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政策的原因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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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經濟政策的原因范文

摘要：馬來亞獨立之初，為了保護陷于困境的馬來人，政府在以維護土著馬來人特權的“馬來人優先”原則的指導下，以憲法的形式肯定了馬來人的特權地位，最初是為了保護馬來人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以1969年的5.13事件為分界點，經過“新經濟政策”的全面影響，馬來西亞華人的長期以來的經濟優勢正逐漸淪落，馬來西亞社會逐漸從馬來人的困境走向華人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多重困境。

關鍵詞：馬來人優先原則；馬來人困境；華人的困境

一、馬來人的困境——馬來人優先原則的確立

馬來西亞是個多元民族國家，獨立之初，非馬來人在馬來亞社會中占著近一半的人口。人口比例是馬來人優先原則形成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還有馬來人和華人間的相互妥協以及歷史因素等。“馬來人優先”原則是馬來西亞政府確定的一項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上優先考慮馬來西亞土著馬來人的原則，即所謂的馬來人的特權。這項特權由1957年馬來亞憲法第89條和153條規定，馬來人優先原則在憲法上得到了肯定，并在1963年的馬來西亞聯邦憲法中得到了繼承。“憲法規定，馬來人有土地保留權，馬來人在公務職位、商業經營及教育機會上有優先權，此項權利之修正與否由最高元首是當時情形而定。”[1]（59）

（一）人口比例。馬來西亞主要包括三大族群：馬來人、華人、印度人。馬來西亞獨立之初，馬來亞人口比例是49.3%，華人占38.4%，印度人占10.8%。馬來西亞的民族矛盾就集中在土著馬來人與華人和印度人上，其中又以馬來人與華人的矛盾最為突出。這不可避免地受到人口比例的影響，華人在馬來西亞社會中占有的較大人口比例，使在馬來西亞政治中處于統治地位的馬來人感覺到了自身統治的危機，力圖削落華人的力量。

（二）馬來人和華人相互妥協的結果。馬來人優先原則的提出是根源于馬來人與非馬來人在經濟上的不平等。馬哈蒂爾認為“馬來西亞擁有太多非馬來人的公民，一旦沒有保護，他們將壓倒所有馬來人”[2]（18）另外，馬來人自認為是馬來西亞的土著民族，但是“華人認為他們已定居馬來亞，已成為馬來亞人，所以不應受歧視，況且土生的華人已逐年增多。他們都認為既然'生為馬來亞人'就應享有一切應有的權利。”[1]（21）但是，“鑒于馬來人在現實的經濟、文化上較為落后，如不給予扶持，那么就不易使他們成為相同程度的民族”[1]（39）同時，馬來人同意給予華人公民權，基于這種考慮，華人對馬來人的政治特權做出了妥協。

（三）馬來人優先原則的歷史傳統。馬來人的特權存在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期，英國殖民政府與馬來土邦蘇丹簽訂協議，各邦由英國保護，蘇丹及其屬民保留其。1946年英國的馬來亞聯邦擬議對馬來人的特權全部削除，對各民族一視同仁，遭到馬來蘇丹及其屬民的一致反對。1957年馬來亞獨立，在制憲過程中，英國人組成憲制調查團同意保留馬來人特權，但這種特權應有一定的年限，建議為十五年。[1]（39）這個爭論最終以馬來人取得完全勝利而結束。

1957年，馬來亞憲法依據“給予和獲取”及“公平交易”原則，確立了馬來人的優先原則，“確定了馬來人和非馬來人在社會中的地位：馬來人享有傳統的政治統治權，非馬來人則享有傳統的經濟地位。”[3]（50）

此后，馬來西亞政府就開始通過國家力量保持馬來人的特權來維持其強勢地位，并“以馬來族為中心”來處理國內的種族關系與國家認同的建構問題。這一處理種族關系和國家建構的原則，在獨立之后其中心發生了一些變化。

二、新經濟政策——華人的困境

馬來人優先原則問題可分為兩個時期，獨立到1969年屬于前期，主要是在政治方面給予馬來人一些特權，對他們進行特別照顧，經濟領域仍然是華人主導。從1969年之后，政府不僅在政治上保護馬來人的優先特權，這種特權大大擴展到了經濟和文化，壓制了華人在經濟領域的發展，縮小了非馬來人的生存空間。

使馬來西亞政策出現這種轉變的是1969年的5.13事件。獨立之初，憲法的保護并沒有使馬來西亞的局面因此得到穩定，各族也未能因此和平共處。5.13事件后，“馬來西亞政府認為一方面是因為馬來人對華人在經濟上享有的巨大經濟利益產生不滿；另一方面，華族與印度族自認為可以優勢的經濟地位，透過民主形式的選舉掌控政治權利。”[3]（155）1971年，總理敦·拉扎克提出了“新經濟政策”，其目的就是要達到重新分配馬來西亞的經濟資源，使馬來人和其他土著都完全參與到國家各個層次的經濟生活中。新經濟政策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方面采取相應措施給予馬來人優先特權。

政治上，在行政部門和政府機構人員中優先考慮馬來人，并以不平等的比例，限制非馬來人進入政府部門。“按照各種族4：1或3：1的比例進入政府部門”。[4]（98）1974年，國民陣線的建立，確立了馬來人在政治上的占優勢地位的格局。教育上，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圖強制同化非馬來人。1971年，頒布大專法令，1978年出臺了“固打制”，使得大批成績優異的非馬來人難以進入本國的大學，而且熱門的院系和獎學金也優先考慮馬來人，很多華人華人只好選擇出國留學。在經濟上，通過國家權力強行扭轉馬來人在經濟中處于不利地位的局面，限制非馬來人經濟上的發展。“在此政策下，馬來人享有絕對的優先權和特權，非土著公司里一定要有30%的股權是屬于土著”。[5]新經濟政策是以20年為目標的，很多措施止于90年代，代之以“國家發展政策”，但是馬來人優先原則并沒有隨之結束。

新經濟政策并不僅僅為馬來人帶來好處，在新經濟政策之下，馬來人與華人及其他種族的經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雖然，“新經濟政策”中對非土著的歧視一直以來令華人不滿，但還是接受了這種結果。新經濟政策拉近了馬來人和華人的經濟差距的同時，也疏遠了馬、華兩族的關系。當馬來人的經濟實力增加，馬、華差距縮小的同時，政府卻忽視了非馬來人在政治中處于劣勢的事實，使馬來人享受的特權顯得極不合理。這不但沒有達到“國家團結”目的，反而由于其強烈的政治意圖的政策，造成了馬來西亞社會各種族間的緊張關系持續了下來。

針對馬來人優先這一原則，馬來西亞華人有著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這很明顯是種族政策，它對華人不公平。教育中，公立大學留給華裔學生的名額也非常少，想建立自己的大學也很難。”[6]有人認為，“這個原則只是存在一些行政偏差，馬來人優先原則'原先只是因為馬來人經濟比較落后而產生的優惠政策，雖然可以說后來演變成了一些人的特權，但是這些特權只是惠及一部分上層的馬來人。”[7]

這種差異與他們與馬來人的融入情況及其家庭背景有關。有些華人保持著自己身為華人的意識，居住在華人社區，與當地的馬來人及印度人接觸并不多。有些華人在馬來人社會融入得比較好，與馬來人及印度人相處，沒有族群之分的觀念，不以“華族”自稱，而是“馬來西亞人”。

其次是其經濟地位，生活在鄉村的華人認識到，在鄉村的貧困馬來人并沒有在特權下得到太多的利益，即使在大學名額、獎學金的申請和政府部門的名額對華人是極其不公平的，但這些優先原則的受益者大多是上層的馬來人，而廣大下層仍處于不利的境地。而從事商業的中上層華人能體會到馬來人優先原則對華人的不公平，特別是在經濟上不能像以前一樣自由，而是受到馬來西亞政府的行政干預。

從“馬來人優先”原則的出現可以看出，這一原則理應是為了給予在經濟上處于困境的當地馬來人一些優惠和幫助，使他們能夠在與其他各族的相處中擺脫落后的局面，與其他各族共同發展。但是這一原則往往被歪曲原本的意義。“在原本的字眼上，這應該是土著的優惠政策，而這個政策是在社會正義下產生。”“若優惠政策被無限擴大就會形成特權，當優惠政策被當成權利來處理，就會傷害其它族群的利益”。[8]

除了馬來人優先的政策影響，馬來西亞華人受少生優育觀念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人口比重逐漸降低。大馬華裔人口比率從過往的逾30%，下降到2000年的26.03%，2010年再滑落到24.6%，若以此類推，再多25年或許會減少至15%。[9]隨著華人人口的下降，其在馬來西亞社會的影響力也會相應地有所降低。人口比例變化引起了馬來西亞華人的弱勢焦慮。

此前的馬來人與華人之間摩擦的的主要根源在于經濟懸殊，而到了現階段，他們之間的摩擦轉向了政治上的差距，而且其中的角色出現了轉變。華人的經濟優勢、政治弱勢轉變為馬來人占據政治強勢，華人經濟優勢不明顯的局面。隨著以馬來人優先原則為基礎的政策的長期推行，華人在馬來西亞人口比例的遞減，經濟優勢的衰退，政治、教育受抑制，馬來西亞的前景不容樂觀。

參考文獻：

[1]（臺）李亦園著.《一個移植的市鎮——馬來亞華人市鎮生活的調查研究》[M].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0年6月。

[2]（馬來西亞）馬哈迪醫生著.葉童鈴譯.《馬來人的困境》[M].香港：皇冠出版公司.1981年9月。

[3]（臺）張錫鎮著.李炳南主編.《當代東南亞政治》[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年3月。

[4]顧長永著.《東南亞政府與政治》[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9年5月。

[5]馬來西亞經濟政策調整惠及當地華商[ED/OL]，http：//.cn/o/2009-04-23/173015516466s.shtml。

[6]被訪者，廈門大學2011級海外教育學院華裔學生，2011.12.2。

[7]被訪者，廈門大學2009級人文學院華裔學生，2012.12.2。

第2篇：新經濟政策的原因范文

 “新經濟”將成為經濟理論界和研究機構的新課題和學術前沿。原因有二。 

 

 第一，生產率的內生化問題一直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波動理論的核心問題。無論從理論上的熊彼特創新理論、內生增長理論、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和供給學派等宏觀經濟理論的演變來看，還是從實踐中的信息經濟、數字經濟、知識經濟、網絡經濟和目前的“新經濟”，貫穿其中的主線之一，至少對經濟學家而言，就是生產率的內生化及其度量問題。生產率及相應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是決定經濟增長速度極限和經濟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經濟”的可持續性問題，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具有政策含義。例如，即便存在增長的頂部、失業的底部或擴張的極限，事實上沒有一個人知道它們在哪里。因此，宏觀調控的相機抉擇有賴于把握生產率及相應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否則，與其自尋煩惱，還不如放棄陳舊的擔憂，把自我犧牲性的先驗性調整信條放在一邊，順其自然。對中國而言，實施宏觀調控、推進產業結構調整，都涉及到生產率及相應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問題。所以，“新經濟”的發展對經濟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必將促進我們進一步加強生產率問題研究，加強對內生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波動理論的研究。 

 

 “新經濟”討論對宏觀經濟政策具有積極意義。 

 

 1． 就財政政策而言，應該注意財政約束和財政政策相機抉擇性的作用范圍。財政約束在刺激私人投資、促進美國歷史上時期最長的經濟擴張方面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是維持美國經濟動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財政赤字在很長時間內被認為是影響美國經濟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頓任期內，美國通過加強財政約束、償還債務而使美國由過去多年的財政赤字扭轉成為財政盈余。美國以往的問題在于，當預算不應該盈余時出現了盈余；美國的私人債務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現預算盈余，重要的是償還公共債務。雖然償還公共債務不僅會影響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會影響整個經濟，但真正重要的是總儲蓄率或總債務與財富的比率。美國國務院和國會明智地選擇將社會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離出來，用于償還公眾持有的財政債券，這個行動對于維持美國近幾年來經歷的個人資本的快速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償還債務不僅是美國已取得的成功和為什么本輪擴張看起來如此年輕的一個重要因素。減少赤字、轉向盈余、開始償還債務幫助美國拓寬了促進本輪生產率拉動型擴張的投資的空間。可以講，美國“新經濟”不僅僅是由于生產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與嚴謹但不過度的財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斷的貨幣政策的相結合。這些都幫助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創造了較好的工作機會。 

 

 2． 就貨幣政策而言，應該注意貨幣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傳導機制，強調貨幣政策目標是穩定貨幣和經濟增長而非股票市場價格。就貨幣政策及其與“新經濟”關系而言，需要強調兩點。第一，市場利率的變化是市場經濟平衡機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傳導機制，對于平衡儲蓄和投資、保證低通貨膨脹下的持續增長，具有重要作用。美國90年代初突然涌現的技術創新提高了投資收益預期，這種預期投資盈利能力的上升會傳遞到利率，利率最終構成了在非通脹經濟中平衡儲蓄和投資過程的政策選擇。美聯儲之所以調整聯邦基金利率，是因為一些不適當的措施已經導致經濟擴張的成本上升，這主要歸咎于資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規模的財富效應的增強。盡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說明生產率不能繼續增長，但是，實現這一目標要求經濟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經濟擴張偏離其軌道的程度。只有平衡發展的經濟繁榮才會無限地繼續下去。 第二，貨幣政策目標應該針對宏觀經濟，應該針對臨近的通貨膨脹性失衡或通貨緊縮性失衡，而不應該是資產價格，即便是資產價格孕育了經濟失衡。美國有一些有說服力的證據表明，財富效應可能會給經濟帶來失衡的危險，但這并不意味著使金融市場和產品市場恢復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貨幣政策以資產價格水平為目標。撇開以資產價格水平為目標是否是政府的正當職能這種更深層次的問題不談，以實現該目標為目的的貨幣政策成功的證據幾乎沒有。股權投資的風險主要來自于對未來收益及其貼現率的不確定性，很少來自作為中央銀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變動。因而，即使鼓勵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動以應對股票價格的變動，投資者恐怕也很難正確應對股權風險的幻覺。正因為如此，許多人強調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對“新經濟”的作用，認為即使是最快的計算機也不能撕破規則之書，消除對持續性的財政約束、警覺性貨幣政策和對未來前景現實預期的需求。 

 

 3． 就貿易政策而言，既要注意貿易政策及其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又要注意相應的國際責任。美國的“新經濟”，是伴隨著近年來的經濟全球化而發生的。因此，當人們企盼新經濟時，應該把它理解為全球經濟。美國維持其經濟增長動力的戰略性政策選擇，在貿易政策方面，一個是促進國外市場對國內出口品開放政策，一個是促使國內未開發地區的市場對外開放政策。一方面，促進國外市場開放，推動了美國把高利潤的信息技術產品推向國際市場。這有力地拉動了美國經濟的增長。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也為美國帶來巨大利益。由于亞洲經濟危機而促成的資金回流、商品廉價進口，抑制了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推動了“新經濟”的發展和IT人才的流入。十年來，美國保持其市場開放，吸收了一定規模的貿易赤字。但是，克林頓政府充分利用美國的國際地位及在主要國際經濟組織的主動權，通過協調國際政策，既為美國“新經濟”構筑了有利的外部環境，也幫助使亞洲和墨西哥更快地復蘇，因此，長期而言，也有益于美國經濟。 

 

 4． 就教育政策而言，必須注意防范信息技術產生的數字化差距，在加強研究和開發的投資和激勵、推進科學技術前沿的同時，著力解決信息技術等基礎實施的建設和教育問題。教育對維持美國經濟動力的重要性及其對“新經濟”的貢獻也值得予以重視。“投資于人”、“推進科學技術前沿”和“縮小數字化差異”是美國維持其經濟增長動力戰略的另外三個政策。這啟示我們強調政府投資于教育和技術對“新經濟”的作用。忽略教育，尤其忽略城市地區貧窮、低階層人們的教育，不僅會導致經濟削弱，而且會導致階級差距。因此，必須使教育系統調整到適應新技術現實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必須確保全體大眾都能夠接受教育，這樣才能使他們全面而持續的參與“新經濟”時代。可以認為，沒有任何領域比教育更能享受信息技術的利益；但是，信息技術進入教育領域的一個副作用就是導致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數字化差異”。因此，需要擴大進入因特網的機會，在新技術方面培訓教師，并提供稅收激勵以鼓勵公司幫助跨越這一數字化差距。 

第3篇：新經濟政策的原因范文

所謂新經濟主要是針對傳統經濟而言。按照西方經濟理論，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一旦失業率低于6%，通貨膨脹率就會急劇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來，美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特別是90年代后期經濟增速平均超過4%，失業率降至3.9%，而核心通貨膨脹率卻低于2%。一些經濟學家把美國出現的這種“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即“一高兩低”的經濟稱之為新經濟。

盡管經濟學界對是否出現了新經濟、什么是新經濟以及新經濟形成的原因還有不同的見解，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經濟持續高增長、經濟周期特征淡化、同時伴隨著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是“新經濟”的主要特征；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經濟全球化、不斷創新完善的金融市場特別是急劇增長的風險投資、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務實和穩健的宏觀經濟調控等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因此，電腦、通訊、網絡和金融化了高新技術產業本身的發展以及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所帶動的經濟增長成為度量一個國家（地區）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標志。

在信息技術的生產和應用方面比美國落后是歐盟經濟存在的弱點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經濟的措施，力爭在10年內趕上或超過美國，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經濟地區。

一、歐盟新經濟的發展

過去十年來，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這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明顯上升，到2000年，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的增加值達到4930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長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2.5%的增長水平，自1995年以來平均每年推動歐盟經濟增長0.5個百分點。但和美國相比，歐盟仍相形見絀，1995年以來,美國的信息技術產業年均增長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8.3%，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來自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從信息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說，1996-200年，歐盟只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員國的情況差別較大，愛爾蘭、芬蘭、瑞典、荷蘭和英國等國家發展較快，其中愛爾蘭的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已超過美國，芬蘭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速度大大高于美國。

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推動了生產率的發展。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經濟增長除了資金和勞動的投入引起的增長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產率，實際上是技術要素的增長率。測算表明，1995年以來，信息技術對歐盟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為每年推動經濟增長約0.2個百分點，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下跌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降低，20世紀80年代，硬件設備、軟件和通訊服務的價格平均每年分別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別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別達到10%、1.4%和1.3%。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的下降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自1995年以來每年降低0.2個百分點。

新經濟發展的另一個方面是信息技術產品的使用，計算機擁有量、上網人數、移動電話使用量、電子商務發展等是主要的指標。在這些領域，歐盟遠不及美國，根據初步的估計，1999年，歐盟每100人均擁有計算機為20臺，不到美國的二分之一；歐盟只有14%的人上網，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電子商務額約為170億歐元，僅為美國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動通訊電話擁有量和美國持平。歐盟人均對信息技術產品的支出約為1600歐元，不及美國的一半。實證分析也表明，在歐盟，信息技術以外的部門沒有因為利用信息技術而提高其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總之，雖然，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推動了其經濟的增長，但從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等看，歐盟要比美國落后5年。

二、歐盟新經濟落后的原因

從傳統的工業化進程和形成的經濟結構看，歐盟與美國同屬工業發達國家，區別不大，有的國家如德國甚至比美國的工業化進程更加明顯。但為什么新經濟首先出現在美國而不是歐盟。對此有兩種解釋，一是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有比較優勢；二是歐盟的經濟體制僵化阻礙了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和應用。

比較優勢理論強調了不同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要素稟賦和專業化分工的作用。按照這一理論，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建立了比較優勢，主要表現在擁有大量的工程技術人員、鼓勵信息產業發展的政策以及大量軍工技術轉為民用和軍工產業的技術外溢等。人才優勢是美國最主要的比較優勢，美國的信息技術人員比例明顯高于歐盟，在歐盟內部，芬蘭、愛爾蘭、瑞典等信息產業發展快的國家其受過自然科學和工程學教育的人員比例居于歐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術的網絡效應和第一發起人效應，即使歐美在信息技術發展初期的差異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與開發以及專業化生產的正反饋作用而使美國形成巨大的比較優勢。歐美雙邊的信息技術貿易也說明了美國有比較優勢，近幾年來，歐盟從美國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占雙邊貿易的25%，而美國從歐盟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僅占雙邊貿易的6%。

經濟體制差別的理論論證了歐盟僵化的經濟體制束縛了新經濟。首先是勞動力市場相對僵化。歐盟嚴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費用、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間約束等各種就業保護措施和強大的工會勢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極高，抑制了企業利用節約勞動成本技術的積極性，減低了對信息技術產品的需求和應用。其次是金融體制不成熟，缺乏創新。美國實行的是股權資本主義，其發展的路徑為：個人創業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風險投資在美國的出現和迅速膨脹被認為是一場金融革命和股權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它為一些極具發展潛力和成長前景但又有高風險的新興科技企業提供投資，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術企業并使之迅速發展，英特爾和微軟等都是通過風險投資而成長為富可敵國的科技巨頭的。而歐盟國家多為銀行債權資本主義，其儲蓄大多流入資產雄厚的少數大企業，許多依賴于科技成果創立的新興企業因其無形資產不能做為抵押品而無法得到銀行貸款支持，銀行也不會提供風險投資，從而限制了新興產業的發展。此外，建立新企業的各種行政障礙、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嚴重分離等科研體制僵化也阻礙了信息技術的發展。

三、歐盟發展新經濟的舉措

雖然在新經濟方面，歐盟落后于美國。但歐洲具備趕上來的機會和條件，一是歐美從事新經濟的企業已相互兼并和投資；二是可以利用美國現有的經驗和做法；三是歐元啟動以后，歐洲的資本市場發展迅速，籌資越來越方便。但歐洲必須在經濟結構改革和科教兩個方面行動起來。去年3月歐盟里斯本首腦會議提出了建立電子歐洲計劃，并把該計劃提高到和歐盟共同市場、經濟貨幣聯盟同樣的高度，此外，還制定了金融服務行動計劃、風險投資行動計劃、歐洲研究區戰略等各種計劃，力爭在2010年前趕上美國的水平。其發展信息技術的主要政策如下：

1．堅決實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把物價穩定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減少經濟發展中的不確定因素，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從而鼓勵投資和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

2．加快信息技術的應用步伐，改善信息技術應用環境。建立統一的電子商務法，實行統一的專利法。到2001年完全開放電信市場，2001年前歐盟境內所有學校上網，政府采購全部上網，加強網絡培訓，鼓勵終生學習，。

3、發展風險投資市場。風險投資作為創新型企業的重要資金來源對高成長性的企業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與美國相比，風險投資在歐洲仍處于不發達階段。1999年，美國的風險投資額達到了330億歐元，比上年增長150%，其對軟件、通信、因特網的投資達到180億歐元；而歐洲的風險投資額僅為120億歐元，比上年增長70%，其對軟件、通信、因特網的投資為50億歐元，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風險投資行動計劃，主要措施為：加快歐盟內部一體化的步伐，使跨國金融活動更加便捷，專業投資人執行統一的結算規則，改善便于企業獲得資金支持的金融條件，并斥資2.3億歐元對企業獲得貸款和風險投資等進行支持；成立7賢人委員會研究加快歐盟資本市場一體化政策。

4、培養企業家精神，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中小企業是歐盟各成員國經濟發展和就業的基礎，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勵企業家精神和團隊精神，利用社會基金資助各種宣傳和推廣企業家精神和團隊精神的活動，加強職業教育和在職培訓，創建充滿活力的企業文化和企業精神；其次，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提高研發水平和產品開發能力，利用統一專利法保護創新企業的技術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對企業在開業和營業等方面的種種限制，優化企業發展的行政管理和社會環境；第四，提供企業國際化經營和多種形式的信息服務；第五，發展包括電子商務、網絡、信息、老齡服務、特色旅游、社區服務等在內的技術型、經濟型和社會型等新型服務業。

5、鼓勵科技體系創新和技術成果的轉化。創新是提高競爭力和促進就業的重要動力。在創新能力方面，歐洲遠遠落后于美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差距在進一步擴大。1998年，歐盟15國的研究與開發支出占其GDP的比重為1.8%，而美國為2.8%。同時，研究與開發力量分散，研發和成果商品化脫節，沒有形成統一的科技市場。歐盟委員會已計劃設立歐洲研究區，以減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勵研究單位和企業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同時，放寬移民政策，吸引國外的技術人才。

第4篇：新經濟政策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 次貸危機 經濟衰退 新經濟

2007年4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公司――新世紀金融破產，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浮出水面。8月初，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公司申請破產保護。8月15日，美國最大抵押貸款公司全國金融公司股價開始暴跌。因房地產危機的出現，這些公司的住房不良貸款數額升高，銀行要求追加保證金，導致資金鏈斷裂的風險加大。于是，次貸危機迅速在美國乃至全球市場蔓延開來。是什么導致了次貸危機的產生，美國經濟是否會出現衰退成了大家關注的焦點和討論的對象。

一、美國次貸危機產生的原因

美國次貸的發放主要是在2001年后。在2002年到2005年間，次貸的規模由2000億美元增加到6000億美元；而從2005年到2007年間，其規模進一步膨脹了1倍，達到了1.1萬億美元左右，占到美國全部按揭貸款存量的近13%。為什么在2001年后美國會出現如此大規模的次貸？

美國在2000年到2001年出現本世紀首次經濟衰退，為了緩解這次經濟衰退，美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挽救經濟衰退、刺激經濟增長的舉措，其中心是“以降息為先導的較寬松的貨幣政策”。美聯儲不斷地降息，使得低收入家庭能夠承擔起按揭貸款了，僅僅這一事件就給住房市場打開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加之隨后的一系列金融創新終于打開了這道攔蓄洪水的閘門。

1.資產證券化成功開啟次按市場大門。進入資產證券化的時代以后，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資產證券化給銀行提供了更多的按揭貸款的資金來源，從而使獲得按揭貸款更加容易。而這又促使銀行不斷降低按揭貸款發放的標準，一些原來被認為信用較低的低收入家庭得以進入按揭市場，資產證券化終于開啟了次按市場的大門。

2.信用保險成功突破信用瓶頸。由于次按借款人普遍為中低收入家庭，所以即使把這些按揭貸款打包并以此發行了證券，也會因為這些證券達不到投資評級而很難銷售出去。為此，華爾街又進行了一項金融創新――信用保險。對沖基金或投資銀行通過信用保險對次按證券化中的貸款進行擔保。這項創新是異常有效的。低利率、證券化和信用保險創造了一個強大的業務流。到了2004年，按揭銀行幾乎都改變了傳統的認識。

3.眾多實力機構進入圍獵美次按市場。隨著次按市場的大門被成功開啟，除了美國銀行以外，次按貸款提供者的數量不斷增加。由于交易流程設計變得比信用分析更重要，一些新的玩家開始進入這個市場。在美國國內，有非銀行的超級大公司進入這個市場，如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等。在美國國外，有匯豐銀行等，它們快速在美國設立了次按市場部并在任何價位上都狂吃市場份額。

由此可以看出，美國2001年以來的一系列經濟政策雖然成功的緩解了世紀初的經濟衰退，也成了這次次貸危機產生的根源。

二、回顧世紀初的美國經濟衰退

本世紀初，美國經濟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進入衰退期，據資料顯示，美國經濟從2000年6月以后，增速逐漸減緩，主要經濟指標開始惡化。就GDP的增長率而言，2000年第四季度猛降為1%，但全年仍高達5%；2001年第一季度增長率為1.3%，原估計為2%，第二季度的增長率只有0.7%。美國經濟由盛轉衰，既有內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

1.外部原因主要是石油價格對美國經濟的沖擊。1998年，歐佩克原油每桶的平均價格為11.8美元；1999年，平均價格為每桶17.27美元，而2000年則上升到27.17美元，升幅高達57.3%。在匯率不變的情況下，每桶油價上漲10美元，影響經濟增長率減少0.2個百分點。如此高的石油價格使美國經濟運轉的成本大幅度上升，這對美國整個工業體系和消費體系無疑是一個沉重打擊。

2.內部原因則是新經濟弊端的出現和消費者支出的縮減。美國新經濟的主要特征是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日益普及的互聯網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工作、生活的方式，也改變了經濟運行的速度，經濟學所談的“乘數加速數”問題，也被信息網絡化、服務化和全球化所放大，形成速度更大的“信息型加速數”。新經濟為美國帶來了經濟的高速發展。然而，“信息型加速數”是一把雙刃劍，隨著流人新經濟部門資金的增加，單位資本的邊際收益率必然下降，而邊際收益率的下降又會造成人們對新經濟部門贏利能力下降的悲觀預期，兩種因素復合作用，使得股市一路下墜。人們迅速調整投資計劃，而且修正以前的投資行為，而“信息型加速數”會加快人們調整的節奏，使悲觀預期蔓延開來，形成了市場上“逆向”的“過度反應”，導致價格飛速下跌，自1999年下半年以來美國股市縮水4.6萬億美元，相當于2000年GDP的50%。股市暴跌引起“負財富效應”，嚴重打擊投資者的信心，經濟進一步萎縮，新經濟的弊端開始體現。

引起美國經濟衰退更為重要的原因是消費者支出大為縮減。美國經濟在2000年之所以軟而不衰，主要得益于一直強勁的消費者支出。但恐怖襲擊以及隨后而來的炭疽事件引起了人們極大的恐慌，廣大消費者因擔心未來而不得不捂緊了口袋。更主要的原因是失業率上升對就業群消費信心的打擊，這首先來自于“優慮效應”。當仍擁有工作的人們看到自己的鄰居、親友中有人失業，他們就會下意識地擔憂自己的飯碗不保或收人下跌，從而也節衣縮食，減少消費。實際上，就業群體的收人下跌，不再只是擔憂，已經成為冷酷的現實，有統計表明，20世紀90年代后期，美國消費者的工資收人增長速度一直比物價上漲速度高2.5%左右，而2001年以來這一比差卻下降到1%以下。工資增長幅度的放慢，預示著消費將逐漸失去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

三、新的經濟衰退不可避免

相較于世紀初美國經濟衰退時的美國狀況，現在美國經濟潛在的威脅更加不容樂觀，新一輪的經濟衰退將不可避免的出現，甚至形勢更加嚴峻。

1.經濟周期的必然規律。所有歷史經驗都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經濟是在周期性波動中發展的，繁榮之后總會伴隨著衰退和停滯，任何技術革命都不曾改變過這一規律。在上個世紀20年代的美國和80年代的日本，人們都曾普遍相信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性已經不復存在。但極度繁榮之后，隨之而來的是衰退。在任何一種經濟周期中，都必然存在著繁榮和衰退，這是社會發展的鐵定規律。當新經濟的技術經濟模式建立，它對經濟的邊際貢獻必然會遞減，無論基本創新、技術體系革新都會趨于衰減，于是衰退就會到來。雖然經濟周期的規律在世紀初的美國經濟衰退中被美國政府一系列政策消弱和延緩，但仍然無法避免。

2.石油價格依然對美國經濟造成沖擊。本世紀初的美國經濟衰退，對影響石油價格在2001年有所下降，但從2002年開始石油價格一直保持上揚態勢。2002年～2007年石油價格分別是26.06、31.41、36.77、55、64、82美元，同比增長率分別是20.53%、17.06%、49.58%、16.36%、28.13%。雖然為了應對經濟衰退，美國政府實施了新能源政策，但居高不下的石油價格仍然沖擊著美國整個工業和消費體系。

3.消費者支出縮減將更加明顯。美國知名經濟學家哈里?S?登特曾經預測美國經濟將在2008年以后無法避免地進入衰退期，其預測的一個重要依據是將于2009年出現的美國的人口周期性衰退。據美國勞工部下屬勞工統計局的消費數據顯示，美國人一生的消費高峰期主要發生在46歲至50歲之間。然后在生命剩下的時間中消費將下降。而在美國最近一次“ 嬰兒潮” 的高峰年是1961年，這一代人將在47歲進入高消費年歲達到最高點，而在那之后的歲月里人的消費能力急劇下降, 由此導致衰退的來臨，時間正是2009年。今年1月14日至16日，美國《財富》雜志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七成的美國民眾認為美國經濟將于年內陷入衰退、或認為衰退已經來臨，約有一半人在過去一年中已開始減少消費開。這就意味著本應2009年才會出現的周期性消費者支出縮減，由于次貸危機的爆發而提前到來，這對于美國消費型經濟的打擊無疑是十分巨大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國經濟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新一輪的經濟衰退不可避免的出現。現在的問題是美國如何應對這次經濟衰退，美國還能象世紀初一樣輕易的緩解和解決經濟衰退帶來的影響嗎？哈里?S?登特曾在預測中指出，他估計的美國經濟衰退時間大約從2009年或2010年開始，并一直將持續到2022年或2023年。他曾警告說：“這可能將是歷史上最大的蕭條，至少也是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后最大的一次蕭條。”大蕭條真的會出現嗎？美國政府將如何應對？讓我們拭目以待。

參考文獻：

[1]黃繼匯:次貸危機揮之不去 美國經濟面臨考驗.中國證券報,2008年1月16日

[2]李云林:美國為什么會發生次貸危機.中國投資,2007,12

第5篇：新經濟政策的原因范文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美國經濟已經連續9年保持2－4％甚至更高的年增長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超過二戰以后20世紀60年代106個月的繁榮，這與經濟學家預測的經濟周期現象已大相徑庭。這樣，經濟周期理論，尤其是短周期理論是否還成立，或者說是否還適用？

我們認為，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多次出現過的經濟周期性波動是客觀的歷史事實。經濟學家從各個角度對此作出解釋和描述，形成了種種經濟周期理論。這些理論，有的從內在因素，有的從外在因素去尋找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其中，從投資波動和技術創新角度說明波動的理論特別引人注目，而投資波動和技術創新又有著內在聯系。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往往會帶來新的投資契機和需求，進而逐步形成新一輪經濟高漲和繁榮，一旦創新熱潮過去，投資會減少，經濟會衰退。如果用這種理論思考美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長盛不衰就不難理解了。原來，美國經濟這么多年高增長，是科技進步在生產增長中作用日趨增強的結果。從1994年到1998年，高科技部門占美國GDP比重已達到27％，預測21世紀初將達到50％。正如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在1996年7月的一份報告中所指出的，技術進步是決定經濟能否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至于要問，為什么今天美國的高科技能如此迅速轉化為生產力，推動經濟持續增長，那么，應當說風險投資的制度創新功不可沒。可以這樣認為，新經濟與其說是高技術催生的神話，不如說是硅谷技術與華爾街資本市場聯手導演的結果。風險投資通過一定機構和方式向各類機構和個人籌集風險資本，然后將它投入到不確定性的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或項目，并以一定方式參與所投風險企業或項目的管理，期望通過實現項目的高成長率并最終出售股權獲得高額中長期收益。盡管所投企業或項目大多失敗，但10項中只要有1項成功，除了能彌補失敗的損失，還能給創業投資者帶來巨額回報。在美國，1996年創業投資回報率為19．7％，近5年來的平均回報率為18．4％。風險投資主要投向高科技中小企業，包括生物工程、電子工程、醫療技術、現代通訊、計算機等。正是這種風險投資機制，不斷推動美國生產率提高，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生產率這樣不斷提高，使美國經濟的調整在快速增長中完成，改變了周期性波動的局面，但并沒有表明傳統周期理論對這種現象就毫無解釋力。一旦風險投資遇到重大障礙，經濟波動也許仍不可免。

二、菲利普斯曲線

有人提出，傳統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會導致工資提高，工資提高會引起物價上漲，從而引起通貨膨脹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顯示了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反相關關系。而事實上，美國經濟增長率從1996年至今已連續四年保持4％左右，失業率從1992年的7．5％降至目前的4．1％，而同期的通貨膨脹率則在3％以下。“新經濟”使高增長率、低失業率、低通脹率三者之間的兼容度前所未有地增大，傳統經濟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又一次失靈了。還有人提出，“新經濟”的主要特征是經濟持續增長，低失業率與低通脹率并存，表明了傳統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已經消失。

我們認為，不能簡單地下如此結論。眾所周知，菲利普斯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之間負相關的關系是以下面兩條件存在為前提的：第一，經濟增長引起失業率下降，而失業率下降導致貨幣工資率上升，即貨幣工資率上升是勞動市場超額需求的函數，而失業率是勞動市場超額需求的一個負函數；第二，工資是產品成本的主要構成部分，從而是價格的主要構成部分，因此只有當貨幣工資上漲超過勞動生產率上升時，貨幣工資上升才會引起物價上漲，否則，貨幣工資變動并不會立即引起物價變動。這是傳統的菲利普斯曲線明明白白告訴我們的道理。然而，在美國新經濟中，正是這兩條件都不存在，因此，失業率和通脹率的關系當然就不存在。

讓我們先考察這些年來美國經濟高增長有沒有引起貨幣工資上升的情況。確實，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15年內由于經濟增長，財富增加了30％，失業率下降到4．7％，但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過去數年中工資出現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為什么會這樣？這與新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這一點分不開。在工業化時代，勞動與資本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而在新經濟時代，知識這一要素取代了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這一點給企業的收入分配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第一，知識具有外溢性，掌握了知識的人容易把知識從本單位拿到別的單位運用。為了穩住那些掌握了知識和專門技術的員工，防止把技術和知識外傳，除了給工資報酬，還要給以股權激勵，使員工感到自己是企業的主人，把自己的命運和企業的命運捆綁在一起，從而改變了工業時代勞資關系對立的局面，即工人要求提高工資，企業為了追求最大利潤不希望提高工資這種局面。在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時代的企業制度中，工人并不一定要求提高工資，甚至不反對降低工資。因為，降低工資可降低產品成本，增強本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對企業有利，自己從股權中分得紅利收入會增加。于是，新經濟時代的工資增加并不快甚至不增加；第二，新經濟以知識為基礎，因而企業家和高級技術人員在企業中的地位與作用與傳統的工業時代相比是進一步提高了。在新經濟時代，一個企業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高級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作用，而股票期權成了對他們最重要的激勵手段。因此，新經濟時代，由于能干的企業家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資源，他們的收入與普通員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來自股票期權，但這不構成工資成本，因此，在美國新經濟中，經濟的高增長、低失業率，并沒有帶來工資和物價的高增長。

再考察生產率變動和產品成本變動的情況。這些年來，在美國，隨著信息產業發展，企業紛紛用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對企業的生產技術設備更新改造，使生產率大大提高。近10年來，美國生產率每年增長平均為2．2％。美國勞動生產率提高如此之快，別說這些年來工人貨幣工資沒有多少提高，即使有顯著增加，也不會引起工資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這是因為，通貨膨脹率并非與貨幣工資上漲同步，二者差額即生產率增長。如果生產率增長3％，貨幣工資也上升3％，則成本從而產品價格并不會變化。

這樣，在新經濟中，一方面低失業并沒有使貨幣工資有顯著上升；另一方面，生產率卻有所上升。這樣，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就是顯然的了。因此，不是傳統理論中的菲利普斯曲線不成立了，而是這條曲線賴以存在的條件不具備了。如果這些條件仍具備，這條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間負相關關系仍會存在，尤其對于象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果貨幣工資上升幅度大大超過勞動生產率的上升，則這條曲線所表明的失業與通脹間交替關系一定會明顯地表現出來。即使象美國這樣的國家，如果工資增長速度比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更快，一定會導致通貨膨脹。目前，美國的失業率在4％左右，當勞動力十分緊張時，工人們就可能要求提高工資。近年來，美聯儲一次又一次提高利率，主要就是想抑制增長勢頭，防止通脹抬頭。

三、信息經濟學

有人提出，在“新經濟”中，買賣雙方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假定的現實性受到了影響，信息的專有性和壟斷性受到了沖擊，經濟中創造了大量與信息有關的就業機會，形成了專門的信息市場。借助網絡技術，以幾乎實時的速度，快捷而全面地傳遞到全球，使人們不再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因而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性大大弱化，信息經濟學中諸如隱藏行為（信息）的道德風險模型、逆向選擇模型、信息傳遞模型和信息甄別模型等理論的解釋受到削弱，原來這些模型所表達的經濟學現象也會被新的現象所取代。

第6篇：新經濟政策的原因范文

美元匯率一波三折的狀況與原因

今年以來伴隨伊拉克戰爭的醞釀、爆發與結束，美元匯率的走勢也隨同伊戰而呈現三個 階段。

第一階段（2002年11月～2003年3月中）：美元匯率以縮水為主的下跌趨勢明顯，美元 兌歐元匯率水平從1.03:1下跌為1.10:1；

第二階段（2003年3月20日～2003年4月初）：美元匯率遠超出市場的預期，因伊戰進展 超出預期，推進美元升值明顯，美元兌歐元匯率水平從1.10:1上升到0.97:1，瞬間價格為 0.95美元；

第三階段：（2003年4月初至今）：美元再現較為快速與幅度的下跌趨勢，尤其是兌歐 元匯率在兩周內漲幅達到10％，匯率水平從0.97美元一路上揚至1.15美元，甚至1.16美 元，即將突破起步初期的1.1745美元水準。

美元走勢的急劇變化與國際與美國內的變化密切聯系在一起，主要圍繞六個字，即信心 、投機、政策三者的交錯運用，推高或打壓美元策略、技術性凸顯。

1、美國經濟信心的不確定是美元動蕩的主因――美元匯率的走勢與美國經濟趨勢密切 聯系在一起，而美國經濟前景又與戰爭具有直接連帶。眾所周知，美國策劃、發動對伊拉克 戰爭的國內經濟環境與背景，與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發動的海灣戰爭具有了完全的變化。一 方面是美國經濟自身政策調整條件不同，另一方面是美國經濟自然周期區間不同。因此，戰 爭給美國經濟帶來的影響沖擊也沒有歷史對照與模擬之處，但負面沖擊則是不爭的事實。伊 戰無論從醞釀到結束，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美國經濟環境與條件，2002年至今，美國經濟研 究局一直沒有宣布美國經濟衰退或復蘇的界定，已經可以說明美國經濟不確定依然較為明顯 ，進而形成對美元匯率的進一步干擾。美元第一階段的縮水是經濟信心問題，第二階段的升 值是經濟破壞性因戰爭較快結束信心扶持的作用，而第三階段的再現貶值，更是經濟繼續疲 弱，乃至信心下挫的打壓所致。雖然布什因戰爭勝利的支持度上升，但人們對美國經濟悲觀 ，即可能再現衰退的憂慮逐漸增加，從而擴大推進美元貶值，經濟信心的弱化愈加明顯，再 度打壓美元投資熱情，美元下挫即現。

2、投機技術運用的推波助瀾是美元波動的輔助――外匯市場貨幣匯率的漲跌支持點在 于貨幣資金供求關系的引導與影響，而在這種關系中有兩點值得關注。其一是歐元三年虧損 回報渴求的投機性。有目共睹，歐元經歷了三年疲軟弱化的磨難與考驗，匯率水平從起步初 期的1.17美元至高點的1.19美元之后，一路走跌至2000年10月的0.83美元，跌幅達接近3 0％。尤其是在歐元起步前夕，全球經濟與資本流動層面對歐元的過高預期，刺激乃至推進 人們對歐元投資熱情的高漲，進而導致歐元連連走跌的利潤虧損積累加重。外匯市場技術需 求和投資者投資回報渴求，成為歐元超預期爆漲的“助推器”，歐元的上漲并非經濟依托， 而是美元疲軟給予的機會與空間，投機性作用愈加突出而顯重要。其二是日本經濟、金融與 市場的悲觀和低效應，導致國內機構引領個人投資者大量撤離股市，大量轉向債券投資，投 資中投機獲利預期的吸引力，青睞于歐元債券利率的誘惑，是形成歐元兌美元和歐元兌日元 上升的重要因素與拉動。同時也有跡象顯示，中東地區資金因對美國不滿，而將投資暫時傾 向歐元，也是刺激歐元上漲不可忽視的因素。

3、貨幣競爭策略的鋪墊是美國戰略意圖的疑點――貨幣匯率的強弱支撐點在于經濟增 長水平、經濟規模效應以及經濟開放程度。回顧當年日元強勢、德國馬克強勢、英鎊強勢以 及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美元強勢都與貨幣國經濟發展密切相關。而自從歐元問世以來，無論 從規模、實力、體制、模式或國際影響力看，歐元可以抗衡、挑戰與競爭美元。而從此美歐 貨幣競爭一直成為金融、經濟乃至政治層面有形或無形的較量。尤其是伊戰前后，不僅使歐 元區與歐盟政治層面分歧加大，不諧和、不統一的態度表現，直接挑戰經濟與貨幣的合作， 表面上歐元幣值走強，但潛在的風險壓力卻積累擴大了矛盾、分歧，對于長遠穩定發展不利 。英國推遲加入歐元區的行為不是可以說明，歐元區與歐盟的分離狀況風險，更難談及歐元 東擴的矛盾困惑。

而更為重要的是對歐元匯率穩定具有最直接沖擊的是，各成員國的財政赤字的影響將加 大歐元區政策協調的難度。所有這些目前不是歐洲自己所能駕馭的。值得關注美國經濟影響 力中，美元貨幣政策靈活運用的影響、美元資本效應的影響、美元市場份額的影響、美元金 融產品規模數量的影響，其中“美國主導”特色值得警惕與防范。而美元貶值從自身需求看 ，利大于弊，歐元商難以取代或強于美元。美國戰略性意識打擊歐元的潛在意圖值得關注與 跟蹤。但短期中的競爭焦點是市場對利率差異的反應。因此市場明顯追捧歐元，短期利差收 益使歐元債券利率吸引力上升，并成為支持歐元走強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誘因，同時也為歐元 埋下更嚴重的“禍根”。

綜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元匯率的變化是經濟發展的動態反應，是國際競爭需求的手段應 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已經使國際匯率市場價格波動震蕩的條件更加復雜。

美元匯率變化的影響因素與未來發展趨勢

金融心理對匯率技術調整上升，不僅加大匯率波動頻率與幅度，而且提高了匯率波動的 承受力，進而使得匯率預期更難以駕馭和預料，匯率走勢超預期的迷茫、渾濁與交錯性愈加 突出。分析原因，主要在于三個方面。

1、匯率依托角度的暫時性作用加重――從美元貶值看，其自身經濟基本面與貨幣政策 需求面依然好于歐日，且政府經濟政策關注加重。雖然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數據低于市場的 預期，但卻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長水平，且戰爭的爆發尚未對經濟形成重要傷害，超出預 期短期速戰效應，使美國經濟破壞性影響有緩解。美聯儲的黃皮書認為美國經濟依然具有不 確定，經濟風險依然不可排除，但是經濟復蘇將在下半年顯現。而從美國經濟環境看，企業 贏利狀況好于預期，進而使美國股市指數相對穩定，尤其是納斯達克指數始終穩定在1500余 點，表明美國企業調整在恢復中；加之投資狀況稍呈積極跡象，固定資產或設備投資都處于 增長中，預示美國企業的帶動性將有利于經濟復蘇與經濟增長。而從貨幣政策看，美國政府 依然強調堅持強勢美元，因此，即使伊戰也沒有打擊影響美元弱化，強美元一直在伊戰中明 顯體現。伊戰結束，美國經濟增長繼續，美元兌歐元明顯弱化，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從經 濟角度看，匯率走向有違經濟依托，短時獲利驅動性誘因突出，經濟暫時效應成為刺激歐元 的重要因素。

2、利率對比效應的暫時誘惑上升――面對全球經濟普遍的不景氣以及前景的難以確定 ，投資或投機方向的不明朗或難抉擇依然是困惑，從經濟面確定匯率趨勢已經顯得艱難困惑 。因此，投資或投機短期效應則放置于利率水平的抉擇，歐元公債的利率優勢支持歐元貨幣 凸顯。相比較，目前歐洲主要貨幣利率高于美元，歐元作為全球唯一可以與美元競爭的貨幣 ，高出美元利率的優勢，加大短期資金流入的吸引力，中長期的難以預料和判斷，使市場短 線操作的技巧技術傾向歐元加大，進而出現歐元持續走強空間。還有十分重要的歷史背景， 歐元將近四年的持續疲弱，對投資投機利潤的打擊，投資者渴求回報，外匯市場周期性刺激 歐元走強作用明顯。

3、匯率依托的長遠經濟效應滯后――近期外匯市場較大幅度的波動與調整值得關注與 防范，歐元走強中的潛在風險進一步加大，在經濟下降、政策困惑以及國際不確定的環境下 ，貨幣政策與技術的運用，不僅是經濟的需求，更是應對經濟全球化調整的戰略意義。通過 國際上一系列重要影響事件的沖擊，不僅驗證美國經濟主導影響力，而且加大全球對美國經 濟依存與扶持，而近期匯率走勢的變化，具有較強的投機性，并非經濟依托與政策需求的體 現，外匯市場長遠支持角度更值得關注，并將是匯率重要的支持與趨向。

目前無論從經濟或投資的角度看，美國經濟與美元匯率依然是經濟領域和市場環境中的 主要關注焦點。美元資產價格走勢對美國經濟信心和金融心理具有重要作用，而美國經濟現 狀與前景又對美元匯率形成制約與推進意義。任何事物的漲跌都有一定的周期或限度，貨幣 匯率趨勢同樣也離不開這一規律，美元下跌中具有積累轉化反彈的條件與時機。但從另外一 個角度看，美元匯率的下降趨勢，對投資信心具有一定的影響。雖然國際資本流動方向與趨 勢的調整并非真正有利于歐元，然而在心理上對美元的短期不利不能排除。

1、短期：政治性突發干擾明顯。目前伊拉克戰爭已告基本結束，但是恐怖襲擊性的突 發事件風險依然嚴重存在，加之困惑與蔓延的SARS疫情，對于已經不確定，且動蕩中的世界 經濟與國際金融的影響甚至沖擊不可低估。無論戰爭、事件或局部沖突都將是金融市場，主 要是外匯市場價格震蕩的重要干擾性因素。而政治的擴大和突發難以預料的特點，將使已經 脆弱和缺乏方向的匯率波動愈加渾濁與茫然，匯率價格的震蕩性、波動性將會進一步加大。

第7篇：新經濟政策的原因范文

通常情況下，通脹意味著經濟過熱，通縮意味著經濟下滑。而“滯漲”是一種工業化過程中的新狀態：物價上漲、經濟滑坡、失業增加。聽起來還真是發生在經濟領域的消化不良。

“上周二紐約證交所停止交易后，華爾街一家經紀行業的副總裁查看了一下道瓊斯工業股票指數的指示器。機器發出輕輕的唧唧聲，他大叫一聲：天啊，道瓊斯指數又掉了16.50點。由于值錢而又熱門的股票徘徊不前，股指最后收于671.54點，在94個交易日內下跌了126點。在此期間福特總統入主白宮。”《紐約時報》1974年9月1日的這篇報道中，記者也許意識到了道瓊斯指數可能更嚴重的下跌，但他絕無可能判斷出今后的將近10年中，美國股市和美國經濟運行狀態。

道瓊斯指數沒有像人們所擔心的那樣繼續暴跌，從而帶來新的一次大蕭條。到1975年12月6日，道瓊斯工業股票平均指數跌到了577.6點的最低點，從最高點下跌45%后企穩。人們同樣沒有想到的是，直到7年以后的1982年，道瓊斯指數才重新回到1972年創下的千點高位。這10年，美國股市和美國經濟一起沒有跌入深淵，而是陷進了泥潭。這是一種從未發生過的特殊經濟現象——“滯漲”。

二戰之后，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恢復期，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開始美國經濟進入了將近20年的高歌猛進時期。美國經濟的一路走好，帶來股市的一派繁榮。1956年5月12日，道指首破500點大關。1972年11月14日，道指首破1000點。 很多經濟學家把美國經濟走出20世紀70年代的滯漲，歸根于里根上臺后所實行的減稅、減少政府干預等一系列新經濟政策。但更加主流的看法是，技術進步才是美國走出滯漲的根本原因。

1792年，24名紐約經紀人在紐約曼哈頓下城華爾街的一棵梧桐樹下訂立協定，約定以后每天都來這里進行股票交易。1863年，紐約證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882年，道與好友瓊斯在華爾街一幢緊靠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大樓里創辦了道瓊斯公司。1896年5月26日，道第一次計算并對外公布了道瓊斯工業平均數，當日指數為40.94。從此，道瓊斯被當作了美國經濟的晴雨表，進而成為世界經濟的晴雨表。 很多經濟學家把美國經濟走出20世紀70年代的滯漲，歸根于里根上臺后所實行的減稅、減少政府干預等一系列新經濟政策。但更加主流的看法是，技術進步才是美國走出滯漲的根本原因。

證券經紀人長達20年的好日子看樣子要結束，年經紀人心懷憂慮。“在過去的幾年里他們之中有7000多人離開華爾街到其他行業就職。一位離職的前經紀人說：我的黃金之年是1971年，那時我一年賺了3萬美元，而到了1973年，我的收入降到了1萬美元的水平，我不得不離開證券業”。

石油危機是股市下跌最重要的導火索，但“滯漲”并不能全部歸結為石油危機的原因。股市的低迷源于經濟的不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被“滯漲”纏身，當然，石油危機加劇了“滯漲”的深化。

第一次石油危機從1973年10月因第4次中東戰爭爆發，由于沙特等石油輸出國組織向偏袒以色列的美國施行禁運，國際油價從3.01美元在2個月翻兩番飆升到12美元，導致所有的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都明顯放慢。1974年美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14%，日本的工業生產下降了20%以上，美日的經濟當年都出現了負增長。

除此之外，食品價格也由于糧食緊缺而大漲，增加了通貨膨脹壓力。1972 年，自然災害席卷全球，世界糧食總產量比上年減少2.9%。1974 年世界糧食再次減產，緊缺狀況進一步加劇。1973 年和1974 年，美國食品和飲料價格上漲幅度分別達到13.2%和13.7%；1978 年和1979 年，上漲幅度分別達到9.7%和10.7%。

油價和糧價的大幅上漲導致通貨膨脹率前所未有地高漲，年平均通貨膨脹率達到10.46%，而美國戰后各經濟階段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2.33%～3.54%。這種通脹我們很熟悉——由于國際市場能源和礦產漲價所導致的所謂“輸入性通脹”。

由于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對中東低價石油的高度依賴性，石油的大幅漲價導致物價水平的整體提升。隨著經濟對石油漲價的逐漸適應，股市也開始快速回升，1975年道瓊斯股指開始大幅度反彈，到1976年底就基本回到1973上半年的水平。但由于缺乏經濟增長的支撐，一直到1982年，道瓊斯指數長期在800點到1000點之間徘徊，牛市變成了牛皮市。所以，20世紀70年代，也就被稱作美國版“失去的10年”。

除了石油危機和由于“水門事件”導致的美國政局危機，“滯漲”的深層次原因是美國經濟艱難轉型中的陣痛。二戰結束后，美國擁有占當時世界總量80%以上的黃金儲備，35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的固定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施行。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突然宣布停止承擔美元兌換黃金的義務，統領二戰后世界經濟秩序的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宣告瓦解。

以美國強大的國力為什么難以支撐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運行？一方面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產生巨額的政府開支。而與此同時尼克松之前的美國總統約翰遜總統所倡導的“偉大社會”的計劃，導致美國聯邦政府用于社會福利的開支急劇膨脹。花銷不斷擴大，但經濟上的競爭力尤其是制造業的競爭力，在日本等新興工業國的圍堵下開始逐步下滑，導致出口貿易順差不斷減少。1971年5月，美國對外貿易出現了13.03億美元逆差，這是自1893年以來美國對外貿易第一次出現逆差。之后除了1973、1975年為小額順差外，其余年份均為逆差。這在一定程度上宣布，美國工業化的過程已經正式結束。美國需要從經濟轉型中獲得新的競爭力。

整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無論基礎設施投資、出口還是消費三駕馬車齊頭并進。但隨著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的日漸減少、出口競爭力的下降，國內消費也增長乏力。總體上，由于新技術帶來的產業革命未能及時銜接，是美國“失去的10年”的根本原因。“滯脹”階段是美國“二戰”后最艱難的階段。從 1969 年12 月到1982 年12 月，美國有13 年的時間停留在滯脹的陰影下。平均每3 年多就有一次衰退，實際GDP 平均增長速度只有2.9%，而年平均通貨膨脹率達到10.46%。

第8篇：新經濟政策的原因范文

目前無論從經濟或投資的角度看，美國經濟與美元匯率依然是經濟領域和市場環境中的關注焦點。美元資產價格走勢對美國經濟信心和金融心理依然具有重要作用，而美國經濟現狀與前景又對美元匯率形成制約與推進。因此，美國經濟與美元匯率是相輔相成的的統一體。目前美元匯率的下降趨勢，對美國經濟結構矛盾的緩解，即減緩貿易逆差上升壓力，具有一定的作用，并已經有利于制造業等傳統產業的調整復蘇；同時對美國對外的競爭力是有利的積累。任何事物的漲跌都有一定的周期或限度，貨幣匯率趨勢同樣也離不開這一規律，美元下跌中具有積累轉化反彈的條件與時機。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美元匯率的下降趨勢，對投資信心具有一定的影響。雖然國際資本流動方向與趨勢的調整并非真正有利于歐元，然而在心理上對美元的憂慮是不能排除的。

歐元困惑

突出表現在歐洲央行降息不當的被動上。當前市場最為關注，并對匯率具有重要影響的是利率問題。6月5日歐洲央行決定降息50個點，是今年3月6日之后的第二次降息舉措，歐元區官方利率調降至2％的歷史低點。降息對經濟刺激或許有作用，但目前全球經濟不景氣，尤其是美國宏觀經濟中利率調控，已經顯示利率作用的弱化，經濟復蘇的刺激拉動中利率手段已經遠滯后信心心理的影響。而歐元短期的升值具有較大的投機性，不確定的技術周期與經濟實際脫節現象，使人難以看清匯率走向以及對經濟的影響，匯率現狀與前景依然處于模糊、不清晰狀態。此時的降息或許不僅不能刺激經濟，反而傷害自身經濟，美國利率調控的前車之鑒已經可以說明，面對經濟環境的波動、不景氣與不確定，環境對利率調控的干擾加大。而歐元利率高出美元的優勢不僅有所刺激投資流入，而且也是制約美元或美國經濟競爭的唯一籌碼；但利率下降將削弱歐元優勢空間，且不利于歐元的穩定和協調合作。因為，歐元區畢竟經濟處于尚未統一，經濟政策協同對匯率尚有干擾，財政赤字問題就是明顯例證。而從貨幣政策協調或合作層面看，歐元區不僅具有較大的差異與矛盾，更缺少技術與心理嫻熟與承受能力，“年幼”的經歷使其難以應對當前復雜的局面，相對穩定是以靜制動的最好辦法與思路。伴隨歐洲央行降息的關注，歐元走勢的休整與技術周期默契，使歐洲央行的利率抉擇更加艱難。

歐元匯率相對劇烈的波動水平，充分反應了貨幣依托的脆弱性，其中包括歐元利率的變化、歐元區企業的接受反響以及經濟狀況的不利。首先是政策抉擇的不恰當。利率下調在當前歐元區經濟下行中愈加不利復蘇，降息不足以刺激經濟，更對經濟信心有所打擊，歐盟已經因此將歐元區的經濟增長預期下調至1％以下，2003年基本預期改為0.4－1.0％之間，明年在1.9－2.9％之間，歐元升值使其經濟復蘇進一步緩慢，并具有惡化乃至衰退的可能，貨幣協調更加困難。5月份歐元區的通貨膨脹水平為1.9％，略顯平緩，但區內差異較大，最高水平愛爾蘭為3.9％，最低德國為0.6％。歐元區貿易順差4月份數據增加，實現30億歐元，但出口減少6％，與歐元升值具有直接關系。歐元區銀行業的不樂觀現象，從信心有所沖擊歐元心理；標準普爾公司的分析認為，歐洲各銀行的償還能力今年內不會得到根本改善，原因在于銀行被迫提高風險準備金；股市波動影響養老金基金收益，因此各銀行增加了養老金支出；銀行人壽保險收益下降；標準普爾公司對包括德國四大銀行在內的18家歐洲銀行的償還能力持悲觀態度，僅對3家歐洲銀行的償還能力表示樂觀。歐元區系統性風險在上升，潛在的憂慮逐漸增多，對歐元穩定性具有較大沖擊。

美元彷徨

突出表現在美聯儲利率作用有限的困惑上。面對美歐兩大貨幣依托的各自狀況，此時的政策調控

手段愈顯重要，其中最為引起關注的就是各自的利率抉擇。而近期對市場影響牽動最大的是美聯儲例會，降息點數的爭論較為突出，而最終美聯儲在6月24－25日例會之后宣布降息25個基本點，聯邦基金利率為1.00％，為45年來的最低水平，也是自2001年年初以來，美聯儲的第13次降息舉措。之后市場呈現與歐洲央行降息之后有違于理念的逆向波動，美元走穩、股市下跌。隨著美國經濟的變化，以及政策面的爭論或影響，美聯儲是否降息將是對美國經濟現狀與前景具有重要意義。然而，依據美國目前的經濟形勢和金融表現，尤其是面對復雜、動蕩的國際環境，美聯儲利率的相對穩定，是經濟信心維持和經濟效應磨合的恰當選擇。一方面是美聯儲利率調控空間有限，經濟前景的不確定，甚至不可預料事件的潛在影響，應該留有應對突發事件的相對余地；另一方面美國經濟起色已經顯現，股市投資熱情與價格的上升，不僅是自然周期的必然，更是企業改革和新經濟調整反彈的體現，對于經濟信心具有支持提升作用，如果此時降息，勢必打壓信心、加重恐慌，對調整中的復蘇是抑制，而非刺激；而降息所起到的作用已經微乎其微。因為，新經濟環境的變化，已經使得傳統經濟時期，實體經濟弱化虛擬經濟，信心心理已經超越經濟本身的支持與影響。新經濟的無規律、無周期、無經驗、無“對策”，需要摸索、探討，美國經濟的彷徨、困惑階段，應以冷靜觀察、等待，而不應過急過激采取舉措，否則將可能適得其反。

近期美國經濟狀況有喜有憂。一方面經濟復蘇跡象明顯，無論政府官員或市場人士均認為，下半年美國經濟將會明顯走好，經濟增長率將會為3％～3.5％，這無論對于美國自身或世界經濟都是一個利好，當然不能與強勁經濟周期相比。另一方面美國經濟面通貨緊縮的憂慮減輕，5月份的核心通貨膨脹上升0.3％，是去年8月來最大漲幅，2003年美國通貨膨脹將穩定在1.5％左右，因此今年核心通貨膨脹大幅放緩憂慮有所減緩，減輕通貨緊縮壓力。而5月份工業生產上升0.1％，設備利用率維持在74.3％，房屋開工率上升6.1％，房屋完工率創1987年1月最高，制造業復蘇有望，6月份指數上升到26.8，5月份為10.8，遠高于預期，進而刺激拉動股市持續走高明顯，對經濟信心恢復形成支撐，美元匯率略顯穩定向上。但是美國經濟依然處于艱難磨合之中，美國嚴重的經常項目逆差第一季度繼續升5.8％，達到1361億美元，財政赤字突破1992年2900億美元，截止5月份已經為2920.6億美元，失業問題依然嚴峻，不確定中負面因素繼續令美元彷徨。

伴隨全球經濟特別是主要發達國家經濟的不景氣和不確定，國際外匯市場出現較大的震蕩性走勢，主要貨幣匯率波動幅度與頻率，已經遠遠超出市場預期和對經濟基本面的依托，經濟金融理論已經難以解釋匯率狀況，各主要貨幣體的貨幣政策處于不清晰的矛盾狀態。引起關注的焦點依然是美元與歐元的較量與競爭，這不僅是全球經濟或國別、區域經濟重要的關注重點，而且也是投資信心和投機策略選擇的重要依據。美歐貨幣政策，歐元被動的“失策”和美元主動的“對策”，則成為兩者之間競爭較量的重要體現，并將影響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格局和國際金融發展趨勢。

就今年時間范圍預期，美國經濟不確定中具有加快復蘇增長的可能，美元匯率具有反彈的較大空間與條件，但依然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波動，震蕩性走勢將會繼續困惑、干擾市場投資組合。因此預計第三季度美元將繼續以貶值為主要取向，美國財年決算的特殊需求將使美元縮水再現，尤其是對日元貶值將較為明顯，一來是技術周期與幣種的需要，二來是美歐日三種貨幣競爭策略的需求；匯率水平預期美元兌日元為1：115－122，美元兌歐元為1.17－1.25：1。第四季度至明年初，美元強勢將繼續顯現，并伴隨美國經濟復蘇的可能，美元依托的經濟周期和政策需求進一步強化，美元匯率將繼續走高至1歐元兌0.95－1.09美元，美元兌日元將達到125－128日元，甚至有可能走向130日元水平。

第9篇：新經濟政策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區域經濟政策；區域經濟政策理論

引言

產業革命之后，發生的幾次經濟危機，使經濟學家們逐漸發現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存在缺陷，特別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后，西方各國政府開始對市場經濟實施有效的干預措施，好的經濟政策成為一國經濟的發展加速器。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今天，合理有效的經濟政策對經濟發展的指導作用更加突出。所以在區域經濟研究這一領域，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更加細致和深入，下面文章將從五個層面闡述當前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

一、包括宏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研究和微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研究

從區域經濟政策的共性與個性的層面看，當前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可以劃分為宏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研究和微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研究。

（一）宏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

區域經濟不平等的現象世界各個國家都有，特別是國土面積大的國家。由于氣候地形的差異，歷史傳統、文化習俗的不同等諸多因素導致了區域間的經濟不平等。為促進國民經濟整體健康快速的發展，絕大多數國家都正對自己國家區際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相應的經濟政策。學界對發達國家的區域經濟政策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對美國、俄羅斯、日本、德國等幾個國家的區域經濟政策的進行研究。劉建芳（2002）分析了二戰后美國為縮小區域差距而實施的一系列區域經濟政策；李亞琴（2011）分析了蘇聯時期、葉利欽時期、普京時期三個不同時期俄羅斯對遠東地區的區域經濟政策；衣保中、任莉（2003）闡述了戰后日本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實施的一系列區域經濟政策，主要包括地區振興與開發政策、區域產業布局政笨、縮小地區差距政策及促進落后地區發展政策，日本在實施區域經濟政策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視，進行統一規劃協調指導，給予財政金融支持，加強基礎設施推動和法律法規保障，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日本區域經濟政策；[1]李曉輝（2013）分析了統一后的德國為減小東德和西德之間的經濟差距所實施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目標、內容和實施步驟。而我國更是典型的區域經濟平等的國家，改革開放后更是進行了一系列推動各區域經濟發展的區域經濟政策，東部沿海開放城市、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區域經濟政策，眾多的學者從各方面對這些政策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

（二）微觀的區域經濟研究

在對各國區域經濟政策進行宏觀層面的研究之外，還有大量學者致力于區域經濟政策的微觀研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分析各種區域經濟政策發揮的具體作用，例如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政策的體系構建、實施細則、取得的成績等；二、研究區域經濟政策與其他事物之間的關系，例如區域經濟政策與金融業、環境、民生以及公共產品與非公共產品的投資之間的相互作用；三、研究區域經濟政策的相關內容，例如區域經濟政策法研究（紹躍，2008），區域經濟政策評價研究（樓海鵬，2007），區域經濟政策體系構建及評價研究（王文慧，2014）等。

二、系統的區域經濟政策的基礎理論研究與具體理論分析區域經濟政策

從理論層面看，當前研究區域經濟政策的論文主要包括兩種情形：系統的闡述區域經濟政策產生和合理存在的基礎理論與運用具體的理論分析區域經濟政策的效應，研究的焦點集中在博弈論上。

（一）系統的區域經濟政策的基礎理論研究

當前關于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成果不僅涉及對現存的各種區域經濟政策進行分析和評價，還對區域經濟政策這一事物的產生、演變和發展從理論上進行闡述和支持，挖掘區域經濟政策存在和發展的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周毅（2003）在《區域經濟政策理論及其誤區超越》一文中闡述了區域經濟政策的三大支柱理論：地域分工理論、區域發展階段理論、非均衡協調發展理論。孔舒、李偉紅（2007）從區域經濟政策在區域經濟中的內在機理以及發展中的作用出發，從理論的角度闡述其存在的必然性。[2]金鑄（2013）闡述了區域經濟演化的理論基礎。

（二）具體理論分析區域經濟政策

現有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成果除了系統的理論分析區域經濟政策的產生和演變外，一些學者還用個別理論深入的闡述區域經濟政策。羅辰宇（2012）運用增長及理論分析我國區域經濟政策的變遷。馬麗、龐效民（2001）針對傳統區域政策只基于目標區域利益考慮的缺陷，應用博弈分析的原理，分析區域分工的動力機制，以及區域政策對區域競爭和分工過程及結果的影響。[3]葛新蓉（2009）運用增長極理論、循環積累因果原理、倒U模型分析俄羅斯區域經濟政策的制定。

三、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超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和地區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

從區域的大小的層面看，當前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第一、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第二、超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主要是國際合作組織，現在世界上最成熟的國際合作組織是歐盟；第三、地區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當前的研究集中在省一級。

（一）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式下，各國加強了彼此的經濟交流與合作。現今世界，成立了多個跨國經濟組織。規模最大、發展成熟的是歐盟（EU）、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和北美自由貿易區（NATTA），其中歐盟是迄今為止最成熟的跨國經濟合作組織，學術界關于歐盟區域經濟政策的理論研究，從多個角度展開，例如現行制度框架中歐盟基金的分配機制問題（RiccardoCrescenzi，2009；Sascha0.Becker，2012）；歐盟多層系統內部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存在的財政負擔問題（Arthur Benz，2011）；歐盟經濟結構調整中結構政策和結構基金的設計與完善問題（周淑景，2002；馬穎，2000）；歐盟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空間布局與空間規劃問題（劉慧，2008）。[4]

（二）超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

關于國家層面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國內外學者從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出發，對國家層面區域經濟政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討。例如，關于中央政府在區域發展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的重要性（Delphine Anicien，2005）；區域就業保障政策的效應評估（BarryMoore，1973）；國家區域政策成功經驗的分析和總結（沈建法，1996）；國家區域政策發展歷史的回顧及其發展趨勢的判斷（魏后凱，2010；湯學兵等，2013）；國家區域社會經濟政策績效的評價（淦未宇等，201l；賈彥利，2006）；國家區域政策對生產企業空間布局的影響（劉可文等，2012）；國家區域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逆向軟預算約束”現象及其原因等（楊愛平，2007）。[4]

（三）地方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

相比于學界對國家層面和超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對地方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存相對不足。但是隨著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的不斷深入，也出現了一些省級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的論文成果。促進京西南區域發展的地方性區域經濟政策趨向研究（梁延杰，2008）；地方區域經湫的存在讎與形成原因――來自蘇北的經驗證據（徐龍字、黎歡，2013）；湖南省糧食主產縣的區域經濟政策調整研究（江紅梅，2009）；試論東南亞因素與中國發展戰略作用下廣西區域經濟政策的演變（1950――2006）（吳永威，2008）。

四、個案研究與比較研究

從研究的方法層面看，當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個案實證分析方法和比較分析方法。

（一）個案研究

就研究區域經濟政策的內容而言，學者的研究更偏向于具體個案的實證分析。大量的論文都是闡述各國家、各地區的某個或某些區域經濟政策。例如，中國的區域經濟政策（王懷新，2006）；南太平洋區域經濟政策、體制和漁業開發（李令華，2003）；戰后日本區域經濟政策的演變分析（張潔中，2013）；試論治理環京津貧困帶區域經濟政策（孟元新，2007）；論區域經濟政策中的政府干預―― 以江蘇省蘇北區域為案例（魏曉鋒，2005）等等。

（二）比較研究

相比個案研究，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比較研究相對較少，而且集中在國外與國內的區域經濟政策的比較上。例如中外區域經濟政策的比較及其對西部大開發的啟示（頡雅君，龔勤林，2002）；中外區域經濟對比（呂允英、劉慧，2006）從歐債危機救助機制看中歐區域經濟政策的差異（時雨田，2011）。

五、借鑒成功案例的啟示研究和針對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的反思研究

從研究的對象的目的層面來看，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可以分為以研究成功區域經濟政策案例對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給予借鑒的啟示研究和深入研究國內現有的區域經濟政策發現其功能和不足的反思研究。

（一）借鑒成功案例的啟示研究

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凡具有一定規模的國家或地區，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現一系列的區域問題，如區域分工與合作不協調所產生的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地區間競爭過度、市場分割、地方保護主義等諸多因素所引起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5]而一些發達國家在解決區域經濟不平等制定了一些成功的區域經濟政策，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學界很多學者也致力對發達國家區域經濟政策成功范例的研究，為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的制定給予啟示。例如，發達國家區域經濟政策的路徑建構與思考（李福柱、丁四保，2005）；歐盟區域經濟政策學習與借鑒（張志強，2005）；國外區域經濟政策實踐及對我國的啟示（張秉福，2006）；美、日區域經濟政策及其啟示（陳濤，2008）；美國區域經濟政策的演變機理及其對我國的啟示（張力、夏露林，2010）等。

（二）對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的反思研究

對國外成功案例的啟示研究是為我國制定更完善的區域經濟政策給予借鑒，而學界對區域經濟研究的重點更傾向于對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的反思研究。例如，完善區域經濟政策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發展機制（沈培科，2008）；我國區域 經濟政 策重心轉移及效應分析（李光德，2009）；我國區域經濟政策解讀（戴紹波，2010）；中國區域經濟政策演進與區域經濟發展變化分析（姚敏，2011）；我國區域經濟政策的效應與展望（劉名遠，2014）。

結語

研究有關區域經濟政策的文獻，梳理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研究的內容、方向和方法，能夠清楚看到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高度關注，也能夠深刻認識到好的區域經濟政策對區域經濟的發展的促進作用，還能夠使之后的研究者了解現有的研究成果，為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區域經濟政策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1] 衣保中、任莉.論日本的區域經濟政策及其特色[J].現代日本經濟2003 （5）：18.

[2] 孔舒、李偉紅.區域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J].現代商業2007（23）：144.

[3] 馬麗、龐效民.區域經濟政策的博弈解析[J].地理研究20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