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規的貨幣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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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非常規的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 非常規貨幣政策 央行 經濟增長

一、引言

自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以“量化寬松”為代表的非常規貨幣政策越來越多頻繁地出現在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中，其中以美聯儲（FED）、日本銀行（BOJ）、英格蘭銀行（BOE）和歐洲央行（ECB）等尤為典型。從實踐效果來看，實施非常規貨幣政策對這些國家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Bernanke，Reinhart和Sack，2004；Chung等，2011；Bernake，2012）。隨著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實踐效果的顯現，其他國家也采取類似于上述幾個國家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如加拿大央行、瑞士央行、澳洲聯儲、韓國央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印度儲備銀行、臺灣中央銀行等。由于世界整體經濟復蘇前景不明朗，2012年9月歐洲央行、美聯儲和日本央行相繼推出了新的一輪非常規貨幣政策，這一系列政策的推出表明全球將進入新的一輪寬松貨幣政策環境。截止目前，以量化寬松為代表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繼續實施，自危機以來四大央行的此類政策效果如何，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基于此，本文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對發達國家經濟體實施的非常規貨幣政策進行綜述，為豐富我國央行貨幣政策工具提供理論和實踐借鑒。

二、四大央行非常規貨幣政策效果理論和實踐研究

在對非常規貨幣政策效果理論和實踐綜述前，本文將非常規貨幣政策定義如下：在常規貨幣政策失效的前提下，財政政策達不到調控效果時，貨幣當局通過調整其資產負債表規模和結構進而來調整經濟流動性或金融結構的調控政策。

可將非常規貨幣政策劃分為直接量化寬松（購買長期政府債券）、直接信貸寬松（購買商業票據、企業債券和資產抵押債券等）和間接量化寬松或信貸寬松（銀行以抵押品向央行借入資金，然后用該資金購買債券或借款給特定對象）。前兩類是直接將債券所有權轉給央行；而間接量化寬松或信貸寬松在借款到期后央行將債券或抵押品返還給銀行，銀行以約定的利率將資金本息還給央行。因此，對于央行來說，前者風險較大，因為央行直接持有債券直至到期或者轉售，而后者借款到期后銀行必須將資金還給央行。

關于非常規貨幣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來展開的。而對非常規貨幣政策的理論模型研究較少，一是以新凱恩斯主義為陣營的將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納入到DSGE模型中展開的（Goodfriend和McCallum，2007；Curdia and Woodford，2010；Gertler和Karadi，2011），其主要觀點是：在金融危機中，即使名義利率沒有達到零邊界，采取信貸措施也可獲得凈收益，而在名義利率零邊界時這種收益更大；二是從新貨幣主義經濟學（用貨幣流動粘性取代了價格粘性，放棄了主流宏觀經濟學中采用的信息不完善、不完全競爭、菜單成本等假設，使得貨幣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具有一致的分析框架）視角來展開（Williamson，S.，2012（a），（b）），其認為：當受到金融危機沖擊時，央行以非常規方式運用常規公開市場操作能夠緩解金融危機，但是當央行購買私有資產是不會改變價格或數量，因此是不恰當的，盡管此類購買能夠再分配信貸和財富。

另外，非常規貨幣政策實踐最早源自日本央行，對其實證研究可以說汗牛充棟并且還在不斷發展，主要運用以下方法針對三類不同的非常規政策進行有效性評價：一是事件研究；二是泰勒模型；三是以VAR為代表的宏觀經濟模型（Honda et al.，2007；Oda and Ueda，2007；Chen et al.，2012）。Morgan（2010）分別分析了承諾效應、量化寬松和承諾效應的作用和效果，結果表明承諾效應只對短期利率有效，而對量化寬松政策的效應并沒有一致的結論，信貸寬松（其他資產購買）則似乎對緩解市場壓力較為有效。

Cecioni等（2012）對美聯儲和歐洲央行所實施的具體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的文獻進行了較為翔實的總結，整體結果表明非常規政策工具是有效的，并且對經濟的效應較大；Curdia and Woodford（2011）認為央行直接借貸給私有企業的信貸寬松（CE）才會影響需求和產出。而QE（央行購買政府債券）則無效，原因在于某時期政府購買債券作為應付款項支付的保險利率相當于對央行對銀行儲備支付的利率，因此儲備和政府債券變成完全替代品，QE只是用政府債券交換了儲備（貨幣），相當于什么也沒做。Christensen and Rudebusch （2012）得出美聯儲的QE通過信號傳導渠道起作用，而英國的QE則主要通過資產組合再平衡起作用。Chenetal.（2012）運用DSGE模型分析得出美聯儲的QE2使GDP增加0.4%，并且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很小；D’Amicoetal.（2012）得出美國QE1影響要大于QE2；Hamilton and Wu（2012）認為美聯儲的QE1顯著地降低了中長期利率；Kapetanioset al.（2012）運用反事研究結果表明英格蘭銀行購買金邊債券對實際GDP的最大影響為1.5%，而對年通脹率的最大影響是1.25個百分點；Bridges and Thomas（2012）對英國QE的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Lenzaet al.（2010）運用Bayesian VAR分析了歐洲央行的固定利率全額分配政策的影響，其降低了息差，并且對利率和貸款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而對提振經濟增長和通脹有滯后效應；Giannone et al.（2012）對歐洲央行的非常規措施研究表明：對銀行借貸產生的效果高于預期，并且得出其提高了工業生產總值2%，降低失業率0.6個百分點。

Lam（2011）對日本央行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表明其對降低債券收益率和提高股票價格有顯著影響，但對通脹預期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UEDA（2012）對日本的量化寬松政策表明其并沒有使日元貶值和阻止通貨緊縮，但對資產市場產生了預期的影響。1999—2010年期間日本年均經濟增長率僅為0.825%，QE并沒有提振其經濟，原因在于日本在實施QE期間受到了諸多的負面沖擊：如日本經濟泡沫、美國的IT泡沫和2008的金融危機以及日本大地震和歐債危機，此外還包括貨幣政策在內的一系列經濟政策的不得當。

三、結論及展望

從文獻綜述中可以看出，各國實施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的確維護了本國的金融穩定，但對宏觀經濟特別是對通脹的影響未達成一致的觀點。

由于理論和實踐障礙，因此對不同中央銀行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的效果進行評價比較復雜。不同工具的主要目標差異較大：信貸工具（直接信貸寬松和間接信貸寬松）目標通常是恢復某一個特定失靈的市場，而大規模資產購買工具（直接量化寬松）目標則是降低利率，提高資產價格并進而促進實體經濟。衡量不同工具的有效性受很多因素影響。主要有以下幾種因素。

一是同時采取了不同的工具。鑒于危機的性質，許多國家央行和財政部門同時宣布和采取了各種工具。比如，很難估計出資產購買對利率的影響，因為利率可能會同時受到其他國家央行利率、宏觀經濟發展（包括政府赤字和債務的激增、最近經濟體的發展和對增長的前景預期）、通貨膨脹預期和風險偏好等因素影響。因此，檢驗資產購買對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影響時，同期性問題很復雜，經濟活動指標的會滯后并且通常會調整也增加了其復雜性。

二是政策時滯問題。經濟發展、宏觀經濟活動和通貨膨脹的變量時滯（如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和失業率等宏觀數據都要滯后）會使評價變得復雜，以危機期間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為例，就會變得更加復雜，通過降低不確定性和增加信心，此類政策工具可能會通過預期傳導渠道產生立即的影響，此外也受常規的傳導渠道影響。

三是溢出問題。盡管此類政策工具涉及主要是緩解特定的威脅，但是通過國際市場會產生更為廣泛的溢出效應。比如，美聯儲大規模購買MBS不僅能改善抵押市場的狀況，而且也能通過風險變化來影響其他債券的價格，這會引起私有部門資產組合再分配，從而增加對其他資產的需求。同樣，一國實施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對其他國家也有溢出效應（CHENG等，2011）。

四是宏觀金融和宏觀經濟環境。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效果受宏觀金融和經濟環境影響。比如，在危機時期特別有效的政策（由于其降低了不確定性和增加了信心）不一定在正常時期有效，類似地通過降低借代成本來刺激需求和生產的非常規政策可能在信貸非常緊縮時期是無效的。這種非線性特征也增加了評價此類政策的難度。

由于上述因素使得評價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效果變得更為復雜，本文的數據分析和眾多學者的實證分析也顯示出非常規貨幣政策在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并未達成一致的認識。此外，Williamson（2012（a））以新貨幣主義經濟學理論視角（用貨幣流動粘性取代了價格粘性，放棄了主流宏觀經濟學中采用的信息不完善、不完全競爭、菜單成本等假設，使得貨幣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具有一致的分析框架）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文章中指出：當受到金融危機沖擊時，央行以非常規方式運用常規公開市場操作能夠緩解金融危機，但是當央行購買私有資產（即直接信貸寬松，美國的QE3是典型的代表）是不會改變價格或數量，因此是不恰當的，盡管此類購買能夠再分配信貸和財富。

迄今為止的理論和實踐都表明非常規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的效果還未形成共識，因此其要在實踐中繼續接受檢驗。盡管如此，非常規貨幣政策對于央行來說提供了一種新的調控方式，可以根據需要將其添加到我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工具中，從而在復雜多變的國際金融市場中有更多的選擇余地，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創造持續穩定的金融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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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ristensen，J.H.E. and Rudebusch，G.D.：The response of government yields to central bank purchases of long-term bonds”[J].Economic Journal，2012，122（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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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Amico，S.，English，W.，Lopez-Salido，J.D. and Nelson， E.：The Federal Reserve’s 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 programs：rationale and effects[J].Economic Journal ，2012，122（564）.

[6] Gertler，M and P Karadi：A Model of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1，vol58（1）.

[7] Kapetanios，G.，Mumtaz，H.，Stevens，I. and Theodoridis，K.：Assessing the economy-wide effects of quantitative easing[J].E conomic Journal，2012，122（564）.

第2篇：非常規的貨幣政策范文

1.擴大商業銀行信貸規模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背景下，中國政府為了應對危機、保持經濟增長，中央政府推出四萬億元人民幣投資救市計劃。為了加大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力度，政府放松了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的約束，擴大了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同時加大對“三農”、重點工程、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有針對性地培育和發展消費信貸。這一政策使2009年全年各項貸款新增9.59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加4.69萬億元，并且這一規模在不斷擴大。

2.開展人民幣跨境結算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作為國際貿易中主要結算貨幣的美元和歐元的匯率都經歷了大幅波動，我國企業與很多貿易伙伴國企業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來規避風險。2009年，我國在上海、廣州、深圳、珠海以及東莞5個城市開展人民幣跨境結算試點，通過推動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國跨境結算業務規模已經是當初試點時期的800多倍。根據匯豐銀行預計，人民幣在2015年將成為全球三大跨境貿易結算貨幣之一。

3.新增常備借貸便利工具我國央行在2013年開始利用一種新型貨幣政策工具———常備借貸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簡稱SLF)，在銀行系統的流動性出現短暫性波動時選擇性運用。這種貨幣調控新工具的特點是由金融機構主動發起，與金融機構進行定向交易，交易對手覆蓋范圍廣，主要為政策性銀行和全國性商業銀行。常備借貸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發放，信用評級較高的債券、優質信貸資產等均可作為抵押品，有時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進行發放。這種政策工具期限一般為1～3個月，利率水平是根據貨幣政策調控需要、引導市場利率的需要等因素進行綜合確定。

二、效果評價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人民銀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規貨幣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備借貸便利政工具，對于我國貨幣政策非常規工具對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產生的效果進行評價。

(一)金融市場方面央行的貨幣政策非常規工具使基礎貨幣大幅增加。投資在刺激經濟復蘇的同時，也導致了大量的貨幣投放。政府取消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限制，有利于緩解企業資金壓力并保持經濟平穩增長。與此同時，在中央財政資金投放不到4千億的情況下，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投放達到了11萬億元規模。在銀行借款主體結構中，地方政府融資貸款規模迅速擴張。截至2009年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平臺貸款額達7.38萬億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萬億。根據國家審計署公布的數據，到2013年6月末，我國政府性債務余額已經超過30萬億，其中全口徑地方政府性債務共17.89萬億。這些新增信貸規模在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同時，也可能成為銀行業不良信貸資產的隱憂，盲目投資和資金的低利用率現象也會造成資源的相對短缺和供給的相對不足。我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加快了我國經濟復蘇，帶動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向市場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我國自2013年初創設常備借貸便利以來，央行通過綜合運用常備借貸便利工具來管理流動性，已收到了顯著成效。在貨幣市場受到沖擊出現短暫的波動時，通過利用常備借貸便利進行金融市場的調控，帶動了實體經濟發展，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動性支持，這也順應國家對宏觀調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場上利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有利于調節市場流動性的供給，有助于促進金融市場平穩運行，從而可以防范金融風險。

(二)宏觀經濟方面據統計，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8.7%，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逐步回升，政府出臺的經濟刺激政策有效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發展。同期，我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率達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個百分點，2013年我國在經濟轉型和深化改革的關鍵期，全年國內生產總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長。說明通過使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可以拉動經濟的增長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現通貨緊縮。但隨著我國經濟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快速恢復以及此前國家出臺的擴張性政策，政府的四萬億投資以及銀行系統信貸投放，我國出現了嚴重的流動性過剩現象，從2010年開始進入新一輪的通脹期，我國的CPI平均值為3.8%，2011年3月至10月這8個月的CPI都超過了5%。由以上數據可知，政府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對于減緩通縮壓力的效果不明顯。

隨著政府投資規模不斷擴大，且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通信和城市公共事業等就業彈性較低的行業，刺激就業增長的效果也不顯著。2008年，由于受到國內自然災害頻發和國際金融危機的雙重挑戰，我國就業形勢比較嚴峻，尤其從2008年下半年以來，企業用工需求減少，失業人數大幅增加。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結合的四萬億救市投資計劃以及央行面對危機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短期上沒有緩解就業壓力。

第3篇：非常規的貨幣政策范文

為了應對金融危機,保證中國的流動性充足,中國人民銀行采取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傳統的貨幣政策,包括調低存款準備金率、降低再貼現率和買進中央債券來使社會流動性增加。同時,為了保證傳統貨幣政策發揮效果,央行還利用了一系列的非傳統的貨幣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隨著我國經濟逐漸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原來寬松的貨幣政策和非傳統貨幣政策是否已經具備退出的宏觀條件,非傳統貨幣政策的退出的過程中如何減少對經濟的影響是本文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非傳統貨幣政策的含義、特征

非傳統貨幣政策又被稱為非常規貨幣政策,一般是中央銀行為了克服傳統的貨幣政策缺陷或使傳統貨幣政策更有效地發揮效用而運用的貨幣政策。非傳統貨幣政策一般是在國民經濟蕭條或危機時使用,在經濟環境惡化條件下,中央銀行通過將利率降低來降低儲蓄,增加社會投資,希望以此來拉動國民經濟的發展。當央行將利率降到接近零的水平時,傳統的貨幣政策運用也到達極限,但已經不能單純的通過減息等傳統貨幣政策工具來重振信貸市場,必須尋找其他貨幣工具實現央行目標。

Bernanke & Reinhart (2004)在研究多個國家的傳統貨幣政策之后,認為在零利率的條件下,央行仍然可以利用其他貨幣工具來放松銀根,增加流動性。通常認為,現行的非傳統貨幣政策有三種:

(一) 信號工具

中央銀行通過明確宣布將長期保持低位政策利率或現行的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此來引導市場預期。由于在國民經濟不振,信貸市場疲軟時,投資者對于市場未來預期普遍保持一種悲觀的態度。央行通過向外部低利率承諾來影響投資者的預期,引導市場的走向。

(二) 改變資產負債表,增加資產數量

央行可以通過改變資產負債表的結構,買入部分資產,跳過因信貸緊縮而造成的傳統貨幣政策的阻礙,直接向市場注入大量的流動性。這種貨幣政策通常被稱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即通過在二級市場上購買中長期的國債和金融、非金融債券向市場投入基礎貨幣。

(三) 固定利率長期再融資操作

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回購業務來表明保持低利率的承諾。央行通過擴大逆回購的規模或者延長逆回購的時期,向市場表明長期保持低利率的決心。這種貨幣政策也面臨著風險,即市場情況轉好,需要提高利率時,中央銀行將會遭受損失。

三、中國金融危機時期非常規貨幣政策

金融危機的沖擊使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都不同程度的使用了以“量化寬松”為特征的非常規貨幣政策。2009年以來,美聯儲繼續維持0―0.25%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區間,日本也將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維持在0.1%的水平,歐洲中央銀行則把主要再融資利率下調50個基點至2.0%。在利率政策失效后,主要發達國家又宣布采取以擴張資產負債表為特征的量化的寬松貨幣政策。其中,美聯儲決定向市場增加高達6400億美元的基礎貨幣,歐洲中央銀行業向市場注入了600億的基礎貨幣。

中國人民銀行在此次危機中雖然沒有將政策利率調低到零附近,但也運用了非常規的貨幣政策來促進傳統貨幣政策有效實施,避免出現通貨緊縮的出現。中國的非傳統貨幣政策的操作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是通過信號渠道向市場傳遞利好信號,以此引導市場預期。在《2008年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報告》中,人民銀行宣布要確保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足,并適度運用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等多種工具,引導貨幣信貸的合理平穩增長。同時,中國將在下一階段繼續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二是通過擴大回購業務向市場傳遞維持低利率信號。以金融危機最為嚴重的2008年為例,2008年全國銀行間市場質押或債券回購成交額與2007年相比增加了30%。

四、非傳統貨幣政策退出背景

2008年和2009年我國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嚴峻考驗,面對國內外復雜的形式,我國正確地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我國各種積極的政策拉動下,我國經濟從各方面表現出復蘇跡象。

(一)世界經濟觸底反彈,國際經濟環境改善

世界上主要經濟體經濟逐漸復蘇。美國2009年四季度實現同比0.1%的正增長,結束了連續4個季度的同比負增長。歐洲和日本經濟增長率下降勢頭也得到遏制,可能已經反彈。其中,澳大利亞中央銀行宣布提高利率0.25%至4%,以降低通貨膨脹預期。

(二)CPI指數上揚,通貨膨脹預期加強

為了應對金融危機,防止通貨緊縮的發生,中國適時地確定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對于中國走出金融危機的谷底,恢復國民經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我國經濟向好,通貨膨脹的預期逐漸加強。從2009年7月到今年3月居民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呈現上升的趨勢。因此,適時地退出非傳統貨幣政策對防止通貨膨脹發生具有積極的作用

(三)股市、樓市泡沫嚴重,經濟發展結構急需改善

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同時股票和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是國民經濟穩定運行的關鍵。由于我國寬松的貨幣政策加之股市、樓市高額利潤的吸引,國內和國外的大量資金流入到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導致出現了嚴重的泡沫。股市和樓市的不正常運行嚴重威脅到國民經濟整體的穩定。

五、非傳統貨幣政策退出注意的問題

(一)非傳統貨幣政策要循序漸進,逐步退出

非傳統貨幣政策的退出會造成市場中流動性的減少,對投資、消費和出口的增長都有很大的負面作用,甚至可能會存在通貨緊縮的風險。因此,非傳統貨幣政策的退出要遵循逐步退出的原則,給予市場緩沖的時間,避免市場恐慌。特別是在金融危機之后,由于國民經濟發展還不太平穩,貨幣政策就要在不對國民經濟產生很大沖擊下退出。

(二)加強世界各國之間的合作,增進之間退出溝通

一國貨幣政策的退出將會給其他經濟體造成溢出效應,因此經濟體之間應該加強退出的溝通,避免各國資金借用一國貨幣政策退出的時機進行國際間套利行為。我國在退出非傳統貨幣政策時應該主動與其他經濟體進行溝通,防止國外資金利用我國利率提高來進行短期投機行為給我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

(三) 非傳統貨幣政策要有重點的,有結構的退出

第4篇：非常規的貨幣政策范文

全球金融危機將很多事情變得更加復雜，投資者在分析央行貨幣政策時也需要考慮得更全面。僅僅根據利率政策很難得出央行試圖緊縮還是刺激經濟。

盡管美聯儲尚未實施加息，但在2014年，以美聯儲為首的全球主要央行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開始收緊貨幣政策。在量化寬松政策大行其道之后，貨幣政策已經很難用圖表中的利率曲線來簡單評價。當今的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建立在三塊基石之上，其復雜程度被很多投資者低估了。央行對其中任何一塊基石實施緊縮都將會對經濟活動產生抑制效果。

第一塊基石就是量化寬松。美聯儲和英國央行目前都在收縮量化寬松政策。雖然美聯儲在2014年10月的議息會議上只是決定停止購債而非加息，但這足以產生緊縮效果。因為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相對于美國GDP的比例已經開始萎縮。而在正常情況下，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增長規模和美國經濟增速之間基本上保持著線性關系。

英國央行在緊縮措施方面更加堅決。在2013年一季度末，英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占GDP比例達到了頂峰，此后一直處于回落中。

貨幣政策的第二塊基石是金融管制。金融管制曾經是任何一家央行工具箱里都會儲備的有力武器，在上世紀80年代曾被棄用，但毫無疑問如今它又被重新拾起。金融管制可以從兩方面產生作用。

首先，管制可以迫使銀行持有更多的流動性。這也是自從2009年以來我們看到的情況。如果銀行持有越多的流動性作為閑置資金以應對管制，那么央行為市場注入流動性所起到的刺激效果就會越微弱。如此行事的不僅有美聯儲和英國央行，歐洲央行似乎也在復制這樣一個緊縮的監管環境。

其次，央行可以通過限制信用創造直接干預經濟活動。此時我們依然要提到英國央行，該行在這方面同樣走在前列。在2014年夏天實施的限制英國房貸政策，已經開始在房貸發放和房屋交易市場同時產生緊縮效果。

貨幣政策的第三塊基石是加息等傳統的貨幣緊縮政策。至少在英美等國，數月后實施加息已經成為市場主流預期，但這恰恰是緊縮中的對沖。我們要注意的是，經過通脹調整的實際利率處于負區間。隨著通脹逐步抬升，實際利率將繼續下跌。由于實際利率而非名義利率才是影響經濟刺激的主要因素，所以在最終加息之前，傳統貨幣政策實際上是在產生著寬松的效果。這也是貨幣政策三塊基石之中唯一持寬松立場者。

站在貨幣政策制定者的立場考慮，他們往往是為了抑制通脹，而通過工具組合來產生不同程度的緊縮效果。各項政策一般會對經濟活動的不同部分產生影響。例如，傳統的貨幣政策在影響浮動利率的債務時，存量債務和新增債務都會受到沖擊。而金融管制政策則主要影響增量債務，存量債務受到的沖擊有限。比如，英國央行在執行房貸管制政策時，主要限制了新增房貸產生，而已經借款買房者的現金流則沒有受到影響。

第5篇：非常規的貨幣政策范文

>> 次貸危機后美國貨幣政策對我國溢出效應研究 “流動性陷阱”與次貸危機后美國貨幣政策的演變 淺析次貸危機中美國的貨幣政策 次貸危機后美聯儲貨幣政策操作框架的演進與啟示 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研究 美國金融危機影響下我國貨幣政策實施的思考 次貸危機后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用分析 美國貨幣政策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 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實體經濟和信貸供給的影響探討 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對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影響 美國貨幣政策的思考 從緊貨幣政策要靈活應對美國“次貸”危機 美國貨幣政策變化對中國貨幣政策的動態溢出效應 次貸危機后美聯儲非常規貨幣政策及退出機制分析 美國貨幣政策如何影響中國經濟？ “后危機時代”中國貨幣政策調整的戰略思考 危機后我國貨幣政策目標的選擇和成本分析 后危機時代我國貨幣政策的取向 美國EQ3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與應對策略 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探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③朱小平，專著，金融危機中的美國、中國與世界[M]，新星出版社，2009，5-7。

④數據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數據計算所得。

⑤根據美聯儲的數據統計。

⑥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計算所得。

第6篇：非常規的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量化寬松 失業率 資本外漏 結構轉變

一．引言

2011年6月底，實施期間長達8個月的美聯儲第二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正式完結，美聯儲此舉意圖通過降低長期資金的融資成本以增加企業信心，并促進就業市場的復蘇。究竟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對于美國經濟的進一步復蘇以及降低失業率，防控通貨緊縮是否具有效果，有多大程度的效果，不同的學者持有不同的觀點。

Bernanke、Reinhart和Sack研究了大蕭條期間利率政策的無效和貨幣供應的緊縮，認為對付危機應加大貨幣供應量；李婭，溫連青（2011）認為該政策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美國經濟現狀及通縮趨勢，但會給其他國家的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增加通脹壓力；韓會師（2011）也認為美國的寬松政策并未有效刺激本國信貸增長及投資擴張，卻助長了世界范圍內的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前美聯儲主席Alan Greenspan（2011）表示，美聯儲量化寬松的經濟措施除了使美元走弱、刺激美國出口外對美國整個經濟的影響并不大。

二．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主要內容

（1）量化寬松的含義。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最初被日本和英國的中央銀行所使用，其應用的背景是在常規的利率水平已經下調到零附近，利率政策用盡，為抵御經濟進一步下滑而采取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這種政策被視為一種非常規的貨幣政策。“量化寬松”中的“量化”指將會創造指定金額的貨幣，而“寬松”則指減低銀行的資金壓力。

所謂量化寬松，是指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業務等手段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也被簡化地形容為直接增印鈔票。其操作是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購入證券等，使商行在央行開設的結算賬戶內的資金增加，為銀行體系注入新的流動性。

（2）量化寬松預期政策的效果。其效果是有助于降低政府債券的收益率和銀行同業隔夜利率，銀行從而坐擁大量賺取極低利息的資產，央行期望銀行會因此較愿意提供貸款以賺取回報，以期緩解市場的資金壓力。與央行在公開市場中對短期政府債券所進行的日常交易相比較，量化寬松政策所涉及的政府債券不僅金額龐大，而且持續期也較長。

（3）美聯儲量化寬松的兩次實踐。2008年11月底，美聯儲第一輪量化寬松開始實施，并于2010年3月結束。美聯儲總共購買了12500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3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和1750億美元的機構證券，累計約17250億美元。從此次效果來看，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美國金融秩序，恢復投資者信心，對于經濟的復蘇起到了良好的刺激效果。

然而2010年8月以后，美國經濟復蘇再度乏力，核心CPI跌幅加劇，，9月份美國的CPI較上個月僅上升了0.1%，除了波動的食品與能源價格外，物價已連續第二個月幾乎“紋絲不動”，與一年前相比，總體物價水平僅上漲1.1%，核心物價僅上漲0.8%，為1961年以來最緩慢的年份。為進一步刺激經濟復蘇，于11初開始實施第二輪量化寬松，次年6月底完成6000億美元的資產購買計劃。至于此次的政策效果，還有待于時間的驗證；但美聯儲理事布拉德表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將之后6-12個月才顯現。QE2是傳統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預計QE2對于實體經濟的作用也將會有6-12個月的時滯效應。

三．量化寬松政策的經濟效果評價

盡管美聯儲第一輪的量化寬松的刺激政策取得良好的效果，但QE1是完全基于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這對于穩定金融秩序和刺激經濟復蘇能夠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到現在為止，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三年多，全球經濟緩慢復蘇，多數發達國家經濟再度疲軟。在后危機這種背景下繼續實施QE政策就不是明智的選擇了，其具體原因分析如下：

（1）美國信貸資本的大量外流；由于美聯儲0-0.25%的近乎零的聯邦基金利率水平，在資本天然獲利動機的驅使下，美國金融機構并未將資金用于啟動國內信貸市場，而是涌向大宗商品市場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美聯儲投放的巨額資金產生了一定的“漏出效應”，并未全部作用于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和失業率的下降。受經濟不景氣和投資信心不足的影響，國內金融機構普遍收縮國內信貸，增加海外債權。

（2）國內企業傾向于海外投資；量化寬松政策的本意是重振投資者信心，恢復國內企業的生產，以此來降低高失業率。但數據表明，實體企業在危機后更傾向于投資海外的新型市場經濟體國家，以此來規避國內消費不足的困境。圖1表明，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的國內投資總額總體趨勢是下降的，尤其是居住類投資，這就使得量化寬松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與此同時，企業的海外投資季度增量呈現出波動中上升的趨勢。

圖 1美國國內私人固定資產投資季度數據（單位：十億美元）

第7篇：非常規的貨幣政策范文

貨幣政策將保持連續性

耶倫在國會作證時首先強調聯邦公司市場委員會（簡稱FOMC）貨幣政策制定方略將保持高度連續性。目前美聯儲采用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三：一是傳統的聯邦基金利率；二是資產購買，即量化寬松政策；三是前瞻指引。預計這三種政策工具在未來一兩年的運用都將大體延續伯南克時期的操作思路。

首先，耶倫的“鴿派”風格將延續，就業市場將可能是她作出決策時最關心的問題。耶倫一直傾向于借助寬松貨幣政策解決低通脹、高失業問題，未來這一風格將在她的決策中得到更多體現。在國會證詞中談及美國經濟時，她特別指出美國就業市場的復蘇之路遠未結束。從她的發言可看出，綜合評價美國就業市場走勢才是重點。推進就業的持續增長將是她未來一段時間的政策著力點，這也決定了她的政策風格可能較伯南克更偏寬松。

其次，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的既定方針不變。2013年12月FOMC會議啟動QE退出之旅，分別將長期國債和抵押貸款支持債券的每月購買規模從最初的450億美元和400億美元降至400億美元和350億美元。此后，盡管2013年12月和2014年1月的新增就業數據均遠低于市場預期，FOMC在1月的會議上仍堅持再次調降資產購買規模，使每月資產購買數量降至650億美元。這意味著美聯儲仍對未來美國經濟走勢保持樂觀，耶倫也表示應當審慎地解讀前兩個月的就業報告，很可能是極寒天氣暫時性拖累了經濟活動。她同時還指出，只有美國經濟前景發生顯著變化才會促使美聯儲考慮暫停縮減計劃。同時，她還指出美聯儲高度關注國際金融市場走勢，近期的波動并未給美國經濟前景帶來實質性風險。這暗示國際市場的動蕩將不會成為美聯儲暫緩收縮資產購買規模的理由。

最后，超低聯邦基金利率仍將保持較長時間，并將強化前瞻指引對市場預期的引導。如前所述，耶倫更看重就業，立場更為寬松。在非常規貨幣政策向常規貨幣政策轉換過程中，延續接近于零的聯邦基金利率將是耶倫所看重的。在國會證詞中她也再次強調，基于當前預期，FOMC認為即使失業率降至6.5%以下，在一段時間內繼續維持當前的目標利率水平都是適宜的，特別是考慮到通脹仍將持續低于2%的目標水平。這一說法首次出現于2013年12月的FOMC會議聲明，旨在進一步強化前瞻指引的作用，引導市場對超低利率的穩定預期。因此，盡管1月美國失業率已經降至6.5%，但這并不意味著美聯儲距加息時日不遠。美聯儲將會考慮更多經濟指標，特別是能反映就業市場復蘇的一系列指標，甚至有可能將失業率的閾值下調。預計0-0.25%的聯邦基金利率范圍將可能延續至2015年下半年。

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和信息

溝通將進一步強化

耶倫高度重視溝通對于貨幣政策有效性的作用，她認為貨幣政策具有特殊性，其效果高度依賴公眾能否準確獲知未來數月甚至數年的政策信息。因此，美聯儲對今天經濟形勢的影響力主要取決于其打造未來預期的能力，尤其是要幫助公眾了解美聯儲今后會如何實施政策，以及這些政策可能給經濟形勢造成的影響。

耶倫將美聯儲由“從不解釋”到“追求透明度”的改變稱為“信息溝通革命”，她是這場革命的鼎力支持者，曾在提名聽證會上旗幟鮮明地承諾，她將強烈支持美聯儲成為一個高度開放與透明的機構。

可以預見，耶倫領導下的美聯儲，特別是FOMC，在政策制定上將愈發強調與公眾的溝通，通過引導市場預期來發揮經濟運行的自動穩定器功能。未來一段時間內美聯儲引導預期的重點將在于盡可能平穩地使市場適應從非常規貨幣政策到常規貨幣政策，從超寬松貨幣環境到正常貨幣環境的轉換。

金融監管將更趨嚴格，

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和

影子銀行體系將是監管重點

構建更完善的銀行監管框架體系。耶倫認為金融監管的核心目的在于確保金融穩定，努力減少金融危機的威脅，而完善的資本和流動性規則是最為有效的監管工具。2013年7月，美聯儲表決批準了巴塞爾協議Ⅲ，標志著美國銀行業進入了更為嚴格監管的時代。這只是個開始，耶倫公開表示將積極支持巴塞爾委員會在打造全球銀行監管基礎方面的工作，將進一步細化杠桿率、流動性覆蓋率、凈穩定資金比率等指標，并將繼續改進《多德―弗蘭克法案》所要求的審慎標準。同時，她認為巴塞爾委員會應盡快建立全球銀行可比的基于風險的資本規則，因為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主要取決于全球銀行的資本充足性。耶倫的上述表態說明她希望推行更為嚴格的資本和流動性監管，但她認為這應是由巴塞爾委員會牽頭推動的全球銀行業的共同行為，她并不希望看到只是美聯儲強化監管而導致美國銀行業在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

第8篇：非常規的貨幣政策范文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此后7年市場最明顯的特點就是貨幣政策方面的一系列創新與實驗。在環境壓力下，各國央行采取了各種大膽的、前所未見的措施。當然，有些大膽的措施目前仍繼續被推行。隨著時間的流逝，現階段最大的問題是，金融危機以來的這些經驗是否改變了我們對貨幣政策的看法？隨著金融危機的結束，未來究竟應以怎樣的方式使用手中的貨幣政策工具？

是否該使用貨幣政策保持金融穩定

這可能是本次金融危機引發的最關鍵的問題，因為這一問題把過去7年來兩個最大的主題結合在了一起：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

從這次危機中，我們學到了這樣的教訓：價格和產出的穩定并不能保證金融的穩定。在大緩和的過程中，很多發達經濟體的通脹預期控制得很好，通脹水平穩定，產出缺口很小。盡管如此，杠桿的堆積、信貸的增長、脆弱的融資結構、普遍存在的風險敞口及寬松的借貸標準仍然導致金融穩定方面存在顯著風險。因此，我們不禁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如果當時的貨幣政策采取了不同的方案，我們是否有可能避免這場慘重的金融危機呢？

毫無疑問，有效的微觀及宏觀審慎監管措施，以及監管力度的加強應該是對金融風險的最佳回應。實際上，當我們放眼未來，這些政策承諾會對金融穩定性風險做出更有效的控制。

目前，初步的證據顯示，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在這方面的效果較好，至少在某些目標領域內如此。在2008―2013年，韓國成功地將銀行的短期外債縮減至27%的水平。通過提高銀行對某些抵押貸款的風險權重（從50%提高到100%），澳大利亞成功限制了無擔保的簡易房貸的增速。在巴西，政府通過提高對高貸款價值比的汽車貸款的資本金要求，降低了此類貸款的增速。然而，在某些國家，如瑞士和英國，要評判宏觀審慎監管政策是否有效地控制了房地產方面的風險，目前似乎還為時尚早。要想全面客觀地評價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有效程度，仍需從世界各地進一步搜集多方面的信息。

利率日益逼近零下限，貨幣政策如何應對

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零利率下限在很長時間內幾乎被遺忘。而金融危機使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在現在的金融環境中，零利率現象隨時可能出現，并且會帶來巨大的麻煩。雖然非常規貨幣政策在資產購入方面成功地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政策改變，但非傳統政策工具存在固有的缺陷，無法完全代替傳統的利率工具。尤其應該注意的是，資產購入政策不能快速準確地適應變化的經濟條件。同時資產購入還會產生嚴重的外溢效應，波及其他國家。在利率長期偏低的情況下，資產購入政策還可能導致金融不穩定的風險。

即使濟開始復蘇，利率開始上升，零利率限制條件仍有很大的可能會回歸我們的視野。因為目前已經觀測到實際長期利率長期保持下降的趨勢，這個信號說明自然實際利率也可能出現類似的趨勢。低實際利率和低通脹目標會導致名義利率的下跌，因此當外界沖擊產生時，達到零利率下限的可能性將長期存在。

貨幣政策如何才能避免未來再次受到零利率下限的限制？解決方案之一是提高通脹目標，但這樣做的成本也很高。一方面會傷害央行的信譽，一旦通脹目標被認為可以隨意修改，以后錨定通脹預期就會變得更加困難，央行很難在低通脹的環境下達到高通脹目標，也很難使市場相信高通脹目標不是用來減弱國家債務負擔的工具；另一方面會帶來社會福利方面的成本，因為在高通脹的環境下社會計劃和定價決策都變得更加困難，同時高通脹率也會帶來更大的風險和更高的波動率。

解決零利率下限問題的另一種方案（或至少提供一種補充性的解決方案）是：加強金融系統的穩定性。在歐元區以外的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中，一旦達到零利率下限，有1/3的概率會在1年或1年之內發生系統性的銀行業危機。如果我們放寬對時間段（1年或1年以內）的限制，發生危機的概率還會進一步上升。更強健的金融系統可以起到以下3個方面的作用：一是減小金融沖擊的規模；二是縮小沖擊放大的范圍；三是讓貨幣政策可以更自由地對外界沖擊做出回應。因此，只要加強金融系統的穩定性，就可以減小觸及零利率下限的概率，同時還能縮短嚴重的總需求沖擊發生后零利率持續的時間。

貨幣政策的交流機制應如何發展

本次金融危機讓我們認識到信號的重要性，尤其是對信號的交流的重要性。由于央行無法通過短期利率向公眾傳達未來的政策意向，央行不得不通過語言及其他非常規貨幣政策來完成這一任務。要從本次金融危機的經驗中學到教訓，至少有兩個方面非常值得探索。一是對于政策預期的交流（眾數政策反應），二是關于不確定性的交流（高階距政策反應）。

交流的目的是提高政策反應的可預測性。這包括清晰地傳達政策意向，以及對這些政策意向提供理論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但這些卻會因經濟環境的改變而發生變化。例如，在美國，失業率和工資通脹率的關系一直呈不穩定的狀態，導致美聯儲通過傳達失業率閾值來對利率正常化的時間點提供指導變得很困難。針對這類情況，本?伯南克和約翰?泰勒對“以目標為基礎的框架”和“以規則為基礎的框架”的優劣進行了討論。在以目標為基礎的框架下，央行與公眾溝通的主要目的是解釋政治策略，從而把對關鍵變量的預期引導至央行需要的目標水平。而在以規則為基礎的框架下，央行與公眾交流的目的是解釋目前的政策為什么會背離規則。

央行在與公眾的交流中甚至還需要扮演更為復雜的平衡角色。交流不僅需要讓公眾預期了解未來的政策動向，還需要對經濟前景傳達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同時對政策反應本身也傳達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這里存在這樣的危險，如果央行與公眾的交流把重點放在澄清政策意向上，就會傳遞出一種虛假信息。導致公眾認為經濟和政治狀況是可預測的，而這樣的假象則會造成對風險的低估。信息總是越多越好，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即使是關于不確定性的信息也一樣多多益善。

然而，在實際中是否可以通過交流傳達出某種精確程度的不確定性，卻不產生央行不想要的不確定性呢？顯然，央行不應該通過含糊的語言或者隨機化的政策反應來掩飾政策意圖，從而人為地制造不確定性。但是，央行是否能夠教育市場充分了解客觀存在的不確定性呢？ 比如，央行是否應該不只傳達眾數結果，而是通過壓力測試結果或公布貨幣政策的應急計劃來向市場傳達不確定性的存在？這么做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眾是否能夠很好地理解央行條件性描述的真正意義。在這方面，本次危機的經驗似乎說明，公眾經常不能很好地領會央行的意思，2013年夏天的“縮減恐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第9篇：非常規的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國際資本流動；影響；管理建議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1-00-02

一、后危機時期國際資本流動的新變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10年歐洲債務危機后，美、日和歐盟等多個發達國家和經濟體先后推出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來增加資本市場的流動性，進而刺激國內經濟復蘇。多個國家連續多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一方面緩解了這些國家在金融危機沖擊后金融市場的壓力，但另一方面也為國際資本市場提供了大量資金來源，造成流動性過剩，出現大量資本外流。統計數據顯示，美、日和歐盟等經濟體采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過剩資本大多數流入新興市場國家，如中國、印度、印尼、巴西以及南非、越南、土耳其等，其中流入中國的資本比重最大。此外，2013年初最新一輪的日美等國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引起了印度、澳大利亞、韓國、波蘭等國做出降息的連鎖反應，限制了外來國際資本流入，也間接強化了國際資本流向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速度和規模。面對大量資本源源不斷的流入，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出現貨幣大幅升值，資產價格泡沫，經濟虛假性過熱。

2013年6月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退出的預期，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際資本的流動方向，資本從之前對新興市場的蜂擁進入轉為大量撤出，又對中國等國造成新一輪的沖擊。雖然9月份美聯儲意外暫緩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暫時緩解了資本撤出的不利局面，但并未改變資本撤出對新興市場國家造成的沖擊，新興市場大規模資本外流造成股市大跌，匯率貶值，嚴重影響了金融市場的穩定。現階段的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面對國際資本流動進入和退出牽制金融市場波動的情況，反映出這些國家的資本市場尚不成熟，對國際資本的預警和監管存在不足。當國際資本短期快速涌入和大規模迅速撤離，必然會對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帶來震蕩，并引發新興市場的新一輪經濟波動。因此，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如何應對大規模國際資本的快速進入和撤出，完善資本的跨境管理，健全資本市場，是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急待解決的問題。本文重點分析危機后期，國際資本超常規流動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對其監管的應對之策。

二、國際資本流動對中國的影響

（一）沖擊信貸供給和貨幣政策

國際資本流動沖擊了中國的國內信貸供給，改變了利率水平，影響國內貨幣政策獨立性和金融市場穩定。當大量的資本短期內不斷流入時，充足的資金使得中國的流通渠道出現供給過剩，打破了原有常規信貸渠道的貨幣供給，加速利率水平降低、人民幣升值，促使國內的貨幣政策應以寬松為主。而較低的利率水平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容易催生嚴重的資產價格泡沫，破壞了原有金融市場秩序和穩定性，經濟出現虛假性過熱和嚴重的通貨膨脹；當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轉向或是在中國獲利后資本迅速回流時，資本抽離使得國內非常規的信貸渠道供給減少和本國貨幣大幅貶值，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貨幣政策往往選擇收緊。進而中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破壞。

（二）影響債券和股票市場等資本市場

危機前，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海外投資更多用于購買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長期政府債券和公司債券。危機發生后，可以明顯看到中國等國陸續抽回了投放在國外資本市場的資金，同時國際資本也加速流入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國外資本涌入不同于中國的海外資本投資結構，更多選擇短期獲利更大的債券和股票類資產作為投向目標來獲取利潤。而中國的資本市場不成熟，監管體系和市場運作機制不健全，存在很多便利國外資本進出的非常規渠道，頗受國際流動資本的青睞；而危機后涌入中國的國際資本，是以短期獲利為目的，在中國的戲本市場不會停留過長時間，當資本獲利后會快速撤離，造成中國的股票和債券等資本市場嚴重受創，也容易破壞原有的金融市場秩序。因此，無論國際資本對中國股票和債券等市場的大規模涌入還是抽離，都會對中國的資本市場造成沖擊。

（三）造成國內經濟虛假過熱

危機后發達國家的資本流入中國，目的是為了更大的獲利空間、追逐更高的利潤。因此，涌入的資本很少會投向到中國等國的實體經濟和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上，資本涌入帶來的中國經濟高增長、高通脹的繁榮假象。同時，涌入流通渠道的資本過剩掩蓋了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缺陷，如產業結構不合理、出口創新能力低、資本市場化程度低等。結合中國的實際，可以看出國際資本過多的進入資本市場而沒有進入實體經濟，不利于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同時還帶來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因為資本流動過剩而造成的虛假經濟繁榮和通貨膨脹同時并存時，就會給中國的金融市場埋下隱患。而當國際資本獲利撤離后，由于“時滯”的作用，會發現國內的通貨膨脹情況并沒有消失，不利于宏觀經濟穩定和金融市場發展。

三、中國對國際資本流動管理的政策建議

關于國際資本流動的管理比較復雜，近年來在中國境內流動的資本規模較大，而且流動的過程和渠道比較隱蔽，為管理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難度。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管理，不但要從源頭進行控制，還應對流動過程進行監督，更要資本投向及后續流動情況進行規范。管理國際資本流動不能夠采取封堵的形式，而應疏通國際資本流動的渠道，應逐漸開放中國的資本項目，進而防止資本市場扭曲、價格泡沫及經濟虛假過熱的情況發生，預防中國的金融市場的動蕩。此外，國際資本不會一直留存在中國境內，如何規范和控制資本流出渠道、流出速度和流出規模也是中國急需解決的問題。針對危機后國際資本流動的特性，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管理：

（一）維持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

中國的國際收支雙順差以及是人民幣匯率的低估和升值的預期是國際資本流入中國的最根本原因。因而，應進一步提高匯率浮動區間，能夠釋放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矯正人民幣匯率價格，才能從根本上抑制國際資本流入中國，從而降低國際資本流動對中國宏觀經濟的沖擊。其次，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增加對外投資額度使國際收支達到均衡，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對外投資的擴大，能夠分解中國的部分外匯儲備，降低匯率風險，增加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再次，應當推出更加優惠的政策，創造有利條件，管理好證券資本流動和存款資金的流動。最后，要逐步放寬本國居民和企業的持匯和購匯限制，增加人民幣匯兌業務的寬度和廣度，逐步有經常項目強制結匯制度向意愿結匯制度過渡。

（二）靈活適度的管理方式

國際資本流動管理，重點是在國際資本流動規模、流動渠道、資本投向以及流動資本預警機制等幾方面，而對于國際資本流動的管理方式應是靈活、適度的。首先應該完善國際資本流動的預警機制，對資本的跨境流動形成準確的預期。其次，應間接調控資本流動規模的，改變中國原有的寬進嚴出的資本流動管理，根據實際來限定資本流動規模。再次，對國際短期資本的實際投資目的進行審查，對資本投入進行后期監督。由于國際短期資本與長期資本相比屬于風險偏愛者，但也更有利于刺激中國產業結構調整，更能推進高科技行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因而國際資本應是鼓勵與引導相結合的方式。但對于流入資本市場和虛擬經濟體的資本，應多加疏通和引導，避免資本流動的擠出效應。

（三）化短期資本為長期資本

引導流入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資本，活躍市場交易，引進理性投資理念。首先，通過資本市場分散風險，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和發展短板行業的各類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其中，吸納中長期國際資本是重點。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特別是發展公司債券市場，鼓勵發展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開拓直接融資渠道，改善中小企業融資。再次，中國的股市基本處在低位徘徊，適當擴大外資參與，可以活躍市場交易。房地產市場仍存在較嚴重的泡沫，應加強引導，化短期資本為長期資本，鼓勵短期資本參與和產業掛鉤的直接投資。最后，應對長期和短期的國際資本建立相應的監測指標，預警機制和應對預案，及時發現異常的資本流動并進行嚴密的控制，使資本流動對中國金融市場產生更多的正效應。

（四）逐步放開資本管制

中國現階段資本市場尚不健全，對資本項目始終沒有完全放開，短期內能起到預防“游資”惡意沖擊的作用，但長期來看，不利于中國資本項目和資本市場的自發調節和長期平衡。而且國際資本在流動的過程中，中國的資本管制事實上逐漸趨于無效。繼續堅持資本管制和強制結匯，不能有效遏制國際資本的任意流動，還會增加各國的外匯儲備壓力，干擾央行對沖機制的運行，影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而放松資本管制，引導國際資本通過正規渠道流動的成本，有利于國際資本的健康流動，也減少了通過非常規渠道流動滋生的一系列不良影響。同時，放松資本管制，有利于國內的資本市場與國家金融市場接軌，能更好的發揮資本市場自發調節功能，更利于金融市場的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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