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舉措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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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經濟政策舉措范文

所謂新經濟主要是針對傳統經濟而言。按照西方經濟理論，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一旦失業率低于6%，通貨膨脹率就會急劇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來，美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特別是90年代后期經濟增速平均超過4%，失業率降至3.9%，而核心通貨膨脹率卻低于2%。一些經濟學家把美國出現的這種“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即“一高兩低”的經濟稱之為新經濟。

盡管經濟學界對是否出現了新經濟、什么是新經濟以及新經濟形成的原因還有不同的見解，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經濟持續高增長、經濟周期特征淡化、同時伴隨著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是“新經濟”的主要特征；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經濟全球化、不斷創新完善的金融市場特別是急劇增長的風險投資、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務實和穩健的宏觀經濟調控等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因此，電腦、通訊、網絡和金融化了高新技術產業本身的發展以及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所帶動的經濟增長成為度量一個國家（地區）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標志。

在信息技術的生產和應用方面比美國落后是歐盟經濟存在的弱點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經濟的措施，力爭在10年內趕上或超過美國，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經濟地區。

一、歐盟新經濟的發展

過去十年來，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這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明顯上升，到2000年，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的增加值達到4930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長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2.5%的增長水平，自1995年以來平均每年推動歐盟經濟增長0.5個百分點。但和美國相比，歐盟仍相形見絀，1995年以來,美國的信息技術產業年均增長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8.3%，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來自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從信息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說，1996-200年，歐盟只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員國的情況差別較大，愛爾蘭、芬蘭、瑞典、荷蘭和英國等國家發展較快，其中愛爾蘭的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已超過美國，芬蘭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速度大大高于美國。

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推動了生產率的發展。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經濟增長除了資金和勞動的投入引起的增長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產率，實際上是技術要素的增長率。測算表明，1995年以來，信息技術對歐盟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為每年推動經濟增長約0.2個百分點，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下跌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降低，20世紀80年代，硬件設備、軟件和通訊服務的價格平均每年分別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別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別達到10%、1.4%和1.3%。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的下降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自1995年以來每年降低0.2個百分點。

新經濟發展的另一個方面是信息技術產品的使用，計算機擁有量、上網人數、移動電話使用量、電子商務發展等是主要的指標。在這些領域，歐盟遠不及美國，根據初步的估計，1999年，歐盟每100人均擁有計算機為20臺，不到美國的二分之一；歐盟只有14%的人上網，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電子商務額約為170億歐元，僅為美國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動通訊電話擁有量和美國持平。歐盟人均對信息技術產品的支出約為1600歐元，不及美國的一半。實證分析也表明，在歐盟，信息技術以外的部門沒有因為利用信息技術而提高其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總之，雖然，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推動了其經濟的增長，但從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等看，歐盟要比美國落后5年。

二、歐盟新經濟落后的原因

從傳統的工業化進程和形成的經濟結構看，歐盟與美國同屬工業發達國家，區別不大，有的國家如德國甚至比美國的工業化進程更加明顯。但為什么新經濟首先出現在美國而不是歐盟。對此有兩種解釋，一是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有比較優勢；二是歐盟的經濟體制僵化阻礙了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和應用。

比較優勢理論強調了不同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要素稟賦和專業化分工的作用。按照這一理論，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建立了比較優勢，主要表現在擁有大量的工程技術人員、鼓勵信息產業發展的政策以及大量軍工技術轉為民用和軍工產業的技術外溢等。人才優勢是美國最主要的比較優勢，美國的信息技術人員比例明顯高于歐盟，在歐盟內部，芬蘭、愛爾蘭、瑞典等信息產業發展快的國家其受過自然科學和工程學教育的人員比例居于歐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術的網絡效應和第一發起人效應，即使歐美在信息技術發展初期的差異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與開發以及專業化生產的正反饋作用而使美國形成巨大的比較優勢。歐美雙邊的信息技術貿易也說明了美國有比較優勢，近幾年來，歐盟從美國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占雙邊貿易的25%，而美國從歐盟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僅占雙邊貿易的6%。

經濟體制差別的理論論證了歐盟僵化的經濟體制束縛了新經濟。首先是勞動力市場相對僵化。歐盟嚴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費用、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間約束等各種就業保護措施和強大的工會勢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極高，抑制了企業利用節約勞動成本技術的積極性，減低了對信息技術產品的需求和應用。其次是金融體制不成熟，缺乏創新。美國實行的是股權資本主義，其發展的路徑為：個人創業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風險投資在美國的出現和迅速膨脹被認為是一場金融革命和股權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它為一些極具發展潛力和成長前景但又有高風險的新興科技企業提供投資，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術企業并使之迅速發展，英特爾和微軟等都是通過風險投資而成長為富可敵國的科技巨頭的。而歐盟國家多為銀行債權資本主義，其儲蓄大多流入資產雄厚的少數大企業，許多依賴于科技成果創立的新興企業因其無形資產不能做為抵押品而無法得到銀行貸款支持，銀行也不會提供風險投資，從而限制了新興產業的發展。此外，建立新企業的各種行政障礙、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嚴重分離等科研體制僵化也阻礙了信息技術的發展。

三、歐盟發展新經濟的舉措

雖然在新經濟方面，歐盟落后于美國。但歐洲具備趕上來的機會和條件，一是歐美從事新經濟的企業已相互兼并和投資；二是可以利用美國現有的經驗和做法；三是歐元啟動以后，歐洲的資本市場發展迅速，籌資越來越方便。但歐洲必須在經濟結構改革和科教兩個方面行動起來。去年3月歐盟里斯本首腦會議提出了建立電子歐洲計劃，并把該計劃提高到和歐盟共同市場、經濟貨幣聯盟同樣的高度，此外，還制定了金融服務行動計劃、風險投資行動計劃、歐洲研究區戰略等各種計劃，力爭在2010年前趕上美國的水平。其發展信息技術的主要政策如下：

1．堅決實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把物價穩定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減少經濟發展中的不確定因素，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從而鼓勵投資和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

2．加快信息技術的應用步伐，改善信息技術應用環境。建立統一的電子商務法，實行統一的專利法。到2001年完全開放電信市場，2001年前歐盟境內所有學校上網，政府采購全部上網，加強網絡培訓，鼓勵終生學習，。

3、發展風險投資市場。風險投資作為創新型企業的重要資金來源對高成長性的企業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與美國相比，風險投資在歐洲仍處于不發達階段。1999年，美國的風險投資額達到了330億歐元，比上年增長150%，其對軟件、通信、因特網的投資達到180億歐元；而歐洲的風險投資額僅為120億歐元，比上年增長70%，其對軟件、通信、因特網的投資為50億歐元，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風險投資行動計劃，主要措施為：加快歐盟內部一體化的步伐，使跨國金融活動更加便捷，專業投資人執行統一的結算規則，改善便于企業獲得資金支持的金融條件，并斥資2.3億歐元對企業獲得貸款和風險投資等進行支持；成立7賢人委員會研究加快歐盟資本市場一體化政策。

4、培養企業家精神，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中小企業是歐盟各成員國經濟發展和就業的基礎，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勵企業家精神和團隊精神，利用社會基金資助各種宣傳和推廣企業家精神和團隊精神的活動，加強職業教育和在職培訓，創建充滿活力的企業文化和企業精神；其次，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提高研發水平和產品開發能力，利用統一專利法保護創新企業的技術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對企業在開業和營業等方面的種種限制，優化企業發展的行政管理和社會環境；第四，提供企業國際化經營和多種形式的信息服務；第五，發展包括電子商務、網絡、信息、老齡服務、特色旅游、社區服務等在內的技術型、經濟型和社會型等新型服務業。

5、鼓勵科技體系創新和技術成果的轉化。創新是提高競爭力和促進就業的重要動力。在創新能力方面，歐洲遠遠落后于美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差距在進一步擴大。1998年，歐盟15國的研究與開發支出占其GDP的比重為1.8%，而美國為2.8%。同時，研究與開發力量分散，研發和成果商品化脫節，沒有形成統一的科技市場。歐盟委員會已計劃設立歐洲研究區，以減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勵研究單位和企業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同時，放寬移民政策，吸引國外的技術人才。

第2篇：新經濟政策舉措范文

2010年以來，美國和日本的經濟復蘇進程逐步減緩。面對低增長、高失業率與高財政赤字的兩難處境，兩國政府選擇了前者作為當前政策主要著力點，而將解決財政赤字問題暫時擱置。為進一步刺激經濟，增加就業，美、日一方面陸續推出新的經濟刺激計劃；另一方面繼續將基準利率維持在零或接近零利率的歷史低位，并開始重啟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

（一）推出新經濟刺激計劃

2010年2月1日，奧巴馬政府向國會提交了總額超過3.8萬億美元的2011財年預算報告。其中包含了1000億美元的新刺激經濟計劃，涉及個人及中小企業減稅，基礎設施開支及清潔能源計劃等領域。3月份，為擴大本國產品的市場，提升就業率，美國政府公布了首個以推動出口為目標的專門戰略――國家出口戰略，計劃將出口在未來5年內翻一番。隨著二季度經濟增長放緩和國會中期選舉的臨近，奧巴馬在9月6日和8日接連提出了總額達3500億美元的新經濟刺激計劃。

2010年1月29日，日本國會通過了鳩山內閣提出的2009財年第二次補充預算方案，授權政府實施總額7.2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以改善就業、幫助中小企業融資和促銷環保類商品。9月10日，菅直人內閣推出了其上臺后的首份經濟刺激計劃，總額達到9150億日元。10月8日，為應對通貨緊縮和日元升值所帶來經濟下行風險，日本政府在間隔不到1個月的時間內再次出臺刺激措施，規模也上升至5.05萬億日元。

美、日兩國政府相繼推出的經濟刺激方案中既包含了刺激消費，增加就業等短期目標，也涉及到了更新基礎設施，扶持新興產業等遠期發展戰略。但從資金分配看，其政策重心仍是力圖在短期內通過減少個人和企業稅收，增加政府公共支出來刺激國內消費和投資，達到帶動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的目的。由于制造業和建筑業是美國在本輪衰退中失業最為嚴重的兩個行業，就業人口分別減少了15%和25%，其刺激政策也相應的集中在這兩個行業以及零售業。而日本則由于出口對其經濟增長和就業影響較大，政策重心較為偏向出口部門。

（二）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

在陸續推出經濟刺激計劃的同時，兩國央行繼續實施低利率政策以維持國內寬松的信貸環境。美聯儲自2008年12月以來，一直將聯邦基準利率的目標區間維持在0―0.25%不變，并一再重申將在較長時間內維持利率在“異常低位”。隨著美國經濟的大幅放緩，11月3日，美聯儲宣布了規模達6000億美元的國債購買計劃，以進一步刺激支出和信貸。

2010年10月，日本央行為阻止日元進一步升值和經濟下滑，將隔夜拆借利率從0.1%降至零至0.1%，時隔4年再次實行零利率政策。降息的同時，日本央行還推出了5萬億日元的資產購買計劃，在主要發達經濟體中率先啟動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

此外，匯率政策也成為兩國一系列經濟刺激措施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聯儲自實施低利率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以來，實際上是實行了美元貶值政策。弱勢美元有利于減少美國的貿易赤字以及奧巴馬政府5年出口倍增計劃的實現。隨著美元持續貶值，日元出現被動升值。為應對日元走強對出口造成的不利影響，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中央銀行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必要時采取包括干預匯市等在內的措施以阻止日元升值。在9月14日日元匯率刷新1美元兌83日元的15年低點后，日本央行開始在外匯市場上直接拋售日元以壓低日元匯率，這也是日本央行6年多來首次直接干預匯市。

二、歐盟各國延續寬松貨幣政策，并陸續推出財政緊縮計劃

進入2010年，歐盟各國為刺激經濟繼續保持了寬松的貨幣政策。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分別將基準利率維持在1%和0.5%的水平上。而債務問題在2010年以后逐漸由希臘一國蔓延至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歐盟國家，并在4月演變成為一場波及歐洲多個國家的債務和歐元信用危機。債務危機使得歐盟各國開始下決心整頓政府財政并相繼出臺了各自的公共支出緊縮計劃。在各國推出的緊縮計劃中，主要包含了“節流”和“開源”兩方面的內容，“節流”主要是改革退休制度、削減公務員崗位和薪酬以及政府在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開源”則主要是增稅或開征新稅以增加政府收入。

債務危機發生后，希臘、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國相繼推出了公務員減薪和削減債務方案。6月，德、法、英三國也提出了各自的緊縮計劃。6月7日，德國內閣通過了分4年削減816億歐元的財政緊縮方案，計劃將德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由目前的5%降至3%以內。方案包括裁減至多1.5萬個公共部門的工作崗位，針對銀行、航空旅行和核電業征收新稅等措施。6月12日，法國政府宣布采取緊縮措施，計劃在未來3年中削減450億歐元的公共開支，以便把法國國債占GDP比例由8%降到3%以下。6月，英國推出了近30年來最嚴厲的財政緊縮預算《緊急預算案》，并于10月20日公布了具體的緊縮措施。為降低財政赤字，英國政府計劃未來5年削減830億英鎊的財政預算。

三、各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果分析及展望

（一）新興經濟體進一步調整國內經濟結構

多數新興經濟體退出寬松的貨幣政策將有利于抑制國內通貨膨脹和部分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勢頭，從而為經濟實現平穩增長提供保證。但與此同時，由于仍存在諸多結構性問題，受貨幣政策收緊、財政刺激政策陸續到期以及發達國家經濟疲弱造成的外需不振等因素影響，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出現放緩跡象。

對于未來的政策取向，抑制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限制國際資本流入仍是這些國家一段時間內面臨的主要問題；長期來看，新興經濟體需要及時調整國內經濟結構，改變過度依賴外部需求的經濟發展模式。IMF在其秋季《世界經濟展望》中就指出，“新興經濟體要實現危機前那種增長率，將需要進一步重新平衡其增長，使其轉向依靠國內增長來源，這也有助于實現必需的外部重新平衡”。

（二）美國、日本經濟刺激措施效果有限

美國和日本推出的新經濟刺激計劃短期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兩國的經濟增長，長期來看，則可能會給世界經濟帶來不利影響。兩國出臺的刺激政策中所涉及的個人及企業減稅、商品銷售、出口補貼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措施有助于提振國內消費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但其對經濟的刺激效果將十分有限。

首先，此次兩國推出的刺激計劃總體規模要小于前一輪經濟刺激計劃，其對經濟的刺激力度可能要打一定折扣，難以使經濟重現今年一季度的復蘇勢頭。

其次，計劃中包含的更新基礎設施，扶持新能源等戰略新興產業等措施雖然在長期中可能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動力，但目前來看，受制于創新周期以及新技術大規模產業化應用的時間限制，短期內很難對拉動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起到實質性作用。

第三，單靠一輪經濟刺激計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美日兩國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對美國來說，要實現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就需要扭轉制造業持續下滑和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趨勢。但從目前來看，美國在低端制造業并不具備勞動力比較優勢，高端制造業又面臨日、德等發達國家競爭，其工業產品很難在國際市場上取得競爭優勢，依靠傳統制造業難以實現奧巴馬提出的“再工業化”和出口倍增計劃的目標。日本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則在于過度倚重出口，在外需不振和日元持續升值打擊下，日本出口短期難以為拉動經濟增長作出大的貢獻。此外，奧巴馬9月提出新一輪刺激計劃的用意更多是為即將到來的國會中期選舉造勢，近期難以付諸實施。

長期來看，高額的政府債務可能將迫使兩國政府采取財政赤字貨幣化措施。隨著新一輪經濟刺激計劃的推出，兩國政府債務將進一步高企。2010年美國預算赤字將達1.34萬億美元，財政赤字占GDP比重為9.1%。日本債務總額更是達到其國內生產總值的兩倍多。在利率接近零的情況下，為刺激經濟和緩解財政壓力，兩國央行只能重啟購買國債的量化寬松政策為經濟注入流動性和替政府債務融資。截止目前為止，美國和日本已經分別推出了6000億美元和5萬億日元的資產購買計劃。由于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殊地位，美國重啟量化寬松政策可以通過美元貶值向國外轉嫁刺激經濟的成本和削減外債水平，而其他國家貨幣被動升值將使各國采取競爭性貨幣貶值措施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這將加劇國際紛爭、引發全球貿易保護主義，不利于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歐盟被迫放棄短期增長目標，著力經濟結構調整

歐盟各國推出的財政緊縮措施短期內將對歐洲經濟復蘇產生不利影響，但從長期來看，一方面可以降低成員國政府債務負擔，使債務占GDP比重達到或接近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3%的標準，增強政府財政收支的可持續性，有助于重建市場對歐元乃至歐洲經濟增長的信心；另一方面，各國推出的財政整頓計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強勞動市場活力和企業的競爭力，緩解歐盟內部的經濟結構失衡，從而為歐洲經濟提供持續的增長動力。

長久以來，歐洲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的過度發展使這些國家超過半數的公共開支都被用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領域里，而政府在研究和創新等領域的投資相對不足。債務危機在某種程度上為歐洲各國解決這些長久困擾經濟發展的制度性問題提供了一個契機。面對國內工會組織和反對黨的抗議示威，各國政府形成了空前默契與共識，紛紛表明整頓財政的決心。而且，各國暫時將增長目標讓位于財政整頓是為了未來更為持久的經濟增長。2010年6月17日，歐盟舉行夏季首腦會議并公布了“歐盟2020戰略”。各國首腦在戰略中提出，在未來10年中將使歐盟經濟實現以知識和創新為基礎的“靈巧增長”，以提高資源效應、提倡“綠色”、強化競爭力為內容的“可持續增長”，以擴大就業、促進社會融合的“包容性增長”。

（四）全球經濟復蘇有賴于國際間的政策協調

金融危機期間，世界主要經濟體間的國際協商以及政策合作在恢復信心和避免危機深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各國協作推出的經濟刺激政策成功遏制了世界經濟陷入衰退的趨勢。然而，危機后世界經濟不均衡的復蘇態勢使得各國進行政策協商和協調的難度不斷加大，全球經濟復蘇進程變得更為脆弱。

在6月份舉行的G20多倫多峰會上，各國首腦盡管在鞏固財政基礎，加強金融監管以及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方面達成了一定的共識，但在制定同步的經濟刺激退出策略上的矛盾和分歧難以協調。會后聲明不得不在強調加強復蘇的同時，表示各國可以根據各自國情量身定制自身的政策行動。各國各自為政的政策舉措將導致全球經濟中的摩擦加劇，并有可能進一步引發國際沖突或者貿易保護主義。

第3篇：新經濟政策舉措范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集聚；優惠政策

[中圖分類號] F125[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5024(2008)02-0133-03

[作者簡介] 鄒，廣西民族大學管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企業管理。(廣西 南寧 530006)

很多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資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迅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其突出的表現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涌入，中國(2002年)躍居世界首位成為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成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引擎之一。但從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的分布看，卻極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是導致中國東西部地區經濟差距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地理位置上，既沿邊又沿海的廣西與中國其他西部省份在地理條件方面有很大不同，純自然條件、社會文化與廣東非常相似。但是改革開放30年來，廣東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額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經濟增長走在全國前列。廣西卻仍然是經濟落后的省份，引入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遠遠落后于廣東。是什么原因造成這種結果?本文試圖從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的角度進行分析，并以廣東作為參考，選用實證分析和理論分析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對該問題進行探討。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

在經濟學理論中，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可以歸結為兩大因素：經濟地理因素和經濟政策因素。

在經濟地理因素方面，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的地理因素可歸納為以下幾點：(一)地理位置及其自然條件、交通運輸條件。中國改革開放30年，沿海地區憑借先天的地理位置優勢和良好的基礎設施，成為外商最先投資的區域，到今天，大約7成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資都集中在東部發達地區。(二)區域產業聚集狀況、區域的市場規模與增長潛力。國際直接投資資本在進行投資地域選擇決策時，為了規避風險、降低交易成本，往往投資于具有各種產業聚集經濟效應、市場規模較大且增長潛力明顯的地區。(三)區域人力資源狀況。勞動力作為區域經濟增長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其數量、質量和結構導致區域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的不同。

另一個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是經濟政策。自1979年起，中國開始實行以改革開放為重點的市場導向型體制改革，加速了與外部世界的經濟交流。開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設立經濟特區。根據政府的意圖和設計，地區經濟政策優惠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現在回頭看確實效果顯著。本文最主要考慮兩個政策因素。一是對外開放程度。對外開放程度是經濟改革以來最為重要的經濟政策，一個地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量基本和其開放程度呈正比，這一指標的衡量一般用出口占GDP比重和進口占GDP比重進行比較來度量相對的經濟開放程度。二是地區經濟政策優惠狀況和政府軟件建設狀況。這一指標的衡量主要考察當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條例以及政府的辦事效率等狀況。

二、實證分析：基于廣西與廣東的事實對比

之所以將廣東與廣西進行對比分析，是因為這兩個省份在純自然條件方面非常相似，但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的幾十年里，廣東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資在全國遙遙領先，廣西卻仍然是經濟比較落后的省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資數量比廣東少得多，兩者的差異是自然條件解釋不了的。下文從經濟地理因素和經濟政策因素兩個方面分析廣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居后的原因。

(一)廣西與廣東引入外商直接投資的有關數據的統計從表1可看出：一是無論從各主要年份兩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份額，還是分階段計算的兩地累計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占全國同期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份額，都表現出極大不均衡性。廣東地區的份額遠遠高于廣西。二是從外商直接投資分布省份來看，改革開放初期，進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廣東，幾乎占全國一半水平。但90年代后，廣東所占份額下降，但還是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廣西所占比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三是從動態看，20世紀80年代初期進入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20余年之后海外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資仍然聚集在東部沿海地區，位于中國西部的廣西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仍然有限。

(二)影響廣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因素分析：基于廣西與廣東的事實對比

1.地理交通條件位置與自然資源稟賦條件。地理交通條件、自然資源稟賦會影響各省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水運條件使沿海地區及內地可由水路直接出海通航易于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聚集地，自然資源稟賦出眾可以節省相關產業成本。

在交通條件方面，廣東比廣西優越很多，靠近港澳，沿海岸線長，大港集聚，海、陸、空、水路條件都優于廣西；從自然稟賦條件來看，廣西略勝一籌，廣西的有色金屬、石油、天然氣、煤炭的探明儲量遠遠高于廣東，廣西的水資源也非常豐富。

2.區域產業聚集狀況、區域的市場規模與增長潛力。產業集聚方面，廣東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遙遙領先于全國平均水平，從2006年中國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據中我們發現，在有代表性的27個制造業行業里，廣東份額排在前四名的有20多項，廣西和廣東在市場規模和增長潛力的各個指標方面差距甚大。

3.區域人力資源狀況的比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東部地區尤其是廣東吸引了大量的外省勞動力的流入，大量勞動力的流入為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活力，進一步強化了廣東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進駐的優勢。如：90年代廣東吸引了幾乎全國一半的跨省農村勞動力，而廣西吸引的外省農村勞動力就很少。改革開放以來，廣西反倒是一個勞動力輸出省份，并且在出省的農村勞動力中，96.87%是去了廣東。其他省份如湖南、江西、湖北、貴州、四川等地的大量農村勞動力也流入廣東，估計比例最低的都占該省跨省農村勞動力的一半以上。

在教育水平，教育經費投入和受教育水平方面，廣東明顯比廣西領先，加上廣東近幾十年來一直吸引大量的高素質人才如大學畢業生，這為廣東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了高層次人才保證。

4.經濟優惠政策狀況和地區開放程度分析。自1979年起，中國開始實行以改革開放為重點的市場導向型體制改革，加速與外部世界的經濟交流。開放政策包括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設立經濟特區等以促進對外貿易。1979――1995年期間，經濟優惠政策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很大。表6為對該期間的相關政策進行整理，表7是兩省開放狀況的對比。

表6是1994年以前設立的各種經濟特區類型，這些經濟特區的地區分布極不均衡。廣東有明顯優勢，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由于廣東先天自然條件優勢(鄰近香港和澳門)，其享有的優惠政策在全國都處于前列。在開放程度方面，廣西與廣東相距甚遠。

三、結論和建議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率先從東部沿海地區開始的，東部沿海地區因區位條件、基礎設施和經濟基礎較好，吸引了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資。廣西在自然條件、資源稟賦方面與廣東并無太大差別，但交通狀況、人力資源結構、教育投入、產業集聚、對外開放政策方面卻相差懸殊，結果是，在眾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兩省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數量懸殊。因此，為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逐步西進，加大對廣西的投資比例，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努力提高廣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能力。

(一)提高廣西的產業集聚發展能力。外商直接投資在選擇區域時，面臨很多不確定的因素，有很大的風險，由此會帶來高昂的信息成本。因此，為了規避風險，降低交易成本，往往會投資于那些市場潛力大且穩定、具有各種產業集聚經濟效益的地區。廣西的工業水平還比較低，工業的發展階段還處在初期階段，所以政府在產業集聚方面加強規劃、引導非常有必要，盡量避免走彎路，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加快產業集聚，為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營造很好的投資環境。

(二)增加教育投入，加快廣西區域人力資源積累。外商直接投資一般聚集在人力資源素質較高的地區。通過地區人才的吸收、技術與知識的溢出，地區的人力資本將得到進一步強化和積累。廣西現階段人力資源數量大、增長速度快，但是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較差，開發難度大。雖然國家給予廣西省的財政性教育投入占廣西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從教育投入的絕對量來看，廣西的教育投入嚴重不足。另一個值得重視的狀況是廣西的人才流失嚴重。所以，加快廣西人力資源積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是廣西必須要解決的課題。

(三)加快廣西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廣西的區域市場化水平。改革開放以來，廣西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外商直接投資環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然而，目前還有相當多的問題存在，所以加快廣西的基礎設施建設，建立更加快速便捷的交通網絡，是改善廣西外商直接投資環境的重要舉措。同時，提高廣西的區域市場化水平建設不能停步。由于歷史的、自然的和政策上的原因，廣西地區現階段市場化程度低、進程緩慢，目前還處于雙重體制的磨合和轉軌時期，生產要素難以得到合理流動，資源難以得到最佳配置，從而使產業結構的調整也受到很大限制。所以，現在需要努力培育廣西市場，迅速提高廣西地區市場化程度的，大力培養以要素市場為核心內容的、包括產品市場和產權交易市場在內的完整的市場體系，加快發展資本市場、勞動人才市場和信息技術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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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劍勇.中國地區差距的演變及其結構分解[J].管理世界，2002，(7).

第4篇：新經濟政策舉措范文

一、問題的提出

循環經濟主要是指在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的大系統內，在資源投入、企業生產、產品消費及其廢棄的全過程中，把傳統的依賴資源消耗的線形增長經濟轉變為依靠生態型資源循環來發展的經濟。循環經濟是適應新的資源供給形勢和新經濟增長觀念的一種新型經濟發展模式，是國際社會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中提出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具有時代特性和前瞻性。目前我國正在實行循環經濟試點工作，推進我國的經濟發展，現已開始立法來保障循環經濟的建立和發展。而作為循環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變量，制度具有一定的慣性，難以很快適應經濟模式的轉變，在新經濟模式推廣過程中成為阻礙因素。因此，分析循環經濟的制度障礙就顯得尤為重要。

二、循環經濟的基本特征和內涵

1、循環經濟的基本特征

循環經濟的思想萌芽于環境保護興起的上世紀60年代。“循環經濟”一詞，首先由美國經濟學家K·波爾丁提出，之后各國學者大量研究，且大多是從技術、資源、環境及生態等角度進行的。實際上，循環經濟不是研究環境保護方法，也不是單純的生態經濟，它的基本含義是生產、消費的集約和資源利用的最大化，從而實現提高資源效率、環境優化和可持續發展，進而達到社會進步和福利最大化。它的基本特征，又稱“3R原則”，即減量化（Reduce）——減少資源利用量及廢物排放量；再利用（Reuse）——努力回收利用廢棄物；資源化（Recycle）——大力實施物料的循環利用系統。圖1為循環經濟的“3R原則”。

2、循環經濟的內涵

循環經濟是融資源綜合利用、生態設計、清潔生產、物料循環利用和可持續消費為一體，將經濟活動由傳統的“資源—產品—再循環”的“開環”模式轉變為“資源—產品—資源再生”的“閉環”循環模式，從而使傳統的資源消耗型經濟轉為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方式。循環經濟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微觀企業層面的循環經濟要求實現清潔生產和污染排放最小化；中觀區域層面的循環經濟要求企業之間建立工業生態系統或生態工業園區，實現企業間廢物相互交換；宏觀社會層面的循環經濟要求廢物得到再利用和再循環，產品消費過程中和消費后進行物質循環。

三、傳統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職能存在的缺陷

發展循環經濟的首要目的是提高資源利用率，緩解經濟高速增長與資源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要求最大限度地節約和高效利用資源，最大限度地降低廢棄物排放，減少環境污染。循環經濟需要有新的政策與之相適應，才能充分發揮效力。傳統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職能的缺陷表現在以下方面。

1、對環境資源的產權界定不明確

由于我國環境資源的所有權、使用權、產權的界定不明晰，使得環境資源人人都可免費使用，對環境資源的競爭性過度使用導致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日趨嚴重。因此，要解決環境資源使用過程中的外部性問題，使外部成本與收益內部化，十分有必要明晰界定環境資源的產權。但是，由于環境資源的公共物品性質和一些環境資源具有彌散性與流動性的特征，使得部分環境資源產權的界定非常困難。政府必須利用市場機制建立環境資源產權制度，明晰界定環境資源的初始產權，調整環境資源價格體系，建立環境資源產權交易市場，使環境資源的價格能夠在市場機制的調節下正確地反映環境資源的稀缺性。

2、政策缺乏約束性與激勵

經濟社會發展中環境資源保護的正外部性使得在傳統政府管理體制下部分地區與行業缺乏實施循環經濟的約束與激勵機制。應當在循環經濟條件下建立完善環境資源合理有效利用制度以及產業發展的環境評價機制。由于許多資源產區發展水平較低，環境資源價值的貼現值不高，容易導致環境資源使用上的短期行為。政府必須建立必要的保護機制，確保環境資源可持續發展。相關的還需建立資源生產與資源利用地區之間的生態建設利益補償機制。

3、政府有效制度供給不足

中國環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環境保護不力，而環境保護不力的根源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給，難以調動人們保護環境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由于經濟主體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內在特性，在無外力干預下，它總是會不顧社會利益而追求私人利益。從這個角度來說，越來越嚴重的資源與環境問題是有效制度供給不足的結果。現有環境保護制度存在著很多問題，即環境保護的制度力度不夠，漏洞較多，沒有足夠的權威，因而不能保證有效地貫徹實施。例如排污收費制度，排污收費標準既難以與通貨膨脹相適應，又不足以改變排污者的行為。而且，由于地方保護主義嚴重、執法不力等原因，使環境保護效果不明顯。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資源與環境問題，必須著重加強有效制度的供給。

4、傳統方式阻礙了循環經濟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方式還是以“兩高”為特征。目前中國正處于工業化的中期階段，這又是產生廢物污染最多的階段。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資源與環境的制約日益增強，中國資源和環境現狀要求我們要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發展循環經濟。但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具有慣性，使得轉變增長方式很難一蹴而就。再加上現階段中國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效益仍是考核政績的主要指標之一。各地區為了發展本地經濟，很有可能選擇急功近利的經濟政策來獲取政績。因此，政府必須通過循環經濟立法和執法的手段，強制循環經濟的發展，同時在領導干部政績考核中加入循環經濟的指標考核內容。

四、循環經濟體制下政府職能的實證分析

目前，云南還是處于循環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推進循環經濟的發展需要外力的推動，使盡快建立循環經濟的發展方式，推動云南經濟的發展。針對云南的實際發展情況，云南省應該制定一系列的政策來引導和促進循環經濟在云南的發展。

1、政府應該發揮主導作用

循環經濟思想的前瞻性和長遠性并不是每個企業和消費者都能夠理解并主動地實施。因此，政府在建立循環經濟戰略的任務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政府應該制定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來引導和促進企業和消費者實施循環經濟，統一協調各種利益，協調各部門，并加大政府投資力度。

2、加快各種法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循環經濟作為一種基于生態效率的經濟模式，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運行的，政府可以通過政策調控手段來實現。要保證各市場主體在關心自身經濟利益的同時，積極關注環境效益、生態效益，就必須盡快建立起發展循環經濟的政策法規體系，通過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來規范、引導企業的行為。只有建立公平的制度，創造了市場平衡機制，才能把循環經濟變為企業、政府、公眾的共同行為。目前云南缺少相關的法規制度，嚴重影響了循環經濟的發展，因此應加快法規的制定，保障循環經濟的實施。

3、加強對試點企業的跟蹤指導，發揮示范作用

推進循環經濟發展是一項系統性、綜合性很強的工作，在云南仍處于起步階段。開展循環經濟試點工作，對探索、總結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具有重要意義。而云南雖然在這方面已取得了一定進展，但仍存在目標不夠明確、發展動力不足、缺少技術資金以及協調機制不完善等方面的問題。因此，應進一步加強對試點企業的跟蹤指導，加大對試點企業的支持力度。協調、解決試點單位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和困難，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同時，強化試點示范效應，發揮好示范作用，為今后實施循環經濟做鋪墊。

4、加快構筑循環經濟的技術支撐體系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只有依靠科技進步才能不斷提高循環經濟發展水平。沒有科技的支撐，最基本的回收利用都難以實現。只有在技術上取得突破，才能加速促進循環經濟的建立。因此，必須加快構筑循環經濟的技術支撐體系。包括促進科技投入的政策、各項專項技術政策，如大力發展高新技術，包括信息技術、生物技術，以及環境無害化技術、替代技術、再利用技術、系統化技術等。

五、結論

通過政府的參與和調控，建立起一種新的制度框架，把生態環境納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疇，形成鼓勵資源再生和循環利用的政策體系、制度體系和社會機制，創造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新的環境管理機制，使發展循環經濟的外部收益內部化。外部環境的這種變遷必然會對企業形成一種新的約束或激勵，企業可將這些變化內化，進而引導企業生產經營行為的生態化轉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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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新經濟政策舉措范文

企業的財務風險是指在企業的各項財務活動過程中，由于受各種難以預料或控制的因素影響，使企業財務的實際收益與預期收益發生偏離，從而使企業有蒙受損失的可能性。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加劇和國際資本大量涌入以及當前我國經濟迅猛發展，企業之間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在日益復雜的經濟形勢下，由于許多經營者財務風險意識淡薄、投資決策方式缺乏科學性，資本結構不合理，導致企業面臨巨大財務風險，以至于面對全球性金融風暴，許多企業紛紛破產倒閉。因此企業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長久與穩定的發展，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與財務管理人員一定要理解財務風險成因，掌握相關應對策略，從而能夠及時地發現企業運行中存在的風險并能有效化解風險，使企業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

一、企業財務風險形成原因

1.企業管理者風險意識薄弱

企業財務風險具有客觀性的特征，它始終存在于企業財務工作的整個過程中，包括投資活動、融資活動、收益分配活動等財務活動以及企業的日常管理活動。當前經濟形勢復雜多變，稍有不慎與疏忽都有可能加劇企業財務風險，致使企業經營失敗。但是現實中許多企業管理層受傳統經營模式影響，不能順應最新經濟形勢變化，不愿改變經營模式，部分經營者片面主觀認為企業只要妥善經營，保障收支平衡就不會出現任何問題，沒有意識到其內部可能產生的財務風險，從而忽視對財務安全風險識別與預警機制的建設，造成企業無法預測可能產生的財務風險并采取有效應對舉措。

2.企業資本結構不合理

資本結構指的是企業全部資本中權益資金與負債資金的比例關系。科學合理的資本結構能夠促進企業管理、確保企業正常有效運轉。當前我國企業其資本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舉債規模過大、融資來源不合理等。當前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自身資金實力難以應對開拓市場、擴大規模所需的大量資金投入，只能靠融資與借貸解決資金窘境，然而負債過高會致使企業債務壓力沉重，最后可能出現資不抵債的現象，增加企業的財務風險。

3.企業投資存在盲目性

企業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不斷擴大生產規模或進行各項商業投資，而很多決策缺乏可靠的市場調研與科學的判斷依據，決策往往片面依靠領導以往的商業經驗與主觀判斷，這種投資決策的方法缺乏科學性。此種盲目的投資經營可能會導致企業投資失敗，造成資金回收困難，致使企業資金狀況惡化，加劇企業財務風險。

二、防范企業財務風險的對策

1.增強企業財務風險意識

受市場經濟環境與政策以及人為因素的影響，企業面臨財務風險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企業應當增強財務風險防范意識，不斷提高企業財務管理人員業務素質與職業道德修養，使他們時刻緊繃防范財務風險的弦，將企業財務風險的防范與管理貫穿企業生產經營的全過程。

企業增強財務風險意識的同時，應當建立完善的財務風險內部控制制度，完善相關控制監督機制，如成本控制、采購與付款控制等控制監督機制，通過積極的內部控制降低企業內部風險的可能性。加強企業財務相關人員培訓，使他們能夠清楚的認識到企業財務風險存在于企業各項財務活動中，要提高自身防范風險的意識與能力，努力掌握科學先進的企業管理知識，使自身具備企業財務風險預判能力，能夠在企業出現財務風險可能時及時發現。

2.投資決策程序科學化

企業應逐步完善企業管理制度，制定完善的投資項目決策與審核程序，防止出現僅憑主觀判斷盲目做出投資決策的現象。對有投資意向的項目，要嚴格按照項目投資流程，確保項目投資程序科學合理。在投資前應組織相關領域專家、業務骨干進行科學調研與論證，對各可行性投資方案進行科學評估與分析，以選擇出對企業最有利、獲益最大而風險最低的投資方案。企業在作出投資決策時還應當密切關注政府相關經濟政策，科學分析相關項目投資形勢，充分考慮投資回報率、投資回報期等因素，及時調整經營與投資策略，以降低因投資決策失誤引起財務風險的可能性。

3.建立科學的財務風險預警與管理機制

企業應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制定具有可行性與操作性的風險預警與管理的長效機制，以期長期有效的發現與避免企業可能出現的財務風險。企業風險預警與管理機制應當囊括企業當前所有財務活動的各個方面，使之切實能夠監控企業經營管理活動中所有潛在風險。建立完善的財務預算控制制度，通過財務預算可以有效監控企業戰略目標實施進度，使企業能夠有效掌握人、財、物等資源的分配與控制，降低出現財務風險的可能性。

4.優化企業資本結構

第6篇：新經濟政策舉措范文

國有資本的產業調整動向服從和服務于國際經濟發展的總趨勢。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經濟社會步入網絡化、電子化、信息化、知識化的發展階段，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先導性產業和支柱性產業都不同程度地發生了變化；國際經濟的事例促成了產業結構在國際范圍內的調整和位移；對傳統產業的信息化改造和新興產業的崛起改變了傳統觀念上的產業生命周期。

產業生命周期

產業生命周期是特定產品群或技術系統所構成的產品生命周期和技術生命周期的包絡。技術生命周期是指企業開發出所滿足的市場需求的出現、成長、成熟與衰退過程，這個過程是以市場價值的變動為依據的，而產品生命周期是指企業用以滿足該種需求所開發出的產品的市場價值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因而產業生命周期必然包含著產業出現直到完全推出市場經濟體系的全過程，包括孕育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處于相應階段的產業分別稱為幼稚產業、朝陽產業、成熟產業和夕陽產業。

一個完整的產業生命周期可用圖1所示的一條連續平滑的僅含一個或不含極大值的曲線來表示，代表產業發展變動的長期趨勢。不同國家，不同產業的長期發展趨勢曲線在定量分析的精確表達中可能存在巨大差異。某產業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構成企業戰略選擇的外部產業環境。基于產業生命周期不同階段所面臨的各種競爭態勢，企業具有不同的戰略選擇。

一般而言，孕育期需要投入大量的先驅成本，在市場前景不明確、風險較大的項目上，只有少數企業才有這個能力，在這個階段，市場調查與反饋研究是關鍵；在成長期，產業內競爭開始激化，企業應著重進行橫向一體化，以獲取規模經濟效益，當產業進入成熟期，市場增長潛力有限，企業一般采取縱向一體化或加強型戰略提高其競爭地位，在國際經濟一體化的環境下，一些產業在成熟期已全部或大部分轉到發展中國家生產而返回國內銷售；在衰退期，企業一般采用防御性收縮戰略實行資產退出，或實行多元化經營實現資產轉移。

“創造性毀滅”與超競爭

在動態競爭條件下，市場的均衡是暫時的。由于新技術的出現、技術范式的轉換、消費者偏好的改變以及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響和新經濟的沖擊，使得企業的現存優勢并不能長久地持續。一個企業如果總是試圖維持固有的競爭優勢是十分危險的，正如R?迪阿維尼所說，企業主要的戰略目標應該是主動打破產業中已存在的固有資源優勢，去發現新的競爭優勢；新的競爭優勢還包括產業外的市場創新。這個理論就是熊彼特最早提出的“創造性毀滅”，它認為企業必須在“破”和“立”中實現超競爭。在熊彼特發展的企業競爭條件下，產業生命周期跨越技術生命周期的動態模型（見圖2），又稱超競爭模型。典型的例子是芬蘭的諾基亞由一個木槳企業發展成為信息業巨子，其轉折點是公司通過購并等擴張形式實現了其相關設備以及移動通訊技術范式的轉變。

把握產業生命周期和超競爭對于維持企業的競爭力和持續競爭優勢是十分重要的。國有企業面對環境工程、基因工程、新材料和信息技術以及由此引發的創業變革與創新，就該著眼于創造未來的競爭優勢，著眼于產業競爭態勢和塑造產業構架的競爭力，通過“創造性毀滅”爭取產業中的戰略優勢的獲取是一個非常有戰略意義的舉措。

區位優勢與國際動向

隨著科技的進步，世界經濟正逐漸聯結為一個整體，各國的產業結構在國際市場的催生和比較利益的誘導下，正在變成世界產業結構的一個密不可分的組成部分。各國產業結構的相互補充和相互依賴，已成為世界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一個趨勢。這一趨勢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產業形態的區域性轉移把各國緊密地聯系為一個整體。每個國家都在致力于整體科技經濟實力的提高，本國的產業結構逐漸向新技術產業形態傾斜。而將傳統的勞動密集型、普通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等發達程度或者欠發達的國家。以亞洲國家為例，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高速發展后，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四小龍”國家生產，70年代“四小龍”因此迅速成長起來，不得不在80年代將這一產業讓位于東南亞國家，形成了日本高技術密集、“四小龍”普通技術密集，東南亞勞動密集的分工態勢。

另一方面，區域性集團內部的產業分工合作日趨明顯。各種地區性經濟集團在創建初期主要是為了避免內部減免關稅，對外統一關銳，但目前的趨勢表明，集團內部的產業分工日趨明顯。例如，歐共體內，傳統產業多集中在希臘、葡萄牙，新興產業多集中在英法等國。

國際產業結構的調整的深層次原因是國際分工所帶來的比較優勢決定的。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趨勢和國際市場自由化趨勢的加強，這種優勢較之以前表現得更加明顯。在高關稅時期，由于有關稅壁壘以及非關稅壁壘的限制，一國的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潛力十分有限，對一些十分有市場但沒有資源優勢的項目只有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但這往往受到國外金融政策的限制。消除或減免關稅與非關稅壁壘之后，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缺乏比較優勢的產品必將提高貿易雙方的整體福利和貿易凈福利。

在比較優勢的誘導和國際市場驅動下。國際產業結構調整表現出新的動向，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外向型產業結構優勢正進一步顯露

所謂外向型產業結構是指本國政府考慮到本國經濟在世界中的位置，通過開放性的經濟政策，使出口在GDP中占有較大比重的調整。外向型結構是比較利益的直接驅動。以泰國為例，在1983年至1987年的4年中，人均國民收入由810美元增加到879美元，速度十分緩慢。此后，政府把握住80年代中后期世界產業結構調整中出現的一次機遇，把從“四小龍”轉移出來的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接受進來，擴大出口產業，1987年到1991年的4年中，年均GDP增長速度維持在30%以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飆升至1680美元。

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步伐進一步加快

傳統產業是那些建立較早的基礎物質生產部門，包括鋼鐵、石化、紡織、食品加工、建筑施工等，它為一國發展提供大多數基本物質產品，并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因而傳統產業不可能也決不能完全轉移出國內從而依賴進口，有必要對其關鍵部分進行高新技術改造。

技術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趨勢

技術轉移是發展中國家發展本身的要求，同時也是發達國家技術創新和維持超競爭優勢的需要。我國已在引進新材料、生物工程、精細化工、微光電子等領域有重大進展，并在出口新興產品中有重大突破。

世界產業結構調整的具體表現可總結為：農輕重比例下降，服務業比重上升，企業內部生產組織方式將從大批量的生產轉為發揮人的知識和創造能力；跨國集團發展迅速，產業的區域轉移迅速，各國應重視比較利益的驅動獲得比較優勢；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日益加強。國有資本必須重視對傳統產業特別是涉及公共利益性、國家安全性、經濟命脈性、自然壟斷性的行業進行改造升級。

國企產業結構調整中的戰略選擇

國有企業的產業結構調整，必須順應世界產業結構調整趨勢的要求和國內經濟發展需要。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WTO的新成員，我國經濟發展的取向是科技是經濟增長的制高點，因而必須將國有資本投入到高新技術為先導的產業上來；其次，要注意WTO規則和世界經濟趨勢的影響。國有企業的產業結構調整具體可用“五個確保”來表述：

確保搞好大企業

政府要集中財力、物力、人力，有選擇性地重點搞好大型國有企業，以增強國有企業競爭力和形成規模效應。拿汽車工業來說，我國現有汽車生產廠商117家，年產量不足200萬輛，遠遠比不上大眾、福特等世界級汽車巨頭中的任何一家的產量，沒有規模經濟和競爭力，成本太高，技術創新力量薄弱，產品難以升級換代，最終必然失去生存空間。世界產業結構發展的總趨勢是勞動、資本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過渡，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更優質的服務獲取競爭優勢。因此應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培育出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能充分發揮組合優勢、綜合優勢和尖端優勢的大型高新技術企業，加快國民經濟信息化是國企改革的關鍵所在。

確保上好大項目

對于改造，交通通訊等大型國有工程項目，必須保證資金落實到位，專款專用和國家控股。大型項目是將新技術引入生產進而轉變為現實生產力的最重要的基礎和紐帶，是進行技術創新的基礎，沒有足夠的投入是不行的。同時要加強企業間的技術協作，提高整體技術水平。在個別企業，利用技術指導，技術轉移和技術共同開發等形式，形成合理的產業分工，并通過企業間“產業技術研究組合體”，提高企業整體技術研究水平，保證在大項目中技術支撐的需要。

確保“走出去”與“引起來”相結合

加入WTO后，市場競爭的國際化，生產和銷售從國內市場向國際市場擴展，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在繼續實施“引進來”戰略向全球化市場提供自己豐富資源的同時，國有企業應積極地實施“走出去”的戰略，到全球市場上去補充稀缺資源，逐步實現資源配置全球化。“走出去”主要是輸出國有資本，以便更好的利用國外資源與市場，特別是我國在一些具有競爭優勢又確立了全球化理念的大企業集團如海爾等已經“走出去”并獲得了一定的成功。

確保搞好西部大開發

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重點抓好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西部有豐富的資源；國有資本要利用西部的資源優勢，加快進行基礎設施和重點工程建設。國家已經在投資項目、稅收政策和財政轉移支付等方面加大了對西部地區的支持，逐步建立長期穩定的西部開發資金渠道。中部地區的國有資本在重組和調整過程中應該利用“近水樓臺”的優勢，挺進大西部，既能促進國有資本改組，又有利于區域經濟協調。

確保中小企業放開搞活

第7篇：新經濟政策舉措范文

    (一)三代危機模型迄今為止,國際上已經發展了三代成熟的金融危機模型。第一代危機模型是貨幣危機模型,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是為解釋拉美貨幣危機而建立的。1972年墨西哥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財政赤字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提高。為了彌補財政赤字,墨西哥政府向中央銀行發行債券,導致基礎貨幣增長過快,隨后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投資者紛紛拋售比索,資本外流加速。當外匯儲備耗盡時,墨西哥政府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制。墨西哥危機后,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等拉美國家也發生了類似的危機。經濟學家把拉美貨幣危機歸因于進口替展戰略和不恰當的宏觀經濟政策,在理論上形成了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1]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反映了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不可能三元悖論。克魯格曼認為,維持固定匯率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即FXt≥ae-DCt,其中FXt表示外匯儲備,DCt表示國內信貸)。[1]在固定匯率下,國內信貸的擴張必然產生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預期,導致資本外流、外匯儲備下降。一旦外匯儲備耗盡,固定匯率將難以維持,本幣貶值將不可避免。第二代危機模型也是貨幣危機模型,是為解釋歐洲貨幣危機和英鎊危機而建立的。1990年東西德國統一之后,德國政府支出大幅增加。因擔心通貨膨脹,德國政府于1992年7月把貼現率提高到8.75%。德國提高利率后,芬蘭人紛紛把芬蘭馬克兌換成德國馬克,導致芬蘭馬克對德國馬克的匯率持續下跌。此前,芬蘭馬克與德國馬克自動掛鉤,芬蘭央行為維持比價不得不拋售德國馬克而購進芬蘭馬克。但由于芬蘭央行的德國馬克儲備有限,因而這一舉措并沒有抑制住芬蘭馬克下跌。1992年9月8日,芬蘭政府宣布芬蘭馬克與德國馬克脫鉤,實現自由浮動。接下來,類似的現象在英鎊、里拉市場發生,投資者紛紛拋售英鎊,搶購德國馬克,致使里拉和英鎊匯率大跌,歐洲貨幣危機由此爆發。與拉美危機不同,當英鎊危機發生時,英國不僅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而且其財政狀況也沒有出現與其匯率制度不和諧的情況。也就是說,英鎊危機不是政府的債務貨幣化政策引起的,第一代金融危機模型不能對其進行合理解釋。從表面上看,英鎊危機、芬蘭馬克和意大利里拉危機都是德國提高利率引起的,利差導致資本的異常流動,資本流動導致外匯儲備的減少,產生匯率貶值預期。各國利率政策不協調的根源在于經濟的國別差異。奧布斯菲爾德通過政府目標的多重性來解釋歐洲貨幣危機。他認為,政府有維持匯率穩定和經濟穩定的雙重目標,必須在匯率穩定和經濟穩定之間進行權衡,需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間進行權衡后才能決定是否放棄固定匯率。當維持固定匯率的成本大于放棄維持固定匯率的成本時,放棄固定匯率是理性的選擇。[2]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由此而產生。第三代危機屬于銀行危機,雖然其中不可避免地要經歷貨幣危機過程。1997年7月始于泰國、波及東南亞的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匯市、股市輪番暴跌,重創東南亞金融體系和世界經濟。與拉美貨幣危機和歐洲貨幣危機不同,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時,東南亞國家存在大量的經常賬戶盈余,充足的外匯儲備,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也沒有異常變化。因此,東南亞金融危機顯然不能用第一代和第二代危機模型來解釋,要闡明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和演變的機理,就必須跳出貨幣和財政等宏觀經濟政策的范疇,由此創建了第三代金融危機理論。有學者從政府、銀行和企業之間的關系以及道德風險、金融脆弱性、政府腐敗等角度研究東南亞金融危機。[3][4][5][6]一種代表性觀點認為,在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之后,國際上大量的廉價資金以較低的利率借給東南亞地區銀行,然后由銀行投入到高風險的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導致股市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化。當資產泡沫破滅時,銀行不良貸款急劇增加,銀行破產風險增大。由于銀行破產具有高度的外部性,投資者相信政府不會對陷入困境的國內銀行袖手旁觀,因而投資者并不擔心銀行因為不良貸款增加而破產。基于這種認識,投資者敢于借錢給銀行,銀行也敢于將資金投入到高風險的行業,國內銀行的巨額不良貸款最終將轉化為財政赤字。因此,銀行的不良貸款與財政赤字是等價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使沒有嚴重的財政赤字問題,亞洲金融危機也會發生。

    (二)金融危機的變種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深刻地影響著世界經濟,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演變為不同的形式,出現了貨幣危機、銀行危機、主權債務危機等不同的危機變種。對此,三代貨幣危機模型很難給出合理解釋,需要建立新的框架進行綜合分析。不論是貨幣危機、銀行危機還是政府債務危機,必然體現在家庭、企業、銀行和政府資產負債表的變化中。獨立,而是相互聯系的。任何一種關系的失衡都可能導致另一種或者另幾種關系的失衡。所以,每一類危機都至少對應兩種非均衡關系。[8]長期的財政赤字將導致債務率的提升,政府債務貨幣化可能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如拉美貨幣危機就與政府赤字貨幣化的操作有關。企業投資來自于銀行貸款,銀行貸款來自于儲蓄存款,所以銀行是連接居民和企業的紐帶,他們之間存在存款和貸款與貸款和投資這兩種均衡關系。存款、貸款和投資之間又存在期限結構錯配風險、貨幣政策風險和市場風險。這些風險都會造成銀行的不良貸款,當不良貸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引發儲戶恐慌和擠兌,銀行危機便因此而爆發。如果政府出手救助銀行,銀行不良貸款即轉化為政府債務,在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條件下有可能發生主權債務危機。如果貨幣政策是非獨立的,政府還可以通過債務貨幣化化解債務危機,則債務危機將進一步影響居民和企業資產負債表的變化,進而演變為通貨膨脹和經濟蕭條或危機。這正是美國次貸危機之后歐盟五國正面臨的局面。如果沒有政府的救助,就必須提高外貿部門的競爭力,通過擴大出口去化解危機,但這需要匯率貶值的配合。貿易順差和貿易逆差決定外匯儲備的增減。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導致外匯儲備的增加。在固定匯率下,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演化為國內貨幣擴張,從而導致經濟的全面泡沫化。一旦資本流出,外匯儲備耗盡,則將導致固定匯率機制崩潰,引發貨幣危機。在浮動匯率下資本流動異常也可引發金融危機。日本泡沫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都屬于這種類型。各種失衡與利率、匯率政策有關,固定匯率、熱錢、低利率、貿易順差都是產生經濟泡沫和資產泡沫的因素,應該說中國銀行業具備滋生金融危機的條件,但是中央銀行通過人為地壓低存款利率、抬高貸款利率、擴大存貸款利差,實現了對存款類金融機構的利益輸送,使銀行輕而易舉地獲得暴利。這種制度極大地損害了廣大儲戶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產生了一些不良后果。高利貸、企業破產、房地產泡沫、中小企業融資難等皆與此有關。如果增加的貨幣是由貿易順差形成的外匯占款,則本幣面臨升值預期,升值預期容易導致資本內流,催生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日本的泡沫經濟和當下中國的房地產泡沫,都與貿易順差過大和貨幣升值有關。一旦資本流動方向發生逆轉,就會引發東南亞式的金融危機。如果說拉美貨幣危機是貨幣數量擴張的結果,則英鎊危機就是由貨幣價格(利率)的突變造成的。德國提高利率導致資本非正常流動,產生了英鎊貶值預期,貶值預期的自我實現導致了英鎊危機。東南亞危機是外向型經濟和國際套利資本融合的產物,在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上表現為信用的極度擴張,這種增長模式對外部沖擊極為敏感,對東南亞的小國經濟來說,更是如此。

    體制性因素及金融危機的生成與傳遞

    有很多學者從資產負債表的角度研究金融危機。在資產負債表中,資產與負債屬于存量,存量是流量長期積累的表現,因此,資產負債表的變化是一個動態、漫長的過程。如果按照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3%的財政赤字上限和60%的國債上限,一個國家國債從零積累到60%至少需要20年的時間。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金融衍生品泛濫、銀行順周期操作、道德風險、國際貨幣體系的僵化和金融監管缺位等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都會影響資本流動和債務積累的過程,因而它們都與金融危機有密切關系。

    (一)增長與繁榮的預期三木谷良一在總結日本泡沫經濟發生的條件時指出,作為初始條件整個宏觀經濟必須處于一種非常好的狀態,經濟狀況不好絕對不會產生泡沫經濟。宏觀經濟這種好的狀態麻痹了人們的神經,使人們產生一種極其樂觀的憧憬,相信經濟景氣會一直持續下去,經濟周期消失了,即使存在經濟周期,經濟下滑也不會馬上到來。[12]這種狀態在日本出現過,當年日本東京證券指數上沖4萬點,東京土地價值超過美國全國的土地價值,就是靠這種對未來的無限憧憬。20世紀90年代,美國新經濟繁榮時期,持續上升的股市也沖昏了一些人的頭腦,甚至出現經典經濟理論已經失效、經濟周期已經消失、股票價格與互聯網點擊率成正比而與收益無關等謬論。接著股改紅利和宏觀經濟繁榮,中國股市在2007年一度上沖到6000點以上,雖然泡沫已經很大,但還有不少人預測10000點即在眼前。

第8篇：新經濟政策舉措范文

關鍵詞：資產泡沫；貨幣政策；美聯儲

中圖分類號：F83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07)09－0066－04

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一般物價水平穩定的背景下出現了資產價格的顯著波動，包括美國、日本、英國、荷蘭、瑞士和芬蘭在內的工業化國家的股票和房地產價格都經歷了從高漲到暴跌的周期。在這些資產價格周期中的暴跌階段，實體經濟活動都出現了大幅度收縮，金融穩定受到很大影響。試圖理解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發展成了貨幣政策制定者一項特殊的挑戰，貨幣政策能否以及如何應對資產價格的波動成為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本文考察了美聯儲在90年代美國股票市場泡沫中的貨幣政策，以期給我國貨幣當局政策制定帶來一些啟示。

一、20世紀90年代美國股票市場泡沫膨脹

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整個90年代，美國股市經歷了歷史上最大的牛市，其間盡管有幾次輕度下跌甚至是狂跌，但都沒有改變股市強勁的上升趨勢。1981年8月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只有776點，到1987年1月8日該指數突破2000點大關。進入90年代后，道指出現非常迅速的增長，1995年11月首次超過5000點，到1999年3月就超過了10000點大關，之后僅僅用了一個月道指超過11000點。以技術和因特網股票為主的納斯達克指數在1998年末的1357.09點處開始起飛，半年后，到1999年5月幾乎翻了一倍，經過短暫的停滯后，從1999年10月的2736點上升到2000年3月的5000點以上，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

與高漲的股指相伴的是美國股市市盈率和市值占GDP的比率不斷攀升，泡沫跡象越來越明顯。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市盈率在1995年為15倍，到2000年提高到30倍。非金融公司的資本市值占GDP的比率從1994年的1.3上升到2000年初的3，比戰后最高歷史水平――1968年的1.7――還要高出75％。而在1980――1994年的14年間，非金融公司的資本市值與其GDP比率的變化幅度要小的多，從0.9上升到1.3，該部門利潤在同期的上升幅度則高達160％。2000年第一季度，美國非金融公司股權的總價值，即他們的資本市值高達156000億美元，而在1994年則只有48000億美元。這種巨大的反差顯示出真實經濟部門的實際產出增長，特別是利潤率增長與金融資產增長之間的嚴重脫節，金融資產的增長幾乎與實際商品和勞務的產出沒有任何關系。泡沫是美麗的，然而逃不脫破滅的最終結局，而且泡沫越大，破滅后的損失也越大。遺憾的是，直到泡沫破滅很多人才真正明白泡沫曾經存在過。2000年1月道指達到11749.90點最高點后開始下跌。納指也于2000年3月初開始一路下瀉，到3月12日跌破2000點，終盤報收1923.38點，跌幅高達70％，從中蒸發了6萬億美元的財富。

二、美聯儲應對資產價格泡沫的過程

從股市泡沫初露端倪到快速膨脹最后到泡沫崩潰，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都一直密切關注。在泡沫形成初期，時任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就不斷發出警告表示對股市的“擔憂”；但后來隨著美國經濟的強勁發展，格林斯潘認同了股價的合理性，沒有采取實質性措施抑制泡沫，甚至是參與“吹大”泡沫；泡沫破滅后，美聯儲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應對，避免了泡沫破裂后的嚴重緊縮后果。具體來看：

1、美聯儲警告股市過熱。在1996年12月5日的一次私人晚宴上，格林斯潘提出了著名的“非理性繁榮”的概念，他說“我們如何知道何時非理性繁榮已過度推高資產價值，使資產價值面臨意外而長期的下跌風險，就像過去十年來日本的情形一樣?”自此，格林斯潘就多次對股市上的“非理性繁榮”提出警告：“股票價格在過去兩年間的飛速上漲……明顯表明，這種上漲的可維持性是成問題的。”“我們怎么知道什么時候非理性繁榮已經使資產價值過度膨脹了呢?”“希望美國股市會像過去幾年那樣繼續上升，很顯然是不現實的。”1999年1月20日，格林斯潘明確提出“鑒于金融市場對經濟的重要性和金融資產價格波動更為普遍，決策者更應繼續特別關注這些市場。”同年6月17日，他再一次表示“歷史告訴我們，由于樂觀預期心理會隨經濟擴張期拉長而轉濃，即使產品價格相對穩定，資產價格也會攀升到無以為繼的水平”。

格林斯潘的講話曾使美國股指一度走低，但這種影響非常短暫。因為他并沒有采取任何強有力的措施給股市降溫。除1997年3月對聯邦基金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外，1995年2月至1999年3月整整4年中，美聯儲一直沒有上調利率水平。相反，在1998年末和1999年末，還對利率水平進行了短期下調。原因之一在于1996年以后美國經濟交替出現加速和減速現象，格林斯潘無法對經濟走勢做出準確判斷。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美國股市急劇下滑，為了制止這一下滑，美聯儲宣布取消提高利率的計劃，自此股市就一路高歌走進2000年。

2、美聯儲認同股市快速發展。亞洲金融危機過后不久，美國股市和實體經濟形勢一片大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新經濟”推動了勞動生產率明顯提高，用格林斯潘的話說就是：“毋庸置疑，我們親眼目睹的這十年，是美國歷史上生產率在自由市場上運作最典型的十年。”1998年6月和7月，格林斯潘就認為“美國經濟已經開始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不斷增長的生產率這一事實支持了人們關于公司未來收益變動的預期，并因此進一步為股市上揚注入了動力。”“股價上漲刺激消費，進而帶動產值、就業人口、生產力改善、資本投資增加。生產力加速改善的希望一直支撐企業獲利的預期，因而帶動股價進一步上升。”格林斯潘的這些言論表明他已認可了股市過熱，認為股價上漲是合理的。這也是美聯儲對股票價格的膨脹采取了“放任”態度的主要原因。

3、美聯儲迅速應對泡沫破滅。2001年開市第一天美國股市全面暴跌，1月3日，美聯儲突然宣布降低基準利率0.5個百分點，貼現率0.25個百分點。按常規美聯儲改變利率的決定本應該在1月30－31日的第一次決策例會后才會宣布，這次不尋常的降息被人們普遍認為是應股市暴跌而作。之后美聯儲連續

13次降息25或50個基點，將聯邦基金利率由6％減至1％，為46年來的最低點。并且格林斯潘一直強調在必要的時候將繼續降息，他指出，雖然聯邦基金利率趨向零，但是不意味美聯儲遠期在政策放松和擴張上束手無策，美聯儲可以在改變利率曲線上采取行動來產生影響，例如通過購買長期債券驅動長期利率下降，因為長期利率明顯高于1％。這次措施和言論大大提升了市場士氣，道指于2003年末再次收于10000點之上。人們公認，此次泡沫的破滅引起的美國經濟的衰退成為戰后最溫和的衰退：經濟增長率一直保持為正，失業率僅僅升高了2.5個百分點，為歷次衰退中最低，市場的反應也不甚激烈，商品和民用房地產都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三、對美聯儲政策的評價

1、美聯儲成功之處在于泡沫破滅之后進行了強有力的干預。股價下跌時，由于現代信用關系的存在和資本市場與整個金融體系之間密切的關系，會自動產生一種具有內生性的信用緊縮，影響整個經濟的發展。同時，如果央行不做出反應，它會牽動利率快速上升，使實體經濟遭受長期的打擊。因此在股價快速下跌時，央行有責任從維護金融穩定的角度出發來對股價做出反應，采取寬松的政策并發揮最后貸款人的職能。穩定金融市場和投資者信心是治理泡沫破滅的關鍵所在，格林斯潘深諳此道。1987年“黑色星期一”后，第二天一早，格林斯潘就明確表示“作為國家央行，它將履行自己的一貫職責，提供流動資金以支撐經濟和金融體系”。人們一致認為正是由于美聯儲保證向崩潰的股市提供充足的流動性，鼓勵商業銀行放貸，1987年的股災才沒有產生1927年股價下跌所帶來的大蕭條的后果。同樣，對待1998年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破產和2001年恐怖襲擊，格林斯潘都迅速降低利率，保證向市場提供大量流動性，避免嚴重后果的發生。與美聯儲的做法不同的是，日本央行在1990年股市下跌后并沒有及時采取措施，而是等到1991年7月才轉入緩和的金融政策，錯過了最初的關鍵時期，以至于后來的諸多措施都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日本經濟慘遭“迷失的十年”。至于美聯儲的主要政策工具――利率工具，其本身對股價的影響非常有限。根據伯南克(2003年)的研究，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意外變動25個基點，將會使股價反方向變動0.75－1.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貨幣政策對股價的乘數效應僅為3－6倍。(這里所說的意外變動，是指聯邦公開委員會例會之前聯邦基金期貨隱含利率與例會后實際公布的目標利率之間的差異來衡量的)，這對于股價大幅波動的股市來說，顯得微不足道。從這個角度講，利率手段主要作為政策信號來起作用。信號的一定要及時，同時要前后一致，引導投資者做出一致性預期。聯儲理事科恩等人(2003)的研究則表明，中央銀行的聲明對于形成公眾預期具有重要作用，格林斯潘的國會證詞對遠期利率有著較政策聲明更為顯著的影響。

2、美聯儲對資產價格給予的密切關注得到普遍認可。日本泡沫經濟時期，政府一直沒有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一是因為80年代后期日本經濟繁榮，一般物價水平非常穩定，CPI在1988年只有0.78％，日本銀行認為達到了貨幣政策的運營目標。政策當局沒有認識到在投機行為盛行時期，不反映地價股價等資產價格變動的一般物價水平很可能背離經濟實況而出現一種平穩的經濟假象。二是日本政府認為資產價格的變動是一種用經濟理論無法來解釋的現象，如果資產的大幅度上升是有理論依據的，就不能說是泡沫。地價的上升有可能是地租的未來貼現值的上升或者是貼現率、風險規避系數的下降等原因造成的，這在經濟學上就是合理的。有鑒于90年代日本股市泡沫破滅后對實體經濟的沉重打擊和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經濟的大蕭條，美聯儲一直對美國股市密切關注。美國貨幣當局認真研究了日本10年蕭條的經驗教訓之后，認為雖然穩定物價一直是美聯儲不變的追求目標，但股票和資產價格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央行應該給予資產價格更多的關注。分析家認為，持有股票的美國家庭數目不斷增加，股票價格在決定消費和投資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超過了戰后以來任何時期，股市的持續下跌會造成一種惡性循環，即股價下跌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從而盈利期望下降，盈利下降使得股市進一步下跌，股市進一步下跌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經濟出現嚴重衰退。所以，美國經濟雖然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呈現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的良好勢頭，但美聯儲還是沒有放棄對股市的關注。美聯儲的這一觀點已經得到了各國中央銀行的普遍認可。

3、在泡沫形成時期美聯儲奉行的不干預一直飽受爭議。相對于泡沫破滅后的積極干預，在泡沫形成和發展時期美聯儲沒有做出明確反應，這相當于是鼓勵了泡沫的發展。面對人們的責難，格林斯潘反駁道：央行要挑破泡沫，干預市場就要假定你比市場知道得更多，這是不可能的。在2002年一次會議上格林斯潘講到：“我們在聯儲研究了大量與資產價格泡沫有關的問題。隨著事態的發展，我們認識到，盡管我們有所懷疑，但是不到事后是很難確認泡沫的，換句話說，只有在泡沫崩潰時才能知道泡沫存在過。此外，還有一點很不明確，那就是，即使我們能較早識別泡沫，但是事先干預泡沫會不會引起經濟活動的大幅收縮，而這正是我們努力要避免的。”“持續的經濟擴張刺激了理性的承擔風險的意愿，這種情況很難用溫和的緊縮性貨幣政策進行干預。事實上，我們在過去15年的經驗說明，不影響經濟活動而抑制股票價格的緊縮性貨幣政策，結果大多導致股票價格水平的上升。”

4、遺憾的是美聯儲的成功不具有普適性。在美聯儲的非對稱干預下，股市泡沫的破滅沒有對美國經濟造成太大的影響，人們認為美聯儲是“成功”的，但是這種“成功”是建立在以下幾個條件之上：(1)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健全的市場機制和相對來說最理性的投資者，政府應該盡量發揮市場的作用，盡量少的干預。(2)美元的霸主地位使得外國投資者持有大量美元資產，資金源源不斷流入美國。僅1995年，美國以外的投資者所購買的美國政府債券就高達1972億美元，是前四年平均水平的2.5倍；在隨后的兩年間，又分別上升到3120億美元和1896億美元，三年總計近7000億美元，其中包括了超過5000億美元的財政證券購買。除了包括本期新舉措的債務以外，另有2662億美元的國庫券是從美國居民手中轉移給外國投資者的。據統計，美國35％的政府債券、23％的公司債券、13％的股票和14％的直接投資都是被國外投資者持有。當股市泡沫破滅時，有相當部分是由國外投資者買單，國內投資者損失相對較小。另外持續資金流入使得房地產市場泡沫代替股市泡沫，從而對實體經濟不至于造成太大打擊。從這個角度看，對美國來說，擠破泡沫就顯得不是那么迫切。其他非儲備貨幣國家顯然不可能像美國一樣有如此充足的資金。(3)美國健

全的銀行體系能保證金融系統安然度過泡沫破滅期。(4)新經濟的出現帶來美國的經濟結構升級，美國經濟的增長對資本的依賴度降低，更多地依賴人力資本和創新思想，從而資產泡沫破滅對經濟的破壞力大大降低。以上這些條件都顯示，美國的這種干預政策對于其他國家和地區并沒有普適性。

四、美聯儲應對資產泡沫政策對我國的啟示

2003年以來，我國房地產市場出現了明顯的價格上漲趨勢，泡沫跡象明顯。進入2006年以來，股票市場也上漲勢頭強勁，2006年初上證指數還在1000點左右徘徊，到年末已經沖破2500點關口，2007年5月最高收于4336點。面對資產市場的價格飛漲，我國央行應該如何應對?如上文分析，我國央行不能照搬美聯儲應對泡沫的貨幣政策，其相對成功的政策措施也給我們帶來一些借鑒和啟示：

1、密切關注資產泡沫，將其間接納入貨幣政策目標。穩定物價是世界上絕大數中央銀行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目標，但是物價穩定不應機械理解為統計上的物價指標的相對穩定，更本質的應將它理解為保持宏觀經濟金融穩定，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提，即“持續的物價穩定”(白冢重典，2001)。資產價格的繁榮是過度債務積累和資本積累的表征，而其一旦遭到逆轉，金融危機將成為必然。雖然資產價格波動的原因呈多元化，但并不能由此忽略資產價格，通過分析資產價格波動的原因，并對此做出反應，優于完全忽略資產價格。不過資產價格波動原因的多樣化和泡沫的難預測性也使得央行不宜把資產價格直接作為政策目標，可以把它作為一個信息變量和其他相關金融指標，如廣義貨幣增長率、信貸增長率、利率和匯率等等，一起納入中央銀行的視野，來判斷貨幣運行及其均衡狀況。

2、對資產價格實行對稱干預。即央行不僅要在資產價格破滅時進行干預，而且在資產明顯不可持續被抬高的初期時就應該干預，即使當時是逐漸而不是立刻伴隨著通貨膨脹的壓力。泡沫破滅時應當積極干預，美聯儲已經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而在泡沫初期就積極干預，主要是因為我國的金融體系很脆弱，經濟中本來就集聚了大量金融風險，難以承受巨大資產泡沫破滅帶來的沖擊。讓泡沫破滅在襁褓中，損失將會大大降低。另外，我國的市場經濟還處于初級階段，市場機制非常不健全，投資者的理性也非常有限，資產泡沫比成熟的市場國家更容易形成，同時目前人民幣尚未國際化，我國無法將國內過剩的流動性和資產價格泡沫向外輸出。這些因素都決定了我國央行應當采取有別于美聯儲的不對稱干預，實行對稱干預。

第9篇：新經濟政策舉措范文

種種跡象似乎表明,美國經濟自去年三季度已經出現“V”型反彈,走出衰退,即將進入復蘇階段。但是認真分析拉動當前美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因素發現,美國經濟尚未出現實質性復蘇,目前只是觸底回升,促使美國經濟快速上漲的因素并不具有可持續性,經濟短期急漲或許僅是“假突破”,隨后可能會出現一波三折的反復。

一、美國經濟尚未實質性復蘇

在經濟學上,經濟回升是指經濟止跌企穩,是經濟復蘇的前提和基礎;而經濟復蘇則是指由于企業又開始新一輪大規模固定設備更新投資,經濟開始自主增長。經濟回升可以是政府投資拉動或存貨調整拉動,但經濟復蘇必須要求企業開始設備更新投資。當前很多國家經濟好轉主要是靠政府的刺激政策,或者是靠政府投資來拉動的,所以只能稱為經濟回升,而不是經濟復蘇。美國也不例外,由于經濟自主增長的動力尚未恢復,經濟指標的改善只能表示美國經濟最壞的時刻已經過去,經濟開始回升。

(一)經濟超預期增長來自于去庫存速度的放緩

去年第四季度,美國GDP 環比增長明顯超預期,對其進行分解,可以很明顯地發現存貨投資對GDP 增長貢獻很大。四季度經濟環比增長5.9%,其中,私人庫存變化貢獻了3.88個百分點,如果扣除這部分貢獻,由消費、投資和凈出口推動的經濟增長率只有2.02%,甚至低于去年第三季度的2.2%。私人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45億美元,對GDP增長貢獻僅0.75個百分點,企業投資增長乏力。美元貶值使凈出口增長103億美元,對GDP增長貢獻0.3個百分點。這說明,去年第四季度美國經濟的大幅回升不是由強勁的終端需求和生產增長造成的,而是來自于企業削減庫存速度的大幅放緩,這一因素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不具有持續性。

對GDP增長貢獻最大的私人存貨并沒有進入回補庫存階段,只是削減存貨速度明顯放緩,三季度減少1392億美元,四季度減少169億美元,環比少減了1223億美元,對GDP增長貢獻3.88個百分點。盡管存貨變化對GDP增長產生了較大的正貢獻,但私人存貨仍在削減,只不過削減的速度大大放慢,這并不意味著存貨回補的過程已經開始。

(二)消費增長尚未恢復動力

在美國國民經濟中,居民消費占了很大比重,因此,消費的表現對美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去年第三季度,美國實施了“舊車換現金”計劃,效果之好出人意料,7月份汽車銷量大幅回升至25萬輛,計劃原定的10億美元資金很快耗盡,不得不再次追加20億美元資金用于該計劃。在該政策刺激下,美國個人消費支出在去年第三季度增長2.8%,對當季GDP增長的貢獻達到1.96個百分點。但到四季度,隨著“舊車換現金”計劃的結束,美國個人耐用品支出下降,私人消費支出增長率下降至2%,貢獻率也有所下降,這表明美國消費支出的增長仍然十分依賴政策支持。在美國商務部公布的去年第四季度數據中,私人消費增長391億美元,對GDP增長貢獻1.23個百分點,低于3季度的水平。

去年10―12月,美國汽車及零部件銷售分別環比增長8.36%、2.36%和0.08%,而扣除汽車銷售的零售額在10月和11月分別下跌0.05%和0.15%,僅在12月增長了2%;今年1月,美國商品零售和餐飲服務額增長0.5%,但家具店、建材等的零售額當月出現下滑,均說明美國私人消費增長的動力仍顯不足。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公布的美國2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大幅下跌超過10點,降至46.0,為2009年4月以來最低,也反映出美國消費者對未來前景的擔憂。

IMF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在經歷了金融危機后,美國消費者開始削減自己的支出,家庭儲蓄率在不斷攀升。目前,美國家庭消費支出不斷下滑,儲蓄占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2009年的大約5%升至6%左右。如果照此趨勢發展下去,美國消費率將打破1980年以來持續增長的勢頭。據IMF估算,美國家庭消費和儲蓄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將分別維持在89.5―91.5%和5―7%,相當于上世紀90年代前半期的水平,消費啟動尚需時日。

(三)就業市場略有改善,但仍不確定

根據最新公布的就業數據來看,美國就業市場似乎出現了一些改善的跡象:盡管1月份非農就業人數下降2萬人,但失業率從10%降至9.7%,為近5個月來低點;3個月移動平均的非農就業減少人數已從2009年8―10月的22萬人下降至2009年11―2010年1月的3.5萬人;1月份制造業就業人數增加1.1萬人,為2007年1月以來的首次正增長,而2萬就業人數的下降主要來自建筑業。制造業就業人數增加了2.3萬人;臨時用工連續第4個月大幅上升,工作時長也有所增加。

然而,就業在停止惡化過程中已顯示出震蕩不穩。首先,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4周移動平均從1月中旬起已連續三周上揚,大幅上升至目前的47萬人。而且,領取失業救濟總人數(包括申領常規,延期和緊急救濟人數)從2009年9月至今仍然徘徊在1000萬人的紀錄高位水平,這一指標如果沒有明顯改善,就很難說美國失業狀況不再惡化。其次,隨著放棄求職人群再次開始求職,失業率的回落速度將受到制約,并可能出現反復。此外,中小型企業至今仍未放慢削減支出和裁員的腳步。美國獨立企業全國聯合會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12月美國中小型企業樂觀指數連續第15個月位于歷史低點,一直未見改善。受此影響,今年1月美國公司裁員數在連續6個月減少后再度反彈,達到去年8、9月份水平。

(四)美國經濟短期內難以同時走出三大周期的低谷

2008年以來的這輪危機之所以被稱為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很大程度上因為它是庫存周期、房地產周期和資本投資周期三種周期低谷疊加的結果。三種周期在2008年下半年后開始發揮“合力”,導致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急速下滑。

美國經濟轉好的希望來自于這三大周期的轉好,但除了庫存周期已經走過低谷外,另兩個周期目前形勢并不樂觀。房地產投資方面,去年成屋銷售和新屋銷售在政策刺激下曾經出現反彈,但隨著刺激效應逐漸減弱,兩項指標在去年下半年都已掉頭大跌。如果美聯儲一季度末按照計劃停止購買MBS(抵押貸款支持債券),上升的抵押貸款利率可能令地產市場雪上加霜。

企業資本投資方面,由于目前美國制造業產能利用率只有69%,指望企業短期內大規模擴大投資不現實。而且從歷史經驗看,企業資本投資只有在失業率明顯下降后才會增加,目前仍高達9.7%的失業率仍是阻礙企業產能投資積極性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在經歷了“IT泡沫”和幾乎是人工催生的“房地產泡沫”后,在新的經濟增長點還未明確時,投資者無法確定能夠掀起新一輪資本投資熱潮的方向和主題。

綜合考慮以上因素,可以判定美國經濟尚未實質性復蘇,目前只是觸底回升,而且促使美國經濟快速上漲的因素(存貨削減速度的大幅調整)不具有持續性,去年第四季度經濟超預期增長只是暫時的,今年一季度可能就會有所回落。

二、期待庫存重建引領美國經濟復蘇

經濟周期理論中的基欽周期,實際上就是由庫存調整造成的,這個周期一般是3年左右,一半是上升期,一半是下降期。近來美國經濟的變化,明顯反映出該周期調整的特征。2007年底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經濟進入收縮期,庫存調整開始,但基欽周期的去庫存化過程直至2008年第三季度才開始,隨之而來的是美國經濟連續四個季度衰退;2009年第三季度,庫存削減的速度開始減緩,逐漸進入再庫存周期,經濟也開始止跌回升。

再庫存周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庫存回補階段和庫存重建階段。庫存回補階段主要是基于整體庫存水平明顯低于平均庫存水平而進行的庫存補充階段,而庫存重建階段是在各經濟體對經濟信心強勁復蘇達成一致的預期基礎上,通過加大勞動力的雇傭,擴大生產,提高庫存水平以應對日益強勁的消費、投資等終端需求。庫存回補以新增訂單的不斷回升為標志,未完成訂單在滯后一段時間后也逐漸回升,達到一定程度后將迫使企業增加雇傭新的勞動力;而庫存重建則體現在庫存水平的穩定上升。

美國新增訂單同比增速的回升在去年6月份已經發生,而庫存水平的提高也在去年9月份已經展開。根據美國經濟庫存波動的歷史研究,美國經濟庫存水平從低點回升到平均水平大概一年左右,因而,美國庫存回補階段應該會持續到今年三季度。

然而,新增訂單同比增速的回升,短期內并沒有帶動存貨水平同比增速的回升,這是由于首先用來滿足訂單需求的是現有存貨,新增訂單同比增速的回升一般領先于存貨水平提升3 至6 個月左右。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盡管新增訂單同比增速穩步回升,但未完成訂單的增速尚未出現顯著變化,企業開工率不足的狀況沒有顯著改善,表明美國的再庫存周期仍停留在回補階段,還未開始重建。

庫存由回補向重建階段的躍升還有待于終端需求的持續回升和經濟新增長點的出現,但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未看到這個躍升可能發生的轉折點何時會到來。不過,一旦美國庫存開始自覺地重建,經濟也就將真正地復蘇。

三、退出悖論將左右美國經濟復蘇

在經濟衰退中,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推出了大量的經濟刺激政策。但是在經濟開始回升以后,如何把握經濟政策的難度正在加大。如果退出過早,即在私人消費和投資尚未有效成為經濟復蘇的推動力之前實施退出,經濟復蘇將可能因此而夭折;但假如退出過晚,風險同樣存在,龐大的貨幣供應將導致全球經濟出現通脹,并形成新的資產泡沫。

但是,就在外界高喊“退出”的時候,美國政府卻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刺激經濟舉動。根據奧巴馬提交的預算報告,2011財年美國政府開支3.83萬億美元中就包含一項總額為1000億美元的新經濟刺激方案。該計劃除決定用信貸扶持小企業以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外,還包含多項關注民生、促進消費的舉措。

繼續經濟刺激政策,將使美國財政赤字加速膨脹,2010財年將創1.56萬億美元的新記錄。然而在嚴峻的“保就業”任務面前,降低高赤字或者實施“退出”,只能是第二選擇。失業率居高不下,影響的是美國人消費的意愿,并沖擊到經濟復蘇的進程,而奧巴馬也會為此付出政治代價。從這個角度來看,“退出”可能只會停留在奧巴馬政府的口頭,在就業形勢沒有明顯好轉之前不會付諸于實際行動。

與奧巴馬類似,向金融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美聯儲也面臨著政策退出的抉擇;但與奧巴馬不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2月10日向社會公布了其貨幣政策“退出”計劃。根據該計劃,一旦美國經濟充分復蘇,美聯儲將撤回其在金融危機最嚴重時期向金融市場注入的大量資金。很快,美聯儲在2月18日宣布了它的最新貨幣政策調整,將面向銀行機構的基礎貸款利率(貼現率)從0.5%提高至0.75%。

但仔細分析之后,可以看到,這個政策調整是美聯儲超常信貸政策正常化的一部分,其意圖并不在于收緊家庭以及企業的信貸條件,也不代表美國貨幣政策的轉向。目前商業銀行在危機中把大量的抵押債券賣給中央銀行,商業銀行賬戶上現金充足,并不需要從央行進行大規模貼現。同時消費者和企業的借貸成本,例如消費者信貸利率、按揭利率等,主要受聯邦基金利率的變動影響,不會直接受貼現利率的變動影響。因此,調高貼現率對商業銀行流動性影響不大。這一政策調整更多只是一種試探,不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太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