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性質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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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經濟政策性質范文

關鍵詞：新興信息產業；經濟政策

隨著我國經濟轉型發展和結構性調整的不斷深入，新興信息產業已經進入了快速增長期和發展期，新興信息產業的“錢景”被不斷看好，在此背景下，我國也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旨在推進新興信息產業發展的各種經濟政策和其他政策，對這些經濟政策進行分析也有助于更好地認識當今國際背景下我國新興信息產業的發展。

1新興信息產業的概念提出

所謂新興信息產業，是指隨著當前信息技術朝著縱深方向發展并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背景下，信息技術與當前一系列新的產業相結合而出現的新的信息產業部門，其中“新興”是針對技術的更新以及市場的前景而言的，主要體現在技術創新以及商業模式的推廣上。目前，新興信息產業已經成為我國信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核心技術，我國也已經逐步形成了新興信息產業發展的諸多優勢，隨著一系列經濟政策及其他政策的推出及實施，未來我國新興信息產業將更多地以信息網絡設施為基礎，促進物聯網、云計算的研發及示范應用以及新型顯示、高端軟件等為核心基礎產業的新的信息產業發展集群。

2我國支持發展新興信息產業的經濟政策分析

新興信息產業屬于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一種，它屬于以重大信息技術突破為基礎的知識密集型產業，具有研發投入較高、初期進入市場難度較大、中小企業融資難等特征，因此在前期發展的過程中更需要國家和地方政府更多地從政策制度尤其是經濟政策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1]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大對包括新興信息產業在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經濟政策支持，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2.1加大對新興信息產業的財稅等政策的支持力度，引導和鼓勵社會資金注入

發展新興信息產業符合世界科技發展以及當前我國信息產業發展的方向。我國新型信息產業發展市場廣闊，發展潛力巨大，為有效促進我國新興信息產業發展，我國早在《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中就已經明確要求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尤其是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排頭兵”—新興信息產業發展的財稅等政策的支持力度，為此，我國僅在2017年對于新興信息產業發展的財政投入就已經超過了100億元[2]，同時，我國也在不斷完善新興信息產業發展的產業政策和環境，逐步引導新興信息產業向各類市場主體、各種資本進行開放，鼓勵其積極進入新興信息產業中。同時，我國還建立起了穩定的新興信息產業的財政投入增長機制，設立了包括新興信息產業發展的專項資金，尤其是大幅度增加中央財政的資金投入，據統計，我國早在2011年就開始設立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中央專項資金，通過需求激勵等綜合性模式，支持和推動新興信息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同時已經有超過24個省份相繼設立了新興信息產業發展專項資金，目前已經相繼投入了超過40億元，吸引社會資金79億元。

2.2制定完善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稅收支持政策

新興信息產業作為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更是引導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3]稅收作為調節產業結構的重要杠桿之一，在促進新興信息產業發展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為有效助推新興信息產業的發展，國家已經出臺了相應的新興信息產業發展的相關稅收優惠政策，例如在研發階段，已經基本建立起貨物和勞務稅退稅制度，通過減輕稅負來有效降低新興信息企業建設前期的各項成本，同時進一步降低新興信息產業融資成本，持續支持新興信息產業發展；在生產和運營階段，國家正在充分運用延期納稅、稅收抵免以及再投資退稅等方式，降低企業在運營過程中的稅負負擔；同時為了持續加大對新興信息產業的發展，國家已經針對新興信息企業建立了稅收立法，同時鼓勵民間資本投資新興信息產業，進行稅收優惠政策，對保險公司等向新興信息產業提供的科技保險收入免于征收相關稅費等等，持續有效地通過稅收手段來支持新興信息產業發展。

2.3鼓勵金融機構加大信貸支持，發揮多層次資本市場融資功能

為進一步加大對包括新興信息產業在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國家還積極通過一系列政策來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新興信息產業的信貸支持，從信貸角度來助力新興信息產業的發展，目前，各省已經出臺了各種形式的針對新興信息產業發展的信貸支持政策，以黑龍江為例，該省各大金融機構結合新興信息企業的生產和融資特點，為這些企業量身打造了產業鏈融資、工業廠房、商業用房以及個人住房抵押等多種形式的融資模式，及時為新興信息企業提供各種資金支持；招商銀行也根據新興信息企業的自身特點，推出了針對新興信息企業的“科技補貼貸”等專屬信貸產品等[4]，這些政策的出臺也極大地助推了我國新興信息產業的發展。

3結束語

第2篇：新經濟政策性質范文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學研合作；協同創新

中圖分類號：F202；G644.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9-0026-02

2015年遼寧省3%的GDP增速創下23年以來的最低值，位列全國31個省區最后一位，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再次引發關注。2016年，遼寧省第一季度經濟增速繼續下行，是今年全國唯一的經濟實際增速負增長省區，只有-1.3%增長，去年同期還是1.9%。

遼寧省當前遇到的突出矛盾和嚴峻挑戰，歸根結底是體制機制問題，是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問題。基于遼寧省當前的經濟發展現狀，遼寧省委省政府于2016年8月12日印發了《關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全面振興的實施意見》，其中圍繞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提出了主要任務、實現路徑和重要e措。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關鍵是“結構”。要解決結構性問題，必須依靠科技創新，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對于遼寧省來說，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核心的要務就是要充分調動全社會資源，實施創新驅動戰略。要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最重要途徑就是產學研合作。而在產學研合作中，政府的作用尤為關鍵，所以會有 “政產學研合作”，把政府排在合作各方的最前面，特別強調政府要在產學研合作中起到主導作用，增加制度供給，使產學研成為遼寧省產業結構和經濟調整的新引擎。

一、遼寧省產學研合作中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遼寧省逐步深化與“兩院十校”合作，征集了6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1 000余項科技成果，向180余家企業進行了推廣和對接，新認定省級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試點30家。25所高校的66個科技平臺與53個重點產業集群及企業開展對接服務，高校企業聯合攻克關鍵核心和共性技術101項，完成企業關鍵技改課題1 329項。但是，也要看到遼寧產學研合作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效率不高

遼寧省擁有豐富的科技資源，在高等學校、科技人員、科研機構、科技成果和專利申請數量方面都位居全國前列。但是，根據《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2015）》的統計數據，遼寧省的綜合排名已經連續兩年出現下滑，2015年區域創新能力綜合指標的排名中位居第15位，較2014年下降兩位，在知識獲取指標的排名位于第8位，而在企業創新、創新環境、創新績效方面的指標的排名分別位于第17位、14位和15位。這說明遼寧省具有優勢的科技資源并沒有很好地轉化為創新優勢，這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對于知識、財力、物力和人力等創新資源在企業、政府、高校與科研機構、以及中介機構等不同行為主體間沒有有效和合理地配置[1]。

（二）產學研合作創新的相關政策需要進一步完善

根據相關統計數據，目前遼寧省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只有20%左右，規模以上新產品銷售收入占主營業務的比例僅為8.27%，比全國平均水平低3.63個百分點[2]。由此可見，遼寧省在提高區域創新能力和促進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方面，與國內的經濟發達省份相比差距較大。雖然近年來遼寧省也陸續出臺了一些促進產學研合作創新的政策和辦法，但是在實際實施過程中存在很大偏差，在政策的執行上，很多促進產學研合作創新的政策措施沒有進一步具體細化的實施意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相關扶持政策的落實力度。

（三）產學研合作創新模式需要更加深入

遼寧省目前的產學研合作創新模式已經不能適應老工業基地振興發展的需要。現有的產學研合作大都以短期的、松散的、圍繞某一項目開展的，與企業合作的對象主要以個人或幾個人組成的團隊為主，缺乏與大學和科研院所長期的、穩定的、圍繞核心技術突破為目標的產學研協同合作。這直接導致企業只是單一的完成一系列項目，獲得了一定的經濟效益，但是，沒有可以實現企業自主創新、維持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性的技術突破，也沒有為遼寧省區域創新能力的提高起到實質性的作用。

（四）產學研合作創新的投融資渠道有待進一步拓展

2014年，遼寧省財政用于科技支出占地方財政總支出的比例為2.14%，分別比經濟發達省份廣東、江蘇低1.96個和1.72個百分點。政府資金投入不足，又缺乏有效的融資渠道。以遼寧省356家有科技活動大中型工業企業申報的數據為例，2014年企業科研經費來源主要是企業自籌，占88%，其次是政府資助，占科研經費總額的8.6%左右，再次是銀行貸款，占2.5%左右；科技活動經費中比例最小的是風險投資，遠低于1%左右[3]。可見，遼寧省產學研合作創新的融資渠道需要進一步拓展，要加強對于風險投資的引入。

二、建立政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推進遼寧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政產學研協同創新是實現科技創新的重要模式，同樣是推動區域科學發展、產業轉型升級的新引擎。

（一）科學合理配置科技資源

政產學研協同創新是實現創新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的創新組織形式。針對遼寧省科技創新資源配置不合理、資源的有效利用率不高等問題，如何使政產學研合作的效果體現出利益最大化和有效協同，是相關政府部門迫切需要解決的。政府除了通過直接的經費投入，還可通過建立國家、部省級工程技術中心和重點實驗室以及國家和省級企業技術中心，調動企業參與和承擔政府項目等方式間接配置科技資源。開放高校、科研院所科技資源，建立向全社會開放的機制，鼓勵企業充分利用這些資源，加快創新發展步伐[4]。

（二）創新產學研合作模式，提高產學研合作深度和廣度

根據中國產學研合作促進會2015年的權威，評出18個單位為中國產學研合作創新示范基地，沈陽金谷科技園位列其中，但是與北京、江蘇、廣東等省市比還有一些差距，這些省市都有2個以上的示范基地。此外，還評出了36家企業為中國產學研合作創新示范企業，72家單位獲得了中國產學研合作創新獎[5]，遼寧省沒有一家企業和單位上榜。這說明遼寧省在產學研合作創新上廣度和深度都很欠缺，有待提高。

1.推動科技創新平臺建設，為經濟增長提供新動力。國家“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在重大創新領域建設一批獨立法人資格的國家實驗室”。新提出的國家實驗室具有體量大、運行管理機制先進以及從原創性研究到工程化、產業化開發一體化的特點，與目前偏重基礎研究的“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一起將成為今后國家科技支撐的主要平臺。因此，要緊緊抓住這個機遇，在那些國家急需，遼寧省又有產業和科技優勢，能拉動經濟增長，下一步可能取得突破的領域，規劃和布局一批國家和省級的科技創新平臺。

2.加強對創新創業孵化平臺的建設和規范管理。近年來，為響應中央號召，各級地方政府直接投入或鼓勵民間資本投入，建立了大量創新創業孵化器平臺，對“雙創”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政府部門應進一步加大簡政放權力度，把與“雙創”相關的服務職能以政府買服務的方式下放給孵化器運營機構，政府主要發揮好監管作用。因此，遼寧省要加大孵化器運營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力度，在引進北京、廣東、上海等地相關人才的同時，同步引進學習這些地區先進成熟的孵化模式。如政府出資建立的產業和創投引導基金，應以市場化方式選擇專業機構和專業團隊負責管理運營。

（三）構建科技投融資結合機制

構建科技與投資、融資結合機制，有利于調動各類資金對科技發展的投入與支持，有利于合理配置科技資源。

1.實施積極的財稅政策支持產學研合作。一是以產業為依托、以項目為紐帶，鼓勵企業的產學研投入，引導和推動產學研合作的開展。二是完善國家和省級高新區和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財稅政策優惠，鼓勵產學研合作項目的開展。

2.出臺科技金融政策，加速產學研協同創新的產出。首先，要建立產學研協同創新投資引導基金，應以市場化方式選擇專業機構和專業團隊負責管理運營，負責對產學研合作創新成果進行鑒定、對創新成果的市場前景和經濟效益進行評估。其次，要逐步改變目前以政府出資為主的科技中介發展模式，盡快形成政府、企業、科研機構、金融保險機構、民間資金和外資等共同介入的科技中介投資運作模式[6]。再次，政府要支持、鼓勵風險投資進入產學研合作領域，為風險投資者創造較好的法制環境。要改變科技風險資本來源渠道單一的狀況，適度開放科技風險投資市場，制定鼓勵政策引導外資和民間資本進入風險投資領域，擴大風險投資規模。

（四）強化企業的主體地位，進一步發揮企業參與協同創新的積極性

一是要不斷增強企業的創新主體意識，提高企業參與產學研合作的積極性。鼓勵企業既要開展面向新產品開發的項目合作，也要開展以核心技術突破為目標的長期合作，通過在高校建立企業技術研究中心、工程技術中心和研究院，實現技術交流，還要通過學生到企業實習、聯合培養研究生以及設立博士后流動站等方式，實現人才交流。二是要構建鼓勵企業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在科技項目申報和科技獎勵中獎勵中提高企業的占比；此外，還要設立科技創新成果轉化專項課題和獎項，要以企業為申報主體。

（五）充分調動科研主體參與產學研合作的積極性

積極鼓勵科研人員根據自己的專業優勢選擇到專業對口的企業兼職，或者是帶著項目到企業進行產業孵化，還可以技術入股的形式參與企業的產品研發和生產。對于到企業兼職的科研人員，單位要保留其在單位的所有待遇；對于在企業兼職過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作為職稱評定、晉升的重要參考指標，與發表專著和論文具有同等的評定等級，并且對于獲得較大社會效益的成果，給予更高的評定等級和獎勵，在工資、住房等待遇方面，給予優先考慮和補償，充分調動科研人員參與產學研合作的積極性。

參考文獻：

[1] 吳偉.產學研合作中的問題和對策研究――以遼寧省為例[J].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9）.

[2] 遼寧統計局.遼寧統計年鑒2015[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5：10.

[3] 國家統計局.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15[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5：11.

[4] 田青.以產學研協同創新促進區域經濟快速發展研究――以山東省為例[J].內蒙古科技與經濟，2015，（6）.

第3篇：新經濟政策性質范文

關鍵詞:納稅籌劃;會計政策;工資;存貨

中圖分類號:F810.4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8-0040-02

一、納稅籌劃與會計政策概述

隨著社會的發展,納稅籌劃日益成為企業經營管理整體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納稅籌劃是指納稅人為達到減輕稅收負擔和實現稅收零風險的目的,在稅法所允許的范圍內,對企業的經營、投資、理財、組織、交易等各項活動進行事先安排的過程。納稅籌劃不同于偷稅、漏稅,而是通過非違法的避稅行為、合法的節稅行為、稅負轉嫁方法來達到涉稅零風險、減輕稅收負擔、獲取稅收款項資金時間價值的目的。納稅籌劃的前提是不違背稅法,納稅籌劃的目的是少繳稅款。它包括采用合法手段進行的節稅籌劃、采用非違法手段進行的避稅籌劃、采用經濟手段進行的稅負轉嫁籌劃。

會計政策(AccountingPolicies),是指企業進行會計核算和編制會計報表時所采用的具體原則、方法和程序。中國的會計政策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強制性會計政策:如會計期間的劃分、記賬貨幣、會計報告的構成和格式、各種資產的入賬價值的規定,收入確認的原則等。這些是企業必須遵循的,不受納稅籌劃的影響。另一類是可選擇的會計政策:如存貨計價方法、固定資產折舊方法、壞賬準備和財產損失核算方法、長期投資折溢價的攤銷方法、長期投資核算方法、成本費用的攤銷方法、收入確認和結算方式等。這些可以選擇的會計政策為納稅籌劃提供了可以執行的空間,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生產經營狀況和稅收的相關法規在權衡利弊的前提下,選擇能夠節稅的最優會計政策。

會計政策的選擇主要包括某項經濟業務初次發生時的選擇和由于客觀環境的變化而變更原會計政策,轉而采用新的會計政策。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可以達到遞延納稅,獲取資金的時間價值效果;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可以縮小應納稅所得額,達到少納稅的目的;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可以充分享受稅收優惠,實現稅后利益最大化。對會計政策的選擇不容易受外部的經濟、技術條件的約束,籌劃成本低,易于操作,一般不改變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和經營方式,所以利用會計政策選擇進行納稅籌劃會越來越受到企業的重視。在各種納稅籌劃中,會計政策的影響是最為明顯的,可以說企業進行納稅籌劃的過程也是一個會計政策選擇的過程。

二、企業選擇會計政策進行納稅籌劃的原則

1.企業在選擇會計政策進行納稅籌劃時,必須遵守會計法規和會計準則,不僅要充分考慮企業內部管理的要求,也要顧及企業外部各方面的利益和要求。

2.以企業的經營目標和政策為導向,每個企業都有自身的發展目標,都有其達到目標所采取的政策。可以說,會計政策選擇中的納稅籌劃是完成企業目標和貫徹企業政策的一種手段。

3.企業應當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選擇適合自己的會計政策進行納稅籌劃。會計政策一經確定,除特殊情況外,不得隨意變更。企業納稅籌劃的目的是在法定范圍內最大限度地減少自身的納稅支出并獲得最大的節稅收益。為此,企業一般是通過選擇低稅負的納稅方法和遞延納稅期這兩種方法來獲得節稅利益。

三、新稅法下選用會計政策的納稅籌劃

新企業所得稅法于2008年1月1日施行,由于新法稅率由33%降為25%,且廣告費,業務招待費等費用的稅前扣除限額也有所變化,工資支出也從按照計稅工資標準限額扣除調整為按實扣除,那么在新法施行之際,制定新的納稅籌劃方案該如何選用合理的會計政策呢?

新法的頒布必然對企業的生產經營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作為財務人員應對稅收政策的調整具有敏感性與前瞻性,應結合企業生產經營的實際情況合理選擇會計政策進行納稅籌劃,即為實現稅后收益最大化的財務目標,在既定的稅法和稅制框架內,通過對企業涉稅事項會計處理原則,方法的預先確定和謀劃,對不同會計政策選擇及會計核算方面應把握盡量延后收入,同時將計提及攤銷的費用提前,以達到少繳或延緩納所得稅的目的。

下面就選擇幾個方面的會計政策選擇中的納稅籌劃方法來分析,來增加對這種納稅籌劃方法的認識。

(一)銷售結算方式的納稅籌劃

企業銷售貨物的結算方式有多種,不同的結算方式其收入確定時間不同,納稅期限也就有差異。新稅法規定:直接收款銷售以收到貨款或取得索款憑據,并將提貨單交給買方的當天為收入確認時間,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銀行收款方式銷售貨物,為發出貨物并辦妥托收手續的當天;委托代銷以收到代銷清單為收入的確認時間,賒銷和分期收款方式銷售貨物,以合同約定的收款日期作為收入時間;預收款銷售時以貨物交付使確認收入的實現。

(二)投資性房地產的納稅籌劃

新會計準則允許采用兩種方法計量企業的投資性房地產:成本模式和公允價值模式。鑒于土地的稀缺性和建筑行業的高風險高投入,投資性房地產價格近年來持續快速走高,并且在可以預計的未來回落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企業采用了公允價值模式計量,無疑是在無形中增添了企業的稅務負擔,還會影響企業的現金流量狀況。然而在成本模式下,企業就不會因為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的增加而加重稅收負擔,而且可以降低企業的會計處理成本。故投資性房地產應采用成本模式計量,以達到減輕稅負的目的。

(三)存貨計價方法的納稅籌劃

存貨計價方式的不同,會導致不同的期末存貨價值和本期發出存貨成本,從而對企業盈虧情況及所得稅產生較大的影響,新稅法規定,納稅人各項存貨按實際成本價計算,計算方法可以在個別計價法、先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移動平均法等方法中任選一種。計價方法一經選用,不得隨意改變。確實需要改變計價方法的,應當在下一納稅年度開始前,報主管稅務機關批準。因此,企業特別是新辦企業,在選擇存貨計價方法時,應當慎之又慎,長短期利益兼顧。同時在比例稅率下,對存貨計價方法的選擇,必須要充分考慮市場物價變化因素的影響。一般來說,當物價持續下降,宜選用先進先出法,以達到延緩納稅的效果,當物價上下波動時,企業宜選擇加權平均法或移動平均法對存貨進行計價,可以避免因存貨成本的波動而影響各期利潤的均衡性,進而造成企業當期應納所得稅額上下波動,增加企業資金安排的難度。如果企業正處所得稅的免稅期,選擇先進先出法,會減少成本的當期攤入,企業在免稅期得到的免稅額也就越多。

(四)折舊方法的納稅籌劃

會計制度規定,企業采用的折舊方法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年數總和法和雙倍余額遞減法。雖然在固定資產的有效使用期內,不同折舊方法計算的折舊總額是一致的,但在使用期內計入各會計期或納稅期的折舊額會有差異,因而對應所得稅額產生影響。因此,折舊作為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起著“稅收檔板”的作用。但是,稅法規定,大多數行業和企業,對企業固定資產折舊只能采用平均年限法計提折舊。稅法對可采用加速折舊法的企業機器固定資產作了嚴格限制:第一,固定資產在計算折舊前,應當估計殘值,從固定資產原價中減除,殘值估計越少,對企業節稅越有利,但殘值必須控制在原值的5%以內;情況特殊的,企業可以報主管稅務機關批準更多的殘值比例。第二,固定資產的折舊方法和折舊年限,按照稅務機關的有關規定執行,年限越短,折舊額越大,成本相對較大,資金回收快,計稅依據相對較小,對企業節稅來說相對有利,此外,由于資金受時間價值因素的影響,企業會因為選擇的折舊方法不同,而獲得不同的資金的時間價值收益和承擔不同的稅負水平。這樣每個企業在比較各種不同的折舊方法所帶來的稅收收益時,需要采用動態的方法來分析。先將企業在折舊年限內計算提取的折舊按當時的資本市場的利率進行貼現,計算出各種折舊方法下的規定折舊年限內計提的折舊費用的現值總和,然后進行比較,在合乎稅法規定的前提下,選擇能給企業帶來最大抵稅現值的折舊方法來計提固定資產折舊。

(五)費用攤銷方法的納稅籌劃

企業在選擇費用攤銷方法的時候,應遵循以下原則:一是對于已發生的費用應及時核銷入賬。如存貨的盤虧及毀損的正常損耗部分應及時列入費用,對非正常損失及時報稅務機關審批財務損失。二是對于費用、損失的攤銷期有彈性規定,企業應選擇最短的攤銷年限,以獲得遞延納稅。如低值易耗品可選擇一次攤銷,長期待攤費用等的攤銷期企業現在稅法規定的最短年限(五年)為好。三是對于限額列支的費用,如業務招待費及公益,救濟性捐贈等,應準確掌握其允許列支的限額,對照應具備的條件,作好統籌安排,爭取以限額的上限列支。

(六)無形資產攤銷的納稅籌劃

新稅法實施細則第67條規定,無形資產按照直線法計算的攤銷費用,準予扣除;無形資產的攤銷年限不得低于十年;作為投資或者受讓的無形資產,有關法律規定或者合同約定了使用年限的,可以按照規定或者約定的使用年限分期攤銷。據此企業可以在十年、法律規定年限、合同約定受益年限中孰短者作為無形資產攤銷年限。企業應合理選擇、進行籌劃(這一條從稅法本身來說明是不嚴謹的,如土地)。

綜上所述,會計政策選擇的納稅籌劃對所得稅的影響較大,籌劃實現的主要途徑是縮小稅基和遞延納稅。此外,在會計政策的選擇中,進行納稅籌劃還表現在很多方面。如記賬匯率、分開核算和合并核算、壞賬損失的核算方法的選擇、債券折價溢價的攤銷方法的選擇等等,都值得我們去研究和探討。

參考文獻:

[1]葉翔.關于企業納稅籌劃的探討[J].交通財會,2005,(4).

[2]毛長珍.對企業納稅籌劃的思考[J].天津商學院學報,2005,(2).

第4篇：新經濟政策性質范文

一、樹立理財新觀念，做到理財有方

1.嚴格財經制度，加大管理力度。財務管理工作是一項政策性、法規性和業務性很強的系統工作，其作用很廣、內容很多，大到年度預算草案、重大支出、安排意見以及重大財務措施方案的決策，小到辦公用品的登記、印鑒的保管，都要有相應的具體工作管理措施。只有用嚴格統一的財經法規規范整個財務活動，不斷強化監督管理機制，才能使管理工作落到實處，提高其經費使用效益。在實際工作中，一是根據醫院的發展形式和財務工作的實際需要，實施院、科兩級全成本目標管理，制定相應的各項管理細則，并將項目考核評判內容予以公開、量化；二是要結合醫院財務保障工作相對復雜、業務相對集中的實際，進一步完善所必須遵守的日常財務管理規定，確保醫院財務活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三是要結合醫院會計成本核算新軟件的啟動，完善網絡程序的操作規程，并在實踐中加以補充和創新，使之成為更切合本單位實際工作需要、便于操作的管理系統。

2.重視人才培養，提高素質能力。財務隊伍素質的高低直接決定著財務工作質量的優劣，醫院財務工作千頭萬緒，大量而具體，且專業性極強。因此，建設一支素質高、業務精、敬業心強的財務干部隊伍尤為重要。

3.增強節約意識，控制成本消耗支出。從醫院發展建設的總體布局來看，強化各級人員的節約意識，樹立“艱苦奮斗過緊日子”的思想尤為重要，特別是在公共事業維持性經費中行政消耗性開支在標準經費中占有相當比重，在醫療經費中非成本性醫療支出也必須嚴格控制。各級領導和事業管理部門必須合理計劃、科學安排、最大限度地消除浪費，努力做到緊中有為。一是要加強對易超難管的水電費、車輛維修管理費等標準經費采取限額包干績效管理，與責任和崗位掛鉤；二是要加大對醫療非成本性支出的管理力度，嚴格落實醫療藥品、醫用耗材等招標采購，有效實施集中采購、集中支付管理辦法，真正實現管的不買、買的不管的相互監督機制，真正做到公開、公正、透明；三是由財務部門依據物資集中采購部門的計劃采購細則實施資金集中支付，切實從源頭上遏制各種跑、冒、漏等不良現象發生，最大限度地節約經費并發揮其經費使用效益。

二、預算管理

預算管理是財務管理的重要內容，醫院預算管理是為了實現醫院既定的目標，通過編制業務收支計劃、投資計劃等預算，并運用行政手段在實際工作中貫徹執行的一種管理形式。醫院的預算是一種“全面預算”管理，具有全面控制的能力，它通常以醫院經營發展目標為預算目標，以前期業務收支為預算編制基礎，綜合考慮醫療市場、醫院本身特點及醫院發展的要求，由醫院通過一定程序討論通過的，對醫院未來一定期間經營目標、經營決策的財務數據說明和經濟責任約束數據。它作用于醫院的一切醫療活動領域，并將各個預算統一在總預算體系下，所以是全面預算。充分發揮預算管理的作用要把握以下要點：首先要在管理層中樹立運用全面預算管理對醫院進行目標管理的觀念，這是實行預算管理的前提。多年來由于醫院性質的特殊性，造成了預算管理觀念的缺乏。其次，醫院要成立預算管理組織機構，建立預算管理制度。醫院通常要建立一個預算管理委員會來組織全面預算的實施。這一組織由院長、財務以及各職能科室主任作為成員。院長作為第一責任人對醫院總體預算負責，各科科主任對本科室預算負責，保證預算管理的權威性。一整套配套的管理制度是實行全面預算的保障。它能有效克制預算管理的主觀性和隨意性。第三，量力而行，確定醫院經營發展目標是預算管理成功的關鍵。醫院的經濟目標既要服從于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又要準確把握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取向、衛生改革的總體方向，以及周邊醫療市場資源配置狀況、本地區國民收入發展情況，市民醫療消費需求、醫療服務收費價格的變化等重要影響因素，認真進行研究。對醫院收支目標進行合理分解，并層層落實到科室、部門。根據業務科室的歷年經營狀況及技術水平，結合科室的人員結構、設備投入情況、醫院對科室的扶持政策、科室所承擔的職能來分解落實收入目標和其他相關指標（如藥品比例等）。再次，預算在保持嚴肅性的同時也要具有一定的靈活性。當預算制定的依據發生重大變化時，預算也要進行相應的調整，如醫療服務收費價格進行大幅度調整時，價格調高的收入指標要調高，調低的收入指標要調低。預算管理還要注意與醫院其他管理手段配合使用。科室添置大中型醫療設備也要追加收入指標。

三、建立績效管理體系，開展績效分析評價工作

有“世界第一CEO”之稱的GE前CEO杰克?韋爾奇說：“我的經營理念是要讓每個人感覺到自己的貢獻，這種貢獻看得見、摸得著、數得清。”開展財務績效分析評價的目的是為了客觀評價醫院經營成果和經營行為，尋找經營管理中的差距和缺陷，實現醫院經營管理的不斷改進；客觀、全面地反映醫院資產運營效果和財務效益狀況，有助于正確引導醫院經營行為，提高經濟效益和競爭力；客觀評價醫院各科室（部門）和員工工作效能，實現員工績效的改善，使員工能力得到提高，將醫院的目標與個人的目標聯系起來。目前績效管理越來越成為醫院管理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成為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工作。績效管理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其過程通常被看做一個循環，這個循環的周期通常分為四個步驟，即績效計劃、績效實施與管理、績效評估與績效反饋。同時，開展財務績效分析評價的目的也是為了提高醫院的價值和競爭優勢，實現員工績效的改善，使員工現有的能力得到提高，提供給員工有關他們績效的反饋，將組織的目標與個人的目標聯系起來；客觀評價醫院經營成果和經營行為，尋找經營中的差距和缺陷，實現對醫院經營過程和經營環節的控制;能客觀、全面地反映國有醫院資產運營效果和財務效益狀況，有助于正確引導醫院經營行為，促進醫院加強基礎管理，提高經濟效益，培育國有醫院核心競爭力;同時，可為醫院同行業間對比考核提供依據，便于國家對國有醫院實施宏觀調控管理。績效管理中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績效考核評價，它是績效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目前，國有醫院財務績效分析評價工作剛剛起步，還沒有形成系統、科學的分析評價指標和控制標準，更沒有操作規范。借鑒其它行業財務績效評價規則，結合醫療行業的特點，醫院財務績效分析評價體系可包括四方面內容:一是反映財務效益指標的，如凈資產結余率、業務收入結余率和收入成本率等;二是反映資產運營效率指標的，如流動資產周轉率、固定資產周轉率、存貨周轉率等;三是反映償債能力指標的，如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等;四是反映發展能力指標的，如業務收入增長率、凈資產增長率、收支結余增長率等。

第5篇：新經濟政策性質范文

關鍵詞：利益補償；金融資源；城鄉差異；政治經濟學

一、引言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發展中大國，雖然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增長績效，但中國經濟的城鄉二元分化的結構性矛盾不但沒有得到緩解，相反，城鄉收入差距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還呈持續惡化的趨勢。對于發展中國家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形成，西方學術界認為主要是由于這些國家所采取的歧視農業和農村，以及偏向城市的經濟政策所導致，并主要從該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和政治結構出發給予解釋①。這些理論也被國內學者用來很好的解釋了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的形成和演變［1-3］。雖然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在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所必然經歷的發展階段，但是如果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長期存在和不斷惡化，不僅會限制發展中國家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制約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而且，更為不幸的結果可能還會出現由此而引發的社會不穩定，破壞已取得的經濟發展成果。同時，“一個國家的工業化不僅是城市現代部門的工業化，更是包含農村落后的農業部門的工業化”［4］，消除城鄉二元分化的經濟結構本身也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內在涵義。根據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論”，發展中國家城鄉經濟發展差異實質上體現為城鄉實物資本獲取能力上的差異，即農村地區陷入了“資本短缺農村資源生產率低農民收入水平低農村儲蓄能力低資本短缺……”的惡性循環，因此，加速農村地區的資本形成是打破其經濟發展惡性循環，實現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關鍵。

金融中介在物質資本的形成和配置中無疑是具有核心作用［5］，因此，農村地區物質資本缺乏的背后必然存在著金融制度上的扭曲。雖然，國內眾多學者對中國金融中介（主要是國有銀行）信貸行為的國有企業和城市化偏向做了許多細致的工作［6-8］，但這些研究對金融資源配置的城鄉差異的解釋還遠非完善。本文試圖對中國金融資源配置的城鄉差異給出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解釋，我們認為，中國的金融制度安排具有內生性，其是為了滿足給予經濟改革中的利益受損集團（主要是國有企業和城市居民）以利益補償的政府意愿的需要，因此，在這種內生性金融制度安排下的金融資源的配置就不可避免的帶有強烈的政府偏好意愿，導致了金融資源配置的城市化傾向。同時，政府維系的這種內生性金融制度所具有的利率管制、壟斷的銀行結構和被抑制的農村金融等特征也必然會加劇金融資源配置的城市化傾向和導致農村金融資源的外流。

二、改革成本、利益補償與金融制度安排的內生性

經濟改革需要耗費成本，而經濟改革中的利益受損集團對改革的抵制和反對是影響經濟改革成本的重要變量。由于利益受損集團的抵制和反對所導致的過高的成本約束，一項具有“帕累托”或“卡爾多”改進性質的經濟改革也可能不能被推行。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給予改革中的利益受損集團以相應的利益補償來換取他們對改革的認同或支持，這可以降低改革的成本，從而使得經濟改革能夠得以繼續。同時，為了給予利益受損集團利益補償，政府也須要維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來實現，中國的金融制度安排就是內生于經濟轉軌時期的政府為了給予利益受損集團以利益補償的政府意愿。

（一）改革阻力與改革成本

在制度經濟學理論中，制度變遷的誘致因素是期望獲得最大的潛在收益，即是源于制度變遷的推動主體對新制度安排下的潛在收益增量的追逐。同時，制度變遷也是要耗費資源、支付成本，如：需要支付成本于知識、信息和技術等的收集、處理和創造以實現新制度安排的設計、變遷和運行。因而，制度變遷被認為是人們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礎上做出的理性決策，“如果預期的凈收益超過預期的成本，一項制度安排就會被創新。只有當這一條件得到滿足時，我們才可望發現在一個社會內部改變現有制度和產權結構的企圖”［9］。如果在面臨著過高的制度創新成本的約束條件下，預期成本超過了預期的收益增量，一項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將會繼續存在，有效的制度安排就不會實現。因而，經濟改革也可以被視作政府在權衡收益與成本的基礎上做出的理性決策。知識的積累、技術的革新或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均被認為是可以影響制度變遷成本的因素，但這并不是本文所關注的重點，本文所要強調的是改革阻力在經濟改革動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因為“經濟改革的一個基本障礙是潛在受損者對改革的反對……甚至對于在政治上并不民主的國家來說也是如此”［10］。改革阻力在本文中被定義為：由于利益集團對經濟改革的抵制和反對而進行的各類市場與非市場活動給經濟改革帶來的阻力。

潛在收益的存在是制度變遷的誘致因素，因而制度變遷涉及到對潛在收益的分配，而對潛在收益的分配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既有利益格局的調整。因而，經濟體制改革也必然要觸及到對舊有經濟體制下利益存量的調整和新經濟體制下收益增量的分割，這將會改變人們(包括個人、利益集團和政府)之間的利益結構，而這恰恰就是“經濟體制改革的要害所在”［11］。由于經濟改革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調整和新增利益的分割，要使經濟改革在所有社會成員一致同意的基礎上進行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改革具有“帕累托”或“卡爾多”改進的性質①，它也會由于改革本身充滿了不確定性，或新增收益的再分配而引起人們利益格局的相對變化而受到一些人的反對。那些在經濟改革中利益受損的個人或利益集團將會動用其手中的經濟與非經濟資源極力阻止經濟改革的推行，以延緩或阻止經濟改革的進程，只要這樣做給其帶來的收益增加或者收益損失的減少大于其所付出的成本。同時，改革阻力的大小不完全取決于反對經濟改革的人或利益集團的數量，而更是取決于這些利益集團掌握的經濟與非經濟權利資源，即使反對改革的利益集團的數量很小，改革的阻力也會由于這些利益集團掌握很強的經濟與非經濟權利而增大。

改革的阻力越大，改革的成本越高。改革阻力的增加，將會導致對信息、知識和技術等的收集、加工和創造的效率降低，增加改革成本；改革阻力還將延緩改革的正常推進速度，從而延誤改革時機，延長舊制度安排的壽命，造成資源的浪費。同時，改革的反對者所進行的反對經濟改革的活動本身也會消耗大量資源，這本身就是資源的浪費；當改革的阻力過大時，將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甚至引發劇烈的社會動蕩，導致社會生產的停滯，此時改革成本將呈幾何級數上升。

（二）改革成本與利益補償

當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抵制而導致改革成本過高時，經濟改革就不可能繼續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通過給予改革中的受損者相應的利益補償來獲取他們對改革的支持或認同［12］。Laffont和Qian，認為降低改革的阻力，從而降低改革的成本，使得經濟改革變得可行①。雖然給予受損者以利益補償也將增加經濟改革的成本，因為這導致了市場信息的部分扭曲和資源的無效配置。但是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認為這個成本的增量是要遠遠小于由于改革阻力的降低而帶來改革成本的減少量，因為，過大的改革阻力所引起的社會動亂，甚至是武裝沖突而導致的改革成本的增加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們可以用“呈幾何級數上升來形容”。因此，當具有“帕累托”或“卡爾多”改進性質的經濟改革由于改革阻力所導致的改革成本過高而無法實現時，我們可以通過給予改革的反對者以一定的利益補償來減小改革阻力，從而降低改革成本的方式推進經濟改革。要找到支持這一觀點的經驗證據并不是很困難，例如，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所實行的對工商業的“和平贖買”政策就充分體現了這一思想。

具體到中國的經驗來說，我們認為，中國在轉軌時期之所以取得比東歐國家更好的經濟增長績效，關鍵在于其很好的控制了改革中的阻力，降低了改革的成本，使其轉軌路徑處于或相當接近于成本最小化的最優轉軌路徑。Laffont和Qian也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由于率先推行改革的地區或部門是那些投資機會多，但在舊體制下的期望獲益很小的地區或部門，這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改革在政治上受到的約束。

如果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是由于其成功的控制了改革的阻力，降低了改革成本這點成立的話，那么我們接下來的目光自然就定格在中國存在一些怎樣的制度安排以補償改革中利益受損的團體以成功的控制了改革的阻力。因為，如果說改革之初首先在農村所發起的改革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對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團觸動較小，所激起的改革阻力也較小的話，那么，隨著改革的深入，此后的放開農產品價格管制和鼓勵非國有經濟發展等改革措施就不可避免的給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帶來了極大的沖擊。為了緩和來自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抵制和反對，避免過高的改革成本，建立一個給予受損者以利益補償的社會保障體系和轉移支付制度就是必須的。

事實也的確如此。改革開放以來，政府不僅繼續向城市居民提供如住房、醫療保險、養老保障、教育補貼等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福利，而且對城市居民損失的利益也增加了相應的補償，如1979年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導致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相對降低，政府立即增加了對城市的價格補貼，補貼總量由上一年的11.14億元一下躍升到了19.2億元；1985年在放松對肉類價格的管制以后，政府也相應增加了對城市部門的價格補貼，這一年政府補貼上升至262億元，并于1998年達到最高的712億元，占當年政府預算總額的7.55％。

非國有經濟的快速發展加劇了市場競爭，打破了國有企業的市場壟斷，導致國有企業的經濟績效急劇下滑，虧損額逐年增加。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之所以遲遲不對國有企業進行徹底的改制，最為關鍵的在于中國在轉軌時期并沒有建立起一個能保證社會穩定的保障體系［13］。波蘭之所以能在改革后較其他東歐國家較早的走上經濟增長的軌道最為關鍵的一點就被認為是其改革前就是一個具有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國家，從而避免了改革后劇烈的社會動蕩。中國在改革前的社會福利和保障體系主要是由國有企業來承擔，在社會福利和保障體系在轉軌時期一時無法建立起來的時候，繼續由國有企業來承擔這些社會責任對于維持社會穩定，保證改革的順利推進就是必須的。國有企業由于肩負著維持社會穩定的社會責任，其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減員”；其承擔了大量的“社會性負擔”也決定了任何旨在提高其經營績效的努力都是難以奏效的，其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增效”，因此改革過程中其經營績效的逐漸惡化和虧損額的逐漸增加也是必然的。政府為了保障社會的穩定，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向國有企業給予財政補貼，以維持其生存。

（三）利益補償與金融制度的內生性安排

改革以前，國有企業上繳的利稅一直是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但隨著經濟改革的實施和深入，國有企業經營績效的惡化導致國有企業每年上繳中央財政的利稅逐年降低，如果考慮到財政給予國有企業的虧損補貼和再投資，兩者相抵，國有企業為國家財政所做出的貢獻其實是很小的［14］。同時，雖然中央政府對財稅體制進行了幾次分權與集權的改革，但仍未能建立起一個完善有效的稅收征管體系，稅收的增加并沒能跟上經濟產出增長的步伐。以個人所得稅為例，“城鄉個人收入占GNP的比例由1978年的50％上升到了1995年接近70％的水平，但個人所得稅占GNP的比重卻只有0.2％，遠遠低于工業國家的28％和發展中國家的11％的平均水平”［15］。這不可避免導致了中央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急劇下降(1993年下降到了改革以來的最低點2.8％)。雖然1994年中央政府在對財政體制進行了新一輪的集權化改革后，中央財政收入有所增加，但中央財政能力在改革后不斷下降的趨勢卻是不爭的事實，而繼續維持對城市部門和國有企業以虧損和福利補貼就使得這個不斷被弱化的中央財政感到了力不從心。

與此同時，由于改革以后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居民收入不斷增加，使得中國的城鄉居民儲蓄率逐年攀升，這就為中央政府通過動員金融資源來彌補其不斷下降的財政能力成為了可能。已有的研究所揭示的事實的確是如此，“中央政府以國家信譽的形式為國有企業大量吸收居民存款提供擔保，并以此給予國有企業以金融補貼以彌補其虧損，有力的支持了體制內產出的增長”。據估計在1985－1996年間政府給予國有企業的金融補貼占GDP比重平均達9.7％，1993年曾經一度高達18.81％。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轉軌時期中國金融制度變遷的一個完整路徑：中央政府為了維護改革期間社會的穩定，在其財政能力下降的同時加強了對金融資源的控制，并以金融補貼(包括無息、低息貸款等形式)的形式給予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團（如國有企業和城市居民）提供補貼，這決定了中國金融體制在改革期間的特定變遷路徑，也正是這樣的變遷邏輯導致了金融資源的配置在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國有企業和城市化傾向。

雖然給予國有企業和城市部門以利益補貼不可避免的使農村居民的利益受到了損害，但由于農村居民居住分散而導致他們集體行動的溝通成本較高，同時，中國的農村居民人數眾多，單個農村居民所遭受的利益損失只占農村居民所受損失的很小一部分份額，因而容易誘發免費搭便車現象。這些因素都導致農村居民難以有效的組織成一個行動一致的利益集團，因而，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非常微弱。這種農村居民的數量與其政治影響力之間的負相關關系被奧爾森［16］形象的稱為“數量悖論”。另一方面，正如本文前文中指出，改革阻力的大小不僅僅取決于反對者的數量，而且更是取決于反對者手中所掌握的經濟與非經濟權利資源，農村居民手中所掌握的經濟與非經濟權利資源顯然是遠遠少于城市居民。正是由于農村居民數量與其政治影響力之間的“數量悖論”，以及農村居民缺乏經濟與非經濟資源，使得他們對政府政策制定的影響力非常微弱，這也是中國金融資源配置的國有企業與城市部門偏向能長期得以維持。

三、內生性金融制度安排與金融資源配置的城鄉差異

轉軌時期，政府為了降低經濟改革的成本，就需要具備足夠的動員社會資源的能力以給予經濟改革中的利益受損集團以利益補償，以減小他們對改革的抵制和反對。當政府的財政收入不斷下降而無力以財政補貼的形式來維持補償時，政府就以金融補貼的形式繼續給予改革中的利益受損集團以利益補償。中國的金融制度安排就是由政府為給予國有企業和城市部門提供利益補償的需要而內生出來的一項制度安排。這種內生金融制度安排下金融資源配置的國有企業和城市部門偏好不僅僅只限于政府行政性干預的作用，政府所維系的這種金融制度所內生出的利率抑制、壟斷的銀行結構和被抑制的農村金融等特征也必然會加劇金融資源配置的城市化和農村金融資源的外流。

（一）利率抑制

早在上世紀70年代，麥金農［17］就發現，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為了早日推進工業化，往往對金融部門采取抑制政策，主要表現為政府利用行政力量人為的壓低利率，并對信貸實行配額配給，扭曲了資源的配置。其結果是政府所能滿足的往往只是重點發展的現代部門和國營大中型企業或少數特權階層的資金需求，而為數眾多的小企業、小商人和農戶則被排斥在金融市場之外，結果是加劇了經濟的二元化傾向。麥金農的金融抑制理論很好的刻畫了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對利率實行嚴格管制的安排邏輯：為了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中央政府人為的壓低利率以保證稀缺的資本被優先配置于城市工業部門。

趕超戰略雖然在改革后已經逐漸被弱化，但政府為了能繼續以低廉的價格汲取金融資源來補貼城市部門與國有企業，因而，計劃經濟體制下對利率實行嚴格管制的貨幣政策就必然的得以延續下來。雖然自1995年以來，政府也試圖對利率實行逐步市場化的改革，但邁出的每個步伐都顯得艱難，存貸利率也只被允許在規定的范圍內浮動①。正是由于政府需要廉價的金融資源來平衡經濟改革中的各種利益沖突，中國的利率一直被人為的壓低在市場出清的利率水平之下②。

對貸款利率的管制，使得政府所偏好的國有企業和城市部門可以以低廉的價格獲取足夠的金融資源來滿足其自身的利益需求；同時，政府也可以以直接貸款人的身份獲取金融資源以給予國有企業和城市部門補貼。雖然存款利率被人為的壓低將導致資本積累的不足，但中國的經驗卻并未給予這個理論以有力的支持。由于政府以國家信譽的形式為國有銀行大量吸收儲蓄存款提供隱形擔保，消除了國有銀行儲蓄存單擁有者的風險顧慮［18］。這實際上給予了國有銀行儲蓄存單擁有者增加了一個正的風險貼水利率，以及由于“中國資本市場尚不發達，金融資產品種少且替代性弱所造成的‘強迫儲蓄’”［19］，導致了居民儲蓄同利率之間的弱相關關系［20］。因此，雖然中國的存款利率一直被壓抑在很低的水平，但居民儲蓄卻仍然是節節高升，這保證了有充足的銀行儲蓄可被政府用于對利益集團的轉移補貼。

我們借鑒Hellmann等人［21］的“金融約束”模型說明在利率被抑制的情況下，租金的配置情況，假設經濟中包括五個部門：作為資金供給方的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同時，他們還以資金需求者的身份出現；資金需求方還包括大企業和小企業(包括鄉鎮企業)，其大企業布局在城市地區，小企業中一部分布局在城市地區，另一部分則在農村地區；以及作為金融中介的銀行。在圖1中，S表示信貸市場上的資金供給，由于居民儲蓄對利率不敏感，因而其是相當陡峭的；D表示資金需求；rE為市場均衡利率；QE為市場均衡貸款水平。

如果政府控制存款利率為rD，但不控制貸款利率時，均衡貸款利率將由市場需求曲線決定為rL，此時貸款量Q′E小于均衡貸款量QE，出現了信貸資金供給的不足，rL—rD就是租金。若政府只以監督者的身份出現，則這些租金就只為銀行部門占有，其中居民的租金貢獻為rE—rD，企業部門的資金貢獻為rL—rE。

如果政府部門同時控制貸款利率為r′L，此時貸款需求將是為Q″E，其遠遠大于貸款的供給量Q′E，信貸市場上出現了超額貸款需求，此時，銀行將對有限的資金進行信貸配給。由于農業生產具有很強的季節性，且容易受到自然條件變化的影響，使得其天生就具有較高的風險性，同時，更由于銀行與農戶和中小企業之間面臨著更為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且農戶和中小企業也缺乏用于信貸抵押的資產，這就決定了農戶和中小企業必定不會成為銀行在進行信貸資金配給時被優先考慮的對象。銀行將會優先把有限的信貸資金配置給信息透明度更高，且能提供貸款抵押的大企業和城市居民，而小企業和農村居民則只能在信貸市場的邊緣徘徊，它們只有在大企業和城市居民的信貸需求被滿足以后才有可能獲得貸款。此時的租金分配為：獲得信貸資金的企業和居民占有的租金為rE—r′L，銀行占有的租金則為r′L—rD。?в捎諞?行占有的租金相比于政府不對貸款利率管制時所獲得的租金已大幅下降，因此其將不會有激勵擴大服務范圍和提高服務質量，儲蓄供給因而也不會如Hellmann等人的“金融約束”模型中所預言的那樣將會增加。利率抑制所創造的租金由來自于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而獲取租金的是銀行和得到銀行貸款的企業和居民。根據上面的分析，在貸款利率被抑制的情況下獲得貸款的一般是城市大企業和城市居民，而小企業(包括城市小企業和農村小企業)和農村居民只能獲得少量貸款。因此，此時是存在著經濟租金由農村地區向城市地區的外流。

（二）壟斷的銀行結構

由于壟斷性金融制度安排在控制存單提供成本與擴展儲蓄規模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因為其在儲蓄存單提供時遵循的不是“邊際原則”，而是總收益等于總成本的“總量原則”。因此，為了盡可能的汲取居民儲蓄，中央政府在金融制度改革之初就確立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壟斷地位；同時，為了確保足夠的居民儲蓄流入國有金融體系，其對非國有金融機構的市場進入也實行了嚴格的管制。市場競爭者的缺位使得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壟斷地位得以延續至今，這是中國金融體系的一個顯著特征①。

即使拋開政府因素導致的國有銀行信貸配置的城市偏向，一個高度壟斷的銀行結構同樣不利于中小農戶、中小企業(包括鄉鎮企業)的融資。StEin認為，大企業一般都具有完整的、經過審計的財務報表，具有一定的成長歷史和信用記錄，擁有一定規模的可抵押資產，銀行向大企業提供信貸所需要的信息相對容易獲得，抵押要求也相應容易得到滿足［22］。但是，中小企業常常缺乏完整的、經過審計的財務報表，信用記錄短，缺乏可抵押的資產，難以向銀行提供“硬”信息，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決策常常只能依賴其“軟”信息②。而“軟”信息只能通過借貸雙方的密切接觸、保持長期或廣泛的業務關系來獲取，難以向其他人傳遞，難以被信息生產者之外的人予以驗證。在小銀行中，信息的生產者往往就是貸款決策的制定者，銀行內部的信息傳遞鏈條很短，信息生產者生產收集潛在借款者“軟”信息的努力易于得到回報，因而更有激勵去收集這些信息。而在結構復雜的大銀行中，科層結構使得信息生產者與貸款決策者往往是分離的，“軟”信息得生產者難以向銀行的貸款決策者傳遞自己收集到的信息，因此其生產“軟”信息的努力難以得到高層管理者的認同和回報，因而大銀行職員收集“軟”信息的激勵就會很弱；而諸如貸款企業的財務報表、抵押品的價值等“硬”信息則易于觀察，易于由信息生產者向貸款決策者傳遞，大銀行職員收集“硬”信息的努力容易得到銀行的認可和回報，因此收集此類信息的激勵就會很強。所以，大銀行更適合向信息相對透明、易于提供“硬”信息的大企業貸款，而在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方面缺乏信息優勢。由于小銀行能夠提供更強的收集潛在借款者的“軟”信息的激勵，而且小銀行一般是區域性的，便于同相近區域的中小企業建立長期的銀企關系，因此，小銀行在高度依賴“軟”信息的中小企業融資中具有比較優勢。另一方面，由于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規模一般比較小，從而單位貸款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比較高，這使得中小企業貸款對大銀行缺乏吸引力［23］。大量的實證研究所得出的結論與上述判斷也是一致的，即中小銀行比大銀行更加傾向于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24］，而大銀行則更傾向于向大型企業提供貸款［25］。

（三）被抑制的農村金融

中國金融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引致因素就是政府為了加強對社會資源汲取的需要，農村金融當然也不例外。1978年，隨著農村改革的推行，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提高，以及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中國農村經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長績效，農民收入大幅增加，農村儲蓄存款也高速增長，在1979－1984年農村儲蓄存款的增長率達41％。中央政府顯然不會對農村經濟剩余的高增長無動于衷，1979年便在農村恢復成立了中國農業銀行，并將農村信用社納入中國農業銀行的領導之下；同時，此后恢復成立和組建的其它國有專業銀行也都將其組織機構下伸到了廣大的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無庸諱言，改革之初，中國國有銀行組織向農村地區的迅速擴張便是國家自上而下地控制農村金融剩余的結果［26］。

由于國有銀行一直肩負著向國有企業提供政策性貸款的職責，而這些政策性貸款大都轉化成了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導致了其資產質量日益惡化①。政府擔心因國有商業銀行大量不良貸款的積累而引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和擔心其不能適應加入WTO以后國際銀行業的競爭，于1998年對國有商業銀行進行了全面的商業化改革，目的是要硬化其信貸決策和提高其經營績效，加快其向商業銀行轉變的步伐。其實，如果不從根本上消除政府對國有商業銀行信貸決策的行政性干預，商業銀行就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商業化運營，其信貸決策也不可能被硬化，因此，其形式上的商業化改革也不可能提高其經營績效［27］。但這次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革卻給農村金融帶來了很大的沖擊，使得原本就被邊緣化的中小企業和農戶的融資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名義上的商業化改革而進一步被壓縮。同時，由于政府對農村社會、經濟的政策由8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以“放松管制”為主，轉變為80年代后期的“放松管制”趨于停滯到90年代后的管制逐漸加強。政府對農村社會、經濟管制的強化直接妨礙了農民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調整資源配置，優化產業結構，從而加重了農民的稅費負擔，直接阻礙了農民收入增長，從宏觀上來看則直接導致了農業比較利益不斷下降和惡化。農村經濟增長放緩導致農村經濟剩余大大減少，使得國家從農村資源提取的收益下降了，其直接后果就是國有金融直接大踏步的撤離農村，根據有關統計資料顯示，“1998－2001年國有商業銀行撤并境內金融機構和營業網點4.4萬個”［28］。國有商業銀行從農村撤離，不僅導致了大量農村儲蓄資金的上收和外流，而且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導致了農村金融的‘真空’，使得農村地區面臨著嚴重的信貸約束。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撤離后，農村金融市場上的正規金融就只剩下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業發展銀行和郵政儲蓄。成立于1997年的農業發展銀行屬于農業信貸方面的政策性銀行，主要從事農副產品收購貸款、商品糧基地建設貸款、農村基建貸款等，其基本不與農戶發生信貸業務關系；郵政儲蓄只吸收儲蓄存款而不發放貸款，其實質上只是農村資金不斷外流的一條抽水管②。因此，此時在農村金融市場上直接面向農戶的正規金融其實只剩下農村信用合作社，其在農村金融市場上占據了近乎完全壟斷的地位。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農村信用合作社在農村金融市場上的壟斷地位顯然是不利于中小農戶和中小鄉鎮企業的融資。另一方面，農村信用合作社自從1979年劃歸中國農業銀行領導之下后，其實質上早已偏離了合作金融的“合作”性質［29］，具有強烈的官辦性質，偏離了其為農業和農民服務的宗旨。這種“合作金融事實上成為了國家支配和控制而又不對其控制后果負直接財務責任的制度安排……而且在進行行社分家時，農業銀行直接將高風險的資產轉化給農村信用社，形成了數額巨大的待處理虧損”［15］，導致農村信用合作社的資產質量急劇惡化。資產質量的惡化使得農村信用合作社發放農業信貸的決策行為變得更為謹慎，同時，也由于農業活動的比較收益受到人為的壓低，農村信用合作社實際上也無足夠激勵向農村經濟活動提供貸款，表現為真正用于支持農村、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數量并不多［30］，一些案例研究也顯示，無論在經濟發達地區和高度城市化地區，還是在廣大中西部地區以及部分東部農業大省，農村信用合作社都表現出“非農化”特征，或“城市化”特征，直接表現為農村信用合作社網點設置的城鎮機制化趨勢、資金流向的城市化和從業人員的城鎮居民化［31］。

從中國農村正規金融安排的變遷中我們可以看出，農村正規金融不僅沒能發揮其應有的在促進農村經濟增長中的核心作用，而且還成為農村資金外流的道道閘口，根據Huang等人［32］的估計，在1979－2000年間，通過金融系統由農業流向工業和農村流向城市的資金總額分別為14785億元和10337億元(見表1)，而且農村資金外流的趨勢似乎越來越嚴重，“若依照縣域經濟的概念來觀察，2005年農村資金通過金融管道流入城市的數量至少應在4.5萬億元”［33］。

在正規金融機構沒能滿足農村金融需求，甚至成為農村金融資源外流的“抽水機”時，政府一直對那些“對農民來說，其重要性超過正規金融機構的非正規金融機構”［34］的市場準入進行嚴格管制，從其誕生的那一刻開始就沒能獲得政府真正認同的法律地位，一直處于隨時被政府清理和整頓的環境之下。當政府意識到非正規金融機構的發展可能威脅到國家對農村金融機構的控制［35］，從而在對農村金融資源的控制時，政府以維護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的名義在1999年將其全部取締，包括1986年成立的農村合作基金會。因而，時至今日，農村經濟自身的內生性金融機構也并沒能發展起來。

四、結論性評述

過大的城鄉經濟差距是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中國學術界和政府部門的難題，城鄉經濟差距的背后則必然的存在著其金融成因。實際上，已有的研究均表明中國金融中介的信貸行為具有明顯的國有企業和城市部門偏向，本文對金融資源配置的國有企業和城市部門傾向給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解釋。我們認為，由于轉軌時期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稅收征管制度，政府就須要動員金融資源來給予改革中的利益受損集團（主要是國有企業和城市居民）以利益補償，以取得他們對經濟改革的認同和支持，使得經濟改革得以繼續推行。因此，中國的金融制度安排其實是內生于政府給予利益受損集團以利益補償的政府意愿。在這種內生性金融制度安排下的金融中介的信貸行為就不可避免的帶有強烈的政府偏好意愿，導致了金融資源配置的城市化傾向。同時，政府維系的這種內生性金融制度安排所具有的利率抑制、壟斷的銀行結構和被抑制的農村金融等特征也必然加劇金融資源配置的城市化傾向和農村金融資源的外流。因而，緩解金融資源配置的城市化傾向和農村金融資源的外流就需要逐步消除中國金融制度安排的這種內生性，關鍵在于加快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稅收征管制度，剝離由金融部門承擔的向利益集團提供利益補償的政策性、社會性負擔，同時，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大力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和合理引導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發展也將對金融資源配置的城市化和農村金融資源的外流起到一定的糾偏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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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P，楊濤.城鄉收入差距的政治經濟學［J］.中國社會科學，2000(4)：11－22.

［3］YangDT.Urban-biasedpoliciesandrisingincomeinequalityinChina［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9,89:306-310.

［4］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M］.武漢：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