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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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簡述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旅游經濟強省；旅游發展；經濟增長；第三產業增長；Engel-Granger兩步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

中圖分類號：F59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10-0227-03

一、文獻簡述

從研究結果來看，楊勇[1]對中國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結果顯示我國旅游業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穩定的因果關系。從研究區域范圍來看，賈天理[2]對四川省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選取1990―2013年共二十四年的數據作為樣本，采用ADF檢驗、E-G兩步法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等計量檢驗模型對云南省旅游發展與第三產業、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為旅游強省建設政策制定的提供科學依據。

二、變量選取、數據處理及模型建立

（一）變量、數據選取及處理說明

本文選擇實際旅游總收入（RTRT）、實際國內生產總值（RGDP）和實際第三產業總值（RDSC）作為旅游發展、經濟增長和第三產業增長的變量。選擇1990―2013年共二十四年的序列數據研究的數據樣本，樣本中變老了涉及到旅游收入、名義匯率、名義第三產業總值、名義GDP、GDP價格指數等指標原始數據均為來自《云南統計年鑒2009》。RTRT（實際旅游收入）、RDSC（實際第三產業收入）、與RGDP（實際GDP）均以1990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折算而來[3]；另外，對3個變量（RTRT＼RDSC＼RGDP）做自然對數處理，以消除時間序列的異方差。最后得到計量研究的基礎數據：LNRTRT、LNRDSC和LNRGDP3組新序列，對新序列做回歸分析可用來解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彈性。

（二）計量模型

本文主要應用ADF檢驗、E-G 兩步法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等計量檢驗模型對中國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第三產業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定量研究。在實證檢驗和計量建模之前先對LNRTRT、LNRGDP和LNRDSC等3個序列數據應用ADF檢驗法進行單位根檢驗。為確定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和第三產業增長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應用E-G兩步法進行協整檢驗，為深入分析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第三產業增長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方向，進而分別構建LNRTRT、LNRGDP和LNRDSC等3個序列的Granger因果檢驗模型[4]。

三、實證結果

（一）變量序列的單位根檢驗結果

通過對LNRTRT、LNRGDP和LNRDSC3個序列進行描述統計分析，繪制時序圖和差分序列圖（如下頁圖1和圖2所示）。

下頁圖1顯示，1990―2013年間，LNRTRT、LNRGDP和LNRDSC 等3個變量數據具有非平穩特性，下頁圖2顯示，3個變量的一階差分呈現出平穩性，從而可以進行單位根檢驗。選擇最通常的ADF單位根檢驗法，采用AIC法則確定滯后階數并根據時序圖來確定時間趨勢和常數項的選擇。設D2LNRTRT、D2LNRGDP和D2LNRDSC分別為LNRTRT、LNRGDP 和LNRDSC的二階差分，利用Eviews6.0計量軟件對數據進行運算，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見下頁表1）。下頁表1顯示，LNRTRT、LNRGDP和LNRDSC等3個序列的水平檢驗均為非平穩序列，經過二階差分后，3個變量均轉換為平穩序列，說明 LNRTRT、LNRGDP 和LNRDSC 均存在單位根，可進行變量數據的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分析。

（二）E―G協整檢驗結果

根據E-G兩步協整模型，首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對協整方程的回歸系數進行估計，Eviews6.0計量軟件對數據進行運算，然后，分別對兩個方程的殘差序列進行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2）。表2結果顯示，在5%和10%的顯著性水平上，回歸方程的設立比較合理，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第三產業增長之間分別存在協整關系，即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第三產業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回歸估計系數顯示，兩個方程的擬合優度較高，有很強的解釋力。回歸系數確定了旅游總收入與GDP和第三產業總值之間的彈性，即云南省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旅游總收入將提高1.91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總值每增加1個百分點，旅游總收入將提高1.407個百分點，反映第三產業增長對旅游發展的影響沒有GDP增長影響大。

LNRTRTt=-10.0046+1.9121LNRGDPt （1）

LNRTRTt=-4.6719+1.4073LNRDSCt （2）

（三）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旅游發展與第三產業增長和經濟增長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是要確定到底是GDP增長導致旅游增長還是旅游增長導致GDP增長，是旅游發展推動第三產業發展還是第三產業刺激旅游發展，需要對三個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本文按照AIC和SCI最小準則，通過Eviews6.0計量軟件中雙變量的向量自回歸模型（VAR）確定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以及旅游發展與第三產業增長兩個變量之間的最佳滯后期都為1，檢驗結果（見表3）。

格蘭杰因果檢驗顯示，在5%顯著性水平下，存在LNRGDP到LNRTRT單向因果關系，說明經濟增長是旅游發展的格蘭杰原因，揭示了經濟發展對旅游發展的促進作用；不存在LNRTRT到LNRGDP的單向因果關系，表明旅游發展對整個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不夠明顯。另外，檢驗還顯示，在5%顯著性水平下，存在LNRDSC和LNRTRT之間的雙向因果關系，說明旅游發展對第三產業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帶動作用，同時第三產業的發展又刺激旅游發展，旅游發展和第三產業之間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四、研究結論及啟示

1.從協整檢驗結論中可以看出表明，云南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第三產業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協整關系。系數估計表明，云南省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旅游總收入將提高1.91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總值每增加1個百分點，旅游總收入將提高1.407個百分點，比較來看，整個經濟增長對旅游發展的影響比第三產業增長的影響更明顯。

2.格蘭杰因果檢驗結論表明，在5%置信水平下，云南省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刺激并沒有以往認為的那么明顯。這表明：一方面，云南省并未完全實現由旅游大省向旅游強省的脫變，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尚未達到旅游強省水平，仍處于旅游強省建設初期；另一方面，說明云南省旅游產業與其他第三產業的聯動性較強，旅游產業的發展直接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進而間接刺激經濟增長。

本文研究結果的政策啟示在于：

1.加快建設旅游強省，發揮第三產業、經濟增長對旅游發展的刺激作用。在政府制定政策時需要考慮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和第三產業增長之間存在的長期均衡關系，充分利用旅游發展與第三產業、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增強發展規劃的長遠性、政策的前瞻性，密切關注旅游發展與第三產業之間的聯動。

2.保障旅游強省建設穩步推進，不容忽視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雖然格蘭杰因果檢驗顯示，不存在旅游發展到經濟增長單向因果關系，但這并不能掩蓋旅游業在云南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從而否定其作為經濟發展的戰略性、支柱產業的地位。國外的研究結論表明，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會隨著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所變化，旅游導致經濟增長的假設是成立的。政府部門在制定推進旅游強省建設進程中，決不能忽視經濟增長對旅游發展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 楊勇.旅游業與我國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J].旅游科學，2006，（2）：40-46.

[2] 賈天理.四川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動態相關性的統計分析[J].中國市場，2011，（14）：99-102.

第2篇：簡述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一、收入不平等促進還是抑制經濟增長的研究

收入不平等對經濟增長有的影響，經濟學家多年來眾說紛紜，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收入不平等為經濟發展過程所必需，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動力。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不平等不僅有悖于倫理和道德，且會阻礙經濟增長。持第一種觀點者認為，收入不平等與經濟效率之間存在必然聯系：

1、不平等對生產性活動具有強大的刺激作用。由于認識努力、承擔風險和創新是有報酬的，且可提高人的社會地位，人們就會更積極地從事這些活動。

2、不平等可增加用于投資的儲蓄。由于只有相對富有的人才會將其收入中較大部分儲蓄起來，因此，縮小收入不平等會減少儲蓄和投資，使經濟增長放慢，最終損害全社會的福利。

持第二種觀點者認為，收入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產生消極影響的原因或渠道如下：

1、政治經濟考慮。轉移支付或公共支出計劃，以及相關的稅收政策會抑制工作激勵，扭曲經濟決策，減少投資，從而減緩經濟增長。

2、不平等會導致政治和社會的不穩定，這反過來導致次優的投資水平，從而使經濟增長下降。

3、當資本市場不完善時，貧困家庭無法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積累不足導致生產率水平不高。綜合以上，必然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效應。

綜上所述，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既可能促進經濟增長，也可能阻礙經濟增長兩種相反效應都存在，究竟哪種效應更為顯著，取決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特定的經濟政治條件。對經濟落后且存在民族、種族、宗教問題的那些發展中國家來說，雖然收入不平等為資本積累和投資提供了必要的經濟激勵，但是，這種好處與收入不平等所導致的社會矛盾、人口增長、投資、和消費不足等壞處比起來是微不足道的，收入、土地和教育的不平等對發展中經濟有極大的制約作用。

二、中國收入不平等及其對經濟增長的消極影響

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最顯著的特點是快速增長，伴隨著經濟快速增長，收入不平等現象也日益明顯，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來，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行業或部門差距迅速擴大。基尼系數通常是衡量收入分配差距是否適當的基本指標。采用基尼系數來衡量中國居民收入差距，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中國80年代以來收入差距過大。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1981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288，1995年已經上升到0．388，2004年為0．469。俞肖云、肖炎舜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計算出中國的基尼系數1995年為0．39，2000年為0．402，2005年為0．447，2008年為0．466，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一）中國收入不平等的具體表現

一是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大。20世紀80年代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開始逐漸拉大，1995年為2．75倍，2001年為3倍，2011年是3．4倍，差距在不斷擴大。

二是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大。主要體現在壟斷行業和競爭行業之間的差距。具體到各行業中，證券業、銀行業、電力、煤氣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的職工平均工資一直都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屬于高收入行業群體。而農林牧漁業、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制造業屬于低收入行業。2010年，證券業、銀行業的平均工資與農林牧漁業的差距為12：1和4：1。

三是企業高管與普通職工的薪酬差距過大。據統計顯示，2010年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為66．8萬元，比當年全國平均工資的18倍還多；而部分私營企業、簡單勞動者的工資偏低。

（二）收入不平等對經濟的消極影響經濟增長是指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跨度上，一個國家人均產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續增加，通常指國民經濟總量的增加。收入不平等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了明顯的消極影響。

1、收入差距擴大對社會公平和穩定的影響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經接近懸殊的程度，正在集聚社會矛盾。從國際經驗看，基尼系數的警戒線為0．4，超過0．5，收入分配差距就比較懸殊。根據中國的情況，承受水平可能要高一些，但收入差距的程度很有可能被低估了，真實的基尼系數可能已經觸及影響社會穩定的警戒線。有兩個問題令人擔憂：一是等到收入分配問題影響社會穩定時再采取措施，恐怕就來不及了。二是如果現在不改變收入分配格局，一旦強勢利益集團形成，到時再想改變就很困難。中國國家發改委社會所去年底的問卷調查顯示，被調查人員中對收入分配狀況不滿意的已經超過70％。

2、收入差距擴大對經濟增長結構的影響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被稱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在這三駕馬車中，消費需求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因為消費需求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最大；另外，從根本上說，投資需求不過是消費需求的一種引致需求，是由消費需求決定的；最后，所謂凈出口本質上也是一種消費需求，一種來自國外部門的消費需求。消費不僅能夠從需求方面拉動經濟增長，促進經濟發展，而且能夠創造生產能力，引導產業結構調整。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拉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啟動居民的消費需求。

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認為，消費者的邊際消費傾向（mpc）與收入成反比，收入越高，mpc就越小，人們的消費雖然隨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在所增加的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費的部分卻越來越少。由于收入差距的擴大和兩級分化（主要體現在基尼系數的擴大），高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小于低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因此當收入差距擴大時，會使得整個社會消費總量減少。根據以往的居民消費調查資料可知，城鎮不同收入階層的居民家庭消費傾向呈反比變化，具體為最低收入組消費傾向為0．957，最．高收入組消費傾向為0　659。再者，一般情況下，中國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都要高于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具體為10個百分點以上，有些年份甚至接近20％。因此，在社會高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如果收入差距擴大，意味著高收入階層和城鎮居民集中能夠分配到更多的收入，如此一來，就會降低社會整體的消費傾向，最終造成社會整體需求的水平下降。相反，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份額只要微弱的提高，就可以增加數百億的居民消費需求。

由于國內消費不足等因素影響，中國宏觀經濟增長結構失衡。近十幾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體現為：要拉動經濟增長一擴大投資一國內消費不足，最終通過依靠擴大出口來

消化國內的產能，這就導致了投資規模和凈出口總量的擴大，因而會形成投資拉動型或外貿拉動型或投資、外貿雙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但由于外部經濟的不確定性，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注定難以持續，且容易出現大的波動。

過大的收入差距，不僅影響社會整體的消費需求，而且會減少企業的投資需求。因為企業的投資需求是根據消費者的需求情況而變動的，兩者呈正比關系，若消費者的需求增加，企業的投資需求也會增加，反之，企業的投資需求就會減少。總的來說，社會整體的消費需求水平下降必然會影響到企業的投資需求，而且這種負面影響還會產生成倍的放大效應。

3、收入差距擴大對產業結構的影響良性合理的產業結構是經濟能夠持續增長的基礎。通過調整收入差距進而調整產業結構達到為經濟增長注入持續活力的目的。收入差距擴大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不同收入群體的絕對收入水平影響到他們對商品的需求不同一商品需求結構的變化一產業結構的變化。

收入分配結構決定消費結構。在相對合理收入差距的社會里，會形成多層次的消費需求，低、中、高級消費品均有相應合理的需求結構。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需求可能會出現分化，最終走向兩種極端，即收入較低的群體會把絕大部分收入花在生活必需品上，而收入較高的群體則傾向于層次較高的消費品或奢侈品。

一般情況下，奢侈品的生產需要較多的資金和較高的技術，而這些技術和資金又不是發展中國家自身擁有的，他們的消費偏好就會導致國內收入向外轉移（或直接用于進口高檔消費品，或用于向外國購買相關的技術和生產線）。這樣會有不良的后果：一方面，會使本國出現貿易赤字，造成資本外流，資金的匱乏，會使得一些產業陷入困境，得不到發展；另一方面，一些市場有效需求并不大的產業卻得到迅猛發展，造成產業結構脫離國情而過度升級。

三、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措施

從總體上看，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關系到公平與效率，又關系到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是一項緊迫的、現實的任務，必須從促進起點公平、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多個環節入手，進行系統研究和解決，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進入相互促進、良性互動軌道。

（一）從促進形成合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要求出發，對財稅體制進行全面評估。確定新一輪改革重點。當前中國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有向政府傾斜的趨勢，生產稅凈額增長快于經濟增長；在再分配中，政府從經常轉移中獲得的收入稅和社會保險繳款等增長快于社會補助支出；在政府的支出結構中，也存在著偏重生產性投資的問題，對收入的調節作用相對弱化。從收入分配格局角度看，下一步財政體制改革的重點，要通過完善體制機制，避免財政收入增長擠壓居民收入增長空間，解決政府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支出不足影響居民消費的問題。

（二）以縮小城鄉差距為重點。發揮城鎮化在縮小收入差距和促進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支撐作用。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進程，不僅要做到公共投入和公共服務真正向農業、農村、農民傾斜，加快農村各項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而且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建立進城務工人員的平等就業制度，讓農民工逐步成為穩定的城鎮居民。

（三）在初次分配中兼顧效率與公平。讓各種要素遵循市場原則取得收益。并加強對不合理因素的調節。

一是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制度。完善工資宏觀調控指導體系，逐步在各類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健全并落實最低工資制度，完善勞動定額管理體制。

二是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調控，確定經營者與職工收入的合理比例，實施職工收入水平調控辦法。加強對壟斷行業產品和服務的價格管理。

三是完善資源產品定價機制。加快建立健全土地、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進一步推進市場化，規范交易行為，保障所有者權益，限制各種不合理的高收入。

第3篇：簡述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一）低碳生活

所謂“低碳生活（low-carbonlife）”。就是盡量減少生活作息時間所耗用的能量，從而減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對于普通人來說，低碳生活是一種對待生活的態度。也成為人們推進潮流的新方式。它給我們提出的是一個愿不愿意和大家共創造低碳生活的問題。我們應該積極提倡并去實踐低碳生活，要注意節電、節氣、熄燈一小時……從這些點滴做起。除了植樹，還有人買運輸里程很短的商品，有人堅持爬樓梯，形形，有的很有趣，有的不免有些麻煩。“低碳生活”的提出反映出了人類因氣候變化而對未來產生的擔憂，世界對此問題的共識日益增多。全球氣候變暖以及其他的一些環境問題讓人類對自身所生活的環境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人類意識到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出現的過量碳排放是形成氣候問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要減少碳排放就要相應優化和約束某些消費和生產活動。“低碳生活”理念至少順應了人類“未雨綢繆”的謹慎原則和追求完美的心理與理想，所以“低碳生活”理念也就漸漸被世界各國所接受。低碳生活的出現不僅告訴人們，你可以為減碳做些什么，還告訴人們，你可以怎么做。

（二）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cycliceconomy）即物質閉環流動型經濟，是指在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的大系統內，在資源投入、企業生產、產品消費及其廢棄的全過程中，把傳統的依賴資源消耗的線形增長的經濟，轉變為依靠生態型資源循環來發展的經濟。循環環經濟的定義,國內外文獻有多種說法,國內最早由劉慶山于1994年開始使用,有廣義和狹義兩個概念。目前,最權威、簡潔的定義普遍認同2009年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中的提法:“循環經濟,是指在生產、流通和消費等過程中的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活動的總稱”。循環經濟以資源的高效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為原則,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為特征,是綜合反映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典型經濟模式,屬于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經濟形態。循環經濟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幾點：在資源開采環節，要大力提高資源綜合開發和回收利用率；在資源消耗環節，要大力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廢棄物產生環節，要大力開展資源綜合利用；

在再生資源產生環節，要大力回收和循環利用各種廢舊資源；社會消費環節，要大力提倡綠色消費。

二、我國經濟發展與循環經濟和低碳生活之間的矛盾

（一）存在的問題

對于我國而言，由于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所占的比重較大，因此CO₂排放強度也相對較高。我國的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的比重超過2／3，這與世界能源消費結構中以石油、天然氣為主的格局大不相同。有數據表明，我國能源消費的CO₂排放強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0％以上。中國以煤炭等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結構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隨著中國經濟的繼續增長，能源需求和消費增加，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將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保持持續增長的趨勢。目前我國經濟的“高碳”特征非常明顯：我國正在加快推進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能源需求也在快速增長階段，“高碳”特征突出的“發展排放”難以回避；“富煤、少氣、缺油”的資源條件，“高碳”占絕對的主導地位，決定了我國能源是以煤為主的“高碳”結構，國內優質能源不足，能源結構不利于節能；我國經濟的主體是第二產業又加重了我國經濟的高碳特征，國內工業化比重不平衡，高耗能、高污染行業占比較大；我國經濟南“高碳”向“低碳”轉變的最大制約，是整體科技水平落后，技術研發能力有限；我國節能減排的政策體系、績效考核體系以及執法監管體系仍很不完善，在體制、政策、法規方面有待進一步健全。

（二）我國發展循環經濟進入低碳時代的途徑

發展中國家的排放空間已被嚴重擠占，必須探索新型的可循環的低碳發展的道路。發達國家歷史，目前和未來相當長時期的高人均排放已經和持續過多地占用全球碳排放空間，全球已失去了按公平原則分配碳排放空間的機會。發展中國家不可能沿襲發達國家以高能源消費為支撐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必須探索低碳發展之路。對中國來講，發展低碳經濟可以提供很好的機會來實現經濟結構轉變，促進低能耗、高附加值行業發展。盡管目前我國進行二氧化碳絕對減排還不符合現實國情，但是結合國內的能源政策、產業發展政策和土地利用政策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慮減緩排放的效果及需求，實現國內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發展低碳經濟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應通過以下途徑：一是投資于新能源、潔凈能源等能源基礎設施等形成資本積累，通過資本增長率提高來促使產出增長率提高；二是新增投資于低碳能源技術促進新知識、新技能的產生，并外溢到其他經濟部門，推動技術進步，從而產生內生增長；三是新增投資到低碳產業部門，往往會形成新的就業，于是通過勞動增長促進經濟增長；四是新增投資用于改善碳排放產生的經濟效益，通過碳生產力提高以促進經濟增長并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低碳發展將成為中國應對兩個全球危機的必然選擇。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日益緊迫的形勢下，我國應把低碳發展作為推動能源技術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協調經濟發展與保護全球氣候關系的核心戰略選擇，實現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與國內可持續發展的雙贏。

三、發展循環經濟與進入低碳生活的對策

（一）優化能源結構，大力發展替代能源與可在生能源

循環經濟與低碳生活的實現都需要調整能源結構，優化能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積極開發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近期，我國已把淘汰落后產能作為重點，國務院下發了進一步加強淘汰落后產能工作的通知，明確了近期電力、煤炭、鋼鐵、水泥、有色金屬、焦炭、造紙、制革、印染等重點行業淘汰落后產能的具體目標任務，以優化能源結構。在中期要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推進氫燃料電池等新能源技術以及碳收集與埋存技術的應用；更長遠看，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沾凈煤、先進核能等為主體的可持續能源體系。除了節約能源、提高能效外，還必須加快開發清潔的替代能源，尤其是戰略性地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消費比重，向“低碳富氫”的方向發展。尤其是應減少地下含碳能源的開采，大力開發太陽能、水能、風能、核能、地熱能等新能源。

第4篇：簡述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通貨膨脹；預期；管理

通貨膨脹預期就是人們對于通貨膨脹率的預期，是人們根據以往經驗，結合目前宏觀經濟指標而估計到通貨膨脹要到來，并且預先打算做好準備要避免通脹給自己造成損失。管理通脹預期就是對通貨膨脹進行管理，是通過對通脹形成過程中的各種因素，特別是通脹預期進行提前管理，避免條件惡化導致通脹發生。

一、當前我國通脹預期的運行特征及對通貨膨脹的影響

（1）通脹預期的運行特征。一是通脹預期主體的分層性。指不同微觀主體會根據各自對通脹演變趨勢的觀察和判斷，形成不同的通脹預期并據此調整自身經濟行為。二是通脹預期基礎的混沌性。指的是在通脹預期形成中，不同經濟主體對信息的占有以及對信息的處理能力的非對稱性以及由此派生的不同主體之間通脹預期的無序性。三是通脹預期過程的持續性。指的是通貨膨脹預期一旦形成，就很難在短期內發生轉向，而是作為一種趨勢會在較長時期內存在甚至自我強化。四是通脹預期強度的波動性。通脹預期強度的波動性指的是伴隨著通貨膨脹的不確定性，公眾預期通貨膨脹率的上下波動。通脹預期強度的波動性會放大通貨膨脹的不確定性。（2）當前通脹預期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一般而言，通脹預期具有自我實現機制，社會公眾一旦形成強烈的通脹預期，就會改變其行為方式，對產品和資產的需求會相應上升。這就導致價格加速上漲，形成通脹。而這些產品或資產的價格一旦形成上漲趨勢，會進一步加劇通脹預期，從而進一步加大購買需求，導致通脹的螺旋式上升。具體來看，通脹預期導致通脹最終實現的傳導途徑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因貨幣的破壞力而導致價格系統紊亂，打亂市場機制的正常有效運行，造成資源配置失調，經濟效率降低并使經濟陷于不穩定狀態。第二，消費者會預期實際利率下降，從而降低當前儲蓄并增加消費，結果是通脹水平因面臨需求沖擊而提高。第三，投資者也會受到通脹預期影響。利率和價格水平變動將影響資產預期收益，導致投資者進行資產結構的調整，進而有可能推高資產價格，促使通脹預期自我實現。

二、加強通脹預期管理的幾點建議

（1）將穩定價格總水平放在宏觀政策的突出位置。為抵御金融危機沖擊、刺激經濟發展，我國自2008年下半年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巨額的政府投資和信貸投放使得經濟復蘇良好。隨著經濟的回暖，當實際經濟增長率達到潛在增長水平時，經濟發展不應再刻意追求高GDP增長率，要及時考慮物價穩定和經濟結構調整。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會議提出，明年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積極穩健、審慎靈活”，重點是更加積極穩妥地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把穩定價格總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保持國內農產品價格基本穩定。農產品價格對CPI有著重要影響，農產品價格穩定是通脹預期穩定的基礎。因此，要穩定公眾通貨膨脹預期，一方面必須要加強農業生產，完善大宗農產品儲備和調節機制，穩定并增加對農民種糧、養殖的直接補貼，確保大宗農產品的供給。另一方面，加強對出現異常波動的商品價格監測預警，嚴厲打擊市場投機行為，維護農產品價格穩定，從流通環節保證農產品價格的穩定。（3）合理控制資源和能源類價格。政府在出臺公用事業價格改革方案時，應考慮到整個社會承受力，以免成為推動物價的疊加因素，避免因改革措施的出臺過于集中而引發物價總水平的急劇上升。特別是不能簡單地把提價當做體現資源價值、促進經濟增長的手段，類似于水電油氣等壟斷性行業的調價，要剔除成本中的不合理部分。（4）抑制資產價格的過度上揚。股市和樓市的過度活躍和投機過熱，往往是通脹的前奏。雖然房地產價格沒有納入CPI，但是房地產等資產價格過快上漲會強化一般消費價格上漲的預期。因此，管理通脹預期要防止資產價格過度上漲，必須調節信貸結構和資金流向，防止信貸資金流入股市并助推資本市場泡沫化。（5）加強對國際熱錢的監管。國際資金流入我國，為我們所用固然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但是大規模的投機性資本的流入，將會增加我國通脹的壓力。這是因為，一方面結匯帶來流動性過剩，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國內貨幣政策對流動性管理的效果，形成通貨膨脹的貨幣環境；另一方面將推動股市和樓市價格上漲。應加強對資產價格波動及資金流動量的監測，建立資產價格大幅波動的預警指標體系。嚴格規范信貸資金投向，特別要嚴格控制國有資金流人股市的規模和渠道。

參考文獻

[1]馮海湘．當前我國通脹預期的運行特征、態勢及有效管理對策[J]．現代經濟探討．2010（11）：24～26

[2]張連城．宏觀經濟運行與通貨膨脹預期[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0（1）：10～12

第5篇：簡述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論文摘要】一種經濟模式的良好運行，必須以制度建設為基礎，循環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制度建設是其推行的重要保障。文章從循環經濟概念和制度的涵義和功能出發，分析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制度問題，進而提出循環經濟制度建設的思路和對策。

一、循環經濟與制度建設

循環經濟（recycling economy）一詞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所謂循環經濟，是指在深刻認識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之間關系的基礎上，以提高資源利用與環境效率為目標，以資源節約和物質循環利用為手段，以市場機制為動力，在滿足社會發展需要和經濟上可行的前提下，實現資源效率最大化和環境污染最小化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與傳統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同，循環經濟放棄短期的表面物質追求，通過把廢棄物開發為新的資源，最大限度地重復利用物質和能量，旨在系統地使經濟中的總體資源增值，實現經濟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和諧循環。很顯然，循環經濟是一種高層次、高端化的經濟發展模式，它必須以制度建設為基礎，其整個過程都貫穿了對制度建設的依賴性。循環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模式，目前在國內的發展也只是停留在理論研究和試點的建設方面，沒有在全社會推廣開來。從國外發展循環經濟的經驗來看，制度建設是其推行的重要保障。而我國在制度的建設方面還很不完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對制度的探討為循環經濟的發展提供借鑒的建議。

二、制度的內涵與功能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傳統的單純以技術分析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已經無法為現實社會中的許多人類經濟行為提供合理的解釋，于是，制度的決定性作用開始為人們所認知。隨著制度分析理論和新增長理論蔚然興起，人們逐漸認識到制度安排和制度創新思想、人力資本和收益遞增的思想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證。許多經濟學家吸收并利用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認識到若要有效地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必須關注發展中的有關制度性因素，認為制度應是經濟運行和發展的內生變量，有效的經濟組織與制度安排對可持續發展起著無可替代的促進作用。制度經濟學家對制度給出了不同的定義：制度學派的創始人凡勃倫把制度看作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康芒思認為制度是“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的方式”，是“遵循同一規則的交易活動的集合”。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的定義首先由舒爾茨提出，他為制度做了經典性的分類，將制度分為用于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用于影響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配置風險的制度、用于提供職能組織與個人收入流之間的聯系的制度、用于確立公共品和服務的生產與分配框架的制度等，并把制度定義為一種涉及社會、政治與經濟的行為規則。諾思則以個人之間的市場交易行為為背景，認為制度就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從上述定義中可以看出，對制度的定義都圍繞著“規則”一詞進行，新制度經濟學則更強調制度與人的動機、行為之間的內在聯系。人們的任何社會經濟活動都離不開制度，在一個有秩序的社會中，制度為人們提供了相互影響的框架。制度的重要特征就是通過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規則”對組織中的個人實施獎勵或制裁，從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一定的激勵或約束作用，因此可以通過制度來觀察和理解人類的各種經濟活動。關于制度的功能，經濟學家也有不同的解釋：威廉姆森認為制度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舒爾茨認為制度就是為經濟提供服務；還有觀點認為制度的功能是通過提供激勵機制而使外部利益內部化。譚崇臺認為，制度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塑造人們的思維與行為方式，提供并在某種程度上創造和擴散信息”，促成“社會共識或一般性的認識基礎”從而減少不確定性和風險，幫助人們估計其他人可能的行為進而矯正自己的行為。”從循環經濟的內在需求來看，制度的功能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為經濟主體參與循環經濟活動提供激勵。第二，對經濟主體不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行為提供約束，抑制環境不友好的機會主義傾向。第三，使外部性合理地內部化，將資源要素的投入和對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程度。第四，協調經濟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的關系，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持續發展。

三、循環經濟中的制度問題

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在中國，由于制度建設的滯后，對資源的掠奪式開發、使用、浪費，和為追逐高額利潤而污染環境的行為，對我國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副效應。因此，加快循環經濟的制度建設就尤為迫切。根據諾思的描述，制度就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秩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其主旨在于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由此可以看出，制度是制約人的行為的一種準則。我國的資源浪費嚴重，環境不斷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缺少一種制度制約人們的行為。循環經濟的建立與完善需要制度作保障，沒有完善的制度作基礎，循環經濟就根本不可能實現。隨著循環經濟的發展和推廣，人們開始逐步認識到制度在其中的重要性。最早高度關注制度在經濟活動中所起重要作用的是科斯，他創立了科斯定理，認為只要產權清晰，交易成本較低，經過有關當事人的自愿協商和談判，就能導致一種有效率的結果。后來，阿爾欽、德姆賽茨、張五常及諾思等人通過對制度的發展創立了新制度經濟學派。他們繼承和發展了科斯的理論，認為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帶來經濟效率的提高，而交易成本的降低，則有賴于合約（或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威廉姆森通過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個人以及企業行為的研究，得出提高經濟效率必先提高制度的效率，并且，隨著經濟活動的變遷，制度也應隨之改變這一重要結論。到了諾思這一代則直接認定制度與制度變遷就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控制變量。歷史也不斷證明：有效的制度能夠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不當的制度安排則會使經濟發展舉步維艱。現代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不僅包括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而且也包括非正式約束機制。制度是演進的，不斷變遷的。制度演進中存在著較強的“路徑依賴”，即制度的演進一旦走上某一條路徑，就會沿著既定的路線和方向發展且會得到自我強化。推進循環經濟的發展，技術創新和突破固然重要，但制度的制定與完善則更為重要。德國和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并推進循環經濟發展的國家，從這兩個國家在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經驗看，制度的制定與實施被視為其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如德國早在1986年起就先后頒布了《包裝廢棄物處理法》、《循環經濟和廢棄物管理法》和《循環經濟法》等，通過一系列制度的制定與實施使廢棄物從避免或減少產生到循環使用再到最終處置。另外針對不同的行業還專門制定了如《廢舊電池處理規定》、《限制廢車條例》、《飲料包裝押金規定》等一系列措施來推進循環經濟的發展。德國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實踐，可為我國提供不少有益的、可資借鑒的經驗。目前，我國盡管已經頒布了《清潔生產促進法》，創辦了生態工業園區和開展了以循環經濟為核心的生態省的試點和示范工作，但總體上說我國的循環經濟體系尚未建立起來。從發達國家推進循環經濟的經驗來看，我國在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制度建設方面的欠缺就顯得尤為突出。當前阻礙我國循環經濟制度建設的因素主要有：其一，尚未形成適合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制度體系和運行機制。這是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制度和機制的建立與完善是發展循環經濟、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根本保障。不解決制度和機制問題，仍按傳統的宏觀經濟管理方式去管理，而將對生態和資源的管理排除在外，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就無法建立。其二，舊制度路徑依賴的存在。制度變遷存在著強烈的路徑依賴，建立循環經濟的新制度體系勢必要遭到傳統舊制度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因此，循環經濟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其三，環境產權難以界定。為使外部環境和自然資源的成本內部化，十分有必要界定環境產權，但由于環境的特殊性決定其產權難以界定。另外在中國，由于環境產權的主體是國家，能不能以及如何將環境產權轉讓和交易是一個難題。

 

     四、循環經濟制度建設的思路與對策分析

發達國家循環經濟的實踐表明，要實現從傳統經濟到循環經濟的轉變，就必須進行相應的制度變革，要依靠制度建設來規范政府、企業、等循環經濟主體的行為，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但是，必須意識到，我國面臨著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發展背景，發達國家所具備的殖民地和全球生態資源背景，以及現實的資本、科技和人力資源優勢；對于伴隨著快速工業化而來的資源、環境和社會問題，我們沒有可供轉嫁污染產業的空間和回避社會問題的余地。因此，起源國外的循環經濟理論只能部分適應中國發展循環經濟的需要。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規則由社會認可的非正式約束、國家規定的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所構成。相應地，循環經濟制度也可以劃分為三個層次：一是正式法律法規和政策，包括資源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條例、政策、計劃、規劃等；二是人們約定俗成共同遵守但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非正式行為規則，包括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風俗習慣、意識形態等；三是循環經濟制度的實施機制。循環經濟建設需要在上述三個層面上采取相應的對策。

首先，要構建循環經濟的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兩方面。法律法規制度具有較強的約束力和較高的穩定性，因而是發展循環經濟的最基本的保障。目前，我國已經具備了較為完善的資源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法律法規體系。因此，我們既要加緊研究制訂專門的循環經濟法律法規；同時也要結合循環經濟發展的需要，對現有的法律法規進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為循環經濟的建設和實施提供完備的法律依據。從循環經濟發展政策來說，關鍵要構建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區域政策、財政政策和產品價格政策。要利用經濟杠桿對資源利用、清潔生產、廢棄物排放等進行管理與協調，從經濟激勵和行為規范兩方面入手，有效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

其次，要對循環經濟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給予足夠的重視。作為制度安排的構成要素之一，非正式制度安排與人的動機和行為有著密切聯系，是影響市場秩序、制約經濟發展的一種無形力量。環境制度的失敗的思想根源在于狹隘的經濟增長主義，因此，要實現由傳統經濟向循環經濟模式的轉變，第一必須樹立科學的發展觀，摒棄將人與自然相對立，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來換取經濟增長的做法，將可持續發展思想作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第二要改變“自然資源無價”的錯誤認識，樹立自然資本的觀念，將資源和環境視作與土地、勞動一樣能夠參與生產活動并創造價值的生產要素，利用價值規律和價格杠桿來糾正人們濫用資源、破壞環境的錯誤行為。第三要加強環境教育，提高人們的環境意識，鼓勵公眾自覺參與各種形式的循環經濟活動，形成自覺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平衡的良好氛圍。

再次，制度實施機制。循環經濟是對傳統經濟模式的徹底變革，客觀上要求形成經濟系統與復合生態系統和諧共生的自運行機制，要求生態規律與經濟規律的協調統一。因此，循環經濟的建設與發展需要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努力，需要堅持“政府主導、企業推進、公眾參與”的方針，從試點示范入手，從微觀的企業層面、中觀的區域層面和宏觀的社會層面協調推進。具體而言，發展循環經濟，需要政府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規劃及政策，對各微觀主體的環境行為進行有效的激勵或約束；需要企業把資源循環利用和環境保護納入其總體的創新、發展和經營戰略，自覺在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上采取相應的技術和管理措施，使發展循環經濟成為企業的自覺行動；對公眾來講，發展循環經濟需要樹立同環境相協調的價值觀和消費觀，自愿選擇綠色的生活和消費方式，推動整個社會向循環經濟方向轉變。

【參考文獻】

[1] 鮑爾丁：宇宙飛船理論[j].工業生態學，1997.

[2] 康芒思：制度經濟學[m].商務印書館，1981.

[3] 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三聯書店出版社，1994.

[4] 譚崇臺：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m].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第6篇：簡述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 環境標準； 經濟可持續發展； 辯證關系

1 環境標準理論

從環境的本質意義上或者其最廣泛的意義上講， 環境一詞涵蓋了各種事物存在、生活或發展的條件或影響[1] 。環境標準的產生有其深遠的政治、經濟背景[2] 。環境標準是為了保護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 防止環境污染與生態失衡， 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依據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而制定的技術性規范。環境標準通過控制人類行動的手段或方式來控制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與污染， 以達到防止污染、保護環境的目的。環境標準的實施過程是復雜的， 其不僅關系到一個產品的生產過程， 還對產品的最終形態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

環境標準是依據科學的方法和嚴格的程序， 結合本國的自然生態環境、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和本國經濟的發展狀況而制定的， 既體現出科學性和現實性， 在提升環境保護質量的同時也促進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它通常由一系列具體的技術數據組成。但更為重要的是， 環境標準通過一系列具體數值的設立， 在法律層面上規定了生產者應當遵守的環境保護義務。我國共頒布環境標準364 項條， 其中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84項， 國家環境質量標準10項， 方法標準299項， 同時各地方根據管理的需要， 頒布了地方性環境標準[ 3 ] 。經過10多年的努力， 我國已經初步構建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環保標準體系。

環境標準是環境監測、環境質量評價、污染源排放水平評價、環境執法等環保工作的重要依據[4] ， 它的出現為環境有效保護指明了方向， 為環境公正執法確立了具體的標準， 為社會和諧發展確立了具體目標。環境標準能夠衡量一個地區環境保護的效果， 監測本地區內企業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這使得環境標準更具備現實性與應用性。環境標準是環境保護技術參數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系統應用， 事關重大利益的環境問題， 這些重大利益主要包括： 生產成本大幅降低； 協助相關環境法規的制定； 改進獲得許可與授權的程序； 提高生產量；提升企業形象； 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

2 經濟可持續發展理論

經濟可持續發展旨在以管理和保護自然資源的基礎、控制技術與經濟制度的發展和變遷來確保實現和滿足當代人與子孫后代對資源的依賴和需求。根據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法則， 一國經濟發展的模式與規模必須控制在生態環境容量所容許的范圍內， 只能從生態環境中取走“利息”， 而不能再消耗它的“資本”[ 5 ]。這種可持續發展理念（包括農業、林業和漁業等部門） 能夠節約土地、水、植物和動物資源， 不但在立法層面提升環境標準的制定水平， 還使得環境監測技術適應經濟社會發展， 真正做到經濟上可行， 社會可接受。雖然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已被社會大眾所普遍接受， 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 越是先進的思維意識距離現實生活越是有差距。因此， 就可能出現這樣的尷尬： 大部分人可能會非常認同濫砍濫伐、濫捕濫撈等行為的非法性及非道德性， 但在公共利益與個體利益發生矛盾和沖突時， 人們的利益天平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傾向個體利益或私人利益， 其自身的社會行為往往導致生物物種滅絕、全球氣候變暖、人口數量激增等等， 這就是人們的普遍意識與現實生活的非同步性。因此， 現行的政府政策目標不僅要關注當下環境污染的治理， 更應將相當的精力用在對于環境污染與破壞的預防上。

經濟可持續發展往往關注于社會科學的巨大力量、經濟系統的調節功能、市場與市場經濟的分配能力、追求盈利的動機、市場效益最大化、法律的支持與幫助、國內生產總值與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和生活質量之間的關系與重要性。經濟可持續發展重點關注環境破壞與環境保護的成本消耗、環境與資源保護的長久功效， 并通過人類的努力達到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平衡， 以多種形式來保障和實現人類對資源需求和利用的代際公平。

3 環境標準與經濟可持續發展之辯證關系

環境系統是經濟的源泉， 經濟系統是環境系統的延伸。保持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解決環境系統承受極限的唯一和最佳途徑[6] 。而環境標準的制定與實施能夠帶來經濟持續發展的長遠利益。

3.1 環境標準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

更高水平的經濟活動能夠促進經濟的增長， 經濟的增長能夠為經濟實體帶來更多的利潤， 為大眾帶來更多的收入， 大幅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 經濟的增長能夠為國家帶來更多的稅收， 促進經濟的全面發展和經濟實力的提升； 經濟的增長能夠提高商品生產和服務的效率， 降低失業率， 緩解政府的壓力。基于以上原因， 以往環境問題較之宏觀經濟目標、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等總是處于次要的地位，甚至被完全忽略。在市場經濟中， 雖然需求與供給由市場來調節， 但是企業應該考慮環境標準成本， 將其納入所謂的企業私人成本。因為不這樣做， 外部的環境將導致市場的失靈。政府環境主管部門應當在短期內權衡經濟增長與環境的保護， 不能只注重經濟的高速增長而忽視環境標準， 應當將環境標準成本納入企業的生產成本與企業的利潤之中。因為環境標準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 兩者在沖突中相互補充。環境標準的實施能夠保證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避免土地和可再生資源、不可再生資源的嚴重破壞。

3.2 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環境標準的健全與完善

在國家和地方層面， 維持經濟可持續發展必須將諸多相互競爭的利益主體考慮進去， 例如： 公民個體與生產商和開發商、中央政府與特殊利益集團、環保部門與促進經濟增長部門。這些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和觀點形成了經濟發展的模式。環境管理沖突的可能性隨著環境保護與管理策略的日趨復雜而增加。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即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以恰當的環境政策與環境法律規范為基礎， 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重視“以人為本”， 提倡保護生態環境， 構建嚴格且符合本國實際國情的環境標準體系。

4 結束語

實踐證明， 只有具備恰當的環境標準， 走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才能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 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和諧發展。然而， 經濟發展的過程必然與環境標準的具體實施產生一系列沖突與矛盾， 應當通過提升企業技術水平來化解兩者之間的沖突與矛盾， 協調環境標準與經濟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實現環境標準與經濟可持續發展在矛盾與沖突中最終走向相通相容。人類經歷了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型經濟之后， 認識到環境保護的極度重要性。。

參考文獻

[ 1]A lan G ilp in. Env ironm en talE conom ics： A critical overv iew [M ] .England： JohnW iley& Sons， LTD， 2000： 15.

第7篇：簡述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上證綜指；中小板指；創業板指；實證分析

[DOI]10.13939/ki.zgsc.2015.42.047

本文目的主要是針對我國股票市場近年來的發展狀況，通過實證分析的方法，研究宏觀經濟因素與我國股票市場指數的關系，以期進一步了解影響股票市場發展的深層次原因，并有針對性地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1我國主要證券指數的編制

1.1上證綜指簡介

上證綜指，即“上證綜合指數”（上海證券綜合指數，Shanghai Securities Composite Index.）。它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編制的，以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的全部股票為計算范圍，以發行量為權數綜合。上證綜指反映了上海證券交易市場的總體走勢。

上證綜合指數是最早的指數，這一指數自1991年7月15日起開始實時，基日定為1990年12月19日，基日指數定為100點。截至2014年10月17日，收盤點數為2341.18點。期間最高點數為6124.04點，發生于2007年10月16日。2007年以來，大部分時間運行于1800～2400點。

在世界比較成熟的股票市場中，股票市場的換手率相當低而且比較穩定，而我國股市的換手率比較高，且起伏比較大，但是隨著整個公司市值和體量的增大，換手率逐漸降低，目前月度換手率基本穩定在10%～20%。可見A股市場已經逐漸走向成熟。

從構成指數的公司的基本面情況來分析，上證綜指成分股估值主要集中在10～30倍區間，市值集中于20億～200億元人民幣，扣除非經常損益后的歸屬于母公司的凈利潤有70%左右的公司實現增長，充分體現了上市公司代表我國先進生產力的能力。

1.2中小板指

中小企業板指數；指數簡稱：中小板指；英文名稱：SSE SME COMPOSITE。2005年6月7日，確定為中小板指數的基日，基日指數定為1000點。

中小板指共包含100個公司，并且會進行每半年一次的調整。時間定于每年1月、7月的一個交易日進行，通常在前一年的12月和當年的6月的第二個完整交易周的第一個交易日公布調整方案。

成分股樣本定期調整方法是先對入圍股票按選樣方法中的加權比值進行綜合排名，再按下列原則選股：一是排名在樣本數70%范圍之內的非原成分股按順序入選；二是排名在樣本數130%范圍之內的原成分股按順序優先保留；三是每次樣本股調整數量不超過樣本總數的10%。

從構成指數的公司的基本面情況來分析，中小板指成分股的估值高于上證綜指，主要集中在30倍PE以上的區間，市值集中于50億～100億元人民幣，但是大于500億元人民幣的公司相比上證較少。扣除非經常損益后的歸屬于母公司的凈利潤有70%左右的公司實現增長，其中增速大于20%的有40家左右的公司，充分說明了中小板企業優秀的成長能力。

1.3創業板指

為了更全面地反映創業板市場情況，深圳證券交易所于2010年6月1日起正式編制和創業板指數。至此，創業板指數、深證成指、中小板指共同構成反映深交所上市股票運行情況的核心指數。創業板指基日2010年5月31日，基點為1000點。指數代碼為399006，指數名稱：創業板指數，簡稱：創業板指。

創業指數選樣以樣本股的“流通市值市場占比”和“成交金額市場占比”兩個指標為主要依據，體現深市流通市值比例高、成交活躍等特點。其次，指數計算以樣本股的“自由流通股本”的“精確值”為權數，消除了因股份結構而產生的杠桿效應，使指數表現更靈敏、準確、真實。指數樣本股調整每季度進行一次，相比于中小板指的半年一次，可以更好地反映創業板市場快速成長的特點。

從創業板指數編制方案來看，指數選樣入圍標準有5個：一是在深交所創業板上市交易的A股；二是有一定上市交易日期（一般為三個月）；三是公司最近一年無重大違規、財務報告無重大問題；四是公司最近一年經營無異常、無重大虧損；五是考察期內股價無異常波動。

從構成指數的公司的基本面情況來分析，創業板指成分股的估值高于上證綜指和中小板指，30倍PE以上的區間占絕對多數，市值集中于50億～100億元人民幣，大于200億元人民幣市值的公司相比上證和中小板指較少。扣除非經常損益后的歸屬于母公司的凈利潤有70%左右的公司實現增長，其中增速大于20%的有50家左右的公司，這一指標高于上證綜指和中小板指的情況，充分體現了作為新興產業優秀企業的代表，創業板指擁有高速增長能力和巨大的潛力。

2實證分析

2.1變量選擇

一是經濟增長GDP：當經濟增長時，企業盈利增加，股價上升，反之反是，由于缺乏GDP月度數據，本文采用國家統計局的工業增加值來代替；二是利率水平R：使用一年期國債利率，當利率提升時，資本市場未來現金流貼現值下降，企業融資成本上市盈利下降，股指下降，反之反是；三是通貨膨脹CPI：當通貨膨脹上升時，名義利率上升，帶動股指下降，反之反是，同時通貨膨脹會影響企業盈利，周期性行業在周期前段收益于通貨膨脹，周期后端受損于通貨膨脹，CPI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局；四是人民幣實際匯率REER：用國際清算銀行公布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表示，記為REER，標價法為間接標價法；五是貨幣供給量M：采用人民銀行公布的廣義貨幣M2；六是股票指數我們分別采用了上文提到的上證綜指、創業板指、中小板指，分別用sz、cy、zx表示。

以上所有變量序列中，除R外，都表示成自然對數的形式，其差分序列就是對應變量的增長率序列，所有變量以差分形態顯示。數據選取2008年1月～2014年10月，取用月度數據。

2.2方法論說明

2.2.1序列平穩性檢驗

由于可能存在謬回歸，一般需要檢驗經濟序列平穩性。平穩性檢驗可以歸結為時間序列單位根檢驗。常用單位根檢驗方法有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檢驗法和PP（Phillips-Person）檢驗法。

2.2.2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Grange Casual Relation Test）

根據Grange檢驗方法，設兩個變量序列{x_t}和{y_t}，建立y_t關于和x的滯后模型。其中，c為常數項，p為滯后階數。檢驗x是不是關于y變化的原因相當于方程（1）檢驗假設H_0：β_1=β_2=β_3=…=β_p=0是否成立。

2.3經濟計量檢驗結果與分析

2.3.1變量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為了檢驗變量序列之間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和協整關系，首先檢驗變量序列的平穩性。檢驗方法采用ADF方法。檢驗時，先根據其基本時序圖確定截距項和時間趨勢項是否存在，也就是確定ADF檢驗的基本形式，再根據赤池信息準則（AIC）確定滯后階數，最后根據ADF統計量判定是否平穩。變量序列的平穩性檢驗表明，上述變量都是1（0）的，即它們本身都是平穩的。

2.3.2格蘭杰檢驗

為了檢驗股市價格指數和實質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同時為了避免檢驗中的偽回歸現象，對上述序列的平穩形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從實證結果看，經濟增長、利率、匯率變化、通貨膨脹、貨幣發行M2都是上證綜指收益率的格蘭杰原因，而上證綜指反過來也是宏觀經濟變量（除經濟增長外）的格蘭杰原因，這意味著宏觀經濟變量和上證綜指在統計意義上彼此影響。中小板指的格蘭杰原因中顯著的僅有CPI一個，經濟增長、貨幣發行、利率變化、匯率變化不是中小板指的格蘭杰原因，反之，中小板指也不是宏觀變量的格蘭杰原因。中小板指對宏觀經濟不敏感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中小板指的公司一方面成長性較好，這些公司的業績增長不太受宏觀經濟變量影響；另一方面，中小板指的上市公司市值偏小，容易因為某些概念受到游資瘋狂炒作。

宏觀經濟變量對創業板指數的格蘭杰影響都不顯著，反之，創業板指數對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也不限制，創業板指獨立于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有兩種可能，原因可能和中小板指類似，主要是由于公司的成長性和游資的炒作。

3國外研究簡述

國外對于股票市場與實際經濟之間關系的最重要的研究來自于芝加哥大學法瑪，即有效市場理論的提出者。他利用美國1953―1987年月度、季度和年度的數據進行的回歸分析發現股市收益率和未來產出的增長率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股市在美國確實起到了經濟晴雨表的作用。

也有一些其他研究者指出，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對于新興資本市場的研究結果卻呈現出不同的特征。認為在發達國家中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的正向關系，但在發展中國家兩者之間的聯系非常弱。

4結論

總體上說，針對證券市場制度性建設方面的政策措施等，將影響股市中長期的根本發展趨勢，如QFII、QDII、開放式基金成立、融資融券、股指期貨等對股市已經或必將產生長期、深遠的影響，伴隨著更加豐富的資本市場層次，更加多樣化的投資手段，更加國際化的機構投資者的加入，以及股票上市規模的擴大，股價指數大幅波動的情況逐步減少，股市與宏觀經濟的關系愈加密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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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建國，吳鴻雁.我國股票指數期貨若干問題研究[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2（12）：38-40.

第8篇：簡述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綠色GDP；EKC曲線；低碳經濟

一、綠色GDP概述

（一）傳統GDP簡述

1、傳統GDP的含義。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即國民生產總值，是一定時期的一個經濟體內生產的所有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價值。它包括幾個方面含義：首先GDP是一個市場價值的概念，即各種最終產品的價值都是用貨幣加以衡量的。其次，GDP測度的是最終產品的價值，中間產品價值不計入GDP。第三，GDP是一定時期內生產的產品，而不是所銷售賣掉的最終產品價值。第四，GDP一般僅指市場活動導致的價值，家務勞動、自給自足生產等非市場活動不計入GDP。

2、傳統GDP的優缺點。GDP是全世界通用的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具有諸多優點。首先，它包括了物質生產部門和非物質生產部門產生的全部產業活動，能全面系統地反映統計范圍內的經濟情況；其次，它計算所有部門增加值之和，有效區分了轉移價值和新增價值，避免了重復計算；第三，它能提供各個產業部門的經濟運行狀況的詳細資料，對產業部門之間的銜接和總體平衡有很好的幫助；第四，GDP的產生和推廣有助于各國對經濟控制，很好地服務世界經濟。

但是GDP也有很多局限性。首先， GDP計算的是經濟活動的總量，不論質量好壞的產出都計算在國民財富中，反映不出經濟運行的質量。其次，它沒有考慮社會生活的質量，不能反映社會成本和人們的生活福利狀況。第三，GDP無法說明一個國家或地區資源消耗的狀況和環境質量的變化。第四，GDP不能反映社會收入和財富分配狀況，且忽略了家務勞動、自給自足勞動的價值，不能真實全面的反映社會發展的全貌。

由于GDP存在上述局限性，眾多學者開始尋找一個更為有效經濟指標來衡量一國的經濟增長。綠色GDP應運而生。

（二）綠色GDP

1、定義。綠色GDP的基本思想是由希克斯在其1946年的著作中提出的。所謂綠色GDP，是指在通常的GDP指標中，扣除自然資產損失，即扣除生態成本之后形成的真實的國民財富。這個指標實質上代表了國民經濟增長的凈正效應，綠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國民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越高，負面效應越底，反之亦然。因此，環境成本和資源成本的計算成為其計算的關鍵所在。

綠色GDP的算法是：GGDP=GDP—自然部分虛數—人文部分虛數。自然部分的虛數主要指資源環境方面的損失，人文部分的虛數指貧富懸殊等不利影響。目前，對綠色GDP的實際測算，主要集中在對資源環境損失的測算上。

2、我國發展綠色GDP的必要性。長期以來，人們都認為我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其實這是一個過時的說法。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人均耕地面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石油探明儲量僅為全球平均值的12%，天然氣人均水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還有許多重要的礦產資源的人均擁有量也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近年來，我國的國民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但是經濟增長方式粗放，還存在著嚴重的高能耗、低效率的問題。萬元GDP的耗水量是國際水平的6倍、總能耗量是世界水平的3倍。特別是一些地方過分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片面追求經濟效益，不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和保護環境。如由于亂采、亂伐，我國的森林面積大幅下降，水土流失嚴重；由于過度開發水資源，造成江河斷流，地面沉降；由于過度排放污染物質，全球10大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我國就占了8個。造成這種局面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國現行的評價體系不完善，現行的GDP指標的局限性所致。因此，在我國國民經濟核算中引入綠色GDP概念，把握好GDP與綠色GDP的含義，開展綠色GDP的核算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

二、用EKC曲線分析中國的綠色GDP

（一）EKC曲線

1993年，Panayotou首次將環境質量與人均收入間的關系稱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即EKC曲線。它是通過人均收入與環境污染指標之間的演變模擬，說明經濟發展對環境污染程度的影響，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狀況先是惡化而后得到逐步改善。EKC揭示出環境質量開始隨著收入增加而退化，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隨收入增加而改善，即環境質量與收入為倒U型關系。（注：若Y軸變量選定為環境污染程度，則會呈現為U型關系）

如上圖所示，當經濟與環境關系處于U 形前期階段時，由于經濟的發展主要依賴于資源的不斷開發，廢料、廢水、廢氣等污染物的排放逐漸超過了環境的自我凈化能力，導致環境質量不斷降低并呈現出加速增長趨勢，環境與經濟之間不和諧的關系日漸突出直至A 點。經過A 點后，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環境和環境治理開始受到重視，環境質量將會隨著經濟的不斷提高而提高，也表明經濟與環境的關系進入了健康循環的U 形后期階段。

（二）ECK曲線與綠色GDP

綠色GDP考慮了生態成本，強調污染與治理的并行，它反映的是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頂點或頂點后的部分。按照EKC 理論，只有人均GDP 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實行有效的綠色GDP 核算模式。如下圖所示，EKC 的峰值由較低的A 點提升到A 點，相應地，開始出現峰值的Q 點也一定程度的升高。這說明在經濟正常發展的情況下，如果采用綠色GDP 核算方法介入對環境質量的考慮，會使環境質量的轉折點在環境質量的較高水平提前出現。但前提是必須從GDP 中抽取一部分用于環境質量的恢復，就是縱軸（代表環境生態質量程度）的峰值提高，同時代表橫軸的人均GDP 有所減少，減少后得到的GDP 即為綠色GDP。

從歷史數據上看，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拐點在人均GDP5000至10000美元之間。現在我國部分省份人均GDP已經超過了5000美元，就北京市而言，在2004年人均GDP指標就已經進入了EKC曲線標準的拐點區間了，但是環境質量卻沒有大的改善，而且現在仍然經常受到沙塵暴、陰霾等惡劣天氣的侵擾。因此，我國是否已經達到了EKC曲線的拐點，還不能給出一個準確的答案。 三、綠色GDP的實踐

（一）綠色GDP在國外的實踐

20世紀80年代，瑞典等一些發達國家已開始著手對資源與環境進行核算。1993年，聯合國統計局和世界銀行首次提出同SNA一致的解釋環境資源存量和流量的系統框架，并開始在墨西哥、博茨瓦納、泰國、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國進行試點研究，以評價環境對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

美國在實物資源和環境資源方面更側重環境資源核算，包括物質方面的效益和對環境的損害。美國環境核算的基本思路是：第一，以可持續發展為指導思想，提出一些新指標，以便詳盡的、準確的反映自然資源和環境的變化。第二，建立一個新的概念體系適應環境核算的需要。第三，重視環境計價方面的研究，以便從實物量核算過渡到價值量核算。第四，修改現行的核算賬戶，把環境當成一個產業部分，計算環境治理及防止污染的費用（投入），并估價其收益（產出）。

（二）綠色GDP在中國的實踐

對于綠色GDP的概念， 國內的學者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但都認為應該包括對環境自然資源的核算，將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價值等在GDP的核算中一并考慮。從政府層面上看，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理論與實踐大致經歷了四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1951～1981年) ，實行的是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與當時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第二階段(1982～1991年)，兩種核算制度MPS與SNA并存，與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相適應；第三階段(1992～1995 年)，正式啟用SNA 核算體系，與國際統計口徑接軌。第四階段( 1995～) ，SNA國民核算體系的改革和向聯合國新的國民核算體系與SEEA體系(環境經濟綜合核算體系)過渡。1995年以來，我國政府一直力求保持SNA核算體系與國際上大多數國家的SNA核算體系同步與接軌。2001年我國開始自然資源核算工作，2004年啟動“綠色GDP核算體系研究”，正式完成了《中國資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和《基于環境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兩份報告。其中，《中國資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提出了我國資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的基本框架，探討了可能采取的方法和理論依據；《基于環境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框架》不僅提出了構建我國基于環境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總體原則，建立了環境實物量核算、環境價值量核算、環境保護投入產出核算和經環境調整的綠色GDP核算四個具體的表式核算框架，還闡明了核算思路、方法與基本內容。這兩份報告構筑出了我國“綠色GDP”的基本理論框架，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制度的建立與實施奠定了堅實基礎。2005年，北京、天津、河北等10個省市啟動了以環境核算和污染經濟損失調查為內容的綠色GDP試點工作。

（三）中國發展綠色GDP的障礙

1、觀念的障礙。部分地方官員環境保護意識淡薄，沒有真正意識到保護環境對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同時，在傳統的績效考評中，GDP是占比最大的績效考核指標，部分地方官員認為綠色GDP的推行，會影響自身的政治前途。

2、操作的困難。綠色GDP的核算牽涉到很多部門和利益相關方，而環境保護對官員沒有硬性約束，細節上缺乏可操作性，在既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護環境的情況下，地方一般都會選擇犧牲環境來發展經濟。

（四）建議

1、轉變執政理念。加快改革目前的干部政績考核體系，摒棄以GDP增長來考核干部政績，引入綠色GDP作為對各級政府和官員的考核指標，引導各級領導進一步轉變執政理念，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努力改變經濟發展方式，減少對環境資源的破壞和浪費，實現環境、資源和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2、普及“綠化”觀念。大力宣傳和教育、培養和樹立國人綠色GDP、人均綠色GDP增長意識和環境保護的公眾參與意識，逐步制訂鼓勵綠色消費的經濟政策。還可通過公眾參與進行核算補充，讓公眾通過切身體會對一些大的公眾項目做出自己的評價，專家把這些評價資料收集匯總作為綠色GDP核算的一個重要補充。

3、進行技術革新。一是突出企業的主體地位。轉變傳統的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和干預手段，制定針對企業進行環境核算的相應激勵措施，推行綠色生產、綠色消費，從根源上解決問題。二是加大對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建立獎勵機制，鼓勵科技人才研究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低碳經濟技術，鼓勵各高校重視培養與循環經濟相關學科的人才，鼓勵企業建立自主研發機構，加強內部技術人員培訓，吸引更多專業技術人才，擴充企業的人力資源。三是加快新進技術的開發推廣。以發展高新技術為基礎，以開發經濟體系生態鏈接技術為關鍵，開發和建立包括環境工程技術、廢物資源化技術、清潔生產技術等在內的“綠色技術”體系。

4、完善統計制度。逐步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綠色GDP核算體系，著重解決綠色GDP與傳統國民經濟核算制度不接軌、統計數據收集分析難的問題，同時，還需各相關部門加快自身信息化建設，針對我國各種資源能提供更詳實、更精準的數據。

發展綠色GDP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是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以人為本理念的必然結果。同時，綠色GDP作為關系到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發展水平的重要公共信息，可以有力促進政府更加關注本地的宏觀發展戰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使政府從具體項目管理轉向為公眾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在發展綠色GDP成為全國民眾共識的今天，相信通過不斷地努力，我們一定能走出一條經濟高速增長、環境條件更加改善的綠色GDP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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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楊仲山.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模式的選擇[J].財金問題研究， 2004，（06）

第9篇：簡述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

[關鍵詞]歐洲貨幣危機；資產市場聯動模型；匯率制度

[中圖分類號]F82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283（2017）01-0107-03

[作者簡介]郭穎（1992-），女，漢族，山西晉中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風險預警。一、歐洲貨幣危機簡述

（一）1992年歐洲貨幣危機情況

20世紀90年代的歐洲，硬通貨幣德國馬克持續堅挺，此時的法郎、英鎊等貨幣對馬克的匯率卻不斷跌入低谷。1992年9月8日，歐洲貨幣市場出現爆發動蕩的最初信號，芬蘭當局突然宣布芬蘭馬克實行自由浮動、脫離歐洲貨幣體系的匯率制度。接下來，意大利里拉對德國馬克的匯率突破了歐洲匯率機制所規定的浮動下限，迫使意大利當局宣布里拉對馬克貶值7%，這一貶值幅度也突破了歐洲貨幣體系規定的浮動限度，也是意大利退出歐洲貨幣體系匯率制度的標志。在芬蘭和意大利之后，英國遭受龐大國際投機資本的攻擊，在維持英鎊與德國馬克匯率過程中遭到重創，于9月16日英鎊被迫貶值，并宣布暫時與歐洲貨幣體系劃清界限，9月16日也被稱作金融史上的“黑色星期三”。 此外，法國法郎、西班牙比塞塔、瑞典克朗、愛爾蘭鎊、丹麥克朗等均遭受猛烈沖擊而紛紛貶值，貶值幅度均超過了歐洲貨幣體系所規定的上下225%的浮動限度。在外匯市場上，法郎、英鎊、比塞塔等疲軟貨幣成為人們拋售的對象，堅挺的德國馬克引得人們競相收購，歐洲貨幣危機愈演愈烈。

1992年歐洲貨幣危機影響范圍廣、影響程度深。總的來說，該危機的表現主要是外匯市場上法國法郎、芬蘭馬克、瑞典克朗、英國英鎊等貨幣連續遭受龐大投機資本的猛烈攻擊而匯率不斷下浮，劣幣頻遭拋售，進而導致劣幣“再下浮―再拋售”的連續惡性循環。

（二）利用資產市場聯動模型分析歐洲貨幣危機

在1992年的歐洲貨幣危機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鎊危機，因此，以歐洲貨幣危機中的英鎊危機為例，利用資產市場聯動模型分析德國高利率政策對英國的影響。

如圖1所示，最初貨幣市場在點1達到均衡，利率為R1，給定匯率和利率，這意味著外匯市場在點1’處達到均衡，匯率為E1。

德國統一后，為了支持東德經濟發展，德國政府產生了巨大的資金缺口，為了彌補這一缺口，從1991年開始，德國政府采取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表現為貨幣市場上貨幣供給量下降，即由圖中（MS/P）1移動到（MS/P）2，若此時貨幣需求不變，貨幣市場的均衡點由點1移動至新的均衡點（點2），相應的德國馬克利率提高，即圖中的R1移動至R2。

由于采取固定匯率制度，最初的匯率E1由貨幣當局給定，新的德國馬克利率給定R2，此時德國馬克存款的預期收益高于英鎊存款的預期收益，也就是說德國馬克存款更具有吸引力，人們紛紛買進德國馬克，賣出英鎊。當人們為了買進德國馬克而競價時，德國馬克升值為E2，匯率由E1下移至E2，外匯市場又一次在點2’處達到均衡。英國作為歐洲匯率機制的一員，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在人們紛紛進德國馬克，賣出英鎊時，英國政府不得不買進英鎊，賣出德國馬克，但英國政府的德國馬克儲備量有限，直到1992年9月，英國再也沒有德國馬克可以賣出，只好任由英鎊貶值，并與歐洲幣體系分清界限。

二、歐洲貨幣危機爆發的原因

（一）歐洲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不協調

歐洲貨幣體系的各成員國都將歐洲統一作為共同的奮斗目標，但首要目標仍是解決國內的一系列經濟問題。于是，經濟狀況的差異使得各國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經濟政策。

長期以來，歐洲貨幣體系各成員國自身的經濟狀況迥異。一方面，英、法等國經濟堪憂，遲遲未能擺脫衰退狀態，短期內也看不到經濟復蘇的曙光；另一方面，德國經濟雖屬歐洲翹楚，但由于1991年兩德統一后，政府將大量資金投入到東德的基礎設施建設當中，資金缺口猛然加大，德國政府在巨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方面壓力頗大。于是，經濟運行堪憂的英國等國家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經濟狀況良好的德國采取了緊縮性貨幣政策。最后便出現了英、法等國一再要求降低利率而德國卻一再提高利率的狀況，英鎊、里拉等貨幣的貶值與德國馬克的升值成為必然。

（二）歐洲貨幣體系各方力量的不均衡

匯率制度穩定的基礎是各方力量的均衡，然而由于德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打破了歐共體內部各方力量的均衡，從而造成各方匯率失衡。

德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不僅造成維持固定匯率舉步維艱，而且帶來了更多的投機行為。德國長期保持著“低通脹率”的宏觀經濟政策，人們普遍認為德國為保持低通脹不會大幅降低利率，因而在外匯市場上投機者便會大量拋售英鎊、法郎等貨幣，同時搶購德國馬克，大量投機資本最終引發此次貨幣危機。

（三）德國貨幣政策的“不適宜”

政府當局的貨幣政策是否“適宜”是相對概念，角度不同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評判也不同。從歐共體的角度而言，強勢貨幣德國馬克作為當時歐洲貨幣體系事實上的核心，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地位，任何變動都會影響到整個歐洲貨幣體系的運轉。德國緊縮的貨幣政策給投機者提供了機會，是不適宜的。

如前所述，通過資產市場聯動模型可以看出，德國高利率的做法使人們強化對馬克升值的預期，在外匯市場上的表現就是看好而拋出其它貨幣收購德國馬克，進而德國馬克匯率水漲船高，外匯市場混亂加劇。

歐洲貨幣體系的匯率機制是聯系各國貨幣的紐帶，在歐洲貨幣體系內貨幣匯率必須在特定的波動幅度內浮動。里拉、英鎊、比塞塔等貨幣均釘住德國馬克，這些國家為維持整個歐洲貨幣體系的匯率機制，不得不跟隨德國一起提高利率。但當時的英國等國處于經濟蕭條階段，應該降低利率，增加市場上的流動資金以促進經濟增長，為了歐洲共同利益的高利率政策和為了英國經濟增長的低利率政策相互矛盾。最初，英國等國選擇了高利率政策，但卻苦于外匯（即德國馬克）儲備不足無力支撐該政策，最終只能采取脫離中心貨幣自行貶值，德國緊縮性貨幣政策誘發了此次席卷歐洲的貨幣危機。

三、固定匯率制度與貨幣危機的關系

通過上述對1992年歐洲貨幣危機爆發原因的分析，我們發現，歐洲貨幣危機的爆發凸顯了歐洲貨幣匯率制度的固有缺陷。歐洲貨幣匯率制度不僅未能對此次危機進行有效的防范和化解，還誘發了循環危機，這無疑與歐洲貨幣匯率制度的內在缺陷有關。

固定匯率制度被定義為貨幣當局以強制手段（行政或法律）確定、公布并維持貨幣間固定比價的一種匯率制度。固定匯率制度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時期發揮過重要作用，固定的比價關系讓國際貿易中匯率的不確定性風險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際經濟和貿易的開展。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資本流動性不斷提高，保持固定匯率更容易受到外匯投機的攻擊，引發貨幣危機。

（一）外匯風險集中，外匯儲備不足

將本國貨幣的匯率固定在一個名義錨的匯率制度會將外匯風險全部集中于中央銀行，這部分風險由市場交易主體轉嫁給貨幣當局。當中央銀行外匯儲備充足、風險防范體系成熟、應對風險的決策機制穩健時，貨幣當局便能夠成功化解風險，維持固定匯率。然而，事實上，英國等國由于對德國馬克的儲備不足，加之風險防范體系的不健全，引發了貨幣危機。

（二）外匯風險積累，貨幣政策失靈

由于貨幣政策調節失效使自由市場固有的風險不能及時化解，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本國的市場利率水平不僅取決于國內的可貸資金供求狀況，還受到國際資本追逐利差的套利行為影響。因此，國內市場利率與國際市場利率趨同。當國內經濟緊縮，政府需要降低國內利率刺激本國經濟，這會導致巨額資本外逃進而導致可貸資金供給銳減，國內市場利率會重新上升到國際市場利率的水平，抵消了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效果，貨幣政策失靈。

圖2說明了貨幣政策失靈的這一過程。在資本完全流動且本國實行固定匯率的情況下，若中央銀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則LM線右移至LM1，利率I降低，貨幣量Y增加。此時，為保持國際收支平衡，貨幣當局動用外匯儲備。外匯儲備的減少與貨幣的增加相互抵消，LM線左移直至本國利率恢復到與國際利率相同的水平，LM線回到原來的位置，即貨幣政策在短期內是完全無效的。

四、Y語

抑制貨幣危機的關鍵在于本國經濟位于何種運行狀態、一國政府采取何種經濟制度。由于固定匯率制度“固定匯率”的承諾使得外匯風險具有累積和集中的特點，進而導致貨幣政策失效，誘致大量投機資本，從而引發貨幣危機。

盡管固定匯率制度容易引起貨幣危機，但并不能不顧當前經濟狀態武斷判斷哪種匯率制度絕對好或者不好，重點在于分析該匯率制度在當前經濟狀態下是否更有利該國抑制貨幣危機的發生。

根據IMF的統計數據，1975―1997年間，新興市場國家發生過116次貨幣危機，其中1975―1981年、1982―1989年以及1990―1997年的三個時期中，實施浮動匯率制度的分別占435%、388%、556%，平均為46%，而采取固定匯率制度的經濟體分別占565%、612%和444%，平均為54%。從平均數來看，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經濟體發生貨幣危機的比例較大。這也從側面印證了固定匯率制度更易遭受國際投機資本攻擊，引發貨幣危機，而浮動匯率制度在抑制貨幣危機方面優于固定匯率制度。

[參考文獻]

[1]張曉京，張玉喜貨幣危機理論和匯率理論：發散與交融[J]2013（5）：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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