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管晏列傳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史記管晏列傳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史記管晏列傳范文

（選自《史記?管晏列傳》）

【注釋】

①晏子：晏嬰（前578-前500），字仲，謚平，習慣上多稱平仲，又稱晏子，夷維（今山東高密）人。春秋后期齊國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御者：馬夫。 ②門間：門縫。窺：偷看。 ③擁大蓋：擁，遮蔽，此處作使動用法，使……遮蔽。大蓋，車上遮雨擋太陽的傘。 ④策駟馬：策，鞭趕。駟馬，同架一輛車的四匹馬。 ⑤既而：不久。 ⑥去：離開，這里指離家。 ⑦尺：長度單位，各代制度不一，古代的“尺”長度比今天的短一些。 ⑧自下：自視低下，即覺得自己不如別人。 ⑨子：你，第二人稱敬稱。 ⑩仆：指駕車。 抑損：亦作“損抑”，謙遜退讓。抑，遏制。損，減少，降低。

【譯文】

晏子任齊國國相，外出的時候，為其駕車的馬夫之妻從門縫里偷偷地看。她的丈夫為國相駕車，坐在大傘下，用鞭子趕著四匹馬拉的車，洋洋自得。不久（駕車的人）回家，他的妻子要求離去，丈夫問她這樣做的原因，妻子說：“晏子身高不滿六尺，自己做齊國國相，在各諸侯國名聲顯要。今天，我看他出門，志向意念深沉，常有自視低下之感。而你身高八尺，為別人駕車，可你的心里卻自認為滿足，我因此要求離開。”從此之后，她的丈夫變得謙虛退讓。晏子感到奇怪而問他，駕車的人把實際情況告訴晏子。晏子推薦他做了大夫。

【知識鏈接】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由司馬遷撰寫。全書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字，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記載了上自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詳實地記錄了這一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發(fā)展狀況。

《史記》與《漢書》（班固）、《后漢書》（范曄、司馬彪）、《三國志》（陳壽）合稱“前四史”。《史記》開創(chuàng)了以人物傳記為中心來反映歷史內容的“紀傳體”體例，此后近兩千年間歷朝所修正史，都絕無例外地沿襲了《史記》的本紀和列傳兩部分，從而成為傳統(tǒng)。

同時，《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yōu)秀的文學著作，在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閱讀與思考】

第2篇：史記管晏列傳范文

1、得意洋洋和得意揚揚沒有區(qū)別，“得意洋洋”與“得意揚揚”是一組異形詞，其意思是相通的，即形容十分得意的樣子。語本《史記·管晏 列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睆钠涑鎏巵砜?，應為“得意揚揚”似乎較好，但在平常的應用中，多為“得意洋洋”，“得意洋洋”是推薦詞形。

2、從使用的普遍性來說，“得意洋洋”比較多。目前《現代漢語詞典》中仍以“得意揚揚”為推薦詞形。因此，從規(guī)范性來說，寫“得意揚揚”比較合適。

3、得意洋洋和得意揚揚用在句中，是形容詞，形容人的表情，做定語；區(qū)別在于得意揚揚形容人的神態(tài)。

（來源：文章屋網 ）

第3篇：史記管晏列傳范文

鮑叔是管仲少年時的知友，知到什么程度，用管仲自己的話來說：“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經商)，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zhàn)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知我不羞小節(jié)，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闭驗轷U叔有此“五知”，所以“終善遇之，不以為言”。

管仲事公子糾，鮑叔事公子小白。在兄弟爭奪國君之位時，管仲曾箭射小白。及至小白立為齊桓公，使魯國殺了公子糾，管仲也就成了囚犯。齊桓公對當年之仇耿耿于懷，定要處死管仲。這時，鮑叔挺身而出，對齊桓公說：“人臣者，各為其主，射鉤之時，知有糾不知有君；君若用之，當為君射天下，豈特一人之鉤哉!”鮑叔這種為國護賢的言行，終于感動了齊桓公，赦免了管仲的死罪。

管仲被赦后，鮑叔鼎力舉薦管仲為相，說“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管仲字)不可?！庇谑驱R桓公聽從鮑叔的推薦并以隆重的禮節(jié)去城郊迎接管仲，尊之為“仲父”。管仲相齊后，“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致使“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鮑叔是個開國功臣，齊桓公即位，要任他為相，但鮑叔自知只能“小心謹慎，循禮守法，非治國之才”，堅決辭讓，并力薦管仲；管仲死后，齊桓公又要他接任相位，他坦率地說自己有“見人之一惡，終身不忘”的缺點，難以團結全體文武百官把國家治好，仍然辭讓相位。鮑叔這種公而無私、胸懷坦蕩的高尚品德，是難能可貴的。

孔子曾說：“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三者，又何加焉!”按此說法，鮑叔可說是個智、仁、義三者兼?zhèn)涞娜肆恕?/p>

縱觀我國幾千年的封建歷史，像鮑叔這樣不計較個人得失、以國家利益為重，做到知賢、護賢、薦賢、讓賢而甘愿“以身下之”的官員，可說鳳毛麟角，而爭權奪利、嫉賢害能者則比比皆是。據《資治通鑒》記載：戰(zhàn)國時韓國貴族韓非，與李斯同學于荀況。他見“韓之削弱，數以書于韓王，王不能用”，于是著書十余萬言。秦王見其書十分贊賞，“恨不得與之同游”，因急攻韓，韓王遣韓非出使秦國，韓非上書秦王，說他有辦法一舉而滅六國，秦王聽了非常高興，但沒有任用韓非。

韓非的同學李斯是秦國的丞相，嫉妒韓非的才能出于己上，便在秦王面前獻讒：“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秦王聽信李斯讒誣，便將韓非下獄。李斯竟暗地使人給韓非送去毒藥，逼他早日自盡。韓非要想辯誣，卻不能見到秦王，當秦王悔悟過來使人赦免韓非時，韓非已被李斯毒死獄中。

第4篇：史記管晏列傳范文

今山東淄博一帶，是歷史上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泱泱乎齊之大國”，是漢代的富庶無比的齊王封國。近年來，在這塊大地上被發(fā)現的銅鏡資料十分豐富，這對于發(fā)掘這一地域的銅鏡文化，拓展和豐富博大精深的整個齊文化的研究是十分有意義的。

公元前十一世紀，西周王朝建立，姜太公（姜尚）受封齊地，開拓疆域，建立齊國，“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yè)，便魚鹽之利”( 《史記•齊太公世家》)。春秋時期，管仲相桓公圖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史記•管晏列傳》），齊國始終以東方經濟大國的姿態(tài)稱雄于諸侯列國之上。至戰(zhàn)國之世，田氏代齊，市農工商，四業(yè)并興，經濟繁榮，社會穩(wěn)定，齊國成為戰(zhàn)國七雄之一，這就為銅鏡的發(fā)展和流行奠定了社會經濟基礎。《戰(zhàn)國策•齊策》對當時亞洲最繁華的大都市齊都作了最貼切的描述：“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芋鼓瑟，擊筑彈琴，斗雞走犬，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彀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在這樣一個國都極其繁榮的國家，作為既能標明個人身份地位，又在日常生活中十分適用的銅鏡，其制造水平之高和流行之廣是不言而喻的。在流傳下來的先秦古籍中，關于鏡子的記載并不很多，但《戰(zhàn)國策•齊策》則記錄了“鄒忌諷齊王納諫”這個與鏡子有關的完整故事。在這個故事中，銅鏡的作用已遠遠超出其物理作用了。這個故事也反映了銅鏡與當時齊國人們生活的密切關系，因為只有在銅鏡非常流行并普及的條件下，用它來作譬喻、講道理，才顯得生動形象，易于為人們理解和接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鑄制銅鏡最基本的原料銅礦石如何尋找礦源，最早的記載仍見于以齊國為背景的《管子》一書：“出銅之山，四百七十六山……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管子•地數篇》）。說明古代齊國對銅礦的存量和開采都具有了翔實的資料和科學的論證，具備這樣的礦源以及科學先進的尋礦手段，是銅鏡鑄制所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

先秦齊國的銅鏡，有著其明顯的特性。齊國的銅鏡以圓形為主，也有少量方形，早期的銅鏡質地薄而輕巧，后來趨向稍大而厚重。鏡背裝置拱形三弦鈕，以一鈕為主，也有的銅鏡有多鈕的，鏡的邊緣上卷，鏡面呈凸形。除少量全素鏡外，大都裝飾有精美的紋飾圖案，如用細線條淺浮雕的純地紋鏡，有在地紋的基礎上，又加上用粗線條和高浮雕的手法表現的主紋，形成層次分明的二層或三層花紋結構的主地紋結合的重疊式鏡子。由于這種圖案花紋采用了地紋映襯主題紋飾的手法，這種淺地紋并不給人以平淡淺近的感覺，而使細線條的地紋和粗線條的主紋相映成趣，整個圖案組織得完美和諧。四山鏡、龍紋鏡、花瓣紋鏡等，那栩栩如生的龍鳳紋、山字紋、繁密的花瓣紋和繩紋等，都給人以豁然開朗之感，關于這類純地紋鏡和以地紋、主紋相結合組成的二重疊式和三重疊式鏡過去在全國其它地方也有發(fā)現和出土，中外學者們將它們定名為：羽狀地紋鏡、羽狀地紋桃形葉紋鏡和“山”字鏡，至于其圖案演變規(guī)律、紋飾的含義，歷來說法不一，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筆者通過對這類鏡子圖案詳細的分析、比較，結合齊國“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史記•貨殖列傳》），太公封齊后，“通末利之道，極女工之巧”（《鹽鐵論.輕重篇》）桑蠶業(yè)發(fā)展的歷史事實，認為所謂羽狀紋就是蠶紋，羽狀地紋桃形葉紋應是蠶紋加桑葉紋，至于三重疊的“山”字形鏡，則是在蠶紋、桑葉紋的基礎上，又加上了蠶用于作繭的繭山。當然，圖案已由寫實趨向于抽象化和寫意化。大致說來，將現實生活中給人們帶來很大利益的蠶、桑等實物加以美形、夸張、圖案化，裝飾在人們日常生活中離不開的銅鏡上，應該是很自然、合乎情理的，也必然是人們喜聞樂見的。

經過長期的兼并統(tǒng)一戰(zhàn)爭，齊國被秦所滅，我國歷史進入了秦、漢封建大一統(tǒng)時期。作為獨立的地域文化的齊文化開始了與其它文化的交融匯合，并逐漸融入到了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整體之中。這一時期，由于國家統(tǒng)一，國力雄厚，經濟繁榮，手工業(yè)獲得了重大發(fā)展，特別是齊地，當屬全國最富庶的地區(qū)之一。漢初，劉邦將長子劉肥封為齊王，建國于此，其子孫襲王治齊達數百年之久。在發(fā)現的琳瑯滿目的漢代工藝品中，絢麗多姿、豐滿奇異的漢代銅鏡可以被譽為空前絕后的工藝珍品，這一時期的銅鏡主要有蟠螭紋鏡，連弧紋鏡，草葉紋鏡，星云紋鏡，規(guī)矩紋鏡，禽獸紋鏡和銘文鏡等等。特別是秦朝時齊地的神仙方術思想和漢初時齊地風靡一時的黃老道術，在銅鏡的圖案上，都有著淋漓盡致的體現。例如四神規(guī)矩鏡，盡管形式、排列不盡相同，但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的圖形十分突出，它們或同時出現在一面鏡子上，或與其它奇禽異錯出現。四神是漢鏡中使用得最多、最廣泛的題材。至于規(guī)矩紋飾，其神秘莫測的圖案布局，直到今天，仍然是學者們絞盡腦汁進行研究的課題。小小的“TVL”三個符號，引來了洋洋萬言的研究文章，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說它是早期銅鏡紋飾演變而成的，有的說它是由古代游戲六博演變而來的。較為一致的說法是規(guī)矩象征著宇宙運行模式。在整個的規(guī)矩紋布局中，鏡鈕代表著中國即茫茫宇宙的中心，鈕座外的方格表示大地，圓形的鏡子表示天，即天圓地方。由于大地是方的，所以大地有四個方位，分別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守護。T象征四方之間撐起天蓋的柱子，V象征四海，L象征防止惡魔進入大地的門。再和整個銘文聯系起來，就是自己置于宇宙中央，與宇宙一起運行，周而復始，長生不老，子孫繁昌。充分體現了縝密的道家思維。這種鏡子之所以被命名為“規(guī)矩境”,還是因為在鏡背方框的四個角，分別對應著的四個“V”形符號，它是畫圓用的工具“規(guī)”，今天稱之為圓規(guī)。而另外四個“L”形紋飾，則是木工用來劃線和測量的工具“矩”，今天稱之為角尺。從四神規(guī)矩鏡紋飾的布局來看，規(guī)與矩平均分布在紋飾之中，十分有規(guī)律。它較集中的反映了道教文化的意識形態(tài)。人們常說“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在這方面，四神規(guī)矩鏡的紋飾做了最好的詮釋。

漢代，銘文作為銅鏡裝飾的主題或重要組成部分，開創(chuàng)了中國銅鏡鑄制銘文的先河，特別是在筆者收藏的淄博地域的漢鏡中，銘文銅鏡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占據鏡背主題的不是華美的紋飾，而是一圈或兩圈銘文，其內容優(yōu)美生動，字體整齊秀美，是珍貴的詩文和書法藝術珍品。如其中一面漢鏡的銘文是這樣寫的：“治銅華[而明，以之為鏡宜文章，延年益壽辟不羊，與天無極如日光，千秋萬歲，長樂未央。”

第5篇：史記管晏列傳范文

“中區(qū)”一詞，歷來解釋不同。張銑曰:“中區(qū)，中都也?！?（《六臣注文選》卷十七，《四部叢刊》影南宋刊建州本） 《六臣注文選》里看不到李善對“中區(qū)”的解釋，尤刻本李善注《文選》則多出“中區(qū)，區(qū)中也” （1974年中華書局影北圖藏南宋淳熙八年尤袤刻本） 一句解釋。這句話未必是李善注的原貌，據傅剛師的研究，“尤刻本不能代表單李善注本，不管它是否從六臣本中抄出，都不能用來對單李善注本下結論” （見傅著《〈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頁） 。但我們可以從別處得到李善對“中區(qū)”一詞的認識，《文選》卷三十謝玄暉《始出尚書省》云:“還睹司隸章，復見東都禮。中區(qū)咸已泰，輕生諒昭灑?！痹姼枨皟删溆霉馕涞蹌⑿愕牡涔?（事見《六臣注文選》李善注引《東觀漢記》及《后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 ，以其得到洛陽父老的擁護，比喻齊明帝在建康恢復了政治秩序。值得注意的是，李善引《文賦》“佇中區(qū)以玄覽”來注謝詩“中區(qū)”一詞 （《文選》卷三十） 這表明在李善看來，“中區(qū)”是指政權統(tǒng)治的中心地區(qū)。當代學者則有不同看法，如錢鍾書先生云:“區(qū)中 （筆者按:此處用尤刻本李善注） 即言屋內。蓋前二句謂室中把書卷?！?（《管錐編》第三冊，中華書局1979版，第1181頁） 程千帆先生云:“中區(qū)，謂宇宙之中也?！?（《文論十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159頁） 周汝昌先生認為“中區(qū)”即“心的位置之意” （《〈文賦〉即“文心”論——兼評〈管錐編〉之解“玄覽”》，載《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第17—18頁） 。以上諸家，說各有理，孰是孰非，很難遽定。

考察和分析東漢魏晉時代“中區(qū)”一詞在史傳和文集中的用例，或許能夠幫助我們作出一個選擇。

首先，“中區(qū)”可以用來指稱洛陽或洛陽周圍的中原地區(qū)。蔡邕《釋誨》云:“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開閶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于圣德，宣太平于中區(qū)?！?（《后漢書》卷六十下《蔡邕列傳》） 這段話是說光武帝順時而起，平定天下，建立東漢，定都洛陽?！靶接谥袇^(qū)”，是指劉秀定都后進行的一些寓有政治象征意義的活動——建武二年（26）春正月“壬子，起高廟，建社稷于洛陽，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 （《后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 。中元元年（57）又在洛陽“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于天下” （《后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 。蔡邕的文章表明，在東漢人看來，“中區(qū)”是指都城洛陽一帶。漢末魏晉時期的文人沿用了這個涵義，徐干《序征賦》敘述自己在建安十三年（208）從曹操征劉表，在赤壁之戰(zhàn)后從南方返回中原:“乃振旅以復蹤，溯朔風而北歸。及中區(qū)以釋勤，超棲遲而無依?！?（《藝文類聚》卷五十九“武部·戰(zhàn)伐”） 這里以“中區(qū)”指稱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qū)。阮籍《大人先生傳》云:“先生以為中區(qū)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著帷?！?（陳伯君《阮籍集校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62頁） 這是以“中區(qū)”指稱洛陽和中原地區(qū)。與陸機同時代的西晉文學家皇甫謐、張華在他們的序文和著作里，也出現了“中區(qū)”一詞。《文選》卷四十五皇甫謐《〈三都賦〉序》曰:“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荊南之富，魏跨中區(qū)之衍?！睆埲A《博物志》卷一云:“周在中區(qū)，西阻崤谷，東望荊山，南面少室，北背太岳。三河之分，雷風所起，四險之國也?！?（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這里顯然都是以“中區(qū)”指稱中原地區(qū)。

所以會形成這樣的認識，其歷史背景可以追溯到西周時代。周成王派召公興建洛邑 （《史記》卷四《周本紀》） ，當時稱為“成周”。西周早期成王時代的“何尊”銘文云:“惟王初遷，宅于成周。王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民?！敝耘d建成周，是因為鎬京偏處西方，而洛陽處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史記》卷四《周本紀》） ，便于周王對東方諸 侯的統(tǒng)治和管理。到東周時代，平王因犬戎之亂而遷都洛邑。此后，東漢、曹魏、西晉政權相繼立國中原，定都于伊洛地區(qū)。大致說來，在東漢、曹魏、西晉時代，時人皆有河洛王里的觀念。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在北朝史書里，也出現了“光宅中區(qū)”、“徙縣中區(qū)”、“伊洛中區(qū)”的說法。

其次，“中區(qū)”可以用來指稱政權統(tǒng)治的中心地區(qū)。除前引謝玄暉《始出尚書省》一詩外，唐鈔《文選集注》卷四左思《蜀都賦》云:“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匝中區(qū)。既麗且崇，實號成都。” （《唐鈔文選集注匯存》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頁） “匝”是圍成圈的意思，“兼”有兩和二的意思?！敖鸪鞘?，兼匝中區(qū)”，即是說“金城”和“石郭”共圍繞成都城的中心兩圈。

第三，“中區(qū)”可以用來指代某物的中部。如晉曹攄《圍棋賦》云:“于是二敵交行，星羅宿列。云會中區(qū)，網布四裔。合圍促陣，交相侵伐?！?（《藝文類聚》卷七十四“巧藝部·圍棋”）

以上分析了“中區(qū)”三種不同的涵義，結合陸機所處的時代，西晉洛陽既是中都，也是政權統(tǒng)治的中心。張銑以為“中區(qū)”乃“中都”之意，李善將“中區(qū)”理解為政權統(tǒng)治的中心地區(qū)，兩者并不沖突，都是正確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選》卷三張衡《東京賦》講到光武帝定都洛陽時寫道:“睿哲玄覽，都茲洛宮?！边@一句可以與“佇中區(qū)以玄覽”的說法相參照，《東京賦》所謂“洛宮”恰好正是《文賦》所謂“中區(qū)”的意思，張衡八個字的意思，似乎被陸機用七個字表達出來了?！稏|京賦》可以作為我們解釋“中區(qū)”的一條有力佐證。

上面我們分析了“中區(qū)”一詞的涵義，下面再看“玄覽”一詞。李善注引了《老子》和“河上公注”來解釋“玄覽”一詞的出處和涵義:“《老子》曰:‘滌除玄覽。’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李善所引的《老子》“滌除玄覽”一句，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乙本作“修（滌）除玄監(jiān)（鑒）”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老子》，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54頁） 。高亨先生首具卓識，在其所著《〈老子〉正詁》中指出“覽”本當作“鑒”字 （高亨《重訂〈老子〉正詁》，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4頁） 。“監(jiān)”即是“鑒”的本字，象人張目以臨水盆之上，是以水為鏡，見于甲骨文和銅器銘文?！拌b”字后起，是以銅為鏡?！坝[”也是從“監(jiān)”的意義分化而來，最初的“覽”字是在“監(jiān)”下加一個“見”，但是后來“覽”的意義分化了，它不僅可以指照水盆、照銅鏡，而且可以指觀覽世間的萬事萬物，已經是作為一個動詞在使用。而《老子》所用的“玄鑒”，顯然是一個名詞，其基本意義是鏡子，也可以比喻為心鏡，正如高亨先生所釋:“玄鑒者，內心之光明，為形而上之鏡，能照察事物，故謂之玄鑒。”《老子》“滌除玄鑒，能毋疵乎?”一句意即清洗心鏡，能讓它沒有瑕疵嗎?

但在漢代以后的《老子》傳本里，“玄鑒”卻被誤讀為“玄覽”。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是漢代以后通行的《老子》注本，“滌除玄覽，能無疵乎?”一句，河上公注曰:“當洗其心使?jié)崈粢?。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 （王卡點?！独献印吹赖陆洝岛由瞎戮洹罚腥A書局1993年版，第35頁） 王弼注曰:“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于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其神乎?則終與玄同也。”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上冊，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3頁） 依河上公的解釋，“玄”是作為“覽”的狀語，“玄覽”是動詞。王弼解釋“玄覽”具有鮮明的玄學色彩，動詞義也十分明顯。河上公與王弼對“玄覽”的解釋與《老子》“玄鑒”的原意已經有了較大的差別，概括二家的解釋，“玄覽”即聰明省察、深識遠覽的意思。

東漢以后所用的“玄覽”承襲了河、王二家的意思，除前引張衡《東京賦》和陸機《文賦》外，曹植《卞太后誄》贊揚其“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玄覽萬機，兼才備藝” （《藝文類聚》卷十五“后妃部·后妃”） 。陸機《羽扇賦》云:“昔者武王玄覽，造扇于前。而五明安眾，世繁于后?！?（金濤聲點?！蛾憴C集》，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3頁） 其文中所用“玄覽”一詞，均是聰明省察、深識遠覽的意思。 可見，在陸機所處的時代，“玄覽”已具有特定的意義，與“玄鑒”的意思已相差甚遠。需要注意的是，李善所引河上公注“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事）”只是對“玄覽”一詞的解釋，其對“中區(qū)”一詞的認識并沒有《老子》思想的色彩。

陸機在詩文中多處用到“佇”字，與“佇中區(qū)以玄覽”一句句式類似的有《吊魏武帝文》，其中寫到曹操在未發(fā)跡時，發(fā)展培育自己的勢力，后來才得以龍飛鳳翔:“佇重淵以育鱗，撫慶云以遐飛?！?（金濤聲點校《陸機集》，第115頁） 可見，“佇”可以理解為置身某處的意思。此外，對“佇中區(qū)以玄覽”一句的理解，還涉及《文賦》正文第一段（從“佇中區(qū)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到“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是陸機自指還是泛指的問題。如果是泛指文人的創(chuàng)作和心理活動，則“中區(qū)”顯然不能理解為洛陽或中原地區(qū)，因為不是所有的創(chuàng)作活動都發(fā)生在中原地區(qū)，而只有當這段話是陸機自指時，“中區(qū)”指中原地區(qū)才有可能。從段末“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一句來看，“聊”有自謙之意，應該是陸機自指而非泛指?！段馁x》從第二段開始才是陸機對文學創(chuàng)作普遍規(guī)律的總結。

總之，“佇中區(qū)以玄覽”即是身處洛陽（或泛指中原地區(qū)）、遠覽深識的意思。

以上我們不憚其煩地引用史傳、文集、子書和考古材料，希望弄清“佇中區(qū)以玄覽”的確切涵義，其意義在于它可以幫助確定《文賦》寫作的年代。關于《文賦》的寫作年代，后人意見不一，概括地說，主要有兩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是贊同杜甫《醉歌行》“陸機二十作文賦” （《全唐詩》卷二百一十六） 的意見，認為《文賦》作于陸機二十歲左右或入洛之前，如清人王鳴盛、何焯以及姜亮夫先生等。第二種則認為是作于入洛之后，如逯欽立先生、牟世金先生、周勛初先生、毛慶先生等。關于以上諸家意見的撮述，請參考逯欽立先生《〈文賦〉撰出年代考》 （見逯著《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1—422頁） 與劉躍進先生《中古文學文獻學》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326頁）。 如上所述，“佇中區(qū)以玄覽”既是身處洛陽、遠覽深識之意，則《文賦》是在洛陽或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qū)創(chuàng)作的，也就是說《文賦》作于陸機入洛以后。

至于《文賦》的具體寫作年代，我推測是公元298—300年間陸機擔任秘書省著作郎時。陸機《吊魏武帝文并序》云:“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金濤聲點?！蛾憴C集》，第115頁） 晉惠帝元康八年即公元298年，陸機時年三十八歲，“臺郎”即殿中郎，尤刻本《文選》卷三十七陸機《謝平原內史表》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陸機）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薄懊亻w”即秘書省的藏書閣。

陸機從298年任著作郎起，直到永康元年（300）才轉任趙王倫的相國參軍?！稌x書》卷五十四《陸機傳》云:“吳王晏出鎮(zhèn)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睋稌x書》卷四《惠帝紀》，趙王倫輔政在永康元年夏四月，“甲午，倫矯詔大赦，自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如宣、文輔魏故事”。《晉書》本傳不言陸機任著作郎事，《資治通鑒》卷八十三則云相國倫以“殿中郎陸機為參軍”，恐誤系。據《北堂書鈔》卷六十九引陸機《詣吳王表》云:“相國參軍，率取臺郎，臣獨以高賢見取，非私之謂。”殿中郎屬尚書省，亦在臺郎之列。陸機在表文中將自己和臺郎區(qū)別開來，則相國參軍顯然不是轉自殿中郎，而當徙自著作郎。

著作郎為史官，掌起居注。陸機任著作郎時，參與“議《晉書》限斷” （見《初學記》卷十二引王隱《晉書》） 。同時，陸機還擔任為晉朝撰寫起居注的任務。唐劉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篇》云:“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贝送?，陸機還撰寫了地志《洛陽記》 （《冊府元龜》卷五百六十“國史部·地理”） ，記述中都及周邊地區(qū)的地理情況，這或許是受了摯虞《畿輔經》和潘岳《關中記》的影響。著作郎兼掌秘閣藏書，而當時圖書已按照荀勖《中經新簿》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大概陸機因任著作郎之機緣，得以親睹歷代典籍、著述與文章，才激發(fā)他總結文人創(chuàng)作活動的規(guī)律?；蛟S《文賦》中“頤情志于典墳”和“游文章之林府”等語不是泛泛而言，而確與其擔任著作郎一職有關。

第6篇：史記管晏列傳范文

一、四號牘中“口錢”問題

有關正史所載漢代口錢問題爭議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口錢”制度究竟武帝之前就已存在,還是武帝時期制定。由于史料的缺乏,理解的差異,遂得出不同的結論。隨著鳳凰山漢簡的出土,特別是其中關于“口錢”的的記載,為解決這個問題多少提供了可能。為了便于討論,茲將四號牘中關于“口錢”的內容轉抄如下:市陽二月百一十二算=十錢千一百廿正偃付西鄉(xiāng)佐賜口錢卩鄭里二月七十二算=十錢七百廿正偃付西鄉(xiāng)佐賜口錢卩[1]簡牘關于“口錢”的記載,證明了在漢初確實有“口錢”名目的征收。但是,鳳凰山漢簡記載的“口錢”的真實內涵究竟為何,學界卻有著不同認識。一種看法認為口錢是向未成年人征收的人頭稅。如黃盛璋先生認為:“口錢就是7—14歲幼年人口稅?！盵2]高敏先生也認為:“既然口錢的名稱,與算賦之名同時出現于西漢文、景時期的木牘上,則西漢初期,除有對成年人的算賦之征外,還有對未成年者的口錢之征,乃是十分明顯的事實。”[3]另一種觀點認為是向成年人征收的人頭稅。如日本學者永田英正先生認為:“這里的口錢有可能就是史書中所說的向成年人征收的人頭稅,即所謂的算賦?！盵4]478岳慶平先生亦持類似主張[5]。還有,裘錫圭先生認為:“武帝以后所謂的口錢,跟算賦是分開的,十四歲以下出口錢,十五歲以上出算賦?！緺┧浀摹阱X’是另一個意思(也許是算賦中規(guī)定上繳給皇帝的一個項目)?！盵1]此乃第三種看法。有學者提出,根據鳳凰山漢簡“口錢”記載,漢初征收未成年人人頭稅已確鑿無疑[3]。事實恐怕未必如此,至少僅憑算簿記錄上“口錢”兩字就斷定它是未成年人人頭稅還很難成立。

首先,未成年人人頭稅出現在成年人算賦的征收記錄中令人疑惑。眾所周知,漢代算賦是對15歲以上青年和成年人的人頭稅。如《漢書》卷一上《高帝紀》四年八月“初為算賦”[6]46注引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盵6]46再如《漢書》卷二《惠帝紀》所載“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6]91。這說明漢初始開征算賦,成年男女都是所征收的對象。而鳳凰山漢簡的出土,則為算賦征收的具體內容提供了證明———具有農耕能力的成年人通常每人“一算”。如裘錫圭先生曾對“鄭里廩簿”中的戶數、能田者的人數進行了統(tǒng)計,最后算出鄭里的戶數為二十五戶,能田者為六十九人。這個數字———能田者六十九人,與五號鄭里的總數七十二很接近。另外,弘一先生也根據鳳凰山漢簡關于“野人”的記載———鄧得二任甲二宋則二野人四凡十算遣(?)一男一女男野人女惠戶人野能田四人口八人田十五畝十貸一百五十主張“野人”當交納四算[7]。如此說來,漢代算賦的定算依據主要就是具有耕種能力的成人。由于未成年人還不具備耕種能力,則自然不會在定算之列。其次,或認為“口錢在算賦之內,由成年人繳納”[8]482,也令人費解。誠然,未成年人缺乏勞動和經濟能力,如果征收賦稅,肯定由成年人來支付。但他們的人頭稅顯然不能按照成年人標準來收取。

以漢初家庭為例,晁錯曾說:“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食貨志上》)[6]1132可見,漢初家庭以核心家庭為主,五口組成可能是父母和3個未成年子女。如果未成年人人頭稅按照成年人標準收取,那么這樣的家庭就得交納五算,這顯然不合常理。正因為上述看法過于偏頗,所以又有一些學者提出其它解釋,意圖彌合這種矛盾。例如:“為了簡便起見,可暫且先按成人的納算數一并征收,到八月案比時再具體調查屆時已滿起征年齡的兒童數,算出全年應交的口錢數,扣去預收數,補交差額,清帳?！盵9]這種解釋也仍然存在問題。僅就“案比”而言,在史實上便有著一定出入。《后漢書》卷五《孝安帝紀》載:“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崩钯t注引《東觀漢紀》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盵10]227據此可知,漢代所謂“案比”實際是戶口調查。盡管案比之時也可能涉及算賦和口錢的征收,但像上文描述的“清帳”卻太有戲劇性了。更何況,漢代賦稅征收由里正收取,再交鄉(xiāng)佐。里正長期居住在里中,各家各戶情況非常熟悉,對未成年人的情況自然也很清楚。如果要收取并非難事,又何必多此一舉,非要在戶口調查時生出這么多的事端。筆者還可以提供一個旁證———長沙走馬樓吳簡的記載:其三百卅四人小口口收錢五合一千六百七十(4436)其六百八人大口口收錢廿八合一萬七千廿四錢(4464)其二百五十二人算人收錢一百廿合三萬二百四十(4980)[11]孫吳政權去漢不遠,依然繼承了漢代的賦稅制度。從中可以清楚看出,口錢與算賦是分開收取,并未見到按成人定算標準收取未成年人口錢,案比再進行結算之事。

再次,對貢禹所說“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貢禹傳》)[6]3075,有學者提出兩點質疑:第一,“古民亡賦算口錢”句,存在重大疑難。如果“賦算口錢”是指算賦與口錢的話,則“古民亡賦算”的說法顯然同秦有算賦征收的許多記載矛盾。第二,它的口錢征收始于武帝,而且起征年齡為三歲等說法,同《漢儀注》“七歲至十四,出口錢人二十,以供天子。至武帝,又口加三錢,以供車騎馬”的說法顯然矛盾[3]。對此,筆者也不敢茍同。

其一,認為商鞅變法便開始征收算賦,這只是一家之言,而并非學界定論。事實上,關于秦代算賦的內涵目前仍在討論。據晉文先生研究,并被學界大多數學者認同:秦代所謂算賦還不是成年人人頭稅,而應當是一種對婦女專門征收的賦[12]。況且,所謂“古民亡賦算”中的“古”乃指上古三代,并不包括秦,這也是漢代人的一般看法。如薄昭寫給淮南王劉長的信里說:“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于古,秦、漢用之于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于太上,不可得也?！?《淮南衡山濟北王傳》)[6]2139其二,與貢禹說法對立的是《漢儀注》,我們必須考慮如淳是曹魏時人,他引用資料的可靠性應該更大。而且,按照加藤繁先生考證,《漢儀注》所載當為西漢成帝以后制度。如果這樣的話,像《漢儀注》所載“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昭帝紀》)[6]230,與《貢禹傳》所載元帝時“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6]3079便完全相符了。關鍵問題還出在“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昭帝紀》)[6]230的理解上,懷疑武帝僅僅是加三錢而已。實際上,這句話僅僅討論二十三錢的具體用途,決策者既然可以制定一項政策,當然也可以對政策涉及的具體內容進行調整。況且,武帝時,對外戰(zhàn)爭頻繁,按照加藤繁先生的看法,將原來屬于少府收入的鹽鐵歸大司農管理,為了彌補少府收入,才制定了口賦制度。在具體實行過程中,調整征收年齡,增加賦稅的數額,不也是合乎情理嗎?難道非要把制度看作是一成不變的?貢禹乃西漢名臣,去漢武一朝亦只有四五十年,對一項制度的制定應該有深刻的印象。因此,鳳凰山漢簡所載“口錢”當與貢禹所言有著不同的內涵。

還有學者提出,鳳凰山漢簡記載的“口錢”即是算賦,因為“五號牘所見的口錢,一個月為十錢或九錢,年額大致在一百二十錢,而且納稅者又都是成年人”[4]478。這種觀點亦值得商榷。如果按照一月十錢計算的話,征收一百二十錢需要一年的時間。但是情況并非如此,算賦從正月開始征收,一般到九月基本結束。正史記載有“八月案比”和“九月計斷”,即賦稅征收完畢,八月開始清查戶口,九月開始上計。從地下出土的簡牘來看,雖略有出入,大體還是如此。如安徽天長紀莊木牘便記載了西漢時期東陽縣八九兩月“事算”與“復算”的總數:集八月事算二萬九,復算二千四十五。

集九月事算萬九千九百八十八,復算二千六十五。[13]而尹灣漢簡的記載,如“郯右尉郎延年九月十三日輸錢都內”,“蘭陵右尉梁樊于九月十二日輸錢都內”,“南城丞張良九月廿一日輸錢都內”[14]96等,則可以看到東?？ぽ犗轮T縣輸錢至大司農的情形。算賦征收均于九月截止,各縣均將賦錢輸送中央。故僅憑五號牘征收十錢記錄為口錢,便推斷月月皆有,恐怕欠妥。不僅如此,算賦乃是向成年人征收的人頭稅。依據鳳凰山漢墓簡牘記錄,市陽里二月到六月賦稅征收,都是依成年人口標準定算,每人一算收取賦錢。這不就是所謂的人頭稅嗎?為何標記了“口錢”才算是人頭稅,而其它依人頭征收的則不算?如果說這十錢就是算賦,那么其它錢又是什么性質呢?另外,如果認定市陽里二月十錢就是成年人的算賦,從算賦用途看,如淳說“為治庫兵車馬”(《高帝紀》)[6]46。而四號牘所載當利里二月即有“繕兵”一項,當屬“治庫兵車馬”的軍事用途,故這些錢也當被視為算賦。但為什么僅僅市陽里二月標記為“口錢”的錢才是算賦呢?這顯然不確。在筆者看來:這里所說的“口錢”既不是向未成年人征收的人頭稅,也不是簡單意義上向成年人征收的人頭稅,而應當是地方財政的一部分。

二、鳳凰山漢簡算錢名目考

鳳凰山漢簡除了“口錢”名目外,還有吏奉、傳送、給轉費、繕兵等。諸如:當利正月定算百一十五正月算卅二給轉費卩正月算十四吏奉卩正月算十三吏奉卩正月算傳送卩正月算虎(?)卩當利二月定算百二月算十四吏奉卩二月算十三吏奉卩二月算廿繕兵卩三月算十四吏奉卩三月算十三吏奉卩三月算六傳送卩[1]吏奉,也就是官吏的俸祿。在鳳凰山漢簡中,可以看到算賦征收部分是用來支付官吏俸祿的。但鳳凰山漢簡標記的吏奉究竟是給哪一級的官吏呢?根據居延漢簡,我們認為鳳凰山漢簡所載的吏奉當是百石以下小吏的俸祿。諸如:出賦錢六百,給東望燧長晏萬閏月奉,閏月守令史霸付侯長度(15•3)元始五年九月吏奉賦錢不到,訖二年未得五年十一月廿六日以來奉,已使(53•19)出錢六百,賦樂哉燧長夏安四月奉,五月丁酉(196•8)出賦錢千二百,以給安樂燧長李貽之四月、五月奉(585•7)甲渠次吞燧長徐當時,未得七月盡九月積三月奉用錢千八百。神爵二年正月庚午除。已得賦錢千八百(57•8)出賦錢二千七百,給令史三人七月積三月奉(104•35)出賦錢八萬一百,給佐史八十九人十月奉(161•5)[15]10,38,132,286,41,73,112正如薛英群所說:“賦錢為奉,主要支付給那些‘百石’以下的小吏,如燧長、令史、佐史、尉史等,至于侯長以上吏員,似有定例,由國家官奉支付,不在賦錢作為更賦開支之列?！盵16]376高敏也說:“漢代的各地方機構的吏俸,都取之于本里、本鄉(xiāng)的口錢、算賦,而非由國家另外給予?！盵3]因此,供給地方官吏的俸祿與算賦征收當合在一起,只不過要在征收記錄上標出具體用途而已。鳳凰山漢簡所記載的另一條目是“傳送”。對“傳送”一詞的理解,學者莫衷一是,甚至認為“傳送”實際上“傳徙”的誤解。然而,出土的張家山漢簡卻給出了一個明確解釋———“傳送”確實是漢代的專用詞,是徭役的一種。如《二年律令•徭律》:發(fā)傳送,縣官車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貲)者,以貲共出車牛及益,令其毋訾(貲)者與共出牛食、約、載具。吏及宦皇帝者不與給傳送。事委輸,傳送重車重負日行五十里,空車七十里,徒行八十里。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諸有除者,縣道勿敢徭使。[17]64

從這條簡文可以看出,“傳送”是徭役的一種,除輸送一般錢糧物資外,還包括軍事物資。如里耶秦簡中即有傳送甲兵的記載。因此,見于鳳凰山漢簡中“傳送”一項,顯然將徭役征收的費用標準化,固定化,并納入算賦征收?！敖o轉費”也是鳳凰山漢簡記載算賦的條目。根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轉”者運也,我們認為,所謂“給轉費”,當為提供牲畜及運輸人員吃穿用度以及雇傭車船之費用。這種供給運輸費用的錢,大概也是撥給地方政府使用的。“繕兵”一條,從字面上理解,就是修繕兵器的意思。漢代中央設有武庫,分別在長安和洛陽等地?！稘h書》卷一下《高帝紀下》載:“二月,至長安。

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盵6]64《史記》卷一二六《滑稽列傳》載:“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18]3209可證。漢代地方也設有武庫,如漢武帝時,“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取庫兵,釋死罪……”(《酷吏列傳》)[18]3151漢成帝時,“潁川鐵官徒申徒圣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成帝紀》)[6]314、323。尹灣漢簡《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亦記錄了成帝時期東海郡武庫所藏武器、兵車名目及數量。分為兩部分:一是“乘輿兵車器”,登載了58種軍械,共114693件;二是“庫兵車”,登載了182種軍械,共23753794件[19]。有學者認為“繕兵”一項,究竟是上繳中央還是供地方使用,目前還不清楚。我們認為,這筆賦錢收入還是供地方武庫使用。別的不說,如此龐大的武器數量,對它的看守、維修和保養(yǎng),便需要一筆不小的開支。除了人員的開支外,修繕材料也需要開支,如零件、鑄造設備、原材料等。更重要的是,西漢中前期,郡國有材官、騎士,對他們的培訓、演習,也都要動用武庫裝備,而由此導致的武器損耗和修繕更是不可或缺。所以,“繕兵”的費用也當出自于算賦等稅收。至于“口錢”,我們認為既不是向未成年人征收的人頭稅,也不是簡單意義向成年人征收的人頭稅,而是與“吏奉”、“傳送”、“繕兵”、“給轉費”等條目一樣,有著特定用途,供地方政府使用的費用。也就是說,凡標記條目的賦稅收入都歸地方使用,余下則上繳中央①。

“口錢”既然是支付地方費用,那么它究竟被用于哪項開支?我們認為,它很有可能就是支付地方行政長官的公務費用。根據《史記》卷三2《平準書》記載,漢初高祖曾“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18]1418,可知其“官用”皆取賦于民。作為地方行政長官,除了領取俸祿供給自己外,他們的公務費用當然也不例外,只能是取之于民。從這個意義上說,鳳凰山漢簡所記載的“口錢”很有可能就是這筆費用的來源?？傊?鳳凰山漢簡所列“吏奉”、“傳送”、“給轉費”、“繕兵”和“口錢”等條目皆為供地方使用,各有具體的用途。

三、簡單結語

通過對鳳凰山漢簡所載的“口錢”內涵及其算錢條目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出如下認識:

第一,鳳凰山漢簡所載的“口錢”并不是向未成年人征收的人頭稅。

第二,鳳凰山漢簡所載的“口錢”也不是簡單意義上向成年人征收的人頭稅。

第7篇：史記管晏列傳范文

晏嬰堅辭齊景公與竇玄妻哭吟

《古怨歌》

晏嬰（？―前500年），字平仲，春秋后期齊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歷任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三朝的卿相，輔政長達60余年。晏嬰素以睿智、愛民、清廉尚儉和不辱使命而名標青史?！蛾套哟呵铩酚涊d了晏嬰堅辭齊景公欲嫁女結親的故事――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乃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套颖芟鴮υ唬骸舜藙t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且姣也。且人固以壯托乎老，姣托乎惡;彼嘗托，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托乎？’再拜而辭?！?/p>

齊景公親臨晏嬰之家，推杯換盞間勸晏嬰休棄老丑之妻，迎娶自己的愛女。晏嬰卻絲毫不為之所動，絲毫不掩飾對自己“老且惡”妻子的依戀之情，毫不猶豫地回絕了齊景公欲招其為駙馬的美意。盡管齊景公的女兒還是一位“少且姣”的絕代佳人。

晏嬰為何如此“不識抬舉”？他自有自己的處世哲學：“去老者，為之亂;納少者，為之。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p>

我們無法計數，歷朝歷代有多少人為攀高結貴，夢寐以求，機關算盡，甚至天良泯滅?！端囄念惥?卷三十》記述了竇玄棄妻娶公主的故事：“后漢竇玄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與玄書別曰：‘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已遠，彼日已親。何所告訴，仰呼蒼天。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自去。彼獨何人，而居是處?！边@段發(fā)自內心深處的呼喚，被后世稱之為《古怨歌》。

千百年來，關于晏子使楚、晏子治阿、二桃殺三士等膾炙人口的故事在民間家喻戶曉，相形之下，晏嬰對結發(fā)老妻不離不棄，堅拒娶公主做駙馬的事跡尚未廣為人知。其實，晏嬰不僅是光耀千古的智慧化身，而且是德高行潔的千古楷模，難怪連素以孤高曠達名世的司馬遷都由衷地擲筆喟嘆：“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zhí)鞭，所忻慕焉?！保ā妒酚?管晏列傳》）

宋弘婉辭光武帝與武則天殺人妻

嫁愛女

宋弘（？―40年），字仲子，京兆長安（今陜西西安）人，東漢初年名臣。歷仕西漢哀帝、平帝、新莽、東漢光武帝四朝，哀、平間任侍中，新莽時任共工（官名，即少府），光武朝任太中大夫、大司空，封找睪睿后徙封宣平侯。為官清正剛直，長于識人薦賢，敢于犯顏直諫，頗有廉名政聲。宋弘“糟糠之妻不下堂”的故事傳為千古佳話――

光武帝劉秀的姐姐劉黃，年紀輕輕死了丈夫，決計梅開二度，再覓一位如意郎君。劉秀讓姐姐自己在朝臣中挑選意中人，劉黃將滿朝文武大臣過了篩子又過羅，篩了一遍又一遍，挑來選去，瞄準了宋弘。

宋弘緣何被湖陽公主劉黃拋出的繡球砸中？一是宋弘生得身材頎長，體態(tài)健美，高大威武，相貌堂堂，頗具男性魅力。二是宋弘在朝中為官，公正廉明，恪盡職守，嫉惡如仇，上得君心，下接地氣，頗有人望。三是宋弘歷仕四朝，都官居顯位，閱歷豐富，頗具傳奇色彩。新莽之時，赤眉軍侵入長安，強征宋弘入仕，宋弘不得已，只好虛與委蛇，被人押著前去就職，行至渭橋，乘人不備，從橋上縱身自投于水，家人潛入河中將他救出，因佯死而獲免。

難怪湖陽公主劉黃情有獨鐘：“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p>

劉秀對姐姐的慧眼獨具大加贊嘆。

于是，劉秀借故召見宋弘，為姐姐做媒。作為劉黃的胞弟，劉秀自然打心眼里愿意促成這樁美好姻緣。大概是劉秀怕自己竭力攛掇玉成的苦心不被姐姐理解，就索性來了個現場直播――安排姐姐躲在屏風后面聽自己和宋弘的對話。

據《后漢書?宋弘傳》：“（帝）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垲欀^主曰：‘事不諧矣?！?/p>

由于宋弘向劉秀直言要與“糟糠之妻”白首偕老，湖陽公主劉黃便放棄了嫁給意中人宋弘的努力，奏請皇帝準其守節(jié)修真，她守真全節(jié)的故地煉真宮至今遺跡尚存。

這個故事中的三方當事人都可圈可點。

宋弘立場堅定，態(tài)度分明，不攀公主高枝，不棄老丑之妻，特別是面對當朝皇帝親自做媒，仍然不氣餒，不妥協，誓將捍衛(wèi)老丑之妻合法地位的行動進行到底，一句“糟糠之妻不下堂”回響千古。其情其行足以千秋旌表。

湖陽公主劉黃，雖有包庇自家殺人惡奴的前愆為人們所詬病，但在此次感情糾葛的處理上堪稱寬宏大量，從容泰然，拿得起，放得下，進退適度。倘或她死死盯住宋弘不放，達不到目的就一哭二鬧三上吊，宋弘的態(tài)度還能否那么堅定果斷，劉秀做媒還能否那么溫文爾雅，這個故事的結局會是什么樣子，恐怕還都是一個懸念。

劉秀對姐姐尋覓如意郎君，不?；实鄣摹按笈啤保粊y點鴛鴦譜，放手讓姐姐去“自由戀愛”;待姐姐從群臣中選定宋弘以后，不武斷地對宋弘搞“賜婚”，而是以平等的身份去征詢宋弘的意見;在征詢意見的過程中，不擺出至高無上的架勢去以勢壓人，不明言姐姐擇婿欲嫁以避免意外尷尬，而是假借討論諺語“貴易交，富易妻”，通過聆聽弦外之音來判明態(tài)度，宋弘一句“糟糠之妻不下堂”，劉秀立即向著屏風后面的姐姐喊一聲：“事情辦不成了，另作他圖吧！”給這樁公主再嫁案果斷地畫上了句號。

歷朝歷代，公主硬生生擠走原配夫人，堂而皇之地登上正妻之位者屢見不鮮。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為了將自己的妹妹威武長公主下嫁給左將軍南郡公李蓋，便下令李蓋休掉自己的原配與氏;做得更絕的是武則天，她為了讓女兒太平公主下嫁武攸暨，竟殘忍地殺了武攸暨的妻子。相形之下，劉秀在湖陽公主欲嫁宋弘問題上的所作所為，委實令人贊嘆不已。

尉遲恭謝辭唐太宗與王獻之休妻

娶公主

尉遲恭（585―658年），字敬德，朔州平魯人，唐朝名將，由于在玄武門中與長孫無忌功勞并列第一，在李世民即皇帝位后，拜右武侯大將軍，封吳國公（后改封鄂國公），是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貞觀三年（629年）后離開京城出任地方官，歷任襄州都督、同州都督、宣州刺史、~州都督、夏州都督等職，開府儀同三司。

尉遲恭早年做過鐵匠，在隋末群雄競起的紛亂歲月投身行伍，武藝高強，勇冠三軍，縱橫疆場，威震四方，以純樸忠厚聞名遐邇。原本屬于與李唐王朝敵對的劉武周營壘，于武德三年（620年），背劉歸唐。歸唐后的尉遲恭深受李世民的信賴，素被委以重任，南征北戰(zhàn)，屢立戰(zhàn)功。尉遲恭有一個“絕活兒”――屢屢單槍匹馬龍卷風般突入敵陣且來去自如，他曾數次親冒矢石殺入重圍，于萬分危急之中救出李世民的性命，挽狂瀾于既倒。

特別是在玄武門中，尉遲恭從始至終是的靈魂人物。發(fā)起之前，尉遲恭與長孫無忌力促猶豫不決的李世民痛下決心，率先發(fā)難。之中，尉遲恭親手射殺李元吉，在生死關頭救了李世民的命;敦請高祖李淵下令，命令諸路兵馬皆歸秦王統(tǒng)一指揮;東宮、齊王府兩千多精兵潮水般涌來，猛攻玄武門之際，危急時刻，又是尉遲恭躍馬趕到，持李建成、李元吉首級示眾，攻打宣武門的兵勇見到兩人首級知大勢已去，遂作鳥獸散，宮廷內外才漸趨安定。之后，尉遲恭勸說李世民，在誅殺李建成、李元吉兩元兇之后，不搞株連，對其黨羽網開一面，釋而不殺，這一舉措迅速緩和了內部矛盾，同時還為唐王朝保留了魏徵那樣的大批精英人才。

在一定意義上可以這樣說：沒有尉遲恭，就沒有李世民人才濟濟的精英團隊，沒有李世民取代李建成登上皇位，也沒有后來的大唐盛世。

由于尉遲恭的豐功偉績特別是對李世民的救命之恩，李世民從來不吝嗇對尉遲恭的賞賜，金錢、官位、宅第、榮譽等等，該賞的都賞過了，李世民仍覺心存虧欠，意猶未盡。于是，在貞觀十三年（639年），決定將女兒嫁給尉遲恭。

據《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五唐紀十一》：“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愿也。’上乃止?！?/p>

李世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面對如此求之不得的超級“恩典”，尉遲恭竟來了個領情不領賞：叩頭稱謝，然后一句“此非臣所愿也”一推六二五。轉念一想，此時的尉遲恭已54歲了，與結發(fā)老妻已共同生活30多個春秋，款款深情，實屬可貴，也只好作罷。

尉遲恭應當為自己的命運感到慶幸，他遇到了還算開明的李世民，使得自己“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夙愿僥幸得以實現。相形之下，東晉大書法家王獻之就沒有那么幸運了。

第8篇：史記管晏列傳范文

關鍵詞：大學德育；知行相悖；知行合一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2177（2017）05-0048-04

Abstract：Thecontradictionbetweenknowledgeandpracticeinthecontemporaryuniversitystudents'moralidentityisbecomingmoreandmoreprominent，andinthethinking，thecontentandideaofmoraleducationareaccepted，buttheattitudeofpracticalandutilitariansupremacyinthepracticalactionisnotevenmoreseriousthanthephenomenonofmoraleducation.Basedontheanalysisoftheconcepts，characteristicsandfunctionsofuniversitymoraleducation，thispaperanalyzesthecontradictorymanifestationsandcausesofknowledgeandbehaviorinthecontemporarycollegestudents'moralidentity，andputsforwardsomethoughtsonhowtosolvethecontradictorytrendofknowledgeandbehaviorinuniversitymoraleducation.

Keywords：collegemoraleducation；Theknowledgeandthelinearecontradictory；Unityofknowledgeandwork

黨的十報告指出，要“把立德樹人作為大學教育的根本任務”，大學德育承擔著提高大學生思想素質和道德修養(yǎng)的重任，是大學完成“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重要途徑和基本保證。要深刻理解并踐行大學德育的新內涵，破除大學德育中知行相悖的矛盾，我們的首要任務便是理清大學德育的內涵與外延，分析理念層面的大學德育與實踐層面的大學德育的矛盾性原因，闡述實用、功利主義至上的危害，并提出適應時展的大學德育理念。

1大學德育的概念、特性及功能

1.1何謂大學德育？

“德”有智慧、正義、熱情愛智之意；有誠實、謙和、有禮節(jié)之涵，有崇高遠大的理想人格之本性，亦有從基礎做起的細微道德之方。

“育”從甲骨文的字形來看，原意是指婦女生育孩子，本意是指孕育、養(yǎng)育，是一種由內向外的過程。

“德”與“育”同時而語，則我們可理解為智慧正義的個體，從細微做起發(fā)自內心的追求實現崇高理想遠大人格的過程。

就概念而言，德育是道德教育的簡稱，是對個體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質的教育。在全面發(fā)展的教育中，對其他各育起著靈魂導向的作用，是實現全面發(fā)展教育目的的根本保證。

大學德育是在德育內涵基礎上的細化，是德育的分支，故而實現全面發(fā)展教育目的的根本保證對大學德育同樣適用，大學德育的首要功能依舊是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只是此時的“人”已然細化為“大學生”[1]。大學德育的本質內涵是“先進性”，即大學德育向大學生所傳遞的內容要適應當前社會需要，核心問題是“堅持什么方向”，即“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為誰培養(yǎng)人”。由此，我們可將大學德育理解為一門促進大學生全面發(fā)展，追求崇高理想實現遠大人格的科學。對于大學德育，我們可作出如下定義：大學德育是高校依據社會有關思想政治、道德品質的要求，對大學生施加系統(tǒng)影響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教育，本質上具有學科知識所沒有的情感性、情景性和踐行性。

1.2大學德育的特性

方向性、現代性、科學性、適應性、整體性是大學德育的五大特性。

大學德育的方向性是指大學德育要堅持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原則，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引導學生掌握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學生，從方向上為大學德育內容的現代性、科學性、適應性和整體性提供根本保證。

大學德育的現代性是教育現代化背景下德育實踐過程中對傳統(tǒng)德育的思辨，是一種批判的進步。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倡導以人為本，因而人是實現大學德育現代性的核心。德育的現代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創(chuàng)新，二是對外來文化的兼容并包。實踐表明，不同文明之間的碰撞與融合，是各種文明自我完善、自我發(fā)展、永葆活力的力量源泉。在批判的基礎上，大膽吸收異域文明的優(yōu)秀成果為我所用，建立與時俱進的德育理念是現代德育的必然要求。大學德育現代性的根本問題是促進大學生的全面發(fā)展。追求大學德育的現代性并不意味著對傳統(tǒng)德育的徹底否定，他是基于中華傳統(tǒng)文化基礎上的一種“揚棄”的過程，不能也不會脫離我們當下的社會現實，否則將會走上道路?？茖W性是大學德育現代性的根本保證[2]。大學德育是一門科學，涉及到教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諸多學科和相關領域，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和必須遵循的客觀規(guī)律，拒絕盲目性和隨意性，這是大學德育為社會所接受的前提，也是大學德育現代性的根本保證。大學德育的適應性分為社會適應性和個體適應性兩個方面。社會適應性首先是指大學德育要適應社會意識形態(tài)、主流思想、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發(fā)展變化的要求。其次是指大學德育要面向社會實際生活，培養(yǎng)大學生的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敏感性。第三是指大學德育要具備前瞻性發(fā)展眼光，能夠準確的預測社會發(fā)展趨勢，并以此為基礎培養(yǎng)大學生的道德選擇能力，幫助大學生形成一些未來生活必備的新的觀念和行為方式。個體適應性是指大學德育應該尊重大學生個體發(fā)展的需要、動機，適應大學生個體身心發(fā)展規(guī)律，將大學德育內容以大學生所喜聞樂見的形式潛移默化的傳遞給大學生，達到在道德主體多元化背景下追求德育效果個性化的目標，實現大學德育的最終目的，使大學生由意識層面的道德認同向行為層面的道德實踐轉化。整體性是大學德育的另一大特性。從宏觀上分析，德育包括社會德育、學校德育、家庭德育等眾多子系統(tǒng)，學校德育是德育系統(tǒng)的一部分，大學德育更是學校德育組成部分中的一個支點，單靠大學德育無法達到德育的終極目標，在大德育環(huán)境下，大學德育需要與社會德育、家庭德育有機銜接，形成合力，最終使大學德育達到最佳效果。大學德育的科學性主要體現在大學德育的目標、內容、途徑、方法和手段等要素上。既要體現以大學生為本，著眼于大學生的全面發(fā)展，貼近大學生的實際生活，又要體現提升大學生實際生活水平；大學德育方法和手段要以大學生的身心發(fā)展特點為前提，制定形式多樣的大學德育活動，以科學的方式呈現于大學生的視野中，潛移默化的影響大學生的德育行為[3]。

大學德育的方向性、先進性、科學性、適應性、整體性這五大特性，相互促進，協調發(fā)展，構成了大學德育現代性的科學內涵。

1.3大學德育的功能

德育之聲，尤其是中國高校大學德育之聲，從未在人們耳畔沉寂。大學德育的功能主要表現在：滿足大學生的德育需求并啟發(fā)大學生道德覺醒，規(guī)范大學生道德實踐，引導大學生道德成長，培養(yǎng)其健全人格，提升其價值認識，完善其社會理念。

在人們道德價值觀念日趨多樣化的社會改革和轉型的當代社會，社會道德標準的失范和無序使人們陷入了各種利益和道德的沖突中，面對各種社會思想潮流的沖擊，大學德育既不能走一元社會強制灌輸的老路，亦不能走放任自流的新路，否則將導致道德虛無主義。

2大學生德育認同中知行相悖矛盾性、原因及危害分析

2.1知行相悖的矛盾性——觀念上認同，行為上實用功利至上

大學生在接受大學德育的時候，首先是從思想上對大學德育內容進行了理性分析，擇其善者而從之?？傮w而言，當代大學生對大學德育的內容與理念是呈肯定態(tài)度的。且大學德育的主要功能在于滿足大學生的德育需求，啟發(fā)大學生道德覺醒，規(guī)范大學生道德實踐，引導大學生道德成長，培養(yǎng)其健全人格，提升其價值認識，完善其社會理念，最終達到對大學德育內容的認同。盡管觀念上的認同與行動上的實用至上是相悖的，但不少大學生依舊持有并踐行這種本質上是實用主義和個人功利主義至上的矛盾的德育價值觀[4]。

2.2大學生在德育認同中知行相悖的主要原因

常言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概而言之，大學德育當前所處的尷尬境地，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是大學德育內容的滯后性。大學德育內容教條化，導致了大學德育要求與社會實踐相背離，大學內，教育觀念潛移默化的從本質上影響學生如何做人，社會上種種現實又讓大學生們以“各人自掃門前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而替代了潛意識中的大學德育理念，這便進一步使得大學德育效果大打折扣，引發(fā)了具備較高認知能力的大學生對大學德育理論正確性與合理性的質疑。

其次，有待商榷的大學德育方式更是造成大學生德育行為中知行相悖矛盾性的因素之一[5]。大學德育存在著專門化和知識化傾向，說教、灌輸式的教學成為知識化德育課程最簡便易行的方式和手段。大學德育過度依賴或注重于說教、灌輸式的德育方式或手段，教師往往會把社會規(guī)范所要求的一套固定的品德用說教、灌輸等方法傳授給學生，造成大學德育方式與大學生的自我實踐、自我教育嚴重脫節(jié)，在價值觀念上極易使大學生產生功利化、庸俗化傾向。

然后，受到了大學生身心特點的影響。我國大學生多處于青年中期（18-24歲）這一年齡階段。在這個階段，個體的生理發(fā)展已接近完成，已具備了成年人的體格及種種生理機能，但其心理發(fā)展尚未成熟[6]。這一身心特點決定了大學生的“三觀”并未真正定性，人格也處于形成中，面對社會沖突及生活事件，需要做出價值倫理判斷時往往會搖擺不定，從而為他們在大學德育認同上的知行相悖提供了培養(yǎng)基。

再有，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缺失是大學德育知行相悖的文化因素。大學德育思想追根溯源，是對中華傳統(tǒng)儒家文化的繼承與發(fā)揚，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深化[7]，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外來侵入文化并存，文化市場上的良莠不齊，影響著大學生的德育觀念與德育實踐，尤其是實用功利主義文化的入侵，這無疑大大削弱了大學生對傳統(tǒng)文化的理解與認同。

3如何解決大學德育知行相悖的矛盾性，走向知行合一

大學德育的最終目的就是讓大學生成為真正的“人”，這個“人”不單是指一般的社會公民，更是指具備理性思維能力健全人格的優(yōu)秀人才。對此，我們可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優(yōu)化大學德育效果。

3.1改進德育內容，創(chuàng)新德育形式

首先，大學德育內容要防止假大空，做到真善美。所謂真。就是要說實話，隨著現代傳媒技術的普及，大學生信息渠道多樣化，“唯師論”的時代已被“唯實論”所替代，與其照本宣科的談大學德育，倒不如與大學生一起討論當前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尤其是負面問題，使大學德育回歸大學生實際生活，讓學生學會運用理性的思維辯證的分析問題，透過現象看本質。所謂善，就是要以愛心來關注學生，關注學生實際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引導他們正確的處理[8]。所謂美，就是以高尚的情操影響學生，以“潤物細無聲”的理念從潛意識中教化學生。其次，要避免德育形式單一化，避免照本宣科的說教，讓德育回歸實踐，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有目的的開展多樣化的德育教育活動，優(yōu)化大學德育效果。

3.2調動一切力量，著力解決大學生切身問題

如果大學德育游離于大學生的實際生活世界，其理念必將空洞無用，內容必將過于空泛，鑒于此大學德育應該以人為本?！妒酚洝す荜塘袀鳌吩啤皞}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辗旱拇髮W德育必不為大學生們所認可，大學生是優(yōu)秀的社會主義建設者，若根據大學生身心發(fā)展特點，調動一切可調動之力，著力解決大學生們所關注的問題，大學德育效果則會事半功倍[9]。

3.3弘揚傳統(tǒng)文化，健全法制體系，優(yōu)化社會環(huán)境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各種社會矛盾較為突出，大學德育卓有成效的運行需要一個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健全的法制體系是社會穩(wěn)定的必要保證。追根溯源，德育的本質是對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傳承與發(fā)展，弘揚傳統(tǒng)文化，在渾厚的中華文明根基的基礎上及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大背景下，為德育效果的最優(yōu)化提供內在文化與外在環(huán)境支持。

《論語·衛(wèi)靈公》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當今中國正處于從傳統(tǒng)道德向現代道德的轉型期，新舊道德交織在一起[10]，德育中“知行相悖的矛盾性”現象較為突出，“不修德，不講學，不徙義，不善不改”的現象較為普遍，對此，將大學德育內容與理念切實落實到完善大學生人格修養(yǎng)自我提升的基礎上，是當代大學德育的目標之一。

參考文獻 

[1]陳垠亭.大學德育現代性的科學內涵[J]中國高等教育，2014，（11）：16-18. 

[2]梁彥超.以德主教：儒家德育思想之內涵與當代價值[J].黑龍江高教研究，2015，（4）：112-115. 

[3]高竟玉.大學德育的落差困境及理性反思[J].教育與職業(yè)，2015，（22）：56-58. 

[4]邱艷萍.知行相悖：當代大學生德育認同中的矛盾性[J].繼續(xù)教育研究，2015，（8）：93-96. 

[5]廖芳玲，王學川.大學德育功利化的危害和根源[J].湘潭大學學報，2010，（11）：72-73. 

[6]李許峰.大學生德育實效性問題研究[D].廣西師范大學，2016. 

[7]何俊.中華文化認同視野下的高職大學生德育教育路徑探索[J].保險職業(yè)學院學報，2015，（06）：71-74. 

[8]德育要基于大學生的認同與人際溝通[J].中國高等教育，2009，（20）：63. 

[9]王宇航.基于大學生認同與人際溝通的德育工作[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04）：113-115.