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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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常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1.兩者調節(jié)的領域存在差異性貨幣政策的調節(jié)領域主要集中于經濟領域，而相比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調節(jié)領域更為寬泛，不僅局限于經濟領域，還涉及社會發(fā)展的非經濟領域。具體地說，貨幣政策是通過改變貨幣供應量來影響國民經濟，貨幣供應量的改變主要發(fā)生于流通環(huán)節(jié)，對流通環(huán)節(jié)的調控主要集中于市場經濟領域，在這一系列的連鎖反饋過程中，貨幣政策要發(fā)揮其功能需要商業(yè)銀行的配合和傳導，因此受金融系統(tǒng)邊界的制約，由此可見這種政策的調節(jié)領域比較有限。財政政策主要發(fā)生于國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環(huán)節(jié)，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的變動涉及社會穩(wěn)定各個方面的實現，特別是在縮小收入差距，推動科教文衛(wèi)事業(yè)的發(fā)展等領域，具有貨幣政策無法比擬的優(yōu)勢。

2.兩者調節(jié)的作用機制存在差異性財政政策更關注經濟公平，貨幣政策更體現經濟效率。這是因為，盡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調控的都是貨幣資金，但其資金的性質明顯不同。貨幣政策調控的資金為借貸資金，具有明顯的償還性，其資金使用效益的提高會使經濟的運行更富有效率;相比之下，財政政策的貨幣資金較具有無償性。通過資金的無償占有和使用，調節(jié)不同人群、不同地區(qū)、不同行業(yè)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實現社會的公平。

3.兩者調節(jié)的時滯存在差異性從政策制定角度來看，財政政策的制定時滯較長，而貨幣政策的制定時滯較短。政府制定和修訂財政政策要經過立法機關審議和批準，有一整套極其嚴格的程序，不允許隨意變動年初的財政預算，因此往往需要較長的周期。貨幣政策的制定和修訂由中央銀行決定，中央銀行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所以政策的變動時滯較短。從政策執(zhí)行角度來看，貨幣政策時滯較長，財政政策時滯較短。貨幣政策的實施要有傳導渠道承載，無論通過利率渠道傳導還是通過信貸渠道傳導，都需要較長的傳導鏈條，因而貨幣政策部分乃至全部效力的發(fā)揮要有較長的時間分布間隔。財政政策一般通過政府直接安排收支，且政策實施具有某種強制性，其達到的效果也較易在短時間內顯現。

4.兩者調節(jié)的方式存在差異性盡管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點，但財政政策能夠由政府直接調節(jié)和控制來實現，因而更具有直接性，特別是在調節(jié)經濟結構領域，通過財政支出的增減變動和稅率的大小變化，可以直接作用于投資和消費的結構與規(guī)模。相比較而言，貨幣政策的間接性較強。政策的實施不僅需要暢通的傳導路徑為依托，還需要商業(yè)銀行的緊密配合，且政策效應的發(fā)揮還受到企業(yè)管理經營機制的市場化程度以及居民的消費意愿等因素的制約。綜上所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差異性，表明二者之間密切相關，在宏觀調控中不可替代和相互補充。因此在實踐中，只有根據自身特點將兩者有效結合在一起，才能更容易和準確地達到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

二、財政與貨幣政策搭配的理論綜述

1.封閉經濟條件下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JohnRichardHicks和AlvinHansen(1937)在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基礎上得出的一個經濟分析模型，用于反映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的條件下，國民收入和利率的關系，該模型廣泛應用于財政與貨幣政策研究。IS曲線用來描述產品市場均衡，根據封閉經濟國民收入等式:Y=C+I+G可以獲得關于收入和利率關系的向右下方傾斜的IS曲線。LM曲線用來描述貨幣市場均衡，根據等式M/P=L1(r)+L2(y)可以獲得關于收入和利率關系的向右上方傾斜的LM曲線。IS與LM曲線的交點意味著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時的利率和收入水平。然而這一均衡并不是充分就業(yè)時的均衡，因此需要財政與貨幣政策進行調節(jié)，其中財政政策改變IS曲線的位置，貨幣政策改變LM曲線的位置，通過IS和LM曲線位置的變化，實現充分就業(yè)下的均衡狀態(tài)。伴隨著IS－LM模型的誕生，經濟學家對它的批評和指責就不絕于耳。例如，模型的創(chuàng)始人J.R.Hicks就公開表達了對該模型的不滿:IS曲線表示的是流量均衡關系，而LM曲線表示的是存量均衡關系。若要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在一年中同時達到均衡，則在整個過程中貨幣的供給必須與需求保持相等，這只有在不確定的預期每天都正確的情況下實現，這顯然不可能。A.Leijonhufvud的批評指出:IS－LM模型的一個假設是兩種市場的均衡相互獨立，一條曲線的變動不會引起另一條曲線的變動，這種假設不正確，IS和LM應該是相互依存的關系。盡管各種對IS－LM模型的批評不無道理，但并沒有因此撼動該模型在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地位。無論是后來的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還是供給學派，其理論都沒有取代正統(tǒng)的IS－LM模型，反而被納入該模型，豐富和拓展了該模型。因而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都證明IS－LM模型的巨大價值，是政府分析財政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

2.米德沖突開放經濟下，宏觀經濟政策不僅要實現內部均衡，還要實現外部均衡。當一種經濟政策面對兩個宏觀經濟目標時，就會出現內外沖突的問題。詹姆斯•米德最早研究了這個問題，稱之為“米德沖突”。他詳細分析了兩國為維持內外均衡的金融政策之間存在的沖突:設定兩個國家A和B，在A國的國內支出上出現了自發(fā)緊縮，其結果導致了A、B兩國國民收入的緊縮，并且使國際貿易朝著有利于A國的方向變動。在這種情況下，A國需要采取政策性膨脹來實現內外均衡。具體地說，就是一方面停止國內的蕭條以實現內部均衡，另一方面抑制A國進口需求的縮減和A國的貿易差額移向順差以實現外部均衡，對A國來說，這不會產生政策沖突問題。但如果A國不這樣做，B國就會面臨嚴重的政策沖突。為了實現內部均衡，B國的國內支出需要有政策性膨脹來制止經濟蕭條，但為了外部均衡，B國又要求國內支出有政策性收縮，以便在A國對B國出口需求縮減的同時，限制B國的進口需求。這就存在尖銳的政策沖突，穩(wěn)定國民收入的政策性膨脹會導致國際收支更加不均衡，可使國際收支達到均衡的政策性緊縮又會加劇國民收入的下降。可見，在米德的分析中，內外均衡的矛盾表現為國內總需求緊縮和國際收支逆差之間的矛盾。由于政府只能運用金融政策一種工具，因此必然導致調控中左支右絀的情況。以上米德的論述傳遞出這樣一個信息:在開放經濟中內外均衡的沖突十分常見和頻繁，單一的金融政策無法解決內外均衡沖突的兩難困境，運用政策搭配才是治本之道。米德的這一思想構筑了政策搭配理論的基石。隨后經濟學家們在此領域的研究都是以米德沖突理論為依據展開的。

3.丁伯根法則為解決內外均衡的沖突問題，經濟學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丁伯根(J.Tinbergen)最早提出將政策目標和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數學模型，論證了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至少要有相互獨立的N種有效的政策工具。這一理論被稱為丁伯根法則。這說明，只要政府能夠運用兩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就可以通過政策工具的配合達到理想的經濟目標。當A1/B1=A2/B2時，方程組無解，這意味著兩種政策工具對兩個宏觀經濟目標有相同的影響，可以視為一個獨立的政策工具，因而不可能全部實現兩個獨立的經濟目標。丁伯根法則對經濟政策理論具有深遠意義，它的重要貢獻在于研究了政策搭配的數量匹配性，并提供了一個可擴充性較強的數學模型。該法則還進一步強調了眾多且廣泛的政策搭配是實現經濟內外均衡發(fā)展的客觀要求。

第2篇：常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匯率政策；資本市場；二元沖突；三元悖論

1我國的“三元”現狀

1.1我國貨幣政策現狀

今年前三個季度超過百分之十的GDP快速增長伴隨著經濟運行中投資增長過快、貿易順差過大、信貸投放過多，并且還出現了通脹壓力和資產價格持續(xù)上升等問題，其中備受關注的是關于回收流動性和降低通貨膨脹壓力。目前央行采取的一系列帶有緊縮性質的貨幣政策也是基于這方面因素考量所提出的：

（1）2007年9月15日起，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現行的3.60%提高到3.87%；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現行的7.02%提高到7.29%。這是央行本年度第五次提高銀行存款基準利率，以鼓勵儲蓄減少盲目投資進而穩(wěn)定通貨膨脹預期，同時逐步緩解因通貨膨脹率持續(xù)新高下的實際儲蓄率為負的情況。

（2）中國人民銀行從2007年8月15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央行在本年內第6次動用這一貨幣政策工具。央行此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距離上次國務院20日宣布調減利息稅和央行加息，僅僅間隔10天。存款準備金率是傳統(tǒng)的三大貨幣政策工具之一，一般被視為貨幣調控的“猛藥”。不過，從去年開始，面對銀行體系不斷增長的流動性，央行已明確表示，如今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已屬于“微調”政策。

（3）發(fā)行特別國債購買外匯。發(fā)行債券作為最常見最易控制也是效果最為溫和的控制貨幣流通過快的工具一直備受央行青睞，但是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的發(fā)展滯后使得它所起到調節(jié)經濟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的，現在在普通國債的基礎上發(fā)行特別債也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國外匯儲備今后幾年可能會繼續(xù)較快增長，人民銀行對沖流動性的壓力較大，發(fā)行特別國債的規(guī)模過小，難以起到回收流動性的作用，與發(fā)行普通國債籌集資金的用途不同，財政發(fā)債購買的外匯以提高收益為主要目標。

（4）央行啟動特別存款，吸納中小金融機構流動性。央行此前主要通過常規(guī)公開市場操作以及定向票據等方式來回收流動性，這些方式主要針對公開市場一級交易商進行，小規(guī)模城市商業(yè)銀行和農村信用聯社一般不在回籠范圍之內。央行日前發(fā)出通知，擬吸收部分非公開市場一級交易商，主要是城商行及農村信用聯社的資金，以吸收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此舉意味著定向央票發(fā)行過程中未被覆蓋到的機構將被納入到央行收縮流動性的范圍之內。

1.2我國匯率政策現狀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jié)、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在這樣一個逐步市場化的匯率機制下，匯率必然成為反映貿易的鏡像，與主要貿易伙伴的巨額貿易順差也就理所當然的需要外匯適度向上浮動來恢復平衡。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人民幣兌美元19日中間價為人民幣7.5074元，低于18日的7.5113元，人民幣今日大漲39個基點，突破7.51關口，強勢逼近9月21日創(chuàng)出的新高7.5050元，按照8.11的匯率計算，2007年10月24日又以7.5010元的中間價創(chuàng)下歷史新高，人民幣升值幅度已超出9.3%。

1.3我國資本市場開放現狀

回顧一下我國資本市場的開放過程,實際上,從1996年我們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款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之后,中國就已經開始逐漸放松對資本項目的管制。因為對資本項目下自由開放所帶來的諸多隱患有所考量，我國目前還處于一個相對封閉的狀態(tài)——國外資本流入容易，國內資本流出困難。不過不管是出于實現對加入WTO的承諾還是國內外經濟失衡的壓力（國內出現了資本的大量囤積導致流動性過盛國外貿易逆差鼓吹人民幣升值），資本市場的開放度已經逐步加快。

2蒙代爾三元悖論的詳細敘述

2.1從“二元沖突”到“三元悖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首先對固定匯率制提出異議的是米爾頓·弗里德曼(MihonFriedman)。他在1950年發(fā)表的《浮動匯率論》一文中指出，固定匯率制會傳遞通貨膨脹，引發(fā)金融危機，只有實行浮動匯率制才有助于國際收支平衡的調節(jié)。接著，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在1951年寫成的《國際經濟政策理論》第一卷《國際收支》一書中也提出，固定匯率制度與資本自由流動是矛盾的。他認為，實行固定匯率制就必須實施資本管制，控制資本尤其是短期資本的自由流動。該理論被稱為米德“二元沖突”或“米德難題”。

羅伯特·蒙代爾(RobertA.Mundell)在研究了20世紀50年代國際經濟情況以后，提出了支持固定匯率制度的觀點。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和J.馬庫斯·弗萊明（J.MarcusFlemins)提出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Mundell-FlemingModel)對開放經濟下的IS-LM模型進行了分析，堪稱固定匯率制下使用貨幣政策的經典分析。該模型指出，在沒有資本流動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下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動匯率下則更為有效；在資本有限流動情況下，整個調整結構與政策效應與沒有資本流動時基本一樣；而在資本完全可流動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時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但在浮動匯率下，則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wěn)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在這個三角形中，A頂點表示選擇貨幣政策自，B頂點表示選擇固定匯率，C頂點表示資本自由流動。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也就是實現三角形一邊的兩個目標就必然遠離另外一個頂點。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2.2三元悖論的具體解析

（1）保持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即處于AC邊，必須犧牲匯率的穩(wěn)定性，實行浮動匯率制。這是由于在資本完全流動條件下，頻繁出入的國內外資金帶來了國際收支狀況的不穩(wěn)定，如果本國的貨幣當局部進行干預，亦即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那么本幣匯率必然會隨著資金供求的變化而頻繁的波動。

（2）保持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wěn)定即處于AB邊，必須犧牲資本的完全流動性，實行資本管制。在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下，在匯率貶值無效的情況下，唯一的選擇是實行資本管制，實際上是政府以犧牲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來維護匯率的穩(wěn)定性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大多數經濟不發(fā)達的國家，比如中國，就是實行的這種政策組合。

（3）維持資本的完全流動性和匯率的穩(wěn)定性即處于BC邊，必須放棄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這種情況下，本國或者參加貨幣聯盟，或者更為嚴格地實行貨幣局制度，基本上很難根據本國經濟情況來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整，最多是在發(fā)生投機沖擊時，短期內被動地調整本國利率以維護固定匯率。可見，為實現資本的完全流動與匯率的穩(wěn)定，本國經濟將會付出放棄貨幣政策的巨大代價。2.3貨幣政策的自對我國的首要性

聯系一下目前正處于BC邊的歐盟，它因為放棄運用貨幣政策調控經濟曾帶來許多成員國經濟停滯不前；在試想一下如果放棄運用貨幣政策僅僅依靠財政政策為主要調控方式顯然會出現許多惡果：

（1）財政政策作為對總需求的直接調控，如果因為國內流動性過剩采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就會進一步縮小原本就不足的國內需求。

（2）在我國匯率相對鎖定的現狀下，使用DD-AA模型進行分析，財政政策的擴張與收縮都會因為外匯的干預產生過度反應，比如財政擴張帶來了DD曲線右移首先就帶來了一部分的產出增加，但是由于財政擴張帶來了本幣需求增加從而使本幣升值，在要維持既定匯率水平時，中央銀行就得被迫購入外匯來增加貨幣供給，這樣AA曲線又要右移，產出會進一步擴張。同理，采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也會使產出過度收縮。

（3）針對國內最棘手的貨幣問題——貨幣流動性過剩，不采取貨幣手段直接調節(jié)肯定在效果上更加微小。即使在體制、機制等問題后可以解決某些例如非理性投資之類問題，對于大量外匯儲備囤積的調試仍舊找不到有效解決途徑。

2.4匯率相對穩(wěn)定對我國經濟的重要性

據有關數據顯示，2006年，我國進出口總值為17606.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3.8%。其中，出口9690.8億美元，增長27.2%，比上年回落1.2個百分點；進口7916.1億美元，增長20.0%，比上年加快2.4個百分點；全年貿易順差創(chuàng)歷史新高，達到1774.7億美元，比上年增加754.7億美元。2006年我國進出口貿易延續(xù)了五年來的高位運行態(tài)勢，（五年的平均增長速度為28.1%），遠遠高于世界貨物貿易增速（2001－2005年世界貨物進出口年平均增長速度為8.7%），繼續(xù)位居世界第三大貿易國。2006年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7%，比上年提高2.9個百分點，比2004年提高7.3個百分點。如此大的貿易依存度，怎么可能說浮動就自由浮動，因為人民幣長期以來的高估，完全浮動必然會帶來人民幣對世界主要貨幣的大幅度升值，接下來就是出口貿易額的大幅度縮水。我國跟美國在這方面的主要區(qū)別就在于：一方面，我國的內部需求市場很小，對外依賴過大。另一方面，我國出口產品相對來說需求彈性較大。所以即使是有管理的浮動制也是在比較狹小的浮動上下限內一種極富試探性的變化。

2.5我國的相機抉擇——資本市場的暫時不完全開放

延續(xù)上面的分析，那么我們可以選擇的只有三角形的AB邊了，至少目前看來短期必須這樣。不過全球經濟的不平衡發(fā)展造成了的全球經濟失衡格局，這個定局仍會繼續(xù)——不斷增長的外貿順差導致我國外匯儲備持續(xù)增長，我國國內也因此面臨貨幣過度投放，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增大的壓力。那么，繞A點從AB邊向AC邊的不斷轉動也就自然而然成為了今后一段時間里，蒙代爾三角在我國的動態(tài)特殊表現。

參考文獻

［1］保羅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J］.第五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第3篇：常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一)財政穩(wěn)定與利率自由化

    麥金農(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實踐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論及其政策問題,而是一個排序問題,尤其是在未能夠實現宏觀經濟穩(wěn)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對稱普遍存在于信貸市場之中,而資金稀缺又是發(fā)展中國家最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貸配給在發(fā)展中國家是最為常見的現象。如果在宏觀經濟不穩(wěn)定之際實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貨膨脹率將會使得事后方可以實現的存貸款實際利率變得愈發(fā)難以確定。在事后實際利率不確定的情況下,銀行為了吸收存款,必將提高名義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將會誘發(fā)銀行從事較高風險的投資,從而加劇了銀行自身的道德風險,銀行道德風險的加劇反過來則會誘發(fā)存款人的逆向選擇行為,兩者相互作用,最終將導致銀行的名義存款利率的嚴重偏高、存款供給減少和銀行信用危機。從銀行自身來說,由于高的通貨膨脹率導致貸款事后實際利率的不確定性以及嚴重偏高的名義存款利率,為使其貸款事后方可實現的實際收益不至于下降,銀行必將提高名義貸款利率。而名義貸款利率的提高不僅會導致申請貸款者平均質量的下降和逆向選擇行為的加劇;同時也會誘發(fā)和加劇借款人的道德風險以及借款人拖欠與破產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見,在一個存在信息不對稱和成本的信貸市場中,伴隨通貨膨脹和貸款利率的提高,銀行的成本將上升,實際收益將可能下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將加劇,最終將會導致銀企債務危機、銀行恐慌與金融危機。

    正是由于宏觀經濟不穩(wěn)定與違約風險之間存在正相關,故而對發(fā)展中國家而言,內部價格水平的穩(wěn)定是獲得金融實際利率高增長而又不至于引起嚴重金融恐慌和崩潰等過度風險的一個必要條件(麥金農,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將會加劇發(fā)展中國家金融同業(yè)之間的價格競爭和非價格競爭,使得金融部門的贏利空間縮小和競爭成本上升,由此會引發(fā)銀行部門的不良資產的比例和信貸市場上的道德風險加劇,再加之金融監(jiān)管改革滯后或放松和政府隱性存款保險的存在,從而使得發(fā)展中國家出現嚴重的銀行過度放貸和企業(yè)過度借款的現象,加劇了發(fā)展中國家的金融脆弱性,誘發(fā)了銀行危機(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財政穩(wěn)定與資本項目的開放

    麥金農(1997)指出,在宏觀經濟不定情況下,發(fā)展中國家必須實行有效的匯率管理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以確保政府增加稅收、維持經濟穩(wěn)定。如果政府在宏觀經濟不穩(wěn)定的情形下放開資本項目控制,必然將會產生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和貨幣替代問題,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縮減和通貨膨脹率的相應提高,從而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fā),故而主張資本項目開放是經濟市場化的最后一步。

    貨幣危機理論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當一國宏觀經濟不穩(wěn)定時,資本項目的開放將會使其貨幣受到國際游資的攻擊,引發(fā)貨幣危機。貨幣危機理論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認為,由于發(fā)生危機國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寬松貨幣政策使得信貸規(guī)模以一定的速度擴張,故而導致經常項目的赤字,由此而引發(fā)政府國際儲備的流失,當國際儲備減少到某一個最低水平時,投機者必將對其貨幣發(fā)生攻擊,從而造成其匯率體系的崩潰。因此,貨幣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匯率政策和赤字融資政策之間內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動性困難、集體行動、羊群行為以及道德風險等諸多問題在金融市場中的存在,則會進一步加劇和惡化貨幣危機。

    貨幣危機理論是從國際資本流動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貨幣危機的成因,而貨幣替論則從資產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觀經濟不穩(wěn)定的情況下,資本項目的開放則會引發(fā)嚴重的貨幣替代現象,同樣也會引發(fā)貨幣危機。貨幣替代是指在開放經濟和貨幣可兌換條件下,由于本幣貶值使本國居民對本幣失去信心,從而產生本幣的貨幣職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國貨幣所替代的現象。拉丁美洲、前蘇聯以及東歐等在其金融自由化歷程都發(fā)生過不同程度的貨幣替代現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國家的" 美元化"現象最為典型。貨幣替代不僅使得這些國家的匯率出現頻繁的波動和通貨膨脹現象的加劇,同時也嚴重地削弱了這些國家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首先,由于貨幣實際收益率等于名義利率減通貨膨脹率,故而匯率水平高低則取決于兩國的貨幣供給、名義利率差異和通貨膨脹率差異。若兩國貨幣的名義利率不變,那么兩國通貨膨脹率的差異將決定匯率水平的變化,故而可以將兩國通貨膨脹率差異視為匯率的預期變化,因此,財政不穩(wěn)定和高的通貨膨脹率所引發(fā)的嚴重的貨幣替代則會加劇匯率不穩(wěn)定。其次,貨幣替代將使一國貨幣量變得難以估計,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銀行試圖通過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國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經濟主體的預期通脹率將會上升,故而會立即將部分增加的貨幣余額轉換為幣值穩(wěn)定的外幣,貨幣替代必將削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貨膨脹期間,由于外幣資產的存在提供了一種高效廉價的逃稅方法,貨幣替代的存在將會降低國內居民本幣的需求量,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減少。若要彌補因貨幣替代所導致通脹稅收入的損失,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通貨膨脹率。由此可知,兩者博弈的最終結果是貨幣替代進一步加劇了一國通貨膨脹率水平及其發(fā)生的頻率。

    二、中國財政現狀及其穩(wěn)定性狀況分析

    (一)中國的財政現狀

    中國的稅收制度歷經了多次重要變革,總的來看,自1994年之后,中國財政狀況有所好轉,徹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持續(xù)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實現了"兩個比重"同時提高的1994年稅制改革目標,國家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見表1和表2)。但自 1994以來,中國財政支出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故而財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同樣保持上升的態(tài)勢(見表1),結果導致了財政赤字逐年擴大,尤其是近幾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來從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為299.22億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億元/年,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 2.75倍。為了考察中國財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頭以及中國財政增長的原因,筆者在此將財政赤字在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進行了分解,同時考察了財政債務收入分別占財政收入和GDP 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止跌回升。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1994分稅制改革的結果,但在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卻是財政債務收入和國內債務收入的急劇攀高(見圖1)。可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撐是財政的債務收入增加和非稅收收入的增加。據統(tǒng)計,在1978年,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和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別為11.16%、 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別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國當前的財政收入統(tǒng)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因此中國的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國際同類比重高。)。

    資料來源:歷年的《中國統(tǒng)計年鑒》,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資料出處的皆來自于歷年的《中國統(tǒng)計年鑒》。

    第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現了明顯的好轉,始終在50%左右,徹底改變了1994年以前那種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嚴重偏低、中央財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職能得以加強。但中央財力狀況好轉主要由財政債務收入的增加支撐,而不是稅收收入增加的結果(注:雖然中國當前財政收入統(tǒng)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但財政的債務收入使得中央財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來源,故而使其收支狀況得以改善。)。因為中國地方政府至今尚沒有地方政府債券的發(fā)行權,故而國債收入自然而然就構成中央財政收入,并成為其財政支出的重要來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國金融機構為什么會出現日漸擴大的、正的存貸差以及中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國債實際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銀行存款的實際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和低風險性,在當前國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銀行貸款責任約束機制加強的前情形下,銀行部門理所當然地成為國債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銀行存貸差加大的背后,則是銀行部門的有價證券資產的增加。據統(tǒng)計,1995 年,金融機構購買債券余額為3064.2億元,到了1999年,金融機構有價證券和投資的余額為12505.8億元,為1995年的4.08倍。可見,中國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應該如何協調的問題應該引起有關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筆者一直認為,赤字財政政策就如同運動員所服用的"興奮劑",拉動經濟增長的成效固然顯著,但只能是一種權宜之計,否則,財政赤字貨幣化和"滯漲"現象的發(fā)生必將是難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財政不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順差逐年擴大,由1994年1152.07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億元。但是地方財政卻在1994年之后赤字驟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億元,中國財政赤字也在最近幾年快速增長。可見,中國財政赤字的主要源頭是地方財政而非中央財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擁有債券發(fā)行權而地方沒有,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中央財政收入1994年以來所占的比重始終在50%左右,而中央財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來卻逐年下降,1994年以來一直徘徊在30%左右;與此同時,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來已經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卻是逐年上升,1994以來一直徘徊在 70%左右,這種顯著的不對稱已經使得許多地方政府財政尤其是鄉(xiāng)級財政處境極度困難,出現嚴重赤字也就在所難免。

    (二)中國財政穩(wěn)定性分析

第4篇：常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近期我國財政政策的運行在受到越來越多關注的同時也面臨著較大的爭議。方紅生和張軍（2010）認為，由于財政政策或者積極或者消極的方向選擇，對財政政策效果的分析需要采用非線性研究方法，以便對財政政策效果中來自其他因素尤其是經濟周期運行階段的影響進行識別。郭慶旺和賈俊雪（2006）利用我國1998年～2004年各省財政政策和產出數據進行研究，結論認為2003年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中存在非凱恩斯效應，即財政收入變量、基本建設支出變量、文化教育科學衛(wèi)生支出具有非凱恩斯效應，行政支出變量則不具有非凱恩斯效應。郭慶旺、賈俊雪、劉曉路（2007）利用1992年～2005年的數據卻得到幾乎相反的結論，即稅收變量和財政支出變量具有顯著的凱恩斯效應。

二、 財政政策的凱恩斯效應

在凱恩斯理論中，也存在非凱恩斯效應的可能，而且非凱恩斯效應產生的途徑非常多元化。最常見的情況就是通常所說的“擠出效應”，即政府在經濟衰退時期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擴大財政支出，從而增加了資金需求，擠出了私人部門的投資和消費，進而壓縮了社會總需求，那么積極的財政政策反而可能抑制了經濟復蘇的步伐；再者，政府在經濟膨脹時期采取減少財政支出的方式來執(zhí)行消極的財政政策，那么財政支出的減少可能帶來財政盈余的提高，并通過降低違約概率抑制了利率水平，那么這種消極的財政政策反而可能促進經濟的增長。總體說來，諸多因素均可以造成財政政策調控的非穩(wěn)定性。

Perotti（1997）、Giavazzi和Pagano（1996）分別從財政政策環(huán)境背景和財政政策規(guī)模及組成等角度對非凱恩斯效應產生的原因給予了一定的解釋。首先，在跨期最優(yōu)的模型中，決策期限長短、稅收的扭曲作用、未來財政政策都有能對凱恩斯效應的發(fā)揮產生影響。考慮典型的情況：政府通過一次總賦稅來籌集資金，償還政府債務或削減未來一代人的稅收水平。在有限期問題中，私人部門的消費和投資水平會受到長期影響，但是暫時的稅收增加額要大于各期消費的減少額，所以稅收增加與儲蓄的增加保持了正向相關的關系，根據哈羅德多馬模型，與經濟增長也保持了正向的關系。但是，如果決策期限為無窮期，那么政策效果就有可能具有中性特征。如果私人部門的預期是完全的、理性的，那么稅收的增加與可支配收入完全匹配，并不受私人部門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只是資源在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的轉移。其次，決策時間范圍也很重要。Blanchard（1990）認為稅收的凈福利損失并不是稅率的線性函數。如果該函數是稅率的遞增函數，那么可能的情況是，隨著稅率的增加，福利凈損失的增長速度逐漸加快，從而使得稅收對產出的負效用可以大于稅收增加和財政支出增加所能帶來的產出增加。最后，在公眾對財政政策和財政本身的信心方面，也可能產生非凱恩斯效應。在這種情況下，稅收水平的提高會降低政府部門負債違約概率，由此會降低必要報酬率，提高經濟增長率。而財政運行情況和公眾對于財政的信任水平也是隨著時間發(fā)生變化的。當財政運行良好或公眾的信任水平有所轉變的時候，財政政策的調控結果可能出現方向性變化。

此外，預期的作用和勞動力市場因素也是產生非凱恩斯效應的主要原因。預期會將較大規(guī)模和時間持續(xù)較長的財政政策視為影響經濟人持久收入的重要原因，從而消費水平和投資水平受到了結構化的沖擊，可能導致非凱恩斯效應產生的可能。Bertola和Drazen（1993）指出，財政政策的初始條件對財政政策效果具有非常大的影響。當財政支出水平處于較高水平時，出于可持續(xù)性的考慮，財政支出變量必然要有所調整，基于私人部門的預期作用，私人部門的持久性收入水平有所上升，從而使得財政支出增加所帶來的邊際總需求為正；當財政支出水平處于較低水平時，私人部門會預期財政支出水平長期保持上升趨勢，從而減少其持久性收入水平，進而使得邊際財政政策的總需求效應為負。這也就是說，財政政策的凱恩斯效應與非凱恩斯效應取決于初始條件，即財政支出水平的高低。由于財政政策存在從高支出水平向低支出水平以及低支出水平向高支出水平的循環(huán)變化，財政政策的凱恩斯效應與非凱恩斯效應之間也存在循環(huán)往復的運動規(guī)律。在勞動力市場方面，Ardagna（2004）提供了一種非凱恩斯效應的影響機制。當政府實施積極或消極財政政策的時候，對家庭部門勞動力就業(yè)成本有可能帶來潛在的影響，包括增加或減少失業(yè)救濟、政府部門勞動力支出等，這樣私人部門勞動力供給的相對成本將有所增加或減少，從而產出水平將會減少或增加，從而體現出財政政策的非凱恩斯效應。

三、 財政政策對經濟周期調節(jié)作用

在宏觀經濟管理中，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財政政策是否具有熨平經濟周期的作用。市場經濟的缺陷體現在諸多方面的市場失靈，包括應對信息不對稱性、外部性導致的資源配資低效率、壟斷導致的無效率、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等等。其中，經濟自身運行的不穩(wěn)定是政府憑借經濟行為介入市場經濟的主要依據。同時，為了增加經濟運行的穩(wěn)定性，減少經濟波動給社會福利帶來的負面影響，也需要有政府部門適當地介入和管理。

當財政政策的凱恩斯效應和非凱恩斯效應與順周期或反周期操作方式相結合的時候，才能證明財政政策是否真正能夠起到穩(wěn)定經濟的作用。當財政政策具有凱恩斯效應的時候，如果采取反周期操作的調控方式，則財政政策具有穩(wěn)定經濟的作用；如果采取順周期操作的調控方式，則財政政策不能起到穩(wěn)定經濟的作用。同理，當財政政策具有非凱恩斯效應的時候，如果采取反周期的調控方式，那么財政政策不具有穩(wěn)定經濟的作用；如果采取順周期的調控方式則能夠取得穩(wěn)定經濟的效果。所以，需要結合財政政策的凱恩斯效應與非凱恩斯效應來討論如何針對經濟周期變化來制定和執(zhí)行財政政策，而不能認為財政政策一定要采取反周期操作才能穩(wěn)定經濟運行。如果政策方向與政策效果未能有機結合，反而可能造成加大經濟運行波動性的后果，這不僅有違政策制定的初衷，更會給社會經濟長期發(fā)展帶來不利影響。

現有文獻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經濟體制改革對我國全國和地方經濟影響的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有部分研究集中討論了我國財政政策改革對全國經濟和地方經濟的長期和短期影響。其中長期影響著重討論財政政策分散化與長期經濟增長的關系，短期影響著重討論財政政策與經濟周期和經濟波動的關系。從長期影響來看，Zhang和Zou（1998）發(fā)現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央集中化趨勢導致經濟增速下降，這給經濟體制和財政體制改革提供了負面影響的證據。但是也有研究持相反意見，比如Ma（1997）以及Lin和Liu（2000）得到了相反的結論，他們的研究認為財政體制的分散化帶動了經濟快速增長。Jin等（2005）同樣認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分散化趨勢在財政方面給省級地方政府帶來了更加強烈的預算方面的刺激，正是這種改革趨勢成為支撐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從短期影響來看，財政政策分散化管理趨勢可能會提高或降低各個省份之間經濟周期協同性水平。如果各個省份之間經濟波動性和周期性的相關性降低，那么中央政府在執(zhí)行財政或貨幣政策方面會面臨巨大的挑戰(zhàn)，因為各個省份之間雖然所處的經濟政策背景大致相同，但是會因為各自經濟周期相關性不足而出現經濟運行的分散化，即有些省份處在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而其他一些省份則處在經濟下降階段。如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降低了各個省份之間經濟周期的相關性，那么這也就意味著改革給短期經濟運行帶來了負面的影響。而長期影響的的正面效應和短期影響的負面效應需要進行一定的權衡以便為財政管理體制分散化趨勢給予全面的評價。Carmingnani和Laurenceson（2011）利用幾種不同的方式來求得省級經濟周期變動因素，他們的研究表明全國經濟周期和地區(qū)經濟周期是不一致的，地區(qū)間經濟周期的相關程度與地區(qū)間空間距離成負相關關系，即省份之間距離越大則經濟周期同步性越低。與此同時，我國財政政策方面責任和行政機構的劃分人為割裂了經濟整體性，加之立法和監(jiān)督層面漏洞較多而并不完善，地方政府在執(zhí)行所屬地區(qū)財政政策時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自我管理的權力。這樣，財政政策就有可能被地方政府用來熨平地方經濟周期波動，成為地方經濟管理的一個政策工具，而不是以全國經濟周期為基礎來進行調節(jié)。這樣的政策能否起到應有的作用取決于政策效果是否具有凱恩斯效應以及政策本身是否是逆周期調節(jié)的。

現有文獻同時也研究了高等收入國家財政政策對經濟周期波動性所造成的影響。Levinson（1998）研究了美國財政政策與經濟周期的關系，他們指出財政政策方面的約束導致經濟周期波動性的上升。Clark和Wincoop（2001）認為美國區(qū)域間經濟周期的相關性相對于歐洲國家來說更加具有同步性，并指出美國全國統(tǒng)一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各個區(qū)域間經濟周期同步性的重要影響因素。但是，如果各個區(qū)域受到的隨機沖擊缺乏對稱性，那么統(tǒng)一的財政政策不得不需要考慮經濟周期同步性下降，從而不能達到調整地方經濟運行的目標，而地方性財政政策可能被用來抵消區(qū)域經濟沖擊。Fatas和Mihov（2006）討論了以上這些不同觀點，研究了美國48個州所執(zhí)行的預算準則對財政政策效應影響，他們認為對財政政策的約束降低了經濟周期的波動性，并由此得到結論，財政政策是造成美國各州經濟周期波動性的重要來源。Kose等（2003）研究了全球化對各國經濟周期協同性的影響，研究發(fā)現財政政策增加了各個國家的經濟波動性。Fatas和Mihov（2003）以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為研究目標，討論了91個國家相機抉擇財政政策與總產出波動性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結果表明對財政政策施加一定的約束可以起到降低經濟周期波動性的效果。Lane（2003）以發(fā)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為研究對象，發(fā)現順周期調節(jié)的財政政策對總產出和收入水平的波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Darvas等（2007）在討論以上問題時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他們以21個OECD國家為研究對象，使用預算赤字與總產出比重指標的差別來衡量區(qū)域間財政離散度或趨同度。然后，他們對這些地區(qū)之間財政政策離散程度與總產出增長率相關程度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發(fā)現兩個國家間財政趨同性會有助于兩個國家之間經濟周期同步性水平的提高。

四、 經濟周期對財政政策效果影響

經濟周期對財政政策效果的影響，不僅需要考慮周期是否具有同步性，并依此考察財政政策的同步性，同時也要考慮各經濟周期階段對財政政策效果的影響。對于某一個省份來講，如果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財政政策乘數大小不同，則說明省級財政政策乘數在經濟周期之間具有非對稱性。

當前用于對財政政策乘數效應研究的方法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通過線性計量向量自回歸模型，比如VAR模型，一種是線性結構宏觀經濟模型，比如DSGE模型。VAR模型主要強調需求沖擊，利用該模型對財政政策乘數效應的研究尤其側重財政支出分類和結構對經濟的影響。但問題是該模型不能區(qū)分不同經濟周期階段政策效果的大小。同樣，DSGE模型的線性化處理簡化掉了經濟狀態(tài)的作用，利用單一狀態(tài)的反映方式和約束關系來解釋不同經濟狀態(tài)下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這些線性的研究方法需要假設經濟主體能夠在各個經濟周期之間根據實際收入的變化而平滑消費水平，擺脫信貸約束和勞動力市場所發(fā)生的變化，并且需要假定市場處于出清狀態(tài)。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當經濟處于上升周期時，家庭部門和廠商很少受到來自勞動力市場和信貸市場的約束，貨幣政策可以通過靈活的調控來影響經濟主體的行為；當經濟處于下降周期的時候，家庭部門和廠商將不得不調整自己的最優(yōu)化選擇，但是由于以上約束的存在，此時財政政策更有可能通過對這些約束的放松而擴大對經濟的影響效力。所以，在不同經濟環(huán)境下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可能是不同的。

這樣的理論分析在實證研究中也得到了初步的證實。Christiano等（2009）和Ramey（2009）的研究認為財政政策時間的選取對充分發(fā)揮政策的效力起到決定性的作用。Woodford（2010）研究表明，當經濟長期處于零利率水平并且價格和工資調整相對滯后的情況下，財政支出更有可能發(fā)揮較大的效力。Cogan等（2010）利用DSGE模型研究了美國財政政策乘數的變化，認為在2009年初之后的幾個季度乘數顯著大于1，但隨后逐漸減小到不足0.5。如果采用單一經濟狀態(tài)的線性模型，那么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財政政策乘數偏弱甚至對促進經濟增長和恢復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

第5篇：常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數學工具；本科生；宏觀經濟學；課程體系

[基金項目]2019年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改項目“雙一流背景下提升本科論文質量的實踐與探索”（2019xjyxm018、2019xjyxm025）；

2017年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改項目“高等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研究”（ww6020000020）

[作者簡介]賀俊（1965—），男，安徽淮南人，管理科學與工程博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和內生增長理論；張鉞（1994—），女，河南新鄉(xiāng)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管理學院2017級金融工程專業(yè)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324（2020）30-0223-03[收稿日期]2019-10-03

一、引言

隨著我國的經濟發(fā)展、技術創(chuàng)新和社會進步，民眾對更高層次的教育需求日益加強，同時，伴隨著國家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加深，提升高等教育水平成為一項較為迫切的要求。另外，隨著知識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為了適應社會對新型綜合性人才的需求，高校應當擔負起培養(yǎng)具有現代化知識體系、創(chuàng)新化的高素質人才。因此，高等教育體系需要做出適當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以更好地教育和培養(yǎng)優(yōu)秀人才。其中，作為高校最大的學生群體，本科生教育具有基礎性、必要性的地位，設計合理有效的本科生課程教育體系，對促進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宏觀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的主要分支之一，在經濟學的發(fā)展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宏觀經濟學主要研究社會總體的經濟行為及其帶來的結果，即研究如何使國民收入穩(wěn)定地以合適的速度增長，這表明了宏觀經濟中常見的問題如經濟波動及與此關聯的就業(yè)、失業(yè)問題，價格水平及與此關聯的通貨膨脹問題，經濟增長問題等都是宏觀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問題。對于各種經濟變量，它們之間有沒有內在聯系，一個變量的變動會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樣的方式影響另外的變量，都屬于宏觀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因此，宏觀經濟學囊括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通過觀察經濟現象、分析經濟變化、發(fā)現經濟規(guī)律，最終用經濟結論指導現實社會，宏觀經濟學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但由于我國宏觀經濟學的發(fā)展起步較晚，現有的宏觀經濟構架主要借鑒西方的宏觀經濟體系，雖然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有所取舍，但更為適用的宏觀經濟體系仍待進一步完善，這就需要更多未來學者的努力。宏觀經濟學不僅限于經濟學的范疇，隨著學科之間的交叉和發(fā)展，該學科的覆蓋面也包括了金融學、管理學、供應鏈管理等多方面，掌握宏觀經濟學的概念和知識對相關學科的本科生知識體系的構建十分必要。

與此同時，我國的本科生宏觀經濟學教育還存在一定的問題。就課程設置來說，掌握一定的數理知識和推導能力是學好宏觀經濟學的基礎，而宏觀經濟學通常與高等數學、統(tǒng)計學等課程同一學期開課，因此，現有的課程設置可能導致本科生知識儲備不完善，難以在宏觀經濟學的學習過程中全面、系統(tǒng)地理解知識點。就使用教材來講，目前本科生課程中采用的教材多為高鴻業(yè)（人大版本）的《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1]，教材內容偏重于知識點的理論闡述和舉例說明，輔以圖表說明，較少涉及到數學推導和證明。相較與此，龔六堂[2]和耕、吳付科[3]等作者的高等宏觀經濟學教材中，存在大量的數學推導和理論證明，學生只有在掌握相應的數理功底和數學工具運用能力的前提下，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而宏觀經濟學作為高等宏觀經濟學的基礎和前期準備，中間不免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斷層，本科生如果學完基礎的宏觀經濟學后再接觸高等宏觀經濟學，數理基礎較差的學生會有明顯的吃力感。因此，在現有的宏觀經濟學教育過程中，應適當加入數理內容，引導本科生運用數學工具發(fā)現經濟規(guī)律，這不僅有助于加強本科生對宏觀經濟學知識的掌握程度，也為未來學習高等宏觀經濟學打下較為堅實的基礎[4]。

本文以宏觀經濟學教材中LM曲線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為例，通過闡述圖形分析的缺陷，并列舉借助數學工具幫助解決經濟問題的優(yōu)勢，說明將數學工具引入本科宏觀經濟學教育的重要性，最后，針對我國本科生宏觀經濟學課程設置的現狀和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建議。

二、宏觀經濟學教材案例分析

貨幣政策屬于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指中央銀行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以及通過貨幣供應量調節(jié)利率進而影響投資和經濟體的行為，其目標包括充分就業(yè)、價格穩(wěn)定、經濟持續(xù)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貨幣政策的效果指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其大小受到IS曲線（產品市場均衡，投資等于儲蓄）和LM曲線（貨幣市場均衡，貨幣需求等于供給）的斜率影響。

在高鴻業(yè)《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第十五章宏觀經濟政策分析中，關于貨幣政策效果的LM圖形分析部分，教材指出，在IS曲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LM曲線越平坦，貨幣政策的效果越差。由圖1可知，IS斜率相同，貨幣供給增加使LM曲線從L時，LM曲線較平坦時，國民收入增加較少；而LM曲線較陡峭時，國民收入增加較多。

其原因是LM曲線較平坦，表示貨幣需求受利率的影響較大，即利率稍有變動就會使貨幣需求變動很多，因而貨幣供給量變動對利率變動的作用較小，從而增加貨幣供給量的貨幣政策不會對投資和國民收入有較大影響；反之，LM曲線越陡峭，貨幣政策的效果越強。上述表述可總結為：LM曲線越平坦貨幣政策的效果越弱，實際上，這樣的結論不夠嚴謹。

根據LM曲線的表達和h的取值對斜率的作用方向相反，因此對貨幣政策的效果影響也相反。具體而言，當k不變時，h減小，LM曲線越陡峭，貨幣政策效果越好；當h不變時，k減小，LM曲線越平坦，貨幣政策效果越好。因此，教材上的表述嚴格意義上是指第一種情況，即“當k不變時，h減小，LM曲線越陡，貨幣政策效果越好”，原表述缺少了一個前提條件，即“k一定時”。

從另一個角度看，LM曲線對貨幣政策的效果影響可以從數學上得到證明。觀察貨幣政策乘數，貨幣政策乘數是從數理角度出發(fā)，對經濟等式經過一系列數學推導得出的結果。首先得出產品市場均衡條件：

-α+（1-β）y=e-dr+g（1）

及貨幣市場均衡條件：

ky-hr=m（2）

分別在控制實際貨幣供給量m和政府支出g的情況下對兩式進行微分，化簡得到財政政策乘數和貨幣政策乘數。根據貨幣政策乘數：

可知k和h的取值對乘數的作用方向相同，因此在k（h）取值一定的情況下，h（k）的減小將引起貨幣政策乘數增加，表明此時貨幣政策效果較強，與實際分析的兩種情況相符。另外，借助貨幣政策乘數，也可以直觀看出凱恩斯極端情況和古典主義極端情況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除此之外，龔六堂的高級宏觀經濟學教材中也提及針對復雜的經濟問題，應善于利用數學工具予以解決。例如，同樣在分析給定價格水平下決定利率和國民收入水平時，通過求解IS-LM曲線隱含的消費—投資函數和貨幣需求函數，可以得到均衡時的產出和利率水平。引入微分方程：

其中式（6）等號后第一項為Jacobi矩陣。然后進行Laplace變換并通過Cramer法則得到：

實際上，在解決復雜的經濟問題時，可能需要從數十個等式中得出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此時構建Jacobi矩陣使用Cramer方法給予解決相當高效，因此，借助數學工具解決經濟問題是非常必要的。

相對于數學工具，單純利用圖像來分析經濟問題可能存在較大的缺陷，不僅難以將問題解釋清楚，在遇到三維或多維問題（變量）時更是難以通過圖像表達，因此借助數學工具是較為明智的[5]。

從LM曲線與貨幣政策效果的例子可知，相較于圖像表達和分析，數學公式推導的過程更有邏輯性，結論更加嚴密。因此我們可以直觀地感受到把數學工具引入本科宏觀經濟學教育的重要性。

三、優(yōu)化本科生宏觀經濟學教育的建議

1.加快課程內容的更新。針對主要參考教材中的欠缺部分，本科宏觀經濟學教育過程中應對課程內容做出適當的更新和改進，在解決經濟問題、說明經濟規(guī)律時，除了理論闡述之外，可以引入數學工具，使用數學方法給予相應的證明和分析。通過這種改進，可以促使本科生在學習過程中加深對知識點的理解、提高對知識點的掌握能力，也使教材相關內容的結論更加嚴密和具有邏輯性。

第6篇：常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M2/GDP；貨幣政策；操作空間；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822

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兩個基本工具之一。在當前我國經濟增速放緩、市場利率水平明顯上升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如何在維護幣值穩(wěn)定、控制金融風險的同時促進經濟平穩(wěn)增長，是一個受到廣泛關注的問題。本文以中美兩國M2/GDP比例差異的成因作為切入點，探討我國當前貨幣政策的數量邊界及下一步操作取向。

一、中美兩國M2/GDP比例差異的根源

2013年末，我國M2余額占GDP的比例為194.5%，同期美國的這一比例僅為64.6%。很多人據此認為，我國出現了嚴重的貨幣超發(fā)。我們認為，如果把國民核算賬戶和金融市場兩個角度的分析結合起來，就會發(fā)現這一現象主要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兩國經濟結構特別是儲蓄率的差別，二是兩國金融結構特別是直接與間接融資比例的差別，不能簡單以此為依據判斷我國貨幣存在超發(fā)。

中國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儲蓄率極高，自2006年開始連續(xù)7年超過50%，其中2009年最高為52.6%，2012年為50.5%。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的儲蓄率相對而言非常低，即使是在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儲蓄率有了顯著提高之后，2013年總儲蓄率也只有17.8%。中國經濟總量雖小于美國，國民儲蓄總量卻已經超過美國（見圖1）。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過程，就是全社會融資的過程，其中間接融資即通過銀行體系完成的部分，就需要存款的媒介，而存款的增加在統(tǒng)計上就體現為M2的增加。類似的，日本等儲蓄率較高的國家，M2/GDP比例也較高。

另一方面，我國的金融市場到目前為止仍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美國則正好相反。2013年我國社會融資總規(guī)模17.3萬億元，其中銀行貸款為9.3萬億元，占53.8%；同期美國全社會融資總規(guī)模為15712億美元，其中銀行貸款為5446億美元，僅占34.7%。（見圖2）由于我國目前的社會融資過程仍主要通過銀行系統(tǒng)進行，所以銀行資產在全部金融資產中所占比例較高，這也相應造成我國銀行資產與GDP的比例要高于美國，反映在貨幣數據上，即導致我國M2/GDP比例高于美國。

當前關于中國經濟杠桿率的討論中，有一個常見的觀點是認為中國的信貸總量與GDP之比已超過美國等發(fā)達國家，因此中國經濟總體杠桿率已超過美國，面臨大幅降杠桿壓力。這種觀點的錯誤同樣在于忽視了融資結構的問題。2013年末，美國非金融部門的總負債高達41.3萬億美元，為GDP的2.4倍，其中銀行信貸19.2萬億，只占總債務的一半不到，其他為各種形式的債券。同期我國非金融部門總負債121.3萬億人民幣，為GDP的2.1倍，其中銀行信貸為76.6萬億。如果單純比較銀行信貸，我國經濟的杠桿率為1.3倍，略高于美國的1.1倍，但如果比較全部負債，我國經濟的總杠桿率仍然低于美國。

總之，由于廣義貨幣M2并不只是流通中的現金，而是包括了銀行存款，一個國家的M2總量就不僅與貨幣發(fā)行有關，還與其經濟結構和金融市場結構有關。使用M2/GDP比例這一指標來比較不同國家的貨幣發(fā)行，必須結合這些因素進行分析，不能簡單說M2/GDP比例高就是貨幣超發(fā)。

二、我國的貨幣存量的合理上限

如果中美兩國M2/GDP比例沒有直接的可比性，那么應該如何確定貨幣規(guī)模的合理比例呢？我們認為，要科學地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從貨幣職能角度入手，對不同層次的貨幣量作更為深入地分析。

（一）各層次貨幣所承擔的職能

貨幣的各種職能可以歸結為兩個基本職能：交易媒介和價值儲藏。通常定義的各層次貨幣，其職能并不相同。

第一，M0（現金）由于不能獲取利息，因此是完全承擔交易媒介職能的，特別是用于居民消費交易，企業(yè)交易活動中有一小部分通過現金進行。

第二，M1中非現金部分（活期存款）由于利率較低，因此也不承擔價值儲藏職能，它主要承擔企業(yè)支付和居民消費大額支付的交易媒介職能。

第三，M2中非現金部分（銀行存款）是儲蓄通過銀行轉化為投資的交易媒介。

第四，M2中非M1的部分（定期存款），由于支付利息，因此主要承擔價值儲藏職能。

不同層次貨幣在職能承擔上的邏輯關系如表1所示。

不同層次貨幣的職能區(qū)分對于討論合理貨幣總量十分重要，其中的關鍵在于，定期存款部分的主要職能是價值儲藏和投資手段，作為一種生息資產其性質類似于債券，而非現金那樣的交易媒介。當前大多數關于貨幣總量問題的分析都忽略了這一因素，從而造成結論的偏差。

（二）承擔交易職能的合理貨幣水平

本部分分兩方面進行論述。

1.關于M0的合理水平

2013年末我國M0余額為58558億元，占GDP的10.3%。從發(fā)展趨勢看，新世紀以來我國M0/GDP比例總體上呈緩慢下降態(tài)勢（見圖4），這與電子支付技術發(fā)展導致現金支付量下降有關。通常來說，現金的使用行為和周轉速度在短期內是穩(wěn)定的，如果現金數量超出適宜水平，會引發(fā)終端商品價格的上升。因此，可以通過剔除超出合理水平的通貨膨脹率來估計M0與GDP的合理比例。最近5年我國平均CPI漲幅在3.5%左右，如果參照國際通行標準把2%確定為可接受的通貨膨脹水平，那么從當前M0數據剔除這一差值（1.5%）后，其占GDP的適宜比例應為9%左右。

2.關于活期存款（M1-M0）

2013年末我國活期存款余額為278703億元，占GDP的49%。考察歷史數據可以發(fā)現，我國活期存款占GDP比例近10年來一直在45%～55%區(qū)間波動（見圖3），這說明活期存款在媒介實物交易方面的作用也是大體穩(wěn)定的。其超出合理水平的部分，相應也會引發(fā)通貨膨脹。但由于活期存款主要用于企業(yè)交易，相應的衡量通貨膨脹的指標應使用GDP平減指數。近10年我國GDP平減指數均值為4.7%，扣除這一因素后，活期存款余額占GDP的適宜比例應在45%左右。

（三）承擔價值儲藏職能的合理貨幣水平

定期存款（M2-M1）并不用于交易媒介，主要承擔價值儲藏職能，在這一點上，它與其他金融資產如股票、債券等沒有本質區(qū)別。從這個角度看，在確定定期存款總量的合理上限時，應將其與其他金融資產合并考慮。一個國家金融資產的總量應與實物資產大體相當，如果超出就會引發(fā)資產價格泡沫，不足則會引發(fā)資產價格收縮。因此，全社會金融資產的上限由全社會實物資產存量所決定，定期存款的上限需在此基礎上結合融資結構確定。

在我國，投資性金融資產主要包括銀行定期存款、股票、債券等，根據近幾年全社會融資總規(guī)模數據推算，2013年末全社會金融資產存量約為121萬億元。同時，我們運用1990年以來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投資品價格指數及折舊率數據，使用永續(xù)盤存法估算了我國的實物資產存量。在假定年均折舊率10%的情況下，2013年末按當期價格計算的實物資產存量約為140萬億元。比較這兩個數據我們可以發(fā)現，目前我國投資性金融資產總量低于實物資產存量，其增長速度大體匹配（見圖4）。從這個角度看，承擔價值儲藏和投資職能的貨幣量（定期存款）與GDP的比例也是合適的，并且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間。

根據我們的測算，截至2013年底，我國實物資產存量仍高出金融資產存量約19萬億元，以目前定期存款占社會融資總規(guī)模63%左右的比例推算，定期存款還有11.6萬億元的空間，占GDP的比例最多可以提高到155%。

（四）廣義貨幣總量的合理水平

總結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基本結論：

第一，現金（M0）存量占GDP比例應在9%左右。

第二，活期存款（M1-M0）占GDP比例應控制在45%左右。

第三，定期存款（M2-M1）占GDP比例最高不超過155%。

綜合以上三個層次的合理貨幣規(guī)模，我們認為，我國目前M2/GDP比例的上限應為210%左右（見圖5），目前的水平（194.5%）仍處于合理區(qū)間范圍內。但2008年以來這一比例提升較快，2013年上升了10個百分點以上，已經接近合理水平的上限，也應引起高度重視。

三、貨幣政策關注點應從數量轉向效率和價格

當前我國貨幣存量雖未超出合理水平的上限，但數量擴張的空間已經十分有限，傳統(tǒng)的通過擴張貨幣信貸總量來支持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模式已難以為繼。同時，由于我國貨幣為實體經濟發(fā)展提供媒介的效率還很低，應該把貨幣政策的關注點轉向效率和資金價格方面，在控制貨幣總量相對規(guī)模的情況下，通過提高金融體系運行效率來實現穩(wěn)增長、調結構和防風險的統(tǒng)一。這種“穩(wěn)數量、進效率”的貨幣政策操作方式，更加符合當前“穩(wěn)中求進”的宏觀調控總基調。

（一）貨幣數據反映出來的金融效率問題

通過分析各層次貨幣數據與主要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可以發(fā)現目前我國金融運行效率存在以下突出問題。

1.貨幣數量與價格運行出現背離

2011年以來，通過將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轉為穩(wěn)健貨幣政策，我國M2增速回落至13%～14%的區(qū)間，年度甚至月度之間的波動都很小。但與此同時，市場利率卻出現大幅波動，出現了2011年下半年和2013年年中、年末3個急劇波動的時段，在M2增速始終維持在13%以上、明顯高于GDP名義增速的情況下，短期市場利率卻從不足3%陡升至10%甚至更高的水平。這種現象說明，貨幣的增長特別是廣義貨幣的增長與實際貨幣供需之間的關系出現了失調，廣義貨幣的增長難以有效轉化為市場上的貨幣信貸供應，傳統(tǒng)的以貨幣數量為核心的調控方式已不能適應市場的變化。

2.貨幣流通速度偏低

由于M1主要承擔的是交易媒介職能，受儲蓄率等因素影響較小，因此可以直接進行國際比較。我國M1流通速度2000年以來一直在2以下，2013年僅為1.7，而美國則高達6以上，這說明我國實體經濟的資金運行效率遠低于美國。根據余永定等學者的研究，我國資金運行效率主要與實體經濟運行中的交易成本特別是企業(yè)間資金結算速度有關。①如果交易成本過高，完成交易需要等待的時間較多，特別是資金拖欠行為普遍，就會造成全社會資金流通速度的下降。

3.直接融資不夠發(fā)達

我國目前的融資結構仍以間接融資為主，特別是由于2009年以來主要依靠銀行信貸擴大全社會融資規(guī)模，導致近幾年間接融資比例不降反升。與間接融資相比，直接融資在融資匹配靈活性、差異性和融資成本上都有明顯優(yōu)勢，是提高資金配置效率的一個重要途徑。

4.企業(yè)儲蓄偏高

目前我國企業(yè)定期存款占全部定期存款的比例接近40%，美國這一比例只有不到15%。企業(yè)作為投資經營的主體，應該是整個經濟中資金收益率最高的部門和資金融入部門，而不應是大量持有定期存款的資金融出部門。我國企業(yè)定期存款比例較大，說明有相當一部分社會資金掌握在投資效率低下的企業(yè)手中，不能直接投入高收益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而是要經過銀行的高成本中介再進入實體經濟，導致了社會融資總效率的低下。

（二）提升金融效率支持實體經濟的若干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分析，在我國目前貨幣總量規(guī)模已接近合理水平上限的情況下，貨幣政策應重點通過提高金融效率來發(fā)揮宏觀調控功能，具體可考慮的措施包括：

1.貨幣政策重點要盡快從數量調控轉向價格調控

隨著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和金融創(chuàng)新的發(fā)展，傳統(tǒng)的貨幣數量與市場貨幣信貸供應之間的關系已經打破，以數量調節(jié)為主的調控方式已難以滿足實體經濟的合理資金需求，過于關注貨幣數量問題意義已不大。同時，在央行取消貸款基準利率，存款基準利率明顯低于市場利率的情況下，金融市場面臨失去利率價格指引信號的危險局面，這也是近年來多次出現市場利率大幅波動的根本原因。貨幣當局應盡快確立新的以市場利率為基礎的政策目標利率，為金融市場提供明確而穩(wěn)定的資金價格預期，并將調控重點放到穩(wěn)定市場利率水平上。這對提高經濟金融效率、防控金融風險、促進經濟平穩(wěn)運行具有重要的基礎性意義。

2.更加注重發(fā)展直接融資

進一步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有利于提高全社會融資效率，提高市場主體自主識別和控制風險的能力，并為實體經濟有效補充資本，降低杠桿率和金融風險。應擴大企業(yè)債、公司債和中期票據發(fā)行規(guī)模，降低發(fā)行門檻，增加個人投資者可直接購買的債券品種及數量。大力發(fā)展資產證券化業(yè)務，將一部分間接融資轉化為直接融資。推進股票發(fā)行市場化改革，擴大股權融資規(guī)模，大力發(fā)展產業(yè)投資基金等直接融資形式。

3.進一步提高金融領域競爭度

競爭性市場是效率的制度來源，只有進一步放松金融業(yè)競爭管制，在控制好風險的前提下提高金融領域競爭度，才能從根本上提高金融效率。應適當降低銀行業(yè)金融機構準入門檻，大力發(fā)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允許部分經營能力強的地方性銀行向全國性商業(yè)銀行方向發(fā)展，增加全國性商業(yè)銀行數量。銀行監(jiān)管要向“低準入、高監(jiān)管”模式轉變，對互聯網金融等新興金融形態(tài)，要在寬容和鼓勵創(chuàng)新的原則下制定監(jiān)管規(guī)則。

4.加強與財政政策的配合

目前財政資金流量占到全社會資金流量的30%左右，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對于提高全社會資金效率具有重要意義。應推動國庫資金管理現代化，在科學預測收支進度基礎上合理規(guī)劃資金流，盡量減少庫存現金規(guī)模，通過發(fā)行短期融資券提高國庫資金管理效率。由于國債也是直接融資的一種形式，在當前經濟增速下行、財政收入增速明顯放緩而貨幣存量仍然較高的情況下，可以采取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國債發(fā)行量。通過發(fā)行國債取得的財政政策空間，除可以用于擴大投資和轉移支付外，還可以用于進一步減稅特別是減少間接稅，以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同時，各種不同期限結構國債及國庫融資券的發(fā)行，也有助于完善國債收益率曲線，為金融市場發(fā)展和市場化的貨幣調控奠定基礎。此外，應繼續(xù)推進國有經濟改革，提高國有資本經營收益上繳比例，以提高企業(yè)部門的資金效率。

5.改善信用和支付環(huán)境

信用缺失是影響金融效率的重要障礙。應進一步加強社會征信體系建設，減少合同違約和資金拖欠行為，提高資金流通效率。加快發(fā)展電子支付技術，擴大電子支付覆蓋范圍。大力發(fā)展商業(yè)票據業(yè)務，發(fā)揮好商業(yè)銀行在便利支付和控制支付違約方面的積極作用。②

注釋：

①余永定.M2/GDP的動態(tài)增長路徑[J].世界經濟，2002 （12）。

②本文主要數據來源：國家統(tǒng)計局GDP數據，中國人民銀行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guī)模數據；美國經濟研究局GDP數據，聯邦儲備委員會資金流量表和貨幣總量數據。

參考文獻：

[1] 埃里克?林達爾.貨幣和資本理論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2] 卡爾?米爾達爾.貨幣均衡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3] 余永定.M2/GDP的動態(tài)增長路徑[J].世界經濟，2002 （12）.

[4]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布魯斯?格林沃爾.通往貨幣經濟學的新范式[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5] 本?伯南克等.通貨膨脹目標制：國際經驗[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

[6] 周俊宇，柯學良.我國M2/GDP持續(xù)走高之謎[J].國際經濟戰(zhàn)略，2011（7）.

第7篇：常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從國際經驗來看，央行通過降息避免金融危機是常見的應對措施。盡管實體經濟復蘇動力不足、長端利率上行本身已經預示了降息的必要性，但在國內流動性寬裕的情況下，央行罕見的雙降更多的具有避免金融市場動蕩持續(xù)和加劇的意味。央行再出超預期寬松政策，降息配合定向降準一方面提振市場信心，防范金融風險，另一方面繼續(xù)引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下行，鞏固經濟企穩(wěn)趨勢和防范債務風險。

我們看到，5月份工業(yè)企業(yè)利潤數據仍低位徘徊，銷售收入及投資收益均出現下滑，企業(yè)盈利短期難有改善;經濟整體溫和復蘇，但希臘退歐、新興經濟體增速下滑等風險因素亦出現積聚。整體來看內外經濟環(huán)境短期內穩(wěn)定性增強，但整體仍偏弱勢，財政及貨幣政策有望繼續(xù)維持寬松，力拓寬貨幣向寬信用的推進。同時也要看到中長期內外經濟環(huán)境仍存不確定性，保增長仍然任重道遠。

簡而言之，央媽出手，“雙降保牛”：“降息+定向降準”的組合超出了市場的預期，尤其是其中降息的成分，定向降準方面只能說基本上符合市場預期，因為市場對于6月份是否降準一直存在著爭議。當前時點進行“降息+定向降準”的政策組合有三個層面的原因：首先，救市保牛的意圖很明顯;其次，繼續(xù)寬松來鞏固經濟企穩(wěn)趨勢，降低融資成本。最后，定向降準支持三農及小微企業(yè)，這說明（1）目前流動性總體寬松，全面降準沒有必要，這個我們從今起貨幣市場利率和銀行超儲的上升能看出來，定向可以體現一些彈性和結構性;（2）我們觀察到近期匯豐PMI 就業(yè)指數的大幅惡化，指數跌到了09 年2 月份以來新低，定向三農及小微，也有一些穩(wěn)定就業(yè)的意圖，畢竟中小企業(yè)對于就業(yè)的吸納能力要強得多。

華泰證券分析稱，一個大體判斷是，整體政策將走“穩(wěn)貨幣、寬信用”路線，也就是說在貨幣囤積金融體系無法導入實體的情況下，政策會將資金落實到“項目”上。所以財政會表現的比較積極，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債務Z換會繼續(xù)快速的推進，最近地方融資平臺的融資也有放松，包括發(fā)行條件降低以及借新還舊等相關政策都在出臺。

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如何變化，空間應該是很大的，但是彈性也很大。首先，整體基礎貨幣投放維持穩(wěn)中偏松的格局，同時打開銀行信貸渠道是重點，短期內絕對不存在收緊的可能，并且從最近正回購、MLF未續(xù)作到逆回購重啟、降息降準這一轉變，說明貨幣政策很注重微調和彈性，市場上極度寬松的預期會得到一定的矯正;第二，貨幣政策將會回補財政，力求把寬貨幣落實到寬信用。

近期股票市場大幅調整已威脅系統(tǒng)性風險，融資盤平倉惡性循環(huán)可能進一步施壓股指，證監(jiān)會日前統(tǒng)籌金融機構聯合救市，并公告央行或釋放流動性間接托底股票市場;經濟整體動能偏弱，先行指標暗示需求整體疲弱，生產擴張持續(xù)性受到質疑，政策或加碼穩(wěn)增長。股市平倉盤負循環(huán)已逐漸侵蝕場外配資，預計該部分規(guī)模仍有8000億元左右，繼續(xù)下跌或進一步危及兩融和收益互換等場內配資，該部分配資超過20000億。杠桿融資上的股市下跌或引發(fā)金融體系呆壞賬的出現，非銀金融機構或首先受到威脅并逐漸傳遞到銀行體系。因此救市政策密集出臺嚴控系統(tǒng)性風險。

當前總需求疲弱或拖累生產擴張，政策仍需加碼穩(wěn)增長。6月份PMI與5月持平為50.2，本月傳遞的主要信號在于總需求的疲弱，由于經濟下行期風險偏好收縮，我們認為企業(yè)在沒有看到總需求的確定性擴張時，生產活動也將時刻面臨收縮的風險。行至年中，經濟在低位出現穩(wěn)定跡象，但目前來看保增長的壓力仍然較大，總需求管理政策仍需加碼推進。宏觀政策層面一方面會保證貨幣政策的繼續(xù)寬松，緩釋債務風險為企業(yè)減負，另一方面更多的依靠地方融資平臺支撐財政政策的擴張，力拓寬信用。在防控系統(tǒng)性風險的前提下，力保增長的底線，我們預計后續(xù)會有更多的穩(wěn)增長政策跟進。

國泰君安強調，7月5日央行給證金公司提供流動性傳遞出的最重要信息是：救市升級。行政決策層級從監(jiān)管層升級到國務院，跨部際合作。資金來源從監(jiān)管層和匯金升級到央行。這類似平準基金，隱含無限量。央行為證金公司提供的流動性是基礎貨幣，隱含無限量，直到達到政策目標為止，類似平準基金。股災貨幣化，類似債務貨幣化。

當前要力保 2萬億兩融。證金公司主要經營范圍之一是“為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業(yè)務提供轉融資和轉融券服務。”意味著2萬億兩融平倉壓力緩解。至于傘形信托是否在流動性支持范圍內未明確。此外，會否直接出手購買股票尚待明確。證金公司主要經營范圍之二是“運用市場化手段調節(jié)證券市場資金和證券的供給。”意味著證金公司可通過券商或自己直接出手購買股票。當前股災的關鍵是信心和流動性的喪失，救市的關鍵是恢復信心和流動性，中斷呈幾何級數形成的拋壓鏈條傳導，防止股災到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蔓延。

上海證券表示，從宏觀經濟面來看，此次央行推出降息降準這樣的“大招”超市場預期。此次降息降準更多表達了政策對于“股災”及時給力的維穩(wěn)應對態(tài)度，在流動性方面，對穩(wěn)定市場對于貨幣政策繼續(xù)保持寬松的預期正面作用顯著。融資盤強平導致的多殺多負面循環(huán)有望緩解。

在市場影響的判斷上，大方向上維持A股市場流動性供求格局的蜜月期已經過去，但牛市“三驅”仍在的判斷。619和626暴跌都是了揭開牛市第一波進入下半場的序幕。此次中期調整的級別，無外乎是針對2月9日3049―6月12日5178上升周期的調整3（4）;或是去年7月4日2038―6月12日5178上升周期的調整（大四浪）。這兩種不同級別的技術調整均指向牛市未結束。在具體的甄別上，根據年中策略中重點指出的滬綜指4500-4600區(qū)域是2015年重要的成本支撐與成交密集區(qū)，滬綜指在4500-4600區(qū)域下方停留時間越久，則后一種更大級別調整的可能性越大。目前看來本次中級調整為針對去年7月4日2038―6月12日5178上升周期的較大級別調整，基本可以定局，未來市場將面臨3800-4600點區(qū)間歷時3-6 個月的中期箱體形態(tài)的調整整固周期。619和626暴跌是俯沖探明該中期箱體首次低點的過程。降息降準有利于快速抑制市場恐慌情緒，但不會改變市場的基本趨勢結構。

策略建議方面。具體而言，在降杠桿、調結構的過程中，在行業(yè)與主題維度上，依然看好中國制造2025或央企整合外延驅動，以及新興產業(yè)人臉識別與無人駕駛兩個領域的投資機會;在趨勢與結構維度上，重點強調回避強勢股，關注跌出來的機會;在風格維度上，中期看均衡，短期如果“供求蜜月已過”成為市場共識，小盤股具備更多跌出來的機會。短期可重點考察大金融、地產板塊在降息降準利好推動下的表現，并建議在市場反彈震蕩過程中，依據上述線索進行減倉調倉操作。

第8篇：常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受金融危機影響，貿易保護主義開始顯現。美國財政部長蓋納在候任期間曾指責我國操縱人民幣匯率，這與布什政府拒絕認定我國為匯率操縱國的態(tài)度顯著不同。但美國當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機、擺脫經濟衰退，而人民幣匯率制度安排總體上有助于美國達到這一目的，起碼不悖于這一目的。因此，新一屆美國政府在危機中應不會對人民幣匯率制度采取實質性的對抗行動，從擺脫實體經濟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幣大幅升值對美國縮小貿易逆差不會產生實質影響。當前以中美貿易差額為代表的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根源于美國有較大的儲蓄缺口(儲蓄不足)，而包括我國在內的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則有較大的投資缺口(儲蓄過剩)。從全球經濟平衡的角度來看，擁有較高儲蓄率的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是集體性地被迫與儲蓄率較低的美國保持貿易差額關系。顯然，這種失衡根源于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即使人民幣大幅升值至我國對美貿易順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鑒于美國的儲蓄率在短期內難以提高，其貿易逆差將依然存在，只不過轉變?yōu)閷ζ渌麌业哪娌疃选Ｉ鲜兰o70年代末期以來，美國的貿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貿易順差對手國順次由日本轉變?yōu)椤皝喼匏男↓垺薄ⅰ皝喼匏男』ⅰ保缓筠D變?yōu)槲覈选?/p>

從擺脫金融危機的角度看，人民幣大幅升值并非美國解決金融危機的出路。近期，西方學術界流傳著一種“禍水東引”的謬論，即將人民幣匯率制度與美國次貸危機直接聯系起來。認為人民幣匯率低估是我國對美貿易順差的主要成因，我國將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投資于美國國債，這壓低了美國長期利率，進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國金融創(chuàng)新并使其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最終引發(fā)了次貸危機。大量事實表明，金融發(fā)展和風險認知之間的不匹配才是當前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金融創(chuàng)新和金融發(fā)展不斷深入，盡管金融風險認知在同一時期也有進步，但明顯滯后于實踐的需要。金融發(fā)展和風險認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穩(wěn)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機構內控、市場紀律和金融監(jiān)管的效率下降與此均有密切關聯。從這一視角看，次貸危機爆發(fā)具有必然性，它與人民幣匯率制度沒有必然聯系。

事實上，維持現有包括人民幣匯率制度在內的中美經濟模式，對美國化解金融危機是有利的。當前，美國政府在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同時展開行動來化解危機。在實體經濟領域，美國主要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來穩(wěn)定經濟增長;在金融領域，美國主要通過金融機構救助、收購金融機構有毒資產、為市場提供流動性三種方式來穩(wěn)定金融系統(tǒng)。美國的危機化解方案需要耗費大量資金，這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大量發(fā)行國債。在美國國債投資需求中，外國投資者的地位舉足輕重。2008年，美國政府凈發(fā)行國債1.47萬億美元，其中外國投資者就購買了7720億美元。中美之間的經濟交往模式以人民幣“軟”釘住美元、我國對美保持大量貿易順差和我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為主要特征，這一模式有助于美國籌集資金、穩(wěn)定國債市場。應當說，危機加強了中美經濟模式的“捆綁性”，即我國需要美國市場實現勞動力就業(yè)，美國則需要我國的資金來穩(wěn)定其金融系統(tǒng)。破壞這一模式的穩(wěn)定性，對中美雙方都沒有好處。

二、金融危機不會根本威脅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

次貸危機爆發(fā)后，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問題引起國人廣泛關注。部分國內學者認為，美聯儲向金融體系不斷注入流動性，使得美國未來經濟發(fā)展面臨巨大的通貨膨脹威脅，我國外匯儲備也極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損失，人民幣匯率制度應該加速彈性化改革。為應對危機，美國貨幣當局不斷放松其貨幣政策。美聯儲的最初反應是，通過更積極的儲備管理使短期貨幣市場利率與目標水平一致。隨后，為緩解定期貨幣市場和回購市場的壓力，美聯儲延長了銀行再融資期限，擴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對手的范圍，擴大了證券融資范圍。鑒于金融市場混亂還在繼續(xù)且實體經濟出現衰退，美聯儲迅速調整了其貨幣政策立場，將聯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內由5.25%下調至0-0.25%。在缺乏利率下調空間的情況下，美聯儲開始實施所謂“數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即貨幣政策直接關注貨幣投放數量而非利率。從貨幣供應量的角度看，以上貨幣政策操作并無特別之處，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向市場注入流動性。當面臨通貨膨脹時，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出售其當前購買的國債和其他類型金融資產以收縮流動性。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在美國這樣一個貧富較為懸殊而又實行議會民主的國家，美聯儲不可能為了損傷我國外匯儲備價值而故意推動通貨膨脹。轉貼于

主要是發(fā)達國家金融自由化和發(fā)展中國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機性貨幣需求的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流動性膨脹對通貨膨脹的壓力。全球在次貸危機中投放的大量流動性在危機后大部分不會直接進入實體經濟，它們中的絕大部分極有可能是從謹慎狀態(tài)轉為投機狀態(tài)，這為全球收縮流動性提供充裕的反應時間。我國沒必要進行大的儲備幣種結構調整。反而，由于我國在美外匯儲備數量較大，任何急切的幣種結構調整很可能會因交易成本過高和外匯市場的博弈性反應而損害我國外匯儲備的價值。例如，如果我國迅速將美元國債儲備轉換成歐元儲備，則大量拋售很有可能會使美元國債收益率迅速上升，這將導致我國繼續(xù)持有的美元儲備的貼現值下降。更何況，在當前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于首位。

三、不宜采用人民幣大幅貶值來擺脫當前經濟緊縮

關于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論界存在很大爭議。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應該有利于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從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看，人民幣應該大幅升值。保持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快速增長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根本目標，包括人民幣匯率政策在內的一切宏觀調控政策都須以此為最基本的出發(fā)點。換言之，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應該首先有利于實現國民經濟增長的總目標，其次才能考慮平衡國際收支。

次貸危機爆發(fā)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劇烈下滑，對外出口和投資的增長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于投資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導致的，此輪我國經濟緊縮可以歸為外部需求沖擊型的經濟緊縮。為保持經濟增長，我國政府及時有力地出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匯率政策領域，我國迄今為止尚未采取大的舉措。我國是否應當采用人民幣大幅貶值來擺脫當前經濟緊縮，這也是我國匯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世界貿易組織的統(tǒng)計表明:全球真實GDP增長率從2007年的3.5%下滑為2008年的1.7%，其中，除了中東的真實GDP增長率上升了0.2%，北美洲、中南美洲、歐洲、獨聯體、非洲和亞 洲的真實GDP增長率分別下滑了1.0%、0.9%、1.8%、2.9%、0.8%、1.0%和2.9%;全球真實商品貿易增長率從2007年的6%下滑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歐洲、獨聯體、非洲、中東和亞洲的真實商品出口增長率分別下滑了3.5%、1.5%、3.5%、1.0%、1.5%、1.0%和7.0%。全球真實GDP和真實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縮表明，在所有導致我國出口緊縮的原因中，貿易對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于首位。

在人民幣“軟”釘住美元的匯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對日元和歐元大幅升值，間接推升了中國的實際有效匯率。可以講，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相對穩(wěn)定在危機期間惡化了我國的貿易條件，中國當前具有人民幣貶值的潛在動力。

第9篇：常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信貸渠道；貨幣政策傳導；貨幣需求；商業(yè)銀行

中圖分類號：F8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07)04-0034-03

雖然目前學界已有多篇經典文獻證明了貨幣傳導機制中信貸渠道的存在，但是在實證分析上卻難有定論。分析其原因是在于互反的因果關系或者內生性的存在。經濟學家通過計量模型很難區(qū)分商業(yè)銀行信貸規(guī)模變化與產出變化之間的前后因果關系，是由于信貸規(guī)模的變化引起了產出對此的反應，還是信貸規(guī)模的變化正好是其自身對產出變化的回應，更或者是兩者皆有。其次，即便通過計量模型確定了信貸規(guī)模對產出的沖擊影響大小，我們也很難區(qū)分其中到底多少是由傳統(tǒng)的貨幣渠道引起的，多少是由信貸渠道引起的。國內，王振山、王志強(2000)顯示信貸渠道是我國貨幣政策的主要傳導途徑，而貨幣渠道的傳導作用則不明顯。李斌(2001)顯示信貸總量、貨幣供應量與貨幣政策目標變量都高度相關，但前者相關性更大一些。王雪標、王志強(2001)顯示貨幣政策通過貨幣和信用兩個渠道同時影響經濟，但無法區(qū)分哪一個更重要。以上分析存在一些先天不足之處。比較明顯的是，通常使用單方程回歸分析，這種分析方法首先不能避免前文提到的互反因果關系問題，同時分析中對于各種進入方程的變量選擇較為主觀。而在對于信貸規(guī)模和產出變化之間的因果關系分析中，過分依賴Granger檢驗，在檢驗過程中對于序列滯后期的選擇也有一定的隨意性。值得注意的是，其實從統(tǒng)計實質而言，Granger檢驗并不完全證明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另外，對于待分析數據序列的平穩(wěn)性假設等也不太符合實際情況，上述幾點原因導致分析結果的可信性受到懷疑。

本文嘗試使用Driscoll(2003)的基本思想，通過構建一個分省的宏觀模型，使用數學方法直接消除傳統(tǒng)貨幣渠道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以上海市為例，實證分析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信貸渠道的作用。

一、一個分省的信貸渠道模型

Driscoll(2003)提出了一個將整體經濟加以劃分，使用州為單位驗證信貸渠道的新方法，該方法可較好校正互反因果關系及信貸渠道具體影響效果問題。根據他的思想，本文將構建一個以上海市為分析目標的框架，討論信貸渠道在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作用。

1．主要思路。

我們將全國這個經濟整體看成是由若干個小型的經濟體組成的，這些小型經濟體可以是省，可以是區(qū)域，他們是開放的，而且采用固定匯率制度，因為一國的貨幣幣值在國家范圍內是一定的。那么對于這些單個的小型經濟體來說，如果他們內部存在貨幣政策傳導的信貸渠道，那么對其產生影響的個別特定貨幣需求沖擊，必將引起其自身的信貸規(guī)模變化進而影響投資和產出。或許這個思路可以說只能驗證局部信貸渠道的存在，但是其實若上述模型真實有效，我們就可以較容易地通過加總的方法將這個模型衍生推廣到整個國家范圍。

Driscoll(2003)以州為單位對美國進行了實證分析。由于分析數據獲得受到限制，本文以上海為分析目標，將中國分為兩個區(qū)域上海和上海以外區(qū)域。那么，若當前在上海發(fā)生了一個特定的貨幣需求沖擊，在特定的總產出和利率水平下，居民自然傾向于持有更多貨幣，由于整體利率水平對于上海而言外生，人民幣幣值在國內一致，這樣就導致全國除上海以外其他地區(qū)的貨幣流入，上海的實際貨幣存量增加。如果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只有傳統(tǒng)的貨幣機制起作用，那么本次貨幣需求沖擊對上海經濟的影響就到此為止了，由于利率水平未發(fā)生變化，因此產出水平將維持原有水平。但如果同時存在信貸渠道傳導機制，那么隨著實際貨幣存量的增加，必將引起銀行信貸規(guī)模的增加而引起投資增加，最終將引起產出增加。這也是整個模型的理論基礎。

2．模型。

設定整個國家只有一個貨幣政策制定機構，即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當局可以通過貨幣政策工具改變整個社會的貨幣供應總量，但不能具體改變某個地區(qū)的貨幣供應量；居民對貨幣資產的選擇可以是銀行存款m或是債券b；對于銀行存款m全國使用統(tǒng)一利率r，而對于債券b的利率rb兩個地區(qū)可能互有不同。

Driscoll(2003)假設正好與本文相反，他假定銀行存款m利率r在不同的州可能不同，而債券b的利率rb則全國一致。這種假設是不符合目前我國實際情況的，根據我國現行商業(yè)銀行法，由于利率市場化并沒有真正實施，除大額外匯存款商業(yè)銀行可商定存款利率外，人民幣利率均實行同一利率。而我國商業(yè)債券利率則根據發(fā)債企業(yè)經營規(guī)模、信用等級及其他因素而各有不同。本文針對上述情況，對模型的前提假設進行的相應的修改，以符合我國實際情況。

貨幣需求方程表示為：

其中上海i=l，其他地區(qū)i=2，εit表示特定地域貨幣需求沖擊。全社會總產出按消費法核算時司大致分為消費、投資、政府支出及凈出口。假設投資為商業(yè)銀行貸款利率rL及債券利率rb的函數，政府支出為系統(tǒng)外生，凈出口為匯率及產出水平的匪數，則總需求方程表示為：

其中Zit表示可能由財政政策變化等因素引起的總需求沖擊。這里假設商業(yè)銀行貸款利率可由于地區(qū)不同而發(fā)生變化，這是因為目前我國實行的商業(yè)銀行普通貸款利率規(guī)定，各類信貸業(yè)務利率下限為中央銀行公布的同期貸款基準利率下浮10％，而利率上限則沒有規(guī)定。事實上目前信貸市場利率根據相關因素各有不同，在資金相對充裕，銀行業(yè)競爭較為激勵的地區(qū)，為取得競爭優(yōu)勢，商業(yè)銀行多采用利率下浮的優(yōu)惠手段來招攬規(guī)模較大的優(yōu)質客戶和發(fā)展前景較好的項目。相反，在資金供應較為緊張，銀行業(yè)仍保持相對寡頭壟斷的市場，或對于規(guī)模較小，風險相對較高的客戶，商業(yè)銀行完全可能采用利率上浮。目前對于上海而言，作為中國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資金存量較大，銀行業(yè)競爭已十分激烈，各行對于大型企業(yè)和優(yōu)質企業(yè)一般都已實行同期基準利率下浮10％的人民銀行利率下限，上海整體利率水平處于一個較低的位置，這一點和臨近的江蘇、浙江兩省存在較大的區(qū)別，江浙兩省由于民營經濟發(fā)展迅速，資金需求旺盛，同時由于中小型企業(yè)信貸占比較高，故一般商業(yè)銀行信貸利率基本采用基準利率甚至采用上浮利率。基于這種情況，我們這里假設兩個地區(qū)間商業(yè)銀行貸款利率是有區(qū)別的。就商業(yè)銀行而言，其信貸供給可以寫成：

其中Wit表示模型外影響信貸供給的其他因素。信貸需求可以寫成：

其中Vit幾表示模型外的信貸需求沖擊。為了分析的便利再假設

。同時假設各地區(qū)商業(yè)銀行的信貸規(guī)模與其存款規(guī)模正相關。對此我們注意到，受到商業(yè)銀行跨區(qū)域發(fā)放貸款以及跨區(qū)域調動存款等情況的存在可能導致該假設被弱化。但從目前我國實際情況來看，商業(yè)銀行一般在省一級分行即開始要求資產、負債水平相對平衡，事實上大規(guī)模的跨省區(qū)調動資金的情況并不常見。此外，大型跨省區(qū)的異地項目信貸，出于對項目運營和資金監(jiān)管的考慮，商業(yè)銀行也多采用由本地主貸行與項目所在地行組成行內銀團貸款或系統(tǒng)內聯合貸款完成，因此上述假設還是可以接受的。該模型還可進行數學處理：

其含義表示，在首階段回歸過程中信貸規(guī)模將由貨幣需求擾動回歸得到，可首先檢驗信貸規(guī)模是否受到貨幣供給波動的影響，即存款的變化是否引起貸款相應變化，而信貸渠道如果存在則隱含了上述回歸方程有意義的前提假設。

二、實證分析：以上海為例

對于產出水平選用國民生產總值GDP現值；價格水平選用消費價格指數CPI環(huán)比數；貨幣供應量采用M2剔除M0；全國貸款利率采用中央銀行公布的一年期基準利率，由于未能獲得上海市金融機構利息收入具體數值，根據中國工商銀行內部數據。按市場份額大致估算了上海市貸款利率水平；銀行貸款規(guī)模采用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根據歷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上海市統(tǒng)計年鑒》及其他資料，獲得上述口徑1990至2005年數據序列，使用對數法得到相應的增長率序列。

對于式(5)估計結果為：

考慮到本次分析中數據混和性的特點，在二階段OLS回歸過程中對于每個變量加入2個滯后期，回歸結果為：

結果顯示，εit系數統(tǒng)計結果顯著，即對于上海市而言，某個特定的貨幣需求沖擊在統(tǒng)計上能顯著引起該地區(qū)信貸規(guī)模增長。

結果顯示第二階段的回歸中，上海市信貸規(guī)模增長對產出而言統(tǒng)計上并沒有產生特殊的影響，提示貨幣政策傳導中上海市的信貸渠道并不明顯。

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