映客體的一面鏡子。主張主體與客體的截然分離，無論是實驗操作還是理論構建均應徹底排除研究者的主體性。物理主義(或自然主義、機械主義)的世界觀、方法中心論的科學本質觀、自然科學取向、邏輯主義與還原主義的研究原則、客觀主義研究范式、因果決定論的心理學解釋框架等是其根本特征。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則強調人、人的心理與行為有著不同于自然物的獨特本質，積極追尋心理學的特有研究方式，主張研究主體向研究客體的滲透、移入、融合，突顯心理學真理的人性本質。

人本主義的世界觀。認為人是一種社會歷史的存在。目的性、價值性、個體性、歷史性、整體性等是其基本特征。心理學研究應堅持以人為本，將人的一切特征納入自己的研究范圍，積極關注人的自由、價值、尊嚴，以增進人的自我認識、自我理解進而促進人的潛能實現為根本目的。

問題中心論的科學本質觀。主張問題的性質乃心理學方法選擇的依據，決定著方法的適切與否。心理學方法論的建構應積極尋求與人的本性相適應的研究方式人文科學的研究取向反對心理學的自然科學定向，反對以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人，強調心理學應以人文科學為規范，以人文科學的方法作為自己的研究方法。

直覺主義的研究原則。認為人的本真狀態為一活生生的有機體，只有通過非邏輯的直覺體驗或內在體悟才能獲得完整把握，而邏輯則必然造成對人的本真狀態的割裂、歪曲與限制。直覺體驗不是從對立面觀照人，對人有所規定，而是直接與人的活生生的精神生活融匯共存，舍為一體。它既有領悟能力，又有親身體證功能，其真理本身具有本真性。

整體主義的研究原則。認為人及其心理、行為均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不能還原為自然科學一樣的假設結構如元素、原子；整體亦不等于部分之和，而是有著部分所不具有的新性質。因此，對整體的理解構成了心理學研究的出發點。心理學應以理解人及其心理、行為為己任，以立足于整體或質的理解與分析為基本方法。

主觀主義研究范式。認為心理學的知識不可能達到自然科學一樣的客觀，而是有著主觀性、歷史性、相對性的特點。目的、價值乃至人的整個精神生活不僅應該、而且可以作為心理學的對象；以價值為導向、從價值的觀點選取事實并形成問題，乃心理學研究應有的立場；內省、直覺、體驗、理解、解釋等則為心理學的基本方法。

非決定論的心理學解釋框架。認為人有別于物，有著心理、意識、目的、意志等。人可以獨立自主地為自己的行為做出決定，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擾。因此，存在于自然界的因果規律并不適于人的心理、行為，目的、價值、經驗、意志等應納入心理、行為發生發展的解釋框架。

2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發展

主客同一研究范式是在批判主客二分研究范式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科學心理學誕生之前，常識心理學對內在體驗、直覺洞察的自發運用，宗教、哲學心理學對內省、反省、直覺、禪悟、同感理解地位的自覺高揚，構成了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先驅。科學心理學誕生之后，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則經歷了一個從萌芽到成型再到日臻完善的過程。

馮特的“精神科學”心理學方法論及格式塔心理學的現象學方法論可視為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萌芽。在萊比錫大學期間，馮特承繼了赫德爾與維柯有關“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的區分。他賦予實驗內省法與歷史法(即民族心理學方法)以同等重要的地位，認為實驗內省法只適于那些與感覺和運動反應密切相關的意識內容的研究，只有在這些簡單的心理過程的研究上，心理學才是“自然科學”的，而對于高級心理過程，對于“由種族和民族決定的心理差異”的研究，則帶有“精神科學”的性質，必須運用歷史的方法才能達到對人類心理的直覺理解。格式塔心理學的方法論則建基于現象學哲學之上。現象學強調摒棄一切先前的理論與假定，直接面向事物本身，它將現象當作研究的出發點，認為現象乃呈現在我們的“直接經驗”即意識中的一切東西，現象即本質，而本質是被直觀到的。但上述主張井未自覺地高揚人的獨特本質并追尋人的特有研究方式，只能視作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萌芽。

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確立、成型與狄爾泰、斯普蘭格等人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狄爾泰不僅以其生命哲學與解釋學為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奠定了基礎，而且還在其“描述心理學”內具體闡明了其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主張。他認為，艾賓浩斯的“說明心理學”是模仿“原子物理學”的思想，把心理現象歸結為心靈的元索的結合，不能認識具體的心理學的現實，如藝術家的創造想象、價值感、義務感、自我犧牲、宗教熱誠等等。由于任何心理現象的部分總是深嵌在一個連鎖的整體——一個“結構關系”中，因而，心理學應以人文科學為規范，從體驗到的結構關系出發，用“分析的方法”去描述和理解它的多個方面，以“描述心理學”或“理解心理學”去替代“說明心理學”。“我們說明自然，我們理解心理生活”。而所謂理解，是指通過呈現于感覺中的表現認識其心理生命的過程，是通過進入他人的內心世界，重新體驗他人的心境，從而再現他人的內心體驗的過程。此后，斯普蘭格認為，那種以“意義關系”為特點的整體——整體的人格，才是心理學研究的出發點。當我們不以文化生活的表現而以作為一種歷史存在的個人為出發點時，我們便可找到為數較少的“意義傾向”或價值：經濟價值、理論價值、審美價值、社會價值、政治價值和宗教價值。并且，根據這六種“意義傾向”何者占優勢，可以把人格劃分為六大類型：經濟型、理論型、審美型、社會型、政治型和宗教型。他特別強調，作為“理解的先驗圖式”，這六種類型不能用實驗法來證明，但能使我們在人同歷史環境的關系中，在人與“藝術”、“科學”、“社會生活”等的關系中去理解人，理解人的整體的精神生活。到人本主義心理學階段，羅洛·梅、羅杰斯等人亦賦予主客同一研究范式以較高的地位。羅洛·梅高度重視現象學方法的運用：“現象學叫人們必須放棄一切先入之見與觀念，然后系統地對眼前的資料加以直接的觀察和整理”。羅杰斯則主張，對于心理學方法論來說，最重要的是將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人——當作人，當作有主動性、創造性、有自決能力的活生生的個體來研究。心理學應接納現象學的思考，應該將假設的檢驗、測量以及諸如此類的經驗性、技術性手段及其應用放到一個恰如其分的地位等。心理學研究應遵循以下步驟：通過自身內部的參照系統取得主觀知識；把主觀知識核對以他人的觀察，取得客觀知識；設身處地地理解他人，取得人際知識。不止于此，在羅杰斯的倡導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還提出了一些具體運用現象學觀點于心理學研究的方案。按照安斯多的調查，這些方案包括現象學方案，體驗方案，現象描述方案等。至此，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獲得了自己的全部特征。但同時亦與主客二分研究范式呈現出絕對化的兩極對立。

試圖超越兩種研究范式的狹隘，使心理學方法論建設走向完善的，當推人本心理學家馬斯洛。馬斯洛主張以人為本去構筑心理學的方法論，主張以“層次整合的思維”看待人的本質或人的心理發展，在層次整合中將為兩種研究范式所割裂的“此”與“彼”重新融合為一個新的整體。其基本主張為：整合的研究取向。認為人是整合的人，成熟的思維是“層次整合”的思維，因而強調將自然科學取向與人文科學取向，“物”的研究范式與“人”的研究范式納入到同一層次整合系統之中；問題與方法的統一。不排斥方法對于科學進步的價值，但主張問題決定方法，方法必須適合于問題，問題與方法之間是統一的。心理學應以自己的研究對象——人為出發點去建構自己的方法論，以人為依據去確定自己的研究領域與問題；“科學的客觀”與“道家的客觀”的相容。不否認“科學的客觀”對知識的普遍性、客觀性的追求，但認為這一以主動干預、價值無涉、感情超脫為條件而達成的客觀只適于遠離人的自然事物的研究。對人而言，更重要得多的客觀來自以順其自然、價值關涉、感情移入為途徑所達成的“道家的客觀”；整體理解與分析研究的互補。認為人及其心理、行為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是個體的目標、價值、動機等昭顯了其心理、行為的整體“風味”，使整體獲得了不同于其部分的新性質。因此，心理學研究應致力于個體的目標、價值、動機的把握，建基于整體的理解之上。但這并；意味著心理學排斥分析研究只是這種分析、分類是以對于整體的完整理解為前提、目標。

3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歷史地位

在西方心理學的發展中，主客二分研究范式始終引領著心理學的主流，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則更多地為非主流心理學所堅持。但不可否認的是，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已構成心理學的一道獨特風景，在心理學方法論的建構中確立了自己無可替代的地位。

主客二分研究范式本質上是一種以“物”為中心的科學主義心理學方法論。在這一范式的引領下，心理學的發展呈現出諸多弊端：人的理想應然的世界，人的超越自然的、自我創造的、實踐性的本質被排除于視野之外；目的、價值、動機、人格等未得到系統而深入的探討；人的主觀能動性、社會文化特別是社會歷史發展等未能納到心理、行為的解釋框架之中；適于人的特性的心理學研究原則、方法的探討遭到忽略甚至排斥。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強調人有著不同于一般自然物的獨特本質，提出以人為本去構筑心理學的方法論，無疑已使心理學對方法論的思考由對心理、行為的拘泥上升到了如何將人真正當作人研究的高度，使心理學方法論的建構回到了一個合理的出發點。其具體主張亦不乏合理之處：(1)提出問題中心論，強調問題決定方法，重新擺正了問題與方法的關系，有助于心理學重新回到健康發展的軌道上來。它激勵著心理學家們去思考、探索適于心理學研究對象的方法，保持對方法的開放態度，使得為主客二分研究范式所排斥的經驗方法(如內省報告、直覺理解等)在心理學研究中再度獲得適當的位置；同時也使得一些重要問題，如人性、價值、自由、尊嚴、動機等重新回到心理學研究中來。使心理學更貼近于生活，更能服務于社會。(2)提出直覺主義研究原則，主觀主義研究范式，強調內在體悟、直覺理解、意義闡釋等是獲取心理學知識的基本途徑，注意到了關于人的心理學知識有著相對于人、相對于一定社會文化和一定的歷史發展的特點彰顯了心理學真理的人性本質，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邏輯主義知識論、客觀主義研究范式的不足。(3)倡導整體主義研究路線，從總體上看適應了近現代科學逐步從經驗科學走向理論科學、從注重分析的研究方法轉向注重綜合的研究方法，日益重視整體研究和辯證思維的趨勢，并從根本上扣住了人的整體性特點。倡導整體理解與質的把握，力陳是目的、動機等使人的整體特性能夠從各個局部中突顯出來，使心理學由單純注重感知、記憶等認識過程的研究逐漸拓展到動機、價值、人格的研究上來。(4)確立非決定論的心理學解釋框架，肯定了目的、價值、動機、經驗等在人的心理、行為發展中的作用，彰顯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特點。事實上，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已展現出一種迥異于主客二分研究范式的心理學境界：主客二分研究范式表征著心理學的科學主義追求，展現的是人作為機器、動物或一般自然物的形象，張揚的是人的“物”性及與之相適應的研究方式，本質上是一種將人的心理、行為視作“現象”，試圖從外部加以觀察、操作進而獲得其一般規律之認識的“外觀心理學”；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則體現著心理學的人文科學定向，展現的是人有別于一般自然物的“天使”形象，張揚的是人的“神性，本質上是一種將人的心理、行為視作“生活”，試圖從內部體驗、直觀以達成對人的獨特本質的理解與洞察的“內觀心理學”。

第7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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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社會科學均出現了“語言轉向”的提法，本文剖析這一現象，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社會科學的“人文轉向”即社會科學借助語言這個人文工具對自己學科進行人文改造。本文詳細梳理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來龍去脈。對“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困境進行了學科分析和精神層面上的探討，提出了如何扭轉人文學科的困境，如何學習西方的人文精神以及如何進行人文洗禮等解決方案。最后提出，自然、社會和人文三種文化應該做到有界限地融合、超越和圓善。

關鍵詞： 語言轉向；人文回歸；科學的；三種文化；超越

中圖分類號： K2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055X（2012）05-0001-10

“語言轉向”這一提法近年在哲學領域頻頻出現，轉引陳嘉映的話，“古代哲學注重的是本體論，從近代開始，哲學注重的是認識論，到了20世紀，哲學注重的是語言。”一般研究認為西方哲學研究經歷過三個階段：本體論階段、認識論階段、語言哲學階段。實際上，哲學家對語言的關注由來已久，無論是古代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還是近代的洛克、貝萊克、休謨、康德、萊布尼茨等人都十分關注語言。到了二十世紀初，哲學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語言轉向）”①。 除了哲學外，其他學科如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政治學、歷史學、心理學等217均提出了“語言轉向”。盡管這些“語言轉向”的提出和哲學上“語言轉向”存在著差異，但由此引發的思考是：這么多學科都提出了“語言轉向”，是偶然巧合呢？還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學科“語言轉向”考評

這么多社會科學都提出了“語言轉向”，但它們的內涵和外延不盡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時，還需對各學科“語言轉向”的內容有一個大概的了解。由于相關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選擇分別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學領域內，不同研究者的“語言轉向”也大相徑庭。陳嘉映將其總結為：“1）新邏輯的發現；2）對古典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厭倦；3）反對哲學中的心理主義；4）語言科學的建立和進步。”他進一步認為，“概念思辨本來就主要是在語言分析層面進行的，當概念思辨確成為哲學的主要工作，語言轉向也自然而然產生了”。 有一種說法，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弗洛伊德、叔本華、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對理性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無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實體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觀點一時被解構得支離破碎。眾多思想家不約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視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體性范疇——語言，于是出現了語言轉向。但威廉姆森18認為概念轉向比語言轉向構成更為廣泛的運動，對語言與思想的相對優先性持中立態度。不管怎樣，“語言轉向”的確發生過而且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經濟學的“語言轉向”也受人關注。現代社會經濟學影響很大。以新古典主義為主的當代經濟學研究者喜歡使用復雜的數學分析工具和計量模型，似乎還很少有經濟學學人注重經濟學分析中的語言問題。到了20世紀末，博弈論經濟學大師魯賓斯坦（Rubinstein）終于意識到了語言與經濟的重要關系，提出了語言的經濟學分析和博弈論經濟學的語言問題。他在《經濟學與語言》19中試圖將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博弈論”置于一個廣闊理性推理和語言交流的知識版圖上，并暗示經濟學研究有“語言轉向”的趨勢。國內韋森系統研究過經濟思想史上關于語言的問題。“由于語言構成了人之成為人的主要維度，不了解語言，不研究語言在人類社會形成和市場機制運作中的作用，……研究語言在人類社會種種生活形式的生發、型構與變遷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試圖從各種理論視角復現人類經濟社會中種種自然秩序的經濟學所使用的語言本身，就成了經濟思想界認識和洞悉人類生活世界研究進程的一種自然推進的結果”20。 “法律語言學”是語言學一分支，它從法律角度研究語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語言，這和從語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樣。“法是語言！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給法下定義，都離不開語言： 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這兩個東西都需要語言體現） ；2）司法者——法是判決（判決是語言）；3）守法者——法是行為規范（規范是語言） ；4）功能觀——法是工具（工具是語言） ；5）——法是統治階級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語言體現）”3。可見法學與語言學聯系是多么的緊密。法學研究中的詮釋和修辭研究歷史悠久，很早就關注語言問題。作為現代法理學奠基人之一，哈特通過對法律規則、法律規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邏輯分析和語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體系，哈特①將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學中，從而帶來了20世紀法理學的“語言學轉向”。他的專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學21。法學的“語言轉向”目的是借助語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釋和審判等環節上進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實踐。 教育當然需要語言。教師上課需要言語，還需要用言語與學生交流。教育一刻都離不開語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語言不可。某種意義上說，教育學的使命之一在于讓教師學會說話，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讓學生學會說話。因此研究如何讓教師說恰當的話是教育學的重要任務之一。僅從語言學話語分析有專門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們大多描述課堂話語的特征，提出改進有效的課堂話語。海德格爾提出過“走向語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語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終達到的語言……，這是一種工具論語言和本體論語言之間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貫通并保持一定張力的語言。唯有如此， 教育才能實現在語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認識， 教育才能實現人在語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長。”7 心理語言學是語言學一重要分支，語言、心理、認知關系密切，“語言轉向”已經成為心理學界公認的事實。心理學不應再去構造能調控人們心理與行為的種種理論模式與模型，而是在人們的交往行為和話語活動中啟迪心智、激揚潛能，通過對各種文化的和實踐的闡釋發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價值和生活意義。因此，“心理學的語言轉向促使心理學的理論追求開始從本質論轉向存在論，在思維方式上從還原論轉向整體論，在心理科學觀上從自然主義科學觀轉向社會文化科學觀，在文化模式上從單一文化模式轉向多元文化模式6”。“心理學在語言轉向視角下，改變了心理學研究本身的性質，即心理學已被放入一個公共話語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說，歷史只是“以敘事散文話語為形式的語言結構”。歷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紀啟蒙思想理性主義的影響，人們認為歷史是客觀的，只要找到足夠的材料就能揭開史實。可后來發現，歷史文獻的可靠性受話語的影響很大，因此開始引入語言學視野去考察歷史。如何理解文獻文本中的語言，將直接關系到對史實、歷史態度等一系列問題的認識。而從語言學角度出發，會給歷史研究帶來很多令人欣喜的結果。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歷史學語言視角的典范，再進一步，它會影響到歷史哲學；《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西方后現代歷史哲學研究》24探討了語言視野下的歷史哲學。而在政治、國際關系等領域通常喜歡用批評話語理論（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對隱含在政治話語中的權力、意識形態等進行研究。后來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學中的“語言轉向”和國際關系學中的“語言轉向”25。 此外，還有大量的研究關注文學、文化研究、建筑學、社會學、宗教學、地理學、管理學、外交學等領域的“語言轉向”26，27，28，29，30，31，32，此處不再贅述。 綜上，社會科學在闡述“語言轉向”時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先將哲學上的“語言轉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轉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難道是哲學的“語言轉學”促發了這些學科的轉向？此外，還需對“turn（轉向）”進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沒有重視的東西，現在引起重視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變了。比如說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經濟，但以前可能忽視了語言的作用，現在開始關注語言對經濟的作用，而不能說經濟學重心轉移到語言了。

哲學研究對其他學科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當哲學提出“語言轉向”時，它就有可能影響其它學科。這些社會科學喜歡引介哲學上的“語言轉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讓讀者知道“語言轉向”是怎么回事；二則有可能是想在哲學上找到依據，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撐。要追究為何這么多學科都提出“語言轉向”。除了哲學上的依據外，也許還會找到這樣的理由：語言是貫穿這么多學科所必須要談的東西，當本體論上升到認識論，而認識論就得涉及到語言，從語言著手，就會加深對該學科的研究，使該門學科研究更具哲學高度。這些原因都底氣十足，但卻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條，哲學的影響不可否認，但即使哲學出現轉向，社會科學也不一定非得跟著轉，畢竟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發展的內在規律，只有當該學科發展的內在動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時，才會吸收借鑒其它學科。這并不否認任何學科都受到時代背景和它所處時代任務的制約，以及當時社會主流學科的影響，跟風現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該學科內在動力不需要借助“語言轉向”來幫助的話，無論如何也不會有這么多學科同時提出“語言轉向”。因此，哲學上“語言轉向”的影響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動力。根本動力來自于各門學科內在發展的動力需求。至于第二點也是合理的，語言的確非常重要，作為人類共性的東西，語言可以為各門學科發展提供很好的視野，但這些學科“語言轉向”的目的不是為了研究語言，而是借助語言來更好推動自己學科發展。

（一） 人文學科的科學化——社會科學的產生繼續討論之前，需要了解學科的三大分類：自然科學、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后兩者容易區分，而后兩者之間卻不易區分。一般認為人文學科是以觀察、分析及批判來探討人類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門學科（哲學、文學、藝術、歷史、語言等）和知識的總稱 。而社會科學是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的各學科總體或其中任一學科①。如社會學研究人類社會，政治學研究政治、政策和有關的活動，經濟學研究資源分配。光從名稱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別，“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學科”與“科學”反映出兩者的性質、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很大差異。社會科學是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中的某些層面和現象，所謂科學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這需要追溯歷史了。

嚴格來說，19世紀之前，社會科學研究還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時還沒有產生社會科學。實際上無論在古代中國還是古希臘，沒有今天所說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分，如亞里士多德研究的領域包括自然、社會和人文領域。今天屬于社會科學的經濟學、法學、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學家同時完成的。如司馬遷《史記》中的《貨殖列傳》就是對經濟規律的總結。孔子既是思想家、哲學家又是教育家，張衡既是文學家又是科學家。西方文藝復興和十八世紀以理性主義為標志的啟蒙運動，將現代自然科學分離出來。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識，后指學科，到了十九世紀，專指自然科學，也就是用實驗方法來研究自然世界的學問。從十七世紀開始的歐洲社會，伴隨著自然科學的分離和發展，一切社會認識在啟蒙思想的鼓動下進行不斷的理性化，而啟蒙思想的本質是將一切理性化，這對當時的社會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理性促動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西方一大批科學家如伽利略、開普勒、笛卡爾、牛頓等人橫空出世。到了十八世紀，人們看到自然科學帶來的巨大推動力，改變了整個世界，在理性主義和自然科學的啟示下，人們開始相信科學革命不僅僅能在自然科學上改變人類，而且還能改善政治、道德、社會、經濟、文學批評等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其基本特征可以說是“將牛頓時代的新科學方法運用解決其他智力和哲學問題的趨勢①”。人們希望在人文社會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學研究一樣能做到完全和精確預測未來，找到其中的規律，控制社會各種現象，從而能像自然科學家那樣駕馭和控制自然規律而獲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會科學的研究宗旨和目的與自然科學如出一轍。 社會科學從人文學科中最早分化的是社會學，法國的奧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會學”這一術語②，試圖模仿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自然學科而創立的一門研究社會的科學。在方法論上，孔德認為可以直接將自然科學的方法移植進來，為此，他大力倡導“實證哲學”。他的名著《實證主義教程》充分證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階段論” 中實證的程度把科學發展的順序大致歸納為六門：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社會學。“社會學”的提出引發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分離。此后，經濟學、法學、政治學、教育學等一系列社會科學分離出來。

（二）社會科學的危機這些社會科學甚至人文學科將經典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上升為自己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認為經典的科學觀和方法論才是唯一正確的，除此之外的科學觀和方法論都是非科學的。經典自然學科雖然承認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但本質上卻認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構成的，因此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找到這些元素并分析它們。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著能像化學家那樣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來解釋自己學科的現象，因為科學哲學教導他們只有用經典自然科學方法獲取的知識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類社會雖然起源于自然，但人類活動和人類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質，簡單套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只會得出簡單的結論，而忽視人的價值和尊嚴，只會導致研究成果嚴重扭曲事實。 不可否認，人們建立社會科學的目的是良好的，為了改造世界，更好為人類服務。也看到了社會科學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和社會，這是和自然科學研究對象最大的差別。人和社會太為復雜，面對著如此復雜的人和人類世界，采用單一的數學模式、建模公式等簡單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復雜性、人的價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沒有單一的結論。拿物理學來說，19世紀末，物理學征服了全世界，經典力學、經典電動力學和經典熱力學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學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經被發現，物理學已經盡善盡美了。但很快為量子時代所取代，經典物理像泡沫般破滅凋零。量子物理學甚至打破了曾經堅定信奉的嚴格因果律，從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釋、不確定原理和互補原理摧毀了經典物理世界的嚴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絕對客觀性。之后出現的平行宇宙理論、退相干理論、隱變量和超弦理論都無法再建立起一個終極理論。自然科學研究已經從只追求整齊劃一的規律發展到了更注重觀測。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和結論也不是鐵板一塊，整齊劃一的，也充滿了爭議與未知。人類科學發展史表明，對真理的探索永無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終不會將其終極秘密展示給人類。將自然科學等同于科學，而又將科學等同于真理，是當代人對科學認識的最大誤區。而在自然科學方法主導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就會視為不科學③。

什么是科學？這個問題非常復雜。庫恩早就是說過，所謂自然科學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變更，不存在所謂的“科學”就真理的說法35。個人理解，科學其實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這種方法對研究的有效性幫助甚微，我們可以認為這種方法已經不適合該學科了。因此自然科學的實驗、實證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為我們所認為的“真理”。在“心理學新進展叢書”中葉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從心理學這門學科出發，對自然科學方法才能獲取知識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正是在經典自然科學方法主導下，社會科學研究出現了危機，帶來了一系列惡果：生態危機，為了經濟發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導致污染嚴重，生態嚴重失衡；社會倫理危機，經濟學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發展，而無法對社會道德倫理進行調節；教育領域的數字、統計無法解決教育中的真正問題，與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馳；人性危機，人的機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體人性的分裂與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沒了道德和價值。科學主義無法解決規范問題，價值立場問題。人類除了理性之外還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與正義，但在理性主義和科學至上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社會科學研究的危機除了這些，還有方法論上的質疑。很多學者對社會科學方法論自然科學化提出了挑戰，對自然科學方法主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合法性進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學領域需要重視具體問題之中價值判斷的正當化。長期以來，法學皈依于科學主義，不研究道德問題，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無法解決問題。33

（三）途徑之一：人文的回歸如此，社會科學的研究沒有像當初預想的那樣能讓人們完全駕馭社會，相反帶來相當嚴重的惡果，因此很多學者反思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最為著名的是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他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對社會科學的方法進行了徹底的反思。韋伯首先區別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使用了“文化科學”來界定，特別強調人類的精神生活。韋伯認為：“社會科學的對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規定包含著兩種基本要素，這就是價值和意義”。在反對自然科學沙文主義和維護社會科學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時，他也堅持認為文化科學是一門客觀的經驗科學。他認為價值是文化科學概念形成的先決條件，價值關聯決定了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分野。國內有不少學者，對社會科學的方法進行了反思。 社會科學反思的結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學和理性主義為首了，要重視人，重視人的價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從這種意義上說，社會科學是要向“人文學科”回歸。而“人文學科”是以觀察、分析及批判來探討人類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門學科。社會科學原本與人文學科是一家，現在他們發現離開人類的情感、價值去走向純粹的理性主義是行不通，于是回歸人文。“人文轉向”并非是用人文學科的方法或知識來指導社會科學，而是社會科學必須關注人類的情感、精神與價值，用人文學科的精神和理念來指引社會科學的發展。 “人文”這一概念涵義比較復雜，不同歷史時期，含義不同，與之相關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義”等概念。“人文”的源頭和演變異常復雜。本文強調從治學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歐洲從古希臘開始有著自己的人文傳統，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提出了人文主義。人文主義也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體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關，但更多有自己的特點。“人文主義”是一個歷史范疇，隨著歷史變化有了不同的內容，但其核心價值與“人文”有類似的地方，那就是對人的關注。文藝復興后特別是啟蒙運動導致理性主義占據主動地位，人似乎變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義核心價值側重于人道主義，屬于道德的觀念。可以說啟蒙運動后歐洲傳統的人文理念似乎斷層了，科學主義、理性主義、實證主義占據主導地位。 中國，“人文”最早出現在《周易·賁》：“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般認為這里的人文指禮樂教化，強調人與人關系、人與社會關系的人文觀，這種人文觀不僅要求處理個人與社會他人的關系，也十分重視對個人修養的培養。孔子提倡“修己”，墨子提出“修身”，以禮樂養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們與人文學科有著類似的價值觀和取向，都關注人的價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學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獲取關于對象的知識，而是要探尋人的生存意義、人的價值及其實現問題，并由此表達某種價值觀念和價值理想，從而為人的行為確立和提供某種價值導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對象‘應如何’的問題”38。社會科學在揭示社會規律，獲得普遍知識時，如果不關注人的價值，就必然會走進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惡果中去。當社會研究者意識到他們所面臨的處境和危機，就會采用各種辦法來彌補自己的不足。“人文轉向”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還需要具體用某些細節去落實。韋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體細節。而“語言轉向”正是“人文轉向”的一種細節性措施方式。“語言轉向”本質上是一種“人文轉向”，一種社會科學回歸人文的呼聲。因為語言具有某種共性和特殊性，因此這些學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語言作為人文回歸的前奏。

（四）語言的人文性為什么說“語言轉向”是一種“人文轉向”呢？首先，語言貫穿于社會科學各領域，是他們共有的；第二，“語言”的關注具有人文性。這可能有爭議，語言在不少人看來，只不過是一個工具而已，何來的人文性？語言確實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語言工具來交流、學習、生活等；但語言也可以用來傳載人類的文明、知識和精神，每個人的言語都不同，每個民族的語言也是不同。因此語言可分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種工具，使用工具來幫助人類日常生活；形而上則一種民族精神，一種價值觀念。語言和語言學不是一回事，語言學研究中現在也存在兩種分野：人文和科學的。但語言本身卻具有很強的人文性。語言是屬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將語言視為人區別于動物的標志。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語言是心靈的自然稟賦，唯有語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語言與思維不可分離，民族精神與民族語言密切相關。洪堡特也持這樣的觀點，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語言，民族的語言是民族的精神。”伽德默爾說“人是具有語言的存在”，海德格爾指出“語言是人類的家園”。 人文性是人類對自己道德和價值的追求和完善。語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屬于人本身，反映人類的思想、情感、靈魂和世界觀。“語言不是傳統語言學所認為的思維和交際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義和精神，它負載著個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觀，負載著多姿多彩的人類文化。人有了語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語言是人的世界，是人類的家園，包孕著無限豐富的人文精神，這就是語言人文性的內涵所在”39。因此社會科學研究者看到哲學“語言轉向”后默契或無意識地，試圖借助“語言”這個人文性十足的物象來幫助自己學科向“人文”靠攏，回歸人文。社會科學本就是從人文學科中分離出去，“人文”的回歸合情合理。

三、人文學科的困境與出路

社會科學努力借助人文學科的價值導向試圖從完全“科學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可當代人文學科也存在極大的困境，不僅出現了類似社會科學的“完全科學化”，甚至在功利主義至上的喧囂中，人文學科普遍被認為沒有“什么用”。在高度實用主義主宰一切時，人們首先會審視是否會帶來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現“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科表面在發展，卻備受限制和歪曲，實際上已經視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這種情況在中國愈演愈烈，西方發達國家的人文學科也曾面臨過這樣的危機，不過進過深刻反思，已經深刻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采取種種措施去拯救人文學科①。

（一）人文學科的困境與危機社會科學在完全走向“科學”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模式和目的來研究社會現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無可厚非，只不過在自然科學方法的主導之下，其研究目的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試圖采用自然科學的實證、實驗方法最終找到了支配人類社會的幾個規律。這本也無可厚非，但如果將社會研究的結果定位為幾個支配規律，這樣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說是一種“形而下”。人類社會復雜的多樣性不可能只用幾個規律就能解釋清楚，這并非一味否定“科學”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將研究終極目標定位在如同幾個化學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經典自然學科雖然承認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但本質上卻認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構成的，因此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找到這些元素并分析它們。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著能像化學家那樣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來解釋自己學科的現象，按照他們的思路，人類社會的多元性和復雜性可能也不牛津大學著名的歷史學家托馬斯曾說：“凡是非STEM（即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英文首字母縮寫）科目的學科地位，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福斯特（哈佛大學校長）認為，在這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人文學科了。福斯特指出，作為已具有數百年傳統的高等教育的守護者，大學必須努力去保證提倡那些有價值的東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無價之寶。“畢竟，歷史學、人類學、文學等學科之于大學以及人類具有不可磨滅的重要價值”。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大學在變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科學時報》 （2011-01-04 B3 國際） （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大學在變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http：///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讀取。）美國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兩年向總統、國會和全美人民遞交《美國的人文學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報告，詳細匯報人文學科的各項事宜。注意，中國只有社會科學才有這樣的報告，往往關注的是經濟發展、住房、改革等問題，而基本上沒有關于人文學科的報告。可見，人文學科在兩國重視程度差異之大。

那么多元與復雜，最終也就那幾個規律。人類社會的一切行為皆是人形成的，試圖解釋人行為的根本規律如同要揭示人類生存的根本意義，無法將人類生存的意義用幾個規律加以總結，因此試圖一勞永逸采用自然科學為旨趣的社會科學研究永遠永遠只是一個夢想①。

而從自然科學發展的進程來看，特別是量子力學的發展，經典時代由幾個支配規律的思維方式似乎已經過時，當代科學家更關注的是能夠對大自然說出些什么，強調觀測。自然科學的新思路和新發展可能并沒有引起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學主義”的研究者，其思維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學經典時代的套路，對新的科學思維全無了解，而且還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指責別人“不科學”。 在引入自然科學方法之后，社會科學研究確實有了新的視角，也取得了新成果，畢竟能用幾個規律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研究是非常誘人的。因此，人文學科也將自然科學方法引入，實證和實驗方法也確實給人文學科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此后，人文學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學派”兩大派系，甚至兩大派系達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學派”占了上風。人文學科正被來自四面八方的科學派給吞噬，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因為科學哲學教導這些“科學派”只有用經典自然科學方法獲取的知識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們動輒說：你們的研究是不科學的。但實際上“科學”并非只是自然科學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學派”占上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科學派”因標榜自己是科學的，并試圖展示美麗的幻境——他們的研究成果將能改變世界，極大促進人類社會進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經費的支持。“在媒體的幫助下，公眾已經被說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學家才能提供解決各種嚴重社會問題的答案”序言5。在人文學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體問題適合采用“科學”的方法，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學一樣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圖表、各種曲線圖和統計公式才是科學的，所有嚴謹、有內在邏輯和客觀的研究都是科學的。 “科學”喜歡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證明，但無論模型如何復雜，它只是對“假設”的一種證明手段，解釋手段當然可以多樣化。但實證研究在人文學科中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境地，既不能也不能證實現有理論。由此可見，“科學”派如要在人文學科中取得真正實質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大幅度改變。“科學”的威脅可能只是暫時的，“人文”派學者卻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輕心。我們認為，方法的包容和創新是研究的動力，學習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創新不竭的動力，因此適當吸收當代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新方法是每個人文學科的必修課。其次，人文學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規律。此外，“人文”學科應該有信心加大宣傳讓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徑是有著巨大的優勢，爭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華的人加入這一行列。當然人文學科的困境不僅僅是來自“科學”派的威脅，其自身也存在很多問題，不僅僅有方法的問題，問題多，需要認真分析細致思考，對癥下藥。 人文學科的困境不僅來自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排擠”，更大的危機是“功利化”。功利化讓一個民族精神上無所適從，精神喪失乃是當代中國一個最為顯著的問題。功利化讓人看不到人文學科持久的影響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動輒發問：你這有什么用？人文學科的危機間接導致精神危機。完全“科學化”與“功利化”幾乎將人文學科送進了墓穴。有著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學科在功利主義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態明天他們就要給社會帶來什么具體好處，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哀②。

無論在網絡還是在學術討論中，關于當代中國人精神問題頗為熱門，《南風窗》2010年第19期推出專題“直面精神危機”，邀請海內外專家闊談當代中國人精神危機的表現、根源以及對策。

經典時代的物理、化學都認為只要用幾個簡單的規律就能解釋整個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當代量子物理學已經打破了這種經典式解釋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學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認為不存在一個客觀的、絕對的世界。物理學的意義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們人類能夠對自然界說明什么。沒有一個脫離觀察而存在的“絕對世界”。量子力學比史上任何一種理論引發的科技變革都要多，而且改變了人們對傳統科學的看法，影響了人類對世界的看法，改變了人類的世界觀。雖然量子力學內部充滿了爭議和分歧，但其基礎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幾個解釋上，經典時代幾個簡單規律定世界的思維模式一去不復返了。

功利化不僅給人文科學帶來了嚴重的危機，也給自然科學帶來極大的危害，自然科學內部的基礎學科如數學、理論物理、理論化學等，因不能像工程類學科馬上帶來利益效應，也面臨著學生減少，師資流失，經費縮減等壓力。不過在自然科學內部，科學家們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了。

精神危機的根源相當復雜，限于篇幅無法展開，但有一點必須指出，走出精神危機，人文學科擔負著重要使命。西方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讓人文重新洗禮每個人，每個人得到啟蒙。

而當代人文學科的衰落與精神危機是一種互為因果關系。反觀世界，真正的強國不僅僅在于經濟和軍事的強大，更重要的他們有一種理念，有一種精神，有一個文化，展現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世界各種人民對他們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國的崛起，沒有這樣的價值輻射就永遠不會崛起。而這樣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黃金白銀，也不是靠強大軍事，是來自對人文價值的尊重，以及對人類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國人文學科之路：中西融通與人文洗禮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西方的理性主義占據了主導地位，自然科學的邏輯思維主導這一切，導致社會科學從人文學科中分離。“二元對立、邏輯思維等西方的‘理性’對二百多年來科學技術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學技術還會需要它，而這與客觀世界的本質在許多方面是矛盾的，與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類應該如何解決這一難以擺脫的‘悖論’？”。好在西方學術界對此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①。那么我們中國的人文學科又面臨著如何的困境呢？ 中國人文學科面臨的第一危機是，西方的傳統和學術話語霸權一直左右著中國的學術，我們的學術傳統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學術研究跟著西方轉，成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產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機，中國人文傳統的斷層。啟蒙運動后西方的傳統是理性和邏輯，傳統人文減少，不過西方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中國有著豐富的人文傳統，打破西方的霸權，一條好的途徑就是向中國文化汲取營養。許嘉璐先生提議哲學需要一場革命，需要發揚中國哲學自己的傳統，其它學科也應當如此。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研究已經出現了一場變革，力圖改變自文藝復興以來的理性傳統，要求注入人文氣息。可是當看到西方在變革時，我輩中人似乎依然無動于衷，多數人依然“戴著鐐銬”在跳舞，無視中國自己的人文傳統。 中國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層面卻未能真正西化。中國人治學，特別在當下，缺乏獨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諸多不是，但我們并未掌握他們的精神要髓，只是將它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來套用，對學術傳統和學術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讓我們只想拿來成果換成更多的物質利益。因此某位學術大家說過，近幾十年，無論人文社科還是自然科學，中國人沒有一個重大的理論貢獻。這讓所有中國學人無比汗顏。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有著良好的傳統，是自古希臘以降，西方的獨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過文藝復興的洗禮，沒有這場洗禮，便沒有西方的經濟、政治、民主和科學。本文認為，中國若要強大也須有一場洗禮。洗禮，是一種精神洗禮，是一種人文洗禮。國人的人文素養普遍不高這是事實，西方自然科學家寫出的科普作品能成為暢銷書，很少見到中國科學家寫出這樣的暢銷書，這是缺乏人文素養的最直接表現。中國需要向西方學習，但這種學習，不是簡單各門學科全面拷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學習他們獨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們要怎樣振興中國的人文學術呢？ 本文認為，一方面，要從中國自己的人文傳統中汲取營養；另一面，需要“圓融”，不僅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圓融”，更需要中西方學術傳統的溝通與圓融。雖然目前不少學者朝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模式來改造中國，不成功。

今天的學術界實際上是“西學為體，中學點綴”，則導致中國學術徹底迷失。較為理想的模式是，將“中西”融合，不是拿西方的理論來改造中國，而是將兩者融合后創造出能與世界對話的“新物質”來。比如，中國傳統人文研究中具有“普世”價值的思想資源完全可以采用現代學術方法進行闡釋并在世界推廣。再如中國人文資源與西方異曲同工之處也可采用現代方法，溝通中西，以嚴密的邏輯和合理的學術形象展現給世人。在倫理修養、藝術美學等方面中國人文的資源甚至比西方更有“普世”價值，完全可以深入挖掘獨當一面；在法律政治、經濟制度等方面，可以采取學習西方，中西融會的方式來研究。方法上需要多元化，邏輯上縝密化，參照國際體系。在方法訓練和思維方式上，中國應該更多學習西方，而在思想源泉和創新點上則需要有中國自己的“普世”價值觀。總之，中國學術走向世界，需要卸下“鐐銬”，穿上自己縫制的衣服，大膽地與外人交流。 中國學術如果只重視學術層面，而忽視“道”的層面，那將永遠超越不了西方。“中國學術的傳統中將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統稱為科技，導致今日只見器物不見精神，而忽視了科學的本質首先是一種精神，是出自對宇宙萬物的驚奇而求真的渴望，而不容虛飾的，對事物本來面目的揭示”。這樣的科學精神是來自人本，是一種對人類價值的尊重，我們缺乏的就是這樣的精神。而這種精神不是出幾本書，發幾篇論文就可以解決的。學習西方可能今后很長時間中國面臨的最主要任務，學習西方是要學習他們的人文精神，需要融會貫通。但做到中西融通很難，只有汲取中西對人本研究的精華，才有可能提出對人類有重大意義的理論突破。因此，本文認為中國學術之道振興有兩個方面不得不重視，一是汲取中西方，主要是西方對人文學科的探索精神，在中國進行一場廣泛的人文洗禮；第二，只有重視人文學科，中國的人文洗禮才能有所成效。在有限的篇幅里，無法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著眼重點。任重而道遠，需要每個人從點點滴滴做起。 綜上，人文的興起涉及到學術界和普通公民。學術界需要重視挖掘中國既有的人文資源，努力學習新方法，重視與西方的交流，更重要需要從“道”的層面學習西方的人文探索精神。然而光靠學術界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普通公民需要有一場人文洗禮，人文洗禮可以由學術界發起，但必須由公民自身完成。所有的公民接受過人文洗禮后，人文素養才能得到提升，人文學科的地位的提升指日可待，中國人文學科才能真正意義上振興起來。

第8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范文

關鍵詞：邏輯實證主義；科學觀；方法論；科學發展觀

中圖分類號：B0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6-0061-02

1 純粹的科學知識觀與統一科學觀

作為以相對論為代表的現代物理學的產物，在邏輯實證主義者認為，真正的科學知識只有一種，就是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知識是通過客觀中立的觀察，按照嚴格的邏輯程序從經驗數據得到的規則，并且能夠被經驗數據所證實，因而與客觀自然是相一致的。自然科學具有絕對的經驗性、客觀性、可證實性。科學知識必須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而且是以邏輯分析的運用為標志。

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科學知識是邏輯分析的結果。石里克說：“任何認識都是一種表達，一種陳述……所有這些可能的陳述方式實際上表達了同樣的知識，正因為如此，它們就必須有某種共同的東西。這種共同的東西就是它們的邏輯形式。所以，一切知識只是憑借其形式而成為知識”。如此一來，科學就是形式化的，邏輯推理性的理論。在邏輯實證主義者的觀點看來，科學，首先是一種知識；同時是客觀的，是與價值中立的，不存在價值判斷；科學的語言是表述性的，可被證實或證偽，表述經驗事實，不表達個人情感。“形而上學的虛構句子、價值哲學和倫理學的虛構句子，都是一些假的句子；它們并沒有邏輯的內容，僅僅能夠引起聽到這些句子的人們在感情方面和意志方面的激動”。

邏輯實證主義者的科學觀的另一個突出特點就是統一科學。“科學之為知識理論體系，就是一種真理的系統。真理從本質上而言，是統一的整體的聯系而不可分離的。”而科學的統一建立在物理主義之上。“一切自然定律，包括對有機體、人類和人類社會有效的定律，都是物理定律也即為解釋無機過程所需要的那些定律的邏輯推論。”。所有自然科學外的科學，都不過是“統一科學”的一個部分，而“科學的任何領域內的語言可以保存原來的內容翻譯成為物理學語言。”，因為物理描述的語言具有絕對的客觀性，所描述的事件可以被一切使用該語言的人們所觀察(經驗證實)。

從邏輯實證主義者的科學觀里，可以看到，科學“被當作是一種脫離了它賴以產生和發展的人類的狀況、需要和利益的母體的‘事物’”，而忽視了科學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和人文因素。然而，科學的“觀察總是有選擇的。它需要選定的對象、確定的任務、興趣、觀點和問題。”作為觀察者來講，同樣的客觀事實，由于不同的知識構成，不同的邏輯思維方式/角度，所觀察記錄到的經驗數據都是滲透著價值判斷的。“每一事實都含有價值，而我們的每一價值又都含有某些事實。”對于同一客觀事實，所得出的結論是不同的。如愛因斯坦所言：“物理學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要通向這些定律，并沒有邏輯通道，只有通過以對經驗的共鳴的理解為依據的直覺，才能得到這些定律”，漢森則提出是“人”的眼睛在觀察，“觀察滲透理論”。完全獨立，中立的不摻有觀察者個人情感因素和價值判斷的，這只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

用物理語言統一科學的主張否認了自然科學的人文價值，以及人文精神對科學的作用，事實上縮小了科學的空間并限制了創造性的發揮。將自然科學與其它科學文化之間橫亙了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加塞兒說：“哲學家震懾于物理學的氣焰之下，感到十分羞恥――因為自己不是物理學家而感到羞恥。由于真正的哲學問題不能用物理學的方法來解答，哲學家只好把它們擱在一旁，任由物理學把它擺弄。”――事實上，其他學科何嘗不是如此呢。

2 直線累積式的科學發展觀

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發展觀被稱為“中國套箱式”的發展觀。所謂套箱，就是一套容積逐個遞增、依次套裝的箱子。培根的歸納主義觀點認為科學知識的增長是不斷歸納的結果，如不停增高的金字塔。邏輯實證主義在繼承這個觀點的同時，把簡單的歸納演變為了“經過邏輯推理，且有較高的經驗證實概率依據”。就是把科學的發展看作是經過邏輯推理和經驗證實(當然這里的證實在邏輯經驗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從強證實到弱證實再到概率標準的發展演變過程)的科學命題和科學理論的累積。“一個相對自足的理論為另一個內涵更大的理論所吸收，或者歸化到另一個內涵更大的理論。”科學的發展并不否定曾被證實的理論，被經驗證實后的某個理論只是被新的理論吸收或通過邏輯演繹被納入一個內涵更加豐富更加全面新的理論之中，這個新的理論沒有原來的理論/規律所包含的概念。科學發展的過程就是被證實了的科學理論的積累、歸并的過程。

不可否認，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發展觀反映了科學不斷進步的趨勢，也揭示了科學理論變革的一種形式。但是，由于其科學觀中人文價值的缺失，科學既然只是知識的累積，也就無所謂科學理論內部的變革與科學框架的變化。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發展觀看不到科學發展的革命性進步，忽視人的創造性和創新精神在科學發展中的作用，只看到科學發展中量的積累，卻忽視了質的飛躍。愛因斯坦說：“科學不能僅僅在經驗的基礎上成長起來，在建立科學時我們免不了要自由地創造概念，而這些概念的適用性可以后驗地用經驗方法來檢驗。這種狀況被前幾代人疏忽了，他們以為理論應當用純粹歸納的方法來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創造性地創造概念。近來，改造整個理論物理學體系已經導致承認科學的思辨性質，這已經成為公共的財富。”這里，愛因斯坦深刻地揭示了實證主義的局限性和創新精神的重要性。

3 邏輯分析與經驗證實的科學方法論

正如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所認為的，經驗的科學知識首先通過邏輯分析得以“澄清各門科學的各種概念，明確了各種概念之間的形式邏輯聯系和認識論聯系”，同時命題的含義就是他被證實的方法。艾耶爾對此的解釋是，一個陳述被證實“就在于它被經驗的觀察所檢驗”。即所謂“經驗證實原則”。

邏輯分析的作用有兩點。一是通過對語義的邏輯分析，確定科學命題的概念和意義性條件，二是通過對句法的邏輯分析，建立形式化的科學知識體系。現代科學帶來了科學思維的轉變，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用精確的具體的概念來把握客觀世界的規律。在邏輯實證主義看來，只有掌握足夠清楚的基本概念，才能夠成為一門科學。石里克舉了愛因斯坦“從分析時間、空間陳述的意義”作為出發點來創立狹義相對論的例子說明了對概念進行邏輯分析加以澄清的重要性。但是如此一來，所有的自然科學外的，如社會學、心理學、美學、倫理學都被科學一腳踢了出去。因為他們的概念是體驗意義上的，表達個人的一種主觀情感，不是精確的客觀的概念，“沒有邏輯的內容，僅僅能夠引起聽到這些句子的人們在感情方面和意志方面的激動”。同時按照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成了每個理論彼此孤立，互不干涉的獨自發展。每個理論都在自己的概念基礎上獨立存在，科學理論的發展只需要不斷的發展自己的概念，語言是所有理論之間的聯系的媒介。科學的進步與科學傳統、歷史背景或者科學家自身的情感、意志便沒有了關系。對此抱有懷疑的布魯爾在1976年提出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理論，其核心就是科學知識是要受社會影響的，作為知識，是有一定的社會根源的。尤其是以當今大科學的時代的視野下，邏輯實證主義者的觀點顯然是過于片面了。

經驗證實原則是科學命題的意義標準。在邏輯實證主義者看來，除了數學和分析命題，其他命題必須是可以被“經驗證實”時才有意義。證實原則從被提出便不斷受到質疑和反駁，也在不斷的被修正和退讓。卡爾納普提出了直接證實和間接證實，但是由于邏輯命題本身的有限性，導致了間接證實無法達到絕對的客觀，在波普爾的批判下，卡爾納普提出用“可檢驗性”來代替“可證實性”，即可能事實上無法被驗證，但“原則上可以被驗證”。后來艾耶爾提出了針對“強證實”提出了“弱證實”，即不完全的證實，或然的證實。萊辛巴赫又提出了概率意義說：“可以絕對地加以證實的命題是沒有的。因此，一個命題的真值斷定純屬虛妄，它只有在理想的科學世界中占有地位，而實際科學不可能利用它。實際科學倒是始終應用權的斷定。我們認為高權相當于真，低權相當于假，中間區域稱為不定。”邏輯實證主義的“證實原則”的涵義的演變，恰恰表明了證實原則的脆弱。同時證實原則本身也存在著悖論，比如，不管是從實際的可證實性還是原則的可驗證性，從強證實的角度還是弱證實的角度，證實原則本身該如何被證實呢?如果本身不能被證實，那就是無意義的命題了；同時作為全稱命題的自然科學規律，事實上是不能被證實，只能被證偽的，如此一來，幾乎所有的科學理論都要被否定。

邏輯實證主義理論自身的悖論使他們陷入了困境，部分邏輯實證主義者便把目光轉向了實用主義。證實主義的原則的根本缺陷在于他的主觀性。邏輯實證主義所謂的經驗，終究還是人的主觀經驗。以主觀去驗證一個命題，如何保證命題的客觀呢。

4 總結

綜上，我們看到，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中包含著很多積極因素。他將數理邏輯與實驗觀察結合起來，探討了對概念進行澄清的步驟，把外在世界的客觀性和對于意識的獨立性作為一種既定前提，致力于區分科學與非科學，追求知識的準確與可靠，把傳統的形式邏輯的科學方法發展為嚴謹的數理邏輯方法論，這種思維對于科學的發展、技術的操作有著積極地意義。邏輯實證主義強調實證精神也是一種務實的態度。但是人文價值的缺席導致了邏輯實證主義在科學觀上割裂了科學的歷史人文背景，用物理主義統一科學，忽視了科學與文化的聯系，抹煞了科學的人文意義和人文價值，把科學簡單化為有意義的命題，是一種過于狹隘的科學知識觀；從科學的發展觀來講，未能揭示科學發展的內在動力，看不到科學革命的機制；從方法論角度來講，對人的創造力和創新精神的忽視，以及作為方法實施者的人的主觀性的回避，對邏輯分析和實證的絕對化更是直接導致了自身理論的困境。

參考文獻

[1]洪謙.維也納學派哲學[M].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2]M?W?瓦托夫斯基.科學思想的概念基礎――科學哲學導論[M].北京：北京求實出版社，1982.

第9篇：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范文

〔 關鍵詞〕社會科學 人文科學 教育學

中圖分類號：C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一、社會科學視野中的教育學

教育學在自然科學化的訴求失敗之后, 隨著教育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以及社會科學諸多學科的蓬勃發展, 開始比過去更多地向社會科學的鄰近學科開放, 并且發展出有關邊緣學科與交叉學科研究的理論原則, 教育學開始取向于成為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康內爾 (Connell, WF) 在他 1980 年出版的《二十世紀世界教育史》的第四章開頭就提到: “在 20 世紀初, 教育學渴望成為新興的重要的社會科學之一, 而把它作為一門社會科學進行認真研究, 大約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作為這種努力的一種延續, 20世紀 50 年代末, 一部分比較年輕的教育科學研究者開始提出一些新的學術觀點, 希望能把教育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新興學科來發展, 并進而萌發出必須把教育學發展成為涉及面更大的社會科學的設想。當時提出的一些新觀點主要包括: 其一, 通過把教育的理論發展同社會理論的原則相結合, 來克服狄爾泰時代 (Diltheyscher Provenienz) 人文科學教育學不合理的人生哲學因素; 其二, 把當時主要作為思想史的教育學史朝著教育的政治和社會史方向發展; 其三, 吸收和促進社會學特別是教育社會學的研究, 而傳統上以個人為方向的教育學則把它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心理學上; 其四, 以定量的經驗研究為方向, 擴大方法論手段。

遺憾的是, “這些觀點并未始終不渝地堅持下去”。相反, 在方法論的爭論中, “唯理論和計劃論的反擊占了上風, 以致使發展嚴重受挫”。“60 年代初以來, 人文科學教育學越來越多地遭到了說它脫離實際的批評。”但事實上直到 60 年代末, “教育科學的發展特點是各種激進的, 很少經過經驗檢驗的方法論觀點快速的出現”。

源于 20 世紀初, 興盛于 20 世紀 50、60 年代的將教育學建成新興社會科學的偉大構想最終遭遇了挫折, 但并沒有徹底失敗。近年來, 隨著教育學從“單數教育科學” ( educational sci-ence) 向“復數教育科學” ( educational seciences) 的轉變, 教育研究的“社會科學化”思潮重新興起, 目前在美國、日本已成為一股很大的力量。

二、人文科學視野中的教育學

作為一個科學分類概念, “人文科學”的說法遲至 20世紀才出現。但在人類知識的維度上, 教育學可能是人類最為古老的學問之一。作為一門“人文知識”, “教育學”的歷史非常漫長。西方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等都可謂是最早的“教育學”著作。與西方相比, 中國古代的《論語》、《孟子》等書均較多地論及教育問題。尤其是形成于戰國晚期的《學記》, 已被公認為我國古代最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成體系的教育學著作。從根本上講, 在學科制度化之前, 關于教育的研究一直是一門十分重要的人文知識。

20 世紀以來, 面對日益工業化給人類所帶來的技術化、操作化、工具化的發展現實, 教育學的人文性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作為這種關注的一種學術反應, 德國的一批哲學家、教育家開始倡導一種“精神教育學”, 以期找回一個與物質世界相呼應的人的精神世界。作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狄爾泰將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包括教育學統稱為“精神科學”, 認為“精神科學”是一種與自然科學相對應的科學體系。狄爾泰從他的“精神科學”理論出發看待教育, 認為教育就是引導個體生活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狄爾泰之外, 另一位德國教育家布德 (G.Budde) 第一個撰寫了《精神論的教育學》一書。在該書中, 他將人類精神生活分成三個部分: 自然的 ( 如人的喜怒哀樂等情緒體驗) , 心理的 ( 如人的感覺、知覺、記憶、思維等) 和社會的 ( 如道德、信念、價值、理想等) 。近年來, 隨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以及對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反思, 從現象學、解釋學等人文科學領域來探討“人文學科或人文科學視野中的教育學”的著作已經開始不斷增多,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馬克斯·范梅南所著的《生活體驗研究———人文科學視野中的教育學》。總之, 作為教育學“人文科學化”的某種努力, 從當年西方興盛起的所謂“精神教育學”到今天所謂的“人文科學視野中的教育學”, 這一系列嘗試重溫了教育學的人文屬性, 開闊了學術研究的視野, 揭示了教育學發展路徑的多種可能性。不過, 可以肯定的是, 教育學自然科學化、社會科學化固然皆不成功, 人文科學化也絕非教育學發展的正確方向。原因同樣在于, 教育學并不完全符合人文學科的學科規定性。將教育學當科來研究或使用人文科學的程序和方法來研究教育問題、教育現象、教育觀念, 只能反映教育的某一側面, 而沒有也不可能全面反映教育的本質屬性。教育學有教育學的特殊性, 我們絕不能簡單地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的學科標準來規范與框定教育學的發展, 否則只能是削足適履。

三、教育學的超越

目前科學大致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三類。如上所述, 歷史上教育學“自然科學化”、“社會科學化”和“人文科學化”運動一直此起彼伏, 但教育學的學科發展始終處于依附狀態, 教育學的研究者甚至于一直期望教育學能夠成功地依附于某一更為強勢的科學或學科類型。然而, 由于教育學的學科特殊性, 這種依附往往只能是一廂情愿、無果而終。在學科或科學的三分法之中, 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分別以客觀性和價值性居于兩端, 社會科學因客觀性與價值性的雙重關聯而居于二者之間。在這種知識分類框架下, 教育學的學科類型是模糊的。教育學不屬于自然科學是肯定的, 但它也不是典型的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核心在于“社會”, 即“社會”之學; 人文科學的核心在于“人”, 即“人”學。教育學同時關注“社會”與“人”, 教育與社會、教育與人, 是教育學的永恒命題。可以說, 教育學是對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整合, 教育學的成熟必須以人文、社會科學的成熟為基礎。這也正是教育學雖興起較早, 卻晚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成熟的真正原因所在。

今天隨著人文、社會科學相關學科的逐漸成熟以及教育學自身的發展, 學科自我認知能力的提高,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將教育學從這種二元對立的傳統學科分類模式中分離出來,充滿自信地將其視為獨立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外的第三種科學”。這種“獨立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外的第三科學”, 某種意義上也就是位于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之外, 超越并整合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一種科學。只有沿著這個方向前進, 教育學才有希望成為一門成功整合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學科優勢的新的綜合性學科。作為這種發展趨勢的某種預兆,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 后現代主義、批判理論等開始引起更多教育學者的關注。人們開始更加深刻地認識到: “‘不能僅僅通過借用自然科學中的實驗和測量的技術’來建立教育科學, 也不能一味套用人文社會科學的視角和方法來建構教育學科的理論體系。教育學科需要建立的是以教育為起點和終點的獨立科學, 只能有條件地匯集相關學科。”教育學應象地理學一樣, 雖然需要相關學科的加入、綜合相關學科的結論, 但其本身作為學科仍然是獨立的。教育學的學科獨立性不應受相關學科的介入影響。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