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性貨幣政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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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一般性貨幣政策范文
我國運用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治理經濟過熱已取得初步成效，但進一步緩解經濟過熱局面還需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配套。因為目前最大的問題是產業結構不合理，這不是一般的調節貨幣供應量能解決的，而是要將過熱產業中的貨幣引導到偏冷但有發展空間的產業中去。同時我們應該將央行干預經濟的指標廣而告之，讓經濟主體把經濟活動的規模控制在央行認可的范圍內，而不是在經濟過熱之后再使其降溫。
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通過利率和貨幣供應量影響整體經濟，它勢必在將過熱的產業壓下去的同時，使偏冷的產業變得更冷。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則可改變貨幣的流向，避免這種現象的發生。可選擇建立差別貸款利率和差別貸款限額機制。其方式是，在目前央行決定基準利率并允許商業銀行在一定范圍波動的基礎上，央行再對已經過熱行業的貸款利率提高若干個百分點。這樣做不同于目前實行的浮動貸款利率，因為浮動利率的決定權在商業銀行，而差別利率的決定和實施權在央行，央行認為哪個行業過熱就可以要求商業銀行對哪個行業實行高利率貸款。因為央行地位超脫，不會受利益驅動而對過熱行業實行低利率貸款。如果差別利率還不足以遏制某些行業的過熱，央行則可以要求商業銀行限制甚至停止對這些行業的貸款。這樣做可以避免一般性貨幣政策“一刀切”，拖累其他沒有過熱的行業，總體利率水平和經濟運行狀況都可保持相對穩定，并有望緩解長期困擾我國的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
央行還可以嘗試做的另一項基礎工作是事前編制和公布重要行業的經濟熱度指數。讓公眾知道管理層期望的經濟熱度和進行干預的經濟熱度，告知商業銀行和企業應在央行期望的指標范圍內運作。以往的做法是在經濟已經過熱的情況下，大聲疾呼調控，卻沒有把相關的一切事先公布于眾，結果難免是經濟主體事前一路狂奔，突然遭遇央行的“急剎車”，盡管經濟可以降溫，但是“經濟趔趄”的成本難免過高。央行公布調控目標可以使公眾形成保證政策生效的理性預期，經濟主體不會輕易再冒被央行打壓的風險，即便在貨幣供給過多或利率偏低的情況下，也不會不適當地擴大借款和投資的規模。事前公布央行干預經濟的指標，還能縮短央行事后與其他管理部門溝通協調、達成共識的時間，提高貨幣政策的效果。
第2篇：一般性貨幣政策范文
首先,財政性存款分開管理的環境及意義已發生變化。區分財政性存款與一般性存款應該說是特殊歷史時期采取的一種特殊措施。在我國經濟發展時期,資金需求旺盛,信貸管理相對松懈,只要能吸收到,不論什么資金,基本上就會用來發放貸款。當時中央銀行的貨幣調控手段也非常單一,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遠沒有現在這樣得心應手,金融監管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金融秩序比較混亂。在那種情況下,金融機構無疑會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吸納一切資金。財政撥付的行政事業機關、團體的存款及基本建設存款、部隊存款等及金融機構的各項預算收入、預算內外存款等,金融機構是不需計付利息的,是一種財政無償資金,對這部分無成本資金,各金融機構更熱衷吸納。將這部分資金分開,將其閑置的資金收繳上來由中央銀行掌握,更有利于中央銀行進行調控,因此財政性存款與一般性存款的分開管理,這在當時是一項非常有效的調控措施。但隨著金融機構經營理念的改變,信貸管理措施的加強,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不再亂發貸款,資金緊張的局面已大為改變,金融機構資金基本上都有富余,很少會轉移或造假去占用有可能受到監督管理機關處罰的財政性存款,即使有時未按財政性存款管理的相關規定繳存,也只是由于經辦人員業務不熟悉或工作失誤而導致。此外,隨著中央銀行調控經驗的積累,中央銀行調控貨幣政策的工具更多,調控的效果也更為有效。所有這一切均說明,目前區分財政性與一般性存款的環境和意義已發生了徹底的改變。
其次,是財政性存款在辦理過程中還存在不少問題,影響了財政性存款的規范管理。
一是政策掌握不準,漏繳少繳現象時有發生。近幾年,由于人民銀行及各金融機構改革力度較大,人員變動頻繁,業務街接不暢,導致繳存款政策掌握不準確,少、漏繳的現象時有發生。如2009年3月3日,某中國銀行支行辦理上旬財政性存款業務時,報表顯示的“8532應收(付)國債款”科目余額為576,908.30元,但該行未將其納入繳存科目,漏繳了577000元;2009年2月24日,某農業銀行支行報表上對應的應繳科目合計金額為20,701.52元,按100%繳存比例及四舍五入的要求,該行此旬應繳財政性存款金額為21,000元,但該行只繳了20,000元,少繳1,000元。
二是查、處、督脫節,影響繳存款政策的有效執行。目前基層央行管理財政性存款的模式是:由營業部門對財政性存款的進行審核辦理,由貨幣信貸或會計財務部門進行現場檢查,由事后監督中心進行監督。對日常業務中少繳、漏繳的財政性存款,營業部門不能按規定直接進行處理,而只能根據少、漏、遲繳金額及日期,抄送清單給貨幣信貸部門進行處理,由中支法律部門進行把關。這種涉及多個部門,查、處相互分離的模式,由于每個部門站的角度不同,政策把握的寬嚴程度不一,處理沒有嚴格落實,導致違規行為難以得到有效制約,貨幣政策難以得到嚴格執行。此外,經過長期的人員變動及繳存款范圍的多次調整之后,各金融機構及人民銀行的經辦人員對繳存款的基本原則及范圍大部分“一知半解”,應納入而未納入、個別金融機構甚至故意轉移財政性存款、制作假報表的情況也未完全杜絕。而人民銀行隨著職能的轉換,對各金融機構的檢查已很少進行,職能部門之間也相互推諉,對各金融機構是否按文件規定將財政性存款納入了繳存款科目、報送的繳存余額表及月末日計表是否準確都心中無數,導致一部分財政性存款可能誤入一般性存款。
三是報送的報表不規范,增加了審核工作量。目前各金融機構繳存財政性存款時報送的報表五花八門,有的是“業務狀況表”、有的是“日計表”、有的報表只到了一級科目,有的則到了二級科目。另外,目前工商銀行實行扁平化管理后,城區支行財政性繳存款歸口城區分行統一繳存,但由于系統開發時未考慮周全,城區分行無法打印城區所有支行的匯總報表,只好采取將城區所有支行的報表收齊后全部報人民銀行,人民銀行在審核財政性存款時,必須逐個支行、逐個科目對報表進行審核,然后將分散的城區支行報表繳存款科目余額進行匯總后才能進行核對,無形中增大了審核的工作量。
四是繳存科目名稱與代碼重疊,容易產生混淆。目前部分金融機構的財政性存款科目名稱與代碼存在重疊,如中國銀行的“8531、8532、8533”的科目名稱均為“代收(付)國債款”,導致實際工作中極容易只將其中某一科目納入到了繳存款范圍之內,而將其他科目排除在外。如2009年3月3日和2009年5月25日,有兩個中國銀行支行在辦理財政性存款時,分別將“8532”和“8531”科目余款未納入繳存范圍,各漏繳577000元和84000元。另外,有的金融機構未按規定明確二級科目代號,同一科目代號核算著二種不同的級次的資金,如信用社的“2013”、“2014”、“2015”作為一級科目核算鄉鎮國庫的資金,繳存一般性存款;而作為二級科目則核算縣級國庫的資金,繳存財政性存款;不僅級次似乎顛倒,與傳統思維習慣有沖突,而且用同一科目代號核算,不便區分,導致實際工作中容易出錯。
五是部分支行級金融機構的行政公章上收,報表要素不合規。按規定,財政性存款附送的報表須加蓋行政公章,而為了加強控制和管理,目前工商銀行等商業銀行支行級機構的行政公章均已上收到市級分行,在這種情況下,各金融機構縣(市)支行一無人員,二無時間為加蓋報表行政公章而往返于市、縣之間,導致辦理財政性存款的報表難以符合相關制度規定。
財政性存款生存背景的改變以及實際操作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影響了貨幣政策執行的嚴肅性,為加強財政性存款的規范管理,筆者提出以下方案,供上級參考:
方案一:將財政性存款視同一般性存款,按一般性存款進行管理。在資金環境發生變化及中央銀行調控手段越來越有效的情況下,筆者認為可簡化手續,不再區分財政性存款和一般性存款,即將各金融機構所有吸收的存款視為同類資金,按一般性存款進行管理。具體辦法是:根據目前各金融機構劃來的財政性存款與一般性存款的總額與金融機構所有吸收的對公對私存款(不包括清算資金)的余額,測算出一個比例,作為金融機構繳存一般性存款的比例,中央銀行通過這個準備金率進行調控,以減少基層辦理繳存時的各種繁雜手續,防止出現各類問題。
方案二:仍然沿用目前區分財政性存款和一般性存款的做法,但采取以下措施進行規范和管理。
一是重新明晰財政性存款的繳存原則和范圍。財政性存款涉及到貨幣政策的執行,中央銀行根據實際情況經常有所調整,但因基層人員變動、文件傳導不暢、政策掌握不連貫等原因,導致對財政性存款范圍掌握不準確,繳存款管理規定難以得到嚴格執行。而總行對財政性存款范圍是非常清晰的,因此,筆者建議,在每次財政性存款范圍變動時,將繳存款原則和仍納入繳存的科目列述在新的文件規定中,這樣一來,不管遇到人員變動還是原有文件傳導不暢等問題,基層經辦人員對政策的變化均能應對自如。
二是規范金融機構報表格式。重申和強調金融機構報表格式向人民銀行報備的管理規定,嚴格對報表格式的審核工作;同時對各金融機構辦理繳存時附送的報表,統一明確打印到二級科目;為減少人民銀行柜臺經辦及監督人員的審核和監督工作量,明確規定金融機構城區行分散的報表由城區辦理繳存款業務的分行匯總報表報送,系統無法生成的則報手工匯總報表。對繳存款科目無余額的也必須報送報表,以方便人民銀行進行核實。
三是加強對財政性存款的歸口管理。目前對財政性存款違規行為的處理涉及到營業部門、貨幣信貸、會計財務、法律、事后監督等多個部門,每個部門工作性質不同,對財政性存款違規行為的看法有別,處罰程度的松嚴不一,有的甚至未進行處罰,導致財政性存款的管理無法落到實處。鑒于財政性存款違規行為的處理并不復雜,筆者建議對財政性存款的日常管理由審核辦理的營業部門負責,采取簡易程序直接進行處理,防止相互推諉,管理不到位。對于金融機構可能存在的轉移財政性存款或故意調整科目制作假報表的問題,則仍由目前的貨幣信貸或會計財務部門負責組織進行現場檢查,對存在的問題進行嚴肅處理,促使金融機構及時、全額繳存財政性存款。
第3篇：一般性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存款準備金；貨幣政策；實施效果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17-0118-03
1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概述
1.1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含義
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指中央銀行規定的商業銀行和存款金融機構必須繳存中央銀行的法定準備金占其存款總額的比率。存款準備金的初始意義在于保證商業銀行的支付和清算，之后逐漸演變成中央銀行調控貨幣供應量的政策工具。一般來說實施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國家中吸收存款的金融機構一旦獲得儲戶存入的存款，就需將一定比例的存款再存入作為貨幣管理當局的中央銀行。這種貨幣管理制度就是通常所說的存款準備金制度。
1.2建立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的目的
（1）保證銀行的資金流動性和現金兌付能力。在金融業發展初期階段，由于同業銀行間的資金拆借以及中央銀行作為最后貸款人的機制尚未完全發育成熟，銀行資產對臨時性的現金需求彈性系數小，應變能力差，往往在資金流動性需求突發性上升或出現大量現金擠兌時發生金融恐慌和危機。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建立為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提供了一個緩沖和保險裝置，這也是法定存款準備金產生的初始動機；
（2）控制貨幣供應量。根據貨幣乘數理論，貨幣供應量為基礎貨幣與貨幣乘數之積，而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是決定乘數大小從而決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派生存款和貨幣供應量對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彈性系數很大，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微小變化將會導致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加或減少。因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可稱為中央銀行調節貨幣供應量的一種手段；
（3）有助于中央銀行進行結構調整。中央銀行借助于準備金的繳存集中銀行資金，通過直接貸款或調整在貸款等計劃分配手段，就可以實施結構調整為目的的信貸控制。
2我國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實施的發展歷程
我國的存款準備金制度建立于1984年，一直到90年代末，我國存款準備金制度的主要功能不是調控貨幣總量，而是集中資金用于央行再貸款。因此，長期以來，我國一直維持著較高的準備金利率和超額準備金利率。從1984年至今，央行已經對存款準備金率進行了46次調整，而在2007—2008年調整次數就多達13次，足見該政策工具對我國中央銀行宏觀經濟的重要性。2.11984—1998年：中央銀行籌集資金手段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于1984年，最初的設定的目標是為了籌集資金，用以支持信貸結構從而經濟結構調整以及為大型建設項目融資。存款準備金制度成為人民銀行從中央財政獲取資金的重要手段之一，與此相對應，人民銀行對存款準備金支付相對較高的利率。
2.21998—2004年：一般性貨幣政策操作工具
1998年同業拆借市場的恢復運行，改變再貼現利率的生成機制，我國基本上構建了間接型貨幣政策操作程序結構，存款準備金制度也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一般性貨幣政策操作工具。然而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以及利率工具難以在短時期內成為我國調節銀行信用總量的有效工具，所以為了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存款準備金制度成為頻繁應用的主要貨幣政策操作工具。
2.32004年至今：一般性與結構性的貨幣政策操作工具與支付清算保證
面對2003年來我國出現的經濟過熱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過熱特征，央行創造性地將存款準備金制度工具改造成具有結構性調整功能的一般性操作工具，即將銀行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的確定與其他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等指標聯系起來，從而實現了貨幣政策職能與金融監管職能的有機結合，也創造性地發展了對存款準備金制度的貨幣政策操作工具屬性。
1985年以來存款準備金率調整示意圖資料來源：統計年鑒。
2.4央行多次運用法定存款準備金這個強有力的貨幣工具的原因
（1）流動性過剩。我國國際收支順差額逐年快速增長，2002年以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是外匯儲備大幅增長的主要原因。外匯儲備的大量增長致使人民銀行被動投放大量的基礎貨幣，而這種趨勢還在不斷增長，所以造成流動性過剩。
（2）固定資產投資過熱。近年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一直處于高速增長中，自2007年開始我國的房地產投資過熱問題就一直沒有好轉，總體房價上漲過快，偏離了房地產本身發展的軌跡，而一旦泡沫消失，將會影響國民經濟的穩定持續健康發展。
（3）信貸規模過增。2007年以來，貨幣信貸增速仍然較快，流動性過剩比較突出。連續多年出現貸款絕對數量居高不下的局面。而這種局面與我國商業銀行缺乏其他的投資和贏利渠道，過度依賴貸款贏利的商業行為有關。商業銀行如果不加強流動性管理，鞏固宏觀調控的效果，新增貸款的惡性增長隨時都可能爆發。因此，央行可以通過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對銀行信貸發出明確的緊縮信號，來收緊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對沖部分過多投放的基礎貨幣。
3頻繁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的政策效果不顯著的原因分析
3.1存款準備金政策的優點
（1）作用速度快而有力。
（2）作用呈中性，即改變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對所有的銀行和金融機構都產生相同的影響。
（3）特定條件下可以起到其他貨幣政策工具無法代替的作用。
（4）存款準備金制度強化了中央銀行的資金實力和監管金融機構的能力，可以為其他貨幣政策工具的順利運行創造有利條件。
3.2但是過于頻繁地使用這一貨幣政策工具也會有一系列的缺點
（1）作用效果過于猛烈。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的微小變動，就會引起法定存款準備金的較大波動，對經濟造成強烈影響。
（2）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的頻繁變動會給銀行帶來許多的不確定性，增加了銀行資金流動性管理的難度，因而易受到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反對。
（3）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具有時滯性。如果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的及時性、前瞻性不足，可能引發經濟更大程度的振蕩。
3.3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看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實施效果不明顯
3.3.1貨幣供應量
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是一個非常強有力的貨幣調節工具。它見效快，作用明顯，隨之產生的副作用也很強大。由于我國的商業銀行一般都比較注重利潤收入，所以不會保存過多的超額準備金，所以當中央銀行調整存款準備金政策的時候，都會引起貨幣供應量的一系列波動。
分時段來看，2007—2011年上半年央行是著重于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理論上來看就是希望能夠起到減少貨幣供應量，抑制通貨膨脹的作用。而2011年下半年至今我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著重于下調的。從這幾年的調整來看，貨幣供應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作為一項強有力的貨幣政策工具來說，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
3.3.2銀行信貸
央行不斷的調整存款準備金政策使其不斷提高，就會導致銀行對外的放款量減少。放款量減少就會直接影響到收益率。我國商業銀行最主要的利潤來源就是存貸款利差收入，存款準備金的調整意味著銀行增加了存放在央行的準備金金額。由于商業銀行具有信用創造的功能，因此商業銀行實際減少的可以用來創造利潤的資金將比增加的準備金數額成倍放大。這將直接導致其可以用于放貸的金額減少，總的收益率下降。商業銀行一方面要交納更多的存款準備金，另一方面又必須向央行借入再貸款或回購央行票據彌補信貸資金缺口，增加了再貸款或票據的利息支出。
4提升法定存款準備金實施效果的建議
4.1完善差別存款準備金制度并引入動態調整機制
經國務院批準，2004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建立了差別準備金制度。中國人民銀行為了結合宏觀審慎理念和流動性管理的需要，對差別準備金制度做了進一步的規則化、明晰化，于2010年年底明確對金融機構引入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并作為一種支持、激勵性工具加以運用。如按經濟區域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政策，按照全國貨幣調控目標確定基準的存款準備金率，然后由各地區分行按照轄區經濟發展水平和一般存款總量，在總行確定的準備金率基礎上進行上下浮動。另外，應賦予人民銀行分支行對差別存款準備金率的管理權限，充分發揮基層央行的檢測調控作用，增強差別準備金政策的及時性與靈敏度。最后，在提高差別存款準備金率的同時，對差額部分的存款準備金執行低利率或零利率管理，以充分發揮利益機制的約束作用。
4.2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以配合存款準備金政策的實施
由于中國的商業銀行在2009年之前保持著較高的超儲率，貨幣當局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貨幣政策效果往往會被商業銀行降低超儲率行為部分抵消，因此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更大的政策意義在于凍結因外匯占款增加而增多的準備存款。由于2011年后準備金政策的緊縮效果更強，因此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在凍結新增的基礎貨幣之余還能夠對貨幣市場甚至資本市場產生明顯影響，推動市場利率的穩步上漲。基于這一預期，貨幣當局應該加強價格型調控供給的使用以引導利率與貨幣供給的合理變動；此外，近幾年多次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已經為央行實施差別準備金政策提供了較好的基礎，在政策預期的共同作用下，差別準備金政策的效果將更為精準。同時應針對性運用差別存款準備金、定向央票、逆回購及窗口指導，或靈活地運用存貸款基準利率等一些數量型貨幣工具。
4.3擴充存款準備金結構，改革準備金的計提方式
當前我國存款準備金構成只包括現金和商業銀行在央行的存款。應該改革這種單一的存款準備金結構，把國債、政策性金融機構發行的金融債券等流動性強、安全性高的金融資產作為存款準備金。此外，消除按時點計提的方法，可杜絕各商業銀行在每旬末將存款余額人為壓低，使繳存的準備金失實的現象發生。同時，中央銀行在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時，對貨幣供應量的計算也相對準確，從而增強中央銀行的調控力度，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4.4改革對超額準備金付息的政策
借鑒目前多數西方國家的做法，對超額準備金甚至法定存款準備金都不予支付利息，我國可以首先逐步降低超額準備金支付的利率，然后適時對超額準備金付息進行取消。通過這種方式，商業銀行的過高超額準備金將會增加其成本，因此會誘使商業銀行在市場上尋求合適的放貸目標和機會，從而對“惜貸”現象進行有效的遏制，商業銀行對此會做出迅速的反應，這樣就有效地增強了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的有效性，提高了中央銀行的調控能力。
4.5建立和完善存款準備金繳存監督機制
第一，要建立存款準備金繳存日常監督機制。對所在地中央銀行繳存存款準備金的，要求其提供可供核實的報表資料，建議繳存存款準備金時向中央銀行提供統一格式的存款準備金計算和調節表，以反映存款準備金繳存比率、繳存金額計算等全過程，作為考核依據。第二，要建立存款準備金定期監督機制。中央銀行應定期對存款類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繳納的情況進行核查，依法核實存款資金來源的真實性、核算科目的正確性、報表反映的全面性和繳存金額的合理性。第三，要建立信息反饋機制，要求金融機構對存款準備金制度實施過程中的相關問題對中央銀行進行反饋，同時，中央銀行也應對反饋的信息進行及時處理。
參考文獻：
[1]孫昱.對近年存款準備金率調整政策的回顧、分析及展望[J].經營管理者，2010（6）.
第4篇：一般性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貨幣政策 存款準備金率 通貨膨脹
一、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抑制通貨膨脹的有效性評價
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以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為主要手段的貨幣政策，意在回收部分流通的貨幣，從而有效的抑制通貨膨脹。但我們也要注意到，用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抑制通貨膨脹的方式，其有效性值得探討。
（一）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抑制通貨膨脹的機理分析與理論效果
借助國內相關的研究計算方法，本文主要對2014年我國存款準備金上調空間進行測算。并得出即使在不考慮外匯占款影響因素情況下，單純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將難以達到理想的貨幣政策效果的結論。
具體測算過程為：第一，假設2014年貨幣傳導機制保持穩定，貨幣乘數效應與往年相當。則根據央行公布的歷史數據，可粗略假設2014年貨幣乘數為4.0。
表1 歷年貨幣乘數（來自央行公布的歷史數據）
第二，假設央行為影響經濟活動所采取的包括公開市場業務等除存款準備金率以外的調控手段不變，且2014年外匯占款對貨幣發行量的綜合影響與往年相當，根據2008～2012年人民銀行的的M0（流通中現金）數據測算，貨幣發行量（流通中現金和庫存現金）每年增長約0.4萬億元，則可假設2014年年內的M0發行量約為5.5萬億元。
第三，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2013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假設2014年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速控制目標為13%。
具體測算結果為：基于上述假設條件及人民銀行2013年末公開數據，存款準備金率和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可作如下計算：首先，2013年末貨幣供應量（M2）約為110.65萬億元，按貨幣投放增速13%測算，2014年末貨幣供應量（M2）約為125.03萬億元；其次，結合貨幣乘數及年初基礎貨幣量可算出當年基礎貨幣為5.8萬億元，2013年存款準備金（即金融機構為保證客戶提取存款和資金清算需要而準備在中央銀行的存款）約為16.9萬億元；最后，年末商業銀行各項存款（M2-M0）剔除存款準備金后，得到年末商業銀行一般性存款65.6萬億元，用年末存款準備金除以商業銀行一般性存款可得到25.76%的存款準備金率。
測算結果表明，若不考慮外匯占款的大幅變動，且央行僅依靠加大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方式，則存款準備金率達到或超過25.76%時，才能實現2014年廣義貨幣同比增長率不超過13%的貨幣控制目標。這意味著，2014年內我國存款準備金率仍有較大的上升空間，并且只有這樣才可能實現既定的貨幣政策目標。
（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有效性降低的原因
在現階段，上調存款準備金吸納流動性的低效可以從如下理論加以解釋印證。
第一，存款準備金上調的導致的貨幣回籠效應非常有限。盡管央行也會采取發行票據或公開市場業務的方式調節貨幣資金流通，并抑制外匯占款增長，但考慮到票據的期限較短，能夠限制流動的作用非常有限。從結果上看，上調存款準備金幾乎沒有有效的控制貨幣的回籠，控制通脹的效果并不明顯。
第二，上調存款準備金難以達到控制非存款性金融機構信貸擴張的效果。根據貨幣主義理論，目前我國貸款規模可分為兩大部分，銀行信貸和可通過信貸抵押的固定資產，上調存款準備金只能作用于商業銀行等以存貸為基礎業務的金融機構，而無法控制除商業銀行系統體外的流通的貨幣。事實上，目前由于我國利率市場化程度仍然不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業務等傳統的貨幣政策對非銀行融資作用有限。隨著信貸方面政策的變化，中央銀行對于信貸規模的控制可謂越收越緊，可以預計，今后越來越多的企業將不得跨過銀行渠道，通過其他媒介直接獲取資金，即所謂的“金融脫媒”。騰訊兩大企業已經著手布局金融“大數據”，意在通過自身獲取的交易數據掌握企業的信用情況，可以預見的是，“金融脫媒”為一些中型企業提供了跳過銀行的渠道，可以通過直接融資擴大資金來源，且直接融資占比逐步提高，降低了商業銀行在實體經濟中輸血的比例。
第三，中小企業積極參與民間借貸。據估計，僅在江浙一帶的民間借貸規模就高達8000～10000億元，除此以外，其他地區據統計至少有2000家以上小額信貸公司，以自有資本給中小企業輸血，其資金規模保守估計也有數千億元。把兩部分加總可得出結論，全國民間資本規模保守估計應在萬億元以上。對于活躍在銀行系統體外的借貸市場，上調存款準備金對此更是無能為力。
二、未來貨幣政策效果前景展望
當前中央銀行管理商業銀行的方式仍以貨幣政策為主，主要任務仍然是控制和監督信貸規模、干預流動性泛濫和防止通貨膨脹，對此，央行過于頻繁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不但體現出一種政策上的不穩定，存在政策不連貫的問題，也會使今后隱憂重重。基于2010～2012年頻繁的存款準備金率變化，央行進一步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空間已越來越小。
目前，我國存款準備金率已達到20%，達到了有記錄以來的歷史最高位。由于目前我國經濟增長的基礎還不牢固，能夠推動經濟長期發展的動力仍然不足，需要大量固定資產投資和信用貸款來支撐，這就決定了信貸規模不可能無限制地被壓縮。然而，如果存款準備金率上調幅度過大，商業銀行縮緊銀根，勢必會影響實體經濟，對經濟發展造成極大的損害。另外，央行對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也有一定的隱憂，主因是擔心貨幣價值升高后投機性較強國際熱錢紛紛流入我國，從而進一步加大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也會侵蝕央行進一步進行政策調整的空間。但是，國際熱錢流入對于我國是一把雙刃劍，除了迫使人民幣升值，我們要看到這象征了我國經濟增長前景的希望，畢竟熱錢流入的目的并不是單純的從利息差中獲利。人民幣的適當小幅增值不但不會對國內經濟增長和就業情況造成較大沖擊，相反還有一定好處：從抑制通脹方面考慮，可以控制總需求因素；從經濟結構調整方面考慮，可以推動長期以來我國所存在的低工資高就業、低消費高積累、高貿易和資本順差、高外匯儲備的傳統國家盈利模式的改變，進而推動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
參考文獻
[1]左小蕾.《社會融資總量管理別漏了民間融資》.2011年4月27日《上海證券報》.
[2]解宜鈞.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有效性的實證分析[D].東北大學，2007.
第5篇：一般性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主權財富基金 風險 監管
主權財富基金的設立最早可以追溯到1953年，而真正的增長高峰卻先后出現于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和20世紀90年代。前后兩次增長高峰代表了當今主權財富基金的主流。
最初，成立主權財富基金的國家均非政治經濟強國，隨著中國、俄羅斯等國成立主權財富基金，并開始透過這一工具深刻影響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其投資風險和監管需求引起越來越多國家的關注。
一、主權財富基金的風險分類
主權財富基金來源于國家的外匯儲備，歸屬于主權國家，具有一定政治性。盡管實際上，絕大多數的主權財富基金還是遵照商業原則，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投資。但主權財富基金的主權歸屬決定了其運營將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這一特殊的性質使得主權財富基金可能導致幾方面風險。
首先，具有主權性的投資基金易淪為政府的工具。主權財富基金中的一部分以戰略性投資為經營目的，可能會出于政治或者其他非商業目的對東道國的某些產業、企業進行惡意收購，進而阻擊他國貨幣，從而影響東道國的經濟安全。
其次，缺乏對主權財富基金的有效監管。主權財富基金具有政府背景，同時也是普通的市場參與者，其角色的雙重性導致了對主權財富基金監管的困境。政府既是監管者又是市場參與者，這可能引發一系列監管問題。而且，在國際層面上，也不存在專門針對主權財富基金的監管規則和監管機構。
再次，主權財富基金背后隱藏著主權違約風險。主權財富基金大量參與高風險交易暗含了主權違約風險。由于主權財富基金追求高收益，而市場上的高收益和高風險一直如影隨形，因此，主權財富基金面臨的風險遠遠大于外匯儲備面臨的風險。
二、主權財富基金監管的激烈斗爭
1.監管與放任之爭
首先，擁有大量外匯盈余的國家反對對主權財富基金施加任何額外限制，要求在現有規則下使得該類基金自由流動。
其次，要求對主權財富基金進行嚴格監管的國家又包括兩大集團。對于需要引入主權財富基金的國家，尤其是不發達地區，一方面想引入該類基金刺激本國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又對其潛在的風險憂心忡忡。這些國家在引入主權財富基金時都比較謹慎，且對主權財富基金的監管現狀表示出了強烈不滿，要求加強監管的呼聲不斷增強。對于西方發達國家，則擔心主權基金缺乏監管，動搖全球市場的穩定，希望有規則去保護其政治上、戰略上敏感的公司、資產免于成為被收購目標。從更深層次的角度分析，中國和俄羅斯推出主權財富基金后，通過這一金融工具，獲得在全球金融體系的話語權，意味著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內崛起，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紛紛修改國內立法，加強對外國主權財富基金投資的審查和監管力度。
2.一般性監管與嚴格監管之爭
(1)一般性監管
一般性監管主要是控制主權財富基金的不合理流向，但不限制主權財富基金的進入，具體內容大致包括如下方面。
①明確的投資目標和投資策略。主權財富基金的跨境投資行為應該有清晰的政策目標和投資策略，包括這些基金是如何注入投資機構、投資收益如何使用或者分配、所投資的資產范圍、所投資資產的運營管理及其運營責任的承擔、相關的投資政策和風險管理政策以及以上因素修改的程序等都應該在基金的相關文件中明確規定。
②清晰的治理結構。一方面，要在相關的章程中明確確立基金及董事會與股東的關系，與央行和財政部的關系，與政府其他部委的關系，與金融監管當局的關系，以及與旗下投資對象尤其是與由其參股控股的子公司之間的關系等;另一方面，要規定政府和相關投資機構及其經理人的角色，哪個機構負責制定政策，這些政策如何執行、以及相關的責任安排等。
(2)嚴格監管
采用嚴格監管的國家往往通過國內法的規定單方面限制主權財富基金進入國內金融市場，是一種抵制性的歧視態度。
①互惠要求。有國家主張，主權財富基金在其國內投資的領域和靈活性要以投資來源國給予其同等的待遇為前提。實際上，發達國家是想以此作為要求擁有主權財富基金的發展中經濟體開放國內市場的籌碼。
②擁有公司股權比例限制。美國等國家認為，主權財富基金不同于私營資本，其投資目的只是為了獲取利潤，而不是為了控制相關的公司，因此要求其持有公司的股權不能高于一定比例。
三、對我國的借鑒
1.解除貨幣政策內生性束縛，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
貨幣政策面臨內生性束縛的根本原因是貨幣政策效力發揮已經超越了自身的“管轄范圍”，已變成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附庸。因此，要解除貨幣政策內生性束縛，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必須首先改變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堅持科學發展觀，走資源節約的集約式經濟發展道路。
2.多管齊下，合理疏導國內閑置金融資源和外匯資產
針對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內大量的金融機構存款和央行票據，應該采取多種措施，多管齊下，合理疏導、分流，使之更有效地轉化為投資。推動國內金融資源與外匯資產的雙向轉換，改變外匯資產對國內金融資源的邊際遞增單向流動狀態;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發揮資本市場對閑置資金的吸收力與配置力，增加金融產品供給，盡早推出創業板市場;加強信貸窗口指導，鼓勵綠色貸款、中小企業貸款與三農貸款。
3.加強外匯資產運用與管理，提高使用效率
過多的外匯資產游離于我國實體經濟之外，強化了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阻礙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且，外匯資產并不是一國最佳的財富儲藏手段。我國金融資源的閑置歸根結底在于外匯資產的閑置，因此要減少金融資源的浪費與閑置，就要加強外匯資產的運用與管理，提高使用效率。
第6篇：一般性貨幣政策范文
但是，要形成中國股市的牛市，宏觀經濟要素是絕對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認為，兩大關鍵因素決定看法。第一，貨幣政策是否能夠有效而適度地寬松，以配合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創新驅動;第二，拉高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貨幣投機是否可以得到有效抑制。而這兩者加在一起則是：中國金融管理當局是否能為中國實體產業營造一個“有利于資本形成”的金融環境。
過去的問題是：我們不斷地在推進改革，并為創新提供寬松的行政環境，但是發動機――金融系統出了嚴重問題，出現了明顯的、高能耗之下動力不足的問題。
為什么高能耗？因為大量金融資源被貨幣投機空耗;為什么動力不足？因為流向實業的金融資源“價高期短”。所以，中國這架全新的飛機要翱翔長空，必須著力解決資本動力問題。
解決資本動力，兩個層面是關鍵。第一個層面，也是需要率先解決的問題是，大力度抑制貨幣投機，鏟除金融短期化的市場機制，讓公眾投資行為變得更加安靜、更有耐心、更有定力;第二個層面，央行必須想方設法釋放長期流動性，而不是“無視期限”的簡單流動性管理，以最大限度地推動股權融資，滿足企業的資本需求，讓更多的實體經濟主帥能夠更加從容淡定，釋放企業長期發展潛質，從而有效拓寬中國經濟的潛在成長能力。我認為，這樣的金融安排才能符合中國經濟現實要求，符合中國經濟改革驅動、創新驅動的客觀要求。
為此，希望央行進一步壓低貨幣市場利率，在當前情況下，這恐怕是唯一的、有效抑制貨幣投機的市場機制。當然，監管機制也應當發揮重要作用，而當貨幣基金同業存款被納入一般性存款，并接受準備金管理之后，貨幣基金收益率大大降低，而數量也開始不斷萎縮。據了解，目前貨幣基金收益率已經跌破3%。但我認為，這個水平相比于銀行儲蓄存款依然過高，但無論如何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貨幣政策能不能呈現相對寬松的效果，尤其是通過降準和收購商業銀行長期貸款向市場釋放長期流動性？表面看，幾次降息降準已經給市場提供了一個明確的預期。但是，鑒于目前中國貨幣收放依然是兩個渠道，而外匯方向的渠道始終云里霧間，所以一般人無從準確判斷。因此，不僅需要央行進一步加大貨幣政策的透明度，也需要通過利率的變化，大致揣度央行的意圖。不過，近日傳來一個重要的信息：美國財政部放棄了對中國人民幣“大幅低估”的評判，而以“低于其合適的中期價值水平”取而代之。盡管，它們同時表示，長期推動人民幣升值的力量仍然存在，且中國終需讓人民幣走強。
第7篇：一般性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緊縮政策 雙順差 擴大內需 監管
一、經濟背景分析
本年度下半年，央行提高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這也是三年以來的央行首次加息，同時也預示著貨幣政策可能走向緊縮的趨勢。不斷走高的通脹壓力和通脹水平對于央行適時調整貨幣政策造成一定的壓力，此時出臺加息政策的一個顯著目標就是管理通脹預期。從統計數據看，當前我國貨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國內物價上漲的同時人民幣對外連續升值，通脹的預期不斷上升；經濟發展過多依賴出口貿易，外匯儲備居高不下，經常賬戶與資本金融賬戶雙順差，國際收支失衡。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見表1），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對收入和內部調節作用較為有效，財政政策趨于無效。所以這種背景下的緊縮性政策主觀上是為了抑制通脹，但在客觀上對國際收支會產生一定影響。
二、對國際收支的負面影響分析
在國際收支平衡表里，國際收支在會計核算最后總是平衡的，但在實際當中，國際收支經常存在出現不同程度的順差或逆差的失衡，并且現階段我國國際收支的失衡主要是結構性和收入性的。
根據一般性原理，在實行支出增減型貨幣政策進行國際收支需求調節時，存貸款準備金率的調整是重要方面（本次政策屬于此）。這種上調利率趨于緊縮的貨幣政策一般意義上會造成資本和金融賬戶中資本流入，逆差減少或順差增加；而對于經常賬戶短期則會導致成本增加，收入下降需求減少物價下降，從而出口增加進口減少，貿易收支逆差減少。然而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外資的涌入又會造成本幣升值的壓力，導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減少，貿易收支逆差增加。個人認為出現了一種順差逆差悖論的有趣現象，這種互抵機制取決于國內出口商品的總需求平均彈性，如果彈性系數e變化較小，則逆差較多；如果e較大，則順差成分大，就現階段來看我國的e比較大,順差居多。
于是緊縮性的政策在貿易順差和國內通貨膨脹并存的環境下，一般會導致順差的進一步強化也即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加劇；這也符合米德沖突關于內外均衡沖突矛盾的論斷，雖然有利于穩定物價，同時也造成順差擴大；斯旺模型（見表1）中支出增減性政策有利于解決內部均衡而對外部均衡不利的論斷也驗證了這種效果。國際收支順差程度的增加必然導致本國貨幣國內供給量的增加，這會使國內過熱的經濟更加深化，價格上漲的趨勢進一步強化，內貶外升造成國民福利水平的下降。
貿易順差的擴大化一是加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有可能造成未來國際收支逆差的急劇增加，不利于未來出口；二是加劇了國際貿易間的摩擦和匯率戰，貿易條件惡化增加了未來國際間經濟交流的不確定性，尤其對中國這樣的以出口需求為主而不是內需拉動gdp的貿易大國更是加劇了未來經濟發展的波動；三是我們付出高亢的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從而造成國民經濟福利損失，降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這對于未來的國際收支穩定同樣不利。
三、合理化的建議對策
1. 擴大內需是實現國內均衡發展，促進外部均衡的有效途徑。促進國內收入分配的均衡，擴大內需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不過度依賴于出口；利用稅收手段，轉變貿易增長方式，改變順差在國內，利潤在國外的不利局面。
2. 在有效防范風險前提下，有選擇分步驟地放寬對資本流出的限制，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進行全球性戰略性投資，更多更好地利用國外資源和國際市場，逐步推動境內機構開展境外證券投資。
3. 堅持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保持匯率水平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可行的措施是逐步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 增強匯率彈性,利用市場機制調節外匯供求, 使匯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調整, 減弱匯率穩定要求對貨幣政策效應的約束,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性和有效性, 發揮匯率作為價格杠桿對國際收支的調節。
4. 有效監管投機資本的流入
現階段由于我國在國際資本市場的地位日益重要，資本與金融賬戶中充斥著大量的投機資本，因此我國金融監管當局要盡快完善對投資資本的監測預警和管理機制，及時掌控短期國際資本流入的源頭、動機、途徑、結構和規模，及時監督管理
不良資本的流入。
四、總結
在國際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我國的貨幣當局更要注重貨幣政策實施的有效性，充分考慮整個經濟系統的穩定性，各個經濟要素之間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系，有針對的對經濟宏觀方面進行有效的調節與監管。調節的重點要充分考慮國民福利的得失，站在更加人性化的角度；引導經濟走向積極健康的方向，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正常化，保證我國國民經濟系統在金融危機大背景下的抗打擊能力，克服短視的行為。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和一體化要求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加強對國際流動資本的監管，密切關注其對我國金融系統的沖擊，打擊不健康資本。
參考文獻：
第8篇：一般性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 法定存款準備金率 股票市場 回歸分析
一、引言
1、研究背景、目的及意義
貨幣政策分為一般性政策工具、選擇性政策工具。一般性政策工具即傳統的“三大法寶”：再貼現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其中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是威力較大的貨幣政策工具，對市場的沖擊也很大，被形容為“一劑猛藥”。然而近年來，我國央行頻繁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其中2007年調整10次，2008年調整9次，在2010年調整6次，如此頻繁地使用準備金率這一貨幣政策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比較少見。針對我國這一特殊情況，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不僅僅只是起到了調節貨幣供應量的作用，對我國股市也產生了波動影響。
自1998年后，存款準備金率調整政策宣布日與政策執行日之間就有時間間隔，而股市反應靈敏，股市投資者一般在調整存款準備金率的消息公布后即做出反應，因此本文將按時間順序分三個階段來分別分析股市在宣布日后的第一個交易日所做出的反應：三個階段分別為2007年，2008年，2009―2011年。將這段時間分為三個階段的目的在于2007年是我國階段性牛市，上證綜指由2728.19上漲到5261.56，并達到歷史最高點6124.04；2008年上證綜指一路下滑，至年末已跌到1820.81；2009―2010年則為指數震蕩階段，既沒有突破歷史高點，也沒有跌破歷史低點。因此，按時間順序選取的三個階段來分析股市所做出的反應頗具有代表性。同時，研究的主要目的也是借此研究結果來探索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對后市是否帶來強烈的“利好”或“利空”的影響。
2、研究現狀
國外在研究存款準備金變動對股市的影響主要通過貨幣供應量對其進行研究。國外主要用三類方法對貨幣供應量和股市價格關系這一問題進行實證研究，分別是回歸分析方法、事件研究方法和向量自回歸（VAR模型）分析方法。無論采用那一種方法，大部分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有影響，存在逆向變化關系。
我國國內研究集中兩個方面：一是對貨幣政策的研究，包括貨幣政策對經濟指標的影響，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的影響，貨幣政策的作用和意義；二是研究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包括我國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渠道，貨幣政策傳導過程是否通暢等。總的來說，貨幣政策無論是對貨幣供應量還是對股票市場的作用都是有效的，但是作用效用較弱，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通。
二、文獻綜述
1、關于存款準備金率的研究
有關存款準備金率的研究最初集中在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方面。Richard T.Froyen and Kenneth J. Kopecky（1983）研究了短期內存款準備金率變動對貨幣總量的影響，指出存款準備金率調整會影響貨幣的預期價值和貨幣總量，從而對金融市場（包括證券市場）產生影響。
James Hamilton（1998）研究了影響準備金率的因素，并指出調整準備金率會使利率變化，進而影響到整個金融市場。Gordon Sellon 和Stuart Weiner（1997）研究了已經取消存款準備金率的英國、新西蘭、加拿大三個國家的市場利率波動，認為準備金率與其短期市場波動程度沒有顯著關系。弗雷德里克?米什金（2006）認為，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會引發某些銀行的流動性問題，應該較少使用。斯蒂芬?切凱蒂（2007）認為，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作用是為了更容易預測準備金需求，而不應該將其再作為貨幣政策的一般工具。
李陽（2007）指出，央行試圖用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控制資金的流動性，以解決目前國內宏觀經濟過熱的整體趨勢，但其效應并不是十分理想，必須實行多種貨幣政策的組合，配合其他部門的各種宏觀政策，尤其應以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加大社會保障部門的投入才能更好地控制資金的流動性。孫秀玲（2009）認為我國中央銀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控制流動性，但實際作用主要體現在警示方面。張丹（2009）通過分析2008年利率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形式下，利用貨幣政策的效果是明顯的，而在經濟下滑的形式下，存款準備金作為貨幣政策的三大法寶之一，其效果是不明顯的。
2、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余元全（2004）的實證分析顯示，我國股票市場已經體現出了統計上顯著的財富效應或流動性效應，但是很弱。股票交易額或股價指數對投資基本上沒有顯著影響，我國股票市場并不存在顯著影響實際投資的托賓Q效應或者非對稱信息效應。呂江林（2005）通過實證模型來分析若干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股價指數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以及消費價格指數之間的動態關系，發現當一國股市發展到一定水平時，股指與實體經濟存在較為顯著的多重協整關系和雙向因果關系；我國上證綜指與實體經濟存在著雙重協整關系和單項因果關系，認為我國貨幣政策應對股價變動做出適時的反應。于長秋（2006）認為從總體上看，從1995年以后，中國的股票價格具有一定的信息功能，股票價格與各層次貨幣供應量之間存在協整、因果關系，因此，我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應對股票價格波動做出反應。
3、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對股票市場影響的傳導機制
存款準備金制度是在中央銀行的體制下建立起來的，美國是最早以法律形式規定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繳存存款準備金的國家。最初建立存款準備金制度的作用在于保證存款的支付和清算，之后這個制度逐漸演變成為貨幣政策工具，中央銀行通過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調節基礎貨幣，影響金融機構的信貸資金供應能力，從而通過貨幣乘數效應間接調控貨幣供應量，而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又會對股票市場價格產生影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變動會導致貨幣供應量的變化，進而貨幣供應量的變化通過資產組合效應對股票價格產生影響。貨幣是資產的一種表現形式，它和股票等其他資產共同組成投資者的資產組合。當中央銀行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時，會減少貨幣供應量，導致投資者所持有的貨幣量減少，這樣一來單位貨幣的邊際效應會遞增，這將改變貨幣與股票等資產的邊際效應比率，即打破投資者原有資產組合的平衡。理性的投資者為了實現自己投資效應的最大化，會通過調整資產組合中貨幣、股票等資產的比例來實現資產組合新的平衡，其結果是促進投資者增加貨幣持有量，撤出股票市場內部分資金，減少股票持有量，從而導致股票價格的下跌。從心理層面上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貨幣供應量減少。貨幣供應量減少會導致交易量的減少，市場上流通的貨幣減少也將進一步影響中小投資者的信心。所以，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提高還將通過心理層面影響市場參與主體的決策，進而影響市場本身。
由于本文討論的重點在于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對證券市場的即期影響，因此更多的是關注于投資者心理層面上的變化所作出的投資行為對股票市場的影響，其表現形式為上證綜指的漲幅波動情況。
三、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調整作用于上證綜指的實證分析
1、數據來源和樣本選擇
（1）數據來源。本文研究的初始數據全部來源于東方財富網與新浪財經網，經作者篩選整理以及驗證，真實可靠，數據的處理活動全部采用Excel軟件完成。
（2）樣本選取。此次研究所需要的數據按時間順序分三個階段選取，分別為2007年，2008年，2009―2011年。按數據類型分為存款準備金調整宣布日，存款準備金調整幅度，以及消息宣布后股票市場第一個交易日上證綜指的漲、跌幅度，具體數據詳情見表1。
2、研究方法及模型的設定
（1）研究方法。存款準備金率調整通過影響股票市場資金供給，從而影響到股票價格指數。如果存款準備金率下調，則增加股票市場資金供給，導致股票價格指數趨于上漲。如果存款準備金率上調，則減少股票市場資金供給，導致股票價格指數趨于下跌（陳志行，2004）。基于此預期，當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消息時，股票投資者會迅速做出投資決定，影響上證綜指指數。
本文采用了2007年，2008年，2010―2011年（2009年未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三階段的數據，通過建立一元回歸模型，分析了當宣布日宣布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對宣布日后第一個交易日上證指數的波動是否存在相關關系。分三個時間階段的主要原因在于，2007年為我國證券市場大牛市，2008年為階段性熊市，而2009―2011年為我國證券市場的震蕩市。三個階段的分開分析更能突出“利好”與“利空”對投資者心理預期的影響。這樣可有效解決政策變量與市場價格的交互作用，對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調整的宣布的股票市場效果較為精準的估計，觀察調整的這一消息是否會及時為股票投資者帶來“利空”與“利好”的心理預期。另外，由于這三個階段貨幣政策調整頻率很高，計算存款準備金率調整消息前后較長時間段股票的平均收益率會受到其他貨幣政策調整的影響，且采用存款準備金率調整日前或日后一個較長時間段的股票指數建立回歸模型對研究股票投資者是否存在“利好”與“利空”的心理預期作用不明顯。
由于分三個階段（牛市、熊市、震蕩市）來分別分析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與股市的相關性，因此本文將建立三個一元回歸模型。其中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幅度為自變量，當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調整的宣布日之后的第一個交易日的上證綜指波動幅度為因變量。
（2）模型的選擇。本文的實證模型為：
ΔR=α+βΔi+ε
其中，ΔR表示上證綜指變化率，Δi代表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幅度，β用來測度上證綜指變化率與存款準備金率調整之間的線性關系。
3、實證結果
利用Excel建立一元回歸模型，得到結果見表2。
由表2可以看出，此一元回歸模型擬合程度一般，尤其是2007年，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對首個交易日的上證綜指的波動并沒有造成負效應，反而呈現正效應，且相關性較小。而2008年與2010―2011年兩階段，存款準備金率變動都對宣布日后的第一個交易日帶來了較明顯的負效應。由此可知，在政策宣布次日，上證綜合指數對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仍有比較明顯的反應，說明上證綜合指數對存款準備金率調整的反應具有及時性。
四、實證分析結果及政策建議
1、實證結果分析
通過對表1的數據分析可以發現，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準備金的上調較下調對股市產生較大波動的概率可能性較大，準備金率上調表明今后進入股市的資金量將減少，對股市需求下降，屬于利空，反之屬于利多。投資者對于利空消息反應更敏感。這也與某些學者所研究的股市信息曲線的結果相一致――即股市對利好消息的反應要小于對利空消息的反應相一致。而在2007年，由于起始存款準備金率較低，股市貨幣資金充裕，因此即使上調準備金率，對投資者的“利空”反應也較小。
通過對表2的數據分析發現，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對上證綜指有比較明顯的影響，尤其是2008―2011年呈現負相關的關系，說明短期內央行貨幣政策――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宣布對A股市場有較為顯著影響。從政策調整與市場反應的相關關系上看，二者呈現出非規律性的正負相關關系，且交錯出現。
2、政策建議
從2007年到2011年，存款準備金率總體上升趨勢明顯，央行雖然不斷加大準備金率的調節力度，但通脹壓力仍然較大。總體來看中國人民銀行試圖用存款準備金率上調控制社會經濟貨幣供應量，但調節效果需要等到2012年才能較為明顯顯現。作為貨幣政策工具之一，為充分發揮存款準備金率的作用，提出以下建議。
（1）多種貨幣政策結合使用，實行多元化的貨幣政策。各種一般政策工具和選擇性工具都具有自身的優缺點，只有相互配合才可以達到貨幣政策的預期目的。基于我國當前宏觀經濟層面的復雜性，實行多元化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方面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可以適時買賣有價證券，購買者無論是商業銀行或社會其他部門購買，都能影響銀行體系放款規模，調節貨幣供給量。另一方面，通過調節商業銀行等其他存款性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利率也可以調節貨幣需求。
（2）進一步完善外匯結匯制度。由于我國存在強制結售匯制度，央行作為被動買家，需要不斷購入商業銀行賣出的外匯。官方外匯儲備的持續增長導致了央行基礎貨幣的不斷釋放。為防止基礎貨幣不斷釋放帶來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和通貨膨脹的壓力，央行又需要不斷地通過公開市場回籠資金，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因而受到很大的牽制。最近幾年來，我國新增外匯占款數倍于新增基礎貨幣投放正說明了一個問題：為抵消外匯儲備劇增引發的過多貨幣投放，中央銀行不得不被動采取相當規模的對沖手段，如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以減少貨幣流動性。
（3）實行信息披露制度并停止對準備金存款支付利息。中央銀行對準備金支付利息是我國商業銀行超額準備率過高的原因之一，而高的超額準備金，使準備金率調整的政策效果大大降低。但在整個經濟體流動性過剩，商業銀行創新能力差的現狀下，完全取消對準備金的利息支付過早。所以我國貨幣當局應對法定準備金和超額準備金設定合理的利率水平，在利率的調整過程中，并發揮準備金利率對其他主要利率的引導作用。在可能的情況下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使商業銀行的發展空間更大，為貨幣政策工具的轉換做準備。
（4）在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時，要考慮到股票市場可能會產生的劇烈反應。由于股票市場存在著非對稱“杠桿效應”，一旦公布利空消息的時候要防止由于股票市場可能會產生的劇烈反應，股票市場的資產價格的波動太大引起金融危機，此時需要財政政策、GDP等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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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一般性貨幣政策范文
關鍵詞：開放經濟貨幣政策貨幣政策調整
開放經濟對我國貨幣政策目標的影響
開放經濟下外部均衡在貨幣政策中的地位顯著提高。
首先，央行貨幣政策需要兼顧內外均衡兩個目標，我國對外開放的發展和經濟開放度的提高，使得對外經濟部門在宏觀經濟平衡中的影響力顯著增大，從而迫使央行在注重內部均衡的同時，也應該給予外部均衡更多的重視。這就要求央行在運用各種政策時，必須注意不同調控手段的綜合運用。
其次，開放經濟條件下，幣值的穩定包括貨幣的對內穩定和對外穩定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例如，幣值的對外穩定受制于國際收支的變化，國際收支又會影響外匯儲備，外匯儲備又會制約基礎貨幣的投放量，進而影響貨幣供給，導致幣值對內穩定的波動。
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持續擴大和外資直接投資的不斷增加，中國外匯儲備也迅猛增長。中國外匯儲備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元貶值、中國的投資環境又較好的背景下，大量國際資本從美國大量流出進而流入我國。外資流入的增加，增大了貨幣的升值壓力，出于自愿或非自愿的原因，央行收購美元投放本國(本地區)貨幣以降低升值壓力，導致的結果就是外匯儲備大量增加。雖然我國的外匯儲備并非全部由美元構成，但占50%～60%左右的美元幣值的變化會極大影響我國對外幣值的穩定。隨著歐元區在國際經濟中崛起，應逐漸增大歐元的外匯儲備比重。
再次，開放經濟條件下經濟開放度的提高，會加速國際資本在國際間的轉移，特別是國際投機資本的頻繁流動；這會引起金融交易量的擴大化和形式的虛擬化、會加劇金融秩序的混亂性和整個經濟體系的不穩定性。
因此，在開放經濟下，貨幣政策目標將更專注于實現外部經濟均衡和國際收支的平衡。
開放經濟對我國貨幣政策運行的影響
開放經濟對我國貨幣政策運行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制約、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增強、有效貨幣政策工具的缺位、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發生變化。
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降低、外在約束增強
1994年匯率并軌以后，我國匯率制度對外宣稱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從現實運行看，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度降低了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突出表現在我國經濟周期波動與美國經濟波動的不一致可能帶來的宏觀沖擊。
與此同時，利率的獨立性也有限。1994年以來，盡管外匯管制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短期性資本的流入，但在國內實行宏觀緊縮、維持較高利率下，國內外利率差趨于擴大，國際資本通過各種渠道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國內貨幣政策所試圖達到的政策目標，顯著地降低了國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央行在進行利率政策的決策時，被迫越來越關注國際貨幣、特別是美元的利率走向，在調整利率時努力維持人民幣利率與美元利率的適度利差關系。1998年以來，央行連續下調人民幣利率，但是美元的利率無形中成為人民幣利率下調的一個限度和重要的制約因素。2004年美聯邦儲備署于6月底上調利率后，我國在面臨大量游資流入的情況下，仍然于10月29日宣布加息，這無形中又加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和國際資本的流入。由此可見，近10年來中國的利率政策嚴重受制于美國的利率政策，中國利率政策的獨立性受到了嚴重的制約。
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增強
貨幣供給的內生性指貨幣供給作為非獨立的內生變量，被動受制于客觀經濟過程，而貨幣當局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其變動。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貨幣供應越來越內生于國民經濟運行，央行除了能夠在較大程度上控制再貸款、政策性貸款外，已不能完全控制與對外經濟活動相關的貨幣供應及其變動，而是取決于經濟增長狀況、進出口狀況和資本流動狀況。即開放經濟下貨幣供給內生性的增強制約了央行對貨幣供應量調控的能力。
對外開放的程度越高，與對外經濟活動相關的貸幣供應所占的比重越大，貨幣供應的內生性越強，于是央行控制貨幣供應的主動性就越低，貨幣政策在控制貨幣供應方面的有效性也就越低。近年來我國基礎貨幣的投放量中，與對外經濟活動相關的貨幣投放所占的比重呈現明顯的擴大趨勢。目前，央行一般性再貸款占全部資產的比例已從1993年底的72%降到30%左右，央行控制貨幣供應量的主動性和回旋余地大大降低。雖然1998年由于出口的急劇下降，導致基礎貨幣投放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購買外匯不再是投放的主要渠道，但這反而從另一方面說明了開放經濟下貨幣供給內生性的增強，央行控制貨幣供應量能力的下降。
中央銀行有效貨幣政策工具的缺位
在經濟開放度不斷提高的條件下，面對不完善的經濟體制，央行實施貨幣改策時會面臨一個最大的難題：有效貨幣政策工具的缺位。從我國貨幣政策實踐來看，傳統的、占主導地位的直接信貸控制手段已經不能適應開放經濟的需要，資本的自由流動、貨幣供給渠道的增多、外匯占款的增加使央行在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時力不從心。而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央行通用的貨幣政策工具——存款準備金、再貼現和公開市場業務，卻因我國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而不能在宏觀間接調控中發揮重大作用。
從存款準備金政策看，1998年我國推行了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改革，合并了準備金賬戶和備付金賬戶，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由13%降為8%。1999年11月，央行再次將存款準備金率由8%下調到6%。一般認為，下調準備金率之后，商業銀行可貸資金增加，貨幣供應量就會增加。但是，貸款是否增加還要取決于商業銀行的決策。事實上我國1998年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并沒有引起貨幣供應量M2增長。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屬力度很大的政策工具，不能頻繁使用，并且準備金比率已很低，將來運用這種工具的余地不大。
央行再貸款和再貼現也是貨幣政策工具之一。由于我國目前社會信用機制不健全，商業票據使用不廣泛，再貼現始終未成氣候。再貼現手段受到種種因素的制約，尚不能成為我國主要的貨幣控制工具。
公開市場操作的運用需要一個完善的市場機制為載體。我國國債期限較長，品種不多，數量較小，使公開市場業務缺乏載體；持有大量國債的商業銀行將國債視為低風險、高效益的優質資產，不愿做空頭，市場交易不旺，所以調控基礎貨幣的公開市場業務缺乏交易基礎。央行在外匯市場上的公開市場操作不是一種主動的干預手段，只是為了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而被動地吞吐外匯或人民幣。
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發生變化
貨幣政策的傳導途徑通常有三個：信貸配給途徑、利率途徑和國際經濟途徑。三者在政策傳導中的作用大小取決于開放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對外開放度的變遷。
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央行主要依賴信貸配給和利率途徑。在開放經濟下，央行調節國內利率水平后，一方面，國外市場的套利活動能夠影響國內貨幣總量；另一方面，利率波動引發的國內供求變化會導致國際收支狀況的變化，國際收支的變化會影響到宏觀經濟活動水平。套利活動、國際收支的變化也會影響到外匯市場的供求，引起匯率的調整和國內貨幣供求變化。
當前，國際經濟途徑對于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性趨于上升。從貨幣供應擴張的角度看，開放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本幣運行“時滯”縮短。在對外開放程度有限的宏觀環境下，央行基礎貨幣從投放到擴張要經過從央行到商業銀行的一系列信貸活動，以及從銀行體系到企業體系的存款——貸款轉化過程，具有較長的時滯。開放經濟的發展，特別是1994年匯率并軌，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重要渠道，而外匯占款能夠通過銀行結售匯體系將基礎貨幣迅速轉化為企業存款，導致貨幣供應量擴張速度加快和調控時滯縮短。
開放經濟下我國貨幣政策的調整
為適應開放經濟，我國貨幣政策的運用涉及到兩個層次的“政策協調”，一是與國內其他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二是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經濟大國的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
健全我國的貨幣政策體系
必須加大貨幣政策貫徹執行力度，充分發揮貨幣政策調控金融與經濟的作用。逐步建立人民幣和境內外匯總量為中國貨幣供應量統計口徑的體系。同時，要積極關注網絡金融、金融創新和資本市場發展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
加快利率市場化，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
只有市場化的利率，才能充分影響市場主體以至整個國民經濟，才能保障貨幣政策有效實施。另外，加強匯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配合，實現內外部均衡的統一；減輕外匯儲備規模的壓力，削弱外匯儲備與貨幣供給的內在聯系，提高央行在貨幣調控中的主導地位。
完善市場機制，確立有效的貨幣政策工具
要擴大公開市場操作的規模，合理運用央行的再貸款，發揮再貼現等工具在投放基礎貨幣中的作用，運用政策的組合和配套措施擴大基礎貨幣投放。
健全國內金融市場主體，進一步深化我國國有銀行的改革
要深化我國國有銀行的改革，從總體上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的素質和國際競爭能力，疏通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完善公司治理機制，加快國有商業銀行向現代企業制度的轉變，塑造理性的金融市場主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