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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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范文
【關鍵詞】 經濟增長 儲蓄 投資
儲蓄、投資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論述一般集中在經濟增長理論和儲蓄理論方面。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探討長期經濟增長的原因，存在著一致的結論，儲蓄和投資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作用；儲蓄理論在于研究主體的儲蓄行為，認為收入增加對儲蓄增長有重要的貢獻。
從世界經濟發展歷史看，各國經濟長期內普遍存在增長趨勢，不過有著明顯的差異。從而，各種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研究內容是決定各國經濟增長并導致明顯差異的因素。按照增長理論的發展進程，主要有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凱恩斯理論、哈羅德—多馬增長理論、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經濟增長理論等。
一、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產生于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大變革時期。在英國工業革命拉開序幕、經濟系統也出現了新的變化的背景下形成了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其中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增長理論為典型代表。
1、亞當·斯密的國富論。1776年，亞當·斯密在著作中最早從理論上系統地研究經濟增長的問題。涉及國民財富的性質、原因以及如何為經濟增長創造條件和環境，這些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基礎。
斯密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財富的增加主要是由勞動分工所決定的生產性勞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資本積累三個因素共同決定。并指出，若增加生產性勞動者的數量，必先增加資本積累，只有蓄積的資財的豐裕，才能雇傭到更多的生產性勞動者；增加勞動的設備或進行改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也要增加資本積累。因此，資本積累是勞動分工的基礎，決定了國民收入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源泉。
2、大衛·李嘉圖的收入分配理論。大衛·李嘉圖也認為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力量。他認為只要資本積累增長，就會出現正的經濟增長；資本積累下降，經濟增長也會下降。不過，大衛·李嘉圖研究經濟增長問題的著眼點在于收入的分配，強調各種收入分配比例如何影響資本積累，進而決定經濟增長。李嘉圖贊同儲蓄投資的一致性原理，認為一旦資本積累停止，投資即不再增加，經濟增長也將停滯，要使經濟從低水平重新增長，則要求資本家擴大資本積累，即通過儲蓄自動轉化為投資，來實現經濟增長。
3、對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討論。以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強調資本積累對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認為投資和積累過程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該意義上，古典經濟理論的主要內容是資本積累決定論。同時，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暗含著資本要素服從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假定，意味著由資本積累決定的經濟增長難以持續，最終經濟增長將處于停滯狀態。但工業革命以后的長期時間內，經濟增長未出現停滯跡象，表明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過程的描述和解釋并不很科學，且忽略了現代科學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另外，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具有很大的時代局限性，儲蓄投資的一致性原理在工業革命以后，由于儲蓄與投資實現分離，金融中介的產生下，很難成立。
二、凱恩斯經濟理論
1936年，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分析并論證了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原因，認為薩伊定律是不正確的，提出凱恩斯定律。凱恩斯拋棄了“儲蓄是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的古典經濟學派的觀點，強調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提出乘數原理及加速原理。
1、乘數原理。凱恩斯認為，投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從投資需求的效應方面看，產出的增長與投資變動之間存在乘數效應，即國民收入的增長是一定時期投資增加額的數倍，反之，投資額下降，則國民收入將以投資減少的若干倍縮減。
2、加速原理。根據凱恩斯的分析，投資在促進國民收入增長同時，國民收入增加也會帶來引致投資，從而國民收入變化對投資變化具有加速效應。
3、儲蓄—投資論。凱恩斯理論的一個貢獻是用收入決定的儲蓄—投資論替換了古典學派利息決定的儲蓄—投資論。凱恩斯認為儲蓄和投資是由兩種完全不同的人根據不同的動機選擇的行為，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儲蓄者依據其收入決定儲蓄量，根據利息率決定儲蓄形式，而投資則取決于資本的邊際效率和資本成本，不受儲蓄的支配。
4、對凱恩斯理論的討論。凱恩斯理論特別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認為政府投資不僅可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而且還可通過乘數作用帶動私人消費和投資，使國民收入成倍增長。不過凱恩斯的政策主張難以突破其時代局限性：即著重短期分析，不太適用長期經濟分析；投資決定儲蓄論僅適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經濟蕭條時期；只強調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需求效應，而忽視了投資的供給效應；儲蓄多少與投資的數量對利息率缺乏彈性，儲蓄和投資均由收入水平決定的假設在信用制度發達的國家，不符合實際情況；投資對國民收入乘數效應要發揮作用受到很多前提條件的制約。
三、哈羅德—多馬增長理論
20世紀40年代前后，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和美國經濟學家多馬在凱恩斯理論框架的基礎上進行了經濟增長分析，通稱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標志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開始。
1、哈羅德經濟增長模型。哈羅德提出資本—產出比的概念，并假定資本—產出比不變，認為經濟中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取決于資本—產出比率，經推導得出哈羅德經濟增長率方程為：gy=■。
2、多馬經濟增長模型。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注重投資的二重性，經濟的需求方面，投資通過乘數過程決定國民收入的實際水平；經濟的供給方面，投資通過增加資本存量的規模而提高了國民經濟潛在的生產能力。多馬得出的經濟均衡時的增長率：
第2篇：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范文
關鍵詞：經濟自由；市場調節；國家干預；市民社會；經濟法制化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19-0087-02
在皮埃爾?羅桑麗隆所著的《烏托邦資本主義》中，他主要闡述了對于市場觀念、市場經濟和市場社會的看法，作者指出了市場經濟的特性和作用主要體現在使決策權分散化，并可以進行自動調節。而市場調節并不僅僅是簡單的經濟調節，還需要具有廣泛的社會調節作用的方式來完善市場經濟。通過建立社會的問題論述，引出從“神建”到“人建”的轉變，最終達到“小政府，大社會”，有著適當政府干預的社會。因此，我們要想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要遵循歷史的線索，通過學習與理解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的理論與實踐的背景來進行研究。這樣，通過深入了解理論背景變化的同時，開拓市場經濟下的新模式，從而促進我國市場經濟有序快速的發展。
一、經濟自由的解讀
自由，有史以來都是一個令人向往和追求的崇高信念和理想。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歷史是為自由而斗爭的歷史。經濟自由直接關系到社會經濟關系中人們經濟利益的分配與實現，而且經濟自由的實現還決定社會成員的社會政治自由權利的現實狀況。
經濟自由是經濟自由主義的產物，并且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變化。在15世紀到17世紀，代表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重商主義是商業資本利益和要求的經濟學說和政策體系。他們政策倡導帶有極端的國家干預主義色彩，認為國家這只“看得見的手”是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所不可缺少的手段，并且應該落實有利于商人的政策。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封建自然經濟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建立。但隨著英、法等國已經相繼完成工業革命，這一國家干預的政策已經無法滿足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了，取而代之的是古典經濟自由主義。
在18世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從幼年進入青年時代。亞當?斯密就提出了一種完美的“自由放任”的經濟自由發展模式：每個人都是“經濟人”，以謀取個人利益和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因此社會要為個人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國家應該放任經濟自由發展，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要讓社會公共資源得到自發的優化配置。這個想法在新興資產階級中代表了一種信念：沒有封建君主專制的國家干預，他們也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物。這時，封建君主專制國家逐漸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障礙。但斯密的思想，對后世100多年自由主義思潮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這種背景下，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就取代了經濟自由理論。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出現了提倡自由放任為主，政府干預為輔政策的新經濟自由主義，這使得凱恩斯的“看得見的手”的政府干預理論得到了新的挑戰。但新經濟自由主義提倡的自由，在某種程度上很好地對古典和新古典學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預的經濟主張進行了修正。
通過研究經濟自由主義發展的歷史軌跡，我們得出經濟自由是符合人性的，并且應是任何法律制度要加以保護的自由。
二、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
資本主義發展到現在，市場調節和國家干預一直是資本主義國家調節經濟所使用的兩種手段，只是每個時期的側重有所不同。重商主義強調國家干預，亞當?斯密偏重市場，到凱恩斯主義時期的偏重國家干預，又到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回歸市場。這種側重的不斷變化，總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后進行的，也正是在這種側重面不斷變化的過程中使資本主義得到發展。
當經濟自由主義無力面對經濟危機、大蕭條時，國家干預主義就應運而生，各有自己的成就和輝煌。但面對“滯脹”，國家干預主義也無能為力，此時，自由主義似乎顯現出活力。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是兼收并蓄，互相滲透的，國家過多的干預和一個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場，都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和各國的現行政策看，單一的國家干預或者是經濟自由是不存在的，應該形成有著有適度國家干預和科學計劃指導的，二者相融合的現代市場經濟。一方面，國家干預主義逐漸承認了市場經濟的效率，同時注意了將宏觀經濟政策同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相結合；另一方面，相對于完全自由放任，適當的國家干預也得到了大多數的經濟自由主義倡導者的認可。
然而在現實中，市場并不符合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所設想那樣的“有效市場”，因為經濟的相互作用十分復雜，市場參與者也遠不未能夠完全理性。盡管國家具有一定的強制力優勢，但在解決信息的不對稱和不完全而導致合作難以達成的問題時，同樣產生了相互依賴性的其他沖突和矛盾。因此，傳統的市場經濟理論下國家和市場的組合，在實際相互依存的人類合作中有難以克服的局限性，這就要求我們要超越這種方式，去重新認識我們熟知的“市場經濟”。
三、基于市場、市民社會和國家協調下的市場經濟
在青木昌彥的思想中，協調是指“經濟主體間各種行為間的調整，各經濟主體為了使決策能夠彼此調和從而達到有效地利用稀缺資源的目的，應如何共享信息和分享利用的問題”，可見，如何更有效率地獲取和利用信息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同樣，市場和國家在市場經濟活動的協調過程中存在諸多信息失調的問題，諸多這樣問題的解決就需要不被重視的社會組織來做。社會的發展需要兼顧個人與公共利益，同時也不能忽視各種社會組織與社會團體的利益。如同馬克思所說：“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
市民社會在17至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西歐真正走向成熟，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和不同的歷史環境中都有著不同的內涵，可以定義為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糅合國家利益、個人利益以及代表小范圍內特殊領域中的集體利益的特殊工具。市民社會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它不僅僅體現了群體和組織內的認同與協作，通過形成內部的信息共享，來降低小范圍內成員間合作或者沖突的交易成本，進而降低市場交易風險。同時，市民社會組織也可以成為國家協調公共利益的有利工具，從而減少過多的國家干預，更利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有序發展。
現今的市場經濟，最大的目的是進行稀缺資源有效并且合理的分配，進一步來講就是要促進人類歷史的文明和普遍提高社會成員的福利水平。這一偉大目標的實現，無疑要依靠國家和市場在不同領域解決問題的不同優勢，但是因為信息不完全的缺陷所制約，會出現普遍的協調失靈。這時候通過市民社會組織的協調，利用其信息和成本的優勢，為平衡市場和國家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按照人類社會相互依賴性所要求的協調機制而言，市場經濟實質上應該是基于市場調節、市民社會組織和國家干預這三位一體的聯合協調機制。
四、我國的實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市場和國家干預相協調的機制來發展經濟，使得國民經濟水平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十報告最新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特別強調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三個平等”原則，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這個經濟理論創新是要把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定位為處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這“兩只手”的關系，做到不同市場主體競爭的“三個平等”。這就要我們在法律的監督下，兼顧國家、市場和市民社會組織的平等協調，來促進我國市場經濟正常、有序、優質的發展。
現代經濟法的基本價值在于保障經濟自由，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經濟法作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和裁判規范，是經濟自由行使的邊界和國家干預合法性的源泉，做到有限的政府和經濟的法制。所謂有限政府就是要求國家在干預市場時必須遵循有限權力原則，即行政權力的授予意味著權力行使應受到法律的限制，受到行政相對人的限制，同時也受到其他權力的限制，因而一切行政權力都是有限的。
在法律范圍內，市場本身可以解決的問題，政府不必插手；而市場自身面臨的無力解決的問題或者解決成本過于昂貴的問題政府要介入去幫助市場解決難題。通過市民社會組織的和市場、國家干預的協調，限制政府機關的權力，平衡各個競爭主體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來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這也保證了市場的自由與競爭和政府服務于公共社會利益。這樣才能從現實的角度實現我國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快速的發展，真正實現在十報告中提出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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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范文
[關鍵詞]大連；國際環保展；綠色營銷；低碳；轉型策略
[DOI]10.13939/ki.zgsc.2016.01.025
1 展會實施綠色營銷的必要性
首先，展會綠色營銷是順應世界“綠色”經濟發展潮流的必然要求。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加強，特別是我國“一帶一路”的政策提出后，更要求我們緊跟時展腳步。然而我國會展業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不管是政策還是企業經營理念上都遠遠落后，如今“環保、綠色”是全世界都在討論的話題，在西方國家“低碳、環保、綠色”早已與會展經濟相結合，綠色營銷早已貫穿展會工作的各個環節。所以大連國際環保展覽會實施綠色營銷，有利于順應世界經濟發展潮流，推動我國會展業“綠色化”。
其次，展會綠色營銷是響應國家“低碳環保”的號召，提高資源的利用率，保護環境，早日實現中國夢的要求。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會展業發展突飛猛進，但是大部分展會內容相仿，缺乏有特點、高質量的展會，甚至存在資源浪費的情況：比如場館的閑置、展會期間大量的宣傳手冊、紙質廣告單的浪費等，這些都與國家政策背馳而行。因此，展會實施綠色營銷不但有利于建設綠色會展經濟，還有利于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展會綠色營銷還有利于打造會展企業的環保健康形象。在當今世界競爭激烈的經濟環境下，一個企業是否能成功立足，不僅要取決于企業所獲經濟效益，更多地取決于企業的社會貢獻率。被稱為“無煙產業之一”的會展企業實現綠色營銷，不但有利于將“有名無實”轉變為“實至名歸”，還有利于企業提高展會資源的利用率，更能節約成本提高經濟效益。
最后，對于消費者來說，綠色營銷一方面有利于展會帶動消費者樹立綠色消費的消費觀，將理論上的綠色消費觀更加深刻地貫徹到實際消費中；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消費者拉動綠色環保產業的發展，使環保產業在我國“一帶一路”經濟政策下成為服務業中的支柱性產業，進而成為全球綠色環保事業的領頭羊，拉動世界環保產業經濟增長。
2 大連國際環保展綠色營銷存在的問題
2.1 缺乏與環保展會同期舉辦的專業討論會
大連近京津臨日韓，是中國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際都享有一定的知名度。而大連作為國家國際重點關注的旅游城市，在環境保護方面一直是佼佼者。雖然大連國際環保展已經舉辦了十屆，辦展經驗相對成熟，而且每一年都吸引了大量國內國際環保產業企業家、行業專家、零售商等。但是缺乏與展會同期舉辦的專業性環保事業討論會、環保產品的技術交流會、品牌推介會，很難提高展會的專業化、品牌化、國際化，同時對專業觀眾的影響也有限。
2.2 展會管理者綠色營銷觀念模糊
思想的深度決定事物發展的高度，一個好的管理者不僅要具有好的領導能力，更需要有長遠的洞察力。但是大連國際環保展的管理者思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展會的舉辦本身就應該是一場關于環境保護的展覽會，是各界環境保護者的聚會，應當社會效益大于經濟效益。因為在整個展會營銷思維上就局限于傳統的思維，所以環保展的舉辦具有局限性，而且與環保主題略有不同。
2.3 場館管理不到位，環境混亂
展會作為信息傳播的平臺，是參展商與貿易商、觀眾之間聯系的橋梁紐帶。不管是展前、展中還是展后都需要工作人員精心服務，我們在大連國際環保展的現場了解到，開展期間有大量傳單紙屑在場館內，同時也存在濫竽充數的展商，場館外還有大量的非展商在大肆宣傳自家的產品。這些情況不僅嚴重影響了正規參展商的心情，還打亂了場館內的秩序，影響了場館的綠色環境。
2.4 缺乏綠色廣告，引導意識不強
大連國際環保展作為一個以“低碳、環保”為主題的展會，在展會的很多環節沒有與綠色環保的主題緊密相扣，對綠色消費的宣傳不夠，沒能將其綠色營銷的環保展會做強成為一張大連城市的新名片。
2.5 展會的社會影響力小，國際化程度不高
本屆的大連國際環保展與往屆相比，海外參展商和觀眾都有一定增加，但是大部分的海外參展商也只是局限于與大連毗鄰的日本、韓國、朝鮮，跟北京、上海、廣州的環保展會相比，社會影響力小，國際化程度低，宣傳的力度和廣度還遠遠達不到目標要求。
3 大連國際環保展綠色營銷的發展策略分析
3.1 同期舉辦專題會議，打造綠色品牌展會
在展會舉辦期間，要大力發揮政府導向作用。政府支持展會綠色營銷是環保展成功舉辦的保證。在展會期間，舉辦關于環境保護的專題會議，一來可以集思廣益共同商討當前環境保護的最新措施，二來也可以為展會帶來更多當前環保展的最新產品、最新技術，更多的是可以擴大宣傳效果，讓展會更加專業化、品牌化。
3.2 更新觀念，樹立綠色營銷的意識
當今世界會展業展會實施綠色營銷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貫徹綠色營銷的觀念就必須要進一步地去學習，并不斷提高保護環境、低碳環保的意識，更有效的去開拓會展綠色市場。展會中的綠色營銷就是需要項目主辦方把展會可持續發展作為基本目標，將展會與環境、社會、生態保護相結合，把有限的資源循環利用，做到展會與社會環境協調發展。大連國際環保展想實現綠色營銷，先要展會主辦方與承辦方轉變思想觀念，將綠色環保的觀念貫徹到展會的每一個環節。
3.3 建立綠色服務體制，加強管理，使展會“綠色化”
建立健全展會的綠色機制，不斷提高展會工作人員的環保意識。比如，加強對會展公司工作人員的培訓，對參展公司產品的質量監督，在展臺搭建環節盡量使用綠色環保的建筑物，減少對紙質傳單的使用等，這一系列的舉措都可以做到綠色環保。盡量使用綠色信息技術，采取現代網絡技術，進行滾動宣傳。減少使用紙質邀請函，利用電子郵件、微信公眾平臺、微博、媒體報告等現代通信工具。加強對展會現場管理，增加展會現場監督人員，禁止魚目混珠的現象。增加展會現場綠化措施，例如劃分專區垃圾堆放處，并標記出可降解和不可降解的區別，增加綠色植物美化環境等。
3.4 加強媒體宣傳，引導綠色營銷理念
大連是一個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大都市，但是星海會展中心是較早時期建成的場館，所以在現代網絡技術方面還有些許欠缺，應加強無線網絡的全面運用。在展會舉辦前后期，展會主辦方應當積極與國內國際知名媒體聯系，不斷進行跟蹤報道，大力宣傳綠色環保方面的知識以及展會中的綠色產品，引導貿易商和觀眾綠色消費。
3.5 積極與國際國內行業協會合作，提高綠色展會影響力
與國內國際知名行業協會合作有利于擴大展會的影響力，有利于吸引更多業內人士前來參觀，為參展商謀求更多商業合作的機會，也可以在行業內樹立榜樣。還可以提高展會的國際化程度，吸引更多國外貿易商，方便其溝通交流。同時有利于發揮展會的社會功能，促進大連國際環保展綠色營銷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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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范文
【關鍵詞】經濟法/市場競爭規制/國家宏觀調
在經濟法作為獨立部門法出現以前，調整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的法律規范早已有之。但是，將“公正原則應用于政治經濟學……（并成為）相互關系條例”且“作為政治法和民法之補充和必然結果的（現代意義上的獨立的）經濟法”，（注：轉引自［法］阿勒克西·雅克曼、居伊·施朗斯：《經濟法》，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3頁。）按照大多數經濟法學者的共識，則始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其典型代表是美國和德國經濟法的興起。（注：參見漆多俊：《經濟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頁。）所以，本文從19世紀末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況以及經濟發展趨勢入手，力圖把握經濟法的基本性格，希冀對西方國家經濟職能的轉變在經濟法制上給予新詮釋，最終期盼對我國經濟法制的進一步發展有所啟示。
一、經濟法的產生與形成：市場機制的缺陷與國家職能的補位
——市場競爭規制（法）與國家宏觀調控（法）并行
經濟法產生并形成部門法有其深厚的社會經濟根源。18世紀至19世紀末，是西方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理論盛行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中指出，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各個人在追求私利的無形之中卻促進了社會整體利益的擴大。所以，對社會經濟愈少干預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只需要為市場提供最必要的經濟服務。19世紀后半期，西方主要國家相繼完成產業革命，推動了經濟的高度發展與生產的社會化進程，加劇了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與生產日益社會化的矛盾，引發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為了應對經濟危機，各產業部門的經濟組織紛紛結合成立卡特爾、托拉斯及康采恩等壟斷組織，謀求壟斷利潤，背離價值規律，社會經濟自身固有的調節機制失靈，越來越需要另外一種機制來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凱恩斯的國家全面干預經濟理論應運而生，并立即被西方各國奉為寶典，“有形之手”即國家調節作為彌補“無形之手”即市場調節之缺陷的社會經濟調節機制便呼之欲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家調節地位之確立，標志著現代國家職能的演變和國家經濟職能的發達。（注：參見漆多俊：《經濟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0頁。）國家調節在不同國家及不同階段其表現形式大不相同，概括來說有兩種基本形式：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調節表現為反獨占與規制；以德國為代表的國家調節在二戰前主要為加強宏觀調控，一定程度上抵制自由競爭甚至是扶持和鼓勵壟斷傾向。因國家經濟調節活動之需而制定的法律，既不是單純的私法，又不屬單純的公法，是以社會（公共）利益為其根本價值的公私兼融的新型法律規范，20世紀20年代以來，人們稱之為經濟法。在美國，這種維持市場自由競爭體制，保護個人契約與經營自由的反壟斷的市場競爭規制法遂應時而生；而在德國和日本，也同時出現了強調國家權力扶持壟斷以對經濟進行統制之特性的國家經濟統制法。由此可見，因國家調節的方式不同，導致經濟法一經產生便具有兩種互相對立的基本性格；并且這一對基本性格在不同國家以及不同的歷史階段上有消有長，甚至在同一個國家的同一時期兩類經濟法律并行不悖，充分體現了國家經濟政策與法制發展的適時性。
美國自19世紀60年代出現壟斷伊始，至90年代情況已相當嚴重，如美孚操縱了全美石油生產、美國制糖公司控制了全美90～95%的制糖業。美國是奉行自由放任經濟政策最典型的西方國家之一，壟斷和限制競爭現象引起人們普遍憂慮和不滿，要求國家出面干預，國家也意識到直接介入私人經濟領域的必要性。1890年國會通過《反對不法限制和壟斷，保護貿易與商業的法律》（簡稱《謝爾曼法》），1914年又頒布《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作為《謝爾曼法》的必要補充。這些法律確認：任何以契約、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聯合、共謀、壟斷而限制貿易的行為是違法或犯罪的行為，應受行政處罰或刑事制裁，顯示出限制壟斷、保障參與市場交易活動的各種經濟主體之全體的實質契約與經營自由的性格。在1929年經濟危機之前，美國的經濟法制幾乎僅限于反壟斷和限制競爭。1929～1933年經濟危機之后，美國的國家經濟調節有所變化，國家開始以資本所有者的身份直接參與投資經營，并應用財政、計劃等多種手段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面、綜合和經常的調節。（注：參見漆多俊：《經濟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頁。）進入20世紀70年代，西方世界爆發了“滯脹危機”，經濟停滯、失業和通貨膨脹在美國等國家同時并發，人們對凱恩斯主義產生質疑，古典自由經濟理論又以新的面目卷土重來。1981年，里根政府著手在全美推行經濟復興計劃，在政策和立法上放松國家對企業的約束；此前撒切爾夫人1979年主政英國，全面放棄凱恩斯主義，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從而掀起80年代世界性的經濟自由化、民營化以及解除管制的潮流，自由競爭或反壟斷法制的重要性再度為美國等大多數國家所確認。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由于現代高科技尤其是電子計算機和其他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全球經濟一體化加快，也大大加劇了各國和各大公司之間的競爭。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西方在新的世紀之交掀起了全球企業兼并的熱潮，尤以美國為盛。在當前的兼并熱潮中，美國同其他國家一樣，在經濟法制上表現為一方面維持國內市場競爭秩序；另一方面鼓勵企業兼并；一方面促使本國企業進行跨國兼并，另一方面又防止外國企業可能對本國帶來不利的兼并。（注：參見李琮：《當前全球企業兼并熱潮評析》，《求是》2000年第2期。）
以德、日為典型的國家在總體上實施的是國家為實現宏觀調控的目標而介入社會經濟生活并在特定的產業扶植卡特爾形成國家壟斷資本的經濟法制。與美國的消極國家調節不同，德、日等國“并不需要有限制競爭等行為的事先存在，國家或以整體經濟發展所需，或以振興產業等‘公益’促進為理由，就得以積極地、主動地介入私人的經濟活動，限制其競爭或營業之自由，進行經濟統制及管制”。（注：參見黃銘杰：《經濟法基本性格論》，臺灣《政大法學評論》第58期（1997年12月）。）與美國相似，德、日兩國的經濟統制法亦在不同的階段呈現不同的性格：(1)19世紀末至一戰后，德國和日本作為后起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市場，“在戰前要積極備戰，戰爭期間要調整經濟布置和發展生產支持戰爭，戰后要重建、恢復經濟，因而政府大量干預經濟”，（注：（注：參見漆多俊：《經濟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頁。）于是頒布了諸如德國的《確保戰時國民糧食措施令》、《卡特爾規章法》、《煤炭經濟法》和日本的《有關戰時工業原料出口取締事宜》、《對敵交易禁止令》、《軍需工業動員令》等尤其是統制經濟以及扶助卡特爾之類的初級經濟法，有些學者將之稱為“戰時經濟法”，（注：參見潘靜成、劉文華主編：《經濟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頁。）日本學者稱這一時期為“準經濟法時代”。（注：參見［日］金澤良雄：《經濟法概論》，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3～84頁。）(2)1929～1933年經濟危機至二戰以后。德國和日本在經濟危機期間頒布了許多經濟法規，扶持卡特爾的建立，促成國有壟斷公司建立，以統制經濟。經濟危機以后，與英、美國家干預經濟的減弱趨勢相反，德、日兩國進一步強化國家經濟功能，積極扶助卡特爾。總之，這一時期的經濟法在“危機對策法”和“戰時經濟法”之間徘徊，并因德、日發動二戰最終再次滑進“戰時經濟法”的老路。(3)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這是經濟法從（德、日）立法中逐漸剔除非經濟性因素，立法體系趨于完備的階段。”（注：參見漆多俊：《經濟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頁。）戰后的聯邦德國和日本按照美國的意旨制定了反壟斷、限制競爭法，但后來兩國對待這類法律的態度發生了分野：德國1957年通過《反限制競爭法》，并于1973年、1976年、1980年對該法做了修訂，進一步加強對壟斷的限制，維護和促進市場競爭自由，德國經濟法的主體性格自此嬗變為市場競爭自由，其經濟法的體系也是以《反限制競爭法》為核心構建的。日本于1952年獨立后不久，就立即著手制定壟斷禁止法的適用除外，1953年進一步緩和對壟斷的禁止，最后發展到促進壟斷，保障國家對社會經濟越來越全面的介入與調控。(4)進入20世紀90年代，伴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兼并熱潮的沖擊，德國和日本的經濟法制發展趨勢以及現時經濟法制的基本性格，都與美國有類似或趨同，茲不贅述。
綜上所述，現代經濟法制體系在英美國家主要表現為維持市場自由競爭、保障實質的契約與經營自由；在德、日等國則主要表現為限制民間經濟的經營與競爭自由，扶持特定的壟斷。而且，這兩種基本性格之間有時互補互輔，有時則是對立的此消彼長。尤其是二戰后，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逐步發展以及世界經濟自由化的日趨加強，這兩種性格的經濟法制也呈出現出和諧統一的變化。
二、經濟法的發展與成熟的內在要求：經濟法功能發揮的雙向模式
——既要規制“市場失靈”，又要匡正“政府失敗”
第5篇：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范文
關鍵詞：宏觀稅負；政策選擇；結構性減稅
中圖分類號：F810．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07)01-0039-02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逐步確立和完善，整個經濟體系也步入了規范協調､漸進穩定的發展軌道。在這一過程中，作為制定各種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我國宏觀稅負是高還是低，企業稅收負擔是否過重，一直是財政界討論的熱點。
一､宏觀稅負的界定
宏觀稅負是指一個國家的總體稅負水平，一般通過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一般為一年)稅收收入占同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來表示，反映一個國家以稅收形式參與國民收入分配所集中起來的價值總額和比率。宏觀稅負的高低，表明了政府社會經濟職能以及財政能力的強弱，也表明政府在國民經濟總量分配中集中程度的大小。
在我國，政府收入大致可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為稅收收入，即政府按照稅收制度的規定，由稅務部門通過稅收渠道征收的那一部分收入。第二層次為企業收入､教育附加收入以及其他雜項收入。這部分是非稅收渠道的､規范性的､納入預算的收入。通常將第一､第二部分收入叫作財政收入。第三層次是預算外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等。這部分是介于規范性和非規范性之間､未納入預算的､但可以比較精確統計的收入。第四層次是各種收費､罰款､集資､攤派等收入。這一部分是純制度外的､無法加以統計的“自收自支”的收入。這四個層次的總和叫作政府收入。于是，我國就有三個口徑的宏觀稅負：一是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們稱之為小口徑的宏觀稅負；二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們稱之為中口徑的宏觀稅負；三是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們稱之為大口徑的宏觀稅負。小口徑指標可用來考察政府的財政狀況或財政能力；大口徑指標可用來考察國民經濟負擔水平和企業負擔程度；中口徑指標與小口徑指標差別不大，一般不采用。
二､我國宏觀稅負的現狀及國際比較
(一)我國宏觀稅負的變化過程及分析
1．從表1可以看出，1994-1996年，我國的宏觀稅負(小口徑)持續下降至最低點l0．2%。這種情況的出現與以下因素密切相關：(1)轉軌時期的經濟結構調整和體制轉換。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我國正在實施“兩個轉變”，即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和由粗放型經營向集約型經營的轉變。轉軌經濟時期，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貢獻不斷減少，非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貢獻不斷增加。(2)政府職能的轉換。政府的職能定位也由過去的經濟領域退回到公共管理領域。政府存在的理由和實行公共政策的目的，一是校正市場局限性，提供通過市場解決不了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二是促進社會公平的實現。政府一方面要限定其職能范圍，另一方面要轉變管理方式。(3)依賴公有制經濟的舊稅制越來越不適應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稅收優惠政策過多過濫，稅收流失也日益嚴重，致使我國的宏觀稅負持續下降。
2．自l997年開始，我國的宏觀稅負(小口徑)開始持續增長。l997年為l1．1%，比l996年上升了0．9個百分點，實現了歷史性的轉折。2004年，我國的宏觀稅負持續增長到l8．8%，比1997年上升了7．7個百分點。2005年我國的宏觀稅負也達到了16．9%。我國宏觀稅負持續增長與以下因素密切相關：(1)經濟的快速增長為稅收的增長提供了前提和基礎。我國通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對外開放､吸收引進外資､鼓勵外貿出口以及根據通貨膨脹和經濟緊縮的不同情況，分別采取抑制通貨膨脹的緊縮性政策和緩解經濟緊縮的擴張性政策，并取得了預期的效果。加入WTO以后，通過國際貿易來合理配置資源，拉動了國內經濟，從而帶來了GDP的增長。與此同時，國內市場，尤其是服務領域的國內市場的開放，使大量外資涌入，并使國外資金､技術同國內的資源､勞動力､市場有效結合，促進了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2)政府支出的增加。我國正處于由過去單一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由粗放型經營向集約型經營轉變的過程中，這就要求建立一些新經濟部門。因此，一方面一些老經濟部門正在向新部門轉換，而另一方面部分失去其存在價值的老部門卻還沒退出，致使當前的政府部門成為非廉價政府。另外，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數量和質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求不斷擴大，如對教育､社會保險､交通､環境等的需求增加。由于政府支出規模的擴大，迫使作為獲取財政收入主要手段的稅收的規模擴大，從而使宏觀稅負不斷上升。(3)新稅制取消了大量的減免稅政策優惠，金稅工程開始收到成效；由于稅務機關依法治稅的加強，應收盡收，堵塞漏洞，擴大了稅基，增加了稅收收入，提高了稅收在GDP中的比重。
(二)當前我國宏觀稅負的國際比較
據有關統計資料顯示，發達工業國家的宏觀稅負平均在30%-35%之間，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稅負在16%-20%之間。而我國2005年的小口徑宏觀稅負為16．9%，相對偏低。但是小口徑宏觀稅負水平并不能反映國民經濟負擔水平和企業負擔程度。若將各種收費等并入政府收入，我國大口徑的宏觀稅負據有關專家測算，大致在33%-35%左右。我國的宏觀稅負明顯偏高。
我國的大口徑宏觀稅負相對較高，非稅負擔重成為主要原因。各種政府性收費過多過濫，到2003年4月底，經國務院及有關部門批準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共496項，其中，涉及企業的項目就達338項。
三､調整和優化我國宏觀稅負的政策選擇
(一)整頓政府收入渠道，理順稅費關系
各種亂收費是造成我國大口徑宏觀稅負偏高､企業負擔重的主要原因。減輕非稅負擔必須依靠稅費改革，其基本思路是使稅費各歸各位：一是要把現行的地方政府支配的預算外資金納入預算內管理，取消各種不合理收費；二是對于需要保留的收費項目，國家要通過法律法規予以規范，保留的項目應嚴格限定在規費和使用費的范疇內；三是將具有稅收性質的基金和收費，通過擴大現有稅種稅基或設置新稅種的辦法實施“費改稅”。對現行的收費項目通過取消､規范､轉制､改稅等措施，建立起以稅收收入為主､收費為輔的財政收入機制，從而降低大口徑宏觀稅負，減輕企業負擔。
(二)調整稅收結構，實行結構性減稅
針對我國目前的財政收入狀況，如果實行大面積的減稅措施，容易導致政府收入的大幅度下降，進而出現財政風險。而如果進行適度的稅收負擔的結構性調整，財政并不會出現較大的缺口，又有利于調整現實存在的微觀稅負分配不均的現象。
我國政府通過改革稅制，達到結構性減稅的目的，即以增值稅為主的間接稅和以所得稅為主的直接稅均實行減稅政策并同時開征社會保障稅､環境保護稅和財產稅。
1．實現增值稅的轉型。根據西方的最適課稅理論，政府應該在保證稅收收入的前提下使稅收超額負擔最小，減少效率損失。而我國實行的是生產型增值稅，存在嚴重的重復征稅問題。固定投入比例大的基礎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增值稅負擔過重，影響了企業在這些行業投資。另外，生產型增值稅不利于出口型企業獲得完全退稅，影響其產品出口。因此應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盡快實行消費型增值稅，減輕企業的增值稅負擔，有利于資本積累和擴大投資。
2．改革所得稅。我國目前內外資企業實行不同的所得稅政策。現行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差異首先表現在稅率方面，主要表現在對經濟特區和沿海經濟開放區等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實施區域性“特惠”稅收政策和對外商投資的特定行業､項目實施“特惠”所得稅政策；第二個差異表現為扣除項目不同，表現為工資和福利費支出差異､公益和救濟性支出差異以及業務招待費支出差異等。根據WTO的“國民待遇”原則和稅負公平原則，我國外資企業所得稅制度應實行相應的改革，即內外資企業實行統一稅率､統一稅基和統一優惠政策，根據企業所得稅的實際稅負適當調低企業所得稅的稅率。
3．增設新稅種。(1)開征社會保障稅。我國政府從1983年開始著手建立新型的社會保障稅，但一直沒有開征，而是由各類社會保險機構擔當主要角色，其資金來源主要是統籌繳費，如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由勞動者和企業共同支付。這種方式獲得的基金，通常不直接作為財政收入，而是由歸口政府的專門機構管理，這就存在社保基金被挪用以及企業欠繳社保費的現象。如果開征社會保障稅，以稅收的形式強制征收，既能增加稅收收入，又可以改變人們的預期消費，增加即期消費行為。(2)開征環境保護稅。雖然我國現行稅制中也有一些環境保護的稅收條款，分別分布在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等稅種中，但都是以稅收優惠或是重稅的形式來體現的，過于零散，不夠系統，不能完全和明顯地體現國家稅收政策的意圖，也不利于有效征收。應及時開征環境保護稅，既有利于規范消費者的行為，也有利于加強稅收征管，增加財政收入。(3)適時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在完善個人所得稅的基礎上適時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緩解貧富懸殊的社會矛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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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許善達．中國稅收負擔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
第6篇：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范文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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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第7篇：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范文
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基本含義和特點
1.1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本含義。
(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與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功能。當代高新技術產業化實踐表明；一方面，市場機制是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的主要動力所在。這是高新技術產業化在世界各國經濟增長、國際競爭力提高、綜合國力增強和國家整體形象設計等方面能發揮并且正在發揮出巨大的能動作用和主體作用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面，要普遍和縱深推進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除了必須塑造企業行為主體外，還必須有政府相應功能的支撐與服務。這是高新技術產業化所以能對當代人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產生變革性作用的必要條件。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所以能長期在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國際競爭中始終處于牢固的壟斷地位，與這些國家政府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有效的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說，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模式中對政府功能的作用尚有不少異議的話，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領域，它們幾乎都作為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一個重要職能來實施。這表明，在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模式方面，發達國家的政府職能與傳統產業管理職能發生了巨大的分離，正在發生重要的調整。高新技術產業化對經濟增長、充分就業、抑制通貨膨脹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等方面都發揮出了重要作用，并且這種作用還有進一步提高的趨勢。這是發達國家政府長期以來不懈地提高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重要啟示。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為例，其高技術產業的增加值已占整個制造業增加值的25%，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1996年7月，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提出的《為了國家的利益發展技術》報告中強調，技術進步是決定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技術和知識的增加占生產率增長總要素的80%左右。由高技術產品的開發而形成的帶有高技術含量的服務業的出口額已占商品出口額的40%。1996年5月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確定，由歐盟部長理事會支持召開的“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中產業的競爭力——政府的作用”研討會，探討了高新技術產業化新經濟發展模式中政府功能及其政策問題。顯然，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競爭力，是強化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建設的基礎和核心所在。
發達國家新經濟實踐表明，強化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是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政府經濟功能轉型和創新的重要方向。一般而言，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促進功能的實現主要有三個途徑：一是政府本身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的直接參與行為，如把財政資源投入高新技術產業化中去。二是政府通過建立一系列優惠政策體系去推動、引導、促進、調整和規范全社會高新技術產業化中創新活動的持續、有序化發展。三是通過建立和完善高新技術公共基礎設施來提高國家對高新技術產業化的供給能力，提高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因此，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功能的形成和作用也相對復雜。這表明，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并不像傳統產業那樣簡單明了。
(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本含義。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反映政府政策、法規、規劃與計劃等促進和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增長、扶持和規范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加快高新技術企業成長的競爭實力。它是指一定經濟體制下的政府經濟功能在高新技術產業管理中所表現出來的綜合競爭力。
國際經濟競爭的加劇和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知識經濟的迅速崛起，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問題提出的重要背景。
從理論淵源上分析，古典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和相對比較優勢理論是競爭力存在和作用的基礎。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一國綜合國力競爭優勢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功能的主要實施方式，因此，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就成為決定一國社會整體創新能力的重要內容。
從政府經濟學的觀點分析，政府經濟功能的發揮是彌補“市場失靈”的重要方式，是加快一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速度不可替代的力量。而政府功能的產生和發揮，除了政府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外，還必須輔之以產業政策。即從強化政府產業管理競爭力的角度，增強政府經濟功能對國民經濟作用的效果，盡量減少“政府功能失靈”。
從發展經濟學的觀點分析，發展中國家必須把消除“二元經濟結構”作為工業化發展的主要目標。這不僅使政府經濟功能的強化成為必然，而且使政府經濟功能的重點有了戰略性調整的必要。為此，必須把政府經濟功能集中在工業化發展的國際競爭力上，進而形成一套能促進政府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政府政策體系。
從世界經濟論壇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學院的觀點分析，一國國際競爭力取決于以下五種不同因素的組合：變革素、變革過程、環境、企業自信心、工業序位結構等。由此形成兩方面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競爭力，一方面是企業競爭力，另一方面是環境優化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環境優化競爭力成為制約企業競爭力、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因素。而環境優化競爭力又與政府經濟功能作用形成和效果密切相關。從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化實踐分析，要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功能的效果，必須以強化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為關鍵。
從理論上分析，一國或一地區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一國或地區高新技術產業規模、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能力與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效果之間的乘積。即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高新技術產業規模×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能力×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效果。
1.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特點分析。
(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強化和改善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的主要內容。
(2)決定和影響一國或一地區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有三個方面：
高新技術產業規模因素。這是影響一國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本因素。一方面，只有在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后，國家政府才有對其實施產業管理的必要和可能；另一方面，高新技術產業規模的擴大，使其對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的貢獻提高，從而奠定了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必要性、主動性、積極性。
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能力因素。它主要包括：政府高新技術產業財政投入力度指標、政府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財政投入力度、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的政策扶持力度、高新技術產業政府管理機構設置和功能作用、高新技術產業市場行為主體利益矛盾的政府規范力度等。
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效果因素。其衡量指標主要包括：一是高新技術產業增長幅度指標；二是高新技術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支柱產業地位的形成和擴散程度指標；三是高新技術企業成長指標；四是高新技術企業規模化發展指標；五是高新技術產業對國家財政收入貢獻率指標；六是高新技術企業就業貢獻率指標；七是高新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指標；八是高新技術產業在推動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調整中的帶動作用指標等。
(3)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雖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一定經濟體制的影響，但經濟體制變量對高新技術產業增長的影響只能限制在一定限度內。其主要原因如下：
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已由過去的單純企業化、個體化和小額化向目前的政府化、社會化和巨額化方向發展，尤其是政府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的投入規模與實力已成為決定高新技術產業化和知識經濟國際競爭的核心因素。這是在不同經濟體制下政府投入功能都能得到充實的體現。
高新技術產業化和知識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是技術重大創新和技術、知識在資源配置與利用中的功能成為主要決定力量。由于技術、知識與經濟體制、經濟制度的相關性極小，因此，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和知識經濟的發展一般與經濟體制因素關系并不特別密切。
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及其知識經濟發展中，經濟體制變量對其影響主要通過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方針、政策、措施、手段等體現出來，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也成為經濟體制變革和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
經濟體制對高新技術產業管理政府行為的要求主要體現在如何重新認識政府在國家經濟職能中的作用，如何實現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政府功能的“最大化”和“最滿意化”。
(4)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提高一國產業素質的重要條件。首先，政府通過相對超前和富有戰略性的優惠政策體系對高新技術產業進行扶持，客觀上能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增長速度和規模；其次，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主要從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升級的戰略高度考慮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全局性問題，因此，對推動和加快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優化調整、高級化調整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再次，政府通過必要的、一定規模的高新技術研究與開發財政投入、高新技術企業投入等手段，能促進高新技術商品化、產業化和國際化進程，進而強化高新技術產業化能力；最后，政府通過制定一定的產業保護和產業開放政策等手段，可提高產業發展素質。
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目標和主要條件
2.1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目標體系：促進和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增長；扶持和規范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加快高新技術企業成長；刺激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改善和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有效供給；建立和健全適應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的市場結構與市場體系；建立和強化具有自主開發能力和知識產權形式的高新技術產業體系；建立和完善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的企業家才能供給和研究與開發人才供給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和保障體系；保障國家經濟安全。
2.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條件。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既是一個多重目標體系，更是一個客觀過程。作為一個社會系統工程，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建設必須具有條件體系的支撐與服務。具體地，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條件有：
(1)國家規劃和戰略支撐條件。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計劃和戰略成為國民經濟中、長期發展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需求條件，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充分條件。
(2)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規模和實力條件。這主要要求高新技術產業的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化、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化、高新技術產業對財政貢獻率提高等條件。
(3)有效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和不足的條件。在市場結構改善、提供市場信息和改善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基礎設施條件等方面，發揮政府經濟功能的主體作用。從發展趨勢看，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必須針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市場失靈”的可能方面。
(4)需求引導和刺激條件。引導和刺激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和創造相關需求既是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發展的主要支撐條件，又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形成和強化的基礎和核心。
(5)高新技術企業有序競爭條件。調和企業行為主體和居民戶行為主體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的利害沖突和利益矛盾，提高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法規監管能力和水平，進而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宏觀調控能力。
(6)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化整體能力條件。強化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化整體能力建設，實現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的充分條件。這是從根本上確保一國國家經濟安全的終極手段。
2.3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是對傳統經濟體制下政府經濟功能的一種超越。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既是一個社會日益增長的最終產品和勞務供給能力的持續增長過程的方式，也是經濟管理體制、新興產業管理方式和體制的不斷調整、轉換和創新過程。由于高新技術產業化是一種新型生產力的載體，由于產業生命周期的作用，由于產業增長的國際因素影響，由于政府功能、作用的局限性，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對傳統經濟體制下政府功能轉換和創新的必然過程。
(1)提高政府產業管理競爭力是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功能創新的主要內容。
(2)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高是對傳統經濟體制下政府功能形成和作用模式進行重大的轉換和創新。
(3)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必須把刺激和放大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作為關鍵。這既有助于縮短高新技術產業增長的起步階段周期，又能極大地加快重要高新技術產業的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化和戰略產業化發展進程。為此，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必須強化對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的引導和改善，進而使一定時期的產業供給結構和產業結構得以順利調整。即在產業不同的生命周期通過某種、某些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的創造和刺激，去調整高新技術產品市場價格，促進廠商調整生產方向，促進生產要素的重組，實現有限資源的優化配置。必須通過創造有效的高新技術產業化需求去引導社會總需求的變動方向，強化高新技術產業化在促進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等方面的功能，使高新技術產業化成為支撐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力量。
(4)強化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指導方針是，既要能消除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市場失靈”障礙，又要能強化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能力，進而提高社會整體高新技術產業化能力。
(5)建立和健全國家高新技術產業政策，促進政府產業政策的完善，并強化其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功能。這可通過形成以扶持高新技術產業化為重點的產業政策，實現對國民經濟的超前調節，提高國民經濟主要支柱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使國家或一地區能在某一或某些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形成國際競爭優勢。這是發展中國家構造國際競爭的后發優勢的關鍵。實踐表明，這既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功能轉換和創新的關鍵，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核心。
(6)形成有效的政府高新技術及其產品市場管理的新模式，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可持續發展。這方面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市場競爭環境的建設；二是市場競爭主體的塑造；三是政府與企業產權關系；四是政府對國有高新技術企業宏觀管理模式；五是對高新技術市場壟斷的管制和規范能力等。
(7)要創造全面提高社會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的動力機制。必須強調，長期以來，在政府經濟政策目標中，需求政策占據了絕對地位，而供給政策則被大大弱化了。在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中，由于其資源構成和各種資源在高新技術產業化中的地位和權重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科技創新人才資源、創業人才資源和新型企業家人才資源等已成為高新技術產業化可持續發展的最主要決定因素。而這些新型要素在全球范圍內都是供不應求的。而且，在發達國家，由于高新技術產業化相對超前，因此，普遍存在著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不足問題，并且這些新型要素供不應求程度會更明顯。因此，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就成為發達國家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提升的關鍵。
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的基本思路主要有：一是借助優惠政策條件體系來有效降低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的風險；二是通過提高政府高新技術基礎設施供給規模來形成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的多元化機制。這都要求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要以控減高新技術產業化風險為基點。眾所周知，高風險是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顯著特征之一。因此，高風險是影響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風險控制就成為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重要目標。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風險控制方式主要有：一是為高新技術產業化提供稅收減免政策支持；二是政府財政直接投入戰略性關鍵高新技術及其產業，提高一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安全性；三是政府提供科技創業孵化條件體系，降低科技創業人才高新技術產業化成本和風險；四是提供政府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供給能力，加大高新技術產業化新型人才資源的供給水平；五是利用國際科技合作來分散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風險。
必須指出，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風險控制能力與一國政府財政收支能力直接相關，與該國高新技術產業在其國民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關，與該國高新技術企業成長狀況相關，也與高新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有關。因此，在新技術產業化的起步階段，可通過制定和實施一定的優惠政策，來提高政策高新技術產業化風險控制能力。這既能增強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政策導向功能，也能大大降低企業市場行為主體風險度，有助于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主體多元化機制的形成。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促進行為的不到位，由于受其國民經濟發展階段所限，其政府在高新技術產業化制度創新供給能力上與發達國家的存在著很大差距。這絲毫不比其與發達國家在技術創新供給能力上的差距小。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政府在提供高新技術產業化制度創新條件方面的認識不到位，它在這方面的供給職能存在著很大的缺陷。因此，為了縮短與發達國家在新經濟發展中的巨大差距，發展中國家政府必須從戰略高度重視高新技術產業化制度創新供給條件和行為建設的重要性，為高新技術產業化創造最佳的發展環境。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的起飛階段或成熟階段，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風險控制的手段也要進行全面調整和創新，不能再單純依賴于優惠政策條件，而要通過建立制度創新的比較優勢，來提高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風險控制效率。
因此，強化政府制度創新供給能力，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競爭力的基礎條件。制度創新供給是政府高新技術產業管理的基本功能。與其它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品種相比，制度創新供給的主要承擔者是政府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國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促進行為績效的高低和政府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高低很大程度上主要取決于其為高新技術產業化提供的制度創新條件。21世紀美國經濟優越的競爭優勢，與其高新技術產業化供給能力有巨大密切相關。一方面，而對新經濟競爭日趨激烈的世界背景，作為世界第一科技強國的美國也在及時調整其科技發展戰略和政策，如科技移民政策和降低國防R&D經費支出的政策等。國防R&D經費支出在美國科技投入中所占比例從20世紀90年代就呈現下降趨勢，由1990年的63%下降到目前的50%左右；另一方面，為了推動高技術產業化，美國政府積極為企業高新技術產業化創造有利的制度創新條件。如2000年聯邦政府放寬對人類胚胎細胞研究的限制。美國是一個宗教保守勢力較強的國家，政府經費一直被禁止用于有關人類胚胎細胞的研究。2000年，克林頓在其總統任期最后一年中終于取消了這項禁令。由于聯邦政府經費在醫學等基礎研究領域占有最大份額，大大推動美國在胚胎細胞方面的研究進程。為了加快電子商務發展，美國加強了相關法律環境的規范建設。2000年6月30日，克林頓總統簽署了《全球和國內商務之電子簽名法》，確認了電子簽名在簽訂合同、使用和存儲文件時的法律有效性，規范了電子商務的法律環境。這為電子商務發展創造非常有利條件，如該法案承認了電子商務網站中大量存在的格式合同的有效性。為了規范信息產業的發展，2000年5月，美國和歐盟達成了“信息安全港”的協議，使隱私權問題正式進入美國科技制度創新范圍。由于信息技術和電子商務使廠商獲得了強大的消費者私人資料收集能力，直接威脅到消費者個人隱私和利益，因此有必要對廠商進行相應約束。雖然美國企業界一直不愿加強隱私權保護，但美國政府還是力排眾議，對隱私權保護提供立法保障。這得到了HP等著名公司的積極支持。
(8)改善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干預水平。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全球化趨勢是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這使政府協調行為成為影響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各國政府加快本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預期和責任都非常強烈；另一方面，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不能脫離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大背景。因此，在經濟全球化中，國家政府必須在新型國際分工中獲得有利競爭地位，在技術、信息、管理、新產品和服務等配置競爭中處于主動。這要求政府必須對高新技術產業化活動實施適當干預。這要求國家政府產業政策的設計和操作的開放化要以培植本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競爭與合作機制優勢為關鍵，利用國際科技合作來提高有限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在此基礎上提高科技創新資源全球化配置能力。研究表明，發達國家產業全球化競爭能力是與其高新技術產業成長能力密切對應的。因此為了提高一國在產業全球化中的競爭能力，必須以提升高新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為前提。為此，發達國家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化的干預功能不斷強化，主要表現在：一是制定和實施國家級中、長期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計劃，提高有限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效率。這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爭先恐后地制定跨世紀科技發展戰略和計劃中有突出的表現；二是強化國家財政能力對研究與開發的扶持，引導社會科技投入規模和結構，提高社會科技投入供給水平；三是加大政府對知識和技術基礎設施的供給能力；完善科技創新環境和條件體系；四是實施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財政政策，創造國內高新技術產業化有效需求，帶動國民經濟產業結構高級化調整；五是加大政府采購力度，扶持高新技術企業迅速長大；六是拓寬國際科技合作渠道，提高對全球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能力。
雖然我國各級政府有干預經濟的傳統，但這種傳統模式與高新技術產業化政府促進行為相差甚遠。①我國政府傳統的干預功能過多側重于行政功能，與市場經濟要求正好相反；②我國政府傳統的干預功能最突出地表現在組建國有企業，進入國民經濟諸多行業。而在新技術產業化中，政府能直接參與的行業是非常有限的，這使得我國政府傳統的經濟干預功能難以實施；③我國政府傳統的干預功能往往導致很多的投資失誤，導致重復建設。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中，如果國家干預導致了投資失誤，可能會從根本上擴大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周期，加大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成本，進而加大我國與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業競爭的國際差距。這比傳統經濟下我國政府干預失靈的危險要遠大得多；④我國政府傳統的干功能沒有與相應的制度創新有機結合。發達國家政府干預高新技術產業化，不僅有行政手段，還有與之相輔相成的法律手段。客觀上，在高新技術產業化的起步階段，高新技術產業化所需要的制度創新條件難以有效供給，此時借助行政手段的干預功能能彌補制度創新不足和滯后的缺陷。而在高新技術產業化進入到成長階段后，單憑行政手段所能實現的制度創新功能就十分有限，同時過多的行政手段可能導致新的制度瓶頸。因此，這需要通過法律手段來承擔全部制度創新功能。從我國情況分析，政府在干預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方面的功能還十分有限。實際上，現行公司法、投資法和稅法對高新技術創業的限制還很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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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范文
回顧我國扶貧工作的歷程，根據推動減貧的主要手段，可以劃分為三大階段：一是從建國至改革開放前（1949~1978年），我國基本采取傳統的社會救濟扶貧方針，政府通過一系列強制手段和制度變革實現城鄉居民之間分配平均化，總體上避免了貧困程度的加深；二是1978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主要通過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經濟增長實現大規模減緩貧困，這一階段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三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全國范圍內開始了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扶貧開發，逐步形成了我國農村扶貧的基本方針，即開發式扶貧。
開發式扶貧是對過去傳統的救濟式扶貧的改革與調整。經多年的實踐，已經發展成為我國政府農村扶貧政策的核心和基礎。2001年我國政府公布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白皮書》指出，開發式扶貧的方針，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支持、鼓勵貧困地區干部群眾改善生產條件，開發當地資源，發展商品生產，增強自我積累和自我發展能力。據此，開發式扶貧方針主要包括五個方面內容：（1）倡導和鼓勵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克服貧困農戶中普遍存在的“等、靠、要”思想；（2）針對貧困地區基礎設施薄弱、抵御自然災害能力較差的實際情況，國家安排必要的以工代賑資金，鼓勵、支持貧困農戶投工投勞，開展農田、水利、公路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生產條件；（3）國家安排優惠的扶貧專項貼息貸款，制定相關優惠政策，重點幫助貧困地區、貧困農戶發展以市場為導向的種植業、養殖業以及相應的加工業項目，促進增產增收；（4）開展農業先進實用技術培訓，提高貧困農戶的科技文化素質，增強自我發展能力；（5）扶貧開發與水土保持、環境保護、生態建設相結合，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增強貧困地區和貧困農戶的發展后勁。
從國內外實踐看，二十多年扶貧開發的巨大成就證明了這一扶貧方針的正確性。現階段乃至一個更長的時期，我國扶貧工作仍然需要繼續堅持開發式扶貧為主的方針。
首先，開發式扶貧符合目前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的實際構成情況。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分析研究，在目前農村2000多萬尚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中，只有7%是喪失勞動能力需要救濟救助的。而93%是有勞動能力、可以通過開發式扶貧脫貧致富的。同時，這2000多萬人并不是一個固定的群體，其中87%在l億多人的群體中波動出現。國務院扶貧辦通過建檔立卡，基本摸清各地扶貧工作對象的總量為10698.9萬人。只有逐步提高這1億多人的自我發展能力，才有可能穩定地解決貧困問題。
其次，開發式扶貧不僅是為了解決貧困農戶的溫飽問題，而且是為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基礎。解決貧困問題，最根本的要靠發展。堅持用發展和改革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貫堅持的方針。我們的目標不僅僅是解決溫飽問題，而是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會。以救濟救助為主，顯然難以達到這個目標。而且，過于強調以救濟救助為主，不利于貧困人群增強自尊心和自信心。
最后，開發式扶貧已成為國際反貧困領域的共識。是采取救濟救助的辦法，還是實行開發式扶貧，在國際反貧困領域一直存在爭論。現在，即使是實行普遍福利制度的西方國家，也在對過度的社會保障進行檢討，強調通過加強培訓、促進就業等方式幫助有勞動能力的人擺脫貧困。經過幾十年實踐，美國經濟學界和政府在扶貧問題上形成的主流認識是，必須以提高貧困群體的自我發展能力為主。2004年5月，世界銀行在上海召開全球扶貧大會，就是肯定和推廣我國政府主導的大規模開發式扶貧的經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我國共建中國國際扶貧中心，也是為了推廣中國的扶貧模式。
國際經驗進一步顯示，無償援助或補貼無益于窮人的發展和擺脫貧窮，反而會助長他們的依賴思想。應當使扶貧項目最終能促使窮人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質，從而使其經濟發展即使在外力援助撤出以后仍能持續進行（外力幫助在開始階段不可缺少）。只有采取措施從以下方面建立和培養窮人的能力和素質，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窮人的貧困問題，步入良性發展軌道。這些能力和素質包括：認識到擺脫貧窮主要靠自己，而不單靠外援；掌握實施發展項目的必要認識；挖掘自己的資源，如儲蓄，從小規模項目開始，然后再利用外部資源；獲得管理和技術技能，包括提高文化水平、掌握會計知識和有關生產技術等；建立能保證窮人有充分參與機會的組織，發展橫向和縱向聯合，形成組織網絡；學會使用政治手段，如爭取實施法律賦予的權利，向政府爭取新權利，與各種盤剝作斗爭，讓社會能耐心傾聽窮人的要求等。這些是救濟式扶貧方式無法達到的。
當然，應該看到的是，傳統的開發式扶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未能覆蓋全部貧困人口；相對注重生產性活動和自然資源的開發，對貧困群體的人力資源開發及能力培養關注不夠；扶貧活動的設計與實施全過程貧困人口參與不足；總體上扶貧效果可持續性不足等。因此，在新的形勢下，開發式扶貧的內容需要拓展和完善。
二、開發式扶貧的內容拓展與完善
（一）以人力資源開發為重點，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提高貧困人口的能力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首要因素是人。重視教育和教育設施投資，尤其是初等教育和技術培訓，對貧困地區進行人力資源開發，是世界各國扶持貧困地區發展的普遍經驗之一。研究表明，貧困地區與其他地區之間除了經濟收入的差距以外，更顯著的是人的思想觀念和教育水平的差距，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勞動、技術素質和創業精神的差距。因此，進行貧困地區的人力資源開發，從長遠看是減輕貧困的根本性措施。馬來西亞在20世紀70~80年代，發展經濟和減輕貧困方面的成就舉世矚目，其中對教育的投資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從60年代中期起，馬來西亞政府就開始增加教育投資。70年代初馬來西亞實行新經濟政策后，1972~1977年間，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資占國家財政預算總額的22%,提高了國民教育水平。1987年全體國民平均受學校教育的時間，男子為7.5年，女子為6年。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1970年的50%降至15%.教育對貧困的減輕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他國家或地區（如印度尼西亞、韓國、我國臺灣、泰國等）的經驗也都證明了教育投資對于經濟發展和減輕貧困的重要作用。
根據新的扶貧任務，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開發主要包括：一是在繼續從事自然資源開發的過程中通過實用技術的教育來增強開發的技術含量。這樣既可以提高資源開發的效率，又可以更多地順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二是增強農民適應市場、參與競爭的能力。三是提高貧困人口流動與就業能力，這是今后人力資本開發的主要方向。
目前在扶貧工作中，能力建設的主要障礙，一是觀念：扶貧規劃長期以來是上級行政部門及技術支持部門操作和控制的過程，缺乏以農民為主體和中心的工作經驗，對村級參與式規劃還存有疑慮。目前，14.8萬個重點扶持貧困村作出了各種各樣的規劃，如何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需要統一認識。二是支持村級參與式規劃及其實施的能力建設還是空白：一方面，扶貧系統領導部門能力與技能的建設亟須加強。很多扶貧領導部門的有關人士對村級參與式規劃、實施等缺乏必要的認識和知識。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以往的扶貧方法上。另一方面，村民是村級扶貧規劃與實來自施的主體，也是扶貧的主要對象。幾乎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參與式，更不要說參與式的真正含義和具體操作方法。村民對參與式的理解就是投勞、投工參加到項目實施中。能力建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給予重視，始終貫穿扶貧工作的每一個環節。
（二）構建參與式扶貧體系。促進貧困村自組織管理能力的不斷提高
就貧困村而言，參與式扶貧體系建設的基本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以行政村為基礎，采用參與式的理念、原則和方法，組織、引導、發動群眾制定、實施、管理貧困村扶貧開發規劃，并監測、評價每一個項目的質量、效果和影響；二是以參與式村級扶貧開發規劃為載體，培育基層組織參與扶貧開發的程度和能力。參與式扶貧體系建設的主要對策包括：采取有效措施，確保參與式村級扶貧開發規劃的質量；轉變新階段扶貧開發工作方式與運行機制，充分發揮貧困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在參與式扶貧開發中的作用；為參與式村級扶貧開發規劃實施管理小組和監測評價小組真正發揮作用提供制度支持；將培育貧困村基層組織參與扶貧開發作為黨政機關定點扶貧的重要工作內容；以參與式扶貧開發規劃為載體，全面提高貧困村現有基層組織的參與和管理能力；圍繞扶貧開發規劃項目的實施管理、監測評價，以及其他經濟社會發展活動開展有效的培訓；加強貧困村基層組織參與扶貧開發的制度建設。
（三）注重建立和完善社會安全網
對于大多數貧困地區來說，開發式扶貧是最有效也是唯一可行的途徑。但那些處于極端貧困狀態的窮人，或沒有勞動能力而又無人贍養的老人、兒童、殘疾人等，并不能從開發式扶貧中直接受益。由政府直接向窮人發放救濟食品或衣物，是解決這部分人溫飽問題的有效途徑。因此，對于全部或部分失去勞動能力的人口，應當主要依靠社會安全網的建立來進行減貧。社會安全網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措施應包括：以保障城鄉居民的最低限度生存需求為宗旨，通過認真的調查研究來確定合理的保障標準；擴大保障面，爭取將所有應保人口都納入保障的范圍；在城市地區，應以完善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和醫療保險制度為核心；在農村地區，采取措施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資金的籌集機制，增加上層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力度，加強社會統籌的程度。
第9篇：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范文
關鍵詞：會計尋租;經濟后果;對策
一、會計尋租的含義
在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過程中,如果出現權力真空或所謂的“公共領域”而存在“租值”未被界定時,那么各社會經濟主體就會耗費資源去提取它,同時對他人利益造成損害,這就是尋租行為。會計作為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的重要制度裝置之一,其運行具有直接的經濟效果,如果經濟人能夠在規范會計運行規則中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響,就能夠提取社會經濟資源配置過程的“公共租”,于是會計尋租就成為作為經濟人的各社會經濟主體進行非生產性尋利的直接手段。會計能夠導致財富的非生產性轉移,并且會計在事實上難以做到中立。因此,通過影響會計準則的制定與執行就可以將財富轉移到自己身上來,此時就會有人受益有人受損,這種會計行為正好體現了尋租的基本思想。
會計尋租是在社會總財富水平和企業真實業績并未改變的前提下,通過改變會計信息(包括對外公布的財務信息以及供內部管理決策使用的信息)來進行財富的非公平性轉移和資源的不恰當配置,從而對其他社會主體利益造成損害的一種非生產性尋利活動。
二、我國會計尋租的經濟后果
(一)會計尋租導致會計信息嚴重失真
會計信息是利益分配、財富轉移的基礎,具有協調利益分配的功能,而會計尋租的本質是對會計信息的操縱,這種操縱導致了社會財富的非公平性轉移和資源的不恰當配置。因而會計尋租行為必然會導致會計信息非公正、非公平地反映社會財富和企業真實績效的后果,即導致會計信息質量低下。
一方面,會計人員需要根據會計準則、會計制度做出自己的職業判斷。但是,在委托—關系普遍存在的情況下,委托人與人之間的契約往往是不完全的,激勵機制也不健全,這樣,人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企業即將公布會計信息時,經常會進行尋租,這就影響了會計信息的質量。
另一方面,政府的尋租行為也導致會計信息失真,特別是地方政府為了本地區的局部利益,往往需要利用上市公司來體現本地區的經濟水平或顯示政績,會對所屬單位虛報及虛夸問題采取默許、縱容的態度,地方政府這種為了本地區的局部利益而進行的尋租行為,必然會使基層單位會計信息嚴重失真。
另外,作為主要中介機構的注冊會計師,在審計的過程中,有的注冊會計師為了從被審單位得到更多的好處,經常與被審單位串通一氣,致使“合謀”出具的審計報告含有很大的水分,損害了廣大中小投資者的利益。
總之,利益相關者的會計尋租行為將導致會計信息失真,擾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影響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會計尋租行為必然影響到會計信息數據的計算,進而影響到國家以這些會計數據為基礎制定的經濟政策的準確性,同時也會弱化經濟杠桿的應用力度。
(二)會計尋租造成租值耗散或福利損失
會計尋租的一個明顯的不良后果是導致了非常不公平的財富轉移,會計尋租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不僅僅是一個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問題,更主要的是,會計尋租會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扭曲資源優化配置。從尋租人本身來講,他從尋租中獲得的收益遠遠大于其尋租所付出的成本,盡管在尋租過程中他沒有創造任何財富,并且還要消耗財富。從整個社會來看,尋租行為導致社會整體損失大于利得。一般來說,會計尋租造成的租值耗散或社會成本主要包括幾個方面:一是直接的會計尋租成本,如給會計管制機構的賄賂,進行政治游說的耗費,對準則進行各種評論的成本以及會計尋租主體進行尋租行為所花費的成本;二是因會計尋租而發生的準則修改及相應引起的準則培訓,更新會計電算化軟件,重組會計基礎性資料等帶來的間接成本;三是會計尋租引起的效率損失,如因尋租產生的會計準則或會計政策的選擇,通過會計信息對資源配置發出不當信號引起的資源運用效率損失。
(三)會計尋租降低會計監管效率
會計監管制度從建立到執行,會計尋租行為一直貫穿其中。通過對會計監管制度的制定過程施加影響以取得對己有利的會計政策的尋租行為是一個重要類型。權力機構對會計信息揭示管制的開始,意味著社會資源配置鏈條中出現了“公共領域”,于是對“公共領域”中租金流的攫取的尋租活動便隨影而至。在會計監管制度建立過程中,被監管的各利益集團為了追租、護租,會將大量的經濟資源投入到對政府的游說和疏通中去,一旦監管機構被“俘獲”,不公平的監管制度便產生了。規則的不平等是最根本的不公平,規則的不公平是決定意義上的不公平。不公平的會計監管制度必然會受到避租者的抵制,他們同樣會為了避免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而花費大量的經濟資源抵制這種監管制度的產生與實施,進而影響會計監管制度的執行效率。
(四)會計尋租對資本市場產生不利的影響
會計尋租對資本市場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會計信息對股票價格的影響進而影響股民“用腳投票”來選擇投資機會并最終對資本市場造成影響。近年來,美國爆發的世界通信、安然、施樂以及中國爆發的銀廣廈、億安科技、藍田股份、鄭百文、科龍等重大財務報告舞弊案,使得股價狂跌,投資人受到重大損害,資本市場受到重創。同時,也引發了社會公眾對資本市場的信心危機,他們對公司的經理層、董事會,對會計、審計、分析師等中介機構,對政府當局的監管,乃至對整個市場經濟的誠信基礎都產生了懷疑。會計尋租行為重重打擊了國內、國際的資本市場,也引起了會計理論界、會計實務界與政界的極大關注。
三、我國會計尋租產生的原因
(一)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并存的“雙軌制”模式導致了有租可尋
雙軌制條件下租金的產生,主要是由于雙軌制制度本身的缺陷,這種制度的存在改變了尋租與尋利的相對價格,從而改變了經濟人的激勵結構與偏好,只要該制度存在,就會產生尋租(林鐘高,2001)。同時,“雙軌制”的存在意味著其適用對象上存在差異,這對那些混合性質的企業集團或跨行業的企業利用會計規范的差異所形成的政策空間進行尋租提供了“先天性”的可能(雷光勇、劉金文、柳木華,2001)。
(二)不完善的會計準則制定機制是會計尋租產生的制度基礎
會計準則,顧名思義是會計工作的規范和準繩。從廣義上講,會計準則是為界定、確認和保護產權而制定的行為規范,它具有“經濟后果”,會計準則與制度的缺陷,致使會計尋租行為合法化、合理化,助長了會計尋租行為:
第一,會計準則的不完全,使“公共租”的提取合法化。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和實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單方面的政府行為,是一種政府主導型的會計準則制定模式,這樣,一項準則的制定,往往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損。因而誰取得會計準則制定權,誰就可以通過規范會計運行規則來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響,并且能夠提取社會經濟資源配置過程中的“公共租”。
第二,會計政策的可選擇性致使會計尋租合理化。由于各企業的具體情形不一,會計準則不可能制定得很完備,只能對企業會計工作提出基本原則和規范,同時保留一定的職業判斷空間。這樣,對同一會計事項的處理會有多種備選的會計處理方法,使其成為會計政策選擇的對象,這些給相關利益者的會計尋租行為提供了可能。
第三,會計準則、制度的不完善性導致會計尋租行為的合法化。首先,會計準則的規定常滯后于會計實踐的發展和經濟行為的創新,很難找到長期有效的會計操作的依據。當某些新經濟現象出現,就會出現企業的會計處理無據可依的現象。其次,會計準則定義或釋義可能出現不準確性,某一項會計準則的涵義可能有歧義,就必然會產生實務操作的不確定性。最后,會計準則中有些核算原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會計信息首要質量特征是可靠性還是相關性,過分的穩健很可能導致會計信息偏離實際。會計準則的缺位和缺損會導致“會計尋租”的合法化。
(三)公司治理結構的缺陷,使得對會計尋租行為缺乏有效的約束和監督
產權主體虛置與內部人控制,為會計尋租提供了條件。由于上市公司基本上是國家或法人控制,中小股東不僅持股比例低而且分散,缺乏監督和約束內部人的動力和手段,容易產生內部人控制,衍生經營者道德風險甚至逆向選擇。作為人的公司管理當局有可能集控制權、執行權和監督權于一身,完全控制了公司的財務會計信息系統,為會計尋租提供條件。
(四)獨立審計制度缺陷
獨立審計制度的缺陷,不僅掩蓋了會計尋租造成的虛假信息,同時也誘發了審計市場的尋租行為。會計師事務所的體制缺陷,使會計尋租活動滋生蔓延。我國目前的會計師事務所雖然絕大部分已經脫離了掛靠單位獨立經營,但仍與掛靠單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各掛靠單位或為會計師事務所攬業務,或為了諸如爭取上市額等地方利益,默許乃至縱容事務所與企業一起操縱利潤等。
另外,非審計業務的展開影響了審計的獨立性,“審計合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會計師事務所過多介入被審計單位的業務活動,必然會使得雙方利益聯系更加緊密,從而影響到審計活動的獨立性。巨大的商業利益使得會計師事務所與被審計單位合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審計獨立性很難得到保證,使得審計尋租行為不斷發生。
四、抑制會計尋租的對策
(一)加快行政機構改革步伐,轉變政府職能
尋租理論指出,尋租行為與政府在經濟系統中的活動范圍與區域大小有關。從我國目前條件看,還不可能對市場完全放開,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預還是必要的。但是政府調控的能力越大,其成員就越容易參與權力尋租活動。因此有必要減少政府在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的參與程度,改進準則制定者的選擇與監督機制,在管制者與被管制者之間找到合理的均衡點,僅履行將準則作為法規頒布并監督其執行的職能,只有在必要時才能直接參與準則的制定。
(二)完善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制定完善的會計準則
1.限制制定準則中會計政策的選擇范圍。法定會計政策和會計處理方法的可選擇性是導致合法會計信息失真的重要因素,但會計政策的可選擇性在目前情況下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應通過內部審計或一定的監督機構來制止企業鉆會計政策可選擇性的空子。另外,對于同一行業相類似的不同企業,其會計政策的選擇范圍應有所限制。
2.會計準則制定人員要有廣泛性、層次多樣性和專業性。我國是一個成文法國家,會計法律、法規均由國家和政府制定。會計準則的制定也無例外地由財政部負責,現行會計準則制定委員會的成員主要來源于財政部、證券監管機構、會計職業界、高校和科研機構等單位,他們是國內外知名的會計專家,是會計領域的資深人士。但總體來講,其代表性不夠,表現為:第一,缺乏相應數量的會計實務界人士加入;第二,沒有證券市場中大股東、企業投資者和銀行債權人等相關利益團體的參與。準則制定組應有會計實務界人士和相關利益團體的參與,因為他們是會計準則的使用者,他們的理解會影響到會計準則的使用效果,沒有他們的支持,會計準則很難發揮預期效果。
(三)強化監督機制,加大處罰力度,增加會計尋租成本
建立有效的事前監督機制和事后懲治機制,提高尋租者的行為成本。即要設計出一套嚴密科學的管理制度、制約規則、監督機制和防范措施,提高尋租者預期受罰概率,使其成本期望值大于收益期望值,因尋租得不償失而放棄尋租行為。嚴懲非法設租、尋租,完善機構司法監督,加強立法,提高公共權力運作的透明度,提高微觀主體的尋租成本和尋租風險,使其主動放棄尋租行為,從而有效降低尋租概率。
(四)建立和完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
公司內部治理機制是確保會計信息高質量的一個重要制度安排,內部治理機制一旦失衡,會計尋租發生的概率就會居高不下。公司治理就是一種對各利益相關者的責任權利的安排,實行股權多元化、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是提高公司會計信息質量的關鍵因素,也是減少會計尋租活動發生的重要舉措。
(五)提高人們的反尋租意識,建立反尋租的道德規范
遏制尋租活動的有效方法,是建立法律制度和規范的文化與道德。防范尋租活動,除了依靠健全的體制、完備的法制和有效的社會監督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道德約束。我國現階段正在進行建章立制,許多問題的發生和解決并非是無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再好的制度也必須依賴人去執行,人的素質高低在許多情況下,往往是關鍵。因此有必要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從道德規范的角度對經濟人進行內心調節,制約其行為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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