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結構效應

文章編號：1003－4625(2011)04－0111－05

中圖分類號：F820.2

文獻標識碼：A

一、貨幣政策結構性的一般理論

(一)貨幣政策效應的結構性

從傳統宏觀經濟理論和貨幣政策的最終作用來看，貨幣政策的確是一個徹徹底底的總量經濟政策。但是，由于貨幣政策作用的現實經濟微觀主體的異質性以及貨幣政策工具本身存在的結構性，貨幣政策無論是從實施還是產生的效應，或多或少都會呈現出一定的結構性。

這種結構性的存在，將隨著經濟微觀主體異質性的大小，以及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運用的程度，而對經濟微觀主體乃至整個宏觀經濟產生積極或者負面的影響。深入研究和正確發揮貨幣政策的結構性，有利于發揮和運用好貨幣政策對經濟社會的調控作用。

貨幣政策效應的結構性是指，由于各貨幣層次與宏觀經濟變量關系的差異，不同經濟主體對貨幣政策的預期和敏感程度，以及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等等各方面，貨幣政策會產生明顯的結構效應。

根據貨幣政策結構效應的特點和影響力，主要表現為貨幣政策的區域結構效應、產業結構效應和消費結構效應等。

貨幣政策的區域結構效應是指由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由中央銀行實施統一的貨幣政策將導致各區域間在經濟增長、就業以及物價水平等宏觀經濟指標上體現出不同的政策效果。

于則(2006)、劉飛(2007)等認為，在通常情況下，由于一個大國內部在自然環境和歷史背景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必然存在區域性的差別，因而經濟不完全同質，這種經濟的異質性將使單一的貨幣政策在各地區之間產生較大的差異。

貨幣政策的產業結構效應是指由于不同產業的發展階段、規模報酬因子、技術水平、市場結構、產品的需求因素、資金密集度等不同，貨幣政策的變化對不同產業影響的差異及對產業間產值差距的影響也不同。

一般來說有三個途徑：

一是利率渠道。

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和產品(尤其是耐用消費品)對利率變化的敏感度高，因而受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影響較大。

二是信貸渠道。

不同的行業由于發展程度和資金需求特征不同，獲得銀行信貸資金的能力也不一樣，如鋼鐵、電力、汽車等重資產行業，一般企業規模較大，市場相對穩定，財務指標比較健全。可供抵質押的資產比較多，符合銀行授信評估的要求，容易獲得銀行信貸資金，受貨幣政策沖擊的影響較小。

三是匯率渠道。

以出口導向為主的產業部門往往比以國內市場為主的產業受到貨幣政策的沖擊大。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產業的沖擊，最明顯的就是出口為主的紡織、電子等行業，而建筑、房地產等行業反而獲得較大的發展。

貨幣政策的消費結構效應是指，由于消費主體在資產結構差異、獲得消費信用能力、收入水平以及消費支出來源等不同，貨幣政策的調整會對消費者的行為發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從而導致不同消費主體的消費行為產生不同的變化。

(二)貨幣政策工具的結構性

貨幣政策工具一般可以分為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開市場業務、再貼現政策和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還有對特殊經濟領域發生作用的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如消費信貸控制、道義勸告等。

一般而言，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屬于貨幣總量調節的工具，對整個宏觀經濟產生影響，但如果采取不同的操作方式，往往也會體現出一定的結構性。而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就具有明顯的結構性。

1　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的結構性

(1)再貼現政策的結構性。

在三大傳統貨幣政策工具中，再貼現工具的結構性最為明顯，中央銀行通過再貼現政策不僅能夠影響貨幣供給總量的增減，而且還可以調整信貸結構，達到經濟結構調控的功能。

其途徑有兩種：

一是中央銀行可以規定再貼現票據的種類，決定何種票據具有再貼現資格，從而影響商業銀行的資金投向。

二是對再貼現的票據實行差別再貼現率。如中央銀行對再貼現票據按國家政策進行分組，對各組票據制訂不同的再貼現率，從而影響各種再貼現票據的再貼現數量，使貨幣供給結構與中央銀行的政策意圖相符合。

(2)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的結構性。

近年來，由于貨幣供應量的計算困難以及存款準備金制度的部分適用性和大量非金融機構的快速發展，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的結構性也愈加明顯。

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納入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的存款范圍的變化和不同存款種類適用的存款準備金率的變化；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降低甚至取消了法定準備金率。如1992年4月加拿大的金融市場法規，取消了所有2年以上期限存款的法定準備金要求。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分別于1990年和1992年取消了定期存款的法定準備金，并將支票存款的法定準備金率從12％降至10％。

二是納入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的機構范圍的變化。如瑞士、新西蘭、澳大利亞的中央銀行已完全取消了法定準備金要求。

三是差別存款準備金政策的出臺和實施，強化了這項政策的結構性。

(3)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結構性。

公開市場業務的市場性比較明顯，其主動進行結構性調控的能力較差。但也正因為其市場性，導致其在實際操作中卻會產生明顯的區域結構性。

如我國各地區金融機構發展水平差異較大，中、西部地區的地方法人金融機構經營狀況和財務實力往往不如東部地區。

因此大部分中、西部地區的金融機構很難成為公開市場業務的一級交易商，而且資金有限，參與的程度也比較低，間接地導致公開市場業務在操作上存在區域結構性。

近年來，隨著各國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可在公開市場進行買賣的券種也越來越多，各國中央銀行可以有選擇地對某一種或某一類券種開展公開市場操作，也可以主動實現其結構調整功能。

2　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的結構性

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對特殊市場的信用進行調節和影響，這些特殊市場是相對獨立于整體貨幣政策的影響，具有明顯的結構性。

(1)證券市場信貸。

中央銀行通過規定信用交易、期貨、期權等方式投資的保證金比例對用于證券交易的貸款進行限制，這一比例根據證券市場的狀況隨時調整，以控制

信貸資金流入證券市場的規模，抑制過度的投機。

如1934年美國《證券交易法》規定證券交易信用放款不能超過一定比例。如果美聯儲認為證券價格上漲已出現泡沫，危機到經濟的健康發展，就可以提高證券保證金比率，對于調控證券市場的泡沫膨脹起到積極的作用。

(2)消費信貸控制。

消費信貸控制是中央銀行對不動產以外的各種耐用消費品買賣融資進行控制，從而對消費者購買耐用消費品的能力施加影響。

例如，規定分期付款購買耐用消費品的首付金額、規定消費信貸的最長期限及所購耐用消費品的種類等等。由于大部分消費信貸是直接或間接通過銀行貸款支持的，它在增加消費需求的同時，也會增加企業銷售存款，增加貨幣供應量。在需求引導型通貨膨脹的治理中，消費信貸控制，能起到抑制消費用求和物價上漲的作用。

(3)不動產信貸控制。

不動產信貸控制是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的最高限額做出規定，如對房地產貸款的最長期限、最高限額、第一次付款時最低金額及分攤還款的最低金額等信用施加控制。我國中央銀行為抑制房地產投機，就頻繁對住房抵押貸款的首付比例、貸款最低利率進行了多次調整。

(4)優惠利率。

優惠利率是指中央銀行對國家擬重點發展的某些部門、行業和產品規定較低的利率，以鼓勵其發展。優惠利率主要配合國民經濟產業政策使用，如對急需發展的基礎產業、能源產業、新技術、新材料的生產，出口創匯企業和產品的生產等，制定較低的優惠利率，提供資金方面的支持。

實行優惠利率有兩種方式：

一是中央銀行對這些需要重點扶持發展的行業、企業和產品規定較低的貸款利率，由商業銀行執行。

二是中央銀行對這些行業和企業的票據規定較低的再貼現率，引導商業銀行的資金投向和投量。

(5)直接或間接信用控制。

直接信用控制是中央銀行以行政命令或其他方式直接對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信用活動進行控制。

直接信用控制主要以行政等非市場的方式，其手段有利率上限、信用配給、流動性比率和直接干預、特種存款等。

間接信用控制是指中央銀行利用其在金融體系殊的地位和影響，通過道義勸告、窗口指導、金融檢查等辦法，向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表明自己的政策意圖，影響商業銀行貸款的數量和貸款方向、從而達到貨幣政策的目的。

直接信用控制和間接信用控制往往針對特定的金融機構，因此具有很強的結構性。

二、結構性貨幣政策實施的國際經驗

(一)德國中央銀行的實踐經驗

1　運用貨幣政策再融資工具的結構性，促進東、西德經濟協調發展。

1990年7月1日東、西德貨幣統一后，一方面相當大的再融資額應立即提供給東德，而另一方面在西德為再融資而使用的傳統工具(如商業票據和證券)在東德又不具備。為了支持東德經濟發展，加大對東德銀行系統的資金支持力度，德國聯邦銀行運用了再融資工具的結構調控功能：

一是降低東德銀行進行再貼現窗口的門檻，聯邦銀行給予東德信貸機構進入傳統再貼現窗口的權力，是通過貼現其自己銀行簽發的沒有任何其他簽字的期票進行的，而且以“再融資配額”的形式對每個銀行再融資額度的限制，僅根據各個機構資產負債表總額確定。

二是提高對東德銀行再融資限額。聯邦銀行在確定東德銀行再融資限額時，把起點總額定在250億馬克，同西德銀行相比，這是相當高的起點水平，聯邦銀行以設定的貼現率在這些再融資額度內購買東德的期票，如同在西德在再貼現額度內購買銀行票據一樣。

另外，德國聯邦銀行還在支持出口和阻止游資流入等方面運用了再融資工具的結構調控功能。

一是在1956年以前，德意志國家銀行對國外和出口融資票據進行再貼現時，執行優惠的再貼現率。

二是在1973―1974年，為了阻止游資流入，聯邦銀行臨時規定不允許銀行全部使用其再貼現限額，只準使用其限額的某一比例。

而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聯邦德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出現巨額逆差，造成外匯的大量流失時，聯邦銀行又大幅提高再貼現限額以穩定經濟局勢。

2　根據調控需要，區別運用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

一是調整存款準備金政策機構的適用范圍。原則上，所有的信貸機構均必須持有最低準備金。但從1965年起，德國聯邦銀行豁免了主要經營長期業務的信貸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義務，如房屋貸款辦會。但隨著房屋貸款協會越來越多地參與各種類型的銀行業務，1984年初，聯邦銀行又把這類信貸機構納入存款準備金政策適用范圍。

二是對不同存款類型執行不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1993年3月起，德國聯邦銀行對定期負債和儲蓄存款的最低準備金比率統一為2％，從1994年3月起，對活期存款的最低準備金比率定為5％。此外，根據“擴展補償規定”，信貸機構對非居民的外幣債務很大部分被豁免了準備金要求。

三是對非居民的負債比對同類型的對居民的負債規定更高的存款準備金率。為了阻止國外的資金流入德同的銀行，從1957年5月至1959年3月，聯邦銀行對非臘民的負債規定較高的最低準備金比率。

(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實踐經驗

1　再貼現政策的結構性操作實踐。

一是再貼現率的確定權最初是由各儲備銀行獨立設定的。在美聯儲成立之初，美國的區域經濟發展差異還比較大，尤其是金融發展狀況各地區很不平衡，各儲備銀行為各自轄區經濟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根據自己所在儲備區的銀行和信貸狀況，獨立設定其貼現率。這一規定，對于當時促進各地區均衡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二是實行差額再貼現貸款的額外費用。基礎貼現率適用于所有調節性信貸，但對于過分依賴調節性借款作為資金來源的較大機構，美聯儲有時收取高于基礎貼現率的額外費用。例如，美聯儲在1980年初和1981年對擁有5億或5億以上美元存款的機構，當其借款頻率越過必需時，收取2～4％的額外費用。額外收費往往促使這些機構更快調整其持有的資產。

三是設立不同功能的再貼現品種。美聯儲根據再貼現功能的不同，區分為三種基本類型是調節性信貸、季節性信貸和延期信貸。調節性信貸有助于存款機構滿足短期流動性需求。例如，一個正面臨意外的大量提款的機構，可能要求隔夜的或數日的調節信貸，直到它找到其他的資金來源；季節性信貸幫助較小的機構管理其由于借款和存款的經常性、季節性波動而產生的流動性需求，比如農業銀行春播季節產生的需求；延期信貸可以提供給由于特殊情況而產生較長期流動性需求的存款機構。

2　發揮貨幣政策的窗口指導，促進社區發展。

根據《1977年社區再投資法》，美聯儲有義務鼓勵銀行和社區合作以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每一個儲備銀行都有一個熟悉社區貸款需求的社區事務官員，他的職責包括促進銀行機構、政府機構、社區組織之間的聯系，通過業務通訊和其他出版物、研討

會、專題會、大會等形式，美聯儲向銀行或銀行控股公司提供關于私營部門、社區發展融資、公私合營、聯邦和州發展計劃等經濟動向方面的信息。社區事務官員也可直接與各個銀行和社區發展代表一起工作，促進社區貸款。同時，美聯儲通過金融檢查，審查銀行為滿足整個社區的信貸需求所做的努力，其中包括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區。例如，它檢查各銀行為社區住房及其他方面的發展所提供的支持方案能到何種程度。美聯儲根據銀行是否遵從社區再投資法對其分別進行評級，美聯儲還根據金融機構在社區再投資法下的工作績效，來決定是否批準其收購、兼并或成立銀行控股公司的申請。

(三)日本中央銀行的實踐經驗

1　積極發揮再貼現政策的結構調控作用促進產業發展。

一是辦理工業票據再貼現業務。工業票據是為支付購買原材料貸款企業開出的票據，用這種票據購買的商品需要加工票據期限比商業票據期限長，容易產生問題。但為了支援二戰后生產的急速復興，日本銀行曾將這種票據也認定為再貼現合格票據。

二是開辦蓋章票據再貼現業務。廠商生產所需除購買原材料資金外，還有工資、運費、保險費、倉儲費及其他各種費用。購買原材料的資金，只要顯示購買原材料的證明資料，就可以得到貸款。其他各項資金，一般是沒有證明資料的，但為了支持當時企業的發展，日本銀行就采取詢問的方法進行審查，并在認可的票據上蓋上日本銀行的印章。這樣該票據不僅可以作為日本銀行的再貼現資格票據，同時可以在市場上作為優良票據流通。

三是開設農業票據再貼現業務。每年9月份大米收購時，資金開始流入農村，為了以有價證券的形式提供這些買賣資金，很多企業開設了6個月的短期信用農業票據。它與商業票據不同，沒有商品的擔保，也稱“空頭票據”，所以，一開始日本銀行對此票據的再貼現很消極。但由于二戰后糧食生產不穩定，確保主要糧食生產是最重要的，因此日本銀行為支持糧食生產，也認定農業票據為再貼現資格票據。

2　加大貸款政策和窗口指導，促進國民經濟快速騰飛。

貸款政策是指日本銀行向資金不足的商業銀行貸款時變動貸款額度及利率的政策。在通常情況下，再貸款利率的變化將影響到銀行、企業的籌集資本，進而影響經濟活動。此外，也通過“告知效應”來干預經濟活動。在二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存在“超貸”現象，而公開市場不發達，日本銀行就通過貸款政策來直接調控銀行信用活動。如日本銀行縮小再貸款額度時，商業銀行就要從同業市場籌集資金，這樣便給同業市場造成了壓力，拆措利率等同業市場利率就會因此而上升，與其相對的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卻又具有一定的剛性，所以，同業市場利率誘發拆借利率升高，商業銀行的貸款經營狀況惡化，從而控制向企業、個人貸款。

與貸款政策并行，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還有一個作用顯著、經常運用的手段――“窗口指導”或稱之為“貸款增加額規定”。它是日本銀行以都市銀行等主要商業銀行為對象，把季度的貸款增加額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這一手段不具有“法”的強制力，它是一種對自主協同合作的“道義規勸”，屬個別指導。因此，從其作用性質上講作為“窗口指導”對象的銀行不一定要全面服從日本銀行的這一指導。但實踐證明，“窗口指導”作用是很有效的，它作為調節金融特別是緊縮銀根的手段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三、對我國貨幣政策操作的啟示和政策建議

當前我國經濟處于轉軌時期，經濟社會中的結構性問題比較突出，貨幣政策不應只注重總量調控，還應致力于發揮貨幣政策的結構調控功能。2010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求：“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按照總體穩健、調節有度、結構優化的要求，把好流動性這個總閘門，把信貸資金更多投向實體經濟特別是‘三農’和中小企業，更好服務于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應該說賦予了貨幣政策一定的結構調控目標。為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結構調控效果，應進一步豐富和完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操作和實施。

一是繼續完善差別存款準備金制度。經國務院批準，中國人民銀行從2004年4月25日起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目前，為鼓勵農村金融機構、中小型金融機構支持“三農”和中小企業發展，人民銀行已開始對上述金融機構執行較低的差別存款準備金率。下一步，應進一步豐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的內容和操作方式，探索運用差別準備金政策的動態調整，要在原差別準備金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和規范，綜合考慮金融機構的系統重要性和各機構的穩健狀況，以及執行國家信貸政策情況等，以更有針對性地回收過多流動性，引導金融機構信貸合理、適度、平穩投放，優化信貸結構，更多體現宏觀調控和經濟結構調整、區域經濟發展等的要求。

二是進一步發揮再貸款的結構調整功能。按照“區別對待、收放結合”的原則，加強對再貸款的分類管理，進一步發揮支農再貸款支持擴大“三農”和縣域等薄弱環節信貸投放的引導作用。對于需要重點扶持和發展的中西部地區，應加大傾斜力度，這樣可以彌補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在中央銀行統一貨幣供給調控時的不利地位。在再貸款條件上應區別對待，對于需要重點扶持的地區和產業，可以優先或者降低再貸款條件，同時可以在再貸款定價上給予一定的優惠。

第2篇：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論文摘要：我國自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先后發生了三次沖突，給我國的國民 經濟 造成了重大影響。正是這些沖突引發了我們對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協調思考。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協調重點在于利率與匯率機制的改革及發揮兩者聯動作用及其他配套措施。本文就我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協調的短中期協調方案以及實現長期協調應采取的措施提出一些建議。

隨著我國進一步履行加入wto的承諾，必將進一步推動我國資本賬戶的放開，目前的政策機制也將面臨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新挑戰。我國的 金融 發展 模式將從現行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資本管制”向“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浮動匯率”轉變。內外部的不平衡矛盾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出現，并將集中表現為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沖突和協調。

一、短期協調方案

（一）穩住匯率

提高匯率是一項長期的政策，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全面而深遠。

1、穩定人民幣升值預期

如果人民幣匯率大幅度波動對金融穩定將會帶來較大的沖擊，不符合我國的根本利益。當前我國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應在穩定人民幣幣值的前提下緩解升值壓力。如果市場對升值預期過高，大量的投機性熱錢流入，其本身就會導致升值壓力。因此，必須穩定幣值，減少市場遐想空間。如果大幅升值，那么一次升多少合適，這恐怕難以 計算 ，如果一次性升值幅度不夠，就存在進一步升值的必要，這必將在客觀上強化升值預期，投機資金更會大量涌入。如果一次性升值幅度過大，國內經濟形勢就會急轉直下，升值結束之時就是人民幣貶值的開始。因此，在升值問題上動不如靜。

2、著力疏導升值壓力

首先，加快建立戰略性物資儲備制度。近年來，美元持續貶值，黃金、石油、銅等大宗商品的價格一再飄升，我國的外匯儲備正面臨著不斷縮水的風險，可考慮在適當時機適量購入黃金、石油、白銀和銅等戰略性儲備物資，以有效化解外匯儲備縮水風險。如果美元貶值，以美元標價的主要戰略物資的價格會上漲；如果美元升值，主要戰略物資的價格會下降。這樣，把手中的美元花出去以后，本幣升值壓力會相應減小，無論美國的貨幣政策走向如何，我國的外匯儲備不至于成為犧牲品。

其次，小幅適度加息，鼓勵資本流出。從2006—2007年的貨幣政策操作效果來看，市場投資主體對資金運用成本不是很敏感。大幅度加息對有些地方以政府為背景的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和自有資金實力雄厚的壟斷 企業 的融資成本影響不大。但是，眾多的民營中小企業卻很可能因為資金鏈條的斷裂而被市場淘汰出局，這樣會造成逆向淘汰的結果。因此，對投資的調控應主要著力于能耗、環境、土地和產業政策等方面。不能過高地估計了加息的作用。此外，大幅度加息對吸引國際游資的效果比較明顯，會進一步加大本幣的升值壓力。

（二）全面緊縮國內市場資金的流動性

1、可考慮進一步提高存款準備金率

盡管央行在2007年已連續10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累計5.5個百分點，但是下一步仍有提高的空間。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象征意義大于實質意義。流動性較好的銀行只需進行微幅的資產匹配調整，減少1個百分點的超額存款準備金率，增加1個百分點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即可。

2、應繼續加大發行央行定向票據的力度

應進一步加大央行定向票據的發行力度，雖然會增加發行成本，但比起直接升值后導致外匯儲備縮水和出口大幅下挫的損失，這個損失是很小的。從上半年的政策執行效果看，發行定向央票不但有總量緊縮功能，還有結構調控的優點。建議適當延長票據發行期限，并照顧商業銀行利潤因素，適度提高票據利率。

（三）進一步加大央行窗口指導的作用

首先，高度重視貸款過快增長可能產生的風險，合理控制貸款投放。其次，要落實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及產業政策，優化貸款結構，合理控制中長期貸款比例。既要嚴格控制對過度投資行業的貸款，又要加強對經濟薄弱環節的信貸支持。此外，要強化資本約束機制，防范票據融資風險，實現穩健經營。

二、中長期協調方案

（一）完善貨幣市場與貨幣政策利率傳導渠道

1、發展貨幣市場

實現通過貨幣市場和利率傳導貨幣政策，對于貨幣調控模式的轉變具有決定性意義。

（1）增加貨幣市場主體，鼓勵貨幣市場創新，建立貨幣市場做市商制度。

一是通過增加貨幣市場主體，擴大傳導貨幣政策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銀行間債券市場成員，使之包括銀行機構和非銀行機構，逐步增加參加外匯市場的成員。二是鼓勵金融創新，發展新的貨幣市場工具。只有不斷增加貨幣市場工具，才能滿足不同金融機構和經濟主體的需求，增大貨幣市場的影響力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三是建立做市商制度，活躍市場交易。做市商在貨幣市場上進行買賣雙邊報價和交易，有利于穩定市場價格，活躍交易活動，滿足中央銀行調控貨幣供應和金融機構調整資產負債結構的需要。

（2）大力發展票據市場，建立全國統一的國債市場，發展貨幣市場基金，形成完善的貨幣市場體系。

一是把票據市場的發展作為我國貨幣市場發展的重點。我國票據市場發展落后，是限制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原因。應當從完善票據市場組織體系和運行機制入手，以發展具有貿易背景的票據融資為重點，通過鼓勵商業銀行建立票據專營機構，擴大中央銀行再貼現，整頓票據市場秩序等手段，加快票據市場的發展。二是調整國債發行結構，發展銀行柜臺市場，建立全國統一的國債市場。通過發展銀行柜臺交易，使中小機構和個人投資者形成與貨幣市場的密切聯系，形成統一的國債市場，擴大貨幣市場的覆蓋范圍。三要研究借鑒國外貨幣市場基金的做法，發展我國的貨幣市場基金。基金作為機構投資者，一方面與貨幣市場金融機構直接交易，另一方面與眾多的中小投資者、企業等直接交易，能夠促進貨幣市場交易，并增大對貨幣政策傳導的效力。

2、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

（1）發揮貨幣市場利率的引導作用，逐步建立以中央銀行利率為基礎，以貨幣市場利率為中介，由市場供求決定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水平的利率體系，完善利率調節機制。

一是要在推動貨幣市場發展的同時，在建立統一的貨幣市場基礎上，形成有機的貨幣市場利率機制。我國貨幣市場相互分割，導致貨幣市場各個子市場利率之間缺乏緊密聯系，同時貨幣市場發育不充分，限制了貨幣市場利率對整個利率體系的引導作用。應當盡快消除各個市場之間的各種障礙，首先形成統一的貨幣市場利率，并確定出中央銀行的基準利率。

二是改革當前對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的管理辦法。

三是 總結 國債、企業債券、金融債券發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經驗教訓，加快證券發行的利率市場化。

（2）加快推進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改革，調整金融機構、企業、居民個人的資產結構。

一要繼續把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轉變為股份制商業銀行。加強對銀行的約束，建立完善的經營機制，只有這樣，才能使商業銀行內在的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對稱，在資金供求和利率變化時，做出符合市場規則的反應，傳導貨幣政策的意圖，擴大貨幣政策的效應。

二要加快國有 企業 改革，提高投資活動的利率彈性。在國有企業機制不能得到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利率難以對國有企業的投資活動產生足夠的影響。因此，必須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調整國有 經濟 的比重和結構，使國有企業真正作為市場主體通過競爭獲得資金，使利率發揮出對投資的調節作用。

三要調整企業、 金融 機構特別是居民個人的資產負債結構。通過 發展 對居民個人的信貸業務，擴大居民參與金融活動的深度，鼓勵金融創新，調整居民資產結構，改變居民金融資產過度集中于銀行儲蓄的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下，居民的收支活動也會相應增加利率彈性。

（二）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適當放寬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

實行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可以讓匯率動起來，這樣保持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的任務就落到匯率政策上。采取靈活的穩定匯率政策是應對復雜的國際形勢和不斷變化的國內經濟狀況。匯率穩定政策不能以扭曲市場機制為代價，要通過更為市場化的干預和管理來實現匯率穩定，同時應在人民幣實現管理浮動的情況下慢慢增強對人民幣的信心，為人民幣的完全可自由兌換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其他配套措施

1、完善國內金融市場，擴大遠期外匯交易市場，規避匯率風險

銀行間的遠期外匯買賣主要是基于對客戶的遠期外匯買賣，主要起到平倉和補倉作用，遠期匯價以即期匯率加升貼水表示，根據利率平價理論并結合我國利率尚未市場化的現實，遠期匯率可根據即期外匯供求狀況， 參考 央行再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來決定，我國央行應視市場實際運作情況，少“托市”干預，適度參與外匯買賣，更多地運用利率杠桿調控外匯市場。

2、調整外匯儲備，改革結售匯制，促進外匯市場發展

必須調整外匯儲備，增強外匯市場供求自我調節能力，加快結售匯制度的改革，由強制結匯過渡到按比例結匯，再過渡到意愿結匯，促進外匯市場發展。中央銀行可以通過提高外匯指定銀行結算周轉外匯余額上下限比例的方法，來發揮其“蓄水池”功能，增強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自主性。國內企業結匯的比例也可以根據國際收支狀況進行靈活調整。

3、放開貨幣衍生品市場，讓商業銀行成為穩定匯率的第一道蓄水池

匯率體制改革的“漸進性”不在于匯率制度本身在健全和完善上的漸進性，而在于銀行體制（商業銀行是否真正成為風險管理主體，并具備完備的內控機制）、衍生品市場建設等配套制度建設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匯率制度改革必然是漸進性的。

結束語

隨著我國進一步履行加入wto的承諾，必將進一步推動我國資本賬戶的放開，目前的政策機制也將面臨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新挑戰。在存在升值預期的時候，單一的貨幣政策或是匯率政策無法實現經濟均衡增長，也沒有辦法使人民幣穩定升值。如何把握二者搭配的方式、順序，以及調整的時機，本文試圖尋找人民幣穩定升值過程中實現經濟均衡增長同時避免流動性過剩引發資產價格泡沫的可行途徑。

第3篇：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曉媚

經濟政策能否同科技進步一樣，在經濟增長模型中作為一個參數？如果可以，這個參數能有多大的作用？也就是說，經濟政策能夠“制造”出多少或多長時間的經濟繁榮？詹姆斯·托賓所著《通向繁榮的政策———凱恩斯主義論文集》中文版，包含了托賓先生12年里撰寫的43篇以政策為導向的論文，體現了他的經濟理論思想和政策主張，值得一讀，它會給我們一些啟迪。

宏觀經濟政策常常是大眾傳播媒介議論的中心。首先，所謂“宏觀”，其實可能“微”到每個人，比如，收入政策，財政政策都可能導致“我的錢有多少要以稅收的形式回歸政府”；其次，制訂政策者往往是權力者，而“權力總是吸引著忠告和批評”，這也恰恰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魅力。凱恩斯主義宏觀政策常常引起熱烈的爭議，不僅因為經濟復蘇帶給它的榮譽，也因為繁榮后的蕭條帶來的困惑。但是，無論如何，凱恩斯主義的宏觀政策是值得研究的。

關于凱恩斯宏觀政策的基本原則，托賓先生概括為：第一原則就是明確地用宏觀經濟政策工具去實現實際經濟目標，特別是充分就業和國民總產出的實際增長；第二個原則，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是能動的，它能夠對實際觀察到的經濟狀況以及不同政策選擇下發展道路的設計作出靈活的反應；第三個原則，凱恩斯主義希望確定協調一致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以實現宏觀經濟目標；第四，凱恩斯主義者并沒有樂觀地認為，需求管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市場，就足以實現名義和實際的雙重目標，即同時獲得充分就業和價格或通貨膨脹的穩定。托賓先生希望并預期，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會出現新的理智的綜合，以取代引起不和的爭論和混亂的辯駁。宏觀經濟政策理論將在爭論中不斷地完善和發展。

經濟政策在時間選擇上是有“幸運”因素的。某種經濟政策是否會對經濟運行發生效果，時間或曰“機遇”是很重要的，這也就是某種經濟政策會成為“幸運兒”，嚴格地講，應該是一組政策選擇。政策選擇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比如：國際經濟環境，主要經濟強國的政策制約，經濟波動周期，經濟政策本身的時效和慣性，乃至選擇或者挑選一種政策組合的能力，等等。而這些，往往會凝集在某一個時點上，這就是政策的時間選擇。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的確“制造”過繁榮，而幸運的是，它的時間選擇。

第4篇：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摘 要:在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政府通過判定經濟政策對經濟運行加以調控,是十分必要的｡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調控面臨著更加復雜的環境,只依靠一項或兩項經濟政策不可能實現調控目標,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從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研究出發系統論述了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及其前言,對當今國際上經濟發達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政策協調問題進行了對比分析,在此基礎上,對我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協調配合中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強政策協調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政策協調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392(2007)08-0003-05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矚目;但是,隨著改革開放進入攻堅階段,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也日益凸現｡

從內部經濟運行狀況來講,目前最為突出的,是流動性過剩問題和消費與投資關系失調問題;從外部經濟運行狀況來看,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過高,對外貿易帶來的巨額順差,使人民幣受到來自外匯市場和外國政府兩方面的升值壓力;低價促貿政策,也引來許多國家的反傾銷,貿易摩擦愈演愈烈,中國經濟蒙受損失的金額也越來越大｡此外,中國經濟還存在產業結構落后､經濟效率低下等眾多問題｡因此,從某種角度看,現在的中國經濟可謂“內憂外患”,經濟增長進入到了關鍵時期｡

對上述問題做一仔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這些問題環環相扣,他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比如流動性過剩讓人們想到外匯占款過多,而外匯占款過多是由中國僵硬的匯率制度和過高的外貿依存度引發的;但是如果放開人民幣匯率,將會有眾多的外貿企業倒閉｡如此看來,似乎中國經濟走入了一個死循環｡那么,如何解決這一連串的問題,如何避免像日本那樣因為結構改革而失去十年增長,如何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及時､穩健地完成經濟改革等,這都是擺在我們面前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

雖然政府與市場誰更會走向失靈,在理論界及發達國家的實踐中始終沒有統一答案;但是,鑒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困難,政府通過制定經濟政策對經濟運行加以調控,卻是十分必要的｡面對上述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或一､兩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我們必須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協調各種經濟政策工具和手段,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在宏觀調控中二者的協調配合一直是經濟學家和政府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隨著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不斷深化,國際收支形勢的改變以及匯率形成機制的逐步完善,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和匯率政策對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將產生直接影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等,作為調控經濟運行的主要政策,相互之間存在諸多結合部;而這些結合部,正是經濟運行中的關鍵環節,對經濟協調､健康運行發生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和作用｡因此,本課題組將致力于對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等發揮作用的相互結合部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并努力尋找各項政策間的協調配合模式以及各項政策工具和手段的具體協調方式｡希望這種探討和研究,能夠對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中深層次矛盾以及與之相關的現實問題的解決,對于充分發揮各項政策作用,減少政策摩擦,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等,提供理論方面的參考和依據,為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盡微薄之力｡

二､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

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都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著某些矛盾的｡因此,在同時使用這些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并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這也是前人在研究經濟政策相互協調問題時,十分重視的｡

(一) 國外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研究成果

經濟政策協調這一問題,最早是由新古典綜合派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最初只涉及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問題;后來,經過長期的探索,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配合問題也被提了出來,并逐步發展成為較為成熟的理論框架｡若對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大致做一歸納,可發現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即: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如何協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匯率政策如何協調,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如何協調｡

1.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研究

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如何協調的研究中,新古典綜合派最早提出了在以財政政策為主的經濟調節過程中,應當輔之以必要的貨幣政策手段的觀點,顯然,他們的分析是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展開的｡

20世紀60年代,Robert Mundell和Marcus Fleming相繼發表文章,在IS-LM模型的基礎上加入BP曲線,即國際收支平衡線,將原模型擴展為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模型｡該模型的政策意義相當明顯,用IS代表財政政策,LM曲線代表貨幣政策,BP曲線代表匯率政策,通過曲線的移動即可分析出適宜的政策搭配｡

伴隨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及其對經濟學研究的影響,有關政策協調問題的探討也開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展開｡但是,由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必然要求在中央銀行之外再加入一個財政政策制定的主體,這樣,將使模型變得非常復雜,所以一直沒能深入下去｡在這個方面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也就是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 以及Alberto Alesina和Tabellini所提出的模型｡Maurice Obstfeld和Kenneth Rogoff模型于1995年提出,他們研究了在資本完全流動的條件下,將私人部門效用､資產市場和商品市場調整速度差異結合在一起時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并設計了相應的模型,其特點是將私人部門的跨期效用最大化引入模型｡Alberto Alesina和Tabellini模型建于1987,雖然在他們的模型中假設貨幣當局是唯一的政策制定者,但是該模型中確實已包含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互協調的內容｡

隨著歐洲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推進,人們又發現統一的貨幣當局(如歐洲中央銀行)與各國財政當局之間的協調也變得越來越復雜并越來越重要,因此,現在人們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研究,也愈益集中在這兩個機構的協調方面;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很難獨立運行,因而各國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也受到高度重視并推動國際政策協調理論得以蓬勃發展｡

2.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匯率政策協調的研究

我們知道,現代經濟是在開放的條件下運行的｡而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由于國際貿易､國際資本流動等因素的影響,必然同時存在內部和外部兩個均衡,而這兩個均衡之間是有沖突的｡因此,經濟學家們在研究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互協調時,必然會考慮到匯率制度因素｡最早描述內外均衡沖突的是英國的J. Meade｡他在1951年出版的《國家收支》一書中率先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內外均衡矛盾的問題,即所謂的“Meade沖突”｡Meade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一國干預經濟的政策只能通過調節總需求達到目的,這便可能會出現內外均衡顧此失彼的局面;他列舉了內部經濟狀況與外部經濟狀況的不同組合,其中經濟衰退 / 國際收支逆差和通貨膨脹 / 國際收支順差兩種組合存在內外均衡的沖突,擴大總需求將進一步惡化國際收入,而實行緊縮的政策將進一步增加國際收支順差｡

在Meade之后,Jan Tinbergen和R. Mundell先后提出了對內外均衡沖突進行政策協調的原則｡荷蘭經濟學家Tinbergen認為,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必須至少有N個線形無關的政策工具;如果把內外均衡算作兩個獨立的政策目標,那么僅使用支出增減政策(假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通過改變支出增減來影響經濟)是不夠的,還需要其它的政策工具｡美國經濟學家R. Mundell則提出了政策指派的有效市場分類原則｡Mundell假設不同的經濟政策是由不同的主體做出的,他的結論是,如果每一個政策工具被合理的指派給某一個政策目標,在目標偏離最優水平時按規則加以調控,那么即使是各經濟政策分別由不同主體控制的分散決策情形下,最優目標仍有可能實現｡Mundell認為應當將貨幣政策指派給外部均衡,而將財政政策指派給內部均衡｡除了使用政策搭配來解決內外均衡矛盾的原則之外,Mundell和T. Swan還各自提出了具體的政策搭配建議｡

3.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協調的研究

在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的搭配方面,做出貢獻的學者及其成果主要有:Brander和Spencer(1995)率先對戰略性促進出口的政策進行了研究;Collie(1994)認為本國企業與外國企業在本國市場展開壟斷競爭的條件下,會因外國政府的出口補貼而提高本國的福利水平;Dixit和Grossman認為如果諸如技術人員等共同要素投入各壟斷性出口產業,則對共同要素的需求的增加會導致其價格上升,可能抵消個別產業的成本削減(1986);Eaton和Grossman(1987)認為,企業針對其他企業產量的變化做出調整的方式不同,使得貿易政策介入的方式也不相同;Marukusen和Venables認為,如果本國企業向國內供給時邊際成本遞增,則促進出口的政策是不利的;Brander和Spence(1981)和Ito(1988)對戰略性的國內產業保護政策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二)國內有關經濟政策協調的理論研究成果

改革開放之前,由于中國實施計劃經濟體制,政策的協調主要由政府部門通過各種計劃來完成,所以,理論界對此問題的研究成果較少｡伴隨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進程以及市場運行機制的建立和發展,再加上對外經濟開放進程的逐步加快,各種政策之間的協調問題日益重要從而也受到理論界的高度重視,研究成果頗多｡所以,中國國內對政策協調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從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實施之后進行的｡

在國內對政策協調問題的研究方面,總的看來,我國學者主要以問題導向分析居多,并且大多側重于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協調配合｡蔡一珍和鄭榕(1999)利用IS-LM模型分析了不同匯率制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應,使用Swan圖解分析了浮動匯率制下匯率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搭配問題｡除此之外,還比較了財政政策與匯率政策在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方面的不同,匯率政策可以采取本幣升貼水的措施,財政政策則可以采取進口補貼､進口稅,出口補貼､出口稅的方式,兩種政策的不同取決于進口國或出口國進口需求彈性的不同｡鄭超愚和陳景耀(2000)根據鄭超愚(1996)的結構主義模型(由匯率制度､利率政策和通貨膨脹外部響應方程組成)揭示了非均衡匯率政策對貨幣政策擴張性操作的外部約束,認為人民幣匯率的實際貶值是通過通貨緊縮途徑實現的,并提出在通貨緊縮時期,中國的貨幣政策應當采取適應財政政策的貨幣供應管理模式｡劉尚希和焦建國(2000)從中國處于經濟轉軌時期這一特點出發,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出發點應當是總量平衡和資本積累｡王勇(2002)歸納了本外幣政策協調即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協調的六個層次,最低級的是信息交換,即獨立決策的各國政府相互交流自己的政策信息,避免誤判;第二個層次是危機處理,指各國在危機之后進行共同的政策協調以處理危機帶來的不良后果;第三個層次是避免共享目標變量的沖突,避免為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而相互惡意競爭;第四個層次是合作確定中介目標,是說各國在調整可能對國外產生影響的國內經濟變量時,要進行相互協調以避免溢出效應;第五個層次是部分協調,指不同國家就國內經濟的某個部分目標或工具進行協調;第六個層次是全面協調,顧名思義,即將不同國家所有主要政策目標和工具都納入協調范圍,從而獲取政策協調的收益｡范志勇(2005)通過理論模型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政府福利最大化的目標下,匯率政策和通貨膨脹政策的替代取決于政府福利函數對兩種政策的敏感程度和產出對兩種政策的彈性,而他在實證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貨幣政策對產出短期波動的影響大于匯率政策,時滯也更短｡

近年來,也有一些學者開始注重對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相互協調以外的包括貿易政策､產業政策以及制度因素在內的共同協調的分析和研究｡任碧云(2005)認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貿易､國際收支以及國際資本流動對經濟增長率､貨幣供給增長率和投資增長率的確定和維持造成很大沖擊,所以為實現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資金和經濟的內外協調,既要保證國際貿易和國內貨幣供求之間的均衡,以及國際資本流動和國內資金供求的均衡,還要充分利用調整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政策與工具;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實現中國貨幣､資金與經濟的內外協調運行的四點主張,即:調整貿易戰略,改善國際收支結構;改革匯率制度,促進本幣政策與外幣政策的協調;合理引進外資,促進民族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促進資本輸出,大力鼓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龍小海,葉子榮和張呂(2006)在IS-LM模型中加入制度因素,包括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投資函數,制度變遷進程,政府管制力度;并假定由于中國市場化不完全,IS和LM曲線之間存在同步移動的關系｡在利用修正后的IS-LM曲線分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政策之后,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利率政策要與對貨幣供應量的調控相配合,才能盡快實現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均衡,而由于中國現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并不順暢,所以貨幣政策還需要有財政政策的配合｡

三､經濟政策協調的國際實踐

(一)美國經濟政策協調的實踐

由于美國市場經濟發達,市場機制和體系完善,政策傳導機制健全,所以,美國政府主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及其工具､手段的運用,就能夠對經濟運行取得良好的調控效果｡也正因為如此,在美國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政府也就主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來實施對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而且,美國的實踐,也充分地驗證了政策協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從20世紀30年代起,美國就在新古典綜合派學說的指導下,執行以財政政策為主､輔以貨幣政策的政策搭配;這種政策實行的結果,是美國經濟一直穩定增長至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前｡

石油危機爆發后,美國經濟陷入了“滯脹”局面,當時執政的Carter政府(1977―1981)和1981年以后執政的Reagan政府,實行的基本都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但是,這種政策在收到了比較好的抑制失業效果的同時,也使通貨膨脹不斷加劇;為了應對由通貨膨脹帶來的公眾不滿,美聯儲從1979年10月開始不得不采取強有力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可以說,美國政府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基本實施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

20世紀90年代,是美國經濟強勁增長的時期｡這一時期,不僅美國經濟增長速度增快,而且同時保持了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水平,成為美國經濟發展中的佳話,也引起了理論界的普遍關注｡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政策取向中,財政預算盈余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到20世紀的最后十年,美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配合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經濟出現了衰退的跡象｡2001年剛上臺不久的George W. Bush政府,采取了擴張的財政政策,于2003年5月通過了總額達3300億美元的減稅案;美聯儲也采取了擴張的貨幣政策,從2001年開始連續12次降息｡2003年以來,美國經濟開始好轉,生產率節節攀升,但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也使得美國陷入“雙赤字”的境地｡2004年,美國經濟全面復蘇,但通貨膨脹的壓力又開始顯現,于是,美聯儲從2004年6月開始至今,又已經連續17次加息,使基準利率由1%升至了5.25%;2006年8月8日和9月22日召開的兩次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例會,也都作出了維持基準利率不變的決定｡

(二)中東歐國家轉軌時期政策協調的實踐

中東歐國家在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出現的突出問題之一是高通貨膨脹,它造成宏觀經濟不穩定,并嚴重地影響了經濟轉軌的進程｡所以,治理通貨膨脹､穩定宏觀經濟就成為中東歐國家經濟轉軌的重要任務｡

中東歐國家部分政黨和經濟學家認為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是引起通貨膨脹的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控制貨幣供給總量和貨幣流通量就成為克服經濟轉軌過程中出現的通貨膨脹的基本出發點｡那么,運用什么樣的政策才能控制住貨幣供給總量和貨幣流通量呢?中東歐國家主要運用了以下政策｡

1.運用財政政策調節｡首先,實行嚴格限制國家財政預算支出的政策｡中東歐國家以強制手段對國家財政預算進行了結構性改革,實行了大幅度縮減國家行政開支､停止對國有企業財政補貼､取消出口補貼等措施;其次,實行嚴格限制國家投資的政策,以抑制過高的投資需求;第三,實行嚴格遵守計劃預算赤字､禁止以印刷鈔票填補預算赤字等硬預算政策;第四,提高稅率,取消稅收優惠｡

2.運用貨幣政策調節｡主要采取了下列措施:(1)政府與中央銀行共同確定發行貨幣量的原則,并使其符合反通貨膨脹的要求;(2)不允許國家銀行以發放無息貸款方式填補國家財政預算赤字;(3)國家銀行取消優惠貸款;(4)調整法定儲備率(或稱法定金準備比率);(5)公開市場業務;(6)提高貼現率;(7)調整銀行存款利率;(8)大幅度提高銀行貸款利率;(9)提高抵押貸款利率;(10)商業銀行增加在中央銀行的存款量;(11)控制外商短期存款流入｡

3.實行市場匯率機制,本國貨幣自由兌換｡為抑制通貨膨脹､調整國內價格體系､增加美元儲備､堅挺本國貨幣,一些中東歐國家在90年代初開始實行了統一的､浮動的市場外匯匯率,建立起本國銀行之間的外匯市場｡即使在90年代初沒有實行市場匯率機制的國家也大幅度提高了美元與本國貨幣的正式匯率,縮小正式匯率與美元在自由市場匯率之間的差別｡

此外,中東歐國家還通過增加商品市場供給､進一步調整價格體制等手段配合上述政策,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三)日本經濟政策協調的實踐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為了迅速實現經濟的重建,日本采取了“雙松”的經濟政策｡具體體現為:增加財政支出,增加轉移支付,減免稅收,同時實行“貸款額度優先”政策,對重點行業提供優惠貸款｡“雙松”的經濟政策使戰后的日本經濟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長｡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經濟也陷入“滯脹”之中｡面對“滯脹”,日本政府首先采取了“雙緊”的政策搭配來治理通貨膨脹,在通貨膨脹得到一定遏制之后,馬上采取“雙松”的政策搭配治理經濟的停滯不前｡“雙緊”+ “雙松”的政策搭配,使日本經濟再次進入平穩增長階段,并一直保持到上世紀90年代｡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由于房地產泡沫破裂陷入深刻的衰退之中,日本銀行不得不采取了擴張的貨幣政策,同時日本政府采取了擴張的財政政策;但是,當擴張的財政政策引致嚴重的財政赤字時,日本政府又被迫放棄了擴張的財政政策,此舉使得日本經濟雪上加霜｡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在整個90年代由于一直拿不出立竿見影的好辦法,草率的數次更改政策方向,直到小泉內閣上臺,決心進行結構改革以后,日本的經濟政策才趨于穩定,但財政政策已經基本失去杠桿作用｡2003年下半年開始,受來自中國的進口需求強勁增長的刺激,日本經濟出現復蘇現象,內需保持持續增長,通貨緊縮緩解,出口增長較為強勁,就業形勢也有所好轉｡2006年7月14日,日本銀行政策委員會決定放棄實行了5年零4個月的零利率政策,日本進入緊縮貨幣政策時期｡

(四)德國經濟政策協調的實踐

1990年,民主德國(東德)和聯邦德國(西德)順利合并,實現了德國的統一｡統一后的德國政府,為了盡快發展國民經濟,實施了增加政府支出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前東德地區的基礎設施投以大量資金,并對前東德地區居民給予了數額龐大的轉移支付｡與此同時,德意志銀行采取了緊縮的貨幣政策,使利率水平上升至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在此之后,德意志銀行繼續保持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并對政府擴張的財政政策提出批評｡這種政策搭配,使德國多年來保持了比較低的通貨膨脹率,但同時也產生了貿易赤字,并且充分就業的壓力也較大｡

歐元的誕生給各成員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帶來歷史性的轉變,維持歐元幣值穩定成為最重要的目標｡為此,各國將貨幣政策讓度到歐洲中央銀行并由它制定歐元區貨幣政策;各成員國喪失貨幣政策后,財政政策自然上升到更重要的地位｡ 但是,歐盟對歐元區各國財政政策也有所限制, 1997年歐盟通過的 《穩定與增長公約》 規定: 歐元區成員國公共財政赤字不得超過其GDP的3%, 國債不得超過其GDP的60 %,否則將受到嚴厲制裁｡

公約簽訂后,德國的財政發展大致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98年到2000年),德國為歐元的誕生以最后“沖刺”的態勢把赤字比率降到了公約的標準;第二階段(2001年至今),德國財政赤字急劇擴大,財政政策面臨嚴峻挑戰｡根據黃立華(2006)的分析,德國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財政收支不平衡,赤字超過條約規定;促進經濟增長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訴求與降低赤字的迫切任務之間存在矛盾;歐盟經濟政策趨同與德國經濟景氣之間不相吻合｡分析這些問題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兩德統一的后遺癥至今仍舊影響德國的赤字水平;高稅收面臨減稅壓力,而聯邦政府減稅后短期內擴大赤字,長期增長效應又不明顯;社會保障支出壓力過大,政府財政支出難以削減;失業問題嚴重,勞動力市場缺乏活力等｡為解決這些問題,德國政府近年來在積極致力于社會福利方面的改革和經濟結構的調整的同時,也十分重視稅收制度､勞動力市場以及跨國政策協調等各項經濟政策操作層面的改革和配合｡

第5篇：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特別提款權 人民幣國際化 貨幣政策

一、人民幣加入SDR的背景

SDR于1969年被IMF創設，最早與黃金掛鉤，亦稱紙黃金。是一種儲備資產和記賬單位，它是對原有普通提款權的一種補充，所以稱為特別提款權。特別提款權采用一籃子貨幣的定值方法，IMF為確保籃子中的貨幣在國際交易使用中所應具有的代表性，每五年對SDR貨幣籃子進行評估，包括調整貨幣籃子中的貨幣種類和貨幣權重。2010年IMF認定人民幣未達到“自由使用”的標準，未批準加入。2015年我國再次申請加入，我國為了達到“自由使用”的標準進行了一系列改革：2015年8月11日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10月8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上線運行，10月21日自貿區試點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等。至此，人民幣達到入籃要求，人民幣入籃成功，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目前SDR貨幣籃子中，美元比重為41.73%，歐元30.93%，人民幣10.92%，日元8.33%，英鎊8.09%，即人民幣在所占份額的排名上位居第三，超出日元和英鎊。

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對人民幣國際化具有最要意義。然而，伴隨著人民幣的入籃，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程度將逐步提高，資本階段性流出和貨幣貶值風險不容樂觀。貨幣當局在兼顧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的同時，其“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多重目標的平衡將面臨考驗，貨幣政策的調整方向、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以及與其他經濟政策的協調將考驗著貨幣當局的決策智慧。

二、人民幣加入SDR對我國貨幣政策的不利影響

（一）貨幣政策多重目標的實現面臨挑戰

當前我國處于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新常態的特征之一就是經濟下行壓力顯著。我國GDP增長速度從2006～2015年一路下滑，2015年增速為6.9%，首次突破7%，經濟下行壓力可見一斑。在我國面臨多重壓力下，應更加注重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體而言，主要是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和補短板五大任務。在此背景下，貨幣政策的管理策略也要做調出整以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為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創造穩健且靈活適度的貨幣金融環境。此外，在貨幣政策實施過程中金融風險的把控仍是重工作。人民幣加入SDR后，隨著資本流動、利率和匯率的管制被放松，國際資本將會有更大的波動，并且金融體系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和極強的負外部性，確保我國金融體系的安全已成為入籃之后的重大難題。而“穩增長、促改革、控風險”多重貨幣政策目標的平衡也將面臨挑戰。

（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將會削弱

根據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理論，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即一個國家不能同時擁有三項只能擁有其中的兩項。隨著人民幣的入籃，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速，不可能三角的第一項“資本的自由流動”可能無法阻擋。2015年12月份由于美元的加息而引起大量的資本外流已證明如此。此時，不可能三角已變成后面兩項的角逐。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希望擁有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但是，要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人民幣幣值的穩定是其必要條件。入籃之后，人民幣的雙向浮動將不可避免，在盡可能的情況下央行不會干預市場。但是，如果資本流動發生異常或人民幣貶值幅度過大，央行還是會果斷干預。所以，央行為確保人民幣匯率的穩定，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可能會被犧牲，貨幣政策獨立性將會削弱。

（三）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將會變的低效

人民幣加入SDR后，一些國家央行會增持人民幣資產以調整外匯儲備。此外，隨著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國居民和企業對人民幣的需求量也會增加。根據凱恩斯流動性偏好理論，人們對貨幣的需求是由三個動機決定的，即交易動機、預防動機和投機動機，其中，交易動機和預防動機的貨幣需求與收入成正比，投機動機的貨幣需求是利率的減函數。一方面，由于世界各國居民所處國情、消費習慣和風險偏好的不同，由此三大動機主導的貨幣需求量難以把控。如果我國央行不能做到人民幣需求量與供應量的動態均衡，那么，發生通脹或通縮的概率將會增加，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效率將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作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中介目標須滿足三個標準，即可測性、可控性和相關性。在人民幣國際化背景下，不易對中介目標做出較好的可測性和可控性，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也會變得更加低效。

（四）確保我國金融體系的安全或是央行面臨的最大難題

人民幣加入SDR標志著我國金融市場開始全面融入全球金融市場。與此同時，我國金融風險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金融風險從此密切聯系著，人民幣的入籃考驗著我國金融體系的安全。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2015年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2015年我國經常賬戶順差18272億元人民幣，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8258億元人民幣，其中，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逆差29814億元人民幣。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的逆差往往代表著資本正在流出中國，并且資本外流非常嚴重。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匯率市場化和資本項目的逐步放開，我國貨幣政策仍需在擴大匯率管理彈性和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之間做出權衡。維持金融市場的基本穩定和防范系統性風險的發生將成為人民幣加入SDR后央行面臨的最大難題。

三、應對人民幣加入SDR對我國貨幣政策不利影響的相關對策

（一）新型貨幣政策工具的靈活運用

我國央行在經濟新常態和人民幣國際化的背景下，其貨幣政策在管理手段上應更加注重前瞻性與靈活性的相結合。在貨幣政策工具上，應更加注重價格型工具與數量型工具的相結合、定向型工具與全面型工具的相結合。除了運用傳統的準備金、再貸款、再貼現工具之外，應更加注重新型貨幣政策工具的靈活運用。通過傳統貨幣政策工具與新型貨幣政策工具的優化組合，逐步完善央行短、中、長期政策利率體系，以便在應對金融風險時能夠做出及時的對沖，提高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效率。從2013年到2015年我國央行創新了以下幾種貨幣政策工具：①常備借貸便利（SLF），②中期借貸便利（MLF），③抵押補充貸款（PSL），④信貸資產質押在貸款。這些新型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提高了金融機構信貸資產的流動性，更好地支持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如2016年1月15日，為保證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人民銀行對9家金融結構開展中期借貸便利操作共1000億元。央行通過MLF、SLF、PSL等定向降準工具向三農、小微、棚戶改造等領域提供流動性支持，以滿足市場各單位對流動性的需要。

（二）央行應強化預期管理，釋放明確信號

2015年12月美元0.25%的加息而引起大量的資本外流以及“熔斷機制”在我國股市的短暫旅行都已經很好地說明：我國的貨幣政策在預期管理方面仍需加強。其實，可怕的不是美聯儲加息，而是市場有連續加息的預期，只要市場有這種加息預期的存在，那么資本外流就會存在，這反過來又會增加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在人民幣逐漸向國際儲備貨幣轉化的過程中，央行有必要強化貨幣政策的預期管理。一方面，完善央行制度性建設，提高決策的透明度、有效性，當央行做出一項決策時不應選擇性地征求市場意見，并且做到監督有效。另一方面，貨幣政策應做好與其他經濟政策的積極配合，多政策、多渠道地釋放明確信息，以便市場能夠正確地理解。如果央行能夠及時地釋放明確的貨幣政策信號，有效地引導市場預期，那么市場就會大大地減少因信息不對稱或信號不明確而引起的逆向選擇或羊群效應。所以，加強貨幣政策的預期管理是人民幣加入SDR后央行著重關注的內容。

（三）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匯率政策的協調配合

經濟新常態下的貨幣政策的基調是穩健且靈活適度的。穩健是為了人民幣國際化而進行的各種金融改革需逐步平穩地進行，以防金融風險的發生;靈活適度是為供給側改革提供寬松的貨幣金融環境，以促進我國經濟健康發展。在應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組合擁有更好的針對性，可直接地產生效應。積極的財政政策會加大力度，如實施減稅政策、擴大財政支出，階段性地提高財政赤字率等。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需要逐步實現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以及匯率的市場化，未來人民幣匯率的形成將更加強調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三大政策的協調與配合，一方面提高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效率，另一方面能夠更好地平衡穩增長、調結構和控風險的關系，實現經濟平穩發展。所以，人民幣國際化背景下，需要三大政策的積極配合。

（四）貨幣政策的制定應加強國際協調與合作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任一國家金融市場的變動都會引起其他國家金融市場的波動，其各國經濟政策的調整對其他國際都會產生溢出效應，所以，各國需加強經濟政策上的對話。人民幣加入SDR，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速，中國金融市場與全球金融市場已全面融合。我國應積極主動參與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合作，2016年G20峰會上，呼吁：二十國集團的任務是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各國應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和協調，形成政策和行動合力，20世紀80年代日本貨幣政策國際協調失敗的教訓不能遺忘。所以，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一國應積極主動地參與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合作，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和風險防范機制，同時監管部門應做到金融監管到位、監管透明和監管有效，以防范金融風險的發生，特別是對于人民幣國際進程不斷加快的我們。

參考文獻

[1]馬國馮.我國貨幣政策的創新實踐與未來取向[J].國際金融研究.2015.12.15.

[2]蔡浩.大跌休市背后邏輯：央行諸多兩難[J].FT中文網.2016.01.05.

[3]顧嵩楠.淺析人民幣國際化的機遇與挑戰[J].東方企業文化.2013（5）：157-158.

[4]趙冉冉.人民幣國際化背景下我國推動人民幣加入SDR的動機及路徑[J].國際金融研究.2013.04.12.

第6篇：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經濟政策 企業經營管理 影響

經濟政策主要是指為了實現現有人員的就業問題，保證價格水平的穩定發展，促進國際之間的收支達到平衡，以及推進經濟飛速提升等宏觀性的經濟政策目標，同時能夠加強經濟福利，有效控制經濟問題的情況下，國家及政府針對性制定的指導原則與措施。經濟政策又可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大類。宏觀經濟政策是指財政等政策；而微觀經濟政策是指為了市場經濟能夠運作正常，政府確立的法律條例等。

一、經濟政策內容

在制定與經濟政策時，應當確保其連續性，嚴禁出現忽左忽右的情況，防止給市場經濟帶來不穩定因素；在制定和實施相關經濟政策時，也應當保持一定的靈活性，在遭遇特殊情況時應當視情況來判斷問題，并且及時針對問題對政策中出現疏漏進行調整改革。經濟政策是否正確，關系著是否能夠有效促進經濟發展。無疑正確的經濟政策對經濟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而錯誤的經濟政策也必然會給經濟的發展帶來極大的阻礙，甚至可能導致經濟發展遭到破壞。國家與政府在對經濟政策進行制定時，主要包含，圍繞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主要戰略方針和產業政策，通過有效控制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來確保經濟發展的平衡性，并結合實際情況不斷對產業布局進行調整規劃；通過制定財政、貨幣政策，以及財政與信貸之間的平衡政策，來有效促進消費與積累存在的比例，進而有效確保社會財力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性，保證貨幣的發型量，防止出現通貨膨脹等情況；通過建立其收入分配政策，能夠為消費需求提供發展導向，進而達到優化消費結構的作用，以保證消費基金與積累基金之間的平衡比例，控制通貨膨脹的情況出現。

二、經濟政策對企業經營管理的影響

(一)擴張性財務政策對企業經營管理的影響

財政政策主要包含了擴張性與緊縮性兩大方面，這主要是按照財政政策對經濟發展所起到的不同程度的影響來進行辨別區分，而擴張性政策是通過減少稅收收入，提高政府支出等手段。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若出現供大于求的情況時，可通過擴張性政策對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進行合理調整，已達到有效控制供需之間的平衡性。在政府對稅收進行調整時，由于加大支出或者降低稅收等方式，會使社會總共需求出現上升，這時對企業產品的需求也隨之加大，為此，企業應當及時抓住時機，并結合實際情況，做出正確有效的決策。通過整頓管理體系，快速提高生產效率，加大產品出產數量。并從采購原料開始進行改革，改革過程應當包含生產要素，加大生產質量的監督管理，強化物資的控制，優化薪酬的分配制度等方面，進行科學調整，以此來確保更加優質的產品進入到市場銷售行列中。當然，在銷售中，市場的需求并不是永無止盡的，因此，企業的掌舵者應當結合實際情況準確掌握生產數量，并注意控制產品質量，嚴格控制所生產產品的質量達到標準化，確保在取得最大利益的同時能夠滿足市場的迫切需求。作為企業的決策者應當明白，擴張性政策不可能永遠存在，因此，應當及時做好市場調查研究工作，掌握了解消費者的喜好及需求，結合市場的規律，有效確保企業經營能夠更加持久。

(二)緊縮性財政政策對企業經營的影響

緊縮性財政政策也可以稱之為盈余性財政政策，主要是指降低財政支出或加大稅收收入等方式有加大財政收入或有效控制總需求的提高，其主要表現在財政結余，而其主要方法為降低財政支出，加大稅收收入等。若發生通貨膨脹亦或者經濟發展過快的情況時，國家將通過緊縮性財政政策對社會總需求進行控制，以此緩解經濟壓力。對企業來說，這時社會對產品的需求隨之減少，給企業發展帶來了極大的阻礙。但在這樣的環境下，企業擴大生產也不是不可為的，這就需要企業及時調整戰略計劃，加大對市場的調研力度，掌握消費者的需求，結合市場實際情況，來控制生產，并積極研制開發更新的產品，對現有產品進行引導更換，增加時下更加流行的理念，例如：“有機”“環保”等。

(三)貨幣政策對企業經營管理的影響

貨幣政策也同樣分為擴張性與緊縮性貨幣政策，若出現經濟蕭條的情況時，中央銀行將通過提高貨幣總供給，以此來控制利息率的下降，并通過刺激投資及出口，來提高總需求。若出現經濟發展過快或者通貨膨脹等情況時，中央銀行也將隨之降低貨幣供給，加大利息率，以此來控制消費與投資，防止經濟增長過快，使物價隨之上升。在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條件下，貸款也隨之變得容易，因此企業應當抓住時機，進行適當地儲備。在有了足夠資金的情況下，應當加大產品開發力度，積極引入新項目，以此來加強企業的信譽度與競爭力。若出現緊縮性貨幣政策時，企業要取得貸款就相對比較難，這時企業應當減少生產數量，并注意降低生產成本。

三、結束語

總而言之，經濟政策的不斷變化，對企業經營管理是一大挑戰，為有結合市場、社會以及經濟政策的實際情況，及時調整發展腳步，才能有效確保企業的長久發展。

參考文獻:

[1]胡日杰.經濟政策對企業經營管理的影響[J].經濟導刊,2011

第7篇：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四平市中心人民醫院財務科，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在當今各國經濟中宏觀調控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已經成為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促進經濟穩定和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在宏觀調控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其中最重要的兩種調控手段。面對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財政和貨幣政策，無論對于學術理論界還是政府部門都是一個迫切而現實的問題。

［

關鍵詞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工具；經濟增長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2.094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聯系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對宏觀經濟產生作用和影響，達到政府既定的目標。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屬于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波動是市場經濟的常態，財政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防范經濟波動，保持經濟穩定。經濟衰退與經濟繁榮狀態總會交替發生，引發諸如就業壓力大、通貨膨脹、投資波動、外貿失衡等嚴重的經濟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間接作用于經濟，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正是政府經常使用的兩大經濟政策。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具有一致性。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要達到的最終目標有四個：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個目標的本質都是要保持一國宏觀經濟的穩定。

（3）在一般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用以對付大的與拖長的經濟衰退，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的使用。貨幣政策則是通過貨幣供應量和信貸量進行調節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靈活的特點。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搭配，因而兩者可形成合力，對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發揮調控作用。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財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財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與政府收支活動相關，主要有稅收、財政支出、政府投資、財政補貼和公債等。

（1）稅收。稅收是形成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國家調控經濟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廣泛強烈的調節作用。稅率的確定是財政政策實行調節目標的基本政策度量選擇之一。稅率的高低決定著一國財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稅負的分配是國家對于稅收結構的調整，其可以起到調節產業結構的作用。

（2）國債。國家發行國債主要目的是彌補財政赤字和發展社會公共建設。隨著信用制度的發展，國債的發行漸漸成為了財政政策的重要工具，具有調節貨幣供給、私人消費和投資的作用。國債的調節作用主要表現在：貨幣效應；擠出效應；收入效應。

（3）財政支出。財政支出是國家為了滿足一定的社會公共需要，對以稅收和發行國債等形式籌集來的資金的運用。一般性的財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務支出、政府投資支出，以及社會保障支出和轉移支付。政府的投資力度和投資方向對一國產業結構優化以及調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率是銀行存放在中央銀行或金庫中的準備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擴大或收縮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能力，加強央行的基礎貨幣吞吐實力，從而通過影響貨幣存量而對整個經濟產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響到各商業銀行利潤，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況下不常使用。

（2）再貼現率。再貼現率是商業銀行將其貼現的未到期票據向中央銀行申請再貼現時的預扣利率。再貼現意味著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貸款，從而增加了貨幣投放，直接增加貨幣供應量。再貼現率的高低不僅直接決定再貼現額的高低，而且會間接影響商業銀行的再貼現需求，從而整體影響再貼現規模。

（3）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發達國家將公開市場操作當作中央銀行調節基礎貨幣量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通過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與指定交易商進行有價證券，調控貨幣供應量，以達到貨幣政策調控目標。公開市場操作業務具有市場化程度高、靈活性和微調性的特征。

3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的實踐

我國改革開放已經歷經了30多年的實踐，實踐表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對于加快我國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政府采取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實踐中，還有很多要素制約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從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保持穩定出口的同時，出臺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擴大國內需求，并取得了較好的政策效果。進入后危機時期，我國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越來越繁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領域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互補的聯動效果，避免政策運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經過2009年的經濟刺激政策，使得我國國民經濟在2010年實現了高位穩定增長，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經濟轉變為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擴大內需和防止通貨膨脹。政策組合繼續保持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方面由極度寬松轉變為適度寬松，而年末則調整為穩健偏緊，在產能過剩和房地產等領域緊縮性政策的調控力度明顯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使用的實踐進行總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已逐漸向市場化調控方向轉變。在發展公共財政的總體結構下，從財政政策影響經濟的方式以政府投資性支出為主，逐漸轉變到通過公債、稅收、轉移性支付等多種工具的綜合運用。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貨幣政策的制定實施，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信貸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特征。

第二，在財政貨幣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強至弱，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強。改革開放最初，國家進行宏觀調控是以財政政策為主導，而貨幣政策幾乎沒有作用，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貨幣政策的核心模式轉變為通過對信貸規模的控制從而影響貨幣的供給。

第三，目前的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關注總需求管理，主要以經濟的穩定為目標。我國面臨著經濟發展與體制轉軌的雙重任務，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在長期來看，還必須關注金融制度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優化，以及以結構性調整為目的的供給管理等層面，這也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4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建議

4.1加強政策制訂的預見性與時效性

從過去來看，我國財政貨幣政策搭配的變化比較頻繁，財政貨幣政策的實行存在時滯問題，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預測能力，為政策調控及協調打下余量。

4.2財政貨幣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針對性

財政政策應更多地利用區別對待的方式，利用財政收支來控制資金流向，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同時通過稅制和社會保障措施，提高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有效調節整個社會收入構成。貨幣政策應當著重考慮未來經濟的走勢，避免出現通貨膨脹，通過各種手段抑制經濟過熱，在調整結構方面，貨幣政策應當通過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方式，推動經濟均衡發展。所以，在實施財政貨幣政策配合時，一定要注意兩者具有針對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靈活運用貨幣政策調控工具

要全面發揮貨幣政策工具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場，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大力發展短期融資工具，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使利率成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加強金融機構間的資金融通，實現金融機構間資金的良性循環。

4.4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地區經濟差距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等結構問題日益突出，內需不足，因此要實施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綜上分析表明，現實兩大政策的配合模式應是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相結合，這樣才能提高貨幣政策的效果，促使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胡琨.中國財政政策有效性實證研究［D］.天津：天津大學，2004.

［2］劉尚希.中國消費率下滑引致的經濟風險分析［J］.地方財政研究，2008（6）：4-10.

［3］孫光輝.關于財政融資創新之策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研究［J］. 中國市場， 2015（9）.

［4］李春頂，夏楓林.需求結構對宏觀調控的影響及中國政策抉擇［J］. 中國市場， 2014（7）.

第8篇：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一、傳導模型：一國貨幣政策與貨幣聯盟貨幣政策傳導比較

在現代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完整的貨幣政策傳導模型包括貨幣政策目標、工具、市場以及其參與者、傳導載體、傳導鏈（層）。廣義講，還包括與本國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和他國貨幣政策的相互傳導機制和傳導效應。并由此劃分為國內傳導和國際傳導兩條途徑、經濟變量傳導和金融機構、市場傳導兩種方式、金融自身調節和金融作用于經濟兩個階段。經綜合簡化，我們得出一國基本的貨幣政策傳導模型。

在該模型中，需要說明的是：（1）貨幣供應量（M）是由中央銀行決定的預設指標，表現為預期的中央銀行貨幣量、貨幣供應總量或貨幣增長率上下限等；（2）金融市場主要指貨幣市場、外匯市場。中央銀行借助M，影響金融市場上資金的流動性，隨之形成市場利率（i）、證券價格、匯率（e）向國內產品市場、國際金融市場傳導貨幣政策的機制。他國向本國的貨幣政策傳導亦復如此；（3）其他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和要素價格變動，可能部分增強或抵消貨幣政策傳導效果。因此，政策搭配和相互間傳導機制的構建至關重要；（4）國際貿易（B）是聯系國內、國際產品市場的橋梁。M、i、e、B的變動，最終實現一國金融資產和實物資產的內外供求均衡，貨幣政策傳導效應完成。

貨幣聯盟是國際經濟一體化的產物。若假定聯盟內各國經濟周期一致、金融市場完全一體化、要素市場具有充分流動性、影響產品市場的外生變量如財政政策、就業政策統一，則貨幣政策在聯盟內各國間的傳導基本上可視為被擴大了的一國貨幣政策國內傳導。其傳導機制與后者并無二致。但上述條件在現實中并不完全具備。對聯盟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分析因之更為復雜。

與一國貨幣政策傳導不同的是：（1）各成員國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程度是影響聯盟統一貨幣政策傳導效應的最重要變量和基本出發點，前已述及；（2）統一中央銀行體系的獨立性、透明度、協調性是統一貨幣監控指標M、i得以實現的關鍵；（3）在聯盟內各國金融市場一體化的過程中，由于各國通貨膨脹率、失業率、經濟增長率、要素流動性等外生變量變動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完全，影響統一貨幣政策下名義i、e和真實i、e在各國間的變動差異，則可能出現貨幣流動和貨幣替代導致貨幣供求的地區性結構失衡。因此，貨幣政策傳導中應建立一種約束機制以彌補或抵消這一缺陷；（4）與（3）相適應，統一中央銀行體系的首要或最終目標是且只能是保持幣值穩定，其他宏觀經濟政策如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則需要由聯盟其他機構或各成員國政府完成。就強化貨幣政策效力和聯盟“整體利益高于一切”而言，若一國宏觀經濟政策與聯盟貨幣政策不能有效配合，則該國要么退出貨幣聯盟，要么向統一貨幣政策妥協。

有鑒于此，歐洲經濟貨幣聯盟（EMU）貨幣一體化伴隨經濟一體化深入發展，各成員國貨幣政策也經歷了由國內到國際由局部到整體的傳導過程，初步實現了統一貨幣政策傳導的條件，如1979年建立歐洲貨幣體系（EMS），形成以歐洲貨幣單位（ECU）為核心，雙重中心匯率運行機制（ERM）為主體，以信貸體系為輔助手段的區域性可調整固定匯率制度，為EMU的建立奠定了基礎；1989年《德洛爾報告》強調了所有成員國貨幣自由兌換、資本市場完全自由化和金融市場一體化固定匯率；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正式提出EMU的建設進程和引入單一貨幣——歐元（EURO）的設想；經實施，第一階段（1990.7.1～1993.12.31），歐洲統一大市場啟動，歐盟（EU）取代歐共體，旨在促進歐盟各國經濟、貨幣、財政政策協調和趨同的《馬約》正式生效，《歐洲中央銀行章程》出臺，EMS進一步強化；第二階段（1994.1.1～1998.12.31），歐洲貨幣局（EMI）建立，從歐盟總體貨幣形勢出發，每年公布貨幣供應量（M3）的增長上下限，以此監控、協調各成員國貨幣政策，EMS匯率運行窄幅波動再度縮小；1998年3月，歐盟執委會宣布11個歐盟成員國達到實施單一貨幣條件，可在1999年1月1日（第三階段開始，至2002年6月30日歐洲貨幣一體化完成）啟動歐元，在歐元區內實行永久固定匯率制，實現貨幣、貨幣政策、中央銀行“三個統一”；ECB執掌貨幣發行權和貨幣政策決定權，NCBs參與并執行ECB貨幣政策的決策，決定各自的業務政策，并按ECB的指令管理外匯儲備等。歐洲中央銀行統一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構建初具雛型。

二、從德意志聯邦銀行看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歐洲中央銀行從框架設計上盡管參照了西方其他國家中央銀行的制度和經驗，但主要是以德意志聯邦銀行的操作模式為藍本，二者在組織結構、貨幣政策目標、工具、獨立性設計等方面都頗為相似，了解德意志聯邦銀行貨幣政策傳導特點，對分析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無裨益。

概而言之，德意志聯邦銀行的貨幣政策主要通過監控貨幣供應量M3，協調運用三大貨幣政策工具，改變銀行的流動性，并通過金融市場的利率機制，間接地影響銀行的信貸政策以及德國經濟對貨幣和信貸的需求，最后集中作用于經濟中的支出和物價的決定。這一傳導機制主要受信用機構的貨幣擴張機制、德國最低準備金以及再融資制度特征的制約。由于整個銀行體系信用貨幣擴張在短期內將不可避免地產生對中央銀行貨幣的無彈性需求和滯后效應，聯邦銀行就此可憑借其在中央銀行貨幣供應方面的主導地位，運用可支配的工具去調整利率和貨幣市場的需求條件，使之與貨幣目標相一致。首先，它改變自已的再融資交易和公開市場業務的利率，其次，它選擇提供或抽取中央銀行存款的最佳渠道，并且決定干預貨幣市場的時間和在貨幣市場提供流動性的區間。通過對貨幣市場流動性的管理，聯邦銀行對信貸和資本市場條件施加間接影響，使在預定的方向長期影響銀行貸款愿望，以及經濟對貨幣和信貸的需要，從而使貨幣擴張適應其貨幣增長目標。與長短期調節相結合，聯邦銀行還常常利用外匯掉期和外匯回購交易，對貨幣市場進行“微調”，通過吸收和提供流動性抵制每月最低準備金繳存期間信用機構在中央銀行存款所出現的難以預料的波動。貨幣政策傳導效應因而得以鞏固。

由于ECB與德意志聯邦銀行一脈相承，故其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有章可循，特別表現在二者貨幣政策工具運用的高度相關、可比上，由此可明晰ECB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核心——流動性管理和利率機制。

1、公開市場操作

公開市場操作均是兩行最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其目的是引導市場利率、管理市場流動性及為貨幣政策的導向傳遞信號，從而控制貨幣供給量。操作主要采用有價證券回購協議方式。其實質是中央銀行以金融證券作抵押向商業銀行提供短期資金。從聯邦銀行的經驗看，它適應了與國外市場聯系更為密切的德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需求，從而可對金融變化作出迅速反應和采取力度不同的措施。貨幣市場的水平和結構在很大程度上由這種交易的流動性和利率結構所決定，且可通過貨幣市場利率對定期存款利率進而對銀行從非銀行部門獲得資金的邊際成本施加影響。此外，回購協議方式的公開市場利率報價和尋價還具有心理上的信號效應，中央銀行可利用它們去影響市場上的利率預期。

在ECB的操作框架中，公開市場操作主要由NCBs組織實施，但其適用條件（如回購利率）等則由ECB統一制訂。這意味著，ECB為整個歐元區的貨幣市場利率水平制訂了依據。

除主要利用回購協議進行短期融資操作外，ECB還可利用直接交易、發行債券、外幣掉期、吸收定期存款開展公開市場長期融資操作、微調性操作、結構性操作。直接交易指ECB通過向非銀行部門出售貨幣市場票據，利用價格競爭機制，直接影響銀行的存款利率。外匯掉期交易在通行的市場利率下進行，除影響流動性外，一般不對匯率產生直接影響。上述操作的有效性已經德意志聯邦銀行運作實踐所證實。

2、存貸款便利

ECB為控制隔夜市場利率，暗示其貨幣政策基本立場，設立了存貸款便利。在此種便利下，ECB可向市場提供或吸納流動性，使市場利率不致超過中央銀行事先確定的范圍，即上限是貸款便利利率（類似德意志聯邦銀行的倫巴德利率），下限是存款便利利率（類似于德意志聯邦銀行的貼現率），介于二者之間的是回購利率。在德國，短期存貸款利率和利率結構常隨貼現率和倫巴德利率的變動而變動，并與聯邦銀行流動性政策相互關聯。其基本關系用之于對ECB存貸款便利的分析，則可解釋為：當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十分緊張，存款便利利率遠低于貨幣市場利率（如回購利率），則主要的銀行利率與存款便利利率的自發聯系將使貨幣市場利率的上升趨勢只能通過銀行向其客戶提供資金而逐漸傳導出來。如果銀行不使其利率適應于一般的貨幣市場條件及其邊際融資成本，則盈利機會減少，以致銀行貸款愿望遲早降低；如果出現明顯的通貨膨脹預期，流動性政策與利率政策的相互作用比通過提高名義利率來控制經濟中的信貸需求更能有效抑制貨幣擴張。反之，對貸款便利利率的分析亦復如是。如此ECB可達到維護市場穩定性的目的。

3、最低存款準備金要求

為穩定市場利率，控制市場流動性和貨幣擴張效應，ECB還決定向歐元區內所有信貸機構提出最低存款準備金要求。作為一種政策工具，最低準備金具有雙重功能。首先，它給ECB通過改變其比率以持續地調節銀行在中央銀行存款或貸款便利提供了選擇，或在特定的準備金比率下，使銀行的貨幣創造比沒有最低準備金要求相比更依賴于ECB及其提供的流動性和利率政策的便利。由于最低準備金同時也用作銀行的“流動資金”，可使ECB在不喪失對貨幣加強控制的條件下在貨幣市場上穩定流動性和利率變動的趨勢；其次，除影響流動性外，最低準備金還影響利率，表現為準備金比率的增加首先減少銀行盈利，削弱其對外授信能力，承擔由此帶來的機會成本，而在負擔轉嫁過程中，降低存款利率要比提高貸款利率困難得多，從而抑制了貨幣擴張效應。ECB最低準備金制度的這一內在特征，同時也正是德意志聯邦銀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對ECB即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作一基本描述：為實現“保持物價穩定”的首要目標，ECB選擇貨幣供應量M3作為中介指標，由各成員國綜合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存貸款便利、最低存款準備金要求“三大法寶”，使得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刺激因素——流動性和利率——從各國貨幣市場開始，進而通過金融市場擴展，使M3年度目標和主要經濟目標變量在長期內也有望達到。ECB還須在一年內經常考慮是否、何時、以及在何種程度上通過改變貨幣市場和其他金融市場的條件使貨幣擴張對貨幣目標的偏離得到糾正。故貨幣、經濟、財政等方面的變量（事實上和潛在的通貨膨脹率、匯率、利率、經濟的實際增長）將受到監控，并采用各種指標評估貨幣政策運行狀況的適當性和有效性。同時，考慮到現實條件下歐元區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還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因素，且必將對ECB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產生影響，為此須作進一步分析。

三、不確定性：影響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及效應的因素

按內外因論的思想，影響ECB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及效應的因素源于歐盟及ECB自身的機制缺陷和外部潛在的干擾力。前者作用于歐洲中央銀行體系（ESCB）獨立性、透明度、協調性，后者主要指各國宏觀經濟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協調度，以及微觀經濟主體行為預期的不確定性。

（一）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的獨立性、透明度、協調性程度

從歷史經驗看，中央銀行獨立性是保證幣值穩定的必要條件。在獨立性設計上，ECB組織機構、人事任免、股權結構、權力行使、貨幣政策的制定和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都較獨立性久負盛名的德意志聯邦銀行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基于歐盟機制上的缺陷，如歐盟成立之初由各成員國財政部長組成的“穩定委員會”，將是ECB在執行貨幣政策上的對抗者，ECB與聯盟其他機構存在的各種聯系，也可能影響ECB的獨立性及執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此外，各成員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狀況參差不齊，像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缺乏中央銀行獨立于政府的經濟和政治條件，要使其完全脫離政府指導，任務艱巨。由于ECB貨幣政策統一且不可分割，NCBs獨立性高低不同勢必導致貨幣供應和通貨膨脹指標的地區性失控，進而削弱整個ESCB的可信度，其貨幣政策傳導效應也將大打折扣。

就透明度而言，由于適合歐元區的貨幣政策態勢不一定普遍適用于各國，不同指標與物價穩定目標之間的關系也很不確定，增強透明度可使各國經濟實體事先了解ECB貨幣政策調整姿態，從而形成對通貨膨脹和未來經濟發展的正確預期，強化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但ECB目前尚缺乏一種有效的管理約束機制保證其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充分性。

與獨立性、透明度相一致。ESCB的協調性程度同樣影響其貨幣政策傳導效應的發揮，由于各成員國金融制度、中央銀行業務政策的不一致，對幣值穩定的作用和通貨膨脹的成因的看法不盡相同，經濟發展區域性差異也要求貨幣政策操作保持一定的靈活性，勢必引起ESCB貨幣政策決策特別是執行上的分歧和抵觸，從而導致穩定幣值目標處于次要地位或客觀上造成反通貨膨脹不力的危險。而加強協調，，取決于ECB的內部控制制度和組織管理藝術。

（二）各國宏觀經濟政策與ECB貨幣政策的配合協調度

就政策取向看，ECB將執行以幣值穩定為目標從而是謹慎的獨立貨幣政策。“增長與穩定條約”則明確規定，歐元區成員國應奉行財政預算平衡或略有盈余的穩健財政政策。但隨著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其內在的一些深層次矛盾也將顯現，如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與歐盟執行的嚴格的貨幣、財政紀律、政策的矛盾，貨幣與財政合作不均衡的矛盾，經濟發展差異與歐盟財力不足的矛盾，特別是在經濟衰退等使各成員國經濟離異增大的情況下，國家的利益與聯盟的利益的矛盾可能激化，引發聯盟內部的金融危機，甚至擴展至全球。就目前各國財政政策而言，德國、法國、意大利等首批加入歐元區的國家在壓縮預算赤字方面尚且勉為其難，雙緊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能否維持，則更難以預料。即便維持，各國也需付出經濟增長的相當代價。這也正是歐盟試圖只控制銀行信用而對各成員國財政信用無力控制的機制缺陷所在。同時，在一個經濟發展周期仍存在差異，沒有財政轉移機制，且勞動力等要素流動性較差的歐元區內維持固定匯率制仍存在困難，從而影響ECB的匯率政策和貨幣的內外穩定。

從非聯盟國家對聯盟的貨幣政策傳導看，如果美國提高利率，大量資金流向美國，歐元流動性遇到困難。為對付美國，ECB相應提高利率，結果導致失業率上升，歐盟一些國家就會難以承受，進而調整其就業政策和財政政策，而其政策效果，極可能與ECB統一貨幣政策意圖背道而馳。從這個意義上講，ECB與美聯儲的合作程度，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聯盟統一貨幣政策效應的實現。

（三）各成員國微觀經濟主體行為預期的不確定性

宏觀經濟政策傳導效應的發揮最終有賴于微觀經濟基礎的運行和反饋。后者本身即包含了持續存在于生產和物價方面的不確定性。貨幣轉換帶來環境的變化，使這種不確定性尤顯撲朔迷離，進而對整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施加影響。

如前所述，ECB貨幣政策對經濟活動經由流動性得以實現，并通過商業銀行信用創造功能貨幣乘數效應間接提供或在公開市場上與非銀行部門直接交易提供流動性。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銀行系統提供的信貸交易和其他金融產品的替代效應。但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并非僅由銀行等金融部門決定，現金漏損率和貨幣結構等影響貨幣乘數的因素由社會公眾決定。因其對貨幣需求的流動性偏好不同，銀行貨幣創造環節可能因此受阻或中斷，而在資本市場全球化的環境中，貨幣替代效應增強，也會使貨幣政策效力削弱。

第9篇：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寬松貨幣政策:危機之中顯身手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策。為了在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和衰退的世界經濟中維持中國經濟比較高的增長速度,并且以此維持社會的穩定與和諧,中國政府從2008年10月開始出臺了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為了確保馬到成功、避免前功盡棄,該計劃本著“寧大勿小、寧過勿虧”的原則,不僅把財政赤字從0.8%一舉提高到3%,而且首次在貨幣政策中使用“寬松”一詞。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相配合,央行再次取消了信貸規模控制,這些應對危機的措施合理而且及時。

在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緊縮的貨幣政策往往能夠立竿見影,但寬松的貨幣政策一般不會馬上見效。也就是西方諺語所謂“你能把馬牽到河邊,但無法迫使它喝水”。但在中國當前的轉軌體制當中,地方政府有促進經濟增長的沖動、國企有投資擴張的沖動、國有銀行從下到上都有擴大市場份額的沖動。寬松貨幣政策和加大放款力度的窗口指導迎合了制度性的擴張沖動,一輪由國有銀行充當領頭羊的信貸高增長也就順理成章了。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剛剛傳遞到中國的時候,四大國有銀行(下文簡稱四大行)對經濟下行的反應曾經和其他銀行一樣:收縮業務。央行從2008年9月開始逐步放松對信貸規模的控制,銀行作為一個整體卻一度收縮貸款。新增貸款在2008年9月是3500億元,10月陡降至1800億元。然而,隨著中國特色的調控方式出臺,政策效果在隨后兩個月里顯現出來,2008年11月貸款增幅為4769億元,12月達到7400億元。有業內人士感嘆道:“沒有想到,中國的商業銀行竟會如此聽話。”

在所有商業銀行當中,最早聽話的當數四大行。在2009年1月的1.62億元新增信貸中,四大行貢獻了7667億元(其中工行和建行各自貢獻了2500億元以上),13家股份制商業銀行貢獻了4985億元新增貸款。1月份的新增貸款包含了年初效應,且均勻作用于各家銀行。隨后兩個月的貸款增量差別更加明顯:四大行的貸款增幅2月份小幅下降到5510億元,3月大幅增長到9943億元;同期,13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貸款增長幅度分別為2732億元和4061億元。四大行的貸款增幅比股份制銀行高出一倍以上,不愧為領頭羊。

隨后,具有中國特色的貨幣政策微調發生了。貨幣政策“口頭上沒有變,但實際上已經在收縮”。央行行長周小川說,貨幣政策可以根據需要微調。有些國有銀行已口頭要求分支行嚴格執行信貸投放標準、平緩放貸。因此,四大行的貸款增速從二季度開始降低,四五兩個月僅略高于2200億元。

行為金融學者早就在金融市場上發現了類似羊群的行為:在信息不充分(特別是遇到不了解的危險)情況下,投資者有時會不假思索地模仿其他投資者的行為。當一群投資者彼此模仿的時候,市場很容易發展到非理性的狀態。當羊群效應發生作用的時候,銀行家和散戶沒什么差別。

四大行一季度的貸款井噴對其他銀行產生了擠出效應。而為了維持市場份額和經營收入,其他銀行在剩余的月份里注定要奮起直追。如果過去半年的經濟低迷讓股份制銀行謹慎貸款的話,當前中國經濟的短暫“復蘇”和四大行的示范作用也解除了他們的警惕。因此,四五兩個月的信貸增長總量還是分別達到了5918億元和6645億元。就這樣,股份制銀行接過了信貸擴張的接力棒。

商業銀行的羊群行為在一些領域已引起過度競爭。例如票據市場上的貼現率和存款利率倒掛,導致企業可以無風險套利,個人住房貸款市場上,開發商名義上與銀行合作,執行中充當銀行的前臺,為了銷售住房有可能和買房人合謀欺騙銀行。

政策出手過重:比美聯儲更寬松

為了防止傳說中的通貨緊縮,中國從2009年初開始成為全世界廣義貨幣供給(M2)增長最快的國家。2月底,人民銀行的廣義貨幣供給存量同比增長超過了20%。而同期美聯儲雖然實施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把基礎貨幣存量翻了一番,創造了連續兩個月M0>M1的奇跡,但是美元廣義貨幣存量同比增長也還不到9%。扣除經濟增長率和物價指數的差距,中國的流動性也比美國增長得迅速。

最遲在一季度末,貨幣政策就顯現出過度寬松的跡象。中國的銀行業新增信貸余額在3月份再創“天量”,達到1.89萬億元;同時,一季度信貸增長總額也創出4.58萬億元的歷史紀錄。即使按照第一季度完成全年信貸增量70%的比例計算,全年新增信貸也將達到6.5萬億元,與之對應的廣義貨幣(M2)年增長率接近21%。比200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17%左右”的適度寬松目標高出4個百分點。

早在一季度末就可以預知,上述計算還是保守的估計。以往存在信貸規模限制的年份,銀行為了多收一些利息,盡可能在年初多放款。下半年額度用完,只好把客戶和項目儲備起來,留到下一年初,用新獲得的額度集中放款。現在規模控制已經取消,銀行放款進度勢必平均化,所以2009年下半年放款進度必定快于往年。

因此,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執行力度過猛,在一季度末就到了有必要微調的時候。微調并不是對前期貨幣政策的否定,而是把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力度拿捏得更加精準。貨幣政策是短期政策,央行必須時刻關注市場和貨幣政策執行情況,不斷校正力度甚至方向。

一季度末的貨幣政策出現了中國式調整。在一季度經濟金融形勢通報會上,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要求商業銀行“要高度關注銀行放貸沖動下的風險隱患積聚,防止不審慎行為,堅守風險管理底線”。加強監管的成效是四五兩個月信貸增速回落到“適度”的數量。

實際上,信貸“井噴”的制度基礎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不徹底。在改革不能一蹴而就的前提下,一個次優選擇是加強監管,督促商業銀行控制風險。這個轉軌時期具有中國特色的調控手段既可以維護貨幣政策的連續性,又可以把長期制度建設與短期宏觀調控統一起來。但是,調動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不計成本的擴張沖動就像打開潘多拉的盒子,也應驗一句中國古話:“請神容易送神難”。

寬松政策的必然結果:資產泡沫

其實,寬松貨幣政策的第一個副作用早就顯現了出來,那就是資產泡沫。

充沛的流動性不能直接推動經濟復蘇。在需求不足、產能過剩的市場條件下,大多數企業的理性選擇是減少投資。因此寬松的流動性很難推動理性的實業投資。另一方面,寬松的流動性也很難促進消費,除非付出泡沫經濟或者嚴重通貨膨脹的高昂代價。資產泡沫膨脹之后出現的財富效應能夠促進消費,通貨膨脹預期也能夠導致居民提前消費、企業增加存貨甚至囤積居奇。但是這樣的選擇得不償失,無異于用另一場更加嚴重的危機來替代這一場相對溫和的危機。

充沛的流動性也不會立即導致通貨膨脹。即使在封閉的短缺經濟時代,過于充沛的流動性不會立即導致通貨膨脹。由于價格粘性和有限信息,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會讓通貨膨脹滯后于貨幣供給超量增長。在短缺結束之后的開放時代,國際貿易制約著國內可貿易品的價格變動,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跌還導致了中國的物價下跌。因此充沛的流動性不容易推高可貿易品的價格和物價指數,但是比以前更能集中力量推高不可貿易品價格和資產價格。

充沛的流動性開始推高資產價格。從2008年11月開始,中國股市展開了一輪領先于全球其他股市的牛市行情。有關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消息大多是利空,但是股價卻不斷攀升。上升的動力就是來自比“適度”更寬松的貨幣政策源源不斷地釋放出來的出乎市場意料的流動性。

不過宏觀調控部門應對資產泡沫的策略不是少服用一些寬松貨幣政策這劑猛藥,而是再開其他藥方、吃更多的藥。在股票市場上,2009年中開始啟動的抑制股價上漲的主要辦法是分流資金、增加股票供給。具體措施包括開設創業板、增加新股發行和再融資等。在房地產市場上,2009年底開始啟動的抑制泡沫措施包括提高抵押貸款的首付比例、嚴控第二套放貸、清理開發商囤積的土地等。

上述措施不僅可以在短期內起到抑制泡沫的作用,其中包含的一些制度轉變還具有長期的積極意義。但是,如果貨幣政策的寬松程度不變,泡沫最終還是會被吹大的。根據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估算,京滬商品房交易價格11月同比也上漲了64%和55%。深滬股票指數更是翻了一翻。

預計2010年的貨幣政策還是足夠寬松的。商業銀行在2009年發放了10.52萬億元本外幣貸款,同比多發放5.54萬億元,導致國有大中型企業資金過度充裕。估計其中有2萬億元左右沒有及時、合理地使用。如果2010年度商業銀行的人民幣貸款新增7.5萬億元,表面上看似乎同比只增長了18.75%,但是實際上卻可能增長了25%。

貨幣政策倒退:放棄獨立性

1995年通過的《中國人民銀行法》將貨幣政策目標限定為“保持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第三條)。這一條在2003年的修訂版中被完整保留下來。它的含義很清晰:首先,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不包括在貨幣政策目標之內;其次,貨幣政策的“雙目標”并不具有同等的地位:保持幣值是直接目標,促進增長是間接目標。

在1995年以來的14年中,貨幣政策目標的轉變即使沒有實現,至少也還是金融體制改革的努力目標。但是,央行行長的最新講話顯示,這個改革目標可能已經被放棄,貨幣政策目標正在回到1995年以前。果真如此,那么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已經無從談起,通脹和泡沫是注定的。

在2009年底的一次論壇上,央行行長周小川暢談貨幣政策目標和貨幣政策工具箱。他認為:中國的貨幣政策應該是多目標的,目前實際采用的“四大目標綜合平衡”(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做法是合適的;貨幣政策工具多多益善,有些工具即使現在不用,也應該保留下來以備不時之需。

當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的擴張動力被釋放出來之后,國有經濟體制事實上已經提前一步回歸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期。面對這樣的調控對象,人民銀行僅僅使用中央銀行法規定的貨幣政策工具顯然是無法實現目標的。因此,貨幣政策工具的回歸是面對現實的迫不得已。但是,貨幣政策目標的回歸則讓中國經濟在改革的道路上倒退得更加徹底。對照90年代初期的歷史,不難預測即將發生的情景。

多目標之間必然會出現不相容的情況。1995年以前,追求多目標降低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導致貨幣政策顧此失彼。當時的央行(銀監會尚未從央行分離)幾乎從未完成過使命,總是受到批評與指責。現在,即使有一只滿滿的工具箱,央行也面臨2010年的嚴峻考驗。

央行在2010年面臨雙重考驗。首先,在通脹和經濟增長下滑(失業增長)之間,央行面臨考驗(菲利普斯曲線)。其次,在人民幣升值和獨立的貨幣政策之間,央行也還沒有做出選擇(“不可能的三合一”)。

貨幣政策何時轉向:取決于通脹

國家統計局剛剛公布的2009年經濟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已經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中脫穎而出,經濟增長速度在2009年全年逐漸加速,演繹出一個強勁的V型復蘇。四個季度的同比增長率分別為6.2%、7.9%、9.1%和10.7%,全年平均8.7%,顯著超過年度目標。

如果經濟刺激計劃力度不減甚至還有所加大,那么2010年一二季度一定會看到一些過熱的苗頭。從2009年底的數字來看,盡管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全年同比下降了0.7%,但是上漲的速度已經不容小覷。CPI在11月份才由負轉正,當月同比僅增長0.6%。到12月份,該指數同比已上升到1.9%。顯示真實的通脹正在靠近,而不僅僅是通脹預期。

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以維持社會和諧、穩定為首要目標。這一點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都不會改變。在2009年,近在眼前的危害穩定的因素僅有低增長導致的高失業一個。因此,雖然深受危機打擊,但是經濟政策決策還相對簡單:只踩油門就可以了,不必顧及剎車。進入2010年之后,經濟復蘇的基礎尚不穩固的同時,通貨膨脹又日益臨近,導致宏觀經濟決策要兼顧油門和剎車。

在2010年的政策取向中,剎車比油門更重要,因為通脹比失業更加有害于穩定。失業只會導致一部分人的生存狀態惡化,而且這個不和諧因素還可以通過送溫暖等政府可以組織和推動的行動暫時緩解。但是通脹卻可能導致全民不滿,而且,即使是暫時的補償,政府也力所不及。因此,通脹破壞和諧的能力遠非失業可比。當決策者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宏觀經濟政策對通脹的反應一定比對失業更加靈敏。所以,當通脹真正來臨的時候,經濟政策從“保增長”過渡到“防通脹”的速度可能快于當前的預期。

因此,如果宏觀調控部門現在還不早作準備、提前行動,那么等到經濟過熱、物價高漲以后,必定會被迫猛踩剎車以維持穩定。果真如此,其結果必然是下半年經濟減速的幅度超過預期,中國經濟將進入又一次V型探底。這顯然不是什么好結果。有鑒于此,宏觀調控部門應該構建好一些的結局。

立即開始點剎車:好一些的結局

其實,對于經濟政策的決策者來說,啟動經濟刺激計劃猶如參與一場賭局。這場賭局的標的是:經濟真實復蘇和通貨膨脹,哪一個先來。如果經濟復蘇先來,之后還有時間提前應對通脹,那么決策者大獲全勝。如果通貨膨脹來臨的時候復蘇的基礎還不穩固,那么未來宏觀經濟政策的可選空間將越來越狹窄。

從博弈的理性來說,無論當前中國經濟的V型復蘇是否真實,決策者都到了退出這場賭局的時候。即使復蘇的基礎尚不穩固,如果繼續賭下去,除了讓通脹來得更快更猛之外,不可能收到別的效果。因此,繼續過度刺激已經沒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