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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影制造明星到明星打造電影是藝術的退變不同,新生代用一種新的方式來創作,也是文藝百花齊放的一種體現形式。它有正能量,它有后現代,它有大雜燴,它也有那么一點的投之所好,但畢竟因為經驗原因,沒有那么成熟老到,然后就被一字以蔽之――爛。
用一句比較流行的話說,最初對于《煎餅俠》我是抵觸的,直到我從影院出來后才有所改觀。它不像港導王晶近年來那種慣性的粗制濫造,是一個因網劇而成名的電影圈之外人士的誠意之作。
一個外行人所能做的,就是希望為更多的人所喜歡。方法上,無外乎就是投之所好。
但凡是成功的文學藝術大師,大都有“掉書袋”的毛病抑或習慣。
村上春樹在《1Q84》中,開頭就用了,而這部系列書籍的書名,就已經是在向喬治奧威爾在致敬了。東野圭吾的作品里,時常出現的披頭士,那是音樂對一個作家的深刻影響,呈現到了它的作品之中。你會發現,主人公們的喜好和怪癖,也就是作者的喜好和怪癖。
我不太喜聞樂見這樣的現象,一個評論家用一個大師的洞窺來批判一個借鑒了另一個大師的某些藝術手法而創作了一部新的作品的行為。我并不否認評論家之于文藝界的作用,他們的中肯而客觀的評論,讓個中的工作者從另一個維度來審視自己,從而查缺補漏。但另一個層面,不成熟、有失客觀,以及業務上半吊子的評論者,也給創作環境添堵。
話題回到電影《煎餅俠》和它的創作者大鵬身上,這個從《大鵬N吧N》開始為觀眾所熟知的、擁有平民氣質的演員,總給人一種難等大雅之堂的感覺。直到他憑借《潘磕惺俊罰用一種過于自嘲的方式來闡釋一個階層,才使他成為一個和眾多影視紅人相提并論的明星。
按照當下對于成功學約定俗成的定義,大鵬應該算是成功的。第一部小成本電影就直奔十億票房,這可是秒殺了一眾第五代導演的扛鼎人物了。
在我看來,大鵬的《煎餅俠》的成功所在,是勾起了不同地域、不同年齡與文化層次的觀眾的代入感,進而實現了對一二三線城市相當部分觀眾的通吃。
《煎餅俠》是討巧的,它融入了好萊塢的風韻,借以用接地氣的煎餅文化落地。然后再用少林足球的逐夢思維,使一個無厘頭的俗套回歸正能量的軀體。
在通往精英的道路上回望潘康某沙ぶ路,讓大鵬的成就披上了平凡的外衣,不致讓他所刻畫的“自我階層”所抵觸。這和新聞學里的“接近性”異曲同工。但正是這樣一個人物和他所代表的現象,卻很是不受所謂的精英階層待見。在那些號稱文人的評論家嘴里,像大鵬這種注定是要被說成一無是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