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物保護的重要性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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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論文物保護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基層文物 保護管理 問題分析
文物是一個民族文化的象征，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對于指引我們探尋歷史，發展文化事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也就需要我們加強文物的保護和管理，從而保護這些珍貴的遺產。對于每個公民來說，保護文物都是義不容辭的責任。然而，現代社會的很多人都沒有文物保護意識，一些文物保護機構在工作中也存在著不少的問題，這都造成了很多文物的流失和損壞，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發展。
一、基層文物保護管理工作存在的問題
1.文物管理制度不夠完善
由于各地博物館沒有制訂具體的《文物管理》實施細則，使得一些制度不夠完善，缺乏程序約束，存在著漏洞。同時文物單位對文物管理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目標考核及獎懲制度，嚴重影響了管理效率。
2.文物會計賬處理不完整
文物單位的藏品文物來源渠道多種。如考古發掘取得的文物、受捐贈的文物、依法調撥、交換、移交、揀選的文物，雖然文物保管部門有嚴格按照文物的接收制度來接收文物，同時也進行文物賬的登記，但財務部門無法確認該文物的實際經濟價值，財務方面也就未進行財務入賬登記手續，財務信息中也就不能反映財務價值。
3.對文物管理重視不夠、權責不清
各級文物單位尤其是縣級以下文物單位在管理文物時沒有劃清各個職能部門的責任。存在管理館藏文物人員也是管賬人員，文物進出庫房手續不符合相關規定，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
4.文物保管過程中存在風險
文物在征集、接收、陳列、展覽、庫房保管等各個環節都存在風險。風險主要存在于征集過程中文物的來源是否合法性、歷史真實性、研究價值等方面的風險因素；館藏文物易受到蟲、鼠、霉菌等患害，使得一些館藏文物受損風險；陳列、展覽過程中受到安全性風險等。
5.文物征集和保護經費存在問題
近年來，國家投入大量的經費用于征集文物和保護文物，如何規范使用文物征集和保護經費，提高經費使用效益，防范文物征集和保護過程中腐敗現象，也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6.文物管理人員素質不高
文物保管人員大多數是非專業性的工作人員，其主要職責是防止文物盜失，對文物的科學管理和保養、保護的職責往往被邊緣化，造成文物品相變低甚至損壞。尚未建立科學和長效的文物管理人員培訓，缺乏定期和良好的培訓機制，不利于文物管理人員主動提升管理素質和增強管理積極性。
二、對基層文物保護管理工作的幾點思考
針對當前基層文物保護管理工作中所面臨和存在的諸多問題，作為文物工作者更應加強使命感，認真分析、冷靜思考。在貫徹執行“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針和原則的基礎上，應做好以下幾點：
1.加強領導，提高認識
一是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對文物及其重要性的認識，這是搞好基層文物保護管理工作的基礎；二是提高領導干部對文物工作的認識水平，領導文物保護意識水平的提高是搞好基層文物管理工作的關鍵；三是加強對文物工作者自身業務水平和素質的提高，增強責任感，培養敬業精神，這是做好基層文物管理工作的保證。同時，文物部門還應抱著守土有責的態度，加大對《文物保護法》及《有關文物保護條例》的宣傳和貫徹，面對復雜多變的形勢，基層文物工作者要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投更大的熱情將文物保護單位的有效管理與經濟建設的合理開發利用和社會發展更好地結合起來，在矛盾中找到共同點，使之能互相促進，和諧發展。
2.加強管理，強化管理職能
基層文物管理職能主要表現在行政執法管理和業務監督管理上。為此，一方面，要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以《文物保護法》為依據，制訂相應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規或管理辦法。在此基礎上，針對不同的情況，采取相應的措施，樹立《文物保護法》的權威性，解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問題；另一方面，基層文物管理部門要加強業務管理，加大監督力度，認真履行保護職責及有關管理措施，將文物保護單位納入科學、正規的管理體制，使業務管理、監督真正落到實處。
3.正確處理好開發與保護的問題
對文物保護單位進行純粹的保護是沒有意義的，但片面地進行開發也是有危害性的。所以仍需堅持“有效保護，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原則進行開發利用。但針對一個地區來說，眾多的文物保護單位，全面開發利用也不現實，而要結合實際，二者兼得，走出適合當地發展要求的路。因此，開發利用應有主次，要貫徹“重點開發，全面保護”的原則，先以一個或幾個點為突破口，不斷探索經驗，循序漸進，促進整個文物保護單位工作的開展。
4.拓展文物經費來源渠道
文物保護是需要大量投入的公益性事業，所以完全依靠財政的投入不太現實。但政府可以通過依靠財稅、開發等優惠政策的激勵作用，吸引民間和社會資金參與文物保護工作。
5.理順基層文物機構的管理體制
由于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地區重視的差異，往往導致基層文物工作現狀的差異和各種不平衡。所以對文物工作的垂直管理，進行上劃管理，是體制改革的良好出路。對文物工作進行上劃管理，集中了行政管理、人事管理、財、權、物管理，有以下幾個好處：一是便于推行統一的政策標準和規范管理；二是便于進行專業技術人員的統一調配；三是便于財力的統一平衡調配使用；四是免受地區差異帶來的各種沖擊和地方政令的干擾。最大的益處是便于統一的行政領導和統一的業務指導及監督。如此，就會使基層文物工作有一個統一的工作思路，打破小框框，放開手腳，統一思想，發展有序。這種機制的改革，將會解決許多基層文物工作中面臨的問題，有利于國家文物事業整體的健康發展。
6.加強文物隊伍建設
盡快建立起一支既有專業知識、理論水平，又能吃苦耐勞團結協作的高素質基層文物工作專業隊伍。同時要加強業余文保員隊伍建設，調整人員，加強培訓，提高業余文保員素質，進一步動員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文物保護工作。
三、結語
基層文物工作是國家文物事業中最基本的單元，是國家文物事業大廈中的基石。我們在看到這項工作所面臨的嚴峻形勢的同時，也應在工作實踐中探索出一些對策和辦法，來逐步完善基層文物保護管理工作。只要各級政府高度重視文物工作，社會力量共同參與，那么基層的文物工作就有一個不斷向前開創發展的新局面。
參考文獻：
[1]李曉東.文物保護法概論[M].學苑出版社，2002，（11）.
第2篇：論文物保護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文物保護；牟氏莊園；旅游資源
牟氏莊園作為清代地主莊園的杰出代表，不僅在我國古代建筑風格，社會發展情況等方面有著較高的研究價值，還對宣傳當地傳統文化，開發旅游資源有著重要的意義。近年來，隨著社會對文化產業的重視程度的不斷的提高，我國進一步加大了對文物的保護與發展力度。但是，我國在牟氏莊園文物價值的保護與開發過程中依然存在這一些不協調的現象。為此，本文將以牟氏莊園為例，深入探討文化產業發展與文物保護開發的協調同時發展問題。
1 文化產業發展與文物保護開發中存在的具體問題
1.文物保護意識缺乏
我國在文物保護方面的意識還不夠強，牟氏莊園是目前我國保存最完整，最典型的地主莊園，作為封建社會晚期的一個縮影對社會史研究與文化產業發展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但是，近年來牟氏莊園的歷史文物價值并沒有得到較好的發掘，這主要是社會各界文物保護意識淡薄造成的。首先，文博部門與群眾缺乏文物保護意識，很多游人給牟氏莊園自然環境帶來了不利的影響，比如毀壞周圍的植物，破壞生態環境等行為。其次，當地政府只重視經濟將設，對文物進行發展的同時缺乏保護環節，偶而會出現文物經費進緊張情況，使修繕工作因為資金不到位而拖后。
2.專業技術人才匱乏。
我國在文化產業發展與文物保護中缺乏專業的技術人員。據調查研究顯示，目前我國文博的工作人員很多都是
“半路出家”，缺乏相應的考古，文物鑒定，歷史知識，工作素養較低，使得文博工作質量也受到影響。比如在牟氏莊園的開發過程中，由于專業知識不夠，往往在處理文物的過程中存在改變格局的現象。而且文博工作人員在保護文物的過程中由于不了解文物的價值屬性，有時候在復原的過程中損壞其原有的文物價值
3.文物保護法不健全
目前我國相關的文物保護法還不夠健全，破壞歷史景點的現象屢禁不止。由于文物管理部門對破壞歷史景點等違法犯罪活動的打擊力度不夠，更加助長了不法分子的囂張氣焰。比如牟氏莊園附近已經明確規定禁止周圍高層建筑施工，對餐飲業的盲目發展業不斷地叫停，但是依然有個別的施工單位和經營者通過不正當的手段違規施工或者營業，對該地區旅游業的持續健康發展造成了不良影響。甚至以房地產商利用歷史文物價值的效應在周圍建造別墅來謀取暴利，這也是嚴重影響了牟氏莊園的觀賞價值。
2 促進文化產業發展與文物保護開發的具體措施
1.提高文物保護意識
我國要提高文物保護意識，加強對文物的保護與利用，從而促進區域旅游業的進一步發展。首先，文博部門要加強宣傳力度，積極向社會宣傳牟氏莊園的歷史價值，引導并加深人們對文物重要性及意義的了解，有利于群眾積極配合文物部門的工作。其次，我國應該進一步加強相關的文物經費，為文物保護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比如撥款支持牟氏莊園的修繕，進一步維護其歷史的原貌。此外，提高政府與相關部門的文物保護意識，積極處理好文物保護與經濟建設的關系，避免當地領導急功近利，按照規定將文物工作人員納入總體規劃，并結合當地旅游業的發展進一步加強對相關歷史文物資源 的開發利用。
2.加大人才培養力度
我國應該進一步加大文博工作專業人才的培養力度，為文化產業發展與文物保護開發提供智力方面的支持。首先，提高文物工作者的社會地位與福利待遇，進一步完善高校的相關專業，比如文獻學，考古學，文博等，從而為文物保護與利用培養更多的專業人才。其次提高文博工作人員的錄入的門檻，盡量錄取相關專業的畢業生，從而提高的文物工作隊伍的整體素質。此外，建立健全文物工作者的培訓與考核體系，定期對相關人員進行有針對性的培訓與考核，從而提高工作人員的專業技術水平，提高我國文物保護與利用的水平。
3.要完善文物保護法
我國要積極借鑒國外先進的法治理念，進一步完善文物保護法。首先，嚴厲打擊損害歷史文物價值的行為，并將具體責任落實到個人，對情節嚴重者進行法律的制裁。其次，完善文物保護機構的只能，并在文物違法犯罪多發地區進行重點監督，建立專門的機構對違法犯罪行動進行嚴厲的打擊，此外，加大文物保護的監督力度，充分利用社會媒體的監督功能。比如，利用監控儀對牟氏莊園進行全方位監督，并且實行聯防聯管，對破壞生態環境，損壞歷史文物價值的行為進行嚴厲的打擊。
4.合理開發文物價值
我國應該科學合理的開發利用文物價值。首先，文博工作人員應該明確文物的類型，進行有針對性的開發和利用。比如，對牟氏莊園的宣傳內容進行編訂，既突出其地主莊園風格的建筑特點，又突出其保護完整的歷史價值。其次，旅游行業在開發文物資源的過程中應該注重連環效應，與周圍的歷史文物完美結合，有利于進一步提高文物自身的歷史文化價值。此外，文物價值的開發與利用要與地區的民族風情相一致，這樣有利于形成典型的文化代表，進一步提升文物自身的價值，促進該地區旅游也的健康快速發展。
3 總結
綜上所述，文化產業發展與文物保護開發關系著國家文化遺產的繼承與發揚光大。但是近年來，我國在對文化產業發展與文物保護開發過程中依然存在著由衷的問題亟待解決。為此，我國應該積極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加大對專業人才的培養力度，提高全民的文物保護意識，從而進一步促進文物保護利用工作的健康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張琳 堯 ?論承德避暑山莊和外八廟開發與文物產業問題，《數字化用戶》。2013年33期
[2]趙東?陜北歷史文化產業初探。《陜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2年3期
第3篇：論文物保護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城市歷史軸線、整體保護、系統展示、城市發展、和諧共生
引言
意大利建筑師Aldo Rossi認為：城市的組織構造Fabric是由兩種元素構成的，其中一是由建筑物形成的街道和廣場而組成的城市結構Texture，其二是紀念物Monuments，即大尺度建筑，兩者帶給每個城市獨特的個性，體現城市的記憶（The Memory of the City）。并且，“對于城市規劃，把城市一部分一部分有效地銜接起來，并不一定能使城市結構更有效地發揮作用，而將城市各個部分加以保護，常常能使城市結構更加有效。”
隋唐長安城始建于隋文帝開皇二年（582）毀于唐末戰爭，其在西安3000多年歷史中是在西安建都的13個朝代中規模最大的都城。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是該都城已探明的城市形態中的城市中軸線。
隋唐長安城作為1996年國務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保護范圍最大的一處重要遺址。80年代初編制的《西安市1980一一2000年城市總體規劃》以“保護明城完整的格局，顯示唐城的宏大規模，保護周、秦、漢、唐的重大遺址”作為西安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的核心思想。但在近一二十年的社會經濟映速發展過程中，西安的城市建設空前增長，大規模的開發與建設使一些傳統城市空間和肌理發生了重大改變，同時隨著城市的快速擴張，今天的西安城市規模己經遠遠超過了歷史上最大的都城――隋唐長安城，并且有進一步擴張的趨勢。雖然隋唐長安城絕大部分遺跡已被疊壓在西安現代城市之下，但西安在隋唐長安城重點文物建筑的保護上卓有成效，可是作為歷史城市歷史遺存主體內容的城市形態與格局遭受的破壞卻日益嚴重，作為隋唐長安城規劃與營建重點的朱雀大街的歷史特征已消失殆盡。
如何在妥善保護的基礎上實現隋唐長安城組織結構與現代城市功能的融合，從而延續歷史文化名城西安的文化脈絡，體現城市的記憶（The Memory of the City），豐富現代城西安市居民的社會生活，這不僅是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要求，也是城市發展的迫切需要。
1 研究背景及研究價值
1.1 研究背景
2007年的絲綢之路申遺，使隋唐長安城成為潛在的世界遺產項目，進一步擴大了隋唐長安城的影響，并對保護工作提出了進一步的深化要求。本論文題目是“‘城市建成區中的的城市歷史軸線保護策略研究初探――以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中軸線）保護為例”，是筆者所在的西安城市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所承接的“隋唐長安城保護總體規劃”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子課題。
1.2 研究價值
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中軸線）保護意義在于：其一朱雀大街（中軸線）及其保護研究是隋大興城唐長安城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重要保護內容的補充 ；其二，朱雀大街（中軸線）及其保護研究是隋唐長安城作為潛在世界遺產項目的進一步保護及展示工作的拓展 ；其三，朱雀大街（中軸線）及其保護研究是西安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工作的重要一環；其四，朱雀大街（中軸線）作為隋唐長安城形態中比較典型深層的物質內容，是城市歷史記憶的一種方式。借助于中軸線的存續與保護有可能將新的建設與它的歷史相聯系起來，從而使城市在發展的同時能延續其城市的歷史特征。其五，對于隋唐長安城遺址這類承載了巨大的歷史信息、規模形制重于具體建筑形式、地下多于地上、歷史遺跡與現代城市大范圍疊壓的史跡，探討其保護的載體與方式，并最終通過規劃與設計手法幫助人們形成對城市的記憶和傳承的研究方法，對我國大多數歷史城市在其規劃建設時具有借鑒意義。
2 歷史概況
隋唐長安城建于隋文帝開皇二年（582）。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作為全城的中軸線和主干道，全長5316米寬150――155米，南起隋唐長安城正南門明德門，中經唐長安城皇城正南門朱雀門，北止太極宮正門承天門，途中連接玄都觀、大興善寺、小雁塔、里坊群、東西向街道等重要城市節點及建筑群落。
根據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的相關內容，我們把朱雀大街的構成分為與朱雀大街有直接聯系的建設內容和與朱雀大街有相關聯系的建設內容。
直接建設內容：街道――朱雀大街；門――明德門、朱雀門、承天門。
相關建設內容：里坊（朱雀大街兩側各有九坊，取《周禮》王城九逵之制）；天壇（初建于隋，唐代沿用近三百年，是皇帝進行祭天活動的禮儀建筑）；寺觀（ 薦福寺――小雁塔，玄都觀與大興善寺――“初宇文愷置都，以朱雀街南北盡郭，有六道高坡，象乾卦。故于九二置宮殿，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及興善寺，以鎮之。”）
3 現狀與問題
3.1 現狀
隨著近年來的西安城市快速擴張，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中軸線）絕大部分遺跡已被疊壓在西安現代城市之下，大部分隋唐都城的歷史記憶已很難為人所知。
3.1.1 朱雀大街
據考古實測，朱雀路路面中部略高，兩側略低，斷面呈孤形，兩側有水溝。南部街寬155米、北部在朱雀門以南約200米處寬為150米。，兩側水溝寬約3米。如今西安的朱雀路修建于上世紀80年代，路寬50米，疊壓于隋唐朱雀大街之上，只是隋唐朱雀大街延伸至今朱雀路東120――130m處。
3.1.2 門址
承天門：
門址位于太極宮南墻的中部，遺址在今西安市蓮湖公園內蓮湖池南岸(偏西)，現存基址東西殘長41.7米，僅存3個門道(中間門道寬8.5米，西側6.2米，東側6.4米)，門道進深19米。門道距現地表深0.9米許。門的基址大部分因修建公園時挖土去掉，門址東側被破壞，向東是否還有門道，已不得知，從殘存情況看，承天門至少有三個門道。
朱雀門：
朱雀門為皇城正門，與宮城的承天門，與郭城的明德門在同一中軸線上，東距皇城東南角1480米，西距皇城西南角1350.6米，朱雀門遺址已于1983年重修西安城墻時發現，位于大保吉巷南口偏東的城墻下，在今城墻南側已出土帶文字長磚，石條等遺物，5個門洞及門洞之間的隔墻都很清楚。
明德門：
明德門遺址在金西安市南郊楊家村的村南。門址所在的地勢較高，因此，門址的上部受到了破壞。明德門共有5個門道，平面呈長方形。現明德門遺址覆土回填保護，并圍和了約200平方米的空地作為目前的保護范圍。
3.1.3里坊
位于皇城正南朱雀街東西兩側的十八坊，考古實測數為南北長500至590米，東西寬558米（街西）至562（街東）。坊里面積在0.28至0.33 km2之間。現今完全被現代城市建設疊壓。
3.1.4 天壇
初建于隋，唐代沿用近三百年，是皇帝進行祭天活動的禮儀建筑。唐天壇遺址位于今西安市市區南部的陜西師范大學南區校園內，是以黃土夯筑而成的圓形高臺式壇體建筑，遺址高出現代地面近8米，其基本形制為一四層圓壇。與天壇遺址臨近的瓦胡同村近年來已完全成為城中村，對遺址區環境風貌造成了較大影響。
3.1.5 寺觀
玄都觀：寺址在今建院西村西南。未進行考古發掘。
大興善寺：大興善寺位于現西安雁塔區防洪渠以南，興善寺西街以北，朱雀大街以東，長安中路以西的范圍內。現存寺院為明清建筑，在唐大興善寺遺址之上，遺址的其余部分為周圍的現代建筑疊壓。大興善寺現為陜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3.2 問題
現狀問題1――隋唐長安城中軸線格局的消失；
現狀問題2――遺址點被淹沒在城市建設之中；
現狀問題3――內涵不明的遺址點展示不足中。
4 國內外保護案例研究
4.1 北京中軸線
2004年，伴隨著北京申奧的成功，伴隨著“新北京新奧運”的口號聲，北京市新一輪的規劃與建設全面展開，其中最為引人矚目莫過于北京古老中軸線將從原有的7.8公里延長至25公里的規劃方案的研究與征集工作。最終提出的新中軸概念是“以傳統中軸線為依托，雙向延至南北五環的25公里首都南北干道。其沿線貫接奧林匹克公園、鐘鼓樓、地安門、前門、天橋和永定門等北京重要地標。以中軸道路中心為基準，距道路兩側各500米為控制邊界，形成約1000米寬的范圍作為中軸線的保護和控制區域，將成為雄偉的城市景觀。”北京中軸線的研究與規劃建設實踐，為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中軸線的保護提供了借鑒。
4.2 日本平城京朱雀大路
平城京是日本奈良朝70余年間的都城。元明天皇和銅三年(710年)遷都至此。位于大和平原北端，即現奈良市西郊。仿中國唐朝都城長安而建。
與中國同屬東方文化的日本，對保護與隋唐長安城有著很深淵源的平城京采取遺址公園的方法，“與傳統的考古遺址博物館不同，考古遺址公園將遺址本身及周圍的自然環境妥善保存起來并有效展示。”而其中對平城京保護和展示朱雀大路的方法，值得我們進行對比研究。
4.3 英國約維克維京中心
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如何通過城市規劃、建筑設計與景觀設計方法成為城市發展的積極因素，并能很好的介入現代化的城市社會生活組織是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之一，而英國的JORVIK Viking Centre的考古、保護、復原、建設、經營模式，為本研究課題提出了實際項目的比較借鑒。
三十年前，約克考古基金會（York Archaeological Trust）的專家們發現了維京時代的Jorvik市的房屋、作坊和庭院，這些早在一千年前就存在。在清理了8噸的瓦礫后，發掘出超過4萬件的古代文物。約克考古基金會隨后在挖掘現場修建了JORVIK Viking Centre，營造了全新的參觀經歷，完全改變了博物館的外貌。他們決心將維京時期的城市盡可能的重現，從房屋的擺設、勞動中的工匠、閑聊的鄰居到烹飪的氣息和臭水溝等都無一不模仿當年的情景。英國的約維克維京中心在展示手法上，沖破傳統的藩籬，做出了讓人驚嘆的大膽嘗試。其展示重點是公元9－10世紀的一條街道遺跡。它采取了在原址上整體復原的方法，其展示手段如下：1、虛實結合。“實”，指展示是在遺址現場進行的，“虛”，指在遺跡上進行了大量細致的場景復原，從而將街道的面貌活靈活現地展示出來。隨著參觀的進行，修復部分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少，最后，修復的痕跡全部消失，觀眾的注意力被帶到20世紀考古科學所揭開的遺址。2、多媒體的運用。除了現在常說的“聲、光、電”等視覺效果的運用外，還通過聲音、味道調動起觀眾的聽覺和嗅覺。 3、著重渲染氣氛。“時間機器”的運用給觀眾帶來從未體驗的新鮮感，大大增添了遺址的神秘氣氛。再通過大膽運用各種嶄新的展示手段，帶給觀眾視覺、聽覺甚至嗅覺上的感官刺激，整個參觀過程如同探險，讓觀眾體驗了一次“時光倒流”的旅程。 這一破天荒的嘗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從1984年到2001年的17年間，約維克維京中心共接待觀眾超過1200萬人 。
5 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中軸線）保護策略研究
5.1 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中軸線）保護原則與指導思想
保護原則：
1）保護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2）保持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歷史及考古研究的持續性。
3）堅持文物保護措施與手段的可還原性。
4）顯現隋唐長安城的宏大格局。
5）處理好文物保護與城市建設的關系。
指導思想：
1）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確定的“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針，切實保護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中軸線）；
2）遵循《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公約》等相關國際文件所確定的文物保護和利用原則，保護隋唐長安城外朱雀大街（中軸線）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3）尊重科學，切實考慮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中軸線）的歷史環境，考古工作的現狀，以及西安市城市建設現狀，為遺址的永續存在、研究和利用提供保證；
4）體現以人為本，綜合平衡文物保護、管理、整治、利用的相互關系，提升城市綜合環境品質，賦予歷史遺跡以新的生命力。
5.2 保護策略
建立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中軸線）保護與展示系統組織結構涉及的城市實體要素包括:城市自然環境;城市空間結構及形態，包括城市格局、城市軸線、天際線;城市街區、街巷;城市空間節點及公共空間;具有城市地標意義的建筑物及構筑物;隋唐時期的建筑技術，包括結構形式、營造方式與裝飾藝術等。
具體來說，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中軸線）保護與展示系統組織結構包括宏觀層面、中觀層面和微觀層面三個部分。
5.2.1宏觀層面――城市
《2004一2020年西安市城市總體規劃》提出了“城市復興”這一發展目標，規劃的兩個核心內容是：城市向現代化發展；復興古城西安的傳統文化。規劃中確定未來中心城市發展模式為“九宮格局，棋盤路網，軸線突出，一城多心”的空間布局模式。從承天門到明德門這條隋唐長安城的中軸線，那么，如何對朱雀大街所在軸線地段進行規劃設計，使其在城市歷史景觀軸線上重要節點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將成為提示和增強城市特色，提升這條歷史景觀軸線在歷史文化名城中作用的重要一環。
通過對城市現狀調研與上位規劃的解讀，細化《隋唐長安城保護規劃》中關于朱雀大街這一核心內容，調整地段局部規劃，控制地段內不適宜的建設內容，并對未來該區域的城市規劃與建設作出指導，這在宏觀層面上能顯現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的重要性，并凸顯隋唐長安城的宏大格局。
5.2.2中觀層面――地段
要從根本上解決既能保護遺址亦能改善朱雀大街遺址區乃至整個周邊里坊潛在埋藏地域的社會環境的出路，解決遺址保護與城市發展的矛盾，不僅需要政策方面的支持，更需要改變過去被動保護為主動保護遺址的方法，盡快將遺址真正保護利用起來。大遺址保護帶來的效益應該是綜合的，文化遺產保護完全可以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它將會帶來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城市面貌的改善。
通過對朱雀大街地段的詳細調研，標識出可能的潛在考古區域，為未來的考古工作時序及考古可能性提供參考。通過對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這一線性軸線進行標識，挖掘并顯現出淹沒在現代都市中的隋唐長安城歷史格局。
5.2.3微觀層面――遺址
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相關遺址是城市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物質實體，它是一種顯性因素，我們首先要對這一物質實體加以保護;另一方面，我們還應注重保護遺址所具有的隱性因素，即遺址所反映出來的社會、科學、文化、藝術價值和遺址所攜帶的歷史信息。因為對于這些遺址來說，切實保護遺址本體是基礎，但僅有此是絕對不夠的，如果沒有對遺址內涵的彰顯，即使我們依照文物保護常規方法對遺址加以保護，也只能充其量使遺址成為城市中的一種點綴，使這種保護失去意義。
遺址保護不僅僅是行業專業的行為，而且應該是社會、政府和當地群眾的共同事業，要在遺址保護過程中實現文物保護與群眾利益雙贏的局面。朱雀大街相關遺址將發揮其重要的文化輻射作用，促進和保障整個隋唐長安城遺址保護工作的開展，形成遺址保護與城市發展的良性互動，最終帶動當地走上文物保護的良性發展之路。
5.3 系統展示方法
在對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歷史與現狀深入研究后，進一步落實具體的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重點遺存，根據保護對象本體價值、周圍環境和未來發展潛力的差異，制定具有針對性的系統展示方法：
朱雀大街――將朱雀大街的寬度作為載體，并在現代人流聚集點設置對朱雀大街歷史及其特有剖面有具體說明的標識系統。
明德門――綜合運用保護工程、標識、綠化、鋪裝、小品、燈光等不同手段，標識其門址、城墻、城壕等內容，展示其蘊含的隋唐長安城“街”、“城”、“郊”的意向。
朱雀門――標識內容可以以朱雀門為中心，向南北兩方向各擴展出一定的范圍進行標識設計，再現唐長安城的歷史場景，成為中國傳統城市規劃理念――皇城與外郭城的分置的特有標志門址呈現在世人面前。
承天門――結合公園及遺址現狀進行標識設計，重點突出承天門在唐代都城的重要性。也可以通過高科技或者人工演藝方式再現唐代的事件發生。
天壇――通過標識設計手法展現隋唐皇帝祭天活動中與天對話的環境氛圍。
玄都觀與大興善寺――對現存遺跡進行標識，同時展現隋唐長安城尊法于自然形勝規劃設計理念。
6 小結
第4篇：論文物保護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城市建設 歷史文化遺產 城市規劃
一、合理協調城市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
城市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無疑是存在矛盾的。通過實施城市規劃，可以調和兩者之間的矛盾。城市建設需要的是建筑空間的拓展，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需要的則是現存建筑空間和建筑形式的保留。兩者是對立的兩級，水火難以相容，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又必須找到和諧相容的方法。政府可以根據根據城市長遠發展的需要以及文物保護法規的規定，出臺相應的城市規劃，合理協調城市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在實際運行中，既重城市建設，也重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給兩者以合理的運行空間。關鍵是出臺的城市規劃要有具體的史文化遺產保護內容，甚至要在總體城市規劃中，建立保護專章或建立獨立的文化遺產保護條例，否則的話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就成為一句空話，城市規劃的內容重點就落到了城市建設上。如青島市近年來的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城市建設速度發展很快，但城市中的關歷史文化遺產也同時得到了很好的保護，這與青島市具體而詳細的城市規劃有關。1994年青島被認定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2001年關近代建筑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青島市政府及時出臺了《青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青島關近代建筑保護規劃》等城市規劃和關保護條例，這些規劃，協調了城市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矛盾，使城市在快速發展建設的同時，關也得到了很好的保護。
二、對歷史文化遺產進行保護性開發
讓城市歷史文化遺產在社會前進的進程中處于靜止的狀態并不能起到最佳的保護作用。城市中歷史文化遺產需要維護、修繕，只有這樣它才能更長久的留存下去。歷史上，西安城墻、太原晉祠都是進行了常態化的維護、修繕，才成為今天的樣子。通過保護性的開發，讓歷史文化遺產發揮一定的實用價值，可以獲取維護、修繕資金，在發揮使用價值的過程中，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會不斷地受到人們的重視，這樣也會增強人們的保護意識。在今天，“城市文化遺產作為城市特色的重要內容，在城市特色塑造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越來越多的城市愿意申報歷史文化名城，以此作為打造城市特色的籌碼”。對歷史文化遺產進行保護性開發已經成為提升綜合形象、增加歷史文化意蘊的一個重要手段。而對歷史文化遺產實現保護性開發的途徑就是把歷史文化遺產的開發有效地納入城市規劃中。如《長沙市城市總體規劃》將小西門、天心閣、潮宗街、開福寺規劃為“歷史風貌保護區”，總面積約5平方公里。保護區內以保護古建筑為主體，適度引入旅游產業、文化產業，與岳麓山形成呼應，整合開發成“山、水、洲、城”特色突出的古城風貌特別保護區。在青島，因為有完善、合理的規劃，關的旅游功能越來越突出，而在關一帶進行建設則有著嚴格的限制，就連街具建設都納入關的整體建設保護規劃當中。
三、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贏
城市規劃說的通俗點就是幫助城市算未來的賬，算的好這筆賬就會多一些、早一些地變現，而算的不好，變現的數目就會少一些、變現的時間就會遲一些，甚至還會賠本倒貼。合理、可行的城市規劃總是把歷史文化遺產做為寶貴的資源，注重城市建設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開發并舉。好的城市規劃是通過歷史文化遺產提煉城市的人文歷史精神，推進城市的文化建設，創造宜居、宜投資的內環境，進而還能釋放出城市的旅游價值、創造綠色無污染的經濟收益。
通過良好的城市規劃完全可以實現城市規劃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和諧統一。在這方面斯德哥爾摩是做得非常成功的城市，它既是一座現代化程度極高的城市，也是歷史文化非常濃厚的城市。它的基本做法是：一些新開工建設盡量走上郊區，打造衛星城，歷史文化遺產一般不動。斯德哥爾摩也開發歷史文化遺產，但原則是保留傳統建筑外墻、拆除內部設施重建，既發揮了實用價值，又保留下了歷史風貌。如今，斯德哥爾摩既有發達的現代工業體系，又因其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成為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城市以文化論輸贏，城市規劃決定著城市的價值。在這里，我們也確實需要重新評估政府的職責，政府應“著重從綜合決策與實際運行兩個方面構建有效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體系”。
城市規劃在城市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中涉及的問題很多，城市規劃雖然不能解決全部問題，但有了良好的城市規劃就給城市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一個合理、有序、正確地進行的依據。城市規劃在城市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中實際作用的發揮，必須以完善的立法保障、嚴格有效的執法為基礎。通過各個環節的緊密銜接、有效配合，城市規劃可以發揮最大的價值。
參考文獻：
第5篇：論文物保護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 建筑工程；城市建筑 ；保護與再利用
中圖分類號TU7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708（2011）50-0032-01
0 引言
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國的城市正在進入一個以更新再開發為主的新階段。一般而言，一棟建筑的物質壽命總是比其功能壽命長，尤其是其結構堅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建筑物的內部空間與其功能往往會越來越不協調，因而建筑往往會在其物質壽命之內經歷多次使用功能的變更，有的直接拆除了重建，有的再騎基礎上加以改造。相比而言，改造比新建可省去一部分材料和資金，而且建設周期較短，可以減少污染和垃圾，符合可持續發展帶的潮流，同時有些建筑的保留可以作為城市文明的見證物。
1我國城市建筑保護與再利用的現狀分析
我國關于城市建筑的保護與利用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已經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績；但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是大多數人們的認識水平還很低，尤其是某些城市領導者的認識還有些欠缺與模糊。從中國的現狀分析看，我國歷史建筑文化遺產保護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1）人們認識上的問題。人們普遍不能認識到保護的重要性，尤其是部分城市的決策者對這方面的意識不夠強；2）方法策略上的問題。這方面主要表現在政府部門在如何協調保護和利用二者的關系的認識上不完善，在狹隘的地方、部門、小團體甚至個人利益的驅動下，在制訂政府策略時本末倒置，導致出現了許多旅游發展過頭、歷史文化遺產原真性喪失、居民利益受損等結果；3）管理上的問題。在管理上主要表現在歷史文化遺產的管理職能部門不清。中央部門管理和地方政府管理權限重疊，規劃局、建委、文管會、房地局之間互相責權不明，由此產生政出多門、矛盾百出等問題；4）規劃上的問題。規劃上主要表現在傳統的保護規劃偏重宏觀控制，缺乏操作性，缺乏和管理手段的銜接，缺乏進一步實施的具體技術指導；5）技術上的問題。技術上主要表現在缺乏對適合各種風格和類型的建筑的維護、修復、整治的研究和實踐，出現許多畫蛇添足、修舊如新的案例，甚至出現大量假古董。
綜上所述，我國城市建筑保護與再利用的現狀還是存在很多問題的，為了能夠更好地保護和利用城市建筑，我們應該大膽借鑒國外先進國家的一些經驗教訓，根據本國國情加以借鑒改造，促進本國建筑的保護與再利用。
2 關于我國城市建筑保護與再利用的方式的思考
經過近期不斷地翻閱這方面的資料，我發現在各國的保護規劃實踐中，對歷史建筑及地段常采用以下的方式。
2.1賦予新的內部功能
人們常常根據新的功能要求，在不改變原貌的同時，將其內部空間加以更新，以滿足新功能的需求。這樣既保護了原建筑又給其注入了新活力，還滿足了節能、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最常見的例子就是一些藝術家將廢棄的廠房或倉庫高造成自己的工作室或是做成酒吧或餐飲空間，很巧妙的賦予這些建筑以新的活力。
2.2 整舊如舊的原則
《文物保護法》也已經明確規定，對于歷史建筑應該按原狀保存，不應該隨意地拆除、改建，即使是維修也應該體現“整舊如舊”的原則。對于已經損壞，而在歷史上有重大價值的建筑物，應在有科學依據和充分的歷史文獻考證的條件下進行修復。修復方式分為局部修復和全部修復兩種。
2.3 移地復原
在古建筑所在地出現對其的保護不力情況時或國家重點工程必須占用古建筑原址時，可以對歷史建筑進行搬遷，移地復原。另外要“在文物保護單位的周圍劃出一定的建設控制地帶”。這個地帶通常應根據文物歷史價值、藝術特點和原始設計意圖劃定。一般劃出一到三級環境控制區。是否允許在這個地帶內進行修建，應征得有關部門的同意和報請規劃部門批準。
3 關于研究我國城市建筑保護與再利用的重要意義
目前，對建筑的保護和改造再生問題的研究，具有資源利用、經濟效益以及保護環境和歷史文化等諸多方面的重要意義和現實價值：
1）社會文化發展方面：“城市中各個時期、各種類型建筑的總和構成了城市豐富的人文景觀和特定的場所內涵”。這些建筑正是見證歷史發展的最好展品，它們有助于社會的發展；
2）環境因素方面：對歷史建筑進行改造再利用的開發方式可減少大量的建筑垃圾及其對城市環境的污染，同時減輕了在施工過程中對城市交通、能源的壓力,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時代潮流；
3）資源和經濟因素方面：歷史建筑的一大特點便是堅固、壽命長。并且其建筑內部空間具有再使用的靈活性。因此，建筑往往可在其壽命之內經歷多次使用功能的變更。改造比新建就可以節約大量成本和時間。
4 結論
建筑在城市發展歷程上具有功不可沒的歷史地位，它們都應該是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應該采取合適的方式進行保護與再利用，在中國新舊城更新的今天，建筑遺產保護和再利用的意義和價值仍然尚未形成社會性的普遍共識，因此，還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參考文獻
[1]王建國，戎俊強.城市產業類歷史建筑及地段的改造再利用[J].世界建筑，2001(6)：17-22.
[2]韓妤齊, 張松.東方的塞納左岸）――蘇州河沿岸的藝術倉庫[M].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04.
第6篇：論文物保護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大遺址；保護；修復；開發；模式
中圖分類號：F5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4－0110－04
一、關于“大遺址保護”研究的簡單回顧
近年來，文化遺產開始得到政府和人們的普遍關注。1997年，國務院在《加強與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大遺址的概念。從2005年開始，國務院把大遺址保護作為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列入“十一五”規劃。從內涵上看，大遺址應包括在遺址、古遺址概念之內，但其統一科學定義學界仍在探討之中。國家文物局原博物館司司長孟憲民認為，大遺址是專指中國文化遺產中規模特大、文物價值突出的大型考古文化遺址遺存和古墓葬。他認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二條中國家保護文物的分類，大遺址即指大型的古文化遺址。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所長陳同濱認為，“大遺址”是指規模大、文物價值高、分布集中的文化遺址。有的專家認為，大遺址不僅僅是原有分類意義上的大型古遺址、古墓葬或大型古文化遺址的簡稱，更為重要的是，大遺址與自然和歷史環境有著相當密切的聯系，蘊涵大量的歷史信息。大遺址可以包括在考古學和歷史上占有政治、經濟、文化的重要地位的村落、城市、軍事、交通、水利、宗教、民俗等設施的遺跡及相關環境。按照崔明的總結，大遺址的“大”主要體現在：綜合價值“大”，相對規模“大”，面臨問題“大”，保護難度“大”。在現有觀點中，劉軍民在其博士論文中所總結的大遺址定義操作性較強。他認為：“大遺址則主要是指歷史上重要的大面積文化遺存（如古代都市、陵墓，面積往往在數十平方公里）。關于‘大遺址’的界定，主要根據兩條來確定：一條是體量大，另一條是重要性。通常把占地5平方公里以上的范圍較大、有居民生活、具有較高歷史文化價值的不可移動的文物遺址，稱為大遺址。”①
關于大遺址保護的研究，當前愈益受到社會各界重視。大遺址保護中的修復與開發是保護規劃的一對最重要的矛盾，它決定著保護規劃的發展方向。為使這一矛盾得到緩解，李海燕總結出目前我國大遺址保護規劃的四種模式，即遺址公園、旅游景區、森林公園和遺址文化農業園區。其中，旅游景區和遺址文化農業園區可以兼顧當地政府和居民的經濟發展與遺址保護兩者利益。也有學者認為，在遺產保護與旅游發展之間存在平衡點。阮儀三、肖建莉的研究表明，可以根據遺產保護的特殊要求對旅游發展作出限制和規定，按遺產保護為先，旅游發展并行的原則，制定科學合理的規劃，尋求雙贏的辦法。張曉、錢薏紅通過對北京的研究后，提出建立反哺（遺產資源保護補償）機制。就是建立遺產資源的保護補償機制，即通過一種制度設計，將遺址風景區的資源保護成本內部化，使那些享受風景名勝和遺產資源正外部性的受益者，通過某種形式為資源保護付費。
綜上對大遺址研究的簡單回顧，不難看出，對于西安市的大遺址進行研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西安是舉世聞名的世界四大古都之一，居中國古都之首，是中國歷史上建都時間最長、建都朝代最多、影響力最大的都城。西安不僅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更于1981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為“世界歷史名城”。西安市大遺址具有分布廣、數量多、面積大、種類全、等級高的特點，這在中國乃至世界都較為罕見。境內的秦咸陽城遺址、秦阿房宮遺址、漢長安城遺址、唐長安城遺址、大明宮遺址五大都城遺址的面積都在十幾平方公里甚至七八十平方公里，另有數量豐富的帝王陵園遺址，每個占地都在幾平方公里到十幾平方公里。本文以陜西西安市為個案，通過實地訪談和問卷調查搜集材料，從定性和定量兩個方面探求大遺址保護中的修復與開發，以求為具體的實踐工作提供指導借鑒。
二、大遺址保護中的修復與開發
（一）理論界對于大遺址保護的兩種態度
當前，社會各界都認為對大遺址應該進行保護，可以說幾乎沒有誰會認同“棄之不理”也算是一種保護，因此，爭論的焦點就集中在了該進行“建設開發性的保護”（以下簡稱“開發性保護”），還是進行“維持修復性的保護”（以下簡稱“修復性保護”）。開發性的保護是最大限度地實現大遺址的經濟效益最大化，修復性的保護則要達到的是最大限度地維持大遺址的原貌，這歸根到底是對待文化遺產的兩種不同態度。一種是“象征”的態度，一種是以“寓意”的態度。對于前一種態度，最為典型的是西方歷史上的“汪達爾主義”，其追求的是與理想價值之間的對應關系，當所象征的東西破了舊了的話，就應該把它補好修好，使它和理想的狀態更接近。例如，《汪達爾主義史》中有一部分專門談到了神職人員對教堂建筑的破壞，因為對信徒來說，當你看到所崇拜的那個神像身上有污漬，理所當然地會想到把它擦干凈、清理掉，把它重新裝修一下。作為一個信徒，他想修復的不僅僅是泥胎木雕，更是一種理想；是希望與理想世界形成一種完滿無缺的關系。那么相應地，對于大遺址投資人而言，其理想就是通過實現文化遺產經濟效益來保護大遺址，弘揚大遺址所蘊藏的文化。對于后一種態度，其主要是一種“對殘缺的、保留著時代痕跡的東西的態度，一種對不完滿世界和它獨特的美的態度。”其以1964年通過的《國際古跡保護與修復》（簡稱《威尼斯》）中的觀點最具代表性。《威尼斯》第七條規定：一個文物古跡不能與它所見證的歷史和所處的環境分離，除非是為了保護古跡的需要或因為國家、國際極為重要的利益，否則不能局部和全部搬遷。這種態度的極端是“修舊如現”。如英國文學理論家、詩人羅斯金認為，“保護”是為了保留所有時代的痕跡，因此最好的保護就是保持原狀，盡量延長古建筑的壽命，而不是使用現代技術去修復古建筑。因此，即使是保護性的“修復”，也是以修復師的心中理想來取消各個時代的痕跡，這對于建筑是一種最徹底的破壞。
在對西安市相關領導訪談中，我們也能明顯地感覺到這兩種態度的存在。比如，西安市政協副主席、文物局副局長向德局長就認為，由于對土木的保護技術還不夠成熟，每一次考古發掘對遺址都是一種破壞。他認為，真正的文化應該能夠在遺址保護上得到反映，所以，現在越來越注重大遺址保護的“真實性”，盡量不去破壞原址，讓遺址原汁原味地展現在后人面前。與之不同的是，西安市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灞生態園區黨工委書記王軍先生認為，中國的遺址大多是土木建筑，易被風化，無法保持長久，所以，中國的大遺址保護應該具有東方特色，即應該允許對遺址進行保持原貌的修復。與王軍先生類似，西安市副市長、多項大遺址保護開發投資人段先念認為，如果不去對大遺址保護和開發，它將在時間的沖刷中消亡，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殘垣斷壁，等到我們后人去看時就只是一堆塵土。中國的建筑大多使用木頭和泥土建成的，如果沒有保護，沒有開發，再過幾百年我們的遺址將都會消失。而且對于投資人而言，如果不進行建設性開發，增加大遺址的觀賞性，則無法帶來經濟效益。因此，在未來計劃方面，段先生準備恢復西安的周秦漢唐時代的四大遺址，重振我國的根派文化。
當然，在實際的大遺址保護工作中，這兩種態度很少會出現非此即彼的極端傾向，而更多是一種修復與開發之間的平衡，①這在民眾的問卷調查結果中也反映出來。②對大遺址采取的保護方式，民眾主要強調對歷史的尊重與保護，強調對大遺址應實行原汁原味的保護。如圖1所示。
86.39%的民眾選擇了原址保護的方式，即修復性保護。只有13.61%的民眾認為應該對大遺址采取建設性開發的保護方式，即開發性保護。民眾普遍認為，只有采用原址保護的方式才能保存真實的歷史，才能傳承真實的傳統文化。他們認為，對大遺址的開發是對大遺址的破壞，使它失去自己的原貌，這會使人們無法感受到它的歷史價值。另外，由于大遺址占地面積廣，對其保護的影響范圍也非常大。當前，大遺址區生活的民眾由于政策原因不能進行建設和開發，嚴重限制了其經濟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這些民眾并不是十分支持大遺址的修復性保護。但是，對于大遺址進行建設性的開發又勢必會涉及到拆遷，這樣政府及投資人又會與大遺址區居住民眾產生矛盾。
對于開發性保護，民眾也是認同其積極意義的。如對于“大遺址開發對于西安市城市品位提升的作用”和“大遺址開發的作用”這兩個問題上，調查問卷顯示結果如圖2、圖3。
大遺址開發對西安市城市品位的作用
大遺址開發的作用
不難看出，有相當一部分民眾認為，大遺址的開發促進了西安市的經濟社會的發展與城市品位的提升。但是30%的民眾對于大遺址過度商業化經營提出了質疑，認為對于大遺址的過度開發破壞了傳統文化氛圍。就“制約大遺址保護與開發的因素”這一問題，問卷調查顯示的結果如圖4。
制約大遺址保護與開發的因素
45%的民眾認為制約大遺址保護與開發的因素為過度商業化經營管理，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民眾對西安市大遺址開發過程中商業化元素過重的認知。可以說，過度商業化管理已成為民眾眼中制約大遺址保護與開發的重要因素。
（二）西安市大遺址保護中的三大矛盾
通過對訪談材料和調查問卷的整理分析，我們發現西安市大遺址保護主要存在如下三大矛盾：
第一，作為學者代表的向德先生非常重視對大遺址的原貌保護，即使其贊成開發也是傾向于一種修復性的開發；而作為投資開發商和政府代表的段先念先生和王軍先生則更多地支持對大遺址進行開發性的利用；另外，通過對問卷的結果統計，我們發現遺址區的居民更加贊同開發利用大遺址，而其他地區的居民則有一部分非常支持原址保護，不希望遺址的原貌發生改變。因此，在對于大遺址應當通過何種方式進行保護的問題上，學者、投資商、政府和民眾之間便出現了認識上的沖突。
第二，在對大遺址保護實施過程中，一旦選擇了某種保護方式，那么與持有相反意見的人進行溝通也會帶來矛盾。支持原址保護的一方會選擇通過對法律和相關條例的論述來證明原址保護的必要性，如《威尼斯》的核心思想是必須“一點不走樣地把文物古跡的全部信息傳下去”。而支持對大遺址進行開發性保護的一方，則會闡述中國大遺址的特點，即大多為土木建筑，不利于保存，因此應該允許保持原貌基礎上的開發。此時，是應該完全遵守相關條例還是應該適度采取有地域特色的保護方式便成為了爭論的焦點。
第三，在對大遺址進行開發性保護的過程中，大遺址區的居民安置問題也是一個矛盾的焦點。遺址區居民一方面希望改善生活質量，另一方面又不愿搬離長期居住的遺址區；政府和開發商一方面希望通過對大遺址的開發性保護獲得更多的利潤，另一方面在征地的安置費用或其他補助上又希望盡可能降低成本。此時，各方利益的補償便成為爭論點。
不難看出，在大遺址的修復與開發方面，學者、政府、開發商和民眾之間存在著一系列的矛盾，在法律方面、理念認識方面、具體操作實施方面，各方都存在著分歧。大遺址的保護措施，更應該是多方博弈和妥協的結果。怎樣將矛盾協調、在意見碰撞中進行綜合規劃、全面考慮從而實現發展，這是大遺址保護過程中的重點問題。我們對于不同的大遺址采用側重點不同的保護方法，要盡可能綜合原址保護、博物館保護、生態保護、市民公園等多種保護模式相結合的方法，對于大遺址進行恰當的修復和一定程度的開發利用，這將有助于協調各方的不同意見，實現各方利益重組和雙贏，將文化遺產保存下來。
三、西安市大遺址保護中三種主要模式
通常而言，根據所處地的經濟及現代化水平，大遺址可以分為三種。一是在經濟較發達的城市區域；二是處于遠郊的遺址保護區；三是位于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遺址保護區。不言而喻，第一種大遺址因其處于現代經濟發達的城市區域，在保護中面臨的修復與開發問題是最多的，在保護中所需要顧及和考慮的關系與因素也是最多是，其保護的困難程度也是最大。根據上述分析，無論是大遺址保護采取修復性保護，還是采取開發性的保護，都是一個各方利益協調與博弈的過程，主體主要包括學界、政界和民眾，而民眾又具體分為大遺址區原住居民及非原住居民。在實際的大遺址保護工作開展中，主要模式的選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及能解決的主要矛盾來決定，這里僅嘗試探討博物館保護式、生態保護式和市民公園保護式三種在西安市較為典型的模式。
（一）博物館保護式
博物館保護式是在大遺址被發現后，不采用回填的方式保護，而是在出土的原址上建立遺址博物館，并且不斷地修繕。在維持遺址原貌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清理、勘探、考古資料的收集、出土文物的保護等，隨后設立展示廳，在保護的基礎上對外開放，供游人參觀，使更多的人看到古跡的原貌。在西安市，此模式以家喻戶曉的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及漢陽陵最具代表性。以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為例，秦始皇兵馬俑被農民楊新滿于1974年發現后，次年國家就決定在俑坑原址上建立博物館，1979年10月1日開始展出。現在兵馬俑的三個俑坑全部被罩于博物館大廳內，并有較好的通風、采光、防火、防盜等設施，可以確保其安全。在展出的同時，考古人員還在對兵馬俑的碎片進行修復，參觀者不僅可以真實地看到俑坑，還可以看到考古人員的工作過程。
這種大遺址保護模式可以完整的保護已經被發掘的遺址，將對文物古跡造成的破壞降到最低。另外，博物館保護模式可以真實的將大遺址的原貌反映給群眾，對外開放更是讓參觀者都感受到古跡的恢弘，體會到先人留下的文化遺產，從而潛移默化的提高其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但是，由于技術水平所限，很容易造成保護不周，對古跡形成一定程度的破壞。如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由于技術問題，其頂棚在下雨時會在一定程度上漏雨，這對兵馬俑構成了很大的威脅。盡管每逢雨水天氣工作人員會用塑料防雨膜將兵馬俑遮蓋起來，但是博物館原有的建筑規模及較簡陋的設施，現在已不能滿足需求。這種保護模式適合處于遠郊及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遺址，保護工作的施行主體當由政府來擔當，所需要顧及和考慮的關系較少，很多時候可能僅需處理政府與遺址區原住民的關系。如果遺址區都沒有原住民，那么對其進行修復性保護更是理所應當。
（二）生態保護式
生態保護式是以“退耕還林”的方法對大遺址地區進行保護，在大遺址周邊進行綠化，建立“都市森林”，以生態建設支持大遺址保護，對于城墻、夯土臺等進行清理、包砌、補夯等，進行修復性保護。在西安市，該種模式以杜陵最為典型。1982―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杜陵的陵園、寢園遺址和陪葬坑進行了搶救性的考古發掘。對于杜陵的保護，西安市采用灌木和草本植物建設綠化隔離帶，并且用夯土將圍墻加高，鋪設輔助設施以增強視覺效果，同時設置標識牌，從而展示其總體格局。另外，從1958年起，杜陵周邊便開始了五次大規模的植樹造林，形成了10 800多畝生態林，通過這些天然的屏障、綠色圍欄來保護杜陵大遺址區。
生態保護式是一種一舉數得的保護模式，可以實現城市建設與大遺址保護的良性互動。首先，該模式有利于推進大遺址的保護。通過天然的生態林來保護大遺址區，可以改善文物保護環境，有利于文物古跡的保存，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盜墓、風化等人為或自然因素的破壞。其次，該模式有利于促進城市綠化。通過在杜陵周邊建立的大面積生態林，西安市大幅度改變了杜陵的生態環境，使杜陵保護區成為全國首家以植被復原保護為主的大型陵園。再次，該模式有利于促進城市功能多樣化。這樣的生態保護模式可以為廣大市民提供休閑旅游場所，將大遺址保護與生態旅游結合起來，大大豐富了城市功能。最后，該模式有利于解決遺址區原住民的生計問題。政府利用政策杠桿，促使農民大面積植樹造林，農民生活環境得到改善。同時，旅游業的發展也使得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農民紛紛脫貧致富，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但這種保護模式也存在著一定的隱患。由于地區經濟發展，對大遺址的開發利用不夠規范，這種生態模式可能會超過保護的限度，對大遺址造成一定的破壞。大面積的生態林中樹木根系也會隨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地深入擴展，可能會對大遺址地下部分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顯然，這種模式更傾向于開發性的保護，適合地理位置處于城市及近郊區域的大遺址，其建設后所帶來的多項綜合效益，能為政府、投資人及民眾多方關系的協調及矛盾化解帶來諸多機遇。
（三）市民公園式
市民公園式是對大遺址區進行建設性的開發和利用，在原址上進行一定程度的重建、復建，盡可能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恢復其本來的盛況。對于已有的遺址性建筑進行維護和修繕，對個別歷史上有記載但并無遺跡的建筑進行重建。將大遺址保護區建成公園形式對外開放，供游人參觀。在西安市，該種模式以大明宮遺址公園和曲江遺址公園最為典型。大明宮遺址公園在唐大明宮的基礎上進行修建。大明宮是唐長安城的三座主要宮殿之一，但由于戰亂，宮殿的遺跡也都被毀壞，此后幾乎成為一片廢墟。經考古發掘，在大明宮內有含元殿遺址、麟德殿遺址、三清殿遺址等大型遺址。從2007年起，大明宮遺址公園開始動工建設，在宮殿保持原樣的同時恢復一些標志性建筑，并對周邊的土地進行一定程度的開發利用，完成大明宮遺址區的保護和改造，初步建成一個環境優美、歷史文化特色鮮明的大遺址保護公園。
該模式以開發文化財產的形式保存了文化，著眼于未來的文化遺產。將現在的文化財產進行開發利用，進而轉化成為后人的文化遺產，為其他類似的大遺址保護和開發利用提供了范例。但此種模式并不能完全將遺址的原貌保存下來，甚至很多時候是沒有“原汁原味”的遺址可保存，遺址重現帶來的視覺效果更可能是“無中生有”。這樣的大遺址保護模式無法真正做到將遺址“不受損害的傳給后人”，甚至會出現“我們面臨著如何使這種‘修舊如舊’與有意‘作假’相區別的困境”。與其他兩種模式相比，這種模式的商業盈利性最為突出，遺址保護性最為淡化。因此，“過度商業化”的問題在該模式上會出現更多。該模式適合地理位置處于城區的大遺址，其建設可能更多考慮經濟效益的獲得，因此也會出現矛盾的雙方至多是投資人與被開發區居民。
結語
大遺址保護工作是一項涉及多方利益的復雜而龐大的工程，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要注重因地制宜，要根據遺址區所處的地理位置，采取適當的模式來協調利益各方的關系。西安市在多年的實踐基礎上形成了博物館保護式、生態公園保護式與市民公園保護式三種特色模式，這些模式較為有效地協調了大遺址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促進了西安市城市品位的提升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西安市大遺址保護仍然存在著商業化經營過重，保護手段單一與保護技術落后等制約因素，這對今后的大遺址保護與開發工作形成了嚴峻的挑戰。由于大遺址的強地域性，以西安市為個案的經驗總結對于其他城市是否有指導或借鑒意義，還有待進一步探討，本文權當拋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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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論文物保護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開發強度，容積率，道路通行能力，土地出讓
一、引言
城市規劃的重要工作之一即是確定城市各個片區的用地方向及土地開發強度。確定土地開發強度是提高土地有效利用和保護環境的重要手段。其控制高低決定著城市的人口密度和基礎設施容量，當實際開發建設的總量超過規劃總量一定限度時，會對該片區的環境質素、交通和設施供應帶來較大影響。因此，在城市開發建設之前，制定各個片區的土地開發方向，控制好土地開發強度尤為重要。
二、地塊開發強度方程
地塊開發強度的確定需滿足多個約束條件，用數學語言來說，是一道解決城市發展的方程組，其未知量包括了用地性質、經濟性、交通承載力、基礎設施支撐、環境承載力、建筑高度等（圖01）。
1.用地性質
對于城市不同性質用地的開發強度，有些是相對固定的。比如工業用地、市政設施用地、道路廣場用地、綠化用地等，用地的功能決定了其開發強度的相對確定。因此這里所研究的城市用地開發強度主要是指可出讓地塊，即居住用地和公共設施用地。
2.經濟性
主要為地塊開發的經濟估算，滿足城市改造后的自我平衡，包括土地出讓、拆遷安置、建設成本等，將對土地開發強度帶來自下而上的制約，該制約因素將與高強度成正比關系。
3.交通承載力
包括動態交通和靜態交通。動態交通是地塊難以改變的，對地塊開發強度有較大制約。但發達的城市公共交通和地塊周邊擁堵路口的渠化交通改造可以提高通行能力，減少約束。同時分析人流量集中的單位，如醫院，小學，幼兒園等，通過交通管理來平衡高峰時段與日常時段交通量也可以提高通行能力。靜態交通雖然可以通過強制配套解決，但地下車位建設將帶來一定的建設成本，帶來經濟性約束。
4.基礎設施支撐
包括供水、供電、污水等，高強度開發將提高對基礎設施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經濟成本，但由于目前一定范圍內地塊開發強度的差別所帶來的影響不大，所以基礎設施對地塊開發強度的制約性不太明顯。
5.環境承載力
城市環境承載力即城市環境容量，是指某城市空間范圍內的環境要素在一定的環境質量標準下所能容納的污染物最大允許排放量。城市環境承載力的大小決定了容納人類活動能力的大小，與城市開發容量成反比，是城市所在區域對其發展規模的總體約束。
6.建筑高度
建筑高度是根據城市設計，對地塊建筑高度的控制。包括2個方面：第一是沿街的建筑高度；第二是地塊內最高建筑。這個指標往往對開發強度存在制約。沿街建筑高度是局部的，微觀的，一般是從街景空間尺度和比例關系來控制的。地塊內最高建筑則與城市整體設計有關，包括標志性建筑，視線廊道，與山體的關系，開放空間等。
三、地塊開發強度求解
1.道路承載力制約下的地塊開發強度
交通承載力包括靜態交通和動態交通兩種類型，前者主要體現為土地開發強度與交通承載力之間在空間分布上的協調關系，后者體現為城市交通設施的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匹配關系，因靜態交通與片區配套有關，故本文暫不作展開，假設靜態交通能得到合理解決的前提下，以一個0.5km2的規劃街區A為例對動態交通進行研究（圖02）。
（1）規劃道路通行能力（供給）
假設地塊A四周臨路，都為車行道寬15米的雙向兩車道道路。根據道路設計規范中對于道路通行能力的相關規定，道路計算行車速度若按30公里/小時計，則一條機動車道的可能通行能力為1550輛/小時，按規劃地塊雙向四車道計算，同時車道折減系數取0.6，則該道路通行能力為15500*0.6*4=3720輛/小時。
（2）地塊可承受的交通流量（最大需求）
按最大飽和量計算，取至少每段道路承擔的小時流量等于該段道路通行能力，即3720輛/小時。則地塊流量至少為3720*4=14880輛/小時。（表01）
（3）地塊開發強度
如上表，假設地塊A內可容納人口為X，則：
（0.5X/28）*2.5+（0.15X/6）*1.5+（0.25X/1.3）*1+（0.1X/1）*1=14880
X=39749（人）
由于地塊用地性質尚未確定，按照不同用地的人均建筑面積指標可以計算地塊內不同性質建筑面積的最大容量，從而確定地塊開發強度。（表02）
2.經濟約束下的土地開發強度
城市在進行更新改造的過程中，已經設置了管理者、開發商以及土地使用者等多個角色，始終貫穿在城市地塊開發使用管理中，任何一項決策的變動都將直接影響利益的平衡，因此經濟性的約束對土地開發強度將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主觀性制約因素。
以地塊B為例（圖03），內部包括一塊村鎮用地，假設以民間資本運營城市更新項目，其經濟性主要為投入資本和產出利潤兩方面，投入包括土地出讓、拆遷安置、建設成本等，產出主要為商品房銷售。依據市場調查以及投資者和政府的承受程度，本文以產出利潤為總投入的20%進行計算。采用公式為：產出-投入=20%投入，即：產出=120%投入
具體為：商品房建筑面積*銷售單價=120%（土地出讓費+各類稅費+拆遷費用+安置房建筑面積*單位建筑造價+商品房建筑面積*單位建筑造價+基礎設施及綠化建設費+財務成本）。
容積率=（商品房建筑面積+安置區建筑面積）/地塊面積，因此，在滿足相關規范的前提下，經濟性決定建筑面積的同時，也決定了開發強度的大小。
由于拆遷方式、金融政策為剛性指標，品質營造主要取決于開發商策略，可改變余地不大，因此這里主要以土地出讓價格的確定進行展開研究。
土地出讓價格主要由土地定級來解決，根據極差地租和競租理論，城市形成地域分化機制，呈現不同地價體系，我們通過正向模型和逆向模型兩方面論證。
（1） 正向模型
從影響城市土地質量或使用價值的要素出發，研究道路交通、配套服務、綠化環境、政策驅動，評價土地在空間分布上的優劣差異。（表03）
（2） 逆向模型
從城市土地開發過程中需避讓并保護的要素入手，以保護元素優先提取為原則，逆向推斷土地分布逆向模型因子類型
因子 因子描述
高壓線防護 按高壓線不同等級，兩側留有一定寬度的高壓走廊，禁止開發建設
水系防護 根據大型水面、水渠，設置后退藍線寬度，禁止開發建設
高速路防護 高速路兩側設置防護綠化，禁止開發建設
城市道路防護 城市主次道路兩側設置防護綠化，禁止開發建設
軌道防護 鐵路、輕軌等兩側設置防護綠化，禁止開發建設
文物保護 文物古跡、文保單位等區域禁止開發建設
軍事用地 軍事用地為城市發展過程中需要避讓的敏感區域，禁止開發建設
通過各項因子疊加，得出城市開發建設需要保護的土地定級逆向模型。
（3）綜合評價模型
基于GIS評價體系及各因子疊加分析，正反模型在各自要素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建議，整合之后，對土地開發強度得出綜合評價模型。如圖（圖04-06）：綠色為土地保護區域，禁止開發建設。其余為顏色越深之處，土地級別越高，地價越高，相對應的地塊開發強度也可以越大；顏色越淺，反之。
四、結語
城市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從控規層面相關指標的確定到具體的項目開發，地塊的開發強度始終是大家關注的話題，作為城市空間表達的載體，它的最終確定往往需要通過多方利益的權衡，綜合考慮各個因子。因此，以往單純經驗之法的拍腦袋決定并不能真正解決城市問題，只有兼顧用地性質、經濟性、交通承載力、基礎設施支撐、環境承載力、建筑高度等多因子綜合分析疊加，才能得出適合地塊發展的開發強度，為城市建設管理提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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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論文物保護的重要性范文
關鍵詞：世界遺產；歷史城市；遺產保護；城市發展
Abstract：Through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ulture conventions of UNESCO to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diversity, world heritage and historic city. Also based on the reflexion of the cultural policy instruments, to introduce briefly the UNESCO Inter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Safeguarding Campaigns, following by the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cases studies of Paris (France) and Confucius city Qufu (China). The objectives of this article is to promote UNESCO three international culture conventions and to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ction, promotion of th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ulture for urban development.
Key words：World heritage；historic city； protection of heritage； urban development
中圖分類號：C912.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0）11-9（8）
作者簡介：林志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法國總部世界遺產中心專員
法國巴黎索邦大學遠東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
近幾年來，筆者參與歐亞多項世界遺產、城市發展與振興等合作計劃，多次接受國內歷史文化名城及大學院校邀請，親赴眾多歷史文化名城進行踏勘與考察，并參加相關歷史古跡、街區的保護與發展學術研討會。欣然察覺，所接觸到的這些中國學者，其技術與能力實可進位國際專家等級之列。然而可惜的是，這些年輕有干勁的學者及專業人員，卻常常把歷史文化名城、傳統街區的保護以及都市的適度更新與發展，定位為“重要工程技術項目”，將工作重點鎖定在建設項目與一系列的圖紙編測，希冀短期見效，因此常易為了仿制或復原該物件而謹遵圖紙并大興土木，卻難以反映其深厚的文化底蘊與其對歷史文化的弘揚與反思精神。
為此，筆者撰寫本文，希冀能夠增進中國專家與學者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制訂的文化性的國際公約以及其所推動的世界遺產保存國際合作計劃的了解，來共同探討研究世界遺產歷史古城保護所面臨的挑戰。
1關于UNESCO三個世界性文化公約以及國際古跡保護維修工程的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許多國家遭受戰爭的破壞，博物館、歷史建筑物和古跡，遭到嚴重損害。因此，1945年11月16日，由四十四個國家代表，在倫敦通過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組織章程，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宣告正式成立，同時推動了眾所矚目的“UNESCO世界遺產名單”。
從成立至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制訂了七項國際文化公約，本文將介紹其中最主要的三項國際文化公約：1972年的《世界遺產公約》、2003年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距今最近的2005年的《保護文化多樣性國際公約》。透過這三項公約，我們一起來認識、思考 “世界遺產”與“文化多樣性”。
?1972年《世界遺產公約》（1972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基于關心和保護人類共同遺產，UNESCO訂立此國際公約。此公約不只希望協助維護、增進、傳播保護人類共同遺產方面的知識，更推動了眾所矚目的《UNESCO世界遺產名單》，希望喚起國際社會對世界遺產保護的關注，將保護跨國界之“具普遍性價值的世界遺產”當作各國政府、行政單位及所有世界公民的共同職責。
截至2010年9月，共有187 個會員國已簽署《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世界遺產已達911處，其中文化遺產704處、自然遺產180處、自然與文化雙遺產27處，分布于151個國家，而中國先后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世界遺產已達40處，其中文化遺產28處、自然遺產8處、自然與文化雙遺產4處，數量居世界第三位。登入世界遺產名錄最多的國家是意大利，多達45項；西班牙擁有42項居第二位；中國后來居上，以40項名列第三；再來則是法國以35項名列第四。
?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全球化、自由化的趨勢對傳統文化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及破壞，甚至壓縮傳統文化的空間使其瀕臨消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議世界各國應盡快采取行動來保存、保護、研究、論證和復興傳統文化及民間創作。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包括五個方面：一、口頭傳說和表述（含語言）；二、表演藝術；三、社會風俗、禮儀、節慶；四、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五、傳統的手工藝技能。
?2005年《保護文化多樣性國際公約》(2005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文化多樣性視為“人類的共同遺產”，文化多樣性對于人類社會就如同生物多樣性對于生物界，是不可少的構成因素。國際社會所有成員應該共同負起維護文化多樣性的責任，“把捍衛文化多樣性作為與尊重人的尊嚴一樣應盡的義務”。同時UNESCO加強與WTO（國際貿易組織）、WIPO（國際智慧財產權組織）、UNCTAD（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組織）及美國政府（強調文化、影片、音樂市場，應如同其它商品一樣全面自由化）等組織的合作，共同協商“文化產品與服務的特殊性，他們不同于其它商品”，“重視發展中國家在保護文化多樣性方面特殊情況的特殊條款”。
隨著對文化遺產認識的發展，人們對遺產的認定范圍和保護也在不斷擴大。今日，除了單棟建筑體的保存，文化環境的維持與塑造，也受到行政單位及一般公眾的普遍重視。所有非物質性的文化資產的維持與振興終于取得立論根基。
在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保存的思想基礎上來思考文化多樣性的概念，筆者認為可以帶來兩個主要啟示：
1．“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帶來的啟示:
近年來，有個別地區與國家意識到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其獨特的傳統文化發生逐漸消退的現象，若再不加以重視與保護，文化表現形式的多樣性很有可能在短時間內消失殆盡。
2．將捍衛文化多樣性作為與尊重人的尊嚴一樣應盡的義務:
文化的存在是對于人類歷史價值的體現，是長時間的累積，并且是經過自然與時間的篩選后而存在的，所以現存的文化不但為該文化表現形式的所在地區或國家所擁有，更是歷代先人留給當代人的財富，沒有任何國家或個人可以加以剝奪。對于文化多樣性的保護，等同于尊重人的尊嚴一樣重要。
2從傳統街區保護與都市適度的更新案例來思考城市和諧性與歷史文化名城的永續發展
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應從現階段以保護古建筑與遺產、改造環境為主的物質形態的保護轉向對社會文明、經濟生活的整體保護，保護的同時保持城市活力，為居民創造舒適的居住環境。保護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居住、生活在環境中的人，所以必須關注社會生活，維持社會的穩定性和可持續發展。
我們可以將巴黎都市傳統街區保護與都市適度更新及曲阜歷史文化名城的永續發展，當做兩個具體案例來思考城市和諧性與歷史文化名城的永續發展。
2.1巴黎圣安東尼傳統街區保護與都市適度的更新案例
古跡與古物保護制度的進行，使人們意識到，凡是留有歷史、人文特殊紋理的空間，都可能是值得保存的文化資產。例如受到關注的巴黎圣安東尼街區（Faubourg Saint-Antoine），其被巴黎市政府所要保護的物件，乃是它的空間布局――狹長的中庭與過道、聳立的煙囪、十八世紀的街道與樓面、精致的木造家俱產業，構成整個圣安東尼街區的地區特色。（圖1）然而，20世紀90年代初，這一帶新舊建筑間的沖突越演越烈：新拓寬的馬路，使原有的都市尺度消失殆盡；富有特色的公共中庭和過道，在房地產開發追逐最大利潤的驅使下，也被分割成破碎的殘余空間。在熱心人士、專業團體及民意代表的呼吁下，巴黎市議會提案保護此傳統街區，并于1994年1月，通過了該保護傳統街區提案，劃定現況調查范圍，同意針對該特定區，局部修改土地使用條例。
這方案主要三個目標在于：
（1）尋求新建物與舊街區的協調。
（2）延續本地區住、商混合的特色。
（3）將部份街道中庭、后院與單棟建筑物等富有歷史及人文意義的元素，登錄列冊保護，以求保護傳統街區與都市發展兩全其美的效果。
圣安東尼傳統街區的保存計劃，主要通過下列四個管制及獎勵性措施齊頭并進 :
（1）修訂圣安東尼傳統街區之土地使用條例――主要在于研擬一套專為圣安東尼傳統街區制定的特別法規，以求達到保護都市景觀與維持住商平衡的目標。
（2）編訂公共空間準則――日后在圣安東尼傳統街區范圍內，任何公共空間改善工程，都必須遵照這一個準則來進行規劃與施工，以期新建與重修的商店街、人行道、小廣場等公共空間與傳統街區的保存同時進行。
（3）由巴黎市政府與巴黎工商保護促進基金會，共同研擬如何保存并發展傳統街區之手工業與商業活動的具體辦法。
（4）通過獎勵性的舊屋翻新計劃政策，改善老舊住宅的居住品質。
目前圣安東尼街南北兩側，共有七十五公頃被劃入現況調查范圍區，計有三百余棟建筑物與四十二個中庭、后院，登錄列冊管理。列入登錄管理的房屋，一律不拆除；因天災毀壞，得依原樣重建。此外，為鼓勵商業與傳統手工業繼續發展，新建建筑物底層樓高，不得低于三公尺半；舊屋翻新，可享有舊法規所允許的高容積率，但必須遵循一個條件，保存原先商業樓板面積的比例。最后，為避免中低收入戶受排擠、被迫遷離此社區，巴黎市政府在這一帶地區實施舊屋翻新補助經費政策，以適當誘因鼓勵屋主改善老舊房子的居住品質。（圖2）
巴黎市政府，一方面在此設立了保護圣安東尼傳統街區工作室，同時，也通過組成政府與民間合作開發公司的機制，廣征大眾意見，凝聚市民共識，并通過一些活動（如配合法國每年一度的古跡日舉辦圣安東尼街區傳統手工藝展，活動時期，彩釉細瓷、精致家具、各種傳統產業，圍繞在公共中庭四周，傳統社區熱鬧的景象，不難想象。）來進行此區的都市保存、更新與適度開發。（圖3）
舊社區再開發，需要各方面因素配合，除了都市空間特色的認定登錄、保護與適度更新以及市民共識的凝聚，同時也應尊重原居住人口結構與社會經濟活動。因為沒有生活內容、產業形態做基礎，都市景觀將淪為空洞的布景。
從圣安東尼傳統街區保護的個案了解，巴黎市政府一方面推動傳統市區保護與都市適度更新，另一方面兼顧新興文化娛樂產業的發展與住宅需求。
巴黎的文化資產保存，原則上是遵循前述法國文化資產保存法規與制度來執行。但由于其都會地位特殊、歷史性建物及空間數量眾多，若用傳統的古跡保存區標準的法規來執行文化保存的話，整個巴黎市中心，皆會被劃入古跡保存區。巴黎市歷史性建物及空間，至今仍能夠十分完善的保留下來，同時亦不限制都會現展，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其實在于其十分詳盡與完善的容積率及建筑高度限制、建照嚴密管理核發與土地分區使用條例（P.O.S.- Plan d’occupation du Sol）的全面考慮。
但為了更有彈性的顧及現代需求，以及與常民性的歷史性建筑的空間之傳承，圣安東尼舊街區振興方案，使用了局部變更修改土地分區使用條例（P.O.S.），來達到文化生活化、空間人性化與新舊并存、開發與更新保存并重的永續發展功能，這也將巴黎文化資產保存，帶進另一個新面向。
2.2曲阜歷史文化名城的永續發展
就當代中國與山東的地域概念而言，曲阜在空間尺度上僅是一座小城。但作為儒家文明代表人物孔子的故所，它被公認為東亞文明的圣地。在1982年，曲阜榮膺中國政府首批公布的24座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此外，更為重要的東方圣地“三孔”――“孔府、孔廟與孔林”由于其深刻而豐富的文化內涵、其唯一性和完整性以及自身蘊藏的建筑藝術和碑刻藝術等價值，成為1961年中國政府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在1994年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8次會議上，經由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大力推薦，被作為一個整體收錄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圖4，圖5）
2.2.1近代以來曲阜城市規劃的演變
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曲阜城的建設發展一直十分緩慢，而且都是在缺乏城市總體規劃統一指導的情況下進行的。在20世紀70年代末，清華大學建筑系吳良鏞教授就曲阜的歷史古跡保護和城市規劃建設提出了以曲阜舊城為中心，聯系北部的孔林和西部的文教區、南部的雪泉風景區、東部的新城區，形成“十字花瓣”式的空間布局。此后，這一規劃構想被《曲阜城市總體規劃》（1995年）所采納，并且成為曲阜城市空間布局的基本原則。（圖6）
1990年代末，基于構筑區域城市的理念，把“十字花瓣”式的空間布局模式繼續向區域范圍拓展，提出在曲阜明故城以南的大成路沿線集中建設新儒學文化區，作為未來曲阜的城市中心，提出以“四院”為核心擴大發展儒學文化區 （“四院”為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院、孔子書畫院、論語碑苑）。
2002年，因“濟寧―曲阜都市區”的建立，經曲阜市委、市政府決定，對原曲阜城市總體規劃進行了修編。2004年3月，山東省人民政府對《曲阜市城市總體規劃》進行反思審議，城市以向南發展為主，呈“南展、北控、東進、西擴”態勢。
2.2.2曲阜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復興的永續框架：《歐盟亞洲城鄉合作計劃》
世界格局的演變、中國的政治決策走向，對“孔子的故鄉”――“儒學圣地”曲阜的保護與發展，提供了絕佳良機。為了推動曲阜老城區的保護與發展，自2002年，筆者受曲阜市規劃局委托與歐盟接觸，促成雙邊的合作意向；2004年10月，曲阜市人民政府與兩個歐洲合作城市――法國雷恩市（Rennes， France）、西班牙圣地牙哥（Santiago de Compostela， Spain），簽訂了合作協議；2004年底，通過《歐盟亞洲城鄉合作計劃》（Asia Urbs）①。
秉持“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在該計劃結束后，歐亞工作團隊仍于2008年6月于曲阜孔子研究院，與中國清華大學吳良鏞教授、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及法國的孟毅大使共同舉辦以“ 文化與空間 ”為主題的國際論壇；同時在2008年11月3―6日于中國南京舉行的第三屆世界城市論壇上，配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世界人居署一系列的以“歷史城市屬于所有人”為主題的研討會與工作營活動，以曲阜的經驗為案例，和世界各重要城市的政界、學者、領導、技術人員與大眾傳媒代表們，一起思考 “歷史城市屬于所有人” 城市和諧性的相關議題；目前，正配合“法國曲阜國際友誼協會”加強推動“空間?文明?可持續發展”國際論壇，除了延續關于“文明與空間”的議題，更呼吁 “人居環境”及“人在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2.2.3曲阜市名城保護與復興總體構想
為切實更好地保護和促進明故城的發展，2005~2006年，曲阜市政府邀請上海同濟大學城市規劃設計院用二年的時間編制完成明故城修建性詳細規劃，期間也請歐盟專家參與此規劃的編制工作。曲阜市委、市政府對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越來越重視，對于曲阜的旅游規劃，已確定重點保護區域，并提出“兩城、兩片、三軸、四山”的格局。
在考慮實行大型的發展規劃之前，首先必須考慮城市的獨特特點：也就是說，要實行有效的城市保護計劃，必須要保留多樣性的歷史遺存，并且處理好故城保護和地方以及區域發展的迫切需要之間的關系。在曲阜這座著名的歷史與文化名城，保護與發展之間的關系雖息息相關，但尚未明晰。歷史遺存不能僅僅作為旅游業的一種獨特資源，要同步做好遺產保護，改善城市基礎設施，并大力發展多元化的經濟產業。
2.2.4曲阜規劃面臨的新機遇與挑戰
如何深化歷史文化的保護內容？如何從魯故城的總體保護角度來研究明故城的保護？如何有效地解決西周魯城重大遺址保護區域的問題？如何凸現古魯國深厚的文化底蘊？就目前曲阜城市的規劃發展看，這些都是亟需解答的難題。
（1）面臨的機遇
①弘揚傳統文化，構建和諧社會成為一個時代的主題，對曲阜文化遺產的保護提出更高的要求。
②可持續發展戰略、旅游的龍頭地位的突顯，山東省確立“山水圣人”旅游構架（山指泰安的泰山、水指濟南的涌泉、圣人指曲阜的孔子），給曲阜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③隨著濟、兗、鄒、曲組群結構大城市構想的提出，曲阜將憑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蘊、豐富的旅游資源、便利的對外交通，成為這個復合城市的中心城市，成為文化、旅游、商貿、行政管理中心。
（2）面臨的挑戰
①曲阜作為縣級市，歷史文化名城繁重的保護任務與實際投入不成正比。
②西周魯城、漢城、宋城等重大遺址保護區域的保護與開發發展觀念，尚未得到有效的解決。
③如何有效的吸收民間投資，并有效地引導使其符合歷史文化名城發展方向是個難題。
④市民未充分認識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價值，其有關歷史文化名城的發展觀念有待提高，應進一步宣傳和引導。
⑤華夏文化標志城可不可具體展現五千年文明的歷史文化淵源，尚未得到有效的論證。
3歷史城市的發展
歷史城市的發展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在不遺忘歷史與破壞歷史的前提下，將歷史與未來恰到好處的融合在一起。然而面對著當前人口急劇增長、經濟發展壓力增大、全球化導致的經濟與文化同質化的情況，這一課題必將成為歷史城市所在地方政府面臨的最大挑戰。
本篇之所以選擇巴黎和曲阜兩個城市作為案例加以介紹，在于兩者都具有非常典型的城市特色和發展特點，同時又在歷史城市的當展中做出了很好的探索，其中的經驗與教訓并存，實為歷史城市可學習與借鑒的典范。
3.1城市空間政策與經濟、社會、文化諸政策的結合
為了歷史城市中心區的復興，地方當局必須實施眾多跨職能、跨地域的政策措施，不落原有的城市政策、經濟政策、社會政策與文化政策的窠臼。這些措施應該彼此協調，涵蓋眾多的政策方向，體現城市空間政策與各方面城市發展政策的融合。
3.2遺產保護政策與住房、交通、景觀各系統的結合
空間是建筑、交通、景觀等諸系統的結合，因此遺產保護不僅僅是對典型建筑物的技術性保存，而是與一般住房、道路交通與公共景觀空間相包容的大系統。
一般性住房保護決定了街區的整體風貌，留存了歷史城市的文化記憶。政策決定了遺產保護中“保護”二字的價值，決定了城市中心區空間狀態的變化。景觀空間則是決定城市品質的重要因素。只有將這諸系統融合在一起，才能使城市中心區處在不斷進化與持續富足的發展路徑中。使其不單是對于整個城市聚集區的一個象征性的空間中心，也是全體市民的生活與活動中心。
3.3管理制度的創新以及公私部門和公眾共同參與的重要性
傳統管理制度的僵化與保守在一定程度上是約束歷史城市發展的重要原因。在某些情況下，有必要建立一個協調性的公共部門，在協商一致的前提下，強化其在城市規劃的具體實施方面所起的作用，將公共部門、私人部門以及普通公眾的意愿融合到一起。
3.4傳統技術留存的必要
當前的傳統建筑維修中經常遇到的一個難題是當代的建筑技術無法原樣重建古老的物質構件。城市復興文化的傳播需要一些專業技術培訓方面的創新，這一培訓在基于建筑考慮的城市復興過程中不可忽略，也應該包含其歷史和藝術價值的外延。因此注重傳統文化中建造技術與相關傳統記憶的維存，是一項長遠性的歷史遺產。
3.5文化保護與文化記憶的發揚
文化記憶的發揚是在傳統建筑與景觀保護基礎上更深層次的歷史保護工作。文化記憶往往與自然、文化或者宗教相關聯。它深深的植根于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所有人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方式。
當前國內眾多的歷史城市保護實踐依然以對宮殿寺廟等典型建筑物的保護維修為主，對于歷史街區的保護雖已開始逐步得到人們的認可，但是實際的操作仍步履維艱。傳統管治模式的不適應、專業人才的缺乏、公共部門、居民與公眾利益協調模式的缺位，以及對文化記憶的忽視都是歷史街區與歷史城市發展中面臨的關鍵性桎梏。因此希望可以再一次提醒國內眾多歷史城市的地方政府，在重要的物質遺產保護的基礎上跳脫開來，對物質遺產的保護與非物質遺產的留存都能夠加以普遍重視，以歷史為底蘊，建筑與街區為表征，文化記憶為升華，尋求到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
4結語
4.1文化遺產保護最終目的及宗旨是延續“文化多樣性”與“社會關懷”
我深信保護文化的多樣性，是世界遺產保護與歷史城市和諧發展的基本要點。當認識到“文化遺產保護”的最終目的及宗旨是延續“文化多樣性”，我們應當盡量吸納不同文化背景（民族、國籍）的專家學者組成工作團隊，對于不同“文化表現形式”給予尊重、肯定、理解與包容，結合文化遺產擁有國及地區的當地（native）專家，來共同思考如何對文化遺產進行保護，同時在保護中應該始終意識到，該文化的存在是因為經由當地人民漫長的歷史生活經驗、生態系統、傳統文化、及社會變遷等因素結晶而遺存下來的，是屬于全世界人類所共享的文化遺產，關心以及保護它們的發展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4.2保護“文化遺產”切莫急功近利
“保護文化遺產”與“經濟發展”間，是否可以取得平衡點？如何在保護歷史傳統建筑、完整城鎮體系、多樣傳統文化以及和諧生態系統的文化景觀的同時，又可達到經濟的快速持續發展？以下有幾個要點可以提供思考：
――許多歷史文化名城、名村，目前正面臨著到底是遺產保存優先，還是旅游發展、經濟開發重要的難題。文化保護與城市發展的矛盾應周致處理，以求達到持續發展。
――應充分利用當地特有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對傳統建筑進行有效的保護性利用，進而延續歷史文脈，積極進行文化產業的挖掘，并在適當程度上發掘歷史遺產的社會經濟價值。
――通過加強保護歷史文化名城和名村的歷史傳統建筑、完整的城鎮體系以及多樣的傳統文化與和諧生態系統的文化景觀，進而推動“生態、文化旅游”，希望通過控制性、可持續性的生態文化旅游，來保護歷史文化名城、名村及維存自然及文化資產，進而改善歷史文化名城、名村地區居民的生活，或許這也是一種從文化保存及發展來尋求濟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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