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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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開放經濟；財政金融政策；米德沖突；挑戰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7(06)-0010-07

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多方的挑戰，當前尤其要關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在中國是否從完全不具備到逐步具備的問題，畢竟微觀經濟主體對政策變量的靈敏反應和傳導機制的通暢是財政金融政策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

本文的主要觀點或研究結論為：在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米德沖突不可避免，內外平衡目標之間的沖突將成為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的首要挑戰；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效能和作用區域；時至今日，中國仍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利用傳統的分析方法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一、米德沖突：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

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在國際社會對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及其調整尚未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決定將更加復雜化。宏觀經濟政策的決定不僅要考慮內部平衡目標，而且要考慮外部平衡目標，但是這兩個目標常常會發生沖突。另一方面，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使得針對本國國內的政策常常引起其他國家的連鎖反應，從而削弱政策效應的發揮。我們認為，內外平衡目標之間的沖突將成為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的最大挑戰。

(一)在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米德沖突不可避免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國際收支》中，以凱恩斯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一國要同時實現內部均衡(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和外部均衡(國際收支平衡)，需要什么樣的政策組合的問題。米德認為，一國如果只立足于本國的經濟利益，其經濟政策目標有兩個：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內部平衡是指通過控制總需求水平而使本國經濟處于充分就業、通貨穩定的狀態。外部平衡是指通過控制總需求水平而使本國的國際收支處于平衡狀態，既沒有逆差也沒有盈余。米德將所有的政策組合分為三種：(1)金融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前者是指銀行體系通過提供額外的貨幣供給量以放松資本資金借款條件，或通過限制貨幣供給量以嚴格資本資金借款條件，而促成資本資金借貸條件的變化(米德將此變化稱為利率的變化)，后者是指財政部門為了影響國內總支出，而促成稅率或政府支出額的變化；(2)價格調整政策，這里的價格調整是指貨幣工資率和匯率的調整；(3)直接控制，米德將直接控制分為金融控制、商業控制，對資本流動的控制，對進出口的控制等等。

米德認為，一國可以通過以上三種政策去調節國際收支平衡。金融政策的目的是影響總需求水平，從而影響進口商品需求和出口產品的供給。價格調整政策是通過國內貨幣成本的膨脹或緊縮或者通過匯率調整來影響一國相對于另一國的價格與成本。金融政策和價格調整政策的共同特點是：通過改變兩國間的一般經濟關系以實現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不直接觸及具體的國際收支項目。

為了便于討論，米德將直接控制劃分為金融控制和商業控制。金融控制包括貨幣控制和財政控制。貨幣控制是指外匯管制和多重匯率；財政控制包括國際收支定項目的稅收和補貼。商業控制主要包括數量控制、關稅限額和國家對貿易的壟斷。

假定一國(D國)出現赤字，另一國(s國)出現盈余。米德認為，D國和S國之間的資本流動所產生的影響，取決于兩國的特定經濟政策。資本控制是否有必要，需要考慮不同的政策組合。

在金本位制度下，如果D國的國際收支出現了赤字，在匯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D國的國內總支出將會下降，S國的國內總支出將會增加。當兩國需求彈性的總和大于1時，D國對勞動力的需求不足而s國對勞動力的需求過度將使D國的貨幣工資率、成本和價格的總水平下降，而s國的貨幣工資率、成本和價格總水平將會上升，此時，D國的貿易差額得到了改善。因此在金本位制和匯率不變的情況下，資本的流動通過國內總支出變化引起價格的變化，再引致貿易進出口的變化，從而促使國際收支自動恢復平衡。

如果D國和s國都采取謀求內部平衡的金融政策，那么它們以本國通貨表示的總需求將保持不變。在這種情況下，D國和S國之間的國際收支平衡只能通過匯率的調整來消除。在D國和s國的進口需求彈性大于1的條件下，D國的貨幣貶值會改善它的貿易差額。貿易差額的變化將使D國恢復外部平衡。

米德認為，上述兩種制度，通過價格和收入的調整能夠同時保持兩國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因而是“完全的制度”。在“不完全的制度”下，如果沒有某些直接的干預，要同時實現兩國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則是不可能的。

米德還特別討論了短期資本突然和大規模地從一種通貨轉變為另一種通貨的情況，也就是所謂的“熱錢”(hot money)問題。在金本位制下，資本如果從D國流向S國，將引起D國的黃金儲備流失到S國。米德認為有三種可供選擇的政策，第一種是D國采取緊縮的政策，使D國的貨幣工資成本向下調整；第二種方法是建立外匯管制制度，以阻止資本從D國向S國流動；第三種方法是D國政府或者D國和S國合作將S國通貨售出，將D國通貨買進。使匯率保持在黃金輸出和輸入點之間。

這三種政策各有利弊。第一種政策需要D國經濟的緊縮，如果價格是剛性的，這種調整不一定有效。緊縮的政策會造成大量的失業。重要的是，D國價格的下降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這種政策的可能結果是既沒有影響到D國向S國的資本流動，又會導致D國的經濟衰退。第二種政策可以避免第一種政策的弊端，但是這種辦法的有效實施需要有龐大的官僚機構。第三種政策可以避免上述兩種政策的弊端，但它需要s國當局的充分合作。因為這涉及到S國能否提供給D國足夠的S國通貨。盡管這在技術上是可能的。因此，按照米德的解釋，如果遇到短期的，突發性的資本流動，最好的政策是資本流出國和流入國之間進行合作來消除它們之間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其次是應用外匯管制的方法。萬不得已，才采取犧牲國內經濟的方法，采取緊縮性的政策。

如果資本流出和流人的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D國和S國都采取穩定內部平衡的金融政策，并在兩國貨幣之間實行可變匯率，此時有什么辦法應付D國向S國的資本外流呢?米德認為有三種政策可以采用：(1)讓兩國之間的匯率自由浮動，即D國的

貨幣貶值，S國的貨幣升值；(2)D國實行外匯控制的方法阻止資本外流；(3)D國政府或者D國和s國合作將s國通貨售出，將B國通貨買進，以保持匯率在黃金輸出和輸入點之間。

米德認為，如果D國實行外匯管制來阻止D國到S國的資本流動，可以在貿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保持它的外部平衡。如果D國不對資本轉移加以限制，而是使用價格調整的方法來保持它的外部平衡，貿易條件發生不利于D國的變動是必然的。

米德指出，除了S國的名義收益高于D國的名義收益會導致資本從D國流向S國外，如果D國對資本或資本收益征收特別重的稅，而S國沒有這樣做，那么D國的居民可能會將他們的財產轉移到S國以避免D國的稅收。即使D國所產生的實際收益高于在S國得到的實際收益時，這種流動仍然也會發生。當存在上述情況時，如果使用外匯管制的方法去限制資本的交易或流動，而又不影響經常性的支付，那么外匯管制的范圍就要擴大到所有的對外支付，否則要想嚴格限制資本流動是不可能的。因此，外匯管制當局將面臨區分資本支付和經常支付的困難。

以上是對米德沖突的理論分析。對日益融入全球經濟的中國來說，宏觀經濟政策同樣會面臨“米德沖突”這樣的兩難選擇。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中國加入WTO組織時的承諾，資本項目下將會逐漸實現可自由兌換，屆時中央銀行要維持外匯市場上匯率的穩定，就難以根據國內市場的要求實施調控政策。研究表明，1994年以來，中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出現了三次明顯沖突：1994年至1996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和較高的通貨膨脹之間的沖突；1998年外匯儲備增幅快速下降和物價持續下降之間的沖突；1998年至1999年，匯率穩定和本外幣利差倒掛之間的沖突。例如當外匯儲備增幅較快時，貨幣供給量本該相應增加，但由于國內經濟又出現了通貨膨脹，中央銀行不可能繼續擴大貨幣供給助長通貨膨脹的壓力，必須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結果造成內外市場上需要實行兩種相反的貨幣政策，使中央銀行陷入兩難的境地。

(二)內外均衡沖突的形成機制

內外均衡沖突主要有三種形成機制。

1．外部經濟沖擊。包括實物沖擊和金融沖擊兩大類

(1)實物沖擊。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商品市場的異常變化，導致國際商品貿易、貿易差額和貿易條件發生變化，從而對宏觀經濟運行形成沖擊。傳導的途徑有：首先，與國際市場有著直接聯系的對外經濟部門因受到沖擊而發生變化；其次，與國際市場沒有直接聯系的國內經濟部門，因貿易部門受到沖擊而發生變化；最后，對外經濟部門和國內經濟部門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均衡。在走向新的平衡的調整過程中，內外均衡之間可能會發生矛盾和沖突。實物沖擊的主要類型包括：國際貿易條件變化帶來的貿易條件沖擊；國外收入水平波動帶來的收入沖擊；國際商品市場價格劇烈變化帶來的供給沖擊。

(2)金融沖擊。金融市場的變化導致資產價格和資本流動發生變化，從而對有關國家的國際收支和國內經濟運行產生不利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常常把經濟波動從一國傳遞到另一國，其傳遞速度很快，影響范圍更廣。對內外均衡影響巨大的金融沖擊主要有利率沖擊、投機性資本流動沖擊以及自我實現的金融危機預期沖擊等。

2．經濟體內部的自我調整力量

包括：

(1)技術進步。技術進步能夠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本國生產能力及競爭能力的增強。技術進步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是經濟增長率提高和產出水平增加，但同時會產生通貨膨脹的壓力。技術進步對國外經濟部門的影響則是，通過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出口，從而產生本國國際收支順差。于是就會形成米德式的內外均衡沖突。

(2)轉軌過程中的結構性變動。市場取向的改革釋放了過去被壓制的物價上漲壓力，這種因體制改革而產生的結構性通貨膨脹換來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與此同時，外資因看好國內的市場機會和經濟增長的前景而大量流入，從而形成通貨膨脹、國際收支順差和本國匯率升值并存的局面，造成內外均衡的矛盾。

(3)自發性消費或投資的變動。如果經濟處于內部均衡而經常項目存在逆差的狀態，此時若自發性消費或投資減少，會造成總需求的減少，經濟可能會走向衰退，這就要求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財政金融政策刺激經濟恢復，而擴張性財政金融政策會進一步造成經常項目收支的惡化，形成內外均衡的沖突。

(4)消費者偏好的變化。如果經濟處于內部均衡而經常項目處于順差的狀態，這說明消費者的偏好從國外產品轉向了國內產品，于是國內產品的需求增加，進而引起總需求的膨脹，帶來通貨膨脹的壓力，此時要求政府采取緊縮性的財政金融政策進行調整。其結果只會進一步增加經常項目的順差，這顯然不是外部均衡目標所希望達到的目的，經濟又將產生內外均衡的矛盾。

3．國際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一國的經濟政策會對他國產生“溢出效應”和連鎖的“反饋效應”。各國的經濟政策均有其各自的特點，對不同的經濟政策目標存在著不同的效應。一些政策工具主要在國內經濟部門發揮作用，一些則主要在外部經濟部門發揮作用，更有不少工具對兩個部門同時發生方向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因此，保持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政策之間出現不一致、不協調，就會產生內外均衡目標的沖突。除了“米德沖突”之外，“費爾德斯坦定理”也對政策協調失敗有較好描述。費爾德斯坦通過對20世紀80年代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內外均衡影響的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國內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刺激需求，財政赤字通過國債發行來彌補，造成國內利率水平上升；高利率吸引國外資本流入，造成本國貨幣匯率升值；匯率升值抑制了本國產品出口，導致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國際收支逆差壓制了國內需求，使得財政政策的努力失敗。因此，“費爾德斯坦定理”強調只有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相互協調，才能實現預期的政策目標。

二、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金融政策

的效能與作用區域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包括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兩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閉經濟條件下單純運用對社會總需求進行調控的政策。為避免內外平衡之間的沖突，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有新的思路。

在運用政策搭配以實現內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爾提出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與匯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響。蒙代爾認為由于財政政策在協調國內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而貨幣政策在協調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政府應當以財政政策調節內部均衡問題，以貨幣政策來調控外部均衡問題。斯旺以支出轉換型政策與支出增減型政策搭配來討論政府對內外均衡的政策協調。斯旺認為政府的支出增減政策可以明顯影響國內支出水平，本國貨幣實際匯率的變化可以明顯

地影響國際收支狀況。因此政府應采用支出增減型政策來解決國內均衡問題，而外部均衡的任務則交給支出轉換型的匯率政策。

與封閉經濟條件下的情況相比，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作用機制、政策效果等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迄今，分析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利用貨幣政策增加國民收入較為有效，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力工具。從各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除了部分國家試行短期的浮動匯率外，許多國家還是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我國是實行有管制的浮動匯率，一般而言，追求充分就業的國家最好還是重視利用財政政策。

但是，一個國家除了要實現充分就業目標外，在穩定經濟政策上，還要取得國際收支平衡。這就涉及到為了實現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時財政一貨幣政策如何進一步配合的問題。

所謂內部平衡是指國內的總有效需求正好等于充分就業下的總供給，所謂外部平衡是指固定匯率制度下，資本凈流出等于貿易出超時的均衡狀態。

假定國民收入水平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決定，也就是說，國民收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函數。用g代表財政盈余的數量，用i代表利率，則：

y=y(g，i)　(1)

在一般情況下，國民收入是財政盈余的減函數(aY/ag

如果用B代表國際收支余額；用E代表出口凈額；用F代表資本外流，則

B=E-F=E(y)-F(i)　(2)

一般來說，出口凈額是國民收入的減函數(aE/aY

在圖1中，E點是YY'曲線和BB'曲線的交點．表示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同時達到平衡。YY'曲線和BB’曲線把該圖劃分為四個區域，表明四種經濟狀況。在固定匯率制度下，一國如果實現了內部平衡而存在外部不平衡時，表示實際經濟情況在YY'曲線上。比如，日點就表示，在內部平衡的情況下，國際收支存在盈余。這時，政府首先應當采取能夠降低利率的貨幣政策，旨在引起資本外流以平衡國際收支，使H點向左移至H'點。在H'點上，外部平衡雖然達到了，但又有國內經濟出現膨脹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財政盈余的財政政策，實現內部平衡。從上述簡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財政政策是解決內部失衡的有效工具，而貨幣政策則是對付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

在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與調整的大背景下，過去只側重于解決內部平衡問題的中國宏觀調控模式必然會受到外來的各種沖擊，如經濟條件的變化，國際間經濟波動的傳遞，國際游資的投機性沖擊等，從而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第一，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幣匯率的市場調節逐步完善，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必然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升值對于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的出口部門的發展極其不利，同時出口波動還會影響到國內有效需求，可能進一步加劇目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狀況。雖然順差增加了國際儲備的數量，并通過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放大而導致國內信貸量的擴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內需求的增長，但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順差必然惡化國內的經濟狀況，所以政府必須在順差和匯率等方面進行適當的政策調節。

第二，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信息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迅速發展，使得信息傳輸的數量、質量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居民和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對信息的處理能力較過去大為增強。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行為趨于理性，必然對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產生影響，在某些極端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因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反應而變得完全無效。為改變微觀經濟主體與政府之間的“動態不一致”狀況，關鍵在于政府應建立和維護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信譽。政府承諾在政策制定方面遵循一定的規則，從而以其信譽的存在來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由政府與微觀經濟主體之間動態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弈轉向動態一致的合作博弈。因此，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在信譽方面受到了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改變的沖擊，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模式加以選擇。

第三，中國加入WTO組織以后，其的多邊規則對中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約束。一方面，WTO組織對國際收支的調節存在著約束，一般不允許采取緊急限制進口等直接管制辦法。隨意提高關稅以限制進口的措施受到約束，直接補貼原則上被禁止，在運用匯率和外匯管制等措施調節國際收支時，也必須要符合WTO組織的規則。另一方面，WTO組織規則對國內財政，稅收、金融、科技、環保以及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規范。因此在加入了WTO組織以后，中國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都將受到WTO組織規則的直接或間接的約束，中國必須對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加以改變，以適應這些規則與約束的要求。

第四，在全球經濟調整過程中，提高國際競爭力始終是各國努力的方向。發展中國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是通過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方式來實現的。遵循這種技術軌跡的國家的共同特征是，知識與技術的積累是漸進和緩慢的，國際競爭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術創新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形成的。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知識存量迅速膨脹的今天，國際競爭已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而中國要構造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不能通過漫長的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而必須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實現，從要素投入型的增長方式轉向重視科技和教育的要素效率增長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因此，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對全球經濟調整中的宏觀調控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的財政金融政策應該具有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

四、中國尚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　--微觀基礎與傳導機制的缺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存在著如何進行宏觀經濟分析的問題或爭論，這種爭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一次。盡管每次大的爭論都能夠把人們對宏

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引向深入，但是每次爭論的焦點問題并沒有解決。這個焦點就是，如何將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的宏觀調控實踐結合起來。

經濟學是求真與致用之學。然而，西方現代主流經濟理論除了在少數概念(如稀缺、供給、需求等)和分析工具(如邊際分析、彈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實用性外，在整體上是一種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訴我們經濟中的現實情況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訴我們在經濟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經濟人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下證明市場經濟可以達到完全競爭和一般均衡狀態)的學問。為了保證其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對稱性，同時為了堅持市場經濟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試圖將復雜而生動的社會經濟現實通過一系列嚴格的假定，建立起在市場交換行為基礎上的簡單總量均衡關系。問題的關鍵是，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試圖以這種簡單總量均衡關系來替代其他各種經濟關系對現實宏觀經濟問題的影響和解釋，并且試圖給出政策處方。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主要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有關宏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觀點，即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倍受質疑和常常碰壁，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市場經濟關系更加復雜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運用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時必須更加謹慎。盡管從學術入門來看，了解這種高度抽象的簡單總量均衡關系及其模型十分必要，但是用基于這種關系的認識來直接指導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實踐，則有可能使人誤入歧途。

很長時間以來，在對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中，人們一般都會采用IS-LM模型及其擴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然而，IS-LM-BP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定基礎之上的：需要有發達而完善的市場體系；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市場化；利率能充分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生產、消費、投資和儲蓄等經濟變量對利率反映較為靈敏，等等。如果前提假設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簡單地利用該框架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就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雖然中國目前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依然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經濟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較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一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經濟主體。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實際上，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有賴于政策傳導機制的暢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但利率的有效傳導須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并不能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利率傳導機制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意義。

即使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經濟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

市場體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是通過信貸機制來進行的。斯蒂格利茨認為，信貸的可得性是影響貨幣政策效力的關鍵因素，“影響經濟活動水平的是私人部門獲得信貸的條件以及信貸數量，而不是貨幣數量本身。”就中國的現實情況來說，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與貨幣政策一樣，中國財政政策也缺乏一定的微觀基礎和傳導機制。1998年以后，面對國內通貨緊縮的狀況，中國政府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從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什么兩樣。

第2篇：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芒德爾—弗萊明模型；固定匯率；財政政策

199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對不同匯率制度下的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對最適貨幣區域的分析” 作出了開創性貢獻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A·芒德爾（1932－）。芒德爾最重要的學術貢獻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適貨幣區域理論》、1962年的《適當運用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實現內外均衡》、1963年的《資本流動與固定和浮動匯率下的穩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兩部專著《國際經濟學》和《貨幣理論》出版，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經濟思想。30多年來，芒德爾在理論上對國際金融學說、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理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對國際經濟學和世界經濟的運行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全球金融一體化迅猛發展的今天，特別是在亞洲走出金融危機開始復蘇的時候，將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殊榮授予芒德爾，其意義耐人尋味。

開放經濟條件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我國匯率制度安排及財政貨幣政策選擇問題也一直是經濟理論界關注的熱點問題。芒德爾的學術思想或許能為我們政策選擇提供一個理論視角。

一、 轉型期人民幣固定匯率制度安排思考：

從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說起

（一） 最適貨幣區域理論簡介

1． 芒德爾的最適貨幣區域理論

“最適貨幣區域”分析理論是芒德爾走向諾貝爾獎臺的關鍵。該理論是在圍繞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制度孰優孰劣爭論中發展起來的。50年代，西方學者對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的爭論進入白熱化階段：以金德爾伯格為代表的學者推崇固定匯率，而以弗里德曼為首的學者鼓吹浮動匯率。一般認為，無論是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與成本，并且這兩種匯率制度的利益與成本均依賴于經濟社會的各種條件。芒德爾于1961年發表的《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論文，通過重新系統地闡述不同匯率制度下的優劣點問題而進一步提出，如果通過適當的方式將世界劃分為若干個貨幣區，各區域內實行共同的貨幣或固定匯率制，不同區域之間實行浮動匯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顧兩種匯率制度的優點而克服兩種匯率制度的弱點，這就是芒德爾最早提出的“最適貨幣區域”思想。最適貨幣區域理論是關于匯率機制和貨幣一體化的理論，旨在說明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某一區域（若干國家或地區）實行固定匯率和貨幣同盟或貨幣一體化是最佳的。

芒德爾提出用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作為確定最適貨幣區域的標準。他定義的“最適貨幣區域”是：相互之間的移民傾向很高，足以保證當其中一個地區面臨不對稱沖擊時仍能實現充分就業的幾個地區形成的區域。芒德爾認為，一個國家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發生了需求轉移。假定有A、B兩個區域，原來對B地產品的需求現在轉向對A地產品的需求，這樣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業率上升而A地的通貨膨脹壓力增加。若A產品的生產者正巧是A國，B產品的生產者正巧是B國，則B國貨幣匯率的下跌將有助于減輕B國的失業，A國貨幣匯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國的通貨膨脹壓力；但若A、B是同一國家內的兩個區域，它們使用同一種貨幣，則匯率的任何變動都無助于同時解決A區的通脹和B區的失業，貨幣當局于是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怪圈：如果他們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貨幣貶值）直接處理B地的失業，那么，就會進一步惡化A地的通貨膨脹；反過來說，如果他們通過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貨幣升值）努力解決A地的通貨膨脹，他們就要冒進一步惡化B地失業問題的風險──被用來改善一個地區形勢的貨幣政策會使另一地區的問題更加惡化，除非這兩個區域使用各自的區域貨幣。芒德爾指出：浮動匯率只能解決兩個不同通貨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問題，而不能解決同一通貨區內不同地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問題；同一貨幣區不同地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只能通過生產要素的流動來解決。在芒德爾的分析中關鍵是統一貨幣區內的勞動流動程度。如前述，如果勞動力是充分流動的，那么我們將會發現B地失業工人會向A地遷移，這種勞動力的流動也許通過抑止A地工資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資水平來緩和A地的通貨膨脹壓力，從而可同時緩解A地通脹和B地失業。因此，他認為：若要在幾個國家之間保持固定匯率并保持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必須要有一個調節需求轉移和國際收支的機制，這個機制只能是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

2． 經典最適貨幣區域理論的確立

芒德爾邏輯性地把最適貨幣區的特征概括為“勞動力遷移的偏好足以確保充分就業”。其后，麥金農（1963年）和凱南（1969年）又對最適貨幣區域理論作了發展研究：

（1）1963年，羅納德·麥金農指出，應當用經濟高度開放作為最適貨幣區的一個標準。他認為一個經濟高度開放的小國難以采用浮動匯率的兩條理由是：首先，由于經濟高度開放，市場匯率稍有波動，就會引起國內物價劇烈波動；其次，在一個進口占消費很大比重且高度開放的小國中，匯率波動對居民實際收入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閉經濟中的貨幣幻覺會消失，由此，匯率變動在糾正對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凱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產品多樣化作為確定一個最適貨幣區的標準。凱南的建議同芒德爾一樣，也是建立在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觀經濟的需求波動這一假設上的。他認為：一個產品相當多樣化的國家，出口也將是多樣化的。在固定匯率下，某一種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個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對國內就業影響也不會很大。相反，如果外國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線下降了，低程度產品多樣化（因而出口產品種類也是不多的）的國家，勢必要更大幅度地變動匯率，才能維持原來的就業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樣化，外部動蕩對內部經濟的影響經過平均化后變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當穩定。因此，產品多樣化國家可以容忍固定匯率的后果，而產品非多樣化的國家難以容忍固定匯率的后果，它們應當是一個采用靈活匯率的獨立（最適度）的貨幣區。

一般認為，上述三位學者的思想構成了經典最適貨幣區域理論框架，盡管70年代后，關于最適貨幣區標準問題在西方學者之間一直沒有停止研究和爭論，諸如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標準、政府政策一體化標準、通貨膨脹率相似標準等。

（二）開放經濟下轉型期人民幣固定匯率選擇分析

1． 各家最適貨幣區域理論對構成統一貨幣區的條件眾說紛紜。這些討論多圍繞執行固定匯率的宏觀成本，其中較突出的一個問題是各國必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放棄宏觀經濟政策的獨立性，從而往往不能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采取針對性的調節措施。盡管如此，但對進入貨幣區所帶來的微觀效率常認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貨幣區的形成能消除匯率波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有效地促進成員國之間的生產專業化發展，加速商品和資本的流動；最佳貨幣區的主要運行機制，有利于成員國保持物價水平的穩定；最佳貨幣區的建立還有利于實現國際收支平衡，降低國際貿易中貨幣兌換的交易成本。正是這種不言而喻的微觀效率是選擇人民幣固定匯率的主要理由，盡管按IMF的正式分類，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從1994年1月起，人民幣匯率始終處于8．26—8．70范圍內定住美元，可以認為其實質上采用的是某種較寬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馮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匯率的好處主要在于可減少由于匯率變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所代表的風險對國際貿易和投資是有害的。在發達國家，這種風險可以通過遠期外匯市場基本規避，所帶來的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問題。而在中國及類似的許多欠發達國家，由于金融活動深度不夠，利率遠未市場化，遠期外匯市場在一定時期內不可能形成，一旦發生匯率不能預期的大幅波動，其所帶來的風險對所有國際間的經濟交往的影響可能是毀滅性的。

2． 當今世界，對應三大區域經濟集團：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亞洲經濟區，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均形成了自己的區域貨幣體系，似乎亞洲地區仍然是一盤散沙。但我們可以承認一個事實上松散的“亞洲美元區”的存在。與中國相類似的理由，盡管名義上的匯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亞洲各國（地區）包括中國大陸、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泰國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這些國家（地區）與美國的雙邊匯率變動的標準差，甚至還小于歐元區內各貨幣間的標準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經典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考慮，也可發現這些國家確實已具備構成統一貨幣區的一些基本條件。比如有類似的通脹率，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各國或地區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5．8，標準差為3．67，而歐元區為6．1和4．11（鄭輝，1999）；再則，亞洲九國或地區均采取外向型的經濟政策，均可視作開放小國或地區（除中國大陸人口基數偏大），采用固定匯率按麥金農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 經過20余年的改革開放，無論是用商品和勞務的流動規模還是用資金的流動規模來衡量，中國經濟的外向態勢已經形成，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越來越大，對外經濟的依存度也越來越高，生產要素流動性加強、產品出口多樣化必將是個趨勢，采用固定匯率無論是按麥金農的“經濟高度開放”標準，彼得·凱南的“產品多樣化”標準，還是按芒德爾的“生產要素高度流動性”標準來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 如果說轉型期我國金融活動深度不夠，宏觀經濟預期的不確定性表明現時固定匯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爾、麥金農或凱南的論述或多或少能為這種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論上的支托。

二、固定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作用大于貨幣政策：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的結論

1． 芒德爾在1963年發表的《資本流動與固定和浮動匯率下的穩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論述了開放經濟中貨幣與財政政策的短期效應問題。他得出的結論是，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的作用大于財政政策，而在固定匯率下，財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貨幣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擔任研究部主任的經濟學家馬庫斯·弗萊明（Marcus Fleming）也對這一問題作出了類似分析。因此，這種分析稱為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當然，就分析的廣度與深度而言，芒德爾的貢獻要大于弗萊明）。芒德爾—弗萊明模型（開放經濟中宏觀穩定政策理論）奠定了芒德爾在國際宏觀經濟學領域的地位。

芒德爾把對外貿易與資本流動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提出的，用于分析封閉經濟中國民收入與利率的決定，并說明貨幣與財政政策的效應）。芒德爾的分析說明了穩定政策的效果與國際資本的流動程度密切相關。特別是證明了匯率制度的極端重要性：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有力而財政政策無力；在固定匯率下，情況正好相反。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的結論也可以概括為：在固定匯率和資本完全流動的情況下，一國無法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或者說單獨的貨幣政策基本是無效的。

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是通過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活動（在金融市場上買賣政府有價證券）影響貨幣量，貨幣量影響利率，利率影響總需求和國民生產總值。在資本完全流動的條件下，國外與國內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匯率下，中央銀行必須在貨幣市場上進行干預，以滿足公眾對這一匯率的外匯需求。這樣，中央銀行就要根據對本國貨幣的需求來調節貨幣量，而無法按貨幣政策的要求控制貨幣量。這樣，利率與匯率總維持不變，貨幣政策無法發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變，財政政策沒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減少的擠出效應，所以財政政策的效果最大。當一國面臨國際金融和貨幣因素的沖擊時，固定匯率是合意的。因為在固定匯率下，國際資本的套利活動可以自發化解貨幣因素的外部沖擊，并使財政政策糾正經濟失衡效果達到最佳。（2）在浮動匯率下，匯率由市場供求力量決定，中央銀行不進行干預。這時財政政策就無用了，因為政府支出增加（擴張性財政政策）使貨幣需求增加，利率上升。當國內利率上升到高于國外利率時，資本流入，這就使匯率上升，從而凈出口的減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總需求仍然不變。但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成為影響經濟活動的有力工具。因為貨幣量增加（擴張性貨幣政策）降低了國內利率，這不僅使國內總需求增加，而且會引起資本流出，使匯率下降，這又通過增加凈出口而進一步擴大總需求，擴張性貨幣政策見效。

2． 金融全球化是世紀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進的主流趨勢。1999年11月15日，中美簽署了中國加入WTO的雙邊協議，從而中國入世的最大障礙業已排除，中國經濟已全面融入全球經濟之中。芒德爾—弗萊明模型作為開放經濟中宏觀穩定政策理論，理當可成為我們當前及今后宏觀經濟穩定政策制定的理論依據之一。

為了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一直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導（從1998年5月增發1000億國債算起），對于擴張性貨幣政策的無效或收效甚微（例如從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調），理論界從多方面進行了論證。盡管我們目前利率市場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資本的完全流動也尚需時日，無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爾—弗萊明模型將固定匯率與當前積極財政政策聯系起來，但至少這一開放經濟中宏觀經濟穩定政策理論模型能為我們分析相關政策問題擴大了理論思考空間。

最后要說明的是，任何學術理論（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嚴格的假設前提，所以對政策實踐的意義都僅是指導性的。更何況，芒德爾的理論是以發達國家經濟為背景，不可能為解決我國的現實問題提供直接的答案。這就要求理論與實際工作者從中國的現實出發，發展適于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開放經濟理論，解決自己的問題。這正是我們了解芒德爾理論的現實意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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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馮用富． 我國不宜選擇浮動匯率制?N?． 經濟學消息報，1999－12－31（2）．

〔2〕鄭 輝． 有關人民幣匯率安排?J?． 上海經濟研究，1999，（11）．

〔3〕姜波克． 國際金融學?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美）彼得·林德特，查爾斯·金德爾伯格． 國際經濟學?M?．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5〕Mundell，R．A．，1961．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6〕Mundell，R．A．，1962．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bility?J?．IMF Staff Papers 9．

第3篇：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摘要】國際經濟學的傳統理論無法為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提供合理的解釋。因為傳統理論在考慮內外均衡關系時主要關注兩者之間的總量平衡，而忽視內外均衡的結構性互補關系。通過考察內部結構調整對外部環境的要求，并結合中美兩國當前的經濟結構特征，不難看出，中美之間貿易摩擦的根源在兩國經濟結構調整過程的特征和潛在的互補關系。在這種情況下，貿易摩擦的產生和解決過程就可以稱為協調兩國內部結構調整的契機和手段。

一 背景：問題的提出

過去幾年，中美兩國的經貿交往全面發展.但同時，中美貿易摩擦也不斷升溫，并日益成為國際經濟領域的一個熱點。進入2003年以后，貿易摩擦升溫的趨勢更加明顯，繼美國政府就人民幣匯率問題不斷對中國政府施壓以后，針對中國一般制成品出口的貿易保護措施也被美國政府相繼付諸實施。

從中美經貿交往的歷史來看，每當美國臨近大選年，中美之間總會出現一些爭執與摩擦。對于國內外很多關注中美經貿交往的學者來說，這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定式。毫無疑問，大選前各經濟、*利益集團的角逐，是影響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動中美貿易摩擦升溫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有人認為除了*因素的影響外，隨著中國對外貿易規模的迅速擴大，貿易過程中出現一些摩擦和爭執也是必然的。這類似于自然界中混沌和秩序的“和諧悖論”。這兩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國內學者看待中美貿易摩擦的主流觀點。

從這兩種觀點出發，一方面，大選因素只是暫時的，也是中國無法左右的；另一方面，貿易規模擴張和摩擦增多之間又存在著正相關關系。那么，中國似乎只能采取“無為”的策略。然而問題絕非如此!*利益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離不開經濟利益的支撐；規模只是一個總量指標，它掩蓋了背后的結構性因素。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后，貿易結構并沒有背離中美兩國經濟結構的對比現狀，具有明顯的垂直分工和交換的特點。因此，如果只是基于靜態的分析，我們會得出中美之間不應該出現摩擦的結論。而就*利益來說，一方面，美國在傳統產業受到來自全球的競爭，中國在其中的份額并不大；另一方面，為維護這些傳統產業的利益而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必然要犧牲其他行業的利益，如流通行業或整個服務業。考慮到其他發展中國家一直與中國競爭美國市場，美國對中國的產品施加各種保護主義措施，很難改變其國內傳統產業的現狀，而且會引發不同利益集團的爭執。

從目前流行的觀點出發，我們很難理解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為此有必要從一個新的視角出發去展開分析。為尋找這個新的分析視角，我們首先分析中美經貿交往賴以發生的大背景。20世紀90年代以后，伴隨著WTO的誕生，人們所期待的平和、有序的國際貿易環境并沒有如期出現。相反，發達國家內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不斷升級的貿易摩擦，凸現了現行多邊貿易和投資體系的不足。從西雅圖到多哈再到坎昆，WTO框架下的多邊談判不斷重復無果而終的結局。在這樣的背景下，以美國經濟的調整為先導，世界經濟步人一個普遍而深刻的結構調整期。

結構調整通常伴隨著經濟中各種矛盾和問題的集中爆發，從長期來看，這是維持經濟長期發展潛力的必要條件；但是在短期內，這往往意味著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各種經濟、社會和*問題激化。這種短期陣痛可以說是經濟調整的必然成本，關鍵是一個經濟體能否承擔、消化和吸收這樣的成本。一方面，這受制于一國內部的各種結構性和制度性因素；另一方面，在開放經濟中，這還受制于外部經濟環境。以國際貿易、投資等為紐帶的國際經濟傳導機制，為各國釋放內部調整壓力、轉移調整成本提供了條件，但也增加了各國對外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和不和諧性。

多邊貿易—投資體系的制度調整滯后于世界經濟的發展變化，這樣的體系自然缺乏足夠的約束力。在這種情況下，各國對外經濟政策中的不確定性和不和諧因素就會不斷激化，并演變成現實的貿易摩擦和糾紛。這是世界經濟理論和實踐帶給我們的一個啟示。在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中，伴隨著各國經濟的漲落，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的交替成為國際貿易領域的自然規律。反映在理論上，就是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在貿易領域永恒的紛爭。

結合全球性結構調整趨勢和多邊貿易、投資體系在目前所遇到的發展困境，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判斷：不斷升溫的貿易摩擦將伴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成為國際貿易領域的一個基本特征。但是，國際貿易領域的所有問題是不是都符合這個特征?具體到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問題，各國自身的結構調整又是如何發生聯系和作用的?這個過程又是如何導致摩擦的?我們試圖在理論層面上對這個問題進行解釋。

二 分析問題的視角：開放經濟的動態均衡

國際交換問題的傳統分析框架是斯密、李嘉圖等人所開創的古典貿易理論，它強調優勢互補下的分工和合作原則。在這樣的分析框架下，自由貿易是一個必然的選擇。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摩擦無法在這個分析框架下得到解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古典貿易理論過分強調貿易的福利效應和帕累托改進，忽略了利益分配和利益轉移問題。李斯特的“幼稚產業保護論”則是用另一種分析范式分析國際貿易和產業成長過程的融合，為貿易保護主義提供了理論支撐。這兩種研究范式的交織和競爭構成了20世紀70年代以前國際貿易理論發展、變化的主要線索。20世紀70年代以后，為了反映國際分工格局和國際貿易結構的變化，產業內貿易理論和不完全競爭貿易理論等新貿易理論逐漸成為西方學者分析國際貿易問題的主要方法。在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和不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新貿易理論分析了國際水平分工和國際貿易背后的利益創造和利益分配機制，對自由貿 易和保護貿易各自不同的政策效應進行了分析。

在考慮中美貿易摩擦問題時，上述理論是沒有多少說服力的。古典貿易理論強調差異基礎上的分工、合作和自由貿易，它與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主義是不相容的。幼稚產業保護論所要保護的是處于成長過程中的產業，這些產業必須有發展前景和長期發展潛力。在中美貿易摩擦中，相關產業主要是紡織、鋼鐵等一般制造業，這些產業在美國不是幼稚產業，而是接近生命周期盡頭的“衰退產業”。新貿易理論分析的是水平分工基礎上的國際貿易和相關政策，這同樣不符合中美兩國經濟結構對比的現狀。

但是在這些理論框架之外，我們又該如何分析中美貿易摩擦呢?為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在開放宏觀經濟這樣一個更大的背景下考慮國際貿易及相關政策問題。在開放的宏觀經濟中，外部均衡是不同國家宏觀經濟運行過程的交集。國際貿易之于整個宏觀經濟的影響正是在這個交集中發揮的。國際貿易的變化直接改變經常項目的收支狀況，進而影響一國經濟的整個外部均衡狀況。這是國際貿易政策直接作用的對象，但不是國際貿易政策的終極目標，國際貿易政策最終要影響的是宏觀經濟的整體狀況，這也是開放宏觀經濟政策體系的總目標。從這樣的目標出發，國際貿易政策的形成和實施過程都必須依賴和服務于開放宏觀經濟的整體均衡關系。

內、外均衡是開放宏觀經濟中最基本的兩個平衡關系，宏觀經濟的整體狀況取決于內部均衡狀況、外部均衡狀況以及它們之間的和諧程度。因此，國際貿易政策的實施必然依附于宏觀經濟的整體狀況，不僅要反映貿易收支或外部均衡狀況，更要反映宏觀經濟的內部均衡狀況以及內、外均衡之間的協調程度。尤其重要的是，國際貿易政策必須順應內、外均衡之間的配合和協調狀況。通常的理解是，在內、外部經濟同時實現均衡的基礎上，開放宏觀經濟實現總體均衡，這是宏觀經濟運行的理想狀況。但實際上，內、外部經濟同時達到均衡只是一個靜態環境下的理想情況。在動態的環境中，宏觀經濟總是處于發展和變化之中，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同時實現均衡是一種“刀刃情況”。更普遍的情況是內、外經濟各自都是非均衡的，但它們結合在一起卻能實現經濟的總體均衡。進一步說，這種狀況不僅反映了現實中開放宏觀經濟的常態，更反映了外部經濟在維持宏觀經濟總量和結構平衡過程中的作用所在。這也可以說是“開放”兩字的意義所在。在總量關系上，國內儲蓄和投資之間的差額可以由外部經濟來彌補；在結構關系上，國內供求之間的結構性差異可以由外部經濟來彌補。在這樣一種互補關系中，國際貿易政策的實施方向不僅要維持外部均衡，還要促使進出口適應內部經濟的發展、變化和調整。

第4篇：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

在凱恩斯經濟學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觀經濟政策。這里主要分析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從它們對總需求的影響角度來考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

(一)財政政策的效力

當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政府需求增加將通過財政政策乘數效應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貨幣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貨幣用于交易。在儲備銀行不改變貨幣供給的情況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會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貨幣需求，另一方面又會減少投資需求，從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減稅對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將會大量降低投資。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貨幣需求將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著利率必須變動很多)。①(①參見[美]R.E.霍爾和J.B.泰勒： (宏觀經濟學>，171頁，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8。)

此外，財政支出乘數是衡量財政政策效力的一個重要指標。但是，財政支出乘數能否使財政政策的效力充分發揮出來，同樣要受到上述兩個因素的制約。如果投資對利率高度敏感而貨幣需求對利率不敏感，即使財政支出乘數很大，財政政策也無法產生強有力的效果。

與上述情況相反，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利率水平沒有多大影響，那么，這種政策對投資的沖擊就很小。在這種情況下，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總需求就有很強的影響力。換言之，當投資對利率不敏感而貨幣需求對利率高度敏感時，財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強。

利用IS——LM曲線的形狀及其移動來展示財政政策效力的強弱。財政政策的效力與IS曲線和LM曲線的形狀有很大關系。當投資需求對利率很敏感時，IS曲線比較平緩，因為利率的較小變化和投資需求的較大變化有關。相反地，當投資需求對利率不敏感時，IS曲線就比較陡峭。

再看LM曲線的形狀。當貨幣需求對利率很敏感時，LM曲線就比較平緩，因為當貨幣需求隨著收入變化而增加時，利率的很小變化就足以使它減少;反之，當貨幣需求對利率不敏感時，LM曲線就比較陡峭。

當IS曲線比較陡峭，或者LM曲線比較平緩時，財政政策的效力比較強。相反，如果IS曲線比較平緩，或者LM曲線比較陡峭，財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較弱。

(二)貨幣政策的效力

貨幣政策的操作主要體現在貨幣供給的變化上。擴張性貨幣政策或松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增加;緊縮性貨幣政策或緊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減少。一項擴張性貨幣政策如果在貨幣供給的增加時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對投資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對總需求的影響就很大。這種效果產生的條件是：第一，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會使投資受到極大鼓勵。第二，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貨幣供給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貨幣需求提高到同較高貨幣供給一致)。在這兩個條件得到滿足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效力就強。

貨幣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效力也有弱的時候。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會使投資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貨幣供給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這種情況下，一項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較小，或對投資的影響較小，它對總需求的影響就較弱。

用IS——LM曲線的形狀及其移動來展示貨幣政策效力的強弱。同財政政策一樣，貨幣政策的效力也與IS曲線和LM曲線的形狀關系很大。如果幅曲線較為平緩或LM曲線較為陡峭，貨幣政策的效力就強;如果賜曲線較為陡峭或LM曲線較為平緩，貨幣政策的效力就弱。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獻綜述

摘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同屬國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據宏觀經濟調控要求進行合理搭配。圍繞著這個課題,國內外無論在理論的研究上還是在現實政策的運用上,一直存在爭議。本文重點對我國實行人民幣二籃子貨幣匯率制度后兩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獻進行綜述。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績效　政策搭配　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實現一國經濟穩定發展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學界長期論爭的焦點議題之一。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理論視角。運用各種模型和實證方法,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績效及其搭配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國外研究情況

經濟學文獻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定量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稱希克斯一漢森模型)。根據該模型,希克斯和漢森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在短期能夠影響產出,但是從長期來看,對產出都沒有影響,它們都是無效的,除了提高價格之外。之后,經濟學家在其基礎上,將視角延伸到對開放經濟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即“米德沖突”。在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主要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況。而支出轉換政策包括匯率、關稅等的實質是在總需求結構內部進行結構性調整,使需求結構在國內需求和凈出口之間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開創性地提出“兩種目標,兩種工具”的理論。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將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則”。若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政府至少具備n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間不會相互影響。蒙代爾(MundeB,1960)提出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指出將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給它能發揮最大影響力和具有絕對優勢的目標。斯旺(Swan,1960)用圖形說明了支出增減政策f財政貨幣政策1和支出轉換政策(匯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搭配來實現內外平衡的模型。蒙代爾(1963)與弗萊明(1962),研究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用于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經不斷完善而成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fPaul Krugmanl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將以上理論和研究方法應用于對我國經濟的分析,研究結論不盡相同。馬拴友(2004)運用IS-LM模型進行分析得出,在我國IS曲線較為陡峭而LM曲線較為平坦,說明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對治理通貨緊縮具有更大的效能。張學友、胡鍇(2002)運用修正的MF模型,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力進行比較,得出在我國現行匯率制度安排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要優于貨幣政策:當前我國的經濟政策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施建淮(2007)運用VAR模型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中國產出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人民幣升值在中國是緊縮性的:相對匯率變動的其他效應,匯率變動的支出轉換效應是支配性的,因此運用傳統斯旺模型來分析中國經濟是有效的。徐長生、劉士寧(2006)根據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論,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模型中的內部通脹、外部順差的區域,因此對內可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抑制投資過熱,采取結構性的財政政策著重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對外通過本幣升值的匯率政策改善國際收支順差,以實現內外均衡。

也有學者通過計量建模,實證研究了近年來我國兩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對內績效的研究,鮮有在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兼顧內外綜合績效的系統研究。劉玉紅、高鐵梅、陶藝(2006)實證研究了財政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發現中國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性較弱,這是由于我國利率管制嚴格、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發展緩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國的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顯著,擴大國內需求方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應該繼續實施。王文甫(2007)通過模型分析。發現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有一條真實變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長的均衡增長路徑:在均衡增長路徑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是相互獨立的,它們之間必須相互協調:財政政策對經濟有影響,貨幣呈非“超中性”。劉斌(2009)基于我國的實際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出。我國的政策體制主要表現為主動的財政政策和被動的貨幣政策組合體制的結論:這種體制實際上是物價水平的財政決定理論的充分體現:因相機抉擇的政策會產生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對社會福利水平產生影響,這種體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繼續保持值得商榷:他強調今后我國應該從現行的體制向主動的貨幣政策和被動的財政政策組合體制轉換。黃志剛(2009)將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間匯率制度下研究發現,不管資本流動性如何,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有效,其效應介于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之間: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在進行宏觀調控時,最應該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搭配方法,此時政策效果最好。

三、總結及啟示

通過以上綜述我們發現,大多文獻將研究視角聚集于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及內外均衡,鮮有深入到對物價、居民消費、民間投資等重要經濟變量以及經濟內部結構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結論不盡相同,對我國匯率制度改革以來(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相關文獻不多。

本文認為,在后續研究中可進行新的嘗試,若能遵循“緊扣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總攬全局、內外兼顧、兩大政策密切結合”的構想,將會有很大的突破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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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是什么

6.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第5篇：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績效　政策搭配　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實現一國經濟穩定發展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學界長期論爭的焦點議題之一。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理論視角。運用各種模型和實證方法,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績效及其搭配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國外研究情況

經濟學文獻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定量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稱希克斯一漢森模型)。根據該模型,希克斯和漢森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在短期能夠影響產出,但是從長期來看,對產出都沒有影響,它們都是無效的,除了提高價格之外。之后,經濟學家在其基礎上,將視角延伸到對開放經濟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即“米德沖突”。在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主要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況。而支出轉換政策包括匯率、關稅等的實質是在總需求結構內部進行結構性調整,使需求結構在國內需求和凈出口之間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開創性地提出“兩種目標,兩種工具”的理論。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將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則”。若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政府至少具備n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間不會相互影響。蒙代爾(MundeB,1960)提出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指出將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給它能發揮最大影響力和具有絕對優勢的目標。斯旺(Swan,1960)用圖形說明了支出增減政策f財政貨幣政策1和支出轉換政策(匯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搭配來實現內外平衡的模型。蒙代爾(1963)與弗萊明(1962),研究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用于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經不斷完善而成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fPaul Krugmanl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將以上理論和研究方法應用于對我國經濟的分析,研究結論不盡相同。馬拴友(2004)運用IS-LM模型進行分析得出,在我國IS曲線較為陡峭而LM曲線較為平坦,說明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對治理通貨緊縮具有更大的效能。張學友、胡鍇(2002)運用修正的MF模型,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力進行比較,得出在我國現行匯率制度安排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要優于貨幣政策:當前我國的經濟政策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施建淮(2007)運用VAR模型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中國產出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人民幣升值在中國是緊縮性的:相對匯率變動的其他效應,匯率變動的支出轉換效應是支配性的,因此運用傳統斯旺模型來分析中國經濟是有效的。徐長生、劉士寧(2006)根據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論,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模型中的內部通脹、外部順差的區域,因此對內可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抑制投資過熱,采取結構性的財政政策著重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對外通過本幣升值的匯率政策改善國際收支順差,以實現內外均衡。

也有學者通過計量建模,實證研究了近年來我國兩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對內績效的研究,鮮有在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兼顧內外綜合績效的系統研究。劉玉紅、高鐵梅、陶藝(2006)實證研究了財政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發現中國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性較弱,這是由于我國利率管制嚴格、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發展緩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國的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顯著,擴大國內需求方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應該繼續實施。王文甫(2007)通過模型分析。發現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有一條真實變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長的均衡增長路徑:在均衡增長路徑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是相互獨立的,它們之間必須相互協調:財政政策對經濟有影響,貨幣呈非“超中性”。劉斌(2009)基于我國的實際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出。我國的政策體制主要表現為主動的財政政策和被動的貨幣政策組合體制的結論:這種體制實際上是物價水平的財政決定理論的充分體現:因相機抉擇的政策會產生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對社會福利水平產生影響,這種體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繼續保持值得商榷:他強調今后我國應該從現行的體制向主動的貨幣政策和被動的財政政策組合體制轉換。黃志剛(2009)將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間匯率制度下研究發現,不管資本流動性如何,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有效,其效應介于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之間: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在進行宏觀調控時,最應該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搭配方法,此時政策效果最好。

三、總結及啟示

第6篇：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 聯系匯率 固定匯率制 浮動匯率制 人民幣一體化

香港目前采用的聯系匯率制度誕生于1983年，從實質上來看，具有固定的聯系匯率和浮動的市場匯率二重特性。固定的聯系匯率的特性，是因為發鈔銀行（由于香港無中央銀行，目前發鈔指定三家銀行――匯豐、渣打和中國銀行）每發行1元港幣，必須按7.8港元等于1美元的比例即以聯系匯率向外匯基金存入100％的外匯儲備作為發鈔的法定準備金，從而使港幣的發行獲得100％外匯準備金支持。外匯基金由政府設立，它在收到發鈔銀行交來的外匯儲備之后，就給發鈔銀行開具無息的負債證明書。浮動的市場匯率的特性，是因為目前發鈔銀行與其他銀行之間、銀行同業之間以及銀行與客戶之間的一切交易，全部是按照市場匯率進行的。

近期以來，由于全球經濟下滑，世界經濟格局發生較大變化，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受到沖擊，弱勢美元理論導致港幣與美元的聯系匯率制度走到一個比較尷尬的境地。本文將就港幣聯系匯率制度的優缺點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選擇等進行分析。

一、香港聯系匯率制度的優缺點分析

1、優點

聯系匯率制度的最大優點是它具有一種非常精巧的自我穩定機制，這一機制使港幣匯率的穩定得到強有力的保證。這一自我穩定機制可表述如下：當港元市場匯率高于聯系匯率時，各銀行將以聯系匯率將港幣現鈔交還給發鈔銀行換取美元，再以市場匯率在市場上拋售美元獲利；同時發鈔銀行也將負債證明書交還給外匯基金以聯系匯率換取美元，再以市場匯率在市場上拋售美元獲利。這樣就使港幣和美元的市場供應狀況發生變化，使港幣市場匯率得到提升而向聯系匯率逼近。事實上，多年來港幣的市場匯率一直低于聯系匯率，即可以用少于7.8元的港幣，如7.2元、7.3元，換得1美元。在這一情況下，上述活動向相反的方向進行，但結果都是使市場匯率向聯系匯率靠近。

7.8∶1的聯系匯率，對于港幣幣值的穩定具有關鍵的意義，而港幣幣值的穩定，對于香港這個國際貿易中心、航運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港幣幣值的穩定，有利于降低金融、貿易和經濟結算中的波動性和不確定性，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增強市場信心。為此，實際上自從實行聯系匯率制度以來，維護匯率的穩定已成為香港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

2、缺點

7.8∶1的聯系匯率制度也有顯而易見的缺點。一是聯系匯率制度的采用使得當局不能通過匯率的波動來調節國際收支；二是聯系匯率使香港的利率和貨幣供應量過分依賴和受制于美元，因而香港當局事實上難以選擇獨立的貨幣政策操作；三是這種固定僵化的缺乏彈性的匯率安排，往往令港元成為國際炒家“捕獵”的首選對象。

東南亞金融危機過去兩年多了，目前的聯系匯率制度固然曾為香港在1997、1998年間面對的國際游資的瘋狂炒作立下了汗馬功勞。在1998年的港元保衛戰中，“香港之所以沒有簽城下之盟，并非單是特別行政區政府采取了出其不意的干預措施，主要是俄羅斯金融危機使得這些國際炒家無暇自顧。”這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回顧國際炒家的操作手法：他們先在期貨市場上沽空期指，然后在貨幣市場沖擊港元，這樣就使利率大幅高起。而利率高企必然引起股市下跌，這時炒家在期貨市場平倉；最終其在匯市的損失都可在股市、期市上補回。事實上，不必說在1997年l0月、1998年1月和1998年6月香港如何成為國際炒家的“超級自動提款機”了，就是在1998年8月，雖然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當局在匯市上反擊，使炒家無功而返直至割肉離場乃至虧本，但綜合匯市、期市來看，國際炒家依然獲利不菲。

二、香港聯系匯率制度目前的尷尬處境

1、受制于美國經濟

聯系匯率制度讓香港的利率政策、貨幣供應量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國。2008年12月11日，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決議調降聯邦基金利率25個基點至4.25%，美聯儲（Fed）的降息舉措可能令市場雀躍不已，但香港卻處于一個尷尬時刻，香港施行盯住美元的聯系匯率制。但對于一個擁有700萬人口、領土面積狹小的香港而言，自從1983年實行聯系匯率制度以來，為了讓港元兌美元匯率維持在7.75港元至7.85港元的交易區間，香港金管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香港實際意義上的央行）已將對利率的控制權拱手交給了美聯儲。

如果美國和香港的經濟周期保持同步，情況還算不錯。2003年，在香港深陷經濟低迷期間，美聯儲聯邦基金利率只有1%，這個水平對香港而言比較適宜。但目前對香港而言，美聯儲的最新降息舉措只是火上澆油，而美元長期疲軟則使局勢進一步惡化。聯系匯率政策在目前看來，無非等同于“讓一家外國央行決定你的貨幣政策，并非總是件好事。”是否還應該維持聯系匯率制度，正面臨著越來越多的質疑。

2、香港當局宏觀經濟政策調控力度的局限性

第一，聯系匯率制度是香港當局貨幣政策的不得不選。不論是在經濟發展歷程，還是在微觀、中觀和宏觀等經濟政策層面，香港皆表現出了突出的經濟自由和經濟開放特征。這些特征，既是香港經濟的突出特點和經濟優勢所在，也潛伏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尤其是聯系匯率制度下的宏觀經濟政策，它在維護微觀經濟效率的同時，也會使得宏觀經濟暴露在短期波動之下。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香港在財政政策上奉行“預算平衡、略有結余”的理財方針，推行簡單稅制、低稅負的稅收政策；在貨幣政策上實行聯系匯率制度，穩定匯率成為貨幣當局的唯一目標，其優點是能夠為企業的運營提供相對穩定并富有吸引力的環境，其缺點是在外來沖擊面前缺乏可供選擇的政策工具，不利于熨平經濟的短期波動性。

香港高開放度和高自由度的經濟體性質決定了，香港政府選擇一個外部均衡優先于內部均衡、并以經濟自由和良好的營商環境吸引國際資本的經濟發展模式。作為小型開放經濟，香港政府顯然無法直接控制時常光顧的外來沖擊，以利率或貨幣供給量等指標作為貨幣政策目標同樣也是不切實際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護其開放型經濟的優勢，減少外來沖擊的影響并塑造相對穩定的營商環境，將匯率這一最敏感、最缺乏穩定性的金融指標穩定下來，就成為香港貨幣政策目標的唯一選擇。通過聯系匯率制度來穩定匯率，不僅可以減少國際金融風險、降低企業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遏制貨幣當局無止境地擴大貨幣發行量的沖動。在聯系匯率制度下，貨幣當局僅以匯率穩定為單一目標，放棄了確定利率和貨幣供給量的自；一旦掛鉤貨幣（美元）的利率水平不適合香港的經濟形勢，由于難以通過匯率調整實現有效緩沖，香港經濟一方面比較容易受到外來沖擊的影響，另一方面會因調控工具的缺乏而加深經濟波動的幅度。

第二，聯系匯率決定的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約束了財政政策效力的發揮。在資本自由流動和小型開放經濟的情形下，固定匯率制度下的貨幣政策無效、但財政政策更為有效。由于聯系匯率制度實際上屬于固定匯率制度，因此，香港的貨幣政策對短期經濟波動的調控無能為力。盡管財政政策在理論上具有這種能力，但對于香港而言則由于如下原因大打折扣：其一，為了維持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香港實行、也只能實行較低的稅率，有限的財政收入和量入為出的預算平衡原則，使得香港財政政策調控經濟波動的能力有限、回旋余地較小；其二，香港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任何刺激內部總需求的政策措施都將有很大比例轉化為進口的增加，并導致國際收支平衡的惡化。也許是由于上述原因，我們很少看到香港政府主動運用財政政策來調控社會總需求，熨平短期經濟波動。正是貨幣政策的放棄和財政政策的局限，香港經濟在經常性的外來沖擊面前缺乏有效的應對手段，并進而造成了香港經濟的波動性。

三、香港聯系匯率制度的前景淺探

香港聯系匯率制度面臨著上述尷尬局面，未來何去何從？聯系匯率制度是不是應該完成歷史使命，香港啟開貨幣政策的新篇章。引用香港金管局任志剛總裁的講話：“事實證明，聯系匯率自1983年10月推出以來，一直行之有效──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聯匯制度在連番炒賣沖擊下屹立不倒，成為區內最堅穩的貨幣；另一方面，港元面對2005年7月的人民幣匯率改革以及近期人民幣兌港元升穿一算的心理關口時，亦能保持穩定。我堅信聯系匯率是香港金融及經濟穩定的基石，而且一直行之有效，所以不應輕言改變。”

短期內，聯系匯率制有著極強的抗外部沖擊能力，而香港作為一個受外部影響很大的小型開放經濟體，保持匯率制度的穩定是非常重要的。聯系匯率制度給香港帶來的收益大于成本是短期內繼續實行聯系匯率制的根本原因。香港沒有現在放棄的主要是因為聯系匯率制度對香港境內不同經濟主體產生不公平的收入再分配。由于堅守聯系匯率制有利于大動產所有者和上市公司大股東的資產免受匯率貶值引致的損失，這是一個利益集團的力量。還有就是國際游資的環伺。雖然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國際游資在香港沒有占到多少便宜，但它們并沒有死心，時刻虎視眈眈聯系匯率制度，稍有機會就會發起新一輪的攻擊。綜合考慮以上情況，聯系匯率制度在短期內應該繼續保持。

長期來看，港元應該與人民幣一體化，實行浮動匯率制度。這是因為：首先，香港的經濟從長期看將會跟大陸聯系更為緊密，這種經濟基礎決定了港元應該與人民幣一體化。其次，居民對港元信心的問題。大陸經濟的高速發展將使其在長期內成為世界上強大的經濟體，如再加上人民幣未來可自由兌換，原有的障礙被掃清，港元與人民幣一體化使得香港貨幣的經濟基礎與信心基礎完全的統一，香港將迎來一個新的黃金時期。

綜上所述，香港未來匯率制度短期內仍是聯系匯率制度；在長期，港元將與人民幣一體化，走向統一貨幣，匯率制度將成為浮動匯率制度。

【參考文獻】

[1] 王建東：當代貨幣局制度研究：兼論香港聯系匯率制度[M].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

[2] 張帥：香港聯系匯率制度分析[J].美中經濟評論，2003（3）.

第7篇：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演經濟波動;內外失衡;通貨膨脹;供給管理

2010年，我國宏觀經濟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經濟內外需結構性平衡、經濟周期波動、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等問題上，并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性平衡問題

后危機時期，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關系成為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劉偉等通過國民資金流量表核算資料，對近年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趨勢及其對國內總需求結構的影響程度進行了分析，發現當前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矛盾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有密切關系。他們分析了這種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認為改善這種失衡是提高我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宏觀效率的重要保證。[1]

王晉斌認為，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路徑是要平衡內需與外需之間的關系，而不能采取簡單的替代關系。在改革內需結構的同時，要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規避高新技術產品的低附加值化現象以挖掘專業化的潛力，并通過穩定人民幣幣值和人民幣“走出去”戰略，實現金融政策與貿易政策的融合，發揮金融促貿易的功能，以形成擴展外需的新增長極。[2]

文貫中認為，面對外需增長的下降,中國急需提振內需，然而，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已經造成兩種結構性扭曲：第一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在農業比重急劇下降的同時相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嚴重滯后和城鄉收入差的惡化；第二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將其服務業的就業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農村的普遍隱性失業和集聚效應的浪費。中國必須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內需，走上可持續增長道路。[3]

楊圣明針對人民幣匯率在國際上面臨升值，而在國內又面臨貶值的雙重壓力矛盾對立現象進行了研究，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高低懸殊、社會勞動生產率高低懸殊、中國國內價格水平過低等。指出，提高我國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是減緩壓力的根本；推進新一輪的價格改革是減緩壓力的關鍵；改善中美貿易結構是減緩壓力的重要舉措；人民幣國際化是減緩壓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從經濟發展戰略、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相關經濟政策與制度建設等方面，對結構失衡的深層次原因進行了詳細的剖析。研究認為，我國經濟結構長期失衡與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從根本上解決結構失衡問題，需要創新完善促進科學發展的制度環境與體制保障。[5]

二、經濟周期性波動問題

王成勇等運用STAR模型理論探討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的劃分、經濟周期波動的非對稱性和持續性以及經濟在各個波動階段之間轉換的內在演化機理。實證研究表明，把經濟周期階段劃分為緊縮、恢復和擴張三個機制已經能夠較好地刻畫我國經濟增長的非線性動態結構，但是劃分為緊縮、恢復、擴張和衰退四個機制，在整體擬合效果和對經濟增長結構的解釋能力方面都有顯著提高；經濟在各機制之間的平滑轉換速度和機制狀態是否平穩，闡釋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較強的非對稱性及其內在演化機理。[6]

張成思運用隨機波動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性特征的動態變化。實證結果顯示，20世紀90年代末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波動趨向平穩化的分水嶺。研究認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增強了實體經濟抗沖擊的能力，推動了經濟波動趨向平穩化轉變。[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表現出某些既不同于發達國家，也不同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國居民消費波動的幅度大于產出波動；另一方面，我國的就業波動較為平滑而投資和資本波動過大。陳曉光等建立了一個RBC模型對此進行了解釋。模型引入了異質性消費者和異質性廠商以及部分消費者和部分廠商在金融市場上所面臨的信貸約束；鑒于我國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的重要影響力，模型還引入了政府消費，以反映政府支出對消費者和廠商的外生沖擊。研究發現：信貸約束是解釋中國經濟波動特征的一個重要傳導機制，而政府消費沖擊則是一個重要的波動源。[8]

高士成運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長期識別條件，通過引入貿易依存度等外生變量，采用SVAR方法對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沖擊進行分解，并討論了中國短期總供給和總需求曲線的斜率。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短期經濟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為需求沖擊，同時，總需求和總供給曲線的斜率也與理論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謎”。[9]

中國經濟波動可能是由多種沖擊因素共同引發。李猛等沿著“條條塊塊”思路對中國經濟波動沖擊源進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國經濟波動有大約30%的部分來源于地方政府沖擊。研究發現，官員腐敗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具有顯著性，而現有文獻所強調的財稅激勵和政治晉升激勵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10]

三、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和宏觀穩定課題組通過經驗分析，對經濟波動和宏觀調控進行了國際比較，突出了中國宏觀調控的特色。通過省際分析揭示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及其與主流經濟學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別是“結構性”調控作為中國經驗的意義。提出了后危機時代中國宏觀調控的新思維：①把握宏觀調控主線：突出供給管理，加快結構調整；②完善宏觀調控的基礎：推進市場化改革，減弱政府性驅動；③轉移宏觀調控的重心：從工業化到城市化；④拓寬宏觀調控的視野：關注世界發展中的中國因素，加強國際政策協調。[11]

李連發認為，當前宏觀調控面對的形勢是資產價格過快上漲和通脹預期逐漸形成。在跨期轉移購買力方面，人民幣作為跨期價值儲存載體的吸引力下降，而房產等有價資產的吸引力上升，這是推動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結構性政策可能仍然會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將隨時間推移而下降，這些措施可能難以緩解中長期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壓力。確保我國經濟中長期平穩發展是硬道理，短期內將控制通貨膨脹作為首要的政策目標，回歸穩健的貨幣政策，進一步發揮利率在管理通脹預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調控面臨極為復雜的局面，既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可能引發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又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過早退出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率下滑，對宏觀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和把握好政策調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與主流經濟學的“實物經濟”理論完全不同的“貨幣經濟”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國宏觀經濟面臨“滯脹”的危險，提出以16%的名義GDP增長率作為宏觀調控的目標，在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通過加速城市化進程調整失衡的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13]

劉偉等回顧了“十一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狀況，認為，2006年～201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但同時也產生了深刻的結構性矛盾，這就要求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宏觀調控也發生深刻的變化，尤其應該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結合，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指出了現階段加強供給管理的必要性以及應該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黃益平等研究了我國通貨膨脹的決定因素。他們分別運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和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環比數據。研究表明，過剩流動性、產出缺口、房價和股價對通脹會產生正向影響。結構脈沖響應分析表明沖擊的影響主要反映在前5個月，10個月后基本消失。研究發現，過剩流動性和產出缺口是影響通脹的重要因素。研究認為，考慮到資產價格對通脹的溢出效應，中央銀行應密切關注資產價格走勢。同時，管理流動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脹的主要手段，進一步推進利率和匯率的自由化進程至關重要。[15]

張曉慧等通過構建一個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兩部門悖論”的簡單模型框架，對全球通脹變化及其機理進行了經驗分析。研究發現,近年來全球通脹呈現幾個突出特征：一是“結構性”價格上漲已經并很可能在未來成為通脹的主要表現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機引發的初級產品價格暴漲成為導致CPI、PPI大漲的重要原因；三是CPI、PPI明顯上漲時，往往已處在經濟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變化上CPI特別是核心CPI會相對滯后。研究認為，鑒于全球化背景下經濟運行和通脹機理所發生的變化，在宏觀調控中更加關注更廣泛意義上的價格變動，探索更為科學合理地衡量整體價格水平的途徑和方法。[16]

四、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為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2010年，對擴張性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研究成為一個熱點問題。張延運用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模型對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通過對1992年~2009年中國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有兩期滯后的正相關關系，中國的財政政策具有兩期滯后的“通貨膨脹效應”。[17]

王立勇利用HP濾波方法估計了我國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并測算出我國通脹缺口，進而從目標實現角度定量分析了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穩定物價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結果表明，1996年后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方面的績效明顯改善，財政政策調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處于不斷提高進程中。研究認為，在穩定物價方面，財政政策績效不容樂觀，我國財政政策的主要調控目標是經濟增長，而非物價穩定，通貨膨脹主要還是一種貨幣現象，應該主要利用貨幣政策來調控。[18]

閆坤等認為，在良好復蘇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經濟中的擴張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貨膨脹的壓力驟然增大。總體上我國主要稅種的收入呈增長趨勢，財政收入體系的自動調節功能得到完善，財政支出重點逐步向社會事務轉移，形成了由經濟外延性擴張向社會外延性擴張的轉變。為防范通貨膨脹，支持經濟快速復蘇，應采用帶有內部收斂性的政策協同，在推動經濟復蘇增長的同時，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貨膨脹就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首要目標。[19]

郭杰從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入手，實證研究了國家財政預算內資金、企事業單位自籌資金與貨幣供給、工業品銷售率以及銀行間7天拆借利率之間的動態關系。通過分析我國經濟制度方面的識別條件，構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結果表明，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并不顯著，私人部門投資對總需求變動敏感，政府投資通過影響總需求會對私人部門投資產生影響，從而揭示了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路徑。[20]

王智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個權衡了經濟穩定增長和抑制通貨膨脹兩大目標的整體目標變量，然后用隨機前沿模型分析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對整體目標的影響。研究發現，財政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更高，采用財政政策實現經濟目標更有效，而貨幣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較小，對其使用要更為謹慎。面對經濟危機，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更為合理和有效，而貨幣政策更多情況下應該配合財政政策，起到穩定和輔的作用。[21]

五、非均衡運行中的貨幣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萬曉莉等利用對數據穩定性沒有要求的BoundsTesting方法，系統地考察了我國貨幣需求在1987年~2008年20年間的特征。結果發現，在考慮匯率（預期）和外部因素的條件下，我國在長期里才有穩定的貨幣需求。雖然我國的資本賬戶還未完全放開，但是貨幣替代和資本流動效應表現明顯。人民幣貶值（升值）預期將顯著減少（增加）居民和企業對人民幣的需求，這意味著央行在對匯率進行控制的條件下要進一步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難度將越來越大。[22]

李成等通過建立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多個非有效資產市場的動態宏觀經濟模型，理論推演得到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即最優利率規則。研究顯示，利率調控不僅需要對產出與通貨膨脹的動向做出反應，還要對資產價格及匯率變動有相應的調整。利用中國數據的實證檢驗顯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整體上遵循了最優利率規則，該規則能夠為中國貨幣政策實施提供一定的參照尺度，衡量貨幣政策的松緊變化；我國利率調控主要針對產出和通貨膨脹，對資產市場價格及匯率變化的反應系數相對較小或不顯著，說明中央銀行沒有對資產價格等因素給予過多的關注。[23]

王立勇等對開放條件下的VAR模型進行非線性檢驗后發現，我國貨幣政策具有非線性特征。應用LSTVAR模型分析發現，低增長狀態下，信貸正負沖擊的產出效應和利率正負沖擊的價格效應都具有顯著非對稱性；高增長狀態下，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產出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貨幣、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價格皆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在正向沖擊方面，貨幣和信貸的產出效應以及利率和信貸的價格效應在不同經濟狀態下具有顯著非對稱性；在負向沖擊方面，信貸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都具有較明顯非對稱性。而且，低增長狀態下，信貸的產出擴張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擴張效應較強；高增長狀態下，貨幣的產出緊縮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緊縮效應較強。[24]

彭方平等應用非線性平滑轉換面板模型，從微觀層面對我國貨幣政策成本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存在顯著的成本效應，即在短期內加息可能引起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的成本效應具有顯著的非對稱性，相比經濟過熱時期，經濟蕭條時期的貨幣政策成本效應更顯著。上述結論所蘊含的貨幣政策建議在于：在宏觀經濟復蘇基礎尚未穩固、通貨膨脹較為敏感的背景下，對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經濟滯脹。[25]

黃武俊通過修正后的Karras產出與價格模型，對開放經濟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①中央銀行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動機在開放經濟下受到制約，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對中國保持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起著積極作用；②經濟開放度的提高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和影響工資—價格調整速度兩個渠道影響貨幣政策效果，兩個渠道對貨幣政策效果影響機制不同；③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減弱，對價格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強。研究認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逐漸由數量性指標向價格性指標過渡，最終應確定為以穩定物價為單一目標。[26]

范從來考察了實踐中貨幣政策目標由多目標向單一目標收斂的現象，指出了我國貨幣政策目標的重新定位問題，認為，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不應該包括經濟增長目標，但是中國失業問題的特殊性與復雜性決定了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涵蓋充分就業的目標。[27]

張雪蘭等利用1996年～2009年的經濟金融季度數據，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進行了經驗探查。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并不存在很明顯的時滯，但操作目標、中介目標、最終政策目標間的相關性不強，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夠通暢，繼而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認為，要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應從建立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著手，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宏觀和微觀基礎，并加強其與其他經濟政策的搭配與協調。[28]

六、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從經濟資本化的角度，對中國資本積累、技術選擇行為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研究認為，中國經歷著一個漸次推進的經濟資源存量快速資本化過程。在20世紀80、90年代，經濟資本化表現為實體經濟中的資本形成。新世紀以來，資本化則伴隨人民幣升值，資本市場向國際接軌，土地等要素價格重估而推進。經濟資本化對于經濟趕超和效率改進有正面激勵效應，但對于技術創新卻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導致中國的TFP增長率在低水平波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小。當前經濟資本化出現偏移，資源向資產部門過快集中，出現了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產能過剩和實體經濟創新不足等問題。只有對現行制度和政策進行調整，才能有效激勵內生技術進步，轉變發展方式，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29]

湯向俊等運用1970年～2008年間跨國面板數據，研究表明在二元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由于勞動者獲得的報酬低于勞動力的邊際貢獻，GDP中資本形成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1978年～2008間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表明，政府生產性傾向以及國有部門較低的融資成本，使中國較高的資本形成率得以持續。研究認為，我國應繼續推進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和金融業的改革，改變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為實現高投資增長模式轉變提供微觀基礎。[30]

陳彥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資本的增長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國TFP增長率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研究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資本投入，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需要完成向集約型經濟的轉型，在2000年以后突出表現出來的出口導向增長模式很可能在未來難以為繼，人力資本、科技進步和制度改革應該是未來中國經濟保持健康持續增長所需要依賴的主要動力。[31]

鐘水映等利用1990年～2007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對人口紅利、空間外溢與省域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認為，人口紅利的顯著增加促進了省域經濟增長；從區域來看，人口紅利對東、中、西的省域經濟增長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彼此之間存在明顯差異，東部存在顯著的人口紅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應不顯著；從區際來看，東、中之間存在一定的空間溢出效應，而其他區域之間均不顯著。同時還發現，地區之間、區域之間的經濟增長均存在顯著的空間外溢。[32]

陳詩一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對改革以來中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重新估算，發現正確考慮環境約束的實際全要素生產率比傳統不（正確）考慮環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來中國實行的一系列節能減排政策有效地推動了工業綠色生產率的持續改善，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中國工業綠色生產率增長最快并達到頂峰，且重工業生產率、效率和技術進步增長首次全面超過輕工業，初步彰顯環境政策綠色革命成效。雖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業膨脹暫時惡化了工業生產率，但基于國家對節能減排與發展新能源和低碳技術的高度戰略重視，中國新一輪綠色工業革命為期不遠。[33]

第8篇：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關鍵詞：NAIRU；菲利普斯曲線；通貨膨脹

文章編號：1003－4625（2008）12－0003－06中圖分類號：F821.5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As a leading indicator to judge the change trend of inflation rate, NAIRU has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whe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re made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based on short-term Philips Curve. In economic transmission period in China,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labor force marke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labor force market of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mployment rate and inflation rate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logic of short-term Philips curve, so that NAIRU is not suitable to be adopted as a leading indicator to judge the change trend of inflation rate in China.

Key Words: NAIRU； Philips Curve；Inflation

一、引言

NAIRU (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非加速型通貨膨脹下的失業率)在宏觀經濟學，特別是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和討論中是一個經常援引并引起關注的概念。這不僅因為實現充分就業是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更為重要的是，宏觀經濟政策決策者、討論者試圖依據NAIRU作為判斷通貨膨脹變化趨勢、制定宏觀政策的先行變量之一。在中國，對NAIRU研究和關注相對較少，主要原因是，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NAIRU相關理論對宏觀經濟決策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包括以下四個部分，第一部分NAIRU理論綜述，包括其由來、含義及影響因素；第二部分是NAIRU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問題探討；第三部分是中國NAIRU的估計；第四部分是結論。

二、NAIRU理論綜述

（一）NAIRU概念的由來、含義

根據英國的資料，Phillips（1958）得出失業率與名義貨幣工資變動率之間呈現替代關系，Samuelson和Solow（1960）用通貨膨脹率替換貨幣工資變動率，使用美國的數據得到了“菲利普斯曲線”，其表明，失業率上升,通貨膨脹率下降；失業率下降, 通貨膨脹率上升。菲利普斯曲線為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的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依據，其政策含義是，依據“菲利普斯曲線”，宏觀經濟政策以容忍一般物價水平以不變的速度上漲為代價，實現一定的就業率。

依據Wicksell的“自然利息率（the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概念，Friedman,Milton(1968)提出了“自然失業率（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假說，認為自然失業率由實體經濟力量中的供給方面決定，預期到的貨幣政策對就業沒有影響，只有未預期到的貨幣政策的變化，影響就業；如果政府希望持續降低失業率在自然失業率水平之下，只有實行非預期的貨幣增長，出現非預期到的通貨膨脹；結果，為維持低的失業率水平，貨幣政策必然導致加速的通貨膨脹；在長期，“菲利普斯曲線”垂直于自然失業率水平。面對美國20世紀60年代后期出現的經濟“滯漲”想象，及貨幣主義者對“菲利普斯曲線”的評判，Modigliani和Papademos(1975)提出了NIRU(noninflationary rate of unemployment)這個概念，其目的是為當時美國的貨幣政策提供一個決策指標。他們定義NIRU為“這樣的一個失業率，只要實際失業率水平高于它，預計通貨膨脹將下降”。關于“菲利普斯曲線”的性狀，有兩種極端的情形：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線”的斜率是負的；在長期，“菲利普斯曲線”垂直于自然失業率。在兩種極端情形之間，受貨幣主義自然失業率的影響，Modigliani和Papademos認為，正如在美國1953至1971年的情況，“菲利普斯曲線”在高失業率水平相對平坦，在低失業率水平接近于垂直。這樣，在“菲利普斯曲線”上，存在一個失業率區間，在這個區間內，通貨膨脹率是相對穩定的，這個區間內的失業率就是NIRU；實際失業率低于這個區間的下界時，隨失業率逐漸減少，通貨膨脹率上升的概率增加；實際失業率高于這個區間上界時，隨失業率升高，通貨膨脹率下降的概率增加（如圖1）。

早期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菲利普斯曲線是相當平坦的，特別是在高失業率的情況下，可以較低的通貨膨脹率上升為代價增加就業；而貨幣主義者認為菲利普斯曲線是相當陡峭的，擴張性的需求管理政策產生高的通貨膨脹率，但降低失業率的效果不明顯。這樣，無論凱恩斯主義，還是貨幣主義者都認為，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線上存在一個失業率區間，在這個區間，通貨膨脹沒有上升和下降的壓力。這樣，盡管對政府參與經濟的態度不同，NIRU為凱恩斯主義者和貨幣主義者所共同接受，后來被Tobin(1980)稱之為NAIRU (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非加速型通貨膨脹下的失業率)。顯然，NAIRU是把凱恩斯主義理論和貨幣主義及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論黏合在一起得到的一個概念，依其實施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宏觀經濟政策可以影響失業率水平），但其邏輯來源于“自然失業率”假設（宏觀需求管理的政策有一定限制）。

多數文獻明確界定NAIRU為這樣一個失業率，當經濟中的實際失業率低于NAIRU時，通貨膨脹率有上升的趨勢；當經濟中的失業率高于NAIRU時，通貨膨脹有下降的趨勢；當經濟中的失業率等于NAIRU時，通貨膨脹率不變。不過，依據這樣的定義，NAIRU概念的理論邏輯基礎并非那么明確，文獻中NAIRU的含義存在一些模糊不清之處。一些文獻沒有區分NAIRU和自然失業率概念，例如，Laurence Ball和N.Gregory Mankiw(2002)。但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對經濟的影響在長期是中性的，非對稱信息、長期勞動合同和價格黏性等因素導致貨幣在短期是非中性的。由此，涉及NAIRU的文獻中，多數文獻都或明或暗地假定NAIRU是短期的自然失業率，或者直接稱之為the Short-run NAIRU，在涉及自然失業率假設時，更強調自然失業率對應的通貨膨脹率為零，貨幣政策對自然失業率沒有影響。例如，Camarero,Liuis Carrion-I-Silvestre, Tamarit(2005)把NAIRU分為三類，短期、中期和長期，認為短期NAIRU是政策制定者評估通貨膨脹變化趨勢的一個合適指標，而長期NAIRU并不能估計。這是自然失業率和NAIRU概念在不同文獻中存在的細微差異。

（二）影響NAIRU的主要因素

影響NAIRU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Joseph Stiglitz，1997），一是勞動力人口的結構，例如勞動力中性別結構的變化影響NAIRU的高低；二是勞動生產率的變化，例如生產率增長慢時，NAIRU可能出現短暫的增加，而勞動生產率的上升，降低ANIRU水平；三是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的一些變化，勞動力市場競爭程度越高，NAIRU就越低,諸如對勞動力流動限制的一些市場法律法規的變化、職業培訓等因素降低NAIRU；四是勞動力和廠商在決定實際勞動工資時的討價還價能力。影響NAIRU的因素主要和勞動力市場的特征有關，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影響NAIRU的因素存在很大的差異。

（三）NAIRU在經濟決策中的運用

在宏觀經濟政策討論中，NAIRU之所以得到廣泛的關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經驗研究中可以用來作為評估通貨膨脹率變化方向的參照點，如果失業率高于NAIRU，則預計通貨膨脹率有下降的壓力，如果失業率低于NAIRU，預計通貨膨脹率有上升的壓力；二是在經濟理論中，NAIRU可以用來作為理解通貨膨脹原因的起點；三是在宏觀經濟政策選擇中可作為一個評判宏觀經濟形勢的指標，特別是對于貨幣政策而言，當失業率低于NAIRU時，通貨膨脹率有上升的壓力，這時不宜采取松的貨幣政策，當失業率高于NAIRU情況下，通貨膨脹有下降的壓力，這時不宜采取緊的貨幣政策。

在宏觀經濟政策中運用NAIRU概念作為先行指標時需要注意一些問題（Marcoa.Espinosa-Vega，Steven Russell,1997）。依據NAIRU概念，當實際失業率低于NAIRU時，通貨膨脹率有上升的趨勢，應實施緊的貨幣政策；當實際失業率高于NAIRU時，通貨膨脹率有下降的趨勢，應實施松的貨幣政策。這個貨幣政策規則暗含的一個假定是，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變化導致的工資率的變化將傳導到一般物價水平，這是一個十分嚴格的假定。在諸如美國、西歐一些國家，勞動力市場相對成熟，工資率的變化影響商品價格，這個假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很多情況下是商品價格首先變化，然后才有工資率的調整。在工資率的變化不完全等于通貨膨脹率的情況下，以維持幣值穩定為目標的貨幣政策的效果有限。NAIRU理論另外一個暗含的假定是，失業率的變化是貨幣政策變化的結果，或者說是總需求變化的結果，這樣只要調整貨幣政策的方向，就可以調整失業率，可以影響通貨膨脹。然而，影響實際失業率的因素很多，在很多情況下，貨幣政策并不一定能夠影響實際失業率。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利用NAIRU作為宏觀經濟先行指標的局限性。在時間先后上，物價水平的變化和失業率的變化有三種關系：同步，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先于實際失業率的變化，失業率的變化先于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在前兩種情況下，利用NAIRU作為貨幣政策的先行指標效果不是很理想。

三、NAIRU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探討

實現最大限度的就業、維持物價水平穩定是在社會經濟轉型時期中國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如果宏觀經濟政策能夠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當然是最佳的選擇；如果能夠實現帕累托改進，解決一個問題，而不影響另外一個問題，當然也是一個好的結果；如果不能實現帕累托改進，那么需要進行權衡和取舍，這種就業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取舍所面臨的約束在經濟學理論就是菲利普斯曲線。這里考察菲利普斯曲線和NAIRU在中國的適用情況。

回顧經濟理論的發展，無論凱恩斯主義，還是貨幣主義都承認存在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線。但短期菲利普斯曲線是一個單純的經驗關系，其并沒有明確的理論基礎（James K. Galbraith，1997）。這里通過考察通貨膨脹率和失業之間的關系理解菲利普斯曲線背后的邏輯。影響一般物價水平的因素主要是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影響失業率的因素主要是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由于影響因素不同，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變化趨勢之間的關系存在多種可能。一種情形是，總需求首先增加，引起物價水平上升，供給增加，然后失業率下降。另一種情形是，首先勞動力需求大于供給，失業率下降，實際勞動工資率上升，假若工資是企業成本的重要部分，持續工資上漲推動通貨膨脹率上升。這兩種情形下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遵循短期菲利普斯曲線表述的統計關系。在美國、西歐，經濟政策關注的是勞動力資源的利用狀況，NAIRU理論暗含的假定是，就業率的變化影響實際工資，而實際工資是廠商的主要成本，持續工資變化最終將導致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進一步的假定是，就業率和工資率的變化先于一般物價水平的變化。這樣NAIRU可以作為判斷通貨膨脹率變化方向的先行指標。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還有另外一種可能關系，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并沒有統計上的關系，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線并不存在，這種情形主要存在于轉型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失業率主要受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影響，通貨膨脹率主要受商品市場上供給和需求的影響；當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和商品市場的均衡聯系相對比較弱，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的統計聯系就會相對弱，甚至統計上沒有關系，菲利普斯曲線就不存在。

在中國社會經濟轉型時期，（1）城市勞動力市場和農村勞動力市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隔，勞動力市場二元結構特征明顯；勞動力在農村的生產率相對于在城市的低，農村存在一定程度的隱性失業。（2）1979年以來,對城鄉勞動力流動的約束逐漸減少,勞動力流動量越來越大，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城鎮工資率上升的壓力。（3）無論實際工資率的變化，還是名義工資率的變化都沒有完全反映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狀況。例如，國有企業、壟斷部門等的工資形成機制呈現剛性，即使在失業十分嚴峻的情況下，實際工資水平上升趨勢明顯。1985年國有單位職工平均工資是城鎮集體單位職工平均工資的1.25倍①，2006年成為1.7倍；2006年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其他類型企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分別為1993年的6.26倍、5.02倍和4.02倍。（4）經濟增長沒有帶來相應的就業增長（林秀梅，王磊，2007；李駿嫻，薛江，2007；蔡，都陽，高文書，2004）。因此，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城市就業率和一般物價水平聯系較弱，有時關系不大，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的聯系較弱，并不存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線所表明的邏輯關系。同時，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沒有證據表明通貨膨脹率的上升是城鎮就業人員工資率上升引起的，更多的情況是，過多的總需求在引起一般物價水平上漲的同時，也吸引了更多的城鎮居民就業，降低了城鎮居民失業率。因此，在中國依據NAIRU作為判斷通貨膨脹變化趨勢的先行指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上述結論可通過考察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數據得以驗證。1980年至2007年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的散點圖（見圖2）、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的簡單相關系數（-0.4322）表明,從整體看，中國并沒有完全背離菲利普斯曲線所表明的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基本統計關系，即相對于低失業率水平，高失業率水平的通貨膨脹率相對較低。從圖3看，相對于高失業率水平，在低失業率水平，通貨膨脹率增加的幅度高，次數多。同時，在不同時間段，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的變化趨勢也表現出明顯的不同特征。例如，1980年至1984年，在通貨膨脹率逐年下降的同時，失業率也在逐年下降；在1998年至2003年，通貨膨脹率為負值的情況下，城鎮失業率水平呈現上升趨勢。這些都和中國轉型時期勞動力市場的復雜結構吻合。

對中國的菲利普斯曲線研究的文獻眾多（范從來，2000；趙博，雍家勝，2004；曾利飛，徐劍剛，唐國興，2006），但中國經濟處于急劇的轉型過程中，并沒有獲得一個一致的中國菲利普斯曲線，這些都實際上和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結構有關。因此，建立在菲利普斯曲線基礎上的NAIRU在中國不能成為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先行指標。

四、中國NAIRU的估計

（一）NAIRU估計的文獻回顧

由于NAIRU在宏觀經濟政策中的重要性，對NAIRU估計成為NAIRU研究中最重要的內容，多數涉及NAIRU的文獻都是關于NAIRU估計的。已有文獻對NAIRU的估計方法大體可分為三類：依靠勞動力市場結構、勞動生產率等因素估計NAIRU，依據菲利普斯曲線估計NAIRU，完全依據失業率數據估計NAIRU。相對而言，第一類估計方法以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廠商和失業者的選擇行為為基礎，建立決定NAIRU的方程，但暗含的假設條件太多，實用性較差，應用這類方法估計NAIRU的文獻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較少，但在分析影響NAIRU變化的因素時都從這個角度出發。本文對第二種和第二種NAIRU估計方法簡單回顧。

早期研究者Modigliani和Papademos（1975）完全從菲利普斯曲線出發，對NAIRU的值進行了估計。基本方程是=C++b(-1)+c,其中表示通貨膨脹率，C為常數，UA為實際失業率，(-1)為通貨膨脹率的滯后項，為勞動生產率。估計C、?琢、b、c值后，給定一個能夠容忍的穩定的通貨膨脹率，就可以推導出NAIRU的值。以后的文獻采用了一個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方程，最簡單的方程為，=e-?琢(U-U*)+?淄，其中為實際通貨膨脹率，e為預期的通貨膨脹率,U為實際失業率，U*為NAIRU，?淄為供給方面的沖擊。當預期的通貨膨脹率e等于實際通貨膨脹率，通貨膨脹率將保持不變，則實際失業率U等于非加速型通貨膨脹下的失業率U*。上述菲利普斯曲線不能直接估計，因為e和U*都是未知變量。對預期的通貨膨脹率e有各種假定，最簡單的假定為隨機游走模型為，e等于上期通貨膨脹率，則由=e-?琢(U-U*)+?淄得到P=?琢U*-?琢U+?淄，在關于?淄假定條件下，使用P、U的統計數據，利用最小二乘法可以估計上式中的常數項和?琢的值，則U*等于估計方程的常數項與估計實際失業率系數?琢之比。Laurence Ball和N.Gregory Mankiw(2002)利用這個方法估計的美國1960年至2000年的NAIRU的值為6.1%。上述關于菲利普斯曲線和NAIRU的估計有很多暗含的假定，文獻中從這個角度估計NAIRU的方式，可歸結為一個一般化的菲利普斯曲線方程（Douglas Staiger,James H.Stock,Mark W.Watson,1996；Thomas Laubach,2001）:

?仔t-?仔=?茁(L)(u-)+?啄(L)(?仔-?仔)+?酌(L)X+?著

其中?仔t為通貨膨脹率,?仔為預期通貨膨脹率，u為實際失業率，為NAIRU,X為供給沖擊，?著表示序列不相關的誤差項，其中?茁(L)、?啄(L)、?酌(L)為滯后算子的多項式。上式中預期的通貨膨脹率?仔是一個不可直接觀察和統計的變量，必須對其假定，文獻中的假定有?仔=?滋+?琢?仔，或者?仔=?滋+?琢(L)?仔,還有其他形式。NAIRU也是一個不可直接觀察和統計的變量，對的變化也有多種假定，最簡單的情形是假定恒等于。20世90年代初，美國實際失業率下降后并沒有出現通貨膨脹率上升的趨勢，由此，從20世紀90年代估計NAIRU的文獻側重于假定NAIRU是變化的。變化方式有多種假定，一些文獻假定是離散的，隨環境的變化在不同時間的值不同；還有一些文獻假定NAIRU依賴于勞動生產率等因素，即=?準′St；更多文獻認為NAIRU隨機的，通常假定ut=+?濁t，其中?濁t~N(0,?姿?滓),并且對所有t、?子的，E?濁t?著?子=0。對于還可以依據具體情形有其他假定，例如，Thomas Laubach（2001）假定=+?滋t-1+?濁t，其中?滋t=?滋t-1+?淄t，?淄t~N(0,?滓)，并估計了七個國家的NAIRU。

估計NAIRU的另外一種常用方式是僅僅依靠實際失業率的時間序列數據本身進行估計，暗含的假定是，實際失業率水平必然趨向于其均衡水平。一般化的方程（Douglas Staiger,James H.Stock,Mark W.Watson,1996）為u-=?茁(L)(u-)+?著，其中關于的選擇仍然如上述的各種假定。Mariam Camarero,Josep Liuis Carrion-I-Silvestre,Cecilio Tamarit（2005）假定=，Tb,i-1≤t≤Tb,i，上式變為u=?滋+?茲iDui,t-1+?茁(L)ut-1+?著t,用最小二乘法估計上式，間接得到NAIRU==+。Laurence Ball和N.Gregory Mankiw(2002)從簡單的菲利普斯曲線Ⅱ=Ⅱ-1-?琢(U-U*)+?淄出發,利用通貨膨脹率和實際失業率的數據估計了Ⅱ=?琢U*-?琢U+?淄，其中Ⅱ為一般價格水平，Ⅱ為通貨膨脹率，U、U*分別為實際失業率和NAIRU,然后得到U*+?淄/?琢=U+Ⅱ/?琢，上式右邊為已知數據，上式左邊U*表示一種趨勢變量，?淄/?琢表示供給沖擊，應用HP濾波技術(Hodrick,Prescott,1997)得到NAIRU的值。

（二）對中國NAIRU的初步估計

由于中國轉型時期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的關系復雜，估計一個在經濟理論和統計關系兩方面都合理的菲利普斯曲線是一個目前仍沒有完成的工作。例如，王少平、涂正革、李子奈（2001），王少平，張潔（2007）認為預期擴展的菲利普斯曲線對我國尚不具有適用性。多數經濟學家承認，精確估計NAIRU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復雜的估計技術并不一定比簡單的估計技術更有效。例如，Ray C.Fair(2000)認為一些文獻中關于NAIRU的動態設定是不精確的，在低的實際失業率水平，失業率和價格之間的關系是非線性的。這里從菲利普斯曲線和單純城鎮失業率數據兩個角度對城鎮NAIRU給出初步估計。不過，這兩種估計方式都存在較多的假定。

由于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不適合中國的情況，并且對它的估計在統計上的效果很不理想，這里首先估計簡單的中國菲利普斯曲線?仔t=c+?琢Ut+?淄t，其中,?仔t為以商品零售價格水平變化表示的通貨膨脹率，Ut為失業率，?淄t為其他變量的沖擊。估計結果為?仔t=15.8-3.44Ut，其中，常數項和失業率的t統計量、F統計量都能在5%的臨界水平通過檢驗；修正的R2=0.1555,這表明在統計意義上通貨膨脹率變化可歸因于失業率變化的比例很低；DW統計量為0.8969，在樣本數為28的情況下，接受殘差項存在正一階自相關的假設。一般認為通貨膨脹率受供給、需求和通貨膨脹率慣性等的影響，這里先驗地假定通貨膨脹具有慣性，估計方程?仔t=?琢?仔t(-1)+?茁Ut+?淄t，結果為?仔t=10.37-2.71Ut+0.54?仔t-1，其中，常數項和失業率的t統計量、F統計量在5%的臨界水平通過檢驗；修正的R2=0.4761；DW統計量為1.5748，在樣本數為27的情況下，殘差項不拒絕零自相關的虛假設。對?仔t=10.37-2.71Ut+0.54?仔t-1變形有?仔t=-2.71(Ut-3.83)+0.54?仔t-1。盡管假定失業率變化引起的實際工資率變化導致通貨膨脹率變化的邏輯不符合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邏輯，如果假定中國存在通常的菲利普斯曲線，并且NAIRU不變，在通貨膨脹率為零時可得到1980年至2007年中國的NAIRU為3.83%。從圖1看出，在城鎮登記失業率低于3%時，多數情況下出現了通貨膨脹。

和存在成熟勞動力市場的美國、西歐不同，中國城鎮失業率不僅和經濟中總需求和總供給變化有關，也和經濟轉型過程中對城鄉勞動力流動約束的變化、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結構的調整等因素有關，由此中國NAIRU是隨時間變化的。不過，影響城鎮失業率變化的這些變量很難量化，這里利用HP濾波估計城鎮失業率中的非周期部分，可作為中國城鎮NAIRU的替代，結果如表1。

五、結論

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中國勞動力市場存在一些摩擦因素，城鄉勞動力市場是二元的，勞動工資率的變化并沒有完全反映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的供求狀況，勞動工資率的變化也不是影響我國通貨膨脹出現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國不存在通常意義上的菲利普斯曲線，NAIRU概念在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決策中作為先行指標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由于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特殊結構，依靠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提高中國的就業率的政策措施效率不高，而提高勞動力市場效率、放松勞動力要素的交易成本、提高勞動者的職業轉換能力等微觀政策對于降低中國失業率將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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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宏觀經濟學論文范文一：小議金融危機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

摘要：中國應抓住美元因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而做為國際貨幣核心地位有所動搖的契機，強力推進人民幣國在世界經濟和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的確立，使人民幣國際化，從而提升我國國際地位，減少匯價風險。

關鍵詞：金融危機;宏觀經濟政策

美國是世界金融中心，美國財政賬戶赤字龐大，日本中國歐洲等國家對美國有大量的貿易盈余，美國通過向這些國家出售資產或借款，使這些國家成為美國的債權人，所以這些國家的投資收益非常容易受到美元匯率和經濟波動的影響。顧全球經濟結構失衡是當今美國不斷積累的金融風險危機導致的。更具體更深層次的講，美國金融危機是資金流動性過剩導致的金融危機的爆發。全球經濟處在總需求不足與總生產供給過剩的狀態中，是低效無序的不良狀態，大量的閑置資金找不到投資的項目，進而購買了沒有實體經濟支持的金融衍生產品，這樣美國本地資產價格嚴重泡沫化，一旦美國泡沫破滅，必然引發全球的金融危機。

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

我國在這一輪美國次貸危機中也受到不小的影響，但是略小于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國際金融危機在通過各種途徑沖擊我國的實體經濟，主要表現在倆個方面：一個是我國在海外的投資嚴重縮水，一個是國內資本市場下跌，房地產等支柱企業不景氣，外國熱錢流出等。具體的說：

(一)國際金融危機使得我國深層次矛盾凸顯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同時也積累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這次以美國次貸危機為引爆點的國際金融危機更加重了我國深層次矛盾凸顯。首先，我國是出口導向型國家，商品生產屬于勞動密集型，但是從長遠的發展來看，這樣的增長方式是不可持續的。本次經濟危機的爆發就嚴重打擊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致使很多中小型出口企業紛紛倒閉，主要集中在玩具和紡織等領域。另外，很多國家制定新的環境標準，使得我們國家的出口產品遇到了綠色貿易壁壘，威脅了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我們國家的經濟必須轉變這種以依賴資源的消耗，以破壞環境和自然資源為代價的經濟模式，不然談不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另外我國經濟還缺乏有效的引導拉動消費增長的機制。一個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市場的資金從中國撤離，國內市場感到壓力并且投資信心不足，導致民營資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引導，另外，雖然經濟不斷發展，但是城鄉差異依然很大，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消費提高不多，農村的消費市場沒有很好的得到啟動，而城市居民雖然收入提升，但是隨著房價醫療教育等領域的開支不斷的加大，城市消費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抑制。

(二)我國經濟結構不平衡，金融發展滯后，致使經濟危機發展迅速，沒能很好的起到導向的作用

我國因為在外國有上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隨著這次金融危機的縮水而縮水，此外我國國內找不到優質的投資項目使得外匯儲備無法投資，而由國外直接引進的投資項目又要支付巨大資金給海外投資人，這就導致了國內金融市場發展在全球經濟發展中處于劣勢，國內的商業銀行因自身存在很大金融風險，在為非金融企業提供金融服務方面也受到一定制約。國內金融市場在發展大方向上呈現滯后和不景氣的現狀。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重點

國際金融危機為我國經濟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遇和發展空間，使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目前居民存在金融機構中的大量存款沒有得到有效利用，資本充足，勞動力過剩，因此需要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及時調整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并適合中國市場的經濟運行機制，擺脫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使我國經濟找到新的增長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一)轉變貿易模式，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改變原有貿易增長模式，使其由粗放式向集約式轉變，調整貿易政策及發展思路，從全局出發，協調進出口關系，對進出口商品結構進行調整優化，使貿易更具競爭力，實現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樹立一批有競爭實力的在國際上能叫的響的大的民族品牌，增加產品自身的科技含量和付加值，提高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在引進外資方面要調整引進政策，重視技術含量，優化外資服務，以此來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整合優化。在加工貿易方面要制定長期的發展規劃，延伸其產業鏈，加速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同時實施綠色貿易增長戰略，創新綠色產業發展戰略，制定相關政策，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推進產品的環境標志制度，實行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并鼓勵企業注重環保技術，研發綠色產品，開拓綠色環保的新市場。

(二)建立并完善我國經濟體系中有效擴大內需的制度和相關配套政策

國內需求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基點，因此擴大內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消費拉動和投資驅動是擴大內需的兩個要素，二者從短期和長期兩個方面在國內經濟增長上起到了重作用。實現有效的擴大內需一方面要擴大投資，要加大投資力度，實行積極、相應寬松的財政及傾向政策，制定有效的擴大內需措施，優化產業結構，改變經濟增長模式，尤其是要加強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如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的民生領域的投資以及如節能減排等的企業技術項目改造的投資。另一方面要刺激消費，重點是提高城鎮居民、農民及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強化并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減輕農民各項負擔，提高農村金融服務水平，加大農業生產農村建設的財政補貼和農業產業化的扶持力度，完善農村養老和醫療體制改革。

(三)加強中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

國際金融危機是并不是全球經濟化的終結，市場經濟制度和金融自由化仍然是國際社會經濟發展的大方向。金融危機的爆發使我們認識到，國際社會經濟要在國際貨幣體系重構和加強國際金融監管方面要做出相應的調整。我國做為國際社會中重要的一員，也要在經濟危機中吸取經驗教訓，審視我國金融體系中存在的問題及劣勢，加大金融改革開放的力度，實現金融政策的主動性、預見性及可控性。同時要在交易機制、市場結構上加強對金融的監管，創新金融產品及金融衍生產品，擴展資本市場規模，提高資本配置效率，改善金融結構，化解金融風險。深入推進交易機制市場化改革，深化融資融券等制度的改革及有效創新。

(四)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中國應抓住美元因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而做為國際貨幣核心地位有所動搖的契機，強力推進人民幣國在世界經濟和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的確立，使人民幣國際化，從而提升我國國際地位，減少匯價風險。由于國際貿易三無悖論的影響，我國人民幣匯率上升也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因素，如對出口行業的影響。這就需要我們調整相應的政策及相關制度，選擇長期對我國存在貿易順差的國家為切入點，分步驟的穩步推進我國貨幣的國際化，提高人民幣國際協議計價貨幣的作用和地位，擴大人民幣的使用范圍，使人民幣在國際上被認可的程度大大提高。

參考文獻

1、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方法的幾點思考張寶貴;山西財經大學學報(高等教育版)2006-03-2021

2、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研究文獻綜述陳雨露;侯杰;南開經濟研究2006-04-2021

宏觀經濟學論文范文二：房地產市場與宏觀經濟關聯解析

摘要：近十年來的房價上漲、信用擴張的情況并非我國所獨有。在房地產次貸危機之前，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也經歷過一段房地產繁榮時期，但是這些國家并未從政策層面對房地產投資和房價進行直接干預。

關鍵詞：房地產市場;宏觀經濟

我國銀行業1998年開始推出個人購房按揭貸款業務，使得居民購買力大大增強。近年來，伴隨著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迅猛發展，房地產金融信貸規模的快速擴張。從1998年至2009年，銀行發放的個人購房貸款余額增長了超過103倍。與此同時，房價收入比(房價收入比=商品放住宅單套價格/城鎮家庭平均可支配年收入=(商品住宅平均銷售價格商品住宅平均單套銷售面積)/(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家庭戶均人口數))在近些年逐漸攀高，部分城市遠超過國際水平。2006年北京市房價收入比約為15.55，2007攀升至19.59，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期間略有下降，2009年又上升到23.54(根據《中國統計年檢》數據整理得到)。2007年10月和2010年4月，我國兩次提高二套房貸款首付比例和上浮利率以對高房價進行調控，銀行購房按揭貸款增速有所下降，對房地產市場具有明顯的負面作用。因為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投資、信貸、房價和宏觀經濟因素方面，所以暫不考慮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直接對房地產市場的交易干預和調節的問題。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的政策性限制(如限購)會對房地產市場產生較大的影響，但是這種政策的作用與信貸、投資、收入等因素相比，具有更多的短期性和臨時性。本文會在最后一部分簡單論述這個問題。在研究房地產投資、信貸、泡沫和宏觀經濟互動關系的問題上，國外的代表性文獻有：Green(1997)認為住宅建設投資會帶動GDP波動，而非住宅投資落后于GDP波動;Kim(1993，2000，2003)使用韓國數據證明土地價格和GDP、股票價格存在協整性關系，在長期，房價與經濟基本面有強相關關系;Case，K.，Quigley，J.，Shiller(2003)用美國宏觀數據證明，房價上漲時存在顯著的財富效應;Campbell(2007)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和微觀數據考察了美國房地產的財富效應;Youngblood(2003)使用美國的微觀數據測算了房地產泡沫時期;JackFavilukis(2010)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和房地產價租比等變量，考察了美國房地產價格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并使用參數校準法進行研究。

我國房地產市場化發展歷史相對較短，目前存在一些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特殊問題。近年來，房地產業逐步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部分城市房價過高、過快上漲，供求矛盾突出，泡沫初顯。房地產和宏觀經濟相互關系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我國學者的重視。王國軍、劉水杏(2008)關注房地產業對相關產業的帶動效應;段忠東(2007)使用中國數據探討了房地產價格與通貨膨脹、產出的相關關系;王松濤、劉洪玉(2009)采用計量模型分析了以住房市場為載體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探討了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作用渠道;唐志軍、徐會君、巴曙松(2010)使用協整性檢驗和VAR分析方法證明，房價波動對消費波動有顯著負影響，房地產投資對GDP增長率有顯著正影響，房價與通貨膨脹同向變動;強林飛、賀娜、吳詣民(2010)通過協整性檢驗和格蘭杰檢驗證明我國銀行信貸、房地產價格和宏觀經濟之間存在互動關系;張紅(2005)通過對房地產開發投資和GDP、貨幣供給(M2)的互動關系進行協整性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證明GDP對房地產開發投資有顯著的單項因果關系，而M2對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則作用更加明顯;呂江林(2010)認為我國房價收入比合理上限為4.38~6.78倍，我國城市住房市場總體存在泡沫。

這些研究分別從經濟基本面、房地產開發投資、房價泡沫和房地產周期等方面來刻畫房地產與宏觀經濟的互動關系。然而，相對于國際比較全面深入的研究理論和方法而言，我國對房地產投資、信貸、泡沫與宏觀經濟互動關系的探索仍然不夠充分。現有研究存在以下問題：一是未能全面系統考察房地產投資的規模、增長率、波動性與長期(短期)宏觀經濟之間的互動關系;二是沒有深入探討信用擴張和房價之間的關系;三是沒有對房地產與消費、房地產與通貨膨脹的相互作用進行系統性研究;四是所采用的計量方法和數據有待完善。

本文在前述的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深入考察了中國房地產部門發展狀況，全面探討了我國房地產部門投資、信貸、價格泡沫和宏觀經濟因素的相互關系。全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引言;第二部分主要論述居民投資行為和房地產財富;第三部分以房地產金融體系和房地產信貸發展趨勢為核心展開研究;第四部分研究房價泡沫與一般消費、通貨膨脹的關系;第五部分給出相應的政策建議與結論。

房地產投資、房地產存量和居民財富

1.房地產投資的規模和波動

表1數據概括了1995-2010年我國全社會住宅投資占經濟總規模(Shto)和固定資產總投資(HoustoInv)的比重。住宅投資平均占GDP的8.58%，占總投資的20.27%(浮動區間分別是(6.8%~12.13%)和(16.20%~23.66%))。與此相對應的世界平均水平是5.5%和23.4%。表1同時匯報了標準差，CV(標準差除均值)和Skewnes(偏度)。宏觀經濟沖擊和房地產市場環境的改變影響著房地產投資，使其發生波動。房地產部門的波動是我國總投資波動的主要組成部分。表2總結了房產投資和其他GDP組成成分的增長率和方差：GDP=總消費+總投資+其他項目;總投資=住宅房地產投資+非住宅投資過去的15年中，住宅房地產投資平均年增長率達到15.92%，超過了13.05%的GDP增長率和13.89%的消費增長率;住宅房地產投資增長率標準差3.83，小于GDP和消費增長率的方差，也小于非住宅房產投資增長率的方差;住宅投資增長率的CV值為0.51，大于非房產投資增長率的CV值，但小于GDP和消費增長率的CV值。

2.房地產投資決定：BURNS-GREBLER假說

除了經濟基本面因素，宏觀經濟政策是影響我國房地產投資的主要因素之一。考慮到我國的房地產投資一定程度上是由政策因素決定的，我們有必要考量著名的BURNS-GREBLER假說在我國是否成立。BURNS-GREBLER(1977)假說采用時間序列和面板數據，證明房產投資占GDP的百分比(SHTO)與經濟發展存在非線性相關。具體說，當收入很低時，這個百分比也很低，房產投資隨著實際人均收入增長而攀升，從而進一步拉動GDP的增長;這個比例達到峰值后，隨著收入水平的進一步升高而下降，房產投資對GDP的貢獻也隨之下降，形成一個倒U型曲線。1993年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采用多國的面板數據證明這一倒U型曲線是存在的，在最不發達國家中SHTO比率大約為2%，發展中國家上升到8%，發達國家下降到3%~5%。中國的情況：朱愛勇(2009)采用1999年到2007年季度省級數據證明我國房地產符合這一假設，但是由于數據和方法限制，未能考量2007年之后的情況。圖1繪出了1995-2010年實際人均收入(GNI實際國民收入以1995年不變價格)和SHTO的關系。每一個點代表一個年份，按照時間順序連成線。圖中實際人均收入是持續增長的，1998年房改之后我國的房地產業取得了迅速發展，對GDP的帶動作用不斷增強。即使在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的條件下，我國的房地產投資水平仍然維持了高增長。從全國年度數據看，我國的房地產業還沒有出現倒U型曲線，當然因為我國房地產的東西部發展不均衡，部分城市可能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因此需要進一步使用城市數據進行研究。我國數據的回歸結果比較類似中國2000年以前的情況，即倒U型的左半邊。DURBIN-WATSON檢驗結果說明存在二階自相關。對模型進行修正重新估計，*代表做AR(1)和AR(2)調整后的解釋變量。此外，由于實際利率(用rint表示)與房地產投資存在反向變動的關系，添加實際利率作為解釋變量(世界銀行1993年103頁)。估計結果比較顯著，調整R^2為0.9933。結果證明中國的數據符合BRUNS-GREBLER假設，房地產投資-GDP之比隨著經濟發展呈現倒U型曲線，房地產投資對GDP的貢獻作用正在減弱。

3.我國房地產是否過度投資

房地產部門的最優資源配置是怎樣的呢?相關研究普遍認為美國對自住房產的稅收優惠政策導致了房地產過度投資。MILLS(1987)采用兩部門模型證明房地產部門資本回報率明顯低于其他生產部門的資本回報率，這意味著房地產部門可能存在過度投資;TAYLOR(1998)采用1975-1995年數據，研究表明雖然1986年通過了有利于自住房產的減稅法案，沒有顯著證據證明自住房地產回報率低于其他生產部門。相反，一些研究認為，因為土地、金融等種種限制因素，房地產行業可能存在投資不足。KIMSUH(1991)采用MILL模型和1970-1986年中國數據證明了中國存在房地產投資不足，將數據擴展到1995年，發現雖然房地產部門回報率和其他生產回報率差額在減少，但是房地產投資不足仍然存在。

4.房地產投資和宏觀經濟波動

住宅投資是GDP的重要組成部分，GREEN(1997)采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研究了房地產投資、非房地產投資和GDP之間的因果關系。結果證明，住宅投資是GDP的格蘭杰原因，而不是格蘭杰結果，非住宅投資是GDP的格蘭杰結果，但不是格蘭杰原因。這意味著美國數據支持房地產投資影響經濟周期。GREEN認為控制房產過度投資的政策在長期可以優化資源配置，但是在短期可能對經濟造成不良影響。KIM(2004)采用中國1970-2002年季度數據證明：住宅投資不是GDP的格蘭杰原因，而是受到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非住宅投資既是GDP的格蘭杰原因又是GDP的格蘭杰結果。美國和中國結果不同，一個可能原因是：因為房產投資對經濟可能具有正面作用，政府會采取政策通過調節房地產投資來對沖經濟波動。房地產投資是GDP的格蘭杰結果，而不是格蘭杰原因，非房地產投資與GDP有顯著的格蘭杰因果關系。這與中國的情況相類似。具體原因是：經濟情況較好時社會會增加房地產投資，但是房地產投資較多并不意味著經濟會變好。這是因為，原本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考慮到房地產投資有可能可以拉動經濟，政策會給予一定的支持，但是這不一定能夠真正達到目的。

5.房地產存量和居民財富

房地產存量即房地產部門在各期的累計總投資減去折舊等抵減項目。我國的城鎮居民人均住宅面積從1978年的6.7平方米/人上升到了1998年的18.7平方米/人，在2007年達到27.1平方米/人。。下面采用1998年至2010年北京市地區生產總值、房地產總市值的數據，計算出房地產總市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變化，如圖2所示：表4列出了北京市房地產總存量、房地產總市值、全國金融市場總資本(股票年末總市值)和地區生產總值。住宅房地產是我國居民的家庭財富的主要組成部分。

房地產金融、消費信用和房價

住房抵押貸款在1998年房改后逐步成為居民購房的重要工具。抵押貸款一般5到30年到期，按照政策，部分居民可以享受利率和收入比率的優惠。圖2表示了有關居民長期抵押貸款的相關指標特征。其中，A表示商業銀行發行在外抵押貸款余額，B表示年度新增抵押貸款，C表示GDP，A/C表示抵押貸款余額/GDP，B/C表示新增抵押貸款/GDP。由圖3可知，近年來抵押貸款總規模迅速上升，市場急劇擴大。根據1998年到2010年的數據，抵押貸款占比平均從1998年的0.51%上升到2009年的12.8%。考慮部分年度數據還包括了其他長期消費貸款，所以這一指標實際上被高估了。然而，目前我國的這一指標水平比起發達國家還是要低得多。歐盟2011年抵押貸款規模占GDP的平均比例為39%(歐洲央行2011年數據)，美國2010年的這一指標為44%(世界銀行2010年數據)。圖4和圖5表示的是短期消費信貸與房地產市場總資本存量之間的變動關系。與美國和韓國的情況不同，我國的房地產市場資本的變動明顯對一般消費性信貸有明顯的擠出效應。自1998年房改以來，低利率和快速擴張的信貸規模被認為是助長房價飆升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在2011年以前，我國的平均住房抵押貸款利率在5%~11%之間，部分消費者可以獲得7折利率優惠。但利率在2001年降至8.2%，到2003年降至6.3%。使用季度數據，季度數據缺失的部分采用當年年度數據按比例拆分，滯后階數為一階。

房價、消費和通貨膨脹

1.房價走勢

宏觀經濟的一般變量，比如收入、利率、原材料價格水平、土地價格等，可能會影響房價走勢，導致房價波動。圖6畫出了房價、地價和名義GDP變動的趨勢線，可以看出：房價和地價的同步性較強，這是因為土地成本是房地產生產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房價和名義GDP也有較強的協同性。

2.泡沫檢測

常見的判定房價泡沫的標準是價租比，類似于股票市場的市盈率。房地產作為一種投資品，其價格應該基于它帶來的未來收益貼現。房地產資本投資的未來收益，取決于當期租金水平、租金上漲速度。如果實際房價與價租比決定的均衡房價背離過多，則可以認為存在泡沫。圖7標示了房價變動和價租比變動的趨勢。可以發現，價租比能夠比較好的表現房價的變動水平。Favilukis(2010)認為，在放松金融管制，開放外資在本國投資，考慮土地供給限制的前提下，價租比能夠更好的反應美國房地產市場和美國宏觀經濟的相關關系。表6采用中國數據，設定三個基本模型，檢驗房價與GDP、房地產投資與房價、GDP與價租比之間的關系。我們發現，我國的房價和價租比都是與經濟周期同向運行的，趨勢如圖7所示;這種同向性，模型比實際數據的表現更加顯著，房價運行比價租比更明顯，可能是因為租金也是周期性變動的部分，所以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趨勢。不考慮土地因素，GDP與價租比相關系數在0.15~0.56之間，開放金融管制和放開國際投資管制會大大提高這一系數;考慮土地因素，GDP與價租比的相關系數在0.19~0.50之間。本文借鑒Youngblood(2003)的方法，在1998年到2010年季度數據基礎上，檢驗我國的房地產市場是否存在泡沫，并確定存在泡沫的時期。Youngblood(2003)檢驗房價泡沫的方法，是采用中位數住宅房地產價格和人均收入的比值(房價收入比)作為觀測對象，比較這一數據和長期均衡房價收入比之間的偏差，一旦偏差過大(超過標準差一定比率)，便超出臨界值，且變異系數超過0.10，則定義相應時期為泡沫時期。基于前面論述，我們采用價租比作為核心變量，做房價泡沫的Youngblood檢驗，檢驗結果在表7中列示。

3.財富作用、通貨膨脹、信貸政策與房價

(1)財富作用Kim(2004)基于韓國的季度數據研究發現，與美國類似，房產財富與一般金融財富有很大的不同，房產財富對消費的彈性相當于一般金融財富3倍以上。下面采用中國1995年1月到2010年12月35個大中城市的月度數據進行回歸，Rc表示消費變動，Rincome表示收入變動，Rstock表示股票財富變動，Rhousvalue表示房地產財富變動。根據上述分析可以發現，我國的股票財富作用是正的，而房地產財富的財富作用是負的，這可能是因為消費者為了購買房產進行儲蓄，擠出了一般消費。這與美國、韓國、日本的情況不同。(2)通貨膨脹、貨幣政策與信貸政策因為房地產具有一定的生產周期，房地產供給在短期內是基本固定的。因此房地產市場的需求方在短期發生變化，比如面臨通貨膨脹、貨幣增發、信貸擴張、利率下降，會改變房地產市場的需求，房價隨之改變。而房價上升，消費者會要求更高的工資，金融資本要求更高的回報率，可能會因此導致新的通貨膨脹、利率上升等。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顯示：貨幣政策、利率和信貸規模對房價具有一定的作用，而通貨膨脹與房價具有雙向因果關系。

結論

本文采用了我國1998-2011年我國房地產投資、房地產信貸、利率房價、消費和通脹的年度、季度、月度數據，考察了房地產市場和宏觀經濟變量的互動關系。系統總結宏觀經濟和房地產市場的互動關系如下：

1.宏觀經濟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

首先，居民收入和GDP對房地產的影響比較顯著。當居民收入增長，住宅房地產消費和投資需求增加，房價上升，價租比上升;同時供給方增加新投資，建設生產增加，供給增多，房價會因此下降，供給和需求共同決定房價。在我國，房地產投資是GDP的格蘭杰結果而不是原因，也就是說，當經濟快速發展時，住宅房地產投資一定會增加;但是加大房地產投資力度，不一定能加快GDP的長期增長，這可能是因為房地產投資需要大量的資金和較長的周期，會擠出一般投資和一般消費。其次，放松信貸額度管制，降低基準利率，會帶來住宅房地產投資的顯著增加。國家通過信貸渠道和利率政策來調整住宅房地產的投資具有顯著效果。再次，消費價格指數(CPI)、貨幣發行量(M1，M2)對房地產投資和價格具有一定程度的推動作用。國內外數據表明，消費價格指數偏高的時期，房地產投資常常較為興旺，而貨幣發行量M2變動對住宅房地產價格變動有著較為顯著的影響。

2.房地產市場對宏觀經濟的反作用

首先，對居民的房地產具有財富作用：一方面，房地產可能具有財富作用，居民家庭擁有的財富增加，居民會增加消費和一般投資，GDP可能隨之增加(隨著收入增長，房地產投資對GDP的貢獻先升后降);同時，回歸結果表明，一旦房價上升，租金增加，用于房產消費的的儲蓄要求提高，會擠出居民一般消費。在我國，這種調整主要體現為居民為購房增加儲蓄，減少消費和其他投資，財富作用表現為對消費負面的影響。其次，房價波動對企業成本有影響：房地產行業繁榮的同時，房價和租金持續上升，居民生活成本隨之上升，社會勞動力價格水平上升，就業可能會有所減少，企業成本增加，物價隨之上漲。

近十年來的房價上漲、信用擴張的情況并非我國所獨有。在房地產次貸危機之前，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也經歷過一段房地產繁榮時期，但是這些國家并未從政策層面對房地產投資和房價進行直接干預。日本90年代房價泡沫破滅對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傷害，美國房地產次貸危機也直接導致了金融危機和實體經濟的蕭條。為了使房地產市場長期健康平穩發展，采取適當的房地產宏觀政策調節是很必要的。我國目前的房地產調整政策，主要是限制投資投機需求，保障土地供給，增加資本利得稅，限制銀行房地產信貸和利率，建設保障房等方面。其目的是增加總供給，保障基本需求，減少投資投機帶來的風險。然而Colwell(2002)曾經用美國數據證明，在住宅房地產交易環節征收資本利得稅，在降低房價的同時，可能會導致房租上升，市場房屋存量和投資建設量減少。因此筆者建議，應該加大力度增加土地供給和保障房投資建設，減少生產和交易環節的各種稅費和政策限制，允許和鼓勵農村宅基地、小產權房屋的市場化和自由流轉，與此同時，通過信貸和行政手段限制大中城市個人三套以上住房的購買。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保障我國居民的自住和改善性需求，為城市化和農業人口進城提供更好的居住條件，增加住宅房地產市場存量，從而降低租金和居民使用成本，在長期，使房價逐漸回歸合理水平。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